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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祥京:杨虎城之死冤不冤?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5-01-05
更新时间:2015-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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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祥京:杨虎城之死冤不冤?
发表于 2015 年 01 月 01 日 由 lixindai

  认真读过共识网曹长青先生的撰文“张学良糊涂死了”以后,我感触良深。尤其该文提到“西安事变”的“张杨“与“兵谏”,笔者更有深思。我的父亲谢晋生,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都在西安。事变前夕,谢晋生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的宪兵营中校副营长、代理营长、特务团团附。为了整肃军纪,宪兵营筹建之初,杨虎城曾亲自兼任营长。家父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上也发表过不少西安事变见闻,对分析杨虎城个人的命运有一定的助益。

  一个时代的历史,不是由后人写出来的,而是由当世人共同塑造的,对他们言行与感悟的记载才是最真实的历史。

  笔者父亲原名谢乃常,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毕业后曾是蒋校长的得意门生,北伐到南京之后,由蒋介石亲自指派到三十二军任黄埔同学会特派员(上校军衔),官阶虽不高,权力却不小,因为黄埔同学会会长是由蒋兼任,不管军政事务繁忙,蒋介石每周总是驱车到同学会二次或三次,听取汇报,亲自处理会务。所以有人讲,黄埔学生就是蒋委员长的嫡系,这话无不道理。

  与蒋会长交道过多,自然有伴君如伴虎之感,总想换一换环境。由于阴差阳错,家父终于跳槽。1928年初夏,家父在苏州街上巧遇远亲李木庵,李老是家父祖母的堂弟,李老在家中排行第七,家父尊称他为“七外公”。此时的“七外公”正遭国民政府通缉。李木庵是1925年加入中共的,当时突然在街上遇到全身戎装的亲戚仍感到非常紧张,没料到我父亲却自告奋勇要保护他,在苏州这个地盘没有什么摆不平的。所谓旧社会,血浓于水是人之常情,更何况长辈仍晚清秀才,还是京师法政学堂毕业的高材生,历任福建高等审判厅厅长、检察厅厅长,其学识渊博,宣传的主义也蛊惑人心。家父虽行武生身但最敬仰学者。由此以往,笔者父亲不自觉地,糊里糊涂走上了一条亲共之路,脱离了嫡系部队,还积极参加了反蒋黄埔同学会,视蒋介石为中国的独裁者。1933年11月,家父参加了福建事变,简称闽变,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发动的抗日反蒋事件。“闽变“属短命之变,叛军不到20天就被政府军击溃,中、上级头头都遭通缉。家父突围后,东躲西藏一年多。1935年10月,经李木庵、徐彬如介绍推荐到杨虎城属下任职。当时,徐彬如直截告诉我父亲:”你这次来西安,准备介绍你到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去担任中校副营长兼任步兵训练班的教官,这个宪兵营是由杨虎将军直接掌握的部队。营长是我们的同志金闽生,你协助他工作,对我们的革命事业会有很大的贡献。”家父求得这个差使也为之一振,俗话是宪兵见官大三级,感到前途希望无穷。

  此时的杨虎城幕下。早已聚集了不少的中共地下党人,大家都心知肚明。

  据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自汪锋、王世英相继到西安后,前线已无形停战。接着红军派张文彬为代表,常驻西安,张文彬被委任为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当时,因电台未建立,关于蒋介石重要的军事部署,便口头告诉中共代表。为保持双方的来往,杨虎城密令设立了交通站,在西安的有三处:西安城内甜水井,以特务第二团(阎揆要团)留守处名义,派副官原润泉负责,专为一般外来的或自苏区出去的共产党人设置的。宋文梅的特务营营部和特务营营附谢晋生的家,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秘密住所。这两个地方,保护极为周密,与杨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住在这里。为保密起见,这里住的人,不与其他一般共产党人往来。如张文彬即住在谢晋生家中。在前线也有三处交通站:一为驻淳化之阎揆要团,由阎揆要负责;一为洛川、延安间的四十九旅和程鹏九团,由旅长王劲战、团长程鹏九负责,一为宜川的四十二师武士敏旅,由旅长武士敏负责,武去南京陆大受训后,此一交通线取消。关于电讯器材、电台地址,杨派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负责,地址预定在特务营营部(新城外西北角)内。由于种种原因,此项工作迄未进行。另外,由杨交付王世英带去的干电池、墨水、笔尖、笔杆、报纸本等物资,经由前线给红军运过一次。

  杨虎城通共之事,世人尽知。

  据杨虎城之子杨拯民撰文介绍:杨虎城将军1931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12月12日,他同张学良将军联合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促成了国内和平与团结抗日局面的实现。杨虎城将军能够跟随时代潮流不断前进,从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坚持孙中山革命的三大政策与共产党合作,经久不变,即使大革命失败,他对共产党也不失望,不仅“不清党”,还曾要求加入共产党。在他的部队里,中共党组织始终不断线,共产党员更是遍布他部队的各系统、各部门。他信任、重用共产党员,用共产党的办法,改造自己的部队。他说:“共产党员不怕死、不贪财、能干事、有献身精神,所以我要用他们。

  现在重读这些“史话”,虽有点像笑话,但毕竟还是真人说的,不是剧本对白。官二代的杨拯民还当任过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权利虽不大,牢骚也不少,总认为其父对中共的贡献巨大,就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

  实话实说,”西安事变”的确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

  走了几十年苏俄老路。

  杨拯民发发牢骚也很正常,因为他是一个出身特别的”官二代”。论资格,他比不少“红二代”老多了。要说冤,他比父亲冤多了。

  1937年,杨拯民在北平中华中学上学时,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杨拯民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十分关心杨拯民的学习生活情况,多次请他到家作客。后来,杨拯民曾任中共米脂县委统战部部长,关中军分区、延属军分区副司令员,大荔军分区司令员。曾参加了智取华山等战斗。

  1950年,原起义的杨虎城旧部集体转业,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石油工业之师,开赴玉门。组织上调杨拯民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玉门矿务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杨拯民举家迁往西北高原。1957年底,杨拯民领导的玉门油矿由新中国成立初的年产量十几万吨,发展到年产100万吨,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代功臣。

  1958年,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向周恩来打报告要求调杨拯民任副省长。从此,杨拯民开始从事行政工作,历任陕西省副省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天津市副市长。可借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不久,杨拯民被关进“牛棚”,杨虎城虽早遭杀害,但土匪出身的恶名成了后人的原罪。1967年,杨拯民被整得过不下去了,只好给周恩来写信。没过一星期,杨拯民的问题就从“敌我矛盾”划为“人民内部矛盾”,并于1969年春节被释放回到家中。粉碎“四人帮”后,杨拯民任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1982年调入全国政协。后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五至九届全国政协常委。1998年10月22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逝世后葬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杨虎城烈士陵园。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对其不幸去世表达了哀悼。

  周海滨在《我们的父亲》一书中有段重要的文字:

  1969年春节,杨瀚(杨虎城之长孙)两年没有回家过春节的父亲杨拯民从“牛棚”里回来,召集全家说:“我现在觉得有必要将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们知道。”在父亲三个小时的讲述中,杨瀚第一次知道了曹海鹏摄杨虎城是谁。“我们5个子女被他深深感染,被那些闻所未闻的历史所震惊,所感动。那一年我刚14岁,第一次了解西安事变。”41年后的2010年7月28日上午九时,北京白塔寺,杨瀚接受访问,他向我们讲述家族传承中的和他所研究的杨虎城和西安事变。这位全国政协委员、《杨虎城大传》的作者、杨家两代人中唯一两次见过张学良的人,对杨虎城的研究堪称专家级。他为何研究杨虎城?出于家族感情还是西安事变的谜底吸引了他。在西安事变研究会会长杨瀚看来,这都不是答案。答案在张学良身上。1999年、2000年,杨瀚两次赴美国夏威夷看望张学良,但是他不明白为何张学良见到他时,“身体怔了一下”,说声“你好”便不再言语。

  他同样不明白,国民党二级上将杨虎城在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时期为何被从西安事变中消失,而连张学良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也鲜有提及杨虎城。

  当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提笔给连战和马英九写信,要求国民党为祖父平反,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回复”。

  对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发动的“西安事变”,立场不同,看法不尽相同很正常。

  且不论牵涉两岸历史和政治宿怨,单就史实而言,杨瀚希望台湾当局为其祖父杨虎城平反就还有不少障碍。

  按辈份,我只能称杨瀚为贤侄。把贤侄堪称为专家级学者的人很搞笑,贤侄更天真可爱。早年中美联合公报已表明:海峡两岸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原则是一中各表。已有新政府奉杨虎城将军为民族英雄,又盼老政府为杨虎城平反昭雪?贤侄也不动脑筋想一想,天下哪有那么多两全齐美的大好事?杨瀚在他的著作中居然还为祖父在西安事变中谁是主谋中提供“供词”抢功?

