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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冰点”:凝固无声之痛
作者:USMedEdu
发表时间:2009-04-27
更新时间:2009-04-27
浏览:86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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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冰点”:凝固无声之痛



                       中国青年报记者:王波

过去的一年多,摄影师刘浚致力于拍摄中国聋哑儿童的生活。他的镜头里,记录了上百名聋儿的生存状态。

这个28岁的年轻人,被父母责怪为没有一份“正经工作”,也没有稳定收入。唯一能表明他身份的,是名片上印着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官方合作摄影师”。

3月26日,T42次列车缓缓驶出北京西站。刘浚要赶去陕西“还债”。“债”是去年11月欠下的。几位西安网友给他发来一些聋哑学生的信息,并邀请他前去拍摄。但那恰好是他最穷的时候,“钱包里只有30块钱”,买不起一张到西安的火车票。他只好告诉网友,“眼下很忙,等等再说”。

实际上,刘浚转身便去挣钱攒路费了。

一个家庭有多脆弱

在火车上安顿好,刘浚从马甲兜里掏出网友提供的失聪学生名单。这些学生大都就读于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红太阳学校。

只是他还未来得及看名单,手机已收到短信息。发信息的人是西安美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的一名毕业生,邀请他去拍摄那里的失聪大学生。

“跟他们交流时,尽量要说这个,不要直接说‘聋哑’俩字,不然他们可能会介意。”小伙子一脸严肃地指着“失聪”两个字,提醒记者。

经过19个小时奔波,刘浚冒雨赶到了红太阳学校。校园不大,200多名健全学生和34名失聪孩子同处一个院子学习和生活。

刘浚扔下行李,拿起相机,抓了一把糖果塞进马甲兜里,便直奔二楼的聋儿教室而去。眼前的学生,最小的6岁,最大的19岁,都趴在油漆斑驳的课桌上,挤在两个相互连着的小教室里。

“我可以拍照吗?”他压低声音问正在上课的女教师高亚兰。

“什么?你大声说,他们听不到,不会受影响。”高亚兰提醒道。

近4个月没有直接和聋哑人打交道,经高亚兰一提醒,刘浚忍不住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他习惯性地把目光转向孩子们的耳朵,发现“竟然没有一个戴助听器的”。

“拍了那么多聋儿,这是我见到的最惨的!”在拍照的间隙,他一遍遍向身旁的网友感叹道。

后来到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时,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小伙儿首先看的,还是学生们的耳朵。他发现全院90个学生,只有一个做了人工耳蜗(一种能使全聋患者恢复听觉的医学装置)手术。

做一个这样的手术,大约需要20万元左右,那大概是他肩上背的摄影器材的价格。

这是刘浚第一次到西部拍摄,像这样一次次令他震惊的状况,一直伴随他的整个拍摄过程。

名单上第一个名字是“雷海珍”。不过,13岁的小女孩几天前患上感冒,已被母亲领回武功县薛固乡下雷村的家里,一直在打吊瓶。

刘浚约上高亚兰,租车赶到雷家。刚刚病愈的雷海珍正在纺线。卧室又暗又小,土炕前勉强能摆下一架纺车。十几个纺锤上的红线与白线,是她和妈妈轮流纺出来的。雷海珍用手语告诉老师,这是在给姐姐织嫁妆。

小海珍身上的衣服,全是网友捐的。透过鞋尖已经开裂的运动鞋,能够看见白色的袜子。见有陌生人来,她用力把脚趾往里面缩,想不让袜子露出来,同时把红肿的双手紧紧插在衣兜里。

不过,看到老师让她很高兴,脸上便挂着笑容。这表情像是“傻笑”,高亚兰很熟悉。2007年春天,雷海珍来学校报名,高亚兰第一次见到她时,这个女孩就是冲老师傻笑了一下。那时,雷海珍穿着已经发白的红色外套和蓝色牛仔裤,脚上的运动鞋也开胶了。

那年海珍11岁了,才开始上一年级。高亚兰带她去和班里同学见面时,雷海珍也是朝大家咧嘴笑了一下,然后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从粉红色的旧书包里,掏出一个本子和半截铅笔。除此之外,她再无其他文具。

如今雷海珍也是傻笑着,到门口迎接老师和客人。她身后的门洞上,垂挂着塑料和旧布条,下面依次摆着一个陶缸、几个大小不一的铝盆和塑料盆。屋檐上的雨水沿着塑料和旧布条,有一滴没一滴地滴着。陶缸里略显浑浊的水中,能看见一些小虫子在蠕动。

雷海珍的妈妈解释说,这雨水要用来洗菜和洗手洗脚。自家井上的水泵坏了很长时间了,没钱买新的,吃水只好从邻居的井里提。这赶上雨天,接点雨水,少从邻居那里提点水,也就少讨人嫌。

由于家里欠人家4000块钱,雷海珍的爸爸已在十几天前出去躲债了。在孩子们上学需要用钱时,这个男人常常会“失踪”。门楣上贴的一小张红色剪纸,在微微颤动。她家过年没钱买对联,就贴了这剪纸。

在邻居眼里,这个家现在已经不像个家了。从他们七嘴八舌的介绍中,刘浚得知,雷海珍的爸爸是当地技术最好的电焊工之一,脑子挺灵。1988年,雷海珍的姐姐出生。3年后,雷家盼来了一个儿子,却发现是先天性残疾。1996年,在雷海珍出生前,家人都希望生下的是个健康的儿子。

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很严,为避免被工作队的人发现,刚生下的女孩儿被整天捂在炕上。悲剧最终在雷海珍7个月大的时候发生。她的耳朵开始流脓流血,她妈妈向婆婆要钱给孩子看病,却遭到了失望老人的拒绝。几经拖延,雷海珍最终失聪。

