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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 北京批“老同志”讲话是伪造的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09-08-17
更新时间:2009-08-17
浏览:5310次
评论: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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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批“老同志”讲话是伪造的



                          记者:海涛

北京正式表态,抨击网上流传的所谓《老同志的讲话》是“伪造出来的伦理”。一份据说是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万字讲话在中文互联网上广泛流传。有北京观察人士说,当局高调批判“老同志”的这篇讲话,说明其的确有可取之处。

中通社周末发表署名“言力”的文章,题目是《伪造出来的伦理》。文章批判了近日在中文网上流传的一篇题目为《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讲话》的文章。言力文章说,“一些故知向这位老领导和他的家人提起这篇文章,得到的回答却是,根本没有这回事,文章完全是编造的。”

对于网上流传的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文章,北京一般很少正式发表评论或出面澄清、展开批判。

*文章未点作者真名 何以调查核实?*

北京资深新闻工作者李大同很早就读到了这篇文章。他对美国之音说,这篇文章根本没有提到作者是何人,并没点名,当局又如何能“向老领导和家人”展开调查?李大同说:“问题是这个老领导没人说是谁啊!你怎么让‘故知’去核实呢?网上传是万里,没人说是万里啊!这篇谈话中哪里说到是万里了?”

万里是中共元老,属邓小平重用的改革派,80年代初,赵紫阳在四川、万里在安徽当第一把手,率先鼓吹和进行改革,解决农民温饱问题。后有民谣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

这篇文章一出来,就有不少言论猜测是万里的讲话。万里已经93岁,早已退休。前几天邓小平遗孀卓琳去世,万里曾去邓家吊唁。

香港苹果日报曾援引北京评论人士的话说,这篇文章,即便不是出自万里之口,也是其他人如乔石、田纪云、或谷牧之口。

*“老同志”讲话的核心内容*

不过,这位“老同志”的谈话主要说到了执政党的问题:“我们有7千多万党员,但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代替”;“党内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

另外,谈话还说到了宣传部门的问题和宣传手段问题:“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是野蛮的宣传”。谈话还提到了执政党反思问题:“执政了 60年,总应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谈话也提到不要封杀不同声音:“政治上不同声音“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绝对不能用类似手段(指舆论封杀、肉体捕杀)来对待不同意见”;“民意处理失误,是我们(中共)最的大失误”。

中通社发表的言力的文章说,“冒用他人名义公开发表文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道德的。”

*“元老”讲话可能是“后生”所为*

北京资深新闻工作者高瑜认为,这篇文章不大可能出自中共元老之手(之口)。高瑜说,这些老人均已“老迈年高”,其分析问题能力、深度和高度已经达不到“一个老同志的谈话”这样的标准。高瑜认为,这篇“元老”文章可能是“后生”的杰作。

言力文章还说,在“老同志”这篇文章中,“多党竞选”、“军队国家化”、“废除共产党的领导”这些老偏方装进了新瓶子,看了的确让人眼花。可这些“行销策略”并没有掩盖住其真实作者对中国政治伦理认识的浅薄”。

*“老同志讲话”有废除共产党?*

不过,前中青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说,“老同志”文章真假不论,就其内容来说,言力文章说,老同志文章提到“废除共产党”领导,云云,这根本就不是事实。

李大同说:“没有!他哪里有讲到废除共产党领导啊!?当然没有啦。他只是说,你要允许别人来竞争嘛!”

*“老同志”观点都是共产党早先提出的*

李大同说,“老同志”文章通篇没提废除二字;至于其他一些军队国家化、多党竞争等观点也都有出处,都是共产党以前讲过的。他说:“这些观念,恰好就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观念。多党选举,人民有选票,军队国家化。所有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都有文章,社论,领导人讲话,不断提出过。”

李大同说,这些观念,在90年代中期曾汇编成一本《历史的先声》。他说:“ 中共在半个多世纪前,在执政前,全部都是阐述的这些理论”;“今天执政党故意把这些都忘掉了”。而“老同志”没有说错,他在重申这些当年共产党不断强调的理论和主张。

*谁为讲话后果买单?*

言力的文章还说,“老同志”讲话让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可以说得轻松,但如果药方不灵怎么办,却没有交代。文章说,“如果中国出现泰国式的政治乱局,如果中国像苏联一样四分五裂,该文作者是不会负责任的,因为他连名字都不敢留下,可中国的老百姓却要为这份没有签名的医嘱承担无法想像的风险,这种责权的不对等难道就是伪作者要传达的政治伦理吗?”

