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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日里的“五分钱”——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美国的援以空运行动
作者:PBSNPR
发表时间:2018-01-08
更新时间:2018-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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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日里的“五分钱”——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美国的援以空运行动


  译者注:本文由发表在1998年12月刊和2016年7月刊的美国《空军》杂志(AIR FORCE Magazine)上的两篇文章及若干其他资料综合编译而成,两篇文章的原作者分别是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馆长沃尔特•博伊恩(Walter J. Boyne)和《空军》杂志的特约编辑约翰•科雷尔(John T. Correll)。博伊恩是一位退役的空军上校和作家,撰写过600多篇航空方面的文章和40本与航空有关的书籍;科雷尔曾担任过18年的《空军》杂志主编。译文所配图片有改动。

  “尽管现在对‘五分钱行动’的价值的贬低越来越普遍了,但是在1973年,这次行动对以色列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一场被称为‘拯救了以色列’的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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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五分钱行动”的航空绘画作品,一辆M60主战坦克正在从C-5A战略运输机的货舱中驶出。在“五分钱行动”期间,大部分C-5运输机从位于亚速尔群岛的拉杰斯机场(Lajes Field)起飞,然后一路飞往以色列的卢德机场(Lod Arpt.,本•古里安机场的前称)
表现“五分钱行动”的航空绘画作品,一辆M60主战坦克正在从C-5A战略运输机的货舱中驶出。在“五分钱行动”期间,大部分C-5运输机从位于亚速尔群岛的拉杰斯机场(Lajes Field)起飞,然后一路飞往以色列的卢德机场(Lod Arpt.,本•古里安机场的前称)

背景概述

  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建立后的头25年里(译者注: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正式宣布成立),以色列人狠狠地打击了与其毗邻的那些妄图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阿拉伯政权的武装力量。在1967年爆发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人拿下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这大大地拓展了以色列的防御纵深。

  时间很快就到了1973年的夏季和秋季,中东地区的局势又陷入了一片紧张之中。6年前的那场战争结束后,开罗和大马士革方面一直在努力收回那些土地,但它们的努力失败了。最终,到了1973年,僵局已经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埃及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和叙利亚领导人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就是今天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父亲)一起精心策划了他们将在1973年发起的攻势,他们希望这次攻势能够扭转以色列在之前几次中东战争中取得的优势,并终结阿拉伯人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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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他的叙利亚盟友哈菲兹•阿萨德总统在一起

  不幸的是,1973年时的以色列人陷入了一种危险的“过度自信”状态。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的评估结果为“非常低”。在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上部署的以色列国防军的兵力也很薄弱。

  在1973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以色列国防军前总参谋长、同时也是未来的以色列总理的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引用了这样一句话:“对以色列有利的军事力量上的差距正在扩大。”他还在文章中说:“以色列的军事实力足以阻止对方达成任何军事目标。”

  以色列方面忽视了埃及和叙利亚正准备重新开战的预警信号。1973年3月,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向美国《新闻周刊》杂志表示:“现在这个国家(埃及)的一切事务正在被紧张地动员起来,以便重新开战──战争现在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一直到1973年10月5日夜,以色列情报机构始终未提高警戒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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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左)和埃及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正在研究战争计划,时间是1973年10月份

  当埃及和叙利亚在1973年10月6日发起进攻后──这一天正好是以色列人的“赎罪日”,是一年当中以色列人最神圣的日子──以色列国防军根本没有动员起来,结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由于这次战争完全颠覆了以色列人在以往历次中东战争中的经验,因此他们在东西两条战线上都被打得节节败退并损失惨重。仅仅在一个星期之内,以色列空军就已经快要触碰“红线”了──换句话说,以色列空军只能再坚持三四天了,超过这一天数的话以色列空军就再也无力进行作战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后来以色列军队战斗力的恢复被认为是一个奇迹。阿拉伯人的进攻被遏止了,接着又被打退了。当战斗于1973年10月26日结束时,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打到埃及境内了──离开罗只有60英里(约96千米),而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甚至已经进入了以军的炮火射程之内。

  联合国“强加”的停火线让以色列损失了一些在战争中获得的战果。不过,在这场战争中阿拉伯人的进攻又失败了,以色列人再次赢了。

  当时,人们已经普遍知道美国空军为以色列提供了空运补给,代号为“五分钱行动”(Operation Nickel Grass),此举被认为是让以色列得以反败为胜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上,最关键、但却也最不为人知的空运行动之一就是在1973年秋天这充满了绝望情绪的32天里展开的。在第四次阿以战争(这也是迄今为止中东地区爆发的最激烈的一场战争)期间,美国军事空运司令部的机队将数千吨物资远隔重洋运到了以色列。军事空运司令部下属的运输机,包括T型尾的C-141和C-5A以“危险”的方式出动,因为当它们在地中海上空循着一条所要求的航线飞行时很容易受到敌方战斗机的袭击,而且当它们飞抵以色列并卸下物资时也很容易受到导弹和某些破坏活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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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A运输机,其采用的T型尾翼结构在此图中表现得很明显

  虽然没有1948至1949年的柏林空运那样有名,或者说不像1990至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期间的空运规模那样庞大,但1973年的这次空运行动可谓是一个“分水岭”般的事件。这次代号为“五分钱”的行动恢复了地区力量的平衡,帮助以色列生存了下来,因为当时受苏联支持的埃及和叙利亚协同发起了威胁以色列生存的突袭。这次空运行动也证明了美国空军基于喷气式运输机进行全球机动的理念,并把C-5运输机的形象从“昂贵的蹩脚货”变成了美国空运能力的象征。

