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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责任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05-05
更新时间:2014-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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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茨拉夫•哈维尔:知识分子的责任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4 日 由 thchen


【原题记:瓦茨拉夫•哈维尔是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统(1989年至1992年),也是捷克独立(1993年1月捷克和斯洛伐克分成两个独立国家)后第一任总统(1993年至2003年)。作为一国之领袖,他因出色的思想和高尚的实践,被誉为现代“哲学王”。】

haweier

不久前一位很有学问的老人到布拉格探访我,我怀着钦佩之情倾听他的谈话。不久,我就听说他逝世了,他的名字叫做卡尔•波珀(KarlPopper)。他是一位环游世界的旅行者,曾经在新西兰这个国家目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由纳粹狂暴的部族意识形态引发的战争。他在这里思虑世界的状态,并在这时写下他最重要的几本书。他显然受到新西兰群岛不同文化的人民和睦相处的影响,并自问,为什么开放社会这一理念如此难以战胜源源不绝的部族主义,由此他开始探究开放社会所有敌人的精神背景和他们的思想形态。



波珀那些受到丰富证据支持的基本批评的中的一个目标,是一种他称为“全面社会工程”的现象,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些企图,即:要在某种预先设想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完全彻底地在全球范围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意识形态自称弄通了历史发展的所有规律,并概括地、综合地、全面地描绘了一种最终可以实现所有这些规律的事态。波珀明确地指出,这种人类思考形态和行为只能导致极权主义。

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可以证实波珀爵士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可以向你们提供数以千计的证据,证明生命的所有天然的现象如何遭到扼杀,而扼杀者却是以一种宣称世界会更美好的抽象、空谈的理论的名义来进行这种扼杀的。这不仅仅像我们所称的侵犯人权那么简单。这种强制执行的观点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政治和经济的毁灭。

波珀不赞成这种全面工程,他提出另一种渐进式的方法,旨在逐步改善人类共处的各种制度、机制和技术,以及在维持不断的和经验保持联系及不断丰富经验的情况下来改善这些制度、机制和技术。必须按照任何被证明的良好的、实际的、有必要的和有意义的东西来进行改善,不可妄自假设我们已经弄通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并自以为可以因此弄通所有有待弄通的事物以及懂得如何去改善它们。

在我国,对过去悲惨经历的一种可理解的反应是我们有时会碰到的这种意见,即如果可能,人都应该避免试图改变或改良这个世界,避免提出长远观念、战略计划或看法。这一切都被视为全面社会工程军械库的一部分。这种意见显然是大错特错的。矛盾的是,这种意见与波珀在那些自信已掌握历史规律并自认运用这种历史规律的人身上看到的宿命论有很多共通之处。这种宿命论以一种奇特理念的形式出现,这种理念认为,社会无非是一种机器,只要使它适当地启动,它就可永远自行运转。

我反对全面社会工程;然而,我拒绝给婴儿灌满洗澡水,并且我绝不认为人们都应该放弃不断寻找改善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途径。这是必须做的,即使他们仅能达到某一方面的改善,即使他们总要停下来看看到底是否适合作出这种改善,即使他们必须随时准备一旦经生活证明是错的,就应该予以修正。

最近我向一位哲学家朋友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先是有点疑惑,接着便试图说服我相信一种我从未否认的观点,即世界在其本质上一种全面的实体,其中一切都是互相关连的,我们在这一个地方做任何事都会在另一个地方发生预想不到的影响,尽管我们可能看不到全部,就连新近的后现代科学也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这位朋友这席话迫使我补充我所说的话甚至波珀所写的书。确实,社会、世界、宇宙自身是一种无限神秘的现象,由数以亿计的神秘内在联系维系着。明白这一切并谦虚地加以接受是一回事,但自以为是地相信人类或人类精神或理性可以完整地掌握和描述世界并从这种描述中得出改善的看法–这却是另一回事了。意识到所有活动都有其内在的联系是一回事,相信我们已完全弄通它却绝对是另一回事。

换句话说,像波珀那样,我相信政治家或科学家或企业家或任何人都不应陷入这种徒劳的信仰,认为他们以一次行动就能够全面地掌握世界。在寻求改善世界时,人们必须万分谨慎和理智,要一步一步来,要时时注意每项改变实际上会产生的后果。然而,同时我也相信–这与波珀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不一样–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他们所能知道的所有全球性的互相联系,同时心中牢记这点,即在他们的知识之外,还有一种无限广阔的互相联系。我在所谓的高层政治领域的短暂逗留使我一再相信有必要采取这种态度。如果我们能够由头到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更清楚地审视自己,看清楚超越于我们暂时性的或集团性的利益之上那种更广阔的内在联系,现在威胁世界的大部分危险以及它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相对有效地得到解决。当然,这种意识绝不可变成自以为是的乌托邦信念,以为只有我们才拥有了解这些内在联系的整个真理。相反,这种意识应源自对这些内在联系及其神秘秩序的深刻而谦虚的尊敬。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一场有关知识分子角色的辩论:有关他们如何重要或如何危险,有关他们的独立性的程度,有关他们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政治。在某些时刻,这场辩论变得混乱,部分是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这场辩论与我刚谈到的问题有密切关系。