不仅如此,这个不怎么受家人待见的小女儿,也没有给上户口。一岁半时,她被送给甘肃的一户人家。几十天后,对方发现孩子对声音没反应,就又送了回来。

刘浚试图问雷海珍一些问题,但因为她所学的手语有限,小姑娘只能表现出一脸茫然,紧张地靠在墙上,用手不断抠墙上的小孔。

在她哥哥看来,正是自己的残疾和妹妹的聋哑,使得“整个家庭的幸福和信心,都在瞬间破碎了”。

“我爸爸对我们这个家没有信心了,没负起责任。”18岁的小伙子说道。他的神情有些忧郁,甚至带着一丝冷漠。

他成绩优异,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妹妹这些年的遭遇,他很清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妹妹过上好日子!”在与刘浚道别时,他郑重地说了这句话。

一张“全家福”有多难

这样的话,刘浚已经听了不下百次。

2008年9月,他到深圳拍摄一个聋儿。孩子的爸爸和爷爷,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身家以亿计。一下飞机,刘浚便被一辆奔驰车接到了别墅里。当晚,平时不怎么沾酒的老爷子多喝了几杯,之后跟这个年轻人几乎倒了一晚上苦水。

老爷子当初立下规矩,如果儿媳能生个孙子,便大加奖励。最终孙子生了,却发现先天失聪,“一家人的心顿时一紧”。

“只要能把孙子的耳朵治好,花多少钱都行。”老爷子几乎逢人便是这句话。他花钱为孙子做了耳蜗手术,把孩子送到香港最好的语训学校,家里还专门请了一个语训老师。在老爷子看来,只有这样把钱花到了,心里才稍微觉得安慰。

有一天,孙子终于开口喊了声“爷爷”,尽管听上去有些大舌头的感觉,但这让老爷子高兴了好几天。

“你知道吗,叫这一声‘爷爷’,花了四五万块钱。”老爷子告诉刘浚。但他转瞬又强调:“如果孙子正常,我宁愿住筒子楼!”

花钱买安慰这样的事情,对武功县彭家底村的彭永发来说,实在太过奢侈了。这个66岁的乡村医生,是名单上的学生彭仪的爷爷。随着两个聋哑儿子的出生,他的幸福生活似乎也突然消失了。

好在老人名声不错,两个儿子最终都娶妻生子。但老人心里的那根“弦”从没敢松,直到大儿子生下一对健康的孩子,他终于喘了一口气。

但这口气并没喘太久。2003年10月,小孙女彭仪出生,孩子像她妈妈一样,仅仅残存一点听力。不仅如此,在发现女儿也聋哑之后,彭仪的妈妈丢下女儿和丈夫,在2005年春节离家出走。

找回妻子,成了彭仪的爸爸这些年唯一做的事。“这4年多,他一直在外面,有时候一年回家一次,有时候整年不归。”彭永发苦笑着告诉刘浚。

每当彭仪问起妈妈怎么还不回来,老人一如既往地告诉孩子“妈妈在外面打工忙”。须发花白的老人,不得不亲自将年幼的彭仪拉扯大。而彭仪叫得最清晰的,也是“爷爷”这个称呼。

作为医生,老人原本不信神信鬼。但在孙女出生后,有人说是彭家的祖坟埋得不好。这个一度只信科学的老人,第一次动了自家祖坟。他甚至还请来巫婆作法。

“没有办法,就当是为娃们积德积福吧。”老人摸着彭仪的头,无奈地说。

2008年6月,刘浚在安徽农村时,也有聋儿的爷爷拉着他哭诉:“我们家祖上八辈都是贫农,没有为富不仁,没干什么不积德的事啊!”

27岁的刘珍从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后,临时留校工作。她至今还记得24年前自己因注射青霉素过量而失聪时,妈妈带着自己四处求医的情景。“那时我妈妈非常痛苦,差点不想活了。”她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道。

刘珍聪明漂亮,2008年曾参加残奥会开幕式表演。在学院里,她是学生们的老师和“青春榜样”。正是父母的苦苦支撑,才使得她一步步完成了大学教育。

到聋儿家拍照时,刘浚无一例外会给每家都拍一张全家福。

这个习惯来自他在吉林白城的一次经历。那个聋儿家庭,装不起防冻玻璃,虽是中午,但家里的墙壁上凝着霜,窗台上结着冰。家里两个孩子唯一可玩的东西,是一副扑克牌。哥哥站在炕上一把将牌在空中撒开,口中喊“下雪了”,失聪的弟弟则从地上把牌一张张拾起来,交给哥哥。他们一遍遍地重复玩这个游戏。

刘浚在一旁拍下这个场面后,孩子的父亲开口了。他请刘浚给他们拍张全家福,理由很简单——“等我死了,孩子看到照片,还知道我长什么样。”

拍完这张全家福,刘浚说,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聋儿幸福不幸福,首先在于全家人怎样呵护。”

如今,他有了更鲜活的解释:“你看看刘珍,如果不是她爸妈和家人一心想救她,她绝对没有今天。”

当然,他更忘不了的是在北京聋校昌平分校看到的一幕。时值新年,学校给孩子们分蛋糕吃。蛋糕刚刚切好,有个孩子便冲过来抢了最大的一块,扭头便走。

“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自私!”刘浚心想。但后来他发现,抢到蛋糕的孩子,自己并没有吃,而是径直拿着蛋糕到了另一间教室,找到了另一个孩子。

刘浚记住了这个“自私”的孩子,并和在聋校附近租住的聋儿家长们聊起这事。有家长告诉他,那两个孩子是兄弟俩,都是聋儿。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只能给一个孩子做耳蜗手术,另一个戴助听器。父母原本决定让兄弟俩抓阄,但哥哥知道后,把做耳蜗手术的机会留给了弟弟。那个抢蛋糕的孩子正是弟弟,他要把好东西给他哥哥。

