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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中国(上)
作者:PBSNPR
发表时间:2017-09-10
更新时间:2017-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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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余杰

“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但不可以扭曲如蛆虫”——曼德拉

1921年,有鬼才之称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采访和旅行。跟很多日本文人一样,他心中存在着一种对古典中国的“乡愁”和想象:中国人应该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那样,个个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到中国后,芥川龙之介发现,他看到的中国人却像《金瓶梅》中的西门庆、陈敬济,用他的原话来说:“换言之,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小说中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写这句话前,他正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现实中国和他在书里读到的中国相去甚远。

经过中共半个多世纪暴政的摧残,当下的中国比起1921年的中国来,不知又“猥亵、残酷、贪婪”了多少倍。有一位常年在海外居住的华人回国后的感受是:医院里,人满为患,大家像一群动物那样挤来挤去。护士对病人吆五喝六,一点不体恤,也不尊重。如果不给红包,麻醉师会故意让你受苦。在许多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到处不被当人看,要办点事,如果没有有力的“关系”,就得低三下四当孙子。这种感觉令人非常憋屈,特没尊严感。

旅美学者徐贲用“粗鄙”这个词形容中国的现状:粗鄙的本质是无视别人作为人的尊严,基本特征是无同情心、无视别人的感受,甚至暴力、残忍、故意伤害。近年来,经济上的富裕和大学教育的普及并未改变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粗鄙化趋势。有权势者不仅对弱者有粗鄙行为,他们自己也常常相互粗鄙对待。民众也习惯于用“屌丝、草民、P(屁)民”等自我贬低的说法自我解嘲。徐贲指出,与社会里的许多道德恶疾一样,粗鄙对人的心灵毒害会很深。它是道德恶疾,一开始人们讨厌它,但渐渐从厌恶转为失望和绝望,又逐步适应、随遇而安、麻痹、冷漠,直到默默接受。粗鄙最严重的后果是“人人害人人”,互相不把他人当人对待。比如,在中国,有毒食品从生产到销售形成一条“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链条,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富起来的中国人到海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抢购奶粉。在德国,有中国留学生因代购奶粉、从事跟自己身份不符的活动,而遭驱逐出境。德国警方到被检举做代购的学生家一看,满地纸箱装的全是奶粉。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看到中国民众抢购德国奶粉,感到很伤心。“偌大一个中国,如果婴儿都要靠外国奶粉来供养,全世界也养不起,这个问题的根源很清楚,就是食品安全问题,更是诚信问题,中国的企业要取信于民,要有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这位大使先生是独裁政府的高级官员,说话只能点到为止,将责任一股脑地推到企业身上,仿佛一切过错都归于企业。他不敢说出的真相是:食品安全问题看起来是发生在生产领域的经济问题,但实质上却是政治腐败、经济伦理畸变、环境生态持续恶化中所产生的恶果。漫长的独裁暴政使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流氓国家,如此才会出现有毒食品(包括婴儿奶粉)泛滥和全球抢购奶粉的奇观。

徐贲用“粗鄙”一词形容中国,当年柏杨用的说法是“丑陋”,两个贬义词的含义近似。然而,在我看来,粗鄙和丑陋的贬义都太轻了,不足以穷形尽相地将中国的“坏”传达出来。我使用的词语是“卑贱”:这个充斥着流氓无赖的国家,这个统治者跟被统治者一样下流的国家,只配得上卑贱这两个字。

朝廷“儒表法里”,民间《三国》《水浒》

“东方多流氓(流氓是顺民和暴民的复合体),西方多公民。”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重大差异,从中国文化与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对比中就可看出来。

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即所谓的“两希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以希伯来文明而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将迦南美地赐予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形成了“土地神有”和“土地神赐”的观念。旧约《利未记》记载:“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旧约《民数记》记载:“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