  这也难怪少帅张学良晚年拒谈杨虎城。不过张学良在晚年口述史里也透露,对杨虎城被害有点惋惜,他给蒋介石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坦诚受杨虎城影响比较大”。

  笔者认为,一人犯法一人当,把与杨虎城无关的人,不管男女老幼一并杀弑是不能容忍的暴行。

  少帅吃亏吃在年少气盛,有苦难言的是:论文化,杨虎城是一个标准的文盲,论心计,少帅哪是老谋深算的虎城对手?只能打断的牙齿往肚里吞,兵谏变逆贼,不得不亲自送蒋委员长飞往南京,负荆请罪。千古罪人,余生当担,尽管善终百岁。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前夕,他对前来上海送行的第十七路军重要干部作最后一次讲话。他结合部队生存发展的坎坷历史,把部队的前途、国家民族的希望,同共产党的事业发展紧紧地联系起来。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的部队,北边是朋友,南边是冤家;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井。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我们部队的存在发生危险时,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共产党走。”

  所谓“被迫出国”,其实是老蒋心太软,放杨将军一条生路,你远走高飞吧!张学良与蒋介石是正式拜把兄弟,南京军事法庭仍判了张十年有期徒刑(尽管后来被特赦软禁)。相比之下,虎城应该庆幸了。这样的叛逆,如果落到毛泽东手里,结果会整得更惨,实例不胜枚举。

  实际上,西安事变后,西安各界学生及各界群众上街举行游行,声援蒋介石,并声讨张杨二人反动兵谏,要求张杨二人立即释放蒋介石,游行队伍由西安市区出发,一直行进到囚禁蒋介石的骊山,途中多次与西北军及东北军发生冲突。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的军政职务全部被免。1937年3月29日夜,蒋介石在杭州宴请杨虎城。“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一落座,杨虎城便问候蒋介石。”

  “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蒋介石说,”“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紧接着蒋话锋一转,说道,“我向来对人宽大,没记旧怨,你们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

  说到这里,蒋介石的语气骤然强硬起来说,“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还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说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打不住共产党,就向共产党投降,若是打不住日本时,还不是向日本投降吗?”说着,他发了脾气。杨虎城心里很明白,蒋介石在调侃他。

  第二天,蒋介石再邀杨虎城谈话。“经过此次事变,你在这样环境中继续任职,感觉有什么不便的地方没有?”讨论完十七路军的安置问题后,蒋介石将矛头直指杨虎城,“在事变中各方面是有对抗情绪的,他们对你的印象,一时转不过来,你继续任职,在感情上会有些不方便。你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然后回来任职。出国费用由政府负责,启程的时间暂且不定,可以从容准备。”此后的三个月里,蒋介石多次催促杨虎城出国。6月29日,杨虎城一行乘美轮“胡佛总统”号离开上海。而宋子文成了他与蒋介石之间的惟一联络人。

  蒋介石讲的并非没有道理,按照今天提倡的“正能量”来理解,西安事变后的蒋介石,威望空前。当时全国“主流”媒体无不声讨“张杨”二位叛逆,一致拥护蒋介石为唯一抗战领袖。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在前往美国途中的杨虎城听到消息后,十分震惊,“真没想到,还不到十天,就爆发了抗战,早知道真该晚走几天。”他即刻致电宋子文,询问国内形势。宋子文回电称:“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并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得知这一情况,杨虎城又惊又喜,一番思考后,于7月11日复电请缨回国抗战。

  在杨刚刚抵达美国旧金山时,宋子文的电报就到了:“依目前情势,请稍缓返国”。

  其实,宋子文真是一番好意,一切尽不言中。

  这封电报却让杨虎城大失所望。以为宋子文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两天后,杨虎城直接致电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回国抗战。在美国,杨虎城提前结束考察,前往欧洲。杨虎城的秘书米暂沉说,杨虎城去欧洲,一方面是应付南京方面交给他的考察名义;更主要的是要设法突破对他回国的阻拦,争取借道苏联从陆路回国。为此,他先后向苏联驻法使馆、中国驻苏大使馆提出回国申请,结果均遭拒绝。

  要知道,斯大林当时获悉“西安事变”后,斥责的就是“张杨”坏事,怀疑是日本人的阴谋,并多封急电延安,不能幸灾乐祸,一定要和平解决,避免内战让日军乘虚而入。就这一点,斯大林还是明智的。日本人的野心也包括占领苏俄。

  何应钦的另一封给杨虎城的电报也颇耐人寻味。“德驻英大使透露兄在西班牙大发牢骚,仍在攻击蒋委员长不抵抗政策,大骂蒋介石法西斯,请兄在外言论特别注意。”

  杨虎城还有几个好友也收到杨想回国的电报,拒不回复,暗示他不要回,不能回。

  这么多人打招呼,明劝、暗示杨虎城不要归国。一个老谋深算的人以为自己有九条命,硬要自投罗网,怨谁?

  在欧洲考察近三个月后,10月29日,杨乘法轮驶离马赛港口,抵达香港的杨虎城受到当地各界人士和原十七路军部分将领的欢迎。但同时,他已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两天后,蒋介石的电报送到杨虎城手中,“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又是两天后的上午,杨虎城乘飞机起飞返回内陆,从此失掉了与外界的联系。

  对于杨虎城将军中止国外考察“突然”回国,历来说法颇多,评价不一,其实历史的逻辑总是以诸多偶然来表现着必然。如按蒋介石的心愿,杨虎城将军最好“自愿”终老他乡或从此销声匿迹,这样对蒋对杨,尤其对“西安事变”和国民党的历史形象都将是个不错的结局。

  将回到国内的杨虎城羁押起来,对于蒋介石来说是颇为有利的,既避免了“放虎归山”,又能直接指挥在前线对日作战的杨虎城旧部,还能对杨擅自回国的“抗命不遵”以示“公正”处置。而当失去大陆的国民政府,尤其是军统中大小头目便无所顾忌了,不咬牙切齿痛恨张杨二位叛逆才是怪事。至于是否需要蒋介石授意加害并不重要。

  然而,偏偏有人硬要把杨虎城塑造为民族英雄,不少电影、电视剧吹嘘他襟怀坦荡而博大、睿智而又执拗、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实际上,明白人都明白中国的历史是怎么一回事。不是笔者想贬低谁就能贬低得了的。

  说句不敬的话,笔者父亲客观上亦是杨虎城的帮凶之一。

  笔者父亲生前感叹,论宽容大度,蒋介石己很了不起。家父经历西安事变后,在山西,在滇缅,坚持抗战八年多,戴“罪”立功,最后卸职是云南机场守备司令,国防部少将部员。

  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我们的父辈们在写检讨以及个人回忆这类史料中,总有一些无可奈何的违心自责与谬误,难免记忆不周,亦有主观成见或为名人友人亲人讳。

  如果不实事求是,历史还是历史吗?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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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3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5-01-05 15:04:47 提到] [FROM: 209.]
余东海:习近平与毛泽东的原则区别
发表于 2015 年 01 月 02 日 由 lixindai

海内外不少人将习近平与毛氏相提并论,甚至说习近平崇毛,是毛粉。误读了。尽管习近平政治上未能弃毛,精神上或亦没有完全摆脱毛氏的影响,但两人的区别非常明显,是正邪、善恶、华夷、人禽之别。

习近平是毛时代长大的,又说过“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还在某些特殊场合讲了不少推崇毛氏的话,但如果因此得出习近平崇毛的结论,那就过于粗暴了。

在纪念毛氏的讲话中,他将毛思想总结为三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

其实在毛思想中,这三点恰恰是边角料或装饰性外围,也可以从其它很多学派中概括或引申出来。而且这三点恰恰是毛氏做不到的。毛思想和它的为人为政,最缺乏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精神;所谓群众路线,只是它利用群众的民粹主义手段而已。

在特殊场合空赞毛氏几句,可以理解为是对左派及毛粉群体的一种安抚。我的看法是:习近平崇毛属于方便,尊孔不乏真诚。

在中共政治局就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集体学习时,习近平说:“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要点)

