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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澄: 凌峰医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外科医生(匠人),不具有医学科学家的基本素质
作者:USMedEdu
发表时间:2008-02-11
更新时间:2008-02-11
浏览:213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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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峰医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外科医生(匠人),不具有医学科学家的基本素质

王澄医生 2007年6月12日


一. 刘海若从来就没有过脑死亡
刘海若脑死亡的话全是中国人编的。中国的报刊最能激动爱国主义的话就是:英国医生宣布脑死亡的病人被北京医生救活了。【凤凰网访谈节目《凤凰非常道》,于日前有幸邀请到当年将海若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教授。】

上面的说法第一个错误是英国医生从来就没有宣布过脑死亡。第二个错误是在抢救刘海若的整个医疗过程中,英国医院的28天是最关键的。要我说,第一份功劳是英国医生,第二份功劳是凌峰医生。我相信天下所有的医生都会同意我这个医生的意见,包括凌峰医生本人。中国人用“英国医生感到没希望了。”和“凌锋大夫的正确诊断,海若的肝部伤口终于在伤后的第五天被缝合完毕。”来抹杀英国医生的主要功劳,把所有的功劳都归功于凌峰医生。这是不公平的。而凌峰医生却坦然接受,至少让我的感觉是凌峰医生认为英国医生不如她。

刘长乐说的话非常外行,和凌峰医生一样,有“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刘长乐说:“那家(英国)公立医院的大夫能力的确有限,对脑死亡的定义过于简单。”给人一种“如果没有凌峰医生的工作,刘海若的脏器已经被拿光了”的感觉。脑死亡的定义在西方从来就没有简单过,更别说“过于简单。”脑死亡是给还有心跳的人开“死亡证”,是西方国家医院里最为慎重的事。我在文章后附上了美国神经医学会脑死亡标准。你看看里面有多少事要观察记录。(这篇文章还只是一个简要介绍Summary Statement.)简单的说,脑死亡最关键的确认是“不可逆转。” 什么不可逆转?1。昏迷,2。大脑功能丧失,3。脑干反射消失,4。无自主呼吸。为了确定这四项,除了许多临床检查外,还要做一些仪器检查。作出诊断后,一般间隔6 小时再复查一次才能确认。医生小组里一定要有神经科医生。

[凌峰教授说,“当时,英国的医生其实还没有白纸黑字确定刘已脑死,只是怀疑她可能脑死,要做进一步的鉴定。刘海若当时已处于植物状态,对外界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因此,英国医生提出这种怀疑是合理的。”] “植物状态”和“对外界完全没有反应”说明病人昏迷和大脑无功能。但并不表明脑干无功能和没有自主呼吸。对于这样的病人,医生常会说,可能没希望了。但离宣布“脑死亡”还差的很远。

植物状态的定义是:由于缺乏大脑皮层的功能,病人不能够和外界有交互行为,但是有清醒的可能。 Definition of Vegetative State: Loss of capacity to interact with the environment despite the preserved potential for spontaneous or stimulus-induced arousal (due to absence of cortical activity).

昏迷的定义是:丧失意识,无法唤醒。Coma is a state of unconsciousness from which the patient cannot be aroused;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self- or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植物状态和昏迷的主要区别是:植物状态有“醒”和“睡”的两种不同的状况。 Vegetative state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presence of intermittent wakefulness evidenced by sleep-wake cycles.

从医学概念上看,植物状态只是大脑皮层的功能障碍,并有苏醒的可能,离脑死亡差远了。理由是:1。植物状态可能“可逆”,2。植物状态比昏迷“病情轻”,3。植物状态脑干功能正常,4。植物状态有自主呼吸。所以,根据植物状态,说英国医生提出脑死亡的怀疑是不合理的。没有一个西方的医生会作这种事。报道说,【曾经讲过自己的英文名字叫 Tanya】【海若在这之前已经动过四次大手术】英国医生会给一个“几乎脑死亡”的病人作四次手术吗?

