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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乔:老师,请不要教孩子们说谎- -评“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11-17
更新时间:2014-11-17
浏览:77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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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乔:老师,请不要教孩子们说谎- -评“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17 日 由 宋乔

拜读了《辽宁日报》2014年11月14日刊发的一封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后
我心情沉重,感概万千。我对于当今中国媒体的自律,主动迎合权势,出卖灵魂感到震
惊。这封公开信里提到:“中国成为大学课堂负面典型的案例库,这是个别,还是普遍?
我们用新媒体手段做了调查,结果80%以上的大学生表示碰到过课堂上“爱发牢骚”的老
师,对国家和社会的“描黑”让学生们都看不过去”。我也注意到这封信是“辽宁日报的记
者奔赴东西南北中,深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5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用了半
个月的时间,听了近百堂专业课……整理近13万字的听课笔记”以后写出来的。很明
显,“部分高校教师,尤其是经济、法律、社会学、行政管理等与哲学文史等社科领域的
老师,在授课过程中,每当结合现实问题,常常会表达出一些消极负面的情绪,谈到好
的,都是外国的,不好的,都是中国的,中国成了负面典型的案例库”。是一个相当普遍
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么多高校教师在课堂上“随意抹黑中国”呢?这封信
的作者认为这是因为老师们不够“心态光明”。这封信还呼吁老师们“教育是一个民族最伟
大的生活原则,是一切社会里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手段”。

首先,我想请老师们重温当年鲁迅先生的名著《狂人日记》,《祝福》,巴金的
《家》,《春》,《秋》三部曲,老舍的《茶馆》,夏衍的《包身工》,歌剧《白毛
女》,陈伯达的《四大家族》,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这些著作里作
者们把当时的中国描写得不仅是灰暗,简直就是人间地狱。照公开信的作者《辽宁日
报》编辑们的逻辑,鲁迅,毛泽东们把当时的社会说得那么坏,也是心态不光明吧。何
况按《辽宁日报》编者们的说法这些“描黑”中国的老师们是不清楚“历史的发展是延续
的,每一个时期都不是孤立的片段。当今的中国,其政治形态、社会结构、观念习性,
都受到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必然烙下鲜明的’中国特色’。” 鲁迅,巴金等描写
的故事已成过去,鲁迅,毛泽东们也已谢世多年,已然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了。那当
代人继承历史传统,按照鲁迅,毛泽东们的方式批判一下生活中的丑恶的一面不是顺理
成章的事吗?怎么反倒成了心态不光明了呢?真是此一一是非,彼一一是非。再说,在
中国要真想学习历史也是极其不容易的,甚至是危险的事呢。有谁敢在课堂上或其它公
开场合谈一谈1989年夏天在北京和全国多个大城市发生的历史事件呢?不但不能谈,连
在网上都无法搜索。政府网管们定了无数多的敏感词,基本上把汉语都快废了。还好意
思指斥老师们不清楚历史的发展是延续的。这样的人还做着省报的编辑,真是不知人间
有羞耻事。

这封公开信还说:“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来看,高校课堂上的这个现象,是整个社会大
环境的一个投影,反映了当今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以消极的眼光看问题、到处寻找阴
谋论、随时随地发牢骚,这种负能量的传递在一些人当中已经成了人生态度和生活习
惯”。说起阴谋论,这实在是一个经常挂在政府官员嘴里,写在官媒上的词语。国内任何
一个群体事件,群众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任何批评动不动就被指责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在策
划,支持。最近的香港占中行动也被说成是美国的阴谋所致。现在反而指责批评政府的
人们到处“寻找阴谋论”,实在是是非颠倒,荒唐之至。

这封公开信还批评老师们:“缺乏政治认同……追捧西方’三权分立’,认为中国应该走西
方道路;公开质疑中央出台的重大政策,甚至唱反调;片面夸大贪污腐败、社会公平、
社会管理等问题,把发展中的问题视为政治基因缺陷”。公开信的作者《辽宁日报》编辑
们扭扭捏捏,半遮半掩地搞了半天,这才说出了真实意图,就是要人们认同共产党的政
治主张,不得有半点怀疑,更不可质疑或唱反调。《辽宁日报》编辑们还厚着脸皮说什
么“片面夸大贪污腐败”。岂不知在当代中国无官不贪早已经是社会的共识了,还用得着
夸大吗?一个科级干部家里就搜出上亿的现金和大量黄金,真可谓是史无前例啊!说什
么“追捧西方”,西方好的东西为何不可学习和借鉴呢?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都是舶
来品吗?当年我们当学生时不是被教导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吗?曾几何时历史就
抛在了脑后。

《辽宁日报》编辑们给老师们发公开信,无非是要老师们想他们看齐,在课堂上向学生
说谎。他们希望把中国的下一代培养成和他们一样无耻的恶人。面对此情此景,我要向
老师们大声呼吁:老师,请不要教孩子们说谎!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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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5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12-19 13:38:02 提到] [FROM: 209.]
【华夏文摘】楚寒:听哪,那朴素无华的声音- -评201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颁与马拉拉和凯拉西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 由 guzheng

根据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官方网站消息,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于当地时间10月10日揭晓,获奖者为巴基斯坦女童受教育权利维护者的17岁女学生马拉拉·优素福扎伊、和60岁的印度儿童人权活动家凯拉西·萨塔亚提,由俩人共同分享,马拉拉由此成为诺贝尔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中称这两位来自南亚的获奖者“分别为对抗儿童和少年所受压迫以及争取所有儿童受教育权而奋斗。”

年仅17岁的马拉拉在两年前成为全球知名人物,当时由于她竭力倡导本国女童受教育的权利,差一点死于塔利班的枪下。2009年,不到13岁的马拉拉开始写博客,以亲身经验批评塔利班武装组织禁止女童上学的政策以及恐怖活动。2012年10月的一天,马拉拉在校车上遭塔利班分子枪击,头部中弹,后来送到英国接受治疗,伤势恢复良好。事后塔利班宣称对此事负责,并声称如果马拉拉逃过一劫,一定会“再想办法追杀她”。2013年,马拉拉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并入选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百人,联合国宣布将她的生日定为“马拉拉日”。此后,马拉拉成为反抗活跃在巴基斯坦西北部普什图部落地区武装分子的象征,该地区的女性不允许公开发表意见且必须呆在家中。如今,马拉拉就读于英国伯明翰的一所学校,并成为全球推动女童受教育权利和其他人权问题的标杆性人物。

另一位和平奖得主凯拉西·萨塔亚提本来是印度的电气工程师和教师,从小看到年幼的儿童为养家而去工作,深感同情,26岁那年他放弃了光鲜亮丽的电气工程师职业,几十年来投身为反对印度童工运动、为印度童工争取权益的事业。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雇佣童工的工厂,解救出被奴役在工厂里的童工,他效法印度圣雄甘地的精神,以和平抗议行动敦促企业正视与杜绝童工问题。到目前为止,他所领导的“拯救童年运动”组织已经解救出了超过八万名的儿童免受各种形式的奴役,并且帮助这些儿童恢复健康和接受教育,致力于让这些儿童获得正常的生活并返回校园。他并且成为“卖身契劳工解放阵线”组织的秘书长,他也参与了全球反童工大游行以及此游行的国际游说团体“童工与教育国际中心”,此游说团体集结了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教师以及贸易工会组织者,他同时也是全球教育倡议的理事长。

回首两位和平奖得主的履历,这两位来自南亚地区的和平奖得主实乃实至名归,他俩当之无愧是“南亚之光”。他俩勇敢地捍卫着困境儿童的权益,为了争取欧美国家许多人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权利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马拉拉遭受了枪击,全家遭到死亡威胁,凯拉西的维权生涯也多次经历危险和恐吓,然而他俩克服了恐惧和胆怯,进而展开了各自坚毅而勇敢的维权事业。他俩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人类正义的事业,追求儿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他俩受到如此的表彰和殊荣令人鼓舞。并且,这两位和平奖得主面对厄运时展现的勇气,无疑将激励许许多多的人面对自己的生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社会、为这个世界作出一己的贡献。

本届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颁奖词说的很清楚,颁发此奖旨在表彰这两位得主在反对压迫儿童和青少年,为所有的儿童争取教育权领域所进行的斗争。作为以“和平”为命的诺贝尔奖,挪威诺奖委员会考虑的出发点是,一个国家和平的基础是社会的安定,而社会安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取决于人类受教育和文明化的程度。妇女和儿童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社群,他们的基本权利往往得不到重视,甚至常常遭受漠视和践踏,今年诺贝尔和平奖选择保护妇女儿童权益这个领域,无疑考量在于看重维护和平的根基,那就是对于和平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些社会问题是不变的,譬如妇女和儿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两位来自南亚地区的最新和平奖得主也在提醒着世人,在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在内的南亚地区童工现象比较普遍,此外儿童被贩运、被拐卖、被强制劳役的现象也十分严重,这些违法犯罪行径均剥夺了儿童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与此同时,南亚地区相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人口众多,约有十几亿人口,失学率也非常地高,由此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更令人感到触目惊心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每年报告里有着数以百万计的全球艾滋孤儿、吸毒儿童、饥饿儿童的惊人数字,还有婴幼儿毒奶粉、黑砖窑童工、豆腐渣学校、专业化拐卖贩运儿童的惊天内幕。在两年前的“马拉拉日”,联合国公布了《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报告指出2011年全球失学儿童总人数为5700万,其中半数来自战乱国家。这标明,人类的贪婪和愚妄正在毒害着人类自身,也包括人类社会最年幼弱小的群体——儿童。

这两位儿童人权活动家获奖意义在于,他们用自身坚卓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向世界宣告,青少年儿童尤其是幼童有着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他们绝不是赚钱机器,青年人和儿童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重视,他们的基本权利不可任意侵犯,各国政府应当对侵害儿童权益的行为绳之以法。此外,暴力对儿童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尤其是在饱受战争折磨的地区,暴力很有可能一代代地延续下去,贻害无穷。

这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甚至可说是一个残缺破损、邪恶横行、黑暗肆虐的世界,面对这样的世界,许多人或沮丧或麻木,或意志消沉或恐惧战兢,然而,这两位来自南亚的儿童人权活动家却始终没有被邪恶和黑暗压倒,而选择了坚强地活着、坚韧地勇往直前,他们是两颗穿越黑暗的光明使者。马拉拉和凯拉西的儿童维权事业始终在维护“处于黑暗中的受伤的弱小的心灵”,他们的儿童维权事业体现了对不可摧毁的人类权利和人性尊严的捍卫。

在他俩获奖后,我搜索了一些俩人的事迹和言论,我为之深深感动。马拉拉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曾说:“恐怖分子以为他们能阻止我们达成目标,能吓退我们的雄心壮志,但是我没有被吓怕软弱、恐惧、失望逐渐消散,随之而来的是坚强、力量和勇气。”凯拉西说过:“我的哲学是,我是儿童的朋友,有些人把困境儿童当作怜悯或施舍的对象,而我总能从儿童身上学习,像是他们的透明、纯真、直接且没有偏见,他們是简单的。此生我的最大心愿是能见到这个世界上的童工绝迹。”这是今秋我所听到的世上最动人的、朴素无华的声音。

写于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二日
 
2   [USMedEdu 于 2014-11-30 09:41:38 提到] [FROM: 209.]
佚名:孔子学院的画皮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29 日 由 lixindai

还有人记得孔子学院网站的招标吗?