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就是儒家政治。习近平对此明确表示肯定,可以视为政治儒家化和儒家政治化的一种努力。在这样一个反儒已久、反常已久、反动已久的国度,习先生这种认识这番表态,无异破天荒。

四中全会公报在指导思想表述上,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后,加上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儒眼看去,唯习讲话有一定的文化政治品质和中华味,其它三种思想品质都很低劣,没有资格与习近平讲话并列。它们只会对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产生负面影响和恶性干扰。

作为指导思想,毛思想充斥极权主义的残暴,邓理论充满物质主义的低俗,三代表思想虚伪空洞,科学发展观肤浅平庸,都不行。所以我说过,历代马帮帮主,说好话的时候无非巧言令色,说真话的时候满口男盗女娼。

胡赵略有人味,但缺乏思想深度,习近平更进一步,有了儒味,其讲话不少儒言儒语,不乏正理正气,颇有文化根基。中共成立以来能够这样讲话的帮主,多乎哉不多也,习近平是唯一。习近平与毛泽东有着原则性的区别。

政治和制度是由主体文化即指导思想决定的。习近平致力于指导思想的转型和儒化,是抓住了纲,是为制度重建提供道德基础和文化导向。希望不久的将来若能驱除马主义,抛弃毛思想,撇开“邓三科”,唯以习讲话精神为指导思想,那么,中国就有望走上政治正道了。

现中国实行法治有三大阻力:一是意识形态阻力,高踞宪位的马主义充满理论错谬,名不正则一切不行;二是利益集团阻力,它们吸特权之毒早上瘾,骑利益之虎已难下;三是知识群体阻力,这是有史以来最为无知无耻妄言妄语的一群知识分子,大多数早已沦为极权主义和利益集团的帮凶。意识形态阻力又是最大的阻力。

如果能够抛弃其它,唯以习讲话精神为指导思想,实行法治的意识形态阻力就会大大降低,而知识群体德智则有望迅速提升。

或说:“我们看他(习)不是如何说,而是如何做,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答:政治上,言行一致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理论纲领正确。没有正确的理论纲领,就别奢谈正确的实践行动了。故儒家强调名正言顺。如果理论和纲领都错了,实践行动必谬以千里。习的言论问题仍多,并不符合儒家标准,但在现中国这个环境中特别是在马帮中,已是最好。

孔子和毛氏,代表着思想正邪、道德善恶的两个极端,认识到孔子优秀的人很难真正崇毛。习近平家教颇为传统,与毛思距离很大,其父亲和家庭深受毛政特别是文革之害,都在习近平和毛氏之间构成了障碍。

习近平不崇毛,但现实中有所随顺而不曾直接否定毛氏,应该是出于技术性、现实性考虑;习接手的是一个空前腐朽破烂的烂摊子,面对恶习深重、恶化严重、矛盾重重、积弊难返的社会,能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立即脱毛,完全可以理解。

习近平说:“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否定毛氏,是天下大乱还是天下大乐,取决于国人的觉悟和儒家的影响。如果愚昧者多,反儒者众,毛粉猖獗,否定毛氏难免乱上加乱,“当时”的情况可能就是如此。只要毛粉凋零,觉悟者多,拥儒者众,儒家正知正见拥有广泛深入的影响,否定毛氏自然顺天应人,去毛立儒就是水到渠成。

毛氏必须被否定也终将被彻底否定。文化群体应该先行一步,把必须去毛的道理讲清楚,取得一定共识,至少让各界有一定的精神准备,为驱逐毛思创造条件和贡献力量。文化责任与政治责任同中有异。政治家侧重考虑可不可能,文化人主要思考应不应该。把应然讲清楚了,政治家才能顺利地把应然变成实然。

或说:“不要挑战主导意识形态。儒家必须学会退藏于密。待到风云际会,儒学定然雷霆万钧。”此言大谬。退藏于密是内圣修养,可不是当缩头乌龟。《易经•系辞上》说:“圣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具此修养者,更应该吉凶与民同患,预知政治社会趋势,并对不良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为向儒的领导人最终“去马尊儒”清障,为儒学重新获得意识形态地位开路。儒者岂能放弃文化责任而空等机会和坐享其成?

在这个空前黑暗恶浊的时代,东海就是“异想天开”的人。怀抱异乎社会大众的理想,坚持异乎马毛思想的异议,是君子份所当为。剥极必复物极必反,天黑到极致,也就预兆着黎明和光明的到来。去毛尊儒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趋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其实习近平早已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始有所拨乱,前不久的文艺座谈会讲话是又一次拨乱反正的努力。可惜队伍不行,政治文化队伍都不行,有的是缺智,知识结构老化,认知能力低下,想跟也跟不上;更多的是缺德,阳奉阴违另搞一套,甚至阳奉都欠奉。习近平“有限尊儒”努力和表态,受到各界各种形式的抵触,说明现中国文化政治生态何其恶劣。我相信,接着会启动新一轮相当力度的淘汰。

一些朋友认为我太乐观了,其实我只是不悲观而已。对目前的政治社会环境的恶劣,我自有深刻认识和切身体会。佛心将明未明之际,是魔域最为震恐之时,正邪交织特别复杂,双方拉锯特别激烈,邪恶势力会特别疯狂,出现局部倒退现象也不奇怪。这就是复卦,一阳悄然来复,群阴依旧猖獗;前路仍然曲折,毕竟渐行渐宽。

曾用范曾《读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座谈会讲话》韵写了一首诗:剥极百年复一阳,清风破雾送儒香。苍生历劫惊魂魄,绝路开新盼宪章。噩梦醒来重筑梦,非常过后要循常。亲民自有天人佑,剑舞筵前笑项庄。

“噩梦醒来重筑梦,非常过后要循常。”上联意思是跳出毛邓左右两种噩梦,为中国梦注入新的美好的内容;下联意思是,非常之时需要非常之人和非常之举,如高度集权和人治式运动式的反腐都属非常之举,但终非长久之计。希望习近平通过集权手段破除极权主义,回归政治之常,遵循五常道而行。

来源:儒家网
 
2   [dokknife 于 2015-01-05 15:04:17 提到] [FROM: 209.]
刘仲敬:“老儿子”张学良
发表于 2015 年 01 月 03 日 由 lixindai

  张学良属于那种事迹众所周知的人物,因此无需重复叙述。他的性格属于“老儿子”的类型,任性而脆弱。“老儿子”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多年期望得子,却生了太多的女孩。在大家都已经绝望的时候,儿子突然降生了。他处在这样的环境内,不变成花花公子是非常困难的。他少年时代习惯了奉系势力节节上升的趋势,自己又在军事革新当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视事太易,没有坚持长期计划的耐心,不能区分枝节的困难和方向的谬误。

  东北易帜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此后的一切错误都派生于此。张作霖在东北的地位主要依靠他的外交平衡术,因此奉军可以轻易入关,关内的势力却不能轻易出关。东北的特殊地位如果动摇,奉系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东北军接受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自杀性质极为明显。张作霖和孙文结盟,就坚持搁置三民主义和反帝外交,表现了高度的审慎。苏联取代沙俄以后,东北亚的势力均衡体系已经摇摇欲坠。国民政府的势力一旦伸入东北,东北的缓冲区地位就全完了。在新的平衡实现以前,东北必定会沦为动荡的焦点。张学良指望将外交责任交给南京,无异于抱薪救火。

  从势力均衡的角度看,九一八事变恢复了东北易帜前的平衡。张学良过度地倒向南京,结果使自己丧失了统治东北的资格,从此只能依靠蒋介石的善意了。这种格局非常类似亚努科维奇倒向俄罗斯,结果失去了统治乌克兰的资格。对于奉系自身,九一八将张学良继位造成的裂痕变成了鸿沟。张景惠一流旧派人士憎恶国民党超过憎恶日本,早在杨宇霆遇害后就离心离德,现在乘机投向日本一方,在“新京”新政权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学良本人领导的新派游士气质多于土豪,厌恶乡民的土鳖式忠诚,酷爱北平的花花世界,习惯了蒋介石拨给的统战津贴,早已不愿返回关外。他们相信蒋介石欠他们的,因为流亡是易帜的代价,他们理应永远占据国民政府的第二位。

