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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四方面军在早期发展过程中,由于没有经历过类似朱毛红军《古田会议决议》的建军路线洗礼和整顿,因而长期在纪律方面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如军阀作风、游击习气、侵犯群众等,甚至许多高级干部也是如此。值得一
作者:waterloo0165
发表时间:2017-01-13
更新时间:2017-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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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四方面军在早期发展过程中,由于没有经历过类似朱毛红军《古田会议决议》的建军路线洗礼和整顿,因而长期在纪律方面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如军阀作风、游击习气、侵犯群众等,甚至许多高级干部也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红四部队中还存在相当多的诱奸甚至强奸妇女的行为,这在当年文件中就有过反映。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方英在1931年7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邝继勋和(曾)中生在河口命令地方党部布置路线,准备找六个女子共同分配,但因种种原因,中生的事幸没有完成。在扩大会时,泽民同志提议组织‘审查此问题’,在常委中虽然收集了很大材料,但国焘同志不同意此种小题大做,所以没有通过。红军与苏维埃尚未有建立亲密的联系,以为苏维埃是红军招待所,尤其对于妇女的关系恶化非常。四军到麻埠时有七区一个十六七岁少女被红军强奸,十二师卅六团到霍山朱(诸)佛庵要苏维埃主席把他们布置路线,也发生强奸少共青团员事件。红军南下时,到各处都有强奸事发生,还有少数女子心为拥护红军是解决性的问题,是唯一要务。自动把慰劳红军的妇女分配给团长、参谋长睡觉。”地方领导人何玉琳在1929年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曾提到:“安、麻、陂、光党里负责人除最少数外,约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总与数十、数百女人发生性的关系,因此养成进步妇女向堕落、腐化、浪漫方面走。”

2、曾担任过红1军军长,红11师、红12师师长的黄埔一期生许继慎能征善战,才华毕露,是鄂豫皖红军早期将领中比较出风头的一个人物。然而他的“生活作风”问题却被利用为党内斗争的工具。徐向前后来曾评价“(许继慎)生活上散漫些”,说的比较委婉。许继慎在上海原有妻室谭冠玉和孩子,到鄂豫皖没多久就又找了师政治部秘书王望春同居,后来还令其怀孕。不过就那个时代而言,此种事情也属平常。伟大领袖离开“骄杨”几个月后,不也找了“永新一枝花”嘛。而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许继慎的揭露则更厉害了:“许继盛(慎)也承认红军优缺点,譬如对妇女的态度就不对,甚至高级军官,包括他自己在内,也有一些罗曼史。”
“许继盛成为批评的对象,是这次大会(1931年6月召开的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最紧张的一幕。沈泽民在发言中指出许继盛在多方面保有军阀土匪的习气,单就其对妇女的态度来说,就是最不应当的;许的私生活糜烂,有许多姘头。他质问许道:‘你的姘头中,是否有有夫之妇?又是否有被迫的?这种行为是否破坏纪律?这是不是土匪的享乐主义?又是不是军阀横霸的习气?这配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和红军的高级将领吗?’在大会中公开指斥高级将领,在鄂豫皖区还是空前的创举。许继盛极感不安,他辩称他没有过强奸妇女的事,不过是行为较为浪漫而已。他以自我检讨的口吻说,他原是党龄较老的党员,只因打了几年的游击,就染有土匪习气,今后他将彻底改正错误,以往过失请大会严予处分。”

3、 汪亚臣(曾用名汪雅臣)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第10军军长。1941年除夕夜,由于被汉奸郭珍发现告密,在庙岭子岗上宿营的汪亚臣等20余名抗联将士遭到日伪军围捕。1月29日,汪亚臣率队撤到五常县石头亮子河畔被敌军团团围住。汪亚臣指挥队伍顽强突围,激战中第10军副军长张忠喜等大部人员战死,只有几人冲出包围。汪亚臣在掩护战士们突围时腹部中弹受重伤,倒在了雪窝子里。当敌人围上来时,汪亚臣对他们发出了令人难忘的冷笑。敌人将汪亚臣抬往贾家沟,由于流血过多,他在途中光荣殉国,年仅30岁。残忍的日寇不理解汪亚臣将军怎么会如此蔑视他们,还打破他的后脑,企图将其脑子取出研究。后来日寇将汪亚臣将军的头颅割下,悬挂在五常县最繁华的十字街西北角一家商店门前的电线杆子上示众三天。之后把将军的遗首泡在防腐药水里打算送往新京请赏,由于某种原因此事搁置,就把将军遗首埋在了伪公署大院西南的监狱墙根下。1948年五常县人民政府组织工人重修已接收的伪公署监狱南墙时,意外地发现了装在长方形玻璃箱中用药水浸泡的将军遗首。后来将军遗首被送到哈尔滨的松江省政府,担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一眼便认出,这是曾与自己及赵尚志、李兆麟共同战斗过的抗联第10军军长汪亚臣烈士。。。。。。1954年,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哈尔滨市政府在哈尔滨烈士陵园修建陈翰章、汪亚臣烈士墓,两位将军的遗首被隆重安置于陵墓中。几十年后,有人在瞻仰汪亚臣将军的遗首时,发现其肤色泛红,药水也呈红色。当询问工作人员时,得到回答是:遗首的确有血水渗出。。。。。。

4、1979年2月24日,南集团42军攻占高平,防守高平的越军化整为零,四散钻山,伺机出来袭扰中国军队。2月26日凌晨2时,有两名越军特工摸进位于扣旺310高地西北侧的41军123师炮兵团阵地。在摸掉哨兵后,点燃了一辆汽车,又引爆了车上的弹药。由于车队停靠得比较密集,导致发生连环燃烧和爆炸,最后有11辆火炮牵引车和运输车辆被烧毁。这是此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炮兵单位较大的一次损失。

5、满洲具有地理名称和民族名称的双重意义,在地理意义上通常指今天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再加上内蒙古东北部的地区(即东四盟)。1907年7月,日俄两国签订第一次《密约》,明确划分了双方的势力范围界线。这一界线从俄朝边境西北端起经珲春及镜泊湖极北至秀水甸子,由此北沿松花江至嫩江口,沿嫩江上溯至与洮儿河交汇点,再沿洮儿河至该河与东经122°线交叉处,规定界线以南为日本势力范围,以北为俄国势力范围。这一界线以松辽分水岭为主要特征,地处长春附近,海拔200—250米,其以南称辽河平原,以北称松嫩平原。由此,出现了“北满”与“南满”的历史名称。

6、当年八一厂在拍摄革命历史巨片《大决战》时,在蒋介石的扮演者上颇费了一番踌躇。原因也很简单,当时有两位实力接近的特型演员来了个正面对决——孙飞虎和赵恒多。赵恒多是国内扮演委座的第一人——国内最早出现蒋介石形象的79年电影《大渡河》,就是老赵出演的。他也是《大决战》总导演李俊的老班底了。从《四渡赤水》到《血战台儿庄》再到《大决战》,凡是李俊执导的同题材影片,委员长大多是老赵担任。这和孙飞虎正相反,二人同是国内最负盛名的蒋介石特型演员,孙飞虎与李前宽、肖桂云合作较多,如《重庆谈判》、《开国大典》等等。论演技两人不相上下,论影响力,孙飞虎还略在赵恒多之上。影片《血战台儿庄》在台湾上映,明明是赵恒多演的,但是发行方硬要把蒋介石扮演者的名字换成孙飞虎。孙飞虎本人都奇怪,问他们为什么,回答是,“在台湾,只有孙飞虎扮演的蒋介石观众才认。”令人哭笑不得。以致当年《大决战》选角时,很多人以为孙飞虎会中标,实际上导演组也确实与孙飞虎有过沟通,后来据说是因为定位问题,孙飞虎诠释的老蒋全然就是个阴鸷枭雄,而赵恒多的老蒋则多了一份刚柔并济的人情味,所以这个角色最终落在了赵恒多的身上。

7、1957年,中国同苏联签订了技术引进合同,二机部决定由沈阳飞机制造厂和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定点仿制米格19P,战机命名为“东风103”。至1958年7月,苏方图纸到齐,沈飞开始全面铺开米格19P的试制仿制工作。这期间出了一个问题。苏方在将战机结构图纸交付中方时,由于一些原因未能同时交付工艺规程。然而而中方却认为工艺规程可有可无,苏方不提供可以自己编写,所以就没有要求苏方补上。后来苏方专家多次强烈建议中方补充引进工艺规程和装备,但中方都拒绝了,认为“用不着”。结果仿制开始后,正赶上全国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在二机部及四局提出了”快速试制“的口号下,沈飞也不例外,急着赶进度,争先进,中方技术人员随意更改设计和工艺规范,对苏联资料也不认真研究,一味图快。对于苏方未能提供的工艺规程,中方技术人员就自己关起门来搞“创新”,硬是编写出了错误百出的工艺规程。另外,当时中苏关系已经大幅度降温,苏方专家奉了国内指示,对于中方不请教的问题已全无热心,任其胡改工艺,基本是冷眼旁观。
经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快速试制”会战后,东风103于1958 年12月17日首飞成功,1959 年4月26 日国家鉴定委员会正式鉴定验收。就此,东风103的生产全面铺开,同时仓促决定停产歼5战机。结果令人啼笑皆非。在“大跃进”的狂热气氛中,东风103的生产也是一味“大干快干”,不顾质量。至1960年下半年,沈阳飞机厂共投料578架份东风103及其改型东风102,仅装配成111架飞机,成品率不到20%。而装配出的111架战机却全部有重大质量问题,没有一架合格,都被部队拒收。沈飞一时间成了“养鸡场”,库存战机多达上百架,浪费惊人!与此同时,仍与国民党空军不时交战的人民空军却久待新型战机不来,在实战中付出了血的代价。1961年1月27日,由国防工委上报,贺龙副总理及中央军委批示,中央正式决定从即日起停止东风103及其改型东风102的生产。至此,新中国第一次仿制米格19战机的努力——东风103最终以惨败而告终。。。。。。

8、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全国掀起了反“右”倾运动。在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办了十多个学习点来开展反“右”倾斗争,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在主持干部的一再启发下,平时老实巴交的农民们不得不起来发言了。
高庄生产队的杨保松说:“领兵元帅反党,不得了。你说他反党干㞗吃哩?一天三顿吃白馍,喝红糖水,天热了吃肉潲子凉面条,天冷了喝羊肉汤,啥不得劲哩?非反党不中?要是叫我这样有吃有喝的,哪个龟孙子才反党哩。我得和彭德怀拼了,放着舒坦不舒坦,吃饱撑的了!”
小营大队支书杨田说:“彭德怀我日你奶奶,我跟你拼了!你反党,反毛主席,想干啥?官当那么大了,还不知足,还想当真龙天子不成?那真龙天子是天上的星宿,前世有定数的,你会当成了?”主持干部说:“杨田,别胡㞗扯。”杨田赶快改嘴:“上面有大彭德怀,俺队有小彭德怀,我知道,王老乾反对粮食征购,在前丁庄地里挖马齿菜吃,是故意给人民公社脸上抹黑,我回去非撸劈他不中。”
池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王幸仁说:“旧社会地主一个人能娶好几个老婆,咱穷光蛋一个也要不上,合理吗?彭德怀和他们穿连裆裤子,我非和他拼命不可。”
杨店点的社员觉悟低,发言说不了几句话,要不就打瞌睡。有人脱下衣服捉虱子,一边捉一边挤,口中还念念有声:“挤死你个彭德怀!挤死你个黄克诚。。。。。。”会议主持人怕交不了账,灵机一动请来个草台班子搭台唱戏,先唱《铡严嵩》,再唱《铡国舅》,后唱《秦香莲》。唱完戏后,会议主持人开导大伙:“看到没有,彭德怀就是老严嵩,就是国舅爷,就是陈世美,想犯上作乱哩,我们不和他斗和谁斗?我们不铡他铡谁?谁不斗彭德怀,就是和严嵩、国舅爷穿一条裤子,就是他娘的小白脸陈世美。”

9、进入1952年后,志愿军一些单位上报在前线发现多种昆虫,内有跳蚤(雪蚤)、苍蝇和类似蜘蛛的昆虫。卫生部门去查了一下,有人就提出要对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提高警惕。结果志司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将情况上报中央,并要求各部队注意严查和及时报告情况。随着前线上报发现昆虫及老鼠、蛇、死鱼的现象越来越多,并说有两名朝鲜老乡突然死亡的情况,加上美军前线也出现了非正常死亡,联合国军总部还派出了当年的731部队战犯石井到朝鲜来调查此事,结果中央判断美军是在朝鲜进行了细菌战。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头版头条消息,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政府的名义,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发动细菌战的卑劣行径。一时间国际舆论大哗,美方百口莫辩,国际社会还组织了调查团到朝鲜来进行调查。然而志愿军卫生部门在组织了详细观察和对昆虫等标本进行了细菌培养后,只发现了一般性细菌,很难与细菌战挂上钩。而且在一年时间里,志愿军一线部队并未发生与细菌战有关的患者与死者,前述死亡的两名朝鲜老乡也都事出有因。随着国际调查团的到来,中方在前线却拿不出有关细菌战的铁证,不得不采取了非常措施。据原志愿军卫生部部长吴之理回忆,他曾打电报给北京的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和东北军区的王斌副部长,说马上派人回去取鼠疫菌种,一定要给,不然一切都不好办。等鼠疫菌种取回来后,吴之理将其交给前线防疫队,并对某干部交待说:“万一到时难证明细菌战,你给我注射鼠疫菌让我死,就说卫生部长染上美军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铁证。”某干部急忙说:“那不行,总有办法可想。”几十年后吴之理还感叹说,可见当时压力之大。

10、根据1935年国民党南昌行营颁布之“剿匪”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对中共党军首领的悬赏如下:
(一)朱德、毛泽东、徐向前,生擒者各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
(二)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各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
(三)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穑(祥)、陈昌浩,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
(四)王宏坤、王树声、何畏、孙玉清、余天云、王维舟、刘伯承、叶剑英、倪志亮,暨伪中央政委、伪军团政委、伪军长等匪首,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11、东北抗联的斗争环境艰苦,出现了大量叛徒,也有很多人开小差逃亡,给部队造成了严重危害。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就衍生了一种被称为“背小树”的处理措施。对于抓回来的开小差人员,以及部队中出现的动摇分子,为防其万一叛变投敌造成更大危害,通常要处以死刑。行刑方法是:将人捆在树上,用绳子勒几道,再拿一根小木棍从后面插进勒在脖子上的那道绳子里,两手一绞,那人肚子便鼓起来了。行刑命令一下,照肚子就迅速狠踹两脚,人脑袋就耷拉下来了。不能踹慢了,那样受刑人员一时死不了,要受活罪。
在那个年月,不论男女,用这种“背小树”的刑罚不知处死了多少人。里边有没有罪不致死和受冤枉的,那肯定有,数量可能还不少,但顾不得这些了。曾有抗联老人回忆:“当时我这个心惊肉跳呀,过后再一想,有什么办法?那时是不能回家的,想家就是动摇,就可能叛变。你不想叛变,被敌人抓去了,敌人什么招儿都使,抗不住了呢?总部、密营不全暴露了吗?”

