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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
作者:PBSNPR
发表时间:2017-06-14
更新时间:2017-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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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4/5)


北戴河会议

1962年6月下旬关于安徽“责任田”问题的会议结束时,刘少奇说:对责任田不要过早下结论,可以留待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再议。[119]7月初,邓小平也说:“生产关系……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譬如说……包产到户,或者叫分田到户,要它们合法化。”“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全党、中央在考虑。”[120]

邓小平说“中央在考虑”时,似乎忘了在他们那个“中央”上面还有个“主席”,更忘了“中央”是要服从“主席”的。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央”不过是听令于他的一个“小组”。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解释权在他手里;要不要搞包产到户,否决权也在他手里。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毛泽东自知他全力投入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已经失败,他在经济领域已无可为。毛以“退居二线”为名甩手不理事务,静观刘、邓等人去收拾。现在经济情况已经好转,毛就从“二线”走到前台发号施令了。

毛泽东的攻击切入点是“阶级斗争”。

8月上旬,在渤海湾避暑胜地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计划主要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121],可是毛却扭转会议方向,转到了阶级斗争上。他挑选这个时机,开始了他的进攻。

6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开场就撇开原定议题,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

有的人听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认为没有阶级了,不要改造,不承认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孙中山就不承认阶级,说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

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

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122]

在9日的会议上,他劈头第一句就是: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123]

其实,共产党真有垮台的危险,那也是在1960年而不是在1962年。刘少奇在62年3月5日的一次谈话中曾说:“什么叫最困难时期?就是农民暴动时期,这样的困难时期过去了。”[124]

在饿死那么多人的情况下,农民都没有造反、暴动,到了1962年夏,最危急的关头已经过去了,毛还来这危言耸听的一套,是为了制造出一个外部形势险恶的气氛,藉以“清君侧”。在这次会议上,他砍掉了刘的左右手:一个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陈云,一个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

7月6日,陈云曾与毛泽东谈话。他知道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所以只是婉转地说“包产到户”不妨一试。毛泽东当时未表态。但他走后毛在背后严厉指责他:“‘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125]

北戴河会议前不久,刘少奇曾请陈云在国务院作过一个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并作为文件批发全国。毛看到陈云的报告和财经小组的文件,在上面批道:“将情况说成一片黑暗,没有光明。此人是店员出身,资产阶级本性不改,一贯的老右倾。”[126]在会议上,他再次批陈“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在毛的进攻面前,刘少奇畏缩退让,未对陈云施援手。从此陈云“被剥夺了财经工作的领导权。中央财经小组陷于瘫痪状态。”[127]

毛泽东指陈云“资产阶级本性不改”的那份批件,被田家英指示毛的机要秘书林克压下,未交给中央书记处。但有人将批件内容泄露给了陈,陈立即称病请假南下,连随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也没有参加。他从此空挂党的副主席头衔,脱离了中央决策层。

就在北戴河会议前一个多月,毛还与邓子恢、农机部长陈正人、农业部长廖鲁言等长谈,同意他们“试一试”包产到户[128],如今脸说翻就翻,毛突然对邓子恢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搞吗?”[129]

7月间,邓子恢曾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对来自全国的几千名干部疾呼:“我们应该悬崖勒马了,再也不能搞左的一套了,那是祸国殃民的做法。它使成千上万人非正常死亡,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人,都应该感到痛心、内疚。”[130]他对毛泽东“搞左的一套”深恶痛绝,反驳毛说:“工业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村不能建立?”[131]

但是,是非对错的裁判是毛而不是邓。一年多前毛泽东曾说邓是“农村工作专家”[132],现在一转口就把邓说成了“资本主义农业专家”[133],并指着邓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134]

刘少奇或不懂唇亡齿寒的道理,或力量不足以与毛对抗。他采取迁就、退让的态度,听任毛批判邓而没挺身而出为邓辩护。同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时一样,中央委员以观风派、墙头草居多,他们赶紧同邓子恢划清界限,纷纷指责他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还把1955年解散部分合作社的老帐翻了出来。当时在部分地区解散两万多个农业合作社是中央工作会议的决定,他却张口胡说邓子恢“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135](文化革命中刘少奇、邓子恢“解散二十万个合作社”之罪状,即从这里演变而来。)他还宣布邓是“十年一贯制的老右倾机会主义”,农村工作部“十年没有办一件好事。”[136]从此农村工作部被撤销,邓子恢被踢出了中央。