  然而在蒋介石嫡系和南方各派系的眼中,东北军根本就是北洋最保守的一派。他们支持领袖的统战收买政策,仅仅因为外交和地缘政治的需要。他们觉得现在东北军已经沦为仰人鼻息的客军,理应效法皈依三民主义的北洋残军,接受党国的革命史观,放弃特殊化的幻想。认知图景的冲突比单纯的利益冲突更难调和。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人最初仍然很讲义气,但他们的部属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摩擦。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角度,蒋介石实际上可以而且应该迅速背信弃义,吞并张学良在关内的部队,但他自负英雄,不肯乘人之危。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角度,张学良在九一八以前完全可以背叛蒋介石,在九一八以后就绝对不能再起贰心,但他也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老儿子”始终好高骛远,觉得身边的土鳖不如远来的和尚,其实不是因为他对土鳖和和尚的理论有多少了解,而是因为熟悉和管束令人厌烦,陌生和新奇引人入胜。他一旦得到远来的和尚,又会像对待原先的土鳖伙伴一样,迅速由厌倦而背叛。他的政治操守和对待女人的忠诚差不多,原因也非常相似。他最容易牺牲忠诚的朋友,购买敌人的欢心,部分原因就是土鳖过于忠诚,无论他怎样反覆无常都会忠诚到底。他对真正冷酷无情的敌人,反倒流露出无计可施的纨绔子弟本色。他在老帅张作霖麾下,对国民党作战,却觉得三民主义比土鳖乡亲的《三国》式忠义更时髦,最后为了时髦诛杀父亲的老将,为原先的敌人出死力,不惜牺牲自己的根基。他一到蒋介石麾下,孙文思想就失去了原有的魔力。他像抛弃委身相许的女人一样,迅速转向更加神秘的猎物,开始跟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调情。墨索里尼坦白地告诉他,意大利人和所有欧洲人都对中国不感兴趣。于是,这个厌倦新玩具的孩子又转向斯大林。

  蒋介石以宽大慷慨自负,不杀降将、不毁承诺,在中国历代政治人物中也是罕见的。张作霖留下的顾命老臣大抵是民间粗俗儒学熏陶产生的江湖人物,集粗鲁、残酷和小团体的忠义于一身。这些人都把张学良当成任性的宝贝,一再容忍他的轻率,一再替他收拾残局。他身边的女人就更不用说了。他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内,自然培养不出审慎和远见。斯大林则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极端谨慎和坚忍,从不忘记过去的冒犯。他的残酷不是为残酷而残酷,而是极端谨慎和缺乏安全感的产物,因为他冒不起宽恕旧仇人而遭到反噬的风险。他一向不会为了虚荣的损失而采取实质性行动,而且非常鄙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这种爱慕虚荣的文人气质。虚荣损害钢铁般的坚强,而斯大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钢铁。朱加什维利之所以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就是想要模仿这种性格。

  张学良背叛蒋介石的动机主要是虚荣,觉得遭到蒋介石集团的怠慢,却提不出具体的、马基雅维利性质的政治要求。事实上,他去西北的安排是他自己选的。蒋介石和他的盟约是安排他做国民政府的副主席、行宪后的副总统,蒋介石并没有因东北沦陷而背盟。张学良因为某些后勤军官负责的鸡毛蒜皮不满,其实这些事情并不由蒋介石本人负责。这种行径就像娇纵的小孩哭闹,没有具体的要求,只是觉得大人对他不够注意。斯大林理解不了这种动机,只是简单把张学良当成张作霖和东北军的政治继承者。他没有忘记,张作霖是苏联和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死敌,张学良本人又是中东路事件的主要制造者。这样的人居然突然提出加入共产党,未必没有叵测的居心。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能冒这种险。

  斯大林生性多疑,不可能没有注意张学良同时跟国民党、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调情。从他的角度看,即使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性是花花公子的反覆无常、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是阴谋家拖苏联下水的妙计,他也要把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用来防范这百分之一的危险。资产阶级政治家可以多次失败和再起,但苏联政治家一次失败就是万劫不复。双方对风险的看法当然截然不同。斯大林知道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内都有一批人渴望引诱苏联和日本开战(至少李立三和蒋廷黼已经把这种意图公开化了),给自己减轻压力;而他的外交布局恰好是想诱使中日开战,给自己减轻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怀疑张学良的主动投靠乃是诱使他反日的阴谋。主谋是张学良自己、日本人、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对他并不重要。他为了小得多的怀疑,已经杀掉了许多忠实部下,怎么可能对张学良网开一面。

  这时,张学良犯了另一个判断错误。他以为中国共产党就是苏联的忠实代理人,不会假传圣旨。然而,他缺乏知人论世的智慧。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处在最绝望的时刻,张学良几乎就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战争重启,他们可能不得不退往苏联。斯大林对失败的共产国际支部人员非常残酷,他们很可能像波兰共产党中央一样被斩尽杀绝。如果张学良倒戈,他们立刻就能打开局面,获得苏联和国民党的重视。如果他们将斯大林的拒绝告诉张学良,这个任性的孩子可能再次觉得感情受到伤害,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因此只能瞒着他,双方慢慢联络感情,至少可以拖延时间,从张学良手中得到一些军火和资金。拖延到最后的结局会怎样,他们自己也心中无数。他们没有料到,张学良这个孩子没有耐心,居然把共产党假传的斯大林意见当真,以为苏联会支持他们的西北联盟抗日,鲁莽地发动了西安事变。苏联、日本、国共两党都惊诧莫名,相互怀疑是不是对方的阴谋。今天我们发现这些资深的阴谋家偏偏在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上完全无辜,充分证明历史没有什么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最初希望蒋介石去死,国民党彻底瓦解,最大限度地减轻他们的压力。但斯大林完全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觉得蒋介石死亡的最大受益者显然是日本人,非常怀疑张学良是日本人的间谍。当然他高估了花花公子的马基雅维利能力,但人之常情都是以己度人。斯大林如果处在张学良的位置上,不会觉得玩弄马基雅维利主义外交有什么不对。何况,他始终认为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他对张作霖非常忌惮,直到高岗事件的时代仍然耿耿于怀。在他的理论中,张作霖的继承人肯定比孙文的继承人更反动,正如弗朗哥将军肯定比西班牙共和派更反动,尽管他们都是敌对势力。共产国际的纪律比国民党严格得多,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为苏联的大局牺牲自己的小局。他们完全清楚,这样做就是害死了张学良。他们直到时过境迁几十年后,仍然对张学良心怀愧疚,一再送去最优厚的条件,但张学良从来没有宽恕他们,不给片言只句的回覆,坚决将他们从记忆中抹去。

  张学良听到苏联宣布他是日本间谍,还以为可能是外交辞令,等到周恩来前来表态,就完全绝望了。他知道自己已经是一具政治僵尸,就完全不想活了,最后一次任性起来,照他一贯的作风,又是牺牲现在的盟友,投向现在的敌人,亲自将蒋介石送回南京。蒋介石宽恕他,因为两人其实是相互理解的,也因为蒋介石知道:张学良名义上是他的下属,事实上是他的盟友。如果黄埔军人私通敌国,肯定不会放过;但诸侯实际上就是一个准国家,翻云覆雨并不是异常现象,广州国民政府也是这样做的。

  一个人无论年轻时多么荒唐,晚年总会丧失驱使他荒唐的各种欲望。张学良只是任性,不是弱智。退隐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自己的形象:谁对他好,他就对谁坏;谁对他坏,他就对谁好。这样的人如果成功,世界上还有天理吗?老帅和他忠肝义胆的江湖好汉辛辛苦苦打下江山,让他坐享其成,得到了什么结果?他一再自己害自己,这并不要紧,但他也一再害死对他最好的人,还有什么脸面在这些人牺牲以后苟活下去?中国人不容易接受基督教,是因为相信人性本善,儒家的罪恶是一个具体的世俗概念,但他没有这方面的障碍,因为根据儒家的世俗标准,他已经是不忠不孝的罪人了。蒋介石皈依基督教,最初可能是向强大的西方示好,体贴虔诚的妻子;最后就变成修身养性的法宝,逆境中最可靠的依托。张学良最后皈依基督教,则无异于解脱,否则他无法面对自己。

来源:共识网
 
3   [dokknife 于 2015-01-05 14:54:30 提到] [FROM: 209.]
徐军:中美合作所:重庆的另一种美国历史
发表于 2015 年 01 月 05 日 由 siyu

