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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为人读后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12-03
更新时间:2014-12-03
浏览:811次
评论: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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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徐晓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警方带走(附:弱者的胜利- -徐晓作品《半生为人》读后)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01 日 由 qianren

中国女作家、财新传媒《新世纪》首席文化编辑徐晓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北京警方带走。

(德国之声中文网)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在微博上发出”寻人启事”,称11月26日女作家徐晓被北京市局预审总队带走,亲属在徐晓被带走24小时后才获知消息。亲属询问,警方给出的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目前这则微博已经被新浪管理员删除。

据维基百科”徐晓”词条中录入的信息,1975年,许晓曾被中国政府指控参加”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而入狱。她从1979年起发表散文和短篇小说。自1982年,从事记者、编辑等工作,为《今天》诗刊的重要编辑,著有《半生为人》等。

外界推测,徐晓被警方带走同民间教育机构立人遭官方肃整有关。立人官方网页自我介绍称,”立人乡村图书馆是一个民间教育公益组织,成立于2007年9月,总部位于成都。立人图书馆的工作方式是:在中国选择一些县级地区,在当地各界朋友的主动努力和配合下,逐步建立覆盖全县的公益图书馆网络,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系列教育、文化活动,从而拓宽本地文化视野,更新本地精神生活”。

2012年夏天,徐晓曾受到立人大学暑期学校的邀请。但当年夏天该学校的活动遭到官方禁止。

BBC报道称,立人大学的一些成员曾是传知行的研究员。但”徐晓与传知行的关系并不明确”。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办人之一郭玉闪今年10月被警方拘留。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去年遭官方关闭。

11月30日,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在微博上发表的”柔弱但却有温度”一文中写道:”我早就说过,真正的改革开放,真正的社会和谐,其实很简单,作为执政者不是一定要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放松紧绷的神经,放开紧握的拳头,给社会以正常的空间,还人民以正当的权利,实在是良善之举,也是明智之举。须知,依法治国的根本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尤其是要限制政府权力,而不是用法治民,更不能依想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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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胜利——《半生为人》读后

作者:高尔泰

在《半生为人》之中,那些陋室补丁粗茶淡饭、一扫琐碎凡俗宿昔晦气走向别样生活的人们,一个一个各不相同,又都审美地统一在一个意义的追寻之中。带着朝露的清气,带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一

近读《半生为人》,感慨万端。这是一个当年的幸存者,讲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们“从不怀疑中产生了怀疑”的初航。不是重新结集的号角,只是历史潮流的涨落之中,沉淀下来的一些个体经验。只是一个瘦小,纤弱,坐过牢的女人,在一个接一个地给亲人和朋友们送葬以后,带着一个孩子,在绝境中挣扎过来的苦难历程。

有了《半生为人》,徐晓已经无愧于生活所给她的苦难。 (张立宪/图)

没有凄厉的绝叫,没有剧烈的抗议,没有深长的悲叹。万千心事,凝成了这么一本,如此忧伤又如此美丽的意义之书。如同天问,如同长歌当哭。

我用“忧伤”一词,作者未必认同。我所谓的忧伤,是指人对于失去了的幸福的憧憬。在那荒诞残酷的年代,还有可以失去的幸福吗?有的,那就是叛逆——意义的追寻。荒诞残酷中的意义,就是对荒诞残酷的抗争。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原本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由于共同的追寻,得以在人海中偶然相逢、相知、相加持,相濡以沫。这种人际关系,在商业时代已经不可想象。

这所谓憧憬,可以说是一种思念的情感。直接地是对那些初航时分曾与并肩的水手们的思念;间接地是对一种被理想主义照亮了的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思念。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对于一种更高人生价值的思念。由于那种照亮生活的理想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人际关系现在已经杳不可寻,所以这个思念,或者说憧憬,就成了我所谓的忧伤。

以忧伤为基调,也就是以情感为主导,只听从心灵的呼声。这样的书写,只能是个体书写。不服务于任何共同主题,也不受制于外来指令或需要。因此个体书写,才呈现出无限丰富的差异和多样性,各有特点。

徐晓此书,就不同于,例如“孤岛张爱玲”那种。张爱玲面对的是无数细小蚤子(“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徐晓面对的是一头巨大怪物——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不仅面对,她还要抗争。以致她的个体书写,只能是一种群体意识笼罩下的个体书写。意识领域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历史性碰撞,使全书整体上形成了一个矛盾冲突的张力结构。情感主导的张力结构,作为符号,更像是诗,而不是戏剧。这是本书的特点。

我读《半生为人》,像是读一首长诗。幸福或者意义,都只能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得之。人在无过程状态中对于过程(幸福或意义)的憧憬,具有逃避现实的成分。对于已经逝去的“意义”的思念,首先是一种对当前强权横行无忌人们惟利是图的现实的逃避。真要回到从前,那份残酷惨烈,没人愿再次忍受。哪怕它可以有把握地换得,那种不幸中的幸福(或者说意义)也罢。

所以我说,这是一首忧伤的长诗。说来矛盾,正因为如此,我读此书的感觉,一方面是切肤之痛历久长存,一方面又得到一种审美的快乐,一种慰藉,甚至鼓舞。为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即使在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的残酷惨烈之中,也能创造出如此美丽、如此有意义的人生。难免要想一想,他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



这本书,比之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没有那么波澜壮阔。比之于齐邦媛的《巨流河》,没有那么源远流长。但书中的人们,各有其心灵的而不是履历的自我,独一无二,不可重复。他们在共同的宏观背景下展现出来的微观心理,另有其多维的广阔和纵深,标志着“个体”的存在。特别是在那个,智力在暴力面前、群体在惟一个体面前双重失能的时代,要透过无数被工具化、数据化、符号化了的公共面貌,发现个体的存在更难。

在无数没有面孔的“人们”中,作者首先找到的是自己:

“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里,我好像才意识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她曾经抗拒过这种疏离的意识,为了不能坚持“为信仰而献身的理想主义”,甚至说“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甚至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有失落之感:“如今,当年轻时的伙伴聚会散场之后,不管你是从怎样豪华的酒店或怎样寒酸的饭馆走出来,走在喧嚣或者沉寂的夜色中,你为什么会陡然生出一点儿向往……而当你咔嚓一声打开房门,走进你那仍然简陋或者不再简陋的家时,又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丝失落,为你日复一日面临着的琐碎而烦恼?”

不论信仰的是什么,这种对信仰或意义的需要(或者说缺乏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执著也罢,怀疑也罢,没有信仰也罢,这份严肃认真,都是对信仰负责的态度。“珍重不从今日始,出山时节千徘徊。”难道不是更加“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吗?

在那个强迫信仰的时代,不信仰就是犯罪,何况怀疑!她因此祸从口出,可谓性格就是命运。1975年,不到20岁的她,在一个严寒冬夜被电话叫醒,下楼接电话时,突然被一只肮脏发臭的帽子罩住眼睛,连袜子都来不及穿,光着脚板就被带进了阴冷潮湿的监狱。狱中无信息,甚至外面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四五”事件,甚至“四五”事件的一些被捕者关到了她所在的监狱,她都不知道。

那时的她,只不过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跟着感觉走的好奇女孩。作为政治犯被捕,在当时十分平常。在四壁大墙里孤绝,任性地乱想。两年多后出狱,又任性地乱走,结果走进了当年的《今天》编辑部。不管自不自觉,总是处在历史的前线。不管有意无意,总是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这,就很不平常了。

感觉,有时候,是比思想更深刻的思想。

她出狱时,正碰上历史的转折。满街大小字报,民刊如雨后春笋。对于非人处境的共同厌恶和对于别样生活的共同渴望,使“个人”们(工人,市民,大学生,待业知青,复员军人……)走到一起,形成许多松散的团体。自动的,志愿的,业余的,义务的。无机可投,无利可图,只有奉献,只有风险。但是都很乐意,带着冒险的兴奋。

《今天》编辑部,同样不例外。她写道:“条件虽然艰苦,做自己喜欢的事大家都觉得很神圣。”那份有所追求的快乐,那份非功利、无目的因而是审美的人生境界,现在到哪里找去?在《半生为人》之中,那些陋室补丁粗茶淡饭、一扫琐碎凡俗宿昔晦气走向别样生活的人们,一个一个各不相同,又都审美地统一在一个意义的追寻之中。带着朝露的清气,带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那些当年投身于《今天》、各有才华个性而不为人知的人们,周郿英、赵一凡、史铁生、鄂复明、李南、崔德英、王捷、刘羽、田晓青这些名字在书中的出现,让我真有一种,“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觉。

老版《半生为人》书影,新版将于2012年5月份推出



赵一凡。一个残疾人,英年早逝。“文革”时不辞酷暑严寒,奔走于北京各个院校,选录大字报,收集小报、传单和当时难得一见的地下文学作品,还有禁书。细心地分类编号,抄写翻拍,予以保存,十年如一日。“我不知道,”作者写道,“一凡当年收集这些资料时有什么打算,但像他这样当时就懂得这些资料的价值,并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凡拄双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属支撑着,一条腿在地上拖着几乎抬不起来,可以想象……(他做这些事)多么吃力,多么辛苦,除了一凡谁能有这样的执着和细心?”

这成吨的珍贵资料,在一凡被捕时没有失去,是一个偶然;他死前立遗嘱要把它交给作者处理,作者因为坐月子未能及时知道,是一个偶然;知道时已经被一凡的保姆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无处追寻,更是一个偶然。这些偶然因素的随机遇合,惊涛骇浪摄魄揪心的程度,不亚于宏观历史的突发事变,更不是任何一个雨果或者任何一个狄更斯虚构得出来的。我们在痛心疾首之余,甚至已经没有力气为它偶然地得以留下些少劫火余烬,而额手庆幸。

余烬之一是,“文革”以后《光明日报》发表遇罗克的《出身论》,原文就是一凡提供的。我不知道血腥污泥深处,埋葬着多少遇罗克这样的人杰和《出身论》这样的好文。我感激由于一凡,我们得以见其万一。但是书中一凡,仍然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他那面对陌生人时的腼腆失措,白床单下显得有些怪异的畸形,以及虽坐牢也没有改变的、不同于“正统”的共产主义信仰,协同地组成一个整体——他这个人。我们的信仰可以和他不同,我们可以奇怪他为什么如此执著,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因此减少,对于他的爱和尊敬。

作者的另一位朋友史铁生,也是残疾人,也是英年早逝。我读此篇,印象最深的是他和作者的相逢:荒凉的1974年,在荒凉的地坛公园,各自读书的两个陌生人,偶然交谈起来,她有些在当时看来的反动言论。他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不怕我告发你?”她说,“这里没证人,如果你告发,我就全推到你头上”。“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作者写道,“这样的一种友谊,在那个亲友间也只能用手握得紧一点儿来表示心照不宣的年代,几乎不可想象。只有在充斥着苍凉伤感的自然气息的地坛公园才是可能的。”

在那个用假话套话交往是生存条件的时代,说真话是心灵的呼吸。心灵,只要是自己的,就是活的,就需要呼吸。对于拥有自己的心灵、即拥有个体自我的人们来说,只要有机会在某处单独相对,那个某处就有可能成为地坛公园。就在这同一年,作者遇到东海舰队的海军军人郭海、安晓峰、杨建新……才知道军人也是人,也有大于安全需要的说真话的需要。她把他们作为体面的朋友介绍给了一凡,直到被一网打尽。



作者和她的丈夫周郿英,是在《今天》编辑部认识和相爱的。结婚不久,周重病住院,多年辗转病榻,终于痛苦死去。

她是无神论者,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除了求神拜佛,想尽办法,什么手段(包括贿赂医生)都用上了:争取到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最好最昂贵的药品……无法上班,还要照顾好儿子。奔走于家和医院之间,身心俱疲,以致“一直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

这一切都是白费,她为此深深地自责:“我一直以为,我吃的苦是他的疾病的结果,我愿意承受那结果。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他所受的苦是我的努力的结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承受那结果。”事实上,他的痛苦也就是她的痛苦。如果早知道是白受的,谁都愿早些结束。首先是为对方,其次是为自己。在无穷的思念中,她给他的在天之灵写道:

“……也许,只有你知道,我讲述的这些,都是事实。但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全部的真相是,我为你活着而拼尽全力,同时我也祈祷别的。那‘别的’我不能告诉你,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不知你是否记得,就在我们等待了五个多月的手术的前一天,我突然失踪了一个上午。我回到医院时,你刚刚用剃须刀在小腹部做完备皮。你虚弱得连说话都困难,我却把你一个人丢下。我去哪里了?你问我,我说,去办点事儿。但眼睛不肯看着你……现在我告诉你,那天我去了北京城南道教寺庙白云观,我在每一尊神像前放上几炷香,放下一些钱,然后虔诚地下跪,磕头,乞求神保佑你手术成功。同时,我还乞求,如果手术不成功,保佑你尽快解脱……我发誓,你少受点儿罪是我希望你尽早解脱的惟一理由!但是,你相信吗?其他人相信吗?我自己相信吗?事实是,你病着,我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时间、金钱、儿子的成长、我自身的向往……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煎熬会延续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八年……”

笔力千钧,使人灵腑为撼。

无神论者烧香磕头,慌不择路惊心动魄。她这样做的理由,即使不是惟一的,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指责她。那样的指责是以理杀人。她对以理杀人的文化的恐惧,是显现在深层心理学中的深层历史学,并不是毫无根据。在以理杀人的文化中,个人的孤独无助、绝望挣扎都不在话下。一种能够把这种不在话下的残酷性充分表达出来,使人感同身受的文字,不管多么平淡,都是奇文。

奇文自然天成,文字全无藻饰。汗腥气、泪腥气、血腥气、监狱里阴冷的湿气,医院里陈旧的药水气,昏暗灯光下印刷民办刊物的油墨气,小街上的烧饼的香气和粮票的浊气、老旧四合院里随着沙哑歌声唱出来的酒气……汇成一股真气,兼具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英国美学家鲍桑葵所说的“艰难的美”、“广阔的美”和“错杂的美”。我想这就是所谓“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吧?



“有朋友曾说,”作者写道,“我的写作美化了生活。为此,我曾想给这本书命名为‘美化,直至死’。与其说是想回应这善意的批评,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孤绝。作为人,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当你在任何角色中都面临困境的时候,你怎样论证活着的正当性?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你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然而我们终于还是活着。所以我写作——正如史铁生所说,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

这个回答中的虚无主义情绪,虽很模糊,但是渗透全书。这是我的主观感受,很可能作者不会同意。

理想主义者也可能有虚无主义情绪吗?有的。我们在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之中看到过,在章太炎的“五无”言说里看到过,在鲁迅的许多作品、特别是《野草》诸什中看到过……并不陌生。凡理想,都有个现实的前提。奴隶理想自由;屈辱者理想尊严……都是历史中的自然。无前提“主义”,不过是一个空筐。谁都可以装进任何他所希望的、可能的和不可能(如乌托邦)的东西。什么也不装,让它空着(如佛陀老庄),也可以,不一定就不好。

变可能(或不可能)为现实,这就是意义的追寻。追寻就是意义,过程是意义的现实。过程的终结如果不能成为新的追寻的起点,那就会归于虚无。所以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两个貌似相反的东西,实际上走得最近。个体逃避虚无,往往逃入群体(宗教、国族、组织等等)。群体无路可逃,往往陷入混沌(犬儒生态、丛林法则等等)。在这里,理想主义的徐晓,也还是“出山时节千徘徊”。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常常在写作中踌躇”。

踌躇的结果,是删除了不好的东西,留下了好的东西。“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惟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有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多么重要。”

踌躇,是为他人着想。

为后来的人们——因为爱。

为需要被删节的人们——因为悲悯。

因为对别人重要,所以对自己重要。

别人比自己重要,这就是群体意识。

徐晓的爱和悲悯,植根于天性,本来属于个体。但同时,这样的天性,又使她的群体意识压倒了已经觉醒的个体意识。她力求用理想主义的精神价值,去照亮历史无序背后的黑暗。她愿意在宇宙抹去人类文明的一切痕迹之前,把没有爬满蚤子的袍,留存给后来的人们。

这使我想起杰克·伦敦的《女人的刚毅》:在酷寒的克朗戴克,一对男女在无边无际、不见人烟的冰天雪地里艰难跋涉。干粮有限,每天平分少量,终于还是吃完。帕苏卡饿死前,把一袋干粮给了理查。那是她每天从自己的一份中偷偷地省下、偷偷地藏着的。

这样的爱,当然伟大。这样的意志,当然超强。但这伟大和超强,却是以超弱——死亡来标志的。形而下的事实属于个体,形而上的价值属于群体。据说群体和个体应当统一,我也这么想过。但是我不知道,这矛盾该怎么解决。

不能解决。任何解决方案,其程序设计都必须通向可以操作的政治-社会利益的强制性分配。如所周知,政治人物的行为及其后果,常常和所持的或者所宣称的价值原则背道而驰。一个非政治的(至多只是一个“不够资格的政治犯”)独立个体,一个但知有道不知有术的纯粹理想主义者,只在精神领域、只在价值观的层面上寻找,是找不到出路的。面对历史中的自然——这个现代丛林,难免和虚无主义相遇:

“谁爱得最多,谁就注定了是个弱者。”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价值何在。”“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存在。在他们身上,构成遗传的染色体已经变异了。无法理解不是他们的错。”

既然如此,既然我们的精神财富到后人手里必然贬值,我们创造它的努力岂不是无效劳动?血腥暴力荒诞滑稽等等,是我们的(不是抽象的)理想主义的前提,把它留给后人作为历史判断的参照系,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温暖打造平安,比之于删除,岂不更好?还有,删除了故事,还有“从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吗?

虚无主义这个怪物,原本与徐晓无缘。我想象,还没有完全走出群体意识的她,在个体性写作中与之狭路相逢,一定有些错愕,有些失措(也不完全是想象,因为她已经说了,她在写作中踌躇)。

为逃避这个怪物,她稍稍进入了童话——我觉得。



血腥和荒诞是那个时代的基调,书中提到的部分,已经残酷到让我们有切肤之痛,已经残酷到哪怕只删除掉一个小小的细节,都会减轻我们的沉重。这些都没有删除,不知删除了什么?荒诞感是一种至为难得的天赋,它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也造就了海子和残雪。有感于荒诞而又删除,不知是怎样的荒诞?我不敢要求别人把自己不忍看不敢看的东西摊出来晾,那种要求本身就是残酷。但是那杯苦酒,一个人咽得下去吗?