一般说来,维护一个像孔子学院那样门可罗雀的网站,
年服务费最多不过十几万元,但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
部)却支付了3520万元。如果不是财政部网站公布中标
公告,这个天价维护费我们永远无从知道。

以“汉语国际推广”为招牌的孔子学院,一年耗费多少税
款? 2008年光预算就高达16亿。此后更是一年更比一
年多。希望工程历经20多年,也才募集50来亿。这么大
把撒钱到国外去搞教育,怎么就舍不得花点钱在自己祖
国的花朵上?

据百度,各国已建立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
堂,共计691所。美国是设立孔子学院最多的国家,共
60多所。每建立一所孔子学院需要多少钱?复旦大学教
授葛剑雄提供的数据是50万美元。身居美国的薛涌先生
估算,在美国建一所“孔子学院”至少几百万美元。至于
教育部,则从来不肯告诉中国人民——做好事不留名,
唯有在这样的事上,教育部才坚决要当活雷锋。

业内人士透露,所谓“孔子学院”,都是没有法律保证、
没有学术资质、没有校舍教师的“三无学院”。在运营
上,每一所孔子学院的共同点都是亏损,巨额亏损。亏
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运作模式与财务
状况不透明。也因此,孔子学院一方面成了中国政府填
不满的窟窿,一方面又成了教育部官员任意提取各国货
币的取款机。

学者赵进斌是这样看待孔子学院的:按照中国的作法,
欧洲国家完全可以满世界建耶稣、亚里士多德、苏格拉
底、黑格尔、尼采、莎士比亚学院;美国更是有资格建
华盛顿、林肯学院;俄罗斯完全可以建普希金、托尔斯
泰学院;印度建释迦牟尼学院更是名正言顺。然而,我
们看不到这些。赵进斌由此得出结论,教育部鼓吹
的“孔子学院海外热”是无中生有的骗局,是又一次荒唐
的文化大跃进。

中国已进入空前绝后的盛世,随着《大国崛起》,中国
动辄很不高兴,很生气,西方包括东南亚诸国都早已明
白,招惹中国后果很严重;如此一来,理应万国来朝,
何需满世界烧钱去建孔子学院?香港学者吴三兴认为,
靠赔本赚吆喝和的荒唐行为“输出软势力”,只能使海外
侨胞感到心寒、更加鄙视或离心离德。

终于有一个国家站出来了,这个国家叫美利坚。但这一
回却不是干涉中国内政,因为她是在自己的国土下对自
己的大学教育进行规范:美国大学教育是不得忽悠人
的,进入美国大学的科目,必须符合美国的高等教育认
证;于是乎,中国设在美国的60多所“三无”孔子学院,
全部得滚蛋。

来自网友@斯文君愛競紅的一段话:当大众为孔子学院
的教师被美国驱逐而愤愤不平时,不妨看看美国的孔子
学院都在玩什么猫腻:红官二代利用孔子学院向国内申
请官方办学经费,然后让高官子女在里面任教。目的只
有一个,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帮他们拿到绿卡。明修孔夫
子的栈道,暗度他们红二代的陈仓。——关掉何妨?关
我屁事?

来源:读者推荐

 
3   [dokknife 于 2014-11-25 14:05:46 提到] [FROM: 209.]
张源:宣传 — 被高高扬起的谎言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23 日 由 lixindai

兰德尔•彼特沃克通过《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这本书提醒我们注意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东德)之间不仅存在差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分别代表了彼此敌对的双股力量,但更重要的是,二者的相似之处同样不少。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回忆起来,在二战爆发之前,希特勒和斯大林还有那么多的眉来眼去,或许对上述结论也不必大惊小怪。

  毫无疑问,这两个人所各自代表的国家和统治风格都深深打上了极权的烙印。他们各自对作为整体的人类和其国民所造成的伤害——有些甚至一直持续到现在,是难以统计的。令人惊讶的是,在事后看来如此邪恶的事物,在当时竟然能够让自己显得安全无害(至少是对自己的国民来说如此),像如今超市里的有机蔬菜一样被贴上有益健康的标签。《弯曲的脊梁》通过一系列的对比,以及更多的类比,让我们看到:宣传,允许统治者为一切经其之手的东西涂抹上甜蜜的混合了麻醉剂的糖浆。宣传,这个在民主世界因为过于羞耻而没有办法堂而皇之出现在统治者百宝箱当中的工具,却在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东德受到过度的推崇以及利用,甚至最终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艺术门类。

  这番类比的最大价值,是让我们能够摆脱极权统治者口中的意识形态争论和洗脑言论,听其言,观其行,直取极权统治和宣传行动的内核。正如兰德尔在导论中说的,“它们都试图运用宣传建立一个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将几乎一致享有一种类似宗教的世界观,今天有人会把它称作一种支配性的超越叙事,而几乎不会为真理的对抗性版本提供多少空间。它们都大力缩减开放对话的机会,使自身及其公民纠正政府所导致之罪恶变得困难,或许甚至是不可能的。两个体系中宣传达到的程度根植于共同的历史与文化,也随意识形态而发生变化,这些相似处与差异将会告诉我们一些在现代世界中官员宣传的更为广泛的性质。”

  极权统治通过宣传将自己抬高到无法进行比较的地步,使得对其正确性、唯一性的质疑成为一种玩笑以及对质疑者自身极为危险的挑战。难道对真理的质疑不是一种精神癫狂的表现吗?不是应该实施果断的毫不留情的否定和打击吗?

  正如我们在数学课上所学习到的公式一样,真理的表述同样具有唯一性。在这类真理面前,单纯的信仰已经不足以满足真理的创造者,他更需要对真理表述的统一性。在这类真理面前,对统一的要求大于对信仰的要求,因此我们很难不认为群众的奴隶化才是宣传的真正目的。

  作为自己为自己命名的真理。其最直接的表现便是在争议面前毫不退让的“永远正确”,并且将这种伟大性、正确性确切无疑地体现在领袖身上。纳粹德国对希特勒的颂扬毫无保留,“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的标语印刷在海报上出现在德国的大街小巷。莱妮•瑞芬斯塔尔拍摄的《意志的胜利》是这类宣扬领袖崇拜的代表作。飞机在云层中从半空掠过,投下十字架形状的影子在盛大的游行人群的头顶。摄像机时常以自下而上的角度面对希特勒,以期让他的身影更加伟岸。在开进纽伦堡的车队中,他那握成杯状的手正好捕捉到太阳的光亮……

  同样,在很长的时间里,对斯大林的崇拜以毫不逊色的夸张出现在东德。兰德尔提醒我们注意这么一首诗:

  十指交叉你的小手,
  鞠躬低下你的头,
  默念五分钟
  斯大林。
  而这首诗更早的版本是:
  十指交叉你的双手,
  鞠躬低下你的头,
  默念五分钟
  希特勒,
  是你赐予我们每日的面包
  还满足我们每一需要。

  但在斯大林之后,“党”的地位逐渐在东德显现出来,尽管领导人是重要的,但“党才是绝对知识的真正来源”。这种不同反应在纳粹德国和东德的区别便是对前者来说国家最盛大的节日永远与希特勒的故事有关,而对后者来说,党代会是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因此作者才会说,“它们都发展了一种宗教的各种外部特征:永恒力量、绝对真理、神圣文本以及世俗崇拜的各种方式。”两个极权都宣称能够带领人民抵达人间的天堂。为此,他们需要锻造新人,一类将奉献和忠诚视为最高荣耀的人。宣传的出现正是为了满足这一目的。

  在这本书中,作者展示了纳粹德国和东德在宣传上所采取的不同策略。纳粹德国的原则是通过对简明易懂的富有感情色彩的口号的不断重复来实现自己的宣传目标。而东德则将宣传视为一种科学,他们宣传的话语建立在逻辑之上。从这里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并有趣的主题。

  正因为纳粹德国的宣传建立在单纯、直接、非理性的口号之上,因此尽管不明确鼓励,但纳粹德国的宣传对谎言持开放态度的。但东德的宣传由于声称遵循的是可证明的客观规律,因此他们拒绝撒谎,并指责谎言是敌人的招数。但问题是,谎言真的被东德拒绝了吗?

