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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若水: 真实故事:妈妈,我在(一)
作者:USMedEdu
发表时间:2008-09-26
更新时间:2008-09-26
浏览:2386次
评论: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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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故事:妈妈,我在(一)


                       作者:尘若水(中国)

题记:

世界上没有完整的幸福,所谓幸福,就是洞然地接受残缺。

自序

这里没有奢华,没有青春,没有激情,没有悬疑。这是一个单纯的充满母爱的世界。

亲爱的朋友,首先感谢你,愿意倾听一位母亲,平静如家常的絮语。

请原谅,我希望我所说的如果,不要再发生在任何一个家庭。可是,生活中有很多不幸,总是在你猝不及防的时候发生:

如果,你是一个可爱孩子的母亲或者父亲,平平淡淡的日子里是你对他浓得化不开的爱;如果,你可爱的孩子,在某一天被医生断言,他在医学上的生命,只能有十年、五年或者三年甚至更短;如果,你不惜一切代价,暂时地挽回了你可爱孩子的生命,他生命的质量却从此被打上了折扣;如果,美丽的未来,于你和你可爱的孩子来说,除了充满希望与憧憬,还有不可预知的生离死别……

这些如果,从三年前的那一天开始,都发生在我的生活里。

我曾经在漆黑的夜里,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失声痛哭;也曾经在灿烂的阳光下,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不能自抑地黯然泪下。那些绝望的日子里,我仿佛流干了一辈子的泪,从此不知道何为苦痛。

可是我可爱的儿子对这一切是混沌无知的。那一年他11岁,他以为自己只是生了一场重病,他以为自己病好以后,会象所有的孩子一样,上完小学上中学,上完中学上大学,然后——就象他对我说过的那样:“妈妈,你放心,我会给你养老的,只是,你是女的,我是男的,等你老得动不了的时候,我想帮你洗澡,多麻烦啊。”

作为母亲,除了擦干眼泪,坚强面对,我别无选择。

在2005年那个酷热的夏天里,我和丈夫牵着儿子的小手,在火车站和汽车站之间辗转,一程又一程地寻找生的希望。所幸遇到一个好医生,经受过痛苦不堪的治疗,儿子重新回到我身边。

生命,是如此的脆弱,脆弱得经受不起一个小小肿瘤的伤害;生命,又是如此的顽强,为了求得生存,可以经受所有的磨难。

我亲爱的丈夫,作为丈夫和父亲,在这场灾难中他始终是坚强的。虽然也有过宿醉中的痛哭,但在儿子面前,他永远是笑容满面。没有他的支撑,也许我早就崩溃了。

他对我说:“人活着除了享受就是承受,既然命运要让我们遭遇这个灾难,我们就得承受。所有的灾难之中都有奇迹出现,比如唐山地震,比如印度洋海啸,比如菲律宾泥石流……死了无数的人,可还是有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哭有什么用?让儿子每天看到我们的笑脸,就是让他看到自己的希望。我不求儿子活得多久多久,我只要他在的每一天,都象正常的孩子一样快快乐乐。”

还有我可爱的女儿,她就象我们这个家的吉祥物,时时刻刻地展示着她的聪明、健康、快乐与体贴,让我拥有生命的另一种美丽与希望。

为了给儿子治病,丈夫转让了投资十多万元、生意正做得红红火火的学校食堂,他说赚钱的机会随时都有的,可他只有这一个儿子,他不能在儿子最困难的时候,有一分钟感受不到父亲的爱。

儿子重新背起书包上学后,“为了能赶得上将来儿子要用钱的趟”,丈夫两手空空地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为此他负债整整四十万。对于一个曾经陪伴儿子走出生命绝境的男人,一个正在为儿子支撑生命希望的男人,还有什么困难能够难倒他呢?

而我,便成了全职妈妈,每天象钟摆一样,围着儿子的生活绕圈。我忘记了自己,我甘愿用我不停歇的操劳,换取儿子每一刻的健康快乐。

儿子的小脸渐渐红润,青春期如期而至,小小的喉结开始生长,淡淡的胡须慢慢发青,他正在褪去稚气,长成翩翩美少年……

那天,路遇儿子小学最后一年的班主任老师。老师微笑着说起他,盛赞他的勤奋、善良与纯真,老师说做他的老师有一种很美好的感觉,那么做他的妈妈一定很幸福了。

是的,很幸福,今生今世。

而我三十多岁的人生,在这一切发生之后,才真正的开始。

感谢儿子,让我懂得坚强。

感谢丈夫,让我学会乐观。

感谢女儿,让我变得从容。

感谢所有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真情关爱和帮助的亲人和朋友们,让我学会感恩,更加执着于做人的善良。

感谢上天,让儿子继续留在我身边,一秒秒,一分分,一时时,一天天,一月月,并且度过了三个美丽的春天,并且即将开始新的一秒秒,一分分,一时时,一天天,一月月……

拥有健康的生命是幸福的。活在希望中的生命是幸福的。

不曾放弃。唯有珍惜。

生命所能承受之轻之重,全在你一颗坚强乐观的心。

(一) 妈妈,对不起

2005年5月7日,“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

初夏的阳光,明媚中蕴含着火辣。若不是早晨仍是清凉的风有意无意地拖着春天的尾巴,这阳光给人的感觉分明就是夏天到了多时了。在慵懒悠闲中度过了长假的人们,或紧或慢地准备着明天的生活,或依然悠闲轻松,或再度奔波劳碌。

我的生活,曾经就在那一天,一下子坠入了无边的黑暗。

那一年,我的一对龙凤胎儿女11岁,上小学五年级。我和丈夫双双下岗七年,从在街头摆摊做小生意、每天只赚几块钱开始,到那时丈夫承包经营着一家中学食堂。我在照顾孩子之余帮他打点生意,虽然没有很多的钱,却夫妻恩爱儿女乖顺,也是幸福甜蜜。我和丈夫一个劲地想着多赚一些钱,好好地培养一双儿女,希望他们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

厄运,就在幸福甜蜜的表象下,悄悄地袭来,甚至不给我们一点点提醒。

也许,一切其实是早有预兆的,只是我和丈夫忙于生意而疏忽了。

那些不好的症状在儿子四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露出端倪。

儿子和女儿在同一个班上,期中考试成绩出来的当天中午放学一回家,女儿就气呼呼地说:“气死我了丑死我了,妈妈,吴边这次考得不好,老师要我捎话给你,要你下午到学校去一趟,别的同学都对着我羞羞脸,我不想给他做姐姐了!”

儿子红着脸,躲在这个大他两分钟的姐姐身后,一副无脸见人的模样。

下午,在班主任老师的办公室里,一向对家长笑脸相迎的班主任老师很严肃地对我说:“吴边这学期开学以来不知怎么回事,上课老是走神,点他回答问题半天回不过神来,课堂作业也不好好做,字写得有气无力的,有时候还漏掉一两道题不做,跟从前相比简直是换了一个人。我知道你们两个大人做生意忙,即使再忙,也不能不过问一下孩子的学习呀。”而从前,在每一次的家长会上,我得到的可都是表扬啊。

我强压着心里的怒火,回到家里对儿子大声呵责。一向嘴笨的儿子可怜巴巴地望着我,满脸的无辜,似乎想申辩,又不知说什么。怎么?考不好还有理由吗?我越看越气,忍无可忍地一把扯过儿子,照着他的屁股就是一顿暴打。儿子捂着屁股,抽抽噎噎地说,妈妈,我保证以后要好好学习。

随后的日子,儿子似乎认真了许多,每天的家庭作业虽然比女儿做得慢,但总是保质保量地完成,放了假也不象从前那样到外面疯玩,只是乖乖地安静地呆在家里,考试成绩也有了不小的进步。

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我以为是我那一顿打起了作用,我以为“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古训还是有道理的。

只是,儿子的字写得没有从前工整了,数字“3”老是写得不带劲,老是跟数字“7”混淆不清,他也常常被自己写的这两个数字搞迷糊,连计算题都做错。一遍一遍地,我提醒他,他就说:“妈妈,我真的写得很认真很认真,可就是写不好。”我想,这点小毛病,等他大了就好了吧。

2005年的四月下旬,五年级上学期的期中考试结束了,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数学58分,英语61分,而语文的阅读和作文部分的那半张试卷,竟然一个字也没有写,虽然他的基础知识只扣了两分,却仍然只得了48分!

我无法想象每天一放学回家就趴在书桌前拚命写作业的儿子,会考出这样的成绩。

儿子在一旁泪流满面,低着头,一遍又一遍地说:“妈妈,对不起,妈妈,对不起。”

我无奈地望着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难道真的是象有的书上说的那样,双胞胎的智力一般都比一个孩子的差吗?可是从前的儿子,哪怕是平时的测验,不到85分他回家是不敢跟我说话的。难道真的是我忽视了对他的管教?可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没有哪个老师不说他是认真自觉的好学生。

——我不知道,可怕的脑瘤当时是怎样在儿子的脑子里一点点发芽、生长,吞噬着他活泼快乐的天性和学习精力。而我可怜的儿子,当时是怎样接受着我一如既往的要求,为达到这个要求又作出了怎样的努力。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我很庆幸那天我没有打儿子,否则今生我无法原谅自己。

后来听女儿说,班主任老师在班上批评了儿子,说他给全班在年级排名中拉了后腿丢了脸,他当时就无地自容地趴在课桌上哭了。儿子因此似乎很受打击,每天早晨起床磨磨蹭蹭,中午吃饭拖拖拉拉地,晚上的作业也是做做停停,总之是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

丈夫自责是我们只顾着赚钱没有管好孩子,那几天总是早早回家,守在儿子的书桌旁,发现他做作业总是写了一会儿就要停一停,说手写累了。

做父亲的问儿子,是不是手在哪里不小心弄痛了。儿子想了一会儿说,好象有一回下课的时候跟同学闹着玩,有人把他的右手往后背上使劲地拧,当时他就觉得很痛。第二天,我带儿子去看医生,医生说大约是小孩子不知轻重伤着筋骨了,给开了三盒活血化於的中成药。

哪个淘气的男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不被弄伤一点筋骨和皮肉的?可是,一天天地,儿子的状况没有一点儿好转。这次他分明不是淘气啊,他好象被施了魔法,很想把所有的事情做好,却身不由己。

好不容易盼到“五一”节学校放假,丈夫说我们要用这几天好好地陪陪两个孩子,特别是儿子,这家伙到底是怎么了。

5月1日那天,我们带孩子去看望很久未见的父母。我的母亲见了一对外孙高兴得不得了,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看着看着,母亲对我说:“边边的右脚怎么不对劲啊,走路一颠一颠的,是不是崴了?”

刚好父亲在和两个孩子玩扑克牌,我听见父亲说:“边边,什么时候成左撇子了,你的右手不会拿牌了?”我下意识地望过去,儿子正调皮地笑着,而他的嘴角,分明地向左边歪去。他的左手,代替了右手的作用,一张一张飞快地起着扑克牌,右手却笨拙地捏着牌,不知道用手指去把它们理顺。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父母的话。在这以前我确实没有注意儿子这些细微末节的变化。

在回家的路上,我留心地观察儿子的一举一动,发现他的右脚走路真的是有点拖,而且右手也不喜欢摆动,好象老人的中风后遗症。可是当他高兴起来又蹦又跳的,又什么都没有似的。

刚进家门,母亲的电话就跟过来了:“我怎么看都觉着边边的右手右脚不对劲,好象是神经被压迫了,伢啊,大意不得啊,早点带他到医院看看。”真是杞人忧天!怎么会呢!我漫不经心地回答母亲:“哪来的事!别瞎操心了。”

可是,第二天一家人出门过早的时候,我发现儿子穿鞋不用右手去提鞋跟了。他把脚套进鞋子里,然后用脚尖一下一下地往墙上蹭,直到把脚完全蹭进鞋子里为止,鞋带也是半天才系好。吃饭的时候,他不是用右手直接去拿筷子,而是用左手拿起筷子往右手上递,他的右手好象不会自觉地动了。

望着儿子这些奇怪的举动,没有一点医学常识的我只会一个劲儿地问,儿子你是怎么了,你身上真的有哪里不舒服吗?

丈夫的脸色却是越来越沉重。那几天他总是喜欢单独带儿子出去玩,女儿闹着要一起去,都被他极不耐烦地拒绝,甚至不顾女儿说他“重男轻女”的抗议。要知道,一直以来,女儿才是他真正的最爱,儿子只不过是他酒后喜欢拿来炫耀的资本罢了。

每次跟儿子出门回到家里,丈夫就一个人一言不发地坐在电视机前,屏幕上长时间地播放着他平时最讨厌的广告,他也不换台,分明是心不在焉。

5月7日的前一天晚上,孩子们都睡下了,我做完家务,在丈夫身边坐下,正想问他这几天是怎么了,他却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心里,握了很久,才慢慢地说:“明天,我带儿子到医院去一趟。”然后,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对我说:“你要作最坏的打算,不管怎样,要让儿子每天都快快乐乐。”

后来我才知道,丈夫的沉重不是没有由来的。他十三岁就失去了父亲,而他父亲的英年早逝就是因为患了脑瘤。而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那是没有一点回旋余地的不治之症。

“让儿子每天都快快乐乐”,从那一刻起,成了他生活和奋斗的唯一目标。

(二)父子情深

现在回想起来,2005年5月7日,那一天,是多么的残酷啊。

我心爱的儿子,就在那一天被医生告知,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虽然真正残酷的结果是在后来才知道,虽然现在他幸福快乐地活着,却也只能在“幸福快乐“的前面加上“象正常的孩子一样”这样的修饰语。

那一天早晨,丈夫很早就带儿子出门了。因为第二天要做生意,我就留在食堂里和员工们一起做准备工作。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子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我一步,,我的心也是不安的。

我们的家在武汉市郊,离市区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丈夫带儿子去的,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儿童医院——武汉市儿童医院。

大约是中午11点钟,丈夫给我打电话:“你现在最好是打个的过来一趟。”我心里一沉:“是不是……”

只听丈夫说:“没什么,等你过来再说吧。”我竭力想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一些什么,可他的语气是平静的,只是平静之中有些不知所措。我说,女儿一个人在家呢,要不要带她一起来。丈夫说她一个人在家怕什么,你一个人来。这一句话,他说得有些焦虑。

我匆匆赶回家为女儿用前一天的剩饭炒了一碗蛋炒花饭做午餐,嘱咐她今天下午就一个人乖乖地在家里呆着,不要乱跑。女儿问,妈妈,为什么不能带我去,我说我也不知道。女儿就说妈妈你放心,我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不出门。

从小到大,女儿总是这样让我省心。

当的士在医院门口停下的时候,丈夫和儿子已经等在那里。丈夫的手里提着一个大大的、我从前在医院里看见别人提过的那种装拍片结果的袋子。

我迫不及待地问:“结果?”一边伸手拿过片子。

丈夫说,他一到医院就直接挂了神经内科的号,医生看过儿子,二话不说,就开了做头颅核磁共振检查的单子。本来要等到下午拿结果的,在做检查的过程中,那个做检查的医生眼睛盯着仪器,一个劲地唏嘘:“哎呀,哎呀,你怎么知道就直接找神内啊,少走了多少弯路啊”,然后说还是早点把结果给你,你下午赶紧找神内的医生看看吧,说不准还得找神外的。

那时我根本不懂神内神外,也不懂核磁共振MRI是什么,我只看到在那张据丈夫说是做了增强的片子上,一个椭圆形的白白的里面有些斑斑点点的东西,骇然长在儿子的大脑左边正中间!报告书上,医生的意见是:“左侧基底节区梗塞(大小约1.5cm*2.0cm),建议定期复查。”

那个做检查的医生说,就是这个东西压迫了孩子的运动神经,才出现了一系列不好的症状,但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丈夫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明显地感到了他的无以名状的紧张。他的声音因为紧张,有些把持不住的颤抖。我的心,随着他的话一阵阵的发凉:大脑是人体的指挥部,里面无论有什么异物,后果都不好啊。

再看看儿子,这个不知人生苦痛的混小子,正在候诊大厅里来来回回地玩着电梯,上来又下去,下去又上来,那张稚气的脸笑得象外面正午的阳光一样,灿烂得不得了。

我跟丈夫面对面坐在候诊大厅靠墙的走廊上,两个人的想法不谋而合:不管那是个什么东西,都要尽早治疗。

透过走廊的落地窗,丈夫指着对面一栋只有三层高的灰色老式楼房,悠悠对我说:“我第一次带他出门来这里住院的时候,住的就是这栋房子的二楼。”他久久地注视着那栋房子,象是在回忆,又象是在鼓励自己:“没事的,我儿子命大,这一次也会没事的。”

说起来,他们父子俩在十一年以前,已经在这里有过一次生死之交了。

那时儿子刚刚出生二十五天,因为先天不足,加上不明原因的持续性的吐奶,已是气息焉焉,不说啼哭,就连睁一下小眼皮的力气也没有了。

正是寒冬腊月,那天早晨又是风又是雪。刚刚做了父亲的丈夫穿着他那件宽大的工作服棉大衣,将打着蜡烛包的小小的儿子紧紧地裹在怀里,挤上了开往武汉的客船。那时还没有公路到武汉,逆流而上的客船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

寒风刺骨的船仓里,那种父子骨肉缠绵相依的感觉,让丈夫刻骨铭心,使他在后来的日子里,无论在怎样绝望的境地,也无法放弃对儿子生命的希望。

那天坐船到了武汉又转了车,已到了中午医生快要下班的时间,丈夫抱着儿子几乎是不要命地冲进医院,不假思索地挂了急诊号。

在开着暖气的新生儿急救室里,那个慈祥的五十多岁的老护士长麻利地解开儿子的蜡烛包,把他放到垫着一层软布的台称上,一声轻叹:“三斤八两!小伙子,你这儿子要是再晚两天送来,就丢了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哟,不晓得是么样养伢的。”

儿子,就象一只被剥了皮的小老鼠,瘦骨嶙峋,浑身通红通红的,在那里有气无力地蠕动着。

很快,儿子被送进了恒温箱。因为吐奶,每次到了喂奶的时间,丈夫看见他的时候,他的脸上、耳朵上、头上、身上,还有他身下的垫布上,满是白花花的象刚刚凝固的豆腐脑一样的吐出来的奶。因为没有力气,他总是闭着眼睛,半透明的皮肤下前后肚皮几乎相贴的小肚子微弱地起伏着,分明是在休整着刚刚呕吐过的难受,小手小脚却顽强地偶尔猛地伸一下,似乎在说:“爸爸,我还活着。”

丈夫忍着不能轻弹的男儿泪,接过护士托在手里的儿子,拿出揣在怀里的小奶瓶。也许是感觉到了来自父亲的气息,儿子睁开了眼睛。在那张说是精致实则精瘦的小脸上,只有这双眼睛大而明亮,一睁开便滴溜溜地打转,流露出顽强的生命力。在丈夫温暖的怀里,儿子张大小嘴四处找食,一逮到奶嘴,便不要命地猛吸起来,几秒钟便吸了个精光。可是一吐出奶嘴,又“哇”的一下又全部吐出来了,嘴巴来不及,就让鼻孔帮忙。

丈夫从口袋里拿出准备好的毛巾,给儿子擦干净。儿子闭着眼睛喘息着,这一顿猛吸猛吐,仿佛把他小小身体里的力气都用完了。

可是,当丈夫把揣在怀里的另一只小奶瓶刚拿出来,儿子的小嘴又顺应着父亲手动的方向张开了。这一次因为没有力气,他吸得不是很快,吐得也不是很急。终归是留了一点点在胃里面了,他就依赖那一点点残留的营养维持生命。

每隔四小时一次,每个昼夜,父与子都要受六次这样的折磨。儿子是浑然无知的,父亲却是被折磨一次就心痛一次,此次未消彼次又起。

几天后做了X光拍片,医生的结论是胃贲门发育不全,说只有抱回家,耐心调养,等孩子大一点,胃贲门完全长好了就没事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丈夫急得眼睛都红了,老护士长安慰他说:“小伙子,别着急,你看你儿子的脸色多看好啊,红红的,你再看别的毛毛的脸,不是白的就是黄的。别的毛毛怎么喂不吃,你儿子吃起来多馋啊。别着急,只要他肯吃,长起来快得很的。”

是啊,长起来快得很的。

喂养儿子的千辛万苦,不堪回首。

眼前这个十一岁的帅小伙脸庞清秀,身体倾长,正是一棵青春期前蓄势待长的树苗。他扎根的土壤里埋藏着我从一个女孩成为一个母亲艰辛甜蜜的过程,他张扬的枝叶间摇曳着我们这个家每日触手可及的幸福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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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6条评论
1   [USMedEdu 于 2008-10-10 11:16:23 提到] [FROM: 10.]
妈妈,我在(十七)



                        尘若水(中国)

                    ※   ※   ※   ※   ※

                       妈妈,我在:妈妈的手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感到,我的生活,已经完全被这场灾难改变了,我已经没有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了。

所有的医生都强调说象儿子这种情况,要多补充各种维生素,最好是吃一些维生素片。维生素,顾名思义就是维持生命的元素。我甚至在一本书上看到过有一个美国妇女,身患多种癌症,在大量生吃蔬菜水果摄取维生素的情况下,她的癌症竟然不治而愈。

儿子在T医院打抗生素打得药物过敏、打激素打得胖变了形的惨状,使我对药物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反感。还有那些无形的放射线、剧毒的化疗针剂,它们在儿子身体里无时不在的副作用,象一条毒蛇一样,时时啃噬着我的心。

没有哪一个医生告诉我,每天喝两杯一共500CC的鲜榨果汁会对人体有什么好处,我只是凭着一个母亲的直觉和有限的医学常识,认为这些融化在水里面的维生素,在两餐进食之间的空档里,通过消化道的吸收,会对儿子的身体有排毒和营养作用。这是我能够做得到的一件事情,也是在平常的日子里,我唯一能够做到的为儿子化解灾难的事情,我为什么不去做呢?

我每天的时间,就这样一段一段地被这件事情占有着,分成了碎片:把各种各样应季的水果洗净削皮,切成一小片一小片,放进榨汁机里,再倒进适量的水,转动榨汁机一两分钟,然后连汁带水地倒进保温杯里。要保证有250CC的量,多了,说明水加得太多,冲淡了果汁的浓度,营养会打折扣;少了,会使留在残渣中的果汁融化不到水里,营养也会不到位,需要再加一点点水,搅拌一下,再倒出来……

从果汁榨出来,到儿子喝下去,这个过程不能超过二十分钟,否则它最原始的营养分子就会在空气中暴露过久而流失,发挥不了它最大的价值。所以,在去学校的路上,我总是匆匆而行,象是要赴一个不可失缺的约会——是的,是我的心与儿子的身体的约会,我当那果汁是我的乳汁,而儿子的身体是他初来人世时婴儿般脆弱,需要我如此这般细心的呵护与宠爱。

两年多以来,这样的程序,我重复了不下两千次,并且还将不断地重复下去——我希望能够永远地重复下去。

从儿子五年级下学期复学后的第一天开始,到今天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这样的程序,从来没有耽误过一天。常常是写着写着,我身体里的生物钟就开始感应着电脑屏幕右下角的时钟,哪怕正是写得非常顺手的时候,也必需起身把电脑关掉。每天一到了那个时间,我的心就仿佛听到了儿子身体的呼唤,就象做他婴儿时听到他要吃奶时的哭声一样。

因此,我不能长时间地逛街购物,不能长时间地跟朋友聊天,不能长时间地做某一件需要长时间来完成的家务——常常是做了一半放下,送完果汁回来再接着做。我没有上班,没有做别的什么事情,却因为这个程序的限制,我总是在赶时间:上午九点半钟开始,下午三点钟开始,我要在家里把果汁榨好,再赶紧赶忙地送到教室门口,等着第二节课下课的铃声响起。如果还早没有下课,就要等一会儿;如果晚了,第三节课已经上了,就得眼巴巴地站在教室外面,等老师看见了我,再点名叫儿子出来。

一天四趟地在学校大门口出出进进,跟很多老师都混得面熟了。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以为是送药,以为送一段时间,送完了药的疗程就完了。可是当得知我这样匆忙地来去,只是为了一杯在他们看来可有可无的自制的果汁时,就有些颇为不屑了:真是没见过象你这样娇惯孩子的家长。

六年级的时候,儿子的教室正好在他的班主任、数学老师叶爱珍老师的办公室隔壁。有一天上午我去的时候,经过老师办公室门口,听见一个老师用揶揄的口气跟叶老师说:“叶老师,你们班上的金牌家长又来了,她儿子这回测验及格没?”等儿子很快地喝完、我也很快地回转去的时候,我用卑微的微笑回应着老师们林林总总的眼光。

我一直是以这样卑微的微笑来为自己的心态定位,来回应所有的因为爱儿子而遭遇的异样的眼光。这样的卑微,来自一个内心饱受苦难的母亲,对于生命无法言喻的痛惜。我想起了在T医院的磁共振室里,丈夫那个卑微的笑。其实他是比我更早地,预感了我们所要遭遇的一切。

这种因爱而生的卑微,又是不可侵犯的:生命因为有了它,才显得如此的高贵。

只有叶老师的眼光是平静中带着怜悯的,她总是喜爱地跟我说起儿子的温驯听话,为他因为这场病而跟别的孩子不一样而扼腕叹息。有一回下课的时候,几个调皮的男孩子在楼梯栏杆上玩一种危险的游戏,儿子看见了赶紧跑到办公室报告叶老师,说老师他们那样做太危险了,你快点去叫他们下来。叶老师说这样一个孩子,他对谁的生命都很在意,都很珍惜,别的孩子,很难得做到他这样。

叶老师还对我说,她教了十多年的书,什么样的学生都教过,象儿子这样的学生,她却是第一次遇到。作为老师,她既不能放弃这个因病而力不从心的学生,又不能用给正常孩子那样的压力,来对待他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很难进行复杂思考的问题。有时候他又出人意料地,会做出一些中等难度的题目来,而把很简单的计算题做错了,“气”得叶老师直呼:“吴边,你可真是高智商啊。”

儿子的数学成绩总是刚好及格,有时还没有及格,叶老师从来不嫌弃。她凭着做老师敏锐的感觉和丰富的经验,把握着儿子所能够接受的知识的难易程度,每天不厌其烦地给他布置另类的家庭作业,使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快乐的学习心态,并且把这种心态带到语文和英语的学习中。每一次考试成绩出来,不管儿子考得好不好,叶老师总是建议全班同学为他鼓掌喝彩:这一次考好了,这个喝彩就是送给这一次的;这一次没考好,这个喝彩就是为下一次而准备的。

虽然儿子在六年级最后的冲刺阶段显得有些吃不消,但是他非常努力,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和帮助下,毕业考试中,在全街近一千名小学生中,他以六百多名的成绩进入了初中。

我将一辈子对叶老师满怀感激,感激她用善良和关爱,让儿子拥有了重返校园后的积极快乐的学习生活,而这种快乐,是除了老师而外,任何人都不可能给予的。

还有一位姓向的老师,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就是我们隔壁班的班主任。现在他有五十出头了,只带带思想品德之类的副课。他当然是不记得我的,而我还记得他曾经在我们的语文老师生病时,给我们班代了两天的课,讲的是鲁迅的《少年闰土》,还点了我这个语文课代表站起来朗读课文。

向老师的办公桌放在六年级数学办公室一进门的角落里,只要碰到他,我总会叫一声“向老师”打个招呼。而他总是要紧不慢地点个头,有时候又象没有听见一样没有反应。在儿子毕业考试的前夕,有一天上午,我照例送果汁来,向老师好象是特意在走廊里等着我,我正要打招呼,他一脸郑重地先开了口:“不简单,不容易,你这个妈妈不容易呀,一年多如一日,天天如此,不容易呀。一开始有的老师对你很有看法,现在你再看看,哪个老师不说佩服你。”

我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一时不知怎样回答。多少积压在心里的伤感与委屈,都在我一个转身流下的眼泪里。那天我一路流着眼泪回家,回到家里后关上门又坐在沙发上狠狠地哭了一回。

那一刻,我觉得我是多么的孤单,多么的可怜。每天这样的来回奔波,其实是时时提醒我:你的儿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得的是癌症,所以需要你这样细心的呵护。而我宁愿别人在背后指着我说:这个女人成天只顾着自己吃喝玩乐,从来不管儿子吃饭上学好不好,真是不象话。

穿过热热闹闹的大街,走过静谧安祥的小巷,我是多么渴望能够过上一个正常女人的正常生活:按时上班下班,或者当孩子上学去了以后,能够有一大段一大段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尽情地做自己的事情,哪怕是去麻将室打个“晃晃”输个十几块,也是为自己活了一回。

只要是儿子上学的日子,无论风有多大,雨有多急,每天一到了时间,我都会从那条由家里通往学校的路上急匆匆地走过,一个来回大约需要半个小时,以至于沿路摆摊做生意的人都认识我了。那个在老电影院门口做小汤包的摊主,甚至把我当成了她每天上午收摊的钟点:我送果汁到学校再打转回来,差不多就是十点钟,可以收摊子了。有时候,她会为我感叹唏嘘:“你呀,对伢真是太过细了,我们这些粗心人真是学都学不来。”

可是,这个自嘲是粗心人的母亲,在前不久那次寒潮来临之前,在那天做完生意收了摊子后,在搭乘邻居的顺路车,给她在武汉理工大学上学的儿子送棉被和毛衣的路上,遭遇了一场车祸,当场停止了呼吸。

我闻讯久久回不过神来:可敬的母亲啊,你难道一定要用这种惨烈的方式,来将对儿子无时无处不在的爱意释放贻尽么?那么,我这样每天来回奔波的辛苦,还不及你的亿万分之一!

六年级上学期的语文期中考试,作文题目是《XX的手》。在考完后发下来的试卷上,我看见儿子是这样写的:

妈妈的手

我的妈妈有一双勤劳的手,她用这双手给我们一家人洗衣做饭,给姐姐梳长长的辫子,从来不知疲倦。妈妈的手摸上去很粗糙,到了冬天,这双手每天还要在冰冷的水里为我们洗衣服。自从我生病以后,妈妈这双手又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每天为我送果汁。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上午下了第二节课以后,我想这么冷的天,妈妈一定不会来了。可是,当我走出教室的时候,看见妈妈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一见到我就微笑着从怀里拿出热乎乎的装着果汁的杯子,而她自己的手却冻得冰冷冰冷的。我心疼地问:“妈妈,你的手冷不冷?”妈妈笑着说不冷,

因为右手的全部功能最终没有完全的恢复,儿子的书写速度比正常孩子总是要慢上那么一小拍,象他所有的语文考试的作文一样,这是一篇没有写完的作文,但是语文老师仍然只扣了他5分,30分的作文,给了他25分的高分。

2007年的寒假一开始,丈夫专门请了一天假,跟我带着儿子去做例行复查,并且把女儿一起带去了。儿子的复查,从那一次开始,变成了我们一家人的节日。

前两次模棱两可的结果,让丈夫的心一直放不下来,但是刚刚开始运转的酒店,一切不可以稍有闪失,所以他不能在第一时间看到儿子的检查结果。转眼差不多半年过去了,他觉得他有时间抽得开身了,就一定要亲自带儿子去。

这一次距离上一次又是三个月。在刚刚出来的片子上,那个可恶的东西虽然还在那里,但是它保持着原来的大小状态,没有再长大了,用孙荣君主任的话来说,就是“暂时对我们没有什么威胁了”。孙主任还说,以后复查的时间,基本上可以以半年为单位了。

从三个月到半年,这被延长了的三个月的时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儿子的生命,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时期。

回家的路上,丈夫象个罗嗦的老太太一样,不停地念叨:“好了好了,我的儿子终于好了,那个东西真的是个疤子,不长了,好了好了,我的儿子终于好了……”儿子则对他父亲的如释重负显得颇不以为然:“我本来早就好了,还总要带我做检查检查,真是乱花钱。”

这天正好是两个孩子十三岁的生日。晚上丈夫请我们娘儿仨在他的酒店里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儿子天真浪漫地答应着员工们对他“小老板”的称呼,我却始终对它的浮世豪华置之度外——这一切都是会在瞬间失去、又可以慢慢重来的,只有一家人的健康平安才是真正属于我的最可宝贵的资本与财富。

从酒店出来,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儿子的叶老师。儿子不等我开口,就高兴地对叶老师说:“叶老师,今天我又到医院做检查了,医生说我的情况很好。”叶老师更是高兴得给了儿子一个拥抱:“老师也要恭喜你呀,这次期末考试你三门功课都及格了,真是不错,我还以为按照这次试题的难度,你最多只能有一门及格,这是你努力的结果,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啊。”

我一声声地说着谢谢,跟叶老师挥手道别。转过身来,眼前霓虹闪烁的夜色,在我蒙胧离迷的泪光里,变得出奇的美丽辉煌。

这一天,我们得到的都是好消息。丈夫说,今年可以过个好年了。

                    ※   ※   ※   ※   ※

                      妈妈,我在:三道嘱托

以为这篇文字,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可是有一种不圆满的感觉在心里,让我不知所措。

今天吃中午饭的时候,女儿装作不在意的样子问我:“妈妈,为什么在你的文章里,我一直是配角?”语气里却是很执意的争取。我才幡然醒悟:其实女儿一直象一根看不见红绳,串起了我整个的幸福,没有她的存在,我的世界是不完整的。

我想,女儿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是受了上天的三道嘱托的。

首先,女儿必须做儿子生命中的另一个自己。

一些老人对我说,龙凤胎的孩子,是前世的好夫妻,因为遗憾前世的恩爱不够长久,所以今生一定要投胎到一个母亲的怀里,来继续他们的好姻缘。是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了女儿,我一定要好好地担待儿子的苦难,好让他们今生长相厮守。

可是,儿子和女儿彼此又分明是另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自己:比如说睡觉的姿势,相对或相背,永远是对称的;比如睡觉的时间,儿子总是倒头便睡着了,一大早就闹着起床,女儿则喜欢睡前看书,早上起床总是要人叫上三遍才会醒;比如说吃饭的口味,儿子喜欢吃又软又稠的汤面,女儿却要吃又干又脆的炒面;比如吃饭的速度,儿子动静虽大却慢慢吞吞,女儿则象小猫咪一样,悄无声息却眨眼就碗里见底了;比如走路,儿子最擅长疾走,女儿则慢条斯理地轻移莲步,似乎多急的事也急不倒她……

由此类推,他们的性情也是截然相反的,所以从小到大,他们很少象别的双胞胎那样“总是吵嘴,总是打架”,儿子的乐天随和,融化了女儿的急躁小气;女儿的懂事明理,包容了儿子的混沌倔犟;儿子生病了,女儿就越发健康,免去了我双倍的操劳。

女儿的学习从来不需要我很多的辅导,只是偶尔地作些点拔。而儿子生病以后,因为全中枢神经系统的放疗,对他的认知能力不可逆转的影响,刚上初中的那段时间,真是让我伤透了脑筋。

他们一切的一切,都是按照对等相反的原则来进行的,于我而言,便从中尝到了一个母亲能够尝到所有的滋味:轻松、沉重、骄傲、卑微、绝望、希望……

因为女儿的存在,儿子与自己别样的人生朝夕相处,这让他比别的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少了很多很多的寂寞,多了很多很多的快乐。

又有人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因为未了的情缘,从前世一直追到今生。怪不得,还在恋爱的时候,丈夫就急切切在我耳边窃窃私语:“以后,你一定要给我生个丫头啊”,原来是在惦记着这个前世的情人。

女儿出生的那天晚上,先一直很乖,到了下半夜就哭个不停,喂水、抱起来来回地晃动,丈夫千依百哄,就是止不住她不依不饶的哭声。刚刚做了几个小时父亲的丈夫手足无措之中,竟然无师自通地想:小丫头是不是要换尿片了?他笨手笨脚地解开婆婆离开医院前给女儿打好的“蜡烛包”,发现只是尿片被打湿了一点而已。

“换尿片!”丈夫咬着牙命令自己。撤下湿尿片、擦洗小屁股、垫上干净尿片,再把“蜡烛包”还原。整个动作程序自然而又贴切,仿佛是前世约定的还赎。而这个时候,白天刚刚经历了剖腹产之痛的我正在沉睡之中,对这一切没有一点点知觉。

一切就绪后,女儿果然不再哭闹,美美地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钟才醒。我常常嗔怪,女儿的洁癖和爱睡懒觉的习惯,就是丈夫在那一夜培养出来的。

女儿是在丈夫的怀抱里长大的,除了没有给女儿喂过奶,他包揽了女儿成长的一切琐碎的事情:哄睡觉、冲奶粉、换尿片、洗澡、喂饭……我承认,因为儿子的多病,占有了我大半的母爱,我对襁褓中的女儿的照顾不是很多。

直到现在,女儿还是喜欢缠着她的父亲撒娇,高兴起来不是在他脸上亲一下,就是在他背上趴着不下来,全然没有一点点青春期的女孩子跟父亲之间的疏远和羞涩。这个时候,丈夫就会故意瞅着我说:“傻丫头,快到一边去,你的妈咪吃醋啦”,女儿就愈加来神了:“不嘛不嘛,哦,爹地,我是真的真的好好好爱你。”一连说了三个好字,就是为了故意气气我。

我会吃醋吗?我会生气吗?不——不——我要感谢女儿,帮我更多地爱着我的爱人。

如果不是儿子的病,我相信,丈夫对女儿的爱一定会无所顾忌地超越于任何人之上。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孩提时代所缺失的姐妹的温情、他的父母亲一辈子对于女儿的渴望、他对我在遇到他之前生活的种种猜测、他对自己青春过后年岁老去的情感寄托,都在女儿身上得到了一一的实现与满足。他常常会微笑着幸福地看着女儿,把她幻化成他的姐妹、幻化成我的从前、幻化成他种种没有实现的愿望的载体,“憨丫头”、“傻丫头”、“坏丫头”变换花样地叫唤着,颇有“有女万事足”的豪情。

所以,我还相信,在女儿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天对她的第二道嘱托一定是“努力做那个是你父亲的人的好女儿”。

当女儿的初潮在我岁月的长河里悄然涨起的时候,她就开始履行上天的第三道嘱托了:你是你母亲生命的延续者、梦想的实现者。

女儿象我一样,有着一头厚密的头发。也许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个性,她的头发不似我的头发那样乌黑透顶,而是乌黑之中泛着浅浅的粟色,额前的刘海也不似我的死板平直,而是丝丝缕缕地微微弯曲,天然地从来无需煞费苦心的修剪,便温婉宜人。每天早上,我会放下一切事情,耐心地梳理那头齐腰际的长头发,把它编成一条美丽的麻花辫,然后看着它在女儿的豆蔻年华里婷婷摇曳、顾盼生姿。

没有过长发飘飘的少女时代,我的头发便已被岁月的风尘吹落得稀疏干枯,我的青春期是没有快乐和色彩的。从小,父母亲这样那样的条条框框使我和妹妹的言行中规中距,连一只为了防止头发掉下来遮住了眼睛,而别到头发上的毫不起眼的小小的黑发卡,都会被父亲怒斥为“资产阶级思想”。因为父亲的严肃,母亲的忙碌,我没有过小女儿撒娇的记忆。所以我的性情是沉郁不安的,甚至至今不知道穿怎样的衣裳才能表达最好的自己。

感谢女儿,用她少女的天真快乐带给我做母亲的天然透明的幸福,让我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找回我少女时代本应该有的天真快乐的梦想。她会在看某一个偶像言情剧的时候,突然一下大声叫着:“妈妈,妈妈,你快过来看,快过来看,我以后长大了长成这个样子,你喜不喜欢”,让我觉得她是在乎我的。或者,在她认为在外面受了很大很大委屈的时候,无所顾忌地扑在我怀里大哭一场,让我觉得她是需要我的。

我会永远记得,2007年暑假里那个美丽的中午。因为炎热,阳台的落地窗被拉上了窗帘。窗帘是淡紫底色、白色碎花的恬雅,挡住了外面刺眼的阳光,使整个家里显得分外静谧,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温馨。儿子出门学画去了,丈夫在卧室里睡午觉,一扇厚重的门,也阻挡不了他重重的鼾声。女儿在餐桌上写练钢笔字帖,那是语文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我坐在一边的沙发上,替女儿缝着脱了线的裙衫。

女儿写了一会儿,停了下来,看看我,想要说些什么的样子。然后又写一下,又看看我,还是忍不住想说的样子。我奇怪于她突然的忸怩,正想着怎么跟她搭话,她借着写字的时候说话需要低头而无需看对方眼睛的便利,跟我说:“妈妈,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谁也不准说。”我的心里一惊,这小丫头,莫不是这次期末考试成绩下降,是因为早恋了吧?初中一年级,可是很危险的。

女儿却抬起头,笑嘻嘻地问我还记不记得她在小学六年级时候有一个叫什么什么的同桌,是个男孩子。我说记得啊,他的成绩好象跟你差不多,好象你那个时候总是跟我说,他常常招惹你,把你的课本藏起来啊、把你的自动铅笔蕊折断啊,你就跟他发毛,就用本子拍他的头,或者趁他要坐下的时候偷偷把他的凳子挪开,让他一下子坐到地上去,那个时候,你好象还说过,要妈妈找老师说说,给你换个座位……

女儿“咯咯咯”地笑着听我说完,很有些不以为然地说:“可是,有一回,他跟我说,他喜欢我,他就是喜欢惹我,然后看我发脾气的样子。”

预感终于应验了,我心里紧张起来,但表面上是漫不经心的:“那么,你是怎样回答他的?”女儿一本正经地说:“我呀,我觉得他真是很幼稚,于是就那样直盯盯地看着他,直盯盯地看着他,最后看得他不好意思地跑掉了。”

这回轮到我大笑了,没有想到我的女儿会用这种胸无城府又大智若愚的方式,来化解这场几乎所有的妈妈都视之为洪水猛兽的危机:“后来呢,后来你们怎么样了?好象这个同学现在跟你不在一个班了。”我心有余悸。

女儿不服气地“哼”了一声:“是不在一个班,可是他还想着要跟我比成绩。上回月考,我正好跟他坐在一个教室里,他还阴阳怪气地跟我说,哟你成绩不错啊,能够坐在这间教室里考试,我就说他,怎么样,未必你坐得我就坐不得?”女儿上学的这所中学,年级的大型考试,是用年级排名来做考号的,不论所在的班次只论成绩的档次。

“这可是小学六年级的事情啊,你怎么现在又记起来了?”我还是不放心。女儿摇头晃脑地说没得什么,不过是刚才写字的时候,有一个字很少见,又正好是这个同学名字里面的一个字,才起想来的。

末了女儿说,妈妈,我真是不敢相信,象我这样其貌不扬、成绩又不是很拔尖的女孩子,竟然还有人喜欢。我说:“怎么能这样说呢,有同学喜欢你,说明你一定有你的优点。你看我的女儿,有长长的头发,小小的翘鼻子和翘嘴巴,眼睛虽然不大,却是很好看的丹凤眼,虽然看上去有点胖乎乎的,但绝对是健康的美,还有,你成绩不是很拔尖但你一直在努力,你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很美的气质,你喜欢笑,跟你在一起很快乐……”

感谢那个不记得名字的男孩子,用他纯真的少年情怀,唤起了女儿的一直很低落的自信心。

女儿把手支在下巴上,很骄傲地听我把话说完了,又埋头写作业去了。那情形,就象她最喜欢的歌手林俊杰的师妹金莎唱的那首歌《被风吹过的夏天》,被风吹过,不留痕迹。只在我的心里,留下关于她成长的美好的回忆。

那个暑假,一定是女儿成长过程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期末考试成绩的严重滑坡,丈夫一怒之下要她到酒店里做传菜工,端了两天盘子:“是现在学习苦,还是将来象这样打一辈工苦?”

不是看不起打工的人生,只是想让她体会:吃苦是成人的过程,没有轻轻松松就可以做得好的事情。

那两天,女儿的脚都站肿了,其实她也没有端多少盘子,仅仅是跟着熟练工楼上楼下、前前后后的跑跑而已。女儿说,原来站着不能坐也是很辛苦的,真是难为了老师一站就是一节课,嘴里还要不停地讲,手还要在黑板上不停地板书,眼睛还要不停地盯着学生,看他们的表情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她现在才觉得,坐着上课,坐着做作业,是很享福的一件事情,以前她却还认为上学是最累的事情。

曾经,我也有过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迷恋小说而考试成绩由优而劣的经历。但是,我是在父亲一大堆大道理的重压之下,在有些委屈有些抗议的眼泪里,以年级第十三名的成绩通过中考的。因为我是家中长女,因为不是很宽裕的家境,因为父亲想要我早一点参加工作帮他养家糊口的计划,中考以后,我没有去上高中,而是选择了技校。没有上大学,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每每提及,痛心疾首。

幸而,女儿有着如我当年一样的倔劲。初二年级一开始,她就在两次大型的考试中,以每次追赶七八十名的速度,冲到了年级的前一百名之内。她比我当年要幸福得多,最起码她的父亲是她坚强的后盾:“只要我的女儿有能力,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她一直把书读下去,将来能飞多高就让她飞多高,能走多远就让她走多远,放手让她去创造自己理想的生活。我们两个老家伙,就在这老屋子里守着儿子,帮他开个画室,帮他娶个媳妇,帮他带个孩子吧,一样也是很好的。”

女儿,带着上天的三道嘱托而来,我祈望,人世间所有的不幸都不要来打扰她,让她能够象童话中的小公主一样,从从容容地过着她幸福的生活。

                    ※   ※   ※   ※   ※

                       妈妈,我在:在古河禅寺

一切仿佛只是一场噩梦。噩梦醒来,一切如昨。

这场噩梦夺去了我的儿子生命的完美,也夺去了我和丈夫幸福的完整。

上了初中以后,儿子倍受放射线伤害的大脑,越来越难以承受日益加重的学业负担。尽管他努力地象正常孩子一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上早自习,天黑了才放学回家,然后又做作业到很晚,才肯上床睡觉。可他常常是学了后面忘了前面,平时的作业还可以完成得不错,一到考试就因为脑力的不足而摸不着边。

我没有象儿子小学五年级复学时那样,在他的新班主任老师面前详说他的病情,我希望儿子在一个新的环境里能够过上正常孩子的学习生活。可是在第二次月考中,他只考了班上倒数第一名,班主任老师就有想法了。我不知道要怎样说,才能表达我和儿子的苦处。我想也许只有开诚布公地,跟老师说明儿子生命的真相,才有可能取得老师的谅解。

我不再害怕儿子会因为癌症受到歧视。这不是他的错,却是他的不幸;这是上天给他安排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没有任何人可以用这个理由来歧视他。在生命真相的昭然下,坦然地活着的生命,才能够有真正的尊严可言。否则,他的不如人意,他的与众不同,才会真的让别人看不起。

在那个天气阴沉的初冬上午,在儿子的七(六)班教室外面的走廊里,我站在儿子温婉亲切的年轻的班主任面前,刚说到“他做过放疗和化疗的”这句话,一种铺天盖地的剧痛就袭击了我的心,眼泪象随时准备好了一样地漫进眼眶。我咬住嘴唇不让自己说下去,努力地屏住呼吸,让坚强来烘干眼泪,使眼泪不至于决堤。

我做到了希望自己做到的样子,在老师“没什么,没什么”的安慰声中,我很有理智和和礼节地说了再见,回到家里也没有象从前一样让这件事成为引子来放纵自己失声痛哭,一任悲伤将自己淹没。

我欣喜地感到,自己在习惯悲伤,学会承受:除了学业上的弱势,除了生命期限被医生所预言的短暂,儿子还有什么让我感到伤心的呢?他在画画方面的天赋,因为不可扼杀而显得愈加优势;他在自己的苦难中学会了善良、纯真,懂得爱惜任何生命;他是快乐的,幽默的,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会有不断的笑声,任谁也不敢相信,他生命的真相,是多么的残酷。

儿子会在每一次月考过后对我说,妈妈,这一次我虽然是班上倒数第几名,但是在年级里我是倒数几十名,我的后面还有几十个人。我说是啊,学习不用心不努力,再怎么聪明的人也是会落后的,只要你用心了努力了,就会慢慢地进步。

尽管如此,儿子初中的学习生活仍然比我想象的要乐观得多。虽然在课堂上有一些知识他听不懂,但他毕竟还是学会了很多新的知识;虽然每天的家庭作业他做得很晚,正确率也不高,但是他的认真和负责,让我欣慰和感动;虽然他也因为一些上课做小动作啊、作业做得不好啊这样那样的小毛病,受到老师的批评和打手掌的惩罚,但对于一个正常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成长过程。

不久前,儿子的语文作业有一篇给出了素材、让学生自由发表感想的作文。素材写的是,普通的鱼因为有鳔,可以在水里自由沉浮而悠闲自在,而鲨鱼因为没有鳔,必须不停地翻腾、不停地跳跃才能不下沉,才能在海水里生存下来。而正是这种生存状态,造就了它强健庞大的身躯和凶猛不驯的性情,使它成为海洋里最具有生命力的生物之一。

我的儿子,他是如此敏锐地在这篇文章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找到了自己的灵魂。在作文的前半部分,他用对老师说心里话的方式,讲述了自己进入初中以来力不从心的艰难的学习生活,在结束的那一段,他这样写道:“我的病是我的不幸,也是我的幸,它提醒我必须加倍努力,才能跟得上同学们的步伐。它让我在这样的生活中学会了坚强。”

感谢儿子的班主任、语文老师李霞老师,在他的这段话下面划上了一道美丽的红色波浪线,并且批语说:“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并且在“坚强”两个字的下面又加上了一道笔直的红色横线。儿子回家后特意把李老师的批语拿给我看,我说是啊,老师这么用心地鼓励你,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才能对得起老师的一番苦心。

也许,有的同学会对他的考试分数投以鄙视的眼光,也许,他们的家长还会郑重地嘱咐自己的孩子:“不要跟成绩这么差的同学玩,免得把你都带傻了”。但是,从小学复学后到初中,有很多孩子都是儿子的好朋友。甚至还有他没有休学以前班上的孩子们,现在已经上初中二年级了,在校园里见到他都会不停地喊着“吴边,吴边”,有的男孩子还会跑过来,跟他来个亲热的拥抱。儿子从来没有过己不如人的卑微,就象我们曾经因为他的病而有过的那种己不如人的卑微。他已经完全把自己融入到了正常的生活之中,一切的一切,没有什么与别人不一样。

从儿子的身上,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自尊。他对于生命的执着是心无旁骛的,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不在乎自己的努力是个什么结果,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放弃这种在别人看来几乎是徒劳的努力,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尽心尽力问心无愧了,就是幸福的,快乐的。这一点,以儿子的年龄,他自然是意识不到的,他以为自己的人生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对于我和丈夫来说,他的这种无所畏惧、从不放弃的生命境界,却是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所以,他是我们的偶像和榜样,他的幸福快乐感染着我们家里每一个人。

丈夫每每跟我提到儿子的病,总是说:“我的儿子没事了,他的病已经好了,真的,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我不是自欺欺人,也不是自我安慰,我真的是觉得儿子的病已经好了,他再也不会有什么事了。”

而我,一直在各种各样的网络和纸质的媒体上,留意着与儿子的病情有关的点点滴滴的信息,我总是想为自己的美好愿望找到哪怕一个捕风捉影的证明。在网络上一些关于颅内生殖细胞瘤诊疗和愈后的专业的论文中,我看到的生存期最长的是19年并且还在继续生存,生命质量最好的是小患者五年后考上了重点大学。北京的赵丽萍还告诉我,她儿子的主治医生跟她说,在他的患者中,有的长大成人后娶妻生子的正常生活并没有受到这种疾病的影响。

2006年底,我在一本国内最畅销的杂志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19年植物人醒过来:特殊蛋白阻击脑死亡》,说的是美国一名男子瓦利在遭遇车祸成为植物人19年后奇迹苏醒,科学家们在对他进行各种研究后,“发现了能阻止大脑细胞因意外伤害而死亡、并催生全新脑细胞的人体天然蛋白BF5,为所有各种原因造成脑细胞损伤的患者带来了自然康复的福音。”并且“目前,它的发现者、华裔科学家陈翔成正在致力于研制这种能够实现与BF5蛋白相同功效的阻止脑细胞死亡、催生新细胞生长的药物,并已在小鼠受损的脑部临床实验成功……这样就可以拯救所有脑神经受损导致的植物人和受脑瘤放疗危害的人群及早产儿、中风病人等人群。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人类拒绝“脑死亡”,将不再是梦想。”

陈翔成教授在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说:“科学的探索是没有止境的,虽然我和我的研究小组为人类大脑再生的可能性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是至今为止,我们依然有很多问题没有弄明白,最让我们困惑的是,既然这种被称为BF5的蛋白在大脑遭受损伤后会大量产生具有普遍生,那就是说,每一个因意外伤害大脑受损成植物人的人都有机会自然苏醒,那么为什么醒来的就只有瓦利一个人呢?”

这篇文章的最后说:“也许有条什因大脑的神经网络有朝一日突然打通从而自然苏醒的患者远远不止瓦利一个人,但是能够做到像瓦利的妈妈和妻女那样,对他19年不放弃,让他在宁静的乡村环境接受疗养,并且坚持每天去看望他的人,也许太少。”

奇迹的出现,是需要用生命来作载体的。如果没有爱,如果没有对生命执着的守望,奇迹,将永远没有机会出现。19年,19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19年以后,我快60岁了,我的儿子已经33岁了。

儿子常常对我说:“妈妈,你一定要活到100岁。”我问为什么,他说:“那样我就可以天天看到你了,如果你象奶奶那样早早地就死了,我就看不到你了,就象爸爸现在看不到他的妈妈一样。”我的儿子,他对生命充满了信心,我还有什么理由为他哭泣?

我还看到过一篇名为《生命就像环法赛》的文章,讲的是自行车环法赛冠军兰斯阿姆斯特朗战胜癌症、重返赛场的故事。阿姆斯特朗患的是睾丸绒膜癌,是生殖细胞瘤的一种,病情最严重的时候,12个致命的肿瘤占据了他的脑部、肺部和腹部。故事开始的时间是1996年,而2007年7月,阿姆斯特朗蝉联了1999年以来的第7个环法赛冠军!

坚强的生命,是任何绝望都无法击倒的。所以阿姆斯特朗说:“我想活到100岁再离开这个世界,而且还要骑着自行车,以每小时75英里的速度大声喊叫着从高山上冲下来。然后再躺在法国那些闻名全球的向日葵地里,潇洒地离开这个世界,与我曾经被断言令人心酸的英年早逝正好相反。”

因为对于生命执着的爱,随着科学的进步,医学的昌明,很多很多这样生命的奇迹被创造着、延续着……

有感于儿子在病中种种机缘的巧合,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跟着五舅妈探访着这里或那里的寺庙。寺庙的位置不一样,但它的氛围是一样的:宁静、安祥、空灵。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到,我似乎是在寻一个梦,一个若有若无的、时隐时现的梦。

是的,三年前,曾经有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在一条曲曲折折的山路上,不停地往前走,开始并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这是要去寻找一座庙宇。我还是不停地往前走啊,走了很久,仍然没有找到要找的庙宇,却站到了一个高高的山顶上,眼前是一片海阔天空的美景……我还想起了怀孕初始的那个两个孩子之中,失去了一个的梦;想起了儿子的生死之旅启程的前夜,那个充满希望的梦……

而我曾经,只当这些梦象所有的梦一样,只是一个无意识的意识活动罢了。可是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情,让它的意象由几乎遗忘又重新清晰起来。只要是到寺庙里去,我总是不能自已地有一种追寻的渴望。

我仍然不能对身边的任何人言语,深藏在心底的悲伤。但这种已经在慢慢地侵蚀我的骨髓的悲伤,一定是在我竭力想要做出快乐的神情之中,流露得明明白白。所以,每到一处,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莲友,特别是五舅妈,劝我皈依佛门,说有了这样一份虔诚的心,你一定会在生活中处处约束自己的不善之念,“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并且在这种忘我的过程中,得到一些解脱。

我却犹豫不决。我自忖不是一个很好的人,却绝对不是一个坏人,更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因为自己的善良,而不能容忍别人的不善良,所以心里总有种种的怨气与不平。在别人看上去很完美的幸福面前,我仍然无法坦然地接受,这个于我和儿子都不公平的现实。我的心是如此的繁杂,如此的有所欲求,如何承受得起佛门的空灵?

大约是去年十二月份,那一次要去的,是位于新洲李集的古河禅寺。它的路途之遥远,之陌生,是我从前的朝拜途中所没有的,一路上,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奇怪的感觉。是一种急于接近它的迫切,又是一种早已了然于胸的淡然。

到那里的时候,人们的仪式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五舅妈比我早到,她引我到殿前,说快去吧快去吧,快去佛前许个愿吧。

庄严肃穆的大雄宝殿内,早已香烟缭绕,佛乐阵阵,身披红黄袈沙的僧人依礼而立,念着神秘的经语,无数的信徒们正在虔诚地膜拜叩首。我看见那座高大的端坐在莲花上的金色佛像,双手合十,威严内敛,似乎要竭力镇住世间一切的灾难与邪恶;一双平和安祥、微笑着俯视众生的慧眼,仿佛已经看透我内心没有尽头的苦难与迷惘,是明了,是安抚,是怜悯,更是劝慰。

那一刻,不能自已地,我泪流满面:佛啊,大慈大悲的佛啊,求您保佑我的儿子从此平平安安,远离病痛,保佑我的丈夫能够把生意好好地做下去,不要让他的辛苦再付水流,保佑我的女儿永远平平安安,幸福快乐……

我匍匐在佛前,任由来自前世今生的泪水不停地流淌。而我的心,在这泪水里已经溯到它苦难的源头。它必须面对苦难,必须承受苦难,它没有逃避的余地,它的源头就是它的归宿。

我常常在一个人的时候,当那种无法摆脱的悲伤袭来的时候,让自己沉浸在佛乐里。我喜欢《大悲咒》的梵语版本,那里面有一双神秘、仁慈、澄静、通明的慧眼,直指我的心底,让我的一切本我之心袒露无遗。在澄静通明之后,再看下去,就会看到佛心了。

我看到,这场噩梦发生以来,我和丈夫为了摆脱它,为了留住儿子的生命,所作的坚持与守望;为了改变由它而致的贫穷,所作的忍耐与抗争;为了儿子和女儿更加幸福的未来,所作的努力与争取——因为佛早己在我心中,我所求的,正是自己从不放弃的执着,所以拯救我的,还是我自己。

我情愿相信,我们正在拥有着的幸福,虽然不完美,却仍然,是被我们感动了的上天神灵所恩赐。

所以我感恩。

生命,是一个由感恩而来的缘起。幸福也好,苦难也罢,无论完整,抑或残缺,都是由这缘起而来的彼此之间,同呼吸共命运的给予与接受。我们的身体在一起,灵魂在一起,在人世间,作一次美丽的互动旅行,看尽人生路上山高水长、风雨彩虹。

而死亡是什么?也许它真的就象儿子说的那样,就是“再也不能跟你在一起了”。儿子的话,是多么先知先觉的洞然。不能在一起的,只是脆弱的血肉身躯,心却是不死的灵魂。我的心会永远记得,他是我亲爱的儿子;他的心会永远记得,我是他亲爱的妈妈。

我们的身体总有一天会分开,而我们的灵魂会在茫茫宇宙、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无数次地不期而遇,或遥遥相望,或缠绵相依。那时,我亲爱的儿子,他会微笑着、微笑着向我招手:妈妈,我在——我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


 
2   [USMedEdu 于 2008-10-10 11:13:14 提到] [FROM: 10.]
妈妈,我在(十六)


     尘若水(中国)

                    ※   ※   ※   ※   ※

                       妈妈,我在:重返校园

2006年的新年,就这样满怀希望地来了。

因为想着开年以后要上学,距离上一次的复查也有将近三个月了,春节长假收假的第一天,我们就带着儿子到武汉C医院做了第三次磁共振复查。

每一次复查,不管C医院医生的结论如何,我们都要给孙荣君主任看看片子。不仅是对孙主任的信任无人可以取代,我们还希望对儿子这个病例的跟踪观察,能够给孙主任积累更多的诊疗经验,让后来的象儿子一样不幸的孩子,能够得到更准确及时节的治疗。

每一次复查的结果都显示肿瘤还在不断地坏死,情况很好。这次复查正好是应该做第二个疗程化疗的当口,因为第一次化疗带给儿子的难以承受的痛苦,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对第二次是非常抗拒的,就问孙主任怎么办。孙主任说从第一次化疗后的片子看,肿瘤是从内而外地坏死的,如果是化疗作用的话,应该是由外而内的。我们问是不是就是说化疗的作用不是很大?

