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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司徒雷登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09-16
更新时间:2014-09-16
浏览:426次
评论: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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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中央批准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北大为何遭联名反对
2014-08-04 齐宏伟 taxinfo

半个世纪前,1962年9月19日,已经半身不遂的司徒雷
登,悄无声息地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离开人世,几乎没有
引起任何人的关注。隔着一个太平洋的中国,许多年轻
人在课堂上不断听到他的名字,他几乎成为那个年代里
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人。
然而这份熟悉却带着浓浓的偏见。毛泽东1949年在新华
社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作
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他在一代代学生的
脑海中就这样被定型了。一九六七年版《毛泽东选集》
对此文还有一条注释说,“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
的忠实执行者。”
殊不知,同样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闻一多的《最后一篇
演讲》,原文中有这么一段话:“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
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
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
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
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
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
头,美国才有这转变。”奇怪的是,这段文字总被无情
删除,不见天日。
但总有热爱真相的人们。二OO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司
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美国驻华
大使和杭州市副市长均出席安葬仪式。六十年来关于他
的争议也该尘埃落定,该还世人一个真实的司徒雷登
了。显然,《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说司徒雷登“装着
爱美国也爱中国”是不公平的。对于一个在中国生活了
五十六年,创办了著名的燕京大学,又留下遗嘱愿埋骨
中国的人来说,这份爱要怎样假装出来呢?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这份爱。他怎么可能爱得
那么痴情,那么愚蠢,那么义无反顾?
无缘无故的爱
司徒雷登在自传《在华五十年》开篇即写:“我一生中
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
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晚
年长期照顾司徒的傅泾波及其女儿傅海澜回忆,这位给
自己起了个中国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着中国的方向,
身在美国心却盼着回中国,在他心底,他仍执拗地以中
国为家,哪怕这个国家如此深地误解着他甚至伤害着
他。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物件,卧室墙壁
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他的父母是来杭州的传教士,他在杭州出生,一直长到
十一岁,牙牙学语之时即操杭音,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
话。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会对伙计说:“件儿要
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
儿要熬稍!”后来他还学会了南京话、苏州话和上海
话。
一八八七年他回到美国,一八九三年考入汉普顿悉尼学
院。一八九六年他大学毕业,到母校潘托普斯学校当拉
丁文和希腊文教师。一八九九年入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
读神学。他在自传中回忆,在第二个学期他感受到要去
中国的召唤。他厌恶到中国,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
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
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被当地老百姓戏弄,忍
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
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但他所信仰的就是一位
为了别人肯牺牲自己的神,由此他无法面对内心的拷
问。他彻夜反省自己是否愿意抛弃物质因素和人生种种
享受而为了信仰的无上价值而牺牲。
最终,他决定以一生来回应这份召唤,于是才有了后来
四十五年之久在中国的经历。
这份超凡脱俗到无缘无故的爱,直到今天我们还感到陌
生。六年前,我到贵州凯里采访一对夫妇,他们放弃在
美国的绿卡,跑到偏远的凯里长期住在那儿,从海外募
捐资金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苗族孩子,让他们不至于辍
学。我住了一周,看到他们帮助了几十个孩子,有的孩
子到广州去当乞丐,被他们找回来继续上学。这些善举
得不到当地政府的理解,后来他们被劝退了。面对我的
提问,那对夫妇回答:“没有别的原因,基督信仰让我
们不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
服侍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这样的话同样体现在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
服务”(FreedomthroughTruthforService)中。校训取自
《圣经》里耶稣的两句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
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
们得以自由”。这是我见过的最深邃美丽的校训。这一
校训对燕大学生影响深远,司徒雷登自豪地说,他所知
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对学生产生这么重
大而有力的影响。
关键是燕大的首任校长和校务长就是这样的人。一九O
四年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回到中国,一九O七年协办育
英书院和之江学堂。一九O八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
希腊文教授。一九O二年他的二弟受美南长老会委派来
杭州之江大学任教。一九一九年五月,司徒雷登受聘成
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
他多方结识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并在美国各界为燕大
筹款。他用不到十年时间,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
摊子,办成一所闻名世界的综合性大学,获得哈佛大学
的认可,两者还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燕大教师包括
吴雷川、周作人、张东荪、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
钱穆、顾颉刚、钱玄同、赵紫宸、陈垣、埃德加·斯诺
等,可谓群英荟萃。
一九二二年,他又为燕大找到清华园对面未名湖畔的新
址。为了新校舍,这位司徒校务长披荆斩棘,聘请美国
著名设计师墨菲按中国文化理念设计建筑,建成了当时
中西合璧的美丽的燕园。
到一九三七年止,燕大收到的捐款高达二百五十万美
元。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燕大总预算为三·五万美
元,有百分之八十七来自教会捐助。一九三七~一九三
八年预算为二十一·五万美元,教会捐助达百分之十四以
上,美国私人捐赠为百分之五十五。
燕大有钱,但司徒雷登本人却没钱,他很少买衣服,袜
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哪怕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当
