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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安事变前后 在此期间,毛泽东犯了一系列政治军事上的战略策略错误,分述如下: (一)顾头不顾腚的西征 红军刚从山西渡河撤回陕北根据地,伟大领袖又立即发动了西征。据彭德怀回忆,约在五月下旬或
作者:waterloo0165
发表时间:2013-09-28
更新时间:2013-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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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安事变前后


在此期间,毛泽东犯了一系列政治军事上的战略策略错误,分述如下:

(一)顾头不顾腚的西征

红军刚从山西渡河撤回陕北根据地,伟大领袖又立即发动了西征。据彭德怀回忆,约在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以东地区开了全军干部会议,“组织了西征军及其指挥部,任务是扩大抗日根据地,接援二、四方面军出草地”,以彭德怀为司令(1)。

所谓“扩大抗日根据地,接援二、四方面军出草地”乃是鬼话。“抗日”不必说——往西边抗日完全是笑话,正是《说岳》上疯僧说的“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去”,接应二、四方面军也是胡扯。二、四方面军是八月间才到达甘南的,五六月份跑到甘北去干什么?要接应也该南下,怎么会跑到西边去?真实目的还是打通苏联,那才是伟大领袖自从跳入陕北死地后一直念念不忘的中心任务。陕北苏区北部是无法穿越的沙漠,要打通苏联,只能要么向东取道山西进入绥远,要么向西取道宁夏、绥远或取道青海、甘肃、新疆。东边既然走不通,那就到西边试试去。伟大领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得很明白:“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二是甘、凉、肃三州。”(2)无论是走哪条路,都得先占领甘北。这就是西征的由来,它后来发展为著名的宁夏战役。

如东征一样,这个军事决策最能暴露伟大领袖的性格毛病:急功近利,过于操切,以致不顾主客观条件限制,想入非非,再加上赌徒气质太重,便常常为了宏大目标不惜孤注一掷,所谓“敢想敢说敢干”。早在执政前他就充分暴露了这气质,用我党的行话来说是“主观唯心主义”或曰“左倾盲动主义”。他老人家从来就是“左”的,哪怕在当国前也如此。所谓与李立三、王明等人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云云,除了反对李德的“短促突击”这条,基本是后来虚构出来的。只是在当国前他毕竟还受客观条件制约,而且也能听进反对意见。在当国后这些束缚统统去除,他的“左性”便一泻千里了。

西征就是这不顾实力急于求成的“左性”表现。其时我党和张学良等人勾结上了,正在策划肢解中国的所谓“西北大联合”。这计划的关键是“打通苏联”。这事张学良的东北军不便去干,只能由红军承担,遂有红军西征之举,一方面军两个军团由彭德怀率领,分为左右两路,进攻甘肃北部。主力出动后,苏区便由红29军与30军负责保卫。这两支部队可不是红四方面那两支具有相同编号的主力部队,刚由地方独立团扩编而成,谈不上什么战斗力。

如所周知,我军的编制从来是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游击队/赤卫队(民兵)三级结构。主力部队承担重大作战任务,地方部队则用于守卫根据地。当时中共已与东北军秘密达成停火协议,在此特殊情况下主力部队远出,全靠地方部队守卫苏区,按说也无关系。问题是伟大领袖刚刚东征归来,而东征的伟大成果就是把中央军引进了阎老西原来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山西,此刻正跟着撤退的红军前来,而伟大领袖居然也就忘了那茬。

这结果便是备受李德嘲笑的瓦窑堡(今子长县)的陷落。上文已介绍过,据李德说,瓦窑堡是当时陕北根据地内唯一的县城,因此自然也就成了所谓“红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京城。中共自恃东北军不会来犯,再加上红军主力倾巢西去,也实在没有什么兵力,于是该城一带极度空虚,而驻扎在该处的中共机关人员也非常麻痹。不料亲共的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适逢有事离开军部,西北剿总内的亲国民党军官趁机给67军两个师长下了命令,令他们北上进攻瓦窑堡。东北军107师当即攻占瓦窑堡南部的蟠龙镇。中共设在该地的医院、党校等若干机关都落入该师手中。东北军117师也攻占了瓦窑堡东南的永坪镇。

