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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芦: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查豆腐渣?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09-04-17
更新时间:2009-04-17
浏览:884次
评论: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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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芦: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查豆腐渣?



                             ·思 芦·

  汶川地震过去快要一年了。当时政府答应的和马屁文人余秋雨含泪向灾民保证的“救灾的紧急任务过后,就会着手调查地震中豆腐渣校舍”的许诺,却迟迟没有着落。不仅如此,就连地震中死亡的学生数目至今也没有一个交代。民间人士对政府不再抱信心,自发调查起汶川大地震死难儿童和豆腐渣工程。政府却对此坚决镇压和百般阻挠。长沙李卓熹因制做文化衫,对豆腐渣工程问责,被政府拘捕。环保人士和作家谭作人发起《5.12学生档案》的倡议书,并开始实地走访,希望在地震一周年期间完成对地震中遇难孩子的人数以及豆腐渣工程进行公民独立调查。官方不仅不配合,反而将其拘捕,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民间人士艾未未和同事们用三个月的时间,统计的学生死亡数字已经达到2400人。地方政府对调查多方阻挠和干扰。艾未未说政府推脱说调查地震死亡学生数字很困难,很复杂。可是如果他们不设置障碍的话,再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就能全部调查清楚。艾未未在网上发布的死亡学生名单,被多次删除。

  中国政府的作为令我大惑不解:调查豆腐渣工程,对象是奸商和地方贪官。打击奸商和地方贪官,只能正面树立中央政府形象,表明中央反腐的决心。中共应该不至于心疼几个贪官,也不应该对几个奸商投鼠忌器。何必去趟这场浑水?为他们遮遮掩掩?背后一定大有蹊跷。

  原来中央担心最后查出来的结果会让中国政府很难堪。

  2009年在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说,地震灾害带来的实际破坏烈度普遍大于当时所有灾区学校设防烈度的1到2度,这是学校等公共建筑大规模倒塌的主要原因。按照中国的国家标准,成都、都江堰、汶川一带的房屋的抗震等级为7度。按照美国地质调查所在地震后用即时测量的地震波峰值加速度和峰值速度定义的汶川地震的烈度分布图,只有北川县城一地达到烈度10度,其余地区最高是烈度9度。而按照中国地震局在地震100多天后根据实地评估破坏程度制定的汶川地震烈度分布图,烈度达到11度的地区有2400平方公里。但是据报道,此图制定过程中受到很多非技术因素干扰。地方政府希望尽量把烈度说得高一些。专业人士评说,中国地震局用地震房屋损坏程度来评定烈度,又在建筑设防上使用同一烈度作为标准,构成一个逻辑上的自循环,极其不合理。地震后建筑损害可以因为地震烈度高,也可以因为是豆腐渣。现在都归因于地震烈度,有为奸商贪官们保驾护航之嫌。

  中国《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规定:学校等低层教学楼,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乙类。这类房屋应该采用抗震性能较好的多层内框架结构类型,高于普通民房的抗震标准。当抗震设防烈度为6~8度时,乙类建筑应该按照本地区设防高一度的要求。所以按照中国自己制定的标准,汶川地震带的学校校舍应该能抗烈度8度地震。上述标准还规定“按本规范进行抗震设计的建筑,其抗震设防的目标是:当遭受低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影响时,一般不受损失或者不需要修理可继续使用,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可能损坏,经一般修理或者不需要修理仍然可以继续使用,当遭受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预计的罕遇地震影响时,不至于倒塌或者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这就是所谓的“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小、中、大的分界,是由两级烈度来区分。低于设防烈度的,叫做小震,介于设防烈度和“罕遇地震”之间的,叫做中震,超过罕遇地震的,叫做大震。说明对建筑的抗震标准有至少两度的冗余度。换言之,如果校舍按照国家标准建设,烈度8度的汶川地震至多只会给校舍带来轻度损害。即使震源中心达到烈度9-10度,也不应该在这次地震时发生倒塌伤人的事故。所以魏宏把校舍倒塌原因诿过于天灾大于设防标准,显然是不成立的。

  绵阳市教育局副局长姚定一语道破真相:地震中校舍倒塌是因为“这些年都是国家办教育,建造时考虑的抗震度很低;过去国家给拨款建校的标准只有400元/平方米,而最近几年才调到500元/平方米。”豆腐渣校舍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教育投资太低。四五百元的标准远低于普通民房的建筑标准。加上地方贪官雁过拔毛,承包商谋取利润。校舍就变成豆腐渣了。对比香港慈善团体“苗圃行动”建造的61所学校(其中6所位于震中的阿坝州),在这次地震中无一倒塌,没有任何师生伤亡。苗圃行动总干事梁建华解释说:“我们捐建的学校的平均造价达到800-900元/平方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足够的基础教育投资,如何能造出抗震的校舍?

