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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的恐惧
作者:PBSNPR
发表时间:2018-02-27
更新时间:2018-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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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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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顾颉刚57岁。他没有走,留在上海复旦大学做教授。顾颉刚早年出身北大,是沐浴着五四的精神成长起来的,他在《古史辨》一册的自序中说过:“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子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要是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不敢大胆宣布。”五四精神鼓舞着顾颉刚,不仅仅是在学术思想上,而且包括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作为学者,顾颉刚的学术道路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大,但顾颉刚本人是受胡适、傅斯年、钱玄同等人的影响成长起来的,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独行的原则。

1925年对由女师大学潮引起的北大同人内部的矛盾,顾颉刚曾致函胡适,劝他“不必与任何方面合作,要说话就单独说话,不要说话就尽守沉默。”(《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341页,中华书局版)可见当时顾颉刚对学术之外的事情,兴趣并不大。顾颉刚小胡适两岁,但对胡适本人极其恭敬,凡给胡适写信,均以学生自称。1927年,顾颉刚就说过:“我以10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同上,428页)顾颉刚对胡适热衷政治很不理解,劝他:“我期望先生的事业完全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了吧。”(同上,收8页)

顾颉刚和胡适过去的私谊极好,他们虽然是同龄人,但胡适对顾颉刚却有导师的作用,顾颉刚说过:“自从遇见了先生,获得了方法,又确定了目标,为学之心更加强烈。”(同上,531页)顾颉刚和傅斯年也是好友,但两人个性不合,顾颉刚也曾对胡适说过:“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做事,为的是我们俩的性质太相同了。”(同上,533页)

我说了这些顾颉刚和胡适、傅斯年的关系,是想说明一个意思,我们曾经有很长时期,把当年胡适、傅斯年留在大陆的好友,简单地认为和他二人分道扬镳,这既不符合他们之间的本来情形,也不近人情。刘起釪先生在《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中曾有许多文字述及顾颉刚与胡适、傅斯年的不同,但多数不能服人(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第258页;1986年5月中华书局版)。50年代顾颉刚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表过态,写过文章,这也是事实,但对顾颉刚的这种做法,今天的人们已经能够理解,因为当时作为一个年逾六十的老人,在那样的气氛下说点假话,也不违情理。

当年留在大陆的史学家,论和胡适的交情,有3个人最深,或者说,这3个人胡适对他们都有知遇之恩,一是吴晗,一是罗尔纲,还有就是顾颉刚,但3人中,只有吴晗没有写过批判胡适的文章。我个人理解,吴晗没有写,是因为当时以他的政治地位,如不是特殊情况,没有人再去运动他来表态。要是他还在大学教书,恐怕也不会不写。他们当时对胡适的批判,更多地映现了一个时代铺天盖地的政治狂澜,这狂澜中什么人情、礼法、师友、前辈统统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是惟一的政治标准。对顾颉刚来说,他的内心不仅是痛苦的,而且是恐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他同时代许多旧知识分子的心态。

1954年,顾颉刚由上海来到北京,很快和当时历史所的实际负责人尹达有了矛盾,一直闷闷不乐。作为学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他不敢拍案而起,但他的痛苦却在日记中流露出来。1952年4月2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作《东向与南向》,久不作文矣,今乃得闲作得一篇,大非易事!”(顾灏《顾颉刚年谱》346页,中国社会科学版)可见当时顾颉刚的心态。1952年7月,顾颉刚参加了上海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对这些运动的真实感受,他在日记中说:“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的时间,三也。”(同上,347页)顾顿刚本是著名学者,但在50年代初期,他就处在这样一种恐惧中。他虽然尽量表态,尽可能按新时代的要求来批判自己,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难认同的。他在一封信中说:“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预,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任北大助教6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廿余年的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为。……若不经渐悟之阶段而要人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实欺人之语耳。”(同上347页)

顾颉刚在50年代的表现,其实只是外在的,在内心里,他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可以从他和童书业与杨向奎之间的一件事情看出。

童书业原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人,曾在浙江图书馆做校对员,但童书业喜好读书研究。1934年,他写了一篇评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的短文,发表在《浙江图书馆馆刊》上,并寄了一份给顾颉刚,后顾颉刚因省亲到杭州去,便去找他。第二年又邀请他到禹贡学会给自己当助手,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且做出了很大成绩。而杨向奎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曾帮助顾颉刚查《道藏》,并续完顾颉刚的《中国上古史讲义》,这部分文章,曾被顾颉刚收入《古史辨》第7册中。可以说,顾颉刚对杨向奎和童书业均有知遇之恩。然而1952年童书业在《文史哲》上发表《古文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发表《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对此二文,顾颉刚在日记中说“均给予无情之打击”(同上,346页)。但顾颉刚对童书业和杨向奎的做法并未责怪。1954年王树民对童杨二文表示“窃未敢以之为然”。对此顾颉刚的看法是:“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做过情之打击。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来二君又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谅者也。”(同上352页)既然顾颉刚可以这样看待学生对自己的批判,那么同样道理,他对胡适的批判不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吗?正是由于自己有这样的心理,才能理解学生的心理,当时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很少不写文章批判他的,大概也都有同样的心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只有两处提到顾颉刚,都是叙旧时提起,可见对他当年的批判,胡适根本也未放在心上。

整个50年代,顾颉刚基本没有什么好心情。他在日记中说:“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同上370页)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比较起来,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终是幸事。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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