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线人数16484
首页 - 博客首页 - 温柔一刀客 - 图片阅读 [博客首页] [首页]
杀人索子弹费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12-04
更新时间:2014-12-08
浏览:586次
评论:4篇
地址:72.
::: 栏目 :::
小材大用
医学图片瞬间定格
Med_Hx_医史典故杂
US/CAN_Med_Sch_美
EASTvsWEST_东西方
MedEdu_医学科普
Med_Arts_Social_医
MD_行医生涯
FELLOWSHIP_专科研
RESIDENCY_住院医学
MATCH_住院医申请/
USMLE_考版
他山之玉_好文收藏
刀客本色_温柔一刀
陈糠烂谷
胡说八道
附庸风雅
医学新闻与进展

独一无二的子弹费
2014-12-03 历史派




林昭被枪毙后,公安找到林昭的母亲索取五分钱子弹费,林母当场昏厥。

记得上小学时,村里有人被枪毙,公安到家里收子弹费,很多人来看热闹,我有幸赶上,目睹了全部过程。来的两个公安都是年轻人,说明来意后,被枪毙了儿子的父亲一头撞在墙上,流了很多血,躺在地上,嘴里一直重复一句话:“你们把我也枪毙了吧!”一家人哭作一团,悲愤交加。这两个公安不耐烦一直在催,像催命。后来人越围越多,母亲掏出五角钱背着脸递过去,公安找回两角五放在桌子上,正义凛然的走了。

许多年后,这位母亲掏出五角钱时那颤抖的手一直在记忆里晃着。钱是用来买东西的,这位母亲消费的两角五是买了一颗子弹,打烂儿子脑袋的子弹。


林昭

我很想知道枪毙后向家属讨子弹费这条律条是谁制定的,它是怎么想的,是什么样的五脏结构?令人惊叹的是,这条款竟然在一个十多亿人的国家执行了三十年之久而没人站出来质疑。杀掉你,子弹费你还得给我掏。这应该载入史册。

美国一死囚执行死刑前,照例大吃一顿。这家伙吃了大餐还喝了红酒,没想突发脑溢血当场挂了。比执行死刑早死了40分钟。其亲属因此状告监狱救护不力,明知高血压还让喝酒,让死囚丧失了本应享受40分钟的美好生命。

官司赢了。40分钟的价值是350万美元赔偿费。

人类文明的标志不是金字塔、长城的雄伟,不是高铁的长度楼的高度,而是来自于对人性的考量。
.

[上一篇] [下一篇] [发表评论] [写信问候] [收藏] [举报] 
 
共有4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12-09 10:40:40 提到] [FROM: 209.]
宋乔:观剧杂议- -看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之四)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08 日 由 宋乔

53集电视连续剧《北平无战事》终于看完了。该谈谈对这部剧整体的看法了。首先这个戏的题材选得好,很重要,,和当前时局以及老百姓的所思所虑有密切关系,受到广大观众关注是意料中的事。作者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对史实是下了功夫的。不管作者原意如何,我还是觉得这部戏的正面人物是未曾正面亮相的蒋经国,铁血会骨干曾可达,蒋经国青睐的经济学教授梁经纶。而国民党内部的代表贪腐势力的中统,军统的徐铁英,马汉山等则是当然的大反派。作为剧情的一个重要线索的中共北平地下党则是交代得不清不楚,好多地方语焉不详。就如我在第一次评论时说的,没有看出中共在一九四八年那段时间为中国人民的福祉,民族前途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什么样的正面的,积极的贡献。共产党人心心念念要做的只是要夺取政权。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了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建立的“新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封建王朝。所不同的是这个新王朝遵奉的不是孔孟之道,而是马克思和列宁的阶级斗争邪说。我在看前面部分的时候就好奇编剧会如何给这个戏结尾,因为这是一个难度相当大的工作,要做到让共产党当局和观众都满意简直就是没门。及至看到末了,我觉得结尾搞得确实比较烂。我自己才疏学浅,该如何让这个结尾更好,更合理,也想不出什么良策。我甚至觉得,如果谁能为这出戏想出一个方方面面都认可的结尾,那这个人真应该被推荐到中南海去辅佐习近平了。据说习近平在一个内部讲话里说过目前的局势就和一九四八年一样。能为这部戏想出一个好结局的人,定能为当前共产党的困境想个法子解套了。不过此剧能引起那么多关注和讨论,也不枉编导们的一番苦心了。毕竟这部戏让观众更感兴趣的还在于它的剧情以及与当前政治的联系,其它事皆可视为细枝末节了。