只是,这次在陕西拍的这两张“全家福”,让刘浚觉得不是滋味。在照片里,6岁的彭仪看不到她的父母,13岁的雷海珍也找不到她爸爸的影子。

一道鸿沟有多深

在雷海珍需要用钱上学时,她的爸爸总会习惯性地“消失”,待孩子在学校安顿好之后,他就会回到家中。这让学校的老师们对小姑娘的未来,“心里没一点儿底”。

“谁也说不准,她的书还能读多久。”高亚兰告诉刘浚,就在2008年,还没上完一年级的雷海珍曾一度失学。

2008年4月,雷家准备盖新房子,雷海珍的姐姐把自己在广东打工攒下的9000元钱寄回家。她妈妈刚从银行取出钱,便被人在大街上抢了,新房子于是泡汤。

一个月后的一个星期三,雷海珍在教室里收拾起了书包。“要去哪里?”同学们问她。“和妈妈一块回家。”她笑着比画道。

她回家后才知道,妈妈要带她去内蒙古帮人摘枸杞子。在内蒙古时,小姑娘常常在地头躺着就睡着了。后来妈妈告诉她,摘这些红红的东西能挣钱回家读书,她便来了劲头。偶尔在半夜醒来,她会跟妈妈比画说,想回去上学。

每天从早上5点摘到晚上9点,母女俩最多能摘60斤,一斤6角钱。前后50天,她们挣了1700多块钱。

雷海珍吃饭时,每咽一口,喉咙会发出一种像是被卡住了似的“嗯嗯”声。一开始,听到这声音,高亚兰觉得难受,吃饭时会刻意离她远一点。但雷海珍突然退学,没了那种“嗯嗯”声,高亚兰反倒不习惯了。

今年春节后,在网友的帮助下,雷海珍重回学校,这让高亚兰喜出望外。还是那个穿着发白的红色外套和蓝色牛仔裤的雷海珍,傻笑着和大家打了招呼。然后从一个白色的方便袋里,拿出她所有一年级和二年级的书,还有她曾用过的本子和半截铅笔。

她尽力想用手语向老师叙述她过去一年的生活,但怎么也比画不出来。不过高亚兰注意到:“她回来上学时,脸比以前更红,手也比以前更粗糙了。”

“你看她的手,完全不像是一个13岁孩子的手。”刘浚说道。他刚给雷海珍的手和冻伤的脸拍完特写。

辍学期间,雷海珍曾叫开学校大门,到教室里转了一圈,然后把两只手插在上衣兜里,低着头走回家。在哥哥的记忆里,她不开心的时候,常常喜欢这样低头走路。

重返校园后,小姑娘告诉高亚兰,她将来想当老师,因为当老师可以给同学上课,可以和同学玩,可以留在学校。

然而平时下课后,雷海珍却常常独自坐在教室里看书,或是站在二楼窗前,看楼下院子里的健全孩子们玩耍追逐。

聋哑学生喜欢远远地看健全同学做游戏,他们相互打着手语,对游戏发表议论。偶尔有胆子大一点的,会靠近些,但并没有机会加入。

在一旁看着这场面的史校长,进退两难。红太阳是一家原本只招健全学生的寄宿制私立学校,学生大部分是留守儿童,2003年才开始招收聋哑学生。史校长希望两类学生之间可以多一些交流,“毕竟聋哑孩子长大后,还是要接触社会上的健全人”。

但今年春节过后,学校的健全学生一下少了四五十人。家长告诉史校长,他们发现孩子回家跟人说话时,像聋哑孩子一样边说边比画,他们担心,孩子会被聋哑孩子影响得不会说话了,于是选择转学。

这让刘浚想起,离开北京前在地铁里的一次经历。当时有三男两女在打手语,聋哑人进行手语交流时,往往显得表情夸张而情绪激动,这让周围的人都转过来看他们。有个小孩跟妈妈说“真有意思”,便跟着学。妈妈拍了孩子一下,厉声说:“别学这个!”然后狠狠瞪了一眼那5个聋哑人。

刘浚上前和他们交流,得知他们是北京聋校昌平分校的学生。

“我们是两个群体,不可能交健全的朋友。”下地铁前,学生在刘浚的本子上写道。

在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为了促进相互交流,聋哑学生的宿舍和健全学生的宿舍被安排在一起。“我们有时候也跟他们交流,比如踢球,但是很少。”23岁的杨峰还没在纸上写完这句话,围观的同学几乎同时都点了点头。

他们喜欢足球,但跟他们提到“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句著名的解说词时,他们摇了摇头。他们曾与我们同时观看电视屏幕,但他们永远无法体会这句话诞生时的声嘶力竭。

作为学院里唯一一个做耳蜗手术的聋哑学生,小李原本是大家羡慕的对象。但一出校门,他很少戴耳蜗。因为在公交车上,常常有人看到这个不大像耳机的东西,好奇地问他戴的是什么。

“这样就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聋人了。”17岁的男孩试着说了好几遍,但刘浚还是没听明白,他只好在纸上写下来。

大多数时候,这些聋哑学生还是乐意跟本院同学一起玩。女生们喜欢在一起追捧韩国帅哥明星,男生们则聚在一起在网上看成龙的动作电影,看足球比赛。为了争论曼联队和利物浦队谁是英超最牛的球队,他们会把一枝笔夺来夺去,把记者面前的一张A4纸写得密密麻麻。

同样也是在一张A4纸上,记者问雷海珍:“你几岁了?”

“13。”她写道。

“在哪里上学?”

小姑娘看着纸上的字,摇了摇头。她看了看妈妈,试图寻求帮助,但妈妈不会手语,只是重复地大声对她喊道:“你在哪儿上学?”