  中国的教育经费的投入一直排在世界末尾。中国政府在1993年制定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提出,到2000年前,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应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对比世界平均水平的4.9%,发达国家的5.1%,欠发达国家的4.1%,这个目标很低。然而,就是这个很低的目标至今仍不能实现。2002年是3.32%;胡温上台后,2003年下降为3.28%;2004年继续下降到2.79%;2005年2.82%;2006年2.27%;2007年2.86%。基础教育学生人均投入仅仅是世界水平的二十五分之一。

  汶川地震后的调查发现:政府办公楼和校舍的倒塌比例是1:11。其原因是政府办公楼的建造预算常常远高于校舍。政府办公楼的建造过程中,和学校校舍的建造一样,也有吃回扣,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但政府办公楼的预算高,肉厚油肥,不至于被蛀虫们吃空了。国民政府时期刘文辉任西康省主席规定:如果县政府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拿这个标准,今天共产党的县长全都要人头落地了。

  政府知道,如果真地查起豆腐渣来,就会查到自己头上,让世人知道豆腐渣校舍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是中央政府的责任。所以才千方百计阻扰民间调查豆腐渣,掩盖地震中校舍到他和学生伤亡的数字,才调动喉舌和马屁文人为自己保驾护航,推脱责任。

  另一个原因是,正像《红楼梦》中说的,那府里只有门前的一对狮子干净。一查起来,就没有头了。而且大家屁股上都有屎,你咬我,我咬你,盖子一揭就收不了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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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3条评论
1   [USMedEdu 于 2009-08-17 19:31:38 提到] [FROM: 140.]
上海世博有楼会倒?中国建筑工程灾难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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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杂志 作者: 枋溪漪 2009-08-17 15:43:56

  离上海世博会开幕不足三百天,「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美国终于决定参加,儘管其场馆建设尚未动工。毕竟中美关係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係,若没有美国参加世博会,上海的形象会因此在全球大跌分数。不过,即便美国承诺参加,场馆亦能在短期内迅速建成,但是闵行整栋未入住居民楼轰然倒地的特大丑闻,仍使人们对上海建筑质量忧心忡忡。世博会期间会不会有某座或几座大楼因不堪承受展品与如洪人流的压力而「前仆后继」?
  中国内地居民不少人相信会发生,甚至有的地下赌场已经设立「上海倒楼竞猜」赌项。「是否有楼倒?」在武汉地下赌场的单笔赌注是四千元人民币,赔付率为二十倍;「哪一座楼倒塌?」在北京地下赌场的单笔赌注是三万元,赔付率三十倍。由此可见,建筑腐败又成了中共政治的一道风景线。

  美国公司早预测中国会倒楼

  
其实,首先猜测中国将会发生倒楼灾难的机构不是中国的地下赌场,而是大名鼎鼎的美国麦肯锡谘询公司。麦肯锡公司在二○○八年曾做出过预测,称:北京朝阳区中央商务区(CDB)的某座大楼将会倒塌。当上海在建居民楼轰然倒地后,中国大陆资深媒体人士才忽然想起麦肯锡上海分公司董事戈登?奥尔发表于二○○八年十月三十日《麦肯锡季刊》上的文章《中国二○○九年可能震惊我们的七种方式》。

  奥尔的文章尖锐地指出:汶川大地震实际上拯救了许多建筑行业老闆与管理当局的腐败分子,不达标建筑的责任无从追究,推给大自然好了。促使奥尔将中国大楼倒塌当作二○○九年重大预测事件的原因绝不是一时兴起,对他最有刺激的事件是二○○七年八月湖南凤凰县堤溪在建大桥倒塌。该事故致使二十九人死亡,数十人被埋在废墟中。凤凰桥事件不仅震惊了温家宝等北京高层人士,而且成为世界桥樑史上最耻辱的一页。

  无论湖南凤凰桥还是上海闵行居民楼,都无法抹掉另一项历史记忆:九八年南方大洪水时许多堤坝轻易地被洪水冲垮,媒体称之为「豆腐渣工程」,时任总理的朱鎔基大骂此为「王八蛋工程」。十年过去了,「王八蛋工程」越来越多。据官方内部高级参考资料表明:凤凰桥倒塌之前,二○○○年之后,中国已有九起此类严重事件,只是由于官方严密封锁消息,媒体未能全面曝光而已。

  上海已如此,其他城市可想像

  不管人们怎样议论上海闵行未入住居民楼的倒塌,无论如何上海的邻居们早有先例可寻:○六年一月,安徽合肥四里河路一座在建桥墩突然坍塌,八名工人从施工平台上掉下来,另有数名工人被埋在溷凝土中;○八年八月,浙江台州黄岩区一在建铁路桥垮掉,造成两人死亡多人重伤。如此比较,上海闵行的倒楼确实被媒体炒作了,此中公众不满上海帮荼毒中国的情绪因素起了主导作用。