给《北平无战事》里的几个共产党员安排出路是最棘手的难题。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在描写中共夺取政权胜利后,都是地下党员公开身份和解放军会师,全民欢呼胜利。但是如果在今天的中国再照搬过去的老套子,肯定会成为笑话。网上评论中已经有不少观众在关心谢培东,方孟敖和何孝钰在文革中的命运了。编剧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决定谢培东“不能写入历史”,也通过谢培东暗示方孟敖也“不能写入历史”。这样的安排国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海外待久了的人和港台观众可就难以理解了。对于历史事实可以做不同的解读,但是历史事实本身是不容抹杀或歪曲的。历史学家要做的事就是要搞清楚史实。如果史实可以任意篡改,那要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何用?可悲的是篡改历史在中国早就是司空见惯的事,太稀松平常了。一九八九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事件都可以被抹得干干净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大饥荒被官方否定,被研究人文科学的学者否定。而国人对这种做法似乎习以为常,从无异议。盘点一下中共的历史可以发现确实有一些重要人物没能写入历史,有的是暂时没能写入历史,有的则可能是永远不能写入历史。最著名的有曾经代表中共和日本侵略军秘密谈判的潘汉年,及协助他和日本人秘密联络的关露。潘汉年抗战期间在与汪精卫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会面,就日军与新四军和平共存互不侵犯达成初步共识*。民国才女,创作了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歌《春天里》的关露成功促成了潘汉年与日伪特务李士群会面*。中共夺取政权后潘,关先后被下狱。潘汉年于1977年4月14日瘐死狱中。关露在四九年后曾多次入狱,以致精神失常。她于1982年获得平反后自杀身亡。如果说迫害潘汉年和关露是为了掩盖毛泽东和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夺取政权勾结日寇的丑行,似乎没有理由不让谢培东和方孟敖进入历史。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因为方步亭必须随央行北平分行的帐目和黄金一同赴台,为了方步亭的安全,谢培东,崔中石的共产党员身份还不能公开。这虽然不符合中共一贯的作风,但尚能勉强被接受。

照这样的安排,我们可以设想这几位中共党员今后的命运。谢培东留在了大陆,但是他的单线联系的共产党员身份一天不公开,就一天不得安全。在一,两年后展开的镇反运动中难逃被清算的厄运。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国内某个著名医生在反右运动中受党组织委派专门去引诱医学院青年学生发表各种“反党”言论,然后又密报给上面。结果打了大批学生右派,他自己也奉命成了潜伏在右派分子里的地下党员,继续向上面报告右派分子们的动态。文革里他扛不住群众的批斗和毒打,就暴露了秘密党员身份。当初和他秘密接头的两个上级中的一个已经去世。所幸还有一位健在,因而他的党员身份得到证实。文革后他做了多年某三甲医院院长,全国劳动模范。设想,如果两个单线联系的上级都死了,或找不到了,他岂不是要当一辈子的右派分子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中在北大荒和劳改农场饿死的右派分子可是不计其数啊!另外,他身处文化大革命特殊时期,当时各级党组织都已瘫痪,他的上级无法向更上级请示,于是擅自做主公开为他做了证明。在正常情况下中共是不喜欢这样的事曝光的。为了党国的面子,他当一辈子右派分子的可能性太大了。另一个真实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现在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振声的哥哥俞强声当年任职于中共情治部门。 俞强声在八十年代叛逃美国,导致中共长期潜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金无怠落网。按照国际惯例,如果中国政府承认金无怠的间谍身份,他即可被驱逐出境,回到中国。但中方坚不承认他是中国间谍。金无怠最终在狱中自杀。谢培东作为国民党央行高级职员,内兄和侄儿都随国民党反动派到了台湾,另一个侄儿是伪警察局副局长,中统特务,他在大陆会有好果子吃吗?他即使不被枪毙也得坐牢。

扮演 谢培东的倪大红的表演有不少问题。谢培东身为央行的高级职员,要和国民党上层和孔,宋家族打交道,应该有很好的交际,应变能力。倪大红的表演比较僵,不生动。气质上也缺少金融界上层人士的气派。和陈宝国时时把一个“坏”字写在脸上相反,他总是竭力要表现出一种“正气”或悲壮之气。他在与家人,徐铁英等反派人物,甚至地下党的同志交谈时都没有目光接触(eye to eye),目光呆滞,涣散,显得怪怪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倪大红对中共地下党的情况并不熟悉。实际上地下党员在社会上以各种职业为掩护,有当工人的,开饭馆的,唱戏的,行医的,开大烟馆的,当警察的,甚至袍哥,青红帮……不一而足。地下党员在个人生活上也并非如过去一些电影,话剧里的英雄人物那样严谨。