1 序曲

1987年夏天,我的未来老公 Bob 骑着自行车横穿中国来重庆看我——在我印象中他是第一个骑车横穿中国的美国人。作为一个还没出嫁的女儿,我和父母住在一起,因为当时没结婚的人没法分到房 子。我的父母40年代末都是地下党员,二战后的年月里积极地参加反美抗议活动。所以当一个老美扛着自行车爬了四层楼,走进我们家的单元门的时候,他们都惊 呆了。那时候,在重庆这个内陆的山城,自行车和老外都很罕见。西方人才刚刚开始被谨慎地允许在中国大陆境内四处走动——前提是他们不违反这个国家那些经常 看不见的各种规矩,也不到处追求我们纯洁的姑娘们。

我的父母仅仅出于他们的好客传统才暂时容忍了 Bob 在这里待上一天(我告诉父母Bob是我的研究生院老师)。第二天,爸爸就再也没法忍受他的不舒服,叫 Bob 走人。在下达逐客令之前,他建议Bob参观一下坐落在重庆西边歌乐山的中美合作所。

“什么是中美合作所?”Bob问。他的问题让我吃惊。从没出过国的我以为每个美国人都知道什么是SACO(“中美合作所”的英文缩写),就像那时的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中美合作所”一样。

我于是把那些从小学起就知道了的东西告诉 Bob:中美合作所是个美国人办的集中营,在四十年代折磨杀害中共地下党员。它有两处监狱,一处叫渣滓洞,另外一处叫白公馆。中美合作所的美方负责人叫梅 乐斯(Milton Miles),美国海军军官,中方负责人是戴笠,国民党秘密特务机构(全称是军事统计局,简称军统)的头子。我父母和他们的地下党同志们管戴笠叫“中国的 希姆莱(纳粹党卫军头目)”。

Bob基本上不太关心政治,对我说的几乎没兴趣。他对“美国人办的集中营”这种说法不屑一顾,认为不过是些杜撰而已。Bob从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毕业,他在1987年来中国之前读过些关于中美历史的书,但从来没听说过这事。

尽管我并不想Bob去参观中美合作所,而且不喜欢我父亲试图给一个美国人灌输负罪感,Bob不屑一顾的态度还是让我很恼火。“这个是真的。”我说。在中美合 作所旧址上的博物馆里,我见过用英文标着“美国制造”的手铐,还有照片上戴着那些手铐的尸体。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什么意识形态的原因(实际上八十年代初我 就因为些不同看法和文字在政治上惹过一些麻烦),但是历史就是历史,至少我是这么想的。Bob 只耸耸肩,不相信也不想争辩。

后来回想起来,Bob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反驳大陆版中美合作所历史的人,尽管他这样做仅仅是出于直觉(以及一点美国人的偏见)。他后来推测说,如果真有那么耸人听闻 的、美国在中国办的集中营,无孔不入的美国记者们一定不会放过这样一个能获普利策奖的报道机会,而那样的话,中美合作所在美国就应该变得众人皆知才对。

下面这些在中国是人人皆知的事情:1949年11月27日, 在政权交替之际,在重庆的渣滓洞和白公馆这两座步行距离不远的监狱里,发生了一场大屠杀。那天遇难的有超过200人。在白公馆,处决是分批进行的,直到晚 上都还没怎么结束,也就是那时还活着的二十个狱友在一个同情他们的看守的帮助下逃走了。在渣滓洞,狱方用机枪打死了140多名犯人,把汽油浇在尸体上焚 烧。有几个人在火海和混乱中逃生。几天后,在大屠杀地点附近的山坡上,发现了一个填满了尸体的坑,那些尸体的手腕上还戴着美国马萨诸塞州 Springfield生产的手铐。

这个填满尸体的坑,还有两处监狱,都在中美合作所的总部辖区。中美合作所是在1943年二战期间根据 一项由罗斯福总统和蒋介石委员长签署的协议成立的。(直到我去了美国才知道,协议上宣称的目的是打击两国的“共同敌人”,也就是日本。)关押的犯人中大多 数是重庆的地下党员。逃生的人里面有一个叫罗广斌的是我父母的熟人。大屠杀十二年之后的1961年,罗和一位合作者出版了一本非常轰动的小说《红岩》,歌 颂共产党员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英勇斗争。小说里面的角色大多都是根据真实人物写的。事实上,他们先发表了一本短一些的纪实作品《在烈火中永生》,然后才把 这本书改写并扩充成一本小说。

随后,一股《红岩》热在很长时间里席卷了新中国。在六七十年代,这本小说在对学校里面的孩子进行“革命英雄 主义教育”和反美教育上比任何一本教科书都成功。这是我在小学二年级时读到的人生第一本小说。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和我同样年纪的人,一直到比我们小十岁的, 都读过这本书,有些人一直到今天仍然很喜欢。小说里面有很多生动的严刑拷打场面,那些打手身后常有代表中美合作所的美国高参的影子晃动。有这样高昂的英雄 主义主题和紧张的地下斗争情节,我得承认这些故事对于年轻的头脑来说的确很有吸引力。我那时候读得很投入;直到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那些语言多么充满 政治鼓吹和煽情作用。

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歌剧和话剧,在观众中赚取了大量的眼泪。以红岩为封面的日记本成了重庆最流行的东西。从 1963年直到1970年代初,我妈和我姐用的所有日记本都用《红岩》的封面作封面——一块红色的石头上迎风挺立着一棵高大的松树。(你可以在亚马逊网上 找到这本书的封面。有位作家朋友告诉我有英文版的《红岩》,但我从没读过。)

在我童年时,小说里面一位英雄在拒绝打手们的逼供时念的诗深深地打动过我。我还记得是这样写的: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这首诗也出现在早些出版的纪实的那本书里。书里面说写这首诗的是烈士陈然。二十年后,在八十年代,事实被揭露出来,原来这是小说作者“根据烈士的想法”写 的。陈然确有其人,但这首诗不是他写的。尽管如此,据一位生活在重庆的历史学者何蜀指出,直到2002年,这首诗在课本里面和诗集中仍出现在“烈士陈然” 的名下。

这部小说在毛时代的英雄主义文化中有着重要位置。书里描写的浪漫化了的英雄主义对于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年轻人有极大的和决定性 的影响。如果说在1967到1968年发生的仅在重庆就死了上千人的红卫兵、造反派武斗中,那些在战场英勇冲杀的青年男女会把自己看作像《红岩》里那样的 英雄人物,为了他们的崇高理想视死如归,我一点都不会惊讶。好在我那个时候还年幼;否则我恐怕也会是那些武斗者中间的一个。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而我们都 只有事后聪明。

2 发展

《红岩》出版之后的1963年,重庆开办了一个“中美合作所 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并立刻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两所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和那些配备了美国装备的刑讯室,被作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一部分展出。 此外还有戴笠给梅乐斯建造的寓所。在寓所墙上的说明里,梅乐斯被描述成一个疯狂反共的美国军官。

热心的参观者们排着长队来这里寻找《红岩》英雄们的踪迹。烈士纪念碑被竖立起来。当我在七十年代上初中和高中时,每年的11月27日我们这些学生都要去扫墓。每次去我们都花一整天参观展览。

美国人的暴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们从来没怀疑过其真实性。小说《红岩》让这指控广为传播,而这个展览更是给它提供了铁证。烈士们是真实人物(其中两位,齐亮和王朴,是我父亲的地下党同志);中美合作所和那些牢房是确实存在的地方。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1967年初,《红岩》出版的若干年后,小说的主要作者罗广斌跳楼自杀了。这发生在文革的高潮时期,我那时十一岁,听着父母的一个朋友描述自杀现场的 惨状,震惊不已(不过至今仍有人怀疑罗是被谋杀的)。我那时太小,没法理解一个英雄在熬过了敌人监狱里的严刑拷打和大屠杀之后活了下来,在自己一方胜利以 后怎么还会去自杀。

Bob 在1987年没有去参观中美合作所。一年以后我们结婚了。中国在飞快地变化着,我父母对于美国人的看法也在变化。我们的婚姻在当时是一件偶然个例,但它能 够发生却是历史条件决定的:这是在中美关系好转以后才发生的。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人形象也从凶狠的纸老虎变成某种珍稀动物,最后变成 和我们 一样的有血有肉的人。

我父亲接纳 Bob 作他女婿的条件是“让我女儿远离政治”,而这 Bob 欣然接受了。那正是我们的幸福时刻,我们从没去问他说的是中国政治还是美国政治。那一刻我们反正哪个政治都不关心。

我们婚礼上的一位客人是金叔叔,我父母的一位老朋友,我年轻时的偶像。1948年金叔叔曾经被作为地下党抓起来关进渣滓洞,和罗广斌(《红岩》的作者)关在一间牢房里。幸运的是,几个月后金叔叔被他有钱的地主家庭保了出来,幸免于1949年11月27日发生的大屠杀。

在我们的婚礼上,金叔叔又提议Bob参观中美合作所。他反复地说:“你一定得看看那些手铐,美国造的!”Bob 很不爽,可他还是微笑着说了些礼貌而又毫无意义、反正金叔叔也听不懂的英文。私下里,他向我抱怨道:“干嘛每个人都要我去看中美合作所?”

