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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安迪:燕京学堂争议与中国身份挣扎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08-15
更新时间:2014-08-21
浏览:498次
评论: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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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安迪:燕京学堂争议与中国身份挣扎
发表于 2014 年 08 月 14 日 由 lixindai
2014年08月13日

北京——由于大部分学生在暑期离开了学校,除去一拨又一拨怀着崇敬之情
跟随旅行团到此一游的青少年引起的喧嚣,8月份的北京大学校园还是较为
宁静的。这所大学被许多人称作中国版的哈佛,跟团前来的青少年都希望有
朝一日成为该校每年招收的2600名新生中的一员。

但这宁静之中,却酝酿着一场风暴,其中一方是北京大学的管理层,另一方
则是许多北大师生,由于在一所新学院的建院计划上存在分歧,双方正在对
峙。按照计划,这个熠熠生辉的新学院主要面向外国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所
接触到的教学语言会是英语,而非普通话。

该学院名为燕京学堂,最近几个月,反对者们针对它在国学研究领域开设的
为期一年、费用全免的研究生课程,掀起了一波升势浩大的反对浪潮。尽管
燕京学堂计划招收的一个班共100名学生会有将近三分之一来自中国本土,但
它主要是面向海外市场大力宣传,这似乎招致了越来越强烈的抗议。

致力于培养“未来领导者的精英团队”的燕京学堂,计划选址于一处青草依依、
曾作皇家园林之用的方形院落。始建于1898年的北大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大
学,许多人都认为,那处院落是该校具有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的核心地带。

“燕京学堂将为自己的学生和教师提供大量特权,这对北京大学的其他学生显
然是不公平的,”北京大学英语系主任高峰枫说。高是该项目最为执着的批评
者之一。

北京大学宣布开办燕京学堂的计划近4个月以来,学生们一直在向校领导施加
压力,要求对该项目的关键之处做出改变;一些人郑重宣布,要通过抗议或诉
讼阻止工程建设的推进。有几个人已经把他们举着手写抗议标语的照片发上了
网,在一个不鼓励公开抗议的国度里,这属于危险举动。

“我们知道这些行动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大麻烦,但很多学生都觉得,开办燕京学
堂是对中国这家最为神圣的教育机构彻头彻尾的冒犯。”一位学法律的学生说。
由于被某个隶属于党组织的学生干部警告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他要求匿名。

这场冲突在中国最富盛名的高等院校里爆发之际,中国正处于政治上的敏感时期。
经济增长的放缓、新闻媒体受到的更为严厉的管制,以及政府正开展的反对自由
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宣传攻势,所有这些都加重了中国高校学生的挫折感。

接受采访时,一些学生似乎津津乐道于有了一个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某种信念的机
会;他们还提到了该校参与政治活动的悠久传统——自从中国军队在1989年镇压了
争取民主的抗议活动之后,这种传统几乎已丧失殆尽。北大学生在抗议活动早期
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一些人在军队的镇压中死亡,还有一些人则在事后遭到惩罚。

法律系学生乔伊•张(Joe Zhang)说,人们对物质财富的关注让他和他那些更为心
怀政治的同学大失所望,在他看来,大多数中国学生的抱负只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
“社会上有太多的不公,我们无力去改变。但现在有件事影响到了我们这个群体,而
我们可以进行挑战,”他说,“这是一种觉醒。”

反对者们为自己的激进行为列举了许多理由。他们反对把若干历史建筑改造成燕京
学堂教室的计划;还有一些人对课程设置本身进行了批评,声称一年期硕士学位是
肤浅的,会降低该校经过两三年学习才能获得的其他学位的含金量。

从许多方面看,这一争议反映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混合着民族自豪感与文化上的不安
全感的矛盾心态。认定学校管理层正设法照顾非中国学生的观点,激起了极为强烈
的反对情绪。上个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两名学者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将开办燕
京学堂的计划描绘为“文化投毒和自我背叛”之举,并将北京大学比作20世纪早期那
些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把外国人和本国人隔离开来的中国城市。

校领导认为,很多抵制源于谣言和误解,尤其有谣言说燕京学堂的学生将住在有围
墙的院落里,以及他们将获得丰厚的奖学金,拥有豪华的宿舍环境。

“这会为北大带来增益,而不是减损,”燕京学堂的一位副院长何立强(John Holden)
说。北大是北京大学的简称。

何立强等校领导反驳了许多学生和教工的说法,即校领导漠视民意。他们指出,学校
已经同意放弃燕京学堂建设项目的一个关键部分:地下的一系列演讲厅。该项目将需
要挖掘大片草坪,而这片草坪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生们读书、打羽毛球以及晚上约会的
好去处。他们最近又做了一个让步,同意在校园的其他地方建宿舍楼。

由于2015年秋季第一批学生将开课,校领导正迫不及待地平息反对声音,开始施工。
校领导没有披露建造燕京学堂的成本,但表示,资金将来自于富裕的中国捐赠者。

北大计划成立燕京学堂之际,中国的许多重点大学都竞相提升学校的排名和国际知名
度。许多学校一直在大兴土木,积极地与西方高等学府签署合作协议。

对北京大学来说,最激烈的竞争来自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同样位于北京北郊,中国
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都是清华校友。一些批评人士说,北京
大学迫不及待地设立燕京学堂,是因为清华大学2016年将建立的一个硕士项目,项
目的初始资金来自于美国私募股权巨头史蒂文•A•施瓦茨曼(Stephen A. Schwarzman)
的1亿美元捐款。该项目的学生叫做“施瓦茨曼学者”,他们将花一年时间学习用英文
授课的多个科目,其中包括商业、国际关系和公共政策。

与施瓦茨曼学者项目相同,燕京学堂表述的目标与中共在改善西方对中国看法的同时,提升中国高
校国际形象的行动是一致的。在宣布设立燕京学堂的仪式上,校方说,该项目的一个目标是培养由
海外毕业生组成的精英网络,他们“理解、欣赏而且热爱中国文化”,并将“纠正世界对中国不断扩
大的误解”。

北大表述的目标引发了一些人的愤怒,后者认为,改变外界对中国的看法不是北京大学的责
任。“一所大学的基本使命是教书育人,不是开办官员和企业家的培训班,”上个月发表在网上的
一篇没有署名的教工声明中写道。声明要求把燕京学堂项目推迟一年,直到能够解决课程设置、招
生和选址的问题。

在上个月的一个采访中,燕京学堂副院长、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试图寻找这场争论与中国自身身份
挣扎的相似之处。

他说,如果可以成功发展,燕京学堂将成为不同国家间相互理解的孵化器,同时帮助中国找到在世
界舞台上的角色。“大家一起来,我们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碰撞里边,去塑造自己,”他
说。“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这个平台之上有交流有了解,当然其中也包含中国透过这个平台获得
更多自我反省和塑造自我的能力。”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Chen Jieha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王湛、李琼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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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1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09-02 10:45:41 提到] [FROM: 72.]
杨裕荣:在我国允许创办私立大学的意义和困境
发表于 2014 年 09 月 01 日 由 siyu
引言

  近年来,我国逐步允许和扩大中外大学交换学生、合作办学,在外国政
府或基金资助下设立各类研究中心,允许外国大学设立分校,探索自主办
学、多元办学途径,这是对1949年以来取消部分大学和1952年院系调整之
后的办学思路的修补和调适,对改善和提升国家形象、教育发展、人才交
流、创新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管理机制、融资渠道、学科设置、选
拔方式等关系到大学发展的基本议题上还存在诸多掣肘。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促进自主办学、多元办学显得正当其时。限于篇幅和能力,本文讨论的我
国仅指我国大陆,不包含港澳台地区,自主办学、多元办学仅选取其中的一
种形式,即私立大学,且为世界性的综合大学,讨论的范围仅从多角度论述
建设私立大学的意义和困境,不涉及具体大学的管理与设置。

……

允许创办私立大学的意义

  一、引导、吸收国内外资金,包含各类基金、企业、个人等非政府组织
和社会力量;

  近年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分别接受中国人大额捐赠,在国内引起强烈的
反响与争议,其实英美无论公立、私立大学接受校友、社会个人和团体等的
捐赠是一件寻常事。对于中国人来说该两项捐赠数目巨大,而对于耶鲁大
学、哈佛大学等历年接受的捐赠,这只是其中常见的、非常细微的涓涓溪
流。在我国公立大学接受捐赠的数额有限,信息不够公开,是导致国人震惊
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个人、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的财富和捐赠意愿处在上升期,而
值得信赖的机构或平台相对较少,在我国建设私立大学,可以有效吸引个
人、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的资金,积少成多,利用社会的财富为社会办事,
以促成良性循环。1949年以前中国众多私立大学并不依靠政府拨款,诸如
江南大学、厦门大学等依赖于企业,金陵、燕京、东吴等依赖于教会,不仅
不给国家财政造成负担,反而利用国内外的各种资金为国家和世界培育人
才、解决问题,如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北京协和医院,以及耶鲁基金资助的
长沙湘雅医院。

  现今世界上活跃着各种针对不同对象和项目的公益基金,而国内缺乏与
之对接的机构或平台,使得中国人无法利用这些基金为中国和世界做出自己
的贡献,解决自己与世界的问题,诸如福特基金会、比尔盖茨玫琳凯基金
等。建设私立大学,公开、透明、有监督机制的私立大学募款与使用机制,
可以充分吸引国内外基金的支持,不仅是用中国的资金为中国办事,而且可
以用世界的钱为中国和世界办事。

  二、引导部分留学意向的优秀高中毕业生、大学生在本国就读,吸引外
国优秀人才来华任教、学习和工作,吸引我国海外留学生归国创业和服务;

  近些年来,高中毕业生、本硕毕业生前往港台、国外知名大学就读的数
量日益增多,较为优秀的留在海外就业,客观上造成一定程度的人才流失。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机构和就业环境留不住人,吸引不了人?而外国留学生来
源国家与层次目前尚存在更加多元化的空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内只有
较少的大学对外国学生有吸引力,而若干该类大学在招生的宣传、生源的申
请与选拔、留学生的就读与就业等服务上,都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

  建设综合性的私立大学,不仅可以吸引本国不同层次的学生在国内就
读,还可以吸引各类层次、不同国家的优秀高中、本硕博毕业生来华就读和
进行研究、工作,这对于促进世界优秀人才在国内就读和就业,提升国家的
综合实力是一条可能的途径。还可以吸引优秀留学生归国任教、创办研究中
心、创业。目前我国私立大学处于非常缺乏的阶段,放宽教育环境,保障独
立自主办学,众多中国海外留学生在国外接受良好教育,有意愿也有能力归
国创办私立大学、参与到建设私立大学的过程中来,这对于增强国家的向心
力,使得优质教育在国内落地生根,有着莫大的促进作用。当然,出台相应
的鼓励性的法律,可能三五年可以较为完备,但是初见成效、收效大概需要
三、五十年之功,难以一朝一夕奏效。

  三、促进与公立大学、合作办学、外国大学分校、世界各类大学的竞
争,形成多元、竞争的教育环境,有利于培养人才和大学建设的共同进步;

  尽管目前海内外的学生交换日益频繁,合作办学如宁波诺丁汉、西交利
物浦,外国大学分校如上海纽约大学,其他形式如南方科技大学等,目前都
处于起始阶段,对于国内公立大学并不构成生源等教育资源上的有效竞争。
正如国有企业面对世界的开放,虽然短暂面临困难,但是要想长久发展,毕
竟开放是在世界体系中生存必须面对的挑战。而公立大学长期在国内各地区
一家独大,缺乏有效竞争,使得诸种改革缺乏动力,停滞不前,办学质量无
法提升或提升缓慢,管理方式落后,行政控制教学与研究,而不是服务于教
学与研究,师生的能力和活力受到较大限制,管理层和师生都容易坐井观
天,不思进取。

  在国内建设有影响的私立大学,和外国大学在中国的招生一起,可以对
公立大学的生源造成较大的竞争,在质量、声誉与拨款上,公立大学势必面
临极大的挑战。在师生的遴选和晋升上,不得不做出调整,以符合公开、公
平、公正的竞争体系,私立大学资金来源多元、雄厚、源源不绝,也可以客
观上刺激公立大学多方面筹集资金、吸收筹款经验,多渠道解决办学资金,
为纳税人减轻负担,使得纳税人的钱用到实处,也会促进公立大学筹款机制
的变化,甚而吸引到更多私人、企业和私营部门的捐赠。这对于国内公立大
学既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也是与世界大学竞争必经的一个阶段,在国内外的
良性竞争,则可以促进中国的教育质量、环境等提升。

  四、促使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的多元方向改革,不同私立大学在本硕
博招生、学科和研究机构设置上的不同可以引导基础教育、大学教育的变
化;

  当前国内本科招生体系的一元化考试体系逼迫中学教育考什么、教什
么、学什么,进而研究生招生实行的选拔机制仍然以考试为主,共同抑制、
忽略了学生与学校的双向多元选择,学科门类设置的单一,使得各类考试成
为笼罩在教师与学生身上的紧箍咒。学校与学生疲于奔命,疲于应付,陷入
学生无法充分选择自己兴趣所在的大学,大学无法充分选择适合自己类型的
学生,在教育部门的指挥棒下挣扎求生存。进而企业无法招收到适合自己需
要的毕业生,毕业生无以以相应的资质符合社会的需要,形成恶性循环。当
前需要变革的公立教育体系自身已经无法从内部自我突破,需要来自外部的
强大压力,形成有效竞争,才能迫使其真正变革,不变不行。

  建设多元化的私立大学,独立自主招生,在高中、本硕博的教育上,皆
可促进中学、大学教育在不同层次上的变革。私立大学招生体系多元化,相
应地可以发展出不同类型的中学、大学教育,施行多种标准考试、申请制,
有利于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激发更多类型的教育尝试,也是缓解国内公立
中学、大学招生中的名额分配失当、考试体系单一的有效办法。不以高考为
主,而是单独或联合的标准考试,不以分省来确定招生比例,不以考试为主
来确定生源的选择,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促进中小学、大学教育的良性循
环。人类至今并没有寻找到一种毫无弊病的教育机制,但是,如果在国家或
地区只存在一种一家独大的教育机制,对于人才的培养和社会的建设,是十
分不利的。

  五、缓解国内升学和就业压力,为日益增多的高中毕业生、本硕博毕业
生等人才提供学习和就业途径;

 当前我国教育面临的紧迫问题之一是接受高等教育人群比例仍然偏低,而
人数众多,就业存在较大压力,另一方面,大学扩招带来的生源质量下降,
教学质量下降,部分大学管理混乱等等问题不一。从远期来说,应当进一步
增加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而公立大学能够容纳的人数有限、教学与管
理、服务经验有限。国有企业不能满足中国人的所有需要,也不能垄断市
场,扼杀国民创造财富的空间,三十年来,合资企业、独资企业、民营企业
的生长和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市场,满足和提升国民日益多元化的需要。
同理,公立教育也难以只手遮天,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教育需求,通过建设多
元化私立大学,有助于降低公立大学身上承担的众多压力,以免动辄得咎。

  建设私立大学,不仅可以招收更多学生,而且可以吸收更多毕业生就
业,从行政、教学、研究,一个大学需要的人才众多,甚而创办私立大学,
大大小小,可以让更多心怀教育梦想的毕业生有施展手脚的天地,又可以解
决生存以及收入的问题。如果私立大学的待遇相对较高,不仅可以吸引优秀
的学生,还可以吸引优秀的老师,促使公立学校机制改革,在教师晋升和师
生待遇上,善待教师和学生。目前普遍存在的博士生就业困难的问题,可以
在众多私立大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得到一定缓解。

  六、校长、教(师)授的公开遴选、校董会、教授委员会、学生会以及
校内各类社团的自治,可以成为培育与养成公民自治的场所,为提升公民的
素养和能力创造可能实施与改善的途径;

  目前我国大学校长、院系院长主任普遍参照国家干部任免机制,虽有一
定程度的公开,但是并非选举制,校董会建设形式大于作用,能起到的作用
非常有限,教授委员会参与治校的机制并不健全,在学校、院系中起到最大
作用的还是行政领导,没有相应有效的制约力量可以约束行政领导的乱作
为、不作为,在重大事务上师生普遍缺乏发言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
权。学生会和各类社团受到校方的管制教严,学校投入过多精力在管控师生
的言行上,疲耗了众多的人力物力,教学与研究受到政府和其他部门的干预
较多,学术研究受到的限制与压力较大。工会不为教师发言,学生会作为一
个传声筒而不是为学生发言、服务,官僚主义蔓延在教师与学生群体之中,
师生普遍缺乏自治及联合能力,高等教育场所的师生的这种状况,对于社会
的长远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最重要的公立大学还需负担两套行政费用,所有
公立大学及其院系设立党委,党总支等,其职位和工资都由纳税人负担,不
仅增加权力寻租空间,也因为执行上级指令相当限制了师生的教学与研究自
由。

  允许创办私立大学,可以从机制上避免以上弊端。首先,没有党务工作
者及其领导,降低办学成本,也没有学生中的党员或积极分子或信息员,减
轻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不当干扰与恐惧,大学不应成为一党的控制场所和训练
场所,教育不应党化;其次,校长公开遴选,师生参与其中,校董会参与学
校重大决策,教师工会、学生会参与学校各类事务,各类社团自治,从机制
上防范腐败、舞弊、争权夺利的现象,校内出版(书报刊)、言论、游行、
示威、结社自由。可以有效地训练、培育公民自治及其联合所需的理性、批
判、克制、责任等能力和素养。长久以来,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的论调
陈腐不堪,退一万步而言,在高等学校中,施行民主机制,选举,监督,任
期制等等,无论师生,是可以达到该机制所必须的素质的,也是可以逐步调
整和提升的。

