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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郭玉闪,立人,《半生为人》,高尔泰
作者:wh
发表时间:2014-12-04
更新时间:2014-12-04
浏览:634次
评论:1篇
地址: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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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tong说起徐晓、郭玉闪,我来贴几篇新闻背景资料。新闻里说到的立人图书馆,前
一阵被关的时候我们版也聊过。另贴一篇高尔泰写的《半生为人》(徐晓的书)读后
感——正好从图书馆借了这本书,今晚就开看……

中国女作家、财新传媒《新世纪》首席文化编辑徐晓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北京
警方带走
2014.11.30 洪沙

http://www.dw.de/image/0,,18077727_303,00.jpg

(德国之声中文网)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在微博上发出”寻人启事”,称11月26日女作
家徐晓被北京市局预审总队带走,亲属在徐晓被带走24小时后才获知消息。亲属询问,
警方给出的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目前这则微博已经被新浪管理员删除。

据维基百科”徐晓”词条中录入的信息,1975年,许晓曾被中国政府指控参加”第四国
际反革命集团”而入狱。她从1979年起发表散文和短篇小说。自1982年,从事记者、编
辑等工作,为《今天》诗刊的重要编辑,著有《半生为人》等。

外界推测,徐晓被警方带走同民间教育机构立人遭官方肃整有关。立人官方网页自我介
绍称,”立人乡村图书馆是一个民间教育公益组织,成立于2007年9月,总部位于成都
。立人图书馆的工作方式是:在中国选择一些县级地区,在当地各界朋友的主动努力和
配合下,逐步建立覆盖全县的公益图书馆网络,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系列教育、文化活动
,从而拓宽本地文化视野,更新本地精神生活”。

2012年夏天,徐晓曾受到立人大学暑期学校的邀请。但当年夏天该学校的活动遭到官方
禁止。

BBC报道称,立人大学的一些成员曾是传知行的研究员。但”徐晓与传知行的关系并不
明确”。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办人之一郭玉闪今年10月被警方拘留。传知行社会经
济研究所去年遭官方关闭。

11月30日,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在微博上发表的”柔弱但却有温度”一文中写道:”我
早就说过,真正的改革开放,真正的社会和谐,其实很简单,作为执政者不是一定要做
什么,而是不做什么:放松紧绷的神经,放开紧握的拳头,给社会以正常的空间,还人
民以正当的权利,实在是良善之举,也是明智之举。须知,依法治国的根本是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尤其是要限制政府权力,而不是用法治民,更不能依想法治国。”

来源:
http://www.dw.de/%E5%BE%90%E6%99%93%E5%9B%A0%E6%B6%89%E5%AB%8C%E5%8D%B1%E5%AE%B3%E5%9B%BD%E5%AE%B6%E5%AE%89%E5%85%A8%E8%A2%AB%E5%8C%97%E4%BA%AC%E8%AD%A6%E6%96%B9%E5%B8%A6%E8%B5%B0/a-18102494


被捕的郭玉闪和被打压的传知行
2014.10.13 文山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上周四,中国维权人士、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郭玉闪被警
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捕。路透社消息称,警方上周四带走郭玉闪后,至今没有告知其
妻子潘海霞具体的理由。他的律师已经申请和郭玉闪会面,不过暂时还没有获得批准。

郭玉闪早年在北大就读,获得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2004年,他和许志永、滕彪一同创
立了"公盟"。后来,由于和许志永在理念上有分歧,郭玉闪在2007年离开了公盟,并创
立了"传知行研究所"。

低调的民间智库

据郭玉闪多年的好友胡佳透露,"传知行"的正式名称其实是"传知行社会经济咨询有限
公司";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大陆注册成立非政府机构非常困难,因此只能以企业的形
式存在。"传知行研究所是一个非正式名称,但我们都知道传知行就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

胡佳对德国之声表示,传知行承载了郭玉闪的个人抱负,"他传承了北大那种家国情怀
。"胡佳介绍说,传知型实际上是一个民间智库,吸纳了许多领域的学者;为农民工等
边缘群体呐喊,也努力通过发布各种文集、利用《南方周末》等媒体渠道潜移默化地宣
传公民意识。"这是一个学者型的非政府机构,非常扎实;但也非常低调,很少像公盟
那样主动去触碰高风险的热点话题。"