摩西之后,以色列人进入士师时代。士师既是宗教领袖,也是政治和司法领袖。由于士师的失败和百姓的罪性,在以色列人的强烈要求之下,上帝又为他们设立权力更大的国王。不过,以色列王不是“绝对君主”,其王权受到犹太传统、祭司以及民间舆论的诸多限制。以土地权而论,以色列王不像迦南诸王那样对私人土地拥有绝对权力,需要用交易的方式取得土地。在“拿伯的葡萄园”的故事中,亚哈王及其邪恶的王后耶洗别想要获取拿伯的葡萄园,一开始要用换地或市价购买,而且给优渥的价格。拿伯根据摩西的律法拒绝出让葡萄园,因为以色列人依法不可把祖业卖断给人,那是神赐给他的产业。

可见,公民权利跟私有财产息息相关。中国先贤孟子也意识到私有产权的重要性,《孟子·滕文公上》中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然而,古代中国并未形成私有财产(特别是土地)神圣不可侵犯之观念,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果皇帝看上某人的土地和财产(包括妻女),他不用想方设法,直接下命令就拿来打上自己的烙印。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如此,福布斯富豪榜上那些富可敌国的富豪,一夜之间就可能沦为阶下囚——在党国面前,再富有的商人也不过是蝼蚁一般卑微。既然人民的“恒产”是水月镜花,其他权利也就无从谈起。

以希腊文明而论,公民作为一种政治身份,最早出现于希腊城邦政治结构之中。希腊文的“公民”(Polites)一词由城邦(Polis)一词衍生而来,其原意为“属于城邦的人”。在困厄中坚持独立思索的学者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中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的分野在此就已出现:“希腊城邦制度的另一个特点,亦即使得这些蕞尔小邦顽强坚持其独立的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制度,是我国古代从来不知道的东西。”

那么,谁是公民?亚里土多德指出:“凡有权参加议事或审判职能的人,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城邦的一般涵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而且,“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中,总是最后的裁断具有最高的权威。”这种意义上的公民,在中国仍未出现。我在中国生活的39年里,从未投过一次票。那个像杂耍团一样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木偶般一年一度行礼如仪。而我的儿子在美国上小学二年级,老师就向他们讲解如何投票选举总统和议员——他们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也可以用选票赶他们下台,儿子如此理直气壮地向我宣布。

既然没有产权和人权,流氓便成为百姓的主体。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的四民之分,排在他们前面的群体其实是流氓,或者说在这四种“职业”中,具有流氓气质的是大多数。流氓、无赖、痞子,大致都是一类人,是中国人的主体。

从有关辞典的释义来看,对流氓所下定义如下:一是指居所不定之流浪者。二是指所谓的莠民。胡祖德在1923年出版的《沪谚外编·新词典》中,首次收入“流氓”这一词条,并诠释说:“无业之人,专以浮浪为事者,犹日本谓浪人,北京谓土混混,杭州谓光棍,扬州谓青皮。”这里所说的流氓,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无产无业”。《中文大辞典》的解释是:“今谓扰乱社会秩序安宁、专事不良行为者,亦曰流氓,与无赖同。”《汉语大词典》解释说:“一是本指无业游民,后用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泼等行为。”《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一,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二,指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恶劣行为的人。”

1931年,鲁迅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题为《流氓与文学》的讲演时,曾对“流氓”一词作如下界定:“流氓等于无赖子加上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文中的“无赖子”、“壮士”、“三百代言”都是日语词汇,即无赖、流氓、痞子的意思。

从上述各种界定中可以看出,“流氓”包涵三层含义:

一是从职业看,基本是无业或不务正业者。徐珂在《清稗类钞》一书中,援引上述说法:“上海之流氓,即地棍也。其人大抵各戴其魁,横行于市,互相团结,脉络贯通,至少可有8千余人。平日皆无职业,专事游荡,设阱陷人。今试执其一而问之曰:‘何业?’则必嗫嚅而对曰:‘白相。’一若白相二字,为惟一之职业也者。”

二是从行为特征来看,流氓具有为非作歹,扰乱社会秩序的特点。如黄式权说:“租界中无业游民群聚不逞,遇事生风,俗谓之‘拆梢’,亦谓之‘流氓’。”三是从道德规范的角度看,流氓主要是以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法,诸如斗殴、猥亵强奸妇女等恶劣行为,或以此恶劣行为扰乱社会秩序的人。