  七、允许社会各类力量和宗教团体参与办学,有助于促进社会、宗教对
话与宽容,调适各类思想、宗教与现代文明的关系,缓解此起彼伏的宗教极
端势力的破坏性行为;

  百年来历史上的无序与混乱,地区之间,党派之间,民族之间,宗教之
间,公民之间,以及与政府之间,累积了非常多的怨气、戾气,不时地在各
地区、场所爆发,对公民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威胁,如何通过多种途
径化干戈为玉帛,引导各种力量参与社会事务、公共事务,是一条行之有效
且获益长远的途径。宗教无法正常自由传播,滋生地下宗教学校,传播极端
主义思潮,甚至引发暴力恐怖事件,社会各类思潮和力量没有表达渠道,能
量无法释放,积蓄久之则会引爆。疏导而不是堵塞,才是万全长久之计。

  不仅是基督教在世界各国创办诸多大学,在我国台湾以及东南亚诸国,
佛教也创办了不少大学,在伊斯兰世界,其大学则数不胜数。我国是多宗教
的国家,佛教徒、穆斯林、基督徒以及其他宗教的信众,人口众多,目前的
神学院、伊斯兰经学院、佛学院无法满足信众的强大、强烈需求,允许其办
学(宗教性或世俗性),或者可以参与其中创办私立大学,不仅可以有效引
导宗教力量为社会的建设发挥作用,还可以促进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文
明的调适,促进不同宗教之间、宗教与社会、宗教与社会各类思潮的对话,
增多沟通与理解,避免社会各类力量和思潮、宗教走向极端主义。阳光不仅
是防腐剂,也是宽容与爱的强心剂。

  八、各类院系、研究中心、社团或组织的独立研究与运行,可以服务与
中国与世界的迫切与长远的问题,为人类处境的改善和世界文明的提升做出
中国的贡献,改善华人和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与地位,为人类文化的多元化与
世界文明的延续贡献中国的力量。

  国内部分公立大学里面的部分学科和师生,成为一时一地政府政治的婢
女,师生臣服在一时一事一地一人的政策和指令之下,无论内政还是外交,
省区市或之间事务,党同伐异,粉饰太平,常常为错误的指令和行为作出论
证,学术尊严和独立人格尽失。不仅有害于大学及其师生,没有独立的长远
的研究,对于社会和国家的建设,也是极其不利的。长久以来,国内公立大
学强调为国家建设服务,而缺少世界性的眼光,忽略了一个人作为国民,也
是世界公民的角色,加上历史与现实的限制,使得中国人参与到世界文明进
程、改善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上缺乏关注,缺乏力量,缺乏经验。

  建设世界性的综合私立大学,可以逐步培育国民的世界公民意识,大学
成为一个微型的地球村,更加直接地感受到世界的变迁与自己息息相关,也
有助于世界了解、理解中国,把中国与世界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无论是环
境、宗教、食品安全、民族主义、贫富差距、城市化、劳工等等问题,皆可
成为共同关注与研究的议题,各类研究中心或社团、志愿者等等,可以覆盖
更多公立大学所不及的领域与议题,促进中外合作应对或远或近的挑战。

  在中国创办私立大学,不仅中国人可以,外国人也可以,宗教力量可
以,社会力量也可以,可以独立,可以合作,如此世界的人才、物力皆有可
能为我所用。既有可能服务于中国,更有可能服务于世界,这不是证明中国
人也能办好大学,或者说中国人办一个好大学以享誉世界,更多的是因为不
同地区的人与文化的因素,建设不同的大学,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就读、生
活与其中,这本身就是促进世界文明对话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步。建设包容
多元宗教与文化的综合性私立大学,对于改善华人与国家形象,发挥中国文
明(包含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儒家、道家等文明)对于世界文
明的作用,是可能的一条途径。

  尽管允许创办私立大学有诸多益处,但是这些益处难以一时间显现出
来。1952年以来,中国缺乏私立大学,在如何建设与运行上面,在国民的
认知与选择上,在如何处理与政府、社会、世界的关系上,在博雅与专业的
教育取向上等,都存在较大的理论与现实困境,尝试性地指出这些问题,也
许有助于逐步突破限制,铢积寸累,在不断认识问题和深化认识、在落实行
动的基础上逐渐调整。以下分论在中国创办私立大学的困境。

允许创办私立大学的困境

  一、目前我国政府和教育部在大学的设立、学科的设置、学位的授予、
教师与学生的来源、选拔与晋升上限制较多;

  1949年特别是1952年以来,国内逐步取消、关闭、合并、重组各类教
会大学、私立大学、国立大学,改造其中的师生,教育体制全面向苏联教育
转向,党和政府的控制日益加强,大学的自主性和师生的活力受到极大限
制。六十余年来,接受过优秀国内外私立大学教育的师生以及其分散在各行
各业的人们,已经基本老去,1980年代至今出国留学归国人员无论是服务
于公立机构还是私营部门,因为诸种限制,在教育尤其是大学领域创业的为
之甚少。从较大的范围来讲,目前政府和国民之中见过私立大学、接受过私
立大学教育、在私立大学工作过、知道私立大学的概况和历史的人数并不多
见。

  六十余年来,大部分国民习惯于在公立大学接受教育,从事教学、研
究,与之相应的党和政府全面控制大学,教育部在大学的设立施行严格的批
准制度,而非登记和监督制度。这出于对师生和读书群体的掌控,根本原因
在于对于多元思想的警惕以及对于社会各类力量的恶意揣度,不相信社会力
量可以自主办学,而是一种防范和压制的态度。随之而来的在学科、院系的
设置,学位点的授予方面,学校严重缺乏自主权,在招生与选拔上,施行分
省名额,单一考试,在教师的聘任上,行政部门拥有过多的权力,进而在以
上方面都产生了教育部门和学校行政部门的权力寻租空间。学位点的授予、
院系和专业的设置,大学教材的编定,教师聘任与晋升,学生上升通道等,
产生较多的腐败现象,也逐渐形成和固化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
团。这就使得包括教材编写人员、学位点授予机构、教师晋升职称评审机
构、党委等在内的教育相关部门和校内行政机构,在心里认知和现实利益
上,对于私立大学的建设视之如洪水猛兽,从理论与现实上会合力剿杀私立
大学的自授学位、自评教授、自主招生、自筹资金,使之初期的生存空间非
常困难。

  二、对于世界性的私立大学而言,外国人来华学生与工作签证、居留、
移民、货币兑换,在中小学、大学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入籍条件、
国民待遇上,还存在较多限制;

  如果创办世界性的私立大学,从事学习、教学与研究、服务的人员,非
中国人将会占到较大比例,并且长久以往,将会有不少外国人在华学习、工
作和生活。中长短期的各类人员,将会把中国的软环境与外国相比,如果有
诸多不便之处,势必难于吸引优秀人才长期在此工作和生活。目前我国在外
国人来华的工作签证申请上、在华居留的权利保障上,特别是吸引外国师生
在华就业的移民问题上,限制较多,极不利于吸引优秀人才。国外私立大学
吸引各类优秀人才不仅在于优质的教育,还有与之并行的较为宽松的外国人
工作环境与移民制度,以及相对开放的国籍制度。

  在教育资源与医疗资源相对紧张的目前状态下,外国人来华就读就业,
将会涉及到自身的就医环境,子女的入学问题,在中国的购买房产、投资理
财的途径与环境问题、货币的兑换、缴纳税收与社会福利之间的比较权衡、
养老保险、遗产继承等涉及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具体生活问题,获得基本
的国民待遇,以及日益提升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不仅在国民认知上,在制度
建设上,都需要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目前各类矛盾突出的态势下,鼓
励、放宽、保障外国人来华就读就业,极有可能同样爆发在其他国家发生的
排斥移民、敌视外来人口的狭隘民族主义行动等,仓促为之,极有可能欲速
则不达,因为百年前的各类教案的成因和后果都令人深思。

  三、从较广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来说,空气污染、食品安全风险、公权力
不当行使、网络限制、学术与出版的审查、个人安全与私有财产的保障、公
民的权利与救济途径的阻碍,都对外国师生来华工作与就读造成一定的影
响;

  外国人来华就读与就业,举其大类而言,对于穆斯林来说,有无较为便
利的就餐环境、较多的清真食品种类、以及可以礼拜的清真寺,或在大学
内,或在大学周边;对于基督徒而言,有无进行敬拜的各类教堂,还有宽松
的宗教环境,自由传教、聚会等等,这是有着虔诚宗教信仰家庭选择大学就
读与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有共同考虑的时刻无法离开的空气环境,这也
是优秀人才在华就读与就业的重大障碍,以及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事故,每
一次的严厉查处都无法降低事故的几率,没有开放的监管和有效的监督,使
得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这也是阻碍外国人来华和在华居住的又一大因素。

  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大陆以外、境外人士来华,感受到的一个很大限制就
是不能自由上网,政府部门代替民众决定了什么网能上、什么网不能上。对
于国民来说也许习惯于此,但是长期生活在相对自由的网络环境下的人,会
很难忍受,乃至通信与沟通上受到极大阻碍;所能阅读到的报纸、书刊有
限,入境的书报资料检查,变化无常的书报没收制度,政治权力对于学术研
究的干预和出版的限制,权力运行的不透明,遭遇权力侵害的救济渠道有
限,没有言论自由和游行、示威自由,私有财产无法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强力
保障,缠绕在中国人身边的问题,外国人来华长期就读就业,势必面临同样
的问题。吸引人才的远不只是教育质量和环境,还有诸多配套的机制改善,
才能逐步吸引较大范围的优秀人才来华,这样双向选择更加多元化、自主
化。在早期的话,国内创办世界性私立大学将面临外国师生来源的极大困
境,教育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共同改善与提升,以至良性循环,需要数十、上
百年之功。

四、对于国内外宗教团体和力量以及社会其他力量进入大学或者进入中国,
采取防范与堵截的态度与措施由来已久,缺乏较好的引导与合作经验,无知
与恐慌并存;

  基于长期以来报刊书籍的错误和扭曲宣传,宗教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正
常传播,使得国民与政府对于宗教的认识停留在浅薄与无知的阶段,加上近
年宗教极端势力的跃升,更增添了无知基础上的恐慌情绪。对于某一种宗教
标签化,在教科书和媒体上,对历史和现实中发生于宗教相关联的错综复杂
的现象脸谱化、标签化,这既不尊重国内外广大信教群众的情感,也不利于
建设包容的社会空间。1949以来,为了控制教会学校和师生的思想和行
为,驱逐外国传教士和师生,改造中国师生,切断教会对于私立教会大中小
学、医院的资助,使其湮没在历史之中;更因梵蒂冈教廷长期与台湾保持外
交关系、与大陆在传教士来华作用的认识上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大陆在基督
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严厉管控的基础上,大陆政府和国民对于宗教力
量的良性作用和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留下极其片面和负面的印象。

  六十余年来,大陆各方既缺乏如何与宗教良性共存的机制,又缺乏如何
与宗教合作建设良善社会的实践经验,政府控制之下的基督教协会、伊斯兰
教协会、佛教协会成为政令的传声筒,世界主义的宗教成为爱国主义的利
器。对于外国宗教力量无知且恐惧,避免接触,限制接触,谨慎接触等等,
没有促进双向和多元的国内外多宗教、多文明的交流与对话,这既违背了广
大各宗教信教群众的朴素情感,也阻碍了宗教机构和团体在华有益工作。特
别是伊斯兰教的教育和朝觐、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穆斯林的联合上,限制、
阻碍过多,伤害了国内穆斯林的淳朴心灵,以及在对待藏传佛教传统及其信
徒、领袖的言行上,造成了大陆政府在国际上形象的观感不佳。引导宗教力
量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独立或联合办学,逐步摸索经验,将大大有助于宗教
宽容,文明对话,而围追堵截,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五、中小学、大学在教育与选拔上,国内实行单一机制,使得私立大学
在初期的本硕博招生上存在较大困难,以及大陆学生在认知与行为上与其他
国家学生的存在较大差异,不利于讨论与创新;

  目前国内的中小学教育采用统编教材,特别是在历史、政治课的教学与
考试上,在涉及与当代相关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与评价上,选择性、倾向性比
较明显;一种教材,一种考试,一次考试定终身,权力干预教育的范围非常
广泛。从小学到大学,以考试为主,动手能力、参与社会的实践能力相当缺
乏;学生自治及其联合,为自身以及身边的公共事务发言以及尝试性落实行
动的空间很有限;在处理近代史、民族史、宗教史与现状的关系上,单一化
的描述,使得其他表述和声音、情感得不到表达与尊重,严重阻碍了中小学
生思维与行动能力的启发与培养,非常不利于文明的创新与发展。用一贯的
考试也迫使中小学生无暇、无能关注考试之外的事务,在文科答题和作文上
的政治正确要求也极大地束缚了青少年对于自身、家国、世界命运与前途的
多元化思考。

  另外,青少年学生不仅受制于既定的教育环境,也很大程度上被各自的
家庭氛围所局限,在其生长空间内的家长、老师、同学,多半从单一考试体
制出身,认同既定的教育体制,在亲友圈中,特别是父母一层,不鼓励青少
年发展、选择、决定自己的兴趣所在及专业、学校的选择,家庭、学校、社
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或同化于实际上只是1949年以来的教育体制。

  正如如此教育体制出身的到海外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一样,在涉及一时一
地政府所确认的议题或政治正确上,大部分青少年学生与在课堂上被动接受
考试内容及其标准答案类似,在价值观上、处事方式上持讨论、开放的态度
的不多,处在民族虚骄与自卑的夹缝之中,不能尊重、理解对于大小公共事
务的多元看法与评价,意识形态式的思考充斥于胸中并落实在行动上。与在
课堂上沉默相反的是,青少年学生恰恰在涉及政府设定的议题与观念上高度
认同、同质化,非常高调。这对于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促进不同地区与国别
的民众在广泛的问题上相互交流是极为不利的,也是阻碍海外师生到中国学
习不可忽视的原因。这也极大地阻碍私立大学的建设进程以及招生,在短期
内无法招收到各自理想的学生。

  六、在引导个人、社会团体、宗教团体等非政府组织捐赠上,还缺乏较
为完备的免税机制,对于捐赠的个人与组织向何处捐赠以及获得多大程度的
免税上,目前在现实中操作上存在较大困难,不利于私立大学建设吸收资
金;

  与在思想上对宗教团体、其他国家非政府组织的防范并行的是,政府对
于国内公立大学、各类非政府组织接受外国各类基金资助始终持怀疑、拒绝
的态度,而没有较好地利用各类基金为中国和世界服务。也恰恰因为接收、
反馈、监督的机制缺乏,使得各类企业、公益基金在大陆门前止步。在国内
的海外企业、民营企业除了响应政府倡导的慈善和捐款行为,并没有发展出
独立自主的、或其联合的公益机构或者捐赠渠道。在政府垄断慈善、公益行
为的情境下,企业和社会团体徘徊四顾,不仅得不到鼓励,而且受到诸种限
制、打压。于是不仅是国企独大,公立教育独大,政府控制的公益机构也一
家独大,遏制了其他机构和团体的生存发展空间,同时自身又不堪重负,且
内部滋生腐败与舞弊的行为。

  因为公共服务机构和公共福利的缺失,在国内不少人遭遇困境,首先想
到的是捐款,国人的爱心一次次地被身边或视野所及的各种人道主义灾难耗
尽,而爱心的无偿付出常常得不到反馈,除了悲情与泪水,并无相应的鼓励
性措施。这导致了部分国民的冷漠,也导致普通公民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
境地,归根结底并非民众没有爱心,而是爱心没有得到适当激励。如果对于
各类企业和个人的捐赠额能相应免除税务,那么个人和企业或将更加踊跃的
捐款,国内外企业也将更积极地从事于在华公益事业。

  对于私立大学吸收捐款的困境即是,面对如此的外在环境的限制和捐款
无鼓励措施的配套,长久以来的形成的相互冷漠、不信任感,私立大学在国
内筹款将面临相当的困难。开放捐款的免税措施,不仅可以促进更多人向宗
教团体和各类公益机构捐款,利用社会的钱为社会办事,减轻民众对政府行
政以及经费上的负担,也将形成捐赠、回馈、再捐赠、再回馈的捐赠者与社
会各类组织之间的良性循环。

  七、各类学术团体、研究中心或其他组织考察、调研政府、民族、宗
教、劳工和查阅档案等问题上限制较多,不利于学术研究和增强师生对于现
实问题的认知与解决能力,也不利于私立大学的建设发展、师生的成长;

  在维护稳定的名义之下,西藏、新疆的部分地区管控过于严厉,外国人
进入十分困难,非常不利于相互的了解和协助。各类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门
禁森严,不少重要历史建筑为军队或其他部门占据,以秘密为由禁止访问,
不少档案馆门可罗雀,不欢迎查阅档案、复制档案,比如第二历史档案馆
等,一般人无法进入。诸种限制使得各类机构、民众的自我审查相对于不合
理的规定更趋严厉。地方政府面对突发事件、长久存在的症结性问题,涉及
劳工维权、强制拆迁、黑监狱或私刑、民族矛盾、宗教自由等领域,采取高
压式的堵截措施,讳疾忌医,使得调查和研究的记者或者师生在个人安全上
无法保证,令人望而却步。这是阻碍一个完备的大学的师生为解决各类社会
问题而努力的极大的障碍。