当然不是!东德的问题在于,他们的路径取向使得他们必须花费更多精力并建立更为复杂的宣传系统来满足宣传需求。因此我们看到,东德对媒体的控制远远强于纳粹德国,东德党的媒体工作者们也更注重对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并常常引用列宁的评论:“马克思的学说是万能的,因为它们是真理。”东德的宣传工作更明显的认识到印刷体(文字)的作用,而对于不同理论的出现他们显然更为在意和警惕。

因为纳粹的宣传员可以依靠呐喊和热泪让人坚持信仰,但东德显然依赖更为冷静的、“学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对于自身出现的任何失误,东德都通过技术批判而非理论本身获得解释。我们看到,东德正是通过控制媒体将谎言的解释权牢牢抓住自己手里,才实现了理论的正确性,或者说,让谎言成为真理。

  从微观层面来看,不论纳粹德国还是东德,都需要大量的宣传员才能够实现各自的宣传目标。尽管两者对宣传员的要求不尽相同,但同样的是他们“并不被期望知道得比他们的公民同胞更多。相反,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展现信念。”不过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样,东德更要求自己的宣传员有坚实的知识作为后盾。

  因此,如果我们偶尔看见,东德的一些宣传员采取了纳粹德国的方法,以一种直觉的、情感迸发的、缺乏逻辑的,甚至逻辑和事实漏洞百出的方式进行宣传,他们会被东德党所制止。因为对于东德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堕落的展现,一种系统崩坏的前兆。尽管东德和纳粹德国是极权的同路人,东德毕竟将纳粹视为对立面以及必将战胜的敌人,(应该)还是会防备自身转变为另一个纳粹的危险。

  纳粹和东德的宣传无处不在,从政治生活到文化生活甚至到每个人的私人生活都不被放过。这些雾霾般的宣传最终导致了这本书的名字“弯曲的脊梁”所说的,一种逐渐的、不可逆的对人格、尊严的损害,一种对脊梁的弯曲,乃至折断。

  但我们今天回顾和了解这些历史,不仅是因为我们需要拥有足够的智慧来分辨和识别两种极权的形态,能够从最开始就意识到对宣传的排斥和反抗。同时,我们更不应该忘记这两种宣传手段的失败,以及极权的无可逃避的失败,并始终怀揣着对自由的信念去生活。

  来源:共识网
 
4   [dokknife 于 2014-11-25 14:04:30 提到] [FROM: 209.]
李直:对知识界的严厉整肃还在后面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24 日 由 lixindai

最近一个月来的大陆知识界可谓风声鹤唳。从《红旗文稿》的”国内阶级斗争绝不会熄灭”、”不能用法治代替专政”等文章的发表,到反西方、反”公知”的周小平、花千芳被奉为文艺座谈会的上宾,直至《辽宁日报》发表致中国大学教师的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中国知识界面临着越来越逼仄的困境。

实际上,从中共执政的历史看,即使是在最近30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共赖以执政的阶级斗争和专政又何曾放松过?腐败深入脊髓而政权牢握手中的现实,再好不过地说明了阶级斗争的强度和专政的烈度。因此,上述系列”亮剑”之举,其剑指”沛公”正是知识界无误。

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对知识界实行以”喂枣”为主的收买策略不同,习近平治下实行的是对知识界”亮剑”的政策。从习近平上台伊始便露出剑柄的”七不讲”,到现今显露剑锋的公开信,整肃知识界的理由与根据都已齐备,只等一声号令。

当然,中共党内文革派的继钵者早就按捺不住,先开杀戒了。15日周六晚,浙江嘉兴日报评论员王垚烽在网络上不逊一个反对香港”占中”的”大V”,以”这叫地方自治”而表达了支持”占中”的立场,遂遭到网络围攻,最终迫使嘉兴日报表态”本报已对王垚烽开展相关调查,将依规处理”。网络之上,经审查而显现的网帖,对王垚烽这种所谓”端共产党碗,砸共产党锅”之举,几达人皆曰斩的程度。而在此之前,中国公安大学教授王守田因同样言论已被处以治安拘留……由此看来,”吃饭砸锅”者起码饭碗不保。

如果把《辽宁日报》的公开信类比上世纪50年代反右开始时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60年代文革开始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似不为过。这些文章,都是一个信号,都是向大陆知识界开刀问斩的明确标志。有了这种信号,任何有政治经验的”端共产党碗”者,就必须按照共产党的政治正确原则,砸掉那些胆敢”砸共产党锅”者的饭碗。有了这种明确的信号,”端共产党碗”的为官者,就不能首鼠两端、息事宁人,而必须以砸掉”砸共产党锅”者饭碗的举动,来表明自己与党一致的立场;以牺牲政治不正确者的代价,来保住自己的官位。

如此,则阶级斗争、专政、公开信类的抽象文章,就成了问罪且问斩”砸共产党锅”者的具体刻度,成了”端共产党碗”之为官者的行动指南及其号令。而《辽宁日报》公开信之于知识界所以尤为凶险,就在其不仅归纳了当斩者的具体言论,而且还把不闻不问当斩者的作为同列为当斩之标准。这就无异号召”端共产党碗”者必须向其所定当斩者开刀。

其实,现今大陆知识界,虽经长时间改革开放,但在”六四”后的收缩景况下,言行犬儒化已日益蔓延,批评性言论早为稀缺资源,知识界本已不堪如反右或文革似的一击。不过,经网络放大了的知识界少数敢言者的言论,还是因其常识性与客观性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也正是这种共鸣,让那些自认发放饭碗者感到了某种威胁,因而在管紧网络的同时又采斩草除根之策。

知识界息声,粉饰盛世者就成了稀缺物。周小平、花千芳类不学无术者被抬上台面就毫不奇怪了。这也正像文革后期,中共党内文革派为显示文化革命的成果,不得不抬出天津周边农村小靳庄的农民诗作来充数文革伟业,比肩唐宋诗词。文革是历史闹剧一场,这一次呢?(作者是中国政治观察人士)

来源:《世界日报》
 
5   [USMedEdu 于 2014-11-24 10:25:17 提到] [FROM: 209.]
冉云飞:巨变时代无耻的投机者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 由 guzheng

[冉按:最近《辽宁日报》等看上去义正辞严的样子,其实说白了,其实就是想引领社会风向,以为自己在互联网时代还有这个能力。不特如此,它还以为这样的做法是自己的独得之秘,其实早年他们玩这样一看即让人反感的做法,并不少。只是比他们现在玩得更加纯熟隐秘,不像现在这般赤裸裸地没有水准。从投机者(靠拢分子)之大搞议题设置,玩弄传播技巧,欺骗民众的想法上,的确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是无法分开的。大家看看六十年前刘昌龄所揭示的《靠拢分子的违言论》是怎么回事。图片是借用一本关于房地产的书名,但书名能代表我的意思。]

所谓靠拢份子,当然是指五十年代初因诸种原因靠拢官府,曲意为其粉饰太平的人。靠拢的原因当然很多,有看到一点新气象便衷心拥护者、有慑于高压不得不如此者、有铁幕一拉便无法自由出入者,当然还有能够自由出入海内外的说客。这样的说客如身居港地却能自由出入大陆的曹聚仁等,受共产党之邀来为他们装点门面,向外粉饰,以致误导海外民众,给共产党搞统战工作。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是搞得很好的,搞得很实际的,实际到冷酷的程度,实际到像我们小时候常说的一句土话:要人就要人,不要人就屙尿淋。他们所用的方法并不高明,但常常凑效,因为看上去很实际,实则就是不容分说的庸俗的实用主义。正如东方学家拉铁摩尔的夫人告知其夫君,要小心中国学家魏特夫一样:“此人正拍你的马屁,以便在美国发迹。他是这样一种人,要么舔你的靴子,要么用他的靴子踩你。”

曹聚仁为了谋得自己在港生存之资,不惜以自己所谓“公正”的面目出现,报道中共五十年代所取得的成就,同时说反右并没有人们所想像的那般残酷。事实上,曹聚仁的书读得也不算坏,缺的确实就是品行。他自以为是能干的人,交往广泛,曾有意劝胡适先生返回大陆。大陆一些人请他代话,他们所说的是我们虽然批评胡适,我们只是批评胡先生的学说与思想,我们对胡先生的人格是尊重的。胡适先生当然不会这样小儿科,对专制及独裁的本质没有认识。他看了此信后问道:没有思想,何来人格?所以他对曹聚仁的评价是“妄人”,可谓中的。需知温婉和霭的胡先生,从来很少对哪个人这样说狠话的,这只能说明曹聚仁的确太过明目张胆地以“中立”自居,却干着巧拿卢布的格外勾当了。

四九鼎革后,很多著名人士滞留港台,飘零海外,实乃迫不得已,谁想离开父母之邦?但留在狼窝里,还不如到虽不是祖国却是相对自由之地,甚至直接到西方民主国家去奋斗。但国内的宣传便把这些人视作汉奸或者白华,这实在是诛心之论。这样的诛心之论,不独中共的官方主流说法如此,就是为中共当说客,劝那些逃到海外的人士,或者滞留海外的留学生回来的人,也都喜欢用这样的说法。从陈垣先生写给胡适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开始,这样看似私人的说客方式,便常用不衰。其实这是私信而公用,实在是受命之劝诫,为了让更多的人投入专制的罗网而已。这样回国后,肠子都悔青的人,恐怕不在少数。至于六十年代回国的一些学者或名人,如吴世昌、郭有守(民国四川省教育厅厅长)、瞿同祖等,可能更有难言之隐。瞿是在海外学界研究中国法律史、社会学等方面的著名学者,1965年回来,让其闲置十几年,快到八十年代初了才能正规做学问,耽误了他的大好时光,这里面的委屈,外人哪里能得与闻?如他像何炳棣、杨联陞诸先生一样留在美国,那么瞿先生的成就无疑会更大。当然,因为家人在国内,为了团聚,迫不得已,哪知回来却是此等局面?