12、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长津湖战役以其残酷激烈和艰苦卓绝而闻名于世。在最后阶段,志愿军第20军60师180团1营2连坚守黄草岭南最南端要点1081高地,由于连日严寒,体力耗尽,剩下的72人全部冻亡在阵地上。美军战史中都不由感叹:“这个阵地的中国第60师,忠实地执行了它的任务,顽强战斗到底,无一人生存。”不过战后志愿军内部却有了一些其他意见。原180团政治处组织股干事沈肇寿是战斗结束前,最后一个上到1081高地的见证者,他回忆:“上去掩埋尸体的时候,发现有的战士身上被刺刀捅过,证明敌人上来占领过阵地,有人就据此提出不能给这批人报烈士。我说,冻得快死了,敌人上来动都动不了,被敌人捅了还不是烈士?我证明,他们都是坚守到最后一刻的。。。。。。”

13、1967年武汉“七二O事件”发生后,8月4日,毛泽东在上海致信江青,信中说:时局再有几个月,就可能更好些了。凡是烂透了的,就可能迅速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毛泽东提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的气焰就压下去了”。他看出一些部队支持所谓“保守组织”,明里暗里给“保守组织”发枪,就提出这样的意见,要求把“右派”的气焰压下去。其实,“左派”也常抢夺枪支。此后,全国形势更加混乱,各种群众组织开始明目张胆抢夺军队的武器弹药,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时有发生,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最为动乱的阶段。毛泽东希望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他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人为的不加界限地将群众组织分为“左派”、“右派”,只能是不断地制造矛盾、制造混乱,而离天下大治就更远。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个错误引出另一个错误,而为了解决这个错误又犯了下一个更大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文革运动的实践走向失败便是必然的了。

14、在1979年的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中国军队充分运用了火焰喷射器作战,取得了很大效果。在越南北部地区,亚热带山岳丛林密布,山上的山洞和石缝众多,有时一个山头就有上百个洞,而且洞里还有洞,一个套一个,有些洞又互相串通,要在洞里搜索残敌,非常麻烦而且危险。一个洞,明知有越军,要进去却不那么容易。因为你在明处,他在暗处,你一进洞一探头越军就能发现,立即有火力打来。很多洞又常常不是直洞,是“Z”字型的,转弯处还有挡墙,越军躲在中间,直瞄火器就不好打。而火焰喷射器的优势是喷出的油柱火焰可以跳跃和拐弯杀伤,能沿着堑壕、坑道内壁拐弯、漫流、飞溅,粘到哪便烧到哪,管他是直洞还是弯洞,一枪喷进去就全招呼了。同时由于火焰燃烧会消耗大量氧气,从而使地下工事内的敌人窒息死亡。对于喜欢钻洞和进行坑道作战的越军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再好不过的克制武器了。在79之战中,解放军经常将师防化连的1个喷火器班(每班3组,每组1具74式火焰喷射器)加强给一线步兵连,在实战中表现出色,被步兵当成宝贝来使用。据统计,在28天作战中,解放军喷火分队共消灭越军的暗堡、坑道、洞穴、掩蔽工事等各种火力点1000多个,有力支援了步兵的攻坚拔点。

15、长津湖战役的残酷性,仅从下面的事情就可见一斑:
原20军58师医疗队副队长潘丁荣回忆:“(打下下碣隅里后)我们收容了近千名伤员,其中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冻伤。许多严重冻伤人员来不及后送,就地做截肢手术。”“曾经一天一夜做过30个人的截肢手术,24小时不停,以后好多天都觉得切掉的断胳膊断腿在眼前乱晃。”
原20军59师保卫科副科长龚欲民回忆:“那一天很冷,我被叫到师指挥部,一进去,正赶上师首长们传看电报——就是西线彭总表扬38军的电报,大家都在说,38军万岁了,万岁了!师长看见我,说你赶紧上医疗队去——有人反映医疗队给伤员截肢太多,你去代表我们把关,别让他们咯嚓咯嚓都给切了锯了。”龚欲民到医疗队传达了师长指示,那里的负责医生听后“什么也没说,领我到棚子里看伤员。先看了一个:脚穿着翻毛皮鞋,腿是黑的,他把伤员的鞋伸手拿下来——连脚也一起拿了下来,脚就在鞋里。又看另一个伤员:鞋子倒是脱掉了,可是他上去握住伤员的脚趾轻轻一掰,那几个脚趾头像是掰红薯一样就给掰了下来。我当时就忍不住流泪了,而那个伤员却感觉不到疼,睁着大眼呆呆地看着我们。”负责医生没更多解释,只问了一句话:“你看,要脚还是要命?”

16、任弼时要是不在50年逝世,而是活到60年代后会怎么样呢?恐怕不怎么样。在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涉及任弼时,称“我的‘狭隘经验主义’称号,是任弼时加的”,“洛甫、任弼时解除武装,靠《六大以来》、《两条路线》”。这就直接把任弼时抛到延安整风中批判的“教条主义”宗派中去了。林彪更是紧跟领袖,扣了任弼时一顶帽子:“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后边林彪说的话在不少著作中都有记载,而前边毛说的话由于为尊者讳的原因,除了李锐著的《庐山会议实录》等作品外,少有披露。

17、在1960年代的大饥荒期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中央指示向社会销售一些高级点心和高级糖果。同时,为了保障作为党的中坚力量的中高级干部和有贡献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体健康,中央又指示相继对这些人提供了特殊供应。从1961年11月15日起,全国各省会城市率先执行陈云有关大量生产高级点心和高级糖果,以回笼货币的指示。当天北京售出高级点心12.2万斤,高级饼干1.9万斤,高级糖果12.1万斤。高级点心最高价格为7.6元一斤,最低3元一斤,但数量很少;高级糖果5元一斤,最高16元一斤;高级饼干分4元一斤和5元一斤两种。(当时,省会城市一般家庭成员一月的最低生活标准是8-10元;在全国工资类别最高地区的上海,收入较高的纺织厂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仅为40多元)这类高级食品的购买者虽有一般市民,但大多为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国家将1960年11月制定的优惠享受副食品供应的范围从高级干部、民主人士头面人物、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一下扩大到17级以上中级干部。规定:17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补助供应糖一斤、豆一斤;13级以上高干,每人每月增加供应肉2斤、蛋2斤。此举虽然得到中高级干部的普遍拥护,却极大地挫伤了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于是社会上便出现了不少讽刺意味的顺口溜,如“高薪人员猪肉炒鸡蛋,低薪人员一锅菜叶熬稀饭”,“现在干部分三等,一等是吃蛋肉的,二等是吃糖豆的,三等是喝清汤的”,“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太太上茅房。手里拿着高级纸,拉了一泡高级屎”等。

18、在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就斥资1600万银元,大手笔购入了瑞典产30式博福斯75毫米山炮132门,这笔巨款占到了1931年度政府总开支的0.02%。该炮列装后相继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围剿红军,在战场上表现优异。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预计,博福斯75毫米山炮将成为野战部队的新一代制式武器。政府已向瑞典博福斯厂购买了完整的技术资料,准备在国内设厂自产。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博福斯山炮将很快实现仿制定型并大量生产列装,而在几年后爆发的抗日战争中大显身手,大大提升中国军队步兵的火力支援效果。然而,意外情况还是出现了,而且令人啼笑皆非——中国缺少合适驮载博福斯山炮的马。由于国家多年积贫积弱,军备不兴,马政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列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马源蒙古马身高12掌到13掌(120~130厘米),驮力只有75公斤。而博福斯山炮全重785公斤,需要八匹马驮载或两匹马挽曳,其中八组驮载分解件中最重的摇架组重118公斤,最轻的防盾组也有105公斤。也就是说,中国本地马根本驮不动这种山炮!再观列强的马匹,像德国莱茵马身高17掌(170厘米),体重2000磅,能轻松驮载120公斤左右的炮件,博福斯山炮正是为这种驮力的马而设计的;而近邻日本,原来的本土马种也不好,但经过日俄战争后30余年不断的马种改良,已经杂交出了身高15至16掌的健壮马匹,号称“东洋大洋马”,在身高和体重上也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本地马。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在引进博福斯山炮之初,只能用洋马驮载。然而洋马的价格很贵,来中国后又水土不服,死亡率很高,难以长久服役。无奈之下,军队又改用力量和持久力高于马匹的骡子来驮载山炮。但是就算国内最雄壮的山东大骡的驮力也赶不上洋马,不能长期驮炮转战。在这种情况下,自产博福斯山炮大量装备军队的计划就只好暂时搁置。当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只能用手上掌握的骡马驮炮转战。结果仗打了仅仅一年半,军中骡马的总数就少了一半——都在长程机动转战中倒毙了!不得已只下,博福斯山炮的机动就转为了人力,雇佣挑夫或士兵自己来抬炮件,这样一来炮兵的机动力便大大打了折扣。反映到战场上的,就是中国军队不但重炮数量少,而且有限的重炮在机动力上也是步履蹒跚,难以及时支援步兵。而日军却可以普遍使用东洋马驮载和挽曳山炮、野炮、重炮进行快速机动,在火力上对中国军队取得了绝对优势。如此,八年抗战打得那么惨烈,也就不难理解了。

19、金门之战后,胡琏有段回忆,大意为其所率国军第12兵团驻扎潮汕,解放军渡江后进军极快,刘伯承部第二野战军已掌控浙赣线,深入江西。如其坚决进军,则很快就会直下广东。而第12兵团尚未接到撤退命令,很可能一战而灭。不料毛泽东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命离广东最近的第二野战军转而向西,而由尚在长江以北的林彪第四野战军南下广东,两支大军做了一个十字交叉,耽误了数月时间,这才使第12兵团从容脱险,致有金门之战的胜利。
党史上向来表述二野入西南是毛泽东深谋远虑的战略规划。那么,是不是还有其他说法呢?
据《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中披露:“解放战争期间,按中央原来布署,由第二野战军进军中南,小平同志告诉我,湖南解放后中央考虑我任湖南省委书记。但林彪提出他在中南,中央遂改变决定,二野进军西南,并决定云南解放后由我任云南省委书记。林彪又提出要去云南。小平同志对我讲,二野可能不去云南了,准备安排我到四川工作。后来中央没有听林彪的,仍由二野入滇。林彪当时就企图多占地盘,其政治野心已露端倪。”

20、1958年8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说:“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指曾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高等法院院长的马锡五)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刘少奇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参考。南宁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双反’,报纸一登,全国展开。)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是1400人的大会 (指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义) 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21、秦基伟曾回忆,15军能入朝参战,他还走了谢富治的“后门”。那是1949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重庆召开会议,商议抽调部队入朝的事情。秦基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前,秦基伟已得到消息:西南局内定他为西南公安军司令员,指挥包括15军3个师在内的5个满员师。公安军司令部设在重庆。按理说,打了20多年仗了,好容易胜利了,又得了这么一个美差,秦基伟完全可以安享太平。然而秦基伟的表现不愧是一名优秀的军人,他主动提出要请缨入朝,下边3个师长也都打电话支持他。在这次会议上,秦基伟表示了15军请求入朝参战的决心和理由,然而当天的会议上却没有被批准。会后,秦基伟着急了,他想到了老首长谢富治。当年“陈谢兵团”时谢富治就是他的上级,现在又是二野三兵团政委,请他帮忙要比自己一个人撑着强。于是秦基伟软磨硬缠,终于打动了谢富治。在第二天继续讨论入朝问题时,谢富治表了态:“我看老秦的意见有道理,15军没有地方任务,可以考虑他们去朝鲜。”谢富治的意见果然有分量,这么一说便引起了上级的重视。尽管会上的意见并不十分统一,但最后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拍了板:“好,就这么定了,15军去!”。就这样,15军踏上了迈向上甘岭英雄军和未来共和国唯一空降军的征程。

22、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晚期癌症的惨痛折磨中逝世。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在人们的印象中,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是几十年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感情自是相当深厚。而周恩来更是在天下大乱的文化大革命中殚精竭虑,鞠躬至死,帮助毛泽东稳定了国家。无论于情于理,还是对历史的交待,毛泽东都应该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的。在追悼会前,毛泽东没有表态是否要参加。而中央则是做了毛泽东参加的准备的。从沿途的警卫工作,到毛行车的路线、乘坐的电梯、轮椅都作了认真仔细的检查。无论是邓颖超,还是主持追悼会的邓小平,以至于广大老干部和群众代表,都在急切地盼望着毛泽东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然而,时间到了,毛泽东没来,时间过了,毛泽东还是没来。最后汪东兴给毛泽东家里去电话,答复说主席不来参加了,只是派人送来了几个花圈。
对于毛泽东为什么不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一般的资料都是说毛泽东当时已站不起身,说话含糊,不愿意在公众面前露面。但这总让人心中充满疑问。因为不久之前,毛泽东还接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并谈了很长时间。毛既然能如此,为什么不能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呢?他当年不是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了吗?再往前推,就算是不能公开参加周的追悼会,难道不能秘密地来和周作一最后的道别吗?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同样,周恩来重病时住在305医院,与中南海毛的住所只有一墙之隔。毛如果想去看周恩来,只要把人清场,暗中前往就可以,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披露了毛泽东在周逝世后说的两段话,有心的朋友可以考证。毛说:“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他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我明白,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为什么我要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

23、九段也要参加段位赛?真是天下奇闻。围棋段位最高为九段,一旦通过段位赛打上九段,那么随即退出比赛才是,以后更是与段位赛没有半点瓜葛了。
  但在国内棋界,却出现过九段参加段位赛的咄咄怪事,而且还发生在聂卫平、马晓春这两大高手身上。
  1982年中国围棋首次实行段位制时,陈祖德、吴淞笙和聂卫平三位被定为九段。当年的段位赛,三人均未参加,但1984年段位赛,身为九段的老聂却“被迫”参加了。
  1984年段位赛前,老聂在体委遇到一位桥牌牌友、国家体委竞赛司棋类处一位处长,聊起了近期没有比赛影响状态的话题,处长听了后,随后给围棋队打电话,指示队里让老聂参加段位赛。
  那个年代,上级发话,围棋队里无可争辩,只得无条件服从,只好同意让老聂参加段位赛。可笑已是九段的老聂由此创下“九段参加段位赛”的空前奇闻。
  更有趣的事情还在后头。比赛一开始,老聂气势如虹三连胜。第四轮,却碰上了自己的夫人孔祥明七段。此前三轮,孔祥明一场不胜。当时的段位赛还有“降段”规定,12盘棋中如果胜局不到3盘,就要被降段。以孔祥明的状态,降段也不是没有可能。
  老聂有些犯难了。他找到棋队,要求换一个对手,但得到的答复是“不能改动”。当时的赛程是每四轮一编排,而且全是人工操作,繁琐而艰巨。既如此,老聂的“正当要求”当然被拒绝了。奇怪的一幕就这样发生了,作为九段的老聂不仅要参加段位赛,而且还要与急于升段的夫人进行对决!
  老聂平素为人疏狂,似乎与“鬼精”二字永远也搭不上界。但你要真这么想的话,就大错特错了。第二天比赛开始前,老聂走进赛场时,“咚”的一声,一不小心把脑袋撞在门口大铁门上了!于是老聂立马开始一个劲儿地喊头晕,直到现场裁判准许其因病弃权为止。孔祥明因此白捡了一盘胜局,老聂也由此告别了这次尴尬的段位赛。至于说老聂的大脑袋撞上铁门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真的一不小心撞上了,这只有老聂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刚才说到当时的段位赛每四轮编排对阵,编好后改都没法改,就因为这个“四轮”,马晓春在升上九段后也不得不继续段位赛之旅。
  马晓春不愧时当时围棋界首屈一指的少年天才,1982年实行段位制时是暂定七段,当年就升为八段。到1983年的段位赛上,年仅19岁的马晓春过关斩将,提前升上九段。本来他应该退出段位赛了,但因为前述的关系,还差一轮才能完成“四轮”的编排。为了这个“四轮一编排”的赛程,马晓春九段不得不把第四轮比赛下完再走,当时他的对手是憨厚的曹大元。
  结果是,马晓春在升上九段后又赢了曹大元一盘,在完成“四轮一编排”的赛程同时,还不忘拖一把上海哥们曹大元的后腿!

24、李锐晚年对“左”祸有无尽的忧思。他在列席党的十五大时有一个书面发言,其中写道:“党的76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什么?一个‘左’字。‘左’的阴魂从未散去。1978年后,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基本结束了自己整自己的历史。但是积习犹存,‘左’王、‘左’爷们时有表演。如借人道主义、‘异化‘问题,整得周扬抑郁而死;后来还演化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大搞了28天,才被制止。”
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前,85岁的李锐又倚老卖老一回,给中央政治局常委送上一封建议书,题目为《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炎黄春秋》删节发表后,《同舟共进》杂志全文发表。人们争相传阅,甚至喊出了万岁。李锐建议的主要观点是:专制乃动乱之源。只有民主化才能现代化。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党的民主化,各级要从一把手做起,否则就是空的。他在建议中提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届任期五年,可以连任一届,即在位十年为限。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轮流转的现象应早日予以终止。逐步实行竞选制,党的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与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应保障言论自由,不能由一把手说了算。
他认为,搞市场经济,没有民主政体,没有宪政是做不好的。所以,中国的中心问题应是民主政治问题。

25、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云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问题的报告》。在大会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结论性讲话,首先使用了“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的提法,声色俱厉地谈及了高饶与“五虎上将”以及饶与向明、扬帆之间的“反党联盟”关系。毛泽东说:“第一点,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份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
“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扬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26、胡绩伟的一首打油诗《问?》作于一九七八年(注:关于1976年9月11日杜修贤摄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八人在毛泽东卧室灵床前的挽手合影)

一看这张照片,
使人大吃一惊!
一连串的问题,
一个接着一个问。
似乎坠入五里雾,
越问越不清;
又像看破了一线天机,
找到了很多怪事的总根。
那是“四人帮”,
怎么还有陈锡联、毛远新?
怎么还有华国锋、汪东兴?
他们不是四个,
怎么会是八个?
是政治局成员的集体告别?
为什么又多一个毛远新?
为什么又偏偏没有李先念、叶剑英?
这八个人是偶尔碰在一起?
还是谁约集起来?
谁是召集人?
在主席的灵床前,
他们是那样虔诚。
为什么你拉着我、我拉着他,
八个人结成了一股绳?
他们仅仅互相——手儿握得紧又紧,
还是心儿连着心,
八条心也结成了一条心?
他们是在灵前话别——永远紧记:“你办事,我放心”。
是永远“按既定方针办”?
请老人家在天国放心?
他们仅仅是在向过去告别?
还是为将来在海誓山盟?