郭玉闪帮陈光诚逃离东师古村

不过,2012年,郭玉闪的传知行却在营救陈光诚一事中展现了其强大的行动能力。在此
之前,郭玉闪一直和陈光诚的哥哥保持了联系,因此在陈光诚逃离软禁看管后的第一时
间,传知行的工作人员就能驱车前往东师古村,将陈光诚迅速转移到北京,并在数天后
送往美国大使馆。胡佳说:"在陈光诚这件事上,郭玉闪和传知行干得可以说是干净漂
亮。而且,他们在事后没有丝毫的邀功,有意保持低调,带有很明显的郭玉闪个人风格
。而且,在陈光诚营救行动后,他和警方谈判时说,国保不能去骚扰任何传知行员工,
所有事情必须通过郭玉闪他本人。他还强调,所有责任都由他一人承担。"

胡佳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还特意强调,当年他在狱中的时候,他的妻子曾金燕生计无
着,没有单位愿意冒着风险接纳她。最终还是郭玉闪的传知行接纳了曾金燕,让她去从
事一些维权工作。而胡佳2011年刑满释放后,一度依然是政治敏感人物,郭玉闪也是第
一批敢于和他见面的人之一。"当时他还把传知行的一本书《思想的蝴蝶》赠送予我,
那是肩负着不小的压力的。"

http://www.dw.de/image/0,,15964049_404,00.jpg

支持占中:与郭玉闪并无直接关系

这次,郭玉闪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拘捕,许多通讯社都猜测这与他支持香港占中有关。
据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的统计,因声援香港而被中国当局拘捕的内地人士已经至少有37人
,其中不少人只是在网上转发了相关文字和图片。

但是胡佳向德国之声透露,郭玉闪被捕与香港占中其实并无直接联系。胡佳说,有些支
持香港占中的人士在打印相关传单后,在复印社开具发票时写了"传知行"的抬头。"传
知行这个组织也是古道热肠,他们一直低调地为社会上致力于维权等公益事业的个人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传知行确实经常报销这些维权人士的车马费、复印费等小额花销。"

不过,虽然是传知行的创始人,但郭玉闪却已经在2013年退出了这个组织。据胡佳介绍
,郭玉闪此举也是为了保护传知行,因为当时他已经因营救陈光诚等事件成为了当局的
眼中钉,传知行研究所也将被取缔。不过,传知行作为一家企业则依然在继续运行。

胡佳因此认为,既然郭玉闪已经退出了传知行,那么维权人士复印支持占中传单、发票
抬头填写传知行就应该与郭玉闪没有直接关系。"当局就是要找个理由,要旧账新算。
以我对此事的了解,郭玉闪不可能直接指示员工去复印这些传单。"

救火vs和平演变

他指出,与新公民运动、公盟等以行动见长的组织有所不同,传知行一直是以对社会问
题的深入研究为主,"郭玉闪一直说,光是救火的话,火是救不完的。"这也是郭玉闪和
传知行坚持宣传公民意识、纳税人意识的重要原因。 "而当局则认为郭玉闪这是在搞和
平演变。"

胡佳最后叹息道,原先许多温和型的维权人士并不担心自己会被捕,但是现在郭玉闪被
以"寻衅滋事罪"被刑拘,一方面说明当局对香港占中影响力的恐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
国内言论空间的进一步收紧。

来源:
http://www.dw.de/%E8%A2%AB%E6%8D%95%E7%9A%84%E9%83%AD%E7%8E%89%E9%97%AA%E5%92%8C%E8%A2%AB%E6%89%93%E5%8E%8B%E7%9A%84%E4%BC%A0%E7%9F%A5%E8%A1%8C/a-1799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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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 于 2014-12-04 22:12:43 提到] [FROM: 68.]
弱者的胜利——《半生为人》读后

作者:高尔泰

在《半生为人》之中,那些陋室补丁粗茶淡饭、一扫琐碎凡俗宿昔晦气走向别样生活的
人们,一个一个各不相同,又都审美地统一在一个意义的追寻之中。带着朝露的清气,
带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一