再说那个方孟敖,给人的印象完全是个无厘头的家伙。《北平无战事》应该是一个历史演义,虽然有一些虚构的成分,但在大的方面还得尊重和照顾历史真实。方孟敖这个人物写得十分单薄,这个人物和围绕他的情节都很虚假,不合清理。很难理解为啥国共两党都把他当成香饽饽,积极争取。唯一的解释是中共历来标榜自己是伟大,光荣和正确的,任何关涉现代史的文艺题材都必须把中共摆在正面英雄的位置。中共在抗战以后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又实在是乏善可陈,不得不编造这样一个虚假的英雄。方孟敖为中共做的唯一的贡献就是在学生抗议的集会上把马汉山拉出来讲什么打赌请客的事,说了一通莫名其妙的胡话,博得了学生们的喝彩。方孟敖这些举动非常幼稚和缺乏理性,任何有正常思维的成年人都不可能这样行事。这场戏不仅没有展示出方孟敖有什么智慧,反而让鼓掌喝彩的学生显得很傻,很弱智。方步亭事后表示很欣赏他儿子的演说,也很滑稽,完全不符合方步亭老谋深算的性格。方孟敖的所作所为和韦小宝太相像了,好些地方还不如韦小宝。韦小宝出身低微,卑贱,是一个油滑的小混混。韦小宝为人行事的原则是江湖义气。康熙当他是朋友,他不愿意做伤害康熙的事。他又有英雄情结,希望成为天地会首领陈近南那样的英雄,所以不愿意出卖陈近南。他的这个特点贯穿于整个故事,他的性格发展的脉络始终很清晰。而方孟敖这个角色却缺乏真实性,人物性格支离破碎。这种根据一些概念拼凑起来的人物和故事必然是散乱无章,逻辑混乱,没有说服力的。看到这里我总觉得如果这部戏按香港电影取名的习惯叫《新鹿鼎记之韦小宝之前世今生》也为尚不可。

这部戏里方孟敖就像一个从小被遗弃的孩子迫切而执着地要弄清自己的身世那样孜孜不倦地,不择手段地求证他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为了求证这个身份,可以逼着崔中石游泳;可以逼着何孝钰游泳……。他所有的行为都是那么冲动,鲁莽和匪夷所思。他不分地点场合,不在乎周围人的感受,一根筋地按自己的思路做。他见到任何人都会很唐突地说:请你回答我几个问题……。他可以突然闯入梁经纶的办公室逼问梁经纶有关个人生活和感情的敏感问题。诺大一个北京城,以他和何家世交关系在哪里不好谈话,偏偏要大张旗鼓地带着何孝钰闯军事禁区,到河边去游泳。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到底要想告诉观众什么呢?方孟敖在何孝钰眼里是满口英文,抽雪茄,喝红酒,作风西化,歌唱得极好,好诗词,尤其欣赏有很强唯美倾向的新月派诗歌。戏里还安排他朗诵了闻一多和陈梦家的诗。在何其沧眼里方孟敖是一副美国大兵的做派。而刘烨的表演和剧情里描写的简直就是南辕北辙,除了雪茄不离手外,简直看不到一点与西方的联系。他表现得气质粗鄙,没有文化教养,看不出一丁点西方文明的影响。他与人交谈时从来没有目光接触(eye to eye),而这在西方是一个起码的教养和礼貌问题。他的行为和周遭的环境是完全脱节的。如果说倪大红扮演的谢培东像一个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精神病患者,那刘烨扮演的方孟敖就活像正在发病的精神病人。刘烨在演绎方孟敖时完全没有把握住人物的性格和气质,叫人感到戏都演完了他还没有找到北。

方孟敖很早以前就被怀疑有共党嫌疑,结局安排他随方步亭到台湾,前景也好不了。国民党到台湾后极度的没有安全感,白色恐怖比在大陆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方孟敖那么孟浪,莽撞的个性,很快就会出事。也许他会积极参与二二八起义,最终被镇压。如果侥幸逃回大陆,也会像当年二二八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的谢雪红一样被打成右派分子。我想编剧把方孟敖和何孝钰打发到台湾也许还有一点商业的考虑。现在这部戏正在热播,把这对男女主角送到台湾还有进一步编续集的可能。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臆测。何孝钰是这部戏的女一号。她是中共地下党员,是和司徒雷登有长期私交公谊的何其沧的女儿,又卷入了和梁经纶,方孟敖的三角恋爱。本来有很多戏可以展开,这个人物的性格也还可以开掘得更深。但是何孝钰的戏写得不够,整个人物很单薄和苍白。何孝钰从最初讨厌方孟敖到后来决定与他共度一生的心路历程缺乏交代,给人突兀和勉强的感觉。沈佳妮的表演亮点也不多。

因为《北平无战事》的故事涉及到的人物众多,也引起对很多相关事件的回忆。戏已播完,但还有许多话题想要说。对这部戏的感想还会写下去。
 
2   [dokknife 于 2014-12-09 10:36:24 提到] [FROM: 209.]
土家野夫:文革中的底层之恶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07 日 由 lixindai

外婆 吊脚楼里的童年

我的故乡利川,是偏居湖北西南角上的一个县,“巴东”这一地名,也许是鄂西最古老的标注。《水经注》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由此看来,这里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伤心之地。