  也正是因为以上限制的存在,即便是公立大学的师生,在查阅档案和阅
读书刊报纸上受到限制较严,国际知名的期刊和报纸常常付之阙如,这对需
要众多学术资源的私立大学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限制。无法触摸到历史和现
实的真实面目及症结所在,将严重降低大学的声誉和教学的质量,使得大学
与社会疏离,读书人(师生)与现实脱离,滋生学术的空疏和民间的反智主
义,造成大学教的、说的、做的和现实相距甚远。大学招不到理想的学生,
学生找不到理想的大学,社会问题没有治理的人才与方案,这种恶性循环需
要从学校的独立自主办学、学术自由等开始突破,假以时日,或有可为。

  八、自1952年后,各类私立大学消失,政府长期投入、资助公立大
学,数十年来,国民就读与服务于公立大学,在私立大学办学思路、经验
上,缺乏传承,而世界上其他私立大学延续数十年、百年、数百年之久,向
其学习,与其竞争,并驾齐驱,困难非常大。

  1952年以来,私立综合性大学在大陆销声匿迹,曾在其中就读与服务
的人在数十年中含垢忍辱,在一波波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中埋没了自己的
青春和余生。六十年,可以让几代人的记忆消失,也可以让十九世纪末二十
世纪初大陆兴起的现代大学教育传统彻底中断。企业建设大学,宗教团体建
设大学,个人联合出资建设大学,在教育理想、办学方向、筹款机制、运行
机制、校董会、学术委员会、学生会等的建设上,六十年后,可谓是无经
验、无传承,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创办私立大学,不是单纯与国内公立大学竞争,更重要的是远期能参照
仿效世界著名私立、公立大学,与之并驾齐驱。而国际上知名的以及各有特
色的私立大学,学术积淀、师生传承已历数十、百年、数百年之久,校友众
多,地产庞大,资金雄厚,享誉世界,对于世界各类事务的影响举足轻重,
校友广泛地分布于世界各地,息息相关。

  创办一所私立大学,从头起步,在教育理想上,需要理论的探讨和现实
的调适;在办学方向上,博雅与专业之间如何平衡;在筹款机制上,并无以
往的校友捐款,如何能积少成多;在运行机制上,行政如何服务于教学、研
究、师生;在校董会的设置上,如何使得其能对于学校重大事务拥有充分的
发言权和决策权;在校长的遴选上,能否突破学历、民族、宗教、党派等身
份限制;在学术委员会和学生会的方面,如何处理自身事务以及对学校内外
公共事务发言、行动,这些短时间内都无法与享誉世界的众多著名大学相
比。

  结语

  已成可革,未成可成,无论是新亚书院,或是五明佛学院,还是慈济大
学及其关联的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皆是披荆斩棘,栉风沐雨,数十年
来,造福人群,皆由一点一滴的努力,恒久不懈。而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创
始之初,未始不面临同样甚至更严重的困境,而终于能破茧而出,其中的成
因和道路,值得深思与探索。

【本刊略有删节】
 
2   [dokknife 于 2014-09-02 10:45:12 提到] [FROM: 72.]
木然:官教授是大学之癌
发表于 2014 年 09 月 01 日 由 siyu
在大学,有那么一种教授,你说他是教授,可他是当官的,你说他是当官
的,他又是教授。你说他不学无术,可他著作等身,你要说他著作等身,可
他言之无物。你说他是上课教授,他又很少上课,你说他不上课,可他又拿
着课时费,而且还是全国教学名师,你要说他是学者,他是官员,你要说他
是官员,可人家是著名学者。你要说他不会论证课题,可他拿到的课题又着
实让人吓一跳,动辄就是国家级课题。申请到的课题又按时完成,可你要问
他什么时间完成的课题,这又成了公开的秘密。这种人,张鸣老师叫学官,
我倒是觉得,这种人称官学最合适。他们对于读书,对于搞学问,对于教
学,可以什么都不懂,他们只要懂了官场厚黑学,就可以横跨官学两界。

官学教授是如何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还真是一个谜。不过大致发展过程还是
清楚的,其利益的趋动也是明显的。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教授就是教授,官
就是个官,官与教授之间还是有明显的区分的。搞学问好的人,自然也就成
了教授,虽然当时大学还是百废待兴,可那个时候的教授,还真是受人尊
敬。同学们一听是教授上课,崇拜之情油然而生,教授的课也是上得好,学
问也做得透亮。到了九十年代的时候,教授与官就混搭在一起了,大学的官
们发现,官当教授不但是荣誉,而且背后还有资源。到了二十一世纪,官们
已经占领了教授的主战场,评不上教授,就先当官,只要当上个处级干部,
教授就不请自来了,不是教授也得是教授,想不当教授都不行,教授有人送
了。

有了官学教授,还得有不是官的教授陪衬着,否则课没有人上,科研没有人
搞,课题没有人完成。此时此地的教授,已经没了八十年代的尊严,更没有
教授的威风,只能算一个工具教授。如果教授不听话,非得搞出一个个性
来,也就只有靠边站的份儿。靠边站的内涵可就多了,这或者经常让官学教
授给穿了小鞋,或者是让官学教授搞得没有尊严,或者让官学教授搞得少了
收入,或者让官学教授站在道德制高点或意识形态制高点上把教授搞得惶惶
不可终日,官学教授对臣教授的精神宰制。最后的结果就是官学教授绝对胜
出,教授变成了甘拜下风、俯首称臣的臣教授。

于是乎,人们在大学看到了两种教授,官学教授和臣教授,一主一仆,互相
支撑,二者构成了皮毛关系。不过,官学教授是皮,臣教授是毛。官学教授
叫臣教授干啥就干啥,官学教授给臣教授点骨头啃,臣教授就差一点要高呼
吾皇万岁万万岁了。臣教授如果心有不甘,臣教授也就削尖了脑袋当官,某
大学一个处长职位有四十多位教授去争就是明证。

如果以为大学教授都没有风骨,那也是错的。有风骨的教授哪个大学都有,
只是有风骨的教授似乎成了大学的奇葩。他们追求学术,以学术为第一使
命。他们追求教授的尊严,让教授成为真正的教授,他们是特立独行者,他
们是大学的荣耀,他们是大学的灵魂。只是这样的教授,要面临着经济、社
会、福利等多重风险。他们甘于寂寞,甚至为了学术还要过苦行僧的生活。
尤其是文科教授,还要承担比理工科教授更多的政治风险,所以,人们也会
看到这样的景象,有的人停留在副教授,而且可能终身在副教授的位置上一
动不动。

官学教授践踏了学术。官学教授把学术变成了官学,把学术玩弄于股掌之
中。他们视学术为工具,视学术为政治服务的玩偶,视学术为可有可无的东
西,甚至视学术为危险之物。在他们看来,学术只有给大学带来政绩的时候
才能叫学术,只有在为学科点建设带来好处的时候才能叫学术,否则都不能
称为学术。他们搞学科建设,采取软强制的方式要求教授们发表有利于所谓
的学术团队、学术梯队学科建设的论文,这样的教授会在评职上或其他待遇
上优先考虑,完全无视或忽略教授的学术兴趣,无视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
无视学术发展的自然形成过程。按此标准,就是西方著名的思想家也可能在
中国难以评上教授,也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

官学教授使学术腐败猖獗。他们不会写论文,不会搞课题,他们可以通过关
系发论文,通过关系搞课题。论文也不是自己写,而是让臣教授写,臣教授
写完论文之后,官学教授在臣教授前面写上自己的名字,成为第一作者,臣
教授成为第二作者,然后官学教授通过关系,在国家级A类、B类、C类发文
章,臣教授实质上成了官学教授的科研秘书。搞课题也基本是这个套路,只
要官学教授的官当得足够大,发文章自然是一路绿灯。课题需要团队作战,
这样官学教授可以让团队的任何人写论文,任何人都主动地把官学教授的名
字写在第一位,官学教授表面看来都是成果甚丰。官学教授带的博士生,实
际上就是官学教授的打工者,现在很多大学的博士生,背后都把自己的导师
称为老板,就是这个意思。成果完成之后,给博士生的工资还没有毕业的大
学生挣得多,给个两三千多元钱,就是好老板。不给钱,博士生们也没什么
办法,不能毕业、不让毕业和不能按时毕业的威胁和恐惧使博士生们不得不
为导师干活,这是比资本家剥削更残酷的剥削。

官学教授是大学里的怪胎,是大学之癌。官学教授不是教授,而是官。官学
教授垄断了甚至霸占了本应属于教授的资源。权力导致滥用,绝对权力导致
绝对滥用。大学官的权力也是绝对权力,绝对滥用也具有必然性。大学教育
的行政化,就是权力支配大学,官员支配教授,使教授不像教授,官员不像
官员,不伦不类。大学成了四不像大学。社会上对大学不信任,主要是对官
学教授不信任,那些把孩子送到外国读书的家长们,部分原因是看透了官学
教授的把戏。

在现有体制下,大学之癌难以根治,去行政化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但也
是必须采取的有效措施,让官的归官,让教授的归教授,让大学官员成为教
育类公务员。要想治本,那就得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是大学治理的文明
规范。这样的路,走起来,就难了。可是,如果大学不把学术自由视为大学
的灵魂,教育大国就会变成教育垃圾大国。想当年,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呼
喊,现在得需要发出救救大学的呼喊。否则,中国二十年之后就没有大学,
只有教育垃圾工场了。一个只生产垃圾的大学的国度,必然是一个行尸走肉
的国度。

来源:财经网
 
3   [dokknife 于 2014-09-02 10:44:46 提到] [FROM: 72.]
胡子立:我们的教育败给了什么
发表于 2014 年 09 月 01 日 由 siyu


成年后,当第一次重读安徒生童话时,我都在刻意印证托尔斯泰对他的评
价。他说在安徒生的童话里他只读出了两个字:孤独。但是有一篇却让我读
到了恐惧——《红鞋》。这篇童话很简单,主角仍然是一个命运凄苦但是可爱
漂亮的少女,她非常喜爱红鞋,第一次她得到了一双红布鞋,但却不得不在
妈妈的葬礼上穿上她,内心有隐隐的不安。后来她被一位老太太收养,在受
坚信礼前她得到一双漆皮的红舞鞋,几次去教堂她都穿上了这双被视为禁忌
的红鞋。安徒生营造了一个“犯罪”的心理氛围,她因为心里只想着这双珍爱
的红鞋,忽略了牧师洗礼时的祷词,连庄严的圣乐都丝毫不能进入她的
心。“所有的画像在看着她、所有的信徒在看着她”,这个“看”事实上是安
徒生在看,作者站在审判者的立场,来谴责这“亵渎神灵”的行为。接着顺理
成章,写下了对“背德者”的惩罚。小女孩穿着这双鞋跳起舞来,却怎么都停
不下来,她还看见了传说中善良的天使,可是天使没有拯救她,而是对她说
了这样一番话:

“你得跳舞呀!”她说,“穿着你的红鞋跳舞,一直跳到你发白和发冷,一直
跳到你的身体干缩成为一架骸骨。你要从这家门口跳到那家门口。你要到一
些骄傲自大的孩子们住着的地方去敲门,好叫他们听到你,怕你!你要跳
舞,不停地跳舞!”

如女巫的诅咒般,她被判为永不停息地跳下去,最后她只好找刽子手砍下了
她的双脚,血淋淋地收场。

“红鞋”如果说是自我真实欲望的隐喻,我们在这篇童话里也丝毫没有看到欲
望的过度扩张。所谓错误,只是背离了当时以宗教戒律为中心的世俗道德。
这个推断可以从安徒生的自述中找到印证:

在《我的一生的童话》中,我曾说过在我受坚信礼的时候,第一次穿着一双
靴子。当我在教堂的地上走着的时候,靴子在地上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
这使我感到很得意,因为这样,做礼拜的人就都能听得见我穿的靴子是多么
新。但忽然间感到我的心不诚。我的内心开始恐慌起来:我的思想集中在靴
子上,而没有集中在上帝身上。

安徒生写这篇童话时,距离14世纪倡导个性解放,以人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
动之始已经500多年了。他在接受大学教育时,也一定接触过人文主义,但
是连他自己大概都未发觉,是主流世俗社会的道德观主导他写下了一篇“一
个自我解放者被残害”的童话故事。

尼采在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写到:任何文化都在每一个灵魂中灌
输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见解、要求和欲望。对这些东西加以整理并尝试改变
它们,实际上是每一个真正有创造力的人都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尼采的“文化”指涉的范围很广,但是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人的“惰性”,身处
同一化的社会中,大多数人只会做一个被时代裹挟的人物,如果你身处一个
邪恶的时代,你的平凡与追随就成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



记得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里提到,文革时,康有为白发未腐的骸骨被
一群中学师生掘出,游街示众。相较于之于活人的暴力,我更惊诧于之于死
者的暴力,这些施暴者内心被燃起邪恶火焰仿佛恶魔附身。我们现在可以读
到许多那个时代的学生所施下的暴行。我不禁内心起疑,这些抄家、辱骂、
毒打、甚至折磨致死行为的发生,是因为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渗入了教育,而
学校的教育因此充满了暴力吗?显然不是,而是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
会思潮洗劫了他们所有的理智与可怜的真善美。教育从业者是这场运动最主
要的受害者,他们更加惨败的是对学生的教化。教育在社会主流思想下显得
不堪一击。

五十年后,我身处的中国社会早已逃脱了极端的政治暴力,但是我总觉得我
身处另一种暴力。

一个我最要好的朋友,他取得某重点院校法学硕士学位并通过了司法考试,
然后从事律师职业。不管从思维力、逻辑能力还是感受力上看,都是一个相
当优秀的人。但执业之初,收入微薄,他时而哀叹,时而焦虑异常,皆因年
近三十而未能有体面的物质生活。我和他的背景相似,家庭所给予我们的物
质条件有限,所有都需要自己拼搏。他在异乡,我在异国,我曾开玩笑模仿
苏青的那段话说:我们环顾房间四周,看看连桌上的一张纸巾都是自己在外
面拼来的血汗钱买的,那又有什么意思呢!在我或许是幽默,而在他呢?悲
凉还是悲愤?

我奶奶去世后,在家停灵七日,素日里很少见面,大我十多岁的表哥表姐们
都聚在了一起。一天,一个鞋老板表哥突然发飙,痛斥一个表姐夫来了不多
时竟然就要回家去,“老板”俨然成了孝子贤孙的楷模。我当然不惊讶他何以
有这样的底气,他也不过是拿着Macbook在那里上网,然后招呼自己的朋
友吃吃喝喝打牌麻将而已。几个表姐都“嫁对了郎”,我未留心听她们聊天,
只是末了,一个表姐端详自己刚做好的美甲来了一句闲谈的总结:哎!现在
没有钱,没车没房谁肯嫁给你呢。

我于此时突然感到一阵悲凉袭来,当然不是为了还没发家致富,而是想到了
上一个世代和这一个世代,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那个以“政治”为中心的时
代,人们依循时代潮流拼命争取“政治先进”;而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时代,人们又无止境地对金钱进行追逐。那个时代为了表现政治正确可以不
择手段,这个时代为了聚集财富同样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在那个时代政治先
进是最耀眼的明星,在这个时代有钱就是天皇老子。社会潮流的力量让我们
不得不叹服,而教育的效能却不如社会上的一个小小“教训”。

我二姨有天碰到我大姨,五味杂陈而又平静地提起了大姨女儿最近卖掉的一
套房产:哎哟,你们家XX真厉害,当初300多万买的房子,最近卖掉了700
万,有的人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哦。大姨看起来颇为受用。

我在自己第一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代表全体教师给学生赠言。我引用了
胡适之先生80年前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中的
一段话:“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
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
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
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



我的一个旧同事给我讲了一件她儿子的事。一天她上小学的儿子和小伙伴一
起去电影院看电影,其他人都带了学生证,唯独他忘了带,他对售票员姐姐
好说歹说都不管用,姐姐不看身高,不看稚嫩的脸,不顾一起来的小伙伴是
学生,也不接受事后出示,只是看证卖票,颇有“程序正义的精神”。小男孩
看完电影回到家还是闷闷不乐,他疑惑学校不是教大家诚实讲信用吗?不是
教大家要互相信任吗?而为什么出了校门就不管用了。我突然想起了几年前
一个更为极端的类似例子,一个断腿的人买半票坐火车,乘务员查票时要求
他出示残疾证,而这个残疾者无法出示,检票员不接受他的半价票,要求他
补票。

我想指出的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现实让学校真善美的教育、普世价值
的教育变成了“虚伪的道德说教”。那么教育者是要以“为受教育者好”的名
义而进行更适应“现实”的教育吗?教育与社会的这种违和感,到底是谁的
错?