近读《半生为人》,感慨万端。这是一个当年的幸存者,讲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们“
从不怀疑中产生了怀疑”的初航。不是重新结集的号角,只是历史潮流的涨落之中,沉
淀下来的一些个体经验。只是一个瘦小,纤弱,坐过牢的女人,在一个接一个地给亲人
和朋友们送葬以后,带着一个孩子,在绝境中挣扎过来的苦难历程。

http://mjlsh.usc.cuhk.edu.hk/medias/contents/923/duanpian4/53050.jpg
有了《半生为人》,徐晓已经无愧于生活所给她的苦难。 (张立宪/图)

没有凄厉的绝叫,没有剧烈的抗议,没有深长的悲叹。万千心事,凝成了这么一本,如
此忧伤又如此美丽的意义之书。如同天问,如同长歌当哭。

我用“忧伤”一词,作者未必认同。我所谓的忧伤,是指人对于失去了的幸福的憧憬。
在那荒诞残酷的年代,还有可以失去的幸福吗?有的,那就是叛逆——意义的追寻。荒
诞残酷中的意义,就是对荒诞残酷的抗争。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
,原本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由于共同的追寻,得以在人海中
偶然相逢、相知、相加持,相濡以沫。这种人际关系,在商业时代已经不可想象。

这所谓憧憬,可以说是一种思念的情感。直接地是对那些初航时分曾与并肩的水手们的
思念;间接地是对一种被理想主义照亮了的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思念。这个,实际上也就
是,对于一种更高人生价值的思念。由于那种照亮生活的理想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人
际关系现在已经杳不可寻,所以这个思念,或者说憧憬,就成了我所谓的忧伤。

以忧伤为基调,也就是以情感为主导,只听从心灵的呼声。这样的书写,只能是个体书
写。不服务于任何共同主题,也不受制于外来指令或需要。因此个体书写,才呈现出无
限丰富的差异和多样性,各有特点。

徐晓此书,就不同于,例如“孤岛张爱玲”那种。张爱玲面对的是无数细小蚤子(“生
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徐晓面对的是一头巨大怪物——霍布斯所说的利
维坦。不仅面对,她还要抗争。以致她的个体书写,只能是一种群体意识笼罩下的个体
书写。意识领域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历史性碰撞,使全书整体上形成了一个矛盾冲突的张
力结构。情感主导的张力结构,作为符号,更像是诗,而不是戏剧。这是本书的特点。

我读《半生为人》,像是读一首长诗。幸福或者意义,都只能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得之。
人在无过程状态中对于过程(幸福或意义)的憧憬,具有逃避现实的成分。对于已经逝
去的“意义”的思念,首先是一种对当前强权横行无忌人们惟利是图的现实的逃避。真
要回到从前,那份残酷惨烈,没人愿再次忍受。哪怕它可以有把握地换得,那种不幸中
的幸福(或者说意义)也罢。

所以我说,这是一首忧伤的长诗。说来矛盾,正因为如此,我读此书的感觉,一方面是
切肤之痛历久长存,一方面又得到一种审美的快乐,一种慰藉,甚至鼓舞。为那些不能
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即使在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的残酷惨烈之中,
也能创造出如此美丽、如此有意义的人生。难免要想一想,他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



这本书,比之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没有那么波澜壮阔。比之于齐邦媛的《巨流河
》,没有那么源远流长。但书中的人们,各有其心灵的而不是履历的自我,独一无二,
不可重复。他们在共同的宏观背景下展现出来的微观心理,另有其多维的广阔和纵深,
标志着“个体”的存在。特别是在那个,智力在暴力面前、群体在惟一个体面前双重失
能的时代,要透过无数被工具化、数据化、符号化了的公共面貌,发现个体的存在更难。

在无数没有面孔的“人们”中,作者首先找到的是自己:

“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里,我好像才意识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她曾经抗
拒过这种疏离的意识,为了不能坚持“为信仰而献身的理想主义”,甚至说“无可争议
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甚至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有失落之感:“如今,当年轻时的
伙伴聚会散场之后,不管你是从怎样豪华的酒店或怎样寒酸的饭馆走出来,走在喧嚣或
者沉寂的夜色中,你为什么会陡然生出一点儿向往……而当你咔嚓一声打开房门,走进
你那仍然简陋或者不再简陋的家时,又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丝失落,为你日复一日面
临着的琐碎而烦恼?”