过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寄
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泾波家中,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
有。
据统计,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五二年,燕大办学仅三十
三年,注册的学生达九千九百八十八名,为中国培育了
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十二人,中
国工程院院士十一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一百人。“二
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百分之九
十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
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三位记者均出自
燕大。一九七九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二十一人集中了
当时中国的精英,其中燕大毕业者竟达七人之多。
无处埋骨
燕大今日早已并入北大。燕大旧址仍有北大最美丽的塔
光湖影,却寻不见一丁点儿对司徒雷登的纪念。司徒早
年埋葬妻子的燕大公墓早就成了社区体育活动场所,他
的临湖轩住所已成会客室。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司徒雷登留下遗嘱,里边提
到,“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
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
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
其他任何地方。”一九六二年,司徒雷登逝世,傅泾波
一九七三和一九八四年两次访问北京,均向有关当局提
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之事。傅泾波在一九八六年
还为此事请中国驻美大使递信给邓小平。
一九八六年六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校务委
员会主任王学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
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不料,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
名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燕大校友王百强回忆,有
人联名上书反对安葬。
据《司徒雷登与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两书作者沈
建中介绍,为首的上书者,正是司徒雷登当年一位秘书
的遗孀。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司徒雷登是毛主席点名
批评的人。于是,一九八七年四月,中美驻美使馆正式
通知傅泾波,此事因故暂缓办理。一九八八年,傅泾波
带着遗憾在美国病逝,去世前还在念叨此事。
毕业于燕大政治系的林孟熹二OO一年四月在新华出版
社出版《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在附录中他呼
吁:“过去的燕园曾经培育出无数英才,其中不乏蜚誉
国际的大师级人物,如今的燕园更成为中国首席高等学
府北京大学所在地。但是这位燕园的策划者司徒雷登的
骨灰,至今仍在大洋彼岸寂寞凄冷地等待着,何时才能
重新回到他一手策划经营并曾誉满全球的美丽燕园与他
的爱妻长相厮守?”
时光流转,在无限期的“暂缓办理”之中,国人逐渐重新
认识传教士“带着爱来中国”和“用生命爱中国”的情怀,
对他们的贡献高度肯定,也有人重新反思司徒雷登的大
使生涯,他的和平、民主谋求和理想主义精神及处处为
中国争取美国贷款的义举并建议蒋介石退休的提议……
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司徒雷登仍不能入土为安。
于是,傅泾波后人开始考虑让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
杭州不仅没有拒绝,反而积极欢迎司徒雷登的归来。沈
建中更是出书赞成,他在《司徒雷登与西湖》中认为司
徒出生在杭州,会讲一口杭州话,又是杭州的荣誉公
民,家庭成员中,父母和两个弟弟均葬在西湖之滨,耶
稣堂弄又有他的故居和讲过道的天水堂,因此,若不能
回葬燕园,杭州当是首选。此书出版次年,司徒雷登安
葬于杭。有燕大校友感慨说:“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
一个司徒雷登!”
付出者在付出中已得酬报
究其实,这并非仅只一安葬问题,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
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
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这样的心志,同样是我们感到陌生的。爱,就是要花时
间经营,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
试想,若没有这份爱,司徒雷登怎会在日本人占领北京
后还坚守燕大?怎肯在日本人监狱中坐牢三年半?当时
并不是有国难回,司徒雷登却自己选择守在战火频仍的
中国,跟中国人一起受苦。
今天,中国终于有勇气凭良心说话,承认自己对不起司
徒雷登,对不起这位为中国活了一辈子的美国人。国人
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面对人家的“涌泉”之
恩,我们“滴水”回报也没有,到现在还在猜疑他办学的
动机,还有人抱着他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美
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象征”的观点不放。新中国成立前
后,我们一边倒要反美拥苏,于是只好对司徒雷登坐等
解放军进南京、积极奔走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才乘
飞机离开中国的举动视而不见。
既然燕园已无司徒雷登,既然有人认为凡是毛主席点名
批评的就应该永世不得翻身,我决定还是去杭州寻觅一
下司徒雷登的踪迹,也凭吊这位甘愿死在中国的“好
人”——这是燕大校友们给他的评价。
跟几年前比,杭州堵车严重多了。七弯八绕才找到那条
叫“耶稣堂弄”的小巷,不管从中山北路这边还是银泰百
货那边进去,很快就能看到司徒雷登的塑像,上边说他
是传教士和外交官,有意抑或无意遗忘了他更是一位教
育家。在中国,他贡献最大的还是教育。
他原来的故居占地四千一百三十八亩,他就出生在这
儿,现在只剩下一座二百三十多平方米的中西结合的二
层小楼,里边有司徒雷登一九四六年获赠的杭州市“荣
誉公民”的金钥匙。还有许多友人在他过生日时赠送的
字画,以及国民政府的褒奖令等等。
其实,原来的住宅早被拆掉了,这一座小楼是复建的。
二OO一年,杭州市文物部门以二百四十万元购得司徒
雷登故居的房屋产权,顶着压力修复故居。修复后的住
宅为二层,顶为人字屋架,四面坡屋顶,上覆小青瓦,
倒也别致。只是墙上配着一幅天主教圣母的画,显然缺
乏基本的宗教常识。
司徒雷登墓在杭城东北郊安贤陵园,这里苍松翠柏,流
水潺潺,飞瀑四溅,风景宜人。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他
的中英文名字和生卒年月,还有“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字
样。不过,黑色碑石上倒是刻印着一张司徒雷登微笑着
的照片。他的眼睛凝望着,他说他相信永恒,相信灵魂
不朽,从那不朽的岸边,他回望到这块他回不来但最终
还是回来了的土地。
他晚年极钟爱这首诗:“我要这样地死去/漫漫时日使
命已履/已得酬报的我心中有一只岁暮百灵在歌唱/让
我皈依那宁静西方/像日落,死得灿烂、安详。”
从杭州回南京的车上,在吵杂的车厢中,我还在回想他
那释然眼神和灿烂笑靥。付出者在付出中已得酬报,有
憾,但无悔,因他不是为了果效,而是为了心中那不灭
的信念和伟大的爱。从一八七六年到现在,一百多年过
去了,那份爱还在激荡,让人终还是无法挥手道别。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博导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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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3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09-25 13:52:43 提到] [FROM: 72.]
麻昌贵:抗战领导者之争:承认事实又何妨?
发表于 2014 年 09 月 23 日 由 lixindai
抗日战争的胜利于中国之意义不言而喻,所以每年的抗战胜利日无
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在报刊上发表纪念文章。
但对于70多年前的这场战争,领导全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人和组织
是什么,海峡两岸国共双方每年都要争论一番,你说你是“领导
者”,我说我是“中流砥柱”,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好像永无
定论。