赎罪日里的突然袭击

  1967年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方面一直愿意退还大部分被其占据的领土,以换取周围国家对和平的保证。在这些阿拉伯政权中,只有约旦对此表示赞同。其他阿拉伯政权则坚持在喀土穆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宣言:对以色列实行“不和解、不谈判、不承认”(no peace,no deal,no recognition)的“三不原则”。对以色列的零星炮击和突击队袭击持续了多年,但直到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决定进攻以色列之前,阿、以双方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埃及和叙利亚都装备了当时最新式的苏制武器系统,包括米格-21战斗机、苏-7战斗轰炸机、T-62主战坦克和萨姆-2地对空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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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空军装备的苏-7BMK战斗轰炸机,该机是苏霍伊设计局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研制的一种专供出口的型号

  在备战期间,阿拉伯军队接受了良好的训练,莫斯科方面也为其大规模提供了装备,其中包括600枚先进的地对空导弹、300架米格-21战斗机、1200辆坦克和数十万吨消耗性战争物资。从纸面上来看,阿拉伯人在部队人数、坦克、火炮和飞机上占有巨大的优势。但在以色列方面看来,这一切将被犹太人高超的技术、先进的动员能力和内部的通信联络能力所抵消。尽管阿拉伯人在军事上的能力日益变得明显,但以色列领导人依然未对此感到担忧,甚至有些沾沾自喜,因为他们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击退任何突袭。

  在埃、叙两国中,埃及是实力更加强大的一方,但埃及总统萨达特并没有对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阿萨德的想法很简单:他想恢复在戈兰高地上失去的那部分领土,并通过一次与埃及联合的、倾尽全力的对以战争而实现这一切。

  萨达特的战略则要复杂一些。他需要在埃及军队入侵西奈半岛时让叙利亚人在北部把以色列国防军牢牢地拖住,所以他没有向阿萨德透露他的实际目标是较为有限的。萨达特计划让他的军队穿过苏伊士运河,前进约10千米,并占据西奈沙漠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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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战斗中,埃及军队穿过了苏伊士运河

  在萨达特的心目中,此举将会达成两个目标:既可以恢复埃及军队的自尊心,同时萨达特又可以在不向以色列做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迫使超级大国对以色列施压,以便让后者将更多的西奈领土还给埃及。

  埃及和叙利亚两国当时拥有约80万名战斗人员、700架作战飞机和3800辆坦克。以色列方面有37.5万名战斗人员、360架作战飞机和2100辆坦克。尽管如此,在以色列军队中只有不到一半处于动员状态──以色列国境线主要是由短期服役的人员守卫的,他们将拼死作战,直到有经验的后备役人员抵达战场为止。

  由于在人口方面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以色列人无力维持一场持久的消耗战。所以,从必要性上来讲,以色列的战略是发起迅速打击,尤以空中力量和装甲部队为重,故而以色列人并没有真正的防御性战争计划。此外,部分是由于以色列人存在一种“阿拉伯人不是对手”的想法,因此以军的弹药和战争物资库存较少。

  萨达特选择“赎罪日”这一天作为发动袭击的日期有以下几个原因:在这一天,以色列境内的一切,包括政府机构和无线电台都将关门;主要的机构将只留下最少的工作人员以维持运行。不过事实上,这一切实际上给以色列方面的动员造成的妨碍没有萨达特期望的那样大。

  正如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所解释的那样,“要想动员起以色列的预备役力量面临着两个后勤方面的难题:预备役人员各就各位的拖延和通信方面的不通畅。在赎罪日这一天,以色列的预备役人员可能待在家里,或者是在犹太教堂里,而且各条道路都是完全开放且自由通行的。”

  叙利亚人更愿意在早上发起攻击,因为此时阳光打在他们背后,却会直晒到以色列人的脸上。面朝东方进攻的埃及人也出于类似的原因而想要在下午2时发起攻击。

  在赎罪日这一天(1973年10月6日)的凌晨4点,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收到了最新但却非常明确的情报:以色列将在当天下午遭到袭击。而在阿拉伯军队于当天下午2时5分发起袭击之前,以色列政府已经明确地相信即将有战争发生。此时,动员令已经发出来了,但对那些准备开赴前线的增援力量而言,这时已经太晚了。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David Elazar)提议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袭击,但在以色列国内广受爱戴的梅厄夫人和国防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却拒绝利用那些宝贵的时间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华盛顿方面认为以色列是“侵略者”的话,那么美国可能会扣留那些对以色列而言至关重要的援助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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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头戴眼罩是他的经典形象

  梅厄夫人将以色列所面临的困境告知了美国方面,也表示她否决了先发制人的攻击行动。在当天美国和以色列所做的若干个“交易”中,双方究竟谈了些什么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以色列对这一点的理解是很明确的:如果它希望获得美国的援助的话,就绝不能先行发起攻击。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以色列

  1973年10月6日,这天是星期六,下午2点左右,数以百计的埃及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飞越了苏伊士运河,在它们后面紧跟着10万名士兵和1350辆坦克。他们迅速碾压过了一连串孤立的以军防御工事——这些防御工事只有不到500名以色列士兵把守。大多数以色列坦克都刚好返回了西奈地区。

  在南部前线,随着2000门火炮越过苏伊士运河(1967年的停火线)而大规模开火,冲突正式爆发了。埃及突击部队席卷过了运河河面,深入到了对岸的以色列土地上,沿着苏伊士运河一线分布的所有以色列防御阵地都被攻陷或放弃。与此同时,进行突破的叙利亚部队在北线戈兰高地一带也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叙利亚在坦克方面拥有八比一的优势,在步兵和炮兵数量上的优势则更大。到第二天(星期天)中午,叙利亚人拿下了戈兰高地的一半,此时他们距离约旦河和加利利地区的以色列人口中心只有几千米远了。阿拉伯军队以极高的效率和凝聚力进行了战斗,他们碾压过或通过了以军的阵地,以色列防御者们被震惊了。阿拉伯国家的空军还袭击了以色列的机场、雷达设施和导弹基地。

  到了星期一,由苏联方面提供的导弹给以色列的飞机和坦克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这导致以色列的情况变得摇摇欲坠了。以色列国防军的炮弹正在被逐渐用光,以色列空军则警告说,其连续作战的能力将在一周之内枯竭。