Bob 想要做的是骑着他的自行车沿着五十年代修建的川藏公路去西藏。这是他头一年就已经想要做的了。但他的雄心壮志又一次被我的强烈反对挫败了:那段路太艰苦,骑自行车去太危险。

1988年夏天,我跟随Bob去了波士顿,在那里安了家,生了孩子,拿到了博士学位,开始为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忙碌的生活让我自顾不暇,根本用不着Bob的提醒,我就已经足够地“远离政治”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三年后的一天,双子塔(纽约世贸中心,911)轰然倒下。

对我来说,中国网民们对美国人得到了一个教训而欢呼雀跃,标志着抽象仇恨的回归。我感到困扰:我们那一代扔掉的,新一代又捡了起来。我说“抽象”是因为,我确信,如果一位美国游客和那些年轻中国人中间的任何一个在私下里相遇,这个年轻人会和任何其他人一样友好。

我对科学技术的热情减弱了。2002年春天,我请了一个无薪假,和Bob以及我们的小女儿回到重庆。在我离开的13年里,这只是我第二次回家。我被这样的一种愿望驱使着:重温孩童和年轻时的故地,理解我的过去。

我父亲又提议我们去中美合作所,但这次他的口气和1987年说这话时完全两样。“他们把那儿扩建了,还竖了很大的雕塑。非常壮观。”我76岁的老父亲快活地说着,就像在说着一个主题游乐园。往日的历史积怨无影无踪。

于是我们就去了。重庆的变化已经让人头晕目眩,尽管如此,我对“烈士墓”的新形象还是缺乏思想准备。

埋葬着几百名四十年代大屠杀遇难者的烈士墓本身看起来依旧眼熟,而这到此为止。周围的一切全都变了。在我的记忆中,本来有苍松翠柏掩映的一排石阶,给这里带 来庄严肃穆的气氛,而这现在被肆无忌惮的大规模庸俗商业气氛所取代。一个巨大的褐色群雕——摆着典型宣传姿势的革命英雄们——竖立在一排宽得没边的水泥台 阶上面。这里起了新的名字叫“红岩魂广场”。给人的感觉就像有人把死者包装起来在仿高档商场里出售。

一些小学生们把他们的红领巾扔进烈士 墓的围栏里,向死者致敬。可是周围无处不在的商业氛围让这动作显得有些滑稽。我没想到这么政治化的地方也可以是一个赚钱的好工具。但是很显然,利益的诱惑 能让人变得具有意想不到的创造性。曾经是中美合作所训练场的大展厅, 现在叫作“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向游客出售昂贵的门票(我不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曾经买过门票)。我估计游客来源并不是问题。我听说,每年都有分配给学校和 单位去完成的参观定额,而展览者也在全国进行巡展和煽情的表演。参观者很多,我分辨不出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娱乐,受教育,还是仅仅应付了事。(为了省钱,我 父母拒绝和我们一起进来;他们在外面的大广场上溜达,就好像重复着他们的晨练。)

展出的内容如果有变化,那也不明显,除了装潢得更精致 了。我的确注意到墙上的一个介绍说到美国在中美合作所的代表梅乐斯“除了收集日本情报军事情报之外,主要是积极扶植和加强蒋介石政府的特务势力”。我不记 得这段话之前是不是就在那里,或者反映了对历史的微妙修正。在我孩童和年轻时无数次的参观里,我从没有过中美合作所做过任何有关抗日的事情的印象。

Bob是第一次到这里,一边看着展览,面对普通人可以对同类做出这样的事情,充满一个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的时候所产生的恐怖和厌恶。他也很难 过,很多使用的东西的确是美国的,而这些碰巧是美国制造的东西竟会如此强烈地影响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但Bob从未相信有任何美国人员卷入了这些事里。

在展厅外的另一处展览地点,一组整面墙尺寸的绘画让我停住脚步。严刑拷打被以一种宗教主题的形式描绘出来。一时间我仿佛置身于一所天主教堂里。于是烈士们现在必须在两个互不相容的领域里担当角色,而任何一个都不曾是他们预料之中的:宗教和商业。

我曾听说博物馆的馆长是所有这些商业开发背后的决策者。他有几本书在这里出售。出于好奇,我买了一本题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史实研究与保护利用”的书,出版于2001年9月。原来中美合作所还是被贴着“集中营”的标签。

我没想到,几年后,为了探寻中美合作所的真相,我会如此下决心要亲自见到那位馆长,以至于得实施一个小计谋,还拉上我的一个无辜的美国朋友作帮手。

3 谜团

911之后的两年里,我在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上反复踌躇,“辞职,还是不辞?”我最终选择了前者,辞却了我的高科技工作,心怀愧疚地成为一个靠老公生活的作家。

开始严肃的写作后(文革是我那时的主题),我更频繁地浏览互联网。2005年初的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个英文网页,上面的内容让我伫步。

作者是一个为他父亲深感骄傲的儿子,他父亲是一位曾在中美合作所服役过的美国海军军官。这篇文章表达了对梅乐斯和戴笠的崇敬,追忆了他父亲在进行“对日军的游击战”时的勇敢事迹。这个网页也链接到其他一些中美合作所有关人员的网站,在那些网站上我读到同样自豪的表述。

那时,我对大洋两岸在信息上的差异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两个无法调和的中美合作所的形象还是让我感到一种切身的困扰。无论是这些中美合作所成员的后人,还是我这样的中国人,是否都没有看到事情的全貌?

就像人的口味一样,人很难否定从小就习惯了的观念。不管怎样,我开始研究,开始主要是想依靠英文资料寻找中美合作所涉足渣滓洞和白公馆两所监狱的证据。我遍 寻图书馆目录和互联网,阅读所有我能看到的有关中美合作所的信息。在我读过的书里面,有三本特别值得一提。我不会在这里详细介绍每一本,只讲和本文特别相 关的一些事。(梅乐斯厚达600多页的回忆录,《另一种战争:二战期间美国海军与中国人的在华联合游击武装罕为人知的历史》,Doubleday出版社 1967年出版)

梅乐斯是一名美国海军中将,中美合作所的美方负责人。在回忆录里,他并不掩饰对中共的憎恶。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是,如果依 着他的想法,他不会介意把 中共跟他的日本敌人同样对待。这本书声称“中美合作所的人员没有被指派去参与反共行动,也没有装备被用来对付共产党,除了在几次已经报告过的共产党自己进 攻我们的中国部队的事件之外”。我怀疑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但梅乐斯倒可能的确相信这点。我发现他对戴笠无条件的信任显得很天真。但这本书的确给了我这样的 印象,就是梅乐斯对设在他的“快活谷”(歌乐山)总部的监狱像是真不知情。这让人困惑。重庆一位中美合作所研究者最近告诉我,梅乐斯的书在大陆看不到,也 没有发行过中译本,不过她倒是读到过一本台湾出版的译文。通过那本译作,她对梅乐斯的印象是“他是位尽职尽责的优秀海军军官。”(《美国十字军在中 国,1938-1945》,作者迈克尔•沙勒,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这是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展览馆里引用过的唯一一本外 国书(不确定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之不会早于1979年——注:该书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82年),显然是因其对展览有利的言论。作者被尊称为“美 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我在2002年参观这个展览馆时拍了一张该引文的照片。后来我买到了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在题为“中美合作所:反革命在行动”(注:中 译本为“中美合作所!反革命势力蠢蠢而动”)的一章里,找到了展览馆引文的英文原文,摘录如下:

“在战时中国政治和军事极不稳定的情况 下,带政治色彩的中美合作所人员在影响中国两个敌对派系的当前政策和未来的前途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美合作所直接卷入中国,心甘情愿地帮助实行秘密的 军事纲领,并致力于摧毁革命运动。这一切使它对中美关系发挥了很不相称的巨大影响……中美合作所的基本方针是帮助国民党准备内战。”