不论信仰的是什么,这种对信仰或意义的需要(或者说缺乏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
的。执著也罢,怀疑也罢,没有信仰也罢,这份严肃认真,都是对信仰负责的态度。“
珍重不从今日始,出山时节千徘徊。”难道不是更加“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
吗?

在那个强迫信仰的时代,不信仰就是犯罪,何况怀疑!她因此祸从口出,可谓性格就是
命运。1975年,不到20岁的她,在一个严寒冬夜被电话叫醒,下楼接电话时,突然被一
只肮脏发臭的帽子罩住眼睛,连袜子都来不及穿,光着脚板就被带进了阴冷潮湿的监狱
。狱中无信息,甚至外面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四五”事件,甚至“四五”事件的一些被
捕者关到了她所在的监狱,她都不知道。

那时的她,只不过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跟着感觉走的好奇女孩。作为政治犯被捕,在
当时十分平常。在四壁大墙里孤绝,任性地乱想。两年多后出狱,又任性地乱走,结果
走进了当年的《今天》编辑部。不管自不自觉,总是处在历史的前线。不管有意无意,
总是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这,就很不平常了。

感觉,有时候,是比思想更深刻的思想。

她出狱时,正碰上历史的转折。满街大小字报,民刊如雨后春笋。对于非人处境的共同
厌恶和对于别样生活的共同渴望,使“个人”们(工人,市民,大学生,待业知青,复
员军人……)走到一起,形成许多松散的团体。自动的,志愿的,业余的,义务的。无
机可投,无利可图,只有奉献,只有风险。但是都很乐意,带着冒险的兴奋。

《今天》编辑部,同样不例外。她写道:“条件虽然艰苦,做自己喜欢的事大家都觉得
很神圣。”那份有所追求的快乐,那份非功利、无目的因而是审美的人生境界,现在到
哪里找去?在《半生为人》之中,那些陋室补丁粗茶淡饭、一扫琐碎凡俗宿昔晦气走向
别样生活的人们,一个一个各不相同,又都审美地统一在一个意义的追寻之中。带着朝
露的清气,带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那些当年投身于《今天》、各有才华个性而不为人知的人们,周郿英、赵一凡、史铁生
、鄂复明、李南、崔德英、王捷、刘羽、田晓青这些名字在书中的出现,让我真有一种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觉。

http://mjlsh.usc.cuhk.edu.hk/medias/contents/923/duanpian4/53052.jpg
老版《半生为人》书影,新版将于2012年5月份推出



赵一凡。一个残疾人,英年早逝。“文革”时不辞酷暑严寒,奔走于北京各个院校,选
录大字报,收集小报、传单和当时难得一见的地下文学作品,还有禁书。细心地分类编
号,抄写翻拍,予以保存,十年如一日。“我不知道,”作者写道,“一凡当年收集这
些资料时有什么打算,但像他这样当时就懂得这些资料的价值,并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凡拄双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属
支撑着,一条腿在地上拖着几乎抬不起来,可以想象……(他做这些事)多么吃力,多
么辛苦,除了一凡谁能有这样的执着和细心?”

这成吨的珍贵资料,在一凡被捕时没有失去,是一个偶然;他死前立遗嘱要把它交给作
者处理,作者因为坐月子未能及时知道,是一个偶然;知道时已经被一凡的保姆卖给了
废品收购站,无处追寻,更是一个偶然。这些偶然因素的随机遇合,惊涛骇浪摄魄揪心
的程度,不亚于宏观历史的突发事变,更不是任何一个雨果或者任何一个狄更斯虚构得
出来的。我们在痛心疾首之余,甚至已经没有力气为它偶然地得以留下些少劫火余烬,
而额手庆幸。