咽不下去,所以删除。从这删除,我看到了一种人性中的神性——爱和悲悯;也看到了一种人性的软弱——无力感和恐惧。

这样的所谓的美化,带有逃避现实的性质。逃避,是弱者的天赋本能。正如狼有尖牙鹰有利爪,羚羊和兔子有跑得飞快的腿。托尔斯泰说他读安徒生,读了几遍才发现安徒生的孤独和软弱。安徒生以为大人都没有同情心,所以他只向小孩子说话。小孩子更没有,但他假定有,这是弱者的任性。我读到那些话时,也是个小孩子,坐着想了想,没想出个什么来。今读徐晓书,想起那段话,忽然懂了。对于一个陷于“无可奈何的孤绝”的弱女子来说,还有比童话更好的避难所吗?

遗憾的是,她终于没有逃脱。出狱20年后,她从北京到太原探望曾经同案的朋友,企图重温当年的旧梦。舞台换了布景,角色各已转型。“没有期待中的彻夜长谈,没有想象中的无边畅想,”她写道,“不知道是我们老了还是社会变了,我常怀疑,以后是否还存在当年那样的人际关系?”已经不再存在,还要怀疑一阵,这种精神领域的克朗戴克,是另一种形式的“幸存者的不幸”。安徒生纯粹的个体写作,让他逃跑得像飞。徐晓带着群体意识的个体写作,只能一如当初,“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逃不脱铁铸的现实。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她的幸运。在那个无数人没有任何交流空间,只能默默地忍受窒息的时代,她已经享受过了真正的人际关系。冥冥中似乎还是有一种公平,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这么一本,忧伤而美丽的、震撼人心的意义之书。

这里所说的意义,是个体存在的意义。在意义这东西已经被解构得片瓦无存的今天,更有其特殊的价值。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个体精神的价值。作为这个意义与价值的自我赋予者,徐晓已经无愧于她苦难的“半生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只怕配不上他所受的苦难。徐晓可以免于这种恐惧了,因为她已经有了这么一本,永远的《半生为人》。

“永远”二字,我不是随便说的。特别是,在前面提了那么多问题之后。在文学中,一种信念,一种情绪,一种自我赋予的意义,只要是真诚的,美的,就是绝对的、永远的。不要问正不正确,那是科学的问题。科学在证伪中进步,“正确”也不会永远。牛顿、托勒密早已过时,但是古神话和安徒生们还生气勃勃,并且不存在被现在和将来的天才超越的危险。

鲁迅无碍于韩愈,海子无碍于李白。文学的领域是孤峰的森林,里面没有巨人的肩膀,只有或大或小永远并存的孤峰。哪怕只是一首诗,一则寓言,一篇散文,作者佚名。只要真好,且与众不同,都可不朽,成为永远的孤峰。

《半生为人》也是,这是弱者的胜利。

□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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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1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12-10 14:49:02 提到] [FROM: 209.]
英顺:“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 -胡娜事件随想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 由 guzheng

当年出走美国的网球选手胡娜,日前回到中国访问,尽管当局十分低调,亲共媒体环球时报等等仍然对其大加挞伐。说她当年叛逃祖国,引起国际社会轰动,给国家形象造成极大负面影响。尤其申请政治避难侮辱自己国家,象把锋利匕首深深刺在祖国心上。母亲祖国后来没再追究,但是国人至今唾弃她的背叛祖国行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绝不原谅叛国者云云。

看到这些无良文痞至今仍然卖力散布这种极左洗脑陈词滥调,真是令人感到时光倒错,所谓背叛祖国伤害国家形象等等,直把大陆民众当作牛马愚民看待。众所周知二百年前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载明,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 13 条也明文规定: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他自己的国家,并且有权返回他自己的国家。这些宗旨已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公认国际人权准则。一个网球球员追求自由幸福离国出走,怎么能够罗织成为背叛祖国罪名呢?而一个强盗专制政府,残酷无情对待自己人民,政治庇护事件常有发生 (酷吏王立军之辈也都寻求美国庇护),人权记录全球臭名昭著,这种流氓国家还配谈论什么国家形象吗?

“祖国母亲不再追究”,御用文人竟也有脸说出这种浑话。中共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能代表祖国母亲(中国)吗?中共政权只不过是霸占统治中国的一个王朝罢了,这个王朝正在糟蹋这个伟大国家的土地环境,荼毒这个伟大国家的善良人民,破坏这个伟大国家的道德遗产。这个王朝正在受到人民激烈反抗,很快就要被赶下中国历史舞台,一个非法政权又有何资格代表中国呢。早先曾有香港爱国人士集会期间公开焚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当众直陈五星红旗“不能代表中国”,因为这面国旗象征一个暴力流血独裁政权,现在越来越多大陆人民不也正在这样想吗?

国家主权从来就是统治者才享有的特权,对于非民主国家的人民而言,根本就不存在自己的国家这个东西。因为在专制国家里,人民是被统治阶级,是奴隶,王朝权贵是统治阶级,是奴隶主,奴隶没有公民权利,当然也就没有自己的国家。在奴隶眼里,所谓的国家,不过就是奴隶主的天堂,所谓的法律,也不过就是保护奴隶主特权的律文。在奴隶主的国家里,奴隶得到的只是锁链与奴役,国家对奴隶而言,意味着奴隶主可以任意杀戮和处置他们的生命财产。只有极其愚昧无知的奴隶,才会糊涂地把奴隶主的国家当成自己的国家。

中国封建时代百姓懵懂迷信,相信“君权神授”“奉天承运”之类蛊言,朝廷国家不分,误把皇帝的国家当作自己国家,认同自己就是王朝臣民,肝脑涂地忠君爱国。直到近代方才辨析两者不同,体认现代公民不能容忍王朝统治。正如梁启超所指,中国所以积贫积弱,根源之一就是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以致爱国之心没有用在正确地方。柏扬也曾说过,我们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的母亲。所有的王朝只是中国的王朝,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

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一个王朝 (大概是最后一个)。毛氏本人清楚知道国家与政权不同,他曾说过,“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为了战胜蒋家王朝建立自己的国,中共宁可消极抗日也要保存实力。建政以后他把中华江山贪为己有,当作自家私产经营。为了巩固毛氏天下,转而利用百姓封建传统,强化愚民教育,故意将中共政权和国家混为一体,诱骗人民接受红色王朝的统治,鼓动一帮御用文人造谣蛊惑什么“祖国就是母亲,母亲也会犯错误”“儿不嫌母丑”之类胡言乱语,把个流氓政权披上一圈神圣光环。

爱国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当今时代,人们所爱的国家应该是全民的国家,而不是少数红色权贵强加给他们的国家。港台新生一代关心政治思想活跃,国家政权政党分得非常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共的国家,而不是中国人民的国家,它不能代表中国,它的形象与中国人民无关,它的成就也与中国人民无关。越来越多大陆国人,渐已明白天下为公这个道理,开始厌恶反感这个腐烂透顶的红色恐龙王朝,其中关心天下兴亡者,如果问之以国家归属,相信其必曰: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而不以当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为荣。
 
2   [dokknife 于 2014-12-09 22:33:37 提到] [FROM: 209.]
西坡:农民工不需要关爱!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07 日 由 lixindai

今天在朋友圈看到一篇阅读过10万“正能量”文章,我决定任性一次,全文复制,如下:

  《当漂亮女列车员来查票,令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

  在火车上,一个很漂亮的女列车员,盯着一个民工模样的中年人,大声说:“查票!”
  中年人浑身上下一阵翻找,终于找到了,却捏在手里。
  列车员朝他怪怪地笑了笑,说:“这是儿童票。”
  中年人憋红了脸,嗫嚅着说:“儿童票不是跟残疾人票价一样吗?”
  列车员打量了中年人一番,问道:“你是残疾人?”
  “我是残疾人!”“那你把残疾证给我看看。”
  中年人紧张起来,说:“我没有残疾证,买票的时候,售票员就向我要残疾证,我没办法才买的儿童票。”
  列车员冷笑了一下:“没有残疾证,怎么能证明你是残疾人啊?”
  中年人没有做声,只是轻轻地将鞋子脱下,又将裤腿挽了起来———他只有半个脚掌。
  列车员斜眼看了看,说:“我要看的是证件!是残联盖的钢印。”
  中年人一副苦瓜脸,解释说:“我没有当地户口,人家不给办理残疾证。而且我是在私人工地干活,出了事之后老板就跑了,我也没钱到医院做评定……”
  列车长闻讯赶来,询问情况。中年人再一次向列车长说明,自己是一个残疾人,买了一张和残疾人票一样价格的票……
  列车长也问:“你的残疾证呢?”
  中年人说他没有残疾证,接着就让列车长看他的半个脚掌。列车长连看都没看,他不耐烦地说:“我们只认证不认人!有残疾证就是残疾人,有残疾证才能享受残疾人票的待遇。你赶快补票吧!”
  中年人一下就蔫了。
  他翻遍了全身的口袋和行李,只有几块钱,根本不够补票的。他带着哭腔对列车长说:“我的脚掌被机器轧掉一半之后,就再也打不了工了,没有钱,连老家也回不去了,这张半价票还是老乡们凑钱给我买的呢。求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列车长坚决地说:“那不行。”
  那个女列车员趁机对列车长说:“让他去车头铲煤吧,算做义务劳动。”
  列车长想了想说:“好!”
  中年人对面的一个老同志看不惯了,他站起来盯着列车长的眼睛,说:“你是不是男人?”
  列车长不解地说:“这跟我是不是男人有什么关系啊!”
  “你就告诉我,你是不是男人!”
“我当然是男人。”
“你用什么证明你是男人呢?把你的男人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周围的人一下笑起来。
  列车长愣了愣,说:“我一个大男人在这儿站着,难道还是假的不成?”
  老同志摇了摇头说:“我和你们一样,只认证不认人,有男人证就是男人,没男人证就不是男人。”
  列车长卡了壳,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应对。
  那个女列车员站出来替列车长解围,她对老同志说:“我不是男人,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好了。”
  老同志指着她的鼻子,说:“你根本就不是人!”
  列车员一下暴跳如雷,尖声叫道:“你嘴巴干净点!你说,我不是人是什么?!”
  老同志一脸平静,狡黠地笑了笑,说:“你是人?那好,把你的人证拿出来看看!”
  四周的人再一次哄笑起来。只有一个人没笑,他是那个只有半个脚掌的中年人,他定定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切,不知何时,眼里噙满了泪水,不知道是委屈,是感激,还是仇恨……

  因为他们是农民,他们只靠种地养不活一大家子人,于是他们进城,你们叫他们农民工。

  因为他们没有文化,找不到轻松的工作,便只能去干一些又脏又累又危险的被你们看不起的体力活,用他们一双双手、造起你们一幢幢的办公楼。

  他们没有你们的那些保险、他们甚至不知道出了事故要找谁去索赔,那些被你们看不起的农民工,他们才是最伟大的人,他们纯朴,没有你们久居社会的狡诈。

  当你们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玩着电脑时,或许他们正在工地楼顶顶着太阳加班,心里还在想着多赚点钱给孩子买几本好的辅导资料、给妻子添几件新衣服……

  他们的人格岂能任你们那些无知的人去践踏?

  看完之后,你有没有热泪盈眶?我没有,相反,我感到有点恶心。不仅是这篇段子文对农民工收入水平的诋毁(老乡凑钱只买得起站票),也不仅是其中的逻辑硬伤(列车长可以掏出身份证证明是男人),主要在于,我厌恶这种“关爱农民工”的调调。

  对农民工的“爱”和歌颂,泛滥于整个网络。微信上有上述鸡汤文广泛流传,糗百上也不断涌现一类热门照片,图中农民工一身邋遢地缩在公交车的角落,发布者说“他担心把座位弄脏于是一直蹲着”,点赞党人纷至沓来;或者是一个农民工在工地默默干活的背影,发布者说“这才是我心中的英雄”,热血青年奔走相告。

  但是,农民工不需要关爱!农民工不需要同情!农民工不需要你们假装不嫌弃!

  这个社会欠农民工的,绝不是几滴眼泪;对农民工最大的伤害,绝不是几个冷漠的眼神。如果说歧视,没什么比“农民工”这个词本身更具歧视性的了。没有“城市工”“大学生工”,为什么要有“农民工”?初中辍学出来打工,一天地没种过,也是农民工,凭什么?但这也不是问题的关键。

  政策的歧视与权利的缺失,才是对农民工最大的伤害。当政府公然“清理低端人口”,你们的热泪在哪里?当政府一边拆除打工子弟学校一边收紧入学政策,你们的关爱在哪里?

  “他们不知道出了事故要找谁去索赔”,他们要不到工资只能去跳桥。你们觉得,歌颂他们的“纯朴”与“伟大”,他们就幸福了?他们穿得脏兮兮地去坐公交,你觉得是应该呼吁人们不要嫌脏,还是应该关心下工地的洗浴设施?

  用同情心代替制度批判,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懦弱。温情脉脉是在最特么无用的情绪。你眼睛湿润着转一篇篇“正能量”,但你朋友圈里有一个农民工吗?

  农民工得到的关爱还不够吗?每到过年期间,全国各大电视台不都满满的关爱吗?关爱如果有用,为什么要没完没了?

  泛滥的关爱与榨取性的制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哪里的关爱最多?俄国沙皇对农奴满满都是“父爱”,金三胖是全朝鲜人民的暖男。你爱要你去啊。

来源:毒舌的毒
 
3   [dokknife 于 2014-12-09 10:41:13 提到] [FROM: 209.]
郎咸平:拜金主义,30年腐蚀掉了中国人的灵魂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08 日 由 lixindai

电视媒体有点意思。你看前些年是全民选秀,有一段时间是全民KTV,这段时间是全民相亲。相亲节目就是三大电视台的“三国演艺”,一个是《为爱向前冲》,一个《非诚勿扰》,一个《我们约会吧》,都各有各的高招,各有各的吸引眼球的方式,但它们的节目谈论的主题不是性,就是钱。

相亲节目产业链相亲节目中最火爆的《为爱向前冲》17天就被废掉了。其实电视台本身才是罪魁祸首。例如,主持人说,“哎呀,这个人好有钱,我赚的薪水只能买这个人的一个车轮”,这不是误导吗?主持人讲出这么恶心的话题,目的是什么?当然也是高收视率了。高收视率对电视台和他个人都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好处多了,包括个人奖金、冠名权、广告费等等。

相亲节目的后面就是非常长的一条产业链,相亲节目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且又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影响着这条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的利益。电视台只要扭曲这个环节,过去别的节目所得不到的一切,就都能够得到。这就是相亲产业链的扭曲,这才是真正问题。

相亲节目中第二火爆的是《非诚勿扰》。这个节目把富人和美女的因素放大了,极端化了,这种话题只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价值观的扭曲。

《我们约会吧》基本上是俊男美女,富男美女好像不多,这个节目大概是这三个节目里面情况比较好的,话题没有那么露骨,所以它的收视率也是三个节目中最差的。

做个横向比较,节目越露骨地谈论财富、性、拜金女,节目收视率就越高。这已经不是一个节目的问题了,也不是拜金女的问题,而是因为整个社会孕育出这么一条拜金产业链,这些节目只是为了迎合社会的这些需求。这些相亲节目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就是因为他们把遮羞布给揭下来了,让嘉宾们“裸奔”,让全社会都“裸奔”。

这时就突然跳出来一群伪君子道德家说,“哎呀,你们不能这样,赶快把遮羞布挂回去吧。”我们的媒体,平面媒体也好,网络媒体也好,开始一起痛打“落水狗”。我平时真没看出中国有这么多道德无比崇高、心灵无比圣洁的人,怎么有了这么个事儿,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冒出来了,这实在让我感到很纳闷。我们整个社会出现了重大危机!而竟然是想拿一块遮羞布,把这个危机给盖上,而不是从根本上面对这个危机,解决这个危机。

寻求拜金主义成因

我们现在对相亲节目进行整改、整风,也只能改造这些“树叶”。那“树木”呢?“森林”呢?你改得了吗?所以《非诚勿扰》的主持人在这次整风运动之后就为自己辩护,他的话说得很到位,他说:“我们中国人已经麻木到了连真假是非都很混沌的状态,听惯了假话,还听得那么顺耳,我可以说,全世界找不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全民性地对金钱和物质的渴求和贪婪,能超过今天的中国人。但是我们在任何场合下,都挺正经,所以说当女孩子在台上说她们想要宝马,想要房子的时候,我们反而觉得受不了。”

所以,我们该去寻求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社会,真实原因是什么?然后寻求到更加到位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简单地再次盖上遮羞布。找回竞争力:灵魂!其实,对于人来说,金钱永远不是第一重要的东西,但永远是第二重要的东西,所以拜金无罪。但是拜金有一个前提,你得找到第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你的“灵魂”,这个灵魂也许是真爱,也许是正义,也许是良心,也许是其他品德。每个人都必须追求灵魂,不然的话,拜金就会变成一个怪兽,毒害我们的下一代,从而使我们的下一代成为没有灵魂的拜金主义者。

美国福克斯(FOX)电视台在2003年推出了一个电视节目《谁要嫁给百万富翁乔伊》。节目里说乔伊继承了一笔100万美金的遗产,因此深受女士们的喜爱。节目安排了很多女人跟他约会,最后层层选择,剩下一个看起来真心爱他的女人。最后主办单位却对这位女士说声对不起,乔伊不是百万富翁,这一切都是虚构的,他是一个穷光蛋。这个时候对这位女士来说,就是个考验了。你说你嫁不嫁?如果你不嫁的话,就代表你是拜金女。你嫁的话,就要嫁个穷光蛋。对于我们现在这些很大方地承认就嫁有钱人的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可为难的,不嫁就是了。可是这个女的到最后还是选择嫁给乔伊。嫁了之后,栏目组竟然奖励给这对新婚夫妇100万美金,结局是大家皆大欢喜。