1950年8月25日谌小岑(与周恩来同属觉悟社成员,《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里收有写给他的信)于香港《大公报》(大公报是拿纳税人的钱办的红色报纸,搞意识形态渗透,中共是全世界一等一的高手)发表了一系列“劝说信”——《给海外朋友们的几封信:(一)——“走上了光明大道的祖国”》,为粉饰中共的铁幕,并且为他们招那些还没入狼窝,一同回来与他共同生活在狼窝。对此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年1月出版了一册刘昌临所著的《靠拢份子的违心论》,就是关于谌小岑此事的。胡适先生说,中共的厉害,不仅在于你没有说话的自由,你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

现抄一段刘氏此书的“前言”,以证胡适先生所言不虚:“‘悲莫痛于吞声’,‘哀莫大于心死’。这是古来的成语:形容一个人或一群人到了极度失望,而又莫可奈何的神情,可谓至矣尽矣!但当前中共治下的一般民主人士,其处境犹有甚于此者,那真是人间世(似应为“人世间”——冉注)的莫大悲剧了!原来‘吞声’的悲痛,那只是说不出,或者不敢说,不肯说而已。‘心死’的哀伤,那只是穷途末路,此生已休,不复再有任何希望而已。然而沉默,既可表示消极;无言,有时亦即等于反抗,而行尸走肉,槁木死灰,不过甘于沉沦,自了一生,有时‘醇酒妇人’,故肆摧残,更寓有牢骚万种,‘自坏长城’的报复之意。但遇着了共产党,这种种手法,都无所施其技,它要你说,你就不能不说,它要你作,你就不能不作。无所谓愿意不愿意,只是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方式而已。尤其所谓民主人士,为要表示前进,表示革命,表示心悦诚服,表示‘思想搞通了’起见,更绝无不说话的自由,‘闹情绪’的自由,或者‘自顾自’的自由;更厉害,是你想说的不能说,不想说的偏要你说,想作的不能作,不想作的偏要你作,这种违心、悖志的言行,除了逼着令人恍惚、麻木以外,那只有一味地装疯、做傻了。”

为了让大家更能概略地了解此书的意义,现将目录附于后:

(一)前言

(二)谌小岑的公开信

一、谌小岑这个人

二、人变成了打字机

三、朋友.孙中山的像片

四、屈原,苏武,到底是否中国人?

五、北伐到底是谁领导的?

六、假借名义,人民在哪里?

七、谁是汉奸,谁愿作白华?

八、“是许多人采取决策的时候了”?

九、好一段“动”的解放八股!

十、朋友!你又将怎样呢?

(三)乾坤一掷,同归于尽!

一、中共被苏俄驱策参加韩战

二、庞大的财政收支——空前的人民负担

三、效率与浪费、最强与毁灭!

□ 一读者推荐
 
6   [USMedEdu 于 2014-11-24 10:23:20 提到] [FROM: 209.]
华夏文摘】曾伯炎:中国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实在令人担忧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07 日 由 qianren

中国的教育事业经过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两次大扫荡的摧残,已变得残破不堪。如今,教育与商业的界线完全被打破,学校在巿场化、巿侩化,再加上犬儒化。而体制构造,学校衙门化、党校化加洗脑化,所谓培养“四化”人才,在校学生大多被打造成只听上谕的奴才和蠢才,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性。中国教育经过政治的火烧,再经过经济的烘烤,已丧失灵性与活力,成为一具干尸,或叫一种生产工具性螺丝钉材料的车间,根本无法产生人才,更难出英才。资中筠先生不久前在香港以“人性,文化,制度”为题演讲时,以深沉的忧患意识指出:中国的教育制度,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传授完全扼杀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极端功利主义。她说:再不改,中国人种的退化过程,就会像土豆一样,逐渐弱化生命力。总之,中国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实在令人担忧!

逃教育已超过当年逃饥饿

当今中国,纷乱现象中,逃亡者,已林林总总:贪官卷款在逃,企业税压出逃,富人为空气污染纷纷选择出逃,敏感人物更被逼外逃。毛时代,被饥饿所廹,有南逃港北逃俄潮流,抓住,叫投敌叛国,像今日朝鲜那么处死。现在,开放了封闭的国门,逃亡的暗流,已转型为明流与暗流齐逃了。北京政府称自己的经济总量即将是世界第一了,那么,应是万国涌来,实际情况却是颠倒的,个中原由难道不值得认真思考吗?

且这逃亡潮,过去是精英,现在有人渣,从前多贫汉,今日多贪官。从政治流亡,经济逃亡,已扩大到对中国教育的逃亡了。如果说,前些年中国名校的尖子生,逃向哈佛、耶鲁,剑桥、牛津读研,现在美欧的社区大学,也涌去上本科的大批中学生矣。据官媒报道,考国外大学者:前年为6000多人,去年达到30000多人,今年猛增到60000多人,且不断低龄化。近年,上中学选国外的也在猛增。有经济条件的家庭,甚至孩子还在童年,竟然开始筹谋去国外上小学了。忧心那沉重的作业负担,毁了孩子健康快乐的童年,造成心智的残缺。其实,从前是逃肚子饥饿,今日逃脑子洗脑之饥呵。

当年,习仲勋头痛广东人向香港逃亡,懂得仿造一个类似香港的深圳来止逃。现在,这更大的外逃潮流摆在他儿子面前,考验习近平的智慧,从今日香港巨富李嘉城巨资也在撤逃,说明北京压香港大陆化的选举,只会一压就死,难有习仲勋那一放就活的破局吧?

大跃进幽灵附在教育体上,重复历史闹剧

原因是综合的,突出的一点是江泽民时期好大喜功,也闹教育大跃进,像经济泡沫那一样的教育泡沫,这泡沫正在开始破碎。

教育与商业的界线完全被打破,学校在巿场化、巿侩化,再加上犬儒化。而体制构造,学校衙门化、党校化加洗脑化,所谓培养“四化”人才,在校学生大多被打造成只听上谕的奴才和蠢才,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性。

毛泽东时代,超英赶美“大跃进”的幽灵,几十年后又附在中国教育身上,再闹了一次大学大跃进,圈地千亩,建造大学城;专科一扩,就是博士点。跃进到2014年,跃出当年70O万毕业生,进入社会就业的只有5%。毛泽东解决青年失业办法,是下放到农村当农民。胡温时期的办法,是叫大学毕业生当村官,仍难消化,现在正设法改600所本科为专业技术学校来解危,中国教育大跃进,已同毛时代经济大跃进破产一样,在闹关停并转的下马了,却没有人敢承认失误,更无人来负责任,叫学生们去做一做民族伟大复兴梦,就可敷衍过去吗?这便是中国青少年对教育大逃亡的背景。

两位世纪老人的卓识远见

上世纪学者尚存于世,稀有得如凤毛麟角,举世仰慕的,只有周有光、资中筠、茅于轼等数人。其实资中筠算是周有光先生的晚辈,但他们对中国教育都有真知灼见,请看108岁周有光说的:“我们今天教育为什么搞得这么糟糕呢?因为我们没有科学的教育学,当然教育搞不好。为什么没有科学的教育学?因为中国没有引进科学的教育学。我们今天引进了国外的自然科学,至于社会科学,现在只引进了一个部分——经济学,因为我们要发展经济啊。至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还差得非常远。”

周有光还以自己接受圣约翰大学的博雅教育为例,重视基础的中文与英文,中学时打好语言基础,上大学就可读外文原著。他称这博雅既包括通识教育,也有人格塑造。周有光老人这些话,句句说到要害。

再请看最近资中筠先生在香港对中国教育的哀叹:资中筠在香港以“人性,文化,制度”为题演说时,以深沉的忧患意识指出:中国的教育制度,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传授完全扼杀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极端功利主义。她说:再不改,中国人种的退化过程,就会像土豆一样,逐渐弱化生命力。

把教育弊病同人种退化联系,还不够沉痛与振聋发聩吗?专制教育只生产奴才,能与现代教育出的人才竞争吗?别说有创造性的诺贝尔奖,就是制造业,有几项不是买人家的专利。就是航母,也是买乌克兰抛弃的空壳来加工哩!共朝还在仿清朝,慈禧向德国买军舰,现有仍在向乌克兰买军舰瓦良格,百多年了,师夷之技以制夷仍未变,不过是帝制变党制,专制这根不变造成的。

中国教育受到两次风暴洗劫已现一片荒芜

第一次风暴,是毛泽东时代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对教育的不断冲决。第二次风暴,是邓小平时代的经济运动对教育的异化。中国教育经过政治的火烧,再经过经济的烘烤,已丧失灵性与活力,成为一具干尸,或叫一种生产工具性螺丝钉材料的车间,根本无法产生人才,更难出英才了。

中国改科举教育为现代教育,尽管军阀内战,那些大老粗仍尊重教授,无论张作霖、曹锟或以后的韩复榘,一再自称自己对教育是外行,请教授多费心。曹锟还亲自捧薪金银元向教授顶礼致敬。在那内战不停的年代,中国教育发展到与世界教育水平缩小了差距,甚至抗日时期,西南联大的草棚里,也成长出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才。可是,比那些老军阀更多些文化的红色新军阀,却对教育是粗暴的,待教授是悔辱的,乃至残酷廹害,毛时代几乎从未终止。毛的反智反文化的怪癖,比朱元璋、张献忠、洪秀全还要荒诞多少倍。请看他对教育与文化、教授与知识分子的荒诞观念:

1、知识越多越反动。

2、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

3、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4、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

5、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6、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

7、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毛泽东的每句昏话,都是重磅炸弹,把中国教育炸成一片废墟。我们看到远走海外的北大校长胡适,也遭他炮轰,陈寅恪、顾颉刚、曾昭掄、梁思成、潘光旦等留在大陆的精英,更是他随意践踏的对象,从辱师、到教改,毛泽东对中国教育犯下的滔天罪行,已非自诩焚书坑儒超过秦始皇那一面,他超过蒙元与清朝统治者,对教育的毁灭,造成今日教育的灾难与病害,岂非今日逃亡大陆教育的总祸根吗?中国不批毛,不彻底清算毛泽东思想,只搞点什么去行政化,实际上却在加强党化和奴化,教育焉能起生回生?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二二八期(cm1411a)
 
7   [USMedEdu 于 2014-11-20 13:15:13 提到] [FROM: 209.]
胡德平:特殊利益集团一切非法所得应归还人民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 由 lixindai

法治保护经济改革成果

新京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改革”一年来,谈谈你对改革的切身感受?