蟠龙镇距瓦窑堡只有20公里左右,而永坪距瓦窑堡还不到此数,中共自然极度震动。周恩来急忙致电王以哲,请他下令制止部下前进,王以哲倒是同意了,奈何107师师长刘翰东坚持要向瓦窑堡挺进,请红军“给予方便”。前去交涉的李克农火烧眉毛不顾一切,为了说服刘翰东,竟向他出示了周恩来与王以哲的往来密电,令王以哲过后得知极为不满。不料刘翰东见了密电后仍不买账,他告诉李克农,中央军汤恩伯部正从山西大举前来,瓦窑堡反正是守不住的,红军不如假作抵抗,将瓦窑堡暗送给他们算了。全靠王以哲直接下了军令,东北军才退出了永坪和蟠龙。

此时瓦窑堡已经三面受敌:南有东北军,北有高双成的86师(原冯玉祥西北军系),东北方向的绥德有中央军汤恩伯部,而红军主力远在甘北,鞭长不及马腹,该城注定要陷落。于是毛泽东便下令驻扎在该城的中央机关悉数撤往西部的保安(今志丹县),并决定将瓦窑堡当成人情送给东北军。王以哲便按中共建议,向西北剿总谎报67军攻占了伪都瓦窑堡。

不料瓦窑堡尚未移交给东北军之时,周恩来发现从山西攻入的中央军汤恩伯部只有两个团,于是将防守瓦窑堡的全部红军调往绥德方向,准备抗击汤军,瓦窑堡彻底成了空城。驻守在该城西北约20公里处的石湾镇的高双成部两个营便乘虚而入,于1936年6月19日轻松愉快地占领了该城。周恩来只好赶快把准备抗击汤恩伯部的红军调回去,围攻瓦窑堡,却又因缺乏攻城重火器,只能望城兴叹。

可怜王以哲(Oops,屡次想打“王希哲”)白白通共一场,到手的人情又飞了,还害得他向西北剿总虚报战功,声称攻占了瓦窑堡,最后却让国军86师的两个营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其烦恼可知。那位攻占了蟠龙镇又不得不撤出的107师师长刘翰东更是暴跳如雷:当初在蟠龙时,他就劝李克农把那人情送给他,可惜中共不干,最后却落到了高双成手中。为了安抚他,李克农建议他赶快去增援守城的高双成部,红军再撤围,以让他挣个“解围”之功。但这岂能抵得上攻占伪红都之功?刘翰东乃回信大骂:“弟在蟠龙与兄见面时,曾再三声明:‘要送人情,必须干脆!’而贵方一再延迟,竟将良好机会,坐送他人!……此事乃贵我双方最大之损失也!!!”(3)

这些吃醋吵闹也不去说它了。瓦窑堡之失,虽然负责防守该城的周恩来要负直接责任,但根本原因还是毛泽东顾头不顾腚的“空城计”战略。当初他率红军全师东征,只给周恩来留下两三千人防守根据地,幸亏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没来打,只有民团窜扰,堪称侥天之幸。但天才军事家总不能把走运当成制定战略计划的前提吧?这次红军主力又倾巢西向,瓦窑堡本该是战略后方,却成了三面受敌的前线凸出部。若汤恩伯不是只派出两个团,而是将进入山西的30团兵力全部集结起来,渡过黄河,扫荡红军空虚的战略后方,则西征军前有黄河,后有敌军,进退失据,必将陷入绝境。毛主席用兵真如赌,于兹可见一斑。

然而毛泽东为了打通苏联,什么都能豁出去。中央到达陕北后,陕甘支队改称红一军团,与原在陕北的红十五军团合编为新的一方面军,总兵力只有一万三千人左右。兵力如此单薄,难免顾此失彼,按理说本该耐心等到二、四方面军北上后,再合力去打通苏联。但伟大领袖等不及,竟然将此任务交给一方面军,在给彭的电报中明确规定:“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全军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者。”甚至要彭德怀考虑在七月下半月即开始抢夺船只,准备西渡黄河(2)

区区一万三千人,要在半年内完成这任务,抢渡黄河,进入宁夏绥远,甚至可能走毛开出的第二条路,即沿“甘、凉、肃三州”(今张掖、武威、酒泉)河西走廊,挺进到新疆去,除非个个是大罗金仙。就算能办到,那根据地谁来守卫?