两岸历史学者耗费纳税人的科研经费若干,研究了数十年,至今连
全国抗战的领导者都没搞出来,让两岸高考学生无所适从,这不能
不说是中国史坛的悲哀!

  谁“领导抗战”?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领导人民抗战,只不过领导的范围和群体有
所不同,不管领导的范围多大多小,都是领导,所以国共双方都说
自己“领导抗战”,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但如果我们把“领导抗战”中“领导”明确为“全国人民抗战的最高领
导者”,那就只能是唯一。其实,抗战时期中国的执政党是哪一个?
国际公认的同盟国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是谁?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反
法西斯阵营国际会议的是谁?代表中国接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投降的
又是何人?这些问题,只要有中学历史知识的人都清清楚楚。

  当时名义上是有一个唯一的最高领导,但实际上谁也领导不了
谁,所以才有“皖南事变”这样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件发生。

大敌当前,国共双方被逼进行第二次合作,共御外侮。但是日本人
还没赶跑,国共双方就摩擦不断。蒋介石深知国人本性,早就公开
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
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所以实行“攘外必先安
内”的政策,视共产党的威胁甚过日本,对共产党军队欲斩尽杀绝
而后快。而在共产党一方,全面抗战初期军队仅五、六万人,洞悉
蒋介石的意图,所以必须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基于这样的认
识,同室操戈不可避免。

  国不可一日无君,不管此“君”是虚是实,也不管他多昏庸多腐
败,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他都真实地存在。

  谁是“中流砥柱”?