  胡德平:过去有一段时间,特别是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时,我觉得很恐怖。王立军公开说:只要把政治问题变成法律问题来查,我们就有绝对的发言权。我曾给中央写信说过,这个说法很恐怖;后来我也公开发表过意见,认为主要是司法工作出了问题。十八大后,中央提出全面改革,惩治贪腐,法治往好的方向变化,虽然我得到的论据不是很多,但恐惧感逐渐解除了。这次中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新京报:四中全会刚刚开完,您对这次会议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胡德平:我感触最深的是,党提出用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既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吸收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比如强调宪法权威,约束公权、保护私权等等。

  新京报:三中全会聚焦“全面改革”,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两者在国家治理层面有什么逻辑关系?

  胡德平:“全面改革”到现在一年时间了,很多经济领域的改革正在推进,比如土地、金融领域的改革。怎么来保护经济改革取得的成果,这就需要法治,这两次全会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结合得很紧密。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属于上层建筑的改革,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开始了。

  新京报: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胡德平:当然。提倡法治,对权力进行制约,包括这次强调的立法,违宪审查,共产党要带头守法,这些都属于政治领域的改革。

  政治体制配合,才能走出深水区

  新京报:你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哪方面的改革?

  胡德平: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越来越重要,全面改革需要各个领域互相配合,几个领域的改革一起往前走,要同步。否则体制不顺畅,改革的执行力层层衰减,地方层层截留中央的意见,这是不行的。

  新京报:回顾1978年到现在,当前正在推进的改革有什么样的特点?

  胡德平: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很匹配的。除了经济领域的改革,当时提倡思想解放,打破思想枷锁,推进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但这以后很长一段阶段,对经济体制改革说得比较多,政治体制改革讲得少。

  我觉得,现在又到了各个领域改革全面配合的时候。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能配合上,改革进程会推进得更快,不会老是处于攻坚阶段,老是在深水区耗费时间,搞得“师老兵疲”。

  新京报:你觉得到现在为止,中央是否已经完成了改革的顶层设计?

  胡德平: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现在又进入了攻坚期、深水期,继续推进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是依法治国。社会上不同的利益群体,都要受到法律保护,如果出现矛盾,应该用法律手段进行调解。比如现在贫富差距很大,可以考虑征收一些相关的税,对于市场上出现不规范的行为,要考虑进行限制。

  但是唯有一个不能保护的,就是权钱结合、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这部分人和国家、和党都是对抗性的矛盾。

  特殊利益集团一切非法所得应归还人民

  新京报: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是不是现在改革面临的最大阻力?

  胡德平:他们(特殊利益集团)是改革最大的阻力,也是人民群众和全党要极力打击根除的。虽然这部分人还有势力,但坚决不能让他们得逞,他们侵占人民的财产,侵占国家的财富,应该依法来处理。他们的一切非法所得,都应该归还人民。

  新京报: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很大,要清除改革阻力,现在走到哪一步了?

  胡德平:十八大后,典型大案要案确实是大胆地揭露了。普遍性地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我觉得也基本刹住了。但是,从制度建设、干部培养,包括对当前对抗性矛盾的认识上,我觉得还远远不够。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条路已经指出来了,要真正建设成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我觉得没有两代人的努力是做不到的。一代人算25年的话,两代人就要50年。

  新京报:今年陆续通报了周永康、徐才厚案,你对中央查出两案怎么看?

  胡德平:习近平同志说徐才厚的问题时提到,我们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如何从制度上反腐,还有待研究。他们是怎样走到人民的对立面,怎么贻害人民,和党之间是一种怎样的矛盾,这些经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

  新京报:怎么看反腐与改革之间的关系?

  胡德平:反腐是推进改革的一个巨大动力。改革取得那么大的成绩,不但不能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更要让老百姓有机会分享改革成果。唯有如此,才会拥护改革。

  要真正建设成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我觉得没有两代人的努力是做不到的。一代人算25年的话,两代人就要50年。

来源:新京报
 
8   [USMedEdu 于 2014-11-19 15:44:15 提到] [FROM: 209.]
张铁东:中国社会科学院- -地地道道的“猪圈”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 由 guzheng

2014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名单发表了。至少在科学奖方面没有一个中国人(这次连华裔外籍的科学家也没有)是在意料之中的。但这总不免使人一年一度的反思:中国的科学到底怎么哪?不要说和英美德法日等国比,和以色列那样的小国比也相形见拙了!且不说中国已有无数的大学,单是专门丛事科学研究的就有三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据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都有数以千计的科研人员,但只今没有听说有什么使人震聋发聩的发明或发现。反之传来的是一些惊人的丑闻:什么前铁道部总工程师张曙光要花数千万元买一个院士头衔呀!什么3万亿科研经费有1.8万亿元流失呀!什么中国工程院最年轻的院士李宁因侵吞科研经费被捕了呀!

但是使人感到最不象话的还是所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顾名思义,这不就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吗?它和“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不用自己的党费而是用国家财政来办党校本身也是非法的)不一样,应该是一个纯学术的机构。但是不久前我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的科研项目一揽,感觉这是什么社会科学研究呢?这不就是对习近平的讲话作注解和诠释吗?

而习近平本身又是一个什么玩艺儿呢?他现在是执政党的总书记和国家元首,你看见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学术思想界把他们国家执政党的领袖和国家元首的讲话作诠释或注解当作“科研项目”的。再说习近平的文化水平是下乡知青和工农兵大学生,他的北京大学是怎么念的和毕业论文是怎么写出来的天知道。至少他现在的公开讲话不会完全是他自已草拟的吧?他现在不是有许多秘书吗?把习近平的讲话作为“科研项目”的“科研人员”不也就是“秘书的秘书”吗?

所谓“中国科学院领导人,副院长”李慎明本人就曾是王震的秘书,他比毛泽东当年的秘书陈伯达差的太远了。另外,王震在1989年六四期间扬言要带一连军队到天安门广场屠杀学生。而鲍彤的“主公”赵紫阳则反对屠杀学生。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公”就有什么样的“谋士”了!

对于这些明明是笑话的东西的嘲笑,中共中央开始想办法镇压了。于是中央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张英伟出来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员提出“三项纪律”(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而院长王伟光则在全院科研人员大会上宣布社科人员不是“自由撰稿者”,即你们的著作和文章必须符合“党的利益”。于是在这样的约束下,各种奇谈怪论出现了。什么“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呀!什么“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饿死多少人”呀!等等都出现了。这些奇谈怪论不是司马南,孔庆东之类的文化流氓的胡说,而是中国社科院一级领导人的手笔!

记得有一位异议人士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其实是一个“猪圈”。我感觉说的很对,这的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猪圈”。据说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在有近一万名科研人员。我真可怜他们:他们哪里能认真地搞什么学术研究,只能揣摸中共的意图说点中共感到好听的话以换取一点“猪食”(他们还得用这点“猪食”来养活老婆孩子)。

我自己在1959—1961年间曾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社学科学院的前身)下属历史研究所的一名科研人员。1961年初在“三年困难”时期因“精简机构”下放到大庆油田。现在想来,我很为当时离开了这个“猪圈”而庆幸!
 
9   [USMedEdu 于 2014-11-19 15:43:25 提到] [FROM: 209.]
施一公: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 由 siyu

【9月16日,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三届年会在武汉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出席并就中国的创新人才培养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对这个数字。我们有14亿人口,我们号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还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文革刚刚结束三十多年,但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请大家别忘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九亿八千万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宴的时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的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的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的重视教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们有一千四百万中小学教师,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培养创新、独立思考的思维,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的部分文化,师道尊严又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的开始了。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10   [dokknife 于 2014-11-17 18:16:13 提到] [FROM: 72.]
吴祚来:在文艺座谈会上的一篇重要发言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16 日 由 lixindai
——一位公知关于党与文艺的另类表达

中共最后一次中央文艺座谈会

我被邀请参加这样一次盛会,并被要求发言,我相信是最高领导人
也想听听文化异见者的声音,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这篇发言稿不可
能在大陆公开发表。我13号接到通知到今天,一直没有合眼。为什
么睡不着?因为我有一个“担心”。担心什么?担心在座的诸位安全
问题。我想起了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当时开座谈会的,后来
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几乎都在毛时代被打击、迫害。

我担心今天开完会后,可能会有人倒霉,或被迫害,但愿我的担心
是多余的;如果习总书记今天能表个态,中共不再因这样那样的原
因迫害作家艺术家了,我想大家回去就放心睡觉了,我的担忧也就
是多余的了。

习总能表个态么?(习笑,说:个人表态没有用,如果代表党中央
表态,还得开中央全会时集体讨论,因为我们是民主集中制嘛)。

听见没有?胡耀邦当年也说过,我们党不要再迫害知识分子,但个
人说的没用,没有写进党章。但我相信,大家即使受到了党和政府
的迫害,也会挺过来的,在座的王蒙不是挺过来了么?田华老师不
仅挺过来了,对党还是一如既往地热爱。在座的六十岁以上的前
辈,可能都不同程度受到迫害打击,习总的父亲,不是搞文艺的,
居然康生和毛泽东一唱一和,说他“利用小说反党”,他全家因此被
迫害。现在这位利用小说反党的人的儿子,成为党的总书记,这就
是习总刚才感叹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所以党和政府迫害知识
分子文艺人、迫害自己的战友同志,就算是一场大戏,孟子说过天
降大任于斯人,就得要经受党和政府政治迫害的考验(众人沉
默)。

我想说一句预言:今天这次会是中国领导人最后一次与作家艺术家
座谈了。

毛泽东是第一次,习近平召集各位文学艺术家开座谈会,是第二
次,也将是最后一次,从今往后,不可能有中共总书记在延安窑洞
前或人民大会堂里开这样的座谈会了。毛泽东开一次座谈会,影响
中国72年,中国知识分子要么服了,要么就被迫害掉。习近平不仅
要影响在座的72位,也必将影响中国文艺72年,到2086年,72年后
还有没有中共总书记这个称号?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众沉
默)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党指挥文艺的开始

刚才铁凝女士发言,说她想起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周小平同志,你
知道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题是什么吗?