这一次,孙主任没有象第一次见面那样,力举我们接受他的建议:“你们可以跟蔡主任多交流交流,从他的话里去琢磨琢磨该怎么办。”接触的时间长了,我们发现孙主任对病人病情的把握实际上是非常人性化的。他认为非做不可的治疗,他会竭力说服你去做,而有些需要你自己去感觉去抉择的事情,他会给你一个非常理性的空间去揣磨,他的情商比智商更高。

而我们两次给蔡林波主任发短信询问,蔡主任都是言之凿凿,“没事,做吧”,“要做,一定要做”,就象他在儿子的治疗上体现的“快、准、狠”的风格一样,作为一个在从核磁共振得到的虚幻的影像下,操纵着无形手术刀的放射神经外科医生,他大有把所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敌人一网打尽而后快的气势。

一想起第二次化疗,我就想起三九医院里那个象虚幻的影子一样,悄无声息地躺在病床上做第二次化疗的男孩子。

虽然这一次的白细胞数上升到了正常范围,比上一次的2.5*10/L高了不少,手里拿着;儿子血常规的检查结果,丈夫却下定决心不做了:“再做一次,儿子这往后的日子恐怕就很不好过了,活着也是受罪。”我却很犹豫,要是万一就差这一次……丈夫打断我的话:“不,我相信,我的儿子没事了,真的没事了,你看,他现在这状态多好啊。

从孙主任那里出来,走了不远就是中山公园的侧门。过年的气氛还浓得很,这次我们把女儿也一起带来了,两个孩子吵着要到公园去玩。一见了那些过山车、海盗船、疯狂老鼠、峡谷漂流等等之类的游乐项目,女儿保持着她惯有的沉着稳重,儿子跟别的调皮好斗的男孩儿一样,把所有的一切抛到了九霄云外,奋勇当先地带着他的姐姐,一定要把他想玩的项目玩个够。那些陌生的旁人,有谁会看出他是一个怎样从生死线上挣扎过来的孩子!

玩峡谷漂流的时候,儿子非要全家人一起坐到小船上,他自己坐在最前面当舵手。丈夫不放心,坐在后面搂着他。女儿紧跟着坐上去,紧紧地抱着她父亲的腰,我则在最后面抱着女儿给自已壮胆。

惊险恐怖的那么几分钟终于过去,下船的时候一家人揩着溅到脸上的水珠笑成一团。看着儿子手舞足蹈地向女儿讲他当舵手的自豪经过,丈夫把我拉到一边高兴得语无伦次:“老婆啊,半年了,半年了啊,刚才我终于听到儿子咯咯咯的笑声了,半年了啊,我半年都没有听到儿子这样象模象样地笑了,你说,你说我怎么忍心再把他送到医院去受那个化疗的罪啊。”

一种彻底解脱的轻松,随着笑声传遍我的全身,直达心底——不做了,化疗不做了,儿子真的解脱了。

虽然,放弃这个摧残性的治疗,是想让儿子更好地活着,但是,只要那个可恶的圆点在儿子脑子里一天不消失,我就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让我们终生后悔的一个抉择?我们能做的,只有把握现在,给他幸福,让他快乐!

我们一心想让儿子早一天过上正常孩子的生活,每天快快乐乐地背着书包上学。精神的力量有时比药物效果更强大,我们相信,这对他的康复一定是大有裨益的。

而给儿子找一个能够理解他、宽容他的班主任老师,成了决定他上学以后精神状况的关健。可是,在这个班级之间竞争不亚于学生之间竞争的年代,哪个老师愿意接收这样一个脑子里面生了病的孩子,而给自己的班级背上包袱呢?即使接收了,一个班上那么多个孩子,老师哪里有那么多的精力和耐心,象我们做父母的一样,去无微不至地关照他呢?——他会受到歧视,会受到打击,会对自己没有信心,更重要的是他会不快乐——我们这才发现,想让儿子过上正常孩子生活的愿望,在我们以外的世界里,是多么难以实现。

大年初九,学校就开学报名了。象儿子这样的插班生,被通知第三天跟转学生、借读生一起,参加入学考试,然后再分班。从学校回到家里,儿子兴奋得把新书包拿出来摸了又摸,看了又看。这个咖啡色的新书包其实是上学期就买了的,一起买的另一个红颜色的书包,女儿已经用得半旧了。

这时我发现,儿子对于功课的热情大不如以前了,好象一见了课本就头痛似的。我一急,忍不住唠叨了几句。丈夫提醒我说,你不记得孙主任的嘱咐了吗,现在你只能把上学当成他快乐生活的一部分,那个全脑的放疗,你想想啊,连癌细胞都能控制住,对正常的脑细胞该有多大的伤害,只要他尽力了,学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逼不得的。

哦,一看到儿子象从前一样在清理书包,我就仿佛回到了他健健康康的时候,就忘了他是怎样一个孩子。

尽管如此,儿子对于入学考试还是很用心的,在家里拉着我帮他复习了一天。

考试那天,天下着大雨。这是新年的第一场春雨,带着料峭的春寒。十几个孩子坐在学校会议室的前面做试卷,家长就坐在后面等着。试卷是上学期的期末试卷,只考语文和数学,儿子是最后一个交卷。监考老师通知明天到教导处领取成绩,听候分班通知。

晚上,雨小了一些,但是还在下着。我和丈夫提着一些礼品,找到了平时比较熟悉的、时任儿子将要就读的五年级一个班的数学老师的家里,想让他的班接收儿子,毕竟是熟人,多少会对儿子有些照顾吧。

可是这位老师说,他所带的班是年级重点班,学习任务比一般的班要重一些,估计儿子这种情况是很难得适应的。他说这样吧,我明天帮你们给教导主任说说,找个比较好一点的老师。“但是”,他又很为难的样子,“下学期就是毕业班了,没有哪个老师愿意接收这样一个孩子,不过,我尽力去说说吧。”

俗话说“己之不欲,勿施于人”,这位老师一定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不过是一个直爽的人,对我们明明白白地说出了儿子所处的境地。后来他又专门跟学校领导说明了儿子的情况,以求关照。所以,即使他拒绝了,我仍然是感谢他的。

我想起那位看透了人生悲欢的作家张爱玲的一句话:“因为爱他,我愿低到尘埃里。”这句话用到我身上,他是我可怜的儿子。

分班的那天,我早早地就带着儿子来到学校教导处,看到了儿子的考试成绩:语文67分,数学65分。教导主任摇着头说,成绩不算好啊,原来是哪个班的?我说是五(二)班的。主任就说,有个老师跟我打过招呼了,象你儿子这种情况,哪个老师都不想接手,那么还是到五(二)班去吧,这样跟班主任老师也好说些,再说五(二)班的叶爱珍老师不错的,数学教得很好。

拿着教导主任写的字条,我又带着儿子找到五(二)班教室。正是下课时间,一个孩子见我手里拿着字条找班主任老师,就说怎么又转来了一个,然后热心快肠地把我们引到了五年级数学办公室。这个浓眉大眼的男孩子叫万成,不久他成了儿子在新的五(二)班的第一个好朋友。

叶老师是一个清瘦秀气、打扮得很入时的三十多岁的女老师,一看就是那种能力很强的人。她有些不高兴地接过字条,看了一眼上面的成绩,特别是听我说了儿子是生病休学又复学,就说怎么这个样子的伢都往我们班上送,然后不情愿地瞄了一眼儿子,顺手翻开手边的课本,用笔在上面飞快地钩了几下:“来来来,我出几道题给你做,要是做不好,我可是不收你的”,说完把课本跟一张纸扔到一边,自顾自地改作业去了。

我赔着笑脸望着叶老师,生怕不笑了老师会误会我是受不了她的气。儿子象做错了事一样拿过课本和纸,坐在他未来班主任老师对面的空桌子上,开始埋头答题。

我不安地站在那里,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儿子啊,你可千万要为自己争口气呀,给老师留个好印象,以后的日子才好过啊。

大约十多分钟后,儿子站起来颇自信地看了我一眼,又怯生生地走过去,把课本和纸递给了叶老师。我紧张地盯着叶老师的表情,还好,打了三个钩,第四个钩上打了个点,表示半对:“四道题对了三道半,那半道错题,这次作业,我们班上一大半的伢都错成这个样子。”

说完这句话,叶老师才肯正眼好好地看了儿子一会:“长得倒蛮秀气的,又戴个帽子,我还以为是个女孩子呢。以后在我们班上可要好好学习啊,学不好的话,我还是可以把你退到教导主任那里去的。”就好象是一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别人硬要往自己怀里塞,没有血缘,又没有感情,但终究是无可奈何地收下了。

我却对叶老师顿生好感:一个老师,只有当她很敬业,很爱惜自己的班级的时候,才会对插班来的学生如此的挑剔。只要她接收了,她一定会象对待她所有的学生一样,好好地教育这个学生,而不会轻易地放弃的,就象我不肯放弃儿子一样。

刚开学,老师们都很忙。我决定晚上到叶老师家里,坐下来好好地把儿子的情况说一下,于是便要了她的电话号码,只说是为了以后联系方便。

一吃过晚饭,我就匆匆准备出门了。丈夫肯定是知道这件事的,儿子却显然不习惯妈妈晚上一个人出门:“妈妈,有什么事明天白天出去不行吗,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出门我不放心。”我是个路盲,不记路,白天一个人走远了就有点找不着北,所以如果我出门了很久还没回来,爷儿仨在家里一定会着急,何况这是晚上,儿子就更不放心了。

儿子的话让我心里暖暖的,巴不得一下子就说服老师情同我心:“没事的,妈妈一会儿就回来。”

新年刚过,到老师家里肯定不好意思空着手,我顺路到超市买了一些礼品。这样做当时虽然有些讨好贿赂的意思,但是与日后叶老师在儿子身上所花费的心血与关爱比起来,真的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几乎是自说自话地,我一口气跟叶老师把儿子生病、治病到休学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叶老师听着听着,不住地唏嘘感叹说,孩子有现在这样不错的状况,一定是你们两个大人做了好事的结果,真是菩萨保佑。

这话让我心里一震:这个叶老师,难道是儿子在这尘世中的又一个善缘?

临走,我一再地对叶老师说:“不管孩子上学的情况如何,老师能够收下他,我们做父母的就已经感激不尽,以后就麻烦老师在孩子身上多费心了。”叶老师说孩子既然到我的班上来了,就我不会另眼相看,至于对他学习上的要求,我会慢慢了解,来给他定一个合适的尺度,既不给他太大压力,也不会让他没有目标,有你们这么好的父母配合,我也对他尽力吧。

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踏踏实实地落下来了:儿子真是幸运,在生命每一个重要的关口,都有贵人相助。

儿子是个懂得感恩的孩子。上学第一天放学一回家,我就看见他把在休学时画的素描现都拿出来,比了又比,看了又看,说要给叶老师和语文老师每人送一张画,我问为什么要送,他说因为老师对他好,所以他想把自己最舍不得的东西送给老师。

因为五年级下学期的课程儿子生病前学过一半,加上刚开学课程不紧,除了精力上有些跟不上,儿子基本上能够应付过来。

有一天下午三点多钟,家里突然接到叶老师的电话,说儿子在课堂上说头很痛,不舒服,让家长赶快到学校去一趟。我一听说儿子头痛,就急得不行,跟丈夫一起一路小跑赶到学校。只见儿子精神萎靡不振,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只说头痛,想睡觉。我们只好跟叶老师打过招呼,打的把儿子带回家。可是一回到家里,儿子就象换了一个人似的,头也不痛了,精神也马上好了起来。仔细一问,原来是老师批评他作业做得不够好,他心里不高兴,就不想坐在教室里了,觉得还是呆在家里舒服。

这样的事情,在一个多月以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几次后,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病中习惯了被庞爱、被安慰的儿子,还不能很快地融入到正常的学校生活当中去。老师批评他,是因为把他当作一个正常的孩子来要求,我应该感谢老师,而不应该把他从学校带回家里休息。

所以,当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的时候,我站在教室外面,狠着心拒绝了儿子想回家睡觉的要求:“要是真的累了,你就趴在课桌上睡一觉,今天的课你肯定是要上完才能回家的。”

事后,我又跟叶老师和另外两位任课老师进行了沟通,老师们笑着恍然大悟:“看来以后跟吴边说话,还真是得注意一点啊,要不然他就回辞课回家的,这小家伙,这几次硬是搞得我们一惊一乍的,生怕他真的又生病了。”

接着,不习惯中规中距地坐着听讲;害怕承受不了剧烈运动,而躲在教室里不上体育课;下了课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发呆,而不喜欢跟同学一起出去玩等等一系列休学后遗症,在半个学期过去以后,才渐渐消失。

语文76分,数学65分,英语68分,这样的期中考试成绩,在别的家长看来是很不满意的,在我和丈夫眼里却比满分还宝贵。

每天看着儿子和女儿一起,背着款式一样颜色不同的书包,象从前一样手牵着手,肩并着肩,说说笑笑地去上学,回到家里积极认真地做作业,还有谁能够比得上此时此刻的我们幸福呢?

我们家所在小区的一个巷子口,有一对夫妻做了二十多年的早点生意,除了过年的那几天,无论狂风暴雨,几乎一天没有歇息过。夫妻俩就靠着这个小摊子,为独生儿子盖起了气派的楼房,买了崭新的出租车,娶了漂亮的媳妇,还专门请了能干的小保姆带刚刚出世的孙子,而夫妻俩永远都是形容憔悴、衣衫陈旧,看到他们的时候永远都是在掸面、泡粉、炸肉丸子,再不就是把刚刚从炉胆里掏出的没有燃尽的煤,跟成了灰烬的煤分开,又重新搅拌在一起,用手做成封炉子的煤球……儿子媳妇下了班,总是衣着光鲜地抱着孩子在一边呆着,也不动手帮忙,只是有一句没一句地跟他们搭话。

曾经,我很为这对夫妻不值,这么自己辛苦劳累,还舍不得委屈了儿子媳妇。那一天中午,跟丈夫一起送两个孩子上学回来,路过的时候,看见那一家人正说说笑笑地围着桌子吃饭,被喂饱了肚子的小孙子在一旁玩耍。我对丈夫说,要是将来我老了,也有这样一份光景让我享受,儿子媳妇孙子的,多幸福啊。丈夫说你真是怪,别人都是羡慕年轻人,有时间有机会,你却在这里羡慕老了的人。我说我老了,我的儿子就长大成人了,多好啊,我现在真的希望自己老得越快越好,娶媳妇抱孙子,真是幸福。

丈夫握紧了牵着我的手:“会有那么一天的,会有那么一天的……”

                    ※   ※   ※   ※   ※

                      妈妈,我在:春天的葬礼

在2005年的年底,我在汉网论坛上看到了曾经给儿子的命运带来转机的《XX日报》副刊,有一个“我的2005”主题征文,就把我和儿子半年来的经历写成了一篇名为《笑谈生死》的几百字小文发到了它的论坛上。一名网友跟帖说:“它使我忍不住想捧住这颗母亲的心,让她快乐。”

几天后接到妹夫的电话,问吴边吴际的生日是不是在腊月十三。我说是啊,妹夫说到那天我要请你们一家人吃饭的,别忘记了。当时大妹正在武汉做事,到了两个孩子生日那天下午,我打电话问她你不回来了吗,那我们就改天吧。大妹说:“姐,别等我,你们就去吧,他在《XX日报》上看到你写的那篇文章了,既然他有这个心,你就别拂了他的意。”

听了大妹这句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我无法开口对我的亲人说出儿子生命的真相,只能在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的网上流露悲伤。也许妹夫真的是儿子的有缘人,看报纸从来不喜欢看副刊的他,怎么偏偏就看到了那篇文章,并且一定要用一份生日晚餐来表达他的体恤与同情。

正是在那天的饭桌上,妹夫主动郑重地承诺,他准备在他银行工作的职权范围内,在没有任何资产可以作抵压的情况下,用他的信誉作担保贷款十万元,来帮助丈夫重新创业。为了减轻我们的压力,他特意申请了五年的归还期。

这笔贷款在来年的四月份就到位了。这十万元贷款,使丈夫有了长足的底气。五年,五年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的儿子,如果五年没事的话,他的病就算临床痊愈了。五年,五年可以完成对一个生命的守望,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

当时我还不懂什么是信誉贷款,现在想来真是感慨万千:如果这笔贷款我们还不起的话,妹夫就要用他每个月的工资来还清,并且饭碗难保。亲兄弟能做到的,也不过如此吧。

几个月来每天形影不离的儿子上学去了,丈夫象掉了魂似的六神无主,一时还适应不过来。做酒店的事因为房东老板一而再、再而三的犹豫不决,变得有点希望渺茫。丈夫这才感到,想要重整旗鼓,谈何容易?思来想去,似乎也只有做酒店才真正对他的心思。

那段时间里,丈夫象一头急于冲出重围的困兽,常常一个人在阳台上来回踱步。但他的心分明又是冷静的,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只要儿子没事,我就不急,也不怕,好事多磨,凡事都有过程,没有过程,怎么会有结果。”除了接送两个孩子上学放学,和偶尔到小叔子那里去坐坐,他基本上不出门,每天中午一点钟CCTV10台的《百家讲坛》节目,他是必看不漏的。

心灵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处世之道,那些穿着中山装或西服侃侃而谈的大学教授易中天、王利群们,由一本书、一段历史、一个人物、一部文艺作品说开去,谈古论今,洋洋洒洒,几乎涵盖了人生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内容,其深度与广度,恐怕是目前为止别的类似节目难以企及的。丈夫总是在电视机前正襟危坐,看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他说自己的智商不高,那么就修炼情商吧。

在后来酒店的营运中,丈夫的低调稳妥,与小叔子的张扬激进,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段修炼。

有时候,一段人生的空白,是为后面的精彩而准备的。

可是,在2006年清明节那个春寒料峭、细雨蒙蒙的早晨,我的五舅的人生,却从此永远成为了空白,他曾经激情演绎的所有精彩,都是为了填补这些空白的日子里,亲人们对他不尽的思念。

我是在早晨五点钟被母亲的电话叫醒的:“你五舅,走了,在青山殡仪馆里,你们快点跟我一起去……”

我“啊”了一声:“五舅,五舅他一直是好好的。”

母亲的声音带着显然是哽咽了很久的哭腔:“是脑溢血,还有胃出血,他喝酒喝得太多了,前后不过几个钟头……”

我一下子就心跳加快,浑身发软,直冒冷汗。自从儿子病了以后,一听到这样的事情,我身体就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等我和丈夫把两个孩子安顿好,急匆匆地赶到轮渡码头的时候,除了家在汉口的姨妈和二舅,母亲所有的兄弟姊妹连同他们的丈夫妻子和儿女,只要是在家的,都到齐了,一行二十多人的奔丧队伍,蔚为壮观。

母亲一共有兄弟姊妹十人,我有三个姨和六个舅舅。六男四女,小舅舅叫宏全,小姨叫十全,外公当年儿女成群的心满意足可见一斑。年龄最大的姨妈有七十多岁了,几年前经历了一场昏迷三天四夜的车祸,还好好地活着。五舅的去世,给这一代人十全十美的圆满,打开了一个终究是要打开的缺口。

五舅前几年跟五舅妈一起在青山办了一家机械加工厂,事业做得顺风顺水。他们的儿子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刚刚成为国家公务员,拥有一份很好的职业。用母亲的话说,她这个兄弟除了好酒贪杯,再也没有别的任何缺点了。他在厂里既是老板又是工人,在家里烧火做饭做卫生什么都会做,连他的工人都说,老陶啊,你什么都可以带走,就是这一双勤劳能干的手不能带走。

五舅给我最初的记忆,是听母亲讲的。我在半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拉肚子,十三四岁的五舅陪着母亲一起,带我到武汉看病。母亲拿药去了,五舅带我到医院隔壁的商店去玩。为了让我高兴不哭,五舅趁营业员不注意,让我站在柜台上玩。谁知我一下子又拉肚子了,弄得满柜台都是。情急之下,个子瘦小的五舅只好一手拎着我,一手用从营业员那里讨来的报纸,陪着笑脸把那些别人捂着鼻子嫌弃的东西,仔仔细细地擦干净了。

这件事,从我有记忆开始,听母亲讲了不下几十遍,所以,对五舅,还有同样带我长大的小舅和小姨,我有一种对别的长辈不一样的感情。这种感情,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深地融入到我的生命里,以至不经打扰,我自己都发觉不了。

还有我从结婚到现在一直用着的这把手工制作的不锈钢菜刀,也是五舅做了送给母亲、母亲又送给我的。算起来有二十多年了,那在飞轮上打制时留下的一圈圈美丽的钢花纹,已经被岁月磨砺得成了一团团模糊的光点,刀身也似乎变小了一些,可这把刀轻巧、锋利,从来没有不好用的时候。

还有,在我儿子的病走投无路之际,为了说服丈夫让我随五舅妈一起到寺庙里求佛化解,五舅专门打电话,把执意反对的丈夫狠狠地训了一顿:“就算这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你也不要拦着,什么也不为,只为了你的儿子。你不要这么固执己见,现在只要是对孩子有益处的事,你就应该去试一试。人的命运,有时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有好的事业可以往前发展,有好的经济基础可以支撑底气,有好的儿子可以拿来炫耀,一个男人一辈子想要的东西五舅都有了,他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他一定不曾预感自己会走得如此匆忙。去年他在武昌徐东附近为表弟买了一套房子,今年他是计划开着小车回家过年的。

如果不是太劳累,不是太爱酒,五舅的命运一定不是这个样子。可是他又天生就是这个样子,做事情就一定要做好,喝酒就一定要尽兴……人的命运,真的、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五舅,难道你真的这么执著地,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为我们诠释这句话么?

殡仪馆里,在透明的玻璃钢棺材里,五舅穿着崭新的唐装,安然入睡。我相信,他的神识一定还没有完全离开躯体,他的脸本来被整容师整理得干干净净,在感知亲人的来临之后,胃出血时遗留在嘴里的血,又象流泪一样地一点点地浸出了嘴角……对于亲人而言,死,就是把骨和肉分开,那么双方的心一定会流血不止。

这个曾经给我生命之初温暖的人,这个曾经用一把菜刀琢磨我们一家人一日三餐的人,这个曾经给人我们指点迷津的人,对他的记忆和情感,分明还在我的生命里,他却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不禁悲从中来,憋了很久的眼泪喷涌而出。

不是没有经历过亲人的死别。前一年的十一月,最爱我的外婆去世了,我跪在外婆的遗体旁,摸着外婆干枯冰冷的手,哭得涕泪不分。还是五舅红着眼睛拉着我站起来,说外婆总算没有白疼你一场。

外婆操劳一生,晚年也享尽儿贤孙孝的幸福,八十八岁才离开,算是圆满一生了。那时我以为人老了就会离开,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可是五舅,他还不到五十岁啊。

儿子的病,让我倍感生命无常。想起因为儿子,我内心的种种疼痛,看着风韵犹存、此时却骤然老去的五舅妈,和还未完全褪去稚气、此时完全不知如何应对这个打击而看上去有点木然的表弟,五舅啊,这两个跟你骨血相连的人,这种疼痛,他们怎么挨过啊……我甚至想,如果有一天,儿子也象五舅此时这样……我不能止住我的眼泪,我也哭我心底深处无法对人言述的悲哀。

小姨伏在棺材上,跺着脚对五舅哭诉:“五哥啊,我好恨你啊,你走了,我就要改名了啊,我再也不叫十全了啊,我就是九全了啊。”我的母亲和大姨更是一边诉说,一边嚎啕,惹得旁边的人泪雨纷飞。

这么多的亲人都来看你,五舅啊,你一个人躺在那里孤孤单单,多寂寞啊。

如果在我还活着的时候,真的有那么一天,我的儿子啊,妈妈就跟你一起去吧,妈妈真的不放心,你一个人走……

五舅妈坐在旁边悲怆不已:“我晓得你一生是个争强爱好的人,走的时候却在外面不能进家门,这样好寒酸啊,我不情愿啊……你睁开眼睛看看啊,你的姐妹兄弟都来了……”

我一边擦眼泪,一边给五舅妈倒水喝。一杯水端过去,五舅妈一下子就喝完了,一连喝了四杯水,她才从哀哀的哭号中缓过气来。

恍惚之中,这样的情形,在我前不久的梦境中,似乎有过:在一个人很多的地方,我面前有一大锅汤水,五舅妈在我旁边,我很想舀一碗给她喝,却怎么也舀不起来……

我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梦,似乎都一一应验。在发现儿子生病前,我曾梦见小时候常常去玩耍的外婆切萝卜挣工分的食品加工坊,变成了一个大而空旷的空房子,房子的顶似乎高得看不见,我站在里面东张西望,有种一切化为乌有的绝望死死地揉捏着我的心。然后我揣着一张医院的药费单,走在回外婆家的路上……

我的童年在外婆家度过,那里是我心灵最温暖的家园,除了外公外婆,几乎每个舅舅还有小姨,都给过我人间最不求回报的宠爱——所以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终究是外婆家的人——五舅妈,来带我俯首佛陀,走出迷津。

我相信,这世上是有神灵的,只要你虔诚地相信它的存在,只要你好好把握与它的缘起,当一切将要发生,它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指点你,解救你。

几天后,我梦见五舅坐在书桌前写字,我的儿子站他身边认真地看着——我相信,一定是五舅的在天之灵,慈祥地保佑着儿子的幸福平安。

丈夫与妹夫见过五舅的的遗体后,就一直在厅堂外面呆着。在我的几个舅舅中,五舅跟他们是最谈得来的。见我泪痕斑驳地走出来,丈夫安慰我说,也没有什么好伤心的,五舅活着的时候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想喝多少酒就喝多少酒,不掩饰也不矫情,他活得洒脱,活得尽兴,又创造了那么多的劳动价值,他比有的人活到一百岁都痛快,五十年也值了。

想想也是,五舅快乐地活过,潇洒地走了,应该说他是幸福的。

肃穆的殡仪馆在春天里,也弥漫着沉寂的气息。我仰面灰蒙蒙的天空,不知有多少个对亲人依依惜别的灵魂,在这里盘旋留涟,不忍离去。

那一晚,五舅的兄弟姊妹都留在殡仪馆里为他守灵。这大约是他们十人最后的团圆夜了。

两天后,五舅的骨灰回家出殡。出殡的队伍很长,被戴着黑袖圈、披着白孝布、红孝布的亲戚朋友和晚辈们举着的花圈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悼词。沿路的鞭炮声不绝于耳,是惜别,还是替五舅敲打另一个世界的门?

五舅的骨灰没有跟外公外婆放在一起,那个自然形成的墓地早已坟满为患。小镇新近规化建成的公墓,因为时间不长,立起的墓碑稀稀朗朗的未成气候,似乎很不迎合五舅爱热闹爱咋呼的脾气。

想起前一年安葬外婆的时候,当我们一行送外婆到外公旁边的墓地后,五舅一定要大家都回去,而他一个人留下来跟“拔脚的”(专门替人安葬的人)在那里,直到掩上最后一揪土。于是就有谁说,五舅正是在外婆的坟墓合上盖子的那一瞬间,因为离得太近,他的影子投进了外婆坟墓,被罩到里面去了,所以,五舅才会这么匆匆地赶到外婆那里去了。

可是,我不相信这样的说法。五舅有如此肝胆相照的孝心,外婆应该保佑他,让他好好地活着才是。

这一次,所有的亲人都等在那里,等五舅的坟墓合上盖子以后,平辈鞠躬,晚辈叩头,一一地跟他道别后,才不舍地离去。

正是阳春三月,草长莺飞,一场春雨过后,阳光明媚,满世界的绿色绽放得欢欢喜喜。五舅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离开?你看,你看,这世界多美好啊。

什么是死?就是象儿子在T医院里目睹死亡后说的那样,“就是再也不能跟你们在一起了”。此时此刻,能够在一起的亲人们,一起说话,一起吃饭,一起“杀家麻雀”,哪怕是一起吵架,也是幸福的。

五舅,你到哪里去了?你的来世,会是谁?我们在今生,会遇到来世的你吗?如果能够遇到,那该多好啊。

我相信,死即是生。五舅,你要走好,出门前,不要喝那么多的酒,到家了,再好好地喝上几杯,不过,也不要太多,身体要紧。身体不在了,你的灵魂会找不到归宿。而灵魂寻找归宿,这个生死轮回的过程,总是很痛苦的。你痛苦,你的亲人也痛苦。所以,来世的你,一定要好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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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在:命运的迷藏

送走五舅,我的心很久不能安定下来。生命的存在与失去似乎虚幻,而每一天能够看见儿子,于我来说又是实实在在的幸福。命运,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开始跟我捉起了迷藏。

期中考试过后,4月27日儿子的学校开运动会。这时离儿子上次复查的时间正好又是三个月了,我想,免得平时请假做复查掉课影响学习,就跟老师请了假,儿子不参加运动会,到武汉去做复查。

从那一次起,每逢学校开运动会,就是儿子请假到武汉做复查的日子。别的孩子在这一天进行各种体育比赛,尽情享受着健康身体带来的自由快乐,我的儿子却躺在医院那个永远是阴冷阴冷的核磁共振室里,只是想看一看,那个随时窥探着想要掠去他生命的魔鬼,是不是又卷土重来,跟他争夺生命的期限。

那一次复查是在儿子X刀手术七个月以后,C医院磁共振室杜柏林主任的结论是:“左基底节占位病变X刀术后改变(左底节结节)”,而此前杜主任的结论都是“左底节区占位病变放疗后继续好转”。

我看见片子上,那个从前慢慢变得暗淡了的小圆点,这一次又亮得异常刺目。难道是……我不敢往下想,心“咚咚咚”地乱跳,浑身发软,悲哀的目光投向丈夫:难道上天只肯让我们的幸福稍纵即逝?

丈夫急切地问杜主任,这个结节是什么意思?杜主任说话相当谨慎,说这一次跟上一次的变化显然是不一样的,有待观察。

丈夫神情不安,却安慰我说,别着急,看看孙主任怎么说,记得在广州做化疗的时候,蔡主任好象说过,如果需要,可能还要做一次X刀补充剂量的治疗。

在新华医院孙荣君主任的办公室里,孙主任拿着片子看了好半天,认为肿瘤有一点点“抬头”的趋势了。“这东西就是这样讨厌,”他说,只好做一次补充剂量的治疗来把这个苗头压下去。丈夫把蔡主任说过的话告诉了孙主任,孙主任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意见:“别紧张,没什么大事,这个补充剂量大概就相当于一次普通放疗的剂量吧,对孩子没什么大的影响。”

丈夫和我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啊?又要到广州去?”

孙主任向我们介绍了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伽玛刀治疗中心的徐国政主任:“我跟徐主任是开会时候认识的,挺不错的一个人,你们可以先跟他接触接触,从他那里,你们又可以得到另外一种思路。”

去年,因为诊断性放疗的波折,贻误了儿子得到及时的治疗,孙主任留下了“在这儿还说不上话”的遗憾。一直以来,他一定是积极主动地在武汉寻找着能够跟自己“沟通无极限”的同行,来为自己根据经验得出的诊疗意见,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从而让患者少走冤枉路。也许作为一名曾经的军医,他始终放不下他内心深处的军队情节,所以这一次他向我们介绍了穿着军装的徐主任。

“不过,你们也别急着过去,先跟蔡主任商量一下,问问他的意见,看间隔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不可以做第二次,然后再跟徐主任联系。”孙主任总是这么注重别人的感受和意见,不论对方是他的病人还是同行,他力图在方方面面的的磨合中,为病人找到一个最佳的契合点。

从新华医院出来,时间还早,可是我们再也没有心思象以前一样,带着儿子去吃麦当劳去逛江滩,而是直接回到了家里。

跟蔡主任联系一般是发短信,但这一次为了把情况说得更清楚一些,丈夫打了他办公室的电话。对于这样病情出现反复的情况,蔡主任显然是见得多了,所以一点也不意外:“我一直在心里想着,吴边有必要做个补充剂量的治疗,现在既然情况出来了,时间也隔了这么久,应该是可以做了,当然这是一种比较积极的补救措施。消极一点呢,就是继续观察一段时间,也不排除是一些其它的反应。”

丈夫就问,如果这一次做伽玛刀可不可以。蔡主任希望自己的病人能够一直在自己的庇护之下,做好后续的治疗:“没事,到广州来吧,这样能够保持治疗的连续性。”

第二天,我们又带着儿子赶到了武汉总医院。在伽玛刀治疗中心,徐国政主任看了儿子从头到尾所有的片子和病历,对于这一次是不是应该再做一次伽玛刀,产生了犹豫:“如果真的是复发了的话,这也只是一个影像学上可以看到的苗头,还有观察一段时间的余地,如果是其它的反应,比如说是放疗所产生的胶质增生,这么武断地给做了,就很可惜了。”

三位医生的话,留给我和丈夫的是一个巨大的选择空间:做或不做,在哪里做。

那天晚上,又是我和丈夫的一个难眠之夜。

现在想来,孙主任和蔡主任之所以都没有象第一次那样,坚决地要我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是因为儿子已经完成了对肿瘤最基本最必要的治疗,这个后续的治疗虽然是必要的,但只是一种补救措施,徐主任跟我们说得最明白彻底:“这是最后一次可以进行的放疗了,因为先前做了全中枢神经的放疗,做了X刀,又做了化疗,可以说能做的都做了,以后只能看你孩子的运气了。”而这个运气,在我看来,就是病人身体个体上的差异,和亲人为他所做的对病情有好处的调节。

做医生的心里最明白,肿瘤的复发,意味着什么。只有我们做父母的,还这么痴情,痴情得近乎天真,希望后来的每一次,都能象第一次那样化险为夷,希望总有奇迹发生。

去年诊断性放疗上错误的选择,耽误了治疗时机,给儿子带来了本来可以少受一些的痛苦,已经使我们对儿子深怀愧疚,这一次,肯定是要积极地补救的,而且越快越好。从内心来说,我们希望儿得到是连续完整的治疗,但是又不能不考虑到儿子以后的复查和营养费用。

到广州去,这一来一去路费就得一仟块钱,除了经济上的困难,时间上最少也得一个星期。而且再过两天就是“五一”长假了,蔡主任让我们过了“五一”再去,也就是说,儿子最少又要请一个星期的假,这对于刚刚适应学习生活的他,肯定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如果在武汉做,最近两天就可以完成,正好趁长假时间可以好好地休息。

当天晚上,我就带着儿子住在了医院里,丈夫赶回去照顾女儿上学,第二天再赶早过来。因为到家的时间太晚了,丈夫没能赶上当天女儿班上的家长会。

回家后,女儿很伤心地对我说:“妈妈,这可是我小学最后一次家长会,这要留给我多少遗憾啊,难道你跟爸爸真的是重男轻女吗?”于是我专门找女儿的班主任老师,开了只有我一个人的家长会。看得出来,懂事的女儿很得老师的喜爱,老师对她毕业考试进年级的前一百名充满了信心。

躺在从医院住院部两块钱一晚租来的窄窄的折叠椅上,我一下子又回到了儿子刚生病时住院的日日夜夜。

儿子总是这样快乐:“唉,我怎么又住院了。妈妈,我刚才在心里默默地数了一下,这是我这一辈子住的第四个医院了。”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哪四个啊?”儿子扳起了指头:“T医院、X医院、三九医院,再就是这个医院。是不是明天一做完手术,就可以回家?”尽管饱受病痛折磨,儿子却毫无怨言,他以为他的生命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时不时地就要在医院里进进出出。我说是的,回家好好休息几天,过完“五一”还要上学呢。

第二天一大早就做了术前的磁共振检查,接着就要上头架。儿子一见摆放在桌子上那些虽然只见过一次,却终生难忘的器械,脸色就变得惨白。当医生让他坐到那个特定的凳子上的时候,他象一只受到巨大惊吓的小兔子,一下子就紧紧抓住我的手,不停地叫着:“妈妈,妈妈……”

麻醉针一打下去,儿子头上那四个选定的固定点就鼓起了小包。上头架需要三个医生来完成,其中一个年轻的女医生刚把头架罩到儿子头上,还没有开始上固定螺丝,儿子就条件反射一般“啊”地一声惨叫:“好痛啊,好痛啊,妈妈,妈妈,好痛啊,啊——”另一只手在自己身上乱抓一气,好象这样抓就能够把那些痛抓没了一样。

医生对这样的情形一定司空见惯,他们面无表情地在儿子的惨叫声里,一步一步地完成了各自的程序。也许是为了抵御儿子的乱动,医生掌握不好力度,额头上那两个针眼渗了不少的血出来。后来这两个点都留下了永久的显然是伤到了骨头的伤痕,而不是象第一次那样毫发无损。

大约儿子过于激烈的反应是少见的,那个年轻的女医生终于有些不耐烦瞪起了眼睛:“别叫了别叫了,怪吓人的,人家外面的病人听见了,谁还敢来做啊,一点都不勇敢,还是个男子汉呢。”

我紧紧地抓住儿子的双手不让他乱动,一边轻蔑地看了这个女医生一眼。一个医生,有什么权利训斥自己的病人,因无法忍受疼痛而发出的哭号?是因为病人打扰了她的清静吗?还是真的担心外面的病人被吓跑了。我想,她这么年轻,一定还没有做母亲,一定还没有经历过什么人生的痛苦。所以,此时,我原谅她的冷漠无情。

整个过程不过五分钟,儿子最后却没有力气哭,也没有力气掐我的手了,不然的话,我的手背一定会被他掐出血来。那个大约有几斤重的不知是什么金属材料做成的头架,用四颗螺丝钉牢牢地悬空固定在儿子的头上。儿子在头架的重压之下一下一下地抽噎着,那么无辜,那么无助地眼泪汪汪地望着我,脸色惨白得象一张纸。

我面带微笑地将坐在轮椅上的儿子推出定位室:“好儿子,你真勇敢,这一次你又胜利了。”我只能微笑,我只能这样说。这是我的命运,也是儿子的命运,我们无力反抗,无法逃脱,只能这样哭泣着、微笑着去承受。

丈夫坐车赶了过来,一见到儿子这个样子,他就楞住了,旋即又笑得无比轻松:“怎么样,儿子,还好吧?”

这一场大痛仍然泯灭不了儿子的快乐,他刚刚还是泪痕斑斑的脸上又展开了如花的笑靥,坐在轮椅上调皮地把双脚探到地上,在侯诊室里来来回回地溜达玩耍。丈夫看着他的背影,心疼地一遍又一遍地问我:“没想到,没想到,做伽玛刀是这个样子的,上次在广州,也是这个样子吗?”

徐主任叫我们过去看刚刚从磁共振室传过来的结果——屏幕上,加倍放大了的病灶区,亮亮的白点外面还有大半圈白色不是很明显的光圈:“这个白点,肯定是要把它打掉的,但是这一带,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也许是增生物,也许是复发的病灶。打它吧,怕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不打它吧,这次手术的意义就不是很大,如果它真是复发的病灶,就可惜了。你们说呢?”

我和丈夫面面相觑:“那以后还有机会吗?”徐主任摇摇头:“这是最后一次可以对这个病灶进行放疗的机会了。”

选择,选择,又是一次选择。

除了选择让放射线最大限度地包围病灶和它的边缘,我们没有别的出路。虽然这样对儿子正常的脑细胞是一种伤害,可是,可是——我们只想要儿子活着,尽可能长时间地活着。

因为只是补充剂量的治疗,所以这一次手术的时间很短,回到病房打完吊针,才刚到吃午饭的时间。也许是打吊针的时候睡了一觉,儿子显得精神很好,象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一样,吃饭也很香。我和丈夫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丈夫分别给孙主任和蔡主任发了短信,告诉他们手术顺利,得到的回复都是一个字——“好!”徐主任的医嘱是:“三个月以后做术后复查。”

“五一”过后,儿子上学,一切看上去都没有受什么影响。老师和同学们谁也不知道,他们身边的一个同学几天前刚刚又有惊无险地,跟命运捉了一个小小的迷藏。也许,这一次我们侥幸又躲过了魔掌,可是,下一次呢?

儿子的生命,就这样,以复查的时间为周期,一程又一程地,活在我们一天又一天的守望里。这个周期,现在是三个月,如果他运气好的话,就会变成半年……守望生命,是一件多么幸福而又痛苦的事情啊!

一个多月后的期末考试,儿子取得了语文81分,数学66分,英语85分的好成绩,都比期中考试有进步。我紧紧地拥抱了儿子。不是因为分数,而是因为他为此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从中得到的生命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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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在:幸福家庭520

三月初,我在湖北省最畅销的大众生活类报纸《XX都市报》的《我们》周刊上,看到了一个“XX花园杯幸福家庭评选”活动,奖项设置包括时尚之家、健康之家、书香之家、浪漫之家等十个,其中对真情之家内涵的诠释是:历经风雨,终见彩虹。

我一直非常欣赏这个周刊名称的创意——WoMen——男人+女人=我们,周刊图标上的英文字母是粉红色的W和中灰色的M——女人和男人单词开头的第一个字母——看上去一正一反的排列,在想象中又可以合二为一地成为一个极富美感的整体——是啊,我们,只有当W和M如此和谐地在一起的时候,这世界才有幸福可以述说。

所以,这个活动吸引了我的注意,而它关于真情之家内涵的诠释一下子就打动了我的心:也许,这个奖项就是为我们一家而设置的。我问丈夫愿不愿意参加这个活动,他很认真地看了一遍报纸,说可以啊,要是真能得奖,两个孩子一定很高兴的。

于是,我就把那个发在天涯社区网站的贴子,发到了活动报名的电子邮箱里。第三天,就收到了主编张庆的回复:“你们的故事很感人,已定入围参加评选,请尽快把全家人的照片传过来,出刊时需要。”

这时,我又犹豫了,给张庆发了这样一封邮件:“因为儿子得的是脑癌,他在医学上的生命是以生存期来计算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对我们的亲戚朋友说明这个真相。如果在报纸上刊登出来,我担心对儿子有不好的影响。可不可以退出?”在我的世界里,任何事情都比不上儿子的快乐重要。张庆回复说:“我会在行文中注意到这一点。你的顾虑让我更加感动,更加觉得你的家庭有资格参加这个活动,读者一定会支持你们的。”

既然如此,那就准备照像吧。

两个孩子听说要全家人一起去照像,高兴得不得了。那张一年前在中山公园的合影,是最近期的全家福了,它记录了我们最绝望最哀愁的表情,象一抹拂不去的阴影,让人不忍猝看,那么就让现在幸福的合影来取代它吧。

在去照像馆的路上,丈夫一路发起了快乐总动员:“孩子们,待会儿要笑啊,要笑得美美的,这照片可是要上报纸的。”

我知道,我们的全家福照片永远是这样的格局:儿子和女儿在前排,我一定是在儿子的背后,丈夫一定是在女儿的背后,所以就特意让丈夫和女儿穿了同一个黑色系列的衣服,儿子和我则穿了同一个红色系列的衣服,这样给人的感觉才不杂乱,父女和母子之间那种微妙的情感差异才会显得浑然天成而又生动有趣。

果然,这张照片出来的效果非常好:女儿和我笑得都露出了牙齿,只是女儿是那种羞涩内敛的小女孩神态,我则已经有了婆婆妈妈的富态与满足——人到中年免不了发福长胖,那一刻我真的很满足。丈夫和儿子却尽显男人的沉着稳重,只用喜悦的眼神来表达情感,不同的是儿子流露的是单纯的快乐,而丈夫却是沧海桑田过后的坦然。我伸手拥着儿子,女儿小鸟依人地靠在丈夫的胸前——如果用线条来勾勒人物的轮廓的话,一家人这样中间低两边高的排列,正好可以勾勒出一个心形的图案来。

我请照像馆的员工帮忙把照片传送到编辑的邮箱里,那个给我们照像的女孩子说:“我们这里可没有这个业务,不过我也觉得这张照片不错,就帮你这个忙吧。”下午,我在邮箱里就看到了张庆的回复:“非常好,谢谢。”

张庆和我通过电话取得了很顺利的沟通。很快,2006年3月27日的《XX都市报》的《我们》周刊,刊出了题为《龙凤胎家庭:幸福失而复得》的采访文章。

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有儿有女,对于一个现代家庭而言,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境界。对于这对父母而言,他们曾经因为生下一对龙凤胎,而觉得已经到达幸福的彼岸。然而,一场飞来横祸,却掠夺走了这个家庭的全部笑容。但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始终坚信会有奇迹出现。事实上,在这对父母无尽的爱和关怀下,奇迹真的出现了。”

在结尾,张庆写道:“如今,吴边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孩子的生活。现在的每一天,对这一家人来说,都尤其珍贵。”其中的深意,只有她和我能懂。

我们被编排为6号家庭,与我们同时出镜的是一对孪生子家庭,他们是5号。在后来陆续的出刊中,还有一个家庭是一对双胞胎女儿。

文章在报纸上刊出以后,一些认识的朋友一见到我们就开玩笑说:“不错啊,都上报纸了,昨天我还在网上给你们投了一票的,到时候得奖了可有我一份功劳。”两个孩子拿着报纸看了又看,还抢着带到各自的班上给同学和老师看,真是出足了风头,整天都高高兴兴的。

那些天,幸福成了我们家里的口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语汇,好象从抽象的感觉,变成了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我帮儿子盛饭,儿子说妈妈你看你多幸福啊,有个儿子来消磨你的时间;我帮丈夫洗衣服,儿子说妈妈你看你多幸福啊,有个老公让来你爱他;每天,我应着两个孩子放学回家的脚步声打开煤气炉炒菜,女儿一进门就探头进厨房说:“妈妈,好幸福啊”,我问她你说谁幸福啊,她说妈妈幸福,我更幸福。

老公说,咱们爷儿仨成天众星捧月似的围着你打转,老婆你看你多幸福啊。我说是啊是啊,整天给你们当灶妈子,当洗衣工,当清洁工,做事情的时间总比坐着的时间多,我真是太幸福了。

幸福,原来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平常,这么触手可及。虽然在这期间,经历了儿子的第二次手术,但是,儿子还跟从前一样,快快乐乐地在我们身边。幸福,这就是幸福!

感谢张庆,用她精彩的文笔写出了我们的故事,使我们最终能够在通过读者网络投票的评选中,真的成为“真情家庭”的得主。

2006年的5月20日,正好是周六,我们一家人被通知到“XX花园”的开盘典礼上参加颁奖仪式。虽是初夏,那段时间的天气却热得太过猛烈,那一天更是如盛夏一般灸热,而从我们这里到“XX花园”得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大约是所有市内获奖家庭中住得最远的,两个孩子都有些晕车症,我只好一个人去了。

520,我爱你。

我爱你,多么甜蜜的一句话,可以耳语,可以宣言:有爱,就有幸福。

高档豪华的楼盘现场,锣鼓震天,音乐齐鸣,媒体记者架在场外的摄影机和手里不停啪啪作响的照像机,来自香港电视台的美女主持,久闻大名、终于一睹芳颜的张庆主编,另外九个获奖家庭几乎是全家出动的浩大声势——这一切的一切,让形影只单、衣着陈旧落伍的我始终有一种局外人的错觉:这是我可以来的地方吗?

他们拥有的平安健康的幸福是多么的完整,只有我的幸福是残缺的。这么久以来,我伪装的坚强是多么脆弱。在内心深处,我是多么渴望拥有一个正常的母亲最平常的希望,可是因为我的儿子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所以我对他的希望只能是:活下来——活下去,象一个正常的孩子那样,健康平安的活下去。

我是真的很幸福吗?突然之间,我觉得,一直沉醉在儿子失而复得的幸福中的我,因为无法预知未来的种种,其实是非常痛苦的。而这个痛苦埋藏在我的心灵深处,如野草一般,任我如何不停地刈割、铲除,却还是无处可以逃循地在我的生命里悄无声息地疯长。

就这样让它无休止地漫延在我的生命里,一点一点地遮住心灵的阳光,让我看着别人的幸福而自觉卑微吗?

不,不,我不能让它成为我的生命、我的心灵凌迟的杀手,我只能忍住泪水,接受它,医治它,让它钙化成为心的坚硬的外壳,就象它是我的四肢和躯干、五脏和六腑,与生俱来,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那时,我又是镇定自若、不卑不亢的,上台领奖、亮相拍照,在两天后的周刊版面上,跟着所有真正幸福的人们一起,笑得阳光灿烂。

奖品是一台品牌29英寸液晶电视机,还有一本获奖证书和一尊水晶玻璃的奖杯。证书是鲜艳夺目的红,奖杯是晶莹透明的白,拿回家后放在冰箱顶上,与十几年前结婚时买的那束火红的工艺玫瑰花摆在一起,煞是好看。

那台液晶电视机的去处,其中的一段插曲说起来就有一些令人心酸了。

参加完颁奖仪式后,在领奖品的地点看到那个虽然不重却长长方方不好拿的电视机包装盒,我心里就犯愁:别人都是一家几个人抬着走,我一个人怎么把它拿回家呢?附近很少有出租车经过,于是我双手拎着那个贴着“幸福家庭奖品”字样红纸条的大纸箱,走几步,歇一下,累得不行的时候想一想,要是呆在家里等我回去的那爷儿仨见了它会有多高兴,用一句惯用的文字就是“浑身顿时又充满了力量”。

就那样走走停停地,挨了大半个小时才拦到一辆出租车。下了出租车又把它搬上公共汽车,下了公共汽车又把它搬上出租车,三个小时以后才回到我家的楼下。我也不上楼去叫丈夫下来帮忙,就那样一鼓作气地又一个人把电视机拎上了三楼。

门,是儿子给开的。他一看见我那个架势,就大惊小怪地叫着他的爸爸和姐姐:“快来看啊,妈妈好有本事,一个人把电视机搬回来了。”

象看稀奇一样地,我们把没有见过的只有几厘米厚的液晶电视机搬出来看了个够,就想着怎么处理它。家里的电视机才买不到两年,还是32英寸的,肯定不会用小的去换下大的。两个房间太小,也不适合放下它。孩子毕竟是孩子,稀奇劲一过就忘到一边去了,我却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

当时家里的生活费很紧张,我就想这电视机闲着也是闲着,如果拿到一个熟人开的电器商城去代卖的话,我只要一仟捌佰块钱就足够,如果是两仟块钱就更好了。虽然心里有些舍不得,但是用幸福的奖品去换取幸福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

没想到,熟人却只肯出一仟块钱,好象还是给了很大的面子。丈夫以为他担心是假货,就把我们的获奖证书也给他看了。熟人就说那我打电话到武汉那边问问价格,打完电话又说再加两佰,一仟贰怎么样?

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报社的领奖通知上不是说价值3000元吗?那么大的报社是不会骗人的。再怎么贱卖,也得有个半价吧?

见我还在犹豫,熟人有些急于把它拿到手了:“这个价就可以了,就算我帮你的忙。”他知道我们夫妻俩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他盯着我脚上那双磨得看不清本色的旧凉鞋看了又看,就知道我们的境况是多么的窘迫,他以为,这一仟贰佰块钱很让我动心。

熟人装作有事的样子,留给丈夫和我一个商量的余地。我对丈夫说,如果按照他说的有点欺负人的价格,那么我们这个幸福也太不值钱了吧?

丈夫深知我的个性,但他又是个很好面子的人。于是他让我装作不乐意的样子先出去,然后他当着熟人的面跟着出来,再然后就进去跟熟人说:“我老婆说了,没有一仟伍佰块钱她坚决不同意。”最后头也不回地象扛宝贝一样,把电视机扛着出了电器商城,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就回了家。

回家上网一查,象这种型号和款式的液晶电视机,市场价格最少是3200块,而几天后张庆给我们寄来的发票表明,3000块还只是它的团购价。

都说商人喜欢钱,钱越赚多越好,这也就罢了。可是那个熟人看我们的那种欺蒙轻贱的眼神,让我终生难忘。

我很骄傲,我没有为了那区区一仟贰佰块钱而屈服于它。只是,至今为自己当时对一仟伍佰或者一仟捌佰或者两仟块钱的渴望,感到心酸。难道我的儿子和女儿,因为家庭的贫穷,也要忍受这样的眼神、也要满是心酸地过着他们的生活吗?

所以,当丈夫再一次跟我谈起做大酒店的理想时,我不再是不置可否,我说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做吧,做得越大越好,没有钱,我去找亲戚帮你借,借了赚了就还了,不怕。

结婚十几年以来,买房子,养孩子,无论日子过得多苦,我从来没有找任何人借过一分钱,我还不习惯说这个借字。所以我尽量在丈夫面前说得轻松自在,心里却满是悲壮。

那个幸福的奖品,在角落里闲置了一年多以后,我父母的老电视机坏了,我就把它送给父母了,算是回归了它本来的意义。

也许是那个吉祥的6号给我们带来了好运,也许是参加这个幸福的聚会沾染了喜气,不久后,丈夫筹备酒店的事情有了决定性的进展:终于跟房东老板谈好了房子的租赁合同。

其时,手里小有积蓄、心里小有底数、小日子过得安稳太平又一心想把牌子做大的小叔子,还是有一些后怕的:这一举动,万一失败,将是万劫不复——兄弟两人将负债近百万!

可丈夫却是大劫大难过后的镇定自若:我连我儿子的命都捡得回来,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害怕的,人不死债不烂,大不了把我这下半辈子搭进去还债。

我亦心如止水:只要丈夫是凭自己的劳动赚钱,只要一家人有饭吃,两个孩子有学上,儿子有钱做复查,我就什么也不去操心,只想好好地守着这个家,守着我们“失而复得”来之不易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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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在:让我的尘埃,落入我的水里

做大酒店是势在必行的了。只是那几十万块钱,上哪里去借啊?

真是人是英雄钱是胆。丈夫自嘲是一只纸老虎,在外面闹得水响,回到家里就为钱发愁。这时,我的胆子反而比他大:“急什么,老婆来帮你想办法。”我还跟他说,这十几年里,家里所有的大事都是你作的决定,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大的闪失,这一次我还是支持你,我要成就你,只有成就了你,这个家庭的幸福才有保障。

我母亲打来电话,一定要丈夫接听:“我们一辈子的积蓄大概也够帮你凑小半个整数了,你真的需要就都拿去用吧,什么时候还都行,不还也行,反正我们两老的退休金够花了。想想你也是遭孽,你的娘老子走得早,辛辛苦苦攒几个钱都去救伢的命了。伢嘞,这个时候,我们不帮你,哪个帮你呀。”

当丈夫把这些话转述给我的时候,我无语哽咽。我现在这样的状况,除了父母亲,除了妹夫,还有谁愿意主动借钱给我?那一刻,我暗暗发誓:等我将来有钱了,一定要让父母过上几年舒舒服服的好日子。

早在过年跟姑妈拜年时,我们就说过想做酒店的事。毕竟是在广州见过二十多年大世面的人,姑妈不同于我父亲的犹豫,对这个想法很是赞同。亲戚们都知道姑妈很有钱,但她和姑父是用广州的高收入在老家过低消费的日子,加上一辈子的克己勤俭,才会很有钱。

当时我也知道,因为不久前姑妈在飞机场新开发的小区里又为表弟买了一套房子,手里没有多少闲钱,但是在我一厢情愿的计划里,姑妈仍然给了我最足的底气:现在想来,我那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想用姑妈那幢价值六七十万的房子去作抵压,到银行去贷款最少可以有三十万,加上各自已经借到手里的钱,做个酒店应该差不多了吧,这样兄弟俩人就再也不用找谁借钱了。

“用我这房子作抵压,去贷款?”姑妈同意了,还有姑父,姑父同意了,还有表弟。毕竟,这不同于借钱,借钱早还迟还没什么,这贷款万一还不起,姑妈的房子就没有了。感谢姑妈一家,虽然有过不短时间的犹豫,但最后还是同意为我们冒这个险。

姑妈叫我过去拿房产证和土地证的时候,我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到超市买了一提高档牛奶和一只精包装的冰糖西瓜,给姑妈提了过去,当时我真的是不知道用什么来表达我的感激。

结果姑妈嚷了我一气:“你这个女伢,怎么这样苕?日子过得这样紧,还跟我搞这个名堂。等你们将来发了财,你提多少东西来我都不嫌多,拿回去拿回去,留给两个伢吃。”

有了这基本上可以拿到手的三十万的承诺,丈夫和小叔子才敢正式开始着手打开局面。兄弟俩人第一步的计划是各人先拿出二十万,把架子搭起来。

六月初,丈夫和小叔子合资合作的“斯味特大酒店”,终于打响了装修的第一锤。

“斯味特”是小叔子在排档一条街做出来的牌子,他很是看重,所以一定要用。这就决定了兄弟两人做大酒店的初衷是不一样的:丈夫只想赚钱养家,而小叔子在赚钱的同时,还要赚名气。虽然说起来是股份各半,风险共担,利益同享,但是拥有牌子的那一方肯定是要占一点优势的。

一开始,我对这种合作方式有些想不通。如果是从前,我宁可守着穷日子过,也不会去走这一步。但是,就象有一首歌里唱的那样:“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呀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要有钱可以让我可怜的儿子过上幸福的生活,其它的一切都不过是过眼烟云罢了。

从这一点的反面来讲,我应该感谢小叔子,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拉了我们一把,虽然后来发现那么多的债不是很容易就能够还得完的,但是毕竟,丈夫可以每个月拿工资回来应付家里的开销,攒下一点钱来,也没有耽误儿子的复查。

对于生命的敬畏,让一切世俗的东西在我心目中变得简单而纯粹。

正当酒店装修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时候,我们被银行告知:因为姑妈那幢房子的房主写的是表弟的名字,而表弟的户口又在广州,所以不能办理贷款手续!