所以我认为,英国医生在这种情况下说“我认为没多大希望”是有的,怀疑脑死亡的中国式说法是不合逻辑的。下面两句话都是凌峰医生自己说的:“英国的医生其实还没有白纸黑字确定刘已脑死”和“英国医生几乎要宣布是脑死亡”。这两句之间也是凌峰医生“填的空”。我现在不能判定“填空”的主观猜测的成分有多少,但是我不相信凌峰医生和英国医生在医学概念上有顺利的交流。因为凌峰医生不是西方医生“圈子”里面的人,她差得很远,一张嘴术语就说错了。(1990年到1991年,凌峰曾经在英国伦敦神经外科医院做过访问学者。请问这个访问学者,一年365天有几天在英国医院的手术台上作手术,有多少次参加了医生间的非正式的病例讨论?)

我并不是故意在这里和刘长乐和凌峰谈学问,挑人毛病。而是认为他两人对西方临床医学的行为,语言,和定义非常外行。英国人没有人说脑死亡,可是他两人却从脑死亡开始说起,从而塑造了一个神医,她能把不可逆的状况变成可逆的。把死人变活了。

刘海若在英国医院的28天的故事,都不是英国人说的。都是中国人说的。我并不怀疑凌峰医生,刘长乐,和病人家属的描述有故意欺骗人的地方。可是,我非常怀疑凌峰医生的英语口语听力能力,我不知道她在和英国医生谈话的时候,或听英国医生讨论的时候,是不是能听懂70-80%的内容。此外,我后面会提到,凌峰医生的医学知识面非常狭窄。英国医生讨论问题的思路,她这样的人不可能完全跟上。

我希望媒体专家刘长乐能找到英国的报道来反驳我,我很想听听英国的医生(用英文)是怎样说刘海若的“脑死亡”的。


二.危重病人长途转运是身为医生非常不负责任的决定
诚然,按西方国家的规定,只有病人自己有继续留院或转院的权利。当病人昏迷的时候,病人的丈夫有权利;病人的丈夫死了,成年的儿女有权利;如没有成年的儿女,病人的父母才有权利。这样严格的规定就是为了“别人做出的决定是为了病人本人好。”

报道说:【凌峰教授对海若病情的判断,在海若家人心中点燃了希望。在英国短短的三天,正是海若与死神搏斗的关键时刻,凌峰教授为海若获得了起死回生的机会与权利,也获得了海若家人的极大信任和依赖。】海若的家人好像不是学医的。他们看不惯英国医院的做法,并不等于英国医院做的不对。海若的父母有权决定转院这在法律上没有错。但是,帮助海若的父母做出转院决定的凌峰医生是大错特错了。

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会认为英国对刘海若的抢救和治疗水平会比中国的差。凌峰医生想要帮忙,并对英国医生的治疗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在英国没有发挥自己能力的可能,所以就惘顾病人的性命,冒险把病人转回中国。尽管后果很好,但是这也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是考虑问题欠成熟的决定。危重病人转院是一个医疗和法律两方面的技术问题,在西方,一定要把病人的安全放在首位,并且不容许冒险。凌峰医生习惯于把中国农村的病人转到城里,跑到英国也这样作,可见她对西方医疗体系十分不了解,完全是中国式的思维。因为她在“冒险”。

以后的报道是这样说的:
【记者问她当初把刘海若带回北京治疗时,有几成的把握可以治好她,凌教授谦虚地表示,其实不是很有把握,因为她的脑部创伤确实不轻,脑部血肿情况严重。 不过凌教授说:“即使是只有一分把握,也一定要尽全力试一试,才问心无愧,不会有所遗憾。”】

【从刘总不经意的言谈中,记者发现,原来海若来到宣武医院后的治疗并不是一帆风顺:“其实海若在宣武医院治疗并不轻松,大部分医生看过海若的诊断后都认为海若的生还几率不大。海若出事后,样子惨不忍睹,她的头部肿胀得极大,双眼乌黑发紫,我在床边呼唤了半小时,她也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想做出一点表示,但她已经做不出什么表情了。后来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在宣武医院的两次高烧还是让我提心吊胆地牵挂了一段时间。”】

为什么要让这样的病人担当长时间旅途风险?全中国有几个脑外科医生同意这次转院?我总看到,中国的医生和中医都憋得很,很想找个机会露一手。我劝大家不要有这种想法,这样想一定会弄巧成拙。中国的现代医学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还差得很远,差20-30年都不止。有些中国外科医生觉得自己的刀开得比老外好,可是这个优点不能替代你脑子里医学知识的匮乏。


三.凌峰不知现代康复医学为何物
凌峰医生身为神经外科医生居然对与她密切合作的现代康复医学知之甚少。这是全中国医生的缺点。因为她的医院以前没有标准的现代康复医学服务与她的工作配套。凌峰医生不知道什么是标准的现代康复医学,也不知道现代康复医学是一门科学,中医是不能替代的。所以,在海若的康复过程中,中医帮了忙,凌峰医生朴素地认为应当感谢,怎么能“取缔”?