利川就像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偏僻、贫穷而美丽。我出生在汪营镇西流水村,当年有很多边民来镇上赶集,就形成了一条用作集市的古街,大约一里长,铺着青石板路。街边有一条河流,沿河建着许多土家族的吊脚楼。我的童年记忆,就从宁静温馨的吊脚楼开始。

当时父亲奉组织安排去领导一家煤矿,母亲在区供销社上班,我家姐弟三人,就由外婆抚育在古街成长。那个年月是没有电的,吊脚楼上的油灯,摇曳着唐诗般的韵味。每个夜晚我都紧抱着外婆皴裂弯曲的小脚,在她讲故事的声音中入梦。外婆爱讲《二十四孝》,讲着讲着就泣不成声。日后我方才知晓,一个“孝”字,蕴含着外婆终生难解的痛楚。

外婆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幼时读过私塾。民国初年,曾外祖父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修习法科八年,回国后任职甘肃高等法院院长。赴任之前,他把外婆许配给天门望族刘家的三少爷。刘三少爷,也就是我外公,当时是黄埔八期的士官生。战乱年代,外婆就这样成了军人的妻子,茫然走向孤独的命运。

关于外公,我只知道他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抗战爆发后,他随蒋公撤退西南。刘家大宅日渐凋敝,外婆带着我母亲东躲西藏,靠捡棉花纺纱度日,饱受乱离之苦。终于等到日本投降,外公衣锦还乡,以少将军衔驻守武汉。本该阖家团圆,谁料外公早已重新娶妻生子,不认我的母亲,还逼迫外婆离婚。母亲性格刚烈,坚决改名换姓,以示与外公恩断义绝。而善良温婉的外婆,为成全外公的功名家庭,放弃钱财补偿,在按完离契指印后哭昏过去。

刘家族人皆知外婆贤德,因而挽留被弃的外婆住在破败的老宅,寡居的外婆,依旧恪守着刘家媳妇的孝道。1948年,外公奉命移师恩施,中途遭遇伏击身亡。灵柩运回武汉,外婆亲往扶柩。她没有一丝怨恨,默默将外公埋进了刘家祖坟。

这些悲苦往事,幼年的我哪里会懂,只有外婆慈爱的目光印入心底。外婆的善良和慈悲,是深入骨髓的品质,她永远对人恭谨热情,街坊无不称道。古街上住的几乎全是弱势群体,家家都有断炊的时候,外婆看到街上的小乞丐,都让我拿点饭送过去。结果幼小的我也学会了乐善好施,看见乞丐就往家里拉,并不知道自家日子其实也很窘迫。有时母亲看不过去,说我两句,外婆依旧维护着我小小的自尊。她常对我说,要做一个明理的人,她相信有个叫做“理”的东西在维系着世间的共和。其实外婆骨子里是个读书人,如果不是旧式家庭不看重女儿家的教育,她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才女。我看见外婆裁剪衣服很有趣,也拿她的剪刀比划,缠着她教我。印象中,那是外婆第一次神情严肃起来,她对我说,男人不该来学这些女人活儿。我问,那以后学什么好呢?外婆说,可以去学法律——她未必真正理解她父亲在日本学的法律为何物,却相信这个世界需要法律来主持公道。

可惜公道难求,“文革”的暴风骤雨,打破了古街的宁静。我的童年,在四岁时戛然而止。

噩梦 革命好像惊悚剧

1966年的那幕情景我永生难忘:我在古街上玩,忽然远远看见一大队工人,踏着青石板路而来。他们背着大刀、红缨枪,还有步枪和机关枪,昂首阔步,神气十足。队伍的最前面,走着我的父亲,还有他的一些同僚。父亲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帽子上还有个用草绳编的辫子垂下来——在四岁孩子的眼中,这是一个滑稽的扮相,我以为是父亲在率领着这支队伍,于是兴冲冲地跑回家报信:外婆,赶快上街看呀,太好玩啦!

但是,我看到了外婆和母亲的泪水。外婆将我紧紧抱在怀中,我懵懂地意识到,原来这并不好玩,灾难降临了。

父亲只是一个小煤矿的矿长,在1966年夏天的烈日下,他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牌,弯腰跪在批斗台上。所谓批斗台,是在街上新修的石阶,模仿延安宝塔的造型,上面写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父亲汗如雨下,母亲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给父亲送去。我从大人们的脚缝中奋力钻过,终于接近父亲,却被押着父亲的人一把夺去瓶子,摔碎在石阶上。

我家理所当然地被抄了。外婆的缝纫机被搬走,辱骂母亲的大字报贴满门窗,两个姐姐失学,还有人把机枪架在我家门口恐吓。现在我说自己的童年结束在四岁,是因为在那以后,我不再天真快乐,耳闻目睹的太多恶行,让我变得沉默寡言。