我想讲一讲我所在的这所新加坡中学,他们在中学四年里反复向学生传达几
个核心价值观,其中有尊重、同情心、忠于祖国、终身学习等等。就比如说
中一,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年级长在每一次整个年级的活动中
都反复强调最基本的尊重是:别人站在前面讲话时,你应该倾听;而你讲话
时,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对待。每次他都花大量的时间,严肃而冷静地说:同
学们,尊重就是……说完,一直沉默直到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刚刚没有尊重台
上的发言者。反反复复,不厌其烦,也未有一次发脾气。而同时你也发现,
在这个社会中尊重是人际交往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曾在一篇记述我新加坡
同事的文章中,回忆了我的上司。他每次派任务给我时,都会非常有礼貌地
和我说:我可以请你帮个忙吗?这不是基于私人感情的一种请求,而实在是
对他人的尊重。这种价值观教育与社会现实的冲突感,在这里是少有的。

有一天,我去搭公车,看到一辆公车靠站停下后,司机熄火下了车,我完全
摸不着头脑。只见他慢慢走到后门,放下一个铁板。这时,你才看见,公车
里慢慢下来一个坐轮椅的残疾人,司机随后和他说再见,收起铁板。在超市
里,你也同样会看到单独出行的坐轮椅者,收银员都会帮他们把买好的东西
妥善安放好,推他们过电子门。坐轮椅的人,在这里是可以走出自己的屋
子,走到这个城市的任何一处公共场所。学校教授的对老弱病残的同情心,
是进入这个社会的基本素质。

近日一则新闻说,在上海地铁里一个人晕倒,周围的乘客瞬间惊散。在当下
的中国,到底是社会现实揭露了教育的“虚伪”,还是教育折射出了“世风日
下”?作为一个理想主义教育者,我仍然坚持,教育需守持一些理想,教导真
善美、传播普世价值、启蒙公民。我坚信教育现在败于的世风,有一天同样
会败在它的手里。

来源:共识网2014-08-27
 
4   [dokknife 于 2014-08-21 14:10:31 提到] [FROM: 72.]
莫之许:皇帝不急太监急
发表于 2014 年 08 月 20 日 由 lixindai
——说焦大精神的历史渊源

近几年来,网络上一直流传着一段据说是林语堂的语录,其流传程度,堪与
吾友林楚方杜撰的小布什“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名言”相媲美。这段号称林
语堂名言的话是这么说的:“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
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
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有人曾检索林语堂的各类著作,均未发现此语,
所以疑为好事者杜撰,此先按下不表。从其自发转播量之多,传布时间之长
来看,此语一定切中了某种长期流行的现象,方能引起广泛共鸣。

其实,吾国早有流传已久的类似俗语,可为印证。如,“皇帝不急太监急”,
又如,“咸吃萝卜淡操心”,皆指此类身居底层乃至身为奴仆,却自觉地为主
人操心的现象。文学作品中,其形象代言人,非《红楼梦》中的焦大莫属。
焦大身为宁国府老奴,当年曾救过宁国公贾演一命,因此以自己人自居,动
辄使酒开骂,但其内容,却多半是希望宁国府的传人能做得更好,正如鲁迅
所说,“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
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但其结果,
却是被塞了一嘴的马粪,毕竟,在贾蓉这些纨绔子弟眼里,宁国府血统才是
根本,奴才毕竟是奴才。

绕是如此,焦大精神却不乏当代传人,这才有了“林语堂语录”的流行,网上
总结为“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暂住中国,胸怀钓鱼岛者大有人
在。尽管鄙人并不认同所谓的国民性,但是,一种跨越时代且广泛存在的思
维和行为模式,一定有其历史的渊源,并在当下找到存活壮大的土壤。而在
我看来,这种焦大精神,其实深深植根于传统中国社会且绵延至今的某种深
层政治-社会结构之中,才有了这么顽强的生命力。

近年来,屡屡有人质疑所谓的封建社会学说,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就于先
秦结束,随后大抵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随着中央集权的行政官僚体系的
成熟,帝国的权力的触角深入到了每一个地方,取消或者至少极大地压缩了
其他权力的存在可能,形成官民两方的二元政治—社会结构,黄仁宇先生曾
形容道:“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三明
治’(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
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
(潜藏在不见天日的深水中)。”而夹在双层面包中间那块肉,则是稀少但
有不可或缺的所谓读书人或低级士人集团,维系这一双层结构的,则是唐以
后日趋成熟的科举制度。

在理想化的科举图景中,农民子弟可以顺畅地上升为士人,进而跻身士绅官
僚阶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晚近的一些研究,如张仲礼的《中
国绅士研究》则表明,向上的通道其实并未向普通农民敞开,能够进入到士
绅阶级的,大多数仍为原有的士绅阶级出身的子弟,或者是家境已经相当富
裕的群体,比如大家熟知的曾国藩。而这样一丝微弱的光亮,甚至未必及得
上今日买中彩票的概率,以清朝为例,乡试名额,顺天、江南是一百六十多
名,浙江、江西、湖广、福建都是一百多名,其他省份递减,最少的是贵州
省,乡试录取名额为四十名。18行省下来,不会超过2000名。而会试也就
是中进士者,不过300余名,折合为每年,中举不过数百名,中进士则百余
人而已,以清朝中期1亿多人口而计算,相当于几十万分之一乃至百万分之
一的概率,如此,也就不难理解范进中举何以会如此大喜若狂,乃至走火入
魔。

但无论如何,这样一种形式上貌似公平的科举制度,从宏观上讲,不仅提供
了舒缓社会不公正的出气阀门,也成为了政权延续的支撑结构,牟宗三先生
甚至将其概括为“治权的民主”,以对应事实上的“政权的不民主”。而从微
观而言,相比起欧洲或者日本这样的封建制度而言,毕竟为潜伏在黑暗深水
中的个体提供了一丝微弱的希望,或者一扇极其窄狭的上升之门,正如今天
仍有无数人乐此不疲地购买彩票一样,即使是再微弱的机会,也依旧给人以
希望。因此,在统治者,这是“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而在被统治者,则
是“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这样一种机制,尽管只有极少数幸运儿,但长达千余年的运行,却在潜移默
化地改变着民众的心理,尤其是那些自以为可望可及的群体也就是读书人的
心理。首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幸运儿的荣华富贵,艳羡和鼓动着更多
人在心理和情感上也加入到这一游戏中来,甚至将自己也代入进去,以一种
身在其中的姿态感觉和思考,言论和行动,毕竟,将自己代入到生而有之的
身份属性比如王子中去很难,但如果是原本与自己相去不远的某某幸运儿,
这样的代入就要简单得多。进而,在这种身在其中的代入游戏中,政治-社
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关系,就悄然转化成为了个人天赋、努力和运气的不平
等,不知不觉中,放弃了对于体制根本不平等的质疑,而成为了体制不自觉
的赞同者和维护者。最后,经过代代相传的文化传递和渲染,这种不把自己
当外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就得以固定了下来,成为新的社会成员不加思索的
起点。

当然,这种思维和行为模式,更多地集中在所谓读书人群体之中,而经过文
化传播的潜移默化,也影响着更多的底层民众,在今天口沫横飞的北京的哥
身上,就不难找到类似的踪影,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网络舆论的出现,这种现
象也集中展现于各类网络平台之上,给人以一种突兀怪异的感觉,于是,才
有了假托林语堂先生的这一段语录给予讽刺。通过“国考”门前的人头攒动,
不难发现,类似科举的当代镜像还在继续,而与之相应的,皇帝不急太监急
的言论现象,也一定会在网络上挥之不去。

来源:作者博客
 
5   [dokknife 于 2014-08-18 12:28:42 提到] [FROM: 72.]
邓嗣源:有关民主的几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发表于 2014 年 08 月 18 日 由 baichuan
把民主当作核心价值之一,是好事情,那么我们怎么来实现这一核心价值
呢?首先当然是要厘清“民主是什么”的问题,还要讨论通过什么途径、什么
方法来实现,也难免要讨论其他国家已有的经验教训,等等,本文选择某些
问题、结合某些文章的论述来参与这方面的讨论,以求指教。

一, 民主到底是什么?

有一篇文章谈“西式民主困境与中国民主的未来”(杨光斌,刊于《共识
网》),以提问和回答的形式成文,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我这里的第
一个问题也是很多网友非常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民主到底是什么?它有哪些
基本构成要素?”的确,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民主到底是什么?”

在那篇文章中,杨光斌先生是这样回答的:“‘民主’,简单地说,还是人民
主权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这是古典的定义,其政治实践形式至少有四
种,第一种是古希腊式的直接民主如抽签、陶片放逐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雅
各宾派的广场多数决等办法,第二种是代议制下的选举民主,第三种是代表
制下的人民民主,第四种则是社会自治意义上讲的人民主权,托克维尔在
《论美国的民主》中讲人民主权生动地体现在社区生活的自我管理。但是因
为冷战,‘民主’的含义变成了‘竞争性选举’。”

对于这段话,我有不明白之处,在此提出一些问题。首先,对“人民当家作
主”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人民指什么?什么叫做“当家”?人民怎么“当
家”?什么叫做“作主”?人民怎么“作主”?为什么会提出这些问题呢,因为
在我看来,人民是所有国民的集合之称呼,或说全体公民的集合之称呼,在
中国,人民即指十几亿个体的集合。我不明白的是,这十几亿个体的集合是
怎么可能为自己的国家“当家作主”的呢?我无法想象(就是“形而上学”地
想也不行)十几亿人集合在一起“当家作主”的图景。为一个国家“当家作
主”,那是要“日理万机”的啊,别说十几亿,就是在有一亿人、一千万人或
一百万人的国家里,千万百万人的集合忙忙碌碌地“日理万机”,这也是不可
想象的啊。在我看来,“人民当家作主”是无法实现的事情,怎么能把民主说
成是无法实现的事情呢?也许我想错了,但总希望提出来向人讨教,从而让
我明白什么叫做“人民当家作主”。

也许有人会说:“人民主权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是指一种理念、一种思
想、一种精神、一种抽象的意义。杨先生的话不是讲到“四种形式”吗,那就
是民主这种理念或思想的具体体现。

那好吧,来看看这四种形式吧。第一种“政治实践形式”,是古希腊式的“直
接民主”和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民主”。据我所知,古希腊城邦中的
人绝大多数人(主要是奴隶和妇女)被剥夺了政治权利,那么是否可以认
为,只限于少数人分享权力的政治状况就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形
式”?是否可以认为,少数人分享权力的这种“形式”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理
念是相容的?另外,据记载,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掌握政权的那年头,
法国巴黎笼罩在政治恐怖之中,1791年至1794年三年间,在断头台上处死
人数超过六万,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这种暴政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一
种“形式”?是否可以认为,这种恐怖的政治实践是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理
念是相容的?恐怕这难以使人接受,由此看来,杨先生说的这第一种形式不
应归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实践形式”。

第二、三种形式,是“代议制下的选举民主”和“代表制下的人民民主”,仅
从字面上看,这两种形式有什么不同呢?也许是:前者有“选举”而后者没
有“选举”,可是没有选举的情况下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吗?或者,也许
是:前者是重在“选举”的民主,后者是重在“人民”的民主,这有点难以理
解,什么是“人民民主”?说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说“人民民主”岂不成
了“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文理不通啊;再说,重在“选举”和重在“人民”这
二者的区别在哪里?无从区分呀。对于这两种“政治实践形式”有什么区别,
杨先生没有说清楚。如果能够举出实例,就像“古代希腊”或“1791-1794
年的法国”那样,用具体的国家在什么年代的“政治实践”来说明,恐怕会让
人容易理解一些。另外,从字面上看,这两种“形式”有所不同,但它们都
是“民主”的“政治实践形式”这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体现“人民当家作
主”的形式这一点是相同的,那么,“代议制下的选举民主”这种“政治实践
形式”是如何体现或贯彻“人民当家作主”的?“代表制下的人民民主”这
种“政治实践形式”又是如何体现或贯彻“人民当家作主”的?杨先生对此也
没有说清楚,最好也能用具体的国家在什么年代的“政治实践”来说明,恐怕
会让人容易理解一些。对于第二、三两种形式的论述,不论是其区别还是其
相同点,都不清楚。

第四种“政治实践形式”,说的是“社会自治”,但是杨先生在后文说到社会
自治是地方性的,所以,这似乎不能匹配,民主是国家的政治体制,跟地方
性的社会自治不在同一层次,民主与社会自治当然有关系,但不是同一层
次,不能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实践形式”,只能说是在低一层次上
的体现。

在后文,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主持人:您在一篇文章中将西式民主的核心
要素界定为选举式民主,我想问的是除了选举式民主以外,民主还有什么其
他的形式?”杨光斌回答说:“还有其他形式,比如最近介绍得比较多的审议
民主,也就是协商民主。”读到这里,又让我糊涂了,上文说民主有“四种形
式”,现在又出来个第五种形式即“协商民主”,照此说来,还可能有第六种
如“参与式民主”,甚至还可能引申出更多说法如总统制,半总统制,议会
制,等等不同的形式。如此这般,不就把上述“一定义、四形式”的说法给否
定了?

由上所述,杨光斌回答“民主到底是什么?”时所说的“一定义、四形式”,
有所欠缺、不够严密、不够清楚。

可能有人以为我在有意咬文嚼字,不是的,民主既然被看作核心价值,那就
得认真对待 “民主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含糊其辞是不应有的态度。我认
为,自古以来,众多哲学家、政治学者,在论述民主之时有一点共同之处,
即都把民主看作为某种“政治体制”(政体),对此,恐怕不会有人反对。那
么,我们应该从“民主是怎样一种政体”着手来为民主做出定义。政治体制指
什么?是指一个国家(政治共同体)中政治权力的结构及形式,权力结构是
指政治权利如何分配、各种政治权力按何种关系结成整体,形式是指各种政
治权力如何运行的规范、制度、程序等等。政治体制有多种,但因都属政治
体制故而有共同之处,多种政治体制各有其特征故而有相异之处。民主是一
种与其它政体相比既有共同点又有鲜明特征的政体,这特征主要可以从以下
两点来说明:一是,建立了作为最高政治权力的“人民的权力”,其它政体在
的权力分配中没有“人民的权力”;二是,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
则,其它政体没有在法律上保证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政治自由及其它个人权
利。二者的关系是:“人民的权力”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基础之
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则靠“人民的权力”来保护。

阐明具有该两大特征的政治体制的理论就是民主理论,这理论建立在近三百
多年来各国政治实践(民主化进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基础之上,在二十世
纪,民主化进程在某些国家趋于成熟阶段,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获得愈来愈
广泛的认同,最后以“民主”这个词来命名这种政体及其理论。现代人对民主
的的认识,最后是基于二十世纪出现的事实和经验而形成的,虽然用民主二
字予以命名,但与此前的所谓“民主”有本质区别,因为在二十世纪以前还没
有出现这些事实和经验,古希腊或法国大革命时的“民主”跟现代民主很少有
相同之处。在十九世纪,“民主”或是被看作为卢梭的“人民主权”,或是被
看作为“暴民统治”,其实二者密切相关,只有当这些观点被否定以后,人们
才接受或认同以“民主”命名的政体及其理论。

民主不仅仅是某种思想、理念、主义、精神,也不仅仅是某种统治方式、政
府形式或法规制度,民主是具有鲜明特征的、可描绘的一种政治体制,民主
的定义应该从这个基点出发来确定。民主这种政体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表现为
不同形式,应该是“一定义、多种形式”,而不是“一定义、四种形式”。

二, 关于民主的标准

杨光斌先生谈到“民主的标准问题,即如何判断民主。”他说:“民主标准一
直有两个,一个是自由民主的二元对立,唯一的标准是有没有竞争性选举。
有了就是民主,没有就是专制。还有一个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他们有美国民
主的大讨论,后来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林德布洛姆,他在70年代出的《政治与
市场》考察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提出不平衡的多元主义观点。他说,美国事
实上也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只是接近民主国家。因为是大企业主导,是资本
主导,故而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因此很多理论家说美国时都用混合政体。
林德布洛姆说民主是一个近似值,我主张的就是这种近似值民主,就是说民
主是多少的问题而不是有无的问题。”

人们常常为某种活动制定标准,以此来衡量活动的进展程度及其效果,譬如
为生产活动制定产品的数量及质量的标准等等。但是“判断民主”的标准是什
么,恐怕不像物质生产那样可以订出确切的数字,只能订出原则性的标准,
或再具体化为某些指标。杨先生说“一直有两个”标准,我没有看懂这段话,
是有两个不同的标准?还是一个标准有两种判断方法?他只说到一个标准,
即“有没有竞争性选举”,另一个所谓“近似值民主”不能说是标准,因为“近
似”是对“标准”而言的,即接近标准的状况,是相对于标准来说的“近似
值”,没有与标准相对照,哪来的“近似值”?所以“近似值民主”这种说法不
能作为“判断民主”的另一个独立的标准,只能说是在按照某个标准作出判断
的方式方法,即意味着在作出判断时,不是判断“是否是民主”或“有没有民
主”,而是判断接近标准的程度。可是,这个“近似值”是按什么标准来衡量
的?照字面上看,举的是美国的例子,那么这标准是否就是“有没有竞争性
选举”?杨先生没有说明,看来,他没有说清楚究竟是“一直有两个标准”还
是一个标准两种判断方法。

“近似地”或“动态地”看待民主政体的建设,这是可取的方法。人类社会里
各种政治思想及政治势力之间的竞争复杂多变,民主作为一种政体从最初打
好基础、再稳固成长、再趋于成熟,每一步都遇到阻力,甚至还会出现反复
或倒退,这是一个叫做“民主化”的过程;就算已经稳固建立了民主政体,还
是存在着能否维护、是否适应新形势等问题。我们永远也看不到一种到达终
点的、不再变化的政治体制,但对于民主化能判断其进程到达何种程度,
如:开启民主化进程、已有良好的基础、民主化正稳步发展、基本上建立了
民主政体、民主化趋于成熟等等,这样一些判断当然需要有标准,这标准就
是民主政体的两大特征。