一个严重脑外伤并发多处损失的病人,“起死复生”的事常有。当人人都说刘海若的病例是奇迹的时候,凌峰医生的医学科学水平就露出来了。《科学时报》 2005.04.09报道:凌峰表示,刘海若的恢复不是用了什么新药,也和高精尖的仪器无关,而是一种新的医疗理念。在《科技中国》杂志上,凌峰发表了《整体自洽医学理论在医疗实践中的应用探索》,总结了刘海若得以康复的医学理论,她的这一观点出现在《科技中国》杂志上,这也是她首次披露了刘海若康复的 “秘密”。

【整体自治医学理论是凌峰教授在对刘海若的治疗过程中,探索并总结出来的一种治疗理念。即认为人体是一个具有强有力的调节能力以维持生命的内稳定自组织系统,任何医疗手段都是通过干预这个自组织系统对疾病起作用的。病人的康复,实为人体内稳定机制和医生适当干预耦合的结果。所以,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应给予适度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干预,给机体提供一个良好的恢复环境,促使机体进行自我恢复,从而避免了只针对某一病灶施治却给机体其他器官带来不必要的伤害。刘海若的康复并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就得益于这个理论,这个治疗理念因此引起医学界的关注。这期杂志还刊登了中医大师邓铁涛、神经外科专家鲍遇海发表的回应文章,同时有很多感人的细节。 】

【可以看到,在过去,治疗上的整体理念运用得很不充分,往往是根据学科的划分,把治疗分为一段一段的,一个科室的治疗结束以后,再转到别的科室,这样往往延误其他方面的治疗。在治疗刘海若过程中,在有1%的希望的时候,他们都要去尽100%的努力,他们充分运用了中西医的结合的方式,在宏观和微观上双管齐下,同时打破专业界限,实现科际间的合作。始终贯彻以神经外科为主、多学科联合的方针,每进行一项神经外科的质量手段必当考虑其他方面的影响,每决定一个治疗方案,必定请求其他科室的支持和帮助。在整体理念的的贯彻下,对刘海若有十多项治疗在同时展开,而在这些治疗同步的同时还进行统一调配、统一指挥,有预见性的“棋看三招”,把问题先布置,包括康复、理疗、认知功能。由于统合了各种科学理念如整体、自洽、平衡的理论等等,经过一年的训练,最终让刘海若起死回生。 】

刘海若一个病例的成功,就让中国的脑外科医生总结出“康复的医学理论”。那现代医学的康复医生就只好去卖豆浆了。凌峰医生上面的说法只不过是“工作记录”加上中医整体论的变种。我劝凌峰医生有空多读读美国的神经外科和神经疾病康复医学的书,少胡驺八扯“整体自洽医学理论”。推动现代康复医学的进步还轮不上你和中医。像凌峰这样的中国外科医生是典型的“匠人”水平,对本专业的“周边”医学知识太缺乏了。因为中国整体的现代医学水平很差,该有的都没有,该见的也没见过。所以才会有人 “捞过界”瞎说。还以为自己发明了什么。


四.不和谐的范例
这件事最不好的就是把对危重病人的救治演成了政治剧,中医竟然还在里面扮个角色。凌峰医生还傻虎虎地在这场政治剧里紧忙活。刘海若是台湾人在香港工作,从英国把海若拉回香港或台湾都是顺利成章的事。一定要把海若转送到北京吗?难道香港和台湾的医院都不能救治脑外伤病人吗?北京立即满足了刘海若家人的要求,派北京的医生去英国会诊,病人后来在北京的成功治疗,体现了北京政府对香胞和台胞的关怀,并展示了中国脑外科及康复医学水平的高超。两相得益。可是,却伤害了无数其他的人。什么人病了值得北京倾全城之力来救治?香胞在中国就这么香吗?英国医院把刘海若当作普普通通一个人来救治有什么不好?中国的平民,穷人,和农民能够获此殊荣吗?

