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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ah墙外楼] 食品特供消费的历史、运作机制与社会后果
[版面:犹他州][首篇作者:catcatking] , 2019年03月27日13:45:48 ,297次阅读,0次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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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atcatking (猫猫王), 信区: Utah
标  题: [Utah墙外楼] 食品特供消费的历史、运作机制与社会后果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Mar 27 13:45:48 2019, 美东)



中共中央编译局良心大作:
http://www.cctb.net/llyj/llsy/llwz/201408/t20140808_311500.htm

食品特供消费的历史、运作机制与社会后果

一、食品特供在中国[1]:权力在消费领域的殖民

  食品特供消费在中国有悠久历史。早在封建时代,食品特供就普遍存在,饮食呈现出
等级化特征。[2]“天子食太牢,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豚,士食鱼炙,庶人食菜。”[3
]唐朝大诗人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中,“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虽是描写
唐玄宗为博得杨贵妃一笑的荒淫,但如果从消费不平等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
特权阶层跨越地域界限的特供消费。在封建社会,人们主要关注食品数量安全(food
security)而非食品质量安全(food safety)。特权阶层能够通过获取其他阶层没有的食
品(如贡品)并且消费它们,以彰显自身优越的经济与社会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制度设计,以及农村大锅饭盛行,农业生产长
期在低水平徘徊。为了分配有限的资源,国家从1953年起在全国推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
。这一制度1984年才被废止,持续时间长达30多年。直到今天,经历过短缺时代的人们仍
旧对食物匮乏时期“排队购物”、“粮票”以及“肉票”等记忆犹新。[4]在这种再分
配体制中,能否获得食品、获得多少食品,以及获得怎样的食品,均有赖于消费者拥有的
政治资本及其所依附的组织类型。[5]不同单位以及同一单位不同行政级别消费者拥有
的票证能力是大相径庭的,而中国食品特供制度正是在这种物质匮乏大背景下建立起来
的。

  初期,这种制度只是为了满足中央领导人食品安全与健康而由中央办公厅和卫生部
负责,建立起新中国第一个专供副总理以上领导干部食品消费的“香山农场”(后更名为
“玉泉山农场”)。[6]该农场早期要求中央机关干部每年在农场劳动20天;随着农场的
发展,开始为毛泽东主席提供反季节蔬菜、瓜果等。这种“特需”又称“特供”,机构正
式名称是:北京市食品供应站。由于坐落在北京东安门大街34号,对外通称34号。1956年
“特供”的任务由公安部正式移交北京市负责。“特需”主要“特”在:1)安全(绝对
安全、万无一失);(2)高品质、高水平;(3)方便。[7]

  为了做到这些,食品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检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
调运、配送、验收……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库、专车……进行。做到:
“数量、品质、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
一失。

  以正式文件的方式明确食品特供制度,源于上世纪60年代初。1960年7月30日,齐燕
铭在京做了《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
告》,将在京的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并对每一类特殊供应的数量与类型做了明
确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于1960年8月1日对齐燕铭的报告进行了转发。同年11月9日《
中共中央转发齐燕铭〈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的报告〉的指示》
正式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这标志着食品特供制度正式制度化。[8]该
指示明确规定,“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除了对于某些特定工种的劳动者是经常性的制度
以外,都属于临时性措施;在供应情况有了明显好转以后,就应当适时地把它取消,而不要
变成一种固定的干部待遇”。之后,各省也对本省负责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的食品特供
状况做了明确规定。[9]

  改革开放后,随着食品市场的再生,中国告别了食物短缺。任何消费者,只要借助适
量货币就能从市场上获取所需的食品。不过,此时的食品特供消费并未从社会上消失,而
是变得更具隐蔽性。198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
的决定》发布,其中第3条规定“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固定供应点的所
有食品一律按市价、按市民定量供应;价格从经营业务接受物价、工商部门的监督。”
至此,作为正式制度的食品特供消费被废除了。