(周小平站了起来,回答说:文艺为人民服务)

文艺为人民服务?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文艺不为人民服务,铁凝女
士能告诉我吗?

(铁凝笑而不答,这位作协女主席挺诡的)

我想说:为人民写作还是为人类写作,这是中共文艺与人类文艺的
根本区别。

什么是为人类写作?就是习总书记读过的那些古今中外名著,不分
种族不分阶级的人都喜爱,这就是人类共同的文化作品,它关注共
同的人性、人道,它传播的是人类普遍价值,关于博爱、同情、宽
容、和解、忏悔、自由、正义(也有为正义而复仇)等等。什么是
为人民写作?准确地讲,是为党治之下的人民写作,本质是为党写
作,譬如《白毛女》,譬如《金光大道》。为什么说它是为了党的
人民写作呢?因为党需要文艺家写出的作品体现党的政治需要,党
需要打击敌人,打击农村地主,那么,白毛女就可以激发人民对地
主仇恨,至于文艺反映的是不是事实,是不是普遍现象,那不管,
只要这么一部戏,就可以鼓动人民,打击地主,推翻国民党统治。
党的文艺,最大的特色是制造敌人,制造仇恨。没有敌人、没有仇
恨,共产党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也没有存在的人民基础。

王伟光与红旗文稿那帮子党的笔杆子们还在讲阶级斗争,按照马克
思的观点,王伟光们不劳而获才是剥夺阶级,如果像文革那样搞阶
级斗争,斗死的、关牛棚的肯定是王伟光们,各位在座的也难幸免
于难。

习近平要什么?讲什么?习近平讲爱。

人民不仅不相信共产党了,也不相信国家政府了,这个时候,需要
有人站出来大声说出自己对党国的爱,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请周小
平、花千芳与各位并肩而席的原因。他们的作品没什么写作技巧,
甚至毛病一堆堆的,但他们的作品表现了对党国赤诚的爱,你们在
座的这些名家大腕儿们,你们对党国发出了怎样的爱的呼喊?网络
上对中共如潮的批评、指责,中宣部封杀不过来,网管办删不过
来,你们成了市场的奴隶,眼睁睁地看着党国被口水淹没。

丑化敌人,仍然是周小平、花千芳的拿手好戏,你们看看周小平的
文章标题:“梦碎美利坚”、“美国十个文化阴谋”、“请不要辜负这个
时代”,爱憎分明,让人们认为美国与西方有阴谋,不美好,从而更
加热爱党国。

说几句真话

人类的文艺是自由的女儿,党的文艺是党的儿女。

尽管在座的都是名流大腕儿,在世面上风光无限,但在党国领导人
面前,真的神马都不是。没有自由的文化人,必然没有尊严,开了
这次会议之后,我想不会有人敢迫害你们,但,你们的良心会压迫
你们,网民们的口水会淹没一些人。

莫言先生,你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抄延安文艺座谈会抄
出来的么?你来参加今天的文艺座谈会,是希望以此为指导,再获
得一次诺奖么?

范曾先生,参加完这次座谈会之后,你的工艺人物画,就不会千篇
一律万人一面了吧?习总批评的作品千篇一律,不知道你应不应该
对号入座。

党国的文艺宣传模式,是不是已走到尽头?当年延安靠的毕竟还有
文艺精英,现在靠周小平、花千芳这样既没知识学养、又没道义教
养的网络新秀,就可以启动党的文化宣传新攻势?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党的文化伴随着毛泽东的个人宣传,不仅导
致文化大革命的大悲剧,还造成了无数文化人、文艺人被迫害,中
共至今没有反思,也没有对文化人、知识人道歉。你们在座的,没
有一个人要求党国领导人向知识分子道歉,向文艺人道歉。你们不
以为耻,反以为荣,正是你们的纵容与歌颂,才有文革正呈死灰复
燃之势。

党国用纳税人的钱,养了作协美协还有无数画院党宣人士,每年数
以百亿计的资金,如果用在百姓养老与医疗保险,是不是更得民
心?

周小平、花千芳,后面加一个同志,就成了党的儿女,为党歌唱;
人民没有了儿女,人民没有养老与医疗保障,人民只有将儿女送给
党做奴隶,才可能有衣食荣华、出人头地的机会。

香港人民在争普选,大陆人民需要的,是选票与地票,大陆艺术家
作家需要的是自由与尊严。这是我今天的发言,一家之言,如有得
罪,请多包涵。谢谢大家。

本文中场景与对话均为虚构,特此说明)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4期 2014年11月14日—11月27日
 
11   [dokknife 于 2014-11-17 18:10:20 提到] [FROM: 72.]
牛氓:谁养活谁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16 日 由 guzheng
从网上看到习大大在内部的一个讲话中说(有些人吃共产党的饭,
反对共产党),吃了一惊,言外之意是共产党养活你们,你们还反
对共产党,不知道感恩。

请问,那些人是谁。

中国共产党是一不种地,二不生产,拿什么来养活这些人。众所周
知七千多万共产党与的党费还不够养活中宣部,组织部等等党的机
关和大大小小的党工们,需要从中央财政给钱来养活,怎么还能养
活那些反对共产党的人呢。这个可不是小数目,单是上访的就有数
十万,加上所谓反对你们的人,那可是一个巨大数目,除非是说你
把国家财政的来养活他们。这可不懂了,国家财政的钱从哪里来,
不是来自全国纳税人的口袋,其中就有所谓反对共产党的人的纳税
钱,那么,他们也是吃的自己饭。

在中国确实有一大批人是吃纳税人的饭,那就是以习大大为头的近6
千万的公务员和共产党的党工,民主党派的党工。

习大大的妙论让我想起毛爷爷曾说过这样的话。

那是五十年代,毛爷爷和著名的反对人士梁漱溟的一场争论,当时
不少人为梁漱溟担心没有饭吃了,没有想到毛爷爷说保留政协委员
资格,饭还是要给他吃的。

56年在处理全国五十多万右派分子时,毛爷爷说,一个不杀,给出
路,给饭吃。

看来,习大大真是毛爷爷的传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中国大地
上,又一红太阳正在徐徐升起。是祸是福等着瞧。
 
12   [dokknife 于 2014-11-17 18:08:27 提到] [FROM: 72.]
张欢:致本山大叔的一封信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16 日 由 lixindai
尊敬的本山大叔:

您好!近几天您肯定老郁闷、老憋屈、老难受了。中央在北京召开文
艺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您无缘与会,赶忙
表态站队,又是连夜从铁岭《乡八》剧组赶回沈阳召集众徒弟传达
贯彻,又是“激动地睡不着觉”,“人民要是需要,就是豁出条老命,
也要努力工作”(您亲口说的,大意如此,不是原话);本指望辽宁省
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时候,会叫上您,结果也吃了闭门羹,您是辽宁
省文联副主席呀,所谓文联者,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是也,不是本人
的原因仅仅因为“这是上边的安排”的缘故,副主席缺席,在依法治
国日益彰显的今天,更显得不可思议;铁岭是您的家乡,您的根,也
是您艺术的发祥地,召开文艺座谈会,肯定会给您一张请柬吧,毕
竟您还是铁岭的形象大使,结果也被拒之门外!据说也是因为“上边
的安排”,正如“APEC蓝”,我们看到了举国体制的力量!难怪有人
说,您的艺术落伍了,您被抛弃了……请问,包容何在?李泽厚先生
的“宽容、宽松、宽厚”何在?毛泽东同志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何
在?在这里,我为您叫屈!

不独如此,更有一些大学里的教授、专家,舞文弄墨,摇唇鼓舌,
深研细究,爬罗细抉,说您是“三俗”的代表,您的艺术根本就不
是“二人转”,应该摘去被您视为生命甚至比生命更为珍视的“二人转
传人”的帽子。把您和“二人转”的关系,就像您小品里演的,您冰窟
勇救落水儿童的义举,说成是您跟他妈巧珍“一头驴的关系”!网络上
言论也是铺天盖地,恶评、讥评如潮,“终结论”、“抛弃论”、“忽悠
整个国家论”纷至沓来,不绝如缕。怒目相向者有之,冷眼旁观者有
之,落井下石者亦有之。仿佛,您成了中国俗文化的集大成者,成
了用“三俗”玷污13亿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刽子手!难道,他们忘了十多
年央视春晚现场,十多年除夕夜电视机前,他们也曾捧腹大笑,也
曾鼓掌拍红了巴掌?

其情若何!其苦若何!其怒又若何!在这里,我跟您一道,看透了人情
冷暖,看透了世态炎凉!如今,官家是讲“三个自信”的,在这里,我
也送您“三个自信”——“根基自信”、“艺术自信”、“成就自信”!您生
在民间、长在民间,广袤辽远的黑土地,善良朴实的老少爷们,源
源不断给了您丰厚的滋养;尽管您幼小失怙、家境贫寒,因之没有上
过多少学,不是科班出身,也未曾经过正统的专业艺术训练,但正
如木匠出身的齐白石将砍柴的刀法用于篆刻终成大师一样,“小品
王”、“东方卓别林”封号就是对您的最高奖赏;至于成就,不用说官
家戴在您头上的桂冠了,民间就有“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出
了山海关,就看赵本山”的称誉,“东北人入关还能统治中国的,也
就是三个人——顺治、张作霖、赵本山”的辣评,除夕夜人们被荧屏上
喧天的锣鼓、炫目的舞美、激越的歌喉、本不可笑却被人硬捅胳肢
窝的相声小品折腾个底掉,要去睡觉了,睡前却反复叮嘱守夜者“赵
本山出来了,一定要叫醒我”的期盼…。夸张点说,正像您小品《钟
点工》里的一句台词所讲“我这辈子就靠这个笑话活着呢”,很多庸
常、琐屑、平凡但并不见得庸俗、低俗的人,就靠您的小品活着呢!
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草根艺术家,夫复何求!