这个节目是福克斯电视台开播以来收视率最高的一个节目,但它不像我们的相亲节目,只提倡粗俗的拜金,而是透过这样一个过山车式的情节,提倡了一个正确的婚恋观,这就是我说的灵魂!这就是电视台自身的创作能力和品牌。其实,我们电视相亲节目的母版是英国的一个节目,叫《take me out》。咱们这些节目都是原样抄袭人家的。例如人家的节目做短片,咱们也做,但是境界却完全不同。这使我想起全球最伟大的娱乐公司迪斯尼,我们总认为创意是迪斯尼的核心竞争力,但是迪斯尼的回答却是“No”。迪斯尼乐园表面上看是创意能力,骨子里却是透过电影诠释温暖、善良、爱、关怀、同情、勇敢、悲悯的朴实情感,从而构建了一个灵魂。所以迪斯尼能成为全球500强、品牌价值世界第六的公司。此外,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杂志叫《读者文摘》,我们总认为《读者文摘》之所以畅销,就是因为其故事曲折、离奇、感人。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读者文摘》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读者文摘》追求一个理念,一种当人类遇到艰苦的环境时所显现的那种坚韧不拔、奋斗不懈、互相帮忙的特殊精神,这就是《读者文摘》的灵魂。

来源:微信历史派
 
4   [dokknife 于 2014-12-09 10:32:35 提到] [FROM: 209.]
吴称谋:中国社会为什么道德堕落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09 日 由 qianren

道德堕落必然导致各种形式的腐败,同时腐败又促使道德更加堕落。腐败是任何专制政权下的必然现象,中共搞一党专政就是一个权力腐败集团,一个早已腐败堕落了的“有产权贵阶级”。毛时代主要是权力腐败,毛搞独裁就是最大的权力腐败分子。邓以后是多种形式的腐败并存,到江胡时代的腐败已经深入社会的各阶层和领域,到习李时代腐败已深入骨髓,靠照照镜子、洗洗澡、做点表面文章,而不从制度上进行彻底改革,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会使腐败和道德堕落日趋严重,一发不可收拾。

儒家经典《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曾经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理念。如今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还存有这样的办学理念呢?由美国庚子退款建立起来的清华大学,可以说是中国的最好学府之一,曾经为近现代中国培养出了大量的杰出人才。在中共建政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知名的清华、北大逐渐成了中共权贵们以读在职研或其它继续教育的名义来续圆学位梦的主要学府,其目的是要获得一个名牌大学的学位证书为以后的仕途高升贴金、铺路。中国古代的“学而优则士”,如今演变成了“士而贵则博学”了。

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高校追求经济效益与官场“士而贵则博学”的双重需求,权贵们才得以有机会在清华、北大等知名学府继续深造,同时也给所在学府带来了非常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目前,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的顶尖学府成了中共权贵们获取虚假文凭的主要对象。权贵们既要在官场日理万机,有些既要忙于敛财和包养情人,又要埋头苦读学位,是否能轻松做到熊掌和鱼同时兼得?既然他们的智商并不比常人高,那么在教育和学习的质量上必然会产生夹生馒头的现象,文凭或证书的含金量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中国还是一个以权为本的等级社会,从中央到地方不同级别、不同领域的公权滥用、私用的现象比比皆是,只不过是这种现象在文化教育领域表现出的一种奇怪现象而已。

根据国际高等教育及人力资源研究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QS)公布了2013年—2014年度世界大学排名。在亚洲,新加坡国立大学列第24位,香港大学列第26位,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于1963年)列第39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前身是1981年成立的南洋理工学院,1991年更名至今)列第41位。中国大陆有着五千年文明,十三亿人口和两千多所高校,且还有“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三个代表”,拥有百年历史的北大和清华曾经是那样的辉煌鼎盛,蛮声海外,硕果累累,如今却分别位列第46位和第48位,而且是仅有的两所进入了前50名。这是中国教育的骄傲还是耻辱呢?正是中共建政后教育理念的极度不合理,再缘于改革开放后上述这种狼狈为奸、道德堕落的双向需求,这不仅损害了清华北大等学府的荣誉,更严重破坏了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

道德堕落必然导致各种形式的腐败,同时腐败又促使道德更加堕落。腐败是任何专制政权下的必然现象,中共搞一党专政就是一个权力腐败集团,一个早已腐败堕落了的“有产权贵阶级”。毛时代主要是权力腐败,毛搞独裁就是最大的权力腐败分子。邓以后是多种形式的腐败并存,到江胡时代的腐败已经深入社会的各阶层和领域。当今习李时代腐败已深入骨髓,仅仅是照镜子、洗洗澡,搞表面功夫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简单考量中共历史上的诸多领导者和高级干部,很多都不是有道德者,甚至是伪君子和道德的败坏者。

既然道德堕落与腐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腐败又与专政意识形态有必然联系, 那么中国近几十年的道德教育的缺失与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当今的道德堕落与中共的意识形态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本文试图从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中共意识形态的两方面来探讨目前中国社会道德堕落的原因。

一、近代文化运动的脱轨

1919年爆发了“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是由接受过新式教育的胡适、鲁迅、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发起的。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刊物,提倡科学与民主,被称之为“赛先生”和“德先生”来批判传统的儒家文化。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开始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共产主义信仰开始在中国的中层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随后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最终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是无神论,它没有对宇宙基本法则的敬畏,没有道德的约束,没有心灵的探索,更没有人权的概念,只有斗争的思想和阶级的仇恨以及暴力革命的理论。马列主义的理论不是以自然人的基本人权为出发点,而是以模糊的阶级群体为主要分析对象。然而,道德主要是建立在个体的基础之上,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忽视道德甚至是反道德的。维尔纳•桑巴特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所有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他的反道德倾向。全部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没有丝毫的道德成分,因此,既没有道德判断也没有道德假设。”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既然马克思主义不提倡道德,中共从建党伊始又没有很好地吸收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知耻近乎勇”,“宽恕”等有益的基本道德观念,所以在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在阶级暴力革命思想的指导下,一切革命行动都是为了夺取政权的需要。不管是苏共、中共或是柬共曾经都是充满着阶级仇恨,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杀一个人犹如宰杀一只牲畜,杀人不仅有理由,而且还有阶级正义感。

1949年以前,虽然战乱不断,民众饥寒交迫、颠沛流离,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还是多少受到了一些混杂的旧式儒家道德教育和西方新式教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出要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乃系恢复固有的道德”;以宋氏等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士绅,还有很多有幸受过西方教育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很多热衷于信仰基督教;国民政府以蒋介石、宋美龄为代表提倡新生活运动,蒋在《人格与革命》中提出“亲爱精诚”,“礼义廉耻” 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蒋还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中借用春秋时代管仲的名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 在20世纪上半叶,这些新的文化、宗教及道德教育在国统区本来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但随着国民党政权败退到台湾,在大陆残存的社会影响迅速地消失殆尽了。

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曾经提出过“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就是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值得指出的是,它与马列主义的阶级理论是相冲突的,与中共建政后把部分民众划分地富反坏右也是矛盾的。因此,李大钊的道德观随着他的过早牺牲对共产党的影响微乎其微。曹学恩认为,毛泽东的道德原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人为民服务是毛泽东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革命集体主义是中国革命道德的基本原则。”从中国当代史来看,毛泽东的道德观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由于忽视人性的弱点而变得很不切实际。毫不客气地说,毛本人就根本没有做到。再说道德修养主要是针对自然人而言的,毛说的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所以中共讲革命道德是虚伪的、空无的。不仅如此,可以说毛是中国历史上道德堕落与败坏的典型人物,毛的很多劣迹是道德教育的反面教材。刘少奇写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主要是针对党员的宣传教育,而不是面向普通民众,有针对性而没有普及性,有理论性而缺乏实践性。随着中共夺取政权后的迅速蜕变,这些文字都成了苍白无力的说教。

另一方面,中共广大党政干部基本上都是在十九世纪前后的战乱年代出生并成长起来的,大部分人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很多人在接受正规系统的文化教育方面是残缺的或是完全空白的。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们接受了马列主义的阶级专政思想,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认识和新道德观的建立均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们的道德观被后来的阶级斗争观所淡化、所取代了。

二、用主义替代宗教信仰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宗教的本质进行了论述,“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首先恩格斯肯定了宗教是一种“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而且是“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来反映。其次,因为“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所以不同的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必然会不同。恩格斯此处并没有否定宗教,反而论述清楚了世界上之所以有不同宗教的本质原因。

另一方面,“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果没有一种对“外部力量”的信仰,如精神和道德力量的“支配”,“人们日常生活”很容易会失去方向或陷入某种混乱。有宗教必然就有信仰,因此在某种层面上来说,恩格斯并没有否定宗教信仰的作用。所以,就人类社会管理和人们追求心灵幸福而言,是离不开宗教信仰的。中共一直拿恩格斯的“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这段话批判“宗教信仰拜的对象都是幻想出来的东西,客观上不存在。”结合前面所分析,显然这是一种误解,甚至可能是蓄意的误解。中共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并拿它来解释一切,客观上科学以外的体系还非常广大,如人的思维意识、潜意识和非理性层面等。马克思主义解释不了宗教、信仰、道德等关于人的心灵层面的高级活动。“主义,是指人们推崇的理想观点和主张。”或“主义”的定义为“主义代表理念或有完整体系的思想和信念。”显然,主义是人们在头脑中的思想、信念、观点、主张的集中体现或反映。所以,主义必然缺乏一种头脑“外部力量”的“支配”与敬畏。另外,主义缺乏道德的概念,因此信仰主义就难免让人们因为没有道德的约束而产生某些妄为进而陷入某种混乱。那是一种会导致个人、集体甚至整个社会的混乱。因此,用主义替代宗教信仰,必然会发生道德堕落的社会现象。

何谓信仰?“信仰,是人们关于普遍、最高(极高)价值的信念。” 自中共建党以来,马列主义被尊为基本意识形态,特别建政以后,中国人不断地被强制灌输这一意识形态。中国传统的宗教,如儒释道三教等,都被认为是“人民大众的鸦片” 而被否定、打倒。中共信仰的不是宗教,而是带有宗教色彩和打着阶级烙印,由政党贯彻执行的主义。主义有人信,必然有人不信,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因此,主义不具有全民性、普世性的特点。当然,宗教有人信也必然有人不信,但信仰宗教的人必然要有强烈的道德约束,不信仰宗教的人也应该有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观念。因此,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全民性、普世性的道德观念在受众范围上必然是不同的,所以主义不能替代宗教信仰。

1949年以来,马列主义冲击了中国传统宗教信仰,宗教被批判而不能发挥其正常的社会教育功能,普通民众要么有对传统宗教残缺不全的了解,要么存有各种民间鬼神信仰。前波黑总统、伊斯兰学者和政治家阿利雅•伊泽特贝维奇说“没有宗教的依据﹐就没有真正意义的道德。”他甚至还认为“凡是道德﹐都必以宗教为精神根基﹐但是宗教不完全等于道德。 道德是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和原则﹐有人认为﹐没有宗教也可以确立许多规矩﹐但是﹐没有宗教的道德﹐因为缺乏信仰根据而不牢固﹐甚至是虚假的道德”。因此,没有或残缺的宗教信仰,对于道德和心灵教育是非常有害的。因此近六十多年来,中国吏治整体腐败,官德堕落必然影响民德滑坡。如今官场已经十个官员九个贪,九个贪官有八个包养情妇的荒淫乱象。官场上寡廉鲜耻的风气导致整个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愈发薄弱,道德标准进一步混乱,道德规范虚假空无,从而不可避免会发生全民道德滑坡的现象。

三、专制党文化的宣传

苏联崩溃及苏共垮台后,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被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玉珍评为一部颠覆性的著作。李玉珍研究认为“据祖波夫介绍,参与《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写作的40余名专家都感觉到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空白点’,‘不明白的地方’,因‘政治化诠释’而严重失实的地方。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一个多世纪俄国社会全貌,是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在专政体制的文化管制下,必然有很多的历史真相被隐晦或扭曲,不仅如此,还存有很多假大空的新闻报道。政党为了一时之专制统治需要,而必然无法建立政府的信誉,以及忽视民德的培育,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长远发展来看,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然而,具有专政意识形态的苏共新闻审查制度被中共“成功”地照搬了过来。例如,1948年国共内战,那时中共就视民众的生命如草芥,共军围困长春城近半年之久,饿死无辜百姓达几十万,比日本鬼子在南京大屠杀还冤;1960年,由于政策荒谬造成的大饥荒,官方却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数及调查档案被某些当政者强制下令销毁。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死亡和受迫害的人数也都是一笔永远查不清的糊涂账;1989年天安门事件,官方定调先后为“反革命暴乱”、“动乱”、“六四风波”、“政治风波”等。这些历史重大事件,官方是尽量掩盖真相、甚至歪曲事实,隐瞒毁谤,对受害民众的正当诉求置若罔闻。另一方面,有利于中共和政府正面形象的假新闻、假消息、假数据却满天飞。民众对官媒的消息真假难辨,致使官媒和政府的公信力一落千丈,致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只能麻木不仁,当面临突发社会性大事件时却又难以适从。

在目前党国一体的政治格局下,中共掌控宣传媒体的官员和某些从事新闻行业的媒体人,大部分本身就是道德缺失者或堕落者。前总理朱镕基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都忍不住地抱怨“现在每天7点到7点半必看中央电视台,看他们胡说些什么”。在如此败坏的社会环境下成长和生活的国民,其道德修养能不滑坡吗?现在社会上的各行各业的制假造假现象以及毒食品泛滥,不都是官员缺德、官媒无德潜移默化的教育结果吗?有人会说,中国当代不是出现了雷锋、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和牛玉儒等道德模范吗?殊不知,这些所谓的模范都是人性的光辉而不是党性的教化产生出来的。况且他们不是最高领导者,榜样的力量远远不够。封建社会在黑暗腐败的时候,不还出现过狄仁杰、包拯、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道德楷模吗?因此,专政体制下的新闻管制是中国社会整体道德堕落的最主要原因。

客观来说,中共关于道德的教化是有过一些言论,只见空洞地宣传而不见效果。在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下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犹如隔靴挠痒。毛泽东时期的“雷锋精神”、“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邓小平时期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江泽民时期的“以德治国”;胡锦涛时期的“八荣八耻”等,但都是一阵风式的,口号空洞无力而且越来越庸俗化。

中国有句古话:“言教不如身教”,“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不能以身作则做到“行为世范”,从事教育的人不能做到“学为人师”,再多的宣传教育都是白费功夫,而且只会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伊斯兰学者和政治家阿利雅•伊泽特贝维奇说“无神论思想古已有之,当无神论思想在社会上占上风的时候,便产生没有宗教的世俗化道德,历史的事实证明,无神论的道德观没有一次获得成功,都是走向反面而告终,半途而废。每当世俗化的道德失败之后,人们就很自然地寻找宗教的援助,重修社会道德,因为道德是社会生活的需要。”

如今的中国领导人,能效仿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下台和克林顿的道歉吗?能做到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和匈牙利总统施密特•帕尔因文凭造假而辞职吗?能借鉴台湾马英九的道歉和杨念祖因抄袭别人著作而辞职吗?中共对历史错误能有公开认错、道歉、忏悔的态度吗?中共领导人,不管现任还是退休的,能在世人面前争取做个千古的道德楷模吗?如果能上行下效,中国的民风、政风、官风、党风一定迅速得到极大的改善,官德不会再堕落,民德必然不再滑坡,从此反而会大大提升!

四、结论

从清末开始,中国的文化道德教育总体上是处于脱节、残缺甚至扭曲的态势。近代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旧式的伦理道德以及精神信仰被否定抛弃,旧的文化教育体系完全坍塌。近代中国由于内忧外患等诸多原因,新的文化、教育、道德、信仰、价值等体系并没有及时跟进而建立起来。由于西方马列主义的乘虚入侵,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西化的中共对中国道统和传统优秀文化进一步背离、打倒,直至造成毁灭性的打击。1949年至1978年间,以阶级的仇恨,斗争的思想,虚假的历史,蛊惑的宣传,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党化教育替代了普世的通识教育。中共建政后出生的几代人的年幼心灵遭到毒害,是非观念被模糊,价值观念被混淆,美丑标准被颠倒,道德观念被弱化,而法律意识和人权概念却一片空白。这就是中共为什么一直能不断发起政治运动,而且愈演愈烈,到后来发生无法收拾的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从1978以后,虽然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迫切需求,但在“发展是硬道理”,而不是“国民的福祉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下,畸形的改革发展毁坏了人心,也搞散了人心,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进一步堕落了。

从中国及世界历史的规律来分析,一个国家的持久稳定,不是建立在一个主义压倒另一个主义,一个阶级压倒另一个阶级的对抗性的基础上;一个国家不仅要有稳定的局面,更应该要拥有持久发展的社会基础;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不是一时的经济或军事的强势,而是文化、教育、信仰、道德等软实力的强大。毫不讳言地说,未来中国还需要进行一场更深刻、更全面的文化运动,才能为复兴中华打下坚实的软实力基础。只有再一次发起以新道学文化为基础的新一轮的文化运动,才能让中国真正崛起于世界。

□ 读者投稿
 
5   [dokknife 于 2014-12-07 10:21:50 提到] [FROM: 209.]
潘卫:笼罩中国的精神雾霾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06 日 由 lixindai

2013年的某一天,正在中国客运列车上拍摄纪录片的哈佛大学民族学媒体博士史杰鹏(J.P.Sniadecki),在卧铺车厢里听到了这样的模拟广播:“旅客同志们请注意了,由美利坚合众国开往阿富汗的三八三八四三八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没有上车的旅客拿好别人的行李,带上别人的老婆,抓紧时间上车,有携带雷管、炸药、导火索及易燃易爆品的旅客,请您抓紧时间上车,在人多的地方点燃,为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多做贡献”。

说话者是一个不到十岁的中国男孩,他歪歪斜斜地躺在上铺,一边口中振振有词一边得意地四下张望。一年后,带着纪录片《铁道》(the iron ministry)来加拿大参加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史杰鹏回忆说,在拍摄时的第一感觉是“这个小鬼真是个天才”,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劲:“如果在美国他这样说话的话,他是会被抓的“。

十岁孩子所模拟的《三八列车歌词》正在中国网络间流行,它描绘的既是中国现状,也很可能是孩子长大后的中国未来,想到这里史杰鹏觉得不寒而栗,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告诉他,这个国家在城市上空的雾霾之外,人们的精神上还笼罩着一层更为厚重的雾霾。