以上所说之流氓,多为皮相之谈,只是狭义地界定出一部分人群。而“流氓”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绝不仅止于此。作为一种语言风格、思维方式、精神取向和人格形态的“流氓气”,早已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以至于影响和左右了社会的运作。比如,人们都知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是上海滩的三大流氓头子,却不知道或不愿承认,中国的政治领袖、文化领袖也都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者流。蒋介石跟他们有多大的差别呢?毛泽东又跟他们有多大的差别呢?一言以蔽之,朝廷是“儒法互补”,民间是《三国》《水浒》,合在一起就是上下勾连、声气相通的整个中国。

主宰中国社会运行的“明规则”,即“台面上的规则”,是“儒法互补”的政治文化。儒学设定极高道德标准,要求人人成为忠孝仁义的道德圣人。台湾的中学国文课本收入《廉耻》一文,让学生学习明清之际的大儒顾炎武在论“廉耻”时引用《五代史·冯道传》中的那段话:“‘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岂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者乎?”深爱儒学的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纲要〉中举四维要义:“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台湾的很多城市都有四维路、八德路。但是,表面上说得好听,说话的人自己做得到礼义廉耻吗?中国的历史上又有几个人做到了?

如果说儒家的人格是伪君子,那么法家的人格是真小人。中国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表面上是儒家得势,不过儒家的内涵在孔孟时代已有变质,渗入了法家思想。荀子是引法入儒的关键人物。历代统治者以法家政策辅儒、道之不足,而有阳儒阴法、王霸杂用之政。从《韩非子》、《商君书》到《厚黑学》再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极端黑恶的统治权谋术一脉相承。有论者指出,《商君书》是专供帝王们统治群众的实用技术,商鞅主义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总根源。“中国天下第一黑书《商君书》是左右通吃,文武百官黎民百姓通杀,只为君王一人啊!商鞅给他主子的鬼计的核心内容就是:为了主子一人的国的强大(即王业的强大,与群众无关),只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让人民愚昧,愚昧了就弱,就可以容易被役使,就可以让人民在平时做只干活的牲口、战时当炮灰。为了达到人民听话的目的,就配合残酷的刑罚!”

“儒法互补”的统治阶级文化,沉淀到被统治阶级和下层社会,就成了“潜规则”或“台面下的规则”,就是由演义小说和戏曲潜移默化地塑造出来的伦理道德观念。《三国》、《水浒》乃是流氓的传记与教科书。《三国》中的刘关张都是流氓,所谓“桃园结义”,用电影《投名状》中的说法,其目标就是:抢粮,抢地盘,抢女人。多年以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在蒋介石的国军的围追堵截之下,“万里长征”来到陕北,其望梅止渴、鼓舞军心的口号就是“打下陕北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1千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历史仍是循环往复、毫无“进化”。

《三国》采用《世语》和《杂记》的资料讲述了曹操早年的一个故事:曹操为逃避董卓任命而东归,途中曾路过吕伯奢家,吕伯奢是曹操的结义兄弟,与曹操见面后吩咐家人杀猪款待,自己骑驴到西村去沽酒。曹操闻堂后有磨刀之声,疑其图己,将其全家老小杀掉。后来知道是误杀,遂同陈宫策马出逃。行不到二里,路遇吕伯奢驴鞍前鞒悬酒二瓶,手携果菜,曹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还大言不惭地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成了那些想当皇帝和想当村长的中国人的座右铭。从整死刘少奇的毛泽东到打死雷洋的北京昌平某派出所副所长邢永瑞(曾经是甘肃省文科状元)不都是如此吗?