27、七十年代民间的政治笑话

新中国过成立以后,金日成访问中国,彭德怀见他一下火车,高声喊到:“嘿!小金!”周总理马上说:“以后别这么叫了,人家现在是国家元首了。”  

江青被隔离审查后,和王光美关在一个监狱,江青说:“你看,咱俩现在一样了。”王光美马上说:“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可没迫害我丈夫。”

  张铁生会见外国农业代表团,江青跟他说:“你别怕那些外国人,先出个题把他们难住。”张铁生马上问外国人:“驴耳朵长还是马耳朵长?”

  王洪文会见外宾时,人家拿出一个煮熟的鸡蛋,让他立在桌子上,他怎么也立不起来。这时周总理拿起鸡蛋往桌子上一磕,就给立住了。外国人又问:“你们国家有多少钱。”王洪文说:“等我去问问财政部长。”总理马上说:“十八块八毛八。”外国人又问:“你们国家有多少厕所?”王洪文说:“等我去查查。”总理说:“只有两个,一男一女。”外国人接着问:“听说你们中国现在还有妓院。”王洪文说:“不可能,新中国已经取消了妓院。”总理马上说:“没错!在台湾和香港还有。”

  当年苏联逼中国还债,让中国把火车车厢都装满猪蹄给他们运去,周总理说:“咱们不给它猪蹄,给它换一车猪尾巴。”一头猪有四个蹄,但只有一条尾巴,别让苏修笑话咱没那么多猪。

  吴桂贤会见外宾,人家提到李时珍,吴桂贤说:“李时珍同志来了吗?”后来吴桂贤自己坚决否认,其他人也表示没听她那么说过。

  有外国人问一个中国小孩:“你们的林副主席哪儿去了?”小孩说:“嗝屁儿了!”后来外国人回去查字典,怎么也找不出“嗝屁儿”是什么意思。

  外国人买了一个元宵,捧在手里不知怎么吃,最后一口生吞了下去。(《北京日报》登过照片,地点是西单。当时老外买了一个元宵当场生吃下去后,周围的国人一片哄笑,记者的相机“喀嚓”一声。)

  周总理和朱德在会议休息时正在交谈,江青走过来。朱德一言不发,站起来用拐杖指天指地指指门外,然后自己离开了。江青很生气,向周抱怨朱老总羞辱她:“他明明在说我不知天高地厚,要我滚开嘛!”周微笑着说:“不是,老总的意思是共产党员要上对得起先烈的在天之灵,下对得起人民群众。”“那他用拐杖指外面是什么意思?”“那是鼓励你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嘛!”

  机场上,周总理与赫鲁晓夫相遇。赫鲁晓夫对周总理说:我们的出身不一样!周总理回答:我们有一样是相同的,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文革中批斗侯宝林时,要给他戴高帽子,他说:甭麻烦革命小将,我自己准备了,马上从怀里掏出一个折叠的纸帽子,拉长了,戴在头上。好像连脖子上的牌子也是自己准备的。批斗侯宝林成了相声晚会,无法庄严起来。好在他出身甚苦,所以没有过多受罪。

  江青带浩亮和刘庆棠下基层视察,群众看见“李玉和”来了,欢迎他唱段《红灯记》,而浩亮这时却端起了架子,无论如何也不唱,这时江青递过一杯茶,让他唱一段,浩亮接过茶杯,说了一声:“谢谢妈!”(传说江青认了浩亮和刘庆棠为干儿子)

28、领袖爆起粗口来比常人也毫不逊色,下面且看毛周二人的两例。
垂暮之年的毛泽东爱发脾气,唯一敢与他对骂的是女秘书张玉凤。有一次毛对小张(张玉凤)吼:“你给我滚!”小张也毫不示弱回应:“滚就滚,谁不让我走谁是狗!”“你骂我是狗,你……”毛气得发抖,还把小张骂他是狗的话写在一张纸上,交给有关工作人员(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张玉凤不肯认错,收拾包袱回了家。没多久,一辈子好胜的毛泽东认了输,让汪东兴把张玉凤接回来。
1972年批判林彪时,伟大领袖御笔一挥,将原定的批极“左”改定为批极“右”。据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回忆:“总理从第一页开始,一页一页翻看,翻得很快,看得也很快。几份材料翻完,猛地朝办公桌上拍了一下,劲儿很大,连桌上的茶杯都跳了一下,接着,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我听到一句:‘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纪东:《难忘的八年》)

29、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副总理李先念在上海会议上作报告说:“全国都是丰收的”,但有些省粮食还没收上来。”这时,毛泽东插话说:“为什么别的省未收起来?请各省学河南的办法,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到了1959年秋收时节,为贯彻领袖的指示,各省纷纷组织干部下乡,盯着农民边收割粮食边征购,生怕“后下手遭殃”。由于实际粮食产量远远低于浮夸的上报数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各地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掘地,把群众仅有的口粮都搜刮一空。更有甚者,许多地方搜不出粮食就大肆吊打农民,造成骇人听闻的严重死伤。仅河南信阳地区,全区800万人中就被打死打伤10余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能靠食堂活命。但因为缺粮是无可奈何的现实,食堂也捉襟见肘,库存越来越少,只好汤汤水水,到了1960年初便纷纷停伙。在这一年的春荒时分,广大农民陷入了严重饥馑中。而从地方各级到中央下欺上骗,领导人仍深陷于粮食丰收的幻觉中,没有及时采取开库赈济措施。不少地方为了迎合上级而编造假像,竟然不准群众家里冒烟,不准群众挖野菜,不准群众出去逃荒,群众饿得走不动,连个拐棍也不让拄。于是,饿殍遍野就在和平建设年代的中国出现了。。。。。。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等到信阳落实中央关于“民主革命补课”的精神。李先念是在大别山创建根地起家的,对这里民主革命是不是彻底,他应当很清楚,但他还是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开展工作。这一调查下来可不得了,看见农村死了这么多人,李先念哭了。他说,我一辈子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在长征时西路军突围回到陕北,这是第二次。

30、在1969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出了一个闻名全国、红极一时的战斗英雄孙玉国,他当时担任中苏边境珍宝岛地区的公司边防站站长。这里要注意的是,此“公司”可不是日后中国人民都熟悉的做生意的公司,而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文化背景。早在清朝初年,珍宝岛地区就已驻扎了军队,满语名为“古斯库瓦郎”,意思是“军队营盘”。到了清朝末年,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被沙俄割占,珍宝岛成为边界之岛,这里的清朝驻军和居民相继撤走,只留下了驻地遗迹。天长日久,“古斯”(军队)之称就演变成了谐音的“公司”。珍宝岛附近的一些地名便也带有了公司二字,如“公司一岛”、“公司二岛”、“公司亮子村”等。而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时的公司边防站,就是得名于附近的公司亮子村。

31、在苏德战争初期,德国法西斯军队在取得了一系列堪称辉煌的胜利后,却折戟于莫斯科城下,其举世闻名的“闪电战”也归于破产。在通常的战史叙述中,主要观点是当年俄国的冬天来得太早,德军自上至下又骄傲自满,缺乏准备,导致后勤部门没有准备好冬装,使前线士兵战斗力大为下降,终于成为了强弩之末。
实际上,希特勒完全没有忽视俄国的冬天,早早就下令开始准备。这从德国陆军总司令部从1941年8月初发出的不计其数的命令、训令和通报中可以看到。据《战争与后勤》一书的作者克列威尔德的话说是:“这些文件的内容,从适当住所的勘察到防冻油料的供应,从冬季服装到马匹疫病的处理,简直细到了无法再细的地步。”回过头来看,在苏德战争初期,由于德军的攻势进展太快,纵深大大扩展,其后勤供应能力就已捉襟见肘。如当时中央集团军群每天所需的补给约为25列火车,而德军后勤部门只能保证每天8~15列火车的运量。即便如此,德军仍所向披靡,歼灭苏军几百万,直杀到莫斯科城下。那么,为什么到了冬季后就不行了呢?
原因也很简单:在中欧温带地区长大的德国人大大低估了俄国冬天的严寒。仅以前述的火车运输为例,德制火车的给水管道造在锅炉外侧,这在德国的冬天完全可行,但到了俄国就不行了。当俄罗斯严寒的冬天突然到来时,德制火车的给水管道结上了厚厚的冰层,强度不够,轰然破裂。以致达到90%的火车机车都开不动了,勉强能开动的也必须缓慢铲雪才能通行,因为俄国的大雪把铁路全覆盖了,厚度达一米以上!结果就是到了1941年11月上旬,从中央集团军群到整个东线的后勤运输已彻底瘫痪了,尽管德国人在从东普鲁士、波兰到明斯克、基辅的仓库里囤积了如山的大衣、羊绒衣、防寒靴、手套、毛皮头套、便携式暖炉等冬季必需品,但却根本无法运到前线。而一线的上百万德国士兵,就只能在冰天雪地中哆哆嗦嗦地苟延残喘,成千上万地被冻死冻伤,徒然将命运交给了上帝。。。。。。

32、朝鲜战争初期,联合国军从仁川登陆,歼灭了南下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尔后北上越过三八线,向北朝鲜大举进攻。1950年10月22日,在北朝鲜永柔地区发生了一幕战史传奇。由于美第187空降团3营在推进时遭到北朝鲜军一部的猛烈突击,情况紧急,澳大利亚营奉命前往支援。该营先头C连在连长A•丹尼斯上尉带领下,与沿途苹果园、稻田地中阻击的北朝鲜军发生白刃激战。令人惊讶的是,几小时拼杀下来,北朝鲜军被杀死270人,俘虏200人,而澳大利亚人只有7人负伤,简直是一边倒的屠杀!仅那位丹尼斯上尉,就用刺刀一口气挑死了8个北朝鲜兵,自己也满手是伤,原本整洁的军装已经撕成了一道道破布条,全身都溅满了敌人的鲜血,简直像是恶魔转世。。。。。。

33、周恩来在文革中评论徐向前的两段话:
“邱会作同志被整后,当权派中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林副主席要他到香山找个地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让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说:‘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是以军委文革名义,而是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同志只好服从。六点钟接到电话,八点钟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了,被打个半死,打得骨折了。后来,林副主席知道了,亲自去把邱会作同志接回来,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
“刘贤权同志被软禁后,一月八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他被看管起来了,电话也不通等情况,到二月二十六日(信)还被徐向前扣压着。当时徐向前是军委文革小组长,二十三日打死了三百多人,追查此事,才在徐向前那里查了出来。”

34、2016年7月17日,《炎黄春秋》杂志社法人杜导正发表声明,称该社上级主管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违法单方面撕毁与《炎黄春秋》杂志社签署的协议书,宣布改组该社领导机构,并派员强行入社干扰正常工作,窃取和修改了该社官方网站的密码,导致该社丧失了基本的编辑出版条件。因此,经《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讨论并一致决定,自即日起停刊。此后任何人以《炎黄春秋》名义发行的出版物,均与该社无关。
也就是在这个7月的第一天,《炎黄春秋》迎来了创刊25周年的日子。社长杜导正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感言,颇有意气风发之态。编辑部还刊发了《我们二十五岁了》的特别文章,其中自诩《炎黄春秋》之所以能言人之不敢言,实际上不过是他们在用足政策上下了工夫,将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有关出版内容的宽泛规定清晰化,成为可操作的具体规划,同时也绝不搞“自我放大法”。限制明确了,就不必在限制之外的空间里缩手缩脚了。
二十五岁生日言犹在耳,甘苦共尝笑容未逝,大祸已从天而降。刚刚自诩用足了政策,别人却使用了政外之策,有招吗?还有人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评之曰:这就是小骂大帮忙的下场!
以后还会有人这样帮忙吗?

35、原志愿军第26军76师226团政治处副主任徐学平参加了艰苦卓绝的长津湖战役,晚年时回忆了一件让他永生难忘的事:“休息烤火时,把两个舍得不吃的土豆烤一烤,和警卫员一人一个,准备吃掉它。还没烤软乎呢,进来一个战士,见烤土豆,就伸手要。我说,就两个,没有多的。那个战士也没说啥,一转脸看见旁边有个迫击炮弹——是哑炮,他抱起炮弹咣一下扔进火堆,把我和警卫员吓得呀,扔下土豆就跑了。那个战士接着就拿走了那两个土豆。”

36、1940年夏,法西斯德国军队对西欧发起“闪击战”,迅速击溃英法比盟军,英国远征军被迫撤回本土,法国陆军损失惨重,国家岌岌可危。就在这时,英国首相丘吉尔为了挽救局面捣鼓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英法合并!6月16日,丘吉尔与法国总理雷诺的全权代表国防部次长戴高乐秘密会晤,经过详细讨论后共同起草了一份新《联盟宣言》,其主要内容是:
一、两国政府宣布,法国和英国今后不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法英联盟。
二、法英联盟宪法将双方的国防、外交、财政和经济政策进行联合。
三、每一个法国公民将立即享有大不列颠的公民身份;每一个英国臣民也将成为法国的公民。
这个宣言太惊人了,让人简直不敢相信。由此可见,现实主义者丘吉尔为了挽救战局,拉住法国政府共同抗德,已经是豁出去了,不惜将岛国与欧陆国家融为一体,简直要让历史上的英国前辈外交家们气活过来。然而,关键时刻,主战的法国总理雷诺承受不住内外交困的压力,突然于6月16日辞职。当晚,84岁的主和派贝当元帅接任法国总理职务。他主持内阁坚决要求停止与德国的战争,切割与英国的外交关系,并拒绝承认那份新《联盟宣言》。亲自参与此事的戴高乐知道自身难保,遂于6月17日乘飞机逃往英国,开始了组织“自由法国”的艰难抗争。多少年以后,丘吉尔还为英法合并计划的失败耿耿于怀,认为如果雷诺不辞职,而是主导法国政府退往北非坚持抗战,那么强大的法国海军和各殖民地陆军就能整合起来,与英军共同作战,非洲局面必然大不一样,意大利敢不敢在东非乱动,隆美尔还能不能远征北非,就都难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也必然会发生改变。

37、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后,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其中谈了十个问题。在谈到打胜后中国军队为什么又放弃了收复的领土撤回来时,周恩来说:
“第六个问题,我们打了不退行不行?就守在那些地方。当然,可以这样设想。但是,这样子主动性不够,你停在那个地方,你虽然也是主动停火,但是随时有引起冲突的可能,对这个政策的实现就不彻底,你只有后撤到实际控制线后二十公里,这表示我们政策实行得彻底,影响就大。如果只主动停火而不后撤,留在现在,还可得另外一个错觉,就以为我们打算用武力改变现状。我们是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来达到领土要求的。我们觉得对于我们周围的国家不应该采取这个态度。跟帝国主义是另外一个问题,它侵占我们的领土,我们总有一天要收回,如台湾。但是对于亚非的国家,我们只有从谈判桌上解决问题。我们早就如此,我们虽然前进了那么多,到邦迪拉的南边差不多是一百多公里,这一百多公里如果从公路上走,那更长,我是直线算的,是按经纬度的算法,这么远我们撤回来,就是表示我们的政策是要彻底贯彻的。当然,这对我们前方的官兵要多多地解释,对我们的广大人民要好好地解释。觉得我们流了血,不甘心,我们占了的地方又是我们的领土,是我们收复的,现在又要退出。这一点要说服,我们付了血的代价是为了争取人心,主持正义,而不是要用武力来实现我们的领土要求。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是为正义而战不是为改变现状而战。改变现状是要谈判解决的,否则我们没有法子解释我们为什么抗美援朝,我们花那么大的血的代价,是为了支持正义战争,然后我们又撤回来。我们还用那么多的力量帮助越南人民战争。这说明我们为正义而战,看用在什么地方。只有这样,对那个地方的人民影响才会大。现在我们到的地方,的确都是当年西藏曾经管过的地方,达旺、打陇宗、德让宗、申隔宗,这都是“宗”嘛。宗就等于内地的县,那个地方都是藏族语言,东面(瓦弄那边)是察隅的民族,影响很大。我们再回来,将来印度又在那个地方统治他们,一对比那就看得出来了,影响它的人民,只有这样子,才更正确。”

38、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作了讲话,其中谈到了贺龙的问题:“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有贺龙、刘震、王尚荣、许光达这些人。”

39、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记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运动的有关数字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处以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40、1958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提出他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记得与会时是坐在会场靠里边的一角。然而1959年中央档案馆根据馆藏档案资料答复遵义会议纪念馆所询关于出席遵义会议人员的名单而写的材料中,并未列出邓小平的名字。到了70年代又提到这个问题时,据载:“邓小平不无感慨地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 … 不因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

41、在建国前30年中,中国农民为什么穷?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政策对于农民极度不公平,对农民索取太多。
在集体化农业时代,农民要遭受多重掠夺,第一层就是对农业直接产出的掠夺,即公粮征集,这部分是国家无偿拿走的,且比例太高;第二层是公粮收购,也就是除去无偿拿走的部分,国家还要设定一定指标,用固定价格收购一部分,而这部分收购指标的定价实际也标得太低;第三层是工业品定价过高,这就是用剪刀差第三次剪农民的羊毛了;第四层是对农业多余劳动力还要以免费形式进行征集和利用,当然这个多余劳动力的征集表面上是给公分的,但公分这东西是公社均摊的,说白了国家没有为使用农民劳动力多出一分钱,仅仅是从农民自己的收入里进行再分配而已。如此一来,遭受这样多重形式的掠夺后,农民怎么会不穷?!