  一般来说,“中流砥柱”是相对于“非中流砥柱”而言的。如果
对付强敌的队伍只是一支,或者两支队伍起的作用一样,就无所
谓“中流砥柱”的问题。

  支撑“中流砥柱”的证据就是谁消灭日本鬼子最多,而歼灭日本
鬼子的数量直到现在都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令各方信服的统计。

  为了“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每一次战斗或战役结束
的通报中,战斗各方往往夸大敌人的数量和消灭敌人的数量,缩小
己方的数量和己方损失的数量,所以公开的伤亡数据多不可信。

  松山战役是1944年滇西抗战最关键最惨烈的战役,它是抗战
史上中国军队首次获得全胜的战役,也是日军在中国战场的第一
个“玉碎”战(日军被全歼)。从6月4日到9月7日,历时近百日,国
军先后投入作战总兵力达2.5万人,以伤亡7763人(其中阵亡4000
余人)的惨重代价,全歼日军拉孟守备队1300人(约1250人战死。
伤亡比为6.2:1)(见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09年8月,P418。《1944:松山战役笔记》是军史
作家余戈参考日本、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有关松山战役的资
料历经5年写成,作者经过综合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较有说服力)。
而作为此战的国军指挥官第八军军长何绍周,在战后三年写的《第
八军滇西战役述略》一文中(发表于1947年9月昆明《民意日
报》,转引自德宏史志编委会办公室编的《德宏史志资料》第八集
198页),竟然把松山守敌的数目扩大到4600多人。日本人品野实
(曾是松山守敌日军第56师团113联队补充兵)在《中日拉孟决战揭
秘——异国的鬼》(群众出版社,1991年)一书中,把中国进攻的部
队的数量计为41500人(P173。实际只有约25000人)。

  在这里我们要明确“消灭”“歼灭”的概念。

  一般来说,战场上说“消灭”或“歼灭”敌人某支队伍,意思是
使该支队伍完全丧失战斗力,包括击毙、击伤、俘虏、使失踪
等。“击毙”和“俘虏”毫无疑问使敌人完全丧失战斗力;“失踪”有多
种情况,有的是被击毙,尸体一时找不着,有的是当逃兵,远走高
飞,有的是逃回自己的部队一时没有发现;“击伤”有两种,一种是
重伤,这种人也是彻底丧失战斗力;另一种是轻伤,这种人经过治
疗后往往返回前线,因富有作战经验,战斗力很强。比如抗战时国
军荣誉第一师(伤愈归队的军人称为荣誉军人,荣誉师即由荣誉军
人编成),该师成为国军战斗力最强的精锐部队之一,在桂南战役
昆仑关之战、滇西抗战之松山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一般情况下一
场战斗下来,伤员中重伤者只占2——3成,所以有70——80%的受伤者
经治疗后可重返部队作战。而且受伤者有重复受伤的情况,因此有
重复被计算的可能。所以真正有价值的统计是击毙和俘虏敌军的数
量。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在《抗日战争的真实战况》(共识网
2014-05-02 ,来源于《同舟共进》)一文中说:

  “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到中国在抗战中的作用时说
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毛泽东
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当年中国太贫弱,虽有大国
之名却无大国实力,只是以持久战拖住日本。世界上打败法西斯的
主力军是谁呢?从实力看还是苏、美、英三国。’”

  该文又说:

  “日军在中国关内八年作战死亡为40万(宣布投降后又死亡了5
万人)。日军在满洲死亡共9万,绝大多数系苏军造成。在缅甸死亡
16万,除少数为中国远征军击毙外,多数系英军造成。其余120
万‘战殁者’,都死于同美军交战的太平洋战场,其中在菲律宾便死
了49万。”

  纪录片制作人陈钦在《菊与刀:抗战中日军死亡人数之谜》
(见2013年10月18日 新浪历史 )一文中说:

  “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击毙日军近80万人,美国学者统
计,在中国被击毙的日军共计44万多,日军史料公布的数字为
455000人,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采用的数字为55万。”