这计划之荒唐,使得彭德怀不能不再次犯颜直谏。他回电指出,红军现有兵力无法兼顾打通苏联与保卫苏区的双重任务,若贸然渡过黄河,陕北苏区却落入敌手未必妥当,因此他建议,先巩固西征新占领的甘北地区,过后再考虑打通苏联、接取军火的问题。

这本是常识范围内的事:若按毛泽东的计划,红军不待巩固新占领的甘北地区,便贸然渡过黄河,就算东北军西北军不来打,已经进入山西的中央军跟进陕北,抄了红军的战略后方又该怎么办?那时红军困在黄河西岸,就算能立下足来,新占领的地区总不如老根据地有地利人和,更容易保卫吧?更何况黄河西岸极为荒凉,又是回族地区,居民都在“土围子”里聚居,红军缺乏重武器,根本就打不开,只会活活饿死。伟大领袖的名言是“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他为何终生无法实践这自己总结出来的人生哲学涅?

这妄想到底太荒唐,以致连伟大领袖自己后来都意识到了,不能不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承认:

“目前,关于接运物资的困难尚须解决,新疆、外蒙出兵并解决运输路线,即拟向远方提出交涉。非达到这一层,我们即使到达了宁夏或甘、凉、肃,也是没用的,因为我们不能向新、蒙去搬东西。”(4)

毛泽东是说:必须由新疆的盛世才或是外蒙发兵,长途押运苏联提供的军火,将其交给中共,否则即使中国红军打到了宁夏或是张掖-武威-酒泉一线,也是没用的,因为红军并没本事从那儿出发去新疆或外蒙,把大批军火搬运回来。

这段话最能彰显伟大统帅顾头不顾腚、“革命者顶天立地勇往直前”的特点,非常非常搞笑:既然明知红军没本事前去新疆或外蒙把军火搬运回来,必须或由外蒙、或由盛世才发兵武装押运,那起码得先落实了这档子事,再考虑自家发兵攻占宁夏或张掖、武威、酒泉一带吧?否则冒着丢失根据地的危险,万里征战打到了那些地方,苏军不把军火运来,那又有什么意思?这应该是凡智力正常的庸人都能想到的事吧?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但伟大领袖没想到落实这成功前提,就连整个中央似乎都没想到。毛泽东先后发动东征与西征,是在与共产国际的电讯恢复之前,唯一的依据就是被苏联空投入陕北的林育英带来的口信:“主力红军可向西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直到1936年8月21日,洛甫才正式向莫斯科汇报了红军向宁夏和甘肃西部扩张,以接运苏联军火的作战计划,9月11日获得国际回电批准(5)。但双方竟然未在电讯中敲定军火交接的具体问题,而毛泽东居然也就不提这请新疆或外蒙发兵押运的请求,便匆忙发动了旨在攻占绥远定远营的宁夏战役。张国焘不明就里,以为苏联人已经把军火运到了定远营,令四方面军大部渡过黄河,忙着去该城领取飞机大炮,却因胡宗南部抢占了渡口,致使四方面军被黄河隔为两段,这才有西路军最后的覆没。

迟至10月2日,中共中央才向共产国际提出请求,要苏蒙军队押运军火,尽可能深入中国境内,但共产国际于18日才电告中共,外蒙不能派兵押运,“否则将等于对某国战争的开始”。为此莫斯科特地找了一家外国公司,负责卖货并运送到外蒙边境,但不能超过外蒙边境一百公里。因此中共必须派出足够的军队去外蒙边境接收货物,并承担沿途保护的责任(6)。

因此,即使胡宗南没有夺下渡口,全部红军顺利渡过黄河,打到了绥远省的定远营,斯大林也没有变卦,红军能否挺进到外蒙边境,把车队接回来还在未定之天。更可笑的是,11月间,日本人指使伪蒙军侵犯绥远东部,中日关系更加恶化,绥远抗战即将爆发,这让本来就害怕“某国”的斯大林更怕引火烧身,便于11月4日令共产国际给中共下令,“坚决认为从外蒙帮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1)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2)日本飞机对汽车及红军有轰炸的可能,(3)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有无可能占领甘肃来接收?并请通知接受办法以及你们将采用何种具体方式运输。”(7)