  据建筑行业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按行业标准,高层建筑中每平方米的钢材使用量应在八十到九十公斤之间,但是中标者为了将贿赂官员的投入冲回,就会大量减少钢材的使用,最严重的已经降到三十公斤。他说:「凭良心说,上海的情况还算好一些,大体上保持在五十公斤的水平。闵行那裡算作一个特例,估计仅够二十公斤的水平。」

  按这位专家的说法,闵行特例确实败坏了上海的形象。而另外一些业内资深人士则说:「世博会建筑每平方米钢材用量不到三十公斤的比比皆是。地下赌博业主肯定通过内部关係拿到真实数据,才敢开此赌项。」专家们还说,现在的工程检验也是走过场,开发商花些钱应付了事。上海闵行未入住居民楼的基桩承受力试验根本没有记录,相应地,「较为合规格的地方也不过十个抽一而已。」一位女专家十分气愤地揭露了业内的腐败,她说:「草草验下一栋楼来,主管人员弄辆奔驰是小菜一碟啦!」

  土地财政不变,建筑腐败难止

  上海闵行倒楼事件已经被数家媒体所追踪,各家媒体一致的调查结果表明:闵行区行政官员数人是开发公司的股东,而这些官方股东又都有从事官方土地管理的背景。其中一位是该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官方现任职务是镇长助理兼征地服务所所长。据广州的《南都周刊》披露:上述镇长助理曾于二○○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两点,指挥百名政府工作人员及临时僱员对一「拆迁钉子户」进行突袭,「用铁锤铁棍把门窗砸破,从窗子跳进来」,「两个大汉提一个人,把他们从被子裡拉了出来,男女都不准穿长裤,用被子裹起来,叫他们下去。稍有反抗就打。」如此流氓行为何以得不到惩治?上海知情人说:「哪个敢?缺德(名字谐音)所长是见过韩市长与吴局长的人?!」另一位闵行本地人则说:在「缺德所长」因倒楼事件被双规后,上海市委一位吴姓高官写来条子,要求办桉人员「谨慎处理,不得搞扩大化」云云。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建筑腐败实际上是政府土地财政的一个衍生品,因为地方要从卖地皮交易中获取大量直接财政收入及间接税费,肯定会想法保护开发商。开发商贿赂官员的开支要麽是摊进建筑成本,要麽以偷工减料的方式顶抵。今年上半年的一份内部调查表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有百分之四十五以上的部分来自土地出让收益;同时,从土地出让费中开支的公车支出、公费出国、公款吃喝费用接近五千亿,超过了中央预算全年赤字计划的一半。

  土地财政继续支撑着地方的经济增长,如辽宁省力欲成为温家宝打造的以天津为中心的「新北洋经济圈」的一员,其房地产同比增长在二○○九年一季度超过了百分之六十。换言之,土地出让速度已经佔据全国第一。如渖阳市一次划出二十万平方米的土地给一家开发公司,辽宁省长与渖阳市长亲自到工地视察,外界称之为「拜财神」。

  不敢公开的调查结果

  在上海闵行倒楼事件发生后,北京高层紧急指令:住建部、统计局、监察部三家组成联合调查组,从七月五日至十五日进行为期十天的重点城市建筑质量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七个省会城市自二○○三年以来的建筑综合合格率仅为百分之四十五,其中石家庄与武汉两市最低,分别为百分之二十一点二与百分之二十九点四;三个一线城市上海、天津、深圳,以深圳的合格率为最高,达到百分之七十。

  综合来看,公共建筑中以学校、车站、中级(三星)以下宾馆的建筑质量最次,平均合格率只有百分之十七。在北京,公共体育设施中,亚运会场馆建筑质量最差,应当在五年内全部拆除。北京不是本次调查的对象,民间的相应调查是自亚运会场馆建设质量开始的。另有消息表明:国家大剧院亦为不合格建筑,使用安全期不会超过十年。但是,该条消息未得到证实。建筑业内人士说:「从朱鎔基痛骂之音落地起到湖南凤凰大桥倒塌,可谓是中国建筑业的十年浩劫!」究竟今后中国还会发生多少倒楼事件,没人能说得准。

  接连不断的建筑工程灾难使整个社会的安全感更加匮乏──七月十五日凌晨一点,天津至太原的高速公路上地处天津郊外的一座收费站匝桥突然坍塌,致使五辆货车随桥坠地、六人死亡。此时,中央派出的重点城市建筑质量调查组已经离开天津两天,在北京汇总有关数据。估计该事件并未列入调查数据系列。


 
2   [dokknife 于 2009-04-24 23:21:51 提到] [FROM: 10.]
中国公安部清理门户,公安部长孟建柱为港商雪冤

                             纪硕鸣

民望甚高的孟建柱上任公安部长不到两年,清理门户,揭出建国来公安系统内最大贪腐案,处理了权倾一时、到处敛财的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相怀珠等人,涉嫌郑案的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也被查办。从郑案也查出案中案,深受其害的港商财产侵吞冤案将水落石出。公安系统出现局长公开道歉等事件,改善警察形象的改革从内部悄然展开。