  但近年来,随着食品安全形势的不断恶化,食品特供消费又开始以隐性非正式制度方
式进入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视野。[10]此时的食品特供与之前存在着较大差异,价
格区隔以及有与无的分野不再是特权型消费者追求特供消费的主要动因,食品的品质与
安全成为最主要的考量。为了规避食品安全风险,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开始纷纷使用
公权力来退出主流食品系统[11],而选择食品特供的消费模式。[12]

  总起来看,这种食品特供消费是权力在消费领域的殖民。目前在中国机关、部门蓬
勃兴起的“特供运动”正是这种特权实践的延续,是为了获得去工业化的高品质与安全
食品。

  二、当代中国特供食品的运作机制

  在当代中国,随着食品过度工业化、环境污染(包括水、土壤、大气等)和食品造假
猖獗,食品安全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据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媒介
调查实验室联合进行的《2011-2012中国饮食安全报告》显示:63.7%受访者认为我国食
品安全形势严峻,80.4%的人对当下的食品没有“安全感”。[13]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为了规避食品安全风险纷纷建立供本单位员工(甚至其家属)及公务接待之用的特供基地
。据Demick观察,这种特供消费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几乎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特供基地
。[14]

  现在中国的问题恰恰是,“特供食品”并不是媒体曝光的一些案例,而是大面积存在
,几乎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特供农场和蔬菜养殖基地与渠道,从商家喜欢为某种产品打上“
特供”来看,社会也普遍存在“特供”心理需求,这又进一步反证了目前的食品安全的确
堪忧。[15]

  与再分配经济时代的显性特供相比,当今中国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特供消费都
是以隐性方式进行的。虽有极大的隐蔽性,但我们仍可以从相关事件或论述中发现特供
消费的印迹。例如,2010年秋,作为夏季课外学习的一部分,知名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带
领一群UCLA学生到上海郊区的一个绿色食品农场参观。主办方反复向他们表明:所有食
品是有机和绝对安全的;并且产品不销往市场,直接供应市政餐厅。[16]此外,还有如某
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距西安三十公里户县的机关菜地,广东省某厅下属一培训考试基地雇
用村民建立起种菜、养猪、养鱼、养鸡鸭的特供基地,等等。还有大量政府部门与生产
优质、安全食品的企业签订长期合约,开展专供合作。[17]

  在这些特供案例中,经媒体曝光后影响最大的有1)北京“海关大棚”;(2)浙江“遂
昌特供”。本文以这两大案例为基础来对食品特供消费的运作机制进行剖析。之所以选
择这两大案例,是由于1)经过媒介报道后,这两大案例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2)媒体
对这两大案例的报道相对完整,便于分析。

  (一)研究案例简介

  案例一:北京“海关大棚”
  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王家场有一家占地200余亩的“北京海关蔬菜基地暨乡村
俱乐部”,这是一个专门供应北京海关的蔬菜基地,即“海关大棚”。该处高墙壁垒,守
备森严(由5名保安把守)。其食品专供北京海关,已有10多年的合作关系。基地共有64座
蔬菜大棚,每名工人负责4个大棚,管理严格。只要人不在,大棚一定上锁。

  为了杜绝化学污染,种植所需肥料几乎清一色的鸡、猪、牛、羊粪有机肥,即使打农
药也是生物农药,且格外注重采摘安全期,以确保食品的绝对“安全”。“海关大棚”里
工作的工人们所说(“都是我们自己种的,绝对放心”)和所做(工人随手从瓜藤上摘下一
条还挂着花蒂的黄瓜,不用水洗,甚至连毛刺也不用处理,就直接咬起来)也反衬出食品的
高品质与安全性。[18]

  案例二:浙江“遂昌特供”