  “目前,靖国神社供奉的1937-1945死亡的日军牌位已增加为
2325128人,应该说,经过多年的统计,以及政治色彩的淡化,这
个数据可信度较大。

  日军出国作战死亡的总数如果为210万人,在太平洋战争中死
亡的人数为140万人,与苏联在东北战场的战争中死亡10万人,两
项数字共计150万,日军出国作战死亡的总数与其他这两大战场死
亡总数相减得到的就是日军在中国其他战场作战死亡人数,约60万
人,这个数字介于当年中方公布数据和日军公布数据之间,基本可
以断定日军在华其他战场的实际死亡数字约为60万人。”

后来陈钦又说:“根据我们最后的研究结论,日本在中国8年侵华战
争只死亡了20几万人,这是我通过整合海内外各方面资料,综合分
析考证出来的。而在太平洋战役日军死了120多万人。”(见《〈国
军抗战全纪实〉:用影像修复历史》,《凤凰周刊》,2013年第35
期,P92)

  你看,各有各的结论。这个问题还是让历史学家去慢慢考证
吧。

  争论“谁是中流砥柱”伤感情

  说实在的,两兄弟合作把敌人打败之后为“谁的功劳最大”的问
题而争吵,的确是有伤感情的事情。我们不仅在打日本的过程中自
相残杀,打完日本之后双方更是大动干戈,枪炮仗胜负已分之后,
嘴巴仗还在继续,至今没有结果。看来我们依旧生活在台湾作家柏
杨先生所说的“酱缸”里。

  看过美国NBA篮球比赛的人都知道,每一场比赛结束,记者都
要采访双方的核心球员。你见过乔丹、科比和詹姆斯等伟大球星在
获胜后说过“我是最大功臣”吗?虽然他们事实上是最大功臣,但他
们不会这样说。他们反而夸队友,夸团队,夸教练,夸球迷,就是
不夸自己!核心球员之所以能成为全队的核心,不仅仅是有过人的
篮球技巧,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超凡的能够凝聚团队力量的人格魅
力。

  这,或许是国人最缺乏的。

  所以我认为,“抗战的领导者是谁”的问题,本来就不是个问
题,何况改革开放,出国留学接受国外历史教育的人千千万万,民
智已经开启,国人会把各种说法进行分析比较,形成自己的看法,
而不是官云亦云。承认事实,天不会塌下来;诚实地面对历史,只
会赢得尊重。“谁是中流砥柱”的问题,大家还是不争为好,变“互
争”为“互夸”。果如是,则是民族之大幸,社稷之大幸!

来源:共识网
 
2   [dokknife 于 2014-09-25 13:46:49 提到] [FROM: 72.]
张学良: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与蒋介石无关!
发表于 2014 年 09 月 24 日 由 lixindai
作者:曾景忠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
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学良头上。
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现在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这里专
门介绍张学良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

不抵抗命令到底是谁下的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
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
府。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
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
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
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
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
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
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
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
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
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
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
大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
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
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九十岁生
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
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
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
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
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
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
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张学良说:此事与蒋介石无关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
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
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
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
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
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
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
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
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
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
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
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
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中央政府和蒋介石不
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
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
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
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
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变”,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
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就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
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谈。于凤至不是那种人。”张
学良说:是我的责任,不能诿过他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
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
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
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
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
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
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
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
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
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
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
——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
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
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
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
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
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
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
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
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
任。”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
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

来源:摘自《炎黄春秋》
 
3   [dokknife 于 2014-09-24 11:44:42 提到] [FROM: 72.]
高伐林: 仇恨教育毁了中国几代人
2014-09-23 12:53:35

拍过许多烂片、却捧出了一部《霸王别姬》的著名电影导演
陈凯歌说过一句深刻的话:“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
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
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
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


