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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嘲弄:叛国的爱国者,爱国的叛国者
作者:PBSNPR
发表时间:2018-02-22
更新时间:2018-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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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嘲弄:叛国的爱国者,爱国的叛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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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横向对比民族之间的命运,中国人近百年的历史说是被无情的嘲弄恐怕也不为过。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在很多时候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环境的催逼。在屈指可数的选择中,叛逃境外是极少数人才敢有的想象。在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烈火考验中,形成过两次大规模的外逃风潮。往南的“大逃港”,因为那句“我死后,骨灰都不要往这边吹”而让我们有所了解。往北的逃亡苏联,规模不大,但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可能就知之甚少。

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中,叛逃是可以说特别严重的罪名,是万不得已的下下之选。叛逃者的人生,往往对于我们解读历史,或者说有更深刻的启发。

傅索安就是所谓的叛国的爱国者。

1949年出生的傅索安是个在政治方面天赋异禀的姑娘。她是1966年毛在天安门接见的第一批红卫兵之一,听从领袖号召,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了一个“横空出世”的造反指挥部。在其后的革命大串联中,傅索安作为积极分子,在新疆、内蒙古多地考察,其中就到过临近中国、苏联的界河额尔古纳河的奇玛村,还在那里认了一门干亲。

傅索安为了给自己的造反组织刻个公章,找到了邻居,天津著名的金石文玩家张厚石。在文革中噤若寒蝉、小心翼翼的张厚石断然没有私刻公章这种胆量,死活不干。结果恼羞成怒的傅索安带领自己的小将们把张厚石揍了一顿,直接打进了医院。

但是无巧不成书,张厚石因为曾经在北平管理过国民党的档案,江青为了搞某些党内对手的黑材料,拐弯抹角的就找到了张厚石。碰巧张厚石就被打得不省人事。多疑的江青觉得这是有人故意作对,下令严查。

傅索安等人只能抹脚开溜,越远越好。所能想到的地方就是她认过干亲的奇玛村。当时正值毛发出“上山下乡”的号召,于是她打着知识青年下乡落户的旗号,顺利的跑到奇玛村落了户,阴差阳错的成为中国第一个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但是不甘寂寞的革命小将们在奇玛村很快就又闯了大祸,挑动和参与了争夺水源的械斗,结果贫下中农们当然不干了,直接举报。傅索安逃回天津后还是被捕,被押解回奇玛村。

不到一年的光景,傅索安从一个红得发紫的红卫兵头目,变成背井离乡的逃亡者、插队落户的知青、背负刑责的罪犯、挑动群众内斗的阶级敌人……人生落差之大,让这个年仅18岁的姑娘不堪重负。1968年5月8日晚,不甘束手就擒的傅索安从临时监押所越狱,游过额尔古纳河,投奔祖国的死敌——苏修。

经过身份鉴别之后,这个曾经把实践领袖的革命理论当做终身事业的革命者,成了克格勃旗下的一名间谍。傅索安参加过一系列间谍活动,最著名的,是1970年4月在日本刺杀叛逃的勃列日涅夫的卫士尤里•巴甫洛夫的任务。当然,可以想象,作为一个叛逃者,寄人篱下,免不了要执行与中国相关的诸多任务,这对于曾经自诩为革命者的傅索安真是莫大的讽刺。

1974年4月,长期酗酒的傅索安患肝癌,在克格勃医院病房里割腕自杀。据说她死前用自己血,在墙上留下一个大大的“悔”字。

这个悔,很难说是悔之前的爱国,还是之后的叛国。这样的匪夷所思的不该出现在少年时代的悲剧,其实恰恰反映出革命的成色。在这样的革命中,另一位奔命苏联的叛逃者的故事,更为引人深思。

雷光汉是北大1955级的学生。这个名字你一定生疏,但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同学:沈元。史学天才,文革殉难者。雷光汉和沈元是好朋友,思想上有相似之处,甚至前期的命运也一样。

雷光汉1957年在著名的引蛇出洞期间写了一张大字报,讲的是俄国历史上侵占了我国东北、西北大片土地的历史。这个在当时以苏俄为师、甚至为父的政治氛围下,无异于公开质疑。所以不出所料,他很快就被套上“反共、反苏和反人民”的右派帽子,被短暂的劳改后,1961年被发配到新疆伊犁距边境仅7公里霍城第一中学教书。

其间他在《伊犁日报》的《天山夜话》专栏上发表了一些涉及新疆的历史与人物的文章,文革开始后《天山夜话》和北京的《燕山夜话》被挂上了钩,雷光汉再度被劳改。一度被押去挖煤、修水渠。谈婚论嫁的女友也被迫和自己分手。