  浙江省国土资源、水利、农业等部门及上海黄浦区某局等机关在素有“林海仙县”
、自然生态环境极佳的浙西深山区遂昌建立特供基地,让当地一些绿色农产品基地高标
准保障其部门和单位内部供应。[19]供应的品种主要有高山土猪(“七山头土猪”)、绿
色瓜果等。此外,遂昌还成立了“黄泥岭土鸡”、“建洋原生态稻米”、“高坪土牛”
、“金竹山茶叶”、“湖山有机鱼”等40多个原生态绿色农产品生产核心基地。以“七
头山土猪”为例,仙岩村土猪专业合作社实现四统一,即“统一提供猪仔,统一养殖标准,
统一收购,统一补贴”。饲养方面,为了确保猪肉的安全与品质,一头猪一般一年以上才
能出栏;而且,完全用“土”法饲养,不喂合成饲料、不用激素和添加剂,等等。

  一些与当地生产有直接关系的部门(如农业、环保、水利等)掌握着各种名目的补贴
资金,资金要给谁、给多少、怎么给,“自由裁量权”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为了保障自身
的食品安全,这些部门纷纷派人员到遂昌当地进行“考察”与“指导工作”,并要求为其
机关直接提供高品质的(低价与优质)农产品。作为交换,这些部门可能会对当地申报项
目或申请补偿等提供变相“补偿”。

  以上两大案例只是中国政府机关正在兴起(或已经兴起)的(食品)特供消费的一个缩
影。通过对上述两大案例的剖析,我们可以归纳出有关中国食品特供消费的运作逻辑。

  (二)特供食品的具体运作过程

  1.特供基地的选址

  从案例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特供基地一般位于特供部门所在地(一般以省会城市或
中心城市为主)的边缘地带。案例一的特供地点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王家场;案例二
的特供地点位于浙西南深山区的遂昌县管辖下的乡村。食品生产区域生态与水源条件均
相当好,这为生产高品质和安全的食品创造了最基本的环境条件。特供部门都是在对当
地生态和水源等详细考察基础上才选中这些特供基地的。由于特供基地位于乡村,这就
需要能够克服地域流动性方面的限制,而特权部门所拥有的交通运输工具或为特供生产
部门提供的交通运输补贴为克服这种地域限制创造了基本条件。

  与此同时,由于特供基地距离中心城市普遍较远,不易为媒体所捕捉。这也使得特供
基地及特供消费具有一定程度的隐蔽性与低调性。与被媒体曝光的少数特供基地相比,
更多的特供基地尚处于蛰伏状态。

  2.特供食品的特征

  与主流食品系统中生产的工业化食品相比,特供食品是去工业化的。主流食品系统
遵循的是效益逻辑,也就是说,“数量”与“食品美学”(所生产的食品符合大众审美需
求,即“靓”的问题)是他们生产的着力点。而特供食品则不同,由于特供部门已经与生
产者签订了相关协议,生产者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他们更加关注所生产食品的品
质与安全。这样,与工业化食品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及食品添加剂等情况不同,特
供食品在生产过程中普遍使用动物粪便等有机肥料。即使使用农药也是生物农药,这些
举措的实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食品的品质与安全。

  与此同时,特供食品的运输时间也相对固定。例如,案例一中的“海关大棚”每周一
、三、五早上北京海关的厢式货车来基地拉菜,一次拉过去的蔬菜最少也有数千斤。案
例二中的“七山头土猪”,每隔一天给市里“直运”两头土猪,并且宰杀的猪血也一并送
去。这为确保食品的新鲜与品质创造了基本的时间保证。

