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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北大联合”与西安事变杀蒋 所谓“西北大联合”,我已在有关西安事变的文章中介绍过,乃是我党于1936年5月至8月间与张学良等人策划进行的西北独立运动,亦即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由张学良的
作者:waterloo0165
发表时间:2013-09-29
更新时间:2013-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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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北大联合”与西安事变杀蒋


所谓“西北大联合”,我已在有关西安事变的文章中介绍过,乃是我党于1936年5月至8月间与张学良等人策划进行的西北独立运动,亦即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由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第17路军以及红军组成“抗日联军”,由张学良担任该“政府”的主席与联军总司令,夺取宁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并争取华北宋哲元、山西阎锡山等加入,与苏联结成盟国,与东北的“满洲国”遥相对峙,共同瓜分北中国,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

毛泽东这一肢解中国宏伟设想的灵感,来源于他对圣意的揣摩。1924年5月31日,中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条约明确宣告:“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并作出了苏联撤军的规定。但苏军一直违约赖在外蒙不走。不仅如此,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人霸占了全东北,日苏关系趋于紧张。1936年3月间,苏联践踏了上述条约,把外蒙当成主权国家,和它签订了“共同防卫条约”。

苏联这一行动,给了毛泽东极大的鼓舞,在1936年5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伟大领袖激动地告诉同志们:“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 (1)他就此提出“西北大联合”的壮丽设想,并为此发动西征,试图打通苏联,为未来独立的“西北国”接通最强大的外援渠道。

伟大领袖这个战略设想,完全建立在对上级领导意图的理解上,那就是把斯大林与外蒙签订攻守同盟条约,当成了对中共下一步行动的指示。但这不过是个猜测,大老板究竟是不是这么想的,还有待落实。其实不难看出,伟大领袖是自作多情了,斯大林此举不是对他,而是对着日本人的,其实是告诉后者:外蒙是我的,你们休想来此打主意。哪像伟大领袖所想的那样,是暗示中国革命者可以效法外蒙共产党人那样搞独立,放手将西北从中国版图中割裂出去!后来日苏在外蒙边境爆发的一系列武装冲突证明了斯大林的高瞻远瞩,苏军正是靠该条约赋予的特权,在张鼓峰、哈勒欣河等地痛击日军。

在此,伟大领袖再一次显示了他在当国后暴露得淋漓尽致的性格缺陷,那就是把愿望当现实,以此为根据制定宏大的战略计划。当然也不能说他完全猜错了,事实上,他这一伟大设想与共产国际在1936年4月间为中共制定的远期工作计划暗合,该计划规定中共近期以争取东北军、晋军与红军停战为主,以后则要争取“组织抗日联军,以西北为中心”,建立“反蒋统一战线”(2)。

共产国际之所以作出这计划,究竟是反映了斯大林举棋不定,还是反映了苏联国家行政部门与输出革命特设机构之间的沟通障碍,尚待史家进一步考证。我个人觉得后一可能较大,盖早在1935年年底,苏联外交部即向南京政府表示愿意讨论两国军事互助问题(3)。共产国际于1936年8月15日突然给中共来电,否决了“西北大联合”计划,要我党“联蒋抗日”,也提示外交政策的改变终于在此时传到了间谍机构。

1936年6月间,“两广事变”爆发,两广军阀公开举兵反抗中央。受此大好形势鼓舞,党中央遂决定:“东北军在西北的发动决不容缓,我们计划至迟到八月应该发动。八月上旬二、四方面军可到甘南,那时实是最好时机。”(4)

二、四方面军确于八月上旬到了包座地区,前锋抵达甘南,而此时共产国际否决“西北大联合”计划的电令尚未下来。若“西北大联合”真于此时发动,那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从19世纪末叶起,中国就成了日俄两家竞相掠夺的猎物。日俄曾三次签订密约,划定了瓜分中国的分界线:北满和内蒙西部归俄国,南满和内蒙东部归日本。苏联十月革命后,日苏关系恶化,原来的“协商瓜分”变成了“竞争瓜分”。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独霸全满,打破了原来的协议,引起苏联反弹,日苏关系更加紧张。当时日本正在假手德王入侵内蒙,如果西北效法外蒙独立出去,变成苏联的保护国,陕、甘、宁、青、新成了苏联势力范围,必然要对内蒙构成战略包围,日本少壮军人绝对不会坐视战略态势发生如此不利的剧变,大本营内的北进派必然得势,日军很可能会进犯外蒙甚至西伯利亚,而这正是斯大林刻意要避免的事。