老高按:记得1980年暑假,我还是一个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大
学生,到北京诗刊社参加第一届“青春诗会”,为期一个月,诗会期
间,我抽空到北京大学拜访张炜——那时,他是北京大学经济系77
级学生,北大学生会主席,也是全国学联的副主席。上大学前,他
在武汉一所中学任教,他的好友胡树祥是武汉大学学生会主席,胡
树祥要我到北京时去跟张炜谈谈,开拓视野,毕竟张炜在天子脚下
当中国顶尖学府的学生领袖,有各种渠道联系上层,信息丰富、思
路宽广。
张炜是先收到了老友胡树祥的信还是看到我带去面呈的胡树
祥所写的便条?记不得了,总之,他热情接待了我,毫无戒心地长
谈。谈了些什么,现在大都印象不深了,但我清晰地记得,是他告
诉我,邓小平在当年元月在人民大会堂的首都干部大会上声色俱厉
地批评“民办刊物”时,手中就举着一本当时13校学生社团联合主
办、我们武大学生主编的创刊号文艺刊物《这一代》——张炜当时就
在台下坐着,亲眼看到的。听现场目击者张炜这么一说,作为当事
人的我不能不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虽然我们学校的领导人包括当
时还没有接任校长的刘道玉,已经为我们卸去了大部分重负。
在未名湖畔,张炜对我讲到的另外一点,让我30多年来一直
不能忘怀,一直萦绕于心。他说,经过“文革”这样的十年浩劫,经
过1976年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当局多年来奉行并
极力向民众灌输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全部破产(当时有“三信危
机”一说)。那么,当局也好,中国社会也好,用什么样的价值观
来替代呢?就现在的思想资源来看,有两种选择,一个是人道主
义,一个是爱国主义。
我囿于当时的认识,对他说,这两种思想资源,都是中国需
要的,最好是两个同时并举,让人民的头脑中树立这两个精神支
柱。但张炜告诉我,他得到的消息和看到的情况并不如此:中央是
倾向于大力标举爱国主义,以此作为共产主义的替代品;而对人道
主义,当局非常警惕,处处设限设防。
果然,没过一年,对人道主义、异化等等观念,以及许多有
人道主义倾向的文艺作品,当局都公开发动了相当规模和力度的批
判——批判是一波接一波的,时宽时紧,多年持续不断,直到1989
年后达到高峰。当局持之以恒宣传的后果,30年来塑造的社会意识
和人民精神世界,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张炜能力超强,毕业后一度官运亨通,深受胡启立、李瑞环
信任,担任天津团市委书记、天津开发区一把手,在八十年代中期
甚至被认作“中共第五代”的领头人,未来中国政治新星。但是“六
四”北京开枪打破了这一切,他毅然辞职,经历了妻子离去、孩子
身患绝症种种坎坷之后,来到美国和英国求学深造,拿到世界名校
的硕士、博士,在海外闯出一片天……
扯远了。我到现在还在想:如果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掌门
人能够看清世界和中国的大势,在观念上与国际主流接轨,以弘扬
人道主义为主,中国目前的许多社会乱象,是不是能够避免,至少
是大为减轻?
今天又回忆起这段往事,是因为读到中国历史学者雷颐原发
表于《读书》1994年第4期,最近重新在网上重刊的文章《自将磨
洗认前朝》。这个标题,取自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吟咏三国时赤壁
之战的七绝:“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
便,铜雀春深锁二乔。”雷颐这篇文章是读陈凯歌自传《我们都经
历过的日子》的读后感,让我生出无穷感慨!我联想起杜牧另一著
名作品《阿房宫赋》的结尾几句:“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
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
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
复哀后人也……”


自将磨洗认前朝
雷颐,《读书》1994年第4期


作者今按:1993年末,新时期第一次出现“毛泽东热”,令人
感慨。恰读到陈凯歌回忆文革的《少年凯歌》,于是写成此篇投
《读书》,于1994年第4期登出。此文发表20年了,仍有现实意
义。我认为,“文革”的重要教训是,“理想主义”教育必须以“人道
主义”教育为基础。没有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理想主义”,很容易走
向残忍。