容我用几分钟时间尝试给知识分子下定义。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物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唯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我可否用这个词——来做的。就是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

如果我们接受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定义,那么我们就不会惊奇于很多知识分子做下了很多伤害世界的事。对整个世界怀有一种兴趣并对它怀有一种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知识分子经常受到诱惑,企图掌握整个世界,想全面地解释世界,并对世界的各种问题提供普遍的解决办法。没有耐心和出现精神短路是知识分子倾向于提出全面意识形态和屈服于极具诱惑性的全面社会工程威力的一般理由。难道大批独裁者甚至一些恐怖分子最初不都是知识分子吗?更不用说很多尽管并不制造或引进独裁,但由于比别人更容易幻想有一把消除人类苦难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钥匙而一再无法站起来反对独裁的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出卖”这句说正是用来形容这种现象的。我国发生的很多反知识分子现象永远是针对这类知识分子的。这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来源,即认为知识分子是人类中很危险的物种。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所犯的错误与那些从截然反对社会主义计划走向反对观念性思考的人所犯的错误是相同的。

如果以为所有知识分子都服从于乌托邦主义或全面工程,那将是愚不可及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们意识到那更广阔的背景,以更富全球性的角度来看事物,承认全球性的神秘本质,并谦逊地听从于它。这些知识分子对世界所怀的日益强烈的责任感并没有使他们认同于某个意识形态,而是使他认同于人类、人类的尊严和人类前景。这些知识分子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他们服膺宽容,与邪恶和暴力作斗争,推广人权,提倡他们的不可分割性。一句话,他们代表着“社会良心”。当地球彼端一个不知名的国家的人民遭到灭绝,或当儿童挨饿,他们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也不会对全球暖化或眼看着下一代将过着难以忍受的生活而漠不关心。他们关心远方的原始森林的命运,关心人类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摧毁所有无法再造的资源,或广告、消费主义和电视上的血腥暴力故事这种全球性的独裁最终是否会导致人类走向彻底的白痴状态。

那么,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又如何?这里也有很多误解。我的看法很简单:看到乌托邦主义的知识分子,我们应抵制他们的迷人呼叫。如果他们进入政坛,我们要更少地相信他们。另一种知识分子–那些更留心与世界所有事物关系的人,那些以人性看待世界并且怀有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的人,那些为所有美好事物而奋斗的人–对这类知识分子我们应屏息聆听,无论他们是作为独立的批评家拿着一面很有必要的镜子审视政治和权力,还是直接介入政治。

这两种角色彼此很不一样。我的朋友蒂莫思•加尔顿•阿什在这方面的见解是很对的,我曾与他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年。但是,尽管这种看法是很清楚的,我们却不能因此以为这类知识分子只可在大学或媒体立足而禁止他们涉足政治领域。相反,我深信越多这种人直接介入政治,我们的世界就会越美好。就其本质而言,政治诱使那些置身其中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与下次选举有直接关系的短期问题上,而不是数百年后要发生的事情。它迫使他们追求集团利益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利益,讲一些人们喜欢听而不是人们不大愿意听的话,甚至小心翼翼地对待真理本身。但这不是拒绝知识分子在政治中占一席之地的理由。这反而是一项挑战,即要尽可能多地把他们吸引到政治上来。毕竟,在决定全球性互相联系的文明的命运时,有谁比那些最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最关心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对整个世界怀着最负责态度的人更有资格呢?

来源:现代大学周刊2014-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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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0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05-13 11:25:48 提到] [FROM: 72.]
英顺:结束共产专制 建立自由亚洲- -写在越南人权日之际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11 日 由 qianren


今年五月十一日是越南人权日二十周年。一九九零年五月十一日,越南政治异议人士在河内集会发表人权非暴力运动宣言,呼吁人民通过和平行动反对专制压迫,敦促共产政府尊重基本人权,接受多党政治代议制度,允许举行自由公正全国选举。集会结束以后参与人士即被逮捕,并被指控 犯有反国家罪,判处徒刑十年以上不等, 事件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 一九九四年五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 订定五月十一日为越南人权日 ,此后每年五月国会都要举行特别仪式以及专题论坛,邀请越南以及亚洲其它国家人权团体参加,纪念这个国际人权之日,声援支持越南以及亚洲人民反抗共产争取人权和基本自由斗争。