余烬之一是,“文革”以后《光明日报》发表遇罗克的《出身论》,原文就是一凡提供
的。我不知道血腥污泥深处,埋葬着多少遇罗克这样的人杰和《出身论》这样的好文。
我感激由于一凡,我们得以见其万一。但是书中一凡,仍然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的
个人。他那面对陌生人时的腼腆失措,白床单下显得有些怪异的畸形,以及虽坐牢也没
有改变的、不同于“正统”的共产主义信仰,协同地组成一个整体——他这个人。我们
的信仰可以和他不同,我们可以奇怪他为什么如此执著,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因此减少,
对于他的爱和尊敬。

作者的另一位朋友史铁生,也是残疾人,也是英年早逝。我读此篇,印象最深的是他和
作者的相逢:荒凉的1974年,在荒凉的地坛公园,各自读书的两个陌生人,偶然交谈起
来,她有些在当时看来的反动言论。他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不怕我告发你?”
她说,“这里没证人,如果你告发,我就全推到你头上”。“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
,”作者写道,“这样的一种友谊,在那个亲友间也只能用手握得紧一点儿来表示心照
不宣的年代,几乎不可想象。只有在充斥着苍凉伤感的自然气息的地坛公园才是可能的
。”

在那个用假话套话交往是生存条件的时代,说真话是心灵的呼吸。心灵,只要是自己的
,就是活的,就需要呼吸。对于拥有自己的心灵、即拥有个体自我的人们来说,只要有
机会在某处单独相对,那个某处就有可能成为地坛公园。就在这同一年,作者遇到东海
舰队的海军军人郭海、安晓峰、杨建新……才知道军人也是人,也有大于安全需要的说
真话的需要。她把他们作为体面的朋友介绍给了一凡,直到被一网打尽。



作者和她的丈夫周郿英,是在《今天》编辑部认识和相爱的。结婚不久,周重病住院,
多年辗转病榻,终于痛苦死去。

她是无神论者,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除了求神拜佛,想尽办法,什么手段(包括贿赂
医生)都用上了:争取到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最好最昂贵的药品……无法上班,
还要照顾好儿子。奔走于家和医院之间,身心俱疲,以致“一直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

这一切都是白费,她为此深深地自责:“我一直以为,我吃的苦是他的疾病的结果,我
愿意承受那结果。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他所受的苦是我的努力的结果,我不知道他是
不是愿意承受那结果。”事实上,他的痛苦也就是她的痛苦。如果早知道是白受的,谁
都愿早些结束。首先是为对方,其次是为自己。在无穷的思念中,她给他的在天之灵写
道:

“……也许,只有你知道,我讲述的这些,都是事实。但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全部的真
相是,我为你活着而拼尽全力,同时我也祈祷别的。那‘别的’我不能告诉你,也不能
告诉任何人。不知你是否记得,就在我们等待了五个多月的手术的前一天,我突然失踪
了一个上午。我回到医院时,你刚刚用剃须刀在小腹部做完备皮。你虚弱得连说话都困
难,我却把你一个人丢下。我去哪里了?你问我,我说,去办点事儿。但眼睛不肯看着
你……现在我告诉你,那天我去了北京城南道教寺庙白云观,我在每一尊神像前放上几
炷香,放下一些钱,然后虔诚地下跪,磕头,乞求神保佑你手术成功。同时,我还乞求
,如果手术不成功,保佑你尽快解脱……我发誓,你少受点儿罪是我希望你尽早解脱的
惟一理由!但是,你相信吗?其他人相信吗?我自己相信吗?事实是,你病着,我有无
穷无尽的麻烦。时间、金钱、儿子的成长、我自身的向往……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
煎熬会延续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八年……”

笔力千钧,使人灵腑为撼。

无神论者烧香磕头,慌不择路惊心动魄。她这样做的理由,即使不是惟一的,也没有任
何人有资格指责她。那样的指责是以理杀人。她对以理杀人的文化的恐惧,是显现在深
层心理学中的深层历史学,并不是毫无根据。在以理杀人的文化中,个人的孤独无助、
绝望挣扎都不在话下。一种能够把这种不在话下的残酷性充分表达出来,使人感同身受
的文字,不管多么平淡,都是奇文。

奇文自然天成,文字全无藻饰。汗腥气、泪腥气、血腥气、监狱里阴冷的湿气,医院里
陈旧的药水气,昏暗灯光下印刷民办刊物的油墨气,小街上的烧饼的香气和粮票的浊气
、老旧四合院里随着沙哑歌声唱出来的酒气……汇成一股真气,兼具了(如果我没有记
错的话)英国美学家鲍桑葵所说的“艰难的美”、“广阔的美”和“错杂的美”。我想
这就是所谓“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吧?