报道说:【为了节省时间,海若的家人最后决定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为此国航特地破例配备了双机长和双乘务长,另外为防备海若病情突然严重,还选择了五个备降场。为让海若安全回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做了全方位的准备,就连担架位置选择也是精心设计,并准备了7瓶氧气。】

今天,无论是从医学的角度还是从政府的角度看刘海若从英国送回北京救治的事,完全是画蛇添足。决定这件事的中国官员没有脑子。因为你做了这件事,就无法回答下面的问题。是不是今后中国驻外的所有外交人员,外派劳工出现脑外伤时中国都派专家去参与驻在国医生的治疗?可别忘了,刘海若是私人旅游,而外交和外派人员是为国家驻外工作。再者,中国的医生有驻在国的医生执照吗?没有该国的医生执照怎么可以参与该国的医疗活动?出了问题谁负法律责任?今后,正确的作法是中国政府立即表示关心和慰问,并“相信该国医院一定会尽到力。”

中国强调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说明了中国以前的社会不和谐。在不和谐社会里呆惯了的人们要向和谐社会转变,很多思维方法都要变。只有把中国广大的平民,穷人,农民时时刻刻放在心上,这个社会才能和谐。领导人和对社会有影响的人病了,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抢救,那么农民病了呢?

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

轻松一下,说个美国医生笑话。话说人类到了脑移植时代。有个病人得了脑病,需要脑移植。医生说,你到脑库自己先买一个。病人到了脑库,工作人员问,“你要买便宜的还是要买贵一些的脑子?” “脑子和脑子还不一样吗?”病人反问道。“当然不一样,比如拳王阿里的脑子就是最便宜的,外科医生的脑子就是最贵的。”工作人员答道。“为什么?”病人又问。“拳王阿里生前脑子被打的遍体鳞伤,他的脑子就像一部破车。而外科医生生前只用手,从不用脑子。他的脑子是brand new(崭新的)。”工作人员答道。
(完)

附录:美国成人脑死亡标准
PRACTICE PARAMETERS:
DETERMINING BRAIN DEATH IN ADULTS
(Summary Statement)
Report of the Quality Standards Sub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
Overview. Brain death is defined as the irreversible loss of function of the brain, including the brainstem. Brain death from primary neurologic disease usually is caused by severe head injury or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In medical and surgical intensive care units, however, hypoxic-ischemic brain insults and fulminant hepatic failure may result in irreversible loss of brain function. In large referral hospitals, neurologists make the diagnosis of brain death 25 to 30 times a year.
Justification. Brain death was selected as a topic for practice parameters because of the need for standardization of the neurologic examination criteria for the diagnosis of brain death. Currently,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clinical practice in performing the apnea test and controversies over appropriate confirmatory laboratory tests. This document outlines the clinical criteria for brain death and the procedures of testing in patients older than 18 years.
Description of the process. All literature pertaining to brain death identified by MEDLINE for the years 1976 to 1994 was reviewed. The key words "brain death" and "apnea test" (subheading, "adult") were used. Peer-reviewed articles with original work were selected. Current textbooks of neurology, medicine, pulmonology, intensive care, and anesthesia were reviewed for opin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review and expert opinion, recommendations are presented as standards, guidelines, or options. The recommendations in this document are guidelines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see Definitions).