她认真地一遍遍看妈妈的口型,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咬着手指头,有些难为情地笑了。我们的交流,也只能到此结束。雷海珍低头去逗脚边一黑一白两只小狗。她妈妈说,这是她最开心的时候。

帮妈妈做完家务后,她喜欢到巷道和村头走走。除了同村另一个聋哑女孩,她很少跟其他孩子一起玩,见到邻居,也只是点点头。

一个“喜喜”字有多辛苦

“现在我算知道聋儿家庭能惨到什么地步了。”在雷海珍家进进出出拍照时,刘浚一再重复这句话。

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像他这样直面这种惨状。这一点,他很清楚。

在刘浚从事摄影的第10个年头,他准备拍点有意义的东西时,一个做公益事业的朋友告诉他,“据2006年不完全统计,在全国的8000多万残疾人中,聋哑人有2000多万,其中5%左右是先天性残疾,7岁以下的聋儿达80万”。他被这组数据震惊了,于是开始拍摄聋儿群体。

他原本在一家文物研究院上班,每天的任务是为文物拍照,突然间却三天两头到中国聋儿康复中心、同仁医院跟一些聋儿家庭接触。

2008年春节一上班,领导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老老实实在研究院待着,要么辞职。他选择了后者。与此同时,在银行工作的女友提出分手,并丢给他一句话,“整天到处瞎跑,不正经工作不正经生活”。

2008年4月,在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等有关机构支持下,刘浚的摄影展“天爱——关注失聪儿童”得以举办。事后,他到北京一所高校办了第一次讲座,在该校第二大的电教室里,只分散坐着6个听众。而为联系这事儿跑前跑后的志愿者,就有7个。

“当时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做的事情特有意义,但那会儿发现,不过如此。”刘浚一边说,一边把因为摇头叹息而下滑的眼镜,扶回到原来的位置。

尽管这样,当晚他还是从19∶30准时开讲,直到22时“有些悲壮地结束”。

而拍摄的过程也常常并不顺利。不少聋儿的父母,并不愿意自己和孩子被拍。“拍了这照片,你要是出了名,我顶不住压力。我可以在村里丢人,但不能在全中国丢人。”这些父母有他们的道理。

4月2日是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招生报名的日子。一个衣着时尚的女子,带着一个聋哑女孩来报名,却始终躲在招生现场的茶色玻璃背后,直到两小时后,招生老师到场,她们才走出来。

深圳那个富豪老人,一开始也拒绝了刘浚。“如果所有人都不愿意被拍,就永远没有人会关注聋儿这个群体。”再次通电话时,刘浚这句开门见山的话,让他获得了拍摄机会。

只是这些照片,至今只能存在刘浚的电脑里。老人担心一旦这些照片发表或展出,以后孩子知道了,会影响他的成长。

“伤口只有长在自己身上时,才知道痛。”老人告诉刘浚,以前当地残联找上门来募捐时,他每年“也就意思意思”。而现在,他已经跟家人交待,“等我死了,把我的财产全部用来成立一个聋儿基金会。”

然而,哪怕是些微的帮助,在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的应届毕业生看来,都是那么稀缺。他们的工作,至今均无着落。

“他们说宁愿要女娃也不要我们(聋哑男生)。”杨峰在纸上写道。

“他们都是骗人的,为了减税而来的。”另一个学生写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聘用残疾人达到一定比例,企业可以减税。这些毕业生去过很多次招聘会,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有学生跟刘浚抱怨,学院不关心他们的就业。作为学院的负责人,秦东对此也颇为头痛。“健全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已经很严峻,至于聋哑学生,靠学校的力量根本解决不了。”他边说边挠头。

曾经有企业想在学院招几个学生,不过企业领导告诉秦东“这些学生最好是配成对儿来”,因为在解决完工作之后,聋哑人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婚姻和家庭。

由于手语的语法和表达习惯,跟健全人的语法不大一样,在与健全人交往时,聋哑学生也确实面临着诸多问题。秦东收到的请假条上,写的是:“秦老师,我应该请假了。”而类似这样“别扭”的短信,他经常收到。

秦东面前的两个柜子里,5个隔层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奖杯和获奖证书。但这些荣誉,并没有给学生们带来就业机会。

“不公平,不平等!”刘珍写得更为直接。

聋哑学生的求职简历和健全人唯一不同的是,在手机号后面,他们需要加一个括号,写上“发短信”三个字。而这,往往意味着他们收不到回音。

这些经历,对雷海珍来说,还很遥远。甚至上大学,她也根本都没想过。放假在家时,她喜欢看电视,尽管不大知道电视里发生了什么,但看电视里的人哭她也哭,人家笑她也笑。看电视里的人结婚了,她会跟妈妈打手势,然后在地上写一个“喜喜”字。

这个正在给姐姐织嫁妆的小女孩,还不知道对一个聋哑女子来说,要给自己写这样一个“喜喜”字将会多么辛苦。其中的滋味,刘珍清楚。

刘珍的男友是健全人,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为此,秦东还曾给刘珍做思想工作,劝她最好找个聋哑人,这样会“少很多事情”。但刘珍告诉领导,自己喜欢健全人,要像健全人那样恋爱结婚。

如今,经过3年恋爱,他们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但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遭到男友父母的反对。

“我为他父母做什么事情都行!”刘珍写道,她一心想说服男友父母同意男友和自己结婚。她想给他们看自己的个人简历:她曾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并作为中国残疾人代表团的代表上台接受主办方的祝贺和问候,她还参加过残奥会开幕式演出。

然而被问到有没有信心时,她摇头写道:“不知道。”

一束光能照多远

拍完最后一个聋儿家庭,刘浚在天黑前返回了武功县城。

晚饭时,刘浚告诉高亚兰,自己第一次拍摄的聋儿,是河南省洛阳市的一个弃婴。这个女婴被好心人收留。收养她的人,给她做了耳蜗手术,还把捡到她的那一天,作为她的生日。

听到这些,高亚兰突然眼圈一红,在饭桌上掉起了眼泪。在下午家访的过程中,她无意中得知自己曾教过的一个脑瘫学生,在去年夏天退学后,被家人托人带到广东扔了。

“他身体那么差,能活三天就不错了。”高亚兰很担心,甚至绝望。

她所教过的残疾学生,大多像雷海珍一样没有户口。他们无论是生,还是死,都没人能从户口簿上找到他们。在这个国家数以十万、百万、千万计的统计口径中,他们不过是一个并不存在的“0”,再“阳光”的政策,也照耀不到他们。

有一次,高亚兰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愿意资助学生的网友,当她告知对方要资助的学生是聋哑孩子时,对方立即就放弃了。