北京资深新闻工作者高瑜也认为,“老同志”文章,在这方面也许考虑得不那么周全,但是当局发表这样的文章,则更是借这个机会来封住大家的口。她说:“这点肯定有问题。中国现在连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都没有,还有什么风险不风险?!它(当局)就是以此为借口来阻碍政治民主化。”

*政治敏感文章内外有别*

在海外互联网谷歌搜索引擎上,输入关键词《一位老同志的谈话》,可查到31万8千条,而输入中国百度网则一条也差不到。百度通知上说: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显示。这表明中国大陆以将此“老同志”的文章封杀。

□ 美国之音

相关链接:

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曾是中共高级干部的老人的谈话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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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6条评论
1   [USMedEdu 于 2009-08-24 13:36:09 提到] [FROM: 140.]
鸟巢负责人说了大实话:《人民日报》赚钱更霸道

                             作者:鲁直人

7月21日,《人民日报》以一封群众来信《“鸟巢”如此赚钱太霸道》为题,报道进入鸟巢要安检,矿泉水一律没收,而三伏大热天里,想喝水就不得不买“一纸杯矿泉水十元钱”,这赚钱的手段“太黑太狠”。此报道引发了不少老百姓的关注和议论,后续报道说鸟巢已经整改,取消一杯水十元钱的霸道价格。

没想到的是,热闹还在后面,鸟巢改是改了,可心里却老大不高兴,据内地《新都市报》载文,事后,记者连线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鸟巢负责人,问他是否知道《人民日报》上对他们的批评报道,该负责人说他已经读过该报道,也承认报道的事实属实。当记者问鸟巢管理层对此事会不会作出整改时,他反击说“《人民日报》赚钱比我们更霸道”,他甚至连声反问记者:“这么多年来一直靠强行摊派发行的《人民日报》,有什么脸面批评我们?”“鸟巢是明码标价,不喜欢可以不来,《人民日报》不喜欢可以不订吗?”

此话真是大好,一语中的。相较鸟巢一杯白水卖十元钱来说,依靠党委一言九鼎、指派任务,利用行政手段硬性摊派发行的《人民日报》凸显的是更无理、更无耻、更霸道!据了解,《人民日报》发行量为二百多万,是世界最大发行量的第十九名,今天七月,还按照胡锦涛扩大宣传需求的指示,还扩充到二十块版面。这么一来,不知又要浪费多少纸张和公帑来欺骗世人了。关键是,在中国,还有几个人会去看《人民日报》这样一张充满着虚假宣传的报纸?“六四”期间,人民日报的同仁打出了“不要逼我们造谣的”的横幅走向了天安门,到了今天,谎话连篇已经成了这张报纸恒久不变的常态了。《人民日报》办到如此状况,但如这位鸟巢老总所言,“《人民日报》不喜欢可以不订吗”?当然不行,举例来说,如在前中宣部长现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治下的河南省,各个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作为中央一级的党报《人民日报》和省党报《河南日报》,都是有征订定额的死任务的,定额不完成,邮局会把你单位的所征订的别的报纸自动转订成这两种党报。所以,《人民日报》的发行量是仰仗着权势上去的,在经济上是一种典型的强买强卖,在宣传上,又无疑是一种强迫灌输式的强奸民意。

为了十元钱一杯矿泉水的霸道行径,鸟巢老总也说出了一句大实话。这句话可以说中国老百姓早就憋在心里而不敢明说的一句话,也反映出这张所谓大党报的现实窘境。别的地方且不说,你到北京那街头随处可见的报刊亭问问,除非老板有病,有那一个报刊亭会卖《人民日报》的?不要说白送都没人看了,老百姓用它来包东西怕油墨有毒,拉屎后来当手纸,还怕它纸硬拉屁股呢!