无意中翻阅到《中国作家》登载的陈凯歌自传《我们都经历
过的日子》,心头一阵紧缩,已丧失的记忆突然恢复,将人带回那
已被遗忘的疯狂岁月……
陈凯歌“文革”前考入北京某赫赫有名的“重点中的重点”中
学,此类学校均为父辈级别“顶尖”的高干子弟和学习成绩“顶
尖”的平民子弟汇萃之所。时势与环境使他们成为“第三代”中最为
活跃、敏感的一群,因此陈凯歌的“情境”,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对“第三代”进行检视和反思的理想的“实验场”。
大体说来,中国的教育从一九五七年后随大环境变化而日渐
左倾,在“红”与“专”的关系中越来越强调“红”的重要性,“阶级斗
争”渐渐成为“一门主课”。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封建残余”早被逐出
学校门外;外国文化,无论是“古典”还是“现代”统统是应被批判
的“资产阶级”,青年根本不得与闻;随着“反修斗争”的日益尖
锐,面朝俄苏的文化之门也砰然关上。所剩下的,只是中国式
的“阶级斗争”学说。这一代人正是在这文化封闭中成长起来,其精
神发育自然要受到严重影响。陈凯歌回忆道:“作为思想教育的一
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之,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仇
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毫不例外。”
此类“斗争”理论能深深渗入青少年的心灵,是与一种坚信“我
们这一代”将“亲手参加埋葬帝、修、反”的战斗、“拯救世界三分
之二受苦人”、解放全人类的宏大理想和历史使命感紧密相连的。
这种理想主义带有强烈的独断论色彩,因而“唯我独革”,根本不知
宽容为何物。在随后呼啸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势所必致地
充当了“尖兵”和“闯将”。
纵观“文革”历程,各种派别反反复复、上上下下,“你方唱罢
我登场”。社会成员被分为同志/敌人,左派/右派,阶级弟兄/
阶级异己分子,红五类/黑五类,红卫兵/狗崽子,革命群众/牛
鬼蛇神,走资派/革命干部,造反派/保皇派……无论哪一派,都坚
信只有自己是“革命的”,而别人是“反革命的”,因而必将对方置
于死地而后快;都没有最起码的法治和公民观念,“掌权”就设法剥
夺别人最基本的公民权,一旦“失权”,自身的公民权便不获保
障。“有了政权就有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成为“流行观
念”。因此,“失权恐惧症”像瘟疫般毒害着人们的心灵。种种剧变
惊心动魄,造成社会心理的严重创伤和社会成员的巨大分裂。
当年的教育者用仇恨的烈焰将受教育者慢慢锻造成寒光闪闪
的利剑时,绝未料到这却是“授人以柄”,那仇恨之剑突然剑锋一
转,对准了教育者自身。
“文革”伊始,在红卫兵的带动下,广大青少年不仅冲上街
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无数的珍宝文物、字画古玩、善本珍藏
毁于一旦,而且将矛头对准了自己的老师。在全国大中小城市的大
中小学中,多数老师都受到冲击,一些被活活打死,一些则备遭凌
辱后以死相抗。如此大规模地学生迫害老师,确是亘古未有。陈凯
歌记述了自己的老师、父母、家庭和邻居被打、被斗、被抄家的惨
状。对“都经历过的”人来说,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在当时却是很普
遍的。但历史记录下来的受难者往往只是少数领袖与名流,而更多
的受难者却是那些善良无辜、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然而他们却被历
史迅速而彻底地遗忘……“暴力的发生,公开的叫作战争,背地的叫
作谋杀。统治者尚有其它手段,不敢轻言战争,谋杀者不到没有选
择,不会轻易杀人,这是一般的逻辑。但‘文革’中的暴行却都不
像:它不是战争,因为对方手无寸铁;它不是谋杀,因为它是公开
进行的;它既非没有其它手段,也非没有选择,但是成群的人倒下
了。这种对人的肉体的直接冲撞、拷打、悔辱、虐待直至杀害,使
我在二十年后犹自震惊而且百思不解。”
当然,现在回顾“文革”中的暴行并非追究什么具体的责任,
因为这不仅仅是某几个人或某一群体的暴行,而是当时青少年一种
普遍的集体性行为。“打人”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标志、一种仪式、
一种信仰。连当时年仅十四、且属“黑五类”而原本没有资格“打
人”的陈凯歌,为了表示自己的态度,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是“自己
人”也打了人。而且,他打的第一个人正是在“批斗会”上挨斗的他
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
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十四岁。但是,在十四岁
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着的泪
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
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民呢?”另一次,他与一群少年一起痛殴一位
无辜者,之后,“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
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觉察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
了,就像水倒进一只浅浅的盘子。”
值得深思与追究的是,为什么这个原以孝悌为本、以师道尊
严闻名的民族突然变得如此野蛮?而且,为什么恰恰是这被公认为
最有理想、有抱负、崇拜英雄、大公无私、勇于奉献的一代在信仰