在《水浒》中,梁山泊头领的“阶级成分”,以流氓无产者为主,少有真正的“贫下中农”。以最初投到梁山泊的晁盖等7人的“阶级成分”而论:晁盖是专爱结识天下好汉的山东济州郓城县富户,吴用为不第秀才,公孙胜为云游道人,刘唐漂泊江湖,三阮打鱼为生,白胜则为闲汉。他们反抗官府算不上“农民起义”,而是“流氓夺权”。他们建立的梁山,是另一个等级森严的官府,如同王实味批判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延安社会。延安就是用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新思想包里的“新梁山泊”。毛泽东及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掌握最高权力的“五大中央书记”,没有一个是农民出身。

当这些英雄好汉从流民变成暴民之后,不但饥荒问题可以顺利解决,便是色荒也可以迎刃而解。小霸王周通做了山上大王,竟然可以跟桃花村刘员外家的小姐订婚。倘若周通未曾落草,哪能撇下20两银子、一匹红锦为定礼?纵令周通能拿出20两银子和一匹红锦,又哪能跟“门不当、户不对”的地主家小姐订婚?延安时期,从毛泽东以下的大小土匪头子,不就娶到了上海影星、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吗?不仅有女人,更可排座次,分果果。流氓中的老大,甚至能修成正果,称王称霸乃至黄袍加身。

《三国》与《水浒》是中国人的“葵花宝典”,是“流氓速成教材”——当然还有《孙子兵法》。专制社会的常态是,政客相残、军人相杀、文人相轻、商人相骗、艺人相妒、草民相贱。专制社会没有公平竞争,能爬上高位并且站稳的主,大都不择手段、心狠手辣。他们害怕别人也如此流氓下流,就祭出一套适用于圣人的道德标准,即作为“显文化”的孔孟之道,冠冕堂皇、义正词严,摆在台面却在实践中处处行不通。而实际主宰这个社会的,则是一套精密的“潜文化”,包括厚黑文化、痞子文化、犬儒文化、游民文化、拜金文化、拜权文化等,难于启齿却暗中过五关、斩六将,通行无阻。

除了《三国》、《水浒》、《孙子兵法》以外,千百年来口碑相传、熏陶心灵的中国俗语文集,乃是托名诸葛亮所著的《增广贤文》。这部雅俗共赏的民间智慧集锦,即便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都能诵读若干章节。后世又有若干类似的格言集问世,如《菜根谭》。这类箴言集一面教诲人们做君子,一面又教唆人们当小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又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又说“人靠衣裳马靠鞍”。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又说“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说“士可杀不可辱”;又说“好死不如赖活”。说“贫贱不能移”;又说“人贫志短,马瘦毛长”。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又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说“明人不做暗事”;又说“兵不厌诈”。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又说“有仇不报非君子”。这些人生格言不能说没有人间的智慧,却是没有光的黑暗的智慧,正如到中国宣教的亚瑟·史密斯所说:“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正直的纯正品性。”

皇帝、军人与文人不脱流氓本色

主导西方历史的有三种人:教士、商人和农场主;左右中国历史的也有三种人:皇帝、军人和文人。中国的皇帝、军人和文人,在骨子里和精神上都是流氓无赖。

先说皇帝。皇帝中最具流氓气的是汉高祖刘邦。据《史记》记载,刘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也就是“游手好闲”。刘邦的老爸常常骂他是“无赖”,认为他赶不上他的二哥。后来,刘邦做了皇帝,大宴群臣,置酒于未央宫前殿,特别举起酒杯,为太上皇祝寿,说了这番话:“始大人常以臣无奈,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就是说,现在天下都是我的产业,我难道比不上二哥吗?老爸你当年看走了眼!好一副小人得志太倡狂的嘴脸,当着群臣的面公开羞辱父亲,非百分之百的流氓,岂能做出这种事情?