42、东北抗日联军在战争期间牺牲的23名师以上干部:
1. 李学忠,第二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8月,吉林省抚松县
2. 王德泰,第二军军长,1936年11月,吉林省濛江县
3. 夏云杰,第六军军长,1936年11月26日,黑龙江省汤原县
4. 宋铁岩,第一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2月11日,吉林省濛江县
5. 陈荣久,第七军军长,1937年3月5日,黑龙江省饶河县
6. 金正国,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5月,黑龙江省桦川县
7. 刘曙华,第八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8月22日,黑龙江省勃利县
8. 李延平,第四军军长,1938年11月20日,黑龙江省五常县
9. 王光宇,第四军副军长,1938年12月,黑龙江省五常县
10. 王克仁,第五军代理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23日,黑龙江省穆棱县
11. 侯国忠,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副指挥,1939年8月24日,吉林省安图县
12. 杨靖宇,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1940年2月23日,吉林省濛江县
13. 曹亚范,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指挥,1940年4月8日,吉林省濛江县
14. 王汝起,第二路军一支队支队长,1940年5月21日,黑龙江省饶河县
15. 赵敬夫,第三路军三支队政委,1940年7月20日,黑龙江省德都县
16. 高禹民,第三路军第三支队政委,1940年12月1日,内蒙古阿荣镇
17. 陈翰章,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1940年12月8日,吉林省宁安县
18. 汪雅臣,第十军军长,1941年1月29日,黑龙江省五常县
19. 张忠喜,第十军副军长,1941年1月29日,黑龙江省五常县
20. 魏拯民,第一路军副司令,1941年3月8日,吉林省桦甸县
21. 郭铁坚,第三路军第九支队参谋长,1941年9月20日,内蒙古莫力达瓦旗
22. 赵尚志,第二路军副总指挥,1942年2月12日,黑龙江省鹤岗
23. 许亨植,第三路军总参谋长,1942年8月3日,黑龙江省庆城

43、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西征转移。担任红27师师长的徐海东奉命留在苏区,带部队来到金家铺,与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会合,其后他们又去找东路游击司令部联系。到了司令部,看到游击司令刘士奇正在吃饭,桌上摆着好酒好菜。徐海东进门一看,当时就发了火:外边摆着伤兵、逃难的人……他们又哭又闹,你还独个在这里吃饭,真是不管百姓死活呀!从此徐海东对刘士奇印象大坏。
话说这刘士奇来历不凡,曾经是毛泽东的亲信和连襟(曾与贺子珍之妹贺怡结婚),当过红6军政委(军长黄公略)和红4、5、6军总前委常委,地位一度高于彭德怀、陈毅。江西苏区第一次打“AB团”,就与刘士奇在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会上被撤掉特委书记职务有关,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发话:“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于是赣西南党和红军便倒了霉。后来刘士奇被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先后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刘士奇率红79团留在苏区坚持斗争。
与徐海东、郭述申会合后,共同组成了红27军,由刘士奇任军长,郭述申任政委,徐海东任红27军79师师长。红27军成立后在安徽英山、太湖、潜山、桐城等地区转战40多天,行程3000多公里,歼敌4000余人,并保存了千余人的力量。当地很多群众为国民党军烧杀所迫,一直跟随部队不散,给红27军的行动带来极大不便。为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刘士奇决定分兵将尾随部队的群众护送到苏区。年底,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25军,撤销红27军,并将该军两个团编入红25军,由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徐海东任红25军74师师长。1933年初,鄂豫皖省委在苏区开展“肃反”。徐海东乘机向省委书记沈泽民报告,说刘士奇在安徽转战时“畏缩逃跑,丢掉群众”。结果沈泽民偏听偏信,给刘士奇扣上“改组派”的罪名,下令将他杀害了。当时郭述申为刘士奇辩护,也被撤职批判。直到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才由毛泽东主持为刘士奇平反昭雪。

44、 1960年6月29日,在鲤鱼江电厂当工人的刘桂阳接到了一封从衡阳老家寄来的信,得知父母病了,弟弟也病了,家里却连买盐的钱都没有。第二天刘桂阳回到了家中,情况比信中说的更可怕,弟弟得了严重的水肿病,快要不行了;爷爷得水肿病死了;姐姐的儿子饿死了;姑妈因无法生活下去自杀了;姑妈的小儿子因没人管,人还没有死就被扔到了河里,惨不忍睹。回到电厂后,刘桂阳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想把农村的惨境反映给党中央,寄信又怕中央政府收不到,她决定亲自到北京一趟。7月22日,刘桂阳取出了所有的工资73元。买了3张大红纸,还买了笔和墨。晚上9时多,她趁丈夫上晚班,将红纸裁成了12张小标语纸,分别写了:“毛主席啊、共产党啊,中央各首长啊,睁开你的雪亮的眼睛,瞧瞧农村广大劳动人们的痛苦生活。农民吃野草、吃树叶、吃糠,他们得了水肿病,脚肿、脸肿、 肚子肿,他们的痛苦生活是建立在人民公社上的!打倒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高山!”“消灭人民公社,使城市商店吃的食品随便能买到,使全国人民过上更幸福更美满的生活。”等12幅标语。7月24日刘桂阳留下了诀别信,登上了北上的列车,26日到了北京。打听了很久才找到国务院。由于不允许进门,刘桂阳用胶布将标语贴在了国务院门口的墙上,标语贴好后她被抓住了,在北京公安局关押了几天,初审了几次。郴县公安局来人把刘桂阳带了回去。很快,刘桂阳被以反革命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同年12月,监狱管理人员告诉刘桂阳给她保外就医,因为刘桂阳已有了几个月的身孕了。后来,郴县县长到电厂找到了刘桂阳,告诉她党中央在关心她的案子,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原来,刘桂阳到国务院贴标语事件被刘少奇知道了。他批示公安部向他提供一个专题报告。报告提出刘桂阳无罪,应回原单位工作,撤销判决等意见。1961年2月10日,刘少奇接到报告后在报告上做出了以下批示:“同意湖南省公安厅对刘桂阳案件的处理意见。将此件寄湖南省委,建议张平化同志找刘桂阳同志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和她所采取的方法,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省委宣传部编发了一个叫“刘桂阳精神”的宣传小册子,号召全省人民向刘桂阳学习,如实地向党中央反映基层的情况。6月,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亲自到鲤鱼江电厂与刘桂阳谈话。
刘少奇在1961年4月回湖南农村考察期间,也没有忘记刘桂阳一案。有一天,他向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询问刘桂阳案件落实情况,得知已经撤销对刘桂阳的判决并报省委和公安部后,深有感触地说:“根据什么判她的罪?法律有这一条吗?无非是根据她写了‘反动标语’。反动标语是以反革命为目的,而她跑到北京,还相信党中央,这能说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她对公社的认识上有错误,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但这不应该判罪。”

45、王力回忆:一九六四年发表《二十三条》。毛主席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就是在一九六四年。桃园经验,先是王光美作报告,然后刘少奇作报告。在北京怀仁堂讲的。本来桃园经验(王光美报告)主席已批转,要发下去,可是刘少奇作报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刘少奇报告中是说过对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过时了。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政治局。这个报告我没听。彭真要转发这个报告,要陈伯达同我把报告整理一下。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北戴河,我们也在。我们把不合适的地方整理掉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江青告状,只是觉得报告有些话说得过了,如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等等,我们把它勾掉了。后来突然少奇同志说这个报告不发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强调桃园报告不发了。(这是说的王光美的报告,刘少奇报告没有送毛主席。)当时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说李雪峰不赞成发这个报告。毛主席还说白区党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是李雪峰。过去都说白区工作正确代表是刘少奇、彭真,这次说是李雪峰。桃园经验不发我同意,我当时认为它很左,撇开原来干部,扎根串联,实际上是搬石头。那时还抄家,查干部的笔记本,说里面有些东西比《金瓶梅》还厉害。喷气式也是桃园发明的。李雪峰反对是对的。毛主席对桃园经验也认为刘少奇的一套过左。江青告状我当时不知道,文革时才知道。文革时江青说文化大革命是她拼着离婚发动的,就是指这件事。毛主席不满意四清由刘少奇领导,说了些不大好听的话,如“什么都叫刘少奇干就得了”。

46、1985年12月,济南军区政委迟浩田和第26集团军军长张宗林带领军区慰问团到老山前线进行慰问。刚到前线头两天,迟浩田看到从阵地上换防下来的战士,头发很长,军容不整,很生气,想说说他们。可是跟这些战士一谈,他们说,在阵地上留头发有三个理由:一是可以保暖,老山地区山上山下气温差别很大,山上穿棉衣,山下穿单衣,留着长发,在山上就暖和些;二是越军看了害怕,说是老兵;三是剃了光头不吉利。迟浩田很感慨,总结说战士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打仗,作为干部就要实事求是,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关心体贴,多从战士的角度着想,这样才能避免硬让战士做他们不愿做的事。

47、习仲勋和马文瑞都是中共西北局的老领导,曾与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共同战斗多年。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绝大多数人都跟着领袖的旨意批判彭德怀。习仲勋、马文瑞与彭德怀在历史上有工作关系,这时正是反戈一击划清界限的好机会。当时马文瑞在会下悄悄来找习仲勋。商量来商量去,二人观点一致:这怎么说啊?彭老总这人谁不知道!以后咱们再也没和他一起工作,能说什么呢?还是不言喘(不做声)吧。于是,习、马二人在会议期间对彭德怀的事不发一言。

48、1974年1月,中国海军和南越海军在西沙群岛海域爆发海战,形势非常紧张。为防南越海军报复,南海舰队司令员张元培向中央军委请示,调东海舰队军舰增援。中央军委批示同意,调东海舰队3艘导弹护卫舰紧急南下支援南海舰队。以往中国海军舰艇到南海都不走台湾海峡,而是绕道太平洋,走巴士海峡。这次毛泽东下了指示:“直接通过台湾海峡。”原海军南海舰队司令部译电员李兆新回忆:
“(1月)21日夜,我们情报室来自海峡沿岸雷达观通站的电报特别多,因三舰(东海舰队南下的3艘护卫舰)全部是闭灯航行,自己所处方位和前行目标全由陆地提供。张司令、彭参谋长、范处长、雷处长都来到情报室。晚9点27分,三援舰到达台湾控制的东引岛以东海域。东引岛是台湾方面建立的陆海空齐备、战力超强的前线中枢,可有效控制方圆200公里的海空,切断解放军东海、南海两大舰队的联系。雷处长望着航海图标示的3艘导弹护卫舰自言自语:不怕战死在西沙战场,就怕牺牲在台湾海峡。大家都为三援舰的安危捏一把汗。我们翻译着来自海峡沿岸的每一份电文,标注着三舰航行的每一个方位,几乎每5分钟就上报一次各舰位情况。然而,东引岛却静得出奇,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三援舰按照陆地指挥前行,静静地以18海里的时速驶向马祖岛以东海域。马祖岛也是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岛屿,是我三舰通过台湾海峡的中心区域。多年来,我们在这一区域与国民党军炮战空战不断,但从不在马祖岛以东海域与其进行海战,因这一区域是国民党军控制的中心区,海战一打,北有东引守军,南有金门守军,东有台北,国民党军必然来增援,解放军将受四面夹击。这一次,我三舰缓慢进入这一死角区域。雷处长问范处长,国民党军无动静,会不会故意放行,让我们进入马祖伏击圈,然后一网打尽呢?范处长解释:就目前而言,国民党军大型舰艇的方位全在我严密监控之下,近几天来未见军舰调防,今夜无任何异常,应不会有什么伏击圈。张司令认真观察,一言不发。终于,我三援舰从距马祖岛14海里区域驶出,3点35分,又顺利驶过金门以东海域,东海舰队三援舰顺利通过台湾海峡。张司令感慨:毛主席英明!老蒋还算开明!由于东海舰队如期抵达前线,双方兵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海军形成绝对优势,南越当局自感再打只能败得更惨,于是做出了‘应避免下一步同中国作战’的决定,偃旗息鼓。”

49、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第40军118师在两水洞打响,一举吃掉韩军第6师2团3营和加强炮兵分队共486人,缴获汽车38辆、火炮12门、各种枪163支,首战告捷。当时这股韩军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入朝,还大摇大摆前进,速度很快,竟然一直闯到了118师师部附近。师部人员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遭到敌人尖兵射击,顿时乱作一团。师长邓岳正在休息,听到枪声,慌忙从屋里跑出来,见状连棉裤都没来得及穿,撒腿飞奔,跑上山去了。好在354团迅速出击,在353团协助下拦头,斩腰,截尾,干净利落地吃掉了这股敌人。352团没捞着仗打,上下撅嘴,团长就来找师长发牢骚,说有仗打怎么不和他们打招呼。邓岳师长没好气地说:“敌人事前没跟我打招呼,我怎么跟你打招呼?!”师政委张玉华也打圆场说:““师长真的没骗你,敌兵打到师部时,师长连棉裤都没来得及穿就跑呢!”不料团长没搞清楚,回去一传就走了样,没几天就传成了:“我们118师这回打响了出国第一仗,可立大功了。而邓师长可做狗熊啦!嘻嘻,一伙敌兵冲到师部,邓师长连裤衩都没来得及穿,光着屁股跑上了山。”邓岳师长知道后很生气,说:“我堂堂一个大师长,革命20多年,会光着屁股逃跑吗?”事后他还是忍不住对张玉华政委抱怨道:“真是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

50、关于文革中影响甚广的“揪叛徒”运动,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指出:主要在1967年、1968年,全国掀起了揪所谓“叛徒”的歪风,千千万万个老同志遭受打击、迫害。“揪叛徒”表面看来是很蹊跷的,因为党的干部在几十年中多次受过党的审查,都有结论,叛徒早已处理,何用不懂历史、不懂政策的群众组织自以为是地来“揪”呢?实际上并不奇怪,它既与要“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和“左倾”思想紧密关联,也与全面夺权紧密关联。很快,全国就揪出了5200余名“叛徒”,其中几百人被迫害致死。而这些被揪出的所谓“叛徒”,却正是为了新中国呕心沥血奋斗几十年的老同志!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则写道:“当毛泽东发现需要借助批刘来排除党内外对运动的阻力时,便改变了把刘少奇的问题当党内矛盾处理的初衷,而是再一次拿他开刀,突破点便是历史问题。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下手,一步步改变刘少奇问题的性质,从而制造出了党内有叛徒的假像,为全国全面夺权制造口实。”
有第三方评论曰:应该说,在“揪叛徒”的问题上,《晚年周恩来》书中说得更加一针见血。之所以会从全国揪出那么多“叛徒”,正是在“左倾”路线指导下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下发生的。而寻其伊始,还是毛泽东为了排除运动遇到的阻力,从而人为的提升“旧政府”人员问题性质的系统战略。在毛的眼中,既然已全面夺权,将这些人烧一烧便是理所当然的。没有问题更好,有了问题便一锅端掉。