从2010到2013年,史杰鹏在中国乘火车旅行,从海南到东北从上海到新疆,至少搭乘了55趟列车,拍摄了300多小时的素材带,聚焦的是当代中国小人物,最后出现在82分钟纪录片《铁道》中的人物还多达百人,他们是把猪肉挂在车厢里晾晒的乡村小贩、返乡过节的底层打工者、席地而睡的穷人、低头扫地牢骚满腹的乘务员和考虑移民的中产阶级等。这些人虽然都是无名氏,但史杰鹏发现他们有着一种共同的精神特质,那就是内心的焦虑。他说:“中国现在有一种焦虑的感觉,因为很多东西都不太确定。无论是房地产、宗教、个人的未来、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这些都给中国人带去一种焦虑”。

史杰鹏还拍摄了一位在汉地旅行的维吾尔青年被警察带走的过程,维吾尔人被带走只因为他没有有效证件。史杰鹏记得他是从武汉上的车,警察问他职业,他回答听不懂,警察就凶巴巴地把他带走了。史杰鹏回忆说:“偷偷拍的,我们在同一个硬卧里,我没有跟他说话,他在睡觉,警察就过来了。警察没有看到我的摄像机,维吾尔人也没有看到。”

那几年,史杰鹏很想坐一次火车去拉萨,看看铁道给世界屋脊带来了哪些变化,但苦于他是美国人难以弄到进藏证,最终无法成行。他一度想在北京采访唯色,但由于唯色被监视也没能如愿。后来有朋友告知唯色要坐火车去拉萨,史杰鹏便中途上车进唯色的软卧做了一次采访,唯色告诉他:“七世纪藏人有传说,如果铁马奔驰铁鸟飞翔,藏人就要像蚂蚁一样流亡。现在进藏的火车就是铁龙,带来了一批批汉人矿老板,开矿的炮声已经震动了布达拉宫”。

史杰鹏的《铁道》在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连续放映了三场,每当出现那十岁孩子模拟《三八列车歌词》时,影院内都会响起不安的笑声。“列车在高速行驶时,请将您的头和手尽量的伸出窗外,以便一次性解决。本次列车是文明列车,您的大小便、瓜果皮屑可以在车厢内、车道中随意抛洒,他的痰可以吐在你的脸上,你的痰可以吐在他的嘴里,这样有便于蛋白质的充分吸收”。

来源: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6   [dokknife 于 2014-12-07 10:20:27 提到] [FROM: 209.]
悟空孙:往昔岁月文人都够狠 老舍也曾如此不堪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06 日 由 lixindai

  最近才发现,文学城里也有一个文革博物馆,而且搞了一个文革征文活动。读了几篇征文后发现,绝大多数作者要么站在一个受害人的角度控诉文革,要么完全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看待一个似乎是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奇闻异事。的确,文革时期发生的一桩桩悲剧和荒诞剧在今天的人看来真是匪夷所思,难怪80、90后们都几乎把文革往事当笑话看。这也不能全怪这些娃娃,因为有关文革的回忆鲜有触及灵魂般的深刻。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巴金的《随想录》。提到巴金,不能不说他是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导者。但是很少人注意到,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只是《随想录》中很小的一部分,随想录的意义远不止反思文革和建立文革博物馆。巴金晚年用其全部人生的感悟倾心创作的《随想录》,实质上是一部“忏悔录”。饱受文革磨难的巴金其实是最有资格控诉的,但是他没有,相反他打开自己心菲,真诚地忏悔:“我对自己的表演,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巴金不愧是一个战士,更是一个勇士,他勇于解剖自己而不是控诉别人。

  那么巴金究竟对自己怎样的“表演”感到愧疚呢?其实这不是秘密,文革中许许多多的受害者反过来也是施害者,中华民族的斗争哲学毕竟延续了几千年了。早在“反右”运动中,巴金就参与了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批判冯雪锋的“凌驾在党之上”,批判艾青的“上下串连”。尤其是在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巴金写的《必须彻底打跨胡风反党集团》一文对胡风等人的命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随想录》中的“怀念胡风”也就成了巴金最深的痛。

  但是巴金毕竟是勇敢的,当年对胡风落井下石的岂止巴金一人!那些争先恐后表决心站队的几乎囊括了文艺界的所有大腕:茅以升《揭下胡风派的骗人外衣》,老舍《看穿了胡风的心》,焦菊隐《个人野心家永远是我们的敌人》,田间《胡风—阴谋家》,侯外庐《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冰心《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巴金《必须彻底打垮胡风集团》,高玉宝《缴下胡风的剑》,曹禺《胡风,你的主子是谁?》,程砚秋《拥护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决议》,陈垣《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丁玲《敌人在哪里》,丰子恺《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赵丹《我的愤怒已达极点》,林巧稚《赶快从人们队伍中清除胡风》,剪伯赞《坚决反对胡风集团的罪行》,冯友兰《胡风和胡适“异曲同工”》,钱伟长《决不容许胡风继续欺骗人民》,马思聪《胡风—蛀墙脚的白蚁》,常香玉《坚决镇压胡风》,于伶《“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王光英《工商界人士应该警惕》……请问:有几个人站出来反省自己了?

  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人们事后不都是以受害者的面目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控诉别人吗?不都是恨不得把当年批斗自己的人也批倒批臭再踩上一只脚吗?是啊,文革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都是林彪四人帮搞的鬼,“我”苦大仇深啊!巴金说道:“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

  几千年的封建基因早就侵蚀了每一个人,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一种乐趣,文革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而已。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土壤,文革才能在中华大地上闹的轰轰烈烈。旧时代过来的巴金当然未能免俗,他在“文革”里写的检讨书和揭发信就有20万字之多。以至于当文革后这些材料退还给他后他一直不敢看,但是他嘱咐:“等我死了之后再发表、出版”。

  但是巴金毕竟还是有勇气忏悔自己。他用《随想录》塑造了一个自我忏悔的形象,书中的“我”,不仅仅是巴金自己灵魂深处悔悟,更是概括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现象。所以巴金的忏悔也不单单是自我批判,而是唤醒人们对于整个民族灾难的反思和批判。巴金通过自己的忏悔反思自己早年批判过的“觉新性格”和“奴隶意识”,并强调“觉新性格”和“奴性意识”正是封建专制得以盛行的土壤。《随想录》其实提倡了两样东西:1.建立文革博物馆,2.全民族一起反思“文革”,为自身的奴性和帮凶行为赎罪。可惜,这两样愿望都没有实现。

  对于文革,今天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站在道德高度对他人的批判和指责。“要清除垃圾,净化空气,单单对我个人要求严格是不够的,大家都有责任。” 巴金意识到,解剖不是他一个人的事,需要全社会的加入。可惜的是,有巴金这样勇气的文人毕竟不多,即便有,有的人也没有机会反省自己了。

我想到了老舍。从50年代开始,老舍一马当先地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斗争: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章伯钧、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右派。老舍不但积极发言与“党和人民一致”还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措辞激烈的批判文章。以批胡风为例,老舍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文章,拥护“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的反革命面貌和手段,是何等的阴险和令人不能容忍!我们要求依法取消他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开除他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撤销他所担任的一切职务!我们要求大张旗鼓地把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搞清胡风的政治背景”。老舍在《看穿了胡风的心》里,就对这个交往了二十年的老友下了这样的结论:“心地褊狭,目空一切”。老舍还揭发胡风“是要镇压革命,去作文坛的暴君”!有“一颗极端狂暴狠毒的心”。老舍又接连写了《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和《都来参加战斗吧》,批判胡风集团“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他们天天吃着人民供给的粮食,却仇恨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切,干着颠覆人民政权的罪行。这些破坏人民事业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应依法予以严惩”!此外,老舍批吴祖光、批吴祖光、批从维熙都一样毫不手软。文人的笔用来大批判,够狠的!

  What comes around goes around,(直译:来的是什么,去的也是什么。意译:风水轮流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老衲)终于,大批判的狂风刮到了老舍自己身上。他想不通了,在朗读了一夜的毛泽东诗词后,第二天一早毅然向太平湖走去……如果老舍活下来,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巴金呢?这就是文革的荒诞之所在:人人都可能是受害者,人人也可能成为施害者,甚至受害和施害都可以同时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那些被残害致死的,不过是没有机会作恶罢了。

  曾经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贾植芳说过,“胡风要是做了周扬,比周扬还要周扬”!多么可怕的一幕!我们这个民族如果不能像《朗读者》里描述的那样,对每一个平庸的人的“平庸之罪”(Banality of Evil)做深刻的反省和惩治,而一味地把罪恶都推到一个死人和抽象的党身上,中国人永远跳不出灾难的深渊。

来源:读者推荐
 
7   [dokknife 于 2014-12-07 10:19:45 提到] [FROM: 209.]
维杰:从平民到权贵,今日中国无处不流氓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06 日 由 lixindai

我们消灭了贵族

  我们常听到一些传言,说中国领导人如何巧对外国领导人的责问,却很少听到外国领导人如何应对中国领导人的话题。

  中国领导人夸耀说:我们消灭了地主富农。外国领导人回应说:我们消灭了贫农。中国领导人夸耀说:我们消灭了贵族。外国领导人回应说:我们消灭了流氓。

  这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引用一句至理名言:一个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这是对不同制度的高度概括。

  发动流氓起来把贵族消灭了,并不会使流氓变得高尚,只会使流氓变得更加流氓,而且诱逼更多的人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社会。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主题由流氓与贵族说起。

贵族,平民,流氓

  人类是世界上最庞大最复杂的群体,就其精神意识的素质来考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贵族,平民,流氓。其分布呈橄榄形,中间大,两头小,贵族处于高端,流氓处于低端,中间庞大的阶层是平民。从平民到贵族没有明显的界线,从平民到流氓也没有明显的界线,但流氓与贵族就天差地别了。

  贵族之所以是贵族,并不在于财富有多少,也不在于权力有多大,而在于具有一种高贵的精神,史书上称之为贵族精神。缺失贵族精神的人,即使富可敌国,也不过是带着流氓本性的暴发户;即使权可倾国,也依然是带着流氓本性的独夫民贼。

  流氓之所以是流氓,并不是因为一无所有,而是因为内心里的流氓意识。无产阶级不等于流氓,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都是安分守己的平民。流氓群体有穷人,也有富豪;有平民,也有权贵;有白痴,也有天才。

  贵族精神代表人类文明的高端,流氓意识代表人类野蛮的底端。几乎所有的人,既有向往高尚的意念,也有向往卑鄙的情欲,这就是人性与兽性的争战。人性战胜兽性,人就走向高尚;兽性战胜人性,人就走向卑鄙。大多数的平民,人性与兽性始终在身上进行拉锯战,故而一生都在高尚与卑鄙之间徘徊;大多数的平民,一生安分守己,注定是庸庸碌碌。平民要想超凡脱俗,要么追求高尚而有望成为贵族,要么走向卑鄙而成为流氓。人追求高尚很困难,成为贵族难上加难;人走向卑鄙很容易,成为流氓易如反掌。也正是这个原因,人类社会始终是贵族少流氓多。

  高尚与高贵没有本质的不同,然而高尚与高贵还是有一步之遥,那是程度的不同,境界的不同。你跨越了那一步之遥,就抵达高贵的境界。平民也会高尚,但往往只能在顺境中高尚,却不能在逆境中固守高尚。如若在逆境中依然能固守高尚,那就是高贵的境界了,也就成为贵族了。

  高尚达到高贵的境界,就是“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这就是贵族精神的境界。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有两个层次的解读。第一个层次是对富豪权贵解读:你富贵了不可变淫荡,你有权了不可以权屈人。第二个层次是对平民百姓解读:你不富贵,可你不会被富贵所诱惑而放弃高尚;你没有权,可你不会向权力屈服,你只诚服于公义与真理。达到了这种境界,你即使身处平民,你也具备了贵族精神。

什么是贵族精神

  贵族精神有三种高贵的内涵:一是诚信,二是道义,三是使命感。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灵魂,没有诚信,就没有道德,也就没有文明;诚信也是个人品格的灵魂,没有诚信,就不可能有高贵的品格。缺失诚信的人,不是无赖,就是流氓。缺失诚信的民族,注定是愚昧而野蛮的民族。诚信也是民主制度的根基,没有诚信,就不会有成熟的民主。民主靠宪政,宪法就是社会的契约,契约的根基就是诚信。没有诚信,契约就是废纸。

  贵族之所以是贵族,是因为贵族把诚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诚信带来高尚,带来尊严,带来生命高贵的价值。欧洲的贵族宁愿用决斗分胜负,而不愿用阴谋诡计争输赢,这实质上就是对诚信价值的死守。中国古代的史官,宁愿被杀头也不为帝王篡改历史,也是对诚信价值的死守。

  道义包含人道与公道。人道是公道的前提,就是对人生命的尊重。连人道意识都没有的人,就根本不可能有公道。信奉暴力,就是对人道的蔑视;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对人间公道的蔑视。人道与公道衍生出现代文明的人权主义,欧洲之所以能诞生《人权公约》,实质上就是贵族精神在推动。

  道义精神带来仁慈,带来宽容,带来关怀,带来公正。贵族具有关怀弱者的情怀,世界上的慈善事业几乎都是由贵族出资创建的,靠的就是这种道义的精神。

  使命感就是勇于承担的精神。担当起人类社会的良知,担当起人类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卫道士,维持社会公义,维护社会理性和平发展。

  正是这种使命感的精神,带给贵族坚韧不拔的信心与力量。一旦民族陷入危机,贵族就站在民族的前列,身先士卒捍卫民族的安宁。正是这种使命感的精神,带给他们“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的精神,带给他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捍卫与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这三种精神都来自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只有宗教信仰才能转化为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精神力量,达到高贵的境界。

  尽管贵族个人的身上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贵族群体始终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

贵族精神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人性与兽性的争战,故而一生都在高尚与卑鄙之间徘徊:上帝呼唤人走向高尚,魔鬼诱惑人走向卑鄙;崇尚高尚者近贵族,向往卑鄙者近流氓;或者可以说,近贵族者崇尚高尚,近流氓者向往卑鄙。中国人把这种现象叫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人世间万古不变的道理。

  推而广之,一个民族也存在人性与兽性的争战,这实质上就是文明与野蛮的争战,也是贵族与流氓的争战。一个民族由贵族所主导,就带来文明的进步;由流氓所主导,就向野蛮倒退,不是物质生产力的倒退,而是人文精神的倒退,文化的倒退,道德的倒退。这早已被人类历史所证明。

  人类历史的发展主要是由贵族所主导,所以人类能从野蛮走向文明,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时也会被流氓所掌控,流氓占据了主导地位,结果导致文明向野蛮倒退,所以人类发展的进程呈现曲曲折折、进进退退。

  人的精神意识是复杂的多面体,既有崇尚高尚的意念,也有向往卑鄙的情欲。然而,人走向高尚如爬山,很难;人走向卑鄙如坐滑梯,很易:故而人类社会始终是流氓多于贵族。

  人类社会始终是贵族少流氓多,贵族何以能占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呢?这就取决于庞大的平民阶层的态度了:平民阶层崇尚贵族,贵族就占上风,就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民族就会崇尚高尚崇尚文明;平民阶层崇尚流氓,流氓就占上风,就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民族就崇尚卑鄙崇尚野蛮。这就是不同民族会有不同文明进程与不同程度的根本原因。

  崇尚贵族的民族,贵族易占上风;崇尚流氓的民族,流氓易占上风。流氓占了上风,流氓占了主导地位,必然诱惑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流氓,逼迫越来越多的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大国,文化道德陷入全面大倒退,社会陷入大溃败。

  要期望流氓带领民族走向高尚,走向文明,那是痴心妄想。

创造文明与创造历史

  人类文明的成就几乎都是贵族创造的,从远古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到中世纪的文化艺术,到近代的自然科学,到现代的民主机制,人类历史上所有划时代的思想,几乎都是贵族创造的。可以这样说,没有贵族,便没有人类的文明。无需我来举证,查一查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神学家,科学家,哪一个不是贵族?

  贵族不仅创造文明,而且也创造历史。近代的欧洲贵族,创造了《君主立宪》,创造了《独立宣言》,创造了《人权宣言》,印度的圣雄甘地创造了《非暴力革命》,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创造了《我有一个梦想》,并将这些文明的思想付诸于实,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成为人类走向文明的里程碑。

  创造历史,不等于创造文明;创造文明,也是创造历史。

  流氓从来不会创造文明,只会创造野蛮。流氓也会创造历史,但流氓不会创造文明的历史,只会创造破坏的历史,创造屠杀的历史,如希特勒,如秦始皇,如太平天国,如义和团。流氓从来都是建设不足,破坏有余,只会创造暴力,创造战争,创造屠杀,创造荒唐,创造灾难。

  如若一个民族长期被流氓群体所主导,势必变成弱肉强食的民族,变成野蛮暴戾的民族,变成腐败堕落的民族。

  这样的道理,难道还需要谁来论证吗?

  贵族被消灭了,流氓应运而起;贵族精神消亡了,流氓意识得到发扬光大。看今天之中国,无处不流氓,这礼义之邦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氓大国。这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何以作贱到如斯地步?