中国公安部长孟建柱上任不到二年,自爆公安黑幕,震动政坛。他揭出建国来公安系统内最大贪腐案,将权倾一时、到处敛财的前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察局局长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等人揭露出来。有关项目组还顺藤摸瓜,不断扩大查贪的战果,揭出两个副部级以上的大官: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陈绍基曾是广东前公安厅长,郑少东的老上级,王华元曾任广东省纪委书记,两人因涉嫌与郑案有关,正接受组织调查。郑少东案还查出案中案,揭开两名港商深受其害的特大冤案,内情却让人发指。

自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二日,郑少东、相怀珠因涉及国美黄光裕等贪腐案被带走,中纪委和公安部各自成立项目组,随后以涉嫌在金融大案中受贿分别对郑少东、相怀珠实施「双规」审查。其后,接二连三有地方重要官员被牵涉其中。早前有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钢,最近就扯出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亚洲周刊获悉,上海公安局分管「经侦」的副局长朱影也被调离公安岗位,名义上调往工商局,其实朱影并未到工商局报到,现正接受调查。

继中共政治局委员陈良宇被揭出贪腐落网,北京、天津、上海一批高级官员下马,中共的廉政风暴又一次从中央吹向地方,从北方吹向南方。陈绍基是广东前公安厅长,王华元早前由广东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任上调浙江省任纪委书记,两人都曾掌管着广东的实权,一个手握老百姓、一个手握广东干部的生杀大权。王华元在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当选为中纪委委员。不过,他并没进入十七大的中纪委委员行列。有消息指,中央早已掌握王华元贪腐的蛛丝马迹,挪开他,为的是进一步揭开广东的盖子。

虽然郑少东及相怀珠都因国美电器黄光裕案东窗事发而涉案,但事实上,郑少东、相怀珠及陈绍基、王华元,包括上海的朱影等人涉案无数,已经成为权贵腐败的利益集团,不仅合伙以权敛财,还编织起互相包庇的保护网,犯案无数。有受害人告诉亚洲周刊,到公安经侦报案,立案少则要价三五十万,多则几百万、数千万,还大小通吃。有一位受害者宴请一位广东公安局长,饭店由局长指定,吃完饭结帐,算算三五千的饭钱,开出人民币二万多(约合二千九百二十六美元)的价。这位受害者气愤的说:「吃餐饭都要了一万多的回扣。」

据悉,对郑少东的所作所为有关部门早有所警觉。二零零五年郑少东与前妻闹婚变并撕毁了结婚证,前妻受不了刺激,在广东公安大楼跳楼自杀。内部有人怀疑是郑少东在背后使的坏。知情者告诉亚洲周刊,自知罪孽深重,郑少东被双规后,二次撞墙求死不果。

二零零七年,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调任中央任公安部长,就接到不少有关公安内部腐败的举报信。开始有人还批评孟建柱手软,迟迟不动手。但消息人士说,孟建柱不动声色,他一边调研,一边布局。但去年遭遇雪灾、西藏暴乱、四川地震,又有奥运会,直到年底才腾出手来。掌握证据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直接支持及部署下,挖出建国以来公安系统的最大腐败案。

孟建柱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为人正直,获上海干部的好评,在上海时他看不惯陈良宇的行事作风而和他不合。到江西工作踏实,深受江西老百姓的好评。离开江西时,民间流传,「江西要致富,留住孟建柱」。去年天灾人祸不断,在电视画面上都可以看到公安部长孟建柱出现暴风雪灾中、在西藏暴乱现场以及四川地震第一线。今年春运期间,孟建柱到湖北武昌车站在第一线参加「公安民警大走访」活动,近距离和旅客接触。四月全国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孟建柱在会上强调,各级公安交管部门要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设身处地地考虑到当事人的切身感受,感同身受地体谅困难群众生活的不易,善于用群众语言、用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来管理、来执法,进一步加大教育、警告处罚的力度,减少罚款处罚的数量,注重策略、讲究方法,真正融法、理、情于一体。孟建柱因此被视为亲民正直的公安部长。

五条禁令抓警风

早在零三年,前公安部长周永康就狠抓警风,提出了「五条禁令」,并清理了一批违法违纪的公安干警。在此基础上,孟建柱抓贯彻,又提出《公安机关领导干部五个严禁》,严禁公安干部违规插手工程招标、政府采购、人事安排和案件查办,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严禁近亲属在分管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严禁出差、开展公务活动由企事业单位、个人接待,或者接受下级公安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人安排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等。违反禁令的,将予停职、调离、免职、责令辞职等,同时受到党政纪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孟建柱上任后,在公安系统再树警威,从严治警得到绝大多数公安叫好支持。他保持一贯的两手抓,一手抓从严治警;一手抓亲民。在零九这个多事之年,孟建柱拉开从严治警、警民和睦的帷幔,是希望中国公安可以成为落实胡锦涛「和谐」社会的柔软顺而不是大棒。