  在战争的第四天(星期二),以色列人发现他们曾经颇为自信的军事力量(以色列武装力量的历史是短暂的,但却取得过非常巨大的成功)受到了最血腥的屠戮。埃及人拿下了著名的巴列夫防线(Bar Lev line)——这是一条纵贯西奈半岛的,大约由30个沙子、钢材和混凝土掩体组成的系列防线,旨在迟滞来自西面的攻击,直到以色列装甲部队抵达战场并发挥作用为止。埃及突击队进入了防线后方,给以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北线,情况看起来同样糟糕,叙利亚军队的攻势直到10月10日才被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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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军“巴列夫防线”的一角

  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在星期六(10月6日)向新闻界发表讲话时是很乐观的,但此时他开始变得绝望了。他说,在预计西奈半岛前线将会崩溃的情况下,以色列国防军应该构建一条“退路”防线。到了星期三(10月10日),埃拉扎尔告诉达扬说,战争的目标应该是“在合适的地点实现停火,情况不可能比现在有任何的好转”。埃及人由于在战争初期取得的成功而变得有些飘飘然,他们拒绝了苏联顾问的建议,即让他们接受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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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车辆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西奈半岛

  此时,交战双方的装甲车辆和作战飞机都损失惨重。以色列空中力量受到了阿拉伯人熟练操纵的萨姆-6机动式和萨姆-7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的猛烈打击。阿拉伯攻击部队也普遍装备了雷达导引的ZSU-23-4型自行高射炮。以色列人事先估计的弹药和燃料的消耗量看上去完全不够用。尽管如此,以军遭受的颇高的伤亡率还是令以色列人感到震惊——不仅让梅厄夫人感到震惊,而且也让传奇般的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大为震惊。

  战争对以色列人的冲击还伴随着对美国人的纯粹的不信任——他们不相信美国人不理解局势的严峻性。大量的弹药消耗以及坦克和飞机的巨大损失使以色列濒临亡国的边缘,并迫使以色列人开始考虑某些以前看上去是不可思议的选择了——他们以前在思考类似的问题时是不会考虑这些选择的。

  根据某些报道——有人曾对这些报道提出过质疑——的说法,达扬曾劝说梅厄夫人,如果有必要作为以色列最后一道拼死一搏的自卫手段的话,那么就授权把13枚战术核武器安装到“杰里科”(Jericho)弹道导弹和F-4战斗机上并发射出去。另据报道,美国方面之所以援助以色列是由于担心没有这种援助的话以色列人可能会诉诸核武器这一选项——不过这一点被美国的高层决策者所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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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研制的“杰里科”-1弹道导弹,据称该导弹在研制时得到了法国的协助,是在法国达索公司设计的MD-620型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1965至1968年期间共进行了16次试射,其中10次取得了成功。以色列最初从法国接收了14枚该型导弹,后在国内于1971至1978年间生产了另外约50枚。“杰里科”-1导弹于1973年正式服役

  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出于其他原因,几乎是在以色列考虑动用核武器的当口,美国方面作出了“向以色列提供支援”的决定。而且,以色列甫一得到美国人“给予军援”的承诺后,就再未讨论过使用核武器的事了。

  实际上,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美国最初对此作出的反应是一片空白,他们不能或者说不愿意果断地采取行动。就华盛顿方面而言,其当时不仅在后越战时代笼罩着国会山的道德困境中挣扎,而且也在水门事件造成的痛苦中挣扎——这两者都损害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领导权威。在战争爆发四天之后,华盛顿又遭受了另一场政治灾难的冲击:副总统斯皮罗•狄奥多拉•阿格纽(Spiro T. Agnew)因其在担任马里兰州州长期间犯下的收受贿赂、税务欺诈和其他罪行而辞职。

  美国方面对阿拉伯军队入侵以色列的最初反应的确是混乱和矛盾的,这不足为奇。美国领导人试图在“美国传统上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同苏联这样一个超级大国保持一种依然脆弱的缓和关系”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同时他们也希望避免阿拉伯人对西方采取石油禁运的威胁。与此同时,苏联却开始向埃及、叙利亚以及其他派兵参战的阿拉伯国家提供空运补给,古巴、朝鲜和巴基斯坦也做了同样的事。

“我们不会撒手不管”

  虽然情况在不断恶化,但据说梅厄夫人还是顶住压力禁止发起“核打击”,并不断向美国发起呼吁以寻求帮助。在她的坚持下,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每隔几个小时就会给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打一次电话。此时距离基辛格担任美国国务卿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他同时还兼任着之前的职务——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针对“赎罪日战争”中的事务作出反应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压在了基辛格肩上,因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当时正深陷政治危机之中——当时,水门事件丑闻和弹劾尼克松的呼声已经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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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会见梅厄夫人时的情景

  美国援助以色列军事计划中的许多转变都得到了很好的记录归档,其中尤以在肯尼斯•潘钦(Kenneth L. Patchin)为军事空运司令部的“五分钱行动”撰写的官方历史著作《飞往以色列》(Flight to Israel)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深陷政治风波之中的尼克松总统为了回应梅厄夫人的个人请求,于10月9日作出了重要的决定:向以色列提供物资。当天,基辛格照会以色列方面称,尼克松已同意补充以色列的所有战损,包括飞机和坦克,并全额补充以色列人所消耗的全部弹药、装备和易耗品。尽管如此,在行政部门针对如何执行“向以色列提供物资”一事作出最终决定之前,4天又过去了。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东西运到以色列。计划人员最初提议,以色列应负责开展整个空运行动。事实上,后来以色列方面确实使用8架以色列航空公司(El Al)的商业客机从美国向以色列运送了5500吨物资,但对整个运输工作来说仍然是不够的。以色列人曾试图引起美国商业航空公司对这一空运活动的兴趣,但后者拒绝参与这项努力,因为他们担心会受到阿拉伯方面的报复,并对其业务造成不利的影响,除非美国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开始动员民用航空机队。美国军事空运司令部在亲自询问了商业航空公司的意见后也得到了同样的否定回答。