可是,我们已经预交了十万块钱的房租,已经改造了房子原有的格局,装修必须在两个月之内完成,好赶上高考后谢师宴的尾声造一造声势,为年底餐饮业的旺季作好准备,否则,来年的生意很难打开局面,无异于自掘陷井!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而且这时装修工程最后的预算出来了,即使有这三十万,也只够前厅的装修,还有包括厨房等所有配套设施以及开张各种用具和费用,就是再有一个三十万也不一定够!

三十万!六十万!上哪去借这么多的钱?做酒店,是一个谁都说不准的行业,天天有人开张,天天有人关门,我们自己都不敢说有全盘的胜算,旁边的人有谁敢借这么多的钱给我们?

这个时候,只有找亲戚去借了。而亲戚借钱给我们,多半是看我父母的老面子,所以只有父母出面想办法。

一听说贷款办不成,父母就打电话给五舅妈,问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五舅妈没有多说什么就答应了借三五万。其实我何尝没有想到去问问五舅妈,只是我想五舅刚走两三个月,她一个女人独自支撑着一个工厂,我们不但帮不上忙,还要找她的麻烦,怎么开得了口?但是只过了两天,五舅妈就打电话让我把银行帐号告诉她,不管怎样她先打三万块钱过来,给我们应个急——这是我们拿到手的第一笔借款,没有要我们一句求情的好话,却会让我们一辈子都心存感激。

姑妈手里只有三万块现金,她说服我的二堂姐把准备买房子的钱借给我们“打个转”,说如果到时候我们还不了的话,她手里就慢慢地有钱了,不会误二堂姐买房的事。这笔钱由大堂姐保管着,于是我父母就到大堂姐家里去拿这笔钱,并试着跟堂姐夫开了口:“能不能你再借两万,凑个八万?”没想到堂姐夫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当即就把这八万块钱从银行里提了出来——从前我总觉得他们有点小市民的俗气,但是这时我被他们朴素的俗气感动了:毕竟血浓于水。从此以后见到大堂姐和姐夫,那一声“大姐”和“姐夫”的招呼,不再是场面上的礼节,而是发自内心的亲热。

7月31日,是儿子伽玛刀手术三个月后复查的日子。丈夫为酒店的事忙得焦头烂额,我一个人就带着儿子去了。当结果出来,看到那个病灶比从前还稍稍大了一些的时候,在C医院磁共振室冷气充足的空调房里,我浑身直冒冷汗。

象以前每一次复查一样,我在第一时间里径直到新华医院找了孙荣君主任。孙主任拿着片子百思不得其解:“上次的手术对这东西肯定是有抑制作用的,再怎么着也不应该长大,这样吧,你现在先到徐主任那里,听听他的意见,然后再跟我联系。”

正是三伏天,大街上热浪滚滚,身上的冷汗被热辣辣的太阳猛烈地灸烤,我的心仿佛焦灼得要冒出烟来。

这时手机响了,是丈夫打过来的:“结果出来了吗?孙主任怎么说?”我尽力用平静的语气回答“还好,还好”,就关了手机,打的直奔武汉总医院找徐国政主任。

徐主任和他的助手们把三个月以前给儿子做伽玛刀手术时的资料调出来,一个步骤一个细节地过了一遍,又看了半天片子:“应该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最初确诊了是生殖细胞瘤,我们上次给的剂量和范围又是非常合适的,不应该是又在长大,最有可能就是胶质增生,也就是放疗引起的脑神经细胞的一种反应,如果它没有引起什么不好的症状,你就不用去管它”,但是徐主任又说,最好还是一个月以后再做一个复查,这种时候,特别要密切观察,也不完全排除肿瘤复发的可能。

我问,那么,现在有没有一种检查手段,能够及时看出到底是胶质增生还是肿瘤复发?徐主任回答说,有啊,做个PET检查就比较有把握做区别,但是这种检查需要花一万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当时我们留在手里过日子的钱还不够一万块钱。盯着挂在阅片器上的片子,我不知道还能够说什么。

回家后在网上搜索了“PET”:

“PET是Positr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的缩写,译成中文则为:正电子发射电子计算机断层。是利用正电子发射体标记的葡萄糖、氨基酸、胆碱、胸腺嘧啶、受体的配体及血流显像剂等药物为示踪剂,以解剖图象方式、从分子水平显示机体及病灶组织细胞的代谢、功能、血流、细胞增殖和受体分布状况,为临床提供更多生理和病理方面的诊断信息,因此,称分子显像或生物化学显像。PET的应用使核医学迈入分子核医学的新纪元。

PET在脑肿瘤中的应用,颅内肿瘤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肿瘤两大类。原发性颅内肿瘤发生于脑组织、脑膜、脑神经、垂体、血管及残余胚胎组织等。继发性肿瘤是指机体其他部位的恶性肿瘤转移或侵入颅内的肿瘤。PET显像主要用于颅内肿瘤的定性、了解生物学特性、治疗后复发与纤维瘢痕形成鉴别、评价疗效等。”

现代医学越来越昌明了,已经进入分子核医学的新纪元了,可是我们的经济条件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钱,在这个时候又显示出了它强大的威力。

丈夫却说儿子现在好好的,他不相信是肿瘤复发了,他相信那真的是胶质增生:“我们能够做到的都已经做到了,现在能够做的,只能是以不变应万变。有些时候,有些事情,需要等待,我觉得,一个月以后的检查没必要做,还是等三个月再看。”

谁说只有母子连心?父子之间,连血脉都是相通的,更何况是对彼此命运的感知?

经历了那么多的希望与打击,这个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男人,在这个徘徊于绝望边缘的结果面前,表现出了惊人的镇定。

我不知道命运到底会给儿子怎样一个将来,我只希望,我对儿子痛彻心腑的爱能够感动上天神灵,让儿子的生命出现奇迹……

而那段时间里,我的父母心里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帮我们借钱。有一天母亲说,看样子只好找几个舅舅开口了。虽然是情急之中,但我还是跟母亲说,别找三舅借钱,就是打死我,您也别找三舅借钱。

都说三舅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可是也许我今生与三舅没有缘份,我自忖平常日子里虽不懂事,对几个舅舅不是礼仪周全,但是也绝对没有到三舅一见到我就不高兴的地步。

当年在承包学校食堂的关口,我们找三舅妈的一个亲戚帮忙跟教委的朋友说了几句话,虽然最后这几句话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丈夫还是觉得,哪怕人家只帮我们说了一句话,也要上门感谢,一定要我买了价值不菲的礼品送到三舅家去。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什么样的误会,三舅没头没脑地把我教训了一番,并且根本不听我任何解释的话,还要我把礼品提回去。当时我流着委屈的眼泪一气之下提着礼品出了三舅的家门,对自己暗暗发誓:今后就是讨饭,也不要进这个门!

可是借钱心切的母亲居然瞒着我,又向三舅开了借五万块钱的口。

第二天早晨,我出去买菜顺便到母亲家里去,进门刚坐下,三舅就端着早点边走边吃地过来了,一见我就怒不可遏地说:“你真是——有什么事情,就把两个老的怂到前面不得了,又不是手里有个百把几十万,还敢想这么大的心思,以为钱是那么好赚的!”还说了很多诸如此类的话。

虽然事后,母亲一再地劝解我,说三舅只是担心我们“垮到这个凼子里去了”,话是不好听,却是真心为我们好——我也相信三舅不是那种自己有钱就欺穷的人——但是我永远忘不了,因为到处借钱的难处,因为还指望着三舅脾气过后能够借钱,我的父母陪着笑脸坐在那里听着三舅的教训和牢骚;而我强压心里几次想拔腿一走了之的愤怒,尽量用平和的口气应答着三舅连训带贬的问话,只是为了不让母亲难过。

送三舅出门的时候,父母满脸客气地笑着,可我就是犟着不说那句“三舅那您就帮个忙”的好话,我在心里已想好了:就是三舅以后答应借钱给我,我也不会要他一分。

我一言不发地离开母亲家,一回到家里就给母亲打电话:“妈,都怪女儿没用,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要为我赔着老脸到处借钱,还要受气……”说到这里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母亲却安慰我说没什么啊,你还不是为了你的伢才把手里的钱用光了,又不是拿钱出去做了坏事,这个时候娘老子不帮你哪个帮你啊。

本来我想体恤丈夫创业的艰难,一个人忍住这件事,可是一到了晚上,看到在床上睡得香香甜甜的儿子,想到那个还没有结果的结果,想到父母满脸的皱纹和花白的头发,为了我一家亲戚一家亲戚地说着好话借钱,想到白天卑微的忍耐,我还是在丈夫面前哭了个痛快:“要不是为了我可怜的儿子,哪个的钱我都不会去借!还要连累我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娘……”

丈夫良久无语。曾经在单位以牛脾气著称的他这样开导我:“别人谁都可以不借钱给我,但是我谁都不可以去记恨。借钱给我,我一辈子感谢,不借钱给我,那一定是有人家自己的难处。你呀,三四十岁的人了,为这样一件小事,还哭得象个小孩子,不值得。”

过年的时候,因为记得母亲“有娘亲就有舅亲”的教训,因为对母亲无以回报的愧疚,在母亲期期艾艾眼神的敦促下,我还是带着两个孩子去三舅家拜年。

三舅一看到我们,忙不迭地过来开了门,又忙不迭地给两个孩子一人手里塞了一佰块压岁钱。两个孩子接过钱,非常有礼貌地鞠着躬说“谢谢,谢谢舅爹”,三舅听了高兴得不得了。

我在一旁真是感到无以言喻的欣慰:我那些主观的脆弱与敏感,那些对生命颐指气使的高傲,已经被那些痛苦辛酸,磨灭得平平静静。而我的两个孩子,小小年纪就懂得了接受别人给予时的尊严,懂得了对这种给予发自内心的感恩,将来,一定会比我有出息。

“低到尘埃里”,张爱玲写这句话的时候是否想到,比尘埃更底的,还有水。把心低到尘埃里,是不与喧扬的尘世相纷争的忍让;而海之所以能够容纳百川,是因为它把自己放到了一切的最低处,连一粒尘埃的委屈都可以包容。

我愿让我的尘埃,落入我的水里,只要我的儿子和女儿,是两只幸福的小鱼,“在里面快乐地游来游去”。而我,便被他们的幸福蒸发着,常常含泪于茫茫苍穹之中,默然于人间所有的恩恩怨怨、离合悲欢。

                    ※   ※   ※   ※   ※

                      妈妈,我在:子尤、穆然和佳杰

经过了千苦万难,丈夫和小叔子的大酒店终于红红火火地开张了。

在整整一年之后,丈夫又开始了他早出晚归赚钱养家的生活。他每天早晨顺路送儿子到学校门口,晚上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看一看已经睡着了的两个孩子,那种昔日重来的幸福把他的心填得满满的。每当生意上出现麻烦,他在我面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只要我的儿子好好的没事,我不怕,我什么也不怕。”

接着,在9月1日,儿子上了小学六年级。而且表现得非常好,也许是经过了一个暑假有规律的锻炼和休息的缘故,他又长高了不少,体力和脑力甚至好过从前,比从前显得更加快乐。

女儿这时已经上了初中一年级,姐弟俩人又分开了,背着书包一起出门,下到楼梯口,一个往左,一个向右,刚开始还真有些不习惯,放学一回到家里就争着对我讲各自在上学路上的孤单寂寞。我安慰他们说,这些都是暂时的,一年,再有一年吴边不就上初中了吗,就又可以一起走路了。

10月底,儿子的又一次复查还是我一个人带他去做的,当看到那个东西比上一次又大了一点点的时候,我的经过了无数次折磨摔打的心,仍是止不住惶恐地狂跳。

孙荣君主任、蔡林波主任和徐国政主任,几乎是不约而同地答复:胶质增生可能性大,还需进一步观察,三个月后再做复查!也就是说,儿子的生命,至少又有三个月的安全期了。

那些天,那个东西象个魔影一样,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甚至有一天在帮儿子洗澡时,我竟忍不住问他,要是现在那个东西又长大了怎么办。儿子一脸绝决地说:“那我就撞墙而死。”我心里一惊,赶紧抓住他光溜溜的胳膊说:“不许这样!爸爸妈妈会想办法的。”

儿子用一种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痛苦的语气说:“妈妈,你不知道,爸爸也不知道,姐姐也不知道,你们谁都不知道,那个治病的过程真是太痛苦太痛苦了,我不想再受了。“说完他把头伸进热水器的喷头下猛冲一气,完了抹抹脸又说,妈妈你烦不烦啊,我现在好好的,你又提起什么病啊病的,再不要说了啊,你再也不要想了,你看把你的白头发都想出来了。

我这是怎么了?我在跟儿子说什么?我怎么能够这样跟儿子说话?幸亏他是个乐天派,什么事都不打心里过。

我的心又一次在痛苦的挣扎中游离,只能于网络中寻找些许的安慰。

子尤跟我儿子一样,得的也是生殖细胞瘤,不同的是,他的肿瘤长在胸腔里,儿子的肿瘤长在大脑里。我就是在搜索“生殖细胞肿瘤”的时候,在一次无意的点击中,发现了他。

那时,子尤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好几天了。

从网络各种各样的搜索中,我认识了被媒体称为“少年天才作家”的子尤:

子尤,1990年4月10日生于北京,2006年10月22日卒于恶性肿瘤。

2004年3月24日,正在读初二的子尤在学校上课时,忽然觉得呼吸窘迫,被送到医院后查出胸腔里长了个巨大的恶性肿瘤,周围被血管包围,非常危险。

几天后,子尤的病被确诊为“纵隔非精原生殖细胞肿瘤”。这种癌症国内少见,也没有丰富的治疗经验,为此子尤的母亲柳红遍访胸外科权威人士,请他们看片子,专家中只有一位见过此种肿瘤,并有过两例手术经验,而这两例在术后半年内都复发死亡。

关于自己的病,子尤这样说:“上帝准备送一个金灿灿的肿瘤给一个人,怕胆小的人支持不住,接受这个肿瘤的人需要坚强,然而挺下来的人,留下的只有平淡的忍受;所以他又准备送给一个乐观的人,然而乐观的挺下来的人只有笑没有回味;于是他就准备送给我,我是超越一切的!我把它叫做享受。”

子尤曾经写信给朋友,这样描述自己的人生:“这15年3个月26天我过得极为丰富而充实,所有的苦都见识了,肉体之苦,精神之苦,人情之苦与非人情之苦,所有的乐也都经历了,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在病中他写了一本书,名叫《谁的青春有我狂》。“2004年2月,一次我和妈妈外出,在过天桥时,我突然对妈妈说,自己希望有一个传奇的人生。谁想到,一个月后,这天桥之上苍天之下的话,竟应验了。我得了癌症,住进医院直到现在。”——这是子尤的序言开场白。而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个故事会怎么收场呢?”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对于病痛,对于死亡,有如此的淡然笃定,我在心痛之余,不禁汗颜于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惊慌失措。除了如我一样的强颜欢笑,我一直不忍心去看,子尤背后,他的母亲是个什么样子。我还知道,子尤走后,他的母亲继续写着他留下的BLOG,但是,我从来不去点击——一颗正在苦苦地守望着儿子生命的母亲的心,怎么能象别的旁观者一样,去窥探一颗已经失去了儿子生命的母亲的心?

子尤,让我懂得了我该怎样去陪伴儿子,继续他正在幸运地拥有着的生命——除了坚强,还是坚强!

子尤的出现与离开一样令很多很多的人瞩目。而那个叫佳杰的孩子,恐怕只有在新洲潘塘的一个角落里,他那个小村庄里面的乡亲才认得他。我是在2006年6月的一天,从家里长期订阅的《XX晚报》上认识他的。那一天,晚报的《百姓诉求》版面的头条就是关于他求助的报道:《十二岁男孩“怪病”缠身,家贫无奈求助救援》。

报道说,佳杰在2005年的十月份的一天,在课堂上突然口吐白沫昏倒在地。半年多的时间,跑遍了武汉市大大小小的医院,做了各种各样的脑部检查,家里连借带贷地花了六万多块钱,病情仍然得不到确诊,只好找到报社求助,一是想找医生确诊,二是想募得一些钱,来做继续的治疗。

放下报纸,我立即按照报道后面的电话号码拔了过去:“喂,是佳杰家里吗,我是新洲阳逻的,我看了今天报纸你们的求助……”接电话的是佳杰的妈妈。也许母亲与母亲的心都是相通的,特别相互报出了儿子的生辰日期后,几乎是同时说,原来两个孩子的年龄相差不到一个月啊。

听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丝毫没有农村妇女只会在地里家里做活而疏于同外界打交道的畏缩。也许,每一个不幸的母亲都是这个样子的,孩子的苦难造就了同命运忘我抗争的坚强的母亲。

我把为儿子治病的经过很简单地说给佳杰的妈妈听,建议她带佳杰到新华医院找孙荣君主任:“别灰心,找孙主任看看吧,说不定这回孩子就有希望了。”她一声又一声地说着谢谢,说等这几天他们村里的车子有空了,她一定去,她也希望佳杰能象我儿子一样绝处逢生,然后背着书包重新去上学。

我很内疚地说,如果我现在有钱的话,我会帮你,可是我……佳杰的妈妈打断我的话说,你这份帮助比钱还值钱。

两天后,佳杰的妈妈给我打来电话,说昨天她跟着晚报的记者先带佳杰到C医院做了一个磁共振的检查,因为记者的周旋,医院免去了他们八佰多块钱的检查费。然后她又到新华医院找孙主任,孙主任那天正好有一台手术,她和佳杰从中午11点一直等到下午4多钟点,才等到孙主任从手术室出来。

孙主任看了片子说,佳杰脑子里面的瘤子有六个,最大的已经有鹅蛋那么大了,牵牵绊绊就象藤草一样地遍布整个大脑。孙主任认为可能是淋巴瘤或生殖细胞瘤,也建议他们到G医院去建议做个诊断性的放疗再说。

于是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坐车赶到广州军区总医院,正准备下班的徐国政主任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徐主任和助手把片子看了又看,摇头说瘤子太多了太大了,最好是先做个活检再决定能不能做放疗,并且赶紧打电话找来了神经外科的医生。外科医生说得更直白:“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做活检又有什么意义呢,要是早些时候来,或许还有希望。”

佳杰的妈妈说:“当时我跟孙主任说,吴边开始的时候也很危险,找到您以后他就治好了,现在都好好地上学去了,可是孙主任说,你们这情况跟他们那情况不一样,吴边他只长了一个,佳杰的长得太多了……我真是后悔,大半年了啊,听了那些医生的话,说是观察、观察,又实在是没有钱再带他做什么别的检查,佳杰就这么在家里耗着,多半的时间就是在床上躺着喊头痛,现在我简直要崩溃了。”

我无法想象,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脑子里长满大大小小六个瘤子,他的日子怎么过?也许,那已经是肿瘤扩散了。

我再也不敢主动地给佳杰的妈妈打电话了,生怕我现在的幸福会引起她更深的绝望,也生怕她现在的不幸会让我觉得我现在的幸福只是一种假象。

正是阳光明媚的秋日,儿子中午放学回家,很有礼貌地“哒哒哒”地敲门。我正在厨房做饭,家里的厨房在客厅与大门的过道之间。打开门,只见儿子已经与我齐眉而高的挺拔的身体,在金色的阳光下,散发着小小男子汉的勃勃生机,微笑的脸庞被镀上了一层灿烂的光彩,照得我心底那隐藏的伤感,有些舒服,又有些疼痛。儿子看着我同样微笑的脸,摆了一个非常酷的PS说,妈妈,你看你儿子象不象一个阳光少年啊?

我打着哈哈说你本来就是一个阳光少年,还用问什么象不象,今天在学校里有什么高兴事呀,看把你高兴的。儿子倚着厨房门说,今天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到电影院看电影了,妈妈你想不想听我讲给你听,我一边炒菜一边说好啊,怎么看个电影就把你高兴成这个样。

儿子安静下来,仿佛在为下面的话酝酿情绪。

儿子说这部电影名叫《少女穆然》,让他很感动,讲的是一个正在上中学的名叫穆然的女孩子得了一种什么癌症,她又是怎样非常非常坚强的故事。他说穆然做了手术然后又做了十三次化疗,可最后还是死了。他还一再强调说,我们老师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北京。

我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1999年的北京,穆然的真实姓名叫张穆然,那年17岁,她得的是卵巢癌,也是一种生殖细胞肿瘤。记得我在报纸和杂志上曾多次看过这个故事,但是那个时候,我正沉浸在两个孩子健康成长的幸福生活里,没有想到它以后会跟我有什么联系。

儿子说妈妈,看了以后我就想,如果我得了癌症,你会不会象穆然的妈妈对她那样对我?我的心里一痛:“穆然的妈妈是什么样子对她?”儿子很严肃地回答说,我觉得她的妈妈很伤心又很坚强。

我想回避这个问题,但是在儿子纯洁天真的眼神注视下,我又不能有半点含糊。躲闪着目光,装作炒菜的样子,在还没有想好怎样回答之前,我反问儿子:“那你说呢?”儿子过来轻轻地抱抱我,脸贴着我的背:“我知道你会象穆然的妈妈那样的,我知道你好爱我。”

儿子真是难得糊涂,他竟没有联想到自己也做过化疗的!如果他是一个又精怪又有心眼的家伙,这场电影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从别人的不幸,设想着自己正在经历着的、自己却还浑然无知的不幸,他是怎样的一个生命的精灵啊……

每天放学回家,儿子总是有那么多的新鲜的事情跟我说。有一天他告诉我,在放学的路上,在面对面开来的摩托车与出租车之间,他“奋不顾身”地救下了一个站在马路中间不知所措的一两岁的小孩子。

儿子说,我自己只需轻轻往边上一闪,就可以躲开车子,可是那个小baby长得实在是太可爱了,当时的情况也太危险了,我一下子就冲过去把他往我这边一拉,然后搂着他往旁边一跳,就ok了,小baby的妈妈还在路边背对着我们这边打手机,转过身没有看到小baby,急得大喊大叫的,后来看到我牵着她的孩子站在那里等着她,就高兴得直对我说谢谢、谢谢。

儿子非常自豪地对我说着他的壮举,我听着听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儿子啊,你这么善良这么可爱,这么珍惜一个与自己无关的小生命,但愿老天有眼,能够保佑你从此无病无痛地生活。

受到儿子的感染,第二天我还是忍不住地,给佳杰的妈妈打了一个电话:“佳杰,佳杰他还好吗?我和吴边一直挂念着他。”

电话那边,是佳杰的妈妈的声音:“佳杰不在了,上个月就不在了,他在床上昏迷了一个多月,躺在那里,瘦得不象我的佳杰了,我觉得他不是我的佳杰,我不知道我的佳杰到哪里去了,我怎么也留不住他……吴边的妈妈,我真羡慕你,你要好好地把吴边照顾好……”那声音,无比的凄凉与疲倦。

此时,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我只能以无语作答,拿着话筒,直到里面发出“嘀——嘀——”的挂了机的声音。

那些天,我的心情一直是忧郁的:我先是打扰了一个母亲陪伴儿子最后生命的安静,然后又打扰了她怀念儿子从前生命的安静,可是我只是想,如果可以,她的儿子能够在她身边多呆一些时候……

儿子一定是看出了我的不快乐,星期天的上午,他一定要拉着我还有女儿,跟他一起PK乒乓球三人循环赛。儿子比分落后了,老赶不上我和他姐姐,情急之中只见他猛地拉开外套的拉链:“两位女性,休怪我使用美男计了!”十足搞笑的动作和表情,笑得我直不起腰来,他姐姐更是笑得恨不得在地上打滚,口里直求饶,吴边吴边,求求你别再逗了……

大笑是一种最好的运动,它让人在身体的抖动中,抛开了积压在五脏六腑里的所有的不快乐,郁闷的心情得到最大放松。可是我此时此刻得到的快乐,是我已经不能象正常人一样拥有生命的儿子所给予的……

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想起这些,我不禁潸然泪下。想想这么可爱这么乖巧的儿子,想想那些没有见过面、却曾经如他一样同不幸努力抗争、最后仍是不在了的十几岁的生命,越想越幸福,越想越伤心,然后又捂着被子,大哭了一场。


 
3   [USMedEdu 于 2008-10-10 11:11:58 提到] [FROM: 10.]
妈妈,我在(十五)

                        尘若水(中国)


                    ※   ※   ※   ※   ※

                    妈妈,我在:儿子,妈妈要为你写一本书

已经是九月份了,学校开学了。呆在医院里的儿子,开始有点心神不定。丈夫从家里打电话来说,儿子原来的五(二)班现在的六(二)班新来的班主任老师,昨天还在问吴边什么时候回去上学,如果实在是需要耽误很长时间,最好是准备休学,因为六年级是毕业班,学习必然要抓得很紧,对于此时还在医院里的他来说,可能会承受不了的。

丈夫让我去征求蔡林波主任的意见。

当我把这些情况说给蔡主任的时候,蔡主任看了我一眼说:“休学干什么,回去就可以上学,一切如常。”我想蔡主任的回答一定是源于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既然已经在学业上对儿子不作什么指望了,不如跟班上算了,没有必要耽误一年;二是可能蔡主任还不知道,作为中国教育强省的湖北省,应试教育的竞争程度之激烈,早已白热化,而作为强中之强、优中之优的武汉市新洲区,其学生艰苦的学习生活,是学习环境较为轻松的广州市的中小学生们完全不可比拟的。就算是跟着混点,在小学最后一年早七点晚六点、中午只给半小时回家吃饭的毕业班的生活,孩子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很难吃得消。

而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残酷的现实,我一心只想着要儿子过正常人的生活,不管医生怎样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放弃他什么。儿子一听说要他休学,更是一百个不情愿:“那样多丢人啊,到时候班上都是比我小的毛毛头,都会叫我‘留级佬’,不,我一回去就要上学。”

所以,当得知姑父要送表妹的女儿回广州上学的消息,我就要丈夫去找我们家那栋楼里,比儿子高一年级的邻居的孩子,借了六年级的语文和数学课本,让姑父带到广州送到医院里来。我要帮儿子补课,不管行不行,我要试试看。

这样一个良性的刺激,对于儿子正在受着放疗损伤的脑神经,会不会有一个好的作用?就好象是一场拔河比赛,明知道这种损伤是不可逆转的,可是我想,我就这样不认命地跟那些放射线拔来拔去地抢我儿子的智力,虽然最终赢不过,终究比一开始就认输要强。最起码,如果这个过程能够延缓甚至减轻那个不可逆转的结果的出现,儿子的生活就会多一点点幸福的指数。这是我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

很长时间没有摸课本,儿子显然对那些汉字和阿拉伯数字有些生疏了。但是语文课本上第一篇课文《桂林山水甲天下》,却激起了他很高的朗诵热情:

桂林山水甲天下

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乘着木船荡漾在漓江上,来观赏桂林的山水。

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玩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看见过漓江这样的水。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船桨激起的微波扩散出一道道水纹,才让你感觉到船在前进,岸在后移。

我攀登过峰峦雄伟的泰山,游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却从没看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桂林的山真奇啊,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桂林的山真秀啊,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到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啊,危峰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栽倒下来。

这样的山围绕着这样的水,这样的水到映着这样的山,再加上空中云雾迷蒙,山间绿树红花,江上竹筏小舟,让你感到像是走进了连绵不断的画卷,真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

一遍又一遍地,儿子用他久违的、在课堂上特有的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声情并茂地朗读着这篇近三十年以前我在上小学的时候,课本上就有的传世佳作,直到把它背熟。

文字的力量是巨大的。感谢那位名叫陈淼的作者,为我的儿子描绘出了一幅如此美丽的山水画,使他在医院的病房里,对外面的世界、对未来的生活,从此产生了无比美好的想往与希冀:“妈妈,等我的病好了,你和爸爸什么时候带我和姐姐到桂林去玩,那儿的景色,真的有课文里写的这么美吗?我真想去看看!”

我回答说,肯定有这么美,如果真的没有这么美,作者怎么能写得这么美呢?好啊,等你的病好了,我们一家人到桂林去玩。

过年的时候,儿子说要到桂林去玩,我说现在是冬天,到桂林最好的季节是夏季。儿子说那好吧,我们暑假的时候去。

可是2006年的夏天,丈夫为了做酒店,掏空了本来就见了底的家底,还借了四十万块钱的债,人也累得脱了一层皮,儿子的愿望没能实现。我说,明年吧,儿子,明年夏天等你爸爸把借人家的钱都还了,也有时间休息了,一定带你和姐姐去桂林玩。

可是2007年的夏天,借的债还没有还完,家里的日子依然过得很紧张。儿子说,妈妈,看样子今年又不能去桂林了,明年能不能去啊?你先好好计算一下,别急着答应,免得又食言。

酒店不是印钱的机器。现在算起来有实现的可能,可是后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我没有办法出门赚钱,我不在家,这爷儿仨都成了没妈照顾的孩子,我也放不下他们。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写一点小稿赚一点小稿费。那一点小稿费,只是杯水车薪。而且,经历了这场灾难,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打动我的心。

想了很久,2007年的8月25日,在儿子的新生命开始两周年的那一天,我对儿子说:“儿子,妈妈要为你写一本书,如果能够赚得一些稿费,明年就带你去桂林。”

儿子不相信地望着我:“妈妈,你有那么牛吗?要是你写到半途而废,或者只有我们一家人愿意看你的书,那你就赚不到钱,那我就去不成桂林了?”我很坚定地说:“不管怎样,明年一定带你去桂林,你小子,别在这里泼冷水啊。”

我要在儿子的有生之年,带他走遍他想往的地方:桂林、张家界、九寨沟、万里长城、青岛、庐山……钱是什么?钱是银行存折上一串或长或短的数字,是生命之外的东西。如果,钱可以让儿子实现这些愿望,如果,我有很多的钱,我情愿我的银行存折上一片空白——只要我的儿子,能够实现他美丽的梦想,只要我的儿子,拥有满怀的幸福快乐。

一种失而复得的幸福,会使曾经绝望的眼泪凝酿为生命的琼浆,但愿它的温情能够包容天下所有不幸母亲的心;一个美丽的梦想,能够支撑无数个艰难困苦的日子,但愿它的执着能够成就生命的奇迹。于是,我就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

课本的第三课,是《古诗三首》,其中第二首是清代诗人郑燮的《竹石》: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那天我给儿子讲解了这首诗的意思。儿子想了好半天,对我说:“妈妈,我觉得我就象这首诗里面说的竹子一样”,我说哪里象啊,他就念了后面两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想了一想,他又说,不过我是“咬定健康不放松,立根原在妈怀中”。

好一个现代版的《竹石》:“咬定健康不放松,立根原在妈怀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吴边,你都快成诗人了,”我开怀大笑。

儿子大言不惭地说:“诗人算什么,以后我还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正是这句话提醒了我。回家以后,我让丈夫教儿子学电子琴、学象棋,送儿子到专业老师那里学书法和素描,这些来自“世界上最美妙的语言”和“最有表现力的艺术”的熏陶,给了他饱受伤害的大脑,最玄妙最真切的滋养。

记得在三九医院四楼候诊室报夹上的一期《报刊文摘》上,我看到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一出生便颅内出血、生命垂危的孩子,所有的医生都劝他的父母放弃。可是他的父母把他抱回家,整整三年,为了让他大脑里面的血块慢慢被吸收,并且不再发生新的出血,两个人白天黑夜地轮换抱着他,不让他受到一点点振动。三年后,当他的生命不再被出血威胁的时候,他的父母又趴在地上教他学走路,他前进一步,父母就趴着退一步。当他学会走路以后,他的父母又想尽一切办法训练开发他的智力。又过了三年以后,在幼儿园的学前班里,他成了最聪明最健康的孩子,又过了三年以后,他是全市小学生奥数竞赛的第一名,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我把这个故事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知道,这个孩子的大脑要战胜的来自他自身的疾病,可我的儿子,他的大脑受到的是最可怕的放射线的伤害。我可以效仿那对伟大的父母,我的儿子却不可能有那样的结果。然而,后来他在美术和音乐上显露出来的不可扼杀的天份,又让我满怀希冀:也许,这才是他的天性最好的回归。

每天上午做过放疗,学过功课,儿子就喜欢拉着我在医院的十八层楼里上上下下地闲逛,由此,我们看到了很多别人的故事。其中最让儿子同情的,是那个独自一人住在医院里的十六岁的男孩子。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因为他一直都戴着一顶米色的太阳帽,就叫他“太阳帽”吧。

太阳帽个子高高的,瘦瘦的,是“走在路上,一阵微风吹过来,还得赶紧找个电线杆抱着”的那种瘦。帽子的边沿很宽,遮住了那张比身体还要瘦的脸,几乎就只看得见一张嘴了。也许是他的脑瘤长的位置是“静区”,并没有影响他的神经功能;也许是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术高明,除了瘦,他的身体看上去没有任何异样。有很多时间,他都呆在护士站里,跟护士们聊天,帮她们做其实不需要他帮着做的事情。看得出来,她们都很爱护他,迁就他,生怕他有一点点的伤心寂寞。

听护士说,从做手术后的第七天开始,他已经一个人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了,从神经外科转到放射神经外科,从打针到吃饭,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安排。我和儿子偶尔到医院二楼的食堂去吃饭,每次都看见他吃着最便宜的饭菜,算起来每天不过十二三块钱吧。

儿子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妈妈,他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来陪他?是他没有爸爸妈妈,还是爸爸妈妈不爱他?这个哥哥真是太可怜了,妈妈,我觉得我好幸福哦。”

有一次到医院食堂去吃饭,又看见太阳帽一个人坐在那里。儿子想解开心里的谜语,一定要过去跟他坐在一起。

太阳帽很有礼貌地跟我们打招呼,儿子童言无忌地一下子就提出了问题:“哥哥,你怎么总是一个人?你的爸爸妈妈呢?”

太阳帽一点也不含糊:“小阿弟,我没你幸福啊,我的爸爸妈妈都在深圳,没日没夜地在工地上打工,哪有时间陪我住在这里。”好象是嫌儿子听不懂,他的脸转向我:“我爸爸妈妈那么拼命地干活,两个人一天的工钱加起来才一佰多块,不够我在这里一天费用的几分之一。本来我们一家人在广州靠爸爸妈妈打工的工资吃穿不愁很幸福的,都怪我,脑子里要长个什么胶质瘤。这下子学也上不成了,从动手术到现在,家里的钱都花光了,还借了亲戚很多钱,家里的房子也租出去了,我出院了就到深圳去,跟着爸爸妈妈住工地。”

我说两个月了,你妈妈不想你吗?太阳帽嘴唇翕动了一下:“想啊,我也想我妈妈。她来过一回,抱着我哭得那个惨。我就要她走,说我在这里能走能动的,不用谁照顾。我妈妈就哭说,都怪她和爸爸没有用,没有钱,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受罪。我就说都怪我不争气,别人的儿子好好的,偏偏我要生病……”

儿子安慰太阳帽说:“我不也生病了吗,也花了我爸爸妈妈很多钱,也跟你一样不争气,我妈妈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太阳帽揩了一下眼泪说,他明天就要出院了,今天上午已经买好了到深圳的火车票:“我自己去,到了深圳再给爸爸妈妈打电话。下个月,我还要到这里来做化疗,还是一个人来。”

生命的能量到底有多大,谁也不知道。只有当疾病与贫穷象夺命的洪水猛兽一样逼过来的时候,他顽强的生命力才会全部迸发出来。

生命,是多么值得我们去尊重和敬畏啊。如果我的文字,不能为这些顽强的生命写下一些什么,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   ※   ※   ※   ※

                     妈妈,我在:在X刀下做一场美梦

儿子头上两边太阳穴上的红十字叉,已经发生了放射性皮炎,有一点化脓流水,还薄薄地结了一层痂。痂落痕留,大约半年以后才完全消失。在他的脊背正中间和前胸正中间,被放射线穿透的地方,各有两条红色记号线范围那么宽那么长的淡褐色的灼痕。他不懂,在洗澡的时候问我,妈妈,我胸前这条粗粗的线是什么。我说你腰背上是妈妈给你生的胎记,这是医生送给你的新生命的胎记,妈妈给你的胎记永远在那里,医生给你的这个胎记等你的病好了就没有了。

9月14日放疗结束,磁共振检查显示肿瘤进一步缩小了。我看见那个曾经无比猖狂地想要夺去我儿子生命的魔鬼,奄奄一息地盘踞在那里,似乎并不甘心自己的败退。蔡林波主任说,要用X刀来消灭它的苟延残喘,手术安排在明天。

X刀的原理与伽玛刀的原理大致相同:

X-刀是一种放射治疗设备,它采用立体定向原理和技术, 对人体内肿瘤施行精确定位,将窄束放射线聚集于靶点, 给与较大剂量照射, 使肿瘤产生局灶性破坏而达到治疗目的。治疗设备由直线加速器,一套不同直径的用高密度材料做成的眼光筒(10~35毫米),通过计算机控制的治疗计划系统和一套立体定位框架组成。该系统在使用时能够产生如同刀切的效果,所以叫X-刀。

9月15日上午8点半钟,是医院的护工推着轮椅到病房来接儿子到一楼定位室去的。儿子不想坐轮椅,要自己走,护工说不行啊,这是医生的程序。

电梯下到一楼,我谢过护工,自己把儿子推进了定位室。

蔡主任和医生们都在里面。事先他们跟我说做X刀手术除了要上固定头架,跟做普通放疗差不多,没事的,别紧张。

里面已经坐着一个上好了头架的病人了。这个病人我认识,二十五六岁,他跟我们住在同一层楼,我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他戴着头架了。前两次我看见他戴着头架在病房走廊里走来走去的,很想问他是怎么回事,但他的模样实在是太恐怖了:他前额左边的那半位置是没有头骨的,凹陷下去一个巴掌那么大的小坑,坑的大半圈边沿是手术留下的刀口和密密麻麻缝合的针眼。加上象绝大部分病人一样的苍白和瘦弱,使人不敢看他第二眼。

山医生让我到外面等着。我看了一眼儿子,儿子冲我举起左手,刚伸出中指和食指,又想起什么似的赶紧放下,把右手举起来,冲我做了一个“V”字造型。

这时,那个上好了头架的病人出来了,在外面一排椅子上坐下。他对我笑了笑:“你儿子今天也做啊?”我说是啊,戴这东西痛不痛?他说怎么不痛,痛得人浑身不舒服,今天大概就做我们两个人的手术吧。

陪伴他的是他的未婚妻,一个个子娇小皮肤白白的女子。她说他得的是胶质瘤,是恶性度最高的那一种,已经大半年了,做了手术,做了化疗,这是最后一次X刀手术了。她说她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未来,是她自己要来这里陪着他,“每天这样看着他就好”。她的眼神扑朔迷离,满是柔情。

我忽然一下子明白了在小妹做手术的时间里,她的父亲为什么要一个劲儿地找我说话。他不能让自己的思维空闲下来,否则那种种、种种的不安,会在一秒钟之内让他陷入绝望。此时此刻,我成了小妹的父亲,找着那个人的未婚妻,东一扯西一拉地说着话,有一句没一句地,两个人心里的痛,就那么着不去想了。

过了不长的时间,山医生出来了,他对我说:“你儿子很坚强,他没有哭”,又转过脸对那个先上头架的病人说:“你看人家小孩子都没哭,你这大人刚才还哭得不得了。”那人说我第一次不是也没什么吗,不知道怎么个疼法倒也罢了,我这可是第三次了,要是还得这么折腾,下次我干脆去死掉算啦。

刚到定位室门口,我就看见那个头架象刑具一样,悬空固定在儿子的头上。一定是因为极度的疼痛,他的脸比平时更加苍白,不,是惨白。额头上有一个固定点,还渗出了血水,使那一边的上眼睑显得有点肿肿的。他咧了咧嘴,很想对我笑,可是因为刚才太痛了,最终没有笑出来,那个表情有点象哭。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当着医生们的面,我很想平静一些,可是那种无法抑制的心酸,让眼泪从一楼一直跟着儿子流到三楼的CT室。

混沌的儿子问我妈妈你怎么哭了,罗医生说傻小子,你妈是看你这样子心里难受。因为她也是一位母亲。我见过她秀秀气气上中学的女儿。为了女儿开学时能够分在快班,她专门请了半天假,事后还煞有介事地把车票拿给蔡主任看,以证明如果不是为了女儿,她是绝对不会为别的什么事情而耽误工作的。这就是母亲。

我没有亲眼见过那钻进儿子头骨里,用来固定头架的螺丝钉有多长,儿子没有跟我说过,我也不忍心去问他。还是很久以后,有一回儿子到外婆家去玩,我去接他,我母亲红着眼睛对我说,儿子不知怎么忽然讲起了在广州治病的事,“他说家家(湖北方言对外婆的称呼),做X刀的时候上头架用的那个针有这么长,钻到我头上的骨头里面可痛啦”,母亲说,儿子用大拇指和食指比划着一个长度,完了指指额头上螺丝钉的那两个位置,又指指后脑勺说,这里还有两个,一共是四个。

“我遭孽的儿,遭孽呐”,母亲含泪不住地抚胸叹息。

七个月以后,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做伽玛刀补充剂量治疗,儿子第二次戴头架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我没有哭,儿子却哭得撕心裂肺,把我握着他的手掐得几乎要冒出血来。

人们常说切肤之痛,切肤之痛算什么?刻骨铭心之痛到底有多痛,有多少人真正地体验过?

我在母亲面前沉默无语。我一直不曾将儿子生命的真相告诉母亲。也许母亲已经知道,只是不在我面前说破。但愿母亲是真的不知道,真的是相信我了对她说的话——医生说没事了。于我的父母亲来说,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尽量不去提起。

做完了一切的准备工作,所有的数据资料都输入了计算机里,儿子戴着头架必须等到下午两点钟才能做手术。那几个小时是多么的难捱!只能坐,不能躺,不敢乱动,稍有闪失碰到了头架,后果不堪想象。

儿子坐着轮椅被推回病房,本来就喜欢大惊小怪的小妹看着他的脸大叫,阿姨,吴边的脸怎么这么白呀,比早上出去的时候难看多了,他没事吧?她妈妈搡了她一下说,傻妹儿,不要这样说,阿姨听了心里会不好受的。我笑笑说,没事没事,完了就没事了。

我不敢离开儿子太长时间,那天中午饭是在医院食堂买的土豆烧鸡块。浓浓的汤汁,醇醇的土豆,虽然鸡肉不多,但是仍然是香飘病房,馋得小妹晚上也要她的妈妈去给她买这份菜。

儿子谨小慎微地连头也不敢多动,要我喂他吃饭。一开始,他看上去吃得很香,但吃了一半就不想吃了。我说儿子你不吃饱,哪里有力气对付下午的手术呢。儿子说他不舒服,浑身上下不舒服。

我象小时候哄他吃饭一样,一边用小勺子舀饭菜,一边口里念念有词:“哦,你们看我的小边边多乖啊,来来来,嘴巴张大些,再张大些,好——吃了好大一口,妈妈等会儿给你喝娃哈哈,好不好啊?来,哎,再来一口……”儿子害羞地笑着说妈妈,别说了,别说了,我不是小毛毛了,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要你哄着吃饭啊?哎,真是恬不知耻。

我说你那个时候恬不知耻的事情多着呢,都一岁半了还缠着妈妈要奶吃,妈妈要给你断奶,不理你,你哭得伤伤心心的,你奶奶看着心疼就说喂一点嘛,你马上学会了,可怜巴巴地扯着妈妈的衣服说,“好妈妈,喂一点,好妈妈,喂一点”,那时候还说不清楚“好”字,就说成了“袄妈妈,喂一点,袄妈妈,喂一点”……

儿子听我讲他小时候的事情,一边吃一边笑,不知不觉把那一份饭都吃完了,末了叹口气说,要是不长大该多好,不长大就不会生这个病。我说生病怕什么,人总是要生病的,你现在生病了,以后不就没得病生了吗。

中午不能睡午觉,但是被折腾了一上午又很累,儿子坐在床上象小和尚坐禅似地打着盹。我生怕他一下子头朝下栽倒下去,就坐到床上去让他靠着我的身体。儿子迷糊了一会儿醒了,还那样靠着,对我说妈妈,现在是我依靠你,以后就是你依靠我了,咱们母子俩相依为命。说得我心里又是高兴又是难过。

X刀手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腥风血雨,倒是象为儿子安排好的非常适合做个美梦的午睡时间。我知道那几束不动声色的放射线虽然此时看上去对儿子毫发无损,但同样是锋利无比的双刃剑。我坐在直线加速器室的外面,象一个久经沙场的老战士坐在战壕边上,等待着这最后一场的战斗结束后,跟着我的小战友一道,凯旋而归。

这当中有两次调整靶点的时间,我可以跟着医生们一起进去看看儿子。第一次,儿子睡眼朦胧地坐起来:“我正在做一个美梦,你们把我叫醒做什么?”做好调整,蔡主任拍拍他的背:“去吧去吧,接着做美梦吧。”第二次,儿子睁开眼睛:“梦做完了!这一觉睡得真舒服。”后来我几次问儿子那天做手术的时候,你做了什么美梦啊,他说不记得了,反正是美梦。

儿子喜欢对我说他的梦。有一天早晨他刚醒来,我站在床边帮他拿衣服,他说:“妈妈,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又奇怪又恐怖的梦,我梦见两个长得很吓人的小鬼,一边一个把我架到阎王爷那里去了,阎王爷说要把我的头剁掉,两个小鬼就真的把手上的大刀子举起来那么一剁,哎呀妈呀,把我吓醒了,出了一身冷汗。”我逗他说那是你的小屁股没盖好,可心里就在想:他如何能够想象阎王爷和小鬼长得什么模样,我从来不跟他说这些,谁告诉他的?还是他凭空想象的?

儿子从直线加速器室坐着轮椅出来,是蔡主任亲自把他推到定位室的。我跟在旁边心生感动,对他说:“吴边,你看你多幸福啊,主任亲自来推你。”儿子微笑着四平八稳地坐在轮椅上,仿佛是集万千庞爱于一身的小天使,经历了生死洗礼,从地狱又回到天堂。那个头架此时在我眼里也变得可爱,就好象小天使的翅膀不小心一下子长到头上去了。

取下头架的时候,是下午三点二十分。我看见他的额头和后脑勺上,有四个皮肉被挤压下去还来不及弹回来的渗着血的小针眼。罗医生为他抹上碘酒,轻轻地缠上几层白纱布。卸下重压,走下轮椅,儿子轻松一笑:“我以为做了手术我会变成傻瓜呢,现在看来还好。”蔡主任调侃他:“哪有你这么聪明的傻瓜啊。”说罢伸出手去,要跟儿子握手。这个看似下意识的动作,其实是有意而为的。

跟那么多的医生打了那么多的交道,儿子何尝不知道蔡主任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只见他风度翩翩地伸出右手,握着蔡主任的手使劲地晃啊晃,一边晃一边笑看蔡主任的表情。蔡主任心领神会,微笑着连说“不错不错”。

握手完毕,按照医生的程序,儿子必须还是坐着轮椅回病房。我推着轮椅出定位室的时候,儿子很做秀地摆着右手跟蔡主任说再见,蔡主任回答他:“明天可以再见,出院以后最好是不见,再见就麻烦了。”儿子说出院以后我回来看你不行吗,在场的医生们打着哈哈笑得开心极了。

X刀手术,就这样出我意料地完美地结束了。

                    ※   ※   ※   ※   ※

                       妈妈,我在:回家,回家

在常规放疗开始的第二天,儿子用纯牛奶包装盒上的硬纸壳,做了一个简易的台历,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都要用笔重重地把即将过去的一天划掉。他跟我一样,盼望出院回家的那一天早些来临。越是临近,便越是急切。

2005年的中秋节是9月18日。

9月15日X刀手术后是三天的观察期,回家的日子触手可及了。若不是表妹打电话说,让我们到她家里去过中秋节,在医院里过着几乎是与世隔绝的日子,我竟不记得快要过节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医院的每一分钟,都变得充满了对回家的期待。那两天,我和儿子之间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回家,回家”。

一想起女儿,我的心就变得无比的柔软。2005年,我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跟女儿呆在一起。第一次是在武汉T医院,那时候十天半月一个星期地还能见上一面,这一次整整有一个月了。电话里,女儿说话的音质、语调甚至语气越来越象我了,她的第一句话总是“妈——,你们什么时候才回来啊,我好象有一百年没有见到你了”。

丈夫从家里打来的电话,由一天三次增加到一天数次,吃饭了吗、吃的什么,觉睡醒了吗、睡得安不安神,吃了饭出去活动活动,睡觉之前少喝水,等等,等等,事无巨细,不一而足——他对儿子的思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一次我从手机上看到未接电话是家里的号码,就到病房走廊上用磁卡电话打过去。电话刚接通,儿子就趿拉着拖鞋“唰唰唰”地过来了,丈夫在电话里“哈哈”大笑:“我听到苕儿子的脚步声了,小杂种精神还足得很呐,叫他接电话!”

父子俩在电话里一说就是十多分钟,然后那边女儿又接过去,姐弟俩嘻嘻哈哈地聊着天,yes sir、OK、哇噻,儿子乐得“咯咯咯”地手舞足蹈的,突然一下就“挂了”——话费完了。

儿子挂上电话就喊“我受不了啦,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如果坐17日下午的火车,18日早晨就可以到武汉,中午就可以到家了——我在心里这样盘算着。在手术后第三天就坐火车千里而行,对于儿子显得有点仓促,但我还是斗胆向蔡主任提出了这个要求。

蔡主任勉强地同意了,但是再三地嘱咐:“17号上午一定要把第三天的吊针打完了再走,一定要打完;带回去的口服药一定要按时按量地吃,一定要吃;一个月以后回院复查、做化疗,一定要回来。”一向雷厉风行的蔡主任,这一次是少有的罗嗦。

早在做X刀之前,蔡主任就对我说过做化疗的事情。我对化疗是十二分的恐惧。放疗残酷,但毕竟是局部的,而化疗是全身性的,那些毒药随着静脉血管流遍全身,我可怜的儿子啊,他受得了吗?我象开始要做全脑全脊髓的放疗时那样,没完没了地向蔡主任问这问那。

蔡主任说化疗是非做不可的。他说在你们那一楼有个男孩子,也是生殖细胞瘤,昨天刚来做第二次化疗,挺好的,你可以过去看看,一般都能做得了,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没事儿”,这是蔡主任的口头禅。如此轻描淡写的语气,确实能让人宽心不少。

在儿子病情稳定以后,有一天孙主任打电话对我丈夫说,当天的《健康报》上有一篇一位北京T医院的全国有名的神经外科专家,关于生殖细胞瘤的阐述,他建议我们找来看看,会大有裨益的。我们没有找到那张报纸,但是在网上找到了那篇文章。我才知道,为什么蔡主任一定要坚持给儿子做化疗,是因为他的血液两项检查结果,AFP(甲胎蛋白即肿瘤标志物)、HCG(血清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的水平异常增高,那种生殖细胞瘤恶性程度很高,所以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从那一天起,我们觉得孙主任不仅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好医生,更是一个对人真心实意的朋友,他会尽他所能,给你最大的帮助。就象后来他在我关于儿子的一篇网文的跟帖中说的那样:“真心希望我们的医院、我们的每个人、我们的医务工作者、我们的患者,都能共享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价值,就是幸福快乐地活着;而能够让别人幸福快乐地活着的人,他的生命的价值,是以指数递增的形式来表达的。

尽管后来在复查的过程中,犹如雾里看花的影像结果一度让我们有过是否复发的惊恐,但是一想到有孙主任和蔡主任,心里便有了一种还有依靠的安全感。

从蔡主任办公室出来,我就真的去找了那个正在做化疗的男孩住的病房。

病床前的输液架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药水瓶,有个瓶子还用黑色的袋子罩着避光。跟药水瓶挂在一起的注射单上,是一长串密密麻麻的药水名。那是一个什么模样的男孩子啊,苍白苍白的、瘦瘦的、小小的,躺在那里悄无声息的,就象一个虚幻的人影在你的面前。我以为他最多跟儿子一样大,不过十一二岁,他的父亲却说,他已经十六岁了。同样的病因,他的症状跟儿子是不一样的,他的瘤子影响了他的生长发育。

我问男孩子打这个针想吐吗,难受吗,他虚弱地摇摇头说,打了止吐针就不吐了,也不怎么难受,就是打针的时间太长了,一天得十几个小时。我的印象中做化疗是要掉头发的,男孩子的头发虽然枯黄枯黄的,却还厚厚的。我又问你还在上学吗,男孩子说在上啊,这次来打针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回去再接着上。这个回答使我的心里好受了一些。

我们出院的那天正好是星期六,山医生星期五就帮我们办好了出院手续。丈夫打电话来说,儿子学校的老师说如果万一要休学,需要有医院的病情证明书,让我不要忘记了找医生开好,他还说,如果可以的话,请医生不要写是脑瘤,免得儿子以后遭人歧视。

我把这个想法跟山医生说了,山医生说不行啊,这个病情证明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再说了,照实写了也没什么,只要你们做父母的心态好,一切都会好的,不用管别人怎么看,没有素质的人才会歧视弱者。

我想是啊,丈夫和我的这种想法,其实已经把儿子放在了一个弱者的位置上,已经在无形中伤害了儿子。我们总是希望儿子病好以后能够过正常生活,可是他还没有回归正常生活

之前,我们就给自己设置了害怕歧视这样一道心理障碍,真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山医生的这番话,真有“一语惊醒梦中人”的功效。

我打电话请表弟帮我们买两张火车票。表弟让我不用操心,到时候他会送我们上车的。可是那两张车票钱,无论怎样拉扯,他坚决不要,最后我也不再坚持。这样一份诚挚的亲情,如果太过推辞,就有些不近人情了。

后来丈夫带儿子到广州做化疗,表弟又一次不要车票钱,丈夫就坚决不同意了。他回家后跟我说,第一次已是很麻烦,但你是姐姐,女人总归要弱势一些,可我一个大男人,要另一个男人买车票,即使人家再诚心,我这张男人的脸怎么抹得下来。所以丈夫无比坚决地对表弟说,今天如果你不收下这钱,我就不上车了。最后表弟只好收下车票钱,却把更诚挚的情意留在了丈夫心里,令他终生难忘。

同一病房的小妹,已经在前一天赶着出院回家过节了。这个顽强的生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在经历了开颅手术和常规放疗后,因为她能吃会睡,又有爱情的鼓励,恢复得非常好。戴上她的妈妈特意买给她的宽沿太阳帽,她看上去比刚来的时候更加好看了。临走前她给我留下了她的手机号码,对儿子说:“吴边,你可别忘记了我哦,我会记得你的。”儿子说,我也会记得你的,美女姐姐。两个孩子还紧紧地拥抱了一下,以示不舍。

9月17日上午,儿子的针还没有打完,我已经把所有的行李收拾好了。心神不定地吃完午饭,儿子兴奋得连午觉也没有睡,跑到护士站跟护士们道别去了。他给护士姐姐们许下诺言:“下次到广州来的时候,一定给你们带武汉的麦当劳和肯得基”。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活动范围不过方圆几百米,儿子以为广州就是医院周围这个样子的。

那些白净漂亮的护士们却乐得不得了:“是啊,是啊,广州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没有麦当劳和肯得基,可把我们想坏了。吴边你一定要多带一点来,别不够我们这么多人分啊。”

出病房之前,给蔡主任和山医生打电话道了别。因为是星期天,他们不在医院里。除了“谢谢”两个字,再也不知道说什么。

是下午五点零几分的车,表弟和表弟媳三点钟就开车过来送我们去车站。途经一家超市,表弟媳带儿子下车去给他买了一些路上吃的零食,儿子高兴地说着“谢谢舅妈”。到了车站,表弟媳站在入站口目送我们进站。走了很远,儿子还不停地回头对她招着手。都说孩子的心是最直觉的,谁对他好他就对谁好,这话真的没错。

不停地对层层把关的列车员出示警官证,表弟一直把我们送到软卧车厢里安顿好,才放心地离开。

儿子迫不急待地给他父亲打电话:“爸爸,爸爸,我和妈妈已经上火车了,表舅说我们明天早上七点半就可以到武汉了,你早点来接我们,别忘记了!”

这是一趟慢车,却载着我们似箭的归心。

好象人们都不喜欢坐慢车,这节软卧车厢里的四个铺位,只有我和儿子两个人。儿子兴奋的心情无法形容,他要我跟他打扑克,玩“关三家”,玩腻了扑克又要我跟他走象棋。我说不会,他说象飞田马跳日炮打隔山子,拱卒上士车子横竖走,这还不简单吗。我就照本宣科地陪着他走,才发现其实他也只从他父亲那里依着口诀,学了几个基本步骤而已,最多也就会“重炮一将,回去喝汤”,还有“卧槽马”什么的“绝招”。

就象后来学打乒乓球一样,我学走象棋,就这样在从广州回家的火车上,接受了儿子的启蒙教学。为了陪儿子做康复,我几乎是紧跟在他后面,学会了这两项技艺。从前我以为自己学这些东西很笨,没想到在儿子的教学下,上手还比较快,虽然只是皮毛,但也足以跟他作几番较量了。

我一直小心冀冀地观察着儿子的一举一动,我生怕X刀手术以后这种看上去很好的结果是一个假象。因为手术后打了三天包括地塞米松、甘露醇在内的吊针,他吃饭还好,脸色也红润润的,只是我发现他的右手右脚的症状好象又跟刚开始差不多,比不上手术前灵活了。我想,也许是手术后的炎性反应吧,先别急。

——真是百炼成钢。遇事先别急,这场灾难让我的心理承受变故的能力大大增强。回家后丈夫没有发现这个微小的变化,我也没有急着把这个情况告诉丈夫。果然,几天后,儿子的右手右脚又恢复到最好的状态。

天黑了,儿子也闹累了,倒下去从晚上七点,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七点。他养足了精神,更加显得活蹦乱跳的,我想等会丈夫见了儿子这个样子,一定会很高兴吧。

“近乡情更怯”。好象故意要逗一逗我们似的,那趟火车晚点了半个多小时,急得儿子象个小猴子似地在车厢里跳出跳进的。我只是坐在车窗旁,静静地等待火车慢慢减速、缓缓停下,然后提着行李走出车厢,眼睛紧紧地盯着窗外站台上的稀稀疏疏的人群,在过道上随着人流一步步地往前挪动。

哦,我看见丈夫和女儿了。丈夫穿着那件白色的衬衫和灰色的长裤,神情急切地往车厢门口张望着。二十多天不见,一种说不出的沧桑使他看上去苍老了许多。

女儿神情忧郁地站在丈夫身边,穿着那件红色的安踏牌短袖T恤和李宁牌运动裤,这是她搭配起来最好看的一套衣服了。女儿,女儿怎么了,一个月不见,她的脸上特别是额头上,怎么长满了青春痘,没有了往日的清爽宜人。我的心痛了起来。

儿子也看见了他的爸爸和姐姐了,隔着厚厚的玻璃窗,他激动地大声喊着:“爸爸!吴际!吴际!爸爸!”可是他们听不见,也没看见,就那样一直焦急地盯着从车厢门口下去的人们。我在火车过道里从他们面前走过,一种想流泪的喜悦,撞击着我的心房。

终于到车厢门口了,儿子刚下到站台上站稳,丈夫就一把将他搂在怀里,女儿搂着我的腰,似乎要哭了一样地叫着“妈妈”……

后来丈夫对我说,他在车站一看到儿子两边太阳穴上,一直延伸到耳朵边上的做放疗的记号留下的灼痕,心里那个难受真是没法说。那天晚上给儿子洗澡,又看到穿透了儿子前胸后背的那两条更长更粗的灼痕,如果不是当着儿子的面,他的眼泪就忍不住了。

而女儿脸上的青春痘,在我回家后饮食调理的作用下,很快消去了很多。原来那段时间丈夫因为忙于学校食堂转让交接的事,常常让女儿一个人在家吃泡面,他在家时就是顺着她的口味,也为了图省事,常用香肠炒菜炒饭,吃得女儿上火长痘痘。看来,父爱于女儿来说终究太过粗糙,女儿,是离不开母亲细致的呵护的。

一家人出了车站,儿子说想吃他最爱吃的米粉。广州的早餐味道太淡了,每每让他吃得不尽兴。这个有着四分之一四川血统和四分之三湖北血统的小男子汉,偏爱吃汤汤水水的味重而辣的米粉。而女儿最爱吃热干面,于是我们就到那家“蔡林记”热干面馆去过早。

小叔子的电话打来了,我听见丈夫笑呵呵地答应说接到了接到了,在“蔡林记”过早呢。因为都是以做餐饮为业,弟兄俩但凡说到吃,都要把在什么地方吃给对方说个一清二楚,也算是一种职业习惯吧。

一路上儿子谈笑风声的,没有谁会看出他是一个刚刚从医院出来的得了重病的孩子。丈夫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不停地说:“好了,好了,我的儿子这回是真的好了!”