最近,在上海打工的河南青年王帅因在网上发帖批评家乡政府,被河南灵宝市警方跨省抓捕,刑事拘留八天。在舆论持续关注下,河南省副省长兼省公安厅长秦玉海向公众道歉,灵宝市公安局分管副局长也被停职;王帅还获得七百八十三点九三元国家赔偿。有学者表示,从来公安做错事是不会认错的,更不可能由公安局长公开道歉。正是在从严治警、整顿警风大背景下,才开了先河。

郑少东为黄光裕护航

不过,自以为在公安系统有根基的郑少东似乎没把孟建柱放在眼里。年仅五十岁的郑少东,是广东省汕头市潮阳人。二十二岁从警后,一直从事刑侦工作,曾任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广东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因精明干练又外型讨好,在广东警界有「少帅厅长」之美誉。后调任公安部经济侦查局任局长,零五年擢升为部长助理。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郑少东在召开的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各级公安经侦部门不能因为执法不当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更不能从地方和部门利益出发,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雪上加霜,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他的这番言论被解读为要为黄光裕之流大开方便之门。消息人士告诉亚洲周刊,郑少东的这个会议和这番论调,事先公安部长孟建柱都不知情。

表面上,郑少东要为企业经营护航,暗中,郑少东却是联同不法分子强占企业资产的黑手,甚至不惜动用警力要置受害者死地。他不仅成为黑势力的保护伞,更是直接的打手。金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由港人荣克敏任主席,总部设在东莞市常平镇土塘工业区,该公司于二零零四年在新加坡上市,荣克敏是第一大股东。不幸的是,他结识了一伙由美国潜逃回港的诈骗团伙。零六年,荣克敏发现其签名遭人冒充,属下的创思生物技术工程(东莞)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被变更了,有人更蓄意伪造文件涉嫌侵吞财产,而这些行为都在广东的东莞实施。他报案但没有人理睬,只能自己远到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认定签名属伪造,不合法变更法人。

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荣克敏向东莞公安局经侦队报案,提供了书面数据,也有两位公安作了笔录,但时至今日,尚未收到东莞公安局的任何答复。该案涉及金额巨大,并涉及上市公司,在广东报案后却石沉大海。

去年,这伙人更变本加厉,在东莞宣布以「宝盛」公司名义「买下」荣克敏十多亿价值的新加坡股票,既没有合同,也没有交易,更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的批准。而「宝盛」公司法人代表竟是一个叫何汝凤、什么都不知的农村青年。

港商资产被侵吞

零四年,港商荣克敏从自己的香港公司转入一千万美金到他的上海公司,该款事后又原款由原银行退回,与东莞无任何关系,东莞法院却受理以欠款起诉荣克敏,还到上海查封账号,扣起数千万款项。荣克敏提出管辖异议,东莞法官却至今回避不答,直到郑少东出事被双规后,东莞法院才暂缓审理该案,但至今还查封了荣克敏上海公司的账号。其实,东莞法院越界办案,背后就是因为有郑少东一伙撑腰。去年,荣克敏通过渠道向广东省公安厅作出投诉,但由于郑少东等一伙人的阻挠,结果不了了之。

荣克敏主要从事污水处理等环保项目,零一年曾获「上海市高新技术认定证书」;零四年获「国际环保杰出贡献奖」,此外还多次被国家政协等部门评为「全球杰出华人五百强」、「全国诚信人物一百强」等。要侵吞荣克敏资产并置他于死地的是他上市公司聘用的总经理陈刚,背后的主谋是陈的姻亲梁惠民。

梁惠民是广东恩平圣堂镇人。据香港媒体报道,名片的头衔虽只是香港上市公司高宝绿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集团资政,梁却是该公司的实际话事人。他的名片上更醒目的注上:「广东公安厅维护社会治安基金会副会长」、「广东警察学会理事」、「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名誉教授」等头衔。梁惠民向人表示,他先后捐给治安基金会三千万,还称「底下捐的远不止此数」。

梁惠民在广东神通广大,接触和周旋的都是广东的厅局长,不仅和郑少东有私交,和陈绍基也是哥们。梁惠民别名梁晶、梁镜、梁境、梁明镜、梁锦华、杨国伟等。他身携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国假护照,持有梁惠民和杨国伟两个中国居民身份证;还有两个回乡证。一九九八年,美国证监部门起诉梁明镜(梁惠民),指他和兄弟两人窃取了一百五十万股票,以他人户口买卖等。当局令他们交出三千三百四十万美元的利益,并罚款十万美元。

梁惠民有勾结了十多年的郑少东等人支持,一心要置荣克敏于死地,然后吃掉其全部资产。零八年七月,眼看在东莞久攻不下,没法让荣克敏就范,郑少东向上海公安经侦总队开出「协查」通知书。知情人士透露,仅这一纸「协查」,郑就收了数千万。据悉,郑以此类「协查」要求地方抓人,涉及数额巨大的「项目」,一次收款就要上亿。