“现在唯一支撑着他们的,只有他们贫困的家庭。”高亚兰在博客里写道。而刘浚相信,用镜头对准他们,至少会有一束光,使他们无声的世界不至于一片黑暗。

□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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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SMedEdu 于 2009-04-27 10:14:34 提到] [FROM: 10.]
【冰点】:哄地来了,倏地走了
本报记者 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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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3-25    [打印] [关闭]

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刘猛坐在四川绵阳一家茶馆里和朋友聊天。快10点时,他接到一个电话。“我想自杀!”对方劈头一句。
作为心理咨询师,当天他从都江堰赶到绵阳,对3名受“5·12”地震影响的患者进行心理援助。即便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也在用电话或者短信与患者沟通。从2008年5月19日赶赴灾区至今,这位河北经贸大学的心理学教师一直在这样的状态下工作。

“为什么呢?”刘猛的声音低沉下来,等待对方的进一步反应。一般而言,专业人士并不会直接询问对方的姓名等信息,而是尽量让其情绪先稳定下来。

但这次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回应,只有一阵嘟嘟声。这个显示为绵阳当地的手机号码,自此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不知道会不会有事情。”刘猛攥着手机,隔几分钟就拨打一次。他先是拨打了中国移动的客服电话,后来又试图请当地人帮忙,最终不得不求助于110,希望能够找到打来电话的人。

接案民警把他拉到了附近的派出所,理由是在报案人登记后,上级才能查询手机主人的资料。在派出所,值班民警向绵阳市110指挥中心提出申请,得到的回复是需要进一步上报市局刑侦科。几经周折,在凌晨1时的时候,这件事情不了了之。刘猛只好写了份情况说明。

“可能是对方开玩笑呢!”一个民警安慰他说:“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但万一这一个不是开玩笑呢?如果他因此自杀了,我会愧疚一辈子的!”刘猛趴在办公桌上,显得很疲惫。

最近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到两三个声称要自杀的求助电话。虽然已经时隔近一年,那场灾难仍然是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根据刘猛掌握的情况,涉及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受地震影响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这其中既有亲历者,也有救援者,还有报道者,甚至是千里之外的电视观众。

在刘猛看来,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富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可惜留下来的人太少了”,一位当地记者感叹道。他常用的说法是,偌大的灾区,“只有刘猛一个在战斗”。

这里确实、非常、肯定需要心理咨询师

“咨询师必须要来,而且待下去,才能知道这里的情况。”刘猛说。

第二天傍晚,他回到了都江堰市城北馨居安置点。这里容纳了1600多户人家、5824人,基本上都是在地震中失去住所的当地居民。大半年来,刘猛一直跟随着这批人进行心理救援。

如果不是刻意观察,这片位于郊区的板房区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区没有什么区别。三个妇女坐在自家门口聊天,旁边是围着主人打转的博美犬。不远处的停车场上,一群穿着校服的中学生正在打篮球,时不时有小孩子穿着旱冰鞋滑过。

刘猛随便指着一个路过的女子问:“你看她的情况怎么样?”

“挺正常啊!”在记者眼中,这个身穿粉色毛衣的女人,正在慢悠悠地散步,看到刘猛的出现还热情地打招呼:“刘老师回来啦!”

就在不久前,这个女人还待在家里,不停地抚摸一张照片,嘴里嘟囔着。17寸彩色照片,上面的女孩穿了件黄色毛衣,面带微笑地侧对镜头。那是她年仅10岁的女儿,在地震中不幸丧生。

“别说刘老师了,亲戚朋友我也不说什么!”这位母亲说。最初的日子里,她几乎断绝了和亲朋的来往。即便碰上熟人,也是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你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很多。”刘猛说:“表面上看一切正常。”

一个刚上幼儿园的小女孩,白天照常和小朋友们嬉戏玩耍,但晚上常常被噩梦惊醒,哭泣着找爸爸妈妈。她懵懵懂懂地知道,自己的父母“被压在大石头底下”,再也回不来了。

另一个总在鼓励别人挺住的女干部,人前一副笑吟吟的样子,每天晚上10点后还坚持工作。事实上,她的弟弟已经精神崩溃,住进了医院,她自己也会在一个人时偷偷蒙头大哭。

即便是那些看上去十分坚强的男人,也会在旁人不注意的时候,独自躲在家里泪流满面。还有的开摩托车跑到家人遇难的地方,也不说话,就是静静地看着。

根据刘猛访谈的数据,大约有10%的城北馨居住户受地震影响患有心理疾病。另一位心理学家邓明昱统计的整个地震灾区的比例在3~5%之间,人数在36万~60万左右。邓是国际华人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理事长,其数据是根据对灾区居民点访谈的资料以及在灾区精神卫生病房查房的资料所得出。

相较这一庞大人群,灾区的心理援助机构却屈指可数。用“地震心理援助”作为关键词在网上进行搜索,出现了近40万条结果,其中包括“四川汶川大地震心理援助站”、“灾后心理援助专题网站”、“点亮心灵的烛光,坚强我们心的长城——灾后心理重建援助”等专业网站。

记者随机选取了其中3个网站,发现最近的更新时间停留在2008年9月。3个公布的求助电话,一个无人接听,另一个提示是空号,剩下一个终于接通了,得知是个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在做咨询。他暗示说这里还有其他专家,不过需要预约和收费。“要想免费的,只有我一个人。”他表示。

“我请你再呼吁一次:这里确实、非常、肯定需要咨询师。”坐在位于板房的办公室里,刘猛一脸严肃地说。据说,每逢有记者采访,他都会再三强调这句话。

一个多月前,刘猛就此事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可惜通过CCTV出来的时候,只剩下感动和飘扬”。为此,他又在博客上公布了被剪掉的对话,再次呼吁灾区的心理援助问题。

不过这些呼吁似乎没有太多效果。眼下,刘猛再次向记者重复了这句话。

“现在还是你一个人吗?”记者以为经过舆论的轮番轰炸,这一情况会有所改变。

“是啊,我这不正着急呢嘛:不过已经和香港大学开展合作了,他们愿意提供资金支持。”

“那么有名的大学,怎么不派个心理咨询师来?”