原本我们会认为,越是在民风淳朴的底层社会,人与人之间越是充满关爱。问题是,在当年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对“阶级敌人”的友善,会给自身带来危险。你必须表现出人性中的恶,否则自身难保。原本常受外婆接济、对我家感恩戴德的乡邻们,突然都横眉立目。我看见街上的泥瓦匠每天在擦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和大刀,平日里老实巴交的乡民,一夜间都变成唱戏的:他们粉墨登场,戴着红袖章,扎着武装带,斜挎着盒子炮,在街上巡回来去,像是在彩排一出惊悚剧。

可是敌人在哪里呢?镇上流言纷飞,某天传说四川万县的造反派要来血洗利川,人们就架起了铁丝网和机枪,还在国道上埋下地雷。某天又是警报尖叫,说苏修的坦克已开到邻县,要我们全体钻山洞备战。还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一群饥饿的知青,洗劫了镇上仅有的一家饭馆的馒头。于是全镇老少大打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把几十个知青全都打倒在街头。

还是说回我自己吧。念小学时,我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可是生性调皮,班主任不喜欢我。于是到小学毕业,学校就不让我继续上初中。没办法,我只好上山打柴。1990年我发表过一个中篇《少年樵夫》,说的就是这段生活。你无法想象那个年代的人,为何要与一个小孩子为难,我差点就变成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社会混混。母亲一生不低头,唯独为了我去求文教站的站长。是母亲屈辱的泪水,使我重返课堂。

父亲 罪恶也可以原谅

从小就目睹这么多暴行,我为什么没有变成一个恶人?今天我常常反省自己的成长道路,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侥幸。“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是千古争论的话题,我倾向于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善也有恶,一切取决于家庭和社会的教化。在非常年代,即使我们那种偏远的小镇,也会变成血腥的杀场;即使我还是一个幼稚的少年,也险些变成内心充满仇恨的暴徒。

镇上被斗的不是只有我家,当时镇长姓段,他儿子是我同学,所以我知道他家的一些遭遇。有一天早晨,镇长正在扫地,一个造反派端着步枪闯入他家。

大约是喝醉了,造反派喊:“抬起头来!”镇长就抬起头。“砰”,枪响了。

两人无冤无仇,事情就是这样,没有王法,没有理由。镇长无端被打了一枪,所幸没死,后来抢救活了。开枪的人也不是没事,后来判了几年刑,刑满也就放回来了。可是这件事启发了我:原来开枪可以肆无忌惮。

我想起自己也有枪,一把玩具枪。

这把枪是父亲给我买的。上世纪60年代,孩子的玩具枪还很简陋,只是一种有弹簧、可以发射黄豆或小石子的简易装置,也就三五米射程,杀伤力没有,顶多也就把你打疼一点。可是我拿着这把枪干了件大事——我往枪管里装的不是黄豆或石子,而是满满一管石灰。

当时镇上有个“孩子王”,他父亲是革委会主任。这个革委会主任是斗过我父亲的,他的儿子也经常在街上欺负我,见到我就骂我是地主的孩子,高喊打倒我父亲的口号。于是那天我往玩具枪里装满石灰之后,就像古典小说里写的那样,“手有利器,心生杀机。”

我找到那个孩子,对他喊:“抬起头来!”他应声抬头,我扣动扳机,“砰”。

一枪管石灰,近距离打在他眼睛上,就只听一声惨叫,继而是痛苦的大哭。大人们蜂拥而出,把那个孩子弄到医院去清洗。我看着袅袅冒烟的手枪,呆立原地。

最后总算是没有瞎掉,如果他瞎掉的话我还不知会怎样。回家后母亲将我一顿暴打,打完丢下一句话:“等你父亲回来再收拾你。”

父亲还在矿上,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我整个月都像等死一样,因为知道父亲打人是很厉害的。到父亲回来那天,我老老实实吃完饭,站到父亲面前,准备挨打。

父亲脸色铁青,问我:“为什么要打人家眼睛?”

我说:“因为他见到我就喊口号,要打倒你。”

我等待中的一场暴打竟没有发生。父亲沉默了。也许在那一刻,他突然理解了儿子的心情。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儿子由于父亲的原因受到侮辱,他却没有能力保护。

过了一会儿,父亲说:“去睡吧。”

那也是我对父亲的第一次理解。多数做父亲的人,见到儿子闯这么大祸,肯定要打。可是父亲没有打我,那一刻我可以感受到,父亲内心充满了对我的怜爱,还有歉疚。在某种意义上,罪恶也是可以被原谅的。

复仇 数风流人物,沦为炮灰

开枪事件就这样过去了。我没有受到父亲的责罚,但是可以想见,他和母亲背后一定替我承担了很多,比如赔偿,比如挨骂,比如低声下气地道歉,一切都不得而知。不过后来我发现,古街上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我一枪打倒了街上的孩子王,我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新的孩子王。一直到“文革”结束,我考上大学,依旧是打群架的好手,挥手就能招来几十个小弟。而且那时候我们打群架,已经开始动刀子了,我身上现在还留有当年的刀疤。在1983年“严打”之前,社会上确实常见打架斗殴,整整一代年轻人在“文革”中成长起来,骨子里积淀了太多的恶,就会出现群体性的释放。

