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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和西藏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08-05-05
更新时间:2008-05-05
浏览:767次
评论: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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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不丹和痛苦的西藏


茉莉


“绿水青山蓝天喇嘛庙”,这是喜马拉雅山南北两个地区——不丹和西藏相似的景象。不丹,在梵语里是“西藏边陲”的意思。这两个兄弟民族有着上千年的渊源,在吐蕃时代(公元8世纪左右),不丹曾是西藏的一部分。今天,藏传佛教仍然是不丹的国教,这个小国属于广义的藏语文区域和藏民族区域,就连它的建筑也大都是藏式风格的。

在笔者认识的藏族朋友中,有一位姑娘的姐姐嫁给了不丹王子。历史上,不丹王室和西藏贵族之间,就像欧洲王室贵族之间那样互相通婚,直到五十年代中国军队强行占领西藏,这两个关系亲密的兄弟民族才不得不中断交往。

五十年的遭际变迁,令这两个姻亲民族产生了巨大差距。今天,小国不丹以它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成功地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不丹模式”——一个快乐而民主的佛国,而原本是老大哥的西藏,却在这半个世纪里,一直在大汉族主义的专制统治下呻吟和挣扎,其古老辉煌的文化濒临灭亡。

就在西藏人因和平抗议被中国当局镇压,处于骚乱的痛苦之时,3月24日,不丹人高高兴兴地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走向投票所,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选举。欣欣向荣的不丹就好像是一面镜子,让人们在对比中设想:如果不是当年中共军队用炮火“解放西藏”,今天的西藏将会是怎样一幅景观?


◎ 御用学者强调西藏必须“汉化”


自从西藏三月发生骚乱以来,不少中国藏学家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言论支持当局镇压藏人。学者中能够保持沉默的,已经算是良知未泯了。恶劣者如上海政法学院政治系教授倪乐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就以学术式的的语言,为中共当局消灭西藏文化的恶行背书。

倪乐雄说:“西藏文化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落后因素比较多的古老文化,在和外部世界交流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变化。顺应这种变化是很自然的,各国各民族都经历过这种变化。你可以把它(文化)解释成消灭了,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更新了。”“从地理和地缘政治上来看,西藏文化如果发生适应世界潮流的变化,它就必然通过和中国文化融合来实现。”

这种文化沙文主义的推断很简单:原始落后的西藏文化要走向现代化,必须通过汉化。所以中国当局有充足的“理由”,在西藏继续进行文化灭绝。

但是,像倪乐雄这类只为强权说话的傲慢学者,根本不懂“世界潮流”和现代化的意义,他们以为在西藏修铁路建楼房就是现代化了。其实,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物质,它还包括:由专制向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化、现代法制、人权观念和环境保护等等。以各种标准衡量,建立在无知、暴力与谎言之上的“汉化”,完全不是现代化的必经之途。

在五十多年中,共产党土地改革摧毁了西藏传统的制度,代之以一个极其横蛮的共产制度,文革中的强行“汉化”可以视为中世纪化和原始化。在经历巨大浩劫之后,西藏语言文化面临危机,产生一种长期依赖内地的畸形经济结构,其生态环境有继续恶化的趋势。因此,达赖喇嘛悲哀地说:“西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最多再过十五年就会消失。”

而在五十多年前同样隐世于群山峻岭之间、同样贫穷落后的不丹,后来却比西藏幸运多了。当初为了避开中国的威胁,不丹和印度发展邦谊,在七十年代初期加入了联合国,走上一条遗世独立、自我发展繁荣的道路。不丹的经历证明:摆脱了中国人的强行汉化,高原小国才可以既保留传统文化,又享有全面的现代化。


◎ 达赖喇嘛和不丹国王力行民主改革


这两个民族令人惊异的的相同之处还在于,他们深受爱戴的领袖都主动送给人民一件礼物:民主。由于藏传佛教国家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比较轻,因此,老百姓要求民主改革的意愿并不很强烈,这就需要领袖们苦苦劝告,把民主制度强加给他们。