周公掀起“一打三反”的杀人狂潮之后,遇罗克、沈元等人相继人头落地。雷光汉收到大学同学的密信,大为惶恐,思虑再三只能往北出逃——逃往那个他曾经写大字报批判的,无比憎恶的苏俄。

1970年4月,身无片纸的雷光汉游过中苏界河霍尔果斯河,逃至对岸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很快就被苏联边防军逮捕,最后依靠一个曾经在北大留学的学生克留可夫,(后来曾任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雷光汉证明了自己北大学生的身份,得以留在了苏联。

雷光汉虽然是研究历史的,但本质上是一个很单纯,甚至说很天真的知识分子。他叛逃苏联,居然是想指望苏联人送他去新加坡、台湾之类的华人聚居的地方。苏联人不是活雷锋,收留你当然为了利用你。

和傅索安不同的是,雷光汉在国内虽然屡遭冤屈,叛逃的动因也是“活下来亲眼看到那些暴君奸贼的下场,看到祖国的新生”,但他压根就不打算和苏联人合作。不仅当间谍不干,连入苏联国籍,甚至去出版社当编辑这种高大上的工作也不干,在被流放期间,还联合其他人密谋再次逃亡伊朗,立下誓言,“永不叛国”——一个被祖国逼得叛逃的人,说出这样爱国誓言,祖国你怎么看?

实事求是的说,连雷光汉自己也在记述中多次承认,即便自己有反苏倾向,苏联人依然对他不差。他甚至认为克格勃的监狱是最有文化、最有人情味的监狱,比起国内的那些监狱、牛棚不知道好多少倍。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克格勃这样的专政工具,其人员的素质,也远远高过国内的那些革命者。正因为在这样一个他一直反对的,却偏偏给了他一条活路的国家,他才在完全不合作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坐牢,还最终以一个无国籍者的身份,在偏远的哈萨克斯坦塔拉兹立足下来,找到工作,安家立命。一步一步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爱国侨领”,衣锦还乡。

但让人无法理解的在于,即便苏联给了绝境中的雷光汉如此的恩惠,他居然后来在给祖国的建议中写道:“在我国宪法上加上一条:在苏维埃帝国没有崩溃以前,凡主张中苏友好者,应以汉奸论处。”他的爱国情怀后来甚至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有人骂中国人,就拿着铁棍敲过去。”甚至有人骂他自己都痛恨的毛,他也要打人家。

有的苏联人无法理解他,说你如此热爱伟大领袖和国家,为什么还跑到我们苏联来了呢?雷光汉先生的回答是,中国的事不能叫外国人管,中国的毛不能叫外国人骂。

这是所谓的爱国的叛国者。

读这样的小人物的令人心酸的历史,总会让我们有更多的共鸣——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身边人、甚至是自己的影子。

诸如傅索安这样的所谓“革命青年”,其实根本不理解革命为何物,他们在狂热的政治氛围下形成的价值观,本质上是由现实的利益驱动的。革命可以带来好处的时候就革命,没有好处,那就反革命。角色的转换迅速而自然,并不存在任何感情和道义上的障碍。说他们是时代的悲剧,不如说是国家的献祭。大量的这样的原本鲜活的生命,在革命的烈火中也就是起一个干柴的作用。燃烧之后就是灰烬,甚至连灰烬都没有。

而雷光汉先生看似苦尽甘来的故事,实际上同样让人沉重。有风骨的知识分子,因为说真话而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甚至家破人亡的故事,在那样的年代中数不胜数。但像雷光汉先生这样,命运有那个时代挥之不去的烙印已经很不幸,而引火烧身的思想上,居然也留有加害者的烙印。比如一方面他认识到毛发起的政治运动使得“中国社会倒退了几个世纪,不知要多少代中国人的含辛茹苦,才能把他造下的孽弥平下来”,一方面又认为只需要加以改良,中国比苏联还要好;一方面认识到了解历史事实的可贵,要重新审视美国这类的国家,一方面又是阴谋论的支持者:“美国却到处支持落后的宗教文化在别国特别是我们中国发展,来阻碍社会进步。”

在雷光汉先生的身上,既看到了一个老牌的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和见识,又看到了在闭关锁国的知识圈养下,缺乏国际视野的精英们,在价值观上的严重退化。他们想用“爱国”这个药引来拯救国家,却根本不知道药方是什么。最终又回到老路上来。爱国这样的天然情怀,在雷光汉先生的演绎中,我更多的是读出了一种强迫症似的悲哀。

其实无论是傅索安还是雷光汉,他们的故事,都是沉重的故事。这样的伤疤,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是一种羞耻。我们回望这样的历史,不是为了猎奇,而是要站在一个真正的人类的视角,去审视我们未来的命运。因为历史从无新鲜,只有重复。命运已经嘲弄中国人太久了,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018-2-21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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