51、在中共八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每年至少两次。”然而,自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一直到1966年8月才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而八届十二中又迟至1968年10月。如此违反党章的行为,在当时只能是出自最高领袖毛泽东之手。有意见认为,原因很简单,八届十中后毛正退居二线,在一线上大刀阔斧、成绩卓著的是刘少奇等人,如果按正常召开全会,势必要为刘少奇等人评功摆好,还可能将其推行的政治路线合法化,这当然是毛不愿意的。而当文革发动,毛抓住了刘少奇“镇压学生”的把柄后,迅速地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不过是为了抓住时机将刘从政治上搞掉。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自己都并不讳言。之所以八届十二中全会又拖了两年,也是因为毛在此期间提出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厂农村、“全面夺权”等号召,很可能在中央全会上不会通过或不能顺利通过,于是毛将其既成事实化,事后再补办手续。毛以个人意志代替领导集体,在此可见一斑。

52、有一位老人在回忆录中披露了苏联红军在东北的劣迹:“老毛子来的时候,妇女整天捉迷藏。这可不是玩耍,而是躲避苏军的强暴行为。当时只要是在东北住,人人都知道,家家都提防。我们屯子的方法是这样的:妇女们首先是集中在一起,万一被苏军碰上时,人多力量大,可以互相支援。男人们也都在一起,这时就要围上去,树起大拇指高喊‘上高,上高’,表示亲切欢迎。苏军士兵往往都带着酒,大家也跟着一起喝,为的是不让苏军喝醉,否则不要说中国人,连苏军军官他们都敢开枪。这时妇女们就开始捉迷藏了,苏军在东,她们就绕到西,苏军到西,她们又绕到东。男人们则一直跟着苏军,一是迷惑他们,二是大声给妇女们通风报信。十几岁的姑娘则把头发全都剃掉,换上男装,打扮得和老头似的,跟男人们吵吵嚷嚷地混在一起。就这样直到苏军撤退。
惨事也有。我们北边的小莫屯有一个吴姓四口之家,父子三人,长子娶妻,因为全是劳力,尽管在敌伪时代,倒也不愁吃穿。一天来了两名苏军,要对儿媳施行强暴,父子们一怒,就将两名苏军打死,埋在菜园子里。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大家都觉解恨,称颂他们父子是好样的。倒是他们自己有点怕起来。正好李荆璞来牡丹江组建自卫军,哥俩就一齐参了军。因为小莫屯在市郊,能照顾到家,交换消息也方便。47年解放战争,部队要南下作战,老大复员回家,老二随军走了。51年镇反开始,因为打死苏军之事败露,吴姓父子被镇压,媳妇改嫁。政府将此事通告部队。老二参军后已经改名,当时随四野在广东地区剿匪。这类在百万军中找一个人的事情当然排不上号。后来终于找到老二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苏联成了敌人,所以部队只把老二转业了事,理由是有历史问题。老二是不幸中的大幸,而一个家庭就这样毁掉了。
牡丹江建政后首任长安区长宋子元在西小二条路有一个碾米厂,苏军进驻后被征用,由一名军士管理。有一天他带来一名女兵,两个人在碾房里做起爱来。这还不算,军士大喊大叫,让中国工人看。碾米厂的工人哪见过这西洋景,于是一边看一边大喊‘上高,上高’。事情完了二人喝起酒来,工夫不大就撕打起来。工人们赶快去拉架,原来是军士还要来一次,女兵就还要一块表,军士没有,女兵不干。最终军士也没干成,女兵走后,军士对中国工人两个肩膀一耸,两手一摊,表现出没有办法的样子。工人们事后都骂苏联人真骚。
有个列检工人姓吴,为人嘻嘻哈哈,大大咧咧,每当说完话时总好把两手一甩,所以绰号叫吴大甩。大甩家住柴市街,现在叫东新安街,上班时要路过东一条路。一天早晨,他碰到了两名苏联女兵。女兵向他招手,大甩一看情况不像是什么坏事,就跟着进了一所破房子里。原来女兵要求做爱,大甩一看这是好事,就跟着快活了一回。望风的女兵过来也要求做,大甩感觉有点不行,就摇手拒绝。那个女兵登时恼了,回手就掏枪。大甩一看不好,提着裤子就从窗子里穿出来。好在日本人的房子窗户既大又矮,大甩三脚两步只管往废墟破房子里钻,这时身后枪响了。一口气跑到了列检,把其他的工人们吓了一跳。只见大甩手提裤子,帽子和饭盒也没了,上气不接下气的,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大甩讲出事情原委后,大家都哈哈大笑,说大甩交了洋桃花运。大甩说这洋荤以后开不得,差点送了命。这样的事在苏联也许不算什么,那里的人追求性解放,苏联妇女平均一生要堕十次胎,但在中国人看来,真是民族的奇耻大辱。”

53、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决心推动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加速”发展战略,扭转国民经济增长的低速度,因此着手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然而,苏联的经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到1988年还发生了严重的消费品危机,特别是食品紧缺,抢购成风,全国城市中的商店排大队,阵容壮观,而一个个柜台上则空空如也,让苏联在国际上丢尽了老脸。面对这一状况戈尔巴乔夫不禁脑袋发懵。为什么呢?因为各地区汇总来的统计报表显示:在这一时期里消费品生产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也没有闹饥荒,粮食和肉类生产与平常年度差不多,国家还增加了畜产品进口。按理说国内消费品应该不缺,为什么商店的柜台里却见不着商品了?为什么肉类生产增加了,老百姓反而见不到肉了呢?
多年后有人分析,当时这一问题的症结不是国家手上没有商品,而是苏联老百姓手中的钱多了,但流通领域的配套改革没有跟上。
苏联的经济改革启动后,削弱了中央计划对企业的控制,企业有了一定自主权,就趋向于分利,厂长、经理便给职工们大大加了工资。一般说,当人们手头钱多时,应调整物价这个杠杆,而1987年的改革并没有放开价格,大部分产品价格仍在国家控制之下,因此没有产生通货膨胀。据苏联官方统计,零售价格1988年仅上涨0.6%,1989年上涨2%。人们手上钱的增加速度远高于物价上涨速度,购买力便大大增加,商品一上市就被买走,供应立显紧张,老百姓出现商品短缺的心理预期,于是成连锁反应,到处抢购,柜台一空。
生产消费品的企业过去按计划干活,改革给了他们自主权,可以自己安排生产。他们开窍了,明白企业要追求利润,针对商品的过度需求,为了实现高利润,转而生产高质量、高价格产品。低收入人口依赖的生活必需品越来越难以买到,只好走后门,或通过高于官方的价格买卖,这是从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形成的传统,几十年不变。当消费品越来越难以到手时,消费者开始储藏商品,大家都抢购储藏,于是把市场搬空了。这就是苏联公民排大队的秘密。
无独有偶,那时期的中国领导人也注意到了国民收入增加与价格杠杆调整不够的矛盾,决心一步到位,于是同在1988年实施了更激进的“物价闯关”政策,结果也引起了全民大抢购,市场极度紧张,银行挤兑严重,弄得灰头土脸,不得不赶紧刹车。此后迅速实行了“治理整顿”政策,反而进一步造成市场疲软,经济不振,人心不满,加上对官倒腐败的愤恨,到第二年集中爆发。多少年后,前总书记赵紫阳对这件事反思总结说:“总之,1988年围绕物价改革问题,可以说是一错再错,我在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54、关于198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物价闯关”的决策,总设计师邓小平是极力赞成的,认为这一关早晚要过,晚过不如早过,大不了失败了退回来。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小平同志就是一贯气魄雄大,主张大胆试,大胆闯。他不但帮助总书记赵紫阳下了决心,而且在公开场合还多次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树起了大旗。
然而,另一位元老陈云则发表了不同意见。当年5月18日,政治局常委姚依林去陈云家中,向他通报赵紫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价格、工资改革的意见。姚依林说:我们设想,从明年开始,每年价格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百分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算四笔账。陈云问:你看可以理顺价格?姚依林答:我讲初步理顺,用五年时间。陈云又问:物价连涨五年,你看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姚依林答:价格总水平提高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工资增加百分之百。陈云表示怀疑,说:物价每年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我打个很大问号。姚依林说: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没有把握。陈云进一步指出:问题是,物价连续上涨百分之十,影响的面很大。如果把这个计划公布于众,赵紫阳敢讲不敢讲?姚依林答:那非讲不可。陈云又说:根本问题是农民从土地转出来,拿工资,比当农民好得多。但这个事不容易。我们有生之年,农业过不了关。1984年粮食丰收,有些人头脑发热。我说,万元户没那么多,无粮则乱。当时,有些人不相信。
5月28日,陈云同总理李鹏谈话,明确讲了他对价格、工资改革的不同看法:“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奇怪的是,陈云上述两次谈话中的意见在当时中央常委、政治局、中央财经小组的会议上并没有被传达。当年8月的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终于通过了价格改革方案,惊心动魄的“物价闯关”开始了。

55、2016年8月上旬,该年度第八期《炎黄春秋》上市发行了。与以往不同的是,可以在邮政系统报刊亭正式发行了。而以前是禁止的,发现这本杂志就要罚摊主六千,想淘一本还得特别约定偷偷摸摸东藏西掖。据某摊主讲,这是邮局刚给送来的,说是《炎黄春秋》已经“让国家给收了”。噢,原来如彼。简单翻了一下第八期,正如先前所料,改版之后的文章质量已经一落千丈,都是些寻常大路货色,而且明显是紧急攒出来的一期,曾经吸引人的思想性和深刻性荡然无存。从整体风格上看,已经从对现代史的深入反思和闪耀着的人文精神转为了浮皮潦草地历史叙述,敏感题材更是边都不沾。看来,以往二十万份的发行数量,很快就要大打折扣了。

56、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回忆了文革期间自己被关押时的一件事:我听看守苏州姑娘和同伙谈话,说在华北局机关开批斗大会是两台大戏对唱。一台是斗争副书记张邦英,一台是斗争另一位副书记朱理治。朱理治当年是左倾机会主义执行者,又为何会挨批呢?原来当时刘少奇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什么问题都往他头上堆。我在街上看过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其中有个问题就是为朱理治翻案:朱理治曾写信给刘少奇,说他1935年在陕北是反对高岗的,因此是正确的。从前对他的批判处理都是错误的。和他一起被批的郭洪涛已得到康生的平反。他也应当平反,请求刘少奇批示。刘回信要朱写书面材料,经他审阅后才可批示平反。只因为有刘少奇这几句话,就说朱理治和刘有勾结。群众批判朱理治:“你为什么在陕北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打击陕甘、陕北干部,搞错误的、莫须有的‘肃反’,诬陷了那么多干部,错杀了那么多人。你必须交代所有的罪恶。决不许翻案!”另一个台上又批判张邦英说:“你们为什么批判左倾路线?根本没有什么左倾路线,左倾路线没有到过你们那里。你们开什么西北高干会完全是阴谋,是个黑会!从前逮捕你们也是对的,因为你们是反革命!”
群众两边跑着听,听听这边,是批判的那边;听听那边,又是批判这边的,究竟谁是谁非?有认了真的人说:“这样批判是自相矛盾,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有凑热闹的人说:“闹吧,就这样闹吧!这种互相矛盾的批判就能使中国不变颜色?就能肃清修正主义?”中国还是有不少“有心人” 产生种种怀疑,想弄清历史的真相,对这样的批斗会自然会产生种种不满,一传十,十传百,竟传到了我这个单位,被苏州姑娘听到了。如果说苏州姑娘开始有些胡涂,如今可是越来越明白了。

57、施维鉴著《陈良宇传奇》中有一个段子: 西郊宾馆惊扰邓小平
上海西郊宾馆位于上海长宁区虹桥路,占地面积达到七十五万平方米,是个精心营造的中西合璧的大花园。园内有各种乔木和灌木十万多株,荫天蔽日。既有小桥流水、精致主题花园,又有大批的草坪,以及豪华阔气的球场,堪比人间天堂。但是这样的天堂,一直是和老百姓无缘的禁地。九十年代以前,上海只有局级以上的干部才能涉足。
一九九二年早春的一个傍晚,静静的西郊宾馆里,万木争春,已经吐出了盎然绿意。宾馆里的腊梅园尚有数枝傲梅恋春不谢,牡丹园和芍药园里却已开放了几片烂漫。西南角的大河浜里,碧绿的水面上浮游着几只天鹅。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一副运动装打扮,精神利落地来到了西郊宾馆。他带着三个同伴,熟门熟路地来到宾馆内的网球场,解开带来的运动包,准备打一场网球。同来的两位女士显然是第一次进入西郊宾馆,因此十分兴奋地问东问西。那个身高将近一米八十的中年人也十分高兴,不时和同来的伙伴用上海话说笑。静静的宾馆内,顿时充满了笑语。
正当这几个人开心地准备打球的时候,不知从哪个树荫丛中,出来两个彪形大汉,一直走到网球场的边缘。他们毫不客气地冲着这几个人斥责道:“谁让你们来这里打网球的?赶快出去!”
  高个子中年人一愣,四周看了看,看到今天宾馆里的气氛的确有点异常;但是很快,他的脸上出现了恼怒的神情:“你们是什么人?我在这里打球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说着话,高个子中年人就和这两个大汉吵了起来。大汉们说话口气凌人,中年人为了维持在同伴面前的面子,也不肯轻易退让,双方争吵的声音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又一个大汉走了过来,身后居然跟着两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那大汉倒是声音不高,但是极有威严,他冷静地对那高个子中年人说:“你跟我来,去接个电话。”
  看到后面跟着的解放军战士,中年男人的神情又是一变。西郊宾馆里面出现了部队战士,事情当是非同小可,这些人显然中央警卫团的警卫。他转身和同伴们用上海话说了几句,似乎是解释情况,然后紧跟着后来的那位大汉,前去接听电话。
  话筒里传来上海市委书记罕见的紧张声音:“是谁啊,现在敢在这里打网球?”
  中年男人一听,腰马上弯了一圈“吴书记,我是黄浦区的良宇啊。”
  电话中马上雷霆大怒:“你给我马上出去!你有几个脑袋,敢做这种事情!你知道谁在这里吗?”
  自称良宇的中年男子嚅嚅地说:“书记,没有接到通知啊。”
  书记不耐烦地说:“明天你就知道了!”说完,咔地一声挂了电话。  
  这个高个中年男子,就是时任上海市黄浦区区委副书记、区长的陈良宇。一九九二年一月底,陈良宇春风得意。作为上海市高级后备干部,即将到英国的伯明翰大学进修。录取通知书、机票都已经办好,只等启程了。此一番去进修,重要的根本不在于留学本身,而是意味着这五年的区长当到了头,回来之后,必定进入市级干部的序列。所以忙中偷闲,约了朋友和美女,到西郊宾馆去打球。
  第二天,陈良宇马上要动身之前,这才得知昨天住在西郊宾馆的,居然是邓小平!八十七岁高龄的邓小平,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七日乘坐专列前往广州,一月十九日到达广州开始南巡,并且发表了“发展才是硬道路”的言论。十天之后,悄悄地到了上海,住进了西郊宾馆。作为正局级干部的陈良宇,当时级别还不够,所以并不知道西郊宾馆已经住进了一个中国最大的人物。因此向来在小兄弟面前要面子、讲义气的陈良宇,居然和中央警卫团的人争吵起来。这无疑是在老虎屁股上狠狠地摸了一把。。。。。。

58、1968年3月24日,周恩来在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热烈鼓掌)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务、坏分子,他们所谓收集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所写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热烈鼓掌)至于国民党社会上,那时候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他们写的东西,污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个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就是应该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那有什么黑材料?(口号:谁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谁就是反革命!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1966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江青高呼口号:功劳归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高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打倒谁!)