最近,不丹国王还政于民的故事传为美谈。老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长期创建“国民幸福总值”,为百姓谋了很大福祉之后,为了给人民一个“确保未来繁荣安宁的民主政府”,他选择了退位,使不丹从世袭君主制国家,一跃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

http://gongwt.com/upload/1183_budanking.JPG

而西藏的达赖喇嘛在民主改革方面,要比不丹国王进行得更早。自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接触先进的西方,西藏上层受到很大的震撼,藏人内部曾有过一些面临改革的讨论。虽然当时要求改革的势力还比较小,但已经有了一些苗头。

1998年3月,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我的采访时,谈到当年在境内西藏试图改革的情况:

“我个人认为,旧西藏是不符合潮流的、需要改革的一种落后的制度,这一点是非常明确地认识到的。一九五零年我跑到卓木,卓木在西藏和尼泊尔的边境,当时我是第一次看到了西藏偏僻农村的情况。回来后,大约在五零年左右,我成立了一个叫‘改革会议’的改革组织,那里面不仅仅是西藏政府官员,藏人所称的‘会议’包括各方面的代表,除了政府官员,还有寺院和普通人民百姓,就赋税和西藏的‘乌拉’差役,也就是劳役等方面开始进行改革。当时就已经有了土地改革的想法。”(茉莉:《达赖喇嘛访谈录》)

但是,正当藏人准备自己开始改革时,中共进藏大军就兵临城下了,以后西藏落入毛泽东红朝帝国手中。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刚安定下来,他就在藏人流亡社区中进行民主改革。1960年,流亡的西藏人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成立了“人民代表会议”,拟订流亡政府的宪法大纲。1963年,《西藏民主宪章》(草案)正式颁布实施。到今天,流亡议会早已正规化,流亡政府的首席噶伦直接由人民投票选出。

很遗憾,达赖喇嘛长期追求民主、逐步还政于民的的努力,却不能在境内西藏实施,甚至不被很多中国人所了解。中共五十年来的愚民文宣,给中国人留下有关西藏的负面印象,他们仍然可笑地指控,说达赖喇嘛是的野蛮、黑暗的封建农奴主。



◎ 藏传佛教与人民内心幸福


那年在西藏流亡社区达兰萨拉的阳光下,我惊讶于那些贫穷藏人和僧侣的灿烂笑脸。他们开朗达观,是因为宽恕、怜悯和慈悲等藏传佛教教义,给了他们心灵幸福的源泉,使他们免于对生老病死等一切灾难的恐惧。

深谙佛教的不丹国王旺楚克认为,国家政策应该关注人的内心幸福。应该怎样实现人民幸福这个目标呢?他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极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作为一个全民信奉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国家,不丹在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同时,不放弃自己的宗教文化认同。很多不丹人专程跑到印度去,请求达赖喇嘛为他们祈福。

然而,在不信佛的汉族政权统治下,西藏人被告知:“共产党才是西藏人民的活佛。”(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语)就这样,自命为“活佛”的共产党控制了西藏世代相传的活佛转世制度。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教义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全体藏人的根本上师,但是却被共产党的媒体狠狠咒骂为“披着羊皮的狼”。

于是身穿袈裟的藏族喇嘛不能无动于衷了。在西藏,喇嘛是民族宗教文化的重要传承者。身负维护民族文化的职责,喇嘛们在这个春天勇敢地走出寺院,举行和平的示威抗议。由于中国当局的武力镇压,酿成了流血事件。这一切,令享受宗教自由的不丹人在震惊悲哀之余,深感自己的幸运。


◎ 没有自治权西藏山河破碎


西藏和不丹的可比性,还在于他们的自然环境。不丹原本和西藏一样,并不是什么得天独厚的世外桃源,而是土壤贫瘠、地势险峻的地方。但不丹能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植树、限制外人入境等各种措施,保护本土环境和生态资源,使其森林的覆盖率在亚洲排名第一。为此,联合国曾将首届“地球卫士奖”授予了国王旺楚克和不丹人民。