□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8月号

 
2   [Daniel720517 于 2009-08-23 17:48:55 提到] [FROM: 99.]
要不要思考,最好先去问问中国的老百姓!!!
 
3   [dokknife 于 2009-08-18 11:13:17 提到] [FROM: 140.]
张伟国详解“万里谈话”——中共已经无可救药


                    

日前一篇题为“执政党必须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的文章在网上热传,据称是根据中共党内一名曾居最高领导层的元老同中央党校一名年轻教授的四次谈话整理而成,并经谈话人审定。海内外专家和网友推断谈话者是前中共高层元老万里(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本台就此专访了《动向》杂志和《新世纪》网站主编张伟国先生。

张伟国先生告诉本台记者,这篇谈话是北京有身份的人委托新世纪网站首发的,但委托人并未透露谈话者的真实身份。该文在网上热传后,引发多方关注和猜测。张伟国表示,他接触到的圈内人士透露,谈话者是万里,海内外知识界绝大多数人也都同样认为。

(声音)“发表以后,有不少评论都认为这个可能是万里先生的一个讲话,我想他们都会有自己观察的依据和角度。万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是一个比较旗帜鲜明的改革派,而且在高层领导里面也是一直关注知识分子,推动改革,尤其是希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样一位元老。从他的行为和思想逻辑推演下来发表这样一个讲话,我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张伟国分析了这篇谈话没有署名的原因。

(声音)“作者不愿意把名字署出来,他也有他比较深刻的蕴意,因为现在我们读过这篇文章,应该很清楚就是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所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过这篇文章是不是署名的严重性。到底是谁写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讲的这些内容,在中国社会严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的。”

张伟国认为,这篇谈话突破了中共的底线,对中共进行的分析和评论振聋发聩,分析中肯、深入、直指要害。他分析说中共这个专制机器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熟悉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网罗了中国社会的许多精英和豪杰,但是都把他们一个个改造成了中共专制机器上的螺丝钉和部件。

(声音)“比如,远的象周恩来这样的,人中豪杰了,相当聪明,相当有才华,有智慧。但是他的整个一生,我们看到他为这个专制机器所做的这一切,事实证明他完全被同化掉了。近的象朱熔基,他上台的时候,大家也是对他倍加青睐,把很多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结果看到他的家属非常快速的就加入到这个腐败集团里面,成为共产党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重要成员,而且维护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作出巨大的贡献。所以象这样的一种机器的特性,象胡耀帮、赵紫阳不被同化,保持自己的本色,最后的结果只有被打倒。在这种情况下,象现在的这位老同志出来讲话,可以看出他既没有被同化掉,也没有象胡赵这样被打倒,所以整个讲话的风格、立足点,几乎就是在这中间的一种平衡。一方面他要把没有被同化的良知表达出来,所以他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党文化最基础的东西提出质疑,非常发人深省,应该讲中共建政六十年来,所看到的公开的文章里,这篇是最尖锐,最击中要害的。”

但是这篇谈话使用的是中共的那套语言方式,张伟国说:(声音)“另一方面,因为他没有被打倒,没有象胡赵这样的一种下场,从某种角度讲,他还是在这个体制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成员,他也就需要用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这个讲话在外界看来也是比较温和啊,不够泼辣,不够直率,我想这是他的角色,他的位置决定的。”

张伟国认为,整篇谈话的主题,就是主张通过重建政治伦理改变中国社会。(声音)“整个文章,八千多字,各个角度就围绕着政治伦理这样的眼来做文章的,他在里面也提到了共产党到现在为止没有登记注册,所以网上就有网友开玩笑,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非法组织就是你中共啊,这样的一种现象实际上都在他的政治伦理中批判到,都是中共丧失政治伦理的一种表现了。”

张伟国说,这篇谈话作者对中共内部运作机制非常清楚,他之所以采用互联网公开的方式是有原因的(声音):“尤其对一位良知尚未泯灭的老人来讲,对于一位没有被中共一党专制机器同化的人来讲,他也需要对历史作一个交待。在今年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出版以后,实际上在中共高层有很大的震撼,很多人都需要对历史,对自己的良知作出一个交待。赵紫阳的“改革历程”象一个坐标一样,最后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对你自己这一辈子所做的事情都要有一个交待,他需要对自己的良心,对人民,对历史有一个说法。”