  3.特供系统中的生产者与消费者

  特供系统中的一线生产者普遍具有长期的食品生产经验,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食
品能够在符合农业生产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生产。而且,由于收益相对工业化食品种植更
高(如案例二中的村民介绍现在每头土猪获利要比普通猪高出700元左右)和更加稳定(两
个案例均显示,特供部门均与生产者有隐性或直接的合同关系),生产者没有了拼命提高
产量的机会主义冲动。特供对象给予生产者足够的经济激励,使他们在食品生产过程中
的管理也更加严格与精细。如,“海关大棚”案例中,“每个人负责四座大棚,只要人不
在,大棚一定上锁”;“遂昌特供”案例中,对每人一家最多不能养超过3头以上的猪,以
及猪要喂养一年以上才能出栏都是管理更加严格与精细化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特供消费者主要包括:1)特供部门的工作人员;(2)上级或同级的公务人员。这些消
费者都是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掌握着公民让渡的公权力。而且,相对于市场来说,消费
价格也是极低的。例如,据《南都周刊》报道,成都市锦江区公务员享受“一元餐”;而
杭州市政府食堂在“最贵荤菜3.8元,素菜5毛”的基础上,更有两个硬性指标:不涨价,以
及每月八款以上新菜。[20]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与品质,更是道道关口严格把关。例如,某
机关食堂为了确保食品安全,更是从2006年起便设下从采购到尝膳的10道关口。

  在特供食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负责运作的是手握公权力的相关政府部门。甚至
在本文的两个案例中,这些部门(海关、农业、环保等)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管部门,是消费
者健康利益的捍卫者。然而,他们却通过使用部门内经费来优先保证自己的食品健康,将
安全食品这种稀缺资源流向“官场”而非主流市场。[21]政府部门对食品安全不信任,
而利用手中公权力来规避食品安全风险的做法在全社会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

  三、食品特供消费的社会后果

  在消费社会学理论视野中,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更具有符号价值。[
22]商品的符号价值能够将物(安全、健康的食品与受污染、不健康的食品)区隔开来,同
时也将使用物的人区隔开来。[23]由此,特供消费者不仅“消费”了安全和健康,更是“
消费”了特权。

  在中国各级政府部门,除了特供食品之外,特供香烟、特供酒以及特供茶等特供奢侈
品也广泛存在。郑永年认为,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城堡政治”——“政府官员有数
不清的特供系统,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到食品等都存在着特供,官员俨然生活
在城堡里面。”[24]“特供文化”的滥觞是特权意识在消费领域内的殖民,是官员隐性
利益的重要表现。所谓官员隐性利益,既包括灰色收入,还包括隐性特权。[25]在全社会
食品安全问题严峻的大背景下,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优先享受安全与高品质食品便是
隐性特权的集中体现。

  事实上,早在1989年,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前线》(第九期)杂志在回答“为什么要
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中,就对为什么要取消特供食品进行了说明。

  问题的根本之点在于:我们的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平均主义不
应该有,领导同群众心连心这一条也不能丢。为了更好地贯彻实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
原则,领导干部和一般职工在工资收入上适当地拉开距离,广大干部、群众是能理解和接
受的。除此之外,在生活上就不应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中央带头取消“特供”,推动了
并继续推动着地方各级领导干部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反对特殊化,树立一个好的作风。很
多事情,只要上面开了口子(尽管只是很小的口子),到了下面就会愈演愈烈。

  总之,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食品特供消费产生了严重的负向外部性。这首先涉
及消费正义。[26]在罗尔斯笔下,一个正义的社会应当是一个分配正义的社会。这里的
正义不仅仅包括作为生产者的正义,还有作为一个拥有同样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消费者正
义。在现代消费社会中,食品的安全属性是一种公共物品,本应该由政府提供,并且依据
同等原则被全社会所有公民同等分享。但现实情况却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使用手
中的公权力,利用部门的预算,优先获取排他性的安全食品,而置公众安全与健康利益于
不顾。这就使消费者之间在安全食品的消费上存在极大的不平等。

  例如,据新华网在一则题为《“问题食品”,专供农村?》的报道中,记者通过对山东
农村食品销售市场的调查发现:农村已经成为了“问题食品”的“专供”基地,这对农民
尤其是青少年身体健康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政府部门的“特供”与农村的“专供”形
成了鲜明对比。通过这种对比,我们看到不同类型消费者在食品消费实践中所呈现出来
的深刻不平等。