“那些大牌咨询师,哎呀,没法说!”

只要在街上喊一嗓子,就有心理咨询师答应

刘猛的心理救助站显得十分寒酸。在一间只有16平方米的板房里,唯一的桌子是用废弃的木板和红砖勉强搭成,一旁的饮水机里装的其实是自来水。

就是在这间板房里,他“语气激动”地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的采访。他认为终于可以从法律制度建设上,呼吁一下灾区的心理援助了。

在这位大学讲师看来,心理援助制度早在2008年5月份就该建立起来的。他用“激情澎湃”形容当时大多数同行的表现。

2008年5月14日,在“中国心理网”组织的培训班上,当主办方询问大家能否在灾区待到两周以上时,在场的400多名心理咨询师无一例外地举手。还有人振臂高呼道:“让我去吧,我能待一年!”

成都《天府早报》的一个记者估计,当时灾区起码有2000多名心理咨询师,以至于到了“只要在街上喊一嗓子,就会有心理咨询师答应”的地步。

但就像大潮退去一般,这些人陆陆续续地走了,速度快得和他们来时一样。在城北馨居管委会主任杨丽的记忆里,地震发生一个月时,她每天至少接待3拨心理援助志愿者团队。他们中有人只待了一天,有人留下来一周,时间长的也就坚持了3个月。

2008年6月底,一个志愿者到都江堰市的30多个板房区调查,发现只剩下30多名心理援助志愿者。

刘猛组织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曾经有上百名专业咨询人员,有来自北京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也有参与过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市民心理援助的老外,还有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等媒体的特约心理专家。

在刘猛原先的设想里,这个非官方组织将长期有效地运作下去。在来四川之前,他计划只做5个案例,然后和其他人轮岗工作。当时,因为患有癫痫,他正在休病假。

“我就带了两件T恤衫,根本没打算待多久。”刘猛回忆说。如今坐在空荡荡的宿舍里,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摆在地上的鞋子,其中有凉鞋、皮鞋和棉靴。这是他先后3次回家带过来的。

旁边的4间板房里,一度住满了数十名咨询师和志愿者,如今也是空无一人。这些人离开的理由各式各样,诸如单位有事情,领导不同意,家里离不开之类,还有的更为现实——“没钱了”。

“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如果不是看刘老师这样。”孟晓宇说。这个哈尔滨女孩从2008年11月份开始,在“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担任社工。

她差不多已经花去了自己的所有积蓄。每次买菜,她都会和人砍价一番,然后挑上最为便宜的菜头。至于大米和腊肉,都是当地居民送来的。

刘猛本人也花去了10多万元。作为国内第一批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他日常的咨询费是每小时1000元。为了继续跟踪灾民的心理变化,他向所在学校请了长假,独自一人留在这里。

最为困难的时候,他和另一名志愿者接连喝了一个星期的绿豆汤。最后那个同伴无法忍受,跳槽到另一家NGO“挣钱去了”。

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记者抛给刘猛一个问题:“有人这样形容地震的心理援助情况,来如蚊虫,蜂拥而至;去像鸟兽,一哄而散。你如何看待其他心理咨询师的一哄而散?”

刘猛很为自己的同行喊冤:“之所以一哄而散,不是他们没有爱心,而是因为来时就是凭借‘激情’而不是‘信念’!之所以一哄而散,不是他们不想留下来,而是因为没一个好的志愿制度,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之所以一哄而散,不是因为他们感觉灾区已经不需要了,而是因为从众而来,则必然会从众而去!”

激情退去之后,心理援助才刚刚开始

尽管如此,这个33岁的男人一再否认自己有着与众不同的勇气。他常常用“心理咨询常识”来解释自己的举动:“这里需要心理援助,所以我留下来;这里有我已经直接接触的创伤者,所以我不能离开。正如负责挖掘的志愿者在挖掘结束后就应该离开一样,负责心理援助的志愿者在开始了援助之后就应该留下来。”

最近的一个中午,他哈欠连天地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昨天晚上快3点才睡。”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解释道,在凌晨前后的时间段,人们最为脆弱和孤独,求助电话相应也最多。

办公室对面的墙上,挂着“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宣传板。这是一种经历了灾难性事件后最为常见的心理疾病。这种病症持续时间可以是事后数周、数月乃至数年。因此,对这种症状的心理援助往往需要持续跟踪。

据刘猛所知,美国政府针对在“9·11”恐怖袭击中出现心理问题的市民,就制订了长达20年的救助计划,包括提供危机干预服务以及任命科学与医学小组。纽约市卫生局还建立了世贸中心健康登记系统,每两到三年调查一次,以获得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这份调查表不仅分为英文、西班牙文和中文3种文字,还针对不同类型进行调查,诸如居民、救援和恢复人员、办公人员、附近行人、当地的学生和教师,等等。

这样周密的系统性工作,在刘猛看来未免遥远。由于缺乏调查和宣传,不少经历了“5·12”地震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或者家人已经患有心理疾病,常是直到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才前来求助。

“哎哟,又该拿我当反面典型了!”听到这里,一旁的蒋玲咧嘴笑了。她留着整齐的披肩长发,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在城北馨居的图书室里,她总是安静地坐在电脑旁,说话细声细气。只要看到小孩子,她就会高声打招呼,并跑上前亲两口。

“你看她正常吗?”刘猛问记者。

看记者迷惑地点头,刘猛继续说:“我刚见她的时候,脸色是黑紫的,不用化妆就可以演包公那种。随便说两句话,就像小狗一样嗷嗷叫。”

这个北川女子在地震中失去了13个亲人,其中就有60天大的儿子和正抱着外孙散步的她母亲。最初的日子里,她总觉得“妈妈和宝宝还在,他们不会离开我”,因为就在5月12日当天,母亲还抱着孩子嗔怪说:“你妈真是懒猪,现在都还不起床。”