尽管越共政府近年改革开放以及扩大对外贸易迈出重大步伐,经济增长已经带给很多普通民众显著生活改善,但是由于共产体制本性使然,越南人权记录仍然没有任何进步,言论自由以及结社组党继续受到严格限制,同时不断逮捕公开活动政治异议人士,判罚他们重罪然后长期监禁。据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统计,二零一三年越南至少六十三人因为和平表达政治观点而被监禁,而在今年一月,十四名越南异议人士,包括天主教徒、博客作家、大学生、人道工作者等等,被以颠覆政府罪名起诉,目前正在受到审理,联合国已把他们情况作为越共当局肆意拘押的典型例子。

世界各国共产政权本性都是邪恶残忍嗜血如命。虽然理论上马克思主义目标是实现完全个人自由, “代替那个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但是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党徒,夺取政权以后都是全面倒退完全背叛马恩教义,建立野蛮社会彻底剥夺个人自由,对待自己人民如同奴隶或者工具,逼迫他们参加各种荒唐共产主义实验,输出世界革命出国作战送命, 带给自己人民巨大死亡伤害,远远超过历史任何帝国或者宗教。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广场附近,有一座“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在二零零七年落成典礼仪式上,美国总统布什发表演讲,哀悼无数冤死生命,祈祷受难者灵魂安息,号召人们不忘历史教训,继续致力人类自由。二十世纪人类历史死亡最为惨重世纪,共产主义这个世纪剥夺生命高达一亿多人,光在共产中国,就有八千多万死难者。而值得警惕的是,尽管共产集团已经土崩瓦解,今天仍有残渣余孽存于这个世界,这些共党余孽及其政权不仅继续夺走人民生命,还在企图盗窃民众人性,抹杀人民记忆,淡化自己罪行,湮灭历史悲剧。“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的建立适时唤起人民回忆,不忘无数死难平民,牢记共产匪帮残忍暴行,提醒人们正义邪恶,野蛮文明,光明黑暗斗争仍然没有结束。

“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由“共产主义死难者基金会”建立,该基金会选择中国“八九”民主运动期间,参加集会学生树立在天安门广场“民主女神”雕像,作为“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的原形。这座雕像庄严肃穆挺身站立,双手合抱持臂高举代表民主光芒火炬,目光从容不迫坚毅果决,越过众人昂首眺望远方,象征民主永恒崇高纯洁,曾是“六四”民主运动标志性艺术品,与肉身阻挡坦克照片,已经载入中国现代史册,并被很多地方(包括美国)模仿树立用以纪念“六四”民运。

“共产主义死难者基金会”完全可以选择其它共党镇压图像作为雕像原形,比如前苏联集中营,柏林墙射杀逃亡者,红色高棉挖坑大屠杀等等,但它选择“六四”学生运动民主女神雕像作为原形,应有它的重要含义,它是在提醒人们, 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仍在共党奴役之下,共产主义迫害仍在继续,共产死难人数还在增加,共党残余还在蠢蠢欲动,人类与共产邪恶斗争不能停止,世界人民一定联合起来,作出最后努力,将共产邪教彻底逐出地球。

这座雕像也是在向中国人民致意,作为国际共产运动最大受害国家,中华民族已经付出将近一亿生命代价,目前仍在几乎独力对抗这个史上最大极权怪兽,承担空前绝后历史重担,继续为世界人民驱逐恶魔幽灵付出巨大民族牺牲。它在预示这个沉睡古老文明,以这种牺牲自己拯救世界的方式,宣告了它的复苏觉醒。

□ 读者投稿
 
2   [dokknife 于 2014-05-09 14:11:05 提到] [FROM: 72.]
吕则征:胡耀邦的担当意识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8 日 由 lixindai


  大凡有所为者,都有担当;担当需要良知、需要勇气、需要不怕麻烦的细心耐心,需要有坚定的正义追求。政治家的担当尤为值得尊崇。凡为人们景仰的政治家,没有一个是不敢担当不愿担当的势利小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人心思上、意气风发的年代,大家有理想、有奔头,虽是物资相对匮乏,但大家精气神十足,敢说敢做,心情舒畅。这种环境的取得,实赖于敢于担当的胡耀邦。

  一、对华国锋不丑化,开创中共历史高层下台受到文明礼遇的先河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可谓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官方有“英明领袖华主席”之说。随着老同志的复出,又经过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反对个人迷信深入人心,大家认为这是造成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认为华照搬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没有主动纠正文革错误,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不适合再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当时,邓小平威望日隆,解决华的问题主要是邓的主意。胡耀邦因年龄、资望、能力、修为等原因,又深受德高望重的叶帅的赏识,成为新一代政治明星。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胡当选为书记处总书记。先造舆论,是我党工作的一贯方法。中央多次召开会议,对华国锋的错误展开批评,形成了华必须下台的共识。