不过我使用暴力有个前提,就是绝不欺负人。我打群架都是因为某个弟兄被人家欺负了,我才会带着人去找他们算账。纯粹使用暴力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头脑,有是非观,才能赢得尊重,中国底层社会的秩序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不得不承认,众生有差异,平等只在精神层面上存在,现实中每个人生下来就有血统、性格、环境、文化的差异,我们都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一些人跑得快些,就在宗族中掌握权力和财富,享有威望,同时承担责任,维持基层秩序,这就是几千年来的乡绅自治。而一场“文革”,用血腥暴力的方式重新洗牌,把所有人打回原点,乡绅阶层被作为“阶级敌人”消灭了,一切秩序重归混沌。

20岁那年我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在某个黄昏醉醺醺地穿过古老的街巷。1982年的路灯下站着一个佝偻苍老的男人,我认出他是童年的仇人。五岁,对,五岁我就记住了他凶神恶煞的面孔。这人是个造反派头目,打过我父亲,还曾经弄个歪把子机枪架在我家门口。幼年的我只能躲在外婆膝下瑟瑟发抖,害怕那像喇叭花一样的枪口突然喷射火焰。现在,我长大了,身强力壮,而他已走向暮年。酒精点燃了我的双眼,我发疯般地扑上去,把他摁倒在地拳脚相加。

他已经完全认不出我,永远无法理解自己为何突遭暴打。我一拳一拳地打着,直到耗尽全身力气,直到他头破血流。

但是翌日酒醒之后,我感到内疚,于是开始暗中观察他的人生,我才发现这个仇人其实可怜至极。他姓周,本是我父亲所在煤矿的普通工人,出身贫苦,没有文化,家庭负担沉重。工人阶级虽然号称领导“文革”,但他还是必须每天下井采煤,如同下到幽深的地狱。这样的人积怨已久,当领袖号召他们去夺权造反,必然敢于摧毁一切。

不幸的是,当疯狂的时代终结,像他这样的“风流人物”只能沦为炮灰。他被煤矿开除,成了拉板车运石头的苦力。一次下坡刹不住脚,他被装满石头的板车轧断腿,从此残废。乡村里一个男人变成残废,就意味着整个家庭垮掉,以至于他的女儿不得不去卖淫。他抱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决心投身革命,却换来无尽的苦难。这个国家愚弄了自己的子民,命运惩罚他,比惩罚我的父辈更加惨烈。

现在还有没有可能,把被打碎的民间传统找回来,重新建立基层的秩序?我相信可能,但是一定需要若干年的努力。历史的进化不可逆转,只是具体时机出自偶然。

来源:作者博客
 
3   [dokknife 于 2014-12-08 09:42:19 提到] [FROM: 209.]
张兵:从“鸟笼经济”到“铁笼政治”- -当局以“铁笼”手段强化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镇压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06 日 由 guzheng

【高 瑜、铁流、浦志强、夏霖、徐友渔、郝 建、胡石根、刘荻、寇延丁、郭玉闪、黄 凯平、陈堃、何正军、薛野、柳建树、徐 晓,当人们看到上面这个半年多以来被大 陆当局关进“铁笼子”里的知识界名单, 不知会做何感想呢?】

一个严峻而无可回避的现实正在清晰 地摆在世人的眼前——大陆当局正在以“铁笼子”手段强化对“自由知识分子 群体”的镇压。

近日徐晓、薛野、柳建树、何正军的被抓,可以被看成大陆当局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持续镇压的一部分,可以肯定,这绝不会是此轮镇压的最后一次。

上星期三(2014年11月26日)北京女 作家、财经刊物《新世纪》首席文化编辑徐晓因所谓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北京警方带走。徐晓的新浪认证微博最后一次发 帖是在上星期二(25日)。

徐晓的友人、北京万圣书园创始人刘 苏里在其微博上证实了这个信息。刘苏里 11月29日在其微博发帖说:“经与昌平区 龙园派出所核实,2014年11月26日,徐晓 被北京市公安局预审总队‘带走’。据亲 属,没有收到任何文书,被告知,涉 及‘国家安全’已被刑拘。消息是否确 实,仍有待核实。”

刘苏里的微博还披露:11月26日被警 方带走的还有原立人乡村图书馆理事长薛 野、原立人乡村图书馆副总干事柳建树。

而11月26日晚,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 研究所行政主管何正军也被带走抄家,目 前仍无下落。

徐晓曾于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被 控以“反革命”罪而坐牢,其后从事记者 等工作,并发表多篇散文和短篇小说,也 有创作新诗。近年来也服务于“立人大