我母亲已经吩咐好了,下车后直接到她家里吃中秋团圆饭。从武昌到汉口转了两道车,再坐一个小时的车回阳逻,到母亲家里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多钟了,大妹一家人早已等在那里了。

我看见母亲的眼神,还没有从漫长的一个月的等待中缓过神来,从我的脸上移到儿子的脸上,然后摸着儿子说:“哎哟我的儿哪,你瘦了、瘦了……”这一个月,母亲有两个孩子远在异乡的医院里,母亲的心啊,受到的是怎样的煎熬?

而父亲花白的头发,好象白色更多了一些。一见到儿子,就递给他一扎早就准备好了的钱,好象这样才能表达心里的疼爱。儿子不谙世事地接过去就数起来,数完了跟我汇报说:“妈妈,又是伍仟块,爹爹给我的钱跟二姨给的一样多。”

很久没有吃到母亲做的菜,是那么的香。妹夫举起酒杯,少有感情流露的他分享着我们的喜悦:“祝福你们!”这大约是他对我们说过的最肉麻的一句话了。

孩子们总是无忧无虑的,儿子和大妹的儿子跑前跑后地相互追遂着,闹得父母亲的这个中秋节格外的热闹。

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想起十几个小时以前还在千里之外的医院里,有一种恍若隔世的错觉。

终于回到我们的家。家,被丈夫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如从前。

美丽夜色中的万家灯火是如此的温馨与宁静,我从来没有感觉有哪一年中秋节的月亮有这么圆,这么亮。父母窗前儿女膝下的时刻,对别人说是再平常不过的,对我们一家来说却是如此珍贵。

                    ※   ※   ※   ※   ※

                      妈妈,我在:开在伤口上的花朵

记得一个月前我们离家去广州时,楼下一楼邻居的儿媳妇挺着大肚子快要生产了,可是回来后我却没有看到他们家门口“万国旗”纷纷扬扬的热闹。我在心里牵挂着,遇到那家婆婆就问了一句。婆婆伤心地说,儿媳妇快满月了,孙子却丢了,因为没有做好产前检查,孩子缺氧没救活。“想起孩子白胖胖的小脸,人心里……唉,不说了不说了。”

牵着儿子的手,走在熟悉的宿舍大院,答应着邻居们关切的问好,我觉得我是多么的幸福。而幸福,就象儿子的手一样,此刻就实实在在地在我的把握之中。

生命啊,你是如此的脆弱,脆弱到一不留神就稍纵即逝。那个还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个小小足迹的小生命,但愿来世你能够长长久久地在你母亲身边驻足,你是她的儿子,这个缘份,你总归是要回来了结的。

两年以后,一楼邻居的儿媳妇几乎是在前后相隔不过几天的日子里,又生下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孩子。那天傍晚,她的公公找到家里说想在丈夫的酒店里,为孙子做“九朝”摆酒席,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而我,也没有由来地跟着高兴了好几天。我情愿相信,这是两年前匆匆来过一趟的那个孩子,在经过一个痛苦的轮回后,又依依不舍地回来了。

我想起了六月份在武汉XX药房买XXX药的时候,记下的那两个汉川和宜昌的电话号码,如果建议那两个孩子的父母也去找找孙主任,说不定他们也会象我们一样找到生的希望。可是当我拔通汉川的那个电话时,刚问一句“孩子还好吗”,对方就说“孩子前几天刚走”,便匆匆挂了电话。宜昌的那一家,接电话的是孩子的母亲,我问孩子还好吗,回答说:“孩子没了,八月份就没了”,语气很平淡,显然已经从丧女之痛中安静了下来。不安静又怎么样呢,活着的人还得好好地活着。

放下电话,我一身冷汗,两手发软,一阵后怕。才两三个月,才两三个月啊,那两个孩子,那两个孩子……是父母放弃了希望,还是死神要紧紧地追赶着不肯放过他们?

我把这件事说给丈夫听,不由发出“我们真是幸运”的感叹。丈夫说,儿子的诊断性放疗结果出来的第二天,他跟蔡主任通电话时,蔡主任说在鞍区发现了一个新病灶,有扩散的迹象,要是再晚来两个月,就没法可治了。这句话,当时蔡主任和丈夫谁也没有跟我说,是担心我承受不起这样一个残酷的真相。

可是,尽管心还是那样痛,我不是已经挺过来了吗?

一个半月后,丈夫带着儿子二上广州,到三九医院做了第一个疗程的化疗。儿子不懂得要坚强要乐观这样的大道理,他与生俱来的快乐的天性,使他象做放疗的时候一样顺利地完成了五天的疗程。

放疗每天只有几分钟,化疗却是从早上八点钟,一直到夜里十点多钟的输液。护士们都是戴着防腐手套,来配伍化疗针剂。稍有不慎滴落一滴到白色的床单上,那一点马上变成黄色、褐色、深褐色,直至腐烂穿洞。每天十几个小时,就那样守在儿子的病床前,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剧毒的化学药品一点一滴地流进儿子的血管,然后流遍儿子的全身,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杀死健康细胞。丈夫在那几天里,经受了比我陪儿子做放疗时更加痛苦的煎熬,回家后整个人元气大伤,很久都不能有夫妻生活。

在儿子临行的前夜,想到儿子受过那么多的折磨还不能够完全脱离苦海,还要再做两次摧残身体的化疗,我又忍不住大哭一场:“我可怜的儿啊,你怎么这么命苦啊,你的苦难要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我苦命的儿啊,为什么老天不让我去替你受这个罪啊。”丈夫无语相劝,只是等我哭够了,才轻轻地拍拍我说:“好了,好了,那么困难的时候都挺过来了,这是最后一关了。”

第二天送丈夫和儿子走的时候,我站在路边,儿子神情伤感地望着我,车子开出很远,他还趴在车窗前拚命地向我挥着手。而我,则站在路边,直到看不见车子了,才一个人象掉了魂魄一样地往回走。

从前在电影电视里看到这样的镜头,我以为是夸张,是煽情,是导演为了渲染气氛而刻意为之。当这一幕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觉得这样母子生生的别离,用长镜头、短镜头、慢镜头、特写镜头,用近景、中景、远景,用蒙太奇手法,再怎么渲染,都是不够抒情的。

那些天也算是女儿长到这么大,和我单独在一起呆得最长的时间吧。女儿跟着丈夫睡,儿子跟着我睡,从两个孩子一生下来,我们家的两张床就是这样分配的,一直到他们七岁,才正式地划分了大小卧室。所以女儿明目张胆地说她爱爸爸胜过爱妈妈,跟妈妈如此亲密地睡在一张床上,反而有些不习惯。

可是,那些天,我是多么地希望能够天天拥着这件贴身小棉袄,暖一暖因为思念丈夫和儿子而倍感寂寞的心啊。每天早晨送女儿上学后回到家里,我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这半年多以来,我已经习惯了以儿子为中心的生活,我不知道每天除了看见儿子天真活泼的笑脸,我的心还有什么可以寄托?

家里静得让我听得见自己的呼吸,我打开电脑,在键盘上敲出这样一行字:患脑瘤的儿子啊,让我能够每天看着你,然后,接下来的文字是这样的:

“……从此告别了幸福无忧的生活,在泪水、绝望、希望、等待之中,度过了短暂而又漫长的半年。也许,与那些更为不幸的家庭比起来,我们的磨难算不得什么,但我还是想把它写下来,只想告诉和我们有着相似经历的父母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对生命的希望。”

几乎是一气呵成地,我写下了带儿子看病的经历。在现实中我无法对谁倾诉,我无法亲口对谁说出“我的儿子得的是癌症,不能象一个正常的孩子那样活着了”。在最后,我是这样写的:

“每一个生命都有不同于别的生命的存在状态。虽然由于现在医疗水平的限制,儿子为了拥有完美的生命还要不断地与命运抗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能够每天看着儿子快乐地生活在身边,已经是最大的幸福。

我们给予儿子生命时,就已经将彼此的生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无论有怎样的不幸,生命总是一次美丽的互动旅行。儿子,让我们陪伴你继续前行,去享受童年快乐的尾声,去享受青春,享受爱情……”

与现在正在写着的文字比起来,它是简单而又肤浅的。我以为我们没有放弃的只是儿子的生命,却没有想到往后的日子里,我们一家人的生活,经过这场灾难的洗礼,发生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我用“那时心碎”的网名,把它发在了天涯社区网站上。“那时心碎”,当时我再也找不到比这更能表达自己的网络昵称了。

从那以后,但凡由此而起的情节,在现实中我不能说与谁听,就会上去看一看,说一说,网友们的祝福与鼓励,给了我极大的安慰。

那是我第一次在网上发帖。网络是一个虚幻却又不乏温情的世界,有的人用假名说着假话,而我看到的却是更多的人用假名说着真诚的话。请让我摘录几位朋友的跟帖:

妙妙心:

“楼主,流着泪看完你的文章。我能明白你的心情,我也有一个女儿,为了她,我可以放弃一切,包括仇恨。当我因感情爱挫时,而感觉生不如死时,唯一抛不下的是女儿。那段时间,与其说她依赖我,不如说我在心里依赖着她……我可爱的女儿,你将是我一辈子的幸福的负担。当我最痛苦时,有过很多很极端的想法,甚至割过脉,但是,我不能让我女儿没有母亲,她会难过,她会孤单。……我选择和我女儿一起,她给了我很多快乐,而我也会好好照顾她,给她更多的爱,弥补她的缺失。而看了楼主的文章,我更肯定了自己的想法,有些痛,不去想,不去管,时间会让人遗忘。现在女儿才是我需要关心的人。楼主一家如此幸福恩爱,一切困难都能渡过的。楼主,加油,不要放弃。”

桃之舞:

“幸福就在你身边。幸福就象花儿一样!”

护剑短客:

“幸福安康,似乎平淡的愿望对于我们每个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家庭来说,又是多么重要啊!我儿子5岁,我只知道,也许亲情只有在生离死别时才会表现的那么淋漓尽致。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父母会是儿女永远的后盾。相信楼主夫妻在面对困难时的表现会让一对儿女铭记,受益终生。衷心地祝福!”

零典yuriko:

“能有你们这样的父母,儿子一定能好起来的。我会让我女儿看看你们的帖子,让她向儿子学习,也可以体会做父母的辛苦。真心祝愿你们全家能渡过难关,平安幸福。”

琥珀的眼泪:

“快乐就好。”

潘静修:

“深深祝福。我们无法控制前面会遇到什么,所能做的事情只有奋力前行。”

灵魂在风中:

“经过了这件事,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难倒你们了。”

……,……,……,……

通过这个帖子,一年后,我有缘结识了北京一位脑瘤患儿的母亲赵丽萍。她说当她为儿子的病情感到伤心绝望的时候,正是我这篇帖子给了她信心和希望。她儿子的情况其实比我儿子轻微多了,大约是生殖细胞瘤中最为单纯的一种,只做了局部病灶和全脑的放疗,没有做全脊髓的放疗,也没有做化疗,我真的很羡慕她不幸之中的万幸。她说她儿子喜欢唱歌,曾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的成员,已经十六岁了,是象逝去的台湾歌星张雨生那样的高亢明亮的中性嗓音,好听极了。我说你就让他多唱歌吧,这样他会感到全身心的快乐,对他的病情会有好处的。

不久前,还有一位广东汕头的父亲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我看了你的帖子后流泪了,这个帖子就象是为我写的一样,你儿子发病的那些症状那些表现,跟我儿子真是一模一样。”他说觉得很对不起自己患了两年脑瘤、却因为害怕这样那样后遗症,而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治疗措施的儿子,但是现在他要拿出一个父亲的勇气和信心来,帮助儿子战胜脑瘤。

原以为我是最不幸的母亲,却不知道天下还有很多很多象我一样的脑瘤孩子的父母亲,他们都在跟不幸的命运作抗争。除了抗争,我们和孩子们别无出路!

丈夫带儿子从广州做完化疗回来后,我们把儿子重新回到身边的日子,当作一种全新的生活来过,一切是从前的继续,一切又是重新开始。继续的是从前幸福快乐的生活,重新开始的是儿子生命存在的状态,和我们需要接受这种状态的心态。

我终于想通了,很多高考落榜的孩子复读一年,不也是耽误了一年成长的时间么?希望是何其的深切,而一年是多么的短暂。暂时的放弃,是为了更长久地拥有。对于儿子来说,生命最重要的是快乐。

我听从老师的建议,给儿子办理了休学手续。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正确的决定,使儿子的体力和脑力得到了很好的恢复,使他在第二年的春天到来的时候,能够真正地象正常孩子一样地开始新的学习生活。

儿子从小就喜欢画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还在学校的绘画比赛中得过第一名。我希望儿子以美术方面的专长来作为立身之本,所以必须让他从最基本的功夫——素描学起。

我送儿子到街道的文化馆去学画画。文化馆的馆长万立书老师,是一位美术造诣很深的老师,他即将在第二年高考的儿子也是学的美术专业。虽然因为万老师当时没有时间,真正给儿子素描启蒙的是另外一位姓段的老师,但我仍然非常感谢万老师,在繁忙的工作中,没有因为儿子右手轻微的功能障碍拒绝我,而是非常热情地应允下来,并且对儿子关爱有加,没有一点点的怠慢与歧视,让还没有完全走出儿子生命阴影的我,感到很温暖,也使儿子回归正常人生活的第一步,多了一些信心与勇气。

在复学后的每个周六和暑假里,儿子仍然跟着万老师学素描和毛笔字,一直坚持到现在,这是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儿子学得非常好,好得连我自己都不相信那些字画都出自他之手。每次到武汉去做复查,我都要让儿子带一份字画作业送给孙荣君主任,好让孙主任看到他每一个阶段的进步。我想,这是送给孙主任最好的礼物了。

美术与书法于大脑是休生养性的最好方式。儿子的右手终究是不及从前的灵活了,画素描的时候他常常用右手描轮廓,用左手作物体层次的明暗部分。写毛笔字肯定是用右手,但是他要用左手来蘸墨水。有一回儿子说:“万老师,我用左手画画,右手写字,左右开弓。”万老师把这句话说给我听后,说:“这样一个孩子,说这句话让人听了真是想要落泪。”

我还找楼上的邻居严晓春,借回了她女儿不用了的电子琴,让丈夫教儿子学琴,一方面锻炼他右手五个手指的灵活性,另一方面锻炼他的脑力和智力。这个把女儿培养得各方面都很出色的热心快肠的邻居,在去年就搬家走了,却把电子琴给儿子留下了。其间有一次她的侄女要参加学校比赛,她把电子琴拿过去了三天,最后专门过来又“还”了回来。我无从感谢她的善良友好,只能在心里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每天早上六点半,儿子跟着丈夫准时准点地起床跑步、锻炼,然后读一个小时的语文课本和英语课本,再去学画画。下午至少学一个小时的电子琴,然后父子俩到宿舍大院的操场上学打乒乓球羽毛球,有时间我还要给他教一教数学……

丈夫教儿子学的第一首曲子,是贝多芬的《欢乐颂》。我想不仅是因为曲子的简单易学,还因为丈夫在这里寄托了他对儿子生命的最真切的祝福:幸福快乐。

儿子对音乐的悟性,出乎我们意料的灵敏。在初通乐理之后,他便能对着一首陌生的曲子,慢慢地自己弹奏出来,最后达到声情并茂的境界。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还会带着儿子沿着公路作一个长时间没有目的的漫步,从热闹的大街,走到僻静的乡村。秋冬的田野是萧条冷清的,但是它的沃土里尘封冰冻着来年的勃勃生机。儿子用他那渐渐恢复正常步态的双腿,走在这希望的田野上,跟我们说着笑着,仿佛是这天地之间一个美丽生动的精灵。

如果说生命是一棵树,重病是这棵树上的一道伤口,那么儿子那半年的休学时间,就是开在伤口上的花朵,让他在同龄的孩子被困在学校家里两点一线地埋头苦读的时候,充分地享受到了生命轻松多彩的一面。没有竞争,没有压力,学自己想学的,玩自己想玩的,本是残缺的生命,却因这朵花的造访,焕发出生命最原始的本色,散发着生命最自由的芬芳。

                    ※   ※   ※   ※   ※

                       妈妈,我在:那一场宿醉

那半年时间,丈夫的职业只有一个,那就是:父亲。

他要用他无比细致的呵护,来还原儿子的生活,来重塑儿子的生活。这是一个艰苦卓绝的生命工程,需要他全身心的投入。

我以为那一段时间,是丈夫另外一种人生拷贝的一大段空白,没有声音,没有色彩。转让了学校食堂,等于把他十年来创下的所有的基业都放弃了。写到这里,我不能不用一些笔墨,来写一写我的丈夫。

曾经,他和我的恋爱,不被任何人看好,连他自己都说在我面前是自卑的:除了一颗比我爱他多得多的真挚的心,在世俗的眼里,他没有哪一个方面比我强,没有学历、没有房子、没有事业,更没有很多的钱。但我是性情中人,只要那颗为我跳动的心是在他的胸膛里,其它的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有与没有与我无关。

甚至,在新婚的第二天,我就用离开娘家时母亲给的两仟块“压荷包”的钱,还了婆婆为我们结婚扯下的外债,连买新房里那张绷子床的一佰块钱,也是等那个月的工资拿到手后,才付的帐。这些事情,我从来不跟母亲说,否则她一定会很难过。我更知道,婆婆一个人守寡拉扯三个儿子,能买一台当时很高档的彩电,为我们撑起小家的支架,已是很不容易,我的幸福,我要自己去创造。

丈夫对我说:“这一辈子也许我不能给你荣华富贵,但是我要做给所有的人看,你嫁给我是幸福的。”十几年来,他一直用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对我百般呵护,宠爱有加。如果不是降临在儿子身上的这场灾难,我真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我永远忘记不了,十年前,在我下岗他待岗、一家四口人每个月只能靠单位发的大几百块钱维持生活的时候,在那所中学新建后的第一个学期开学的那一天,丈夫是怎样揣着家里仅有的两佰块钱,到街上买了火炉、锅碗瓢盆和一大包各种调料,在学校大门口那条街边我的娘家门口,摆起了一个做粉面的小摊子,开始了他赚取血汗钱来养家的生活。

他是一个非常内秀的人,虽然文化不高,但他会弹吉它,会唱歌,会跳舞,会画画,写得一手好字,连他的战友都说,真没想到为了老婆孩子,他能够拉得下面子去做这种站街的小生意。所以每天,哪怕是洗衣服到深更半夜,我都要让他穿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的出门,不让一点点油污水渍轻慢了他原本高傲的心。除了在家里照顾好两个刚刚上幼儿园的孩子,这是我唯一能替他分担的压力了。

第一天只赚了六块钱,第一个月只够还原那两佰块钱本钱,第一年赚的钱除了补贴家里的开销,只安装了一部电话机,而这个钱赚得是如此的艰难。冬天,每天凌晨三点半钟,丈夫就出门了,晚上天完全黑下来才能回家。夏天,有一次丈夫的膝盖被炉火烫伤,又不能休息,就那样一跛一跛地做了整整两个月的生意,天气转凉后才结了疤。以至新来的初一年级的小同学,以为他真的就是个跛子。

后来学校新开了大门,原来的大门封成了一堵墙,里面的老食堂改造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摊位,租给老师的家属做熟食生意。这无疑是堵住了一家人刚刚走出了一点眉目的生路。我母亲这时已经退休,她托了我在学校里当老师的婶婶,又托了一个她的老姐妹,才在食堂一个角落里,以婶婶的名义,租了一个几平方米的没有人要的摊位。每天早晨,母亲做好两大桶八宝糊,丈夫就用扁担挑着,弯了很远的路,到学校食堂里去买。

因为不是老师家属,受一点排挤甚至欺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凭着丈夫的吃苦耐劳和几乎是天生的做生意的头脑,在父亲和母亲的帮助下,丈夫的运输工具从扁担到自行车,从自行车到三轮车,到最后在学校新开的大门口租了一间门面,里应外合地慢慢地把生意做了起来。

家里的日子宽裕起来,但是我从来不乱花丈夫交到我手里的每一分血汗钱。而他最奢侈的事情,就是在学校放假不做生意的时候,带着两个孩子到武汉去玩,很大气地给他们买好吃的好玩的。

别人看到的是做小生意发了大财的他,他的忍辱负重与千辛万苦,只有我懂。

就象杜甫笔下的卖炭翁,“心忧炭贱愿天寒”,最冷和最热的时候,是丈夫的生意最好也是他最辛苦的时候。夏天,每天下午三点多钟,烈日下他打着赤膊,先是把做好的饮料一桶一桶地提上车,然后在那个四五百米长、足有二十度坡度的路上,把装了满满五个大铁皮桶的三轮车,一步一把汗水地推到学校食堂,再一桶一桶地提到摊位上。汗水模糊了他的眼睛,他的两只手因为日复一日的这样提,长满了厚厚的老茧。做生意的时候,他还要热热闹闹地扯开嗓门吆喝。小孩子就是喜欢热闹,吆喝与不吆喝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

晚上回到家里洗澡,他脱下内裤,一阵撕皮扯肉的剧痛,才发现自己已经热得“烧裆”,那一块地方已经是血肉模糊了。那几个夏天,我们家是从来不能敞开大门通风纳凉的——他一回到家里便要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哪怕是多一秒钟不穿内裤,他也是舒服的。吃饭的时候,他只能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他要让那一块地方腾着空,否则会比穿着内裤更难受。幸亏那时女儿还小,不谙世事,否则,他将在何处安身!

每天,洗着丈夫内裤上的斑斑血迹,我总是潸然泪下。

2003年学校迫于家长和上级的压力,终于痛下决心,要把一个脏乱差的老食堂归凌乱为整体,承包给个人整体经营,并面向社会公开招标。这个决定出台之前,便有学校的一位重量级人物向丈夫透露了消息,他看重的是丈夫作为生意人最可贵的吃苦与诚信。

这是一块很多人盯得眼红的肥肉,承包食堂之路充满复杂险恶。虽然得益于这样那样的社会关系的帮助,但是丈夫有目共睹的为人行事的品质,是他最后胜出的决定因素。

而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个好男人的自信与坚韧,让我重新认识了他。当第一次听到员工叫他“老板”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对他这么多年来艰苦付出的最好回报。

十年的时间化蛹为蝶。从一个青涩的小丈夫到一个成熟的小老板,他完成了一个男人成功的蜕变。如果不是这场灾难,他的事业应该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吧。

他的人生,就这样被结束了一个辉煌的章节。一切,需要重新开始,必须重新开始。而这个开始的过程,竟是那么漫长……

那一段赋闲在家的日子,也是十年来我们夫妻俩难得的长相厮守的日子。每天上午送儿子去学画画后,我们就一个街一条路的转悠,不知道一家人的又一个饭碗在哪里?

学校食堂的转让于丈夫来说是心甘却不情愿的。此时,面对虽然省了又省却一天也不能少的家庭开销,以及儿子两三个月一次、一次就是上仟块钱的复查费,还有女儿在青春期快速长高、不得不改朝换代似的不停地添置的衣服鞋子,作为顶梁柱,他的失落、焦急、迷茫等等不安的情绪,可想而知。

做过老板,再要他回过去做小生意,拿不下面子是小事,丈夫对我说:“做小生意请人打下手是一大笔成本,不请人吧,儿子这个样子,你肯定是走不出去的。再说,小生意只够一家人吃饭,万一儿子的病再有个什么反复,那点钱真的是救不了他的命,我就怕到时候赶不上他要用钱的趟啊。”

儿子,儿子,儿子就是他的一切,他的一切就为了是儿子。

2005年的冬天,在我的记忆中异常的寒冷。不仅仅因为刚刚做过放化疗的儿子因为体虚,前所末有地畏寒怕冷,还因为丈夫那一场宿醉中的痛哭。

那一夜,他的战友一定要拉他出去散散心,他心不在焉地去了,一回到家里便瘫坐在客厅沙发上,身上散发着浓浓的酒气。

我心里怨恨他见了酒就不要命,但又怕他着凉,还是过去摇醒了他。他两只手开始不停地在胸前乱抓,似有钻心的疼痛在那里,不能释怀。我以为他是胃里不舒服,就问想不想吐出来。他摇着头,喊着我的名字,又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攥着,靠在我怀里失声痛哭,一种无法排遣的孤独透过他的双手,无助地传递到我心里。

他好酒,但他喝过头的时候总是安安静静地睡觉,从来不放纵失态。

“我的……啊,我的……啊”,我不知道他嘴里含糊不清地又喊着谁,那样痛心疾首地边哭边喊,涕泪横流。那个我听不清楚的字眼,他吐得是如此艰难,不是因为口齿不清,而是因为那个字眼是他心里的痛,每喊一声,是如此的撕心裂肺,令人不忍猝听。

已经睡醒一觉的儿子光着腿子从自己的小卧室里出来小便,睡眼朦胧地望着他父亲:“老爸,你哭什么呀,你把我吵醒了”,说完就那样站在卫生间门口,“唰唰唰”地非常快速有力地小便起来。那双修长笔直的腿象刚刚拔节的竹枝生机勃勃,只是,右边的腿不易察觉地比左边的要细小一些,那是脑瘤留下的后遗症。

此时的他一下子变得非常清醒,示意我跟过去帮儿子掖被子。等我把儿子安顿好,他已经到了我们的卧室里,把门掩上,扑在床上将头埋在被子里,又象刚才一样伤心地哭。一定是因为怕吵醒儿子,他拚命地压抑着,那声音听起来更象是一个绝望的人在干嚎。

等我听清楚了他是在喊“我的儿啊,我可怜的儿啊”,我的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如此的失态,我从来没有见他流过一滴眼泪。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没有哭,他说他已尽人子之孝,无愧于心,再说母亲这一走也算是得到解脱享福去了,为什么要哭呢?

因为不到十三岁的时候,就和兄长一起从医院的冰库里,抬出过父亲冷若冰霜的遗体;因为目睹过母亲痛失爱侣的一夜白头,经历过永失父爱的孤单寂寞;因为受困于母亲被偏瘫病痛长达三年的折磨,对于生死,他有着同龄人所没有的超然与淡泊。

可是此时,他扑在那里,因为抽噎,他宽阔的肩抽搐着,厚实的背抖动得厉害。我的泪滴在他的头发里,我对他说,你哭什么呀,儿子不是好了吗,儿子昨天还答应了我的,以后要给我们养老。你不是说过吗,所有的灾难之中都有奇迹出现,当初那么多的医生都给儿子下结论说没治了,现在不是治好了吗,过完年就能够象正常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啊。

他的泪流得更凶了,呜呜咽咽地,他说可是我是一个没有用的爸爸,儿子那天跟我说爸爸这个世界真是美好,活着真是幸福,我却不敢答应他说儿子你会的。我可怜的儿子啊,他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我都不能满足。从儿子一生下来,我为儿子的人生设想了无数种可能,可就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形。从一确诊开始到现在,我这心里就憋得痛啊,可是我不能倒下,我倒下儿子就没希望了。呜呜呜……,今天你别以为我是真的喝多了,其实我哪里有兴致去闹酒啊。呜呜呜……

足足一大卷卫生纸,才止住他的涕泪。

我一直以为,他是一座山,足够顶得起这个家所有的不幸;他是一面海,足够包容我所有的泪;他是一盏灯,足够照亮儿子前面的路。所以,我的绝望、伤心,我的困惑、退缩,都要在他的面前渲泻贻尽,然后听他说那些坚强的话,我才会安心,才有信心。

此时,我才知道,他是如此的脆弱。从前他的坚强,也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脆弱。而我,却在他的坚强中,真的变得坚强起来。

原来,女人在漫长的流泪之后,是发自内心的欢颜,而男人在长期的压抑之中,最容易伤了自己的心。

第二天早晨,儿子准备出门早锻炼的时候,他还没有醒来。儿子一定要叫醒他:“老爸,你昨天晚上怎么哭得那么伤心,你在喊谁啊,那个样子真让我心酸。我说了,以后啊,不许你出去喝酒了,等我长大了赚钱的时候,我也不买酒给你喝,只给你买果汁喝,听见了吗?”他一个翻身,嘟嚷着对儿子说:“老爸昨天是喝多了,老爸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喝那么多了,再也不喝那么多了,行了吧,儿子。”

他真的,是把昨夜当成了一场宿醉。

如果,醉一场真的能让他忘记一些伤心,那么,往后的日子里,有时候我会为他炒几个他喜欢吃的小菜,陪他慢慢把盏轻啜,说一说那些伤心的事,说一说那些幸福的事。或者,就那样,什么也不说,默默地流一些泪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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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在:我的头发又长出来啦

正象医生说的那样,放疗和化疗的副作用,不是一时半会就统统表现出来的,它是在一两个月以后,象酿酒一样,慢慢地显露它对人体可怕的伤害。而它在我的儿子身上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食欲减退和易疲劳,还有他那个似乎再也长不出头发来的又干又白的光头。

儿子吃饭最可怜的时候,是化疗后的那两个月里,比放疗时更严重,常常是吃着吃着就干呕起来,呕得眼泪都要出来了,歇一歇还得接着吃。丈夫的一手好厨艺,在忙于生意而雪藏了十年之后,终于又闪亮登场。这一登场,便是意义非凡,关系到儿子最基本的营养状况。

那时并不是很贵重的菜,就是白菜豆腐,家里饭桌上的菜式也可以一个星期不重样。我就守在儿子身边,等他想吃而饭菜又冷了时,给他热一热。冷饭不好炒,就炒成蛋炒饭,后来发现他喜欢吃蛋炒饭,干脆一开始就用刚出锅的新鲜饭来炒,结果他吃得又香又快。就这样,总算是让儿子没有瘦下来,并且慢慢地恢复了正常的食欲。

我的姑妈用姑父的医保卡买了一些灵芝和阿胶,连同从广州带回来的一个专门煲汤的小煲罐一起送给我,让我给儿子补补虚弱的身体。我又买回冰糖和红枣,每天煲上一罐阿胶或灵芝汤,这样前后喝了三四个月,儿子的脸色看上去不是那么苍白了。

我在网上不停地找怎样减少放化疗副作用的食疗方法,看到有很多方法里都说,鲜榨果汁能够帮助排除毒素并且补充维生素,就专门买了一台家用榨汁机,每天上午和下午榨两杯果汁让儿子喝。他恢复上学后我就每天两次,在家里榨好果汁送到教室里去,无论寒暑,从不间断。

我傻傻地想,就让我这样一点一滴地为他把那些毒素排出来吧,就让我这样一丝一毫地为他补充维生素吧,让他身体里所有的角落都变得纯净健康,让那些癌细胞没有藏身之地。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有科学道理,但我想至少是有益无害的。这也是我唯一能想到和做到的补救的办法了。

儿子从小就不爱吃水果,这时对果汁更是排斥得很。第一次我榨的是苹果汁,还加了一点蜂蜜。可他一见就皱眉头,放在他面前的书桌上足足有一个小时,任我软硬兼施,他就是犟着不喝,一杯清香淳浓的苹果汁,硬是放成了咖啡色的泛着酸味泡泡的东西。

一种无力与那些毒素抗争的绝望,突然一下涌上心头,我盛怒地拉开书桌前的窗户,“哗”一下地把盛着苹果汁的玻璃杯扔了出去:“不喝算了,就让你死了算了,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儿子惊恐万状地看着我的失态,委屈的眼泪溢满了眼眶,一如半年前上学时没有考好、而受到我厉声呵责那种无辜与无助。我又是自责又是伤心,一把抱住儿子痛哭流涕:“儿啊,你要喝啊,就算这是一杯黄莲水,你也要喝下去啊,妈妈就是、就是想要你好好地活着,好好地活着啊。”

儿子也哭了,他是一种奈何不了自己命运的哭:“妈妈,我喝,我喝,你别哭,别哭。”

我抹干眼泪,又去榨了一杯苹果汁。儿子含着眼泪,屏住呼吸,象喝苦苦的中药一样,喝了下去。

这样的冲突,随着红萝卜、弥猴桃、菠萝、香蕉、桔子等等每一次新口味的更换,几乎都要发生,只是没有这样激烈而已,每一次我都是下定决心一定是要胜利的。如果我失败了,就意味着病魔的胜利。

有一天,儿子终于冲着我大声呐喊:“我不喝,我要过正常人的生活”。我冷酷无情地说;“你想要过正常人的生活,就必须喝下去。”儿子仰天长啸:“天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哇”,我低头叹息:“儿啊,我的命比你的命还苦。”

是的,从那残酷的一天开始,我的心一直都是泡在苦水里的。那天,望着镜子里那个皮肤粗糙发黄、眼袋下垂得厉害、眼角鱼尾皱纵生的黄脸婆,我才想起来,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再也没有用过洗面奶和护肤霜了,更别提什么护眼霜了。加上郁闷伤感的表情,任谁见了都觉得活着真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更何况天天与我面对面的丈夫、儿子和女儿了。

不,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儿子好不容易活下来,女儿正是心理最敏感的年龄,丈夫内心承受着一家人生计的压力,我是母亲,我是妻子,我的心是他们累了倦了的港湾,我的身体是他们每一次启锚出航的风帆,我怎么能这样灰头灰脸地让他们感到灰心丧气呢?我该天天微笑、容光焕发,让他们感到生活跟从前一样充满阳光才对啊。

正巧,我楼上的一个邻居这时在做一个品牌化妆品的直销。她只知道我儿子病了又好了,全然不知道这件事带给我家的种种变化,她以为我从前的日子好过,现在也必然买得起那一仟多块钱一套的化妆品,于是便上门推销。

我硬着头皮花了六佰多块钱,买下了一套当中的洗面奶、面膜、眼霜、护肤霜这四个最基本程序的用品。女人的那点虚荣心,使我在拒绝其它真正的精华用品时说,用这些太麻烦了。任邻居怎么说不麻烦,你不用这些,那些基本的东西都白用了,我就是不动心。

丈夫从前是最反对我用这些护肤品的,说每天把脸洗干净不就行了吗,我爱的就是你这张天然的脸,别把那些化学品当宝贝一样在脸上抹来抹去的。可是那一天晚上,他看见我在镜子面前小心冀冀地抹眼霜,高兴地连声说好好好,我老婆总算是又象以前一样爱美了,好啊,好好好。

过了几天,儿子趁我刚洗完脸出来的时候,围着我左看看,右瞧瞧,故作夸张地说:“唉哟妈妈,我说这几天你怎么变得这么年轻了啊,嗯,还这么香”,说得我颇有些难为情。女儿则轻描淡写地扁了弟弟几句:“真是少见多怪,妈妈用那四个瓶子抹抹脸算什么呀,我们学校的女老师个个年轻漂亮,走过去就是一阵香气,我们就象在花园里上课一样,我以后长大了赚了钱,还要给妈妈买一个大盒子装的一整套化妆品,让你看都看不够。”丈夫说那样你们的妈妈就变成老妖婆了,我可不敢跟她一起出门。

爷儿仨就你一言、我一语地拿我开涮,涮得象吃火锅一样开心。而我,甘作他们美味可口的火锅底料。等他们笑够了,我一口气捞起了佐料:“我这可都是为你们爱面子啊,只有你们都好,我才有心情年轻漂亮,要是我用了这些东西别人还说我是黄脸婆,那可就是你们没有做好了。”

一切都回到从前,最起码要从表面文章做起。

女儿的衣服,我尽量给她搭配得不显寒酸。儿子虽然休学在家,仍然要给他穿得精精神神的。对于从前过惯了蜜糖一样生活的孩子,越是困难的时候,我越不能让他们感到自卑。相反,当丈夫做起了酒店重新当上老板了,儿子的衣服是捡我小舅的儿子穿小了不要了的,女儿的校服周日洗周一穿地穿了一个月,我自己则用的是价廉物美的雅霜。越是看似有钱的日子,我越要他们学会节约和朴素。“贫贱不短志,富贵不轻狂”,我想,这个做人的健康心态,不是人人都能够拥有的,而我的这些言行已经给了两个孩子很深的影响了,一定会让他们受益终生。

在2005年那个记忆中最为寒冷的冬天里,在那个我们家最黑暗的日子里,丈夫和我商量了很久以后,一共花了七佰块钱,给两个孩子每人买了一件上好的羽绒服。儿子的是藏青色的,女儿的是大红色的,基本上是对比色。以前我常常给他们买同款同色或同款不同色的衣服,现在孩子长大了这样的衣服不好买了,就买对比色。上一次过年,儿子的外套是红色的,女儿的外套就是黑色的,下身是一样的牛仔裤,今年则是一样的灯芯绒裤。

我喜欢一家人走在路上,陌生的路人特别是婆婆妈妈们,看着两个孩子穿着这样或那样相似的衣服,来猜测他们是双胞胎吗,然后上前向我探问虚实,再然后就羡慕地惊叹:“哟——,真的是双胞胎啊,一儿一女一枝花,真是好,你真是有福气。”平常日子里所有双倍的付出,都在这些羡慕和惊叹中忘记得一干二净,一个母亲的虚荣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在农历腊月二十四之前,我花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才做完家里过年前必须做的所有的清洁卫生,比以往的任何一年都做得认真仔细。从墙上的一粒浮尘,到地板缝里一根头发,从窗户玻璃上一个污迹,到窗帘挂上后一个折皱,从厨房灶台上一个顽固的油渍,到卫生间镜子上一个水汽的雾点,最后到床上床单被套的颜色搭配,我都一丝不苟地完成好。

我的手在各种各样的洗涤剂里泡得发白、裂口,可我不愿意戴上防水手套,那样手的感觉就会迟钝一些,做起事来不能得心应手。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充满喜悦的念头:过完年,儿子就可以上学了,丈夫就可以有事情做了,女儿就要在小学的最后一学期里,感受冲刺年级前一百名的豪情了,这个家,一切的一切都应该是崭新的。

腊月三十那天,丈夫去菜场买菜,回来时说他看见附近的水乡度假村打出了做广告的横幅,推出五折房价188元,初二我们一家人到那里去住一晚算是过年的休闲活动吧,再怎么着也比从前过年到武汉去玩省钱多了。

一家人出去玩,是两个孩子最幸福的时刻,在外面宾馆里无拘无束地住上一晚上,则是他们再高兴不过的事情了。

大年初二那天早晨,天气阴冷阴冷的,两个孩子却对即将开始的行程充满了热烈的期待。

到水乡度假村步行大约需要一个小时。两个孩子穿着新买的羽绒服,因为走热了,两张小脸红通通的。很久没有看见儿子的脸上有这么好看的颜色,一路上也没有听他喊累,丈夫高兴地小声对我说,看来化疗带来的易疲劳,对儿子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过完年上学没什么问题了。

寒冷的空气是清冽却宜人的,沿路空旷舒展的田野风光,方兴未艾的建设中的开发小区,还有到处洋溢着的祥和喜庆的过年气氛,连同走得热热乎乎的双手双脚,无不让我们感到久违的喜悦和兴奋。

特别是儿子,在这一刻,他总算是远离了半年来一直缠绕在他周围的医生、父母、亲戚们异样的目光和关照,他又回到了自由自在的从前。就象他自己说的那样,这两天可以不做运动,不喝果汁,想玩什么玩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好自由啊。听了儿子这句话,我忽然觉得,这半年来,我固然累得不堪,儿子,他过得才是真正的不容易啊。就让他开开心心地玩上两天吧。

度假村的风景无疑是优美的。它与邻近的乡村没有围墙,一边是人工的拱桥曲径、亭台水榭,一边是村落里冬日恬静寂寥的小河、田埂,和时而甩尾时而轻哞的正在低头吃草的牛羊。到了下午,太阳出来了,一家人手牵手地徜徉在温暖的阳光下,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平时想说而没有说的心里话,这一切的一切,是多么幸福多么美好。这就是我的梦想啊。

晚上,在宾馆的休闲大厅里,儿子跟他父亲来了一场很激烈的乒乓球PK。打热了,他脱下羽绒服,只穿那件我给他新织的黑色毛衣,那一个个抽球、拍球、捡球的动作,因为他的全身心的投入,几乎就掩饰了他右手右脚那么一点点的与众不同,加上修长笔直的体形,十二岁的小男子汉,看上去真是帅气极了。连一向看人挑剔的女儿,都不禁赞叹:“哦,弟弟,你好帅哦,不是蟋蟀的蟀,是真正的帅哦。”

女儿正上毕业班,平时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做作业,很少有机会运动,因为长得比较胖,所以她有些懒。儿子的热情感染了她,她也脱下羽绒服,也只穿着那件跟儿子一模一样的黑色毛衣,抢过她父亲的球拍,姐弟俩开始了互不服输的较量。

这两件黑色毛衣,是我拆了丈夫那件全羊毛的半旧毛衣,一分为二地织成的。细软的毛线,疏淡的花色,简洁的式样,穿在两个花儿一样的孩子身上相映成趣,真是别有风情。

我和丈夫坐在一旁,看着两个孩子快乐地说笑嬉戏,四目相对,真是百感交集。

这时,丈夫第一次跟我说起了他的新年计划:“儿子开年上学以后,我就要真正地找点事情做了。前几时跟兄弟一起看了几个不大的门面,说门面不大,要的租金还蛮贵,不论是我一个人做,还是他一个人做,都有些承受不起。我就想,反正兄弟也一直在想把他那个小摊子的牌子做大,能不能干脆两个人合伙,要做就做个阳逻最大最高档次的酒店。位置,我们两个已经看好了,那个位置真好,人家当初就是按大型酒店的规模来设计的,那路段,那停车场,那后面的厨房,还有地下室,做大酒店真是再好不过的了……有了兄弟合伙,你就不用操心,就可以一心一意在家里把两个孩子照顾好了。”

我的心里一怔:“做大酒店?那得多少钱投资啊?家里的钱可刚刚只够一家人吃上大半年饱饭的,现在我们这个状况,上哪借钱,谁又敢借啊?”

“我连儿子的命都能够捡得回来,还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就算做不好,大不了再从头开始,人不死债不烂,总有一天会还清。我快四十岁了,再不拚一拚,这一辈子就完了,我穷不怕,就是不能让我的儿子跟着受穷!我的儿子受了那么多的苦,好不容易活下来,我一定要赚多多的钱,让他过上幸福的日子。还有我的女儿,我指望着她读书读得越高越好,不给她攒点钱怎么行呢。还有你,我的老婆……”

这个貌似老实忠厚的男人,总是敢于追求在别人看来他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最后他又总是成功了。为什么当初在机关办公室上班拿着高工资的我,没有拒绝做囤船水手的他,就象那时我们的青春偶像童安格在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没有理由没有原因”。现在想来其实是他的那种对幸福生活执着的追求,唤醒和打动了我懵懂迷惑的心。选择他,虽然也是选择了辛苦劳累,但更是选择了幸福。

十三年以后,在历经了这么多的打击之后,我终于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找到了答案,也终于为现在的幸福找到了答案。

第二天是大年初三,我们走了另一条路步行回家。那条路经过了一条正在修建中的高速公路,直达初具雏形的世界第八、国内第四的悬索桥——阳逻长江大桥。丈夫说,他想做的酒店所在的道路,与这条高速公路和这座大桥一脉相承,另一个方向还连接着新建的飞机场,这样想一想,真是信心百倍。

到家刚进门,就接到小叔子的电话,说他们一家刚刚到深圳玩了一趟回来,晚上过来吃晚饭。

世事变幻,人情难料,有多少年过年没有与兄弟在一起吃饭了?也许,任何一个人的生活变故,都会引发他亲情关系的一次转折。过去的事情孰是孰非,再去追究,已无意义。年轻时,谁会在乎别人的感受呢?小叔子夫妻离了散了又聚在一起,我们从小有资产又回到一无所有,生活的磨难已经太多,如果在曾经沧海以后,在善良的前提下,疏远的亲情仍是冰封尘蒙,拒绝温暖,固守冷漠,那么我们所有的坚持,所有的坚强,又有什么意义?

饭桌上,从兄弟俩的谈话间,我发现,合伙做酒店的事情,他们已经酝酿了不短的时间。

从医院回来,儿子的光头一直是戴着帽子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取下来。那天晚上洗脸的时候,他取下帽子用毛巾擦头皮,想起什么似的在镜子跟前照了又照,高兴地大声喊:“爸爸——妈妈——姐姐——你们快来看,快来看,我的头发又长出来啦,过完年上学就不用戴帽子啦。”

丈夫和女儿跑过来,象看宝贝一样地围着儿子,看着,笑着。

那时儿子已高至我的鼻梁。我站在他的身后,看着在他那接近正常肤色的头皮上,正悄然萌发着初生婴儿般的绒毛。那些绒毛细细的、淡淡的,摸上去软软的、绵绵的,仿佛是一簇簇生命的种子,那么脆弱,我的手稍重一点,它们就会掉下来似的。

儿子转过身来,搂着我的肩膀一动不动,乖乖地任由我抚摸。他一定知道,此刻,妈妈的心里是多么的喜悦。



 
4   [USMedEdu 于 2008-10-10 11:10:23 提到] [FROM: 10.]
妈妈,我在(十四)


                        尘若水(中国)

                    ※   ※   ※   ※   ※

                    妈妈,我在:生死之旅

2005年8月14日,是我们带着儿子,向着生命的希望启程的日子。

火车票是上午九点半钟的,我们最少必须提前一个小时到达武昌火车站。

一大早,我的父母亲就来到我家里,千叮咛万嘱咐地,恨不得跟着我们一起去。有时母亲回忆起我小时候生病、而她焦虑不安的时候,总是要提到外祖父对她说的一句话:“真是你的伢不乖我的伢也不乖呀,小伢好了大伢也好了。”我知道现在母亲心疼我的程度,一点儿也不比我心疼儿子少——我只心疼一个,母亲却心疼着两个——母亲心里比我更不好过。

我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母亲,不仅是人都走空了的家需要看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拜托了母亲,每天早晚代我在佛前上香祈祷,来保佑儿子此行一切如我所愿,给他一个活下来的机会。我要尽我所能想到做到的一切,哪怕有些事情在别人看来是虚无飘渺和无知好笑的。比如我的父亲,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此时也选择了沉默。

女儿暂时就托付给了大妹,只有她是我最可放心托付的人。

寄住在大妹家的日子,用女儿后来的话说,成了她“这一辈子”过得最舒服的日子。每天除了提醒她做暑假作业以外,大妹什么事情都不限制她,她想看电视就看电视,想玩电脑就玩电脑。“哪象你”,女儿抱怨我说,“每天拿我当闹钟一样的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都要按照你的规定来,不听你的,你就不高兴,你要是有二姨那么温柔就好了。”

还有家里所有的重要物件包括存折都交给了大妹保管,因为不敢带大笔的现金,只好让大妹以后一笔笔地往我们带在身上的银行卡上汇过去。这一计划后来也没用上,姑妈担心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取现金不安全,干脆让表弟开车送现金到医院,然后我们直接把钱还给姑妈就行了。

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很大很厚实的信封里。清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蓦然发现,结婚这么多年来,丈夫和我在外面劳累奔波、过日子精打细算,所得到和拥有的,除了这间六十多平米的房子和两个可爱的孩子,能够把握在自己手里的,就只有这么多了——一本新换的电脑生成的户口本和一本余额数目为48628元人民币的存折。

幸亏不久以后单位改制,丈夫领到一次性买断工龄的两万多块钱,还有后来学校食堂转让得来的五万块钱,否则我们手里的这点积蓄是远远不够儿子在医院的费用的。

作为平民百姓,丈夫和我倍感自豪。因为我们有能力,在现在这样一个经济社会里,在一般人治个小小的感冒都要花百把块钱的情形下,能够不借不贷地让儿子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康复。虽然最后两手空空,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完整的家,还有一个可以在里面吃饭睡觉的地方。

即使因此舍弃了一切又怎么样呢?只要儿子在身边。

生命只有一次,而一切可以重来。

后来丈夫和小叔子合作筹资百万做起了大酒店,我对丈夫说,如果你运气好发了财,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那些因为没有钱为孩子治病而在媒体上求助的父母捐钱。没有钱救命,比没有钱吃饭、没有钱读书更悲惨。

一边是孩子奄奄一息的生命,一边是再怎么挣也无法凑齐的金钱,这种绝望和无助,莫过于天下为人父母者最痛苦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我在医院里看得太多了。

到武昌火车站的车是小叔子派的出租车。也许他和我的大妹一样,已经意识到侄儿此去,是为了寻一条生路。走了很多人生的弯路、已经是一家小酒楼老板的他,只要有钱,对哪个亲戚朋友包括对自己都是不吝啬的。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缺点。

天亮的时候,凌晨一两点钟才打烊关门的小叔子打电话,说他要过来送送,丈夫说你休息吧,不用了。

我的父母带着女儿站在路边,看着我们上车,看着车子开动。父母花白的头发和女儿忧郁的眼神,在早晨的寂静里显得分外伤感,使那一瞬间,成为我永远都不能忘记的一幕。

出租车司机姓杨,是以前把学校食堂承包给丈夫的X校长的前舅弟。说是前舅弟,是因为小杨的姐姐、X校长的前妻因为乳腺癌已经去世一年多了,X校长一年后又再娶了一位小自己十几岁的妻子。

因为病在脑子里,而“弱智”最易受人歧视,在熟人面前,我们一般不提儿子的病,若有人问,就说没什么,只是有点麻烦。路上,东扯西拉地很自然就提到了X校长。“X哥是个好人,对我姐没得话说”,说到姐姐从发病到去世的三四年时间,小杨唏嘘不已,“能够找的医生都找了,能够用的药都用了,什么样的土方子都用了,X哥和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还有我老娘,都没有放弃,她自己也信佛,到后来都成师傅了……没办法,最后真的没办法,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她就那样维持一天算一天”。

我又想起了婆婆跟我说过的话:“做伴的人没有了,日子久了就会淡忘一些,可是这孩子啊,是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孩子要是有啥事,这人心里那个痛啊,没法说。”

小杨的话是无意的,他只是想起了自己的姐姐,感叹亲人们在绝症面前的无奈。而我搂着因为晕车而倒在我怀里昏睡的儿子,心里一阵阵的茫然。如果真的象孙主任说的那样,那东西是一个生殖细胞瘤,该多好啊,最起码儿子可以有机会活下来。

我希望,在儿子活下来的漫长的十年里,癌症在日益昌明发达的医学面前,会变得象慢性病一样,不是掠夺生命,只是与生命长相厮守罢了。

临行的前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张写满了“生殖细胞瘤”字样的白纸,在我面前飘来飘去,直逼我的眼睛,仿佛有谁一定要确切地告诉我,儿子脑子里的那个东西,真的就是一个生殖细胞瘤,让我不要太过担忧。

喧闹而有序的武昌火车站,一个挨一个的进站口,到处都挤满了背着拎着扛着大包小包的乘客。

我们的行李只有一个装衣服和磁共振片子的大旅行包和一个装零碎物品的方便袋。进站的时候,丈夫背着旅行包走在前面,我一手拎着方便袋一手牵着儿子跟在后面。这是儿子第一次坐火车,他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看到什么都高兴。上了火车,更是东瞧瞧,西望望,稀奇得不得了。

我们买的是软卧票。“尽可能地让儿子过得舒服一点”,是我和丈夫共同的心愿,哪怕自己吃腌菜喝凉水都行。三个人只买了两张软卧票,丈夫是准备去硬座车厢的。可是儿子说:“我非要跟爸爸和妈妈在一起,我非要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丈夫只好在列车员过来查铺的时候,主动要求补了一张软卧票。

一个软卧间有四个铺位,另一位是满口标准普通话的年轻人,听到我们说话,立马换了口音主动搭腔:“你们是新洲阳逻的吧,巧得很,我家是金台的。”金台,那是一个离阳逻不过二十分钟车程的小镇。

从前我们没有发现的儿子夸夸其谈的本事,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显山露水了。也许他从来都是这样,只是在没有病之前,我们只关注培养他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平常日子里我们忙生计,他忙学习,那些强加于他的东西,压抑了他活泼的天性。只有在这种远离了循规蹈矩生活的氛围里,他才如此轻松快乐地释放出他的天性来。

只见儿子笑眯眯地望着年轻人,年轻人也笑眯眯地望着他:“哟,小兄弟,你长得蛮刮气的咧,你们这是到哪里去旅游啊?”刮气,是新洲一带的土话,就是漂亮、好看的意思。

儿子一点也不怯生:“是我生病了,在武汉治不好,要到广州的医院去看一下,你说得几样的轻巧哦,还说我们是去旅游,哪有那个心思,我看你悠闲自在的,你才肯定是去旅游的。”

年轻人哈哈一笑:“你说得还轻巧些,我这个月再不搞定两个订单,老板就要炒我的鱿鱼,就没得饭吃了,我才是没有心思去旅游!哎,小兄弟,我看你这好好的,要到广州看么病啊?”

儿子收住笑容叹了口气,用左手指指自己的头:“这里面长了个东西。”我和丈夫一直很忌讳“瘤子”这个字眼,平时提起来只说“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儿子也跟着这样说。

年轻人也不笑了,用探询的目光望着丈夫和我。

不等三个大人有所反应,儿子又满脸笑容地自顾扯回刚才的话题:“这位仁兄,你刚才说你们老板要炒鱿鱼给你吃,怎么又说你没得饭吃了?炒鱿鱼好不好吃?我还从来没吃过,我爸爸不会炒鱿鱼。”

年轻人忍住笑意,逗他:“你想吃你爸爸的炒鱿鱼也很简单,你天天不上学不做作业,你爸爸就会炒你的鱿鱼了。”

儿子是真的不懂,一本正经地说:“我生病的这些时候,天天不上学不做作业,我爸爸什么好吃的东西都随我要,就是不给我炒鱿鱼”,然后把脸又转向他的父亲,“爸爸,你什么时候才给我炒鱿鱼吃?”