尊敬的本山大叔,其实,在我看来,没有出席文艺工作座谈会,不
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您不必过于纠结,也不要在乎一些人对此的
过分解读。这次会议出席与否,并不是检验一个人艺术水准高下的
唯一标准,也不一定就是就此打入冷宫的显著标志。您看,张艺谋
没有出席,宋祖英没有出席,这可是影视界、演艺界“大腕级”人
物,人家不是活得好好的。您本山大叔没有出席,也应看做正常的
事情。再看看“72贤人”,都是何等角色,不是主席,就是会长,有
的江郎才尽新作罕有,有的寂寂无名难登“高峰”,有的韶华已逝久
不登台,有的小荷初露岁月青葱,有的人品下作投机钻营。某大师
不就因为参加了座谈会并以随后令人恶心的颂圣之作引来网民扒
粪、吐槽和一片骂声?这些人,是以所谓“正能量”自居自命的,您难
道就没有正能量的小品吗?《相亲》对老年人婚恋感情生活的关注,
《红高粱模特队》对劳动的赞美,《三鞭子》对党的好干部干实事
作风的讴歌,《拜年》对优秀乡镇干部范乡长秉公办事、不徇私情
的褒奖、《送水工》对伟大无私母爱的颂扬,《牛大叔提干》对不
干实事、消极腐败行为的鞭挞……就是您后期被人诟病“忽悠系列”,
也应看做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滑坡情状的真实反映,现实生活中忽
悠人的事件还少吗?短信诈骗,合同诈骗,集资诈骗……,“所以我的
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
疗救的注意。”(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
做得,本山大叔您就怎么不能做得?《同桌的你》表现富裕起来的农
民感恩图报、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至于“此处略去3个字、27个
字…”,贾平凹大师文艺座谈会赫然在列,此事贾大师写得,您就怎
么不能说得?真真恰似偷牛的逍遥法外,拔橛儿的进了牢房,好不冤
枉也么哥!在我看来,灯不拨不亮,理不辨不明,说您“三俗”,更应
把您请来,让习大大耳提面命,您得由亲炙、当面聆训不是?“低俗
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精品
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这些
话,若是习大大对您当面言之,那效果又会是何等的好啊?您恐怕就
不只是“睡不着觉了”。好比一个班的学生,有的规矩老实、品学兼
优,有的调皮捣蛋、惹事生非,老师批评教育的时候,把好学生叫
到一起,本应聆听教诲的坏学生反而拒之门外,效果能一样吗?用您
小品里的话说,“中国人就好整这事!”。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本
就是中国人行事的一大特色,对专家、教授的讥评,您也不必记挂
于心。他们见不得别人好,甚至宁愿自己坏也不愿别人好,别人坏
了比自己好都要强。尤其是出身比自己贫贱的人,取得了比自己还
要辉煌的成绩,那简直就是戳了他们肺管子!即使别人通过努力和打
拼,跻身上流社会,与他们比肩而立,在他们眼里也是另类,也要
极尽排斥、打压之能事!早先就听说辽宁文艺界某声名显赫的大人物
对您的不屑、排挤和打压,您也曾以小品《相亲2》中“在乌云和大
海之间,有一只海燕在高傲地飞翔”回敬。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
中主人公于连.索黑尔不是也曾受到过这种待遇吗?这也算作“普世价
值”吧,更何况您出行有私人飞机、出入有众男女徒弟环绕、打造了
一个以本山传媒、“刘老根大舞台”为主要阵地的帝国,他们眼睛红
得都要冒出血来!现在机会来了,三级文艺座谈会您都被拒之门外,
不借机踩乎您一下,他们岂能睡得着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
析”,《赵本山:一个农民对国家的忽悠》道出了其中的玄机和奥
秘。尊敬的本山大叔,之所以您被一些教授、专家讥评和打压,就
因为您技压群芳,取得了他们难以企及的、如此辉煌的成绩,就因
为您原本就是一个农民!试问该文作者,一个国家就能被一个农民忽
悠,这个国家未免也太脆弱了吧?让我不禁想起薄熙来一句名言“一
个巴掌就打出个叛徒来也不容易”!奉劝那些专家教授,揪辫子、打
棍子、扣帽子不是本事,能不能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像著名媒体人梁
宏达先生那样,不把一棍子打在您身上,而是条分缕析二人转“粗
口”与黑土地文化的关系?

尊敬的本山大叔,衷心希望您振作起来,“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
吧”,坚定自己艺术的“道路自信”,因为别人在中外古今胡乱穿越的
时候、在后宫皇上皇后嫔妃太监间勾心斗角心机用尽的时候、在抗
日神剧手撕鬼子弹弓击落鬼子飞机的时候,唯有您,踽踽独行在民
间的路上,《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系列,习大大
在北京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您率领的《乡八》剧组,恐怕还在忘
情于象牙山的青山绿水间、流连于黑土地的父老乡亲中。看到过有
分上、中、下的分部电视剧,可您竟能拍七部,现在正拍第八部,
据说要拍十部,并且部部好看、部部精彩!这也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
纪录了吧?试问,哪个有这样的自信,这样的底气?可以说,您艺术
成就的取得,是您来自底层、植根民间、深入群众的结果,您后期
作品艺术品味一定程度的滑落,也是您作为名人、大腕、帝国的领
导人,一定程度离开火热现实生活的症结所在!希望您像习大大所谆
谆教导的那样“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
的孺子牛。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
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
人民的小学生。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
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
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
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
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以此共勉吧,惟其如此,
才能振奋精神,专心工作,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艺术青春永
驻,向人民奉献更加精美的精神食粮。

  此致
  敬礼!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顺意
  您的铁粉 张欢
  2014年11月15日

来源:共识网
 
13   [dokknife 于 2014-11-17 18:08:06 提到] [FROM: 72.]
锦麟:真正的“盛世”要有容得下“危言”的雅量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16 日 由 lixindai
郑观应是“同光中兴”盛世背景下最为警醒的思想者,他不是抱怨体
制,抱怨朝廷,而是感到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总在思索发展中的
问题,只报忧不报喜,是盛世中的清醒者。

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盛世”,但没有一次盛世持续百年,更
不要说长盛不衰。相反的例子却是,每一次盛世都伴随着深刻的政
治、经济危机,盛世之后的衰落,往往就是那个朝代终结的开始。
这或许是中国王朝政治“兴、盛、衰、亡”四部曲的规律。怎样才能
打破这个规律,在农业文明——帝制时代似乎始终找不到出路。

到了近代,商业文明渐渐兴起,人们开始从比较的眼光重新思索这
个问题,方才渐渐悟出不一样的道理。这方面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
例证,就是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

“惓怀家国之念昕夕不忘”

郑观应的一生极具象征意义。他生于《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一年,
又生在著名侨乡广东香山,病逝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一年(或曰第二
年),他的一生几乎与近代前期相随始终,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错
失”的二十年,是经济高速增长、洋务三十年的直接参与者。甲午战
后,介入维新、新政、宪政,直至国体变更,民国建立,郑观应逐
渐淡出现实舞台,专注于教育。

纵观郑观应一生,就其职业定位,主要是一名从买办到洋务,到资
本家的过程,是一名具有“公共知识分子”范的成功商人。大约三十
岁时,郑观应开始参与外资大企业太古轮船公司的经营管理,又是
国营大型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织布
局等主要合伙人、参与者,他拥有丰富的近代企业经营管理经验,
深得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大臣赏识、信赖,不断被委以重任,他
渐渐由体制外买办、商人被吸纳至体制内,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红顶
商人”之一,为近代中国洋务新政重要实践者、见证者。

与三十年洋务新政其他参与者稍有不同,郑观应一方面为中国踏上
现代化道路感到庆幸,以为只要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一
定能将中国引领至与东西洋各国一致而又别致的现代化轨道。洋务
三十年的成就前无古人,是中国面对西方挑战的苦涩回应,也是大
致合格的回应。不过,郑观应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满足于中国的进
步,一直对中国艰难、迟缓转身抱有一种惋惜。郑观应是“同光中
兴”盛世背景下最为警醒的思想者,他不是抱怨体制,抱怨朝廷,而
是感到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总在思索发展中的问题,只报忧不报
喜,是盛世中的清醒者。

郑观应晚年总结自己的思想进路说:“余经营商业五十年,究心当世
之务,颇知其中利弊。素性愚憨,夙夜在公,艰辛备尝,于世无
补。特目击时事,利权日损,漏卮日多,而惓怀家国之念昕夕不
忘。凡有关大局利病者,罔识忌讳,上书当道,尽所欲言。”很显
然,郑观应不仅是近代中国商业经营的实践者,而且对国家大事、
世界潮流天生敏感,具有无穷的兴趣,是一个乐于表达、善于表达
自己政治见解的人。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积极的政治发
言让郑观应很快跨出一般意义上的商业名流圈子,为他带来极高的
社会声誉。这是郑观应政治著述换来的成就,也成为郑观应毕生持
续著述不断、思考不停的精神动力。

“为时务切要之言”

据郑观应本人回忆,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表达起源很早,甚至
可以追溯至其二十几岁,其作品结集为《救时揭要》。《救时揭
要》为郑观应作品系列中的第一种,对此作品的著述年代,现在的
研究者并不认同郑观应的自述,以为郑观应有“倒填日期”自我标榜
的嫌疑。其实,如果仔细阅读《救时揭要》的文本,郑观应的说法
大体可信,因为《救时揭要》只是一部短文集,其结集或许在1873
年前后,但其中一些短文的写作、发表,肯定早于这个时期,约在
郑观应进入上海商圈不久。在《救时揭要》中,郑观应分别讨论了
贩卖华工问题、鸦片问题、救灾恤贫问题、慈善问题、航运问题、
溺女婴问题等,无不切合当时社会实际,同时对症下药,给出自己
的解决方案,具有明显的时代气息。《救时揭要》为郑观应赢得了
商圈之外的名声,也激励他在此后几年持续思考,“盱衡时事,思挽
时局,幽愁积愤”(王韬:《易言序》)。