  接着,又有人建议说,军事空运司令部可以协助以色列旗下的航空公司将物资运到葡萄牙位于大西洋亚速尔群岛上的拉杰斯机场,在那儿可以由以色列的运输机再运回去。这最终仍然被证明是不可行的。

  美国人就以这样的方式扯了4天的皮。最终,在10月12日,任务落到了美国军事空运司令部的头上——尼克松总统在这一天亲自决定让军事空运司令部来负责整个空运行动。他还指示将特拉维夫的卢德机场(又名“本•古里安机场”)作为美军运输机的卸载地。“把一切可以飞的东西都派出去”,尼克松这样命令道。

美国的空运逐渐“成型”

  尽管军事空运司令部麾下的飞机和机组人员平时的训练目标和科目中没有这些,但当时人们预计他们可以立即开展空运行动。事实上,美国空军一直在准备迎接这一挑战。美国空军参谋长乔治•布朗将军(Gen. George S. Brown)和军事空运司令部司令卡尔顿将军(Gen. P. K. Carlton)已经预见到会有这方面的需求,并从战争爆发的那一天(10月6日)就开始进行准备工作,否则空运行动还会花费更长的时间。布朗将军还让空军后勤司令部(Air Force Logistics Command)将准备援助给以色列的弹药、零备件和武器装备从仓库中转移到全国的各个“收容点”。收到尼克松总统的指示后,布朗将军打电话告诉卡尔顿将军开始将物资装载到军事空运司令部的飞机上,但飞机悉数停在美国境内,一旦正式命令下达就立刻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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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钱行动”的实际指挥者,美国空军上将保罗•肯德尔•卡尔顿(Paul Kendall Carlton)

  卡尔顿将军令其麾下的指挥官们进入警戒状态,并联系了其他相关司令部的头头,其中包括空军后勤司令部的杰克•卡顿将军(Gen. Jack J. Catton)。空军后勤司令部给予了“五分钱行动”以同样高的优先级,效果立刻便显现了出来。美国国内有20多个地点被指定为美国军方援助以色列物资的货物接运点。大批装备开始涌入这些货物接运点——其中一些装备甚至是直接从美军自己的战争储备物资中调拨的。

  1973年时的军事空运司令部装备有两款战略空运机型:C-141“运输星”和巨大的C-5A“银河”。如果是按照往中东地区运货的要求配置的话,那么C-141运输机能够运载约25吨重的物资,但后续的空运行动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C-5运输机,这款机型能够承载80吨重的物资,可以运送诸如主战坦克一类的大型装备。尼克松总统作出决定后不到9个小时,军事空运司令部就已经让其C-141和C-5运输机作好了起飞的准备。初期肯定会有一些延误,它们在途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它们无疑将成为这支即将飞往以色列的空中洪流的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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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1“运输星”运输机

  美国空军挺喜欢C-5运输机,但这款机型却由于成本超支和技术缺陷等问题而不断遭受防务评论家和“挑刺者”的抨击。《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称:“C-5A运输机就是个笑话。”

  C-141运输机在飞行途中不能进行空中加油。C-5A运输机虽然具备空中加油能力,但由于担心对飞机机翼的影响,故在1973年时没有使用这种能力。C-5A是可以在中途不停的情况下直飞以色列的,但这样的话飞机的运载量就要大大减少。因此,选择中途加油点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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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空军曾对C-5A的运输能力进行过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想要该机在21世纪继续服役,就必须更换更坚固的机翼。于是洛克希德公司为C-5A设计了一种全新的机翼,并于1980年8月开始进行改装。上图中可以看到改装后翼盒的蒙皮颜色发生了变化

  “五分钱行动”的复杂性质需要一条灵活的指挥链。在军事空运司令部内部,由空军少将小莱斯特•科尔尼(Lester T. Kearney Jr.)指挥的第21航空队被指定为管理这次行动的空军单位。第21航空队的副司令凯尔顿•法里斯准将(Brig. Gen. Kelton M. Farris)被任命为军事空运司令部的任务指挥官。主要的空运行动负责人是爱德华•纳什上校(Col. Edward J. Nash)。

  至于为什么将这场空运行动命名为“五分钱”,并没有一个官方的解释,但最有可能的是负责规划工作的一名空勤人员起的这个代号——他异想天开地借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斗机飞行员们经常唱的一首非常粗鲁的歌曲开头的歌词:“往草地里扔一块(五分钱的)镍币……”(Throw a nickel in the grass. ...)

“五分钱”空运行动

  石油禁运的威胁吓倒了美国的盟友们。北约组织的欧洲成员国由于受到了阿拉伯政权“切断其石油供应”的威胁,故拒绝让美国运输机着陆、在其领土上空飞行或使用其基地。只有一个例外:由于基辛格施展了一系列手腕,外加经过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葡萄牙最终勉强同意让空运机群在距离欧洲大陆约800英里(约1300千米)的亚速尔群岛上的拉杰斯机场加油——该地距离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卢德机场3163英里(约5090千米),并表示对美军飞机在拉杰斯机场上的频繁起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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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拉杰斯机场俯瞰图

  当尼克松在10月12日作出决定后,美国的高级官员们立即开始对军方施压以求取得立竿见影的结果。军事空运司令部的那些精密复杂的飞行机器已经开始投入行动了,但仍需要许多个小时才能让飞机和机组人员建立起稳定、有规律的运行模式。由于拉杰斯机场刮起了大风,导致最初的航班被推迟,这让白宫方面颇为愤怒,因为援助物资没有“神奇”地及时到达以色列。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莫雷尔海军上将(Adm. Thomas H. Moorer)专门打电话告知了卡尔顿此事,并说:“我们必须马上让这些飞机动起来,否则上头非砸了我们的饭碗不可。”