中国传统贵族精神的概述

  说传统贵族,是因为中国已经没有贵族,当今的中国只有平民与流氓。虽说还有极少数的人具有贵族精神,可毕竟为数极少,所以称不上是一个族群了。下面所说的贵族,都是指传统上的贵族。

  很难概括出中国的贵族精神,因为中国的贵族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停地衰变,说不清楚哪一个时代的贵族精神可以代表中国的贵族精神。笼统地讲,我就用三个贵族的典范人物作代表,来表述中国贵族精神的特质。

  第一个典范是屈原,第二个典范是陶渊明,第三个典范是曾国藩。这三个典范所具有的三种精神特质,可以概括出中国贵族精神的衰变。

  屈原所代表的第一种贵族精神

  屈原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古代贵族所具有的精神,我们今天读到屈原的《离骚》、《渔父》等作品,仍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这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励那个时代的精英勤于求索,勇于求索,为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中华民族所有的伟大思想几乎都是创建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贵族可以与欧洲同时代的贵族并驾齐驱,中国的古文明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

  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是人类追求文明的动力。正是靠人类中一代又一代的精英追求卓尔不凡,带领人类挣脱野蛮,走向文明。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一种殉道的精神。这是人类高贵的一种精神,当自己信仰的道义遭到毁灭,宁愿选择与道义同时毁灭,也就是选择与道义永远同在。

  陶渊明所代表的第二种贵族精神

  陶渊明精神代表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崇尚自由的精神,追求超脱物欲的精神,一种甘于自我放逐的精神。

对比屈原的精神,陶渊明的精神明显发生衰变,不那么强烈地追求卓而不凡,而是倾向崇尚自由;他不认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他坚守不为五斗米折腰,维护自身独立的人格尊严。要恪守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要抽离体制的羁绊,那无异于就是自我放逐。在那物质极其贫困的年代,自我放逐就要忍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折磨,时时刻刻面临生死存亡的威逼。毫无疑问,自我放逐须具备无比的勇气与忍耐力。选择自我了结,只需要一时的意气;选择自我放逐,就得忍受无期的折磨。

  自我放逐其实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表现出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坚守自己立场的精神。这是一种固守高贵的精神。其实,以他们的才华,只要他们愿意委身投靠,就可以轻而易举换来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然而,他们宁愿选择了自我放逐。这是对残酷现实的妥协,更是对权势的蔑视。

  自我放逐的精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几乎到了放浪形骸的境界。对比屈原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显然是一种妥协。然而,这种妥协并不是他们怕死。他们似乎是故意用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来表示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视权势如粪土,让权贵相形见绌,如骨在喉,寝食不安。这一点从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他被司马王朝处以极刑,从容赴死,慷慨以歌,视死如归,这显然比屈原的投河自尽表现得更为豪迈。

  陶渊明的自我放逐,比起竹林七贤的自我放逐,显然又退了一步。陶渊明的自我放逐,不再那么强烈地表现出对权势的蔑视,更多的表现出对自然的陶醉与对自由的迷恋。这当然是因为残酷的现实,逼使陶渊明自削锋芒,换取封建王朝对他的容忍。

  从屈原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精神,这是封建王朝的残暴所造成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创了屠杀民族精英的先河,残酷的现实逼使追求人格独立的精英不得不选择了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一种高贵的选择。面对腐败而残暴的政权,不愿同流合污而抽身离去,宁愿自我放逐而过贫困的生活,换取精神上的自由与人格上的尊严。这种自我放逐,成为中国历代不甘委身投靠的精英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这是对高贵品德的固守,这是另类的贵族精神。

  曾国藩所代表的第三种贵族精神

  曾国藩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建功立业的精神,追求个人品格完善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历史后期士大夫的精神,这种精神归功于孔孟之道的熏陶。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忠孝,一方面造就了士大夫忠于皇权的奴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士大夫个人严谨的品格。孔孟之道个人品格修炼的核心理念是: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成为士大夫追求的三种境界。曾国藩集三种境界于一身,成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成为中华民族近代贵族的典范。

  对比屈原。屈原的追求是在不受制于既定框架之下的一种不屈的追求,而曾国藩的追求则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一种自我完善的追求。那是因为屈原时代孔孟思想还没成为一种道,屈原的追求是在思想自由状态下的追求,所以他的追求表现出一种豪放的气度;而曾国藩的追求则处于高度的约束之下,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依循孔孟之道从细微处抵达至高的境界。

  对比陶渊明。陶渊明的追求精神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自由,宁愿自我放逐,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时代,虽说孔孟之道已经被推上霸主的地位,但还没有深化到民间,所以陶渊明对孔孟之道不以为然,在他的心目中,权力与孔孟之道还不如野地里的菊花,他对自然的陶醉远远超过对权力和物质的迷恋。当孔孟之道被历代王朝强化之后,孔孟之道成为中国人精神的主宰,中国的士大夫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更失去了思想的自由。所以不可能再有屈原类的贵族,也难以再有陶渊明类的贵族,唯有曾国藩类的贵族,只能在封建的体制之内建功立业,完善自我了。

三种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追求卓尔不凡,到自我放逐;从自我放逐,到回归权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屈原的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的精神,是焚书坑儒残酷的现实,逼使他们放弃了追求卓尔不凡,而选择了自我放逐,为坚守高贵的人格,拒绝向权势委身投靠。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正是这种无奈与蔑视显现出他们高贵的人格精神。

  从陶渊明的精神衰变到曾国藩的精神,民族精英不得不向权势低头,走入封建体制之内追求建功立业,来完成自己对世俗权势的追求。这种靠拢,失去了个人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但也不乏一大批在体制之内追求个人品格修炼的贵族,比如柳宗元,比如岳飞,比如文天祥。柳宗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文天祥《正义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都是传统贵族精神的突出表现,他们都是在体制之内达到完善的人格。

  贵族精神的衰变,实质上削弱了贵族精神的力量,也就局限了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作为,对比欧洲的贵族,中国后期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明显大为逊色。

与欧洲贵族的对比

  欧洲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已如上述。中国的贵族,在秦王朝之前,可以与欧洲的贵族并驾齐驱,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国的古文明并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然而秦王朝之后,中国不再产生任何划时代的思想,也就是说,中国的贵族不再对人类的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秦王朝之后所有的思想家不过学会了炒冷饭,炒孔孟之道的冷饭,这一碗冷饭长炒不衰,炒了二千多年,至今还有人靠炒这碗冷饭混成大师。

  这就是中国贵族精神的衰落,从屈原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衰变成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再从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走向回归依附权势。在残酷腐败的体制之内,在孔孟之道的框架之下,中国的精英变成了封建王朝的奴才,不可能再有屈原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也不会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了。所以后期的士大夫,不可能产生新的伟大思想,只能在孔孟之道所赋予的人格意念上追求完善。孔孟之道的四项基本原则:非礼莫视,非礼莫听,非礼莫言,非礼莫行,严重地窒息了中国贵族思想的生命力,注定不可能再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了。

  那么造成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根源在哪里呢? 在残暴的政权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呢?

导致贵族精衰变的三大因素

  导致中国贵族精神衰败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大因素:一是政权的残暴,二是文化的缺陷,三是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

  封建专制的残暴。秦王朝焚书坑儒开创了毁灭人类思想的先河。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王朝的反诗,到明太祖的文字狱,到了清王朝,一个错别字杀万把人也是等闲事了。一代又一代的残杀摧残,是贵族与贵族精神衰变的最直接的原因。秦王朝实质上成为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拐点。

  为什么欧洲的贵族精神能与时并进而发扬光大,而中国的贵族精神却日渐微弱了呢?难道说欧洲的封建王朝不残暴吗?我想早期的封建王朝残暴性不会相去太远。我想深层次的根源应该是文化。

中华文化的缺陷

  中华文化是一种奴性文化加谋略文化,这是一种内在有严重缺陷的文化。

  奴性文化带来人格的缺陷。奴性文化只能培养出奴隶与奴才,培养不出真正的贵族。贵族追求独立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奴性文化培养出来的人,缺失独立的思想,就更不用说独立的人格了。贵族精神的境界是“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奴隶与奴才只会匍匐在权贵的脚下苟且偷生,难以抵达高贵的境界。

  谋略文化带来品格的缺陷。贵族精神最重要的信念就是诚信,谋略文化讲的是阴谋诡计,所以与贵族精神背道而驰。谋略文化信奉成则为王败者为寇,根本没什么原则与道义,崇尚阴谋诡计,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文化很难培养出真正的贵族,大致只会培养出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的伪君子。

  这种文化注定了贵族身上软弱和阴暗的一面。在中国很难有胸怀坦荡的贵族,更难找到宽容仁慈的贵族。像曾国藩那样,身处腐败的官场,能恪守品格洁身自好,成为凤毛麟角,尤其难能可贵了。

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

  中华文化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是这种文化最致命的缺陷。

  因为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中华文化实质上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尽管孔孟之道占据霸主地位二千多年,但孔孟之道始终成不了一种宗教信仰。各种思想的大杂烩炒在一起,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什么子都有;三字经,道德经,女儿经,易经,黄帝内经,什么经也都有。中国是全世界神仙最多的国家,中国人什么神都拜,似乎什么神都相信,又似乎什么神都不信,大致就是处于半信半疑之中。

  因为缺失主导性的宗教信仰,所以这种文化太多的自相矛盾,叫人无所适从。比如,一边说天道酬勤,勤劳致富;一边又为杀富济贫喝彩。一边叫人要“坦诚相待”,一边又叫人“逢人但说三分话”。 一边叫人“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一边又叫人“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最后只能抱定“难得煳涂”的理念做人了。“难得煳涂”反而成为做人的最高境界。

文化缺陷造成民族品格的缺陷

  显然,这种文化造成了这个民族品格的缺陷,突出地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一是在个人的层面上,难以从这种文化中得到坚强坚定的道德力量。道德是一种共同的生活信念,缺失宗教信仰,道德很难达到信仰的境界。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坚信不疑。缺失宗教信仰为根基的道德,大致只是在半信半疑中,所以会有“道德一斤值几多钱?”的国问。有人概括说:中国的道德大致不会超出三十里。那意思是说,在三十里之内,都是乡里乡亲,所以不敢做缺德的事;走出三十里,大家都不认识,所以什么缺德事都敢做了。

  二是在民族整体的层面上,也难以汇聚起巨大的正义力量。一个民族是否能汇聚起巨大的正义力量,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作为民众的个体来讲,是否有强烈的正义感;二是作为民众的整体来讲,是否有相同的正义观。这两个前提显然都需要一种坚定的信仰,个体通过信仰得到坚定不移的正义感,并获取不屈不挠的勇气;民众整体通过共同的信仰,形成相同的正义观,这样才能汇聚成巨大的力量。能担当起这两个前提的元素,唯有宗教。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痛感:中国人热衷窝里斗。为什么会热衷窝里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缺失共同的宗教信仰。各人拜各人的神,各人都认为自己掌握真理,各人都认为代表正义,结果只能用暴力解决,宗姓与宗姓斗,党与党斗,派与派斗,斗得你死我活,斗得不亦乐乎。文化大革命为同一种思想斗得你死我活,就更加荒唐不可理喻,那显然是把邪恶的思想当信仰了。

  所以靠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贵族,注定了身上的懦弱性。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意志极其坚强的贵族,但立足于这样懦弱的民族之中,个别人的坚强更是注定了悲惨的命运。就好比一只大象陷入泥潭里,奋力抗争只会加速它的沉陷,加速它的灭亡。

从文学名著看中国贵族精神的缺陷

  读欧洲的文学名著,我们不难感受到欧洲贵族那种可贵的精神–诚信,道义,担当,勇敢,冒险,坦荡,宽容,凡是人世间高贵的品格,都可以从名著的里贵族身上读到。那种决斗的精神,那种身先士卒的精神,是中国贵族非常缺少的精神。我们从《基督山伯爵》里读到复仇的精神,也是一种不伤及无辜的精神。我们从《泰坦克尼号》的悲剧中,看到了贵族精神的大爱,那决不是靠灌输阶级斗争的仇恨而产生的爱,而是靠宗教信仰赋予的博爱精神。船长可以淡定地指挥妇孺先逃生,最后他自己更拒绝登上最后一艘逃生艇而毅然决然地返回即要沉没的船舱,选择与邮轮一起葬身大海。这种殉道精神就是一种贵族精神。对比我们的克拉玛依剧院大火“让领导先走!”,那是何等的悲壮与伟大!

  转过来看我们的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主题就是宣扬流氓意识,造反有理,杀人放火,报仇雪恨。美其名曰:替天行道,实质上是因为没有给他官做;假如给他一个官做,便什么道义都扔了。孙悟空之所以大闹天宫,就是气愤于弼马温的官衔太小了。

  《三国演义》虽然也算成功地塑造出刘备的仁慈,诸葛亮的忠诚。然而“桃园三结义”所宣扬的精神就是地地道道的流氓意识。不是以道义作为结义的根基,而纯粹是以个人的恩怨作为结义的纽带,这正是所有流氓黑社会结义的模式。《三国演义》更把一个集阴谋诡计于一身的诸葛亮,塑造成中国的智慧之神。诸葛亮除了贡献出阴谋诡计之外,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三国演义》把他当作智慧之神,把中国人引入了文化的误区,把阴谋诡计当作智慧。欧洲人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中国人认定阴谋诡计就是力量。

  《红楼梦》是一部真正描写贵族生活的名著。然而,我们从这本书里,读到了什么样的贵族精神呢?只读到贵族的胭脂味,读到贵族的酒色情欲加无病呻吟的诗文,整个大观园就是纵情享受的乐园,除了勾心斗角,就是纵情享受。我们读不到一丁点的贵族精神,勇敢?冒险?坦荡?担当?宽容?仁慈?一丁点都没有。

  我们可以从屈原的著作中读到追求卓尔不凡的贵族精神,但却不能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读到什么贵族精神了。文化的衰败,实质上也代表贵族精神的衰败。

贵族精神短暂的觉醒

  然而,中华民族在上个世纪初,终于迎来贵族精神短暂的觉醒。那是因为历史的契机,让中华民族一度获得了生机。

  那是新旧文明交汇的时代。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失去了往日的强悍;被长期禁锢的思想失去了枷锁,得到了自由,因此获得了生机。那也是西方文明蒸蒸日上的时代,引发中华民族的精英蜂拥而出,走出国门去寻找救国之道。中西文化就这样在机缘巧合之下,造就了新一代的文化贵族,中西文化的精华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造就出中西合壁的精英。他们既具有东方谦恭的美德,又具有西方平等博爱的精神,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优秀的精英。

  那是中华民族危难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追求新生的时代,因此成为中华民族人才辈出的时代,一度人才济济,让世人为之赞叹。那一代的精英,以他们卓越的学识与高贵的品格让世人敬佩;就连他们个人的生活情调,也让后人为之倾倒;我们今天读到他们的传记,依然感慨万千。

  那是中华民族贵族精神觉醒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时代。

  然而悲怆的是,新生的贵族旋即就被消灭了,像流星雨在黑暗的天空划过,只给人间留下闪亮的一瞬间。那是另话。

被中国人误读的欧洲贵族

  现如今,中国的许多有钱人把孩子送到英国上贵族学校,希望他们毕业后也能成为贵族,但当他们发现即使是英国最好的学校–伊顿公学的学生,睡硬板床,吃粗茶淡饭,每天还要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甚至比平民学校的学生还要苦时,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些苦行僧式的生活同贵族精神究竟有何联系。其实这一点也不稀奇,因为西方所崇尚的贵族精神不是暴发户精神,它从不同平民的精神对立,更不意味着养尊处优,过悠闲奢华的生活,而是一种以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等一系列价值为核心的先锋精神。

1. 富与贵不是一回事

  世界著名的贵族学校实行如此严格和艰苦的军事化训练,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自律精神。真正的贵族一定是富于自制力,一定是有强大精神力量的,而这种精神力量需要从小加以培养。

  伊顿公学也确实用这种方式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物,比如打败拿破仑的那个威灵顿将军,就是伊顿公学的高材生。威灵顿在和拿破仑进行决战的时候,曾经留下一句名言——当时他冒着炮火在前线观察敌情,参谋人员多次劝他早点撤下,因为前线太危险,可威灵顿就是不动,参谋人员只好问他,您万一阵亡了有什么遗言?威灵顿头也不回地说:“告诉他们,我的遗言就是像我一样站在这里。”

  我们现在大部分中国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买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实际上,这不是贵族精神,这是暴发户精神。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中,贵族学校就应该享受贵族般的条件,有贵族样的生活。但是英国贵族学校的学生甚至比平民学校还要辛苦。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富与贵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两回事儿。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

  贵族精神,首先就意味着这个人要自制,要克己,要奉献自己,服务国家。英国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毫无疑问,是贵族。英国皇室把他们送到陆军军官学校去学习。毕业后,哈里王子还被派到阿富汗前线,做一名机枪手。英国皇室知道哈里王子身份的高贵,也知道前线的危险,但是他们公认为国家奉献自己、承担风险是贵族的本职,或者说是本分所在,是理所当然的。

  英国二战的时候有一张照片流传得非常广——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他站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对里面一贫如洗的老太太说:“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这体现了对底层人的一种尊重,而真正的贵族是懂得尊重别人的。

  1793年1月21日,在巴黎的协和广场,一个行将被处死的囚徒,上断头台时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马上下意识地说了句:“对不起,先生。”而此刻她的丈夫路易十六,面对杀气腾腾的刽子手,留下的则是如此坦荡高贵的遗言:“我清白死去。我原谅我的敌人,但愿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几分钟后,路易十六及皇后便身首异处。两个世纪之后,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 周年的庆典上真诚地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

1910年10月28日,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为了拯救备受煎熬一生的灵魂,决意把所有的家产分给穷人,随后他离开自己辽阔的庄园出走了,带着聂赫留朵夫式的忏悔,最终像流浪汉一样死在一个荒芜的小车站……他就是俄国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多年后,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这样感慨道:“这种没有光彩的卑微的最后命运无损他的伟大……如果他不是为我们这些人去承受苦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这几位主人公尽管命运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贵族。

2. 贵族代表了尊严和品行

  西方直到18世纪,贵族依然是主流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英国仍然保留着贵族的爵位、封号。(中国的贵族阶层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整体消失了)

  当西方的贵族社会转入平民社会之后,资产阶级并没有掀起否定、批判贵族文化的浪潮,相反,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贵族学校去学习,买贵族的纹饰、徽章,买贵族的头衔,想全方位继承贵族的衣钵。

  我国著名报人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过,英国的贵族制度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是因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英国的老百姓普遍认为,贵族精神代表了一种尊严,一种高超的品行。

  西方中世纪的战争好多跟中国春秋战争非常相似,战场上是对手,下了战场仍然还是朋友。所以那个时候的好多战争,在今天看来就有点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公元1135 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去世了,他的外甥斯蒂芬和外孙亨利二世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王位。斯蒂芬本身在英国,就捷足先登,抢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在欧洲大陆,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愤不平,就组织了一支雇佣军前来攻打斯蒂芬。那个时候亨利二世很年轻,经验不足,出兵的时候没有很好的筹划,所以大兵千里迢迢开到了英伦三岛一上岸,就发现钱已花光了,没粮食了。怎么办呢?这时亨利二世作出了一个咱们中国人绝对想不到的选择,给对手斯蒂芬写了封求援信,说我出征准备不周,没了粮草,您能不能给我点接济,让我把这些雇佣军遣散回欧洲。斯蒂芬居然慷慨解囊,给了亨利二世一笔钱。可后来亨利二世竟然第二次发动了同样的战争来争夺王位。