59、2007年中共十七大后,中组部对履新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的评价:政治上成熟,党性原则、大局观念强,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策理论水平高,注意从政治上、全局上思考和把握问题,对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原则问题,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领导经验丰富,从基层一步步成长起来,既担任过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又做过国家部委一把手,组织领导和驾驭全局能力强,决策果断,推动工作力度大,善于处理复杂问题。思维敏捷,思路开阔,开拓创新精神强。事业心、责任感强,工作热情高、干劲大。学习刻苦,知识面宽。作风深入扎实,关心群众生活。公道正派,坚持原则,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在干部群众中威信高。

60、根据志愿军战史统计的抗美援朝战争各军歼敌榜:
1: 67军歼敌87847人
2: 68军歼敌74844人 美军10416人
3: 15军歼敌72068人
4: 38军歼敌66750人 美军21000人
5: 60军歼敌54000人
6: 40军歼敌43365人 美军25013人
7: 39军歼敌40851人 美军27800人
8: 26军歼敌38300人
9: 24军歼敌37000人
10:20军歼敌33500人
11:63军歼敌32159人
12:42军歼敌30716人
13:12军歼敌26671人
14:65军歼敌24023人
15:64军歼敌23311人
16:27军歼敌21029人 美军11825人
17:66军歼敌20072人
18:50军歼敌14494人
19:46军歼敌14477人
20:1军歼敌 12069人
21:47军歼敌10294人

另54军、16军、21军、23军歼敌47200人

61、1961年11月2日,吉林省政法工作负责人徐守身在省委召开的整顿城市治安秩序的电话会议上讲话说:最近中央公安部、内务部召开了会议,研究了收容自流人口和整顿城市的治安秩序问题。因此,吉林省8个市在11月都要行动起来,到年底要求见效,到春节要求见大效。为了实现这个要求,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坚决制止流动人口。首先要堵住外流的口子,教育农民不要外流。第二是铁路要卡紧,火车上要严格执行凭票上车、凭票就餐制度。凡是流入城市、铁路沿线的流动人口,一律收容起来,有一个收一个。有家可归、自己愿意回去的,就遣送回乡;实在不愿意走或有困难的,也可以安置到农村。对遣送不归或假籍贯的人,要集中劳动,边劳动,边审查,边教育,边处理。
二是认真解决城市闲散人口。经过整顿以后,户口工作要加强起来。城市户籍警一般只管500户,力量不足的要补充。户籍警按干部待遇,并且不得轻易调动。对旅店、饭店、澡堂等复杂场所控制要严,防止坏人混入。立即停止对外售票的舞厅。
三是加强交通要道的治安工作。此外,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要整顿内部秩序,加强纪律,建立制度,堵塞漏洞。
徐守身还说,要有计划地大张旗鼓地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中央公安部指示,各个大城市都要选择典型案件杀几个,中等城市、农村也要杀一点。杀人要开万人大会,会上要有市长讲话,当场宣判,立即执行,张贴布告,做到家喻户晓,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62、195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决定海军核潜艇研制项目上马,工程取代号为“07”,后因泄密而改为“09”。文化大革命期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担任了核潜艇研制领导小组组长。当时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向海军建议,他从国外资料上看到,核潜艇的速度可达到70节(每小时129.6公里)。李作鹏知道后就决心搞个大动作,要“09”工程也向这一技术指标看齐。在6、70年代,外军核潜艇的水下航行速度一般在30节(每小时55.6公里)左右。1970年1月,苏联一艘核潜艇创造了水下航行时速44.7节(每小时80.4公里)的世界纪录,以后再无打破。不过这艘潜艇还是试验产品,技术并不成熟。面对李作鹏的异想天开,“09”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做不到,钱学森是空气动力学专家,并不了解舰艇设计。李作鹏很生气,在会议上责问:“为什么做不到?那钱学森为什么说能达到?他不懂,你懂?他是专家!”陈右铭胆子也够大,公开顶撞当时在海军权势熏天的李作鹏:“我能当艇长,能操纵舰艇,钱学森能操纵舰艇吗?”一时现场气氛极度尴尬,幸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出来打圆场,这才缓颊。由于技术能力确实达不到,后来李作鹏也只好收回了主意。文革结束后,李先念与陈右铭见面时开玩笑,还提到了此事。

63、大担、二担岛位于福建小金门岛的西侧,东西并列于厦门外海、大小金门与青屿、浯屿之间。1950年7月下旬,驻福建的解放军三野第10兵团再次筹划进攻金门,决心首先夺取大担、二担岛,以作为再攻金门的跳板。攻岛部队由第29军86师258团2营担任,另配属1营2连和1个混合机炮连(装备有82迫击炮和平射炮、机枪),共约700余人,由2营营长鲍成指挥。防守大担、二担岛的是国民党第5军75师225团1营2个连加1个重机枪排、1个82迫击炮排,共298人,由1营营长史恒丰指挥。7月26日晚,解放军攻岛部队分乘几十艘机帆船和木船出发,在海岸炮火掩护下强行靠近,以主力登陆大担岛,同时以一个加强排攻击二担岛。结果令人瞠目。守岛国民党军在兵力处于绝对劣势,且双方均以步兵武器及少量轻型火炮对抗的情况下,利用对岛上工事、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顽强抵抗,以火力大量杀伤对手,并抓住时机大胆反击,激战到27日中午11时40分竟然分别将解放军登陆大担、二担岛的部队全部歼灭。这一战是解放军在历史上少见的完败,上岛部队阵亡300余人,包括营长鲍成在内被俘252人,其余人员都在登岛时牺牲于海里。国民党军伤亡170人。由于后半夜海面刮起七级强风,解放军后续部队受到潮汐限制,无法适时增援。等到27日中午12时才有增援部队乘船靠近准备登陆大担岛,这时遭到岛上国民党军有力阻击,并发现上岛部队恐已全灭,只好掉头返航。
战后蒋经国亲笔写信给这一战建立功勋的岛上守军指挥官史恒丰,对其大加嘉勉。1950年10月,蒋经国“巡视”大担岛,并题字“大胆者,方能负起反攻复国之大担!”后来台方就将“大担岛“、”二担岛”改名为“大胆岛”、“二胆岛”。到了1982年,台湾还拍摄公映了一部电影《血战大二胆》,由金鰲勋执导,秦祥林(饰演史恒丰)、王道、李小飞、唐威、戚冠军、柯受良、张翼等人主演,描写的正是32年前的这场战斗。

64、“大跃进”运动初期,中国各地纷纷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年等于一百年,共产主义快实现”。出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遂平县也宣布进入“共产主义”,实行吃饭穿衣不要钱的制度。于是公路两旁到处设立有公共食堂,有专职人员做饭,只要碰上人就打招呼请进来吃饭,你要不吃还不行,那是不承认“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
遂平县某村的老曹叔就碰上了这阵势。那年他从村里出发到西山红石崖扛矿石,好拿回村里来炼铁。出门时已经吃过饭,走到离村十里的高竹园时见到路边有一个饭店,炸的油角、糖糕,蒸好的白面馍堆了许多。老曹叔本来想直接路过,不料饭店里有人走出来,向老曹叔打招呼,问他吃了没有。老曹叔说吃过了,那人就说再吃点吧,油角是新鲜的味道很不错。老曹叔觉着人家怪热情,就拿起一个油角吃起来,果然味道鲜美,他一口气吃了四个。临走时,饭店里的人都出来,拍着手欢迎老曹叔下次光临。
老曹叔又走了十里地,来到玉山街,看到街东头有一个饭店,门口的大铁锅里煮着胡辣汤,蒸好的花卷、白馍堆得山高。老曹叔忍不住看了一眼,里边就走出一人,满面笑容打着招呼,让老曹叔自己挑点啥吃。老曹叔已经很饱,便笑着摆手婉拒。那人上来拉着老曹叔的手说,不吃不中,俺的手艺不比别人差,你尝尝就知道啦。老曹叔觉得人家盛情难却,只好硬着头皮吃了一个油卷子,喝了一碗胡辣汤。
等走到玉山街西头,迎面又看见一个饭店,门前写着食谱:红薯十二样,炸红薯、烤红薯、蒸红薯。。。。。。老曹叔对红薯有感情,可肚里吃得太多,便恋恋不舍地看着炸红薯往前走。没想到饭店里又出来了人,拉着老曹叔就往里请。老曹叔说自己急着赶路,一再推却。那人只好低声说,兄弟,你吃点吧,这是队里给俺分的任务,今天要是不让人把这些东西吃完,回去俺就没有好果子吃哩。老曹叔见不得人求自己,只得勉强吃了几块红薯,噎得打着嗝上了路。
老曹叔走着走着就觉得肚子里稀里咣当,直想找个地方解大手。然而路上来来往往都是扛矿石的人,他只好忍着往前赶。走到常韩村时,看到路边有一个秫秸搭的大棚子,门前一溜十几个小锅子,有人吱吱啦啦在做饭,有的做油炒面,有的做肉丝面,香气直往人鼻子里钻。老曹叔吃得都怕了,赶快低头就想赶过去。谁知没走几步又被一个人拦住了,说咋的来了不吃饭这不是外气了吗。老曹叔心里发慌,陪着笑脸说自己实在吃不下了,兄弟就让我走吧。那人脸一沉,说我看你有问题,不想吃共产主义的饭,难道想吃资本主义的饭不成?老曹叔吓了一跳,咋不吃饭还会有这么严重的政治问题?他哀求说,天爷,我想吃共产主义的饭,可我实在吃不下去了,饶了我吧!好说歹说,人家就是不饶,二斤鸡蛋面下出来端到了老曹叔的面前。可怜的老曹叔为了不犯政治错误,硬是把这一大海碗面条塞进了肚里,吃完几乎都站不起来了。
老曹叔歇了好半天才重新上路,走了一段就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呼呼直喘。有路过的人问他怎么了,是不是饿的?老曹叔有气无力地摆摆手说,撑的。等老曹叔打起精神再次上路,没走多远又看见一个饭店,这下老曹叔可麻了爪,双膝酸软,直想哭出声来。。。。。。
几十年后老曹叔回忆起这事仍心有余悸:那要撑毁人哩,真吓人!

65、1959年6月12日,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八国返程中的彭德怀在列车上召开总结会议,他在讲话中说道:“无产阶级专政,最怕的是官僚主义作风,领导脱离群众,不晓得领导要走群众路线,才能丰富自己、丰富领导。什么是领袖,概念不明确。不能认为职务高就是领袖。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的经验很强调防止官僚主义,即,一、民主选举公务人员,并可以罢免;二、公务人员的薪金不得高于一般人员。……这一次看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给我们的印象是极深刻的。领袖遗体看到了列宁、斯大林、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每个国家都搞一个。亚洲国家大概将来也要搞。”在不久后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供参考的私人信件,不料惹起了毛泽东的雷霆震怒,会议转为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对此彭德怀非常愤懑,几次怒气冲冲地说:他怎么能这样看待这个信!过去打仗时不是经常有争论吗,争论过后还是照常工作,哪个去计较!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一点意见也听不进了!这样下去,同斯大林晚年有什么两样!”彭德怀还真说中了。保留遗体、斯大林晚年,后来都应验了。而彭德怀本人,则作为中国革命者“不忘初心”的楷模被镌刻在了历史中。

66、1965年1月7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副主任薄一波汇报“三五”计划调整情况时,不满地插话说:“糊里糊涂上去,糊里糊涂下来。搞三线,十五年来,三条铁路一事无成,找不到负责人,这大概是一股空气吹来的。”所谓糊里糊涂上去,指的是“大跃进”运动中的许多经济建设项目匆忙上马;而糊里糊涂下来,指的是1960年代调整初期中央一线领导人决定让一批基本建设项目下马。其中攀枝花、酒泉钢铁基地和成昆等铁路,德阳重型机器厂等,正是后来毛泽东抓三线建设要重新上马的项目。历史地来看,“大跃进”搞乱了国家经济建设,下马一批项目进行调整是必然的。而60年代中期后中国周边战略环境趋向恶劣,毛泽东决策搞三线建设也是出于国家安全而不得不然的选择。

67、军阀孙传芳有回看到报纸上有时髦的“人民公仆“的言论时,几乎笑破肚皮,指着报纸説:“那些爭当人民公仆的人其实都是骗子,他要当就当人民的父母,不当人民的仆人,因为当仆人的没一个好东西,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而天下当父母的沒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

68、胡乔木的一些语录
“我们不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也“不要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因为毛主席也好,中国党也好,实践的范围,涉及的理论问题,都是很有限的。 那样说是妄自尊大。”(《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7,79页。)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的多数论点,是马恩列或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界已经提出过的,不能轻易说是他的创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47页。)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第一个十年,就是有这么多错误,不能隐晦。”(邓力群:《向胡乔木同志学习》,《回忆胡乔木》,第3页。)
“国家只能搞代议制”,(不能只是)“党领导一切”。(《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05,109页。)
(1945年的历史决议)“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决议的作用是把一切归功于毛主席”,“对历史事实说得很少……台上只有路线斗争” 。(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页;《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7,85-86页。)
(延安整风)“要我给整风打分,我不会打100分”,“实际上以后党的理论水平越来越低,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越来越低。”(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0页;《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1页。)
“就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也不能说毛主席没有犯过‘左’的错误”(《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52页。)
“可以多引用一些文献, 证明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毛主席起草的”,(1991年11月7日的谈话,《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2页。)“毛主席对决议没有做很多的修改。”(1980年7月18日的谈话,《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6页。)
(《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不要相信那个,全是胡说八道。”(分别见程中原:《邓小平一锤定音 胡乔木再度复出》,《中华儿女》2004年第7期;李慎之:《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宣传工作的第一位”,否则就会“犯很大的错误”。(郑仲兵:《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怀念耀邦》第四集,第201,235-237页。)
“因为毛泽东同志的自尊心过于强烈……如果彭德怀注意提意见的方式,这次会议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会见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谈话》,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13-214页。)
(李锐关于纪念张闻天的文章) “攻击毛主席”。“一看之后,一夜都没有睡好觉,一直做噩梦,颈椎麻木”。 “李锐比王若水还要王若水。” “你们不能成为张闻天的信徒、张闻天派。不要把张闻天神化了,把他捧那么高,他是犯过错误的。”(胡乔木1985年5月6日在南长街家中接见“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张培森、施松寒的谈话。原有录音,他看到后发了脾气才关掉录音机。)
“周恩来对党的历史关系太重要了,要写。毛泽东也可在大革命失败后写。他在前边没有发挥特别大的作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48页。)
(对胡耀邦)“你是小学文化程度,思想很开阔,以后文章交我改,可以改得更好。” (李锐:《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怀念耀邦》第四集,第292页。)

69、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的《北京日报》载:
一九六一年底,彭真在与山西干部的谈话中,提出了“三面红旗是红旗?是灰旗?是白旗”的问题,并五次说过“人民公社要垮台”。不多久,他让北京市委书记邓拓领导一批干部查阅五八年至六一年毛和中央批发的全部文件。参与此事的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说:“目前的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另一位则真截了当地说:“彭真让我们查中央文件中的问题,可以用来纠正中央的错误,让毛主席冷静下来检讨。”

70、小说《亮剑》中有一段情节:
最让李云龙哭笑不得的是一个年青的作战参谋递来的请战书兼战略设想。这个作战参谋提出了一个四面出击的战略构想。他认为,自从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之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已经南移。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已无可辩驳地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心脏,彻底埋葬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重担已经历史性地落在我们这一代军人的肩上,云云。战略构想是,在一个星期六的夜间,不经宣战,在北线以航空兵火力先发制人。摧毁苏联远东部队的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切断西伯利亚的铁路动脉,装甲部队从满洲里、二连浩特等地向苏联境内实施猛烈突击,迅速合围歼灭苏军远东部队,另一支装甲部队从我国新疆的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边境要隘向苏联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实施突击。这位年青的参谋预见到,这场中苏大决战将发生在库尔斯克地区,那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坦克大决战,会战将以歼灭苏军的重兵集团而告终,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便指日可待。下面的事情就简单了,通往西欧的大门敞开了,我军即可挥师南下,扫平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饮马地中海。 南线战略,解放金、马、澎湖列岛,在台湾登陆。海军舰队出南海向东南亚出击。 东线战略也简单,登陆日本,取得向太平洋进军的前出基地,突袭夏威夷群岛,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取得太平洋的控制权后在美国西海岸登陆,最后的一幕很激动人心……鲜艳的红旗飘扬在白宫的圆顶上。美国的劳苦大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全人类得到解放…… 李云龙看着看着,就给气乐了,他找来那个参谋,虚心讨教道:“写得不错,我准备上报中央军委,但有一事不明,你准备用什么跨越台湾海峡和太平洋?用舢板吗?”那参谋喜形于色,挺胸昂头地说:“报告首长,有木帆船就行,当年我军横渡长江、解放海南岛时用的都是木帆船,我军装备是差些,但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原子弹,有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会胜利……”

71、上甘岭战役打到10月18日,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表面阵地全部落到了美韩军手中。战况报到志愿军第三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那里,他打电话给第15军军长秦基伟,下了死命令:一定要组织力量把两个山头夺回来!
关于这个电话的内容有两个版本。
版本一:作家万伯翱在2005年采访了曾跟随王近山将军经历了解放战争、朝鲜战场、北京军区和公安部的老司机老朱,据老朱讲:"首长(王近山)有时着急还骂过他的15军军长秦基伟:‘你要守不住上甘岭,就他妈的回去放羊吧!’”
版本二: 源自《开国将军轶事之四十二:上甘岭主将崔建功》 18日,美军又投入一个团猛攻,45师前沿防守部队终因伤亡过重,退守坑道,上甘岭表面阵地第一次全部失守。崔建功将军素稳重顽强,此时不得不向15军军长秦基伟叫苦:“军长,我的部队快打光了,一个连队最少的只剩下几个人。没有兵怎么打仗?" 秦基伟将军素傲迈好胜,从不服输,此时亦不得不向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叫苦:“王司令,打得太艰苦了,伤亡太大了。” 王近山将军性格火暴,一触即发,此刻竟沉默无言,良久方回秦基伟话:"秦基伟你听好了,今晚不把那两个山头夺回来,你干脆回家放牛去!"