  卡尔顿是了解空运业务的。他知道自己拥有足够数量的飞机、机组人员和所需要的设备。机队由268架C-141和77架C-5A组成,卡尔顿知道他可以长时间地稳定维持“每2个小时起飞3架C-141,同时每4个小时起飞4架C-5A”的航运模式。卡尔顿也知道军事空运司令部可以统筹好整个行动,建立起所运物资与目的地卸货能力相匹配的合理的航运流程。在卡尔顿的计划里,军事空运司令部基本上将成为一条“管道”,通过这条管道,物资将按照一套统筹良好的秩序在其中“流动”。不过,一开始卡尔顿无法将自己的理念或者说信心传达给白宫、国务院或五角大楼。

  卡尔顿已经开始加速做一些事情了,他为了节省时间而采取了若干非常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取消机组人员的休假请求,放宽运输重量限制、飞机的日常使用限制和日常维护要求。同时他还不得不与从白宫和国防部门流出的朝令夕改的命令进行全力抗争。尽管普遍存在着不情愿,但在不断的压力下商业航空公司还是被纳入进来并提供了帮助。在种种压力之下,导致在准备阶段的后期,有一次军官们甚至威胁说要让军事空运司令部从这次行动中彻底抽身。

  即便如此,卡尔顿还是有信心能够建立起一套空运流程,这套流程不仅能让军事空运司令部达成运送4000吨物资的初始需求,而且还能继续让该司令部应付其余各种被指派给其的任务。卡尔顿将军呼吁要有耐心,他说:“一旦这套流程开始,那么它(空运物资)就会像一篮橘子一样被倾倒出去。”

  降落在卢德机场的第一架美国运输机是一架C-5,于1973年10月14日到达。这架飞机是先于其地面支持设备而抵达以色列的——其支持设备仍然装在一架因终止起飞而停在拉杰斯机场地面上的飞机中。在没有所谓的“40K装载机”——这是一种类似于超级叉车的设备,能够以液压为动力抓取40000磅(约18吨)重的货物——的情况下,第一架C-5运输机必须手动卸货。每个可用的人都被投入到了卸货工作之中,并在三个半小时之内就完成了卸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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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士兵在卢德机场守卫着一架美国空军的C-5运输机

  短短几天之内,拉杰斯机场上每天的起飞航班数从1个增加到了40个。对军事空运司令部而言,允许在该机场停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议,因为如果不在拉杰斯机场进行中途停留的话,那么军事空运司令部是不可能开展那样高强度的空运行动的。不过,空运行动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也是拉杰斯机场这一“瓶颈”:在一个24小时的周期内,无论飞抵还是飞离,通行的飞机数量最多只能有6架C-5和36架 C-141,共计84个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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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分钱行动”期间,一门155毫米口径自行火炮刚刚“卸载”到卢德机场上。这次行动需要C-5运输机来空运大尺寸的货物,如上面所示的这种自行榴弹炮

  从美国境内的出发点到拉杰斯机场的平均距离是3297英里(约5300千米)。从拉杰斯机场到卢德/本•古里安机场还要再飞3163英里(约5090千米)。从美国东部的各出发点(包括新泽西州的麦圭尔空军基地、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空军基地)飞往拉杰斯机场的路线是不同的,但是从拉杰斯机场开始飞往目的地的路线是确定的——在离开拉杰斯机场并飞往以色列时,美国的运输机会精确地沿着地中海的中心线飞行,这是一条锯齿形的航线,意在避免侵犯南部阿拉伯国家的领空或北部欧洲国家的领空:飞机先飞往西班牙南端的直布罗陀,然后在地中海上空沿着一条狭窄的航线前往特拉维夫。这条路线故意沿着地中海的“中心线”而设在飞行情报区(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译者注:这是由国际民航组织为提供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而划定范围的空间)的分界线上,几乎是把南部敌对的非洲国家空域和北部“友好的”欧洲国家空域一切两半。

  阿拉伯政权对空运机群进行拦截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因此美国海军第六舰队担负起了保护者的角色,运输机群得到了部署在航线下方海面上的美国海军舰艇的支援,包括以600英里(约960千米)的间隔部署的航空母舰,这些航空母舰能够为运输机群提供空中掩护,空中掩护的范围一直延续到距离以色列海岸线200英里(约320千米)处为止——剩下那200英里航程的护航任务将由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接管。虽然沿途的阿拉伯政权通过无线电对空运机群进行了威胁,而且也出现过几架身份不明的战斗机,但最终没有发生明显的敌对行动。

  除了空运之外,美国还派来了用于补充战损的F-4“鬼怪”式战斗机,这些飞机是从部署在北卡罗来纳州西摩-约翰逊空军基地的空军部队和海军第六舰队中抽调的。部署在加利福尼亚州米拉马海军航空站中的A-4“天鹰”式攻击机也被提供给了以色列,此举导致美国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Top Gun)的训练几乎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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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空军的A-4“天鹰”式攻击机。正是由于源源不断运往卢德机场的零部件才能维持以军的战斗机持续升空作战。在“五分钱行动”中美国空军了解到了“拥有一个海外部署基地(如拉杰斯机场)”的重要性,以及让运输机具备空中加油能力的需求

在机场上

  拉杰斯机场和卢德机场都没有足够的航空港地面设施。卡尔顿要求在这两地建立空运管理分队,以便准确地估计每座机场所需要的人员和设备的数量。最终,将有超过1300人在拉杰斯机场展开工作,而且他们对所有的机场设施都进行了超负荷的使用。其他的空运管理分队则设立在了美国境内的航空港中,因为那些航空港自身的硬件设施不足以应付高强度的物流。

  由于拉杰斯机场刮起了50节(约25.7米/秒)的侧风,所以最初对以色列的空运任务被推迟了。按计划,第一架飞往卢德机场的飞机是一架C-5运输机,机上载有由唐纳德•斯特罗博(Donald R. Strobaugh)上校率领的空运管理分队。然而,这架飞机的发动机发生了故障,不得不返回拉杰斯机场,斯特罗博上校和他的手下转到了另一架C-141上。