  11月19日,胡耀邦在政治局第七次会议发言,指出了华国锋五个方面的错误。但同时纠正了一些对华的不实之词。他说:“国锋同志是一九三八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是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是不妥当。四十多年了,国锋同志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是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同时,也肯定了华四年来所做的有益工作。后来,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十二大后,不再设中央主席一职,胡耀邦任中央总书记。职高位重,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在一些场合说,对华国锋不要丑化。

  1979年1月2日,胡耀邦同时任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交谈全国政治思想动态问题,华说:“要坚定不移地把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起来。这是三中全会决定的一条政治方针,是坚定不移的。这应当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前提。现在我们要避免出现一九五七年那种反复,千万要防止‘翻烧饼’。当发扬民主时,号召大家鸣放,出了问题,接着又来个反无政府主义。”华还说:“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今天看来,这些都是理性之言,呈现出一种开明的意识。也是胡耀邦所高度认同并身体力行的。

  我们这个民族,后任否定前任,后任置前任难堪甚至死地,是有传统的。窃认为这是起义造反夺权意识深入骨髓的反映;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也是有传统的;人云亦云,随大流,瞎起哄,也是有传统的。这应看作是鲁迅所痛心疾首的“国民劣根性”。胡耀邦以他的人道主义情怀,以他的理性,以他对历史负责的神圣感,突破了这种劣根性,摒弃其丑陋。成绩是成绩,错误是错误,不适合任职可以调整而不是受到羞辱,维护华国锋的人格尊严。他没有以人废言,更没有构陷污蔑,而是充分肯定其成绩、肯定其健全民主生活的思想。胡耀邦对华国锋的态度,始终成为邓小平对胡耀邦的一个心结。1987年春节,到邓家看望邓小平时,邓仍问胡,你对华国锋还是那么看吗?胡对华的一些肯定性看法,邓一直不满。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胡耀邦没有退缩,是因为他内心有道义上的担当。

  二、冒风险抵制非理性指责,抵制左倾思潮

  “左”的东西一直笼罩着中国的意识形态。人人知其弊,人人怀揣之。“左”一点保险,“左”一点平安,成为不少人的处事哲学。反思我们的过失,没有一件不是“左”的东西造成的。打右派,大跃进,,砸烂公检法,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极左把中国人民坑苦了。极而言之,“左”为灾难之源。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点进步,每一项成就,每一项得民心的举措,又无不是突破“左”的束缚,战胜“左”的东西的结果。胡耀邦深受极左之害,对此有超乎常人的反思,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中共历史上反“左”的斗士,批“左”的勇士,他的思想中始终贯穿反“左”的理念。而这一些,需冒着风险,顶着指责,没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没有对推动中国走向良治的坚定信念支撑,没有为民请命对历史负责的担当,是万难做到的。

  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启了中国人思想解放的大幕,对于冲破极左思潮,冲破个人迷信,唤醒国人的理性思维,功德无量。而发起并推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正是胡耀邦。当时,春寒料峭,冷风阵阵。帽子满天飞,棍子随意打。眼看“左”的伪装被戳穿,许多左派人士如丧考妣,纷纷告御状,以为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政治上是完全错误的。胡耀邦不为所动,愈挫愈勇,沉着应对,以理服人,毅然将讨论引向深入。

  此后,胡耀邦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要把人民群众的幸福,即今天所说的民生问题当作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这同样激怒左派人士。他们指责这样做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在多方干预下,被迫中断了讨论。但其启蒙意义非同小可,今天看来,完全是理性的、建设性的、具有超前性的。

  极左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可用积案如山来形容。大而言之,大伤民族元气,是民族国家的悲剧;小而言之,损害良知无辜,是家庭个人的灾难。当胡耀邦接手这一历史难题时,他想到的是人的尊严,是人心所向,是是非曲直,是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有人说这个案子是毛主席定的不能平反,胡耀邦针锋相对,斩钉截铁地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2006年版,新华出版社,第110页。)他以下地狱、下油锅的决绝,夜以继日,接待来访者,批阅信件,甚至有人找到家里,他告诉警卫不要阻拦。没有心系天下的仁爱之心,是断然做不到的。一般情况,好的官吏能按部就班处理问题,当事人就算烧了高香,谢天谢地;官僚则是推三阻四,敷衍推诿。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

  如此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史无前例。全国复查案件涉及近500万人,属于文革中立案审查的案件约290万人,历史遗留案件188万件;平反纠正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复查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为47万多名中共党员恢复党籍;再加上数以千万计的受牵连的干部、群众及亲属,解决了殃及一亿人的问题。任仲夷说:“平反冤狱……公认除了耀邦,任何人办不到。”连欧洲人都说,胡耀邦真有气魄,实在伟大!任何国家任何领导人也没像胡耀邦这样,一下子能为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平反,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道主义!