对于这篇讲话所引起的效应,张伟国说:(声音)“我们应该体谅到他在本意上对中共也不抱希望了,如果对共产党还抱有希望的话,他肯定是采用传统的,他们内部的渠道,他会写信,通过秘书,送到中南海,给各个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委员,他完全有这些渠道嘛,他现在完全舍弃那些方式没用,或者是那种方式他用了,同时他又用网络发表的形式,反映出很大的一点,他对原来的信息传递方式,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他已经不抱信心,或者是没有充足的信心。通过网络的意识,一个是通过全党,一个是通过全民,通过舆论,寄希望于人民,寄希望于社会,我想这是他选择网络发表的一个很大的原因,这一点反过来也说明,这个作者本身对中共已经不抱希望了。”

张伟国最后说(声音):“共产党现在已经是无药可救的程度了,要凭这样的一个讲话来影响它,改变它的决策是不可能的,中南海无药可救,中共无药可救,是一个无法挽回的事实。”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方亮采访报导。

□ 希望之声

 
4   [dokknife 于 2009-08-18 11:01:07 提到] [FROM: 140.]
韩寒:建国大业


                             韩寒

今天看见一张《建国大业》的演员国籍表

陈凯歌 美国/陈红 美国 /刘亦菲 美国/陈冲 美国/邬君梅 美国/顾长卫 美国/蒋雯丽 美国
胡静 美国/王姬 美国/郎朗 中国香港/李云迪 姜文 法国/ 中国香港/章子怡 中国香港/胡军 中国香港/汤唯 中国香港/刘璇 中国香港 /童安格 加拿大/徐帆 加拿大/陈明 加拿大/张铁林 英国
许晴 日本/韦唯 德国/沈小岑 澳大利亚/苏瑾 新西兰/李连杰 新加坡/斯琴高娃 瑞士/
胡兵 泰国
================================================================

可以料想的是,这么多的明星是外国国籍,一定会引起很多的争议。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呢,是中国的影视,中国的观众捧红了你,你到头来怎么是外国籍呢?

我倒是没有这么想,我只是不知道胡兵加入泰国国籍是怎么想的。好在三年以后,我们有胡斌,哪怕是个假的,那我们也有胡赝斌。言归正题,我们不说出国方便,不说个人自由,不说漏税避税,我认为,一个国家,能让这么多艺人转变国籍,这个国家一定是有他的责任的。在我们谈个人责任和义务的时候,我们也要谈国家责任和义务。这代人要记住的是,国家利益不是高于一切的,国家的合理利益在特定的时候才可以高于一切。

这么多人跑了,说明建国以后很多的大业尚未完成,否则就是很多中国籍的外国人来参与制作或者演当时的反面角色。他们变换了国籍,是他们的选择,这个选择就像离婚一样,可能是感情破裂了,可能是遇见了更好的,在道德层面上是可以谴责的,但是在人格层面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也难保你们自己啊,对吧。给你美国籍,电脑前的你要不?

反正我个人觉得我的国籍挺好的,也就是多交点税少享点福,出国麻烦点,其他也没什么。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也就是吃不起住不起玩不起结不起生不起病不起死不起,但最关键的是,还移民不起,所以,看见你们跑了,不爽是肯定的。

在看得见的未来里,我是不会改变我的国籍的。但是电脑前的所有人,你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国家给你提出了条件,你也是可以给这个国家提条件的。我的条件是,我无所谓我爱的国家对我们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利益几乎没有保护,我也无所谓这个国家纵容随便一套房子的利润就抵上中国最大的出版社的全年总利润,但我很喜欢小孩子,我可能无法遵守计划生育,更无法接受计生委的人碰我的女人,所以,如果我不小心生多了孩子,我就不会是这个国家至少不会是大陆的国籍了。