这些技术问题,应该早在事前就敲定,哪有战役发动之后才来讨论的?然而伟大领袖那伟大而空洞的脑袋中不乏浪漫幻想,却从来装不进技术细节去。在他看来,需要做的就是不惜一切“接近苏联”即可,至于怎么挺进到国境线上去,飞机大炮到手后又怎么把它们搬运回来,谁去操作那些高科技产品,这些琐碎细节从来在伟人视线之外。

正因为没有考虑这些问题,整个西征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蠢动,白白把四方面军贴了进去。幸亏中央收到莫斯科11月4日的电报时,宁夏战役已经失败,否则若红军按计划挺进到了定远营再挨这当头一棒,那滋味可是够受的。好在这“学费”也没白交,中央总算发现了那些技术问题,于是电告莫斯科:“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8)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如果早在发动西征之前,毛泽东便想到后来遇上的一系列技术问题,告诉莫斯科自己没本事去国境线上取货,要求苏军将军火押运到中国内地,最好直接送到陕北来,那莫斯科就会及时告诉中共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必须避免任何可能招致与“某国”冲突的事件,这样不是就可以省去后来种种瞎折腾了么?

当然,出于权势崇拜或成功崇拜心理,国人未必能接受这是伟大领袖的智力缺陷使然,多半会用阴谋论来解释这西征蠢动。伟大领袖也确有此嫌疑:徐帅已在回忆录里说了,西路军之所以覆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军委不可理喻的瞎指挥。而且更可疑的是,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南后,陈昌浩提出由一方面军在甘北,四方面军在甘南,同时向静宁、会宁一带夹击胡宗南部,毛泽东先是同意,后来又变了卦,说一方面军兵力有限,必须固守现有根据地,因此决定只派出红一师配合行动,使得战役完全落在四方面军一家身上(9)。这非常不符合伟大领袖顾头不顾腚,动辄准备扔下根据地作惊天一博的一贯性格,令人不能不怀疑他是否看出了徐帅看到的问题,亦即预定作战地域处于西安-兰州大道上,容易受到敌军东西夹击,因而故意让四方面军跳进那陷阱。

然而这看来还是个智力问题而非心术问题,盖伟大领袖发动西征早在红四方面军北上之前,他甚至还一度想让一方面军独力完成这任务。因此,看来整个西征蠢动,都是他急功近利的性格促成的。当然这也能理解:在陷入陕北那种毫无发展空间的死地之后,“靠近苏联”便成了他乃至整个中央能死死抓住的唯一救命稻草了。在这种情况下,利令智昏几乎是必然的。

然而这蠢动却让红军陷入危境。顾头不顾腚,则屁股难免要让海风吹。宁夏战役失败后,胡宗南乘胜分三路向苏区挺进。据彭德怀自述,红军在山城堡(今甘肃环县境内)伏击了胡部一个旅,歼灭其大半,“但胡宗南并不死心,率四个旅为左路向盐池、定边前进;王均、毛炳文两军为中路,向吴起、志丹(保安)前进;东北军为右路向华池方向前进。我军转移至洪德城与盐池间,位置于沙漠边缘埋伏着,拟待胡敌通过沙漠疲乏和饥渴之际,给以打击。胡部是主力,也最积极,我如能再歼胡敌两个旅,即可将敌人这次进攻打退”(2)。而据张国焘说,未及渡河的红四方面部也在这一带(10)。因此,整个红军的主力都集中在苏区西部,离中央所在地保安直线距离一百多公里,而保安作为红军的“战略后方”,距中央军汤恩伯部占领的瓦窑堡只有五十多公里,成了前线。因此,蒋介石只需让汤恩伯部自东向西平推过去,即能重演86师两个营便攻占瓦窑堡故事,弹指而下空城保安,扫荡红军空虚的“战略后方”,与胡宗南东西夹击红军,则红军纵是大罗金仙,也难逃全军覆没的命运。

然而西安事变不久就爆发了。因此,看来吉人自有天相,天才军事家就是可以把走运当作制定战略计划的前提,顾头不顾腚毫无关系,自有上天照看他的宝臀。


参考文献:

1、《彭德怀自述》,网络版,
2、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551-55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3、《西安事变新探》,115-119页。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553-554页。
5、《西安事变新探》,224-226页。
6、同上,236-238页。
7、同上,244页。
8、同上,246页
9、《徐向前元帅战争回忆录》,电子书。
1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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