一句话,说得丈夫心里酸得要命:“苕儿嘞,只要你愿意做老爸的儿,老爸炒谁的鱿鱼都可以,就是不会给你炒鱿鱼。”

聪明的年轻人听懂了这句话中话,赶紧拉着儿子走象棋,结束了这场炒鱿鱼之争。这样的两个人走象棋,赢得多的自然是小的。年轻人故作痛心疾首状,儿子以为自己真的很厉害,笑得天翻地覆。

儿子不知道这是一次决定他命运的生死之旅,更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此时如履薄冰,又倍受煎熬。

那趟K29次列车是慢车,要到晚上11点钟才到站。那个热闹的年轻人在湖南衡阳就下车了,儿子夸夸其谈没有了对手,兴味索然,迷迷糊糊地似睡非睡。既使这时还有人来逗他,他也要睡觉——那个东西象魔咒一样,让他在越来越多的时候陷入沉睡。

入了夜的车厢,气氛冷清清的。车窗外,白天是一道道陌生的风景,此时更是不可知的黑黢黢的一片,偶尔地星星点点的灯火,不足以映亮守着这黑夜,等待早些到达目的地的行人的眼睛。轰隆哐齐、轰隆哐齐,火车行走的声音在耳畔是如此清晰,留神听多了,想起前路的漫长,竟使人无端地生出疲惫和不安。

丈夫和我各自靠在铺上,时不时地起身摸摸儿子,然后就那样面面相觑,默默无语,不知道到了广州以后,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良久,丈夫打破沉默:“下午我给蔡主任发了短信,说我们在火车上,明天一早就到医院找他。”我说不知这个蔡主任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跟孙主任一样,是个好人。丈夫说别管他是不是好人,能把我儿子的病治好就是好人。

终于到广州站了。

随着如潮的人流走出灯火通明的车站,在深夜略显空旷的车站广场,我一眼就看到了开着私家车来接我们的表弟。他在公安局工作,这时显然是在家里睡了一觉再过来的。他刚过三十就发福的身体,肥佬短裤肥佬短衫,几年不见,已成了地地道道的广州“肥佬”。

其实,表弟近年常回老家,只是无事无故,老表之间很少见面罢了。

表弟把我们送到姑妈在广州市区大金钟路的家中。姑妈和姑父都在老家,只有表妹离婚后带着女儿住在娘家。表妹只比我小几个月,是一个非常倔犟非常能干的人,多年来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得很精彩,把女儿培养得很优秀。那时她女儿也被送回老家小住,偌大的家里,就只有表妹一个人了。

表妹早就备好夜宵等我们。我们大约有十几年没见面了,除了青春容颜的老去,一切都显得亲切自然,仿佛就在昨日。当年我曾跟着祖父到姑妈尚在市郊石井潭岗的家中做客,表妹常带着我到市区去玩。有一回在街边看见买假项链的,我一时好奇过去拿了一副在手里看看,结果硬是走不脱身,还是表妹花了十几块钱买了下来。那时的十几块钱,现在的价值要翻十倍还不止。

身在异乡,这种看似疏远冷淡实则血浓如水的亲情,此时显得那么的温馨。

人生,是一个多么奇妙的轮回啊。

广州,这个当我还是一个十七岁青春少女的时候,曾经带着无比的新奇和想往去过的大都市,在整整二十年后,我却对它今非昔比的繁华视而不见,只是惴惴不安地捧着一颗母亲满是疼痛的心,渴望儿子的生命在它的怀抱里得到重生。

                    ※   ※   ※   ※   ※

                    妈妈,我在:“地狱”里的生命分水岭

第二天一大早,表弟和表弟媳就开车过来送我们到医院去。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在沙太南路,离市区比较偏远,表弟的车大约走了四十多分钟。一路上,他们一再嘱咐:“你们出了医院最好是身上不带多的钱,最好是不要走远,走路的时候发现有几个人一伙在附近,最好是赶快离开……”,他们说,广州现在太乱了,外地人以为这里好找工作,都涌到这里来,结果找不到工作,没有办法吃饭,最后只有抢,几乎每一个广州市民都有街头被抢的经历。比如表妹,有一回在街头打手机,一不留神就被人把手机抢了去,还不敢追,怕有同伙;比如表弟媳,有一回背着挎包走在人来人往的街市,一个坐在飞驰的摩托车后座上的人,一下子就扯下挎包,因为包里是单位要存到银行去的大量现金,被摩托车拖出去很远她也死不松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那两个人只好作罢,可是她伤得不轻,手肘至今留着一大片疤痕。

后来在医院里也听一个来自湖北枣阳的护士讲,孙荣君主任在广州的时候,有一次在走医院附近,无端地就被几个人围上,抢去了身上的现金和手机。即使你是治病救人的专家教授又怎么样呢,走在大街上,一样成为被抢劫的对象。

生活就是这样残酷。繁荣昌盛背后的贫穷,滋生着没有光明和幸福的角落。

当我们走进医院大门的时候,外面所有的不和谐的印象在瞬间消失贻尽。这里洁净、安谧、宁静、温馨,无论什么样的鞋底,轻叩在淡蓝色的软软的地面上,都不会发出一点儿声响,一切的色彩都是又温柔又轻淡的。整幢大楼里若有若无地飘渺着葫芦丝凑出的一首首熟悉的民乐,因为没有一丝丝的杂乱,因为走到任何一个角落都听得到,又仿佛是天籁之音,不可捉摸,让人心底暗香浮动,生出点点没有由来的喜悦。

正是早晨八点多钟,住院的病人和家属出出进进的很多。又因为是星期一,象我们一样来医院看病的病人和家属也很多。但这些并没有打破这幢大楼的宁静,而是给它增加了人气与生机。

也许因为它是专门的脑科医院,而不象别的综合性医院那么纷繁嘈杂,这是我们迄今为止见过的环境最好的医院。后来我们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的事实证明,它的医术医德也是国内一流的。

在四楼的门诊室里,我们等来了刚刚查完房的蔡林波主任。他大约三十四五岁,矮矮的胖胖的,一张娃娃脸上圆圆的鼻尖顶着一颗小小的肉痣,使他老成持重的表情显得颇有一些难以为继。

因为之前有过联系,一见面,蔡主任便直入主题,看过片子和病历后开了一张做磁共振检查的单子,接着又开了一张收入住院的单子:“今天上午片子结果出来以后,直接到下面一楼找我,最好在上午把住院的手续都办好。”结果这两件事情真的在上午十一点半钟之前都“搞定”了。

越快越好,这就是蔡主任的风格。此后儿子在这里每一个治疗环节上的的衔接,无不体现着这种风格。对于每天以梯递速度疯狂增殖繁衍的癌细胞,这一招无疑是非常厉害的。而无论是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到过的医院里,我们再也没有感受过这样的速度了。

关于放疗的原理,我还在网上搜索了放射性物质的一些内容:

在自然界和人工生产的元素中,有一些能自动发生衰变,并放射出肉眼看不见的射线。这些元素统称为放射性元素或放射性物质。在自然状态下,来自宇宙的射线和地球环境本身的放射性元素一般不会给生物带来危害。50年代以来,人的活动使得人工辐射源和人工放射性物质大大增加,环境中的射线强度随之增强,危及生物的生存,从而产生了放射性污染。

放射性污染很难消除,射线强度只能随时间的推移而衰减。放射性对人体的危害:大剂量的照射下,放射性对人体和动物存在着某种损害作用。如在400rad的照射下,受照射的人有5%死亡;若照射650rad,则人100%死亡。照射剂量在150rad以下,死亡率为零,但并非无损害作用,住往需经20年以后,一些症状才会表现出来。放射性也能损伤遗传物质,主要在于引起基因突变和染色体畸变,使一代甚至几代受害。

这幢大楼有两层是在地下的,地面的一楼其实是三楼,真正的一楼是地下的一楼,放射神经外科就在这十八层大楼的最底层。那些发出的能量足以摧毁癌细胞的放射线,就是在这里被医生调控掌握,收放自如。

初悟这种布局,我一下子就想到“十八层地狱”。不同的是,在这里供职的是满面笑容的白衣天使,而不是青面獠牙的魔鬼;不幸的生命们在这里浴火重生,而不是永世不得翻身。

中午,表弟和表弟媳带我们到附近一家酒店吃了午饭,儿子吃得高高兴兴的,说广州的饭比武汉的饭好吃多了。一直以到酒店吃饭为奢侈,这顿饭大约要花三两佰块钱吧,所以他们的盛情让我们过意不去。谁也没有想到,一年后当表弟再回老家的时候,丈夫能够在自己的大酒店里盛情款待表弟。这样一种回报,大约是表弟最希望得到的——看到自己曾经帮助过的人终于走出困境,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下午医生一上班,儿子就被送进了放疗定位室。我不放心地跟着走进去,那个姓罗的被蔡主任称作“罗姐”的女医生很郑重地对我说,如果你不打算再生孩子的话,进来就没关系,因为这里有辐射的。听了这话,我想我是影响了医生的工作了,便赶紧退了出来。

任何一个带着十几岁孩子到这里来治病的女人,如果只有这一个孩子的话,还要不要再生一个孩子,她没有想到,医生就已经先替她想到了。后来儿子还告诉我,护士姐姐们都说他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很奇怪,有的还说有吴边肯定就有吴际了,无边无际是在一起的嘛,有两个人还打起了赌,一致要儿子当裁判。赢了的那一个高兴得不得了,再见我的时候就说,现在这么大孩子的家庭一般都只有一个孩子,你这个妈妈好幸福哦,儿子女儿一个都不少,这样我们就不为你太伤心了。这些话当时听来莫明其妙,现在想来,医生和护士的说法是不无深意的。

听说广东人都很讲究姓名的命理,表弟就入乡随俗深谙此道,他的独生子的名字,就是他研究了很久才定下来的,其中带有的“水”和“金”字的偏旁部首,大约是要弥补我那表侄命中所缺五行之中的这两行吧。

丈夫当初取名只为叫出来写起来与众不同,还得意洋洋地幻想着:等我儿子或者女儿成名成家的时候签起名来,这个边字的最后一撇多么潇洒!有些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夫妻俩真是重男轻女,明明是女儿先生出来,偏偏就要把前面的名字绕个弯儿取给儿子。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吴边这个名字是当初以为只有一个的时候早就取好了的,两个孩子出生后,我们一直在为取名字举棋不定,儿子情况不好要打吊针,病历上的姓名一栏空了好几天,在医生的催问下,只好用这个现成的名字填了上去,女儿的名字也就这么跟着定了下来。

都说吴际这个名字好,无际,无忌,百无禁忌,童言无忌,什么都不怕,多好。吴边,无边,苦海无边,佛法无边。莫非,一切真的都是命中注定?一旦注定,一切便真的要应验、要发生,而无法回避、只有承受?

有一回蔡主任跟儿子闲聊时也问,吴边你这名字是谁给取的?儿子说是我爸爸,蔡主任就轻叹一声:“唉,无边,无边无岸。”言下之意我懂,作为一个绝症患者,儿子今后所要遭遇的痛苦的折磨,将是没有尽头的,除非,除非他的生命不在……

儿子做完定位出来,在蔡主任和主管医生山医生、做放疗的罗医生和刘医生四个人的簇拥下,沿着那条十多米长的坡道,走进了地势更低的直线加速器室。他两边的太阳穴上一边一个的红色的十字叉,象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又象是一对象征着幸福吉祥的中国结——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接受放疗伤害的痛苦,与心底对儿子从此摆脱病魔纠缠的期盼,是如此复杂地混和在一起,令我和丈夫在直线加速室外坐立不安。

因为一般的放疗都是在上午做,所以事后罗医生说,今天下午可是专门为吴边一个人开的机器哦,这待遇挺高的。

我们刚带儿子回到病房,蔡主任就过来了,他找丈夫要了孙主任的手机号:“如果十天以后效果不太好,你们回头再去找孙主任。”意思是说那可能就是一个胶质瘤,就只有找孙主任做手术了。

诊断性放疗计划是做十次20GY,每次2GY,每周做五次,双休日休息。也就是说,半个月以后,才可以得到结果。

每天上午八点半钟,我们就带着儿子来到一楼,排队等着做治疗。这里的病人大约有二十多个,男女老少都有,都是统一发型:要么是脑袋上全是光秃秃的,要么象儿子一样,脑袋上被射线照射过的地方象被刀切一样整齐地一块块秃掉,看上去要多别扭有多别扭。而从做过治疗的第二天开始,儿子病床的枕头上,每天早上全是蹭掉了的头发茬。这就是放疗最直观的副作用:损伤头皮和破坏头发毛囊。

虽然每一次治疗只有两分钟的时间,对于医生来说只是射线对准病灶和仪器一启一关的机械操作,对于丈夫和我而言,那却是在描划儿子生命的分水岭,或是柳暗花明,或是绝壁悬崖。

                    ※   ※   ※   ※   ※

                        妈妈,我在:重生之地

当我们提着行李走进病房,第一次看见那个名叫吴明达的男孩子没有血色和光泽、呈现出明显病态的脸,特别是听说他患的是生殖细胞瘤,刚刚做完全程治疗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就揪紧了。

这个来自广东梅州的发育得非常好的十五岁男孩,从他粗壮的骨格、最少在1米78以上的身高和有着剑眉星目的端正的脸上,可以想象在没有生病之前,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壮实非常帅气的靓仔。我问做放疗难受吗,男孩子冲我凄然一笑:“阿姨,我在这里一个月瘦了十六斤,你说难不难受?”

天啊,我的儿子,他那先天不足、后天刚刚稍有起色的身体,如何抵挡得了治疗过程当中的副作用?我不敢想象。

跟男孩子的父亲说起各自为孩子求医的事情,我问他们怎么能够在发病的第一时间就来到这个医院,男孩子拿出一份彩色打印的材料,指着第一页上孙荣君主任的照片给我看:“我老爸天天在网上找脑科医院,就找到这个医生的,没想我们来的时候他刚走,说是到湖北去了,不过现在这个给我治病的蔡主任也很好的啦……”

儿子对电视上广东台的方言如听天书,说这个人出场的时候明明应该说是“你好”,他偏偏要说是“雷吼”,“还有这个哥哥”,儿子指着男孩子说,“你刚才数扑克牌的时候,明明是一、二、三,你偏偏要说是压、衣、裳……”

儿子噼哩叭啦地说着湖北话,男孩子和他的父亲也象听天书一样听得目瞪口呆的,最后男孩子说:“小弟弟,请你说普通话好吗,你这样说话我听不懂的啦,不知道你在说我什么坏话。”

后来儿子开口真的就只说普通话了,有时跟说话我们也不改口,一个月以后回到家里,很长一段时间内说着说着就冒出一两句普通话,女儿就学着他拿腔拿调地讽刺说,“哟,这出了趟远门儿就是不一样啊,说话都变味儿啦”,还把那个“门儿”、“味儿”的尾音拖得老长老高,真是气死人。

那时,在T医院打太多激素针的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多月,儿子又恢复了眉清目秀的面容,以至于习惯了看病人光头的罗医生第一次见到他,还以为是个女孩子。第一次遇上大查房,当蔡主任指着儿子对他的同事们介始说,这是孙主任介绍的从湖北过来的小病人时,几个医生异口同声地就问:“男孩儿还是女孩儿?”那些以关爱病人为己任的护士小姐们,每天打针的时候,更是哆着嗓子“小帅哥”、“小靓仔”地恭维个不停,美得这小子成天没事就跑到护士站去找她们聊天。

诊断性放疗的效果立竿见影。不过三五天,儿子的状态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时时想睡觉,也不说头晕,走起路来右边身体甩手甩脚的灵便多了。每天早上查房,我们把这些看似细微实则重大的细节告诉蔡主任的时候,蔡主任脸上总是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

与此同时,儿子每天的饮水量骤然增加,在有空调的病房里,一个上午就要喝下三瓶饮料瓶那么多的水,晚上更是喝水、尿尿要折腾好几遍。我们不知道这种状况跟“那个东西”是不是有关系,倒是蔡主任看见床头柜上列兵似地摆着的超多的饮料瓶,问儿子,吴边你一天得喝这么多水呀。儿子说是啊是啊是啊,老是想喝,喝了又喝,喝了又尿,烦死啦。

蔡主任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等他出了病房,儿子就问我,妈妈你说蔡主任点头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喝得越多越好,那还不把我这嘴巴和雀雀累死啊。

每天下午,我们都带儿子到医院附近的酒店去吃饭,点儿子喜欢吃的菜,一次几十块钱,只要他高兴。因为每天的针水里有5毫克的激素地塞米松,那几天儿子的口味很好,脸上的气色也好,丈夫和我的心情也好多了。

只是,总有挥之不去的忧伤在心底。毕竟,最后的结果没有出来。

牵着儿子的手,走在黄昏的异乡街头,丈夫幽幽地说:“儿子啊,老爸真想就这样一直带着你走下去,去浪迹天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无牵无挂,老爸只要有你在身边就够了。”

儿子懵懵懂懂地望着他父亲。也许是受了这伤感的感染,他一言不发地握紧了他父亲的手,随着他父亲的步调,慢慢地走着,时不时地抬头看一眼他父亲,又扭头看一眼走在后面的我。

我的眼泪从眼里流进心里,紧走几步跟了上去,牵起儿子的另一只手。丈夫侧脸望着我,默默无语。

儿子已高致我的鼻尖,他仰着头左看看,右看看,还是憋不住那张贫嘴:“哦——好浪漫哦,终于看到爸爸对妈妈暗送秋波了哦——”,然后又拿着宋丹丹的腔调说,“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呗!”

一场有头无尾的伤感,就这样被儿子无知者无畏的快乐化为乌有。

那个叫吴明达的男孩子只跟我们在同一个病房住了四天,第五天就要出院了。他归心似箭,一大早就起床收拾东西,连早餐也顾不上吃,他的父亲说现在急什么呀,才十点钟的车。男孩子说我一分钟也不想在这儿多呆了,我要早点回家。

儿子站在旁边殷勤地帮他拿这拿那,不无羡慕地对我说:“妈妈,要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出院该多好。”

除了不好看的脸色,男孩子身体其它的一切好象没有受什么影响,看上去挺好的。男孩子出去买早点,我问他的父亲:“这么着就没事了?”“哪里,下个月要回来做复查,还要做化疗。医生说五年,五年没事就应该没事了。”这句话,他的父亲说得无比的沉重,我听得心又一下子揪紧了。

化疗?生殖细胞瘤要做化疗?我有限的医学常识对化疗的印象是:把治病的化学毒药象打吊针一样输进血液里,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杀死正常细胞。我可怜的儿子啊,如果真是,你该如何承受?可是如果真的不是,你又该如何承受?

8月22日,学校校长给丈夫打电话,要他尽快回去处理食堂承包转让的事宜,不要耽误了开学生意开张的时间。丈夫这才想起,他还有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没有处理。

丈夫思思忖忖,象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围着儿子不停地踱来踱去。儿子说老爸你别再这样打转转了,把我的头都转晕了。

那边的电话象催命符一样一天几遍地打过来。看来,无论儿子的情况如何,他是非回去一趟不可的了。可是,在这个时候,他怎么舍得离开儿子?到了晚上,他终于痛下决心:“我先回家把事情处理掉,然后再过来。”也只能这样了。

表弟帮忙买的火车票是24日下午的。这天上午,丈夫到主任办公室,跟蔡主任聊了好半天,具体情况我不得而知。这天,儿子的诊断性放疗已经做到第八次了。

等儿子午睡醒来,表弟的车早就在医院门前的停车场等着送丈夫去火车站了。儿子跟着我送丈夫上车,依依不舍的样子。上车的前几秒钟,丈夫第N次对我重复着这句话:“一定要把儿子照顾好。”

第二天8月25日,早上八点半钟不到,我就带着儿子来到一楼等候放疗。我们是第一个,罗医生一见面就对我说:“主任说了,今天吴边的放疗暂时缓做。”我一听这话,心猛地一下狂跳起来:“怎么啦?今天才第九次,是不是……”

罗医生对这样的情况显然是司空见惯了:“没什么,可能是没必要再做了,也可能是要改变方案,我也不清楚,你去问问蔡主任或者是山医生吧,他们会告诉你的。”

主任办公室空无一人,医生办公室在五楼病房的隔壁。

没必要……改变方案……站在回五楼的电梯里,密闭的空间让我一直狂跳的心几乎窒息,我双腿发软,浑身无力,只有牵着儿子的那只手是有知觉的,紧紧地攥着,不肯松开。

刚出电梯,山医生迎面而来:“哟,你们这么早就下去了,怪不得在病房里没见着……”“山医生,我们今天怎么啦,不做了……”我有些语无伦次了。

山医生笑了:“哦,是这样的,昨天下午吴边血液两项检查的结果出来了,那两项指标都非常的高,结合他身体其它方面的一些症状,我们高度怀疑是生殖细胞瘤,所以蔡主任就决定你们今天的放疗就不做了。估计今天上午就能做上磁共振检查,看看做了这几次的效果怎么样,如果估计没错的话,可能放疗的方案就要调整了。”

哦,天!

我一下子松开攥着儿子的手,浑身的血液在瞬间恢复循环,才发现,自己已是一身冷汗。

2005年8月25日上午八点半到下午五点钟以前,时间过得是如此的漫长。我和儿子呆在病房里,哪儿都不去,就等着做磁共振。我的脑海里时时浮现着临行前那个关于生殖细胞瘤的梦,不敢往深处想,又止不住了想了很多,跟儿子说话总是答非所问,是真正的心不在焉。

因为那一天的病人太多,一直到下午五点钟,磁共振室的医生才叫到儿子的名字。之前我打蔡主任的手机,蔡主任说别着急,今天我一定得把这件事给“搞定”了,我跟那里的杨主任说了,只要片子一出来就给你,你直接拿着片子到一楼来,我们几个人都在这儿等着呢。

这次给儿子做的是动态增强扫描,因为他多饮多尿,蔡主任怀疑在基底节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有新的病灶。

儿子躺在机器里,我站在磁共振室的门外,远远地眼巴巴地盯着显示屏上切换出来的影像。虽然知道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我就是想那么盯着。

医生进去给儿子注射了增强药水。过了一会儿,我分明看见刚刚出现的影像上,我最熟悉的长着“那个东西”的左脑偏左下的地方,只有一个圆圆的亮点,而不是一大团白色——联想到儿子日益好转的精神状态,和蔡主任种种微妙的表情,以及今天山医生说的话,一个美好的预感浮现在我脑海里……哦,可是,我真的能够梦想成真吗?南无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啊!

儿子出来刚刚系好鞋带,磁共振室的医生就把还有点余热的片子递给我。我找到那张做了增强的片子,儿子一把抢了过去:“妈妈,妈妈,我看见我的瘤子小了好多,你看,你看!”我飞快地扫了一眼那个比第一次发现它的时候还要小的小圆点,按捺住心里的激动,就那样双手捧着片子,直奔一楼……

蔡主任微笑着接过片子:“我们刚才看到传过来的结果了,病灶已经明显缩小,基本上可以确诊是生殖细胞瘤了,接下来就要做全脑和全脊髓的放疗,大概得三个星期吧……”

我可怜的儿子啊,他一把抢过我的手机,飞快地按下了他父亲的号码:“爸爸,刚才我又做检查了,蔡主任说我的瘤子小了好多,爸爸,你高不高兴,高不高兴啊?”

因为听不懂儿子的方言,蔡主任问我:“是给他爸爸打电话吗?”我说是的,蔡主任笑着嘟囔了一句,这小家伙可真够聪明的。

我瘫坐在候诊室的沙发上,几个月来绷得紧紧的几乎要崩溃的神经,一下子松驰下来,整个人象虚脱了一般无力,周围的一切真实得近似虚幻。我紧紧地搂着儿子,那种失而复得的喜悦冲击着我,我想笑,又想哭,最后只是一下又一下地抚摸着儿子的头。

儿子温顺地依偎在我的怀抱里,绕在我背后的左手,下意识地捋着我长长的发梢——这是他在婴儿时候就有的伴随着他吃奶、入睡的习惯,到了六七岁时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很自觉地改掉了。他在生命之初的本能,此时此刻竟悄然重来……

那一刻啊,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因为我不再时刻担心病魔会夺去我的儿子,儿子还在我身边。这种幸福的感觉,比11年前听到两个孩子被医生托出我子宫后,那响亮的啼哭声时还要强烈,那时我知道我注定会拥有,而这个结果曾经只在梦中有过。

如果,一切真的能够梦想成真,我只要,只要我的儿子,能够永远在我身边……

                    ※   ※   ※   ※   ※

                    妈妈,我在:因为爱,所以爱

下午六点钟,儿子又走进了定位室。这一次明显比上一次做诊断性放疗的定位时间要长,因为接下来要做的是全脑全脊髓的预防性放疗。我看见儿子俯卧在那张窄窄的床上,那件白色的李宁牌短袖T恤被高高地捋到肩膀以上,几条红色的射线闪忽不定,四周被这红色反射着神秘的光晕,医生们围着他,在他的背上来回琢磨。

我忧心冲冲地站在定位室外,不停地往里面张望。

蔡主任在他的办公室里,把儿子刚做检查出来的那套片子挂在阅片器上,一边愉快地哼着那首好象是很久以前的电视剧《渴望》的片尾曲:“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一边欣赏着自己的得意之作。

打破了诊断性放疗要做十次20GY的常规,果断地提前两天开始做常规放疗,也许这两天可以阻击癌细胞数以万计的增殖,可以让自己的小病人的生存期延长两年,或者更长。对于一个对事业充满热情、对病人充满同情的医生来说,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情了。

丈夫的电话打过来了:“是真的吗?儿子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我回答说是的,是真的,蔡主任看过片子了,他说那个东西缩小了很多,基本上可以确诊是生殖细胞瘤了。我听见丈夫在那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唉哟——我的儿啊!”

丈夫在那天上午就回阳逻了,在大妹家吃了午饭,就带女儿回了家。丈夫一放下电话就朝女儿挥挥手说:“丫头,走,老爸带你出去吃饭!

后来女儿描述当时情形的时候,一边说一边扭着屁股:“爸爸当时还这样、这样地扭着屁股,口里还在唱咱们老百姓,今个儿今个儿真高兴”,女儿说,“到了叔叔的的小酒楼里就是坐在那里,其实也没有吃什么好东西,爸爸说吴边的那个东西缩小了很多,叔叔就点头说那就好那就好。”

我在电话里嘱咐丈夫:“别忘了给孙主任打个电话说说。”

可是在这边,我觉得蔡主任不怎么好说话了。

看着面前的《放疗知情同意书》,我不停地问,做全脑放疗,对孩子智力发育的影响是不是不可逆转的,全脊髓的放疗是不是可以不做,是不是做了以后孩子就长不高了,如此等等。

蔡主任并不对我多说什么,只是很坚决地说:“任何一种治疗手段都有它相应的副作用,如果是长期生存,副作用肯定是有的。”说到这里,也许是觉得言重了,他指着那张纸说,“这上面也只是说可能,也可能就没有。”

见他语气有所松动,我又不依不饶地问,是不是说对甲状腺有影响就会很怕冷,垂体内分泌受影响是不是就是说,孩子再也不会有性发育了,骨髓抑制了是不是以后无论怎样加强营养,都没作用了……

蔡主任终于有些不耐烦了:“嗨,这跟女人说话怎么就这么累呀。这样吧,你让吴边的爸爸明天上午十一点钟给我办公室打个电话。”

在放疗室里罗医生问我,对孩子做这样的放疗有没有思想准备。我说我不知道,蔡主任也不跟我说什么,我站在跟前他不说,偏偏要吴边的爸爸那么远给他打电话,我怎么着都觉着他这人夫权思想很严重的。罗医生听了这话,抿嘴乐了:“不会吧,其实蔡主任这人挺好的。”

第二天的放疗儿子是最后一个做,做完已经十一点多钟了,大约是罗医生已经把病人家属的意见转达了过去,经过主任办公室的时候,蔡主任笑着叫住了我:“吴边的妈妈,来,坐、坐,其实呢是这样的,你老公回去之前特意跟我说了,有情况尽量别跟你说什么,怕你着急,你看你老公多关心你,我对我老婆也是这样啊,男人嘛,”旋即话锋一转:“关于吴边这次的情况呢,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果然不出丈夫所料,听到这后面一句话,我感到自己的心一下子又狂跳起来。

“好的消息就是说原来的病灶缩小了,不好的消息呢,就是在鞍区那个地方又发现了一个米粒大小的新病灶,也就是说已经开始有一点扩散的迹象了。幸好这次我们做的是动态增强扫描,要不然等回去以后再发现,不就更惨了吗。所以,”蔡主任很严肃地说:“全脑全脊髓的预防性放疗肯定得做,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这一点我刚才跟你老公在电话里已经说得很清楚。请你放心,我们做过很多这样的病例,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一定会把对正常组织的损伤降到最低限度。”

原来如此。

“误会,误会。”我在心里拱着手笑着说,表面上仍然是一副小女人唯唯诺诺地点头称是的模样,算是成全两个大男人顶天立地的自恋情结。

儿子出了定位室,就要开始做放疗了。

此时,整个医院里,除了值班的医生和护士,恐怕就只有蔡主任他们没有下班了。罗医生对我说蔡主任说了,今天不管多晚下班,都要把吴边这个任务给完成了。

听着自己饥肠辘辘,我想等会儿要不要请医生们吃个晚饭。可是立即,我又对自己这个念头产生了鄙视:难道医生们这么做,就是想要吃你一顿饭么?

除了这个一闪念,我再也没有想到过要对包括孙主任和蔡主任在内的好医生们,做请吃或者送红包之类的表示,我觉得那是对他们的亵渎。尽我之力,让儿子好好地活着,让他们看到自己付出的努力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偌大的一楼大厅,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等候。我抱紧双臂,觉得有点凉。这才想起,已经八月底了,盛夏已经过去,更何况是呆在这“十八层地狱”的最底层。

眼睁睁看着儿子进了放疗室,我坐在那里,感到无比的凄凉。

儿子躺在里面,那些释放出平常日子里我们躲之不及的放射线的机器,冷漠地悬在他身体的上面。那些放射线穿透他的大脑皮层,要消灭浸润生长的癌细胞,一路左冲右突还是无法绕开正常的脑细胞;它们想要保护他的脊椎,却无路可以迂回地通过五脏六腑,直达他的前胸……

那是我心头掉下来的一块肉啊,落地时不过一尺来长。酷暑寒冬,每一次沐浴我都是一寸一寸地洗净他日渐丰满的肌肤,我一边轻轻地轻轻地揉搓,生怕他感到一丝丝的疼痛,一边慢慢地调试着水温,生怕他感到一毫毫的冰冷和热烫……用我们家乡的老人说抚养孩子的辛苦常说的那句话,那是我“一点点地摸大”的一块肉,每天每夜,没有人可以替代。我生怕他的皮肤受到一点点的伤害,一直给他用婴儿的洗发水和沐浴露,我从来没有用洗衣粉洗过他的内衣,每一次都是不厌其烦地用性质温和的肥皂……可是现在,只是为了让他能够活下来……

这种痛彻心腑的情绪,象毒蛇一样匍匐在我的心底。后来每一次的治疗中,在儿子走进放疗室的那一刹那,它就准时准点地探出头来,毫不留情地咬我一口。等儿子出来,它又悄然退回去,第二天又如此往复……

时至今日,这条毒蛇仍然在我的心底保持着冬眠的状态。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当放疗的副作用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天天显现的时候,它就会冷不丁地窜出来在我的心头再咬上一口,而那时我的心,已被它啃噬得千疮百孔,几近破碎……

终于,儿子出来了,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笑眯眯地说还好,就是上半身的裸体都让别人看见了,连罗医生也看见了,她可是个女的呀。

罗医生忍俊不禁地说,你儿子可真逗,我问他吴边你背上这儿长的是什么东西啊,他先说是“人生”,我又问这“人生”是什么意思,他又说我们那里的土话管胎记叫“人生”,他还说,我长这么大了还没法看到它到底长得什么样,我妈妈说了,除了她和我爸爸和我姐姐,将来就只有我媳妇能够看得到它了,现在可好,都让你们医生给看见了。

那块褐色的胎记,有儿子的小半个手掌那么大,长在他左腰靠背的地方,上面还调皮地长着几颗小黑痣,并且每一年都要多长出一两颗来,就象是他生命的年轮。

把胎记叫作“人生”,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形象贴切的土话了。

在儿子生病以后,我母亲曾偷偷地托人找过一个据说是修道很深的老先生给他算命。瞎眼的算命先生手指掐来算去地,就问母亲这孩子身上是不是哪个位置有一个记号。母亲说好象是有一个,只是不记得是在哪一个位置了。算命先生就说,这孩子的前生是个身负命案的逃犯,在阴间刑期末满便赶着来人世投胎。在他就要逃脱的当口,阎王爷用印章在他身上做了这个记号,因为前生孽障太深,所以今世做人就要受苦受罪乃至性命危急……母亲一直不肯告诉我到底为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解”,我也不去追问。

既然,他是如此不顾一切地要来投胎做我的儿子,一定是我们在千百世的轮回着有着无法解开的渊缘。他对我是如此的牵挂,如此的不舍——那么,就让我来为他承受这所有的苦和罪吧,只要上天,能够让他在我身边长长久久……

那两条从颈项直逼椎尾的红色的记号线,他依然看不见,在我眼里却是两道划在我心头的刀口,我的心每浸出一滴血,他就会少受一份罪……

“妈妈,你记着别忘了给二姨打个电话,告诉她我的瘤子缩小了好多。”八点半钟,在医院旁边的松花江饺子馆吃晚饭的时候,儿子对我说。这个时候他特别兴奋,话特别多:“还有外婆、叔叔、姑奶奶、五舅婆、表舅、表姨,还有孙主任,还有……”

他是那么地渴望拥有生命,他对生命总是常怀感恩,他的快乐总是想要与爱他的人分享。

“因为爱,所以爱”,因为得到爱,所以懂得爱;因为懂得爱,所以付出爱。

爱从不幸中来,爱会带来幸福。

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孩子,在父母为他们付出一切的时候仍然麻木不仁、不能生出一点点感动,有时还要随意地伤害和抛弃这种爱?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幸福里,他们的幸福与生俱来,爱于他们反而成了累赘。

每当我因操劳而疲惫不堪,我的儿子总会站在我背后,轻轻地抱住我说:“妈妈,你这么累,都是为了我。”

因为他知道——我爱他,所以他也爱我。可他不知道的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子——他爱我,所以我更爱他。

这就是珍惜。

                    ※   ※   ※   ※   ※

                    妈妈,我在:双刃剑下的美食家

在外面吃完晚饭回到病房,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儿子很累的样子,说妈妈我想早点睡觉。给他洗澡的时候,他老是不放心地嘱咐我,妈妈,我背上那两道红线你一定要小心啊,医生说了,背上不能用水洗,只能用毛巾擦擦,还有头上的记号,也不能弄坏了。

不能洗头,不能洗背,在每天都要出汗的夏天,这样的澡,他一直洗了二十一天。

等我到病房外面晾完衣服回来,儿子安静地躺在床上,好象已经睡着了。听到我进来的声音,他梦讫一样地呢喃着:“妈妈,我好冷,好冷啊”,一边紧紧地蜷缩着身体。

空调是平常一样的26度,被子是平常一样的叠着双层的单被——真的,真的就象蔡主任说的那样,这样的放疗做了,人会很怕冷。

我过去关了空调,感觉有点热,我想这样的温度,儿子该不会冷了吧。

在儿子病床靠墙的一边,我支开了那张白天坐晚上睡的沙发。虽然不及床铺舒服,但是比起T医院的硬板凳,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睡觉的感觉。

关了灯,来不及躺下,只听很难受的“哦——哇”的一声,儿子从床上猛地一下往床边俯下身子,几声干呕就“哗——”的一下吐了一地。两个小时以前放射线大范围的袭击,使他的五脏六腑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

象这样呕心沥血的呕吐,儿子恐怕是在他刚出生的时候才有过的。那时候他完全没有记忆,现在再次遭遇,对于刚刚十一岁的他来说,就是痛不欲生的难受。

吐完了,漱过口,儿子无力地躺下。我靠在他的床头,让他偎在我怀里。他闭着眼睛虚弱地说,妈妈,刚才我真难受,吃饭吃得好好的,我怎么会吐呢。我说因为你做过放疗的,别怕啊,明天妈妈就告诉医生,他们会想办法不让你再吐的。

收拾干净地上的东西,我把脸盆隔上一只方便袋,放在儿子刚才吐的地方。好在这一晚儿子睡得很安稳,除了醒来一次喝水和小便外,再也没有吐。可是我却半天睡不着,我不敢细想又不得不想,往后的日子里,我该怎样来帮助他,最大限度地排解这种放疗的副作用。

我永远记得那天晚上,我流着眼泪暗暗对自己发誓:只要是我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哪怕只能够挽回一分放疗对儿子的伤害,我一定要做一百分的努力。

第二天早晨,蔡主任很早就来查房了,一见面就问:“怎么样,儿子,没什么不舒服吧?”这一声“儿子”,叫得我心生感激。当一个医生叫他的小病人是“儿子”的时候,他一定是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来对待他的。

我说昨晚上他吐了,蔡主任说那就打打止吐针吧,如果实在是吐得厉害,吃不下东西了,还得考虑打打营养针。

在T医院打针的经历让我很有一点杯弓蛇影。我问不打针行吗,蔡主任说不用打针当然是好事,也有不用打针的,就看他扛不扛得过去。

因为是比较大面积的放疗,前一天又做得很晚,所以这天儿子是最后一个被通知进放疗室的。早晨吃了一碗米粉还好,刚准备进去,“哇”的一下,他又吐了。罗医生说做完了赶紧打一针止吐,这种针没事的,每天打一针,省得孩子难受。

回到病房不一会儿,护士就来打止吐针了。这种针不是屁股针,也不象吊针,是用一根大约三四厘米长的输液管,用比打屁股针稍稍长两三分钟的时间,一点点地推进静脉血管就行了。

那个温柔漂亮的名叫龚农花的护士,看到我心疼儿子挨针扎的难受样子,安慰我说:“吴边这个样子算是不错的哎,还记得那个吴明达吗,那么大个儿的男孩,一天非得两针才止得住吐,上午一针下午一针,每天还得打很多营养针,他的治疗才做得下去,我看吴边还好,昨天他在护士站跟我聊天的时候,我问他吃饭怎么样,他说我要强迫我自己吃下去,不然我妈妈会很伤心的。”

儿子血液里的白细胞,只是在最后一周才下降到底限,而那两天恰好是双休日,两针提升白细胞的针就解决了问题,二十一天的疗程没有耽误一天,进行得非常顺利。连山医生也说,吴边的身体素质很好,有的象他这种情况的小孩子,打营养针和升白针的钱,花得比做治疗的还多,还得做几天停几天等白细胞上来再做,一个疗程一个多月才做得完。

那段时间,儿子吃饭哪里叫是吃饭啊,一口一口地味同嚼蜡,吞下一口就呕一阵子,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吐出来,歇一会儿再吃。他会不时地对我察言观色,他总是希望看到我的笑脸。有时候一种我认为他很需要吃的东西他偏偏很抗拒,我先是哄,再是怒,无论他怎样说妈妈我实在吃不下这个,我多吃点别的还不行吗,我就是虎着脸说不行,你一定要吃下去。

当正常的孩子面对满桌的菜肴还挑三拣四、这不要那不好的时候,我可怜的儿子,为了能够好好地活着,为了让他的妈妈高兴,他已经学会了强迫自己吃不喜欢吃的东西。

钱,在那个时候,在我眼里,已经不是钱了。医院有食堂,但那里的味道不是很好,品种也很单调。医院附近有海鲜酒楼、有松花江饺子馆,稍远一点的有韶山冲酒家、好再来酒店,我都带儿子去了个遍,每天的伙食费最少是一佰块钱,还不包括早晚两盒纯牛奶。

我只有一个念头:只要儿子每天能够接近正常地吃三餐饭,他就能够与放射线的伤害作最有力的抗衡,他就有希望在这场较量中胜出。在这些美食多多、食客多多的场所,他能够从食物的色香味形、从别人大快朵颐的吃相中,获得食欲。

儿子最喜欢去的是海鲜酒楼。不仅因为那里的东西好吃,还因为那里一楼大厅有一排大大的海鲜池,每次等菜的时候,他都要饶有兴趣地去看各种各样的海鱼。尽管在与病魔的较量中被折磨得痛不欲生,他还是那么地热爱着鲜活的生命。他问我这些鱼是不是专门用来杀了煮熟卖钱的,我说不是的,是专门用来让客人观赏的。

生命的真相,有时候不需要太过直白,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孩子面前。我希望在他的印象里,所有的生命都是永远不死的,就象这水里的鱼,永远活蹦乱跳、自由自在。

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至少要去一次,那里的大堂经理、一个二十多岁的文雅的小伙子,很快就跟儿子混得象老熟人一样,每次见到他,都要迎上来说:“小弟弟,今天我们这里又来了几条好看的海鱼,你要不要去欣赏欣赏啊?”他的笑容里虽然不乏职业成份的热情,但更多的是一种同情。特别是儿子坐在餐桌前难以下咽的时候,他都要过来劝说安慰一番。

有一天中午,儿子看见邻桌的客人蘸着香香的调味汁,津津有味地吃着白白嫩嫩的沙虾,很是眼馋。小伙子提醒我说,象小弟弟这种情况吃这种食物最好是先问问医生为好。儿子回到医院里一见了蔡主任就问,蔡主任你说我可不可以吃虾?蔡主任一听,高兴得直点头好啊好啊,可以吃可以吃,这东西是高蛋白的,你吃正好,不过一次不要吃得太多。

晚上再到那里去,我第一个就点了一份沙虾。看着儿子吃得很带劲儿,想想那些营养丰富的高蛋白食物,马上就要滋养着儿子倍受创伤的身体,我的心里真的是比喝了蜜还甜。

从前认为那些文人们写“心里比喝了蜜还甜”这句话太酸溜溜了,这时才体会到,这句话说得是多么的贴切啊,特别是用在写一个母亲为自己的孩子高兴的时候。

还有一回,儿子吃中了一道“糯香排骨”的菜:一个小巧玲珑的蒸笼里,大约有八块肥瘦恰到好处的两寸来长的排骨,裹着甜绵软香的糯米,浓浓的肉香和米香随着阵阵热气扑鼻而来,令儿子胃口大开,一连吃了三餐还要吃。小伙子就对我说:“我觉得小弟弟在这个时候,还是少吃一些太油腻的东西,多吃清淡的东西比较好,我们这儿刚推出的‘三色蒸蛋’就比较清淡,营养也很丰富,价格也便宜,才九块钱。”果然,那盘由淡黄色的鸡蛋羹、金黄色的鸭蛋黄、青黛透明的皮蛋拼合成的“三色蒸蛋”,伴着淡淡的葱香,也让儿子吃得高高兴兴的。

看儿子情况还好,我就让丈夫不要再来广州了。女儿也是我的心头肉,她要上学,要吃饭,没有人在家里怎么行呢?丈夫就一天几个电话地打过来,不停地问儿子吃得怎么样,睡得怎么样,情绪怎么样。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刚看了报纸上说,做放疗的病人要多吃海带,因为海带里面有一种果胶成份,能够很好地帮助排除放疗遗留在人体的有害物质。

正好海鲜酒楼的“瓦罐煨汤”菜谱里,有一道“海带龙骨汤”,里面还有几味清热润肺的中药作引子,儿子喝是再好不过的了。都说广东人煲汤是最有功夫的,汤上来后,我用小勺子舀来尝了尝,果然是好喝的靓汤。可是儿子却皱着眉头很苦恼的样子,他说妈妈你难道不知道吗,我是最不喜欢吃海带的,更别说喝汤了。我虎着脸说,今天这汤你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

儿子犯起了跟他老子一样的牛脾气,在那里坐了半个小时都不理我。我表面上很强硬,心里却急得不行。医生说过,象儿子这种情况最好不要生气发怒,不然的话头就会晕晕的,对病情不好。正好小伙子过来看见了,马上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只见他笑着对儿子说:“小弟弟,妈妈要你喝汤肯定是为你好啊,这样吧,这罐汤也不要你全喝了,我说了算,今天中午喝一半,晚上喝一半,好不好?你看我多喜欢你,给我个面子吧。”然后他吩咐服务员,剩余的一半就重新封好放进那个大大的瓦罐里面保温,晚上再帮我们拿出来。

问题就这么解决了,而且几天后我再要儿子喝汤的时候,小东西就如法炮制地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说是看在大哥哥的面子上,给妈妈一个面子。

虽然每次我最多只点两个菜,但是去过几天之后,每一次结帐,这位善良的小伙子就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给我们打九折。虽然少付的钱不多,但那种人与人之间非常纯净的关爱与体恤,却是无价的。

我们准备回家的那天中午到酒店,想跟小伙子道个别,他的同事说他休息了。一个多月后等丈夫第二次带儿子到三九脑科医院做化疗的时候,小伙子已经跳槽辞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一年以后,丈夫开了自己的酒店,我才知道,在酒店做事,是一个阶段性流动性非常大的职业,那些员工常常是今天不知道自己明天会在哪一家酒店。也许,我们这对母子,只是小伙子漂泊人生里一个已经淡去了的记忆,但是他的善良让我们永远拥有了一个美好的关于广州的记忆。

表弟媳的时间比较闲散,隔三岔五地她就会做些好吃的送过来,比如香酥细嫩的牛肉丸子、卤得入口便化的鸡翅根、煲得很软很柔劲的瘦肉粥。儿子嘴里甜甜地叫着舅妈,对这些平常日子在家里难得见到的好吃的东西,腆着脸一一笑纳。然后表弟又时不时地到医院里来看看,顺便把保温盒带回家,以便下次再用。

还有表妹,她在上班,只有双休日才有时间打理家务,可她仍然是每个周六或周日要过来看看我们。她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妈妈,她的女儿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身体也被她调养得很健康,所以她做的饭菜都是讲究营养搭配的,儿子最喜欢吃的就是她带来的黑木耳炒腊肠。我在家里最不会做的就是有黑木耳的菜,表妹的这份菜却做得既柔和又入味,是很好的下饭菜。儿子意犹未尽,第二天在松花江饺子馆吃饭,又想吃“表姨的黑木耳炒腊肠”,可惜那里只有一道“油爆三珍”,是黑木耳和嫩春笋还有一种什么菌做的,儿子勉强地吃了黑木耳,就再也不肯多吃了。

如此种种,这些以关爱做配料、用温情来盛装的美食,给儿子被伤害的生命注入了鲜活的元气。而他的关于吃的品味,正是在这段时间大为提升。回到家里以后,每当我炒菜,如果他的兴趣来了,就会站在一旁,指挥我在菜里面先放什么佐料,再放什么佐料,最后还要“吊”一丁点儿白糖——按照他的提示一步步地去做,炒出来的菜味道果然是大不一样。我笑说怪不得说“吃在广州”,这上了一趟广州的伢,回来就变成美食家了。儿子就很有道理地说,是我的姓字姓得好,吴嘛,口在天上,口比天大,口在天下,一口吞。我给他一个白眼:“老娘不给你生这张嘴,你吃个屁!”

在儿子的放疗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天出去吃饭,在电梯里儿子跟我商量着是到松花江饺子馆还是到海鲜酒楼去,旁边站着的一个女医生笑着问他:“你是蔡主任的小病人,从湖北武汉来的吧?听这话你真是挺能吃的,这里的病人,象你这样能吃的,不多啊。”我就骄傲地告诉女医生说,还有三天就做完疗程了,昨天还给他在护士站量了身高体重,他体重下降不到半斤,还长高了两厘米,来的时候是1米45不到,现在差不多有1米47啦。女医生睁大眼睛望着儿子,直说“好、好、好,不错、不错”。

儿子的体重和身高的这两项指标,是我前所未料的好。不管将来的发展趋势如何,最起码这个时候,他还是象正常的孩子一样在生长发育,让我倍感安慰。

那时候,儿子的头发差不多掉光了,剩余的一点点稀稀疏疏,无赖地趴在因放疗而发白发干的头皮上,难看极了。我就索性找护士龚农花帮他剃了个光头。圆圆的小脸,白白净净的皮肤,秀挺的鼻子,大大的眼睛,这样看上去他就象一个秀气虔诚的小和尚,惹人怜爱;然后我又给他买了一顶红色的鸭舌帽,出去的时候戴上,配上他倾长挺拔的身材,又成了一个帅气十足的阳光少年。

如果某一天正好穿的是那件白色的李宁牌短袖T恤和黑色的“PUMA”品牌七分短裤,出去之前,他一定要先戴上帽子,走着标准的从电视里学来的T台男模步子,到护士站去大秀几个经典造型,听到护士们“帅哥”、“靓仔”的恭维,硬是乐得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所以当看到那个名叫刘翠凤的女孩子提着行李,跟着她父亲走进病房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已经出院了的吴明达,不禁从心底发出一声叹息:天啊,为什么得这种病的,都是这些长得漂漂亮亮、人见人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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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在:爱与哀愁

女孩子大约十七八岁,身材高挑匀称,有着象牙色的洁净光泽的皮肤,水滴型的脸上,有一双乌溜溜的双眼皮大眼睛,线条柔美的鼻子下,是微微上翘的小小的嘴巴,任谁见了,都会惊艳不已:青春,多好啊!

可她走起路来却一颠一颠的,比儿子症状最严重的时候还厉害,尤其是穿鞋时把鞋套在脚上一下一下往墙上蹭的动作,跟儿子简直是一模一样!

他们来自广州市郊,女孩子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豪爽的人。说起女儿的病情,他又儿女情长地很有一些婆婆妈妈。女孩子的右腿时常抽筋的症状也是很早就有了,但当地的医生说青春期的孩子容易缺钙,一般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开了一些补钙的药。后来症状发作越来越频繁,就到市里的医院检查,也做了磁共振,那里的医生却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大人就以为真的是没问题。直到前几天女孩子哭着说右腿没劲上楼梯了,做父亲的才慌了神,听朋友说三九脑科医院很好,就来了。一来就做了磁共振,医生说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子,而且还不小了,当即决定必须做手术。末了,他痛心地伸出两个指头说,从开始到现在,最少耽误了两年时间。

父亲情绪激动地说着伤心愧疚,我却感到女孩子好象在听别人的事情一样漫不经心。她游离不安的眼神分明告诉我,她的心一定沉浸在属于她自己的另外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世界。

父亲叫女儿是“小妹”,亲昵的时候就叫“妹儿”,这是他们的方言里父母对女儿最疼爱的称呼。天快黑的时候,做父亲的要回家了。家里养着很多猪、很多鸡、很多鱼,他必需赶回去,否则稍有闪失,他靠什么来供养两儿一女三个正在上高中和大专的孩子,而且,他说,他的妹儿这次动手术至少得五六万块钱。

父亲一走,小妹就如释重负地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靠在床头发起短信来。随着右手拇指上下飞舞,一种甜蜜娇俏的表情,在她的脸上弥漫开来,使她看上去愈发好看了。我猜,她一定是恋爱了。只有恋爱中的女孩子,才会有这样的表情。

小妹的母亲照看着家里的事,陪她住院的是她的姑姑。姑姑看她短信一发就是一个多小时,就提醒说该休息一会儿了,小妹却置若罔闻。等她出去了,姑姑就叹着气对我说,真拿这妹儿没办法,才上高二就谈恋爱,男孩子还送了她这部手机。她父亲非常反对,几次都要她把手机还给人家,她老是说还了还了,这不,瞒过人眼就跟那男孩子发短信,还要我什么也别说。

小妹的主管医生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医生,每天早晨查房,他都例行公事地进门就问:“刘翠凤,月经来了没有”,小妹红着脸摇摇头,他说要是来了就告诉我一声啊。医生一走,小妹就又气又恼地嚷嚷:“哎呀,天天都这么问来问去的,羞死人啦。”

原来,小妹的手术早在上星期一就可以做了,但当时正是月经可能要来的时间。“女性病人在月经期间做手术容易造成出血过多,万一在做手术的时候来月经,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第四天,面对小妹强烈的抗议,医生这样解释说。

而小妹最揪心的不是自己到底什么时候做手术,而是她的男朋友说要来看她,她该以怎样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

姑姑出去买早点了,小妹突然问我:“阿姨,吴边午睡一般都是在一点到两点这段时间吧?”我说是啊,有事吗。她羞答答地说:“嗯……是我男朋友说,他今天要来看我,问我什么时间来好,我怕影响小弟弟休息,还没有回答他,那现在我就叫他两点钟以后再来。”说完就飞快地发了一个短信,然后又一派天真地问我:“阿姨,你说我今天这身衣服好不好看?”

我这才注意到,今天她没有穿病号服,而是穿的一件淡黄色的短袖T恤和紧身牛仔裤。我笑了:“你长得好看,穿什么衣服都好看,你男朋友一定长得很帅吧?”

小妹娇羞地笑了,刚想说话,姑姑拎着早点回来了。接着她的主管医生来了,一进门就叫着“刘翠凤”的名字:“张主任决定了,后天一大早就要给你做手术,不能再拖了,至于月经,这两三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今天上午,护士会来通知你去剃头的。”

“上午?下午行吗?”小妹急得似乎要哭了,跺着脚对医生说:“不用你管,我自己去跟护士说,下午,下午三点半钟以后再剃。”她跟在医生后面,一颠一颠地出了病房,找护士去了。

小妹是哭着回病房的,我问她,是护士不同意下午剃头吗?她说不是的,护士同意了,“可我就是舍不得剪头发,我好不容易把头发留这么长。”

少女情怀,总是要找一个可以倾诉的人。

姑姑在病房里的时候,小妹一般不跟我说话。她总是有办法把姑姑支开,一会儿说想吃泡面,等姑姑买回来了,她又说不是她想吃的那种口味;一会儿说想吃水果,姑姑买回香蕉,她又说想吃葡萄,反正就这样来回地折腾。姑姑不明就里,只当是侄女病了口味不好,毫无怨言地跑出跑进一一照办。

姑姑一走,小妹就跟我说起关于那个男孩子的话。认识男孩子的时候,她才十五岁,还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他是她邻居哥哥的朋友,比她大两岁,现在已经上大二了。因为没在一起上学,两个人也不是常见面,见一次面足以让她高兴好几天。他于她,是一个可以撒娇、可以依赖、可以得到温暖的对象,他是这个世界上对她最好的人,他是这个世界上她最爱的人。

“可是”,我说,“你的爸爸妈妈也很爱你啊。”

小妹却非常反感我这句话,她任性地反驳我:“我老爸他好忙哦,从小到大他都没时间坐下来跟我好好说话,生气了就打人,我老妈也是,成天跟在我老爸屁股后面帮忙,烦了两个人就吵架。我们家有好大一幢房子,三层楼的哎,在我们那里算是气派的,离学校很近,现在就只有我跟我老弟住在里面,方便上学啊。他们俩个人就住在鱼池边的小房子里,成天就知道喂鸡喂猪喂鱼,见面就是给我们学费伙食费,然后就骂我这么小谈恋爱给他们丢脸……”

我无语相对。我想起来,我的女儿十二岁了,离小妹早恋的年龄只差三岁。

小妹的爱无疑是纯真的,纯真得近乎幼稚。她不知道正是老爸老妈相爱给了她生命,她才能来到这个世界与他相遇;她更不知道正是老爸老妈没有日夜的劳累给了她无忧无虑生存的条件,她才有机会去这样美丽地谈一场恋爱;她还不知道的是,如果有一天,那个只是与她相遇的人离她而去,无法割舍对她的爱的,仍然是她的老爸老妈。

可是,除却这些幼稚,小妹的爱又是多么纯净啊,纯净得象蔚蓝的天空,象洁白的云彩。她只是爱,从来不曾说起男孩子的家世、贫富、未来,也从来不曾说起男孩子哪怕是一点点过错,没有任何计较地,她只说他们在一起快乐的事情。

这与我少女时代的爱,是多么的相似啊。只是,我多了一些内敛,她少了一份压抑。何况,这是一个张扬个性的年代,爱就爱了,无所畏惧。比如小妹,只要能够见到心爱的人,马上要做开颅手术了又怎样。

这回姑姑真的是有事出去了,她要到医院外面的小卖部去打个公用电话,让小妹的父母亲最迟在明天下午就过来。她是断然不敢找小妹要手机用的,那是小妹的宝贝。

看小妹还在为剃头发伤心,儿子安慰她说:“姐姐,怕什么,反正你男朋友来的时候,你的头发还是现在这个样子。要不,今天我就不午睡啦,你让你的男朋友早点过来,他长得到底帅不帅,以我的评语为标准。”

下午两点钟刚过,果然有两个男孩子拎着很多的水果到病房里来了。都是一样的嘘寒问暖,看不出他们哪一个是小妹的男朋友,三个人说的全是方言,我和儿子一句也听不懂。只知道他们说说笑笑的很高兴,不象是在病房里,而象是在教室里,或者家里,或者公园里。

我不想象个电灯泡一样,在那里扫孩子们的兴,就到护士站周围转转。只有我那稀里糊涂的儿子,烦腻了病房里惯常的宁静,一下子来了两个说话粗声翁气的同类,真是如同小猴子见了回到花果山的齐天大圣,粘在里面不想出来。他听不懂他们说什么,看看热闹也是好的。

小妹的幸福时光只有一个半小时。三点半钟的时候,护士龚农花来喊“刘翠凤”去剃头了。

两个男孩子走的时候,小妹没有送,倒是儿子象小主人一样地乘电梯送客下了楼,回转来时举手投足之间竟好象多了几分成熟。

小妹在病里拿着梳子把她齐肩长的头发梳了不下一百遍,磨磨蹭蹭地就是不肯到护士站去。这头比浓密不足、比稀薄有余的头发,象一幅色彩过于绚丽的水彩画上,一抹不能太过浓烈的点睛之笔,不但没有破坏她的美丽,反而给她频添了些许淡雅素净。

小妹哭了,用她钥匙串上的小剪刀,剪下了一缕头发,无比珍爱地放进一个用完了的小小的点心盒子里。做完这些,本来是准备去的,不知怎么的她又悲从中来,一下子扑在床上,更伤心地哭了起来。

儿子摸着自己的光头走过去说:“姐姐别哭了,我比你先剃光头,他们还都叫我是帅哥。”小妹呜呜咽咽地说你是个男的,当然不怕难看,你什么时候见过女孩子是光头的。

儿子一本正经地说:“见过啊,我每天上午到一楼做放疗的时候,有一个姐姐跟你差不多大,长得比你还漂亮,也是光头,我觉得一点也不难看,不信你明天跟我一起去看看。再说,再说你已经见过你的男朋友了,下一次等头发长长了再叫他过来,不就行了吗。”

儿子对小妹说的那个姐姐,的确是也很漂亮,只是她的沉默安静不同于小妹的浪漫天真。她比小妹瘦弱,那个高傲的光头很适合她忧郁的大眼睛。在宽大的病号服的笼罩下,她看上去象一个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寻求清静的小尼姑,令人只可远远地为她叹息,而不可在近处打扰她的往事前尘。

小妹听了儿子的话破涕为笑。这前后发生的事情,似乎成了他们友谊的转折点,从此小妹总是跟陪伴她的人借口“带小弟弟出去散步”,到外面给她男朋友打电话。儿子回来以后会悄悄地跟我说,今天姐姐又跟男朋友吵架了,或者今天姐姐又把男朋友教训了一顿,我提醒她说姐姐你是病人,不能够生气,这样对你的病情不好的,她也不听。说完了,他就叹气说原来谈恋爱是这个样子的,真累。

我不知道这种善解人意,是我从前没有发现的天性使然,还是在这场灾难中所受到的关爱使然,儿子的表现,让我看到了他对生命无比纯真的同情与怜惜,使我为自己曾经无法摒弃的自私、以及别的大人们振振有词的冷漠而汗颜。——所以,大慈大悲的佛菩萨一定要拯救他。

小妹的父母亲在第二天一大早就赶过来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小妹的父亲在进门的一瞬间,一看见前几天走的时候还是完好无损的女儿,这时却顶着一个光秃秃的脑袋在那里冲自己笑,眼睛立刻就红了,她的母亲更是眼泪汪汪的。

第二次看见小妹的父亲流泪,是小妹在手术后第二天,缠着满头的白纱布,从ICU重症监护室转回病房来的时候。小妹的手术从早晨八点半钟,一直做到晚上七点钟,在这十一个半小时里,她的父亲除了不停地从病房往手术室门口跑,就是在病房里不停地没话找话地跟我和儿子说话,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排解内心的担忧与不安。

小妹肯定是看不见父亲流泪的。从沉睡中醒来,她看见的是父母亲开心的笑脸。当父母偶尔不在身边的时候,她就拿出那两天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去了的手机——可能是枕头底下,最可能的就是床垫底下,给男朋友发短信。因为头痛,她发一下就要歇一会。其实她精明的父亲又何尝没有发现她的小把戏呢?可是面对还在一天24小时输液的女儿,他又能说什么呢?也许他说出去有事,就是为了成全女儿的心事,即使他内心是非常不情愿的。

床下是母亲刚刚洗净的为她接尿的便盆,头上是三十几个小时以前正在被医生缝合的也许此时还渗着血水的刀口,右手上是为了保护生命不被细菌感染而一瓶接一瓶的吊针,左手却在不停地给心爱的人发着短信,还要时时提防着父亲突然出现的怒容……这年轻的、无所畏惧的爱啊。

爱来了,是没有办法阻挡的。就象这病来了,也没有办法阻挡一样。可是,如果小妹手术留下了后遗症,男孩子还会爱她吗?即使爱没有尽头,生命却是有期限的。这样的生命,于爱而言,是不是一个阴影?这样的爱,于生命而言,是不是一个伤害?

我想到了我的儿子。如果,在生命最美丽的时候,他还能够幸运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可爱的女孩子爱上他吗?他会爱上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吗?