  在山东莱芜、临沂一些农村地区,记者发现了类似情况。在莱芜市莱城区孙故事村
周边小卖部,“三无”食品、假冒名牌等“问题食品”不在少数。在临沂市白沙埠镇中
心小学周边的小卖部,一些食品包装粗劣,品质低下,以较低价格吸引当地居民,特别是小
学生。(《新华网》,2011年8月19日)

  其次,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退出主流食品系统容易加深普通消费者对政府监管部
门的不信任,加剧食品安全恐慌。例如,近年来政府数据显示食品合格率正逐年提高,然
而公众对当前食品安全的满意度却明显较低。[27]这一方面说明食品安全监管成效与公
众期待之间还有距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看到《南方周末》的这篇文章(指《“低调”种菜》一文),我想大多数人心里可能
都有气。从2008年的三鹿奶粉开始到现在,3年不到的时间,媒体曝光的大大小小食品问
题可以说已经不止一百种,几亿普通老百姓喝着毒牛奶、吃着毒香肠、毒猪肉,一部分人
却在那里放放心心吃特供食品。难怪以前有人在问,这食品安全问题这么厉害,那些有关
部门的干部他们自己不会怕吗?怎么还要踢皮球呢?想不明白,现在知道了,原来还有这么
回事。[28]

  再次,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食品特供容易孳生特权意识,加剧其腐败,影响整个
政府的公信力。从而加深公众对特供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不满,使其产生合法化危机。

  目前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浙江省的一些部门却借助权力,在生态环境优越的浙西
山区遂昌县开辟农产品“特供管道”,让当地优质农产品以较低价格保障其内部供应,这
些农产品被要求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公众舆论将这种“特供菜”斥之为“特权菜”、
“腐败菜”和“离心菜”。(《江西日报》,2011年10月23日)

  最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特权退出主流食品系统的做法使他们形成
一个食品消费的内部市场,从而与外部市场隔离开来。由于优先保证了自己的食品安全,
他们可能对普通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问题变得漠不关心。正如郑永年教授所言,“中国现
在食品的问题,我是觉得是因为监管者有一个市场退出机制,不用从市场取得这个食品,
因为它有一个特权系统……如果要使得监管有效的话,就必须取消这个特权,每个人都必
须在市场上取得你所需要的东西,大家才会有真正的动力去监管。”

  以上分析启示我们:与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团结性商品”(solidarity goods)不同,
特供食品是一种典型的“排他性商品”(exclusivity goods)。[29]也就是说,对广大消
费者来说,特供食品对他们具有排斥性。这种排斥既是一种物资剥夺,更是一种权利剥夺
。特供商品不仅撕裂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团结,而且也阻碍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
  
四、结语
  本文首先对食品特供消费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食品特供消费进行了评
析。研究发现:食品特供是权力在消费领域的殖民。与之前主要是为了获取稀缺性食品
不同,目前的特供食品是围绕食品安全与品质来展开的。而且,就特供的范围来说,在20
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以中央高级干部或知识分子为主;但随着食品安全形式的恶化,省
级及以下部门也开始加入到食品特供的行列。

  其次,笔者以两大食品特供消费案例为基础,对特供基地的选址、特供食品的特征以
及特供系统中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食品特供消费是以权力为基础
进行运作的,背后涉及公共资源的滥用。这种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利用手中权力建立特供
基地以规避食品安全风险的做法,在全社会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

  最后,本文对特供消费的社会后果进行了论述。其主要体现在:1)导致严重的消费
不平等;(2)加深公众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不信任,引发食品安全恐慌;(3)加剧公众对
特供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不满,使其产生合法化危机;(4)减缓,甚至阻滞全社会食品安全
问题的解决。

  总之,食品特供是社会不平等在消费领域的体现。要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取消
食品特供势在必行。鉴于食品特供消费已然隐性非正式制度化的现实,通过显性正式制
度来破解隐性非正式制度成为未来制度设计和政策制订的突破口。其中,预算公开或许
是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案。只有经由预算民主化来打造制度铁笼,公权力才会受到约束,从
而使食品特供消费无所遁形。