而西藏的情况却与之相反。2007年,在联合国评选出的“全球十个濒危旅游景点”中,西藏名列前茅,其上榜的原因是“过度开发”。唯色在自己的故乡考察后哀叹说:超过400万的游客量使西藏不堪其负,“藏地的神山圣水被开采,留下的是破碎的山河。”

http://gongwt.com/upload/1183_sensan.JPG

王力雄曾经在《草原是有文化的》一文中,谈到藏区森林被大量砍伐运往内地的情况,还讲了这样一个酸楚的故事:“记得当年在甘孜州看到森林着火,几个藏人在对面山上喝着啤酒观看,又叫又笑。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解释说,与其迟早砍了给汉人用,不如烧火让自己看个热闹。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宣泄。”大量的汉族移民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边缘化,女作家朱瑞撰文谈“藏人为何要抗议?”文中提及藏区下层人民陷于贫穷的深渊,很多人沦为乞丐。

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不丹之所以能够如此完好地保护自己的环境,尊爱自己的人民,在于它是拥有主权的的独立国家;而连基本自治权都没有的西藏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本土的人文环境和自然资源被糟蹋,看着装甲车重重包围自己的寺院。不能真正自治,这是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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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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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条评论
1   [USMedEdu 于 2008-05-06 15:41:05 提到] [FROM: 10.]
一个戈培尔化的国度/金钟


● 中国民族狂热蜂起,把西方媒体比为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但究竟谁超过戈培尔千万倍?大汉族主义怎能理解独善其身的藏人?周恩来怎样解释中国不接受民族自决权?

西藏的事,真是轮回不息。继一九五九、一九八九两次大骚动之后,今年三月又爆发一次震撼全球的藏人抗议示威,中共的镇压、国际社会的反弹,再次激起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狂潮,不仅反西方、反藏独,甚至连西方媒体也成为攻击对象。美国电视网路CNN主持卡弗蒂评论西藏事件时说:“他们过去五十年来基本上是一伙暴民和恶棍。”(根据美国世界日报翻译),此言一出,中共外交部、大陆民众、海外华人群起而攻之,要CNN为此“辱华言论”道歉,还要CNN炒卡氏鱿鱼。CNN回应说,卡氏言论只是针对中国政府,不是中国人。如果有人对号入座,他们可以表示歉意。

  在言论自由的传媒上,批评一个政府或者某些人,有轻有重,至少香港新闻界是奉行“事实不能歪曲,评论各抒己见”的原则,认为是非善恶的判断,绝对是各有各的立场、角度和价值观,那是正当的权利。在中国组织大规模奥运火炬传递和同时发生的西藏事件中,西方传媒显然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重要角度,他们同情西藏人的遭遇,抨击北京奥运飞扬跋扈、践踏人权。这已经使中国一些人很不爽,恼羞成怒,卡佛蒂一句话便成为发泄的靶子。

二十世纪极权主义两大名言

  令人关注的是,大量愤怒的网民,都把西方传媒比作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1897—1945),用“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成为真理”这句话形容西方媒体如何欺骗民众,污衊中国。他们利用个别镜头的失真,或是个别词句的失当,拿自由社会的传媒和一个极权社会的谎言治国相提并论,重复着历史性的错误。

  研究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人们,千万不能忘记两大经典名言,那就是戈培尔的“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成为真理”,和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极权主义的两大支柱,可以概括为洗脑与暴力。纳粹和苏联帝国相继沉入历史之后,中国共产党接棒,藉以维持政权迄今不堕。靠的就是这两个支柱。CCTV和人民日报领军的庞大传播系统,五十多年的假新闻和党八股说教,涂脂抹粉,颠倒黑白,掩饰祸国殃民真相,“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何止一千次!那是千万次,亿万次而不止。他们那些从中宣部到风情万种的大小主持、名嘴,是戈培尔的毫无愧色的真传和发扬光大者。

  从林彪铨释“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到邓小平镇压六四学生、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到胡锦涛镇压西藏,他们都是枪杆子夺权、枪杆子保权的毛的血腥暴力论的接班人,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敢于向百姓出手。和平统一,也不会忘记武力。对台的武力恐吓,大骂收回香港不驻军的耿飙、黄华“胡说八道”,他们深信毛的遗诏:“这个世界只有枪杆子才可以改造”,视民主自由为无物。

  这次处理西藏事件,继承戈培尔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共自己。且看他们在事件一个多月来撒下的三大谎言:

  一大谎言是,只提三一四打砸抢烧,不提三一○开始的要求独立的和平示威,不提藏人的政治诉求,不提藏人高喊达赖喇嘛万岁。掩盖事件的实质,反覆播放砸商店、纵火烧房场景,把事件描绘成只是一场“暴力犯罪事件”,为镇压有理铺路。

  二大谎言是,把藏人示威、暴乱之因,归罪于“达赖集团策划、煽动”,甚至由国家最高当局温家宝总理,宣称“有足够证据”。但至今没有任何显示,完全无损于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崇高信誉与形象,这样国家规模的诽谤运动,举世罕见。

  三大谎言是,四月八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竟然指达赖是农奴制总代表,发动暴乱是为了在西藏恢复农奴制,要把百万翻身农奴打入黑牢笼。这种弥天大谎可以欺骗大陆人,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达赖领导的达兰沙拉流亡政府早已实行民主的代议政制,甚至达赖提出以选举代替灵童转世制度。

推到极致的戈培尔化的国家

  大陆又放映毛时代电影《农奴》,给人民灌输达赖回来就要复辟人头骨当碗、剥皮抽筋的旧西藏的印象。研究西藏的大陆作家王力雄在其著作《天葬》中,专门调查过西藏的酷刑问题。他指出,那不是从活人身上剥取的器官,而历史上西藏当局的刑罚,绝不比中国历代的刑罚更残酷。透过这三大谎言就彻底颠覆了事件的真相,混淆了中外的视听。共产党这样的手法用了何止一千次,对西藏、对西方,一贯如此。每当中国人权被指责时,他们便轻而易举地拿出西方传媒上的材料,让人民相信资本主义社会如何黑暗、反人道。而对他们五十年残民以逞,害死数千万人的暴政,则绝不准报导,官方档案也不解密,不择手段堵绝党内外的政治异见,若有违抗者,动辄以泄密罪严惩。同时,豢养大批专家精英炮制谎言,愚弄人民。

  在官方垄断的媒体上,高分贝地、数十年不断地,大面积覆盖地宣传、教育、灌输、洗脑,使谎言变成真理,再变成集体行为,这样推到极致地戈培尔化,比纳粹高超一千倍的统治术——就是今天泛滥全球华人的民族主义疯狂的根源,再辅之以金钱的引诱收买,这个巨霸民族的精神堕落和腐败就锦上添花,无以复加了。

大汉族怎能理解纯朴天然的藏人

  这样的大汉族意识,怎能理解一个纯朴天然、天人合一,慈悲为怀的佛教民族的心灵与生存方式?汉人以为给了你数百亿的财物支援,一条耗费数百亿的铁路,死了五千人的一条公路,你应该归顺了。遗憾,他们不明白藏人不是一位见钱眼开的妙龄女郎,他们是一个独善其身,可以“适应缺氧状态的独特人种”;他们不希罕丰田、奔驰的风光,而宁可跋涉数月,五体投地长跪磕头去崇拜心中的神灵;他们不仰慕备极哀荣的八宝山追悼仪式,而情愿死后粉身碎骨,让苍鹰啄食,灵魂升天。

  和追逐声色犬马、荣华富贵的现代世俗相比,这样的民族怎能不落后、不封闭?又怎能为汉人所接受?这样的族群矛盾如何调和?奇怪的是,现代化程度早超过中国的西方民族,发现这块高原的香格里拉之后,他们有更多的包容、疼惜和欣赏,北京的汉人们却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主子心态,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要 “百万农奴站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毁掉二千七百座大小庙宇,只留下八座。僧侣们成为革命斗争对象,逼走达赖,关押班禅,西藏天空的“太阳”和“月亮”消失了,雪域高原成了“黑地方”。胡耀邦去视察时,才发现可怜的藏民连一只吃饭的木头碗也没有!