72、毛泽东、周恩来也有名片
据新中国首任驻波兰大使彭明治中将回忆,1950年6月28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专门接见了彭明治等10位“将军大使”。毛泽东幽默地说:“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大都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好就好在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周恩来接着说:“军队在平时要练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也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随后,总理又拿出一沓毛泽东和他的名片对彭明治说:“外交无小事,带上它工作方便,需要找波兰领导人时就把我和毛主席的名片交给他们。”彭明治郑重地接过那些米黄色的布纹纸名片,看得格外仔细。这时,身边的一位同志冒出一句:“这名片不就是介绍信嘛!”引得大家笑起来。

73、1933年,四川军阀刘文辉在和其侄子刘湘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不得不退守西康。 这里虽属苦寒边地,但刘文辉苦心经营,倒也颇有政绩。中国电影事业的先驱孙明经先生曾多次赴川滇作科学考察摄影,他在西康考察时发现,当年的学校一般来说都有比较好的校舍,学生也比较整齐。反而一些县政府的办公室破破烂烂。于是,孙先生就问一个县长:“为什么现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这个县长回答:“刘主席(即时任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由此可见,在80多年前,一个地方军阀是怎么样重视教育的。

74、在建国50周年时,著名社会学家李慎之写就了一篇堪称锥心泣血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时广为流传。在这篇文章中,他一改以往文章的海阔天空的理性论述,而是直面现实问题,无所顾忌。他说:“既然邓小平在1992年可以完全违反他自定的四项基本原则而说‘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使中国经济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为什么你不能说‘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给中国的政治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呢?”“中国要开放报禁、党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
李慎之认为,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专制主义,所以,他晚年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编一套对人民进行启蒙的《公民读本》,读本的内容他都设计好了,一是“宪法教育”,二是“司法教育”,三是“道德教育”。他所说的启蒙是在普及宪政意识后,变子民心态为公民心态。他对哈维尔关于后集权主义的理论很欣赏,并展开论述,如“后集权主义就是集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20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

75、1966年初,国家主席刘少奇生了一场大病。刚刚脱离危险,他就把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到眼前,感慨万分地说:“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刘少奇的设想是:今后的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改革教育,加强法制建设,整顿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建立工业基地,使荒僻的小镇发展成新型的工业城市,有电、有石油、有铁路和公路网,带动附近农村实现现代化。
然而,刘少奇的愿望落空了。就在这一年,刮起了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刘少奇被强行剥夺了工作权力,身陷囹圄,直至三年后含冤逝世。

76、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之后,越南当局虽然遭到了沉重打击,然而顽固反华之心不变,继续与中国为敌。广西防城县那良公社饭河大队,与越南一河之隔。当面越方东、西两侧的北市、滩奔,驻有越南公安各一个连。1978年秋季以来,他们经常到界河附近,向中国境内开枪挑衅。虽然遭到自卫还击作战的打击,但仍不甘心失败,寻机进行报复。4月9日下午,饭河大队武装民兵沈奕南、李良武擅自到北仑河炸鱼,在附近地里劳动的三名民兵闻声也赶去河里捞鱼。结果有五名越军从浅滩越过界河,对炸鱼民兵进行突然袭击,造成了重伤一人、死亡二人、失踪一人的严重流血事件。
在出事前一天下午,公社武装部长曾到饭河大队,传达上级关于提高警惕、防敌偷袭的指示,并强调民兵群众不要到界河去捕鱼捉虾,以防意外。但是,大队的主要领导对上级有关指示贯彻不力,以民兵的和平麻痹思想和纪律松懈等现象,没有引起重视,对民兵多次到界河里网鱼的错误行为,不严肃批评教育。特别是4月9日下午,大队党支部领导亲眼看到沈奕南和李良武二人带着鱼笼往河边走去,也不作坚决的制止,管理教育松懈,事后被上级严厉批评。

77、1999年9月20日,原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给中央军委江泽民主席和张万年、迟浩田副主席写了一份名为《把历史的面貌还给历史——对四野战史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其中披露,在编写《辽沈决战》一书时,陈云曾组织张秀山、王首道等写过一篇综述,彭真看后有意见,亲自组织人写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的文章,一起送到邓小平处审阅。邓小平认为“这种问题不要再扯了”,指示将两篇文章存档。后来,彭真的文章经过简单修改后,发表在《辽沈决战(续集)》中,作为该书第一篇定调子的文章,而张秀山等人的综述,则仍被封存。《辽沈决战》中由韩先楚组织编写的“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一文,也被指责犯有错误,认为其对四平保卫战的评价和中央不一致。1994年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时,陈云和彭真都担任了总顾问,陈云去世后,写作组基本上被彭真所左右,由彭真专门派了秘书坐镇全程指导编写四野战史。在审稿会议上,苏静等提出的不同意见,未被采纳,以致后来苏静要求辞去编写组副组长的职务。
这份报告还提到,“最后审稿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组长洪学智态度极不正常,把提意见的人诬为胡搅蛮缠,后来发展到苏静、刘振华两位副组长认为洪一意孤行,严重篡改历史,感到自己承担不了这个历史责任。向中央报告,要求辞去副组长的职务。”

78、曾彦修口述、李晋西记录整理的《我认识的胡乔木》一文中有这样的段落:“中共历史上有个特点,掌宣传大权的人,几乎没有谁认真读过马克思(张闻天读过)”。从历史上看,那些真正读过马克思的共产党人,一般都要被那些没怎么读过的人斥为“反马克思主义”(与“反革命”相等同)。这是一个看似矛盾,且颇为可笑的现象。但如果换个视角来看,恐怕就会觉得顺理成章了。无论从精神资源,还是革命者的构成情况等方面看,中共的革命都主要是一个流氓无产者的革命,当然这并不排除共产党中有不少仁人志士。在这方面,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曾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我认识的胡乔木》一文还提供了这样一则信息:“‘解放区’、‘解放军’这名词是从哪里来的?是1944年后从南斯拉夫学来的,原来没有。”关于军队的问题,尽管多有军队国家化的呼声,但党指挥枪的格局仍无丝毫变化。解放这么多年了,革命党早已变成执政党。而从执政合法性上来一语道破,由纳税人出钱养的人民军队,凭什么由党来指挥?这仍脱不了一个专制主义的问题。

79、在1953年6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突然发难,炮轰薄一波,“批薄射刘”。会下高岗也到处串连。他知道陈赓在历史上对薄一波有些意见,就专程跑到大连看望正在出差的陈赓,希望陈赓能出来放一炮。没想到陈赓不但没放炮,反而很快就将此事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后来在中央高层的会议上有人提出高岗也拉拢过陈赓,周恩来马上说:“第一个向我报告高岗野心的是陈赓。”不料毛泽东听到这件事后却是另一番态度,他说:“他(陈赓)既然看出了高岗的苗头,为什么不找我来说?我不在还有秘书嘛,我还没有死呢。”明显能听出来,毛非常不高兴。高饶事件之后,毛泽东有一次和彭德怀谈及将来国防部长的人选,毛问彭想选谁做接班人。彭德怀回答陈赓可以。毛泽东听后说了一句“他啊”,此事就再无下文了。

80、1964年,空军司令刘亚楼在与被打成右派的陈沂少将谈话时说:“自己的自由主义过去吃过亏,被人抓住话柄,也是由于这个嘴。有时理在自己这一边,无理在人家那边,结果自己还吃了亏。”“我们这些人都有一个通病,看到不满就讲,又不懂得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有言:“革命的苦楚易吃,同志们的气难受,我恨不曾在武昌城下战死。”有类似遭遇的革命者不少。还有典型的如陕北根据地和红军领袖刘志丹,1936年率部参加东征山西前就对老战友张秀山说过:“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当时身为中共陕北省委书记的郭洪涛仍在散布这种言论),在战场上让他们看看。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

81、列宁在1924年逝世后,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度按照列宁遗嘱支持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对此性格粗暴的总书记斯大林不耐烦了,直接了当地威胁克鲁普斯卡娅说:“如果你继续支持反对派而不是支持党,那么我就会让党宣布,说你不是列宁的妻子。党是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不是吗?”面对列宁活着时候都敢在电话中辱骂自己的流氓“柯巴”,天性温良的克鲁普斯卡娅只好妥协了,收回了自己的主张。最后,她郁郁而终。

82、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东北的时候,随着向前推进,就把铁路的标准轨改成宽轨,同时拆除哈尔滨与绥芬河间的复线和绥芬河经东宁到汪清的铁路线。将钢轨及附属设备全部运回苏联。接着就拆牡丹江铁路工厂、制粉厂以及一切大大小小的工厂,不论军用、民用昼夜不停地东运。同时苏联军用钞票也进入市场,这些钞票质量极其低劣,不仅味浓,而且还未干,用手一擦模糊一片。人们宁可用伪钞也不愿意要这玩意。但是强制执行,终于流通起来。苏军用这些钞票套购粮食、牲畜以及各种物资,实际上是在祸害中国老百姓。至于明抢掠夺的事,就更数不胜数。老百姓在乡间养的母猪、猪崽、鸡全被掠去吃掉了。苏军的掠夺也极具特色。他们把牛集中起来,由几个士兵骑牛赶着牛群,沿公路往绥芬河市走。有的牛老弱赶不上牛群,他们就找中国人换酒喝。临撤军前几天,竟用飞机吊运。把牛吊在飞机的两翼下,一边一头,屁股冲前,飞过老百姓的屯子上空时,老牛不仅吓得乱叫,还往下拉粪尿。苏联公开宣布发行了92亿7千万军用钞票,而苏军撤退后不久,东北就发生了内战,军用钞票都成了废纸。老百姓的生活本来就苦,斯大林又在中国老百姓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十足的强盗本色。
头子是这样,小兵就更糟。小兵就是年龄很小的兵。很多都是苏联国内的少年犯,见到中国人就把手一伸:“斯哈斯,达歪”,“寒气,达歪”,前一句是拿表来,后一句是拿酒来。苏军的酗酒已经到了难以理解的地步。有目击者回忆亲眼看到两件事。一件是苏军进入牡丹江后都往万泉烧锅跑,用一切装酒的容器装酒。有一个士兵什么容器也找不到,他用头上的钢盔盛了一下子酒,洋洋自得的在西安街上走;二是村民刘记脸子的死。他是黑山屯农民,因为半边脸上有块黑记,大家就以此称他。黑山屯河东就是飞机场,有许多日军的军需品。日军败走,苏军进驻。他们对某些东西不感兴趣,像日军军服、大米、酱油、茶叶等东西任村民拿,但要索取酒、烟之类的东西。刘记脸子已经去了好几趟,扛回了不少东西。这次又去,偏巧遇上了一名红军。他用手指弹了一下脖子,张张嘴,这是苏联人要酒喝的一个手势。刘记脸子不知道以为是要水喝,就回身指了指后面,连说:“衣西,衣西”(有,有),就领苏军来到江岸子上,往下面一指大江。这名红军火了,以为是刘记脸子耍他,一扣冲锋枪的扳机,刘记脸子立刻被打死。这时他的妻子正在家包饺子等他回去吃呢。犯人从军,也是斯大林的妙着。他知道进军东北根本无大仗可打,由西线回师时,就把许多工人、农民复员,恢复工农业生产。以犯人顶替,叫他们戴罪立功,一旦战死,就更减少了他的麻烦,一石二鸟,不愧是欺世枭雄。

83、在1951年2月的朝鲜战场横城战役中,志愿军邓华集团和朝鲜人民军金雄集团经过20多个小时战斗击溃南朝鲜第8师,重创美2师38团、南朝鲜第3师、南朝鲜第5师,攻占横城,达成战役目标,取得了干净利落的完胜。战斗中共歼灭美军和南朝鲜军11862人,击毁缴获包括48门重炮、6辆坦克、446台车辆、近8000件武器枪械在内的大批装备物资。志愿军伤亡4141人,加上少量北朝鲜军伤亡,仅约为联合国军伤亡的一半。无论从过程还是战果上衡量,横城战役都是极其辉煌的,对中朝方而言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这样精彩的战例也是不多见的。非常可惜的是,后边紧接着来了个砥平里失败,后果非常严重,以致因此掩盖了横城战役的光辉。

84、曾随兰州军区部队出征老山的女记者梁子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发生的一件糗事:
1986.2/8—9 晴
  大年三十差点儿被军法处置。太冤了。
  奔忙中,1986年的新春佳节就要到了,这可是在前线过的第一个春节。尽管师里规定不允许喝酒,我们几个北京老乡还是约在一起聚了一场。都是远离家乡的人,人不亲土还亲呢。马上就要上前沿阵地了,枪炮一响,各守各的阵地,这次聚会谁知道是话别还是永别。再说,出征的将士哪能没有壮行酒,而且悄悄地喝上两口助助兴的也不只是我们几个。大家弄来了白酒、罐头、烟,在外面找了块木板搭了个小桌子,开怀畅饮,共叙家常,凭借几份酒劲儿,情绪十分激动。李锡田和杜伟出去解手,大家并没当一回事,谁知道他俩再近来时,却是一个掉了两颗门牙,另一个浑身是土。听说他们与司令部的陈科长发生了口角,还动了手,大家正感到事情不妙,只听“通”的一声,门被人一脚踹开了,侦察连长带着一群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战士闯来进来。一定是陈科长叫的人,这家伙可真够“意思”的,不就是挨了两拳吗,都是自己人,至于搞那么大的动静吗!看见我的时候连长显得有些吃惊:“梁干事,怎么是你们几个?”我还没反应过来呢,这时杜科长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他进门后二话没说,一脚就把我们临时搭建的桌子给题翻了,酒罐头、烟、洒了一地。我害怕极了,连眼皮都没敢眨一下。主要是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性质有多严重,万一把我送回后方,可真成了“出师未捷身先死”了。科长的两只眼睛就跟长着牙一样,他活吃了我的心都有:“你这种人一看就知道干不了什么好事,刚来一天又是喝酒,又是划拳,你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把我们科的人脸都丢尽了,还是个女孩子,好意思吗?除了喝酒你就不能做点别的事。”科长说完,气得鼓着肚子走了。侦察兵把李锡田和杜伟带走了。屋里一片狼籍,大家呆若木鸡。
  科长说话太损了,我违纪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罚,我怎么没干好事。官儿不大脾气不小,摆什么教子,比你大的官我见多了,凭什么穷横穷横的。我也没认为喝酒闹事是对的。可他耍什么态度。
  嗨,也怪我们太不慎重,不知道这次会受到什么惩处。
  今天一早,科长敲开了我的门,他是来作自我批评,我还以为是来宣布处分决定的呢。尽管他很诚恳,可我心里还是不痛快。他为我好我也明白,可谈凭什么用喝酒事来作为衡量我人格的标准。他肯定是怕我想不通,出点其他的问题才来的,尤其是出门的时候,他还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你呀,可真是个二百五。”这人!我还没有感谢他的关怀,他又拿话来气我。不过,我有时也是真有点二百五,科长也不会是冤枉我。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喝酒不是什么好事,还有我的胆结石病,已经疼得我两天两夜没有合眼,这可能是对我违纪的惩罚。尤其是前几天侦察连的司务长郭武杰撒酒风把通信员雷斌用刀捅死的事,对我刺激更大,使我对酒精痛恨无比。我发誓,从此与这个害人精一刀两断。

85、一个西北野战军出身的老军人,曾经回忆了彭德怀的一件小事:
一个炎热的下午,约两三点钟左右,他们押送一批俘虏军官,正在那个村子路旁休息。这时,从西边走来两个人:前面是一个青年军人,背着短枪,牵着马;后面数十步外走着一位五十左右的中年人,他光着头,帽子抓在手里,脚上的布鞋已破烂得穿不住,用麻绳绑在脚面上,但走起路来稳健有力。当时有一个挑水的农民在树荫下憩息。那位走来的中年人笑嘻嘻地走近农民问:“你给家里挑水啦?我想喝你几口水,行吗?”农民说:“你尽量地喝吧!”那位同志随即倾下身子,从桶里狠喝了几口水,然后谢了谢农民,就向前走去了。坐在一旁的俘虏都是国民党的将校级军官,其中一人认出刚走过去的那位中年人是彭总,就指着说:“他就是摧毁我们的那位西北战区的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俘虏们一下子都活跃起来了,个个伸长了脖子,盯住彭总的背影张望;有一个俘虏站起来,感慨地大声说:完了,我们完啦!共产党一定胜利,国民党一定要失败!看看人家,看看我们自己吧,怎能不完蛋?!国民党这回彻底完啦,完蛋啦!