薛野是贵州遵义市人,是“六四”一 代的代表人物之一。1988年,薛野以贵州 省文科状元考入北大。在北大读书期间, 正好经历了“六四”,毕业后回到遵义创 办了西西弗书店并担任董事长。后来,贵 州西西弗书店成为中国有名的民营书店之 一。2004年8月-2006年5月,薛野担任中国 著名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总干事。 2006年开始,薛野开始担任中国书刊发行 业协会民营书业工作委员会主任,直到 2010年辞职。立人乡村图书馆创办之后, 薛野曾在2012年12月被选为第二任理事

柳建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曾先后 到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留学,2011年回国 后担任立人乡村图书馆副总干事、教育研 究中心总监,也曾在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 所和犀照法律平台等公益机构供职。

何正军又名何里仁,现任传知行社会 经济研究所行政主管,负责日常管理并主 持纪录片项目,曾完成一部反映城市拆迁 的纪录片《大国无私房》。

当局对知识界中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 实质性打击,其实在今年六四前夕已经展 开:4月下旬著名女记者高瑜遭抓捕是当局 本轮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镇压的序幕。

高瑜今年4月下旬即遭抓捕,5月30日 就被批捕。高瑜系原中新社记者,后担任 《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为高瑜等人积 极地街头活动并通过报纸声援民运,该报 在“六四”后被取缔,而高瑜也身陷囹 圄。高瑜此前曾两度系狱,出狱之后依然 笔耕不辍。现为德国之声《北京观察》栏 目特约作者、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特约评 论员、香港明镜系刊物特约撰稿人。

而当局对今年六四研讨会的大规模抓 捕,明确显示了当局开始对自由知识分子 群体实行不同以往的强力镇压的铁腕政

八九“六四”25周年前夕,2014年5月 3日,10多位具有深沉的历史责任感的自由 知识分子聚集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先 生家中,举行了“2014·北京·六四纪念 研讨会”,呼吁调查六四真相,合理解决 遗留问题。

参加是次研讨会的有徐友渔、郝建、 崔卫平、秦晖、郭于华、胡石根、黎学 文、梁晓燕、刘荻、浦志强、王东成、吴 伟、野夫、张先玲、周枫等人,因事未能 到场而提交书面发言的人士有:陈子明、 贺卫方、慕容雪村、王小山等。他们中有 大学教授、学者、作家、律师、“天安门 母亲”和“六四难属”的代表。

会后,参加研讨会的浦志强律师、徐 友渔教授、郝建教授、胡石根老师和独立 作家刘荻女士都因参加“六四研讨会”在5 月5日和6日先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 罪”刑事拘留,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君 子事件”。

虽然参加六四研讨会被刑事拘留的五 君子之中,徐友渔、郝建、胡石根、刘荻4 人6月5日获取保候审,但是浦志强律师被 持续关押半年以后,最近竟传出被以多达4 项控罪起诉。对浦志强律师的欲加其罪, 可以看做是当局为展示其铁腕镇压决心的

而在9月14日凌晨一时许,北京警方从家带走了81周岁的作家铁流老先生,并将 其关进“铁笼子”里。可以说是当局警告是以此所有知识界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年纪大是丝毫不能阻止你被关进铁笼子里的。把81岁老作家关进“铁笼子”里,且绝不允许取保,展现出当局出不惧任何舆 论批评的流氓本色。

而铁流被关进铁笼子里的理由,竟然是所谓非法经营,就是指他编印《往事微痕》,这是一份发表老右派回忆文章的刊物,免费赠送。而经费以他自掏为主,也有少部分是右派老人赞助,没有从中赚钱。所谓寻衅滋事是指他写的“反刘云山”的文章。

而当局对著名NGO“传知行”和“立 人系”(立人村图书馆、立人大学)的全 面扼杀,对其领导与骨干的大规模抓捕, 是其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公开组织化努力 毫不留情的镇压。

2014年10月1日当局在北京对立人大学 总干事陈堃拘捕后,当局对独立的民间公 益组织扼杀及把其骨干成员的关进“铁笼 子”里的疯狂镇压,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

陈堃,字纯一,号秀实。一九八七年 生,祖籍陜西咸阳,现居北京。二〇〇五 年进入厦门大学法语系学习,后退学。在 厦大期间,发起思想交流沙龙「周五论 坛」,参与网络公益项目「益学会」,创 办信息服务网站「厦大讲座网」,还挑战 校园官僚为学生维权。多年来衷情公益, 尝试以自己的方式为高等教育变革做出努 力。二〇一三年秋,加入立人大学。