  这是一九八九年去世的班禅喇嘛生前撰述的《七万言书》中记录的斑斑血泪。我们看到从历史到现实,都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什么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六百万藏民如此“顽冥不化、软硬不吃”?胡锦涛最近对外宾说:“西藏问题不是人权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民族问题,而是统一和分裂的问题。”

胡锦涛说了一句老实话

  这位从来是言不及义的总书记,这番话似乎接近了要害。中共的意识形态,经过毛的暴虐革命和邓的全民走资,已经颠覆了载入宪章的马列教条,剩下的可共利用的资源只有民族主义一途。因此,胡的谈话,便将统一与分裂摆上神台,赋予至高无上的价值。

  但是,这个最高价值观是否不可以被质疑、被挑战呢?共产党人也否定绝对真理,就如毛天神般的权威,实际上被抛弃一样,大一统观早已在思想界贬值。中国宪法“总纲”三十二条中,没有一条明定“统一”是高于一切的立国原则。胡的讲话,也表明他们为了统一,可以不顾人权、宗教和民族。

  五年前,香港刘慧卿议员赴台出席研讨会,说了一句“台湾前途应由台湾人民决定”,返港后竟然遭到大肆围攻辱骂,指她“支持台独”。我曾写文声援,引述毛、邓谈台湾独立问题的资料。结果被左报指为“误导读者”,称毛是支持台湾从日本统治下独立出来。和今天台独分裂祖国不同。——和他们争论下去是乏味的。其实,这些统派论者完全脱离历史事实,中共领袖及党的决议在三、四十年代至少八次论及台湾,表示支持台湾独立建国,而从未提到要与中国统一或回归。二○○ 三年十一月我再次论述〈台独与民族自决权〉,谈到共产国际、列宁、苏联的民族自决政策和联合国宪章对民族自决的肯定。其中也及中国怎样从支持民族自决转变为“民族自治”。

周恩来解释为何否定民族自决权

  今天,被中共称为三大祸害的三独:台独、藏独、疆独,其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民族自决权,适不适用于中国?中共早期是完全承认适用的,甚至在苏区起草宪法大纲时完全照搬苏联宪法,称中国各少数民族可以加入中国,也可以脱离中国,少数民族包括蒙古族、藏族、台湾族、回族等。

  但一九四九中共建国后,便只字不提“民族自决”。对此,权威的解释出自总理周恩来之口,他在一九五七年八月的报告〈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已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其中为中共民族自治作辩甚详,理由如下:

  一、俄国周围各民族是沙皇的殖民地,比较聚居,中国许多民族则是杂居状态,而且彼此同化,不适于像苏联那样成立独立的民族共和国,而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二、列宁提出民族自决权,允许民族分立,可以参加苏联,也可不参加而独立建国。有利于争取这些民族支持苏俄革命。中国则不同,革命中已与各民族结成友谊关系,命运是共同的,不需要实行民族自决,民族分立政策。

  三、中国如果强调民族分立,将会被帝国主义利用,造成民族关系中的麻烦。如东土耳其斯坦曾发生过分裂活动,故我们不称“维吾尔斯坦”,只称维吾尔自治区。

  四、中国各民族发展不平衡,需要各族合作互助,民族宜合不宜分。不能分立,也不要想“单干”。

  从这四点可以看出,中共处理民族问题是从利害关系出发,完全没有顾及自决理论的民主实质。第二、三条表现的实用主义最为明显,列宁是强调“一切民族”而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分离。这当然可以理解,因为毛的革命之随心所欲,远超过苏共。

王力雄在雪原之夜的感受

  即使以周恩来的解说来看,第一条尤其不适用于西藏。雪域高原的藏民族的聚居,已是高度的罕见的聚居,应有分立条件。民族自决权在战后尤其是联合国成立后,已成为一个普世的重要价值观,是公认的人民享受一切人权的前提和基本条件,是一项人类社会的集体人权。这比列宁时代带有革命功利性的自决论,已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十次进藏的北京作家王力雄在深入探索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之后,充满了无奈感。说了他在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途中的故事,他遇到一个美国人布朗和他雇用的一名藏人扎西。是晚,大风雪。他和装备精良的布朗都有如末日来临的感受,但扎西和他的藏人同胞在享受酥油茶和糌粑中阵阵喧哗,若无其事。这种对比让他毕生难忘,他写道:“那夜里,我深切体认到西藏高原永远属于藏人,无论主权、国境、法律归属如何变化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如果有一天末日来临,布朗会死,我会死,缺乏抗受苦难能力的文明也会死,而扎西不会死,他是自然之子。只要人类还剩下一个种族和文明,那一定是藏人和他们天人合一的古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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