去年十月份,喜爱网球的郑少东又亲赴上海,观看大师杯网球赛,还召集了邻近省市的公安经侦领导开了一小时的会,实际是进一步布置对港商荣克敏的迫害。梁惠民、陈刚等人同时飞抵上海为郑买单。

此前,郑少东还从公安部抽调人员派出督察小组到上海督办。据悉,督察组谷姓处长也因违纪被双规。去年十一月,上海公安局分管经侦的副局长朱影批示,对荣克敏实施限制出境。事后,郑给上海有关人员发奖金,朱影成为郑的上海手足,也在郑落马后被调查。而梁惠民在事发后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亚洲周刊依梁的名片电话找他,电话那头称找梁惠民要打另一个电话,电话接通后,接线小姐又将电话转到内线,但内线一位女士听说找梁,一再说﹕「你打错了!」接着挂断。而梁东莞公司的电话也已是空号。

据悉,这个由公安部揭开的贪腐案,中纪委专门成立了郑少东项目组,还派出六人小组赴广东,并由广东公安派员协助办案。有关人员相信,如能找到梁惠民,郑案将会有更大进展。而郑的副手、前公安部经济侦察局副局长相怀珠,则由公安部成立项目组调查。相的作案手法和其老板郑少东如出一辙。

相怀珠是临沂人,早年一直在山东从警,零七年由山东省公安厅经侦总队队长、副巡视员(副厅级)一职调任公安部,任职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在公安部,相怀珠在经侦局是排名第三的副局长。自零三年起,公安部经侦局同时又挂了另一个牌子——证券犯罪侦查局,相怀珠同时兼任证券犯罪侦查局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

亚洲周刊获悉,相怀珠靠「办案」收受利益也同样心狠手辣。山东临沂「华药案」十分典型。事缘港商徐敏芬零三年应山东省临沂市政府招商引资,以香港华药生物科技控股集团作为投资人,经临沂外经贸局及工商局批准及登记注册,成立华药(山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五百万美元,投资建设临沂最大的现代化物流园区。徐敏芬请徐东方任法人代表。该项目总投资达到六亿人民币。

香港华药集团进入临沂后,执行临沂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清除兼并原有传统落后的市场群。因此得罪了当地的合作方。有人就引黑势力介入,向港方公司和临沂市政府挑衅滋事。为此,徐敏芬、徐东方零五年初就向国务院港澳办、山东省政府作出投诉,引起了中央、省政府高度关注,要求临沂市委、市政府干预。

零五年三月十日,临沂市政府向山东省政府上报的「情况汇报」中指出:华药公司是合法外商,登记注册手续完备,投融资主体合法真实,临沂市委、市政府有责任对华药集团的合法权益给予充分保护。同时,临沂市政府采取了八项措施,包括派驻公安部门为主体的治安办公室,保障建设工地秩序及人身安全;召集各相关金融机构协调项目资金;对兰田集团的不法行为展开调查及打击等等。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山东省外商投诉中心向省政府报告了「香港华药集团投诉临沂兰田集团合作纠纷一事的办理情况」,同年四月十四日,山东省政府还向国务院港澳办报告了这一调查处理情况。

出乎意料的是,合作方兰田集团居然将政府的结论和协调整个颠覆了。

兰田集团的一个董事王士岭,与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相怀珠是在临沂相处火热的铁哥们,扬言他们有公安部背景。他们到北京找相帮忙,相立即向山东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发出了「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案件(线索)交办通知书」。据悉,仅这一纸「交办书」,相怀珠收受了王士岭等送去的上千万钱物。此后,相怀珠多次到达临沂市「指导工作」。在相的指导下,原来保护外商的临沂公安掉转枪头,对「山东华药」董事长、总经理徐东方、萧小红夫妇实行监视居住,后以「诈骗罪」对他们刑事拘留、正式逮捕。蹊跷的是,在数日之后也就是尚在案件侦办期间,临沂市发改委就非法违规撤销了山东华药公司「外商投资批准书」及「公司登记注册」,并对山东华药公司进行了「清算」,将资产全部划拨给了一家名为「瑞兴市场」的私人公司。而这家公司与山东华药公司毫无任何资产债务关系。一查,原来王士岭就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

显然,抓捕徐东方证据不足,临沂检察院将案件三次退回公安。在临沂高层有关领导的指令下,召开了一个由公安局局长、检察院长、法院院长参加的会议。

于是,一个本不该被抓的人就被无辜羁押审判,一个本不该在基层法院审理的外商独资企业案件就交兰山区检察院办理。更有甚者,此案直至零七年四月十一日才开庭审理。当事人已被关押两年多,远远超过了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案件审理期限。尴尬的是,检察院在正式的起诉书中,当年逮捕徐东方的涉嫌诈骗的罪名已经不见了,变成了抽逃注册资本和挪用资金罪。可笑的是,检方举证的关键档上的签名,经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检验,与徐东方本人的笔迹根本不符。徐敏芬表示,明显有人为达到侵吞外商财产的目的而设局栽赃。