“有朋友曾说,”作者写道,“我的写作美化了生活。为此,我曾想给这本书命名为‘
美化,直至死’。与其说是想回应这善意的批评,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孤绝。作为人,
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当你在任何角色中都面临困境的时候,你怎样论证活着的正当性
?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你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然而我
们终于还是活着。所以我写作——正如史铁生所说,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

这个回答中的虚无主义情绪,虽很模糊,但是渗透全书。这是我的主观感受,很可能作
者不会同意。

理想主义者也可能有虚无主义情绪吗?有的。我们在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之中
看到过,在章太炎的“五无”言说里看到过,在鲁迅的许多作品、特别是《野草》诸什
中看到过……并不陌生。凡理想,都有个现实的前提。奴隶理想自由;屈辱者理想尊严
……都是历史中的自然。无前提“主义”,不过是一个空筐。谁都可以装进任何他所希
望的、可能的和不可能(如乌托邦)的东西。什么也不装,让它空着(如佛陀老庄),
也可以,不一定就不好。

变可能(或不可能)为现实,这就是意义的追寻。追寻就是意义,过程是意义的现实。
过程的终结如果不能成为新的追寻的起点,那就会归于虚无。所以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
这两个貌似相反的东西,实际上走得最近。个体逃避虚无,往往逃入群体(宗教、国族
、组织等等)。群体无路可逃,往往陷入混沌(犬儒生态、丛林法则等等)。在这里,
理想主义的徐晓,也还是“出山时节千徘徊”。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常常在写作中踌
躇”。

踌躇的结果,是删除了不好的东西,留下了好的东西。“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
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惟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
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
有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多么重要。”

踌躇,是为他人着想。

为后来的人们——因为爱。

为需要被删节的人们——因为悲悯。

因为对别人重要,所以对自己重要。

别人比自己重要,这就是群体意识。

徐晓的爱和悲悯,植根于天性,本来属于个体。但同时,这样的天性,又使她的群体意
识压倒了已经觉醒的个体意识。她力求用理想主义的精神价值,去照亮历史无序背后的
黑暗。她愿意在宇宙抹去人类文明的一切痕迹之前,把没有爬满蚤子的袍,留存给后来
的人们。

这使我想起杰克·伦敦的《女人的刚毅》:在酷寒的克朗戴克,一对男女在无边无际、
不见人烟的冰天雪地里艰难跋涉。干粮有限,每天平分少量,终于还是吃完。帕苏卡饿
死前,把一袋干粮给了理查。那是她每天从自己的一份中偷偷地省下、偷偷地藏着的。

这样的爱,当然伟大。这样的意志,当然超强。但这伟大和超强,却是以超弱——死亡
来标志的。形而下的事实属于个体,形而上的价值属于群体。据说群体和个体应当统一
,我也这么想过。但是我不知道,这矛盾该怎么解决。

不能解决。任何解决方案,其程序设计都必须通向可以操作的政治-社会利益的强制性
分配。如所周知,政治人物的行为及其后果,常常和所持的或者所宣称的价值原则背道
而驰。一个非政治的(至多只是一个“不够资格的政治犯”)独立个体,一个但知有道
不知有术的纯粹理想主义者,只在精神领域、只在价值观的层面上寻找,是找不到出路
的。面对历史中的自然——这个现代丛林,难免和虚无主义相遇:

“谁爱得最多,谁就注定了是个弱者。”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价值何在。”“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对我们这代人
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法
想象的存在。在他们身上,构成遗传的染色体已经变异了。无法理解不是他们的错。”

既然如此,既然我们的精神财富到后人手里必然贬值,我们创造它的努力岂不是无效劳
动?血腥暴力荒诞滑稽等等,是我们的(不是抽象的)理想主义的前提,把它留给后人
作为历史判断的参照系,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温暖打造平安,比之于删除,岂不更好?还
有,删除了故事,还有“从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吗?