  1980年代,是中国大陆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年轻人喜欢新事物,探索新事物。知识界更是空前活跃,新理论新思想纷至沓来,也往往为左派人士所诟病,他们把胡耀邦当作年轻人和知识界的保护伞,给予各种责难。整个八十年代,胡耀邦被夹在左右之间,凡讲话报告、举止行动,无不受到左派人物批评告状。《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说,胡耀邦的所有行动,我都派记者跟踪。而有“左王”之称的胡乔木、邓力群,则是处心积虑给耀邦使绊子、设障碍,以“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由,大作“倒胡”文章。而胡耀邦则以他对年轻人的认识、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义无反顾支持他们的探索,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从而赢得令名。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当晚,一位文艺工作者在返京列车上,创作了《好大一棵树》一诗,是对胡耀邦担当意识的形象描述。后谱曲,广为传唱。其中的“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正是耀邦人格、情怀的生动写照,正是对他忍辱负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道义追求的一曲颂歌。

  当今的社会变革进入深水区,需要有如此胸襟如此才干如此担当的政治家。这也是人们持续不断缅怀胡耀邦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写作中,参考《胡耀邦思想年谱》,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满妹著《思念依然无尽》,《炎黄春秋》等书刊)

来源: 共识网2014-4-2
 
3   [dokknife 于 2014-05-09 14:09:43 提到] [FROM: 72.]
毛峰:情色文坛狮王反思军国主义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9 日 由 baichuan


被誉为「文坛狮王」的日本作家渡边淳一辞世,被视为「文学上一个时代结束的孤寂」,他情爱至上的理想主义、对肉体与灵魂结合的纯爱绝不言弃的执着精神,永留人间。渡边淳一对日本二战侵略史及军国主义,也有深刻反思。

日本知名作家渡边淳一怀着永不言弃的情爱至上的理想,留下「失乐园」里男欢女爱、品着葡萄美酒、追逐纯爱境界的执着,于四月三十日在东京家中辞世。日本作家林真理子称赞渡边淳一是「文坛的狮王」,「他的离去超过了失去一位作家的打击,令人感到文学领域一个时代结束的孤寂」。

东京各大书店以及北海道札幌市「渡边淳一文学馆」等在惊闻噩耗后的五月五日起,纷纷开设纪念专柜,追思被称为情爱小说大师的渡边淳一,称他为社会带来了诸多「剥去洋葱层层外衣」,直击男女性爱情感核心的丰富文学作品。

来不及道谢却要道别

日本知名女星黑木瞳听闻渡边淳一去世后更是伤感落泪:「来不及道谢却要道别。」黑木瞳说,渡边淳一是她所敬爱的老师,也是改变她「命运之人」。一九九七年,黑木瞳因主演由渡边淳一小说改编的《失乐园》中的女主角凌子,而获得了第二十一届日本电影金像奖中的最佳女主角奖,由此蜚声影视圈,走红海内外艺能界。黑木瞳与渡边淳一也一直保持交往,「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一起喝的葡萄酒是玛歌酒庄的,对渡边老师潇洒的款待感到惊喜不已,记忆犹新」。玛歌在法语中有着女性的韵律,玛歌酒庄的红葡萄酒因此也被誉为最具女性风格的葡萄酒:优雅细腻又热情温柔。

同样令人记忆犹新的是,渡边淳一经典小说《失乐园》中,男女主人公在不伦的情爱火焰迸至极点最美丽的最后一幕中,也是相拥共饮放了毒药的血红色玛歌葡萄酒,双双走向人性情爱极致的欢乐天国。

渡边淳一一九三三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毕业于札幌医科大学,随后任母校整形外科讲师并当了十年外科医生,在此期间开始执笔写小说。一九六五年,渡边淳一撰写的小说《死化妆》获得新潮同人杂志奖。

随后凭借描述在札幌医科大学实施日本首例心脏移植手术的《小说•心脏移植》等作品,四次获得了日本文学芥川奖及直木奖的候补。一九六九年,渡边淳一辞去札幌医科大学讲师一职,来到东京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开始在《产经新闻》连载《正午的原野》。一九七零年,渡边淳一凭借小说《光与影》荣获日本文学直木奖,该小说描写两位军校同学在战争中负伤而截肢,但因一念之差,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命运。同年,他又以描写野口英世生涯的小说《远方的落日》获得了吉川英治文学奖。