我以为,“有没有竞争性选举”不能成为“判断民主”的“唯一的标准”,只能
说是一项指标。以美国为例,从建国初期开始,就已经定期展开竞争性选举
活动,但那时美国的政治家都不承认美国建立的是民主政体。但是到了二十
世纪,大多数美国人都心悦诚服地肯定民主政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彻
底变化的呢?原因当然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的
两百年间,从只有少数人享有公民权发展到所有美国出身的人都享有公民
权,从只有少数人参与选举转变为所有公民(特殊情况除外)都参与选举,
从少数人享有自由、权利演变为所有公民都平等地享有这些自由、权利。据
于这些事实和经验,人们才真正领悟到,“竞争性选举”必须纳入建立“人民
的权力”的轨道,必须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了这两
个“必须”,人民的权利、人民的权力才真正落到实处,用“民主”这个词来
命名其政治体制,才真正名符其实。

其实,当我们把民主看作为一种具有两大鲜明特征的政治体制之时,就已经
认定判断建立民主政体的状况和进程,有两项标准是必不可少的:一是,是
否建立了“人民的权力”,二是,是否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但
是,这两项标准是原则性的,是理论性的,实际情况不可能十全十美地与之
符合,于是就有所谓“近似值民主”的说法。下面就两项标准作简略说明。

先说建立“人民的权力”这一项。“人民”是所有公民的集合之称呼,“人民的
权力”是指所有公民(特殊情况除外)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规则和程序共
同行使政治权利而形成的权力(力量),“人民的权力”的职责范围是选举、
任命、授权、罢免、更换政府领导人,公民“行使政治权利”是指投票选举
权,人民行使权力的政治活动就是参与投票选举活动,如果没有这种投票选
举活动,则“人民的权力”就建立不起来,所以,必须承认“有没有选举”是
衡量民主化程度的必不可少的内容。

但是,仅仅有投票选举活动还不行,因为如果投票选举活动受到操纵或控
制,则投票选举变成了为操纵者或控制者意志服务的政治活动,“人民的权
力”被排除,民主化成为泡影。根据已有的各国的经验可知,所谓操纵或控
制投票选举的行为,主要表现为操纵和控制候选人,操纵和控制选举的有关
信息,操纵和控制投票者的意志(用暴力、收买、欺骗、威吓等手段)等
等;而根据已有的各国的经验可知,要防止、抵制操纵和控制行为,则投票
选举活动必须是有时间规定的、有竞争的、公开透明的,这也可以说是
与“有没有选举”有关的几项具体的指标,而民主化的过程同时也正是逐步实
现这几项指标并逐步完善的过程。

组织定时的、有竞争的、公开透明的投票选举活动以行使“人民的权力”,这
是一项标准,此外还须有另一项标准。因为活动本身、活动的程序、组织活
动的方式方法,这些仅仅是形式上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要保证每个公民
的、平等的、自由的政治权利,当公民发觉有人企图操纵或控制因而侵害自
身权利时,可以诉诸法律而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就必须确立“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的原则,从宪法到相关法律及执行法律者都必须确保这一原则的实
施。

由此可见,“判断民主”的标准,衡量民主化程度的标准,主要有两项,一项
是,是否建立了“人民的权力”,即是否组织人民行使权力的投票选举活动,
该活动必须是定期的、有竞争的、公开透明的。另一项是,是否确立了“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保证公民能平等地、自由地享有政治权利。当一
个国家的政治状况,从宪法到相关的法律到执行法律者,都朝这两项标准靠
近,并能相对稳定地顺利地保持这种状况,那就可以说这个国家的民主化已
趋于成熟,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民主政体。当然,能否持久维护或能否适应新
的形势,那是另一回事了。

三, 关于“正序”和“错序”

杨光斌说道:“我们研究国家建设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时间性’,或者说
叫‘时序性’。‘时间性’是说一个国家应该有基础性权力(比如说政体、秩
序、行政权力),之后是分权(比如说合理的秩序),然后才有选举。也就
是,有了基础性权力以后积极发展,再分蛋糕。我们会看到,基本上西方国
家的选举是正方向的:宪政、分权、选举。西方国家的选举过程都是‘世纪
工程’,美国从独立到黑人选举权利的实现用了两个世纪,法国到第五共和
国稳定下来是150多年,英国普选两个多世纪,因此民主是一个世纪工程,
国家建设次序是一步一步来的。但是冷战的结果是什么呢?两大阵营竞争,
自己经过百年才演化出来的模式往其他国家硬推。社会主义阵营是这样,西
方阵营也是这样,往往不顾他国的历史过程也要让其他国家实现终端性的模
式,这样我称之为‘错序’了。”

这段话很容易造成误解和混乱,这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出来:其一,他既
说“选举过程都是世纪工程”,又说“民主是一个世纪工程”,把“选举过
程”与“民主”混为一谈。选举仅仅是民主政体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怎么
能等同起来呢?“选举过程”怎么可能是“世纪工程”呢?难道一场选举总统
的活动过程要一个世纪?除了选举以外,作为国家的政治体制,还要涉及各
种政治权力如何分配以及如何运行等重大事宜,难道民主政治除了选举就没
有别的事情要做?其二,他说“因此民主是一个世纪工程,国家建设次序是
一步一步来的。”这意思是否说“国家建设”就是“民主工程”?要“一步一步
来”这话并不错,但“民主工程”是政治体制建设,跟“国家建设”是有区别
的。其三,他说“西方国家的选举是正方向的:宪政、分权、选举”,“选
举”排序在最后,这说法似乎与事实不符。以美国为例,十八世纪建国初
期,美国就制定了宪法,宪法规定了政府的形式,规定了政府领导人如何通
过选举产生、如何更换、如何罢免,规定了政府各机构的职权的分配,规定
了公民的权利等等,可见“宪政、分权、选举”是同时实施的,都是政体建设
不可缺少的几个方面,并没有先后之分。美国在建国后二百多年间,进行
了“一步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了民主化进程,宪法进行了十八次修改
产生二十七个修正案,其内容包括公民权利(特别是选举权)、选举办法、
政府各机构职权分配的调整,等等;也就是说这“一步一步”的改革是在“宪
政、分权、选举”等方面同时或交叉进行的,并没有按照先后次序予以安
排。

英国和法国民主化过程的“一步一步”与美国并不相同,以至于英国和法国民
主政体的形式也与美国并不相同,这也说明民主化并没有既定的“正序”,因
而也不存在什么“错序”;但是,英国、法国和美国都承认本国建立了比较成
熟的民主政体(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因为在下面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
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都呈现出民主的两大特征。其他国家如果选择民主化道
路,先行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一步一步”怎么走,都得从本国的实际
情况出发,并没有现存的、可以照搬的“正序”,完全取决于各种政治派别、
政治势力、各阶层群体之间如何较量;但是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即必须把
靠近两大标准(民主的两大特征)作为民主化的目标,这目标就是“彼岸”,
民主化就是“过河”,怎么过河到达“彼岸”,要“摸着石头”,有人已经“摸
着石头过河”了,其经验值得借鉴,但总得自己亲手去摸,既没有选择好作
为“河对岸”的目标,又不肯下河去“摸石头”,谈何民主化?

正像杨光斌所说,美国民主化经历两个世纪,英国民主化经历两个多世纪,
法国到第五共和国稳定下来是150多年,这些国家的民主化是“世纪工程”,
为什么会如此漫长?因为民主化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阻力,特权观念、等级观
念、强权观念、弱肉强食观念、阶级斗争观念等等顽固地占领着某些人的头
脑,特别是某些精英分子的头脑,他们无法接受民主的理念,惧怕以至拼命
阻挡民主化进程,跟什么“正序”或“错序”有何相干?杨光斌提到一些国家
在民主化进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于各种各样的
阻力。各国民主化进程都会面临与本国实际相关的、却与其它国家不同的阻
力,如何克服这些阻力,只能靠本国人民“摸石头过河”,只要坚持民主化的
目标,几年、十几年的折腾也是在所难免,比起美、英、法以往折腾两个世
纪,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少国家顺利地、有效地推进民主化进程,给
其他国家提供了经验教训,但有些中国学者不去关心和分析那些成功的经
验,偏好抓住某些国家民主化过程中的问题做文章,向人民群众散布什
么“坏民主”、“民主的恶果”、“民主会导致暴政”,“民主会让天下大乱”等
等,这对我国实现民主核心价值究竟有什么好处?想想当年美国建国以后一
百年还逃不过一场四、五年的内战,才出现民主化历程中的重大转折,如今
世界各国用长期艰苦奋斗换来了那么丰富的经验教训,为人类社会民主化创
造了有利的条件,我们理应对实现民主这一核心价值怀有充分的信心,不要
一遭遇阻力就摇摆、灰心、悲观、怀疑,等等。

四, 关于“党争民主”

杨光斌说:“党争民主对很多人来说(包括我本人)可能都是不能接受
的”,“我们反对搞党争民主”。这里出现一个名词即“党争民主”,指什么意
思?我想,这是指“有党派竞争的民主政体”,杨先生对此表示“不能接
受”并“反对”,那么,他要的民主就是“没有党争的民主”,对此我感到疑惑
不解:杨先生怎么会怎么想?

自古以来,政治始终是竞争性的政治,人们常说到一句名言:“党外有党,
党内有派”,意思就是说:党派竞争历来有之,“没有党争的民主”只是奢
望。别的例子不需多举,就是回顾中共党史就可见一斑。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张国涛另立中央,六十年代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已经是两个中央、两个
司令部了,不就是两个党?党内的派别竞争演变为两个党的竞争。党派竞争
是“客观存在”,是无法避免的事,只能设法趋利避害,摸索出一套共同遵循
的规则、程序,公开透明地、正当地、公正地竞争,总之,防止和制止恶性
竞争,创建有利于良性竞争的政治环境,而民主正是构建这种环境的、迄今
为止最好的政治体制。民主允许自由平等的竞争,允许良性的党派竞争,民
主建立“人民的权力”作为全体公民一致公认的最高权力,对党派竞争做出裁
决;民主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保护竞争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基
础之上。

竞争包括政治竞争的问题,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始终受到哲学家及政治
家们的高度重视,有种观点很是盛行,即认为竞争是万恶之源,必须遏制竞
争,遏制的办法大致是:树立绝对权力;建立等级制度;剥夺人的“所有力
量和一切权利”以使其丧失竞争能力,等等。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由“哲
学家皇帝”统治下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儒家的荀子在《礼论篇》中写道:“人
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
乱,乱则穷。”在《富国篇》中写道:“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
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也。”在《王制篇》中写道:“执位
(即等级)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足够),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
也。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
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荀子主张,为解决“争”和“乱”,就必须建立绝对
权力和等级制度,以君制臣,以上制下,一级兼临(制约)一级,此所
谓“治国平天下”也!霍布斯为了遏制人类像虎狼一样的战争状态,在《利维
坦》中提出以“社会契约”建立君主专制绝对权力。卢梭赞成霍布斯的办法,
建立绝对权力,不同的是,霍布斯认为战争状态存在于自然状态,而卢梭认
为战争状态是社会状态,遏制的办法是剥夺人的一切力量和所有权利,使其
丧失竞争能力,一切听从“公意”的最高绝对权威。以上政治理论都有共同之
点,即垄断权力、遏制竞争,事实表明,“遏制竞争”本身就是一种竞争手
段,而恶性竞争用绝对权力施加高度强制的办法,只能使社会演变陷入恶性
循环。

洛克则提出不同的理论,认为人是自由、平等、独立的,拥有“天赋人权”,
人类出于理性而建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人权,防止和制止侵害行为,
政府是由人民自愿地按照协议、自由选择领导人而建立起来的,政府的权力
由人民行使“人民的权力”而授予,政府违背其职责、滥用权力侵害人权,人
民将行使“人民的权力”而罢免之、更换之。洛克十分痛恨绝对权力,他提
出“人民的权力”和“天赋人权”,也正是为了要遏制绝对权力。洛克承认人
与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存在着各种竞争,但是洛克相信人们出
于理性自愿达成协议、维护公共规则;在自愿达成协议之前,人们已经默认
按多数规则作出决定,只有这样才能达成协议、成立政府。洛克相信人类可
以通过自愿的协议来建立竞争的规则以引导良性的竞争,遏制恶性竞争。洛
克的理论为现代民主奠定了基础。在这基础上,人类社会经过三百多年的实
践,终于总结出现代民主的两大特征,制定出共同遵循的规则、程序,为公
开、透明、公正的竞争创建了良性竞争的政治环境。

杨光斌先生“不能接受”并“反对”搞“党争民主”,他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更应该接受历史的教训,遏制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导致恶性竞争,不
但如此,可能连竞争对于社会有利的一面也被遏制掉了;只有走民主化道路
创建引导良性竞争的政治环境,这才是趋利避害的办法。

顺便谈一下,杨光斌先生两次提到卢梭,一次是说:“黄宗羲16世纪20年代
提出‘天下非一人而治’这样的思想,比卢梭提出人民主权思想还早一个世
纪。”第二次说到“卢梭意义上的宏大的人民主权”。看来他对于卢梭有正面
评价,似乎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宏论,是一位民主的思想家,中国的很多
学者至今与之有同样看法。我不能认同,并认为卢梭是“伪民主、真专制”的
创始人,我已经写过很多文章评析卢梭理论的“伪民主、真专制”之实质,希
望能对此继续探讨。我担忧的是,如果我们认识不清卢梭理论的真实面目,
还要努力追随卢梭所谓的“人民主权”理论,那岂不是把“伪民主”当作核心
价值了?

五, 关于“民主万能主义”和“民主恐惧症”

上述这篇文章中,还对杨光斌提出这样问题:“关于民主还有这么一种倾
向,那就是现实中很多人把民主想象得很完美,认为只要实现了民主什么问
题都能迎刃而解,您又怎么看这种‘民主万能主义’认识?”还提出一个问
题:“如前所述,西式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行遭遇了种种问题,而作为一
个仍旧在建设和完善民主体制的转型中国而言,民主带来的这些问题让很多
国人患上了民主恐惧症,典型代表观点是‘中国一旦实现民主,必将天下大
乱’,对此,您又怎么看?”

我对这两个问题的提出感到疑惑不解。就我的所见所闻来说,在学者的学术
文章中,从来没有听说过一种提法即所谓“民主万能主义”,也从来没有看到
关于“民主很完美”和“实现了民主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的提法。如果群
众出于对民主的向往,在网上说了一些缺乏政治学知识的言论,就作为一个
什么大问题予以质疑,大做文章,似乎大可不必。倒是常看到某些学者,摆
出学术权威的架子教训人们:“民主并不完美”,“民主有其内在、固有的缺
陷”,见到有人赞颂民主就劈头浇一盆冷水:“幼稚!天真!”,动不动就拿
西方学者对时政的批评拿来示众,说道:“连西方学者都在指责民主的弊
病,你们懂什么?你们连外国的论文也看不懂,目光狭窄,只会跟着瞎起
哄!”这些学者忘记了,西方学者生活在民主化已经趋于成熟的政治环境
里,他们对时政的不满、提出批评,正是为了使民主更能维护其优越性,正
是希望改进和完善民主;而我们这些学者却是处在还没有实现民主的环境
里,他们不去传播民主的好处,却费心挖掘“民主的缺陷”,不知这些学者究
竟是怎么想的?令人疑惑。

至于“民主恐惧论”,恐怕是有人有意散布的,这些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抵
制和反对走民主化道路,怎么能说“很多国人患上了?”这倒使我回想起近十
多年来,先是“民主缓行论”,接着是“民主渐行论”,后来又是“民主碎步渐
行论”,如今又来了个“民主恐惧症”,我也难以预料还会提出什么论调,只
是愈加觉得实现民主这一核心价值,的确阻力很大,历史上某些国家要用二
百年时间来推进民主化,真是值得反省的啊。

本来想以一篇短文提出一些问题,不料又写了近万字,等有机会再继续讨论
吧。
 
6   [dokknife 于 2014-08-16 00:10:01 提到] [FROM: 209.]
中国教授博士也贪污 院士头衔值2300万

 2014-08-15 16:54:11  明报  

   内地的学术腐败,除了以论文学术造假闻名外,科
研经费的腐败,也令人憷目惊心。

  今年年初,浙江杭州市中级法院以浙江大学教授陈
英旭贪污逾945万元(人民币,下同)的罪名,判处陈
英旭入狱10年,并没收财产20万元。此前,陈被指控授
意他带领的博士生以开假发票、伪造合同、造假帐目等
手法,将逾1000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取出或者变现,然后
据为己有。

  去年,中国科学院地球深部重点实验室前主任、中
科院候选院士段振豪案,被妻子举报贪污科研经费,并
用来包养多个情妇。去年10月,北京高院终审以贪污罪
判处段振豪监禁13年。

  开假单造假帐变现千万

  除了以巧立名目、虚报发票等手段贪污或挪用科研
经费外,内地更爆出为了评选院士而行贿的丑闻。2013
年9月10日,铁道部前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北京二中院
开庭时称,自己向人索贿2300万元,是因参评院士「需
要花钱」。2007年,张曙光为中科院技术科学部28个
增选院士初步候选人之一;2009年,张曙光再次出现在
中科院院士候选人名单中。
 