  第一架C-5运输机(尾号为00461)于格林威治时间1973年10月14日22点01分降落在了卢德机场。这架飞机运来了97吨105毫米口径榴弹炮炮弹,而且来的正是时候——当时以色列军队使用的弹药只剩最后一批了。另外的829吨105毫米口径榴弹炮炮弹将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运抵。就在以色列工人卸下第一批货物时,大批以色列和埃及装甲部队——这些装甲部队仅位于卸载机场西南方向约160千米处——陷入了一场绝望的坦克战中,这场坦克战是自二战库尔斯克战役以来爆发的规模最大的装甲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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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被击毁的以军M60主战坦克。二战结束后最大规模的坦克会战是在1973年的第四次阿以战争期间爆发的。美军的运输机不仅给以色列人运来了M60坦克,还运来了新式反坦克武器和电子对抗设备

  卡尔顿将军知道C-5运输机在地面部队攻击面前的脆弱性。由于存在导弹的威胁,因此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美国空军都只允许让一架C-5停在地面上。一种快节奏的货物卸载及接收流程很快就被发展了起来——机组人员们在55分钟之内就能让C-141运输机完成卸货加油的过程,C-5运输机也仅仅需要不到2个小时。

  第一架C-141运输机(尾号为60177)于格林威治时间1973年10月14日23点16分降落在了卢德机场。这架飞机运载着更多的弹药,不过更重要的是,这架飞机运来了斯特罗博上校和他手下的空运管理分队成员。斯特罗博上校麾下的这支空运管理分队最终人数增加到了55人,所有的成员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每周要工作7天。他们获得了三台“40K”装载机械以及当地临时改装的一些卸货设备。

  以色列人欣喜若狂地迎接着这些军事空运司令部的飞机的到来。机组成员受到了“红地毯”般的待遇。以色列人建立起了一套能够加快货物处理速度的制度:当一架运输机着陆90分钟之后,第一批货运卡车就已经在前去送货的路上了,从这架运输机上卸下的物资通常在3个小时之内就能抵达戈兰高地,10个小时之内就能到达西奈半岛。一些运输机甚至直接在西奈半岛上额外开辟的埃尔阿里什(El Arish)附近的机场上着陆。

  对空运的需求(最初是每天4000吨)一直在增加。空运的第一天结束后,美国空军设定了“每天起飞4架C-5和12架C-141”的货运量需求标准。10月21日之后,美国空军将飞机的架次数提高到了每天6架C-5和17架C-141,并一直将此标准维持到了10月30日——此时以色列方面对空运的需求已经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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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空军设定了“每天起飞4架C-5和12架C-141”的货运量需求标准。10月21日之后,美国空军将飞机的架次数提高到了每天6架C-5和17架C-141,并一直将此标准维持到了10月30日。空运中,机组人员所面临的困难一点也不比地勤人员少

  对机组人员来说,维持飞机连续地飞长途航线是很艰难的,但美国军事空运司令部采取了颇为明智的做法:他们让C-141的机组人员进行了休整,并在C-5上使用了加强的机组人员配置。美国空军还打造了一个特殊的“领航员储备池”,用于执行在飞越地中海时那重要而繁琐的领航任务。

战局逆转:以色列人的反击

  当第一架C-5运输机降落在卢德机场上时,随着增援部队大批涌入战场,以色列方面已经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由于知道补给正在源源不断地被送来,因此以色列人也就不那么刻意地节约使用炸弹、子弹和其他消耗品了。另一方面,美军战争物资的不断涌入使得以色列军队在战争后期有了发起反击的资本。在北线,以军地面部队收复了所有丢失的领土并开始向大马士革进军。在西奈半岛,由阿里尔•沙龙少将率领的坦克部队发起反击并越过了苏伊士运河,包围了位于运河西侧的埃及第3集团军,威胁到了伊斯梅利亚、苏伊士城,甚至首都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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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10日,以色列坦克越过西奈半岛南部的沙漠,朝苏伊士运河的方向驶去

  叙利亚军队首先开始顶不住了,他们先是被以色列空军牢牢地压制在了以色列国土靠近约旦的那一侧上,然后被得到了加强的以色列地面部队赶回了1967年时的停火线。到10月10日早上,叙利亚人已完全从戈兰高地上撤出,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向大马士革推进。

  埃及人虽然在一条宽阔的前线上跨过了苏伊士运河,但他们只突入到西奈半岛纵深9英里(约14.5千米)的地方。阿萨德高呼让萨达特进一步向前推进,以缓解叙利亚所承受的压力。萨达特也觉得他有义务这么做,而且除此之外,他还没有给以色列人造成多么严重的伤亡——萨达特认为他必须给以色列方面造成足够的伤亡才能保证自己有和对方讨价还价的本钱。虽然埃及军队并不想超出沿着运河一线部署的“萨姆”导弹阵地的保护范围,但萨达特却坚持他的作战意图:拿下西奈半岛上的战略通道,即米特拉(Mitla)和吉迪(Giddi)这两处山口。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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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以色列士兵在运河西岸检视一枚埃及军队的萨姆-2地空导弹

  在随后的战斗中,埃及人损失了260多辆坦克,相比之下以色列人仅损失了10辆,而且以色列人再也不用担心发生弹药和炮弹不足的情况了。同时,他们很好地利用了由美国提供、并由以色列航空公司于几天之前运来的反坦克导弹。

  10月16日,以色列人发起的反击跨过了苏伊士运河,并攻入了埃及境内。到10月24日,位于埃及一边的以色列军队已经彻底合围了尚在西奈半岛上的埃及第3集团军。现在,轮到阿拉伯人急于要求停火了,以色列军队却在滚滚向前而不想止步。埃及和叙利亚之前曾拒绝了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想法,但它们现在感到有必要在10月22日接受由华盛顿和莫斯科敲定的安排,防止陷入重围的埃及军队被彻底消灭。以色列方面却不愿即刻遵守上述安排,并希望在停火之前尽可能多地获得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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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19日苏伊士运河西岸的战斗中,一架埃及米格战斗机被击中后起火燃烧