可能很多人要说,却,谁在乎你啊。话是没错,但我就更不在乎了。都互相不在乎了,这不就离了麽。你看上面名单上的那些人,还不都是人模人样的。

□ 观察

 
5   [dokknife 于 2009-08-18 10:55:18 提到] [FROM: 140.]
《建国大业》对“建国大业”的另类嘲弄


                             杨宽兴

本年度国内第一大片、中影集团电影《建国大业》拥有一个超级豪华的演员阵容,其中以二十多位持有外国护照的国际表演大碗最为吸引人们的谈论兴趣,当中国观众熟悉的“国际”演员如章子怡、张国立、陈凯歌、陈红、李连杰以低片酬乃至零片酬纷纷杀奔这部中国大片的时候,“不需要不爱国的明星”和“他们都是生长在红旗下”、“不以国籍论演员”两种声音相持不下,前者有人将持有外国国籍的演员称为叛国者,后者则称前者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绪”、国际演员的加入体现了“多元化的社会形态”。

在通讯、交通高度发达的地球村时代,将合法移民国外的国际演员称为“卖国者”自是毫无道理。艺术无国界。出于电影艺术的需要,外籍演员的加盟无可厚非,三十年来,无论中国演员走出去,还是外国演员走进来,都算不得什么稀罕事,甚至,在国际影展上获奖或外国知名影星的加盟早就成了中国电影吸引眼球、开拓市场的捷径之一。因此,简单化地拒绝国际演员(包括由移民出去的国际演员)既无道理也不现实。

但我还是无法漠视《建国大业》中这二十多位“国际演员”的加盟的讽刺意味。

值得一提的是,《建国大业》出品方中影集团发言人翁立的说法“我们欢迎各个国籍的演员来参演,来宣传中国的历史文化”体现了他对电影的无知,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主要功用并非宣传某国的历史文化,用胶片宣传历史文化的电影叫做资料片或纪录片,而不是《建国大业》这种故事剧。不过,即使如此,某国的历史文化也不是具有某国国籍人士的专利,美国人费正清可以组织编写中国史,法国人托克维尔可以撰写《论美国的民主》,并且都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权威。

《建国大业》这部历史故事剧出现众多出口转内销的国际演员的讽刺意味在于,这部电影既不以艺术,也不以历史、文化为主要拍摄目的,作为一部公开标榜的国庆六十周年献礼片,它无疑是“主旋律”这玩意的一部分。既是献礼,那么到一个六十岁老人的家里祝寿献礼,自然只能是捡着好听的话说一箩筐,福如东海,稳定如南山罢了;如果在寿礼上揭老头子的丑事,恐怕会被当场打出,以后再也不能获得中国签证。

但作为历史题材的电影,如果不采用张国立先生最熟悉的戏说风格(谅导演和演员都没这个胆),就需要尊重史实,《建国大业》“以抗战胜利至建国前夕为背景,再现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成长历程”,可是,这一段历史留给六十岁老头子的记忆,恐怕不都是老头子爱听的,几年前国内出版了一本汇集当时中共党报《新华日报》社论文章的书籍《历史的先声》,很快就被封杀,而苏联士兵在东北大量强奸妇女、长春围成造成几十万平民死亡等大量“负面”史实,也发生在《建国大业》所描述的时间段内,作为献礼片,提还是不提?更严重的是,在这个时间段内,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一再拍胸脯说要为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建国大业》能让我们重温这些美丽的词藻吗?《建国大业》能够真实再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历程吗?

如果不能(我打赌:绝对不能),这不叫历史片,只能叫意识形态需要之下的宣传片,其目的不在于再现历史,而是通过对历史的巧妙篡改,达到愚弄民众的目的。

当然,在一个无法享受充分言论自由的国家,对这种官方出品或献给官方的电影我们本来就不必寄予艺术和历史真实上的幻想,甚至根本就不值得在意,和众多的胶片垃圾一样,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忘记这部电影。