如果这两个答案都是肯定的,我会因为我已经预知的阴影和伤害,而去阻挡他们吗——可是,那将是我最幸福的事情。——如果只有一个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这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我的儿子,他的生命将是多么的寂寞与苍白。

哦,爱来了,就去爱吧,即使今世不能在一起,来生一定要再相遇。生生世世,世世生生,千百次的轮回中,一段情缘,总会了结,一份真爱,总会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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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在:那些生命,不曾放弃

无论中午是多么炎热,广州夏季的早晨总是这样的清爽宜人。

三九医院宽敞的大门前,有几株高大翠绿的树木和半圈造型雅致的小灌木,简洁明净的地面砖,将早晨清新的空气渲染得生机盎然。

每天早晨六点半钟,我都会准时带着儿子步行下楼做早锻炼。先跑五圈大约八百米,再把在家里的时候丈夫为他自编的一套运动操做一遍:起蹲、下腰、倒退走、单脚跳、举哑铃、飞轮甩手,没有器材做单杠吊臂,就用弹跳摸高来代替。哪怕是一分钟以前刚刚呕吐过,这套程序还是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儿子常常因体力不支想要偷懒,被我狠着心拒绝。我尽量不去看他日渐苍白的脸,生怕自己心一软,而放弃了想要他回归正常生活的希望。

每天,有一对父子,早已先于我们在那里做着他们的运动了。所不同的是,父亲是站立着主动的,而儿子却是被动的——他几乎是没有意识地象一只大大的靠背枕头一样,被放在轮椅上,脸上是没有生命气息的苍白,两只眼睛半睁半闭,眼珠很长时间才转动一下,让人觉得他的神识始终在半梦半醒之间游离,而父亲每一次泣血的触摸,他是否能够感受得到?

“是去年的7月16号,那天晚上十二点多钟我儿子下夜班回家,走在路上好好的,被一辆后面来的货车撞了,那个司机是酒后驾车的,刚从一个排档出来,喝了很多的酒……”一年多了,不知道这位满脸苍桑和坚强的父亲,面对无数充满同情和好奇的注目,将这样的一次一次的诉说,喃喃地重复了多少遍?

父亲从儿子的手指、手背、手腕、手肘、手臂,一直揉捏到肩膀,然后又从背、胸、大腿、膝盖、小腿、脚踝、脚背,一直揉捏到脚趾,一个动作也不马虎,一边捏,一边跟儿子说着话,好象儿子只是累了、睡了,只要他这样一直揉捏下去,儿子就会在某一天早晨醒来,一切又回到从前。

每天早晨,我的儿子跑步要从这对父子面前经过五次,每次他都不厌其烦地伸出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微笑冲他们做个“V”型手势。那两根手指虽然伸得不是很笔直,还是弯弯的使不上劲的样子,但是比起以前完全不会自主地去动那只手,已经是很大很大的进步了。

我故意问儿子,你老拿两根手指在那儿晃晃的是什么意思啊,儿子说妈呀这你都不懂,两根手指张开表示“V”,是英语单词victory胜利的第一个字母,就是大家互相鼓励、一定会胜利的意思。我一副茅塞顿开的样子:“哦,那你每天就多在那儿晃几下,那个伯伯就更有信心了。”

也许是受了我的儿子每天的微笑和五次“V”型手势的感染,渐渐地我在那位父亲有着刀刻一样纵横沟壑的脸上,看见了显得有点笨拙的笑容。一场如此深重的灾难,足以泯灭一个中年男人所有的希望,一切美好的情愫,都会随之而去,连笑容都变得僵硬。

在我们准备出院的那天早晨,当那位父亲微笑着向我点头问好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不仅是我的儿子就要回家了,而是我还看见,那个靠在轮椅上的儿子,眼睛完完全全地睁开了,眼珠的活动也灵活多了,脸上的表情分明在说,父亲每一个揉捏的轻重缓急,他都深切地感受到了。

“今天早上我叫他的小名儿的时候,他还流眼泪了。”父亲的脸笑得变了形,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极度兴奋的心情。

常规放疗一开始,我就向蔡主任申请同时到医院的康复科,给儿子的右手右脚做康复治疗。我想,瘤子缩小了,那么对周围神经的压迫也缓解了,即使那些神经细胞已经缺氧坏死了,早一天帮他做康复训练,早一天建立起周围神经的代偿功能,就能把后遗症减少到最低限度。我希望,儿子回家以后能够象别的孩子那样正常地去上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希望,儿子走在大街上,不要因为他异常的步态而引人侧目;我希望,儿子的一切能够自理,当有一天我不能陪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可以轻松地面对自已的生活……

看得出来,蔡主任虽然不是特别赞成我的想法,山医生也说“那就要多花将近一仟块钱了”,但也许是为了给我这个做母亲的一个安慰,他们很快联系了康复科的张裴新医生。张医生给儿子安排的是一种穴位电极刺激理疗,每天四十分钟,一般在上午做。

康复科的诊室在四楼,都是做按摩、理疗和针灸的。人在外面,就听见小孩子的哭闹声音响成一片,进到里面,那些在医生的手掌下挣扎着的、被通着电极的、身上头上脸上扎满了银针眼泪汪汪的小孩子们,不是患有先天性的脑瘫、癫痫,就是因为种种意外而神经系统受到伤害,一个个看上去都可怜极了。也有不少的大人,只是他们都很安静地或坐或躺地在那里。在与病魔的交战中,他们已经领悟,孩子们这样冲动的抗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功夫到了,病魔自会打道回府。

最可怜的是一个三岁多的小女孩,连嘴唇周围都扎着银针,张医生每一次给她扎针下来都满头是汗,吹着空调也不管用。一直到取出银针,小女孩都是哭闹着的,分不清她脸上哪是汗水,哪是泪水。每天抱着她来医院治疗的,不是她的爸爸,也不是她的妈妈,而是她十五六岁的姐姐。

姐妹俩长得很像。姐姐说这是她第三个妹妹,也是最小的妹妹,她们的老家在河南,这个妹妹是爸爸妈妈带着三个女儿到广州来打工以后,为了生个弟弟,才生下来的,到了一岁多还不会走路,才发现她有先天性的脑瘫。“爸爸妈妈都在拚命地打工赚钱给妹妹治病,他们说,妹妹的命比我的学业重要,所以今年我初中一毕业,就在家里照顾小妹妹”,这句话,姐姐说得很安祥,因为她也很认同父母的话,“妹妹的命比我的学业重要。”

曾经在报纸上的健康版面看到一篇文章,说在日益增多的抑郁症病人中,医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为他们无法回避生命残酷的真相,时时要面对病人和家属各种各样的悲伤痛苦,而容易产生种种不良情绪。真是难为了张医生,在这样一个整天与残缺的生命的打交道的环境里,还能够拥有一张永不退缩的笑脸。

一年半以后,我在三九医院的网站上看到,这个瘦瘦高高、白白净净、对人总是一脸笑意的年轻医生,与护士龚农花结了婚,用网站消息中的话说,是“三九事业成就了一对有缘人”。我高兴地叫儿子也过来看这个消息,儿子竟然一点也不激动:“我早就知道他们会结婚的”,我大吃一惊:“为什么?”儿子见怪不怪地说:“我在三九医院的时候,就看见张医生对龚农花眉来眼去的,不结婚——哼,那才怪。”

我目瞪口呆,不知道接下来可以说什么。这个小东西,在三九医院里果然是长了不少的见识,连这样的情况都尽收眼底。

康复科另一位名叫黄文斌的医生,主管儿子的肢体康复训练,每天下午两个小时。正是这个刚从大学运动医学系毕业不久的黄医生,每天两个小时科学、系统的训练,对儿子肢体恢复起了非常关健的作用,也给丈夫自编的那套运动操注入了更加科学的元素,使儿子得益非浅。

在医院七楼的器械训练室里,各种针对性的训练器械一应俱全。用拉力器上下左右地训练手腕的力度,用扔绳圈来训练手臂的整体感觉,用发扑克牌来训练指尖的灵敏性,用单臂俯卧撑让右手支撑全身重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两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医生只对管一两个病人,这样的训练效果可想而知。而且,儿子的夸夸其谈与黄医生的健谈随和一拍即合,两个人常常是老着脸做完了一套动作,就聊一会天,相互挖苦讽刺一番,结果一定是儿子从中受到激将,把下一套动作完成得更好。

有一天训练的时候,儿子听黄医生在电话里跟对方说明天是他的生日,当天晚上就在一张纸上画了一张黄医生的画像:一张瘦削的方脸,一副大大的宽边眼镜,几颗笑得包不住的大门牙,一个因笑而被拉宽了的鼻头,几粒热情洋溢的青春豆,一头浓浓的象刺猬一样的头发。几个夸张的笔峰,把个黄医生画得惟妙惟肖,写上“祝黄大哥生日快乐”的字样,作为生日礼物送了出去。

黄医生一看:哇噻,吴边,怎么这么难看啊?儿子问你是说我画得难看,还是说你长得难看啊,黄医生一咬牙一跺脚:“都难看!今天训练时间延长一小时,以示惩罚!”

所谓训练时间延长一小时,也只是允许儿子在他从前想动而又不能动的器械上呆上一小时罢了,其实就是奖励。

儿子却一分钟也不想在那里呆了。那一层楼是康复科的住院病房,一个脑瘫做了脚后跟肌腱手术的小男孩,因为不愿意站着学走路,已经在训练室的外面哭了整整一个下午,连听的人都累了。

小男孩的妈妈也在哭,她比她的儿子更犟:你不走路,那就不许你坐。可怜的小男孩不过三四岁,就那样扶着墙站一会儿,又蹲一会儿,就是不肯、确切地说是不敢走出这人生的一步。因为没有做手术这前,他一直是不能走路的,所以他很害怕。他一边哭一边说:“妈妈呀,好痛啊,好痛啊,我不走路好不好,不走路好不好,妈妈呀,妈妈呀。”哭到后来,他哭一句就要停下来,使劲地抽噎一下,然后看一眼他的妈妈。

护士同情地对小男孩的妈妈说,这事儿不能急的,小孩子哭得太厉害了对身体不好,何况你孩子才做了手术不久,今天就算了,明天再开始吧,不要影响别的病人休息。“不,我不管别人休不休息,我要教我儿子学走路,学走路!”小男孩的妈妈已经伤心得有点竭斯底里了。

一位陪中风偏瘫的老伴住院的奶奶,也劝她:“孩子这么小,别着急,慢慢来,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的,别把孩子给逼坏了。”

小男孩的妈妈哭得更厉害了:“就是因为他小,我才要这么逼他,等他这么着长大了,再想学走路就更难了。您不知道,为这孩子我伤了多少心,看见别人的孩子在地上活蹦乱跳的,我心里多羡慕啊。他现在再不学走路,将来就得在地上趴一辈子!呜呜……呜呜……我也知道我儿子现在即使会走路了,样子也是怪怪的,可是他很聪明的,都会背唐诗、算算术了,他将来还要上大学的!您瞧他多会说话啊,把您的心都给说动了……呜呜……他多聪明啊,可就是不会走路……呜呜……”

不知什么时候,小男孩不哭了,蹲在那里,一边抽噎,一边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他的妈妈哭。

儿子靠在墙上看着这一幕,然后想起什么似的跑到训练室拿来几个五颜六色的绳圈,在小男孩面前蹲下来:“小弟弟,过来啊,你过来,我就把这些好玩的东西都送给你。”

小男孩听了这话,真的站了起来。他往前倾着身子,伸手想拿过儿子在右手食指上绕来绕去的绳圈,可是中间还有他的整个手臂那么长的距离。儿子就蹲在那儿两只手来来回回地捣腾着那几只绳圈,不停地诱惑着。

小男孩被逗得“咯咯咯”地笑起来。他的笑声止住了他妈妈的哭声,他妈妈屏住呼吸,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那一双瘦瘦的、有些畸型的、脚后跟上有着新鲜手术伤痕的小脚,仿佛那是她全部的希望之所在……

对玩具的渴望战胜了对疼痛的恐惧,或者说,是对快乐的向往让他忘记了一切。终于,小男孩的右脚后跟提了起来,脚尖随之离开地板,当他的整个右脚掌刚刚立稳,紧接着,左脚又如此这般迈开了步子,随即,一个踉跄,往前摔倒在地板上。

他的妈妈一下子冲到他面前,又蹲着后退到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张开双臂:“来啊,宝贝,起来,到妈妈这里来……”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小男孩显然还没有从刚刚摔倒的恐惧中回过神来,就被妈妈深情的呼唤牵引着,一步、两步、三步,一下子就扑在妈妈怀里,“哇——”的一下放声大哭——他被自己的勇敢吓坏了!

一直站在旁边的护士带头鼓起了掌……这个不幸孩子的人生第一步,走得是如此的辛苦,又是如此的精彩。

他的妈妈笑了,又哭了,就象我当初听到我的儿子生命的宣判一样。

“每个生命都有自己不同于别的生命的存在状态,只要他是存在的,就有他自己的方式,只要他觉得是幸福快乐的,就够了。你这样活着,他那样活着,都是活着,你不要去不停地为他哀叹,你不要以为他的生命与你的生命有什么不同。”

儿子重新回归正常生活以后,我却一直走不出那个有限的生存期带给我的心理阴影。那段时间,我就象一个抑郁症病人一样,有事没事地找我的“闺密”满红,在她那个清闲自在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儿子生命的真相,我只能说与她听,我需要有一个可以象她这样静静地听我倾诉的听众。那天,当我又一次跟她说起那些象我儿子一样不幸的生命,看上去不幸的生活的时候,她这样对我说。

那一刻,我心释然。

那些不幸的、不曾被我们放弃的生命,以不同于我们存在的方式存在着,其实是多么幸福啊。就象我的儿子,一场劫难过后,这个在我们眼里如此平凡的世界,就是他的天堂。


 
5   [USMedEdu 于 2008-10-09 11:44:40 提到] [FROM: 10.]
妈妈,我在(十三)最后一搏


                        尘若水(中国)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不到,我就迫不及待地给孙荣君主任打电话。

期期艾艾地,我说:“孙主任,我是一个多月以前来找过您的那个……您让我们去做诊断性放疗的那个……”

“哦——我记得,孩子情况怎么样?”孙主任不等我说完,就关切地问。我说因为肿瘤医院的医生说那百分之九十是个胶质瘤,所以没做就回家了。

电话那头,孙主任震惊又生气地问:“他凭什么有那么大的把握?他做活检了吗?这么长时间你们在干嘛?”我说就是吃中药,可是孩子情况好象是越来越不好了。

孙主任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地说:“你们怎么相信那东西,都是骗人的,我当了这么多年医生,没见过哪个病人的瘤子是吃中药吃好的,相反还越长越大。现在你们准备怎么办?”

我说:“还是想找您给孩子做手术,如果您今天有时间的话,我们现在就过来。”

“来吧来吧,先看看再说,别再耽误了。到我这儿来之前,最好先做个磁共振检查,看看瘤子有什么变化。”

T医院和X医院是武汉市最大的医院,在这两个医院做磁共振检查,从申请到检查到拿结果,最少得三天。而且有了以前那些经历,我真是避之而不及,怎么会再去。C医院也可以做这种检查,那里病人不是很多,可能会快一些吧。

从那一次开始,儿子所有的复查都是在C医院磁共振室做的,差不多每一次都是当时做当时拿到片子和结果。现在我们跟那里的医生成了熟人,他们一见儿子,也不说什么,一边直接开检查收费单,一边问:“吴边,这段时间怎么样啊,还好吧?”

那里的阅片室主任杜柏林,跟孙主任是英雄所见略同,他给的结论是:一、生殖细胞瘤,二、淋巴瘤,三、胶质瘤。他认为瘤子周围没有明显水肿,边界比较清晰,这不符合胶质瘤的特征。根据瘤子生长的部位,如果是中老年人的话,淋巴瘤的可能性大些,而对于正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生殖细胞瘤。

后来儿子悄悄告诉我:“那个医生伯伯还跟我说,来,看看你的雀雀,我就把裤腰扯开,他够着头瞄了一哈,就说是大了一点点,说得我脸都红了,看脑袋就看脑袋呗,还看雀雀做么事。”

从阅片器上我看到,原先那个有着斑斑点点花纹的小小的椭圆,长成了一朵好象有三层花瓣的菊花,体积比原来几乎大了一倍,已经有3.2cm*3.6cm,也就是说有一个小小的土鸡蛋那么大了!

我怔怔地盯着片子上那个可恶的东西,在儿子那满头浓密乌黑的头发掩盖下,我看不见更摸不着它,它就象一个形态妖艳的魔鬼,残暴地吞噬着儿子大脑结构美仑美奂的原始图案。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地伤害我的儿子。

从C医院出来,已经十一点多钟了。丈夫打电话给孙主任说可能我们过去的时间比较晚,孙主任说没关系,十二点钟以前他在办公室等我们。

一见面,孙主任就接过片子。他不用阅片器,也不看写在纸上的检查结论,就凭着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那一双犀利敏锐、曾经阅片无数的眼睛。

放下片子,孙主任很严肃地说:“从今天这张片子上看,这东西长得更象一个瘤子了,而且长得这么快,现在我可以肯定百分之五十的概率是生殖细胞瘤了。不要轻易地做开颅手术,还是先做个诊断性的放疗吧,这样既经济又安全。”

我犹犹豫豫地说,放疗的副作用很大,对孩子今后的生活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医生,有孙主任如此宽容的胸怀,来向一个对自己的诊疗建议心存疑虑的病人家属,作如此耐心的说服:“与挽救生命的重要比起来,放疗的损伤是微乎其微的。”

这一句话,最深切地打动了我。

“生殖细胞瘤对放射线的敏感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曾经有脑瘤病人做CT检查,一次下来发现这瘤子怎么好象变小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检查时一点点的辐射量起了作用,你说它敏不敏感?如果真是个生殖细胞瘤,做了常规放疗以后,最后残余的那么一小点,用X刀就能把它给解决了。既使不是生殖细胞瘤,诊断性放疗的剂量在安全范围之内,比活检这种小型开颅手术的损伤也小得多,而且,如果真的是生殖细胞瘤,做活检时候的穿刺很容易造成肿瘤的扩散”,末了,他有些激动地说,这是一条可以走得通的路,为什么不去走一走呢?

是啊,为什么不去走一走呢?只要儿子能够活下来。活下来,只有活下来,一切才有机会去争取。

丈夫兴奋又无奈地望着孙主任说,可是武汉这边的医生,好象只知道胶质瘤似的,我想恐怕没有谁会认同您的建议。

我紧接着说,孙主任您认为我们到哪个医院去最好,我们就去哪个医院。

孙主任略作沉吟说:“去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吧,最起码我目前还能在那边说得上话,你们去那儿找放射神经外科的蔡林波主任。”

后来我们才知道,孙主任在6月初来湖北之前是三九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那里有他曾经的同事,他们能够认同并接受他的意见和建议。就象一年后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给儿子做补充治疗,医生之间,只有相互的认同和赏识,才有可能向着同一个目标,象跑接力赛一样,使病人自始至终得到完满的治疗。

经过了那么多的犹豫徘徊之后,因为对孙主任的信任,我们作出了一个幸运的抉择。

作为医生不能回避客观事实的存在。在神经外科领域里,没有“完全治愈”这个概念,只有“缓解”、“恢复”的说法。孙主任比我们更清楚儿子生命的真相,但是他始终没有作出任何让我们放弃儿子生命的示意。

在这前后相隔了两个月的两次交谈中,孙主任一直在鼓励我们义无反顾地走那条“可以走得通的路”。

当儿子病情稳定后,孙主任也曾不只一次地对我们提起过,十年五年三年两年这样一个生命的期限,而那时我们已经从儿子很好的康复状态中看到了生命的希望。这话出自孙主任之口,是一种对生命无法与病魔抗争,而倍感生命生存艰难的痛惜。而他为这个生命多一天的存在,做出过一个医生最大的努力。

但是,正如丈夫所说:“想一想,过去的十一年,儿子有多少美好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回忆。如果他能够天天快乐地在我们身边再生活十年,老婆啊,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啊。活下来,活过十年就有机会再活十年,谁的生命不是在一个有限的期限里呢?包括你我,包括其他所有的人,不过是长久和短暂罢了。我只要我的儿子在的每一天,都是快快乐乐的。”

总是以沉默回应这个话题,我无法对谁表达内心的伤感。

从孙主任那里回家,我们就开始为几天后的广州之行作各方面的准备。

我们先是与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的蔡林波主任取得了联系。

电话是丈夫打的,蔡主任只简单地回了一句:“既然是孙主任让过来的,你们就过来吧。”等丈夫再打手机过去,蔡主任回短信说:“我正在开会,有什么事,请发短信。”

短信是我发的:“蔡主任,如果真的是生殖细胞瘤,你那里能治吗?”现在想来,这一句话问得是多么的累赘。

“我们这里治过很多生殖细胞瘤,效果好。”蔡主任没有说“很好”,只是说“好”,作为一个脑科医院的医生,其严肃谨慎的态度可见一斑。

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一搏了。

我把这个决定第一个告诉了大妹。

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大妹就来到我家里,递给我一个塞得厚厚实实的信封:“我知道你们这一去,肯定会用不少的钱,这点钱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只是想,在外面不要苦着了孩子,这点钱就给边边买好吃的去吧。”

儿子听说他二姨这钱是给他买好吃的东西,高兴得伸手就接过去,一张张地数了起来:“啊,二姨,你怎么给我这么多的钱,我以为象上次那样是伍佰,原来是伍仟。”

我强忍着眼泪,不让它在眼眶里聚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在妹妹面前是那么的弱小与无助。

从前,无论生活是怎样的艰难,我从来没有需要大妹对我如此厚重的体恤。我没有跟她说儿子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她一定明白,这是我们在寻寻觅觅之后唯一可以抓住的机会了。

只有亲姐妹,才会在你困难的时候,只想着你的难处,而无顾其它地给予你帮助。当时看来这五仟块钱似乎无足轻重;到后来在一家人煮米都要数着颗数下锅的日子里,这五仟块钱就是一笔巨款了。

很多时候,亲情在金钱面前不堪一击。可是还有一些时候,金钱在亲情面前显示了它温情纯洁的关怀。

我对儿子说:“吴边,你要好好地记着,你的二姨对你有多好,长大了要好好地报答,不准忘恩负义。”

这是我给儿子上的学会感恩的第一课。

也许,我无法预想他生命的时间有多长,可是作为一个母亲,我要让我的儿子做一个有良心的活得理直气壮的真正的男人,这是他快乐生活的根本之所在。所幸儿子没有辜负我的希望。如果说在这之前他还是一个混沌无知的孩子,那么经历了这场灾难之后,他天性里的善良,已经使他比同龄的孩子更懂得珍惜别人对他所付出的爱心。

我的姑父退休前在广州公安局工作,二十多年前把一家人从老家的乡下接到广州落户,表弟表妹们都在那里成家立业生子,他们的另一半都是地道的广东人。姑父和姑妈退休后执意落叶归根,回到老家购置了房产,安度晚年。

姑妈听说我们要带儿子到广州治病,先打电话给表弟让他去看看那是一家什么样的医院。表弟下班后开车到医院转了一圈,告诉姑妈说那医院很正规的。我嫌姑妈麻烦,姑妈说你们不知道广州是一个人口几样复杂的地方,上当受骗的事随便一说就是一大箩筐,我还不是替你担心。

凭心而论,平时我跟姑妈只是礼尚往来,有时甚至一些晚辈该尽的礼节都没有尽到,可是姑妈对我们总是那么亲热,特别是这一次,她把广州的表弟表妹的电话、手机号码清清楚楚地写在一张纸上,嘱咐我们一定不要有什么拘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情,尽管找他们,这么亲的亲人,不找他们找谁去?

姑妈没有料到,后来我们还要需要她帮一个更大的忙。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成功,大忙变成小忙,但是没有姑妈这个强势的精神上的后盾,我们在困境中崛起的决心,是不能够那么坚定地成形的。

从前我以为我很能干,以为我可以万事不求人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我高傲得连亲情都看得很淡。这是我三十六年的人生中,让我幡然醒悟的一堂人情课。

感恩,我教给儿子的只是记住和回报,却不知道做人,首先要学会给予,给予别人善意的关怀和力所能及的帮助。



 
6   [USMedEdu 于 2008-10-08 15:33:17 提到] [FROM: 10.]
妈妈,我在(十二)改变命运的瞬间/黎明前的黑暗

尘若水(中国)

                    


妈妈,我在:改变命运的瞬间

第一次见孙荣君主任的时间很仓促,接电话的时候他说那天他正好有一台手术,如果要找他的话,最好赶在早上八点半钟之前。

早上不到六点钟,我们坐的公交车就启程了。那种兴奋与期待的心情,很久没有过。

新华医院不在市中心,那个地方我们从来没有去过。下了车,在一个路口过早,儿子还没有吃完,丈夫唯恐错过时间,就带着病情资料自己先打的往医院赶。等我和儿子走一路问一路,在医院住院部三楼医生办公室找到他的时候,只见儿子的磁共振片子挂在阅片器上,几个医生正围着细看。

我悄悄地问丈夫:“哪一个是孙主任啊?”丈夫边往门外走边对我说,刚才孙主任看了片子正要说话,护士过来说病房里有点比较急的事,孙主任就说让丈夫先给倪教授和别的医生看看,就到病房里去了。

倪教授大约有七十多岁了,脸上有颜色很深的老人斑。他端坐在那里,虽然戴着老花镜,可还是要眯着眼睛看片子,被几个年轻的医生围着,颇有德高望重众星捧月的气势。我猜这就是那份报纸上也介绍过的、来自T医院神经外科、拥有很多学术头衔的客座教授吧,敬仰与荣幸之情油然而生。

我和丈夫进门的时候,倪教授已经开始下结论了:“你们看这里面斑斑点点的东西,说明瘤子已经出血了。胶质瘤出血意味着什么?加上基底节这个很不好的位置,这种情况最好是不要动手术。”

又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已经不再吃惊:“您看……如果手术成功了呢?”

旁边一位年轻的医生打断了我的话:“倪教授可是我们华中地区脑外科的学术泰斗,他的结论,一般是没有人推翻的。”

我还是不甘心:“可是,万一手术能够成功呢?”

倪教授摘下眼镜,语气凝重:“做一个脑外科手术,最少费用五万块钱,象你孩子这种情况,也许在手术台上就醒不来了,好一点的话偏瘫,活着也痛苦。”

那位年轻医生上下打量了一会儿丈夫和我,似乎想从衣着上来判断我们是否有能力承受这五万块钱:“我们倪教授的意思是,你们花了这五万块钱,到头来也是人财两空!”然后他满怀同情地望着丈夫问:“你们有几个孩子呀?”

丈夫不回答年轻医生的话,他近乎哀求地望着倪教授:“可——我们还是想给孩子做手术。”

这时,儿子笑眯眯地跑了进来,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儿子见这么多医生望着他,有些不好意思,调皮地挥挥手又跑出去了。

几个年轻的医生开始议论纷纷:“哎,这小孩走路是有那么一点颠颠的。”

“不过,总的看上去状态还不是很糟糕。”

“是啊,你说要是这种状态做了手术,可惜了,再说要是手术以后小孩瘫在床上了,这做父母的还以为是医生的手术没做好。”

见我和丈夫还眼巴巴地站在一边不肯走,那位一开始就跟我们搭话的年轻医生,有些打发式地说:“这样吧,如果你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尽尽心,就先回家筹钱,看孩子这状态,手术也不必急着做……”

那种绝望的撕心裂肺的痛,再一次向我袭来。

丈夫声音发颤地一边收拾片子一边对我说:“还说什么呢,走吧。”

已经走到了楼梯转弯处,我一手牵着儿子,一手拽住丈夫的胳膊不肯下楼梯:“我还没见过孙主任呢。”

丈夫听了我的话,下意识地两边张望起来。然后他指着前面走廊里,刚从病房出来的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医生:“喏,他就是。”

儿子的命运,就在那一瞬间改变了走向。

孙主任显然也看到了丈夫,他径直走了过来:“怎么样?”

丈夫有些语无伦次地把刚才的情形复述了一遍。

孙主任眉头微皱,指了指儿子:“要我说呢,看你儿子这年龄、这部位、这症状,我不把胶质瘤的可能性放在首位,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生殖细胞瘤,第二个可能呢,是海绵状血管瘤,最后才是胶质瘤。”

我和丈夫这两个医盲,第一次听说脑瘤除了胶质瘤以外,还有别的性质的瘤子。听着这两个陌生的名词,我们目瞪口呆地望着孙主任,接不上话来。

孙主任见状,随手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摸出纸和笔,一边说一边走到护士站的工作台旁,一边在纸上比划一边说:“生殖细胞瘤对放射线非常敏感,一般通过单纯的放疗就可以治愈,如果是海绵状血管瘤呢,情况也好办多了。”

丈夫接过纸片,只见上面分(1)、(2)、(3),依次写下了生殖细胞瘤、海绵状血管瘤、胶质瘤。

孙主任又拿回纸片,在(1)的后面写下“诊断性放疗”几个字:“你们可以先做一个诊断性的放疗,大约做十来次吧,然后再做一个磁共振检查。如果瘤子缩小了很多,那么就可能是一个生殖细胞瘤,如果瘤子没有什么变化,就要考虑另外两种可能性。不过我觉着吧,还是第一种可能性大一些。”

“放疗怎么做?哪个医院能做放疗?”我们完全不懂。

孙主任耐心地笑了:“一般的大医院,比如肿瘤医院,都可以做。”

他是第一个没有说“不能”,也是第一个没有示意我们放弃儿子生命的医生。

“那——您这儿不能做吗?”短短的几分钟,让我对这个面目慈善语气诚恳的医生,产生了从前对任何医生都没有过的信任甚至依赖。

孙主任摇摇头:“我们这儿暂时不具备这个条件,没啥,在哪儿做都一样的,你们把我这意思说了,一般放射科的医生都明白。赶紧去吧,越早越好,这东西长起来挺快的。”

临走的时候,孙主任说了这样一句话:“不管结果怎么样,别忘了给我个信儿,或者回头再来找我。”

“不管结果怎样,别忘了给我个信儿,或者回头再来找我。”——也许,这个挽救了我儿子生命的诊断,就是从无数句这样的道别语中得来的经验。——也许,这只是一个有良知的医生,面对病人和他们的亲人期待的眼神,情不自禁地表达出来的同情与关怀。

与那些正襟危坐的专家教授一板一眼的诊断结论比起来,孙主任这句站在楼梯口说出来、象朋友道别一样平常的话,显得多么没有专业水准,可是它却无可辩驳地诠释了一个关于医生的词:医者仁心。

“德不近佛者不为医,术不近仙者不为医”。一个善良仁慈、医术高明的医生,能够为这个世界留住多少幸福啊!

从新华医院出来,我们顺路先到X医院,找门诊医生说要做放疗。医生莫明其妙地看着我们,说要做放疗就到X肿瘤医院去吧,门诊大厅后面的院子里有车直接送你们去。

车身上写着“X肿瘤医院”字样的客车上差不多坐满了人,我们一上去,车就开了。

X肿瘤医院座落在离市中心比较偏远的地方,宁静得让人心里慎的慌。

在门诊室里,接诊的医生听了我们的陈述,简单地在病历上划下了“生殖细胞瘤?胶质瘤?收入住院”几个龙飞凤舞的字,说去住院部吧,找樊主任就行了。

到住院部办好了手续,找到主任办公室,只见好几个病人在等着主任看片子。那个樊主任一个一个病人地看着,说话的底气很足,很年轻有为的样子。

看了儿子的片子以后,他仍然保持着自信的微笑:“这个百分之九十是个胶质瘤,做了局部,可能还要做全脑。”

我不知道一个医生在对自己的病人说出如此残酷的病情的时候,怎么还能够笑得如此从容轻巧?更何况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天真的孩子。

那笑容让我非常反感,他的话更是让我刚刚看到光明的眼前又一次黑暗下来:又是胶质瘤!

我对丈夫说这个主任说是胶质瘤,那做放疗有什么用,孙主任不是说生殖细胞瘤对放疗才敏感吗,我们不住院了,回家吧。丈夫说回家又怎么办呢,不要感情用事,既然来了,还是做吧。

世界真是如此之小。上楼的时候刚出电梯,我们就碰到了单位里退休的老会计朱阿姨和她的老伴,他们手里拿着吃饭用的便当盒准备下楼。原来,已经是午餐时间了。

大家相互惊讶地看了一眼,我先开口叫道:“朱阿姨,你怎么在这里?”她的老伴指指朱阿姨,讪笑着说:“她的肝上有点毛病。你们是来探望谁的吗?”我说不是的,是孩子有点不好。

我发现,多时不见,朱阿姨憔悴了不少,原来白白胖胖整天乐呵呵的一个老太太,看上去又黄又瘦地没有精神。听说我是孩子不好,他们都很震惊,欲言又止最后还是没说什么。后来才知道朱阿姨得的是肝癌,那时已经是晚期,做了好几个疗程的化疗了。一年多以后,她就去世了。

时隔二十多天,又一次住进医院,在踏进病房的那一刻,儿子愁眉苦脸地说:“妈妈,我一看到病床就难受,是不是又要打针了?”

下午医生一上班,就通知儿子去做放疗定位。

送儿子进了定位室,我的心忐忑不安。我还在犹豫,是不是应该让儿子留在这里?我说服自己留的理由,是孙主任说要做诊断性的放疗,这与我要病理活检的想法殊途同归;我说服自己走的理由,是这里的医生准备做的是胶质瘤的放疗,这与我们来的目的背道而驰。

一个多小时后,儿子出来了,两边的太阳穴上一边多了一个红色的十字叉。

从家里出门的时候没有想到要住院,什么东西也没带。丈夫说他回家去拿,明天一早赶过来。

住院部里出出进进的人,大多是形容憔悴,光着脑袋。晚上到朱阿姨的病房去串门,她的邻床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顶着干巴巴白晃晃的脑袋,锁骨与颈部之间是一大片灼伤的红通通的皮肤。儿子见了女人这副模样,吓得赶快跑到门外,直喊“妈妈,快出来呀!”

在对癌症有了一定的了解以后,我想那个可怜的女人可能得的是淋巴癌,光脑袋是化疗的结果,而大剂量的放射线灼伤了她的皮肤。

晚上,儿子的主治医生让我去签“放疗知情同意书”。

那是一场完全公式化程序化的谈话。

医生先把那张纸上的条条款款念了一遍,我只记住了诸如可能导致脑水肿、可能导致脑萎缩、可能损坏视神经、可能损坏听神经、可能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和智力发育……我很无知地问:“这些可能都会发生吗?我不指望孩子将来怎样出类拨萃,可是总要能过上一般正常人的生活吧。”

那个现在我已经完全没有了印象的医生,连头都没有抬地回答了一句:“放疗只延长病人的生存期,想那么多干嘛。”也许是他听到的这样的问题太多了,以致麻木不仁。

我冷静地说,请您等一会儿,我打个电话跟我爱人商量一下好吗?

医生说好吧,等你一刻钟。

一刻钟能做什么?一刻钟能让一个母亲决定,是否让她的儿子去做那种延长生命却又摧残身体的治疗?

我在走廊里给丈夫打了电话。丈夫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不管怎样,我只想要我的儿子活下来”,我说可是如果真象医生说的那样,他会活得很可怜。丈夫说如果不做,他连可怜地活着的机会都没有,我说可是作为母亲,我感觉儿子最后的希望不在这个地方。

丈夫问我:“那你说,你觉得哪里是儿子最后的希望?”我说,我不知道,反正我对这里的感觉不好,我怕我这一签字,会给儿子和自己留下终生的遗憾。

丈夫最后说:“你以为我们还有退路吗?不要感情用事,签了吧。”

退路?退路就是等待死亡。

那么,就只有前行了。

那是我平生签得最痛心的一次名字,在“与患者关系”那一栏,我写下“母子”二字的时候,我的心几乎死去。

医生面无表情地合上了他刚刚为儿子填写好的住院病历。

想带儿子回家的念头,却再一次执拗地占据了我的脑海。

我不敢回到病房看见儿子,我出来的时候他正在病房里入迷地玩着电视机里一种叫做“俄罗斯方块”的机装游戏,他时而懊丧,时而欢呼,那么全神贯注地沉浸在他的游戏之中。

我在走廊里久久地徘徊,我不能想象活下来的儿子,象流浪街头的那些弱智孩子一样矮矮小小、痴痴呆呆、斜着眼睛、流着口水……不知什么时候,已是泪流满面。不,我不仅要我的儿子活着,还要他象正常孩子一样健全地活着!

第二天一大早,我带儿子到医院外面去过早。坐在对面的是一对老人,看样子是老头照顾老太太。老太太的听力好象不行,使她看起来有点迟钝。

见我一直看着他们,老人和气地朝我点点头:“你们也在这里看病?谁不舒服?”我说是孩子,脑子里长东西了,医生说要做放疗。

老人怜惜地看看儿子,心酸地摇摇头:“放疗不好,我这老伴儿三年前得了鼻咽癌做了放疗,耳朵就不行了。这两天又说头疼得厉害,我就带她来看看,医生说可能还是放疗的反应,要住下来打针。”

我放下手里的筷子,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一听到丈夫的声音,我对着手机几乎是在叫喊:“你别过来了,我要回家,我这就带儿子回家!”

                    ※   ※   ※   ※   ※

                       妈妈,我在: 黎明前的黑暗

丈夫还是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来。

他到收费处查了收费清单,昨天交的一仟块钱刚好够两天的费用。他又去找医生,只说想请个假,下星期一再来。那天正好是星期五,医生说反正接着要休息两天,也可以。

我带着儿子象逃命一样,趁着丈夫做这些的时候先出了X肿瘤医院的大门。

记得那天天气出奇的热,我和丈夫牵着儿子的手,茫然地站在路边,任由烈日灸烤。

我和丈夫尽量调整自己站的角度,竭力为儿子围出一片荫凉。儿子的小脸被晒得通红,他焦灼地不停地说:“爸爸,我们要到哪里去呀,快走啊!”

眼前来来往往的车停了又走,走了又来,不知道哪一辆能够带我们去该去的地方。

只有回家。

一回家,我就迫不及待地上网搜索有关“颅内生殖细胞瘤”和“放疗”的内容:

生殖细胞瘤是来源于原始胚胎生殖细胞的肿瘤。发病率占颅内肿瘤的0.5%-2%,主要发生于松果体区,其次是鞍上池,也可发生于第三脑室、下丘脑及视交叉等部位。发病年龄多见于10-20岁之间。松果体区生殖细胞瘤以男性多见,鞍上池生殖细胞瘤以女性多见。生殖细胞瘤是高度恶性肿瘤,多呈球形、侵润性生长,也可沿脑室壁匍匐生长,临床表现为:①颅高压症状:头痛、恶心、视乳头水肿;②局部症状:视力障碍、眼球上下运动障碍、瞳孔散大或不等大、光反射减弱、共济障碍(步态不稳、动作不协调)、听力障碍、脊髓及马尾神经根痛等;③内分泌症状:性早熟、性功能减退、肥胖、发育迟滞、月经不调、尿崩、嗜睡等。

治疗上目前争议较大。手术治疗由于颅内生殖细胞瘤系位置深在的高度恶性肿瘤,浸润性生长,邻近重要脑组织结构及深部血管,手术难以全切,且手术死亡率高达5%~70%,术后常遗有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且手术有增加肿瘤沿脑脊液循环通路播散的危险。故开颅手术不宜作为首选治疗手段。由于生殖细胞瘤对放射线高度敏感,单纯放疗的副作用包括智力及精神后遗症、垂体前叶及下丘脑功能障碍,尤其对于迅速生长发育的儿童影响更为明显。

放射治疗,俗称“电疗”是利用射线电离辐射的生物学效应来杀死肿瘤细胞。而正常组织,由于对放射相对不敏感而得以幸免。

大约70%的恶性肿瘤在其治疗过程中,需行放射治疗。放疗扮演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其中包括根治性放疗,术前、术后放疗,姑息性放疗等等。

根治性放疗是以放射治疗为主要治疗手段达到治愈肿瘤的目的,皮肤癌、鼻咽喉、早期喉癌、早期口腔癌,由于血供丰富,肿瘤对放射线敏感性较高。单纯放疗5年生存率可达到70-80%,又能保留生理功能。根治性放疗还可用于较早期的食管癌和非小细胞肺癌,何杰金氏病,子宫颈癌和某些脑肿瘤等。

如此,是我在给予儿子生命的同时,又给了他一个致命的伤害。为什么他在我的子宫里没有完全地完成那些胚胎细胞的分化?抑或是丈夫身体某一个细节上微小的闪失?

生命的密码,是如此的诡异神秘。任何一个基因上的偏差,足以打乱所有程序,使人不得不求助于他们本应抗拒的一些东西,来换取生命暂时的安全。

健康地拥有生命,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那几天只要一有空,我就神经质地坐在地板上,拿着儿子的磁共振片子反过来顺过去地不停地看,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想看出一些什么来。

真是无知者无畏。见过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儿子学会了看自己的磁共振片子,知道那个圆圆的、白白的、有着斑斑点点花纹的能够一点点长大的东西,就是瘤子,但是他一直不知道,这个东西如果一直长大,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夺去他的生命。他常常在他的小伙伴来家里找他玩的时候,拿出片子指着那个东西跟他们说他在医院打针的痛苦的经历,然后叹气说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东西能够消失。几个小家伙就不作声地同情地望着他。

一种更深重的绝望笼罩在我心里。

绝望使女人变得出人意料的愚蠢,特别是当这个女人是一位母亲的时候。

在那种想要留住儿子性命,又想要他不受到一点点伤害的近乎天真的梦想中,我竟然又相信了网上不计其数的恰中我下怀的一个中医治愈脑瘤的广告,并且毫不犹豫地汇出一个疗程1860元的买药钱:

洛阳市XX中医肿瘤防治研究所彻底治愈肿瘤的实况简介

“癌症”被称为“绝症”,是因为手术、放、化疗,在消灭癌细胞的同时,也严重的损伤了正常组织细胞,两败俱伤,使人体的免疫功能下降,逃脱和漏网的癌细胞,仍在继续夺取养料扩充实力,最终导致气血衰败、人财两空。

洛阳市XX中医肿瘤研究所所长XXX大夫,根据“万物有所生,必有所死”的规律,认识到要想征服癌魔,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完全彻底消灭癌细胞而不损伤正常组织细胞的理想药物和治疗方法及措施——中药散剂“XXX”。

……特别是对于颅内脑肿瘤的治疗,“XXX”新药,能通过大脑的血脑屏障,进入脑组织,完全彻底消灭癌细胞,而不损伤正常组织细胞……国家的《健康报》、《中国中医药报》各自于1999年5月14日及17日向全国进得了新闻报道,《河南科技报》、《河南日报》、《洛阳日报》曾转载。

……

这种每一小包差不多有成人大拇指那么多的中药散剂呈褐灰色,说明书上说必须在碗里用一个鸡蛋的蛋清,跟它混合搅拌后在电饭煲里蒸上二十分钟,早上六点和下午四点各一次。

儿子对这种药非常抗拒,每次吃药对他来说无异于受罪,常常是吃了吐吐了吃。有一回儿子一见我把药端过来,就眼泪汪汪地哀求我:“妈妈呀,我不想吃了,真的不想吃了。”我也眼泪汪汪地哀求他:“儿子啊,你吃吧,你要活命就得吃啊。”

丈夫在一旁直叹气。他不知道这种药好不好,可是除了吃这种药,此时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为了多一些让自己相信的理由,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停地上这个洛阳市XX中医肿瘤研究所的网站,不停地点击它的各个窗口。

第一次的XXX胶囊用国药准字号骗人,这一次的XXX中药说因为没有经济实力申请生产批号,只好自己做宣传,然后还无奈地向苍天发出诘问:“为什么在中国,先进的医药成果得不到承认?”并且无比诚恳地“渴望找到有志、有远见、有经济实力者的真诚合作”,“事业成功后,其利共享”。

如此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正适合我这种上过一次当的人。而且网站上的文字还说,出生于中医世家的XXX所长的女儿在九岁时患了大脑右额叶胶质瘤,手术半年后复发,正是在万般无奈的绝境中,XXX所长才痛下决心,终于研制出了XXX专治脑瘤的中药。

有谁会以自己女儿的名义来骗人呢?跟XXX所长通电话时,他还给了我两个患者家的电话,说如果我不相信的话,可以问问他们。问的结果可想而知,骗子的话往往比真实的话更让人信服。

以前也在报纸电视上看过一些身患绝症的人,在现实中找不到生路求助于网络而绝处逢生的事情,却不知道这个神秘无形的比天空更辽阔的世界,除了真实和美好,还有虚伪和欺骗。

因为淡泊名利淡泊金钱,平生我从来没有受骗上当过,说骗子的骗术高明不是理由。

我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是一个母亲,我想要我的儿子活着。

大妹无不担心地提醒我:“连医生的面都没见过,这样的药你也敢相信?”我象做梦一样回答,说不定这药真的有那么神。

后来当我满怀歉意地向丈夫检讨自己的错误时,丈夫宽容地安慰我:“没什么,凡事总有个过程,这件事也一样,很正常。”

这种XXX中药儿子吃了一个多月,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还陆续地出现了嗜睡、厌食的症状,并且明显地消瘦了。到了七月底,他开始喜欢不停地喝水,喝得一动起来肚子里面的水“咣咣咣”地听得见响也要喝,然后就是不停地小便。我以为是天热了口易渴的正常现象,却不知这正是典型的生殖细胞瘤的症状。

八月初的一天,丈夫对我说离学校开学只有一个月了,他已经跟校长联系好了转让食堂经营权的事情,今天上午就去交涉。他必须马上把这件事情处理完,尽早地带儿子再去找医生,动手术也好,做放疗也好,他说:“再犹豫不行了,这回我说了算。”

丈夫说他打算六万块钱就把食堂转让出去,“不亏本就行”。我心里舍不得又怎么样呢?

这个凝聚了丈夫近十年小本生意血汗钱的食堂,他不只是靠它赚钱来养家糊口,更多的是把它当作一项事业在做,当作一种理想在实践。合同签的是三年,他当了两年的小老板,用自己勤劳踏实的品质打造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营运模式,正是红红火火方兴未艾的时候。此时他放弃的,不仅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还有一个中年男人正要开花结果的梦想。

因为,首先他是一个父亲。对于一个十三岁不到就没有了父亲,不到三十岁就失去了母亲的男人,儿子意味着什么?儿子是他骨肉亲情的寄托,是他的根,是他打拚人生的最原始动力。

丈夫八点半钟出了家门。儿子,他怎么又躺到床上去了?我过去拍拍他的小屁股:“怎么又睡觉了?又不舒服吗?”儿子迷迷糊糊地推开我的手:“别闹我,我困,想睡觉。”

十点钟的时候,丈夫打电话回来:“你过来谈吧,对方只出五万,太低了,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好婆婆妈妈地讨价还价,你来说说看吧。”

儿子还没有醒,我嘱咐女儿看好弟弟,急忙往学校赶去。那天的风很大,路边的沙子扬起来让人睁不开眼睛,火辣辣的太阳把这风和沙一起烤热了,毫不留情地拂过人脸上,令人心烦意乱又徒生无奈。

丈夫站在学校的会议室外面等我,一见面就问:“儿子在家干嘛,又在看电视?”听我说“又在睡觉”,他的神情一下子暗淡下去。

我一进门劈头就问那个准备接手的人称叶老板的人:“你去食堂看过吗?只值五万块钱吗?亏你还是开过酒店的大老板!”那个后来勉强做了一年便认为无钱可赚而溜之大吉的叶老板,很傲慢地回答说:“看过了的,你那些东西还值不到五万,只是听说你儿子病了等着这笔钱用,才开了这个高价的。”

我咬牙切齿地说:“放屁!你这是趁火打劫。”失态得象一个泼妇。

校长开口了:“哎哎哎,女同志,再怎的也别骂人嘛,说正事说正事,啊?”

我又问校长:“您认为这么大规模的学校建这样一座食堂,只需要花五万块钱吗?”

校长不软不硬地笑着说:“你们不是还赚了两年的钱吗,现在我看最多也就只值五万。”

我急得脸都红了:“两年前我们的总投资是十二万,实际上每年除了各种各样的假期,最多只有八个月的时间能够营业,满打满算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还有那些无形的投入,再怎么折旧也不会比半价还低吧?”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种校长出面让他的朋友接手的转让是怎么回事,输的终归是当初不是在他任职期间签合同的我们。

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丈夫痛下决心地脱口而出:“算了算了,去他个球,五万就五万!”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盈满了眼眶:除了儿子,他什么都不想争了。

可是,为了儿子我要争,我要为儿子多争一万块钱。我说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校长说那你们先回家商量好,不能误了我开学的事。

这场谈判不欢而散。

我悲哀地发现,这场不知道结果的灾难,是如此迅速地消耗了丈夫的激情,他看不到他的希望,他有些撑不住了。

儿子怏怏地靠在沙发上,见我们回来,他指指自己的头说:“这里好痛。”话没说完,猛地作呕,想吐,却吐不出来。

难道这就是颅内高压的症状?难道是瘤子又长大了?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惧惊得我心跳加快,浑身发软。

儿子说还想睡觉。丈夫将儿子抱到床上,坐在床头,静静地看着,一动也不动。他没有表情地看着儿子沉睡,甚至平静得连呼吸也要停止了。

我趴在床边摸着儿子的手。不到一刻钟,儿子醒来,笑了说妈妈,我睡了一觉舒服多了,我的头里面怎么有这么多的瞌睡虫啊。然后又伸手拍拍丈夫的大肚子:“爸爸你是不是为了守着我,还没有吃饭,我发现你这个东东没有力气了。”

丈夫如释重负地长长松了一口气,走了出去。

儿子看着他父亲的背影,转过头用一种与他年龄极不相称的伤感的眼神望着我:“妈妈,我问你一句话,你不要告诉爸爸,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他往我的怀里靠过来,“妈妈,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妈妈,我好怕我死了,我知道死了就是象医院里那个老爷爷一样,被别人蒙上一块白布推出去,就不能跟你和爸爸和姐姐在一起了,妈妈,我真的舍不得离开你们。”

我笑得象儿子的话真的很好笑一样,拍了一下儿子的头:“首先应该是妈妈老了死了才对,妈妈都活得好好的,你是我的儿子,怎么会死呢?知道不,小傻瓜。”

我一直不懂,儿子为什么把这样的心事看作是我与他两个人的秘密。难道是因为我们曾经一起目睹过死亡吗?

我可怜的儿子,他竟然已经体会到死亡的意味了。他这样说,分明是在请求他的爸爸妈妈想想办法,救救他。

几天以后,儿子的症状又一次发作,他又跟我重复了一遍这样的对话。

那几天的夜里,我无数次地从床上爬起来,摸黑到儿子的卧室里,跪在小床边摸着他的小手小脚,无声地流泪。丈夫过来将我拉回床上,我蒙上被子就失声嚎啕。累了就睡着了,醒了又如此地重复……

在那个无眠之夜,丈夫声音嘶哑地对我说:“我想好了,还是做手术吧,就是瘫掉了的儿子我也要,能在多久就多久,我只要他在的时候,每天都快乐。明天我们还是去找找孙主任吧。”

“可是”,我说我们这么久都没有跟孙主任联系了,上次没有听取他的建议,也没有及时给人家回个话。丈夫说,这些我都想过了,现在能找的,也只有孙主任了,他不是说让我们回过头再找他吗?


 
7   [USMedEdu 于 2008-10-07 14:19:33 提到] [FROM: 10.]
妈妈,我在(十一)求佛


                         尘若水

每天早晨,丈夫带着儿子和女儿出门锻炼,我在家里准备一家人的早餐。

女儿已经长得跟我差不多高,有着正在青春发育期的女孩子特有的“婴儿肥”,她一生下来就是这样胖胖乎乎结结实实的,从来不长得特别胖,也不一下子瘦下来,就这样一直健健康康地长大,连感冒咳嗽都极少。她的学习和生活自理能力很强,几乎是在我不经意中,她就进入了青春期,用丈夫的话说就是“我没怎么操心,我的丫头就长这么大了”。

聪明健康的女儿,是上天对我格外的恩赐。儿子的病,让我对女儿更加珍惜。我跟女儿说你的身高一定要超过妈妈,每天早晨的运动,对你最有好处了,既减肥又增高。

女儿听了这话冲我嘻嘻一笑。她属于心智早熟的那一类型,不论我和丈夫怎样竭力的掩饰,她还是知道弟弟的病没有好,她已经感觉到我们的生活跟从前有了一些不同,她的嘻嘻一笑显然是为了逗我开心的,却多少也给了我一点安慰。

女儿是乖巧的。放假的时候,她帮弟弟找老师要了暑假作业,每天,她哪里都不去,就陪弟弟一起出去做运动,一起呆在家里做作业,一起说话,一起看电视,有小伙伴来找她出去玩,她是一定要带上弟弟的。

这也正是我和丈夫所希望的。学习和玩耍,是每一个正常孩子的乐趣。自始至终,不管儿子生命的真相如何残酷,我们都让他象正常孩子一样上学、做作业,然后出门和小伙伴们玩得汗流颊背浑身脏兮兮,而不是一味的象心肝宝贝一样捧在手心里,不肯放手。只有这样,他活着才是快乐的。

在T医院住院的时候,我就给儿子带着课本,一直在坚持给他上课。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儿子未来的希望。期末考试那天,我找老师要了语文数学英语的试卷回家给他做,竟然都有70多分。我甚至幻想,如果在这个暑假里能够把病治好的话,儿子就可以跟女儿一起上六年级了。

有一天丈夫对我说,他决定把学校食堂的生意转让出去,他要全力以赴地救儿子的命。

我说,在T医院还没有得到一个实质性的结论,便花了整整两万元钱,往后的日子,经济上只出不进,如何能够保证儿子得到好的治疗?学校的生意你还是做下去吧,我来一心一意地照顾儿子。

丈夫坚决地摇了摇头:“既使这个生意一年能赚十万八万,又怎么样呢?再多的钱,买得回来我健康的儿子吗?”

“我丢掉的是赚钱的机会,捡回来的是好端端的儿子。”当时,他就已经预感到,儿子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多么需要父亲一刻不离的呵护。

我不置可否。对儿子病情的担忧和对一家人生计的担忧,让我常常在夜里一觉醒来之后,再也无法入眠。白天里除了买菜,我很少出门,出门遇见熟人和邻居,竟呆呆地连招呼都不会打。丈夫更是断了跟外界的联系,寸步不离地跟着儿子。

我们在想给儿子正常生活的同时,却忘记了自己过着的,正是一种非正常的生活。

而我的父母,在那一段日子里,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每逢有谁问起我的境况,母亲便是止不住的泪水涟涟。可是他们除了着急,除了流泪,又能怎么样呢?