  梅厄夫人抱怨说,联合国于10月22日和23日作出的停火决议是以一种“心怀鬼胎的速度”通过的,目的是“阻止我们全歼埃及和叙利亚军队”。美国方面表示支持这些决议,因为基辛格说:“如果萨达特下台,那么他就可能会被一个激进的、亲苏联的领导人所取代。”

  在以色列国内,有相当大的声音反对停火,但依赖空运补给的以色列人此时不能无视美国方面所施加的压力。时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的大卫•埃拉扎尔说:“每天早晨我们都在射击前一天晚上我们到达的地方。”阿拉伯人则宣布对美国和任何支持以色列的欧洲国家实行石油禁运,以此作为他们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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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21日战局逆转之后,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左侧戴眼罩者)和北线指挥官伊扎克•霍菲(Yitzhak Hofi)将军与以色列士兵在戈兰高地上喝酒

三级防御状态

  面对以色列人持续的攻势,萨达特现在已经处于几乎就要丢掉整个第3集团军的边缘,他呼吁美国和苏联派出自己的武装力量来阻止以色列人。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显然无视这样做的可能后果,他在10月24日给尼克松打了一个热线电话,提议成立一支美苏联合部队,并称如果尼克松不同意且美国不能让以色列停止进攻的话,苏联将“考虑单方面采取适当手段的问题”。10月24日,美国方面为了让苏联人意识到这样做的风险并保证苏军不会介入到这场危机之中而作出了反应——显然,美国不可能接受“让苏联单方面介入中东事务而不受挑战”这一威胁,其对此作出的反应是把美军的战备水平从和平时期正常的“四级防御状态”(Defcon 4,译者注:这里的“Defcon”是“Defense Condition”的简写。美军的“Defcon”共有五级,其中“Defcon 1”是最高战备状态,只有在美国本土即将遭受打击——包括核武器攻击——之前确定,美军历史上从来没有启动过该级防御状态;“Defcon 2”启用过两次,分别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和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期间)提高到了“三级防御状态”,这意味着必要时可以打核战争。

  这激怒了西欧的领导人,尤其是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和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他们指责美国在没有征求他们意见的情况下就扩大了爆发战争的风险。然而,勃列日涅夫在10月25日却又发表了另外一条消息,并只是谈到要“派遣观察员”。美军也重新降级到了“四级防御状态”。

  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停火决议,要求交战双方返回10月22日他们各自占据的阵地。这一次停火正式生效了,交战双方于10月26日停止了主动的战斗活动。最终,经过几次无效的努力之后,有效的停火终于在10月28日全面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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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军队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工程装备散乱地分布在一片野地里,这些装备是被撤退中的叙利亚军队在10月13日遗弃在戈兰高地上的

  以色列从埃及和叙利亚领土上撤了军。埃及在苏伊士运河东岸保住了一片立足之地,这使萨达特能够挽回一些面子,并宣布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胜利。叙利亚则没有夺回戈兰高地的任何一部分。

  以色列方面在这场战争中遭受了10800人的伤亡——要知道,当时以色列的总人口只有约300万,对这样一个国家而言这不啻是一个惨重的损失。另外以色列人还损失了100架飞机和800辆坦克。阿拉伯国家有1.7万人死伤,另有8000人当了以色列人的俘虏,此外还损失了500架飞机和1800辆坦克。

一次了不起的空运

  “五分钱”空运行动一直持续到11月14日,以履行尼克松的承诺,即“完全弥补以色列的损失”。这场行动前后持续了32天,其中C-5运输机尽管只飞行了25%的任务架次,但其空运的物资吨数却高达48%,消耗的燃油还要比C-141少24%。对此,约瑟夫•阿尔索普(Joseph Alsop)在《华盛顿邮报》上称:“这听上去颇有讽刺意味但却是事实——如果没有巨大的C-5A这款运输工具,那么这项工作真的就不可能完成了——这款飞机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那些上蹿下跳的反战游说组织变成了一个‘丑闻’。”

  空运行动从11月15日起正式终止。据统计,美国空军总共运来了22395吨物资,其中C-5“银河”运输机执行了145次任务,C-141“运输星”运输机执行了422次任务。在总货运吨位中,合计有2264.5吨的“超大尺寸”物资和装备只能由C-5运输机运送。在这些所谓的“超大尺寸”物资和装备中,包括M60主战坦克、155毫米口径榴弹炮、地面雷达系统、重型货柜车、CH-53直升机,以及A-4E攻击机的构件。另外,美国在空运行动中投入使用的这两种运输机都被证明是可靠且经济的。在行动中,C-5A的可靠性为81%,而C-141的可靠性为93%。空运期间没有发生一起事故。所有计划中的飞行航班的总任务失败率在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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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空军新装备的C-5机队在“五分钱行动”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它们运来了大型货柜车、直升机和M60坦克等超大尺寸的物资,不过第一架降落在卢德机场的C-5运输机运来的是97吨105毫米口径榴弹炮炮弹。上图所示为“五分钱行动”期间一辆M60主战坦克正驶下C-5运输机的货舱。M60坦克是美军在二战结束后研制的第二代主战坦克,战斗全重约50吨,乘员4人,装备一门105毫米口径线膛炮(M60A2型安装的是152毫米口径两用炮,除可发射多种152毫米口径的普通炮弹外,还可发射红外制导的“橡树棍”反坦克导弹)

  空运行动是以色列人获得胜利的关键。它不仅给绝境之中的以色列军队送来了及时的补给,而且还在战争后期给以军提供了一系列致命的新式武器(以军对这些新式武器也进行了充分的运用)。这些新式武器包括“小牛”和“陶”式反坦克导弹,以及大批新型电子对抗设备——这些设备有效地保护了以色列战机免遭阿拉伯军队的打击。