86、1948年4月,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主力打向外线,一举攻克西北国民党部队的大本营和军需物资战略供应点重镇宝鸡。胡宗南急忙与青海军阀马步芳联手,分兵数路向西北野战军围攻过来。在阻击回援宝鸡之敌的战斗中,西北野战军6纵伤亡较大,并有1000多名官兵和伤病员被俘。青马部将这些俘虏运押于陇东宁县城的7个地坑里,由马步芳之子马继援部82师直属工兵营和宁县地方保安自卫队看押。由于敌众我寡,西北野战军被迫撤出宝鸡,向陇东转移。胡宗南、马步芳部不肯干休,南追北堵,与西北野战军连续爆发激战。5月7日,西北野战军先遣部队4纵警3旅7团到达宁县城西坡,开始与县城守敌交火,为大部队东撤扫清道路。此时,被在关宁县城内几个地坑中的被俘西野战士听到城外枪声,立即组织越狱暴动,以期里应外合,消灭县城守军,夺取县城。由于4纵警3旅7团猛攻宁县城不克,后奉令弃攻,撤至县城南山,转而打通东撤道路,掩护西北野战军总部经城郊向东撤退。这时守城的青马82师直属工兵营营长谭腾蛟接到城里西野被俘指战员暴动的消息后,下令用机关枪、手榴弹向地坑内投射,当即有数十人牺牲,其余人又被押回地坑内。5月8日早,谭腾蛟命令把高吉祥家地坑、昔仲元家等地坑等近400多名参加暴动的战士和伤病员用刺刀和马刀全部杀害,并于8日晚全部投入县城东门内南侧和西坡枯井、渗窖之中。这就是庆阳史称的“五八”惨案。
解放后,宁县人民政府分别在东城门内、西坡子和庙坪南麓修建“五八”战役烈士遇难纪念碑,并于1979年和1985年两次发掘整理被投入几处枯井的烈士遗骸120具,安葬于宁县烈士陵园(零散埋坑未挖掘),让英雄的英魂得到安息。

87、1985年5月30日,参加老山轮战的陆军第67军199师炮兵团85加农炮1连奉命摧毁越军用以压制中方火力的苏制萨格尔反坦克导弹发射架。战斗打响后,越军的导弹发射架刚刚架起,就被1连首发命中,不得不偃旗息鼓。第二天,1连观察员发现有8名越军趴在一块岩石下面,偷偷作导弹射击准备。排长徐月东立即和战友操炮瞄准石头底部,连射两炮,将8名越军消灭。随即转移火力,将导弹发射架摧毁,创造了“炮弹”消灭“导弹”的战史传奇。

88、在1966年8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了面对面的严厉指责。毛泽东在讲话中厉声指责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只好检讨认错,主动承担责任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余怒不息,公然当面指斥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这时,叶剑英突然插话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不料,此话引起毛泽东更大的怒火和指责,当即厉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面对如此当面打脸般的挑战,一向沉稳的刘少奇终于忍不住了,失去了冷靜,当场多少带有顶撞毛泽东的态度作答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刘少奇这里所说的“五条不怕”,即当时高干中广为传播的“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这是毛泽东当年在党内的一次讲话中说的,号召党员干部要敢于讲真话,要有“五不怕”精神。刘少奇在此用毛泽东自己说过的话来回敬他,可见其对毛的忍耐已达极限。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文革后曾说过,这是刘在公开场合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顶撞毛泽东。这一下更是火上浇油,第二天,毛泽东就祭出了那篇世人皆知的神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的倒台已成定局。

89、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是现存世界围棋大赛中历史最悠久的一项,也是最为独特的一项。围棋迷都知道,应氏杯赛的独特之处是采用计点制围棋规则,特别是在时间限制方面,其他比赛都是棋手用完自己的时间后进行读秒,可以超时若干次,最后一次超时判负。而应氏规则却没有读秒,棋手用光自己的时间后,能用目数来“买”时间。也就是说可以被罚二点的代价来换回续时35分钟,最多能超时三次罚六点“买”105分钟时间,再超时就要判负了。这样一搞就苦了一些擅长读秒的棋手。如日本超一流棋手赵治勋九段,那是棋界无人不知的“读秒之神”,常常陷入长考,几十手棋就用光时间,后边一、二百手棋就都是在读秒中度过。邪门的是读秒时赵治勋的发挥丝毫不受影响,相反却越下越好,对手要是想利用时间来欺负赵治勋,自己也跟着快速落子,那样往往反而会乱了心境,先下出败着来。实际上赵治勋在长考时把后边的很多变化和定型早就想好了,读秒时自如奕来,而且练也了从容不迫的本事,对方不明就里要想趁乱占便宜,自己也往快了下,却又没像赵治勋那样计算精深,那就难免会下漏着了。赵治勋的读秒绝活,就是这样千锤百炼而来的。
然而到了应氏杯赛就不一样了,没有读秒,要花目数“买”时间,赵九段这下乱了方寸。1996年第三届应氏杯半决赛三番棋,赵治勋对依田纪基九段的第三局里,赵治勋执白连续长考,缓手连发,形势一直落后,时间也不够,不得不罚了四点“买”回70分钟,盘面却已是要输十五目的大差。可怜的赵九段边下边一个劲地揪头发嘴里嘟嘟囔囔:“怎么会有这样的规矩!如果没时间的话我反而会下,然而现在可以用目数换时间,换来了时间我又要长考,这可怎么下!”

90、杜导正在谈到《炎黄春秋》的未来时,是有预感的。他说过,以后的形势会越来越险恶,《炎黄春秋》可能随时命悬一线。但是,他不怕,”毛主席讲五不怕,我正好用得着”。第一,离婚不可能;第二,砍头不至于;第三,坐牢也不至于;第四,撤职,停退休金,这不怕,儿女养得起;第五,开除党籍,这也不怕,组织上开除,思想上没法开除。不过,他又补充说:”我其实还真有一怕,那就是毛主席没提到的,取消医疗待遇。你知道到了我这个级别的干部,生病住院都是国家包干。哪天身体出了大问题,这医疗费可是儿女包不起的。但转念一想,我都89岁了,马上就90了,活到这岁数也可以想开了,也不怕!”
于是,《炎黄春秋》全体人员是一期也没耽误,一篇文章也没耽误,把可能的空间用到极致,文章所指也越来越犀利。终于,在2016年7月迎来了玉碎的时刻。

91、1979年对越作战时被己方误伤职务最高的干部:广州军区陆军第41军副军长毛余
1979年2月20日晚,毛余随第41军121师指挥所从809高地西侧出发班俊方向转移时,在809高地西侧深山密林中遭到火力袭击,毛余头部负伤。当时认为是遭到了越军特工袭击。几十年后据当事人披露,并非是遇到了越军特工,而是某连一名班长因打瞌睡产生了幻觉,蒙胧中以为敌人上来了,惊慌失措,连敌人在那儿都没看清就用冲锋枪打了一个点射,还扔了两颗手榴弹,造成了混乱,误伤了首长。
被俘职务最高的干部:成都军区陆军第50军150师448团副政委龙德昶
1979年3月12日,龙德昶等率本团2营从班英出发沿山区小路向北边清剿边撤退回国。由于指挥失误,在朗庄地区遭到越军突袭,队伍被打散。龙德昶在混乱中和营主力失去联系,在突围时错走向了高平方向,后被越军俘获。

92、张雄文在《将来可入正史的粟裕秘闻》记载:
刘英与粟裕因为叶飞南阳事件后,两人互相防备,从不在一个房间住。后来,粟裕才知道身边一部下为刘英的“暗探”,奉命可随时干掉他。
刘英1942年牺牲后,此人成为粟裕手下干部,又成长为高级将领,但粟裕待之如初,从无穿小鞋之事。
后来,《粟裕传》传记组到家采访此人,想了解刘英派他紧盯粟裕一事。此人几个小时默默独坐,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始终不发一言,任凭传记组人员来去。因不能证实,《粟裕传》只得屏弃这一细节。
上文中的“此人”,即原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张文碧少将。

93、苏联元帅朱可夫在1957年遭到赫鲁晓夫的打击诬陷,被强迫退休,此后沉寂多年。直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为争取军方的支持,又把朱可夫抬了出来,使他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收获了很多人的欢呼和致敬。然而勃列日涅夫又很忌惮朱可夫的崇高威望,也不敢重新起用他。朱可夫晚年辛苦创作了战争回忆录《回忆与思考》,但清样送交苏共中央审查后却一直没有回音。过了很长时间,上面总算下来了暗示:这书缺乏歌颂勃列日涅夫的内容,要增订后才能出版。这可难坏了朱可夫和编辑者,因为二战的时候朱可夫实在不知道勃列日涅夫是何许人也,如何写他对战争的伟大贡献呢?但此关不过,书就休想出版。后来还是出版者方面想出了一条妙策,让朱可夫在书中卫国战争的某一章中加上了一段话:“同我一道的海军人民委员尼•格•库兹涅佐夫、空军司令员亚•亚•诺维科夫,以及总参谋部工作人员谢•马•什捷缅科将军……当时我们大家都为一个问题担心:苏联军人在小地能否经受住考验……关于这一点,我们想向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列•伊•勃列日涅夫征求意见,但他偏偏远在小地,那里正在进行激战。”这一段加得尽管完全不合当时的逻辑,但也算是急中妙手,你总不能期望真的编出一段元帅朱可夫向上校勃列日涅夫征求意见的荒唐事吧?
当天或是第二天,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就来了,说朱可夫的回忆录可以照修改稿付印了。应该说,勃列日涅夫对小地很有感情,这是他在卫国战争中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勃列日涅夫还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叫《小地》,当然真正的作者是一班御用文人,而不是勃氏本人。朱可夫肯在回忆录中加上有勃列日涅夫和小地的一段话,勃氏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回忆与思考》也才能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

94、1975年6月,重病缠身的毛泽东在北京最后一次会见了来访的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当波尔布特介绍了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对柬埔寨国内进行的“改造”政策后,毛既兴奋又遗憾,当场说了一番话:“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会见结束时,毛泽东还亲自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版的马、恩、列、斯著作,并表示:“他们说得比我好。”

95、1938年初,八路军115师685团团长杨得志率部在晋西南地区休整,结识了当地一位老乡。这位老乡热心地给杨得志找对象,为他物色了一个姑娘,高小毕业,长得挺漂亮,双方都挺愿意。不过女方父亲要杨得志出100块钱彩礼,共产党干部靠供给制生活,团级干部每月只有5元津贴,哪里拿得出来100块。杨得志提出只能给几百斤粮食,但女方家不干。团政委吴法宪看不下去了,想去做女方家的工作。正好他和杨得志去师部开会,就替杨得志写了一个结婚报告,寻思先把领导那关过了。开会前,杨得志试探着问师政委罗荣桓:“现在有的干部想找老婆,怎么办?”罗荣桓马上说:“找什么老婆,连代师长陈光都还没有老婆,别人着什么急?”杨得志赶紧悄悄地对吴法宪说:“千万别把报告拿出来,师长还没老婆,我这个当团长的怎么能跑在前面。”
  不久,部队开赴前线,杨得志还是想带走那个姑娘,但女方家就是坚持要彩礼100块。最终,杨团长也只好放弃了这桩婚事。

96、抗战时期,中央鼓励并帮助解决因为革命战争耽误了青春的老干部的个人问题。一名四十多岁的江西老红军借此娶了一个从城市来参加革命的女学生。老红军是八路军120师某旅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上前线后,收到老婆寄来的情书,最后有一句: “我给你一个亲爱的吻。”部长持信找到捎信人:“她给我捎了东西,东西在哪里?”捎信人一脸茫然:“她没有捎东西啊?”部长指着信:“这不是给我一个亲爱的物?这个物在哪里?”这则笑翻故事很快就成为“老红军”与“女学生”结合的经典段子。

97、1979年3月5日,当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的部队胜利班师之际,原解放军装甲兵政治委员莫文骅中将非常高兴,赋诗一首,热情赞颂了英雄的中国装甲兵。
装甲英雄——祝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装甲部队的胜利

摩托响,履带腾。
穿峡谷,陷敌营。
沼泽、急湍安能阻,
路窄、山陡任攀登。
炮轰碉堡碎,
车碾战壕平。
攻歼——穷追猛打,
穿插——敌后纵横。
英勇杀敌,尸横遍野,
越南小霸,受到初惩。
自吹是“三号强国”,
却原来:
不能守,不善攻,
钻林,躲洞是本能。
我不占别人一寸土,
泱泱大国哪许别人侵!
教训目的达到,
胜利回师喜气盈!
装甲功臣勋不朽,
全国欢庆慕英名!

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于北京

98、1985年百万大裁军时,曾出现了非常有名的“成昆之变”,原定留昆明军区裁成都军区,不料一夜之间二者颠倒,引起了一时广泛议论。少为人知的是,昆明军区虽然没有保住,但成都军区的新班子却主要采纳了昆明军区提出的建议,接下来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很是耐人寻味。原成都军区司令员皮旅老将王诚汉去职,接替者是昆明军区推荐的刚刚率部结束老山轮战的原南京军区陆军第1军军长傅全有。副司令员由原昆明军区第11军军长廖锡龙和原北京军区第28军军长张太恒出任。副政委由原沈阳军区第64军政委李硕担任。原武汉军区第20军副军长陶伯钧越级提拔为成都军区参谋长。后勤部部长由原昆明军区后勤部部长马秉臣转任。原来成都军区的领导班子中,只有原军区政委万海峰继续留任,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邵农升任新军区政治部主任。
这样一来就很有意思了。新组建的成都军区七位主要领导分别来自于六个大单位,这在全军各大军区中也是领导班子组成最为复杂的一个。其中军区政委万海峰是从北京军区调到成都军区交流任职尚不足三年,只有政治部主任邵农是抗美援朝结束后随第54军调入成都军区的。也就是说,新班子中只有一人算得上是成都军区的“本土”干部,基本上来了个大换血。或许,这也正是那年大裁军的一个本意吧。

99、1979年3月23日,解放军总政治下发《关于颁发战时英雄模范奖章和立功奖章的通知》,规定对战争时期授予荣誉称号的英雄模范和立功人员,分别颁发英雄模范奖章和立功奖章。其中英雄模范奖章分为一级、二级,立功奖章分为一、二、三等。随着这个规定的下发,开始了人民解放军第一代统一的奖励证章制度。
根据上述通知规定,凡由中央军委授予英雄模范称号(荣誉称号)的个人,授予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凡由大军区、军兵种授予英雄模范称号(荣誉称号)的个人,发给二级英雄模范奖章。
其中一级英雄模范奖章的中间图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和三个大小相同的金黄色椭圆轨迹组成的原子符号,四周有十道星芒;二级英雄模范奖章的中间图案为天安门城楼和军旗。奖章的授带皆由黄色丝线编织而成,两边为蓝色,中间为白色,以白色上的红杠数目来分级。
一等功奖章为铜质镀金,通径4厘米,正五边形,中心是八一军徽和十五条光芒,外周是木棉花和五角星,背面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一等功奖章”字样及编号。
二等功奖章上层是铜质镀金,下层是铜质镀铬,通径3.8厘米,主体为两个交叉的五角星形,中心是五角星、天安门和东风导弹发射图案,外周是五角星芒,背面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二等功奖章”字样及编号。
三等功奖章为铝质镀金,通径3.6厘米,五角星形,中心是天安门和东风导弹发射图及三十条光芒线,外周是红五角星,背面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三等功奖章”字样,无编号。(三等功奖章在1981年后采用新版造型至今)
上述奖章第一批授予了参加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的英雄模范和立功人员。

100、《炎黄春秋》2016年第九期已经上市销售了。翻看内容,乏善可陈,都是一些网上检索可拾的大路货文章。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以前在封二右上方浩浩荡荡一大群的顾问和编委会成员已荡然无存,下边社领导名单中原定保留的副社长杜明明,副主编徐庆全、丁东等人也消失了。可见,双方都已经站稳了阵脚,决心既定,切割得何其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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