还有我的大妹,每隔几天,她都要过来看一看我们。老小老小,老人一辈子经历磨难,老了又变得象小孩子一样脆弱,再也受不了什么打击,我不能在父母面前流泪,怕老人伤心。只有在大妹面前,才克制不住地哭出来,但也是无声的,忍一忍总能过去。我是姐姐,无论如何我要在她眼里保持我的形象。

到底是上过大学崇尚科学的人,大妹建议我多在互联网上去看看,也许会有一些希望。于是,每天下午,我都到附近的网吧去上网。正是暑假,网吧里清一色的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每每对我这个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妈妈级同类投以探询和好奇的目光。

丈夫见我每天跑来跑去的很麻烦,索性到电信局将家里的电脑申请了宽带上网。

因为见过的医生都说是胶质瘤,我就只搜索胶质瘤。这种极具局限性的搜索带给我的,除了一次比一次更深的对胶质瘤的恐惧和绝望,还有中药能治愈脑瘤的各种各样的广告。

有了XXX药的教训,我不再轻易地相信这样的广告,看多了,也有些动心,只是不敢贸然行动。

我甚至跟着我已经皈依佛门的五舅妈,去求见了一位很受一方信众信任的师傅,然后依照师傅的指点,到寺庙里去请了一尊佛像回来,供奉在家里。

在千年古刹归元寺那庄严肃穆的大雄宝殿里,我在佛前久久地跪着,那种生死求拜的虔诚,仿佛是前世已定的缘:佛啊,请你救我儿子逃离这个劫难,给他一条活路吧,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什么都可以去做,我只要儿子活着。

从前的我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相信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凡事只要努力便好,求神拜佛是一种很愚昧的行为。

可是找过的专家教授博士都说目前的医学对胶质瘤无能为力,想起在公交车上那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因儿子的善举而送给他的美好祝福,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佛,那么为了儿子,我愿意做我所能够做到的一切。我不能因为我的执着,而给儿子的生命留下任何遗憾。

时至今日,虽然儿子暂时地活了下来,可是我无法摆脱对于他未来命运的悲哀,那些佛教经典对于生命宽容空灵的安抚,极大地慰藉了我的心。如果说最初我只是一种有所求的盲从,那么后来就是在寻找一种寄托,开始一种对生命的思考了。并且时间愈久,我愈相信,佛教于人是一种幸福美满的教育,没有经历过某种刻骨铭心磨难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当时丈夫对我的举动非常的不认同,看着我的泪眼,他还是强压住心里的反感,不作任何表示。

我想,这世界上一定是真的有佛菩萨存在的,一定是一颗母亲的苦心感动了佛菩萨。几天后,6月20日中午,大妹顶着烈日,迫不及待地给我送来一张《XX日报》。

那张报纸,一开始我以为是大妹有心为我找来。后来才知道,是妹夫在他的办公室里,因为下了班想踢足球换下了皮鞋,随手在桌子上扯了一张他认为没用的旧报纸,把皮鞋包着带回了家,又随手扔在了沙发上。而大妹以为那包着的是一条香烟,心想他要抽烟的时候自然会自己收拾的,就没有动它。后来实在是看不过眼,就过去打开它,结果看见那一个专版:

湖北省脑科中心神经外科主任——孙荣君

技精一刀 德高一品

孙荣君,主任医师,教授。现任湖北省新华医院神经外科主任。1986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在临床工作中受到了极其严格的专业知识强化和临床技能训练,加上对脑肿瘤、颅脑外伤、椎管内肿瘤等神经外科疾病上万例的诊疗经验和数千例手术经验的积累,使得孙主任不仅具有渊博的专业知识,而且手术技能十分娴熟。尤其对颅内许多高风险、高难度的肿瘤以及脑血管畸型等,孙主任更有着突出的擅长……获得了广大病员和学术界同行的广泛赞誉,人颂“技精一刀、德高一品”的好医生……

大妹说,姐你不要恢心,好好看看这张报纸,你们明天就带边边去试试吧,说不定这一次就找对路了,说完她就赶着回家做饭去了。

我拿着那张皱巴巴的报纸,看了又看。

《XX日报》是武汉市的一份党报,对于它我是有感情的。1997年从单位宣传科下岗以后,我放不下心爱的笔杆子,断断续续地给它的副刊写过不少稿子,有一篇稿子还发了一整个版面,记得那个对我不吝版面的编辑名叫刁世凤。只是近几年忙于生意,才淡散了这个爱好。

“党报一般是不做不负责任的宣传的”,二十一岁便在部队入了党的丈夫这样对我说。虽然下岗以后再也没有人通知他过组织生活,也没有人向他收取党费,甚至被我揶揄“已经自动退党了”,但他总是对年轻时的信仰充满了怀念。

“打个电话问问吧”,丈夫催促我。

为买药打的电话,已经使我对自己的判断能力产生了怀疑,我对丈夫说还是你打吧。丈夫说还是你打,你比我会说话。我说那你别催我,让我把报纸再看一遍。

这张报纸被我捋得平平整整,一直珍藏在儿子的病历里。

感谢那两位名叫杨敏和应述辉的通讯员,他们平实的语言如此贴切地写出了一个好医生的形象。

“孙主任说,做医生首先要学会做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患者的生命更是脆弱,医生不能出次品。因此,要求技术上扎扎实实、医德上要充满爱心,医生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更要为病人制定一个既经济又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

生命——这个字眼强烈地振憾了我的心。

儿子生病以来,我所见过的医生,他们的言行告诉我,医生只是一种职业,做检查、开处方只是职业的需要,而病情的好转与加重,只是病人的事情。他们依着各自的本性日复一日地,做着这个在病人眼里无比神圣崇高的职业,生命只是病人的生命,只是他们赖以谋生的客体罢了。

可是,这个医生,他说到了做人,说到了人的生命,说到了病人的生命!一字一句地我把报纸看了几遍。一种母亲的直觉告诉我,找到他,儿子的命运也许会出现转机。

新华医院刚刚成立湖北省脑科中心,孙荣君教授在6月10日刚刚出任这个省级重点科室的外科主任。

“命运是变数,而不是定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一切皆有可能发生,只是机缘未到。而这机缘,便是指众生的品性、道德、觉悟,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行为动态和他身边由此而衍生的种种助缘,冥冥之中相辅相成,渐成气候,一俟成熟,便是命运。”

一直以来,我总想为儿子有幸遇到孙荣君主任的机缘找一个让我信服的解答。直到不久前在一本佛教经典上看到这样一段话。是的,每一个在世间受苦受难的生命,都有机缘找到一个解救你的贵人,只要你决不放弃对生命的希望。


 
8   [dokknife 于 2008-10-06 12:10:36 提到] [FROM: 10.]
妈妈,我在(十)病急乱投医


                         作者:尘若水

丈夫最担心的,是儿子的右手右脚的症状会随着病灶的生长进一步严重,即使将来病治好了,手脚也没用了。

因为他曾经问过何医生这个问题,何医生的回答是,在正常情况下,脑细胞缺氧6个小时就会死亡,可以说病灶那个地方的脑细胞已经死亡,要想恢复原有的功能,只能靠坚持不断的锻炼,来建立周围脑神经的代偿功能。当时儿子的右手右脚虽然大的动作没有问题,但已经有了明显的肌肉萎缩的迹象。

丈夫决心无论如何,首先要保证儿子身体机能的正常。

那时学校还没有放假,丈夫每天要早出晚归地打理学校食堂的生意。可是他已经完全不在状态了,就那样机械地维持着。坚持到初三年级中考以后,最后的一个星期还有初一初二两个年级上学,他再也挺不下去,不管学校校长是怎样误会他“嫌学生少了赚不到钱”,义无反顾地提前结束了生意。

丈夫每天的工作,就是陪儿子做运动。早上一个小时,下午一个小时,晚上一个小时,跑步、爬楼梯、单脚跳、倒退走、举哑铃、下腰、起蹲,连看电视的时候,都要用特制的“拉杠”让右脚踮起、右手高举……这种枯燥艰苦的锻炼,一直坚持到今天,只要不上学,这些运动非做不可,甚至在残酷的放疗化疗的过程中,也从来没有间断。

如果没有丈夫这样看似狠心的坚持,儿子今天只能象半身不遂后遗症的老人那样,右边的手脚呆滞僵硬,只能说是活着,谈不上重新背起书包上学,更谈不上任何的幸福快乐。

炎热的夏天,儿子常常运动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我说这么热的天,儿子累了你就歇歇吧。儿子的小脸因为用力而涨得通红,一边咬牙举着哑铃,一边说:“不,爸爸说了,要想活命就得拚命,我这样累,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这是我永远都不能释怀的一句话,我发誓就是倾家荡产也要让儿子活着,象别的孩子一样健康快乐地活着。

所以当不久后的一天,在一家热销的权威的杂志期刊上看到这样一则广告后,我竟然如获至宝,轻而易举地就相信了它:

XXX把1%的希望变成100%的事实

我叫XXX,十三年前那场病改变了我的一生。那是1989年的1月15日下午,我下班回家,突然觉得头痛、吐黄水。到XX医院照了一下X片,检查的一位女医生说,太可惜了,这么壮的小伙子,脑子里长了东西。我再转到XX医院,经检查发现脑部有三个5*5cm大小的肿块。面对检查报告,该院最权威的肿瘤专家摇摇头说,病人开刀也是死,不开刀也是死,顶多也就活个半年,现在他想吃啥就给他吃啥吧……事情到了这一步,我的病看来一定是没治了,母亲流着眼泪开始为我准备后事,连我的寿衣都准备好了……

在母亲为我操劳的时候,兄弟们正在四处打听有没有治我这种病的药物,哪怕是1%的希望也要试一试。终于我二哥打听到了XX癌症研究基金会XXXX研制中心主任XXX教授研制的XXX胶囊是国内目前唯一的中晚期癌症患者专用X药,这药把许多癌症患者都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我开始服用XXX……服完一个疗程后,癌痛大大地减轻。三个疗程后,我的病情明显好转,身体已经开始有点力气……半年过去了,我还活着,上医院检查,我脑子里的瘤已经钙化,什么都没有发现。一年,两年,我渐渐恢复了健康,看上去跟其他人没两样……十三年过去了,母亲饱经风霜的脸上早已堆满了皱纹,但她还在为没有白发人送黑发人而高兴……今天这一切都是XXX赐予的,我想唯有自己好好地活着才是对X教授最好的报答,也是对我的母亲最好的报答。

多么感人的广告,仿佛是为我量身订做的一般!当天晚上,我竟高兴得反反复复地把这则广告看了几十遍,那些母亲、兄弟、教授、活着、报答之类的字眼,无时无刻不在蛊惑着我几近崩溃的神经。

最打动我的,是广告顶页的那行黑体字和那幅发明人正在翻阅一本厚书的照片:东方之子——现代X药发明人XXX教授。

东方之子,那可是CCTV一个经典节目的经典栏目里面的人物,介绍的都是各行各业里功勋卓著之国家栋梁,这个栏目的开篇语“东方之子——浓缩人生精华”,在中国电视观众中已经深入人心,这样的广告多么具有诱惑力和说服力啊。

丈夫看了这些文字和图片,心动得比我还快,他说要是这药真的有这上面说的这么好,儿子就有救了,不管怎样,我们试试吧,总比现在这样消极等待要好。

我说这么好的药,一定很贵。丈夫说只要能治好儿子的病,就是一仟块钱一粒的药,我也要买。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拨通了广告上的咨询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个非常知书达理非常娴静的四十多岁女性的声音,她说他们在汉口XX大药房专门设有门诊部,还有坐诊专家,如果我真的需要的话,可以过去看看,末了她还说这种药确实很好,如果我去了,可以看到她那里有很多买了药的患者的记录。

我以为,我听到了儿子的福音。

当天下午,我带着儿子的病情资料和厚厚的一叠钱,坐上了到武汉的公交车,又转了一道车,到了汉口XX大药房。

原来,这家大药房就在T医院和X医院之间街道的最繁华处,专卖各种特效药和品牌药,有上下两层,每一种药都有一间专门的诊室,我要买的XXX药的专家门诊在二楼的最里面一间。

接待我的那个穿着白大褂的——权且就叫她是“卖药的医生”吧。她大约四十多岁,一口温柔糯软的北方普通话跟电话里一模一样,长得瘦瘦小小的,除了描得有些过于细致的眉毛,再没有其它特别的修饰。直到今天,她留给我的记忆就是这两条很奢侈的眉毛。

看样子,她就是她自己所说的坐诊专家吧。可是那时,为儿子求医心切的我,真的以为她就是专家了,连她一开始把磁共振片子拿倒了的动作,我都没有在意。

看完片子,她拿出一本发黄的厚厚的关于脑肿瘤的书,指着一幅大脑结构解剖图,煞有介事地给我讲解大脑皮质、松果体、丘脑、穹窿、胼胝体、视交叉、垂体、下丘脑、脑桥、小脑、第四脑室……我对大脑结构的最初认识,竟来自这样一个“卖药的医生”,真是难为了她的一片苦心。

我打断她满是名词术语的讲解,开门见山地问:“这药真的象广告上说的那样,能够让瘤子缩小吗?”

她拿出一本象流行杂志的薄薄的册子说,你先看看这本详细的说明书吧。

这是一本印刷很豪华很精美的册子,质地高雅的铜板纸封面上,青翠欲滴的绿色是镜头推得极近的禾苗,禾苗的尖尖是嫩嫩的鹅黄,几滴晶莹剔透的露珠,正摇摇欲坠地滑向这鲜活生命的根部,也一下子涌到我一直焦烁如焚的胸口。

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翻开了它。

四位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的题辞、临床试验报告、临床病案、权威的肯定、生命的谢意、学术机构与成员名单……一切看上去如此真实确凿。可它毕竟是一本广告册子。

看到我始终将信将疑的样子,她又翻开放在桌子上的一个记事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症状、联系方式等等资料,说这都是来买药的患者的资料,你看,有很多还是买了两个疗程甚至三个疗程的。

肝癌、肺癌、直肠癌、淋巴癌、乳腺癌、胃癌……怎么会有这么多得了癌症的人啊,我一边翻看,心里一边堵得慌。上面记着有78岁的老人,还有不到5岁的孩子!那个宜昌的不到5岁的小女孩,是脑干肿瘤,还有一个8岁的汉川的小男孩,也是脑干肿瘤。

我说我可以记下这两个脑瘤孩子家的电话吗,也好问问他们吃药的情况怎样。大约是为了更好地说服我,她有些不情愿却点点头说,我们一般是不公开患者的电话的,因为这样的患者一般是不喜欢被人打听的。

这句话她说的是实话,比如我,带儿子从医院回家以后,有亲戚朋友关心地问孩子到底怎么了,我总是说好了好了,包括对我的父母,我实在不可能亲口说“医生说没办法治了”。我是那么地希望我的儿子无论怎样,都能够象正常的孩子一样活着,而不要受到一点点异样目光的注视,哪怕是善意的同情!

她帮我在宣传册的最后一页抄下了这两个电话号码,又给了我一个北京的免费咨询电话,说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随时打这个电话问问清楚。

想起那些专家教授们或直白或委婉的结论,想起在家里一天天病情没有着落的儿子,望着一脸诚意的“卖药的医生”,我问:“这药一个疗程多少盒,一盒多少钱?”

她顺水推舟地将那个记事本推到我面前,又递给我一支笔:“来,先在这里登个记吧。”我写下的那几行字,就象那些前者一样,后来也成了她说服后来者的有力事实。而这,显然是违背了我们的初衷的,用我们这里的一句俗话说,就是“被别人卖了,还要帮别人数钱”。

最后,她领着我到药房的收银处,边走边说:“你也别买那么多,先买一个疗程的试试看,好的话再来买第二个疗程的。”

面对如此诚心诚意,我还犹豫什么。

一个疗程六盒,一盒495元钱,一共花了2970元钱。现在算来这是我们一家人一个半月的生活费,可当时我眼都不眨一下地就数了出去。

傍晚,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让儿子吃药。我甚至幻想着,儿子早一秒钟吞下药,那个可恶的瘤子就早一秒钟开始缩小。

这是象普通感冒药一样的胶囊,说明书上说一日三次,一次三粒。

看着儿子一口气吞下了三粒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可是当我坐下来仔细地看看说明书的时候,不禁大失所望。

毫无疑问,它是有国药准字号的药,可它的功能主治却与广告上说的大相径庭:“益气养阴,补肺益肾。适用于气阴两虚、肺肾不足所致的倦怠乏力,面色苍白,口干口渴,自汗盗汗,纳差食少,腰膝酸软,咳嗽气短,胸闷胸痛等症状。也可用于肺患者及化疗的合并用药。”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下来:这跟儿子的病是哪跟哪的事啊?可是当我把那本广告宣传册上那些神乎其神精妙绝纶的文字看了一遍又一遍的时候,我的心又慢慢地热了起来。末了,我拨通了那个姓曾的汉川小男孩家里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男孩的父亲。我说我是在买XXX药的时候知道他儿子的病情的,因为我儿子也得了脑瘤,我想问一下孩子吃了XXX药以后是不是好一些了。

男孩父亲的声音听起来低落而憔悴:“我儿子现在已经没有吃这个药了,吃了以后胃不舒服,吃了不到一盒,看孩子实在不想吃,也就算了。”从男孩父亲的诉说中我知道,男孩发病己经一年半了,连北京T医院都去过,医生说不能动手术,然后他们在北京找了一个叫XXX的中医,拿药回家吃,吃得孩子老是吐,也没什么效果,只好作罢。男孩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一天到晚躺在床上,吃饭也只能吃流食。其间他们还买过XX按摩治疗仪,给孩子做按摩想改善症状,可还是徒劳。

也许是被绝望压抑得太久了,我这个陌生人的电话,到后来成了男孩的父亲有些爆发式的诉说。记得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大姐,你要是给孩子找到了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可别忘了打电话告诉我。”幸亏我不是骗子!

然后,我又拨通了宜昌那个5岁小女孩家里的电话。

那位年轻的母亲显然已经被女儿的痛苦折磨得有些麻木,她只是有些钝钝地告诉我,因为家里经济比较困难,她买XXX药的时候只买了半个疗程试试看,女儿吃了以后好象没有什么效果,也就没有再到武汉去买了。我问那孩子现在好吗,她说只是在吃中药,我又问吃中药效果好不好,她说反正没吃中药前女儿老是吐,现在没有吐了,她也不知道孩子以后会怎么样……

放下电话,我茫然不知所措。

难道,我的儿子也会象这两个孩子一样,吃了XXX药毫无效果?可是那个广告上明明说那个叫XXX的人吃了以后,就起死回生了啊。

我不甘心地,又拨通了那个“卖药的医生”给我的北京的免费咨询电话。

接电话的显然是训练有素的专门接咨询电话的接线员,说的话跟广告上的内容如出一辙,当我再往深处咨询更具体的诸如脑肿瘤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接线员就给了我另外一个电话号码,说这是XXX教授在北京XX医院门诊部的电话,不过接电话的不一定就是XXX教授。

那个电话号码一拨就通了,接电话的是个柔声细气的女人,果然不是XXX教授。听完我连珠炮似的发出疑问,她不紧不慢地说:“是这样子的,任何药物都不能说是绝对有效的,相对不同的个体,它的作用也不同,有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有的效果来得比较慢,而对有的也许就完全没有效果。就我知道的还有一个山东的老头儿,他吃了一个疗程,那瘤子就小了一半了。我觉得吧,您也别着急,先慢慢吃着试试看吧。”

我就真的信了这句话,让儿子慢慢吃着试试看。

可是不知是停了激素药还是吃了这个药的原故,儿子的饭量骤减,吃饭的时候时不时地作想呕吐状,看着让人很是着急。

那天我只好又拨通了北京XX医院门诊部的电话。

这一次接电话的,是一个典型的说话直来直去的“京片子”女人。听了我诚惶诚恐啰哩啰嗦的询问,不知道是XXX教授那天得罪了她,还是一个母亲的苦心让她突然一下良心发现,她丢给我一句“你要是觉着这药真的能把那瘤子给吃没了,就天天让你儿子吃得了吧”,然后“啪”一下就挂断了电话。

这药,我还敢给儿子吃么?

大约两个月以后,我在《XX都市报》头版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XXX胶囊因违法发布药品广告被国家药检局公布》:

据了解,药监部门审核认定、可在广告中宣传的“XXX胶囊(国药准字B2002xxxx,北京XX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功效只是“癌痛、放疗、化疗患者的辅助用药,对手术、放疗、化疗所造成的诸症状有调节作用”,但是在其宣传资料上表明XXX胶囊能主治中晚期癌症,缩小肿块,强效止痛,消胸腹水等作用。

……违法宣传遍布全国15个省市地区……专家表示,保健品只具有保健功能,只允许发布广告,但绝对不允许宣传有治疗作用,消费者一定要擦亮眼睛,一些厂家商家由于利益的驱动,通过广告大肆炒作,将仅仅只有保健作用的保健药品吹成了治癌的灵丹妙药,而且将全部的广告费打入成本后高价销售,以致误导病急乱投医的患者花了冤枉钱,走了冤枉路。

我就是报纸上专家所说的“病急乱投医的患者”的母亲,我只是千千万万个上当受骗的患者的丈夫妻子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中的一个。

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是愚蠢的,而一个生怕失去儿子的母亲,情急之下什么样的蠢事都可能做得出来。不久后,在更加绝望的境地里,我又一次上当受骗,与这次不同的是,我上的是网络的当。


 
9   [USMedEdu 于 2008-10-05 15:06:43 提到] [FROM: 10.]
妈妈,我在(九)我的心里啊,泪已成河/生命的细节

作者:尘若水(中国)



第二天一大早,别的病人还在睡梦之中,儿子就醒了,他知道今天可以回家了,兴奋得不想多睡。

我带着儿子轻手轻脚地洗漱,轻手轻脚地出了病房。我对儿子说,妈妈今天带你去C医院看看。儿子不高兴地说,何医生不是说我不用打针了吗,还要到哪里去看医生?

初夏的清晨,空气真是好啊。人们匆匆地赶路,急着上班,急着上学,急着打开店铺的门,只有我,急着为儿子寻找一个生命的答案。

找到C医院住院部十一楼神经外科专家办公室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护士说教授查房去了,你们等一会儿吧。

透过邻近办公室的病房半掩着的门,我第一次看见刚刚做了脑部外科手术的人可怕的模样。

那大约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半躺在病床上,后颈窝插着一根导流管,整个头用白纱布厚厚的缠了不知多少层,往下是比白纱布还要苍白的脸,痴呆而痛苦的眼神没有焦点,生命仿佛只成星星之火。

病床边那个半老的妇人,一定是他的母亲。因为只有母亲,此时才会如此憔悴,才会用一种无比痛惜却又无比坚定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孩子。

我不禁下意识地,抓紧了儿子的手。

接诊我们的教授姓徐。他看了从前到后三次的磁共振片子,反反复复地问了病史和治疗情况,用一口标准的北京普通话,很郑重地对我说:“这绝对不是什么囊肿,也不是梗塞,我认为是少枝形胶质瘤。”然后,他笑着对站在我身边的儿子说:“小朋友,你自己出去转悠转悠,好不好?”

儿子早就对高高的落地窗户外的景色好奇不已,听了这话,蹦蹦跳跳地就出去了。

教授的目光跟着儿子出了门,然后收回来看着我说:“首先我要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胶质瘤,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他指着阅片器上的片子说,“其次,瘤子长在这个地方,做手术最好的结果,是孩子右半身瘫痪,命是暂时保住了,生命的质量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手术中将要发生的种种意外不可预测,所以,我们一般不主张在这个地方动刀子。”

那一瞬间,我仿佛听到自己的心掉到地上的声音,那种撕肝裂肺的痛,烘干了我的眼泪……

我还听见我对教授说:“可是,T医院的医生说可以做伽玛刀的。”

“我不知道在你们武汉这边做伽玛刀,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我只知道在咱们北京那边,没有一个明确的病理活检结果,是不能随便做这种手术的,而且,如果真的是胶质瘤,伽玛刀也只是一个安慰性的治疗,起不了什么作用。”顿了一顿,教授又说:“不过,看孩子现在情况还好,还是回家先观察一个月再说吧。”

言辞之委婉,反而更让我清晰地感到一种拒绝和放弃,没有任何余地。

挂号的时候买的一本新病历,看来是用不上的了。我双手无力地收拾好散落在桌子上的十多张片子,出门的时候郑重地跟教授道了谢谢和再见。

我看见我的儿子倚在外面走廊上,那被初夏早晨的阳光照耀得晶莹剔透的落地窗前,兴致勃勃地数着对面一幢写字楼的层数,那小小的挺拔的身影,分明开始有着翩翩美少年的意韵了……我的眼泪,拗不过心的疼痛,终于一滴一滴地,落了下来,我的心,此时,已经不在我的身体里……

儿子扭过头来看到了我的眼泪,原本兴奋得发亮的双眼,顿时暗淡下来。

他也不跟我说什么。这一个月以来,我总想回避在他面前流眼泪,可是常常又情不能自禁,每一次被他发现了,我只好找一个无关紧要的理由。渐渐地,他有些瞧不起我的眼泪了。此时,他低着头自个儿嘀咕:“怎么又哭啦”,然后就怏怏地不再说话。那神情,是一种没有依靠了的不知所措。

猛然地,我意识到我犯了一个多么不能饶恕的错误。我想起了跟丈夫的约定:不要在儿子面前哭,就是装,也要装出高兴的样子。

我揩干眼泪,笑容也跟着露了出来:“儿子,医生说你的病好了,妈妈高兴得哭了。”

儿子的脸上重新露出天真灿烂的笑:“真的?”

我说是啊是啊,妈妈还会骗你吗?

可是,我的心里啊,泪已成河。

电梯里,只有我和儿子两个人。密闭的空间,让人产生时间的错觉。我是多么希望,这是一个传说中的时空遂道,时间从此倒流,一切回到从前。即使不能倒流,也要就此停驻,我的儿子就会这样永远地在我身边,牵着我的手。

可是,仿佛只有一秒钟的时间,电梯猛地停顿,门开了。

外面,是明媚的阳光,是满眼的绿树红花,还有,幸福的人们。

他们是多么幸福啊,手挽着手的老夫妻,肩靠着肩的小情侣,一手牵一个的孩子走在爸爸妈妈中间笑得象天使一样……

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儿子一会儿牵着我的手,一会儿自顾自地往前冲。他牵我手的时候,我就望着他笑,他往前冲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抹眼泪。

过一道斑马线的时候,一个步态异常的年轻人出现在我们前面。他穿着一身干净时尚的休闲服,肩膀上挂着白领人才挂的背包,他的左腿是畸形的,虽然能够往前迈,却是用一种说不出来的奇怪的方式,走一步,就带动整个身子象跳舞一样扭动一下,并且一直往左边倾斜过去。可是这个看起来精神抖数的年轻人匆匆赶路的脚步,竟然很快超过了前面很多的正常人,转眼便消失在茫茫人海。

如果我的儿子没有这样病过,我会以为这只是一个腿部有残疾的人,我还猜测这个人有可能大脑的某部分神经受到伤害。后来,带儿子到广州的一家脑科医院治病,看到很多脑瘫孩子的模样,我才知道,这个人最有可能的,就是一出生便是脑瘫。

也许他的父母曾经倾家荡产地为他四处求医,却还是不能改变命运残酷的安排。可是他毕竟活下来了,从他匆忙的身影看,他生活得也许还十分的精彩……C医院专家“右半身瘫痪”的结论言犹在耳,前面这个年轻人赶路的姿态是如此深刻地刺痛了我的心。

第一次,面对残疾人,我除了深深的同情,更多地感到生命的无奈与顽强:不管多难,能够这样活下来,也是很幸福的。活着,是多么容易,又是多么艰难!

可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啊!如果,他能够活下来,哪怕就象这个样子地活下来……

上公交车的时候,人很多,儿子先挤上去抢了一个位置。他刚坐下,一个很老的老太太好不容易上了车,颤颤微微地就抓着他座位的靠背站了过来。儿子连忙起身让老太太坐下,老太太坐下后,瘪着没牙的嘴直说:“好乖的伢啊,菩萨保佑你啊。”这大约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老人,对乖孩子最由衷的祝福。

听了老人的话,我的心没有由来地一颤:如果真的是有人们所说的救苦救难的菩萨,我情愿千万次地拜倒在菩萨面前,求菩萨保佑我的儿子度过这个劫难。

回到T医院的时候,丈夫已经办好了出院手续,在那里等着我们了。

我把C医院北京专家的话一字不漏地转述给了他,他呆呆地听着,不说一句话。

好半天,他才说:“我们是不是再到X医院去一趟,再问一问伽玛刀的事情,如果他们那里同意做,不管是个什么瘤子,做了再说,不然的话,那东西越长越大,连伽玛刀都不能做了,那不真的是死路一条么。”

丈夫两手提着行李,我一手提着前后三次的磁共振片子,一手牵着儿子,走出了住了整整一个月的T医院神经内科303病房。

别人出院的时候都是脱胎换骨神清气爽,在病友们羡慕的目光里,高高兴兴地挥挥手说着早日康复之类的祝福,然后跟自己的主治医生和管床医生道别,听取回家以后的注意事项。只有我们,是在病友充满同情的客气话里,强颜欢笑地挥了挥手。

何医生站在医生办公室门口,见我们经过,轻轻地摆摆手:“别着急,再想想别的办法。”丈夫和我只轻轻对他点头,算是感谢。

走过护士站的时候,正碰上匆匆而行的王教授。也许他是真的很忙,忙得连抬头看人的功夫都没有,我也不想再听他什么如果可能要是之类的口头语,就那样擦肩而过,心里复杂的感受,却不是那一个冷冷的转身动作所能够表达得清楚的。

站在T医院的大门口,望着满脸痤疮、胖得病态不堪却走路明显跛脚的儿子,泪水再一次模糊了我的眼睛。丈夫拍拍我的肩膀,算是无言的提醒。

往前走不过十分钟的路程,就是X医院了。

在伽玛治疗中心,符教授刚做完一个治疗下来,他直截了当地问:“确诊了吗?是胶质瘤吗?”

我是多么不愿意亲口说出“是胶质瘤”,话一出口,变成了“C医院的专家说,还没有病理活检……”

这句话,也是在绝望之中一直苦苦地支撑着我希望的唯一的理由。没有病理活检,我不相信命运真的会对我的儿子如此残酷。

符教授说,既然打了一个月的消炎针,病灶反而还长大了,那么,不是胶质瘤,又是什么呢?丈夫说,那我们就在您这儿做伽玛刀吧。

符教授将丈夫和我让进他的办公室,关上门,神情严峻地开始了术前谈话:“胶质瘤是很麻烦的一种瘤子,即使做了伽玛刀,也只能够维持病人两三年的生命,也许今天这里的瘤子打了,明天另外一个地方又长出来了,而且,还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比如水肿啊、癫痫啊,甚至你孩子右手右脚的状况还不如没打之前。可是如果不管它,三两个月之内,它就会要了人的命。所以你们做父母的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小孩子能吃就让他吃,能玩就让他玩吧。”

这番话,在我听来,就象是在给儿子作死刑或死刑缓期宣判。

我却死死地认定了“没有病理活检”这句话,对符教授的话充满了执拗的排斥。

所以,当丈夫说“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把住院手续办了,这两天赶紧给儿子做伽玛刀吧”,我坚决地摇了摇头:“不,我要带儿子回家。”

丈夫说他担心瘤子长大了,连做伽玛刀的机会也没有了。

此时此刻,我是不能使着性子跟他争个输赢的。我只是跟他说,儿子有一个月没回家了,做了伽玛刀以后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让儿子回家住两天再来不行吗?

丈夫无语,同意了我的想法。

如果在从前,两个“叫鸡公”面对面,这样的情况是必然要起一番争执的。

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相互怜悯,彼此体贴着对方那颗同样为儿子伤心的心。时至今日,这种怜悯已成了患难夫妻相濡以沫的情感,并且,愈来愈深。这种情感所焕发出来的温馨的光芒,让我们的儿子和女儿一直沉浸在家庭的幸福里,任谁也不忍打扰两个孩子的幸福,甚至连病魔也退避三舍。

后来听一个朋友说,他有一个亲戚的儿子,十几岁的时候也得了脑瘤,为了儿子,本来打死架离婚了几年、甚至有一方差不多要再婚了的夫妻,重新又走到了一起。好在他们的儿子不仅病好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还考上了大学,现在一家人恩恩爱爱的,别提有多幸福了。

——对生命的敬畏与爱,足以超越一切恩怨情仇。更何况,这个生命是源于自己的骨血。

                    ※   ※   ※   ※   ※

                      妈妈,我在:生命的细节

6月8日下午,我们回到家里。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啊,我的家从来没有过如此的脏和乱:地板不知有多少天没有拖了,没有光泽的地面满是水渍;家具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沙发上乱七八糟地堆着衣服和报纸;洗衣机的盖就那么无精打采地敞开着,女儿的一只袜子可怜兮兮地挂在边上;床上胡乱堆着的,还是一个月以前的毛毯,如果我在家,早就换成毛巾被了……

后来听女儿说,那段时间她和爸爸在家里,不是下面条就是泡方便面,她洗澡换下的衣服,爸爸看都不看一眼地就往洗衣机里丢,第二天要穿的时候直接从衣架上取下来,女儿笑得“咯咯咯”地跟我说:“哪象你,还要一件件的叠好放好,爸爸说你那样是没事做、浪费时间。”

末了她又撒娇地搂着我说:“好妈咪,你不在家的时候,没人帮我洗裤头了,爸爸说我是大姑娘了,非要我自己洗,把我的手搓得累坏了,你回来了我就幸福多了啊。”

连丈夫手下的员工们都开玩笑说,这些天老板娘不在家,老板穿出来的裤子象腌菜渣。

其实丈夫是一个非常爱干净讲整洁的人,做饭洗衣做卫生,他做起来比我还做得好。可是,那个时候他除了牵挂在医院里的儿子,其它的一切已经无所谓了。他的心,就象这些家什一样零乱不堪,不知从哪里开始收拾才好。

儿子和女儿同在一间卧室,两张小床一直是拼在一起的。从小到大,我喜欢给他们用一模一样的床单和被套,至于哪一个睡靠墙的那张床,那是他们自己用锤子剪刀布的方式来解决的。

就在儿子住院的前不久,我觉得男孩子女孩子都十一二岁了,想把他们分开来睡,可是丈夫不同意,他说在外面累了一天,就是盼着晚上回到家里,能够看见两个孩子舒舒服服睡在一起的样子,那种感觉,真是要多幸福有多幸福。

他还告诉我一个连我也没有观察到的有趣的现象:两个孩子睡觉的姿势永远是互为对称的,要么面对面,要么背靠背,如果都是仰面,一个的左手搁在枕头上,右手放在肚皮上,另一个就必然是右手搁在枕头上,左手放在肚皮上。要是他故意捏其中一个的鼻子,另一个也必然要跟着翻一个身,翻身以后的姿势也必然是保持对称的。

我不相信,有一天晚上他就非要拉着我做试验,结果履试履中,他笑得象中了彩票一样的得意:“哎呀,多可爱呀,多可爱呀,你说我怎么舍得让他们两个分开睡,长大了怕什么,再大也是姐姐弟弟。”

这两个从我身体里面诞生的小生命,是多么奇妙啊。

当年刚刚结婚的时候,因为没有房子没有钱,有半年时候我们不敢要孩子。单位的幼儿园就在宿舍大院里,每天早晚,看见上幼儿园的小孩子在那条干净笔直的小径上出出进进,真是可爱得人心里痒痒的。有一天我对丈夫说,今天我看见一个小孩子长得白胖胖粉嘟嘟奶声奶气的样子,实在是太可爱了,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孩子,我一定要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两个孩子,就是那一天来到我的身体里的。

开始的时候我怀得很辛苦,吃什么吐什么,什么没吃就吐胆汁,最后连胃里面的血都吐出来了。婆婆见我太可怜,跟我说是不是跟你妈妈商量一下,这孩子就暂时不要了,大人要紧哪。我说我舍不得,真的舍不得,忍一忍不就过去了。其实我是想,这孩子是应着我的呼唤而来的,再难受我也要忍着,我一定要好好地让他在我的身体里长大。

后来一切慢慢正常了,婆婆和妈妈就开始盯着我的肚子各想各的心事。

婆婆只有三个儿子,大哥生的也是个儿子,她老人家有意无意地总是在我面前说,唉,这一辈子都没个丫头让我梳梳辫子,家里这几十年来连块花布都见不到,真是让人想得慌。然后又说我这三个儿子,就数老二长得最好看,他要是生个女儿那肯定漂亮得很。

我见过丈夫婴儿时候的照片,圆圆的脸,黑葡萄一样的大眼睛,秀挺的小鼻子,花瓣一样的小嘴巴,又甜美又高傲的表情,戴着一顶小圆帽,就象一个漂亮得没法形容的芭比娃娃,令人忍不住地想多看几眼。

只可惜我们的两个孩子没有完整地继承他们父亲的优点,而且是也成对称地,儿子的眉眼象他父亲,鼻子嘴巴象我,女儿眉眼象我,鼻子嘴巴象他父亲。我曾为此颇为遗憾耿耿于怀,丈夫却非常满意:这样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最佳演绎,是最为完美的版本了。

我的母亲只有三个女儿,不用说,我也知道母亲一定希望长外孙能够是个男孩子。

我们这里的俗话说“酸儿辣女”,又说“男茶女酒”,意思是说孕妇如果喜欢吃酸东西和喝茶,怀的一定是男孩,如果喜欢吃辣味和喝米酒,那么怀的就一定是女孩了。偏偏我从怀孕伊始,这四样口味来来回回地馋了个遍,搞得婆婆妈妈晕头转向,时喜时忧的,让人看着实在是着急。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生了两个白白胖胖的宝宝,可是其中有一个不知怎么的,就坐在摇篮里飞啊飞啊飞,越飞越高,越飞越高,高到我怎么也摸不到他,我只能站在地上,无奈地看着他离我越来越远,看着他也在依依不舍地望着我……

年轻无知的我不知其中的深意。第二天一大早就高兴地悄悄对丈夫说:“唉,你说这一下子要是儿子女儿都有了该多好。”丈夫定神看着我说,老婆,你没做梦吧。我说是啊,我昨晚真的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真的生了两个孩子,美中不足的就是有一个飞跑了。

丈夫打着哈哈说我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笑了之。

到了六个月的时候,我的肚子大得象要生了一样,我生怕有诸如胎儿畸型之类的什么意外,便到医院做检查。妇产科的医生又是用手摸,又是用听筒听,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说做个B超看看吧。做B超的医生看了说,是两个!她指着B超显示屏对站在一边的丈夫说,你看你看,这满肚子手啊脚的。

听见丈夫“啊?!”的一声,我一下子蒙了,但还是头脑很清醒地忍不住问了一句:“医生,您看是男孩还是女孩啊?”医生正色道:“管他男孩还是女孩,生下来不就晓得了。”

可是我有感觉。

我感觉左边靠上的那一个好动,右边靠下的那一个不好动。有时我睡觉稍微往左边侧一下,那一个拳打脚踢的不同意,我只好往右边侧过去,右边的那一个乖多了,轻轻动一下表示不满就算了。

丈夫就断言,那肯定就是一男一女了。我问他你凭什么这么自信啊,他说你想想,女孩子精灵古怪沾不得惹不得的象你,好动的那一个肯定是女儿了,男孩子憨厚老实不张不扬的象我,不好动的那一个肯定就是儿子了。

事实证明,女儿的脾气确实跟我如出一辙,而儿子,用婆婆的话说就是“跟他老子一个样的栽巴(老实)相”。

1994年1月24日,那个有着温暖冬阳的上午,我躺在医院剖腹产的手术台上,头上罩着氧气罩,两只手背插满了针管,听着局麻过后,医生在“喀嚓、喀嚓、喀嚓”地切开我的肚皮和子宫……随着一声响亮急躁的哭声响起,年轻的助产士高兴地说“哎呀呀,好漂亮好漂亮”。

助产士来不及收住话尾,另一个哭声跟着响起来,明显地没有第一个哭得有力气,似乎背负着无法言述的苦难,那哭声里满是不尽的伤心。

我听见刚才那个助产士兴奋得几乎叫起来:“你好幸福啊,一样一个、一样一个。”

我就知道了,先出来的是女儿,后出来的是儿子。

医生开始给我缝合刀口的时候,我已经有些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一个医生问怎么只有一个胎盘,另一个医生说是很奇怪,怎么只有一个胎盘。问话的医生说真是奇怪,象这样的双胞胎怎么会只有一个胎盘呢。然后她凑近我说:“你的事迹可以写一个医学报告了,象这样的异卵双胞胎,应该是两个衣胞,而你只有一个,真是奇迹。”

没有谁去深究这个奇迹,至今是个谜。它让我常常想起那些奇奇怪怪的梦。

也许生命本身就没有什么必然,就象一首歌里面说的那样:“我来自偶然象一粒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

生命真的是如此的脆弱,脆弱得经不起一个小小肿瘤的伤害。它不仅会夺去你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快乐,还会让你和你亲人的生活从此面目全非。

那天晚上,两个孩子在床上笑啊闹啊,亲热得不得了,似乎要把久别重逢的快乐都笑出来。从前这个时候,我总是嫌他们闹得慌,现在却晃若梦中:一切又回到从前了吗?

如果一切又回到从前,该多好啊。

可是,一切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我对丈夫说,要不,还是让儿子跟我睡吧,我觉得再也舍不得他离开我了。丈夫摇摇头,不,就让两个孩子一起睡吧,尽量不要让儿子觉得他的生活有什么改变,你看他笑得多开心。

我知道丈夫的潜意识里,是希望能够永远拥有两个孩子睡在一起的幸福。

两个孩子累了睡了,我和丈夫却是愁肠百结,相对无眠。

我无法控制那些念头一遍又一遍地盘踞在脑海:儿子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啊?是不是我怀孕的时候在办公室上班,在男同事的吞云吐雾中被动吸烟太多;是不是我因为妊娠剧吐打过吊针,给当时尚在胚胎之中的他造成了伤害;是不是在他十个月吃奶时,我又怀孕了吃过口服打胎药,那些药物的副作用通过奶水被他吸收进了身体;是不是这两年我忙于帮丈夫打点生意,疏忽了对他方方面面的照顾;还是真的是因为丈夫父亲的隔代遗传……

我甚至想起了这样的细节:在儿子三四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婆婆给他洗完澡穿好衣服后,不无忧虑地对我说,他的右脚好象抽筋一样老是伸不直,还直抖直抖的,都三四个月了右手还是捏着拳头伸不开……在儿子五六岁的时候,因为老是不自然地眨眼睛,我们带他去过儿童医院,医生给他做了一个诱发电位检查,说是大脑左侧什么地方有轻微异常,还给开了一种好象是针对小儿多动症的药,我担心药物的副作用,没有给他吃……

可是,儿子不到十一个月就开始说话,过了一岁就会走路,除了三岁以前多一点感冒发烧和长得比女儿瘦小以外,他甚至比一般不是双胞胎的同龄的孩子还要健康,给他买的小足球不知被踢坏了多少个,他跑起来那个快跳起来那个欢啊……

可是,现在,那个东西,我看不见摸不着,医生说如果一直长下去,就会压迫他的运动神经、视神经、呼吸神经、嗅觉神经……他将活得非常痛苦,不能动、不能吃、不能看、不能呼吸……我趴在儿子的小床边,一遍又一遍地摸着他温热的身体,任由泪水肆意地流淌……
 
10   [dokknife 于 2008-10-04 17:06:26 提到] [FROM: 10.]
妈妈,我在(八)不能忘却的记忆

作者:尘若水(中国)




此时的T医院,好象成了我们在武汉的根据地。

我们最先出去打游击的地方,是X医院伽玛刀治疗中心。

中心的符教授听说是杨博士让来的,表现得十分热心,反复地看了所有的磁共振片子,也不能确定到底是襄肿还是肿瘤。他说如果不是瘤子,却稀里糊涂地就那么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真是个瘤子,那么就要趁早打了,越往后越长大就越不好打,伽玛刀不是万能的,它也有适应症,其中一条就是直径大于3cm的不能做。他一定要得到了是肿瘤的结论,才能接收儿子做伽玛刀手术。

我说,T医院的医生还没有下结论。符教授说:“要不你找我们医院影像室的孔教授看看,不说在武汉市,整个华中地区顶极的阅片专家,除了T医院影像室的王教授,就是我们医院的孔教授了。”

孔教授的办公室在X医院磁共振室的外面,在一楼。不记得是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手续,为了缴五十元钱的阅片费,我带着儿子爬上了第八楼,而且上上下下地爬了两遍。儿子跟在我身后一路喘着粗气,一路不停地问:“妈妈,我们要找的这个教授是不是真的很了不起,是不是真的能够肯定我得的是什么病,如果是真的就好了,你说是不是啊?”我没有回答儿子的话,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孔教授看到儿子的第一眼,就问我:“是在神内打针打成这个样子的?”我无语点头,孔教授却无奈地摇头:“唉,这些神内的人哪。”

跟儿子握握手,让儿子右腿做金鸡独立,看看他的肌张力;让儿子眼球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打转,看看他的视神经是否受损……几乎所有医生一开始的程序都是这样的,这一次不用孔教授说,儿子就自己一溜烟地把这些动作做了一遍。

然后,孔教授拿着片子进了里间。二十多分钟以后,他神情凝重地把结论递给我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让你给摊上了,是没有办法逃避的。”我看见那张纸上,只有简单明了的几个字:“胶质瘤可能性大。”

我不想问教授我该怎么办,因为我的潜意识里一直在拒绝这个绝论。

我甚至连声礼貌的“谢谢”都没有说,拉着儿子就走了出去。可能性,可能性就是是是而非,可能性之外,就是不可能,这跟不说有什么两样?

然而,转过身来,面对儿子的时候,我依然笑得很高兴。儿子受了我的感染,忘记了刚才上下八楼的烦躁,笑眯眯地问我,妈妈,这个教授是不是真的很了不起,他是不是说我的病快要好了?我就象真的一样回答说,是啊是啊,再打几天针就好了。

回到伽玛刀治疗中心,符教授拿着那纸结论,有些举棋不定:“连孔教授都不敢肯定是的,我们就更不能随便做了。你们不是还在T医院做襄肿的治疗吗,干脆等治疗结束了再来吧。”

X医院和T医院只有两站路的车程,儿子说妈妈我不想坐车,我们走回去吧。在医院里呆得太久了,他就是想在热闹的大街上多磨蹭一会儿。他一个人在前面蹦蹦跳跳地走着,不时地回头望着我笑。

我跟在儿子的后面,看着他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而一如既往的快乐,我突然一下子哪个医院都不想去,哪个教授都不想找,我不想要结果,我只想永远这样看着儿子快乐的笑脸,什么也不要问,什么也不要想,只要儿子在我身边。

回到T医院,何医生问X医院的教授怎么说。我没有回答,把那纸结论递了过去。何医生看了,有一种自己的想法被证实了的释然,对我仍是欲言又止。

我知道,他在心里一直是否认王教授的做法的,但是他不能说出来,他只是暗地里为我们着急。这就是中国的大医院里,论资排辈的潜规则给病人造成的悲剧。

现在回想起来,在T医院那最后十天的针水,输到儿子的身体里除了副作用,别无他用。对于当时的我和丈夫来说,却好象是安慰剂,毕竟,还没有哪一个医生说“算了,你们回家吧。”

那些天,我疯了一样地在医院附近的那家“日月星”网吧上网,不停地在网上搜索脑囊肿、胶质瘤,我实在看不懂,这两者发生在儿子身上的症状有什么不同。我还终于知道,人的身体长出恶性肿瘤就是得了癌症。

癌症,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名词,它于我又是多么的陌生而遥远。可是我的儿子,他怎么会……

在我三十六年的记忆里,二十年前,与我同岁的大表弟张明,是因为得了血癌而离开这个世界的,从发病到最后,不过半年的时间。

那是怎样一个花儿一样鲜艳阳光一样灿烂的十六岁的少年啊!他是我童年的好伙伴,也是我的同班同学,那时他已有一米七几的个头了,乌黑的头发在阳光下象剪碎了的黑色绸缎一样,闪烁着柔软又逼人眼眸的光彩。

我一直保存着他送给我的一枚游戏机牌子。这是一枚象现在的一元硬币一样大小的金属牌子,不注意看的话,很容易混淆。

当时街上刚刚时兴玩游戏机,有一回下课的时候,他颇为得意地给我看那枚牌子,炫耀自己是玩游戏机的高手。我威胁他说我要去告诉大姨,他就说那我就不玩了,这牌子也给你算了。过了几天,他没有来上学,我听母亲说他病了,到武汉去住医院了。我问母亲,张明的病什么时候好,母亲说恐怕是好不了了。

那么,关于那枚游戏机牌子的对话,就是我与他最后一次说话了。

表弟张明象影子一样活在我的记忆里。我好象一直拉着他跟我一起长大、成人,又好象永远触摸不到他的气息。如果他在的话,他的孩子也该象我的孩子一样大了吧。

而他的父母、我的大姨父和大姨,虽然这二十年来看上去过着跟我的父母没有两样的生活,可是总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伤痛与无奈,在他们的眉眼之中埋藏。那最初的几年,每到清明节,就是大姨痛哭一场的日子,没有人能够劝慰得了。

表弟不在以后不久,大姨父又官场失意,从小镇上一个上红极一时的国有企业的厂长,暗降为一个小企业有名无实的书记,到最后成了一个连内退工资都没得拿的退休职工。懵懵懂懂之中,我曾经看不起大姨父的与世不争,年少无知的我哪里懂得,一个失去寄托了他无限美好希望的长子的男人,他还有多少激情可以去为自己燃烧?

在儿子住院的时候,自己生活极为困难的大姨,托小姨父给我送来一佰块钱,个中深切的同情与体恤,是她不能够用语言来表达的。

那些天,我肚腩上幸福的游泳圈一下子全没了,丈夫的裤带整整往后缩了两个眼子。我们无语相对时,从彼此的眼里看到的,除了伤心,还是伤心。因为失去父亲的过往,丈夫的悲伤更甚于我。

我整天整天地吃不下饭,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一刻不停地看着儿子,生怕一眨眼他就不见了,生怕一觉醒来他就不在身边。

终于捱到6月6日,王教授给儿子做的脑襄肿治疗的疗程结束,并且在当天下午安排做了磁共振增强的检查。

6月7日下午,检查结果出来。除了说病灶比从前又大了0.2cm以外,其它的结论没有任何改变。

王教授什么也没有说,只给我们写了一张便条,让我们去找X医院伽玛刀治疗中心的符教授。

何医生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到病房里,满怀同情地看了我们一眼,摸摸儿子的头说:“吴边,明天不用打针了,让你爸爸妈妈带你到中山公园好好玩玩。”

儿子听了何医生的话,一下子兴奋得跳了起来:“叔叔,你是说我的病好了,可以回家了?”他全然忘记了,整整一个月了,每天最少一次扎针,他两只小小的手背上,已经满是针眼,满是瘀青,“如果再要打针的话”,当天最后一个给他打针的护士说:“那就要考虑是不是要用留针了。”

留针,就是在病人手背上固定一个位置,埋一个与血管相通的针管,输液的时候直接把针头插入针管,而不需要重新扎针眼了。

我听不见接下来何医生说了些什么,我只看见丈夫是那样无助而又凄然地望着我。

我从来没有见过丈夫这样的眼神,它让我浑身无力,几乎一下子就要瘫倒在地。

可是——不,不,儿子是我的,我在,他就没事的。不是都说是可能性吗,没有一个医生肯定地说那就是个瘤子,不,不,我不相信,我还要去找医生问问,我们还可以去北京,还可以去上海……

呆在T医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可是,过了下午四点钟,是不能办理出院手续的。

这一天,丈夫仍然是必须回家去的。他笑着对儿子说,老爸明天就过来接你出院回家。

我的大妹在她的电脑上不停地查来找去,希望能对我们有所帮助。平时总觉得她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此时,她却成了我的智囊团。

晚上,大妹打电话来跟我说,她在网上看了北京T医院的一些信息,那里代表了全中国神经外科的最高水平,有专门为15岁以下的儿童设置的病房,很多的孩子在那里治好了脑瘤。大妹还说,她在网上还看到,武汉C医院的神经外科是与北京T医院的神经外科共建的一个全新的特色科室。

大妹说:“姐,我建议你明天就带边边到C医院看看,毕竟,多走一个医院,多找一个医生,就多一条路。”

C医院,1981年的冬天,丈夫的父亲就是因脑瘤在那里去世的。

当时,婆婆带着三个儿子还远在四川宜宾,只有家在武汉的几个姑妈轮流照顾公公。公公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无声无息地去到另一个世界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那情形,是何等的凄凉!

记得有一回小叔子酒后突发急症,在医院里折腾了一夜,婆婆急得一夜未眠。第二天小叔子转危为安,婆婆两眼红红对我说,做伴的人没了,日子久了就会淡忘一些,可是这孩子啊,是身上掉下的肉,孩子有啥事,这人心里那个痛啊,没法说。

难道,这番话于我来说,是一语成谶吗?如果婆婆的在天之灵,知道发生在她最爱的双胞胎孙子身上的这一切,恐怕是再也不得安宁了。

然而,除了到C医院去找来自北京的专家,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11   [USMedEdu 于 2008-10-03 22:54:40 提到] [FROM: 10.]
妈妈,我在(七)我的亲人们/直言

作者:尘若水(中国)



妈妈,我在:我的亲人们

第一个到医院里来看儿子的,是我的大妹妹。

大妹长得青条秀杆眉眼俊气,很多熟人都异同声地说儿子的长相和神态,最象的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而是他的二姨。我很乐意听这样的话,因为我跟大妹的感情是很完美的姐妹之情,无论是不懂事的孩提时代,还是各自出嫁成家以后,也争过也吵过也赌气不说话,但凡遇到高兴的事伤心的事,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跟给大妹打电话。

跟大妹的感情,就象是一床多功能被子,平时静静地束之高阁,不管是最冷还是最热的时节,盖在身上,心里永远是熨贴的。

大妹也很高兴别人说外甥长得象她,回家就乐颠颠地跟妹夫说了。妹夫就说她你傻乐什么呀,那可是吴家的种。妹夫说这话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这个姨外甥与他有着极深的缘份。后来他不仅成了儿子心目中男人的偶像,而且儿子的绝处逢生就是始于他一个无意之举,当我们为儿子治病几乎倾家荡产、想要重头开始创业却两手空空的时候,又是他给了我们雪中送炭的帮助。

亲情,有时候是不需要血缘的,只要给予与接受的人,都是满怀真诚善良的。

那天儿子见到他的二姨,高兴得不得了,住院这么多天以来,除了爸爸妈妈以外,总算是又来了一个能够跟他说话的亲人。

大妹心疼地望儿子,对我说了很多安慰的话,走的时候留下了五佰块钱。大妹当时的日子过得不容易,她待岗差不多一年了,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在银行工作的妹夫维持,虽然银行工资待遇好,但一个人养家的日子是可想而知的。我也没有推托,我想就当这钱我帮大妹存着吧,等她需要的时候再还给她。

过了几天,妹夫到武汉看望父母,顺便也带着他的儿子来医院里了。

当时儿子已经开始发胖了,住院半个多月也有点呆呆的,这对平时一见了面就闹得鸡飞狗跳的小哥俩,此时却都少有的老成持重,相对无语,小外甥竟连哥哥也不叫了。据小外甥后来的话说,是因为哥哥长胖了,胖得不象以前的哥哥了,所以我不想叫他。

妹夫给儿子带了一大堆好吃的零食。他是一个话很少的人,包括对他自己的儿子,他以为爱孩子就是给他们买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和玩具。

丈夫来医院里等磁共振结果的时候,是和他的弟弟一起来的。

男人就是这样,每当他遇到困难和不安,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兄弟,这一点甚至比姐妹之情来得还要直接与迫切。兄弟之间即使各自结婚成家了,一样的姓氏永远是一根紧紧维系彼此情感的纽带,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还是一个大家庭的人,只不过是各回各的屋里睡觉各在各的锅里吃饭罢了。

小叔子跟丈夫是完全不同个性的两个人,虽然只比丈夫小三岁,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上,却象是隔了整整一代人。作为兄长,丈夫可以包容兄弟与自己迥异的种种为人处世的方法,作为嫂子,我却很难认同。由此,在过往的日子里,我跟小叔子之间是有些疙瘩的,有的疙瘩还结得很死。但是有一点我很明白,就是小叔子总的来说是一个善良的人。

善良是做人的根本,一个人如果没有善良,所有的感情在他心里,随时都可以置之度外弃之不顾。

因为平时见面不多,儿子跟他叔叔不是很亲热。后来,他叔叔的儿子打电话说,边边哥哥我要过来看你,儿子就说不要你过来,你太贪吃了,那一次我们一起吃东西的时候,你自己吃得不晓得几快,还说要我和我姐姐慢点吃。

亲情,除了血缘,是需要经常用心用情去经营的。

一个人在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无论平常日子里是呈一种什么状态存在的亲情,都会象一双温暖的手,抚慰一颗焦虑无助的心。

我没有想到的是,丈夫快八十岁的大姑妈,在一个电话里无意得知儿子生病住院的事情后,竟不顾年迈,从汉阳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赶到了医院里。当大姑妈出现在病房的那一刻,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当时正是我跟张小婵吵过架的那天下午,心里又是气又是急。我拉着大姑妈的手,象个孩子一样哭了。

我仅仅从像片和丈夫的回忆中认得公公,在我还没有完全适应婆家这个大家庭的时候,象亲生母亲一样待我的婆婆就去世了。在婆家的亲情关系里,我一直怀着一种渴望的心情。大姑妈在这个时候的到来,无疑是带来了一颗催泪弹。

看着我哭了,大姑妈也哭了。大姑妈问我儿子到底怎么了,我说结果还没出来。我安慰老人家说,没事,打打针就好了。

我来不及帮大姑妈止住眼泪,小姑妈、小姑父、二姑妈和小叔叔一起提着大包小包好吃的东西来了。原来,是大姑妈把消息传开的。他们一来,病房里顿时热闹开了。

公公英年早逝,几个姑妈一直对娘家的三个侄儿怜惜有加,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可是自从婆婆去世后,加上生活中这样那样的变故,我们很少跟几个姑妈走动。丈夫自感今生回报不尽,时常深怀愧疚,无颜面对。

我的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几位老人问这问那,我只是一个劲地说安慰说孩子没事,过几天就出院了。他们说那就好,那就好。

然而这是几位心里何等明亮的老人。后来当儿子的病情缓解重新背起书包上学了的时候,我禁不住喜悦的心情,一个一个地给他们打电话。大姑妈在电话那头说,伢嘞,那个时候我们几个老家伙心里比你还明白,说我们不急那是假的,就是怕你的伢跟他爷爷是一样的情况,这个话,我当时是么样跟你说得出来啊。

儿子睁着眼睛好奇地望着好象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么多的姑奶奶,我一一地指点给他,他就拘束地一一喊到。我发现,儿子的眉眼神情之间,隐隐约约地跟几位老人的面相特征有着说不出来的相似。也许,这就是血缘的杰作。

小姑妈是很精怪的一个老太太。几年前她曾患直肠癌动过手术,刀口刚刚长好了能够直起腰来出去活动活动的时候,不幸摔折了胯骨,只好又上了手术台,在病床上一躺又是半年。她对我说躺在床上身不由己的滋味真是不好受,那些日子人真是泡在眼泪里过来的。我说看您现在蛮精神的啊,小姑妈腰杆一挺说,那肯定了啰,病好都好了,还哭个么事咧。然后又摆摆手说:“这病啊,在自己身上自己最清楚,除了做手术动刀子非得听医生的,别的就自己省倒慢慢来。”

这句话对我影响颇深。

二姑妈喜欢说笑话,她打断小姑妈的话说,紧说个么事病沙,病都是你们这些人说出来的。你看我,一搞就头痛得不得了,医生多时叫我去做个么CT,我不想费那个神,管它呢,该吃的时候吃该喝的时候喝。有一回出门过马路痛得一时晃了神,站在路当中不敢动。我不敢动,两边来的去的车子都停在那里,也不敢动,硬是把个交通警察搞苕了,半天不晓得那个手哇,该上还是该下,该左还是该右,末了我回过神来赶快过了斑马线,那两边的车子啊,也赶快来的直来去的直去,那交通警察干脆就笔直站在那里,不动了……

一番话,说得我们和病房里的人笑得前仰后俯。儿子咯咯地笑完了说,二姑奶奶,我觉得你可以去演那个说司马“缸”砸“光”的老婆婆。众人听了,又笑得一塌糊涂。

儿子大约是受了这种快乐气氛的感染,一下子来了精神,说二姑奶奶,我来说个笑话,保证比你这个笑话还笑人。二姑妈说好啊,那你说沙。

儿子就说,前些时我上学的时候,坐在我前面的女同学总爱在我面前吹牛,说她在这个世界上随么事蛋都吃过,鸡蛋啊、鸭蛋啊、鹅蛋啊、皮蛋啊,还有鹌鹑蛋啊,有一回我实在气不过,就说有一种蛋你绝对没有吃过。

二姑妈说,我晓得,你要说的是笨蛋,你们那些么鬼脑筋急转弯的书上尽是这些东西。儿子说不是的,这样说太弱智了。小叔叔就说,那你说的肯定是考试得零分的那个零蛋。儿子说把头摇得象泼浪鼓似地说,这样说早就不时髦了,不是的,不是的。

大姑妈和小姑妈眼巴巴地望着儿子,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那你说是个么事蛋沙。

儿子自己先怪怪地笑了:“是不是非要我说啊?”几个老人就说,你说沙快说沙。

“我……我……我说的那个蛋是雀雀蛋。”

二姑妈差点笑岔了气:“哎哟,个小糊糊喔,跟你老子小的时候一样的糊,往后啊,这个东西可不能在女同学面前瞎说的。”儿子很认真解释说,我也不想瞎说,但是哪个叫她总爱在我面前吹牛的,我不服气,一下子就说出来了。

这一老一小就象演小品一样,在那里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惹得旁边的人笑了一趟又一趟。

原来,这幽默细胞也是具有家族性的。

那天下午,我哭也哭够了,笑了笑够了。有亲人关爱的感觉真好。往后的几天里,面对儿子的病情,我确实心宽了许多。

最让我感动的,是妹夫的父母亲和我的小姨父,在得知儿子住院的消息后,也先后来到医院看望。平常日子里,除了过年过节,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很少,此时此地,哪怕他们只说一句“慢慢来,别着急”,都让我觉得无比的温暖。

还有我的五舅妈,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了几遍。我和她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并随她信仰了佛教,这是后话。

                    ※   ※   ※   ※   ※

                        妈妈,我在:直言

5月26日,丈夫坐最早一班车赶了过来。

一夜之间,他骤然老了许多,两眼布满了血丝,往日神气突出的将军肚,骤然一下焉了下去。古人说一夜白头,真的不是夸张啊。

上午,两项检查结果几乎同时出来了。

寄生虫全套的血液检查,血吸虫一项显示出很强的阳性,何医生这说明有可能是血吸虫感染或被血吸虫感染过。我父母在老家的乡下有房子,儿子小时候曾到那里小住过,还在小河里游过泳,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我看见除了血吸虫一项外,包括钩端螺旋体在内,所有的项目都是阴性。也就是说,那个我耿耿于怀了二十天的钩端螺旋体的结果,实际上这一次在两天之内就出来了!如果一开始这个结果就出来,说不定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

我似乎明白了张小婵为什么会借着那一场吵架的梯子抽身而退,而何医生就是来替她圆这个场的。如果那个徐教授不生病,如果我不吵那一架,张小婵一直还是儿子的管床医生,结果又会怎样?