在《日本经济新闻》连载的基础上,一九九五年,渡边淳一发表了刻画一对男女婚外恋情极致的情爱作品《失乐园》而引起轰动,出版至今在日畅销超过三百万册。该小说随后即被翻拍成电影和电视剧,「失乐园」一词还成为当时的流行用语。二零零三年,渡边淳一获得了日本政府颁发的紫绶褒章。至今为止创作出版了一百三十多部作品。即使年过古稀,他还继续写作出版了《爱的流放地》、《钝感力》等作品,成为日本文坛鲜有保持着旺盛创作欲望的多产作家。渡边淳一于三年前罹患前列腺癌,但他一直以乐观豁达的心情与病魔抗争,同时笔耕不缀。

在另外一方面,从一九八四年至今年一月的三十年里,渡边淳一还一直担任日本文学直木奖的评委,为提掖发掘日本文学新人尽心尽力。

知名演员三田佳子曾在由渡边淳一小说改编的电影《远方的落日》和《无法分手的理由》中扮演女主角,她回忆说,最后一次见到渡边老师是一年前的「八十岁庆贺会」上,他被一群美女簇拥着,带着和蔼的笑容,显得很开心。作为一名作家,他在创作中一贯坚持用医生特有的冷静细致的视线,专注于男女间最深处情感纠结的刻画,今后日本可能不会再出现第二个像渡边淳一这样的优秀作家了。

就渡边淳一个人而言,他曾率直地吐露自己比较偏爱的作品是《失乐园》和《爱的流放地》。渡边认为,文学不是一种教化的手段,不必通过文学来教育人们去符合伦理,而是要表达人的本性和真心。爱与性是所有人生的原点。《失乐园》是一部梦幻与现实、灵与欲、欢悦与痛楚相互交织的震撼心灵的杰作。

对于小说中展现的那种虽属不伦却又将男女间挚情挚爱迸发到极致的美丽与残酷,渡边坦言如果没有自己的体验,没有这种实感,是不可能写出来的。「我也曾爱过一个人,想更多更多地爱她时,却突然感觉到一种类似死亡的不安」,「正是这样的情绪和真情实感,成为我描写男女情爱小说的基础。《失乐园》最后一幕是久木与凛子爱情火焰迸发到最极点、燃烧得最美丽的一幕。当然作品中肯定也有虚构之处,否则就不会有强度和震撼力」。

渡边的作品浸润着日本传统文学的好色与唯美主义传统,同时又以极富个人特质的情爱方式,深入细致地刻划了爱情与死亡这两个永恒的主题,在白雪、森林和大海等烘托爱情崇高壮丽、表现人生虚无中,运用死亡作为生命的延续||这种特别的永恒境界与形式,和日本传统审美中自然意识以及核心意向,既维系了日本文学纤细柔美的气质,又深化造就了具有渡边特色的「死亡美学」。

曾在《失乐园》中担任男主角的知名演员役所广司认为,外界对渡边淳一的情爱小说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实际上渡边还留下了诸多涉及广泛话题的社会小说。他的创作热情直到晚年依然保持着旺盛。

日本笔会俱乐部会长、作家浅田次郎表示,一般人随着年纪增长,总是会变得低调,但渡边的作品一直充满着壮年的力量,渡边确实是值得尊敬的小说家典范。

反对日军侵略中国

渡边淳一也是一位有道德、具人道主义情怀、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奴役朝鲜及侵略中国的良心作家。在日本终战六十年之际,七十五岁高龄的渡边淳一曾亲自前往一所「战争的特别学校」,体验感受战时日本究竟对朝鲜与中国做了什么,了解到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战时日本对朝鲜与中国人进行了歧视、虐待和文化破坏。

渡边淳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战时的日本人,当时谁不知道日本军国主义向大陆的扩张政策以及对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歧视与虐待。对于这些,日本的历史教育却没有认真的教学,甚至还出现了像前航空幕僚长田母神俊神等妄言「日本不是侵略国家」。

渡边淳一说:「在自己读小学时期,居住在北海道的三井砂川就有很大很大的煤矿,当时耳闻目睹的朝鲜人煤矿劳工半裸着身体被捆绑、被棒打脚踢等奴役的残酷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这也是当时许多人看到过的历史真实。」

渡边淳一认为,现在的日本不能将目光从这样的历史中移开,也就是说日本必须正视过去这段侵略历史。

□ 亚洲周刊2014年5月18日 第28卷 19期
 
4   [dokknife 于 2014-05-09 14:07:31 提到] [FROM: 72.]
佛教成了中国白领的“鸦片”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9 日 由 baichuan


这个星期二是佛诞日,自称是佛教信徒已经在中国白领阶层中成了一种时尚。

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报道说:“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远离宗教,而在中国,一个表面上无神论国家,却有很多年轻人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环球时报说,向宗教靠拢成了趋势,在北京越来越多的白领对藏传佛教感兴趣。报道说,近年来,很多非藏族年轻人在手腕上戴着佛珠,作为时尚装饰,不过并不一定是虔诚信徒。