这一章引用了中美合作所的一些行动来支持上述指控。有一处它引用一个资料来源指责“梅乐斯亲自参与了戴笠进行的大规模审讯,政治犯们在这些审讯后被活埋”,但 是没有给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同一章的末尾也有一个间接的指控,称1974年“中国媒体登载了耸人听闻的报道,说在重庆附近的中美合作所‘快乐谷’总 部所在地发掘出曾备受摧残的人体遗骸”。这里指的遗骸一定是我小时候从照片中看到过的,因为1974年并没有新的发掘。那一年我高中毕业。

这本书在大陆有中文版。近些年里,几位读过这本书的中国研究者撰文批评展览馆误导公众,断章取义地引用上面那段话,因为那本书明确地讲到它所批评的很多事情 都是梅乐斯的个人作为,不符合美国当时的政策。(《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作者魏斐德,2003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厚达600页的学术著作全 是关于戴笠的,他是国民党军统头子,也是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负责人。这本书所包含的信息是我所读过的中美合作所历史中最全面的。它详尽地引用了各种资料来 源,明确显示中美合作所的美国海军人员既帮助打击日军,也训练戴笠的秘密警察来清除共产党。因此我从这本书中得到的中美合作所的形象是一个混合体;它既不 是我们中国人想的那么邪恶,也不像那些美国海军人员和他们的后代认为的那样光辉。
但我还是没看到美国人参与重庆的两所监狱的证据。

我所看到的另一些美国人的个人叙述中,也有证据显示中美合作所涉足了中国内战。比如我前面提到过的海军军官儿子在网站上就这样说过:“应中美合作所的中方国 民党领导人戴笠将军的请求,我父亲在中国多留下了六个月,直到1946年3月,培训中国国民党军队,准备应付他们和中共即将到来的冲突。”

到 2005年末,我从读到过的资料中确定了两个事实:第一,所有在中美合作所工作的美国海军人员在1946年中就已经离开中国,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参与了 1949年11月27日发生的大屠杀;第二,在中美合作所正式撤销之后,美国人将他们的武器装备留给了他们的中国同事,也就是国民党的特工们,而特工们继 续使用这些装备以及他们在中美合作所受到过的培训来对付共产党。也就是说,美国人间接卷入了对共产党人的杀害。

但还有没解决的问题。还不 清楚的是,国民党在1947~49年内战期间是否继续使用了“中美合作所”这个名字。如果是这样,那么“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个标签就掺杂了真实和谎言, 成了那种有效并且较难揭穿的宣传。带着这个问题,在2006年中去成都时,我问金叔叔他是否知道,他1948年被关在渣滓洞监狱的时候,那个监狱是否属于 中美合作所?他说不,他是在解放后的50年代初才第一次听到“中美合作所”这个叫法。他关在渣滓洞时,狱方把这所监狱叫做“训育所”。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中美合作所存在的1943至1946年间,美国人有没有卷入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酷刑和杀戮。两所监狱都建在中美合 作所总部的区域内,距离他们的训练和居住区只有步行距离。在那里生活工作了三年,怎么可能没有任何美国人注意到那两所监狱?合乎逻辑的解释似乎 只能是他们可能在掩盖他们的介入。鉴于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事件在2004年的曝光,这个问题更显得紧迫。但我犯了个错误,就是在调查中仅仅关注了英文资 料。我当时不知道,中国学者早在1988年就解决了我的问题,而他们至今还在努力让人们了解他们的发现。

4 探索

没人敢出版S花了近20年心血完成的十六万字的新书《探询中美合作所》,这让她很沮丧。

她联系过的出版商一开始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然后她的书稿要么在内部审查中被否掉了,要么在通过了第一次审查并被送到上级部门审查后,消失得如同“泥牛入海”一般。

S 此前曾经出版过三本书。她之前的一位出版商听说《探询中美合作所》这本书很兴奋。这个出版商问:“这本书写的是关于中美合作所抗日的事情,还是杀害共产 党?” S告诉他是前者。“那我马上就能卖5000本!”出版商说。可考虑过审查过程的麻烦之后,他不情愿地放弃了,把她推荐给了另一位出版商。这位出版商也同样 地感兴趣,走得更进一步,把书稿交上去审查。那是在大约一年前。S最近打电话询问,回答是:“没有消息。”她从其他出版商那里得到的同样是拒绝,没有任何 解释。

我最近读到她书稿的一个节选,从她的个人经历开始。她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写的东西很有可读性。拒绝她的原因可能是宣传机构还没准备 好让公众看到中美合作所的形象发生如此戏剧化的改变,尽管在学术圈子里这些结论是早已经被接受的了。我说“宣传机构”,是因为这些机构的官僚们定下来的规 矩通常比起中央政府的政策更僵硬。俗话说,“皇帝不急太监急。”

和“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个形象截然相反的文章已经在各种杂志上面陆续发 表了三十年了。我所知道的最早一篇发表于1988年秋季刊的《美国研究》,一份由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行的季刊,作者邓又平发表了一篇题为《简析“中美 合作所集中营”》的文章。邓又平是1956年出生的重庆人,1978至1991年是“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的工作人员。他的工作让他得以接触到未对 公众开放的旧监狱档案,因此有坚实的数据支持他的论点。

邓的文章确定,在1943年4月至1946年5月的中美合作所时期,白公馆并未被 用作监狱。它本是一个军阀的别墅;1939年戴笠把它改成他的秘密警察(军统)下的一个看守所。在1943年春中美合作所成立时,为了安置美国人,戴笠把 白公馆改为了招待所,称为“中美合作第三招待所”。1946年底,中美合作所关闭之后,它才又重新被用作监狱。

尽管邓对渣滓洞的历史没有 讲得这么清楚,他提供了一份1939至1949年间在两所监狱中遇难的政治犯的长长的名单,以及他们的关押时间。这些囚犯们被关押的时间要么在1943年 之前(不到20名),要么在1946年7月之后(几百名)。1943年4月到1946年5月中美合作所活动期间,这些人都没有关押在那里。邓的文章已经完 全洗清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恶名。

2008年末,我通过历史学者何蜀得知邓的文章。何蜀也引用过邓的文章。我在2009年2月联络到邓又平,在重庆市区的三峡博物馆他现在的办公室见到他。他告诉我说,一位美国参观者曾问他:“对中美合作所的这些指控有什么根据?”

邓 为他未提及中美合作所对抗日作出的贡献感到遗憾:“如果我那时写了这些,我的文章可能没法发表。”邓的文字其实很具颠覆性,但那篇文章并没产生很大影响。 原因之一当然是那份刊物狭窄的学术读者圈子,之二可能是公众对那种分析的接受程度。1988年对于这种文章似乎还为时过早,它甚至没有引起邓的同事们太多 注意。1990年进入中美合作所展览馆的S曾是邓的同事之一,她目前的研究已经比邓的深入很多。昨天我和她通过电话交谈;她依稀记得在90年代初读到过邓 的文章,但不太记得内容。“大概因为我是个感性的人,”她说。她那时的想法和现在不一样。

S是重庆本地人。她第一次参观中美合作所展览馆 是在1963年,她12岁的时候。那时她上四年级,老师带全班同学去参观。“我参观后写了篇作文,文字充满了激情。”在书的前言中她这样回忆到,“不只是 我,很多人像我一样被深深感动了。”这样的第一印象持续了27年。1990年,作为一名艺术学校的教师在西藏工作了8年之后,她回到家乡工作,成为“歌乐 山革命纪念馆”(就是之前的“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她十分高兴。在新工作开始的最初两三个月里,她用大部分闲暇时间探寻了这个略 微超过两平方公里大小的“文物保护区”的每个角落。

有一阵子她“依然沉浸在小学四年级第一次来这里参观时的感知氛围中”,有些惊叹那种纯 真的感觉仍在。她那时39岁,不再年轻,经历坎坷。从小她就对自己“出身不好”很敏感,总是生活在屈辱中。她的父亲是大教育家陶行知的一位忠实弟子,努力 践行陶先生的“生活教育”哲学。然而在1957年S还不到6岁的时侯,他的父亲,一位中文教授,被打为“右派”。他被停掉薪水,最终在三年饥荒中饿死,丢 下他的妻子艰难地抚养大他们的两个女儿。
文革中断了S的中学学习。随后的10年里她在农村的一个生产队劳动。动荡结束后的1978年,她通过了全国考试进入大学,学习她父亲曾经教授的中国文学。毕业后,她选择去西藏工作8年。