2014年10月9日凌晨两点,传知行创始 人、原所长郭玉闪先生被北京警方以涉嫌 寻衅滋事传唤,同日晚上10点被刑拘。现 关押在北京第一看守所。

2014年10月10日,北京传知行所长黄 凯平先生被北京警方从北京传知行办公室 带走后,至今仍无任何消息。

此次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镇压行动中 对知识女性的抓捕是令人震惊的,除上述 的高瑜和徐晓外,还有一位女作家寇延丁 也格外引人关注。寇延丁是于10月9日在北 京去五台山路上,被以“寻衅滋事”罪名 抓捕并刑拘的。

寇延丁,山东籍人,现居住在北京, 著有《可操作的民主》《行动改变生存》 《为公益而共和》《柔软改变中国》等 书,具体被抓捕仍然原因不详,但她的朋 友们认为,可能与他支持香港的言谈有

综上所述,中共当局的这一轮对自由 知识分子群体的镇压运动显示出与以往镇 压行动的不同之处:

第一、对自由知识分子的NGO组织如 传知行、立人系斩草除根式的扼杀;

第二、对80岁以上疾病缠身的老人也 毫不留情关进铁笼子里,“不许取保”洞 穿所有人道主义底线;

第三、对女性知识分子也毫不手软, 展现出“红卫兵治国”独特的野蛮特色。

毋庸讳言,面对疯狂的镇压,自由知 识分子正面临着八九六四以来又一次严峻 的考验,而我们相信,此刻大陆自由知识 分子的腰杆仍然是坚硬而笔直的。

□ 一读者推荐
 
4   [dokknife 于 2014-12-07 01:45:08 提到] [FROM: 209.]
未普: “反右”再现?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06 日 由 lixindai

习近平自登基以来,大兴文字狱,以莫须有的罪名整肃大陆知识界、舆论界和思想界。因此而被拘押、逮捕、审判的知识分子,已经举不胜举,最近再添新例。财新编辑、作家徐晓11月26日被北京公安局带走,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同天被拘押的还有立人乡村图书馆和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三人。

很多人想不明白。徐晓近六十岁,手无缚鸡之力,一生以诗歌、文章为伴,满怀慈悲与温暖,看重友谊、爱、正义和真理;连这样一个文弱女子,都能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刑拘,谁还是安全的?

是的,没有人是安全的,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想为中国进步做一点事,不肯附合党中央,那你很可能被政府当做危险人物。在这个政治环境下,人人都紧张、恐惧。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说,”能不恐惧吗?专政的利剑随时可能落下,对任何人,以莫须有的罪名,今天是别人,明天就可能是你我”。

进入2014年以来,中国文人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一位网友说,他身边有不少文人、学者、艺术家被”喝茶”、被跟踪、被监视、被捕;梁文道说,他在大陆的熟人中几乎有一半遭受厄运。而这些人都是中国最有理想和担当、最有救世责任、最正直的读书人。

这种状况还有愈演愈烈之态势。中共近期出台了一系列通知和文件,要求律师、教师、记者等必须首先忠于党,否则后果严重。中共中央在最新出台的关于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中,就要求高校要”牢牢掌握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强调”高校校长要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社科院要求要”确保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
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

更有甚者,《中国社会科学报》11月6日刊文”意识形态斗争研讨会:绝不允许砸共产党的锅”,充满杀气。文章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什么人,只要发议论,就不能背离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叫板;谁要砸共产党的锅,就要收回共产党给他的饭碗;对这样的人,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发现多少,处理多少。

这个充满杀气的研讨会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主持。该研究会近几个月以极左的姿态在舆论界大出风头。他们在10月份召开的座谈会上,大谈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在11月召开的座谈会上,则大谈意识形态斗争。他们向自由派直接叫阵,声称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对于那些公然反党又坚持不改的,必须作出相应处理”。他们还指名道姓称,某些党内民主派,像李锐、杜导正、贺卫方等人,挂著中共党员牌子,成天干的是毁党、毁社会主义制度、侮辱开国领袖的事情,应当把他们清除出党。

红色文化研究会的杀气,绝不是凭空而来。他们从习近平去年的”8.17″讲话,今年的”2.17″讲话,和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嗅出了新的政治动向,而”不允许砸共产党的锅”的提法也非他们所创,而是来自习近平。10月2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官方微博披露,习近平近期对意识形态工作再发重要指示:”绝不允许与党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要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打好主动仗,防患于未然。”

习近平的几个讲话,红色文化研究会的舆论造势,及大批文人被拘被捕,都证明,”反右”再现已经不是预言,而是现实。习近平政权用国家机器迫害敢言人士,动辄给他们扣上分裂国家、颠覆国家、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就像毛泽东当年用国家机器惩罚向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给他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一样。政治迫害正成为习近平治理中国的新常态。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用户名: 密码:
发表评论
评论:
[返回顶部] [刷新]  [给dokknife写信]  [温柔一刀客首页] [博客首页] [BBS 未名空间站]
 
Site Map - Contact Us - Terms and Conditions - Privacy Policy

版权所有BBS 未名空间站(mitbbs.com) since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