7   [dokknife 于 2014-08-15 10:59:54 提到] [FROM: 72.]
杨念群:“士绅”的溃灭
发表于 2014 年 08 月 12 日 由 lixindai
在中国过去的年代,“士绅”通常是指那些有教养的人,他们经过科举制的筛
选,有层序地分布在城市和乡村,由于士绅在乡间地位特殊,自然一直就是
小民闹事的首选标靶。士绅又是“官”与“民”沟通的中介,地位既敏感又尴
尬,虽可以两边说话,却又须担载风险,搞得好两边皆大欢喜,搞不好两头
都要得罪。当他站在“民”的立场也许会为百姓说上几句好话,如果只
从“官”的角度设想,可能就会充当皇权意旨插入民间的管道,仗势官府欺压
良民堕落成恶人也在所不惜。诡异的是,有时民间造反和镇压叛逆统统都由
士绅挑头,如太平军的造反首领洪秀全是个秀才,湘军之父曾国藩是休闲在
家的翰林,虽然两人地位悬殊,但到了乡里一层却都是领衔处理事务的能
人。无论造反还是剿逆,双方比拼不只靠军事能力,还要看各自苦心标榜出
的行动理由在多大程度上能打动百姓的心,让他们死心跟随。

曾国藩搞团练围堵太平军,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行动,湘军打仗是有道德感
做支撑的。“道德感”靠两个来源激发形成,一是保土保境的家乡观念,二是
宗族凝聚的儒家思想。所以他用兵只选朴拙可靠的山野村夫,不用城市油滑
之人,曾国藩就凭借这两条道德律令支撑起了大清的半壁江山。这两条律令
比起太平军斩尽“清妖 ”,奔向 “天国”的伪基督教乌托邦指令不一定更挑
逗煽情,却保证能够持久。画饼充饥伪造一个天国幻象有点像吞符念咒,药
效发挥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时间耗久了一定露馅。裴宜理曾记载红枪会会
员吞吃符咒犹如打上一针兴奋剂,因为符咒用朱砂写在黄裱纸条上,这些纸
条内含硝石成分,朱砂是一种传统的神经镇静剂,硝石有兴奋剂的功效,两
药混合服用很容易产生刀枪不入的幻觉,一旦打起仗就会玩命不怕死向前冲
杀,妄想着见谁灭谁,疯癫起来可持续两个小时左右,足以应付一场小规模
的战斗。与此相反,曾国藩的动员手法从不靠装神弄鬼,他反复强调,血
缘、亲情、家族等乡土链条的凝聚胶固,是击败任何对手的至尊法宝。这想
法貌似老套,唤醒的却是沉淀百年的历史记忆,晚清一些读书人特别强
调“乡土 ”意识的重要性,就是在湘军扫荡太平军之后才慢慢感悟出来的,
民初文人动不动就爱把 “地方自治”挂在嘴边,和曾国藩当年对乡土家族记
忆的呼唤锻造多少有着某种关联。

  所以,曾国藩和洪秀全互斗起来都是杀人如麻,比赛着看谁比谁残忍,
其实骨子里不过是在兜售一种迷幻心灵的药方,最后比拼的还是谁的精神力
量支撑的药力更持久。药性的灌输渠道又全靠哪个首领真能敬宗收族垄断一
方,说到底还是士绅在背后用实力说话。罗威廉描述湖北麻城近七个世纪的
暴力根源,就发现越是到了近代时刻,无论是圩寨里的匪帮,还是自组的团
练,最后都要取决于谁能更高效地掠夺和控制生存资源,因此各派都纷纷依
托强大的宗族势力。至于族众是“匪”是“民”,常因身份转换过快,是真是
假无从辨析。清朝初年曾严禁士绅与异端的秘密会社来往,终究挡不住他们
与匪类的合流,乡间民众 “自保 ”与“叛逆”的边界就这样变得模糊难辨。

  士绅:乡村暴力的减震器

  士绅在乡村能够托大是因为他既是暴力萌动的滋生点又是暴力蔓延的减
震器,从长远观察,他对暴力的减震效果当然要大于催生的效果。士绅真正
对民间发生影响应该是在宋代以后。人们多有一个误解,以为自汉武帝以来
帝王就对儒家言听计从,这分明是被“独尊儒术 ”的虚伪许诺给蒙骗了。都
说儒家满口仁义道德,却不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道德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谁也说不清楚,也没人恪守儒家书呆子般的教条。否
则就无法解释汉代以后为什么会紧跟着出现魏晋的肉欲横流和隋唐的胡汉杂
糅。在这里,从裸奔嗑药到胡服骑射,所有在后世儒家眼里大逆不道的举动
都属正常。那时多教混杂,儒家讲群体仁义,佛家就讲自体隐秘清修,还有
道家吃喝玩乐的人生观在等着和它叫板,三者交替竞争,谁也说服不了谁,
儒家提供的人生价值期许反而还略显单薄,没什么吸引力。这也就难怪宋代
以前的帝王从未把儒家道貌岸然的说辞真当回事。唐代的韩愈写了篇《道统
说》,硬说儒家的线索从孟子以后就断掉了,到他这里才算接上,这是在骂
儒家那么多年真是没用,尽管骂得痛快,韩愈这套讲法还是没人理会,到头
来只能是自说自话,孤独得自己都觉沮丧,“道统”之争反而间接透露出儒家
数千年都没怎么风光过的窘态。

  儒家不受待见,是因为帝王总是相信单单依靠暴力统治就足够了,儒家
那套满嘴虚无缥缈的道德说教虽然优雅动听却不那么实用,没什么可操作
性,在孔孟时代就未见真效。秦朝用酷吏操弄严刑峻法,使得暴力管制不断
升级,倒一时显得立竿见影效率奇高,却因过犹不及,终于酿成官逼民反的
惨剧。暴力用到极致,小民没有退路,才轮到儒家这个扮红脸的角色粉墨登
台救救场面。陈胜在大泽乡暴雨中说,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还是反了
吧。如果权衡下来,造反的成本不见得比忍耐的成本高,选择造反的概率就
会相应增大。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暴力实施力度的大小应该与空间的伸缩有关,“空
间”拓展得越快越远,管理成本的投入就会相应增加。秦朝疆域一直延伸到
了海南,占据的地盘过大,暴力控制的成本自然很高。试想,如果给每个村
庄都派去酷吏直接管辖,那要付出多少人力物力才能搞定。如果不管不顾人
力透支强行贯彻,最后只有崩盘了事。汉初用黄老之学休养生息就是考虑到
了秦朝治理成本过高,只不过清心寡欲无所作为只能算是一种过渡举措。汉
武帝表面尊崇儒术,也是觉得秦朝用刑太酷,失掉了人心。不过别以为武帝
表态就意味着儒学突然风靡天下,好像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汉宫内倒是设有
“博士”之位,据传有学生终日苦读暴死烛下,好像治专门之学活活累死书生
犹如旌表劳模,实在是书呆子傻气乱冒,只可权当笑话谈资,与治国安邦的
大计毫不相干。可见彼时儒学实属门庭冷落的技艺,完全找不到如何与老百
姓亲近的路子,汉唐盛世大致还是靠兵威立国,治理秩序中混搭着各种互不
相干的怪异思想,远不是后人想象的“儒教国家 ”那般思无邪的纯净整肃。
直到宋代帝王出面定调,后世仿佛才慢慢找到一些节约统治成本的思路,儒
家文士从此趾高气扬,开始大显身手。

有一个现象前人早已注意到,自宋至清,尽管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土地开垦
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清代实现疆域 “大一统”后,人口一下子跃增至三
亿。官僚人数却增幅甚缓,基本维持在前代的水平,这说明一定有一股力量
羁绊着王朝暴力直接向下延伸的步伐。这股力量就是民间宗族的崛起,他们
承担着扶济族众、化解纠纷和教化子弟的责任,使得小民不至于为官吏所
欺,遇事动辄层层上诉,投告无门。他们把原归官吏处理的部分职责揽纳过
去,大大节省了行政治理的成本,延缓了官方严刑峻法对乡村的渗透范围和
程度。

宗族在民间如何产生是个复杂的话题,宋代以前只有 “世家大族”,也就是
所谓 “门阀世族”的势力很大,老百姓并无自组宗族的权限,因为宗族要聚
居成势,必须依靠祭祀祖先,修纂谱牒,以达敬宗收族的目的。宋朝之初仍
然只有高官贵族才有资格祭祀祖先,修庙设仪,与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直
到朱熹作《家礼》,刻意简化礼仪程序,放松了民间祭祖资格的限制,允许
百姓公开祭祀,民间宗族才有机会扩大繁衍人口,一旦扩张开来,就可自定
家法规则,宗族首领多由经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地方士绅担任,他们把原先需
要官府行政机构处理的事务收归民间自主解决,这在皇帝看来是何乐不为的
好事。

宋代兵力孱弱,文气弥漫,重文轻武之风特盛,却仍不失为一个清平动人的
美好年代。民间宗族在乡村扩张延伸减小了官家出面办事的概率,承担起了
暴力减压阀的作用。尽管后人常常批评宗族戕伐人性,软刀子杀人,如私设
公堂、伪道德泛滥(割股疗亲、寡妇殉节等等),却无人否认,绕开面目狰狞
贪得无厌的吏胥,乡民也可获得律法秩序的关照,这场面给皇朝统治戴上了
一副和善(不乏伪善)的面具。当然,上峰办事也不是对宗族乡民听之任之,
放手让他们乱搞,保甲制的设计就是柔性管辖的一种补充,人群被限制在一
个个规划妥当的空间里,彼此瞪眼盯梢,行动相互牵制。保甲制在历史上到
底是否有效至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即使皇上要借保
甲限定乡民的人身自由,也要融合宗族的软性管控。即以清帝雍正的办法为
例,雍正设保甲时其实心理一直挺纠结,从道理上讲,他不得不依靠地方宗
族和士绅,却又害怕他们坐拥保甲实位,尾大不掉,对抗王权。所以他总在
琢磨着如何将士绅纳入编户之中,目的就是有意不让他们当上领导,卸去称
霸一方的隐患。可到头来,这一石二鸟之计仍遭落空,保甲系统的控制还是
纷纷落入士绅手中,削弱了衙门吏胥的支配权。由此得到的回报是,公共安
全体系慢慢平稳嫁接到了地方财富和血缘脉络之中,和乡土防御机构融合到
了一起。帝王对地方管控的效果依然明显。

  “士绅”身份糜烂的后果

“宗族 ”、“士绅”在和平与动乱年代会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可能是个单
纯的读书人,也可能是个宗族族长或团练领袖,或许还是书院山长和私塾教
师,如逢乱世,士绅中也不乏摇身一变,拉起一路杆子造反的草莽英雄。正
常情况下,士绅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由科举制随机调剂的,普通的读书人
一旦中举,就会被分配到不同层级,各安其位地成为中央和地方联系的中
介。大清新政废了科举,“士绅”就没了这中层协调人员的独特身份,一概转
化成新式学堂里的理工男或军校出身的混世魔王。清朝的崩毁催生出了各式
各样的军阀帮派大概与众多青年流入军校有关。学堂区别于科举教育,里面
缺乏系统的道德规训课程,理工政法军事学堂的终极目标只负责训练专门的
行政人员,帝制崩解后,皇帝作为联系政治社会文化的象征符号作用消失
了,理工政法男们不用再装模作样地效忠传统道德秩序,人心失去约束,活
络异常,极易变成首鼠两端的伪君子,或者干脆沦为靠武力到处趁火打劫的
现代强人,暴力的魔盒就此打开了。

士绅身份的变质糜烂深深影响了地方治理技术的走向,前已提及,保甲制的
编订虽然属于对乡村强制实施控制的准暴力手段,却还是被迫糅进了不少道
德的考虑,比如定期宣讲乡规民约,至少让百姓觉得不只是对身心的强制束
缚,还有人情脉脉的慰抚。这分明是有文化的士绅动用自身影响力横向牵动
的结果。后来蒋介石也想在形式上恢复十户设甲长,十甲设保长的旧建制,
却完全用于征兵征税,最终服从于剿杀“共匪”的功利目标,基本没什么道德
教化的考量在内。那些残留下来的富裕士绅对此职位毫无兴趣,地痞流氓一
看机会来了纷纷抢班夺权,加速了基层权力品质的溃烂。罗威廉说湖北麻城
的保长大多是文盲,连简单的账簿统计知识都没有,恐怕这个现象遍及全
国,不只湖北一地而已。保甲一职改由恶人庸人充任,自然会蜕化成单纯压
榨民间的暴力工具。蒋介石不是没有意识到地方机构中道德滑坡的弊端,曾
经发起“新生活运动”力加挽救,只是此运动范围多集中在几个大城市中,教
育普及的目标在农村根本无法兑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湖北麻城一个叫余
晋芳的士绅只能通过编修县志,在书面上怀旧式地记述乡贤中那些礼义廉耻
和忠孝节烈的史迹,摆摆响应新生活运动的样子。

国民党在乡间恢复士绅秩序的失败,标志着科举崩溃后遗症的持续发酵。从
清中叶起,经过太平军、捻党、红巾军、红枪会、各式军阀、国共党争等各
派势力的反复裹胁冲击,“士绅”最终沦为人见人欺的弱势群体。毛泽东当年
就浪漫地宣告:“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美梦。”接着即有如下挖
宗族墙脚的名言:正因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
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 ”,所以 “必须把
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列举出农民运动要举办的十四
件大事,其中第七件就是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
夫的男权。这与他年轻时想法很不一样。毛泽东念书时十分崇拜曾国藩,说
过“独服曾文正 ”这样的话,曾氏作为湖南乡贤绅士,几乎靠一人之力阻击
太平军北上,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大清江山。同为湖南人的毛泽东成为 “曾
粉”再正常不过。可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农村严厉打击的对象正是 “曾国藩
”这样的士绅大户。在毛泽东的眼中,曾国藩完全不是保境安民的道德偶
像,而是虐杀民众的 “曾剃头”,只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面对太
平“邪教 ”,曾国藩坚守儒教立场的英雄形象瞬间泯灭消失。

  “五四”青年的转向与启蒙思想的崩解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到底在哪些方面区别于传统的农民战争,是个见仁
见智的话题。有一点不为人注意的事实是,原来萧条贫穷、让人唯恐避之不
及的黑暗农村被涂抹上了一层动人的玫瑰色调,而在西化现代化思想的长期
熏陶下,那时的读书人早已慢慢习惯把乡村看作与现代城市无法相提并论的
肮脏场所,必须彻底加以改造。

  把农村生活诗意化浪漫化,在城市小资云集的场所是相当困难的,必须
有一个机智的设计,方能达于釜底抽薪的目的。把士绅这类乡村里的关键人
物妖魔化是颠覆习惯思维的关键步骤,“五四 ”愤青们一直嚷嚷着要掀翻孔
家店,同时必须打倒孔夫子在乡村的代理人,打倒那些掌控家族命脉的士绅
土豪,把个人从家庭的束缚中彻底解救出来。这场被称之为 “新启蒙运动
”的发起者,教育背景不是学堂宠儿就是海归牛人,这批 “后科举时代 ”的
新生牛犊,个个觉得舍我其谁,一路打打杀杀下来,哪里把科举出身的年迈
耆老放在眼里,“五四 ”期间不断展开的 “家庭 ”与“职业 ”选择势不两立
的讨论,都与这帮 “五四 ”青年欺师灭祖霸气外露的狂放风格不无关系。
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攻击目标与乡村共产主义运动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主张
是相互呼应的,这就是为什么激进青年很容易转向左翼,大批城市青年投奔
延安并非有人驱赶而是出于自愿,正说明乡村的左翼运动拥有城市激进青年
做基础。

  但是,表面的一致无法遮掩毛泽东与 “五四 ”青年之间存在的巨大分
歧。即使双方在清除乡村传统家族势力的观点上相互支持,在如何看待乡村
和城市的地位方面也最终难以相互妥协,这几乎成了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最重
要理由。令人惊讶的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二十年后,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重新
评价,他认定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储存了干部队伍,还说五四运动是青年
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点,表面上这更像是个标准官样的党史说辞。一
个背后的真相却是,毛泽东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城市中流行的对 “五四 ”启
蒙的定义。“五四 ”的大多数青年都认为农村是现代化城市的改造对象,这
一点毫不奇怪,自古以来,城市和乡村似乎永远处于对峙的两极,最早的城
镇一般是行政中枢、粮库储备和文化中心所在地,与之对立,广大的乡村神
秘、危险,充满不确定不安全的气氛。每当乡村出现叛乱,城镇为了自保往
往都会采取坚壁清野的手段,甚至残忍地烧毁城市周围的房屋,把大批粮食
运往城内储藏,以防留给城外的敌人。

  共产党当年主要在乡村活动,但最终还是和历史上一般的农民造反团伙
区分了开来,其秘诀何在?我认为,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共产党自觉地把
“城市 ”和“乡村 ”的关系重新进行了设定。贺照田说过,黄仁宇认为国民
党改造了上层,共产党改造了底层,这种说法给人感觉国共两党好像有了默
契分工,说好了一党管上层改革,另一党管下层改革,这种二元对立的切割
思维太有问题,我很同意。国共两党思想差异的关键在于对 “士绅 ”存留
的态度,国民党想通过新老士绅的合作重建社会秩序,共产党则力求彻底消
灭士绅,无论新旧,以便从底层翻转上来,实现乡村的再造。共产党理解的
造反绝非限于一般农民对城市精英的仇视,否则与普通农民暴动进城一窝蜂
地打砸抢没什么差别,共产党恰恰把城市精英的视角整合进了乡村革命的进
程之中,形成了 “城市 ”、“乡村 ”关系的全新解释。