  空运行动给了美国空军很多经验教训,有大的,也有小的。其中一个教训就是,可以使用拉杰斯机场是一个“意外的侥幸”——未来再出现紧急情况时,美国不应再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对此,美国空军立即要求让“空中加油”成为军事空运司令部中的标准做法,这样一来,在必要的情况下,其运输机就可以在没有前进基地的时候使用了。另一个教训是不能指望那些商业航空公司自愿提供服务和飞机,这意味着,将来要想使用商业航空运力的话,必须对民间的后备机群进行动员才行,正如美军在海湾战争期间所做的那样。“五分钱行动”还导致了军事空运司令部麾下所有空运飞机力量的合并,以及该司令部在1977年2月1日被正式确定为一个专门的司令部。最后,是C-5在该行动中被证明是历史上最好的军用运输机,而不是像媒体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昂贵的蹩脚货”。这款飞机能够以经济的方式运载大量货物,运送“超大尺寸”的装备,并能够在飞行途中加油,这完全证明了C-5运输机项目上的钱没有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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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M运输机。美国空军将在未来保持一支纯C-5M机队,并至少再服役四分之一个世纪

被“忘却”的历史

  1974年7月刊的《读者文摘》杂志专门刊文介绍了“五分钱行动”对以色列获胜的重要贡献,并在这篇文章中称这次行动是“拯救了以色列的空运”,当时这一代号深深地扎根在了人们心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当时以色列正在用尽弹药和物资,并且对冲突的结果充满了绝望感的那段岁月的记忆逐渐黯淡了。更有甚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种种贬低“五分钱行动”重要性的言论也开始逐渐流行起来。

  “美国人普遍相信,这次空运行动拯救了以色列”,海法大学的乌里•巴-约瑟夫(Uri Bar-Joseph)在2009年时这样说道。“而另一方面,以色列的专家们则声称,尽管‘五分钱行动’提高了以军的士气,但在战争期间对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能力影响不大。”

  “总体而言,美国的‘军火转让’对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中取得的军事胜利作出了相当有限的贡献”,大卫•罗德曼在2013年的一期《以色列外交杂志》(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上这样写道。他接着补充说:“是美国阻止了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曾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中的种种严峻现实的果尔达•梅厄夫人——当时她处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决策位置上——则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次空运的。停战三周后,梅厄夫人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说:“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将被告知那些美国的大飞机创造的奇迹——它们为我们的人民运来了意味着能继续生存下去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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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左)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中)、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右)在一起,时间是1973年11月,地点是白宫外。梅厄夫人在交谈中称满载着物资开展了“五分钱行动”的飞机为“奇迹”

附:苏联对埃及和叙利亚的航运补给情况

  (译者注:本部分内容摘编自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埃及萨阿德•沙兹利将军的作品《跨过苏伊士运河》一书的第七章“伸出援助之手”)

  苏联人提供的一切几乎都是按照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厚信贷条件提供的。埃及军队的12座重型舟桥中有10座是苏联提供的。虽然其中只有3座是苏联最现代化的PMP型舟桥。但是,苏军本身当时装备的也不多,而且在战争期间又空运来了第4座PMP型舟桥。埃军90%的坦克和车辆是通过苏制舟桥或门桥进入西奈半岛的。另外,苏联人会不时地向埃及方面出示一些新胶卷,供其研究。据沙兹利将军回忆说,萨达特总统在战前至少两次、在战争期间至少一次亲自察看过侦察照片。在10月24日停火之后,苏联的卫星照片是埃及军队了解以军活动情况的主要情报来源。然而,在战争期间,埃及人却固执地向苏联方面隐瞒事实真相。苏联首席联络官萨马霍德斯基将军从来不被允许进入埃军的作战室,而只能听取一位国防情报军官简单地介绍情况。

  战争期间,苏联还实施了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运来帮助埃及人。苏联方面的这次空运事先并未安排。然而,空运在战争爆发3天后就开始了,到空运结束时,苏联人已向埃及和叙利亚空运了大约15000吨战争物资。他们的安-12和安-22运输机往返飞行了900多架次。开战一个星期后,埃及方面发现近程武器(如RPG-7火箭筒)的消耗比预期的要少得多,而对“耐火箱”一类的反坦克导弹的需求却比预期的大得多。他们提醒莫斯科负责空运的人员修改计划和调整装运的物资花费了一些时间。所以,埃军有时得到的是大批其并不需要的武器,同时徒劳地寻找其迫切需要的装备。但苏联的这次空运是一次“非凡的行动”(原书语)。埃军收到了坦克、反坦克武器、防空导弹、弹药以及大量的其他补给品(一半以上的物资和几乎所有的坦克都给了叙利亚)。苏联人的这次空运行动为苏联空军以及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他们非常迅速地对大批物资进行了卸载、分类、检查、编组并送往战场)增光不少。

  此外,苏联还实施了海上后续补给行动。到10月30日为止,苏联人共运送了不下63000吨物资,主要是供给叙利亚(假如苏联不在地中海部署一支舰队并迅速予以加强,那么这次行动是绝对办不到的)。但是,与美国在同一时期对以色列的空运相比,连苏联这样巨大的努力也略逊一筹。美国空军的C-141型和C-5型运输机往返飞行了566次,总共运送了22395吨补给品,包括“鬼怪”式飞机、M60坦克、CH-53直升机,他们最现代化的导弹(如“小牛”式空对地导弹),以及连美国的北约盟国也未被准许得到的先进电子干扰设备。此外,以色列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运送了5500吨补给品。鉴于可以用载运量乘以空运距离来对空运量进行比较,并且考虑到从美国到以色列的往返飞行距离为7000英里,而从苏联到埃及或叙利亚的往返飞行距离约为2000英里,因此按“吨•英里”计算,美国的空运量是苏联的5倍(如果把以色列自己的空运量也包括在内的话,则为6.5倍)。此外,到10月30日为止,美国向以色列海运了32210吨物资。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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