有关部门的人员曾在接到投诉之后,向相怀珠指出:徐东方案是冤案,香港媒体要作报道。相怀珠当即回答:「这是铁案,马上就要判了!」

显然相怀珠对此案件了如指掌。据悉,随后他又急忙赶去临沂布局。去年三月,临沂兰山区法院最后匆匆以挪用资金罪判处徐东方七年有期徒刑。徐东方提出上诉,临沂法院至今一年没有开庭。

去年十二月,徐敏芬曾接到临沂法院藤姓法官的通知:法院接到上级通知,希望听取当事人意见,准备谈判解决徐东方的冤案。徐敏芬向法官提出,希望尽快释放被关押了近四年的徐东方,尽快结束这场迫害,并要求返还资产。法官答应转告,但至今音讯全无。徐敏芬已经就港商受相怀珠等人迫害、徐东方致今被关押的情况向公安部相怀珠项目组作了举报。

港商冤案将水落石出

人民公安,本应是人民的保护者,如今某些掌握实权者却堕落为贪腐的权贵,成为迫害百姓的黑势力。随着郑少东、相怀珠被调查,港商荣克敏、徐敏芬、徐东方等人受迫害的真相也渐渐水落石出。其实,遭郑少东、相怀珠、陈绍基等人以权谋私迫害的受害者何止几个,他们都希望随着郑少东、相怀珠等人案件的揭露,等待中央有关部门为民沉冤昭雪的那一天。

孟建柱小档案

1947 年出生于江苏,197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机械学院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1986年起任中共川沙县、嘉定县委书记。 1993年出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2001年4月至2007年10月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7年10月任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任公安部部长。现兼任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组长,负责指导全国的反恐工作。

□ 《亚洲周刊》二〇〇九年第十七期
 
3   [dokknife 于 2009-04-20 11:36:46 提到] [FROM: 10.]
中国记者再爆封口费 媒体公信力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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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 2009-04-20 00:55:30

  时隔半年,山西记者再陷“封口费”漩涡。


  3月17日,香港《大公报》以《晋血站问题多 卖血农离奇亡》为题,报道了山西翼城某农民一个多月内4次在山西曲沃献血浆后死亡的事件。3月22日,血站方面在网上发表声明,称香港《大公报》山西办事处记者曾“敲诈”并索要30万元“版面费”未遂后对曲沃血站诬陷,做了不实报道,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大公报》山西办事处随后也在网上高调回应,指称曲沃县委宣传部官员参与“贿赂”记者未遂。双方还通过网络互曝了“谈判短信”。

  自去年山西被揭煤矿“封口费”事件后,山西媒体圈一度归于平静。在圈内人士看来,短暂的平静归于山西新闻出版、公安等部门加大了打击力度;而且去年山西煤矿的关停与煤炭市场低迷,也对媒体外部环境净化起了关键作用。

  “曲沃事件”的真相尽管尚未明晰,但该事件再次警示:无论是“敲诈说”还是“贿赂说”,在山西的政企和媒体之间,为何以及如何滋生出诸如此类的新闻“毒瘤”?

  山西媒体生态环境“恶化”?

  在山西某报社的一间办公室,拥有20多年新闻从业经历的老记者李仁轩(化名),向记者展示了一大叠资料。厚厚的新闻作品剪报是他漫长职业生涯的呕心之作,另外还有其整理出版的两本新闻作品集,序言均由时任山西领导所作。遗憾的是,作为资深记者,李仁轩近两年再未动过笔。

  “不是因为做个小官而封笔,”李仁轩解释道,“新闻环境的恶化、记者队伍的复杂,已让我这个老记者难以适应了。”

  几年前升任报社副总编的李仁轩,其实还是希望做好记者的本职工作,但一次采访令他决心终结自己的记者生涯。有一次到某企业采访,见面后,企业负责人先是上下打量他一遍,并让其出示记者证,然后问是否收费,李仁轩虽竭力解释,但企业负责人却强塞给他两条烟,说天天接待好几拨记者,不想接受采访。

  回想刚做记者时的荣耀,李仁轩颇为留恋:“那时虽是省里行业报的记者,但到地方上采访,对方非常重视与热情……过去别人求你去采访,现在你采访得求别人。”

  山西的媒体环境的恶化,通过当地宣传部门的态度变化即可看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山西某产煤市新闻办主任形象描述了其亲历的三任市委书记对待记者的态度:“第一任书记时,有记者到市里采访,书记要专门安排时间会见,并亲自陪记者就餐;第二任书记,但凡有记者到市里,书记都安排宣传部长接待,书记视媒体大小与个别礼节性照个面;到了第三任书记,书记专门定下规矩,由宣传部下属的新闻办负责审核记者身份,如果是正常报道就由新闻办接待,如果涉及费用则一律不接待,想见书记几乎不可能。”

  “自称是记者的人太多了!我们是惹不起,只能躲。过去我们乡镇一年来不了三个记者,现在一天要来三拨,其中还不乏自称是中央级的。”山西临县一位乡镇书记感叹。

  煤炭带来“原罪”?