郑观应另著有《易言》一书,依然用单篇文章结集的方式,系统表
达了自己的社会改革思想。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认真检讨了
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以为中国要赶上西方,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变
革,而不是点点滴滴改良,不是漏屋修补,不是弥缝补漏,而是重
构,是中国社会全面改造,必须触及中国的政治、司法、教育、经
济、言论自由等各个方面,必须建构一个能够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
益的议会组织,必须政治公开化,朝野互动,方能使政治措施日臻
完善。

在经济上,郑观应《盛世危言》并不讳言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政
治期待,以为一个健康的近代工业、商业无法由政府包办。自由贸
易、商战都是资本、商业本身的较量,政府应该从重商主义立场给
予保护、支持,但绝对不可以取而代之。《盛世危言》的问题意识
在“盛世”,在“危言”。在郑观应看来,中国经过长达三十年洋务新
政的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重现了一个“盛世”。但他的思考
是,怎样让这样的“盛世”长盛而不衰,怎样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
的基础上,为中国构建一个长治久安的体制。郑观应的结论不言而
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盛世”一定要有容纳“危言”的雅量,一定要
从“危言”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重构体制。

1894年,《盛世危言》初版刊行。那一年,甲午战争爆发。一个貌
似强大的中国不敌东邻小国日本。第二年4月17日(三月二十三
日),《中日讲和条约》在马关签订,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知耻而
后勇,中国的变革由此重新起步。三天后,1895年4月20日(三月二
十六日),头品顶戴、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将《盛世危言》郑重推荐
给了光绪帝,以为《盛世危言》“广学校以造人才,设议院以联众
志;而又经营商务以足国用,讲究游历以知外情。力果心精,实事
求是。夫然后恃其船械,攸往咸宜。”得读《盛世危言》的前兵部尚
书彭玉麟也盛赞郑观应这部书“为时务切要之言”,“所说中西利病情
形了如指掌。其忠义之气,溢于行间字里,实获我心。”亡羊补牢,
未为太晚。在此后数十年政治变革中,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
毛泽东等,无不受到郑观应思想的恩泽,无不从《盛世危言》中获
得启迪。书比人长寿。知道郑观应的人或许越来越少,但《盛世危
言》所表达的忧世情怀,却像屈原的《天问》一样传之久远,成为
中国人一笔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

来源:锦麟观察微信号:jinlinguancha
 
14   [dokknife 于 2014-11-17 18:07:46 提到] [FROM: 72.]
宋志标:答《纽约时报》问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16 日 由 lixindai
记得在一年前,在关于如何解读中国梦的文宣策略时,曾有师长提
醒,大意是:习近平的媒体方针还不甚清晰,他与中宣部之间的关
系尚需确认,总之是在下结论之前,还得等等看。从习回答纽约时
报的问题看,这个时间点已经到来,现在是可以下判断了。

纽约时报的提问有两个,其中一个是在美国放宽对中国人签证后,
中国政府是否也会宽待纽约时报记者的工作签证?习近平用了一个
比喻、一个俗语以及一番外交套话给予了否定回答。纽约时报写了
篇劝喻风格的社论,说他“应该具备应对真实的审视和批判的能
力”。

暂且不管那个比喻和“解铃还须系铃人”的俗语,习氏的外交套话中
依旧是媒体要在法律框架内运行,要遵守中国法律云云。这番话常
见于外交部发言人抵挡外媒追问的时候,属于政治正确、没有实质
含义的敷衍话,既保险又保守,很能反映他的媒体观。

从中国梦的文宣开始,中间经历了南周事件、反宪政讨论、周小平
现象等意识形态的话语争论,当然也包括维权律师被捕、四中全会
期待以及依法治国梦等等所形成的舆论交锋。当时出现一个有意思
的逻辑是,最高层不知情,是被文宣部门“绑架”的。

很长时间以来,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网信办与习之间,都被改良派
与泛自由派认为切割出“不信前者”与“寄望后者”的界限。他们很不
愿意承认,三者对舆论治理的思路是一体的。针对这个认识上的误
区,很有一些争论,但无改泛自由派的“明君”盼望。

北京文艺座谈会之后,最高领导人与意识形态部门的关系若何,习
本人的媒体观和舆论观是什么,一下子清晰起来。将其切割出去,
以确保他在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成为“不粘锅”与“白手套”,被事实
击碎。对泛自由派而言,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将媒体管理置于所谓法治的框架下解释,自然会获得冠冕堂皇的理
由,可这些仅仅是没有现实感、或者说取消现实问题的一套陈词滥
调。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被期待了大半年,体制内外改良派拥抱
这次会议以重新定位改革话语,可其矫饰的一面相当刺目。

至此而言,最高领导人的本相与幻象已然重叠到一起,露出他真实
的媒体思路——对国人而言,这些原来是很熟悉的,并无意外。这也
表明,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在媒体乃至于舆论圈发生的一系列所
谓“倒退”现象,其来有自,不存在所谓的“分裂”,其实始终如一。

习近平在回答外媒提问时的媒体素养,肯定也是对内媒管理的最高
等级的思路。对泛自由派、改良派、以及各种“伺机活动派”来说,
接受这样的真相是残酷的。如果继续选择无视,继续用自我蒙骗面
对实际,声名一再狼借已是必然,智商也会被取笑。

来自党魁的回答,反映到政治心态上,最终对大陆媒体评论的话语
转变将起到一个分水岭的作用。体制内外改良派重镇《炎黄春秋》
杂志,近期遭受压力更换负责人,也更早地佐证这个问题。以种种
声调,预设出舆论体制内的周旋空间,是该放下幻想,接受真相
了。

来源:东网即时
 
15   [dokknife 于 2014-11-17 18:07:14 提到] [FROM: 72.]
goolie:赵大叔和座谈会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17 日 由 baichuan
这些日子,本山大叔频上头条。真应了那句话了,人之美酒,我之
毒药,汪“导师”欲求不得的事,却把老赵搞得焦头烂额,应对失
措。直到前几天,他才说了一句颇见本色的话:“最近没啥热点新
闻,不整我整谁啊!”,苦涩中幽了自己一默。

说来说去,都是那个“座谈会“闹的。

自习总入主大位,倡清廉,惩腐败,频出重手,且不说是否表里兼
治,至少,那乌烟瘴气的官场,竟显得少有的“肃杀”, 试想,有谁
愿意在这个时候,自己蹦出来,撞在枪口上呢。

大大轻舒了一口气,呷了一口清茶,把那深邃的目光,扫向了文艺
界:得给大家谈谈心了。

总书记的座谈会,讲究得是象征和规格。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个著
名的延安讲话,据说邀请了72个人,屈指一算,恰好是72年前。所
以,这次习大的座上宾,不多不少也是这个数,其深意,自在不言
中(老赵啊,没被邀请,你也别想太多,实在是名额有限呀)。

当年,“老人家”说文艺是为工农兵的,矛头所向,是资产阶级和反
动派。今天,习总模糊了一下,说文艺是“为人民的”。在座的明星
大佬们频频点头、鼓掌。当然,也有心里打转的,想:如今,这资
本家都可以入党了,这人民到底是谁呀,这不等于没说吗。

大大还谆谆教导说,要用“生动的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该肯定的,
什么是必须否定的。想想,这”人民“也太不成器了,被人教育了这
么多年,还是是非不分呀。

”老人家“要求文艺服从政治。习主席说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生斗
小民更糊涂了,不是”为人民“吗?这“政治”又是谁?

本山大叔惶惶然时说了一句老大没好意思说出的话:”不靠近政治,
不相信党,还搞什么艺术!”。

俗与雅

对本山大叔最大的指责就是“低俗”了。可何谓俗雅,评判的标准又
是什么呢?

有学者指出,本来俗和雅作为审美趣味,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后
来,诞生了文人士大夫这个游离于平民和统治者之间的阶层,用打
造出来的一种“雅”文化,做了显示高贵身份的一个标签。归根结
底,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表象。

一个宽容、多元的社会,这种雅俗的讨论和冲撞,应该是不存在
的。有人喜欢交响乐,不会自视清高,而那些喜欢滑稽表演的人,
更不会自惭形秽。毕竟,审美趣味,是个人的事,与他人何干,政
治人物更无权对此指手画脚了!

本山大叔早期的作品,塑造了无数让人难忘的小人物。那讽刺官僚
的村民,让“扯蛋就是这么来的“成了一句经典。“养鳖”的赵老蔫,
把农民对当官的忌惮,献媚,嘲讽,惟妙惟肖地呈现在了人们面
前。还有那风趣、朴实的白云、黑土,都烙上了时代的痕迹。在带
给观众欢乐的同时,那活灵活现的人物,不就是艺术殿堂的“至
雅“吗?

有人说老赵是东方的卓别林。试想,如果,卓别林生活在当今,那
撇着小脚的流浪汉形象,会不会被认为是给社会抹黑、而被打上“低
俗”的标签哪?

本山的悲哀

看得出来,座谈会一事,真把老赵惊着了,“一宿没睡着”,可能还
真不全是激动的。他常引以自豪的“接地气”的话,也让”接近政
治“的语无伦次给代替了。

事实上,自从老赵逐渐从一个演员变成了一个大老板后,他”离
地“已越来越远了。特别是,近年上春晚,当他考虑的是怎么推出自
己的徒弟,怎样让自己的电视剧更叫座时,观众也逐渐离他而去
了。有一年的小品,当他徒弟拿着一瓶酒,大作插入广告时,肯定
把不少人恶心着了。

希望本山大叔得到高人指点,别再靠近翻云覆雨,把天才变成奴才
的政治了。大才子郭沫若就是前车之鉴。他当年开了“老人家“的座
谈会后,欢呼说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
等哪天,大叔你扭着秧歌,用二人转唱这段词时,那可是真没救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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