  人家当初接济你,你现在又杀回来了,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忘恩负义。欧洲的贵族认为对手的宽容是理所当然的,该竞争的还是要接着竞争。所以过了几年之后,亨利二世再次率领大军,卷土重来。这时他年龄大了,羽翼已丰,所以在战场上打败了斯蒂芬。虽然他取得了胜利,但结果却很有意思。他和斯蒂芬签订了一个条约,就是这王位还是由斯蒂芬来坐,把亨利二世立为太子;斯蒂芬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来继承王位。在一般人眼中,好不容易打赢了,却只得了接班人的名义,好像不值得。按照中国皇位争夺,非杀个你死我活不可。

  另外还有一场战争也非常有戏剧性。英国爱德华三世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都对英国王位感兴趣,于是两个家族间发起了一场内战。战争的结局竟然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后来打出了感情,互通了婚姻,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联姻之后,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宣告合并,开创了都铎王朝。

  在欧洲的政治中,有一个特殊传统,就是一个国王,即使是被从王位上推翻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也是骑士精神的一种体现。所以在欧洲的权力斗争中,很少有中国那种斩草除根的想法。

3. 要竞争更要有风度

  欧洲的贵族宁可承担养虎为患的后果,也不愿意丧失自己的风度。1688 年时候,威廉三世攻打詹姆斯二世。威廉三世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但他觉得这个王位应该是属于自己的,所以从詹姆斯二世手中夺取了英国王位,把自己的岳父给俘虏了。他把自己的岳父关在靠近海边的一座城堡里,同时在城堡靠海那一侧给他留了一条小船。詹姆斯二世心领神会,就坐着这条小船逃到了欧洲。

  第二年詹姆斯二世组织了一支雇佣军想重新夺回自己的王位。这时威廉三世正在组织和法国进行一场战争,他一看自己岳父卷土重来,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来对付自己的岳父。最后虽把詹姆斯二世打跑了,但在英法战争中却遭到惨败。

  正如荷兰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所说的,“火药的传入虽然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但是中世纪骑士所体现的,并且被理想化的骑士精神,却在近代西方文化中得以保留。”这种骑士精神实际上就是贵族精神的一部分,它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对西方人的民族性格有着长久的影响。

  西方进入平民社会之后,贵族之间网开一面的传统在高层政治中还依然得以保留。比如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即将面临失败,军官中有人提议化整为零分散到老百姓家里,进入山区打游击战。但当时南军最高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却不同意,他说:“战争是军人的职业,我们要是这样做,就等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无辜的老百姓。我虽然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军人,但我绝不会同意这样做,如果能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南方老百姓的安宁,我宁愿作为战争犯被处死。”

  他的对手是大家熟知的林肯,林肯总统同样表现出宽宏大量的贵族风度。本来他确实应该按照军法对罗伯特•李进行处置,但是他认为南北之间的仇恨宜解不宜结,所以他对李将军说,您也到了退休年龄,就告老还乡吧。于是,李将军就以这种方式光荣退休,回到自己的庄园,撰写回忆录去了。

  贵族精神有很多还不为我们所理解,比方说,贵族精神当中的低调。洛克菲勒帝国,那个小洛克菲勒在上大学的时候,过的是贫穷的生活,自己烫裤子,自己缝钮扣,不抽烟,不喝酒,不随便到剧院去看电影,和他爸爸一样,把每一笔开支都记在小本子上。这些人看起来很节约,但是并不小气,因为在面向社会进行捐赠的时候,都非常慷慨。比如咱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比尔•盖茨,后来把他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都捐给了社会。既节约又慷慨,这也是贵族精神非常可取的一部分。

  这种精神,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慷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也可以说是一种担当精神,一种社会责任感。在今天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当中,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担当精神。

  比如西方的航海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一艘船遇到危险要沉没的时候,船长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有的船长干脆选择和船一起沉没,这就是从贵族精神延续下来的一种承担精神。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船即将沉没的时候,船长走进了船长室,选择了和船共存亡,这就是一种担当精神。在大船开始沉没的时候,船长请船上的小乐队到甲板上来演奏,以安抚大家的情绪。在演奏完毕之后,首席乐手向大家鞠了一躬,乐手们开始离去。船上非常混乱,大船马上就要沉没了,首席乐手看见大家都走远了,他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架起小提琴,拉起了一支新的曲子。已经走远的乐手,听到音乐声,不约而同地又回到了首席乐手身边,大家重新开始演奏。船要沉没了,大家相互握手,互道珍重,首席乐手说:“今天晚上,能和大家一起合作,是我终身的荣幸。”

  这是对贵族精神的最好的诠释,它告诉我们,有一种死比平凡的生更伟大。

4. 贵族精神的实质

  储安平在其《英国采风录》中记述了他对英国贵族和贵族社会的观察,他说:“凡是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他们都看不起金钱……英国人以为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荣誉的、而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用当年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话来说:贵族精神的实质是荣誉。

  贵族精神跟物质条件,有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就像当年张爱玲所说的,旧上海公寓里的那个电梯工,一定要衣冠楚楚,领带打得整整齐齐,才肯出来给顾客开电梯,这也体现了一种贵族风度。还比如许纪霖教授所说的,有一个下岗的三轮车夫,靠自己蹬三轮车的微薄收入,养活了几十个孤儿,一个一个送他们去上学。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具有一定的贵族精神。所以说,贵族精神说离我们远也远,说离我们近也很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精神贵族。

  英文里的noble ,除了有“贵族”的含义外,还有“出身高贵的”、“高尚的”、“伟大的”、“崇高的”、“卓越的”、“辉煌的”等含义。“贵族精神”则包括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清洁的精神、承担的勇气,以及坚韧的生命力、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不媚、不娇、不乞、不怜,始终恪守“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

  “贵族精神”并不必然地为“贵族”所垄断,我等平民只要不断努力学习坚持塑造自己的人格状态,同样是具有“贵族精神”的贵族,我们所要强调的是“精神的贵族化”。

  然而,如今国内对于贵族的理解是:拥有高档住宅、豪车、美女如云、消费欧洲奢侈品、子女入学“贵族学校”和出国留学等等,崇尚这样的贵族式生活方式,更多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贵族生活。不是表现在人对精神和审美的追求,而是体现在挥金如土、绫罗绸缎、花天酒地的金钱主义形式上。贵族化中的“贵”,就是华丽、气派、显赫、奢侈等形式。传媒传递给我们一种错觉就是这种和真正的贵族文化毫不沾边的虚荣和幼稚的形式氛围。这种贵族文化实际是一种肤浅、粗糙的文化氛围,这将源于幼稚而止于成熟,源于虚荣而将止于务实。

  真正的贵族精神,应该有三根重要的支柱: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二是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精英,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贵族这一无论是在称谓还是实质上的确认,都必须是与其品德、学识、行为相符合的。否则,即使其权倾天下,富可敌国,亦不能进入贵族的行列中。

贵族的真正意义是指其在精神和高尚行为上的拥有。贵族精神的高贵之处,那就是干净地活着,优雅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他不会为了一些眼前的现实利益去背信弃义,去不择手段。基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讲,精神的贵族和所谓富有之人应该是没有关系的。精神的贵族不一定富有,富有之人不一定是贵族。因为这种贵族精神不是用钱可以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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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okknife 于 2014-12-04 12:47:56 提到] [FROM: 209.]
【华夏文摘】陈不韪:中国思想界的分裂与普世价值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02 日 由 baichuan

内容提要: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贪污腐败、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对这一社会问题的不同诊断和处方,导致了中国思想界的分野,形成了对立的两个主要阵营:新左派和自由派。新左派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全球化的资本与市场,他们试图利用西方左派和新左派的学理,主张在中国进行制度和理论创新,走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自由派则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介入市场而导致的权力寻租。他们主张拥抱普世价值,实现宪政民主。本文就两派在自由、人权和民主方面的分歧展开论述,并提出作者的看法和寄望。

一 引言

1978年邓小平成为中共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后,中国开始了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改革开放。虽然这场改革开放自始自终都是由官方主导的,但在改革开放之初,官方的改革思路得到了民间精英和大众的强烈回应。当时改革的目标比较明确:对内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破除两个凡是的僵化教条;对外重新认识西方,广泛地引进和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崔之元,1994)。说得更简单点,就是从僵化的毛式体制中走出来(秦晖,1996) 。在一个相对宽松和自由了的环境下,一群热情洋溢的知识分子开始了继五四后新一轮的思想启蒙,大量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想。正是因为全国上下形成了一个改革的共识,所以改革开放在初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国家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贫富差别,社会矛盾远没有今天这样突出。

90年代后,中国经济继续飞速发展,但同时贫富不均和官僚的贪污腐化却以比经济增长更快的速度日趋严重。人们从当初对改革的热烈欢呼到开始质疑,改革处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再次面临往何处去的问题(崔之元, 1996 ;秦晖,1998)。由于对社会急剧分化、矛盾丛生的不同解读和回应,在改革初期处于同一启蒙阵营的思想界学者开始分化乃至分裂。从90年代中后期至本世纪初,思想界进行了一场被徐友渔称之为“杯水风波”的左右之争。

对阵的双方分别是以秦晖、徐友渔、朱学勤和刘军宁为主要代表的自由派学者,和以崔之元、汪晖、甘阳和王绍光为领军人物的新左派学者。双方从对中国现实的认识,问题的根源,到中国未来的走向,几乎没有重合点。徐友渔将他们的分歧总结为七个方面。在下面的行文中,我将就他们对自由民主人权这一在西方已成为共识的核心价值,即人们通常说的普世价值方面的分歧进行分析和讨论。在我看来,他们的其它分歧是相对次要的,其中大部分也是由对普世价值的不同态度而造成的。所以本文将不就那些争论展开讨论。

我有必要在这里说明,本文采用的自由派,新左派和左中右等称谓,是中国目前语境下人们对不同思想派别的通常称呼。我在文中沿用这些称谓,只是为了行文时区分不同学术派别的方便,既不表明我对这种学术派别划分的合理性的认同,也不表示我对这些学术派别的爱憎褒贬,尽管我个人有明确的价值取向。

二 自由——中性的平台还是有阶级性?

文学评论家朱大可接受《凤凰网文化》记者采访时说:“民国无疑是一个大师丛生的年代,但是假如要重现这种令人缅怀的时刻,就必须首先营造大师诞生的生态环境。这个生态的名字叫做‘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独立和创造性人格的生长,也不会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格局”(朱大可,2014)。历史上另一个文化的鼎盛时期是春秋时代。当时诸子百家,大师辈出,让人目不暇接。造成这种文化思想繁荣局面的原因也是因为“自由”,尽管那时的自由处在一种“消极自由”的状态。

秦晖在“自由是主义之母”一文中指出:“如今的公民自由不仅为‘自由主义’,而且也为社会民主主义乃至文明社会的其它‘主义’创造了发展的基础。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不等于‘善’,但它为诸善之基;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不是‘主义’,但它是诸‘主义’之母。在走出强制时代,告别宗教审判的时候,无论你信仰什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乃至新儒家等等,都必须从信仰自由开始。他可以不是‘自由主义’者,但不能不相信‘自由’优先于‘主义’ ”(秦晖,1999)。

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公开宣扬以暴力方式推翻现政权,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平等社会。由于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策划和参与任何暴力,所以他的思想不但没有受到扼杀反而可以不受限制地在西方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传播和发展。这无疑是“自由主义是各派思潮真正的平台”(何光泸,2013)的有力例证。

甘阳在那篇气势宏伟的长文“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 (甘阳,1991)中指出,“今日许多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和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 他强调:拒绝以自由的名义否定平等和民主。文中他旁证博引,引经据典,从法国,谈到英国再到美国,从奈特,说到柏林,再到托克维尔、柏克和卢梭等,但他始终没有解释和定义何为“贵族的自由”,何为“平民的自由”,怎样算是以自由的名义否定平等和民主。我努力地查阅了我能见到的其他新左派学者的文献,也没有找到他们关于“贵族的自由”和“平民的自由”的解释与定义。我只好基于我对此文的理解,作一个大胆的猜测,甘阳所说的“贵族的自由” 主要是针对自由派学者所宣扬和追求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经济自由和市场自由等。

我坦率地承认,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受历史和社会条件的限制,“穷人”、“富人”,“弱者”、“能人”们所享受的上述自由的能力确实是不一样的,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放弃追求这些“自由”的理由。货币作为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回报以及平等交换的媒介,不同的人对它的获取能力和支配能力是不一样的,那是不是意味着为了消除这种 “不平等”,我们就应该取消货币呢?

我还必须指出,当一个社会“强人”,“能人”,“知识人”的自由被剥夺时,“穷人”,“弱者”被剥夺的就不仅是“自由”甚至是生命! “我们还是不能断言关于私有财产权以及言论自由的各种主张只有利于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与广大工农群众毫不相干。的确,对于穷人来说,福利权利也许比自由权利更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言论自由,谁能大声为穷人呼吁呢?”(季卫东,2008)。我们不能忘记,当“引蛇出洞”的“阳谋”导致中国知识分子万马齐喑后,“亩产几十万斤”的神话居然让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杨继绳,2007)。但与此同时,几千万人却无声无息地在三年大饥荒中悄然死去,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

“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世界人权宣言”,1948),但中共建政后采用严格的户籍身份制,将全部人口分成了“城市人”和“农民”(城里人常鄙视地称之为“乡下人”)。他们在居住,就业,升学和医疗等方面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自称关注弱者、穷人权利的甘阳,不仅从不批评限制农民自由,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上的户籍制,反而认为“中国乡镇企业具有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模式意味著,华夏民族从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或许可能创造不以彻底摧毁乡土社会为代价的历史经验”(甘阳,1993)。所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原则的实质是不允许农民改变身份。“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是中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的结果。‘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决非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更非广大农民的心愿”(秦晖,1994)。

我不否认乡镇企业相对于毛时代的人民公社是一个进步,也不是说立即取消户籍身份制是可行的。但无疑,无论从农民的自身利益,还是从甘阳所说的平等的自由来看,取消城乡户籍制,还农民以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是改革的方向。但新左派学者们对此毫无兴趣,闭口不谈。另外,在现实的中国,当农民的土地被剥夺,当普通市民的房屋被强行拆迁,当小商贩被城管野蛮殴打,当为这些弱势群体辩护的律师遭到拘禁和打压时,我们都可以听到自由派学者的维权呼喊,而新左派学者对此总是视而不见集体失语。我因此感觉,他们对“平民的自由”和“平等的自由”的呼吁以及“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的呐喊,是多么的言不由衷和苍白无力。

三 人权——普世价值还是“亚洲价值” VS “西方价值”?

鉴于中国历史和现实都广泛存在的以国家和集体的名义进行的对个人权利肆无忌惮地践踏,自由派学者普遍对国家权力非常警惕,主张对个人权利的伸张。“个人权利最需要国家的保护,但往往也最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侵害 ”(秦晖,2002)。他们强调公私领域的界定,主张在公共领域要民主,在私人领域要自由。“自由主义是在提出和捍卫‘天赋人权’学说过程中成长发展的”(徐友渔,2007)。但新左派学者们对人权问题不感兴趣,他们甚至质疑“为什麽要划分公与私?”(崔之元,2008)。在他们的文献里,除了为当局的人权政策辩护外,基本不谈人权问题。“摆脱‘亚洲价值’vs‘西方价值’的思维方式——对人权问题的思考”(崔之元,2008)是他在第九届“中德人权对话”研讨会上发言的修订稿。在这篇文章中,崔之元通过几个例子为中国的人权问题进行了辩护。

他给出的第一个例子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导致的公共资金救市浪潮中,许多美国民众对公司高级管理层的过高收入不满,今后也不排除要求他们公布个人财产的可能。第二个例子是,德国宪法即《德国联邦基本法》第十四章在规定私人财产权时,明确说明财产权利伴随着社会责任,而这在美国宪法中是没有的。他的第三个例子是,中国和美国没有像欧洲一样废除死刑,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和美国的多数民众还没有废除死刑的要求。

通过这三个特殊的例子,崔之元试图说明,1. 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公私界限,因而个人权利是相对的和动态的;2. 民主价值和个人权利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他进一步认定,“中国和西方都强调尊重普遍人权,但对人权的理解和实现方式有所不同,而且在中国和西方内部对人权也有着竞争性的理解”。他因此要“澄清一种流行的错误意见,这种意见把所谓“亚洲价值”(社会的有序和谐高于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和“西方价值”(普遍人权的优先性)对立起来”。我要指出的是,他在这一连串的论述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以下两个关键因素。

第一,我们在承认个人权利的相对性和动态性时,也应该看到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个人权利同时具有绝对和稳定的属性。第三届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人类人权史里程碑性的文件。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天然地接受“宣言”的精神和内容。“宣言”开明宗义地宣称:“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请让我简单地举几个“宣言”里规定的基本人权的例子。“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宣言”第十二条)。比如人们选择穿什么样的衣服,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属于私生活,因而也完全是个人权利,公共权力如果介入的话,就是侵犯人权。象毛时代的中国,现在的北朝鲜和一些中东国家,普通人的服饰和生活方式都受到公共权力的干预。前段时被金正恩处决的张成泽的罪名之一就是“大吃大喝”。“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宣言”第十九条)。然而中国的实际情况却是,刘晓波许志永等大量的思想犯和良心犯被投进了监狱,余杰张博树等一批持不同政见者被迫流亡海外。“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宣言”第五条)。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严刑逼供和虐待囚犯普遍而又广泛地存在。中国政府也多次拒绝联合国人权机构对中国监狱的检查。以上几个例子只是想说明,一些最基本的人权概念是相对固定的,是没有文化差别的。西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和指责也都集中在这些最根本而又没有歧义的方面,并不涉及一些存在争议的部分如废除死刑等。正是崔之元本人试图通过一些在西方有争议的特例来否定基本人权的普遍性,将“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对立起来。另外,一些人权的概念和内涵虽然是动态的,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它的现实意义。如同人都是要死的,但不意味着今天就不要活。

第二,崔之元在文中指出了“‘民主价值’和‘个人权利’的紧张关系”,他是想说明个人权利受民主价值的制约。对此我完全同意。但他显然“直把杭州当汴州”,刻意回避了中美两国在政治生态上的巨大差别。在美国,任何限制个人权利(如限制企业高管收入,限制雇主对员工的年龄和性别歧视)或保障个人权利(比如废除死刑和员工平等就业的权利)的立法,根据具体情况,都必须通过州或联邦的立法机构——州议会或国会。如果是联邦立法,先必须获得民选的参众两院议员的多数通过,再由总统签署生效。如总统否决,但国会再次以2/3的多数通过,议案便自动生效成为法律。自始自终,这一过程都是公开和透明的,议员们的投票也是公开的,以便选民监督他们的利益是否被表达。新闻媒体也可以自由的报道和参与评论。另一方面,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美国有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的司法系统。相反在中国,既无立法的民主程序也缺乏自由公开透明的舆论监督来体现民主价值,也没有不受行政权力控制的独立司法体系去保障个人权力,一切都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奢谈什么“个人权利”要受“民主价值”的约束不就是为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侵害寻找借口吗?