刘少奇不吱声,邓小平悄悄地收起了他的“黑猫、白猫”论。周恩来本来就没胆量对包产到户问题表态,现在更是缩了头。毛泽东不费大力就把“包产到户”这一帖可以救几亿农民于水火、使他们脱离苦难的良药,扔到太平洋里去了。

党的决议迅速下达全国,各级组织强行收回刚包给农民不久的土地。

个别地方的农民想方设法继续搞包产到户,有的一直坚持到毛泽东死去的1976年。不过,在1962年的中国,毛泽东胜利了。绝大多数农民无法与政权对抗。他们无可奈何地交出了承包的土地,又被套上了“人民公社”的桎梏。

凡是推行“包产到户”的干部都受到了整肃。譬如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州委书记葛曼于1962年6月起推行包产到户。仅仅一个多月,就吸引了大批外流的劳动力回归。仅和政县的七个公社就有七百多人回了家。[137]但是,他因此在北戴河会议上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四年后,毛发动文化革命,葛曼被逼自杀。

“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

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通过强调阶级斗争形势险恶的气氛通过收回了放给刘、邓“一线”的控制权,重新君临全党。在接着召开的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再次大讲阶级斗争:

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138]

讲阶级斗争就要有靶子。1959年庐山会议时被斗垮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闻天,经刘少奇批准在江苏、上海、浙江、湖南等省调查了两个半月后,写了一份报告,于7月中送毛泽东参考。因主张农民“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地出卖其农副产品(包括粮棉油在内)的权利”,毛泽东认为这是他搞资本主义的罪证,宣布对张“进一步审查”,从此禁止他参加任何中央会议,阅读任何中央文件。

六月中,彭德怀就毛泽东指他“里通外国”的问题,递交了一份八万言的申诉书。这样,他又成了给毛送上门的靶子。毛斥责“彭德怀要翻案”,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139]

毛泽东还找了若干斗争的靶子。

一个靶子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班禅‧额尔德尼。由于藏区(西藏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部分地区)各级党委热衷于拆寺院,毁菩萨,斗喇嘛,烧经书,许多僧尼被迫还俗;连班禅的家也被抄、父母被斗争,前藏军司令、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的夫人被送去修路;“平叛”严重扩大化,“叛匪”越平越多;班禅于1962年5月间写了份长篇报告呈送周恩来总理,要求纠正。这成了“阶级斗争”的活证据,毛泽东骂班禅“尾巴翘得比U-2型飞机还高”,班禅就被斗倒了。班禅又殃及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由于李采纳班禅的意见,主持制定了关于藏族问题的文件,被毛抓住,说“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140],撤了李维汉的职。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负责对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的交往。他于二月间向中央提交一个报告,主张对外政策应采取和缓非激进的方针,对外国革命组织的支持亦应量力而行。此报告成为他搞“修正主义”的铁证,被批判撤职。在以后的文化革命中,他被归为执行刘少奇的“三和一少”(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少援助外国革命组织)修正主义路线而打倒。

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毛的矛头又指向了刘、邓主持的全国平反冤案的行动。

1962年春,刘、邓决定对在1958年拔白旗、59年反右倾等运动中被整肃的一千万人“甄别平反”,“一揽子解决”,予以平反。[141]并决定随后再处理1957、1958年右派的平反问题。这做法激怒了毛泽东。在9月下旬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严厉指责刘、邓等,说:“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142]几天后,他看到《宣教动态》披露国家机关党委曾经准备给冯雪峰等右派甄别平反,写了个批示给刘、周、邓:“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143]

刘、邓等退缩了。中央组织部赶紧发出指示:甄别工作“剎车”。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宣布:“搞什么包产到户,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44]

共产党是要搞共产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最大的罪名,一个谁都无法承担的罪名。而毛泽东坚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这样,毛泽东站在了制高点上。他用“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等似是而非的词藻唬住了中央委员会,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攻击三面红旗”,再也没人敢追究三年人祸的责任,再也没有人提多少人饿死的事了。更重要的是,再也没人敢要求召开“九大”,没人敢公开议论毛的是非,更没人敢提请毛当“名誉主席”了。“两个主席都姓刘”的危险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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