另一方面,此举必然极大地刺激南京政府,并将全国的注意力从东北转移到西北去。西北是中国的传统领土,中华民族据说就是在那儿发祥的,中国最早的帝都就在那儿,在国人心目中的感情价值绝非关外的新领土东北可比。从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一边倒的强烈舆论抨击不难推知,“西北大联合”计划若真在八月份发动,则大众本来就深恶痛绝的“逃将”张学良势必变成国人皆曰可杀的国贼。本来就有众多亲日派在内的南京政府很可能改取联日制俄政策,而这势必刺激莫斯科。其时纳粹德国正在欧洲崛起,令斯大林日夜不安,他最要避免的便是两线作战,因此绝不会轻易卷进远东的战事,只会靠外交尽可能把中国政府拉过去。

因此,如果张学良真在八月上旬宣布成立“西北国防政府”,斯大林绝不会支持,更不会如毛泽东预想的那样“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老斯乃是货真价实的克里姆林宫新沙皇。在他眼里,马列教条和“阶级情谊”比起帝国利益来轻如鸿毛。他既能为了讨好希特勒,把逃到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捆送到苏德边境去交给盖世太保,又胡不可抛弃损害了苏联国家利益的中共?所以,他最可能的反应,还是如同西安事变发生后那样,宣布那是日本人的阴谋,强烈反对谴责之,表示与南京政府站在一起,甚至公开撇清他和中共的关系,谴责那伙人是土匪。

如此一来,无非就是西安事变提前发动,但与西安事变不同的是,叛军手中没有蒋介石作人质,因此蒋介石也就不会轻易妥协,只会调动大军进剿,将“三位一体”一锅熬了,毕平叛与剿匪于一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战斗力本来就差,无论是战斗力还是兵员总数根本就不是中央军的对手。更何况两军的粮饷武器弹药全靠南京供应,交战后饷械断绝,若旷日持久,士兵缺饷必然哗变。张杨都毫无我党控制军队的能力,支持他们的只是少数少壮军官,内部矛盾重重。若老蒋把战无不胜的银弹使出来,收买运动张杨手下的将领,甚至不必交战,大军就能土崩瓦解于旦夕之间,正如后来少帅晋京后东北军不战自溃一般。张杨倒是可以下野出国,余部由国府收编,红军可就走投无路了。那时老蒋挟战胜之余威,加紧对陕北苏区的围剿,则中共革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因此,伟大领袖这伟大战略规划实在是自杀术。此人本来就缺乏世界知识,毫无国际战略的基本观念,对国外的事两眼一抹黑,光看他对斯诺发的那番宏论便知道他究竟懂多少天下事了。我记得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中说起,毛认为希特勒没什么能耐,乃是个挂名的独裁者,真正有本事的乃是墨索里尼。这种评论,大概也只有伟大领袖能作出来。

当然这也不能怪他,盖他仅有的一点国际知识全是从当时的烂报纸上看来的,那些东西能教会他什么西方文明历史背景知识,能给他什么对国际事务的洞察力?何况困居在陕北那消息闭塞的文明死角,他怎么可能知道希特勒在欧洲的崛起成了斯大林的最大心事?又怎么可能知道斯大林最想避免的便是两线作战,心心念念的就是搞“远东慕尼黑”,使得远东成为苏联的战略后方?而且,困在陕北的红军也确实是走投无路了,看一眼当时中央与国际的电讯,就足以得知我党是处在何种困境中,几乎所有的人想的都是如何从那死地中逃出去。绝望之中,人难免把愿望当现实。毛泽东把苏蒙结盟当成是斯大林授意中共搞独立,据此制定战略计划,说起来也是人之常情,适足悲悯。

西安事变发生后,毛隐瞒斯大林的来电,千方百计拖延时间,巴不得张学良杀了蒋介石,告诉张只要蒋仍在人世,各方犹豫观望就不可避免,张应“干到底胆大些”(5),甚至让周恩来敦促张“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对蒋)行最后手段”(6)。如果此策成功了,那也只会迎来红军的毁灭。其时何应钦指挥的讨逆军已经攻破潼关,向西安迅速推进,汤恩伯部则早就进入陕北了,驻扎在甘肃的胡宗南部随时可以从西面进攻叛军,叛军处于腹背受敌极为不利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若是杀了蒋介石,则中央军各部都只会义无反顾地合击叛军,张杨手下都有将领与南京暗通款曲,宣誓效忠,见势不妙必然会在阵前倒戈,令叛军一败涂地。