由于刘老汉只是个穷农民,青年刘邦没有“我爸是李刚”的飞扬跋扈,也没有如今中国首富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专门挑选胸大的女生”的嗜好,只能在沛县这个穷乡僻壤当个“混混”。《史记》中记载:“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刘邦常去酒家喝酒,不给钱,只打白条。到了年底结算时,店家将赊账一笔勾销。店家为何视金钱如粪土?《史记》的记载很有玄机:“见其上常有龙,怪之。”这是后来演绎出来的《聊斋志异》的情节。“免单”的真正原因,大概是店家发现刘邦既是小公务员又兼黑社会头子,黑白两道通吃,能找他要钱吗?不要说钱要不到,说不定会把命丢了,权当交保护费了。

白吃白喝还不是大流氓,刘邦看到秦始皇出巡的显赫与威风,产生了“大丈夫当如是也”的雄心壮志。在与项羽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刘邦取胜的原因是他比项羽更流氓。流氓无赖气的表现是,只讲利害,不讲信用,不讲道义,不讲人情,所谓“无知者无畏”、“无情者刚强”。刘邦为了自己保命,不惜将自己的孩子抛弃。“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孝惠、鲁元为刘邦一双儿女),滕公(夏侯婴)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就连驾车的亲信夏侯婴都不忍心,将扔掉孩子捡回来,而刘邦再次扔下,前后3次!其残忍自私,堪称人间极品。

还有一次,刘邦战败,家人被项羽俘虏。两军对垒,项羽设置一口巨大的锅,把刘邦的老爸绑在旁边,威胁说:“你赶紧过来投降,否则我将你老爸煮成一锅肉汤。”刘邦的回答是:“吾与项王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吾一杯羹。”千钧一发之际,刘邦还不忘幽项羽一默,意思是:“大哥啊,当年咱们可是结拜兄弟。这老刘不仅是我爹,也是你爹,你若当真狠心将你爹煮来吃,我倒愿意分得一杯肉汤,尝尝味道如何。”这真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刘邦在这场“比狠”的心理游戏中大获全胜。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无计可施,乖乖将刘老汉归还给刘邦。

项羽不敢将刘老汉煮来吃掉并分一杯羹给刘邦,他注定了当不上皇帝。这就是中国历史的真相。皇帝的龙椅必须是此种“厚黑无形”的人才能坐上去。历史学家史式在《皇权祸国》中评论说:汉帝国开国之君就是流氓无赖;刘邦能当上皇帝在历史上开了一个恶例;秦帝制损害有限,汉帝制遗患无穷。

刘邦这样的流氓皇帝,不是“后无来者”。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比刘邦更流氓。近代以来,国民党党魁蒋介石和共产党党魁毛泽东又更上一层楼。历史学家戴鸿超在《蒋介石与毛泽东治国之道》中,比较了蒋毛治国的种种异同,却未能道出两人在本质上的异同:蒋介石是城市流氓,毛泽东是农村流氓;蒋介石是沿海流氓;毛泽东是内地流氓。近代以来的中国,沿海的城市多少浸染了欧风美雨。蒋介石为了跟宋美龄结婚,读过圣经,也会祷告和做礼拜,流氓气淡了一点,夺天下的时候就败在毛泽东手上。

再说军人。李鸿章是清末淮军和北洋的开山鼻祖,对中国近代历史演进影响巨大。史家王尔敏在《淮军志》中指出:“淮军的形成,时势的影响,与李鸿章个人的作风,均极关重要。”然而,无论是淮军还是北洋军,都只有近代的“硬体”(武器),而无近代的“软件”(观念)。李鸿章学习西方,停留在器物层面:“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为耻,且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其评价并不高:“史家评霍光曰不学无术,吾评李鸿章亦曰不学无术。”无论是军事生涯,还是政治外交,李鸿章都用流氓手段解决。与西方列强合纵连横,他既给别人贿赂,也收取别人的贿赂,他不觉得这是“犯罪”。他一生的事业全是纸糊的房子,不等他撒手归去,就亲身经历北洋海军在甲午海战中灰飞烟灭,又看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他还得代表朝廷跟日本人和八国洋人签订《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耗尽心力而死。

李鸿章一生最大的劣迹,是镇压太平天国时,背信弃义地屠杀数万名已投降的太平天国将士。太平天国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共产党正面评价的“伟大的农民起义”,但既然驻守苏州的太平天国官兵已跟协助清军的戈登“常胜军”达成投降协议,清军顺利占据苏州,那么杀害放下武器的俘虏,就是人神共愤的流氓行径。