到展览馆工作后,她的敏感很快就受到馆长分配下来的沉闷的日常宣传工作的考验。最初,她对英雄们从童年起的崇敬,和她敬业的态度,让她无暇怀疑。 她是位出色的作者,在馆长的指示下写了很多展览文字,甚至演出脚本。一开始她深信她所写的东西。逐渐地,她在行文中的一丝言不由衷开始令她困扰。她感到一 种内在压力,但无法说出哪里出了错。她有时感到不解,在与日本和德国进行着残酷战争的期间,美国人为什么还要派数以千计的军事专家来“镇压进步的中国 人”。在她看来这不合逻辑。她想解开这个谜,但不知如何下手。

一天,她在朋友家看到一本书,是蒋介石的政治顾问陈布雷的自传。她翻着书 页,一处出现的中美合作所的名字吸引住了她。她读到一桩轶事。书中写到,1944年,陈布雷从上海唐生明那里得到可靠情报,日本正将其所有尚存能够作战的 战舰组成一个新的大舰队。这个舰队正在琉球群岛附近集结,准备对美国海军发起一次致命的突袭,重演珍珠港和雷伊泰湾事件。

“重庆”(中国的战时政府)立刻把情报送到中美合作所。美国海军证实了情报,抢先发起了攻击。这次战役击毁了将近100艘日本军舰,给日本海军一个重创。

“送到中美合作所”这句话触动了S的神经。为什么把情报送到中美合作所,一个集中营?而且要“立刻”?中美合作所到底是做什么的?于是,一个长期曲折的研究过程开始了,她必须从分配给她的繁忙的宣传工作中挤出时间来作。

现在,将近二十年过去了,S准备公布她的研究成果。她的书将会反驳她帮助完成的展览馆宣传中的一大部分。这本书将描述一个截然不同的中美合作所,不仅和两所监狱没有牵连,而且对抗日作出了卓著贡献。

问题是,中国公众准备好接受中美合作所的这个新形象么?

5 修正

L担任中美合作所展览馆馆长已经25年了。他出版了很多本关于中美合作所、红岩,还有两所监狱的书。最终在2009年2月见到他之前,我读过的他的书全都强烈谴责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即使他很清楚那些出自他自己工作人员们的相反的研究结果。

2008年,我忍不住想见 L,听听他这一方的说辞,并当面问他怎么看那些相反的研究结果。我问一位重庆的朋友知不知道如何找到 L。朋友说,“找他干嘛?他不会说实话。”其他人告诉我不可能见到他,“他可是个大忙人!”

2009年2月我又回到重庆。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认识 L 的一个亲戚,认为能帮我约个时间见到 L。他对自己的关系很有信心。第二天,他打电话来抱歉,L 径直拒绝了。

几天后,一位美国作家朋友丽萨•布莱克曼(她出版了一本很棒的惊悚小说,故事背景设在中国)来重庆,我们一起去了红岩村。这个展览馆与中美合作所相距十来里,不在一起但有关联。L 也是这个展览馆的馆长,并且他主要在这里办公。

下午参观完准备离开时,我和丽萨经过了通往 L 办公室的小路。我决定试试运气。想到 L 可能比较在乎他的国际声誉并可能更愿意见外国人,我就拉着丽萨和我一起,简单地和她说了我的打算。丽萨很够交情地答应了。一路上我们被拦住了三次,先被一 位扫地的妇女,然后一位男士,最后是 L 的秘书。每次都被问到有没有预约,每次我都回答“有”。最后我们来到院子里的一幢二层小楼,秘书让我们在下面等候,她上去请示她的老板。如我所愿,两分钟 后我们被带了进去。(我这么利用丽萨,要再次向她道歉。不过她的外国人面孔显然起了作用。)

L 身材强壮,略微发福,大约50多岁,穿一件蓝色夹克和牛仔裤。他坐在一把红木椅子上,两位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在边上服侍。

他把一支烟放到嘴边,一位女服务员给他点燃。他的秘书端来茶。我和 L 用中文交谈,丽萨在旁边倾听。听说我们是对中美合作所感兴趣的作家,他从身后的书架上抽出他的新书,慷慨地送了我们每人一本。我扫了一眼书名:《解密红岩档案》。

接 下来的话让我颇为意外。我问 L 关于中美合作所与两所监狱之间的关系。他说:“没有关系。过去搞混了。我们在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我顿了一下。官方历史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改头换面了?我 想问他关于之前发表过的无数和刚才说的相反的文字,但实在不好意思当面这样问。我于是问:“怎么搞混的,有意还是无意的?”他也顿了一下,然后说:“无意 的。”我等着,但没有下文。

后来我翻阅了他的新书,出版于2008年11月。这本书基本上是些通俗故事,收录了小说《红岩》的相关历史人 物的轶事。没有什么新内容,就是些我在别处读到过的。但在标题为“揭秘中美合作所”一章里,的确提到“中美合作所和军统集中营无关。”就是说,349页的 书里,就这样一句话。

应该说,这是一个进步,但我还是高兴不起来。一句话,轻松地翻转了历史,没有解释,也没有道歉,更别提对过去的宣传文字和组织那些虚假展览有任何愧疚。

大概这是为什么 L 的书能够出版,并高票当选为重庆的“城市形象宣传大使”——薄书记在一次隆重的仪式上授予他这个称号。在总数870万张选票中,L 名列第三,位于围棋国手古力和钢琴家李云迪之后。宣传文字中没有说他们各自得到多少张选票。只说了L 的功绩:“二十多年里,他带着‘红岩魂’展览走遍全国383个城市,在308次巡回中总共演出了上千场‘红岩魂’,感动了560万观众的心。”

当然,报道不会提任何虚假展览。我听圈里人说,比如一张“中美合作所狼犬舍”的黑白照片是在一个现今的犬舍拍的;“烈士的草帽”是从武汉买的;“烈士的床 单”商标是近年的;有些“烈士的诗”是杜撰的……这并不妨碍这些展览在商业上的成功,听说仅仅在北京的门票收入就超过千万人民币。

这就解释了上面提到的那篇报道结尾的一句奇文:“我们的确看到了这样一种奇特又激动人心的景象:无数当代中国人用金钱为红岩精神投下了诚挚的赞成票。”

见到 L 的一周前,我去了中美合作所展览馆。S 在门口等我。我最近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结识了她。她已不在展览馆工作,但还住在附近。

在大门口,我意外地发现这里不再卖票了——门票现在免费发放,参观者自愿领取。“这些门票只是为了进行统计,” S 说。她向我解释,从2008年起中央政府要求公共展览馆免费对参观者开放。“那之前我们是‘全国自筹经费模范展览馆’,” S 揶揄道。她对展览馆的商业计划很不以为然。

七年间第二次去那里,我能够看到变化,虽然展览内容常常自相矛盾。墙上的一段英文说明对中美合 作所完全是正面评价:“对中国取得抗战胜利作出很大贡献”——没有任何负面信息;另外一面墙上依旧是中文的谴责:“‘中美合作所’是美蒋特务镇压和屠杀中 国人民的司令部和大本营。”

在梅乐斯的住所,展览内容和七年前看起来没什么两样,仍然充斥着对所谓的中美合作所罪行的控诉。我开始拍照,一位馆员上前制止。“这些是要换掉的,”她说,“我们就是还没有来得及。”

从白公馆出来,S 和我商量下面去哪儿。这时一位热心的过路人插话进来给我们建议。

“渣滓洞!去看渣滓洞!我就去那儿,”这位四十出头的男人对我们说。我听出他的重庆口音,于是问他以前有没有来过。
“没有。第一次。”他解释说他小时候很调皮,他的学校每年都组织去参观,他每次都找借口逃掉,因为听说人人都得站在墓前低头默哀,他不喜欢。
“那为什么你现在要来?”
“这么有名的地方!毕竟还是要来看一下。重庆谁没听说过渣滓洞和白公馆,中美合作所的监狱?”
“为什么说那是中美合作所的监狱?”我试探着问。
“《红岩》里写的!你没读过《红岩》?”
“那是本小说,虚构的。”
“可那是历史小说,根据历史事实写的!”那人提高了嗓门,“我告诉你,渣滓洞和白公馆绝对是中美合作所的监狱!”他把“绝对”两个字说得很重。

这时,一直在旁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对话的 S 催我走。

“他们不会相信的,至少现在不会。”

【作者为旅美作家,女,重庆人。原文为英文,2011年2月载于美国《大西洋月刊》 译文原载《译言》yeeyan.org,文中提到的 S 即孙丹年,提到她写的那本书稿《探询中美合作所》已经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更名为《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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