  在山西,许多新闻圈中人把媒体生态环境恶化归咎于煤炭的兴盛。近年来,伴随着山西煤炭产业的突起及安全监管环节的相对薄弱、法制的缺位,让一些逐利者找到了新的生财之道:将媒体所固有的宣传报道与舆论监督的社会功能扭曲,甚至变为牟取钱财的工具,个别记者置职业道德操守与社会形象于不顾,进行敲诈、勒索,一些人还冒充记者参与其中,进而造成了整个山西媒体圈的乱象,甚至破坏了正规新闻单位的工作环境。

  “上世纪末煤炭市场疲软时,山西新闻行业还是非常规范,记者队伍也比较纯洁。就是进入新世纪的这几年,煤炭等资源性产品井喷发展,利益诱惑下,出现了个别害群之马,导致了整个行业的‘塌陷’。”李仁轩向记者阐述自己的看法。

  从2002年山西繁峙“6·22”金矿特大爆炸引发11名新闻记者违纪被曝光开始,山西新闻界便“新闻”不断。

  2007年1月10日,《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工作人员兰成长在山西大同浑源县一煤矿被打成重伤,送医院后不治身亡。随后《山西浑源:记者被黑心矿主暴打致死》的帖子开始在网上流传。此事后经国内众多媒体报道,受到胡锦涛、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关注。

  时隔一年多,一件令山西新闻界集体蒙羞的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封口费”事件被曝。两个月后,新闻出版总署对有据可查的涉案人员60人给予了处罚通报,其中有4名新闻记者被给予处分,对查实的14名媒体相关责任人分别作了相应处理。

  “‘封口费事件’不是个例,是潜规则。”某圈内人士直言,“煤炭富了一帮人,毁了一帮人。富了披着新闻外衣的‘假、劣记者’,毁了真正的新闻人。”

  知情人吴晓向记者描述了一些“假、劣记者”的“产业化”运作模式:“许多人在每个县,甚至有煤矿的乡镇都有线人。煤矿有事故或违规生产,第一时间就能得到信息,自己得逞后,再把信息‘卖’给其他人。在私挖滥采严重的地方甚至有人长期租住,形同黑社会定期收保护费……”

  “‘黑吃黑’是这些人一贯的特征,‘假记者’后恰恰存在‘真新闻’。”山西能源领域某专家表示,“按照有关政策,煤矿发生事故后瞒报或违规组织生产,政府的惩罚力度是相当大的。许多矿主因事情见不得光,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出血’,这客观上助长了这帮人的气焰。”

  他表示:“敲诈大多是针对小煤矿,许多煤矿的吨煤成本中有20—30元就是给‘记者’支出的。但随着山西推进煤矿重组步伐的加快,2010年要整合为1000座大矿,到时候这些人一定会失去市场的。”

  李鬼砸了李逵的“饭碗”?

  10年前,23岁的许宏伟大学毕业,然后应聘到山西某平面媒体做记者。如今,而立之年的他,依然租住着一套小单元房,每天骑着电动自行车到处采访,不到2000元的月工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回到单位,看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许宏伟越来越觉得自己吃的是“青春饭”。

  “当一名好记者一定要肯吃苦、勤跑动,特点是‘收入少、压力大’,所以我称自己是‘新闻民工’。”许宏伟调侃道。

  采访中,《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到:在山西,新闻记者月收入不足2000元的大有人在。表面看起来风光的记者,其实背后的辛酸苦辣是常人难以体会的,许多记者还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甚至经常遭遇生命威胁。山西某报特稿记者李蔚华就曾多次遭到采访对象的威胁。而2008年12月发生在身边的两件事更令李蔚华脊背发凉。其一是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进京拘捕央视女记者;其二是《网络报》记者关键在山西太原调查当地一家房地产企业涉嫌土地违规问题时,被张家口警方带走。

  “现在记者的处境很尴尬,写正面报道没人理你,搞监督风险又太大。”李蔚华颇有感触。

  面对“收入低、保障差、风险高、压力大”等行业特点,李仁轩还是希望年青人要把握好自己:“媒体市场化后,许多记者都不占编,流动性大,有人对工作不太珍惜。加上看到下面胡搞的‘记者’收入颇丰,如把持不住,极有可能会沦为‘假记者’后的真记者,甚至直接从事违背良知、道德之举。”

  “辛苦一点、危险一点都在其次,主要是现在媒体的公信力受到质疑,许多人戴起有色眼镜看记者,防备、反感记者,使记者的正常采访难以开展,自尊心屡受打击。”参加工作不久的山西某媒体记者王筠道出了许多同行的心里话。她希望政府能加大监管力度,不能让李鬼砸了李逵的“饭碗”(文中被采访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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