因此,杀蒋的结局类似于上述虚拟的西北独立的结局:东北军和17路军迅速崩溃,被中央军收编,最后只剩红军独力与几十万中央军周旋,其结局不待智者而后知之。其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失去了唯一能统一全国进行抗战的领袖,政府落到了汪精卫、孙科等人手上。

苟若此,则中国的外交政策必然发生重大改变。如所周知,同盟会与日本人渊源极深,特别是因为孙中山多年叫卖与日本合并,成立“中日联邦”(日本人后来的“中日提携,共存共荣”、“大东亚共荣圈”等等,全是孙文当年竭力向日人推销的卖国主张),国民党内部确有大量的亲日派。哪怕是在战后,何应钦等人仍对投降的日本军人爱怜呵护备至,不仅不将日军官兵称为“战俘”,改称“徒手官兵”,而且在南京受降时还废除投降方向受降方呈交军刀的国际仪式,改为不带刀入场,甚至准备搞成圆桌仪式,只是因美方抗议才改为长方桌对立仪式。按国际礼仪,投降方向受降方敬礼,但后者不还礼。可当日军总参谋长向何应钦呈交降书敬礼时,何竟然不由得站起来还礼,以致在场的冈村宁次感叹道:“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厚品格,不禁想到:毕竟是东方道德!”(7)。

因此,似乎可以说,如同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人与日本交战一样,抗战乃是蒋介石一人与日本交战。如果没有蒋介石一意孤行,苦撑到底,则国府要么不会发动抗战,要么在受到日军初次打击后便与日本媾和了。那么日本人也就未必会去南洋冒险,美日未必会交战,而日苏交战的可能性倒是相当大,整个世界历史可能都要按另一条路演变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伟大领袖的杀蒋计谋,倒确实是改变世界历史的伟大战略,不过这即使发生,也没他老人家什么事,盖红军那阵子早被讨逆军消灭了。就算奇迹发生,他能和其他中央委员一道逃到外蒙去,也只会被斯大林当成日本间谍,交给NKVD百般毒打后枪毙。

这些事没发生,全靠斯大林先通过共产国际来电否定了“西北大联合”计划,后又直接给中共发电报,警告中共若不运用其影响力促成蒋介石的释放,则莫斯科将把他们谴责为土匪,向全世界公开批判(8),这才迫使我党放弃了杀蒋的诱人念头,周恩来谒见被囚禁的“校长”,给他敬了个潇洒的军礼,接受了国府早在五个月之前便提出的和平方案,换来了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的口头承诺,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有趣的是,在张国焘笔下,毛泽东却深知批了斯大林逆鳞的严重后果:

“我通宵没睡,花了很多时间与毛密商。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不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办事,得不到苏联的支援,反而会被国内外各种势力围攻,后果是会很严重的。如果照这三点指示进行,张杨共三角联盟可能立即破裂,即使我们避免了这种破裂,和平解决以后,蒋氏的报复,将是难免。两相比较,第一条路是走不通的,极为显然;第二条路虽阻碍重重,也许能找出一线希望。”(9)

这里的利弊分析非常有说服力。但据他说,那是12月13日夜间的事,这不可能,因为毛泽东12月16日还暗示张学良杀蒋,而周恩来17日还向中央汇报,张已同意在西安遭到围攻前对蒋“行最后手段” ,很难想象政治局在接到斯大林那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还会同意这么干。

因此,看来最合理的解释,还是毛原来怀了杀蒋后获得斯大林谅解的侥幸之心,因此压下了12月13日宋庆龄转去的斯大林威胁要抛弃中共的电报。但18日和19日南京反复广播《真理报》强烈谴责事变的社论,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人听到后纷纷来电询问,毛又收到共产国际20日的来电,意识到斯大林不大可能被他糊弄过去,只好在向政治局通报了20日国际来电后,又向他们通报了斯大林12月13日的电报,只是把它说成是后来才收到的。 国焘和他的密商可能是21日或22日晚间的事,只是他记成12月13日了。因为国焘深知得罪斯大林的恶果,才最终说服了毛泽东,而政治局也才决定作出重大让步,接受国府7月4日的四条要求。

因此,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革命的伟大船长斯大林同志为咱们拨正了船头,指明了航向,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尽管他不过是无比精明地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谋求帝国利益而已。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1935年5月8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100页。
2、《中共代表团会议记录》,1936年4月19日,同上,182页。
3、《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电报》,1935年12月19日,《中苏外交文件选译》,李玉贞译,《近代史资料》总79号,225页。
4、《洛甫致王明、康生、陈云同志电》,1936年7月2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122-123页。
5、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331页。
6、同上,335页。
7、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47-50页,中华书局,1981。
8、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散记》,2-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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