太平天国非常残暴,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同样残暴,自相残杀从来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1863年6月13日的英文《北华捷报》如此报导清军对太平军的残酷屠杀:每名俘虏都被绑在火刑柱上,有人把很多的箭针用力戳进俘虏身体的各个部分,他们从俘虏身上把肌肉一块块割下来。而后用钝刀乱砍乱戳,并以锯子锯的行动将这几个俘虏的头颅从他们的身体局部地割断。西人办的《中国之友报》亦披露说:叛军遭到可怕的屠杀。在俘虏的9千多人之中,据估计,主要被清军杀死或溺毙的即达6千人。毫无疑问,清军倘有机会,还会屠杀10倍的人数。

作为雇佣军首领的戈登曾在世界各地作战,他不会有慈悲心肠,但他是迈入文明社会的西方人,不能容忍大肆屠杀俘虏的事件。一天以后,戈登得知屠杀俘虏的实情,愤怒地搭上火轮驶抵李鸿章的大营,欲找李鸿章兴师问罪,但李鸿章已到对岸参加入城仪式。而后,戈登主动与英领事馆通报此事件,扬言要将苏州交还太平军,并且率领他的常胜军攻打李鸿章的部队。几经多方劝说,方才作罢。

戈登所信仰的是某种正在成形的“近代观念”或者说“普世价值”。在英军焚烧圆明园之际,戈登目击悲惨之景,深感不安:“会送书于其本国,极言英军之凶暴,殊非公理。”在昆山之战中,戈登曾俘虏8百余太平军,“极厚遇之,彼等大喜,皆乃投于常胜军,反向敌军而誓战”。当李鸿章屠杀俘虏之后,戈登拒绝清廷的赏赐:“陛下所授与物品,因苏州陷落以来之事情怏怏而不敢纳受,实为千秋之遗憾。”

跟戈登的悲愤形成鲜明对比,饱读圣贤书的“中兴名臣”们并不以残杀俘虏为耻。听说苏州受降,曾国藩“初大喜,继愁绝”,得杀降之报后,欣然称道,“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8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戈登对杀降的愤怒,在李鸿章看来是小题大做,“煦煦妇人之仁,胁令收抚,稍一濡忍,变生肘腋”。而清廷也认为戈登“不知此中权衡自有一定之理”。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引用一段日本学者苏德富峰对李鸿章及中国人的苛刻评价:彼可谓支那人之代表人也。彼纯然如凉血类动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义,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强,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脑硬面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词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狡狯有城府,支部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

中国的历史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历史,军人也未能脱离流氓气,未能如其他国家那样在近代转型过程中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群体。李鸿章的流氓气质影响了北洋军阀,他临死之前向朝廷举荐的接班人是跟他具有同样流氓气的袁世凯。袁世凯之后的军阀头子,更是一蟹不如一蟹。国民党军人则更等而下之,国共决战之徐蚌会战前夕,傅斯年上书蒋介石,痛陈前线指挥官刘峙之不称职:“今日南京一般有识之士……最忧之对象,即为刘峙将军。刘将军随钧座多年,战前亦有战功,然抗战以来,未有胜仗,举措多失,推求其故,彼有两个大毛病:一,好钱。军人如好赌,好酒,好色,以及好杀,同皆为毛病,然毛病之最大者无如好钱,一经好钱,聪明人亦愚蠢,有作为者亦无作为矣。……二,天资不足。刘将军不特无近代观念,即一般常识亦在一般将领之下,貌虽似奉命唯谨,然以如此知识,实办不了事。”

可惜,蒋不听劝告,终于导致全线溃败。再到共产党时代,因贪腐入狱的两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宛如刘峙之升级版,贪财好色、结党营私、贩卖军衔、无恶不作,直将军队当菜市场。中国至今没有真正的国防军,只有为独裁政党看家护院的“家丁”。

(此文收入余杰新作《卑贱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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