注释:
  [1]本文所探讨的食品特供消费,是指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为确保其食用食品的品
质与安全,使用公共资源,亲自建立食品生产部门或与相关食品生产部门(或生产者)建立
特殊销售关系而形成的消费模式。那些打着特供噱头而从事营销活动的“特供营销”,
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此外,拥有较高经济资本而通过特供消费来满足其安全食品需求
的普通消费者,本文也不予研究。
  [2]林乃燊:《中国古代的烹调和饮食——从烹调和饮食看中国古代的生产、文化水
平和阶级生活》,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7(2);瞿同祖:《中国法律
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52页。
  [3]《国语·楚语下》,观射父语。
  [4]郎兴友:《票证祭:对中国票证制度的一种反思》,载《浙江社会科学》,1999(1)。
  [5]Walder A.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6]香山农场主要保证“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与陈云)的需
求。其他首长则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给等原则来解决。而香山农场后
来逐步负担起中南海首长各家以及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参见张宝昌:《开启高级领
导食品特供制度香山农场:为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载《炎黄春秋》,2011(15)。
  [7]高智勇:《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载《炎黄春秋》,2007(8)。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1994,第682-686页。
  [9]例如,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就在1962年1月15日率先发布了相关通知。参见
《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对负责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副食品供应问题
的通知〉》,载《安徽政报》,1962(3)。
  [10]严霞、王宁:《“公款吃喝”的隐性制度化——一个县级政府的个案研究》,载
《社会学研究》,2013(5):1-24。
  [11]所谓主流食品系统(mainstream food system),是指借助工业化而进行大规模
生产、销售与消费的商业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交往
呈现出非人格化的特质。对消费者来说,食品是在什么地方、由谁以及如何生产的,他们
几乎一无所知。与主流食品系统相对的是替代性食品系统(alternative food system)。
  [12]据笔者文献检索与访谈得知,在当代中国,食品特供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是,
由于涉及公器私用问题,访谈一般难以进入。本文所选案例主要来自公信力高的媒体报
道及相关评论。
  [13]苏枫:《2011—2012中国饮食安全报告》,载《小康》,2012(1)。
  [14]Demick B. In China,What you eat tells who you are. Los Angeles Times
, 2011-9-16。
  [15]邓聿文:《特供不除,中国食品难有保障》,载《联合早报》,2011-9-21。
  [16]Yan Yunxiang. Food Safety and Social Risk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2(3).
  [17](18)吕宗恕:《“低调”种菜》,载《南方周末》,2011-5-5。
  [19]谢云挺、商意盈:《“特供菜”“特供”给了谁?》,载《农业·农村·农民》,
2011(10A)。
  [20]郑文:《变味的机关饭》,载《南都周刊》,2011(19)。
  [21]在中国,由于大部分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使用未曾公开,纳税人尚不知其经
费是如何使用的。即使是公开经费预算的少数部门,其预算也相当粗略,普通纳税人难以
窥其门径。有关中国预算改革的成就与困惑,参见马骏:《中国预算改革的政治学:成就
与困惑》,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22][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15-
123页。
  [23]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4.
  [24]郑永年:《社会、行政改革与中国清廉政府建设》,载《联合早报》,2012-4-17。
  [25]李松:《中国隐性权力调查》,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26]李龙强:《消费主义与公正性消费——关于“特供菜”和“地果主义”的思考
》,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
  [27]朱明春:《科学理性与社会认知的平衡——食品安全监管的政策选择》,载《华
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
  [28]网址: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ews/1/210168.shtml。
  [29]Sunstein和Ullmann-Margalit就认为,“每日消费模式反映了诸多的社会,甚至
是小区冲动。在他们的消费选择中,消费者不仅与产品相关联,而且与其他消费者也存在
关联性。”参见Sunstein C.R.&Ullmann-Margalit E.Solidarity Goods.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2001,(2):129-149.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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