  乡村被浪漫地涂上玫瑰色是从毛泽东的这段话开始的,他语重心长地教
导从国统区跑来的青年:“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
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 ……到了革命
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 ……过
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革命根据地 ”无疑已变成了广大乡村蓬
勃复兴的隐喻,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已经扭转了
“五四 ”在城市青年头脑里原先具有的涵义,给青年的价值和奋斗方向重新
定了位。青年实现理想的唯一正确方向是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话外之音就是
专指城市青年应该与农民联合摧毁盘踞农村的士绅阶层(封建主义),当时常
被挥舞的另一个民族主义式的抗日旗号却更像是个外表的装饰。

  通过整风运动,“五四 ”青年身上的小资意识与农民阶级的朴质观念被
摆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加以评鉴,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两者的位置悄悄发生
了倒转。“五四 ”青年的批判初衷是反孔和摆脱家族束缚,毛泽东深刻地把
青年们的反传统狂想引向了士绅阶层这个具体目标,“士绅 ”在根据地话语
系统里被彻底矮化为 “地主劣绅 ”的丑陋形象,使得革命斗争的对象更加
具体鲜明和生动,当年 “五四 ”知识青年有些虚化模糊的奋斗理想与农民
斗 “地主 ”的利益诉求通过这个渠道完全结合了起来。经过如此操作,“五
四 ”反传统的启蒙观只是在打倒 “士绅 ”这一点上被吸收进了整风的思路
之中,其城市人的自尊和优越感却被当作垃圾坚决地摒弃掉了。“五四 ”青
年对乡村的鄙视心理荡然无存,农村中对士绅阶层施加的各种暴力,由于打
着摧毁封建主义的招牌,统统获得了极高的合法性。此时,由城市知识青年
写出的讴歌农村暴力镇压士绅的作品层出不穷,也证明在西方思想支配下传
播开来的城乡二元对立思维已经失灵,曾经作为乡村主体支柱的士绅阶层同
时也随之宣告彻底覆灭。

来源:《读书》二〇一四年四期
 
8   [dokknife 于 2014-08-15 10:58:21 提到] [FROM: 72.]
老老钱:窝里斗- -“长不大”的中文学校
发表于 2014 年 08 月 13 日 由 老老钱
前言:写这篇文章是两三年前的事了。中文学校一有“风雨激荡”,就有人会
把我这一篇顶上来。让我“老朽”“不朽”了。这些事,实在是我们“炎黄子
孙”的“光荣传统”,“优良品质”,证明我们是“优良品种”。所以,我的涂
鸦,虽然是亚城的故事,但是,其他各地中文学校,以及其他华人组织,都
有这样的“光荣传统”。所以,也就有了“全球”价值。再因为,风云不断,
就一直“新鲜”了。所以,就放到“华夏文摘”上来。请各位愿意的,对号入
座。

“长不大”的中文学校

窝里斗的源由

老钱

12/10/2011

中文学校ACCA又斗起来了,而且公开,激烈,史无前例。双方都有我的朋
友和熟人,过去都有所交往了解,现在仍有交情来往。虽然,我已淡出这滩
江湖多年,孩子也早已离开中文学校。可是,盘根错 节,丝丝缕缕,斩不
断,理还乱。我总是能听到各种细细节节。所以,对这些年,这些事,这些
是是非非,还能基本了然。过去,我们斗争再激烈,也还能顾着大面 子,
蒙在理事会里,窝里斗。这次都蒙不住了。过去,再怎么斗,家长的
MailingList/家长伊妹儿群发集,尽管有偶尔的被不懂规矩的人滥用过
两次,还能基本保持清静。我们有过约定,家长的MailingList,应该是
只用于学校的运作;我们把它当作一条高压线。所以,离漩涡中心远一点的
家长,踮着脚尖,也看不明白。这次,家长的MailingList,直接就是
Arena/角斗场。这样用MailingList不是好做法;但是,一下子就把事
情全部公开给广大家长了。而且,双方对等地用,不是一面之词,也让窝里
斗公开透明了。也好,让明事理的人都可以做判断。但是,此法最好不用。
长此以往,校将不校了。 最好是在Atlanta168上,或是ACCA的网页上
Forum/论坛上公开,留着MailingList只用于学校的运作。

最近,已看到这次争斗的论战已上了传统平面谋体。如果能对等,一视同
仁,倒也不失为一个公开,透明的好方法。 华文谋体应该起到社区的舆论
监督功能。没有舆论监督功能,就不配叫谋体,只能叫广告集。

记得我在2005(2004年底)刚进入理事会时,就面临着一个尖锐严重的局
面:几乎让这个中文学校“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那就是,一个弱势的
校长无故地要开革一个受多数教师和家长支持的强势副校长。教师们,家长
们,纷纷拍案而起,全校在沸腾。。。校长及其的背后势力强调,校长是行
使“CEO的正当权力”。。。

当时,我们没有立即用理事会的最高决策权去简单处理冲 突。而是召开了
全校家长的公开听证会,让双方不辩论,只作各自的公开表述。让广大家长
了解情况后,理事会再做决定。就这样,我们否决了校长的决定。会后,一
个家长,也是曾经的“学校领导”,立刻跟我非常兴奋感慨地说:“中文学校
长大了”。是的,如果中文学校能够用民主公开的方法处理我们事务中的分
歧,能够尊重大多数的愿意,事情就会好办得多。那次公开听证会是这个中
文学校历史上的第一次。可惜,哪位家长兴奋得太早了,中文学校并没有因
此长大。虽然,“身体”在不断膨胀长大,可以“心智”没能随之发育长大。
自那过去,5,6年了,仍然是陷在“猪圈”一样的污泥浊水里,无章无规地
混斗。

如果不能学会民主公开处理分歧,尊重并按大多数愿意的办事的话,中文学
校总是会争斗不已。一帮子胜利了,过些时候,又会有新的窝里斗产生。或
是发掘出了新对手,或自己又分裂开来斗。不幸,这几年,就是一遍一遍地
重复着我的悲观预言。

在这风风雨雨中,辛好有一个忠诚的教职员工的团队,不管天上乌云如何翻
腾,都在坚守着教学运作,也给这些窝里斗支撑着一个舞台。

这个中文学校是一伙念念不忘自己的文化根基,又小气抠门的炎黄子孙,集
近二十年的智慧和心血凝聚而成的。 能发展到这样的规模,这样功能齐
全,我为之骄傲。这个中文学校确实是这个社区的宝贵资产。别的组织都可
有可无,这个学校却不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一旦这个学校有新闻,立刻会
在很多的饭桌上,聚会上掀起波澜。因为太多的家庭与人士,和这个学校有
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实际上的和情感上的联系了。

当我们来到这块“新大陆”之前,我们都已经饱浸透淫中华文化。我们都是优
秀的的炎黄子孙,更是优秀的学生,从幼儿园到研究院。所以,我们更是深
得 精髓,爱得不能舍割。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宝贵的文化传统在我们
的第二代断了弦,息了香火。第三代是管不到了。第二代,我们是一定要管
的。最起码,中文汉语也是 一笔珍贵的财富。在这样的华人家庭,这样的
华人社区,这么浓厚的文化氛围里,坚持一点,孩子们就能听说中文。再加
这么一点劲,再添这么一点神,就能简单的读写。不指望他们能学多好。万
一将来需要时,这点童子功也是一个基础。多一点不同文化,思路就会开阔
一点,何乐而不为之呢。美国就是一个文 化大熔炉,也特别提倡多元文
化。我们为何不积极贡献,弘扬我们的文化?再说,这样做会为孩子们的将
来添加一点竞争的能力,特殊的 技能。技不压身嘛。

所以,我们聚到一起,就忍不住地要琢磨,我们能不能合起伙来,办个什么
班的,给孩子们教点中文。这么一来,凡是有足够华人的地方,就会出现中
文学校。

可是,我们也不会出太大的代价,花太大的力气。中文毕竟不是在美国生存
的必要条件。传授中文的困难达到一定程度,我们也只能放弃。我们只能办
周末中文学校。既然是周末中文教学,就带来了很多限制条件。这样的学校
必须是办在我们居住集中的区域。“孔子学院”,那东西是不能解决我们华人
的需求。那是宁愿为洋人做冤大头,也不会深入华人社区的。那只能是统制
者的意淫,自慰的器具。这里,也很难让资本运作起来,因为只有周末才运
作。再则,我们同胞就喜欢讨便宜,贵了就要叫,平价还要砍价。所以,这
就需要家长和教师都具有极大的献身精神。那是一种没有回报也要干的热情
和决心。没有这样一种精神,是很难以为继的。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做
法,又更骄纵了大家要求便宜的习惯势力。真便宜啊!也因此,其他,现存
的和可能的,学校的学费都被这个学校的拖住了。所以,资本是很难在这里
谋利。可是,我们人才济济。为了自己的孩子,总是会有足够的 人,有足
够的热情,能力和精力,出来牵头做中文学校的。往往,教师就是家长,家
长就是教师。这样,半公益性质的周末中文学校,就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华人砸堆的地方。

称为“家长管理的学校”,就是这个原因。可是,到底又有多少家长会来参与
管理呢?

从总体来讲,我们有爱“窝里斗”和缺乏“公益心”,这样两个似乎矛盾,但
又“相辅相成”的毛病。这并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人之初,性本善。这
是因为我 们是吃“狼奶”长大的。“狼妈妈”,不给我们民主平等的权利,不
教我们民主参与的理念和实践。不给我们“知晓权”和“参与权”。残酷地镇
压任何“异见”,不允许一点思想自由的萌芽冒尖。前辈的苦难,自身的遭
遇,比什么虚伪的口号和教育多有 力量。现实的生活,痛苦地教训了我
们。养成了我们很多人“不参与”,“不出头”,不参与,避开“政治”的习
惯,极大地扼杀了很多人的公益心和正义感。而且形成了“惹不起还躲 不
起?”,息事宁人,畏惧政治,远离政治的文化思维习惯。另一方面呢,无
法制,不守规矩,崇尚权势,按“潜规则”办事,乡党乡亲,拉帮结派,江湖
义气,等等“酱缸文化”深深地烙在我们的思 想深处,经常在潜意识里控制
着我们的行为。“狼妈妈”用鞭子,用言行驯化教会了我们搞窝里斗。我们这
个群体,缺少一个公民社会的教育和体验。这就形成了我们含蓄,我们能
忍,缺少正义感,责任感的集体特征。我们不像一般美 国民众那样,简单
直率,容易激动,“较真”,讲规则。我们,一旦有冲突,面子交情的考量,
远重于原则和规章制度。

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个美国教授,停车时,觉得没停到位,我就倒车调整一
下。结果,碰到了后面经过的车。这个朋友走过来了。说,“我认识校园警
官,我打电话叫他来”。我大喜,想他肯定是要帮我说话了。警官一到,这
位教授朋友立刻说:“Hi, 这是我的朋友,他倒车不小心,碰了后面的
车”。我愣住了,是朋友,怎么这么说话的?我想给警官解释,警官打断
我,“你已经停下来了,后面的车在行驶中,总是你应该小心谦让。”这么简
单明了,我没话说了。

美国人通常就是只认理,不讲情面。习惯成自然。 这是美国文化。这是,
先进的现代文化。

重面子交情,轻规章制度,搞折中,和稀泥,习惯于幕后操作,台下交易的
文化;事实上是,我们这种“沉默的大多数”的文化,往往是让搞阴谋诡计的
小人得逞。和稀泥幕后操作还被美謚为“和为贵”,实质就是阴谋诡计的文
化。 再加上,我 们作为第一代新移民,白手起家地在这儿打拼,也是非常
的幸苦。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也确实是精力有限了。能不管的“闲事”,就
不管了。一般来说,就不在意公共 事务里的争斗了。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只有到了自己的孩子的利益受到侵犯了,才会激动起来。像本文开头提
到的那个事件,直接威胁到那个副校长教的两个班的教学了,受损的家长们
就拍案而起了。 这才方显出,虎爹虎妈的英雄本色。各种手法,民主的,
反民主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所以,在这个号称“家长管理的学校”里,就形成这样一种尴尬矛盾的状况,
广大家长不参与,作壁上观。越是遇事,越是沉默,躲得远远的。很多人只
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学校在这里,现存的,何乐而不上之。比请人照看孩子
还要便宜得多。

沉默大多数的消极不参与,就是这些窝里斗能反复发生的重要条件。

二十年来,出来为中文学校工作的人中,多数是热心无私的。可是,也鱼龙
混杂,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而且,出来做事的,虽然都是热心,但也不是圣
人。每个人都有个性,有优缺点。如果不涉及公共事务,很多人,尽管有缺
点,贪点小便宜,耍点小心机,但是很热心,很侠义,仍然可以是好邻居,
好朋友。可是,当把有 缺陷的个性带进公共事务之后,还要张扬,坚忍不
拔,百折不挠,效果就不一样了。有些个性倔犟的人,有理无理,都要占上
风。顽强地要表现自己,好大喜功,好出风头,死要面子。一点也听不进不
同的意见。在公共事务中也是这样的话,那就糟糕了。再加上,流言蜚语,
拉帮结派,排斥 异己,就形成“窝里斗,其乐无穷”了。 这样的人,虽然
少,但是,“战斗力”极强。

不守规矩的人,蛮憨冲动的人,往往胜过守规矩的,温良恭俭让的人。特别
是,当一伙有缺陷的,观念狭隘的人抱成团后,他们的弱点会“相益得
彰”,“共鸣”,“放大”,容易突破道德底线。明明是理亏心虚的,经乡党,
狐朋狗友一番怂恿,“不要怕”,“我们支持你”,“跟他们干”。于是,恶向
胆边生,立刻变得“正义十足”。为了他们的“正义”,顽强执着,不达目的
誓不休。可以不择手段,不顾面子,不要里子。“正义昂然”地搞阴谋诡计,
千方百计,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只要是老乡,老同学,老朋友,甚至是朋
友的朋友,一声叫唤,立刻像李逵一样,撸了袖子上。而守规矩的人,学了
一点西方文明的人,则总是要,或顾计道德,或信奉“君子不党”的古训,不
愿意无原则的抱团。遇事,总是先要问清楚,是非对错,来龙去脉,即使是
好朋友。不会没头没脑地为朋友两胁插刀。又要顾及面子,又要顾及里子,
按规章制度办事。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下不了恶手,做不出狠
事。因此就要吃亏。因为多数家长的不参与,虽然很多人心如明镜,但宁肯
作沉默的大多数。不守规矩的人抱团,反倒很容易拉起虚假的多数,玩弄民
主程序。对于规章制度,有利则用之,无利则弃之。彪悍凶猛,有如Harry
Porter里的火龙鸟。也有些人虽然一开始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可是,跳
不出人情面子的窝臼,搞到后来,总是南辕北辙,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尽
管很多家长看着心疼焦急,没有办法制约他们。失去有效制衡的权力,必然
要败坏。

这样的恶斗,吓坏了广大的家长,又加剧了家长不参与的局面,恶性循环。
学生家长已过千,鼎盛时超过一千三百,不管什么选举,即使经过双方都猛
烈动员,最多时,也就二百来人的参与投票,就很不错了。多年来,基本如
此。

所以,中文学校不断有窝里斗,总是在内耗,周而复始,至今“长不大”。多
年的社区事务的浸淫,常常让我一声叹息:不争气的同胞们,真不值得我为
你们奋斗。

所以,我在理事会时,一直呼吁,要公开,透明,民主,要摆脱人情面子,
就事论事。我极力呼吁,我们要下大力气,认真地,千方百计地改变家长参
与度太低的局面。为了学校的长治久安,一定要创造一个体制,落实,保障
家长的参与权。

这不是做不到,也不是非常难做到的事。问题是愿意不愿意这么做。有些喜
欢出头露面,喜欢做侨领的人,往往就是不愿意真正地尊重多数人的意愿,
不愿意真正地把知晓权,参与权,决策权交给大家。往往,他们就像“江三
代表”一样,就是喜欢独断专行,代表你们,没商量。

如何能落实,保障全体家长的参与权,且听下回分解。
 
9   [dokknife 于 2014-08-15 10:55:44 提到] [FROM: 72.]
张维迎:启蒙在中国是一个“半拉子”工程
发表于 2014 年 08 月 13 日 由 lixindai
胡释之:大家为张老师的到来鼓个掌。就不用太多介绍张老师了。我谈一下
我读这本书的感受,这本书的内容在张老师发表的时候就读过。这本书的编
辑是我编辑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我都是读过好几遍的。

我觉得今天的主持是最轻松的,也不用准备。今天上午还是有点恐慌,还是
读了一下。但是发现就像读一本新书一样。这就是张老师的魅力,就是让你
常读常新。这本书一定会成为经典的,当然不是因为是我编的就会成为经
典。

  下面期待张老师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想法。

  张维迎:按照安排,我先讲20分钟,然后和大家共同交流。首先谢谢智
友会组织这一个读书会。我先讲几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想谈谈启蒙。启蒙的本意就是原来生活在黑暗当中,我们看
不见,我们在一种愚昧状态当中生活。而启蒙的核心就是“灯”,让我们自己
清醒,从愚昧当中解放出来。我们所谓的“愚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知道
人究竟是什么。可以说,我认为现在大部分中国人,60%以上甚至于说
99%,不把自己当人看。怎么不把自己当人看呢?人和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
是什么?不是吃喝拉撒,吃喝拉撒这些方面动物都会有一般。生物性欲望的
满足方面人和动物是一样的。能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思
考,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也是康德讲的。