“我一定要坚强,因为他们还活着。”23岁的蒋玲语气平静地回忆自己之前的心理状态。

相比之下,丈夫王云充满了莫名的恐惧感。“除了害怕还是害怕。”他说,“一个大男人,半夜起来上厕所都要一帮人陪着。”

两三个月后,在当地交通局上班的王云恢复了日常工作。他试图用忙碌来麻痹自己,但发现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反而和妻子的关系冷淡下来。相识5年从未吵架的两个人开始争吵,蒋玲甚至填了份离婚协议书。

今年年初的一天,她觉得实在无法承受了,拿了把菜刀准备自杀。抱着“希望有个人知道,关心一下自己”的目的,她拨通了刘猛的电话。

“当你开始面对现实的时候,才是真正难受的时候。”来自江油的陈静说:“开始没什么感觉,还在庆幸逃过一劫。”他住在农村,房子在地震中倒塌,那是他父亲15岁时盖起来的。“他今年已经51岁了,一想到还要再盖座房子,就觉得没什么希望。”陈静叹了口气说。

“激情退去之后,心理援助才刚刚开始。”刘猛总结道。据他介绍,目前灾民的心理状况正处于两极分化,好转的人在持续好转,恶化的人在持续恶化,毕竟对灾难的心理反应强度、持续时间因人而异。

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前主席基尔伯特·克莱门(Gilbert Kliman)认为,这样的情况下更需要资深和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他是刘猛的督导,具体指导刘猛工作的方向和进度,同时对他个人的心理状况进行疏导。“一般来说,现在才对幸存者实施救助,未免有些晚了,不过还有机会。”克莱门不无担忧地表示。

他所创办的儿童心理健康中心在“9·11”之后,迅速为儿童及其家长和老师派发了指导手册,其中写明了哪些反应值得注意等等。至今,这家公益组织仍然为在恐怖袭击中受到心理创伤的儿童进行服务。

就像把你的伤口剖开,看到最隐秘的地方,还不给你缝上

但在四川,并不是每个人都乐意接受心理咨询。刘猛就听到过“防火、防盗、防咨询师”的说法。他把原因归结为“关系”,“咨询师们只来了一下就走了,关系都没有建立起来,就无从谈起心理援助,结果只能是一次次伤害他们。”

蒋玲更为直接,把心理咨询师的这种行为比作“鬼子进村”:“我本来没什么事儿,结果他们上来就问你爸爸妈妈呢?你的孩子呢?我就说都挺好的。他们还接着问,那他们现在在哪里呢?我就回答在北川。他们又很好奇,说北川县城不是都封了吗?”

“我最后急了,就说好,拿来我给你们填。有的填成没的,没的填成有的,气死他们。”住帐篷那个阶段,她“最夸张”的记录是一天填写了7份问卷。

但她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反馈,也没有任何咨询师提醒她可能患有心理疾病。“就像把你的伤口剖开,看到最隐秘的地方,然后还不给你缝上。”蒋玲一度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不停地回忆地震当天的情景,直到崩溃得要自杀。

这种形式的心理咨询被志愿者马重祎称之为“镀金”。她快人快语地说:“那些人就是来体验生活的,好给自己的履历表添上一笔。”这个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一直在都江堰市做心理咨询志愿者。如今,她每个周末都会过来帮助刘猛做些杂事。

作为为数不多的坚守者,她丝毫不奇怪他人的来去匆匆:“他们本就没有打算待很久啊!”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小姑娘目睹了太多的人情世故:有人就是来拍张照片,贴到自己的网页上,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还有人走之前哭得像泪人,口口声声说要资助多少个儿童,但后来再也没有了音讯;还有人干脆坐在帐篷里相互吹牛,或者指责这里脏、那里乱……

“很多事情没法说。”这句话成了刘猛的口头禅。他至今难忘去年刚刚来到城北馨居,就听到高音喇叭在持续播放:“灾民朋友们,灾民朋友们,我们是北京来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仅为100名患者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

“好像是商场大降价,欲购从速一样,有种很不尊重人的感觉。”刘猛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甚至于,有的“不专业”到了专往伤口上撒盐的地步。一位来自甘肃的心理咨询师就曾看到过这样一幕,面对在地震中失去了家人的男子,一个同行拍着对方的肩膀安慰说:“你还年轻,还可以再娶,还可以再生嘛!”

“你说,这样的人,还不如不来!”刘猛很是气愤。

他认为心理咨询师的“重复扫荡”,给灾民造成了重复创伤,同时也让灾民反感和否定心理援助这件事,即使心情压抑也不愿意再去找心理咨询师,屏蔽掉了一条可以缓解伤痛的途径。

这种现状让基尔伯特·克莱门很是奇怪。这位医学博士表示,持续长期性是心理咨询最为基本的常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之后,约20~40%的受灾人群会出现轻度的心理失调,这些人不需要特别的心理干预,其症状会在几天至几周内得到缓解。30~50%的人会出现中至重度的心理失调,及时的心理干预和事后支持会帮助症状得到缓解。而在灾害一年之内,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心理疾病,他们则需要长期的心理干预。

请喊我“手纸志愿者”

“常识?”刘猛反问了句,禁不住哼了两声。这天在绵阳市的一辆出租车上,他刚自我介绍说是心理咨询师,就遭到了司机的白眼。

“哎哟,我们娃娃天天喊着找你们呢!”这个来自永兴板房区的男子用讽刺的语气说。这个板房区安置了北川曲山镇的1741户居民。

去年圣诞节前后,这位司机家里来了一批心理志愿者,告诉他10岁的儿子,做完了问卷之后,过两天会收到一个玩具。打那之后,孩子就把这件事情放在了心上,但却始终没有消息。

“我们自己都不会骗娃娃,都要说到做到,可是这些志愿者呢?”这位父亲有些激动地问,方向盘猛地打了个弯。

刘猛脸涨得通红,右手也不由自主地握紧了。下车后,他在附近的商店里花15元钱买了个奥特曼玩具,让出租车司机带回家。他再三叮嘱说,一定要告诉孩子这就是之前志愿者承诺的玩具,“让他相信这个世界是真实的”。