I.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clinical diagnosis of brain death
A. Prerequisites. Brain death is the absence of clinical brain function when the proximate cause is known and demonstrably irreversible.
1. 1.Clinical or neuroimaging evidence of an acute CNS catastrophe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brain death
2. Exclusion of complicating medical conditions that may confound clinical assessment (no severe electrolyte, acid-base, or endocrine disturbance)
3. No drug intoxication or poisoning
4. Core temperature ≥ 32° C (90°F)
B. The three cardinal findings in brain death are coma or unresponsiveness, absence of brainstem reflexes, and apnea.
1. Coma or unresponsiveness--no cerebral motor response to pain in all extremities (nail-bed pressure and supraorbital pressure)
2. Absence of brainstem reflexes
a) Pupils
(a) No response to bright light
(b) Size: midposition (4 mm) to dilated (9 mm)
b) Ocular movement
(a) No oculocephalic reflex (testing only when no fracture or instability of the cervical spine is apparent)
(b) No deviation of the eyes to irrigation in each ear with 50 ml of cold water (allow 1 minute after injection and at least 5 minutes between testing on each side)
c) Facial sensation and facial motor response
(a) No corneal reflex to touch with a throat swab
(b) No jaw reflex
(c) No grimacing to deep pressure on nail bed, supraorbital ridge, or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d) Pharyngeal and tracheal reflexes
(a) No response after stimulation of the posterior pharynx with tongue blade
(b) No cough response to bronchial suctioning
3. Apnea--testing performed as follows:
a) Prerequisites
(a) Core temperature ≥ 36.5°C or 97°F
(b)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 90 mm Hg
(c) Euvolemia. Option: positive fluid balance in the previous 6 hours
(d) Normal PCO2. Option: arterial PCO2 ≥ 40 mm Hg
(e) Normal PO2 Option: preoxygenation to obtain arterial PO2 ≥ 200 mm Hg
b) Connect a pulse oximeter and disconnect the ventilator.
c) Deliver 100% O2, 6 l/min, into the trachea. Option: place a cannula at the level of the carina.
d) Look closely for respiratory movements (abdominal or chest excursions that produce adequate tidal volumes).
e) Measure arterial PO2, PCO2, and pH after approximately 8 minutes and reconnect the ventilator.
f) If respiratory movements are absent and arterial PCO2 is ≥ 60 mm Hg (option: 20 mm Hg increase in PCO2 over a baseline normal PCO2), the apnea test result is positive (ie, it supports the diagnosis of brain death).
g) If respiratory movements are observed, the apnea test result is negative (ie, it does not support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brain death), and the test should be repeated.
h) Connect the ventilator if, during testing, th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becomes ≤ 90 mm Hg or the pulse oximeter indicates significant oxygen desaturation and cardiac arrhythmias are present; immediately draw an arterial blood sample and analyze arterial blood gas. If PCO2 is ≥ 60 mm Hg or PCO2 increase is ≥ 20 mm Hg over baseline normal PCO2, the apnea test result is positive (it supports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brain death); if PCO2 is < 60 mm Hg or PCO2 increase is < 20 mm Hg over baseline normal PCO2, the result is indeterminate, and an additional confirmatory test can be considered.

II. Pitfalls in the diagnosis of brain death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may interfere with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brain death, so that the diagnosis cannot be made with certainty on clinical grounds alone. Confirmatory tests are recommended.
A. Severe facial trauma
B. Preexisting pupillary abnormalities
C. Toxic levels of any sedative drugs, aminoglycosides,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anticholinergics, antiepileptic drugs, chemotherapeutic agents, or neuromuscular blocking agents
D. Sleep apnea or severe pulmonary disease resulting in chronic retention of CO2

III. Clinical observations compatible with the diagnosis of brain death
These manifestations are occasionally seen and should not be misinterpreted as evidence for brainstem function.
A. Spontaneous movements of limbs other than pathologic flexion or extension response
B. Respiratory-like movements (shoulder elevation and adduction, back arching, intercostal expansion without significant tidal volumes)
C. Sweating, blushing, tachycardia
D. Normal blood pressure without pharmacologic support or sudden increases in blood pressure
E. Absence of diabetes insipidus
F. Deep tendon reflexes; superficial abdominal reflexes; triple flexion response
G. Babinski reflex

IV. Confirmatory laboratory tests (Options)
Brain death is a clinical diagnosis. A repeat clinical evaluation 6 hours later is recommended, but this interval is arbitrary. A confirmatory test is not mandatory but is desirable in patients in whom specific components of clinical testing cannot be reliably performed or evaluated.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any of the suggested confirmatory tests may produce similar results in patients with catastrophic brain damage who do not (yet) fulfill the clinical criteria of brain death. The following confirmatory test findings are listed in the order of the most sensitive test first. Consensus criteria are identified by individual tests.
A. Conventional angiography. No intracerebral filling at the level of the carotid bifurcation or circle of Willis. The external carotid circulation is patent, and filling of the superior longitudinal sinus may be delayed.
B. Electroencephalography. No electrical activity during at least 30 minutes of recording that adheres to the minimal technical criteria for EEG recording in suspected brain death as adopted by the American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Society, including 16-channel EEG instruments.
C. Transcranial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1. Ten percent of patients may not have temporal insonation windows. Therefore, the initial absence of Doppler signals cannot be interpreted as consistent with brain death.
2. Small systolic peaks in early systole without diastolic flow or reverberating flow, indicating very high vascular resistance associated with greatly increased intracranial pressure.
D. Technetium-99m hexamethylpropyleneamineoxime brain scan. No uptake of isotope in brain parenchyma ("hollow skull phenomenon").
E. 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s. Bilateral absence of N20-P22 response with median nerve stimulation. The recordings should adhere to the minimal technical criteria for 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 recording in suspected brain death as adopted by the American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Society.