据中国官方统计,中国有1亿佛教信徒。中国在2007年之前没有做过宗教信仰方面的调查。据胡润百富统计,中国大陆富人中,3分之1自称是佛教徒。

中国第二代富裕阶层的需求已经不止于金钱,中国的中产阶级需要精神寄托,来减轻社会压力。金融时报称,佛教成了一种新型鸦片。

虽然中国宪法规定人民有宗教自由,可是宗教活动受到严格限制,人们只能在政府认可的教会从事宗教活动。人权组织批评中国违法保护宗教自由的国际准则。

中国政府承认的5大宗教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新教。

中国宪法禁止外国人宗教团体在中国传教,切断了中国天主教会和梵蒂冈的直接联系。中国政府还禁止法轮功等所谓的“邪教”。

□ 美国之音
 
5   [dokknife 于 2014-05-09 14:06:22 提到] [FROM: 72.]
冯学荣:你有勇气直面真实的中日交恶史吗?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9 日 由 qianren


侵华日军在中国,杀人太多,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至今中国青年提起“日本”二字,仍然咬牙切齿,仇恨的根源就在于此。应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国人对日本的仇恨,蔓延到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中来了,70年来,历史学者们为了顺从国人对日本的仇恨、为了追求“民族立场正确”,在编写中日交恶史的时候,刻意掩盖了对中方不利的信息、并刻意放大了对日方不利的事实。

毫无疑问,这种做法,会使历史扭曲。

恨日本是一回事。搞历史又是另一回事。我不反对仇恨日本。但是我反对扭曲历史。

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现实问题:在中国,写中日交恶史,就有两种写法:

第一种写法:掩盖部分事实,迎合民族主义,扭曲历史,获得认同。

第二种写法:客观书写,完整叙事,实事求是,但是骂声一片。

我采取第二种写法。我不愿意说谎。我不认为做一个中国人必须说谎。

我的一根筋。导致了拙作《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的诞生。

国民们,你有勇气直面真实的中日交恶史吗?在长期以来迎合你的耳濡目染之下,以下的这些不实信息,你听说了多少?

迎合你的不实信息之一:琉球是日本从大清国手中抢走的

事实的真相:琉球在历史上,长期同时向大清国、日本称臣。也就是说,琉球在历史上既是大清国的藩属、也是日本的藩属。只不过在日本和大清争夺琉球的过程中,大清不敢打仗,因而放弃了琉球。

迎合你的不实信息之二:侵华日军在旅顺无缘无故杀了二万人

事实的真相:清军对日军俘虏实施了酷刑、杀戮,并在旅顺城墙上枭首示众,因而激怒了日军,这是旅顺大屠杀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迎合你的不实信息之三:旅顺、大连、南满铁路,是日本无缘无故抢走的

事实的真相:1900年沙俄出兵占领了东三省,1904年日本出兵东北,以战死十万人的代价,打跑了俄军,将收复的东三省领土交还给大清国,并从中索取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作为报酬。

迎合你的不实信息之四:日本加入八国联军,是为了杀中国人

事实的真相:清军和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区、杀死日本驻华公使馆书记员杉山彬,是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之役的主要原因。

迎合你的不实信息之五:“二十一条”是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

事实的真相:首先,“二十一条”是日本外务大臣自己鼓捣出来的,日本首相、天皇都不知情。其次,“二十一条”的动机,并不是要灭亡中国,而是因为日本担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胜出的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势力进一步扩张、进而威胁到日本的国土安全。因此日本出于自私的动机,想强制性地建立起一个“东亚联盟”、以维护自己的国防安全。

迎合你的不实信息之六:《田中奏折》是灭亡中国的国策

事实的真相:《田中奏折》是一份伪造文书。

迎合你的不实信息之七:日本无缘无故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

事实的真相:蒋介石发动北伐之后,对日本宣称要收回旅顺、大连、南满铁路,并支持张学良在东北排日、诛杀日本军事测绘员中村震太郎,这些历史事实,是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原因。

迎合你的不实信息之八:在“济南惨案”中,日军无缘无故杀中国人

事实的真相:北伐军进入济南,张贴反日标语、捣毁日本人经营的报馆、诛杀十三名日本侨民、并向日本驻济南领事馆开枪射击…….北伐军的激烈表现,是“济南惨案”的促成要素之一。

迎合你的不实信息之九:日军在平顶山无缘无故屠杀中国村民

事实的真相:东北义勇军袭击日本人开办的煤矿、杀死五名日本侨民、包括一个日本老太太,第二天,日军在附近的村庄“平顶山”发现被杀日侨的遗物,因此开展大屠杀。

迎合你的不实信息之十:日本策划“华北独立”是要制造第二个满洲国

事实的真相:日本制造“满洲国”之后,国民政府不承认伪满洲国,日军于是不放心,为了避免战争,日军想将华北制造成一个夹在“满洲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当然,日军的这个做法,是南辕北辙。