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到底是医术的误诊,还是医德的误诊?当时我一门心思地想着儿子病情的结论,这些刚刚过去的没有爆发出来的医患矛盾,也就永远没有机会去理论清楚了。

“左侧基底节区异常强化灶(2.0cm*2.0cm),多考虑肿瘤病变(不排外脑梗塞)。”也就是说打了这么长时间的针,那个东西不断没有缩小,反而还长大了。我手里拿着磁共振结果,心“咚咚”直跳。

新来的教授姓王。王教授说这两个结果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他的意见是马上再做一个腰椎穿刺抽取脑积液作最后的诊断。

我看见了做穿刺的医生端过来的托盘里,那支长长的针……我看见我的儿子衣服被医生掀了起来,露出了后背,象一只可怜的小虾米一样,下巴抵着膝盖,侧着身子蜷在病床上……我听见我的儿子“啊——”的一声惨叫,一定是那象探头一样的针头已经穿透皮肉,刺进了他的脊椎骨,然后一点一点地往里探进……我还听见医生说针进不去了,要重来……我又听见我的儿子“啊——啊——”的哭叫声……

我背过身子站在病房的窗户前,多日来压抑的眼泪在儿子痛苦的呻吟里,无法控制。

我哭了又哭,我不忍看,不敢想。我以为这种刺骨的疼痛,对于儿子所要遭受的折磨而言就是极限,却不知道,这仅仅是他苦难的开始而已。

何医生过来安慰我:“别太担心,我昨天还去看过徐教授,问起过吴边的情况,徐教授说她一直怀疑,那只是一个感染。”

医生的程序终于结束,一直坐在病床边抓着儿子小手的丈夫已是满头大汗,衣服后背湿了一大片,仿佛刚刚挨针的是他。

医嘱说,腰椎穿刺后,病人不能睡枕头,至少要平躺七个小时,除了手脚可以轻微挪动外,身体其它部位都不能动。

从阳光灿烂到夕阳西下到星星出来,儿子手背上打着吊针,就在床上时醒时睡地躺了七个小时。我和丈夫一刻不离地守着他,一个坐在床头,一个坐在床尾。两个人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一天都没有觉得饿。

儿子要小便了,丈夫用一只一次性塑料杯去接着,乐呵呵地望着小鸡鸡神气地翘着,仿佛从那里面出来的不是尿尿,而是什么稀世的宝贝一样。完了,看着小鸡鸡知趣地小回去,他更是望着儿子笑眯了眼。儿子不好意思地嚷嚷:“爸爸闭上眼睛,莫老是看它沙”,丈夫耍无赖地说:“现在闭上眼睛有么用咧,看都看够了。”

父子俩的对话,惹笑了病房里的病人和家属,也冲淡了我的忧愁:是啊,儿子不是好好的吗,不是还没有最后的结论吗,老是哭什么。

丈夫必须赶最后一班车回去了。店里还有二十多个员工等着老板安排明天的事情,家里还有快要期末考试的女儿等着爸爸给作业签字。

他不舍地看着儿子,只允许我送到病房门口,他小声地坚定地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不要再让儿子看到你哭!这家伙心里有数得很,每次你一哭他就问妈妈是不是怕我死了。记住我的话,不要在儿子面前流眼泪,就是装,也要装出高兴的样子。”然后,他笑着对儿子挥挥手:“明天见!”

当天晚上,磁共振室给儿子做检查的那个年轻的女医生来到了病房里。那是一个说话很讲究分寸的女孩子,她问我你是吴边的妈妈吗,我说是的。她说是这样,今天我们看了吴边的片子以后,觉得很有必要过来问一下他的病史,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他有一些不好的症状的?

我极尽祥实地给她讲了有关儿子病情的一切,哪怕一个眨眼的细节都不敢漏掉。

她认真耐心地听我说完了,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如果从我们的片子上来看呢,脑囊肿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可是如果从你刚才说的情况来看呢,脑瘤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一些。好象是去年吧,也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来我们这里做检查,一开始也是按襄肿来治疗,可是没什么效果,他们就出院了。这种情况当时没引起我们的重视,等他们过几个月再来检查的时候,那东西已经长得很大了……”

现在想来,这个年轻的女医生是想善意地提醒我们,那是一个瘤子,不要再呆在神经内科了打吊针了,要赶早想别的办法。可是她说得是如此的含蓄,是怕我们承受不起打击?还是怕她神经内科的同事下不了台?

我和丈夫多么希望那是一个囊肿啊。

正是在这种可怜的侥幸心理的作用下,四天后脑积液检查结果出来后,当儿子在T医院的第二任主治医生王教授说,他认为还是血吸虫感染可能性比较大,建议再次使用抗生素法洛西(另一种头孢类药物),并同时服用吡喹酮(驱虫药)试试看的时候,我们竟有些做梦一样地想,也许那真的就是一个襄肿,也许这个疗程过后儿子真的就好了。

于是,一切绕了个圈子又回到了起点,儿子又开始了每天长达八九个小时的吊针。

何医生在这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不置可否的态度,有一回甚至还生气地问我:“为什么还要打这种针?”为什么还要打这种针?要问也得去问王教授,我只是病人家属,我怎么知道?

现在想来,何医生不敢去责问教授,只好迁怒于我这个满脑子愚蠢的侥幸想法的病人家属。他已经认准了那就是个胶质瘤,可他还只是一个一般的年轻的医生,怎么可以明目张胆地,在病人家属面前去否认对自己负有传帮带重任的老教授呢?所以,他常常心事重重地望着他的小病人,对我欲言又止。

我的父母亲在家里急得不行,母亲还去找了她一个很要好的老姐妹,因为那个杨阿姨有一个兄弟正是这所医院神经外科的教授,还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医学博士。

我小时候听母亲说过,杨阿姨有一个弟弟读书很聪明,考上了医学院,后来又到德国读博士去了,据说学成以后是专门给病人的大脑开刀的。这样一个人物在二三十年前闭塞的小镇可是凤毛麟角,我曾经年幼轻狂立下的长大了非要考大学的志愿,可以说无不是受了这个人物的影响。

人生真是无常,世界真是太小。我没有竭力学习我的偶像坚定地去考大学,我的儿子却寄希望于他来拯救生命。

杨阿姨写了一张便条,让丈夫去找她的弟弟:

“来人是我一个老姐妹的女婿,其子在你院神经内科住院近二十天未能确诊,今天找到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弟,姐只给你一句话:请你细酌病情而直言。直言,切记。”

是什么时候开始,医生对病人直言病情,还需要来自方方面面的勇气?

杨博士给了我们最清楚明白的答复。虽然对病理的判断有失偏颇,但他是T医院里,第一个果敢地对我们直言儿子病情的医生。这是他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杨博士看了那张磁共振片子,先是问你们有几个孩子啊?丈夫说,两个,另一个是女孩,跟儿子是双胞胎。

杨博士再看看片子,说话就有了底气:“你们还在这里等什么啊?这东西一看就是个瘤子,长的位置太深了,几乎就在大脑正中间,做活检的风险也很大。你们别再在这里花冤枉钱了,甭管它是个什么瘤子,先用伽玛刀把它打了再说。只是,从此你们做父母的,就得背一个沉重的累赘生活。”他说,你们先把片子带到X医院伽玛刀治疗中心去问一下,看能不能做,如果可以做的话,我再来帮你们联系那里的主任。

话刚说完,杨博士被一个紧急电话催走了。

从医院回家后我才听母亲说,杨阿姨娘家唯一的杨姓侄儿,几年前才19岁,也患了脑瘤,症状是频繁发作的癫痫和头颈不停地摇晃,一家人痛苦不堪。在讨论动不动手术的家庭会议上,作为亲叔叔的医学博士选择了沉默,只是让侄儿定期到他那里作检查,定期服药控制症状。他说就目前的医学水平而言,他只能做到这样。母亲说,杨博士不知给别人做了多少手术,侄儿的父亲、他的大哥跟他在老父亲的遗像前坐了一晚上,可他就是不敢答应给自己的亲侄儿开刀。

伽玛刀我听说过。我们单位有一位同事曾姐的女儿,七八年前大约是十一二岁的时候,发现了脑血管畸型,病情很凶险,医生也是说不能做开颅手术,几经周折后花了很多钱,在X医院做了当时据说是最先进的伽玛刀手术。那是一个皮肤白晰眉清目秀的女孩子,现在差不多二十岁了,疾病给她留下了腿部的残疾,虽然不是特别严重,可看上去总让人惋惜不已。

我曾经无比同情曾姐,却没有想到我会比她更不幸。她女儿的性命从此无虞,我儿子的苦难却是没有尽头。

后来我在X医院伽玛刀治疗中心的宣传资料上,看到的关于伽玛刀的描述是这样的:

“伽玛刀”名为“刀”,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手术刀,它是一种融现代放射物理、放射生物、医学影像、计算机、智能自动化控制等多门类学科于一体,以治疗人体颅脑疾病为主的大型高科技放射外科治疗设备。其基本原理是采用三维立体定位技术将颅内病灶精确定位,将201束细束钴60高剂量的离子射线——伽玛射线经多解度精确聚焦照射病灶,一次性大剂量摧毁病灶组织,达到类似外科手术切除的效果。因被毁损的病灶与周围正常组织的界限锐利如刀切,故形象地称之为“伽玛刀”。

就这样,我们一边满怀希望地在T医院治儿子的脑囊肿,一边在儿子每天打完吊针后,提着磁共振片子,带着儿子,在武汉市的各大医院来回奔走,希望能够听到一句“这不是瘤子”的结论。
 
12   [USMedEdu 于 2008-10-02 14:09:25 提到] [FROM: 10.]
妈妈,我在(六)看见丈夫卑微的笑


                        作者:尘若水(中国)

5月25日上午,磁共振结果出来了:左侧基底区占位效应明显,建议做增强扫描。

何医生拿到这个结果,脸色瞬间凝重起来。他没有跟我说什么,而是以最快的速度申请了寄生虫全套的血液检查和增强磁共振检查。做完这一切,他才告诉我,这个病房重新来了一位主治教授,明天等这两项检查的结果出来了,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结论。

我从何医生的神情里,意识到儿子的病情显然是他接手时不曾预料的严重。我向他追问种种可能的结果,他似乎不忍又不得不这样对我说:“如果不是囊肿,就是胶质瘤,囊肿好治,胶质瘤就没办法了。”

我问这胶质瘤是哪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何医生怜悯地看了我一眼,说胶是橡胶的胶,质是质量的质,瘤是肿瘤的瘤,胶质瘤是一种恶性度极高的脑瘤,如果真是,就等于给孩子判了死刑。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当时陡变的脸色吓坏了这个年轻的医生,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轻易在我面前说这三个字。只记得他当时说,别急,最后的结果还没出来,说不定没那么严重的。

胶质瘤、胶质量、胶质瘤……如果真是胶质瘤……如果……我不敢多想,也不得不想,如果真是胶质瘤,我该怎么办?

我在心底一声哀嚎:我苦命的儿啊。

儿子身上和脸上的红斑基本上没有了,却愈加胖得病态,最先长出来的痤疮已经没有了,却在皮肤上留下了难看的暗褐色的印迹。他走路时右脚被绊的次数越来越多,右手越来越不会摆动了。将近二十天的住院,每天白天七八个小时都躺在病床上打吊针,使原本就很温驯听话的11岁的男孩子,变得愈来愈安静。

下午四点多钟,刚打完吊针,儿子就说饿了,要吃饭。我一听他喊饿,心里就发怵,可我更怕看他挨饿难受的样子。

我恨医生为什么一直要给儿子用这么大剂量的激素药,我曾经自作主张地把配有激素药的药瓶偷偷取下输液架,被护士发现后一顿猛吼:“要停药找医生去,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出了事你负得了责吗?”

可是没有哪个医生肯跟我说这是为什么。后来儿子做X刀手术和伽玛刀手术,术后必用的地塞米松,用量都只有在T医院的一半,而且每次只用三天,几乎没有副作用的症状。明明知道医生这样用药是不合理的,只是一味地在损害儿子的健康,我却没有办法阻止。

而且,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每天一佰多块钱一剂的神经营养药物斯替比,对肿瘤的快速生长无疑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种药物,并不是所有住进神经内科病房的病人必须用的。对于逢人便上的理由,除了回扣利益的驱使,似乎再也为那些教授们找不出借口了。

只是,可怜了我的儿子,可怜了象我儿子一样住在这里的病人。

出了住院部的大门,我看见有一大群人围在医院的大门口,还红底白字地扯着一条横幅:“还我生育权”,后面是三个大大的感叹号。一问,才知道这一群人来自市郊,他们村里有一个结婚多年没有怀上孩子的小媳妇,在T医院的生殖研究中心做手术,由于医生操作不当,小媳妇的输卵管被损坏了,又感染又化脓的,最后输卵管彻彻底底地坏了,连卵巢也没了。小媳妇还不到三十岁,她的丈夫是四代单传,出事后她几次要寻死,说是她死了丈夫就好另娶,不至于断了香火。那一家人都是老实巴交的人,村里几个有点见识的同姓叔伯们义愤填膺,一些乡亲们也很是同情,于是就对医院来了个集体讨伐。

从早上六点钟到下午四点,他们已经围坐了近十个小时,医院没有给他们任何说法。他们要见院长的要求被拒绝,倒是闻讯而来的媒体记者被请到了院长办公室。

最后,交通警察以妨碍交通为名,疏散了人群。

横幅被扔在地上,无数只脚在上面踩踏。

那三个大大的感叹号,我怎么看都觉得,它们象三个女人流不尽的眼泪。一滴是小媳妇的,一滴是她的母亲的,还有一滴是她的婆婆的。

我觉得我跟她们是一样的痛苦。小媳妇不能有自己的孩子,而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命运会怎样,还要每天眼睁睁地看着他受罪……

在医院旁边那家生意很好的小餐馆里,我只给儿子点了一份饭菜。

儿子说妈妈你怎么不吃啊,妈妈你今天中午也没有吃饭,你是不是没钱了,你把饭都省给我吃。我说不是的,妈妈不饿,吃不下。

儿子放下还有一小半饭菜的碗,很伤心地说:“妈妈,你吃,你一定要吃,我不相信你一天不吃饭,肚子也不饿。”

我说妈妈真的不饿,真的吃不下。儿子一下子就哭了起来,把饭碗推到我面前:“妈妈,你吃啊——”

我知道以他的饭量他是没有吃饱的,他是怕我饿肚子。

我含着眼泪吞着儿子留给我的这半碗饭。除了心痛,那一整天我的身体已经没有任何知觉了。

胶质瘤、胶质瘤、胶质瘤……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想知道为什么医生说到它就是满脸的无奈。

我不想回到病房里去,那里只会一个劲儿地给我的儿子打那些说不出所以然来的激素药。我牵着儿子的手在医院附近的街上徘徊,那种孤独和徨惑没有尽头。

儿子、儿子、儿子啊……

街对面有一家“日月星”网吧。我心里蓦地一亮,着了魔一样地牵着儿子就走了进去。我知道互联网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我在病房里就听一些病人家属说,只要把病情症状输入什么“百度”,页面上就会显示很多相关的内容。

这是我第一次进网吧,还带着儿子。儿子警觉地盯着我说:“妈妈,我们老师说,网吧是坏学生喜欢去的地方。”我说妈妈带你来的,没事,你不会学坏的。

我要了两台机子,一台自己用,一台让儿子玩游戏。儿子高兴得不得了,从前他只在家里的电脑上玩过机装游戏,眼前电脑屏幕上跳出来的那么多的小游戏,让他大开眼界。他笑眯眯地对我说妈妈你真够意思,我不理他,径自在百度搜索里输入“胶质瘤”三个字。

屏幕上显示:百度一下,找到相关网页约293,000篇。

我看到其中一条是这样描述的:

脑胶质瘤是一种最常见的颅内恶性肿瘤,是起源于脑组织中神经胶质细胞的肿瘤,占全部颅内肿瘤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具有以下特征:在脑内多成“蟹爪样”浸润性生长,与正常脑组织无明确边界;具有“韭菜样”生长和增埴特点,随着病程的延长,其恶性程度不断增高;休眠期癌细胞比例大,故需坚持不间断的治疗。

从组织学、肿瘤行为学及临床表现方面来讲,脑胶质瘤全部都是恶性的,没有良性和恶性之分,只有瘤细胞分化级别的高低之分。

脑胶质瘤在三大早亡的实体性恶性肿瘤中,即肝癌、肺癌、脑胶质瘤中,生存期之短仅次于肝癌,堪称“癌后”。一经确诊发现后,单纯手术一般生存期仅为6个月,手术后辅以传统的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生存期一般为一年,如果合并如偏瘫、昏迷等严重的神经症状,生存期会明显缩短。

确诊脑胶质瘤最直接的办法是去条件较好的医院神经外科就诊,并进行CT或MRI扫描,一般即可确定诊断。如果扫描后可疑,可注射药物行增强扫描。

……

儿子明天要做的,就是增强扫描!

我再也看不下去,拉着儿子就出了网吧。在回医院的路上,儿子沉浸在刚才的电脑游戏里意犹未尽,叽叽喳喳自顾自地跟我说着笑着。我却头重脚轻,心里象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那份沉重,足以辗碎我所有的一切。

我竭力在儿子面前保持平静甚至笑脸,晚上,等他睡着了,我在病房外的走廊里久久地徘徊。明天,明天,我希望明天永远不要来,又希望现在就是明天。

值班医生正好是何医生,他见我这副神情,问是不是需要两颗安眠药来帮助休息,我拒绝了。此时此刻,纵使有千万颗安眠药,又能如何?他还年轻,他不懂一颗母亲的心。

丈夫已经完全没有心思做生意,第二天一大早就脸色憔悴地赶了过来。

我把昨天在网上看到的内容说给丈夫听。他黯然地阻止我,说:“这个,我比你懂。”我怎么就忘了,我那未曾谋面的公公,为什么早早地就不在人世。

何医生早上一上班就到磁共振室里,找那里的医生看能不能早点让儿子做增强扫描。可是T医院的病人太多了,象儿子这样有理由想尽快做检查的病人也太多了,所以何医生说,最快也到下午两点钟。

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半钟,终于等到护士叫“26床,到下面准备做磁共振!”可这时儿子还有小半瓶药水还没有打完。护士说估计到下面等一会儿就差不多了,就这样举着瓶子下去吧,完了自己用棉球摁着把针头拔出来就行了。

磁共振的候诊室里,坐满了等着拿结果和做检查的病人和家属。“下一个,吴边,准备了!”儿子的药水刚好打完,我帮儿子拔出针头。前面的病人已经出来了,儿子这时却说要小便,憋不住了。

厕所就在外面不过十米开外,丈夫一边小声地嘱咐儿子快去快回,一边大声答应医生:“来了,来了!”

儿子用左手使劲地按着右手背上压针眼的棉球,竭尽全力地往厕所跑去。他知道为了这次检查他的爸爸妈妈等得太心急了,所以他要跑得快快的。

医生在里面等了一分钟,不耐烦地出来瞄了一眼:“这人死到哪里去了,说来还没来。”

那个“死”字,让丈夫蓦地变了脸色。可是此时此地,他只能在一秒钟之内换上一副诚心诚意的笑脸:“来了,来了,这就来了。”

医生好象没有听到他的话,干干脆脆地叫了下一个。旁边那个跟在我们后面进来的中年男子惊喜地站起来,忙不迭地几乎是小跑着进了磁共振室。

丈夫的背蓦地从等待的状态中松驰下来,腰跟着明显地弯了下来,头更是低了又低,脸上的笑容竭力地要呈现出一种哀求和讨好的诚意,语气是尽量的卑微:“医生,那我儿子……”

医生看也没看他一眼:“等下一个等下一个!这里忙得不得了,哪有功夫听你说闲话咧”,一个转身“咚”地一下,关上了那扇厚重的门。

我从来没有见过丈夫如此卑微的笑,这笑让我心酸不已。在我眼里他从来都是气宇轩昂、风度翩翩的样子,即使有求于人,他也是抬头说话的。

这时儿子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他来不及看我们一眼,径自去推那扇紧闭的门。我看见他右手背上针眼渗出的血流到了小手指上,一边给他揩手,一边就再也忍不住地哭了起来。

儿子莫明其妙地望着我。

丈夫温和地笑着对儿子说,嗨,医生刚才弄错了,下一个才是你的,你看,你妈妈就是个急性子,急得都哭了。在接下来等待的半个多小时里,他不时地对儿子做个鬼脸,儿子就给他回个更鬼的脸,然后父子俩相对哈哈大笑,引得旁边一些愁眉苦脸的病人和家属侧目而视——在医院里,很少有人这样开怀大笑的。

时至今日,每当我不经意地露出苦脸,儿子都要提醒我:“妈妈,来,笑一个。”但凡跟他相处过的人,哪怕只是很短的时间,都会对我说你这儿子真逗,心态真好。

这是这场灾难留给我们家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何时何地,相信坚强乐观战胜一切。



 
13   [USMedEdu 于 2008-10-01 13:27:32 提到] [FROM: 10.]
妈妈,我在(五)跟医生吵了一架


作者:尘若水(中国)



打了几天抗过敏的针,儿子脸上的红肿正在慢慢消退,可是,因为一直大剂量地用激素,他竟然开始长痤疮了!额头上、下巴上全是红红的黄豆绿豆一样大小的点点,我再也看不到我那“长得象唐僧一样”俊美无比的儿子了!他走路右脚被绊的次数越来越多,右手连拈起一粒瓜子的精细动作都有些困难了。

我焦急地等待着星期一早晨的来临,却没有看到徐教授,听说是心肌梗塞也住院了——她也是昨天去世的那位老人的主治医生,是老人的突然离去打击了她么——我曾经听见老人的管床医生建议用化痰药,被她一口否定了。

儿子的管床医生在病房里走马观花地来了一趟,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说。我追到办公室里,陪着笑脸问她,今天是不是真的可以做钩端螺旋体的检查了,她随口答了句“可能吧”。我又问,每天10毫克的激素用量是不是太大了,能不能减一半,她说:“徐教授说了,你儿子是一种自身免疫方面的疾病,激素不用就会反弹,要减,也得等出院回家了再减。”

天哪,怎么又冒出这样一句话,那前言与这后语不相符啊。

“可是”,我说,“可是张医生您看看我儿子那张脸……”

张小婵义正辞严地批评我:“怎么这么无知啊你,你说是命重要呢,还是脸重要?都什么时候了,还要脸。”

我被彻底地激怒了:“你说什么呢你?就凭你对病人这张冷脸,就算读了研究生读了博士又怎么样?不就是拿这个高尚的职业混口饭吃吗?你没法给我儿子把病治好,还把他打针打成这个样子,你要脸哪你!”

以为病人想要健康就有求于自己,一直高高在上的管床医生张小婵,显然没有想到一个病人家属竟敢这样跟她翻脸,她怒目圆睁,“嚯”地一下子站了起来。

我就象一只护崽心切的母狼,全然忘记了一个女人该有的温文尔雅:“你还不服气是吧,告诉你,我早就不耐烦了,这是T医院啊,全国有名的大医院,一个小小的血液检查,半个多月都出不了结果,你就是送到北京送到美国去做检查,也该有结果了吧。你去看看我儿子那样,多可怜啊,张小婵,没生过伢就不知道B疼是吧你……”

护士长过来拉走了张小婵,一边劝她:“算了算了,别跟这种没素质的家庭妇女一般见识。”

我回到病房坐在儿子的病床上流眼泪。

主治医生生病了,管床医生闹翻了,儿子成了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要带儿子到这家医院来,当初要是留在儿童医院,说不定好都好了。

丈夫的电话偏偏这个时候来了,他是算好了时间的,他认为八点半钟过了,该查完房了吧,他想听听教授有什么新的说法。儿子拿过放在枕边的手机:“钩体啊,好象还是没做,也没有看到教授,妈妈刚才跟医生吵架了,还哭了,很伤心的样子,爸爸你快过来,我好害怕。”

护士长在门口喊:“26床家属,你过来一下。”

要我过去的是一个刚来不久的女医生。以前她跟徐教授一起查房,时不时地冒几句英语,或者很优雅地耸耸肩。我听那些跟在她们屁股后面的实习生议论,她是海归派,刚从美国进修三年回来的。

这个个子娇小得象一个初中女生的海归派,似乎并没有被她美国同仁的职业操守所同化,她依然记得自己是从这个医院出去以后再回来的,所以,她一开始就问我到底为什么一大早就跟她的同事过不去。我象祥林嫂找到了知音一样,迫不及待地将前因后果倒给她听,最后我提出想做一个磁共振检查,看看打了这么多针效果怎么样,为什么她的同事一会儿说是感染,一会儿说是自身免疫方面的问题。

她一言不发,很冷静地听我说完了,用一种不容人争辩的气势望着我说:“你说了这么多,我只觉得你最后一个想法是合理的,我马上帮你申请做磁共振检查,不过病人太多,最快也得明天才排得上队。至于钩体检查,我这里也有个病人等了好几天,现在需要做这种检查的病人不多,所以实验室不好安排,不过近几天会做的。作为病人家属你应该配合医生的工作,吵架有什么用?徐教授这段时间可能来不了了,不过你放心,会有医生接着给你儿子做治疗的。”

我还想问:“那激素地塞米松的剂量是不是太……”

她优雅地耸耸肩:“没办法,激素是病情的需要,先把病治好了再说。”

虽然她的出发点只是要平息一场对她的同事不利的争吵,虽然她关于钩体检查和激素剂量的解释,仍然让我无法接受,但我仍然感谢她,感谢她让我当时烦乱如麻的心暂时地平静了下来。

丈夫的电话又过来了,说他现在完全没有心思做生意了,他要马上赶过来看儿子。我说明天可能会做核磁检查,要过来你明天再过来吧,这医院里用钱象流水似的,明天光检查就得一仟多块,你生意不做好怎么应付得了啊。

第二天上午,丈夫把生意安排好,很早就赶了过来。这一天,查房的时候,没有医生过问儿子的情况。

儿子见到他的父亲,高兴得不得了,好象一下子有了安全感。

丈夫径直到了医生办公室。他心里没底,他要亲自问问医生,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戴着眼镜满脸稚气文质彬彬的年轻医生自我介绍说:“张医生准备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去了,从今天起,我是吴边的管床医生,我叫何红涛,有什么事尽管找我好了。”末了,他说,今天下午吴边就可以做磁共振检查了,等结果出来再说吧。

也许男人与男人比女人之间更容易沟通,也许何医生确实是一个比张小婵要善良的人,丈夫坐在那里与他谈了半个多小时,回到病房里时,已是心平气和:“还是听医生的,等结果出来再说吧,没什么事我就走了,别着急,明天我再过来看结果。”

何医生给儿子开了医院自制的痤疮膏,亲自送到了儿子的床前。

我问何医生,长痤疮是不是这激素药催得孩子性早熟啊。他很耐心地说,不会的,又不是性激素药,只是对皮肤有些影响,停药以后慢慢会好。

同样的职业,不一样的人来做,是不一样的。一个好的医生,他首先会安抚你的心灵,再治疗你的身体。而身体的安康,是以心灵的安宁为前提的。

下午两点钟,护士通知我带儿子去做磁共振检查。

象后来我们所去过的另外几家医院的磁共振室一样,T医院的磁共振室设在医院里一个比较安静的角落里,一进门就有一股阴凉阴凉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是我第一次带儿子做这种检查,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动辄上仟元费用的检查,是医生了解儿子病情最必要的检查手段,每三个月或半年一次,儿子这一辈子是不能离开它的。在互联网上搜索了一个关于它的原理解释,我认为这一条是比较通俗易懂的:

将人体置于特殊的磁场中,用无线电射频脉冲激发人体内氢原子核,引起氢原子核共振,并吸收能量。在停止射频脉冲后,氢原子核按特定频率发出射电信号,并将吸收的能量释放出来,被体外的接受器收录,经电子计算机处理获得图像,这就叫做核磁共振成像。

儿子躺在从那个乳白色的、超大的机器里推拉出来的窄窄的床上,医生给他盖上一层薄薄的被子。机器发出巨大的有节奏的、好象是那种叫做沙锤的打击乐器发出的轰鸣:嚓嚓、嚓嚓、嚓嚓……在极其隔音的磁共振室里听起来,这声音是那么富有磁性,那么富有力度,仿佛是要把每一个置身于自己胸怀的生命,完完全全原原本本地审视透彻……

可是,它真的能够准确地告诉我,儿子生命的真相么?

不,不,从它里面出来的,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病理影像,医生的慧眼才是真正的仪器。而医生看到的,只是一个主观判断的病理现象。我的儿子,他的身体是我的,我的心是他身体的感应器,只有医生和我之间没有任何障碍的真诚沟通,才能使他生命的真相昭然于我们眼前。

整个过程只有儿子一个人一动不能动地躺在那里,医生则在一窗之隔的操作室里通过显示屏来观察和处理影像。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等在候诊室里的我,却觉得无比的漫长。在后来数不清次数这样的检查中,我渐渐习惯了这种坐立不安的等待。每一次,我都希望那个可恶的东西能够不再出现在儿子大脑的影像上,可是,每一次,我都是失望。最后我终于明白,它是永远不可能消失的。

虽然在影像学上,那是一个不同于它周围大脑结构的极刺目的白点,可是,于我而言,那是徘徊在儿子生命里无法摆脱的阴影,是隐藏在我和丈夫心底不能触摸的伤痛。



 
14   [USMedEdu 于 2008-09-30 09:48:44 提到] [FROM: 10.]
妈妈,我在(四)目睹死亡

作者:尘若水(中国)



住院的日子里,真正痛苦的不是病人,而是陪伴他们的亲人。

在T医院的每天晚上,我都是和衣睡在用两把或三把靠椅拼成的“床”上。能够在有垫褥的床上躺一会儿,成了我那时最大的享受。偶尔地,病情轻一点的病友跟他们的家属回家住一晚,空出一两把椅子,我的床就可以有四把椅子,这样紧密些,躺在上面就舒服多了。只有两把椅子的时候,就上身躺在椅子上,双腿搭在儿子的病床上。有一天晚上只有一把椅子,我就那样坐到天亮。

好几次,儿子要我跟他在一起挤在病床上睡觉,他说:“妈妈,这样你就舒服一些。”我听了,心里真是熨贴得象躺在席慕思床上一样。但是我一次也没有接受儿子的邀请。不能将儿子的病生在自己身上,已是我最大的痛苦,好在每天晚上儿子睡得很安祥,我就是在他的床边站上一晚,也是心甘情愿的。

儿子的邻床是一个脑外伤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神志不清骨瘦如柴,时常有暴力倾向,四肢被绷带绑在病床的四角,吃喝拉撒全靠他的父母照料。他们来的时候带着被褥、躺椅、吃饭用的饭碗甚至做饭用的锅碗瓢盆和酒精炉,满脸的憔悴和不知来日如何的惶惑,显然住院的日子不短了。一问,才知道小伙子是年前腊月二十八,在一家私人老板的采石场打工时,被出了故障的机械甩伤的,其间转过好几次院。好在那个私人老板还算有良心,一直在承担医药费,几乎赔了个倾家荡产。

从他们住进来开始,我没见过那位可怜的母亲干过眼泪,她的眼睛周围总是湿湿的。小伙子有一天晚上不知怎么了,一直断断续续地发出一种很恐怖的尖叫,一次要持续十多分钟,病房里所有的人那一晚上都没睡好,医生查房的时候大家都怨声载道。于是,护士长要把小伙子换到走廊上的病床上去。

护士长走后,小伙子的母亲扑在儿子的身上嚎啕大哭:“我遭孽的儿啊,你是娘的心头肉,你这个样子就遭人嫌啊……我遭孽的儿啊,连个堂堂正正的病床也没得你睡了,别个要撵你去睡走廊啊……”

这哭声无比的揪心,似乎也哭出了病房里几个坐在靠椅上的陪伴家属们同病相怜的眼泪,再也没有人说小伙子晚上吵人,护士长也乐得清静,不过问这件事了。到了晚上,小伙子又是一阵阵的尖叫。大人们都好说,儿子睡不着就不耐烦地吵吵。我只好带儿子到走廊上空着的病床上睡觉,自己就在床头坐了一晚。

小伙子的母亲很过意不去,第二天有空的时候,似乎是为了掏出一颗母亲的苦心,让人原谅她的自私,她揉着红肿的眼睛,拿着一张照片过来跟我说:“这位妹子,你看我儿子从前多漂亮,一米八一的大块头……”这是一张小伙子在黄鹤楼前的留影,高大帅气的小伙子摆着酷酷的姿势,象初升的太阳一样照亮了整个天空,他的长相和神采酷似当红明星黄晓明,甚至比黄晓明更阳光。

儿子淘气地一把抢过照片:“哇噻,真是酷毙喽帅呆喽,他的女朋友一定很漂亮”,全然忘了自己昨天晚上说大哥哥讨厌的话,说得小伙子的母亲又是笑又是哭:“蛮灵醒(聪明漂亮)的一个姑娘,本来说好今年五一节到姑娘家去过路(订婚)的……”

我问从开始到现在没有一点好转么,小伙子的母亲流着眼泪摇摇头:“都半年了啊,他生下来半岁都会咿咿呀呀地满口裹人话了”,说到这里又是一阵哽咽:“我们一家人可都是常念阿弥陀佛的,妹子啊,未必这就是我的命么……”

我不知道接着她的话往下说什么。我是一个不信命的人,我无法安慰这可怜的母亲,也无法安慰自己,我的儿子为什么会生病。从住进医院的那天开始,我一直在希望,儿子脑子里的那个东西,在他半个月以来每天打了这么多针水以后,什么时候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他能够象从前一样活蹦乱跳的。

那天晚上,小伙子没闹,病房里的人们却还是度过了一个难眠之夜,因为儿子对面病床的那个脑中风的老人因窒息死亡了。

晚上八点多钟的时候,老人还跟来探望他的儿女们有说有笑的。老人八十多岁了,有四儿三女,加上媳妇女婿孙子外孙,每天都有好几个人来探视老人,却没有一个人能够长时间地在病床前照料。

都要忙生活,现在的生活多不容易啊,不是下岗就是失业,不是想升官就是想发财,哪有精力陪着老人住院呢,耗不起的。于是大家就从医院的护工中心请了一个护工,一天40块钱,摊到每个人头上也不过六七块,还是承受得住的。可这护工,不过是农村里想趁农闲时出来,为孩子下学期上学挣点学费的四十多岁的大男人,看那笨手笨脚的样子,在家里只怕是除了干农活也要靠老婆侍候的人。

老人中风口齿不清,心里不高兴又能怎么样呢。自己一口饭一口菜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了这么多的孩子,到自己需要他们一口饭一口菜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顾的时候,就都没时间了。这是一间六张床的病房,三个儿子是当妈的全程照顾,一个丈夫是妻子日夜守护,只有两个老人都是请的是护工。

想一想,亲情有时候就是这样残酷。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儿女可以全然不顾,到自己的父母这里却总有理由推托。比如我,想到这里,我对中风偏瘫三年后去世的婆婆心生愧疚。虽然我也为婆婆洗过澡,也为婆婆送过好吃的,可是那个年轻无知的我,犯下了一个终生都没有理由原谅自己的过错——婆婆当时是那么那么地想跟她最喜爱的二儿子和唯一的孙女住在一起,我却总是在“拚帐”,总是在斤斤计较。现在想来,婆婆当时是多么伤心。

因为那天是周日,老人的儿孙们一下子来了五六个,有的喂饭,有的洗脚,给护工放了一会假,护工就出去小喝了一点酒,晚上睡得特别的沉。大约是十二点多钟的时候,老人一口浓痰堵在了喉咙里,吭吭哧哧的挣扎声惊醒了我。我以为是老人要方便在叫护工,可是睡在老人床边躺椅上的护工一动也没动。

我正要起身叫醒护工,邻床另一位老人的护工也醒了,就去将护工拍醒。等护工好一会儿清醒过来,老人的气息已非常的微弱了。

护工翻身起来看了看老人,一下子慌了,赶紧去叫护士。护士来了一看,又赶紧去叫医生。医生来了一看,赶紧叫上氧气。可是三楼的氧气瓶是空的,又赶紧到二楼去搬氧气瓶。这个医生的氧气没上好,又赶紧去叫另一个医生……前后半个多小时来回的折腾,另一个医生来看了看老人的瞳孔,只说了一句:“赶紧通知家属。”

病房里的灯一下子全开了。

很快,老人的一大群儿孙们陆陆续续地赶到了,无一不悲愤伤心。老人的小女儿扯着喉咙站在病房门口,冲着护士站哭喊:“我爸爸八点钟的时候,还吃了五个肉丸子的,怎么一哈子就过去了啊,你们这是个么狗日的医院哪,是些么事没得屁用的医生啊,只会把活人整死!我要去告你们!呜呜呜……我遭孽的爸爸啊……”

病房里的人们都醒了,眼睁睁地看着发生的这一切。没有人敢对他们说,老人只是被一口痰堵住了喉咙,只是护工一时大意,只是医生动作不及时,只是……

几个小时以前还活生生的一个人,就这样被蒙上一层白单子,连病床一起推了出去。

这一切似乎在无奈地表明,一个脆弱的生命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死。

如果老人一有动静,护工便醒来;如果三楼的氧气瓶不是空的;如果第一个赶来的医生,能够在第一时间里为老人输上氧气——如果,陪在老人床前的是他贴心贴肝的儿女……

一个多小时以后,病房里重又归于平静,似乎一切不曾发生。我将我的靠椅紧紧地挨着儿子的床坐着,没有一点睡意。走廊上若明若暗的灯光透进病房,照在刚刚还摆放着老人病床的空位置上。那个空位置就象一个巨大的生命的黑洞,深不见底。一种莫名的恐惧和压抑笼罩在我心里,我真想带着儿子逃出去。

可是,出去又到哪里去呢?病房里另外一对母子是母亲陪脑囊虫病的儿子住院,他们家就在武昌,他们家的男主人连夜打的过来,将妻子和儿子接回家去了。

儿子一直睁着眼睛,不作声地看着这生死一幕。也许是太困了,他很快又睡着了。他的右手紧紧地抓着我的左手指,眉头微蹙。我的手指动一下,他的身子就惊惊蛰蛰地动一下,右手下意识地抓得更紧。

他的右手一直是受着病灶侵害,越来越不灵活,此时却格外地敏感。

也许就是在那一晚,对于失去生命的恐惧,已经无声地在他小小的心灵笼上了阴影。以至于后来当他的病情恶化、使他非常难受的时候,他常常会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伤心无助地望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妈妈,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妈妈,我知道人死了,就是象医院的那个老爷爷一样,被蒙上白布推出去,就再也不能跟你在一起了,妈妈,我真的舍不得离开你和爸爸和姐姐啊”,说得我肝肠寸断。



 
15   [dokknife 于 2008-09-29 13:17:05 提到] [FROM: 10.]
妈妈,我在(三)愁人的夕阳


                       作者:尘若水(中国)

在T医院的日子,成为我们一家人最不愿意回首的记忆。

丈夫每天都要打两三次电话过来。生意的忙碌,加之回家后还要洗衣做饭地照顾女儿,更重要的是儿子的病情悬而未决,他的语气里,已经满是焦虑,他说星期六无论如何要到医院里来一趟。

5月19日早晨,我一觉醒来,第一眼便本能地看一看还在熟睡的儿子。

啊,儿子的脸上怎么有一团团的又红又肿的东西?

我慌忙去找医生。可是还不到七点钟,找不到管床医生,只有值班医生。

那是一个很和气的中年男医生。他仔细地看了看问了问,跟我说可能是药物过敏引起的,不要慌,等会孩子的管床医生来了会处理的。

直到教授查房的时候,才看到管床医生。经过前一天的冲突,我不知道怎样跟她开口,便直接问了徐教授。

徐教授吩咐张小婵给儿子开张皮肤科的检查单子,她怀疑是抗生素过敏。张小婵不在意地瞟了一眼儿子,对教授说出自己的意见:“我想,这种药都用了十二天了,要过敏早过敏了,看样子好象是风疹吧,我从前得风疹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她甚至有些幸灾乐祸地指责我:“现在外面梧桐树上的飞絮多的是,飞到脸上痒得很,一抓就起疹子,谁让你一打完针就没事人似的,带你儿子出去闲逛了。”

教授竟然认同了她的意见,让我再观察一天。

于是又跟以前一样,打了一天的吊针。

第二天天不亮,一晚没睡好的我,一睁开眼,就迫不及待地看儿子。

我看见儿子的脸上,昨天那一团团的又红又肿的东西,今天都连成了片,而且肿得更厉害了,象要流水的样子。我掀开他的衣服,看见他的肚皮上也全是同样的红斑。我叫醒儿子,让他坐起来,天啊,背上也是的。再往下看,大腿上也是的,连脚背上也是的。

眼前这个红肿着一张满月脸、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的小胖孩,是我那被他的奶奶骄傲地自夸是“长得象唐僧一样”的儿子吗?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不,不能听管床医生的,我要自己带儿子到医院皮肤科的专家门诊去看看。我拉起儿子就往住院部外面跑。

T医院的门诊是七点钟开始挂号,八点钟坐诊的专家教授上班。我一定要抢个头班,一定要赶在徐教授查房没有离开病房之前,得到一个确切的结果。

从六点半钟到八点钟,我一直在排队挂号。我看到候诊厅的所有的收费窗口前早已排满了人,有的人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睡眼惺松地,显然是刚从外地赶来的。到了八点钟的时候,医院的候诊厅已经象菜市场一样的热闹了。

这么多的人都来这个医院看病,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医院的医疗水平高啊。我突然觉得,自己对徐教授和张小婵的不信任,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

我的前面有还几个人。儿子跟在我的身边,一会儿吵着没有过早肚子饿得难受,一会儿吵着脸上身上到处都痒得不舒服。

在皮肤科门诊(3)室坐诊的那个女副教授,在我和儿子如坐针毡的注目礼下,非常镇定地在办公桌前用完了她一包牛奶一块面包的早餐,又不慌不忙地漱了口、洗了手,才有心思坐下来问诊。让人不得不相信,一个年过四十的女人,只有象她这样过着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有条不紊的生活,才能够保持着细嫩的皮肤和娇好的身材。

女副教授象用早餐那样从容地、一板一眼地问了所有该问的问题,前后左右上上下下地检查了儿子的身体,龙飞凤舞地在病历上写下了诊断意见:“水肿性红斑,抗生素过敏”,用一种对她的神经内科同事很不以为然的语气,跟我说:“马上去叫你儿子的主治医生,停用英贝齐”。

我拉着儿子一路小跑赶回病房,已经快到九点了,很显然,是见不到徐教授的了,我只好去找张小婵,看见她正趴在医生办公室的桌子上写着什么。

有了早晨在候诊厅里的所见所思,想到儿子那张可怜的小脸,再来跟张小婵说话,我不自觉地有了几分卑微。我说:“张医生,我刚才带儿子去皮肤科门诊了,医生说是英贝齐过敏,您看……”

张小婵停下手里的笔,头也不抬地“哦”了一声:“可是,今天的药护士已经配好了,还是将就着打了吧,要不这两支英贝齐的费怎么结?好了,别多说了,我还要写毕业论文呢。”

我真想照那张冷漠的俏脸甩过去两个耳光。

可是,我说出来的话却软得我恨不得打自己两下:“求您还是把我们今天的处方改一下吧,已经配好的药我来认帐,好不好?真的不能再用英贝齐了,您去看看我儿子那样……”

张小婵这才不情愿地起身,跟我来到病房。

她横了儿子一眼,一声没做。但是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她的慌张。

等我到外面给儿子买来早点,张小婵过来对我说:“从今天起,停用消炎药,用抗过敏药,其它药还是继续。”这是她作为一个管床医生,第一次主动跟我说话。

有些受庞若惊地,我紧跟着问了一句:“那个,钩端螺旋体的结果到底什么时候才出来啊?”这个结果不出来,儿子的病就不算确诊,我一定要问。

因为药物过敏的事,张小婵有些心虚,但还是心不在焉地说:“帮你问过了,下星期一开始做,大概星期三四才出来。现在主要的不是这个结果,是要把药物过敏的症状给消了。”出门的时候,她嘟囔了一句“这女人怎么这么拧啊”。

一直等到快十一点钟了,护士还没有来给儿子打针。我去问护士长,护士长反问我:“你没看见昨天护士发下去的催款条吗?再说今天你们又换了处方。”我这才想起,昨天的催款单上显示儿子住院帐号上只剩几十块钱了,本来准备今天一早就去交的,结果慌了一上午,忘了。

我抓起钱包,跑步到收费处交了两仟块钱。收费处有十二个窗口,每一次去都看见等着缴费的病人家属排着长长短短的队。我找了一个短些的队排着,完了又跑到护士站跟护士长说钱已经交了,护士长说那就马上给你们配药。

这个时候,钱好象已经不是钱了,人也好象不是人了。

我喘着气回到病房,儿子忧郁地望着我:“妈妈,你到现在还没过早,你饿不饿?妈妈,你要保重自己。”

听了儿子的话,我猛地感到胸前一阵涨痛,我知道这是乳腺增生的毛病又犯了。年过三十以后,不知怎么就得上这个毛病,每当着急生气的时候,它就赶趟似地来了。看来,为我看病的那个老医生说的没错:瘀气最易伤肝,肝伤气滞,气滞则血瘀,行至中端,则乳腺为痈矣。中午出去买饭的时候,我顺便到医院旁边的药店里买了一瓶药。我必须让自己的身体正常运转,儿子刚才说了,我要保重自己。

紧接着是双休日。双休日一般是不查房的,我强迫自己安下心来,就象张小婵说的那样,现在主要的是把儿子的药物过敏症状给消了。

周六的一大早,丈夫就带着女儿赶了过来。

一进病房,丈夫来不及看我一眼,他紧盯着儿子半个月前欢笑着跟他告别时还是光洁俊秀、现在却几乎没有一块好皮肤的脸——尽管在一天几个的电话里,他已经知道了大概的情况,但眼前的情形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愤怒、焦急、心痛的情绪,一齐聚集到他脸上,他腮帮子鼓得紧紧的,无比酸楚地抚摸着儿子,久久说不出话来。

女儿忍着眼泪望着弟弟,问我:“妈妈,吴边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啊?”

丈夫说要找医生,我说双休日这里只有值班医生,值班医生又不了解情况,找了也没有用。他听了就那样默默地坐着,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一起出去买早点的时候,我对丈夫说,你忘了你嘱咐我的话了?你说不管怎样,要我在儿子面前一定要总是笑的,要让他快快乐乐的。

再见儿子的时候,丈夫果然笑眯眯的,他说儿子,今天打完针了,老爸带你到中山公园去玩好不好?

我看见女儿的马尾辫梳得毛毛糙糙的,就重新给她梳了一遍。她说平时是她自己梳,今天爸爸有时间,以为他的手艺不错,结果还是梳得不好。

中午的饭,一家人是在病房里吃的。

那一段时间,我最怕看见儿子吃饭的样子。因为激素的副作用,他的饭量大得不得了,不象从前一家人在一起吃饭那样作报告似的说个不停,他只顾埋头狼吞虎咽的,象一个只知道贪吃的傻儿。

一个人的时候,我能够忍住,在丈夫面前,我的眼泪却象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收也收不住。

丈夫拍拍我的肩,对我做了一个笑脸,算是无言的安慰。

打完针已是下午四点钟了,初夏的阳光依然灿烂。从T医院到中山公园,步行不过一刻钟。沿路都是繁华的街景,对面就是我们一家人过年的时候还去过的武汉展览馆,还有麦当劳。在病房里关得有些呆呆的儿子,象一只出了笼的小鸟,兴奋得大喊大叫的。

姐弟俩手拉手地走在前面,说说笑笑的。从他们有生命的那一刻起,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长时间,双胞胎之间你悲我伤你欢我乐的心灵感应无时不在,此时相聚,难分难舍。即使是在小孩子最闹人的年龄,他们从来是不打架的,只吵架,吵到最后就变成了悄悄话,那种亲密和亲热,甚于一般的同胞。正如他们的名字,边就是际,际就是边,说一望无边也行,说一望无际也可以,说无边无际只不过是叠加用词罢了。

丈夫和我走在后面,满脸的忧伤。儿子右手右脚看上去越来越不灵活了,有几次不小心差点绊倒,那张被药物伤害的脸令人不忍多看。更重要的是,儿子的病情没有完全确诊,又出现药物过敏,医生的说法和作法令人无法产生信任和安全的感觉,真不知道再住下去会怎么样。可是不住下去又能怎么样?

公园里到处是举家出游的人们,他们的欢声笑语令人羡慕。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人们常说健康是福。没有了健康,幸福从何说起?

不时地有拍快照的人拉生意,二十块钱一张。丈夫说我们一家人来照一张吧,我说太贵了,他说钱是王八蛋,没了再赚,只要我的儿子快乐就好。

这张摄于2005年5月21日的照片,今天回首,令人不忍再看:丈夫和我强作笑容的脸上,那两双眼睛里是不尽的担忧;儿子鼓鼓胖胖的脸和突出的肚皮明显地露出病态,呆呆的眼睛没有一点神采;女儿昔日圆胖胖的脸变成了长脸,弟弟生了病妈妈不在家爸爸忙生意,她哪里笑得出来?

夏天的日暮时分,竟也是这般愁人。一边是匆匆西下的夕阳,一边是不忍离去的丈夫和女儿。

儿子问:“爸爸,你为什么非要回家?”

做父亲的说:“爸爸要回家做生意赚钱,找最好的医生给你治病。”

儿子问:“爸爸,那你说我的病什么时候才好?”

做父亲的说:“等爸爸来接你回家的时候。”

人头攒动的站台上,我是多么希望507路车再晚一点开过来。

儿子踮着脚,拚命地向已经上了车的父亲和姐姐挥手。公交车驶出很远,他才放下挥着的左手,旋即,又牵着我的手说:“妈妈,我们回医院去吧。”

牵着儿子的小手走在街头,那些繁华奢侈车水马龙的街市与我无关,一种母子相依为命的凄凉涌上心头。

往日那些一家人长相厮守的幸福生活,是那么令人神往。



 
16   [USMedEdu 于 2008-09-27 22:40:35 提到] [FROM: 10.]
妈妈,我在(二) 我的心一下子全乱了

                        
作者:尘若水(中国)




一念之间,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走向。

或许,这一切又是命中注定,无论你怎样选择,都无法逃避。

我和丈夫就是在“一定要为儿子找最好的医生”的一念之间,带着儿子来到了全国有名的、武汉市最好的医院——T医院。

时至今日,我都不敢肯定,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

T医院神经内科的门诊医生让我们马上住院。于是我们办好了手续后,就回家准备住院要用的东西。

记得那是初夏一个凉爽的早晨,女儿刚从睡梦中迷迷糊糊醒来,我带着儿子已经上了出租车,丈夫则赶到学校食堂忙生意去了。临行的前夜,他一再嘱咐我:“不管怎样,你在儿子面前一定要总是笑着的,要让儿子快快乐乐的。”

望着车窗外一晃而过的熟悉的街景,心里生出说不出的伤感。以前的这个时候,两个孩子坐在家里的餐桌旁,喝着香香的牛奶,吃着我做的可口早餐,然后背着款式相同颜色不同的书包,说着“妈妈拜拜”,手拉手地去上学。我每天站在窗前,目送他们走到看不见,心里的幸福满得都要溢了出来。

可是今天,女儿必须自己拿着零钱拎着牛奶到外面去过早。不知道她会不会迟到?儿子这一去,什么时候才可以病好回家?

儿子坐在我身边,带着隐隐的哭腔问:“妈妈,你帮我向老师请假了吗?老师同意了吗?”我说老师同意了,还说要你好好治病,早点回去上学。

可是,谁都没想到,这一去就是整整一个月。而且,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儿子才重新回到他五(二)班的教室,只是,物是人非,老师和同学都不是原来的了。

我们赶在七点半钟教授查房之前,来到了T医院。

除了生孩子的时候剖腹产住了七天医院,加上家里的亲人很少有人生病住院,医院于我来说是陌生的。一踏进T医院的住院部,我一下子惊呆了:怎么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啊,连走廊里都加了床!走在长长的窄窄的挂满了药水瓶的走廊上,有谁能相信只有一墙之隔,外面就是繁华的车水马龙的街市!

那些躺在病床上的人痛苦不堪的脸和陪床的人焦虑不安的脸,让我一下子进入了病人家属的角色。而我可怜的儿子,他的神情很快郁闷起来。

儿子是三病区303房的26床。我从病房门的铭牌上知道,儿子的主治医生是徐教授,管床医生姓张。请原谅我在下面的行文中,一直对这个管床医生直呼我为她取的一个假化的名字,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将“医生”这个神圣的称呼,加在她的姓名后面。

查房的时间到了。原来,徐教授是名五十出头的女性,她的身后跟着十多个年轻的医生。后来才知道,那些年轻人大都是T医科大学的实习生,而张小婵是一个在读的研究生。

徐教授给儿子下的结论是脑梗塞,初步估计是病毒或寄生虫感染引起的脑动脉炎,使血管壁增厚发生血栓形成肿块,压迫了神经,造成对侧肢体轻微偏瘫。致于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还有待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她重点怀疑是是寄生虫钩端螺旋体感染,因为我们来自新洲区,那里曾是湖北省乃至全国的重点疫区。而这种病的主要治疗手段就是打消炎针和用激素类药物,病灶消除了,神经的压迫解除了,孩子也就恢复正常了。

徐教授给出的方案是在各项检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先按动脉炎来治疗。

不就是打打针就好了吗?听了和蔼的教授轻言细语的话,看着跟在她身后的年轻医生专注地聆听着教授的讲解,我悬着的心总算落实了。

我高兴地马上把这个结论打电话告诉了丈夫,却没有想到在这个全国有名的大医院里,一个小小的钩端螺旋体的检查结果,我们整整等了二十五天!

从上午九点钟到下午四点半钟,儿子都躺在病床上打吊针。每当我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他就象一个小婴儿那样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神情凄哀地说:“妈妈,不要离开我。”我说,儿子,别怕,你在哪里,妈妈就在哪里。

出病房过早,对每天差不多八个小时都躺在床上打吊针的儿子来说,是很开心的时候。

我总是故意走在后面看他走路,发现情况比先前好一些了,手的摆动也有劲多了。查房的时候,徐教授告诉我,儿子的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只是钩端螺旋体的检查结果还没有出来,她说她观察儿子的肢体情况也好了一些,说明她怀疑是钩端螺旋体感染差不多是正确的。

我问那么钩端螺旋体的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徐教授说再等两天吧,现在情况在好转,就别急着问检查结果了。

晚上儿子睡着了,病房里的灯都关了,我睡不着,就转到对面的医生办公室里坐坐。这里的实习生很多,桌子上总有一些教科书。经常放在上面的,是一本《神经内科学》,断断续续地,我就翻开来看。虽然我不能深入地看懂,但表面文字我还是懂的。所以,儿子如果真的是徐教授说的脑动脉炎,我就放心了。

只是书上说,脑动脉炎主要用药是青霉素和激素药。可是儿子和病房里其它的病人一样,用的都是头孢类的各种英文音译名称的、动辄一佰多块钱一支的消炎药。因为青霉素的价格太低廉了,中间没有成倍成倍的差价,哪个大医院还会大量地用它啊。

儿子那四个大小不一的吊瓶里,配的是头孢类消炎药英贝齐、激素类药物地塞米松、扩张血管药物路路通、神经营养药物斯替比。仅此一项,一天的费用就是六佰多块钱。

我不知道,儿子的肢体状况有所好转只是用了激素和扩张血管的药物路路通的暂时作用,几天后路路通在医院药房缺货了,就停用了,儿子的状况又恢复到刚来时候的样子。

而且儿子明显地胖了起来,口胃也大了,每次不到吃饭时间就催着我下楼给他买吃的。饭一买回来,他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过一会儿又喊饿,他的肚子就象总也填不满似的。有一次护士来打针,我问为什么会这样,护士说这是因为每天10毫克的激素地塞米松的副作用,停了药就会好的。

然后这个长相很清秀的护士,压低声音好心地提醒我:“明天教授查房的时候,你自己记得问一下,这个10毫克的量是不是大了点。我觉着我当了两三年的护士,这么大的孩子用这个量的,比较少见,除非是特严重的病情。还有就是按常规,这么厉害的消炎针打了一个星期,效果也该差不多了吧。”末了,她又嘱咐我,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我只是觉得你儿子这个样子,唉,怪可怜的。

护士跟我说这话的时候,儿子住院已经九天了。

早上徐教授查房的时候,我就按护士的提醒把自己的一些疑问提了出来。教授非常耐心地跟我做了解释,我又有些急切地说:“可是徐教授,我们已经来了十天了,每天就是打针,那个钩端螺旋体的结果,几时出来啊,不知道结果,我这心里总象没底似的。”

徐教授有些不悦地吩咐管床医生张小婵:“马上打个电话问一下检验科。”

几分钟后,张小婵过来对教授汇报说:“王老师说实验室的试验盒没有了,还没有买回来,还要等几天。”

我一下子就急了:“还要等几天?我儿子都打了一个疗程的消炎针了,他做检查的血液都送过去九天了啊,不是扩张血管的药没了,就是实验室做不成检查,这是T医院吗?”

个子比我高半个头的、二十四五岁的实习医生张小婵不屑地白了我一眼:“你以为你没事的时候,偷偷去翻了几下教科书就挺懂似的,什么打了一个疗程的消炎针啊?”她用手指指别的病床:“你们才来几天啊,人家都住了一个多月了,也没你这么大火。”

我气得眼泪都出来了:“不是你的儿子,你就不急啊?”

这时,徐教授已经查完房回到了医生办公室,她显然听到了我和张小婵的争执,而且张小婵以极快的速度跟她作了汇报。我站在儿子的病床边,正好看得见坐在办公室的她。

徐教授和蔼地冲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她用一种不容我质疑的口吻说:“我们的治疗已经跟上了,什么结果对你已经不重要了,你儿子的病是一种病毒引起的变态反应。”我执拗地问,您是说血液的检验结果已经不重要了吗?

教授露出跟刚才一样不悦的神情:“对你不重要,对我们重要。你要问得那么清楚做什么?是你给你儿子治病吗?难道你不相信我吗?”

面对教授的诘问,我无言以对,只能说:“肯定相信。”然后,我又忍不住说:“可是,我儿子会不会是病素感染以外的,比如说是长了个什么东西……”

教授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再做一个既定疗程,再说吧。”

我倒吸一口凉气:还要打十天的吊针?

母子连心。

是的,我是一个医盲,可我是一个母亲。

教授这一番说不出所以然来的话,不足以让一颗母亲的心信服、安定。

想起临行前丈夫沉重的脸色,我的心一下子全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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