V. Medical record documentation (Standard)
A. Etiology and irreversibility of condition
B. Absence of brainstem reflexes
C. Absence of motor response to pain
D. Absence of respiration with PCO2 ≥ 60 mm Hg
E. Justification for confirmatory test and result of confirmatory test
F. Repeat neurologic examination. Option: the interval is arbitrary, but a 6-hour period is reasonable.

Acknowledgements
The Quality Standards Subcommittee wishes to express particular gratitude to Eelco F. M. Wijdicks, MD, for his work in preparing the background paper as well as this summary statement. Jasper R. Daube, MD, served as facilitator for this project.
The Quality Standards Subcommittee thanks the Ethics and Humanities Subcommittee and the fifteen members of the AAN Member Reviewer Network who reviewed and returned comments on these practice parameters. The Subcommittee appreciates the reviews of several other critical care specialists.

Quality Standards Subcommittee: Jay H. Rosenberg, MD (Chair); Milton Alter, MD, Ph.D.; Thomas N. Byrne, MD; Jasper R. Daube, MD; Gary Franklin, MD, MPH; Benjamin Frishberg, MD; Michael L. Goldstein, MD; Michael K. Greenberg, MD; Douglas J. Lanska, MD; Shrikant Mishra, MD, MBA; Germaine L. Odenheimer, MD; George Paulson, MD; Richard A. Pearl, MD; and James Stevens, MD.

Note. This statement is provided as an educational service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 It is based on an assessment of current scientific and clinical information. It is not intended to include all possible proper methods of care for a particular neurologic problem or all legitimate criteria for choosing to use a specific procedure. Neither is it intended to exclude any reasonable alternative methods. The AAN recognizes that specific decisions on patient care are the prerogative of the patient and the physician caring for the patient and are based on all the circumstances involved. Regardless of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atement, the Quality Standards Subcommittee of the AAN recognizes the need to comply with state law.

Reviewers of these practice parameters
Medical societies invited to comment on these practice parameters: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Family Physicians (which provided comment),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Neurological Surgeons, and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Definitions for classification of evidence
Class I. Evidence provided by one or more well-design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
Class II. Evidence provided by one or more well-designed clinical studies such as case-control and cohort studies.
Class III. Evidence provided by expert opinion, nonrandomized historical controls, or one or more case reports.

Definitions for strength of recommendations
Standards. Generally accepted principles for patient management that reflect a high degree of clinical certainty (ie, based on class I evidence or, when circumstances preclude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overwhelming evidence from class II studies that directly addresses the question at hand or from decision analysis that directly addresses all the issues).

Guidelines. Recommendations for patient management that may identify a particular strategy or range of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that reflect moderate clinical certainty (ie, based on class II evidence that directly addresses the issue, decision analysis that directly addresses the issue, or strong consensus of class III evidence).
Practice options or advisories. Strategies for patient management for which clinical certainty is lacking (ie, based on inconclusive or conflicting evidence or opinion).
Practice parameters. Results, in the form of one or more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from a scientifically based analysis of a specific clinical problem.

Reference
1. The background paper by Eelco F. M. Wijdicks, MD is available upon request at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 office.
Approved by the Quality Standards Subcommittee July 20, 1994. Approved by the AAN Practice Committee July 29, 1994. Approved by the AAN Executive Board September 24, 1994. Published in Neurology 1995;45:1012-1014.
Address correspondence and reprint requests to Quality Standards Subcommittee, 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 1080 Montreal Avenue, St. Paul, MN, 55116 or customer service at 1-800-879-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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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2条评论
1   [USMedEdu 于 2011-05-16 11:41:07 提到] [FROM: 142.]
再评陈竺的“系统生物医学”

  王澄

  一个多月前我在《医学评论网yxpl.net》和《百拇医药》上发表了一篇长文
“陈竺的‘系统生物医学’救不了中医。”昨天,也就是2008年2月4日下午5时
到6时,我在纽约市的Weill Cornell 医学院的Uris演讲厅聆听了美国系统生物
学的领袖级人物Leroy E. Hood, MD, PhD的演讲。(地址:1300 York Avenue,
New York, NY 10065)Hood医生的演讲题目是:系统生物学和系统医学:朝向可
预测,可预防,个体化,和可参与的医学之路。(Systems Biology and
Systems Medicine: Towards Predictive, Preventive, Personalized and
Participatory Medicine. )Hood医生是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系统生物学研究所所
长。President, Institute for systems biology, Seattle, Washington.