可《建国大业》这部电影中众多“国际演员”的出境本身却很值得人们玩味。国际演员之所以要加引号,是因为这二十多位电影演员,按照著名英籍中国演员、“皇帝专业户”张铁林的说法,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受党和国家培养出来的人”、“都是民族和国家的精英”,这些党和国家培养出来的精英,在国门打开之后,迅速通过各种渠道移民海外,将海外作为立身根据地,或常年在中国经营,或偶尔回来淘一把金。的确,他们是国家的精英,是幸运儿,但和这个国家中的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以及政治精英的老婆孩子一样,在成为精英之后,他们大量选择了移民。用旅行便利或孩子教育的理由作为移民的辩解,对其个人来说,没有什么问题(甚至不需要辩解),但对一个国家来讲,如果“党和国家”培养的精英大量外流,无论如何,不是这个国家的光荣。人往高处走,这是人类生活的普遍规律,和万有引力一样不容置疑。

在目前中国的言论状况和电影审查机制下,我不相信《建国大业》会真实反映其所涉及历史阶段的真实国际关系,不过,由于美国曾经对国共关系的调停、由于苏联曾经对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军事上的援助,《建国大业》如果一个都不出现外国人的面孔有点说不过去,那么,如果在那些金发碧眼的演员名字后面出现一个带括号的中国字样,会让我对中国二字的失落感减轻许多,但我的希望一定会落空,老外只会把中国当作淘金地罢了,即使常年在中国赚钱的国际友人如加拿大的相声演员大山、如手持美国护照的“爱中国”人士阮次山,你都别指望他们会换一本中国护照。

护照不仅仅是几张纸。中国护照素有垃圾护照之称,爱好周游世界的人懂得这本护照的含金量之低,据说其国际待遇尚不如国民党时期的中华民国护照,又据说7个签证赴美的人中会有一个“叛国”不归。这说明了什么?六十年前,毛泽东大言不惭地在天安门城楼上宣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六十年后,中国人民中的精英却大量溜出去了,更多的是想溜而溜不出去的中国人民。人们不会忘记,在“建国大业”完成之后,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文革、六四、反法轮功、强制拆迁等一次重大人权事件给民众造成的伤害,当国家一次次成为吞噬民众的怪兽时,正如孔子所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而这不是对《建国大业》的绝佳讽刺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中影集团,感谢好大喜功的导演,用二十多位中国生产的国际演员打造的《建国大业》让我们看到,六十年前的“建国大业”绝没有这个国家政权所标榜的那么辉煌,尽管经济高速发展,可精英在外流,连精英都在纷纷选择宣誓效忠另外的国家。

不要把他们所谓“红旗下长大”和“爱国”当一回事,那只是一种营销策略(策略之精明恰到好处,不愧是精英,以至于聪明到连片酬都不要,算是送给老头子的六十岁贺岁钱了),如果不是出于政治原因的流亡,当一个人连国籍都不要了的时候,我无法相信他嘴里说出来的“爱国”二字。多年前去青岛见一位同学,该同学任职于某大型知名国企,说起他们的老总,他说老总一家早就不住在中国,“因为在美国生活久了,早已不适应中国的气候”,这位老总至今仍是国内声名赫赫的人物,总裁兼着党委书记,但他已经不爱中国的气候,之所以没有公开放弃中国国籍(鬼知道究竟是哪国人),恐怕还是念着党委书记兼国企总裁背后的巨大利益罢了。

多数人都希望有一个好的名声,但名声的确立,一种是靠自我吹嘘,一种是来自别人的评价,难得有如此精妙的标本体现二者的分离,当众多出口转内销的国际演员通过《建国大业》歪曲历史来美化某党的时候,他们的外籍身份确实向我们透露了“建国大业”的另一种真实——中国人民并没有站起来,中国人民很想溜出去。

2009年8月16日于山东临沂

□ 《观察》


 
6   [dokknife 于 2009-08-17 14:30:23 提到] [FROM: 140.]
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曾是中共高级干部的老人的谈话



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么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变,要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的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对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的。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这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的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的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有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了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了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引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的,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进行党纪约束来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但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六十年来,共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危机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这好像是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六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了。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六十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第一条,六十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我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我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

建国六十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做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月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三十二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六十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六十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要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个人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我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此稿由四次谈话整理而成,经谈话人审定。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李大同供稿

□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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