我们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我们有理性、能思考、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包括
了要去表达。如果你想说一个话,别人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这就是你不
把自己当人看。启蒙就是要认识人就是人,人之所以跟动物不一样就是有自
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有有了自由,我们才活的有尊严。如果没有自
由,你就没有尊严,这一点非常重要。

西方在几百年前,尤其是十八世纪,无论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还是苏格兰
启蒙思想家或像德国康德这样的人,他们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告诉人们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什么样是有人的尊严。我们中国一直没有经过这个阶
段,我们直到在一百多年前,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才认识到这个问题,所
以开始了思想启蒙。

但是这个思想启蒙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基本上就中断了,被“一个主义”代替
了中国人应有的启蒙,然后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后好多思
想界的人做了一些启蒙性的工作,到1989年也中断了。到现在仍然没有经
过真正的启蒙,启蒙在中国是一个“半拉子”工程,也就是一个“夹生饭”。
中国人对基本的权利,对自由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模糊的,也包括对民主的看
法。自由是比民主更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自由的理念,那么我们不可能有
真正的民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这是我谈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这本书里面已经多次讲到了。我这几年还有一个重要的认识,
就是“理念、思想、观念对人类的重要性”。人类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
观念历史。所有人类的创新,甚至于物质上的合作其实都是从观念变来的。
我在这几年对传统讲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疑问,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解决
人类的很多问题。比如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
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个东西是讲不通的。我们看一下人类的历史,其实你的
生产力、技术很大程度上是由上层建筑来决定的,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我
们看一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比较,最新一些技术的创新都出现在哪儿?出现
在美国,而不是出现在中国。那么我们唯一能找到的理由就是我们的产权制
度约束了人们创造的自由。

  甚至从一般的技术来讲,其实就是由一个想法导致的。如果没有自由思
考环境的话是不可能的。比如新的电动汽车特斯拉为什么在美国出现了,在
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在中国搞企业的人就会想这个事能不能去做,是不是
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些约束性就导致很难有创造性的思想,更不用说社会科
学这个行业了。

自由就像空气一样。不是说搞社会科学的对这个敏感,搞自然科学的就不敏
感。自由就像空气,无论搞什么学科如果没有自由空气的话,人的思维本身
就会僵化。

我在书里面谈了好多例子,在这里我也不多讲了。由于我是搞经济学的,大
家知道经济学家谈的都是利益。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人只受利益的驱
动。我想这是一个悖论。按照经济学传统假设的话,经济学家说什么与人们
的行为没有关系,因为人们最大化自己的效益、利润。无论经济学家主张什
么观点,人家知道自己怎么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有没有经济学家、
有没有经济学都不影响社会。

但是,话说回来要经济学干什么?我们之所以研究经济学或其他的社会科
学,就是我们相信理念在影响人的行为。再进一步讲,过去经济利益上的好
多理解比较片面。我们认为利益是一种客观的,尤其是物质主义的利益。这
种理解是错误的。我们好多对利益的理解是通过观念进行的,或者说利益是
由观念构造的。举一个例子,好比几十年前在中国被灌输这样一种理念,工
人阶级的利益跟资本家的利益是矛盾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和地主的利益是
矛盾的。如果要追求利益的话首先要打倒资本家、地主阶级,但是现在来看
显然这不是利益所在。当你打倒资本家的时候,全世界都是这样,任何消灭
资本家的地方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是最惨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是最没有保障
的。

  再进一步看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完全是一种理念的产物,从马克思最初
对经济的批判,到未来的社会应该是有计划的协调机制,到最后斯大林,到
中国搞计划经济。看起来我们都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这种理念错了。
计划经济制度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中国和苏联的灾难是最惨重的,仅
仅大跃进就几千万人饿死,这在和平时期真是不可想象。理念无论好或坏都
会对人类发生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人类需要一种正确的理念去引导的。

问与答:

问:10月份即将召开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是不是代表顶层理念
的变化?您在书中提到法律要合乎天理,依法治国和天理之间有什么样的思
考?

张维迎:如果法律本身不合乎天理的话,依法治国就不是法治了。秦始皇搞
的也可以叫依法治国,而且每个东西都有很严格的规定。但是由于很多法律
不合乎天理,所以不是法治。我希望四中全会以后依法治国是法治意义上的
依法治国。

问:第一个问题,您对于市场有什么个人的思考?做食品的小工厂,如果自
发形成所谓的市场,会添加很多对人体有害的东西。这个时候政府出面去制
订一些行业规则,定期检查,如果不达标的话就要退出市场。这样的情况算
不算强权力?是好还是坏?

张维迎:我的理解:市场就是自由。这个自由是平等的自由、对等的自由,
这个权利一部分人有而一部分人没有的话就是特权。好多假冒伪劣的情况是
没有真正理解市场。市场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什么?就是声誉机制。现实中为
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坑蒙拐骗,就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

问:现在讲思想启蒙最终应该是民众的思想被启蒙更有用,还是在位的领导
者们的思想被启蒙更有用,或者两者都必须兼具?新一届政府在经济领域有
很多松绑。您觉得更多是因为新一届领导人的理念不同,还是因为基于目前
的经济发展的困境倒逼的改革?

张维迎:从短期来看,政治家的理念非常重要,但是从长期来看普通人的理
念更重要。如果政治家的理念走在普通人前边,也不能走的太超前。政治家
的理念超前,并且你能说服普通人跟着你走,这就是改革。如果政治家的理
念严重落后于普通人的理念,那就容易造成革命。最后这个问题是与理念有
关系的。为什么能够倒逼出来?也是认识到只有这样才能够走出困境。

问:最近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宣传语。一种是“坚决维护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有一种也写的是“服务社会主义社会实现自我”。这
给人的感觉是相互矛盾的。感觉政府在变来变去,让人找不到家。请问,您
怎么看功利主义和利己的关系?

张维迎:我更喜欢用自利,自私的价值判断特别强。至于你说的矛盾,我们
社会最大的困惑就是好多言论不能自圆其说。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体制
一定有自圆其说的力量,如果不能自圆其说,危机就会到来。没有新理论能
够支撑体制的正当性,这是我们社会的危机。

问:原来我把你和其他经济学家基本放在同一个位置上。但是最近几年有明
显的差距,差距就是呼吁点变了,这就是我个人的感受,从功利主义转向权
利主义。是不是跟你身份的转变,你现在超越了自身原来的东西,是不是跟
这些有关?

问:张维迎:我应该是在五年前思考问题还是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包括对
市场的捍卫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方式。到后来迫使我进一步深入的思考,才使
我现在变成了权利主义。至少从我现在的认识来讲,思考的结果是,只有市
场自由这个社会才会真正有道德,才会真正是正义的。

问:我自己学经济学的,也看道家的书。我总觉得老子的思想阐述的就是自
由,老子的哲学思想可以包罗万象。从自由市场的角度讲,老子的思想已经
达到一个极致了,不知道您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张维迎:老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不是一个市场主义者。
老子对市场并没有理解,而不是像人类现在理解的高度互相依存的状态。另
外一方面,老子的自由跟现在的自由可能不太一样,他那种自由更多的是一
种不受约束的,我们现在讲的自由是不受别人强制,有自由的平等性,自由
一定是有平等性的。

问:我最近加入了一个群,这个群里面有很多的新农人。他们在做一些小微
农业,在进行自己的创业。这些新农人想创业、建立自己的企业,他们会采
取众筹的模式,他们对于众筹模式和非法集资的界定中间有一些困惑?

张维迎:我们中国有很多人类基本的自由不能享有。众筹是一种自由,是大
家合伙的,不违法的,又不损害个人的利益。这是中国不允许做的。这个能
不能做成,就需要中间有一个企业家精神的人,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就会找到
方式,也许这事就可以做成。如果没有企业家精神,单纯有这种需要,可能
就做不成。

来源:凤凰财经
 
10   [dokknife 于 2014-08-15 10:53:17 提到] [FROM: 72.]
中国教育不能再折腾了
发表于 2014 年 08 月 14 日 由 qianren
作者: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张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张弛

每到一年一度高考、中考、小升初的时候,教育问题就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人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时至今日,在我们谈到教育制度和教育改
革问题时到底在谈什么,而这些问题到底应该如何解决?

教育的失误在改革开放30年后仍相当严重

邓小平当年曾说,教育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
垒,是重灾区。此论不假。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教育也有进步。比如,
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据教育部的统计,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达
305.86万人,其中,72.83%的人已经学成回国发展。而且留学生呈年青
化的趋势,从成人、大学生向中小学生发展。再如,教育的规模有了很大的
扩展,现在每年有900多万高考生,700多万大学毕业生。还有,学校的硬
件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甚至有些过度排场和富丽堂皇。但是,教育和教育
改革的失误也很明显,甚至相当严重。这也许是目前最大的共识。其乱象和
败象已经显现,翻开报纸,也可以看到很多触目惊心的事例。

――中小学划分学区,就近上学,但择校仍然是金钱开路。按照学校的知名
度,十万八万甚至更多。

――高考作弊时有发生,枪手代考也相当突出,甚至学生、家长、老师合谋,
网上也公开招揽生意。

――高考加分问题不小,照顾和特长变成了特权。体育加分,足球4万,游泳
8万,给了负责裁判和比赛程序的人。另外,报名办证先得交钱,5万一个。
有的穿上队服,照个合影,有的做做样子,测试一下,裁判帮忙就过了。

――高校为了经济利益,都办有MBA、EMBA,本来面对的是工商界人士,现
在“一半是政界人士”。北大招生办的于老师说,“学费66.8万,党政领导
干部行政级别需正处级以上”,而局级以上需要79.8万。很多是“官员请
客,企业买单”。一些动辄数十万元学费的培训班,已经畸变成官员打造人
脉圈的“名利场”和“资源聚集地”教授、院士也可以用钱来买。

――高校命案不断,很多学校每年都有因为学业压力、情感失恋、琐事纷争而
跳楼、上吊,甚至动刀杀人。至于大学生犯罪,像药家鑫、马加爵等,就不
用说了。

总之,教育危机,社会危机已经摆在面前。

中国教育失误的原因在教育理念

首先,我们的教育完全功利化了,可以说是功利主义横行肆虐,包括国家功
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当年毛泽东提出的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
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劳动者”。它的着眼点,不是在培养人,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健康心
态、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充满爱心的人,而是在技能上和智力上进行强化训
练,培养为国家服务的机器,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从个人和家庭来说,是为
了找一份能够搛大钱的好工作。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直到今天,这一方针
不仅没有受到质疑和批判,反而在继续贯彻实行,而且越来越精致、越来越
公开、越来越严重,以至在坚持政治挂帅的同时,又来了个分数挂帅。教育
尚未摆脱政治的控制,又落入了金钱的奴役之中。

其次,中国的教育思想专制主义盛行。思想专制主义的主要表现,是通过高
考的指挥棒,使学生丧失了学习的兴趣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人格没有
了,不会思想了,不辨是非,不分香臭,只会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亦步
亦趋。同时,阶级斗争教育使学生丧失了同情心和宽容精神,对他人、他国
的灾难幸灾乐祸,拍手称快,不仅不把敌人当人,而且把自己的同学、朋
友、师长,甚至父母当仇人、当敌人。因此,教育思想的专制主义,实际上
是奴化教育、蠢化教育、毒化教育。学生成了学习的奴隶,习题的奴隶,老
师的奴隶,考试的奴隶,教辅书的奴隶,甚至出版商的奴隶。老师、家长都
受到思想专制主义的残害。

再次,教育的工具化、技术化、程式化和知识化。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个有思
想、有感情的鲜活的人,应当是一桩灵活多样、生动活泼、身心愉悦的事
情,但是中国的教育有一套周密的训练体系,一套标准答案,一套规定动
作,教育变成了流水线,变成了养鸡场。中小学生天天做习题,训练的是解
题的技巧。大学生为了学分,除了专业课以外,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
动,没有时间读书,特别是读原著和读经典。一切教育活动都技术化了、规
范化了,都有量化指标,课堂教学有一套模式程式,连各个部分教学的时间
分配也有规定。评职称要看论文数量,字数多少,哪一级刊物发表。教学评
估也都有一套打分的指标体系。

教育不能再折腾了

教育是百年大计,需要遵循教育本身的规律,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但是,
60多年来,教育的折腾不断,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上的折腾少了,但教育的
折腾还在继续。以大学教育为例,回顾一下教育折腾的历史,也许会对我们
有所启迪。

――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教育折腾的开始,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的调整,肢
解了民国留下来的高等教育,保留了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撤消了综合大
学的二级学院,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政府接办改造了65所私立高
校,取缔了包括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震旦大学在内的24所教会津贴的高
校。重工轻理,取消了不少学校的政法、财经等人文学科,导致几代人缺乏
人文精神的熏陶。

――1958年高等教育大跃进,全国高校从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1958年秋
天的23500所,没有办学条件,没有师资,没有生源,学校数量的大跃进变
成了教学质量的大倒退。

――1958-1976年的高考不宜录录取政策。从1958年起开始对高校学生进
行政审,分为四类:可录取机密专业;可录取一般专业;降格录取;不宜录
取。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家长被划为右派的,有海外关系、社会
关系复杂的学生,基本上不宜录取或降格录取,遂使教育不公平合法化。

――十年文革,学校停止招生,先是批判斗争老师,后是打派仗,甚至动枪
炮,大批青年上山下乡,高等教育受到全面摧残。很多工农兵大学生只有小
学生的水平。

――1990年代的高校大合并。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高等教育恢复正常,但
是在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利起了一股合校风,一千多所高等学校、中
等学校,被强制合并成412所高校。不仅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效率低下,
而且失去历史特色,丢掉专业优势,百校一面。

――高校扩招和建大学城。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拉动内需,1999年实行高校
扩招。普通高校招生数比上年增加42%,2000年再增加35%,2004年在校
生800万,第二年增加一倍,达1600万。大学生扩招,研究生也扩招,现
在是博士、硕士满街走。随着扩招而来的是各地都建大学城,圈占农田不
说,造成的浪费也不论,校区远离城市,教授住在城里,没有高校的传统气
息,没有城市的文化氛围,只有几座空旷的大楼,简直是一座孤岛,甚至是
一座鬼城。

从以上折腾来看,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是教育家办教育,而是官员办教育,
权力代替教育规律,维稳代替了人的培养,学校没有独立地位,教授起不了
决定作用,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因此,教育改革不是小改小革,而是教育理念的根本变化,教育是为了人,
要以人为本,让人快乐、让人自由、让人性升华,让人格完善。

□ FT中文网
 
11   [dokknife 于 2014-08-15 10:52:54 提到] [FROM: 72.]
乔木:政客有风险 大学需谨慎
发表于 2014 年 08 月 14 日 由 lixindai
随着周永康虎入囚笼,本该平静的中国石油大学也被挟裹进争议漩涡。在大
陆的政治环境下,周永康曾经是该校最显赫的校友,少不了视察、题词、各
种追捧的新闻报道,但是现在不得不进行尴尬的”去周”行动。

最近中国石油大学校内廊柱上的校训”厚积薄发,开物成务”,落款的题词人
周永康被校方遮挡。现在正值暑假,预计开学后很快会以修饰重建的名义彻
底铲除。与此同时,学校新闻网页上关于周永康的报道已被悉数删除。

石油大学借周永康扬名却陷入尴尬,已经不止一次。去年以来,关于周永康
家族的贪腐,国内外媒体已有许多扎实的点名或不点名的报道。从最后的结
果和对媒体一贯的管制来看,中国政府显然也在放任或利用这些报道,为倒
周铺垫造势。但石油大学不知是没有领会到这种政治信号,还是又被当局利
用,释放某种迷惑信号,以免打草惊蛇,在当年10月1日的60年校庆中,高
调迎接周永康回校视察,连发11条图文并茂的消息。现在回看这些题词和视
察报道,以及校方前后的态度变化,只觉得好玩。

中国政客和大学的相互利用,绝不止这一例。近年来的重庆市副市长、公安
局长王立军、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公安局长武长顺、江西省人大副主任陈安
众、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等,众多政治中人,都有过被大学热捧、题词,犯
事后又被消除痕迹的尴尬事例。

论字写得好,自然是书法家;论在学术领域的影响,无疑是学者科学家。而
且总体来看,远离政治的书法家和学者,生前身后的名誉和社会评价,变化
不会太大。请这些人题词,从艺术性和专业性的角度可以持久地存在下去,
没有政治变换的风险。在政治不透明、权力不受约束的国家,政客表面上风
光,可背后却暗藏着巨大的风险,随时会因权力斗争、贪污腐败倒下,改变
对其名誉的社会评价,并殃及题词、合影。

学校不是不了解这些风险,之所以攀拉逢迎政客,无非是看重他们手中的权
力,或能带来好处的社会影响。政客并非不知自己的字迹好坏,但乐意给学
校题词并维持关系,无非也是利益交换,博得重视教育的名声,铺垫官学通
吃的退路。

官学勾结不止是政客题词那么简单,上述官员在做官的同时,几乎都有相关
院校的在职博士学历、教授、博士生导师头衔。这些利用权力不劳而获的荣
誉和好处,对学术和社会风气的败坏,远比易被铲除的题词更为严重。

还好石油大学校门的字不是周永康所题,要不就真的破相后无脸见人了。中
国股市有一句着名的话,经常被人套用:”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用在
政学关系上,就是政客有风险,大学需谨慎。

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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