  听完Hood医生的报告,感觉有些失望。有一种系统生物学到了强弩之末的感
觉。演讲的题目内涵太大,证据严重不足。特别是硬证据Hard data不足。也可
能听众多数是临床医生,Hood医生在报告中专门举了Prion病的小鼠模型。他说
把Prion病的病毒让小鼠感染以后,可以观察到小鼠脑组织的病理进展。那些被
破坏的脑组织蛋白如果能从血液里检测出来,或能够被修理,那么对Prion病就
有预测和个体化治疗作用。

  整个演讲的内容给人的感觉是对未来医学进步的断言多于手上已经有了的事
实。系统生物学看不出有革命性的进步。当Hood医生讲到系统生物学的概念可以
延伸到系统经济学,系统政治学等领域时,听众觉得他扯远了。当Hood医生提到
他的研究和一个“小国small country”建立合作(我猜是韩国),以及希望和
美国医学院建立合作关系时,给在场的听众一种“再往下走挺困难”的感觉,至
少是经费困难。

  听完演讲后,我还和一起听讲的一位搞基础的朋友认真讨论了一会儿。我们
共同认为,系统生物学或系统生物医学的“远景规划”(成为可预测,可预防,
个体化,和可参与性医学)过于牵强。我们相信现代医学科学对于疾病的认识一
定会越来越细致,被发现的起到病理作用的蛋白,基因等基本元素也会越来越多。
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的了解也会越来越深入。为此也将越来越依赖大型电
脑的帮助。但是,一定会走到系统生物学或系统生物医学今天所给出的“远景规
划”吗?目前证据严重不足。我个人的意见是与其让人确信“远景规划”,还不
如不要“远景规划”,走着看。

  此时此刻,我倒是对下面三件事态度非常肯定:

  一.建议中国政府不要对陈竺的系统生物医学予以经费支持。中国的国情不
适合作这种不确定类型的研究。中国的医学科学研究应当趋于保守。中国纳税人
的钱应当只用在学习国际上成熟的经验上。对于Hood医生领导的系统生物学研究,
中国人应当多看,不要积极响应。因为很有可能出不来什么实用性成果。

  二.陈竺搞的系统生物医学又忽悠中医一把。陈竺自己没有都搞清楚是个什
么事情。系统生物学说自己将来发现的疾病的病理细节越来越多,对它们之间的
关联的复杂性也会越来越了解。这和中医的“整体观”毫无关系。中医从来就不
能客观地证明病理细节。

  三.陈竺个人的严重贫乏的和严重畸形的医学知识的底子越来越暴露于众。
1。科研上指挥错误。比如中国不该积极开展系统生物医学。2。临床上指挥错误。
比如他不知道现代医学的精神病学内容已经涵盖了“亚健康”的临床表现。3。
中医问题上思维方法严重偏差。中国的中医比现代医学落后了200年,中国的现
代医学比西方的现代医学落后了30-40年。(一个现代医学的好的技术或好的治
疗方法要能做到全国人民都能用上才叫国家水平。)陈竺怎么能说这两个落后加
在一起就变成了超国际水平呢?(陈竺语录:建立融中西医学思想于一体的二十
一世纪新医学。这种医学兼取两长,既高于现在的中医,也高于现在的西医。)
4。陈竺的全部思维方式还停留在1970年代毛泽东时代的水平,他的豪言壮语明
显带有毛泽东时代的印记。并且,陈竺患有夸大妄想症。(我是医生,最后这句
话不是随便说的。)

  结论:陈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是中国人民的灾难。
 
2   [shoemaker 于 2008-02-13 11:55:49 提到] [FROM: 10.]
王医生:你其实并不了解凌峰医生,对她的评价太偏激。她要是没两下子,在国内外神经外科同行里也站不住脚跟。至于你说凌医生不懂现代康复医疗那一段,我只好付诸哈哈大笑。谈到素质,同行之间不互相拆台不仅也是素质的体现,更是医德的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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