四 宪政民主还是“第三条道路”?

自由派学者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宪政民主目标。“中国接受世界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所提示的共同的文明准则,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实现宪政民主,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趋势。他们认准了这一点,除了义无反顾地争取实现一个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法治、政府权力受到制衡的体制,没有别的选择”(徐友渔,2002)。“民主政治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刘军宁,1998)。

甘阳指出,“拒绝以自由的名义否定民主”,“自由主义在近日中国基本已成为反对民主的一种变相说法,似乎民主越少,自由就越多”(甘阳,1991,1999)。王绍光强调“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是他的主旨思想(王绍光,2007)。“在摆脱了私人大资本控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理应得到更充分切实的发展”(崔之元,1996)。从字面上看,新左派学者都有强烈的民主诉求,但与自由派学者不同的是,他们话语体系里的“民主”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的不同。

“不能把民主直接定义为多党竞争,因为多党竞争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但不是民主的唯一形式”(崔之元,1994)。甘阳则强调要“从西方和美国的模式中解放和摆脱出来”, “中国道路不可预设框架”(甘阳,2008)。王绍光更为直接,“充其量,这不过是一种选主体制。在美国,民主变为了选主,选主变成为了金主。何谓金主,谁的金钱多谁做主也”“在选主体制下,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就是每隔几年参与一次近乎狂欢节的选举仪式,选出新的主子,同时得到心理上的慰藉,主子是我们选出来的”(王绍光,2014)。他甚至直斥西方的宪政民主为“宪政财主”(王绍光,2013)。 总之,他们从基本概念到基本构架都拒绝和排斥通常意义上的“民主宪政”,试图超越“改革/保守、西方/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计划、民主/专制的二元对立思想方式,实践一条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分的中国道路”(崔之元,1994;汪晖,1997)。

这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或“中国道路”的路线图是怎样的?它的顶层设计是什么?“除了批判与解构,他们根本拿不出建造另一个更好的平台的可行方案”(许友渔,2000)。“可以说,迄今为止新左派的话语战略是批判西方认识体制的弊端,而一直在回避就价值体制上的基本问题进行对话”(季卫东,2008)。因为他们心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方案,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他们话语中的自相矛盾和混淆不清。比方说他们一方面强调民主的广泛与普遍参与,却又排斥多党竞争;他们一方面对竞争式的选举豪无兴趣,却又声称“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崔之元,1996);他们一方面说“中国道路不可预设框架”,但对写进宪法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却又熟视无睹;他们一方面说要摆脱对美国和西方的迷信,却又大面积引用西方学理为中国的“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提供依据。

王绍光在2008年推出他的新书《民主四讲》,算是在新左派学者中第一个对“民主”有比较系统思考和论述的。他在书中指出,“偏重内容与实质的民主可以称之为‘代表型民主’,而偏重形式与程序的民主可以称之为‘代议型民主’。总体而言,东亚人民包括中国人民更偏好前者而不是后者”“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调研到决策的过程正好回答了有关代表的四个问题:代表谁?由谁代表?代表什么?怎样代表?换句话说,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中国的政治过程确实践着代表型民主”。他在书中大量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以此说明“民主”如何才能被真正体现,它又因此如何比西方代议制民主更优越。

我不得不坦率地指出:首先,这种所谓的“民主”本质上只是一种工作方法和作风,与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毫无关系。仅在这个意义上它就违背了现代民主的概念和原则。对这种“民主”,许纪霖一阵见血地指出,“人民最终还是陷入了‘被代表’、‘被采纳’、‘被响应’的被动地位,民主与否的主动权始终牢牢地掌控在统治者的手中” (许纪霖,2010)。实质上这种“民主”和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德治”和“仁政”没有区别。其核心理念是企图通过不断的教育和灌输,使大小统治者们能心怀天下,心忧天下,向百姓施以仁政和良政。唯一不同的是教育和灌输的内容由过去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变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一系列更具现代特色的华丽词藻。所用的建筑材料不同,但建造的还是那个旧宫殿或者说新瓶装旧酒。其次,我们在实践中已经看到,恰恰在这个“群众路线”的发明人当政的时代,在那个“群众路线”被强调得最多的年代,也是群众被摧残得最彻底的时代。反右的精英之殇,大饥荒的农民之灾和文革的全国之难无疑就是对这种“代表型民主”最好的注脚和嘲弄!

西方现行的民主制度虽然已成功和有效地运行了两三百年,但远不能说就十分完善。站在历史和未来的角度,王绍光对它的批判也不无道理。但在批判的同时,他却提出这样一套民主方案,我则有了另外的感觉:为了捍卫预设的结论,他一方面在鸡蛋里挑骨头,另一方面又可以把稻草看成金条。

五 总结

在进一步梳理新左派和自由派学者的核心分歧前,我想先引入两个概念:“文化”和“文明”。根据辞海,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文明指有益于人类的发明创造的总和或程度。“文明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可以是物质、技术和制度,也可以是宗教或哲学。而文化一定是精神形态的,文化指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价值,而是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族群所创造的价值”。 “文明拥有永恒的原则,属于全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文化是历史主义的,仅仅属于特定的民族或族群,因时代的变迁而变异”(许纪霖,2010)。因为文化和文明的这些属性和特征,所以我们通常说文明有高低,但不能说文化有优劣。文化关注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而文明只关心“什么是好的”。

人们的价值观作为一种文化通常有很强的民族特性,但它也可能成为普世文明而被全人类所接受。比方说一个民族喜欢穿红色的衣服,而另一个民族喜欢穿黑色的衣服。作为对颜色的偏好这样一种文化特性,在价值判断上是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的。但这种价值观因为缺乏普世性而无法成为人类文明。如果某个民族虽然大部分人偏爱穿红色的衣服,但它的人民有选择穿任何其它颜色衣服的自由和权利,这种价值观就可以成为属于全人类的普世文明。并且我们可以近一步说,能自由选择穿不同颜色衣服的民族的文明高于那些不能自由选择穿不同颜色衣服的民族的文明。

显然,中国的自由派学者认为起源于西方的现代价值观——自由平等人权以及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宪政民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具有跨种族,跨民族,跨文化的普世属性。“我从来反对用‘特殊文化’,‘亚洲价值’这类理由来抵制人类普世价值”(秦晖,1999)。基于这样的基本判断,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贫富分化,腐败丛生是由于不受制约的权力介入市场导致的“权力寻租”(徐友渔,1997)。他们开出的药方是:拥抱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争取和保障个人自由与权力,实行宪政民主,把权力关进笼子。

相反,中国新左派学者以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来对抗和排斥普世价值。 “中国要从一个民族国家发展为一个文明国家,一个去西方化的文明国家”(甘阳,2003)。他们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诊断是,“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文化和政治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 (汪晖,1997)。因此他们相信,“西方左派、新左派对资本和市场的一切批判都适合于中国”(汪晖,1997)。为此,他们开出的处方是,“时代呼唤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国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我们可以从‘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启发。然后,以中国深厚的土壤为基础,将中国已经出现的一些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萌芽培育、壮大起来”(崔之元,1994),走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崔之元,1994;汪晖,1997)。

作为自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我在这里总结一下我对普世价值和新左派思想的看法。

首先,源自西方的科学技术可以是普世的,为什么西方精神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人权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宪政民主却不能是普世的呢?“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烂缀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这个笼子四周插着五根栅栏,那就是选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三权分立。”无论这段话是否真的出自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之口,但它无疑准确地表达了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进步——实现了对权力的驯服。在我看来,质疑普世价值是否适合中国,就如同一百年前一些人认为西医不适合于中国人同样荒谬。

其次,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新左派学者尤其是崔之元却经常挑出一些事物的特殊性,继而否定或取代普遍性。“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政策研究班子提出,美国在工人培训、政企合作关系上,应效法德国、日本。但是,意味深长的是,德国和日本理论界、企业界的新动向,却是认为他们应效法美国目前的体制”,这“表明在探求‘制度样板’方面的世界性混乱”。于是崔之元得出结论“西方发达国家并无统一的制度可做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目标”(崔之元,1994)。根据美、德两国在“工人培训、政企合作”这样一个非常特殊而又具体的政策和做法上的不同,能推断出两国在根本制度上的不同吗?这样的逻辑无异于因为人的高矮胖瘦肤色不同,所以人的基本属性也“混乱”起来,于是便无法定义“人”的共同属性。他在为中国的村委会选举的公正性和民主性辩护时,批评那些质疑村委会选举的人犯了“制度拜物教”的毛病,“把两党或多党制直接与‘民主’等同起来”(崔之元,1994)。衡量一个选举是否公正和民主,总不能只看是否有人投票吧。一个公正的选举并不意味者一定有多党派的候选人,但至少不能禁止其它或无党派的人士参选。况且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也不能说有一两个村委会选举就断言“我们实际上已处在一个民主社会” 。照这样的逻辑,猪猫狗因为有眼睛鼻子嘴巴所以也可以被归类为“人”?

第三,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上,新左派学者有两个判断错误。1.普世价值在西方已是一种实然状态,当今西方的各种思想流派都不需要也不会对构建自由民主宪政这一平台而绞尽脑汁甚至赴汤蹈火。因此他们对西方社会的批判,是从各种不同的出发点和视角去完善这个平台,而不是摧毁它。比方说西方左派和新左派,他们的批判对象主要是资本和市场,强调国家对资本与市场的调控和干预,实现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分配的正义”。仅仅因为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并成为了全球资本市场的一部分,就断言中国同西方一样,是一个自由的资本与市场社会,进而认为“西方左派和新左派学者对西方社会的一切批判都适合于中国”(汪晖,1997),这是典型的移花接木和时空倒置。事实上自由民主宪政在中国远非现实,不受制约的权力对资本和市场的干预才是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和贪污腐败的第一根源。在这样的背景下,生硬地照搬西方理论,通过强化国家权力去干预资本和市场,无异于给本已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贪污腐化火上浇油。2.新左派学者认为,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从过去对西方的盲目排斥变成盲目迷信。所以他们呼吁要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但我要指出,至少在普世价值这个层面,对西方的迷信也不是中国的国情。新左派学者应该明白,对普世价值的态度,在思想界是非常分裂的,自由派远不是主流。来自官方的信息更是明确无误,那是一条“邪路、歪路”。我倒是觉得新左派学者的逻辑让人啼笑皆非,一方面不断地呼吁人们从对西方的迷信和盲目崇拜中解放出来,一方面又大量引用西方的理论资源来诊断和解决中国问题。(崔之元在“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一文中引用了23处文献,其中16处源自西方学者,只有7处来源于国内官员和学者,大部分只是提供数据依据。)

最后,我想谈谈西方新左派和中国新左派的主要区别。中国新左派的学理资源来自西方左派和新左派,但他们之间却有以下的不同。1.西方左派和新左派都认同普世价值。西方左派新左派共同的祖宗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和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主张用暴力的方式推翻现行的自由民主政体,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诡秘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得以自由的发展和传播,但共产革命却始终没有在西方发生。相反,那些从一开始就竭力抵制扼杀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共产革命反而取得了成功。更让人叹息的是,马克思主义借助自由民主这个平台,在西方经过不断的发展和演变,对西方的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相反,那些共产革命取得成功的国家,因为拒绝和排斥了西方最重要最核心的文明成果,反而给本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89年苏东的解体宣告了世界范围内的共产运动的彻底失败。有人曾论证马克思本人在晚年已经放弃了自己早年过激的暴力理念,主张在现行体制内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谢韬,2007)。在我看来,马克思本人晚年是否确实放弃了暴力主张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继任者们和它的变体——民主社会主义者们都认可和捍卫自由民主宪政这个平台。“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但如今中国的新左派学者们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仍在试图利用西方某些流派的思想和理论,来否定西方所有思想和流派都接受和认同的普世价值。这无异于以树上的枝叶来否定树的根。如果中国新左派学者真心寻求“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就应该暂时站到自由主义这一边来,一起努力去构建一个自由民主的平台,让各种流派各种思想在这个平台上争奇斗艳。2.西方左派一般在个人自由和权利方面比西方右派走得更远,他们中甚至有人赞成同性恋婚姻和吸毒合法化。中国的新左派们却总是以“亚洲价值”和“中国文化”给“自由”和“人权”注以“不同的理解”。3.西方新左派对他们所处的现实环境,总是持批判态度。所以他们常与“进步”、“变命 ”连在一起。中国新左派的批判精神也很强,但他们批判的对象往往是西方的主流价值和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却不遗余力地用西方的左派学理为中国的现行体制和政策背书。他们所谓的“创新”,到目前为止,只不过是打着灯笼“发掘”现行体制和政策对世界文明的“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4. 西方的左派比较国际性,而中国的新左派有比较强的民族主义甚至国家主义倾向,这更接近西方的右派。

六 寄望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界的启蒙阵营开始分化以后,自由派学者和新左派学者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由于双方在各自的核心价值上完全没有共识,所以分歧是深刻,全面和广泛的。在争论的过程中,双方都有学者带入了个人情绪,使得这场学术争论变得火药味十足,并最终在新世纪初不欢而散。“从此,对话转为了独白,冷讽代替了争论”(许纪霖,2010)。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思想界又出现了两支新的流派——新儒教和基督教。由于这两支流派的规模还不够大,影响力也有限,再加上可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对普世价值的价值取向上,他们基本与自由派学者重合,所以本文没有对他们的主张进行介绍。

2013年9月4日,代表中国思想界左中右(新左派,自由派,新儒教和基督教)的28位学者签名发表了“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因为共识宣言是在牛津大学签署的,所以又称“牛津共识”。“仅就这个文本而言,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个文本讲的都是一些几乎是人人都可以同意的话”(秦晖,2013)。我详细阅读了这800多字的文本,感觉就好象是一群科学家开了一个会,然后发表了一个共识宣言,“空气是个好东西,没有它人就不能活”。在我看来,所谓“牛津共识”的“共识”意义,也就大抵如此。

但学界普遍认为,不同的派别,尤其是经过了二十多年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争论的自由派和新左派学者们能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这已经是思想界近二十年来的破冰行为。“‘牛津共识’的意义不在于达成了什么共识,而在于各家各派能够坐下来,有意愿去寻找共识”(许纪霖,2013)。“这至少可以说明,不管是主义上的左右,还是文化上的东西,这些人都是可以坐在一起的”(秦晖,2013)。对这一点,我仍然只是谨慎的乐观。在我看来,作为新左派主要代表出席会议的黄纪苏,其新左派色彩并不很浓。新左派的主要领军人物,崔之元、甘阳、汪晖和王绍光一个也没参与。与这四位新左派学者有所区别的是,在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上,黄纪苏似乎与自由派学者有更多的交集。“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伸张,实乃现代社会的应有之义;其对集体权力特别是政府权力的批判,虽有片面性 ,亦属目前中国的切实之需” (黄纪苏,2014)。“他们能领导世界几百年,自有其长处,科学、工业、社会主义、民主,这些都是西方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是否定不了的”(宋晓军、黄纪苏,2009)。类似的表述,我从没有在以上四位新左派学者的文献里见到。

几百年前欧洲一批启蒙思想家历史性的构建了自由平等人权的核心价值观。在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激励下,欧洲人民冲破了专制的束缚,建立了现代的宪政民主制度,实现了对权力的驯服,实现了人类的自我解放。自我解放了的人,以无比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推动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随后,在先进的科学技术伴随下,欧洲的核心价值迅速传遍全球,成为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文化的普世价值。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欧洲的宪政民主之路有英国的和平渐进式和法国的暴力革命式。但两种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首先在思想界凝聚高度的共识,进而全面地将这一共识推向大众,形成精英与大众共同的诉求。统治阶层对民间诉求的回应决定了民主道路的不同方式。今日之中国,在政治生态上与两三百年前的欧洲颇为相似,但我们的思想界却如此分裂和对立,毫无共识。这种分裂折射到大众社会上必然是撕裂与仇恨:利益与价值势不两立,一言不和就怒目相向,恶语相加,恨不得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太需要“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的价值共识——自由主义的出发点。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清楚地认识到,自由主义“既然是另一方水土的产物,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文明体内安身立命,就少不了做必要的变通”(黄纪苏,2014)。我甚至认为,就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和国际环境而言,自由主义的最大挑战并不是来自强大的专制集团而是缺乏本土传统中超越价值的支撑,得不到来自民众信仰层面的认可(刘军宁,1998)。尤其是,在与西方交往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人一直为民族屈辱所困扰,这种困扰在许多人那里不幸转为了对西方核心价值的疑虑甚至排斥。在一定意义上,五四开启的思想启蒙远未结束,我们还要做很多艰苦的努力,让普世价值的种子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落地生根成长。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之路将是曲折而漫长的。但我们盯住了这个目标,我相信“一旦确立了目标,距离就不是问题”(秦晖,2002)。在这场时代的大变局中,我责无旁贷、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普世价值的宣传与普及!