虚无主义这个怪物,原本与徐晓无缘。我想象,还没有完全走出群体意识的她,在个体
性写作中与之狭路相逢,一定有些错愕,有些失措(也不完全是想象,因为她已经说了
,她在写作中踌躇)。

为逃避这个怪物,她稍稍进入了童话——我觉得。



血腥和荒诞是那个时代的基调,书中提到的部分,已经残酷到让我们有切肤之痛,已经
残酷到哪怕只删除掉一个小小的细节,都会减轻我们的沉重。这些都没有删除,不知删
除了什么?荒诞感是一种至为难得的天赋,它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也造就
了海子和残雪。有感于荒诞而又删除,不知是怎样的荒诞?我不敢要求别人把自己不忍
看不敢看的东西摊出来晾,那种要求本身就是残酷。但是那杯苦酒,一个人咽得下去吗?

咽不下去,所以删除。从这删除,我看到了一种人性中的神性——爱和悲悯;也看到了
一种人性的软弱——无力感和恐惧。

这样的所谓的美化,带有逃避现实的性质。逃避,是弱者的天赋本能。正如狼有尖牙鹰
有利爪,羚羊和兔子有跑得飞快的腿。托尔斯泰说他读安徒生,读了几遍才发现安徒生
的孤独和软弱。安徒生以为大人都没有同情心,所以他只向小孩子说话。小孩子更没有
,但他假定有,这是弱者的任性。我读到那些话时,也是个小孩子,坐着想了想,没想
出个什么来。今读徐晓书,想起那段话,忽然懂了。对于一个陷于“无可奈何的孤绝”
的弱女子来说,还有比童话更好的避难所吗?

遗憾的是,她终于没有逃脱。出狱20年后,她从北京到太原探望曾经同案的朋友,企图
重温当年的旧梦。舞台换了布景,角色各已转型。“没有期待中的彻夜长谈,没有想象
中的无边畅想,”她写道,“不知道是我们老了还是社会变了,我常怀疑,以后是否还
存在当年那样的人际关系?”已经不再存在,还要怀疑一阵,这种精神领域的克朗戴克
,是另一种形式的“幸存者的不幸”。安徒生纯粹的个体写作,让他逃跑得像飞。徐晓
带着群体意识的个体写作,只能一如当初,“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逃不脱铁铸的现
实。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她的幸运。在那个无数人没有任何交流空间,只能默默地
忍受窒息的时代,她已经享受过了真正的人际关系。冥冥中似乎还是有一种公平,所谓
“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这么一本,忧伤而美
丽的、震撼人心的意义之书。

这里所说的意义,是个体存在的意义。在意义这东西已经被解构得片瓦无存的今天,更
有其特殊的价值。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个体精神的价值。作为这个意义与价值的自我赋
予者,徐晓已经无愧于她苦难的“半生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只怕配不上他所
受的苦难。徐晓可以免于这种恐惧了,因为她已经有了这么一本,永远的《半生为人》。

“永远”二字,我不是随便说的。特别是,在前面提了那么多问题之后。在文学中,一
种信念,一种情绪,一种自我赋予的意义,只要是真诚的,美的,就是绝对的、永远的
。不要问正不正确,那是科学的问题。科学在证伪中进步,“正确”也不会永远。牛顿
、托勒密早已过时,但是古神话和安徒生们还生气勃勃,并且不存在被现在和将来的天
才超越的危险。

鲁迅无碍于韩愈,海子无碍于李白。文学的领域是孤峰的森林,里面没有巨人的肩膀,
只有或大或小永远并存的孤峰。哪怕只是一首诗,一则寓言,一篇散文,作者佚名。只
要真好,且与众不同,都可不朽,成为永远的孤峰。

《半生为人》也是,这是弱者的胜利。

转自:
《南方周末》2012-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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