“我不知道干过多少次这样擦屁股的事情了!”他无奈地表示。

事实上,刘猛刚刚从永安板房区回来。那里有个6岁的小女孩常常在半夜醒来大哭,闹得幼儿园其他人无法入睡。小女孩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此前也有人对她进行过心理干预,但在对方走了之后,孩子的病情更加严重了。

作为“善后者”,刘猛许诺每周过来看望一次。这对他来说是笔不小的成本,坐大巴车,换乘公交,再坐上出租车,基本上要花去4个小时的时间,还要为此在当地住上一宿。

“如果这里也有志愿者,就不用我这样跑来跑去了。”当然,他自己也知道,这只是一种奢望。

在永兴板房区内,就有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北川援助站。对于这个“官方机构”,刘猛并不愿意过多置评。他尴尬地笑了笑,表示“不要把精力放在指责别人身上”。据说,他曾经希望和这家机构合作,却始终没有结果。

这天下午4点钟时,援助站的办公室里并没有人。正在附近溜达的两位中年妇女说,她们压根不知道这个援助站的存在。

距离援助站差不多100米的地方,就住着自杀未果的母广翔。这个33岁的羌族青年,因为过度思念在地震中丧生的妻女,在大年三十当天拿刀捅向了自己。

几经打听,刘猛在大年初八那天找到了母广翔所在的医院。当时,这个年轻人正在为医药费发愁。他和母亲已经连续几天靠方便面度日了,身上只剩下33元钱。为此,刘猛给他补了1000元医药费,并到附近的饭馆买来盒饭。

“在我之前,根本没有人来对他做心理咨询,结果媒体曝光后,来了无数个咨询师。”刘猛边说边随便在网上搜索,很快就看到了一条某心理咨询专家来关心母广翔的新闻。

这个并不太愿意点评同行的咨询师忍不住敲起了桌子:“这个,你一定要写到稿子里!既然知道有人给他做了心理咨询,就不应该再重复地进行骚扰!”据说,母广翔本人也无法承受过多的心理干预,不到一周就被迫出院了。

心理咨询师也不是万能的

最初见到母广翔的时候,刘猛并没有马上展开工作。“那个时候他正缺钱呢,你上来就说要坚强地活下去,那不是扯淡吗?”他承认心理咨询师也有无奈的时候。

在灾区,这位心理咨询师并不优雅整洁,他更像一位“居委会大妈”,忙乎着板房区里的琐事。这不,刘猛随便从衣橱里扒拉出一套运动服,不合时宜地配上一双满是尘土的皮鞋就出门了。

这天下午,他一个人拎着桶油漆,在操场上画线。这是他专为板房区居民设计的羽毛球场。“要让大家的生活尽量恢复正常,体育锻炼是一种不错的方法。”他解释说。除了羽毛球场,他还为妇女们准备了音乐舞会,为孩子们设计了图书室,甚至还要为没有收入的男人们介绍工作。

“很多心理问题,都与灾民的实际生活困难有关。”他说。

一个傍晚,3个女人相互搀扶着来到救助站,她们都是在地震中失去孩子,后来又怀孕的母亲。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母亲并没有流露出幸福感,反而充满了恐慌和不安。

段雪梅地震后怀过一个孩子,但3个月时检查发现胎儿死亡。同行的两个妈妈情况类似,她们掰着指头数了一下,差不多有40多个命运相同的母亲。

“老天为什么对我们这么不公平!”其中一个忍不住嚎啕大哭。时至今日,医生也无法解释胎死腹中的原因——她们各项生理指标都正常。

在这些母亲的设想里,再孕可能是走出阴影的唯一寄托,可事实远非如此。住在城北馨居的申妈妈就满是心酸:“别以为我们怀了孩子就会忘记过去的那个。”在地震中,她失去了10岁的女儿,如今怀孕3个多月了。

她拉着记者来到女儿的遗像前,声音哽咽地喊着:“申露啊申露,姐姐来看你了!”

遗像前摆放着一瓶百事可乐和一种名叫“浪味仙”的膨化食品,还有一个镶满亮片的发卡。这些是女儿生前喜爱的食物和首饰。每隔一段时间,申妈妈都会给女儿添置玩具和零食。

事实上,她本来没有打算再次怀孕。“我想好了,即使到了下辈子,也要和申露再做母女。”直到有一天她默默祈祷,希望女儿投胎到自己家,这才计划再生个孩子。

但她并没有就此摆脱痛苦。“我一天也没有停止思念过去的女儿。”她流着泪说。时至今日,这位母亲仍拒绝用“死”这个字眼。

面对这群母亲,刘猛也显得手足无措。他唯一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把她们集中起来,希望“状态好”的母亲能够感染别人。

为此,他筹措6000多元钱办起了“妈妈之家”。在一个打通的板房里,他买来颜色艳丽的沙发和毛绒玩具,在墙上贴满婴儿欢笑的照片,还养了群小金鱼,希望悲伤的母亲们能够暂时转移一下注意力。

3月23日下午,刘猛咳嗽着接听了记者的电话,表示自己正在去医院的路上。一周前,他做体检时发现,血常规25项中有10项不正常。

“我这是一种病态的坚持。”他一语双关地说。

尽管如此,刘猛拒绝向别人透露自己的病情。“从去年6月份开始,就不停地有人问我还能坚持多久。还有人感叹说,你已经不行了,赶快离开吧,你已经耗竭了,必须马上离开!”这些质疑让他很不舒服:“我知道,他们的潜台词是,你和我们一样,终究也要离开。但起码我现在还没有。”

他刚刚接到一个灾后心理危机培训班的通知。据说,这是业界某“大牛”组织的,报名费每人2000元。“参加的人是为了拿证,搞活动的人是为了挣钱。”刘猛苦笑道:“这前前后后被培训的,怎么也有上万人了吧,但是有人来灾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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