最坚定、最少私心杂念、对英雄的崇拜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时却犯下
如此暴行?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思想
教育”中长期缺乏一种最基本、最起码的人道主义教育,而片面进
行一种“仇恨”教育。请回想一下,“文革”中许多年仅十一二岁的
小学高年级学生,不正是摹仿电影、故事、连环画中“儿童
团”对“还乡团”“反动派”的种种手法,残酷对待自己老师的吗?因
为这些老师被宣判为“敌人”,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正在从事“神圣
的事业”,只要“以革命的名义”便可不顾一切,可用最不人道的方
法对待“敌人”。十一二岁原本是童心未泯、天真浪漫、充满幻想、
童话,热爱一切的年龄呵!之所以童真早逝、心灵扭曲,就在于过
早、过多地进行了“仇恨入心要发芽”的灌输。有一部拍摄于约二十
年前的电影,影片结尾是一位年仅十岁的孩子手持柴刀砍死有杀母
之仇的“还乡团”,阶级复仇与血亲复仇溶为一体,痛快淋漓,极富
感染力。这种复仇从道义上说当然是正义的,但细想一下,一位年
仅十岁的儿童刀劈仇人毕竟是一种残酷、一种扭曲。依稀记得许多
年前,我看过的一部苏联电影《伊凡的童年》,大致内容是小伊凡
在亲人被敌人杀害后便参加游击队,为亲人复仇。影片在表现复仇
的正义性的同时,义细腻地刻划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对儿童心灵
的摧残,具有强烈的震撼力。这正是“我们”的文艺作品中所鲜见
的。
只要“一声令下”,千百万青少年便以真诚的信仰和无比的热
情毫不犹疑地将凝聚人类千百年文明积淀的文化珍品悉数破坏,用
令人发指的暴行迫害包括自己老师在内的许多无辜者,这究竟是教
育的成功,还是教育的失败?这的确是关系到民族素质、前途、命
运因而值得深思的重大问题。但有一点十分清楚,即在所有的教育
中,人道主义教育应是一种最基本的教育;包括英雄主义教育在内
的其他种种教育若不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终将造成一种精神品质的
畸形发展。“文革”的惨痛经历已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恰如陈氏所言:“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
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
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
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当谈到个人责任,人们总是完全归咎于
政治、集体、环境、社会的压力、决定、盲从等等,任何个人都不
承担任何责任,“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
了。”陈凯歌坦承:“活着,还是死去,之所以还是问题。就因为人
们尚能选择。在父亲的问题上,我选择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
己的利害得失。看清这一点本来不难,可当我的良知葡伏在地的时
候,是被无数灿烂的经帽环绕着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
可以选择的’,‘忠于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借口是现
成的,为什么还要去费神面对自己呢?”更深的原因是恐惧,惟恐
被逐出“群体”。“我记得,在我家被抄之后,我曾有一次穿上黄军
装,戴上红袖章,骑着自行车飞驰。我在绝望中仍然希望人们能把
我看作他们中的一员”。所以“在文革中,我吃过苦;我看别人受
苦;我也曾使别人受苦——我是群氓中一分子”。这是陈氏的深深忏
悔,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作是当时还是青少年的“第三代”的整体忏
悔。相反,近来读到不少“文革”中风云一时的成年人写的许多文
字,几乎都是喋喋不休地为自己或亲人的辩白、洗刷、文饰、诿
过,毫无忏悔之意。
忏悔的缺欠是以历史的遗忘为基础的。据一项社会调查表
明,不少青年人“甚至对“文革‘中许多人遭受迫害的说法表示怀
疑,认为是少数人夸大事实发泄私愤。”(《北京青年报》,1993
年12月21日)一场如此深浩的民族劫难,居然如此迅速地开始被
历史遗忘,不能不令人悲观地想起昆德拉的一段名言:“这暴露了
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
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
地被允许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人们常说希腊文化
是“哲学的”,中国文化是“历史的”,其实“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
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谎造谣,蝇营狗苟,都不
要紧,经过若午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点卫道模样
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鲁迅:《华盖集·十四年
的“读经”》)
无怪乎当年被拿来为“文革”祭刀的邓拓似有先见,早就写下
颇犯众怒的《专治“健忘症”》,今日重读此文,真是别有滋味。据
邓氏言,得了这种病的人“大概总不外乎发疯或者变傻这两个结
果”。那么,一个得了“健忘症”的民族,大约也难逃这两个结果——
因此,每个稍具良知或略有责任感的人,都应扪心自问:自己是否
也参与了那甚嚣尘上、有可能使悲剧重演的“健忘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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