注释:
1. “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甘阳,1991)
2. “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甘阳,1993)
3. “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崔之元,1994)
4. “‘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秦晖,1994)
5.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问题”(往晖,1997)
6. “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徐友渔,1999)
7. 现代性问题答问“(往晖,1999)
8. “‘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再问崔之元先生“(秦晖,1996)
9. “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崔之元,1996)
10. “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甘阳,1997)
11. “自由是主义之母”(秦晖,1999)
12. “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徐友渔,2000)
13. “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徐友渔,2002)
14. “自由社会主义或是将来国情走向”(崔之元,2002)
15. “中国的左派与右派需要一个共同的底线”(秦晖,2002)
16. “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甘阳,2003)
17. 《墓碑》(杨继绳,2007)
18.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谢韬,2007)
19. “从宪政民主角度看民主社会主义”(徐友渔,2007)
20. 《民主四讲》(王绍光,2008)
21. “对《民主四讲的批判》”(许纪霖,2008)
22. “摆脱‘亚洲价值’VS ‘西方价值’的思维方式——对人权问题的思考”(崔之元,2008)
23. “从第一次思想解放到第二次思想解放”(甘阳,2008)
24. “让我们来重建政治共识”(季卫东,2008)
25. 《中国不高兴》(宋晓军、黄纪苏,2009)
26. “普世文明,还是中国价值?——近十年中国的历史主义思潮”(许纪霖,2010)
27. “中国历史的延续与断裂”(秦晖,2010)
28. “新左派、自由派、新儒家…中国思想界寻求共识”(薛莉,2013)
29. “关于‘牛津共识’答蒋保信问”(何光泸、蒋保信,2013)
30. “中国的代表型民主”(王绍光,2014)
31. “当代中国离繁荣有多远?”(朱大可,2014)
32. “说说秦晖先生说的那些事儿”(黄纪苏,2014)

2014年11月于加拿大落基山下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二三二期(cm1412a)
 
9   [dokknife 于 2014-12-04 12:30:13 提到] [FROM: 209.]
胡平:思念曹思源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03 日 由 guzheng

清晨,打开电脑,读到曹思源先生的讣告,眼前立刻跳出曹思源的图像:像弥勒佛,胖乎乎,乐呵呵,只是留着头发,戴着眼镜,既饱经沧桑,又天真烂漫,既老谋深算,又胸襟坦荡,很生动,很有感染力。眼前这副图像和当下我心中的悲痛沉重似乎很不协调。可是我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只要想到曹思源,脑子里浮现的一定是这副图像。

早听说曹思源得了癌症,不过去年见面,只见他还是那副模样,不显病容,甚至也不更显老,依然是谈笑风生,只是在下台阶时,我注意到他的动作非常缓慢,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挪动,这才使我想起他的病,不由得心中一阵隐痛。

我和曹思源相识于1986年。那一年大概是中共建政65年间政治上最宽松的一年。曹思源和吕嘉民、周舵同是于光远的研究生。于光远招收学生不拘一格,他的弟子果然个个不同凡响。在那时,“曹破产”的名头还没叫响,不过我们就都知道他在为推动破产法的立法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大会小会,逢人就讲破产法。固然,破产法的通过并非曹思源一人之功,但是,称曹思源为“曹破产”又绝非夸张。

这是曹思源做事的一大特点:认准了一件事就全力以赴地做下去,一段时间只做一件事。

近些年来,曹思源又成了“曹宪政”。他对宪政问题写了大量文章,出了好几本书,国内海外到处讲。尽管有些人在他之前就开始讲宪政,也有不少人在宪政问题上写了很多文字、发表了很多讲演,其影响不在曹思源之下,但是没人把他们称作“张宪政”、“李宪政”,只有人把曹思源称作“曹宪政”。原因无它,就是曹思源这种独特的做事风格:集中精力就做一件事,执着,坚持。

曹思源的又一美誉是“院外活动家”。这一美誉当然是来自当年他以一介布衣、一介书生的身份,居然成功地推动了破产法的立法。众所周知,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议会,更没有本来意义上的院外活动。曹思源居然在没有路的地方趟出了一条路,这固然和那个特殊的时代有关,但由此也可以看到他极富创意的活动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曹思源为改革人大付出巨大努力。还在八十年代,曹思源就提出过十条修宪意见,并热情地鼓吹推行“人大旁听制度”。“院外活动家”的美誉,可不是浪得虚名。

曹思源另一件重大“院外活动”是在八九民运期间。在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戒严令后,时任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的曹思源,征得四通老总万润南的同意,草拟了一份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很快就征集到了57位人大常委们的签名或委托签名,在5月24日下午送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发室。这件事无疑是运用体制内力量,遵循体制内方式,向中共强硬派发出的最有力的反击。可惜功败垂成。6月3日早晨,曹思源被秘密绑架,成为八九民运中被当局迫害的第一批。同时被秘密绑架的还有正在做同样事情的高瑜。其后,曹思源被关进秦城监狱,很快就成为看守他的那些小战士的偶像。

1997年秋季的一天,我接到电话,话筒那边自报家门“我是曹思源”。我异常惊喜,原来他已经到了纽约。我连忙邀他到我家做客,还邀到刘青。阔别多年,又经历了那样一番变故,曹思源还是曹思源。我们一起照了几张相。有一张他抱着我的刚一岁的小女儿。我相信曹思源一定有孩子缘,他那张胖乎乎的笑脸,没有孩子会不喜欢的。

写到这里,眼前又浮现出曹思源的图像,那样生动,那样富于感染力。我想,这就叫“活在人们心间”。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5期 2014年11月28日—12月11日)
 
10   [dokknife 于 2014-12-04 12:28:12 提到] [FROM: 209.]
小红书金芒果再现文革崇毛热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04 日 由 baichuan

两位美国人各历时10年多时间搜集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和文革中被奉为圣物的毛赠送的芒果的复制品,让人们有机会重温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文革中对毛的崇拜热。主办者说,展览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两个文革展同时举行*

在纽约曼哈顿,相距不到八个街段的地方,有两个与中国文革毛泽东个人崇拜有关的展览同时在展出,一个是《毛语录:50周年展》,另一个题为《金芒果与文革》。

主办毛语录展的格罗里尔俱乐部主任埃里克•侯森伯格说,策展人贾斯汀•席勒的收藏“概括了小红书出版的复杂历史。这里有多种文本的试用版本,从颜色、内容,到大小,都跟最后的小红书有很多不同。”

格罗里尔俱乐部是一家会员专注搜集、研究和展览书籍、印刷品和手稿的私人机构。

*毛语录把毛变成神*

1964年出版的《毛语录》共270页,收入毛语录427条。《毛语录》先在林彪领导的解放军内发行,随着文革的开始推向全国,并成为全民向毛顶礼膜拜的“红宝书”。《毛语录》为毛造神,为发动文革做了舆论准备。

1971年9月作为毛钦定接班人的林彪出逃坠机蒙古后,林彪在《毛语录》中的题词和《再版前言》被要求撕掉;接着全国的崇毛热也开始逐渐降温。

据统计,从1964至1976文革结束,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毛语录版本总印量达10亿册,数量仅次于《圣经》,其中包括了翻译成37种文字的外文版。

侯森伯格说,“我相信策展人收集了所有外文翻译版本,除了一两种外。”

*戏仿成阿谀奉承的真诚形式*

在西方,除了毛主义者狂热崇拜毛外,出版商也从小红书的流行中看到了商机。包括《耶稣主席语录》等各种某某主席语录纷纷应运而生,很多都被策展人搜集展出。

侯森伯格说:“它们滑稽、好玩,同时也告诉了你小红书具有的重要影响力。模拟和戏仿成为阿谀奉承的最真诚形式。”

在华美协进社展出的芒果展显示,1968年毛泽东为控制文革乱局开始向各大学派工农宣传队。8月,他把到访的巴基斯坦外长送给他的一篮芒果转赠进驻清华大学的毛泽东思想工农宣传队。随后,陈列在透明罩盒里的蜡芒果复制品被送往全国各地供人们崇拜。

*芒果成崇拜圣物*

华美协进社美术馆馆长海蔚蓝说:“我就记得那个纺织工人托着一个盘子,那个芒果,非常隆重的,整个城市那个花车呀,大游行,因为当时接到了毛主席赠送的芒果。”

一时芒果崇拜在各地蔓延并迅即产生了一系列芒果崇拜的衍生物。“一些坛坛罐罐、被面、书、镜子、肥皂盒、钱包、香烟,都跟芒果有关” ,海蔚蓝指着展品说。

“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出现芒果呢?”她问道,“实际上芒果只是一个象征,是因为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连这么一个很普通的水果都变成了一个圣果了”

*策展人均为美国人*

有趣的是这两个展览的策展人都是前往中国访问的美国人。语录展的策展人席勒是位儿童书籍收藏家,因感兴趣于《毛语录》所代表的对毛的个人崇拜,从1998年开始这项搜集工作。

芒果展的策展人姜斐德是在北京的出租车上听到芒果的故事,然后一有时间就跑到潘家园去,把所有跟芒果有关的东西,“反正只要有芒果图案的东西她都收藏。” 海蔚蓝说。

但这些个人崇拜故事的原发地中国,据海蔚蓝介绍,至今没有一家省市级博物馆做过类似展览。这令海外同行有了一种使命感。海蔚蓝说:“像这样的事情年轻人也都不知道了,一个是让他们了解这段历史,但是我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

*文革展的现实意义非常大*

旅居海外的中国文革历史研究者宋永毅说,文革展的现实意义非常大, “因为现在习近平的路子是越来越朝那个方向走。”

他说,去年12月26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大会上,“一个多小时讲话引用了8次毛诗词,什么‘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毛泽东的遗产在复活”*

宋永毅说,他简直要昏过去了,“因为这个都是红卫兵的东西啊,久违了!这是我们当年写大字报的玩意儿。中共——毛泽东以前、毛泽东以后——没有一个领导人的演说是这个风格的。”

宋永毅表示,中国人说以史为鉴,就是说历史的错误不能重复,“但是非常悲惨是,目前中国却在大规模地重复文革,毛泽东的遗产在得到复活。”

*“想成为习泽东麻烦就大了”*

他认为,习近平走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比薄熙来更危险,“他懂中国农民社会的劣根性,吃准了毛泽东那一套管用,老百姓喜欢这套东西。”

他表示,“习想成为习泽东——当然是不是能成是另一码事,但是他那么一心一意地要成为‘习泽东’麻烦就够大的了。”

在华美协进社展出《金芒果与文革》由瑞士苏黎世李特博格博物馆组织,经华美协进社扩充部分文革背景内容后在纽约巡展至明年4月。毛语录展展至明年1月。

□ 美国之音
 
11   [dokknife 于 2014-12-04 12:27:45 提到] [FROM: 209.]
张坚:发展中华灿烂文化还是发扬专制统治文化?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03 日 由 lixindai

中共执政之后的各任最高领导,不管是少言寡语的邓小平、胡锦涛,还是爱说话、爱发挥的毛泽东甚至有点轻佻的江泽民,在公开场合公开发表的讲话次数总是不多的。唯独习近平上台以来两年,频频发表公开讲话。究竟是其信心不足抑或过分自信,现在还无法判断。但是,习近平通过频繁的公开讲话,表述自己的政治理念、政治目的,以集结自己的政治力量,起到减少自己的政治阻力,达到自己掌握更多的政治权力的企图肯定是有的。

中国文化传统早已被中共斩断

10月13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总结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为现在的他和中共治理国家的能力提供有益借鉴,就是这样性质的一篇讲话。

习近平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这句话当然不错,而且中国人不知说了多少年。可是,中华灿烂文化今天还存在吗?

中华传统文化(道德、教育)的道统承载者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读书人。中国历史上多次乱世,死人无数。然而中国读书人有个优良传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管什么情况下,即使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国处于二千年中的一个转型时期,北方所谓”五胡乱中华”时,中华民族发源地——关中地区的汉人被杀了三分之二,少数贤人仍然能够把中国文化传统延续下去,绵延不断。

可是1949年之后,在毛泽东时代(包括华国锋时代)的三十年里,竟然消灭了中国读书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三十年里中国大陆始终处于政治运动中,凡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教育)理念的,只能用命去换。一个人可以逃过一次运动,可逃不过三十年里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读书人再也没有什么”退而隐居”、”独善其身”。当能够活下来的读书人都放弃了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教育)时,当现实社会只剩下所谓缺乏人性的革命准则时,当没有了坚持中国文化(道德、教育)道统的承载者时,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只能是一片废墟。

毛泽东时代之后,没有了再要以命来换中国文化传统的坚持,可中国文化传统已成一片废墟已是事实。三十多年来中共当局从来不承认这个事实,也从来没有以政权的力量去推动重建中国文化(道德、教育)传统。虽然,中国文化会自发的重建,然而那是一个从底层文化开始的缓慢的过程。所以,至今中国文化传统仍是一片废墟。

面对被中共和毛泽东毁灭的中国文化的一片废墟,口口声声要继承毛泽东的当今中共最高领袖习近平还侈谈什么中华灿烂文化?

中国文化民国时期开始中西融汇

任何一种文明、文化都是有层次的。陈寅恪认为对于学术文化研究来说,同(治)光(绪)时期是最好的时期;现代学者资中筠认为,民国的学者已经成为中西文化结合的文化道统的承担者。

同光时期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与外来的西方现代文化开始碰撞的时候,而民国时期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有机结合融汇一起的开始时期。

就政治哲学和社会思想来看,中华传统文化以孔孟儒家文化为主,儒家文化中的确有着浓厚的民本思想。《尚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孟子更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说。孔孟学说中的民本思想,完全可以继承过来,成为现代民权民主思想的起源和根本。

不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并不是现代民权民主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以民为本的思想,都是建筑在为君权服务的基础上的。

《夏书》中有”后非众无与守邦”,说的是有民,国君才能有国;历史明君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他已经多一点为民考虑了;《春秋谷梁传》”民者,君之本也”,西汉的贾谊的 “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都清楚的表达了”民”只不过是”君”的一件工具,哪怕是一件最重要的工具;荀子说的最明确:”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把君与民的主次关系说得明明白白。

现代西方的政治哲学和社会思想则是以人权天赋的观念输进中国。统治者与公民的关系,是以民为主。是民的私权利才派生出政府、统治者的公权力,公权力是私权利授予的,而不是相反。因此公权力是有一定限制的,而不可能是无限的君权。当然,私权利也有个”群己权界”的问题,也受到不能影响他人权利的问题。

民国时期的学者贤人甚至绝大多数一般知识分子,基本上已经接受了这样的文化思想观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说代表中国文化中的最高层次已经开始了将传统中国文化与西方现代科学文化融汇一起的进程,或者说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型、转向中国现代化文化的进程。

这些新的中国文化道统的承担者中,其实也包括民国政府中的大部分官员和统治者。当然,民国时期的政治不可能一步到位的实现民主政治,民国的公民也不可能一下子拥有全部的人权。就是已经有了初步的中国新的文化观念的民国官员和统治者,他们的思想也是有个渐进的过程。然而中华民国毕竟开辟了宪政的道路,不管开始时进行得如何磕磕绊绊,走模走样。如果中华民国的官员和统治者没有这点新的中国文化观念,那么他们到了台湾之后几十年里,始终处在中共”解放台湾”的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是不可能和平转向民主政治的。

可惜,到了1949年,刚刚开始起步的新的中国文化道统就被狠狠斩断了。

习要的还是统治民众的专制文化

依据《共产党宣言》说”统治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孔夫子《论语》中则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949年开始代表中国文化高层次走向死亡,就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死亡。然而,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的存在,总会有一定的文化同时存在。

无论分析文化层次还是看中共统治摧毁中国文化的政治实践,离权力中心越近的地方,原有文化就被摧毁得越厉害、越干净,而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乡野山沟、市井陋巷则还会保留有原来的底层文化。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大陆求诸文化(道德教育)于大学、科研机构全是缘木求鱼而不得,而如上海”柏阿姨”、”周立波”等底层文化走红的缘故。

中共统治权力者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文化。除了那些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之外,中共、毛泽东的根本目的就是夺权、保权,他们用些许现代的手段将二千年的专制制度发展到极权主义制度的极致。二千年专制政治文化的核心,《汉书》中汉宣帝说得很透彻”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毛泽东生前也几次说过这句话。

今天习近平要借鉴古代治国经验,说:”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其意思除了有以”反腐”手段清理门户,集中权力于己手之外,不还是用霸、王两手来控制子民吗?不还是要维持中共专制制度吗?口口声声说为民,却从来没有想到过民权、民主!

来源:《动向》杂志2014年11月号


张鸣:谁去给老虎的脖子上系铃铛?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03 日 由 lixindai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上,对于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给出了一个限制办法,规定设置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审判的登记制度。当然,如果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所有领导的干预电话,电邮以及私下或者公开的谈话,指示,都能详细记录在案,即使不公之于众,对于想要干预司法审理过程的官员,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让他们想这么做的时候,不得不三思而行。

但是,这个规定,让我想起了一则寓言,说是动物们总是担心老虎神出鬼没,一不留神,就被吃掉,所以开会想办法。有动物提出,可以在老虎脖子上系一个铃铛,让大家好事先躲避。主意是很好,但问题是,谁去把这个铃铛系在老虎脖子上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登记制度很好,但谁来做这个登记呢?在党领导司法的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让被管着的检察院和法院来出面登记顶头上司的来电,邮件,登记下每一次的公开指示和私下的谈话,有这个可能性吗?法院检察院负责人到法官的人事权,财权,以及一切的一切,人家都管着,作为被管的单位,可以做到像包公那样,公事公办,你说什么我记录什么,然后交给纪委。我真的不知道,法院和检察院,哪个会有这样的豹子胆。

那么,这个记录,由主管的党政机关来做呢?比如说,由政法委来管。按现在的体制,各地的政法委也是由各地党委管的,能撕破脸皮做这个得罪人的活儿,估计也不大可能。况且,如果这种干预出自政法委书记,那么政法委的人还能如实记录吗?

那么能不能由第三方来管这个事儿呢?第三方在哪儿?我们现在似乎看不到影子。在党管司法的体制下,出现第三方的可能性也不大。除非,另设一个专门的机构。但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这个机构归谁管呢?就算这个机构设置了,而且真正属于第三方,比如纪委。但这个机构要想运作起来,只能安在司法系统里面。大家都在一起混,如何能保障这个机构里的人不做人情记录呢?

中国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这个规定,的确初衷不错,但问题在于没法落实。即使强行规定非登记不可,落在纸上的记录,很可能不痛不痒,什么也看不出来。就像逼着下级给上级提意见似的,只能打哈哈。在不改动现有的司法体制的情况下,用一种技术修补的手段,保障司法审判的独立。无非是既不想触动体制,又能有改革之实。无非打个补丁,这样的补丁,在不调整机件的情况下,即使上面真的下大力气督促,也只能有暂时的功效。一旦上级的督促检查放松,就会流于形式。老虎脖子上的铃铛,最后还是没有人能给它系上。

来源:东网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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