迎合你的不实信息之十一:日军在卢沟桥是突然冒出来的

事实的真相:依据1901年《辛丑条约》,含日本在内的十一个国家,开始驻军在北京、天津一带。

迎合你的不实信息之十二:卢沟桥的“冷枪”事件是日军挑起事端的“借口”

事实的真相:当时在宛平城里的国军营长金振中,也听到了这一阵枪声,因此,“冷枪事件”应该是客观存在的。而在鲜为人知的“广安门事件”中,中国军队诱杀日军,使华北局面进一步失控。注意:“广安门事件”
几乎被我们的历史全部掩盖。

迎合你的不实信息之十三:“淞沪战役”是日军蓄谋已久发动的

事实的真相:蒋介石下令张治中对上海日本租界的驻兵发动攻击、打响第一枪。换句话说:“淞沪战役” 是中方发动的。

迎合你的不实信息之十四:“南京大屠杀”是一起孤立的事件

事实的真相:南京大屠杀显然是暴行。但是,在南京大屠杀爆发之前的半个月,中方策反“通州保安队”在通州,屠杀了日本侨民235人,不分男女老幼,史称 “通州事件”。

迎合你的不实信息之十五:日本兵“大山勇夫”驾车“攻击”虹桥机场

事实的真相:大山勇夫当天没有带枪,其驾车驶进虹桥机场,酗酒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军队将其射杀。

迎合你的不实信息之十六:日军攻占东南亚,是其征服世界野心的铁证

事实的真相:因为美国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日本为了打破能源枯竭的困境、而出兵东南亚、打破美国的封锁。

迎合你的不实信息之十七:日本灭亡中国蓄谋已久

事实的真相:讲“蓄谋”必须要有证据。这种说法至今没有真凭实据。事实上,日方在“淞沪战役”初期对中方给出的谈和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蒋介石没有接受,他没有接受和平条件的原因是:蒋介石在等待苏联的最终答复:是否出兵帮助中国。最终,不但苏联没有出兵帮助,日本的和平条件也过期了。这才是事实。

迎合你的不实信息之十八:日军进攻南京是蓄谋已久

事实的真相:在“淞沪战役”当中,日军大本营给侵华日军划定了一条“制定线”:从苏州到嘉定一线,不允许日军越过这条线。后来进攻南京的计划,是临时改定的,不是蓄谋已久的。

迎合你的不实信息之十九:日本扶持汪精卫的“中华民国”,是灭亡中国的最佳证据

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日本扶持汪精卫的“中华民国”,正是保留中国的最佳证据。但是,汪精卫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亲日的中国。这一点倒是毋庸讳言。

迎合你的不实信息之二十:中国是“抗日战争”的赢家

事实的真相:中国为了抗日,丢失了面积比东北更大的外蒙古、而且导致了3500万人的伤亡,更是客观促使了1946-1949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中国不是“抗日战争”的赢家,而是不折不扣的输家。

写到这里。我知道已经是一片骂声了。

骂不骂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前面所讲的,都是事实。其实没有那么复杂,问题其实很简单:你是否有勇气直面真实的中日交恶史?

在假话、空话、大话、虚话中长大的人,听不惯真话,其实也实属正常。

冯学荣著《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当当网链接:http://product.dangdang.com/23389453.html
 
6   [dokknife 于 2014-05-09 14:06:16 提到] [FROM: 72.]
笑蜀:决不能允许国家暴力跟人民抖狠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8 日 由 lixindai


北京消息,因参加2014年5月3日”2014•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律师浦志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民间学者胡石根、作家刘荻,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遭海淀区公安局刑事拘留。甚至六十多岁的著名哲学家、历史学者徐友渔也不能幸免,也遭警方悍然刑拘。

其实5月3日的”六四纪念研讨会”规模很小,不过十来人。而且都没有在公共场合、仅在一位学者的家中召集,限定为私人事务。何况按官方今天说法,六四属于所谓政治风波,早不是先前定性的所谓动乱或者暴乱。那么作为学者和亲历者,以学术活动形式私下研讨,有何不可?这已经尽可能低调和克制了,已经很给当局面子了。

但是,当局还是下了手,而且是狠手。无论怎样给它面子,都没用,它都不买账。只要你坚持履行自己法定的公民权利,在它看来都是对它的冲撞,它都要怀恨在心。它可以任意冻结任何公民权利,权力的战车可以在权利的瓷器店任意横冲直撞,作为公民却只能忍气吞声,谁敢尝试跟它讲道理都被视为找茬,都可能遭到情绪化的报复。悍然刑拘浦志强、徐友渔、郝建等公民无非也是这个原因。

权力不受制约,尤其警权不受制约,甚至到了学者开小个会都要抓人的地步。凸显出警权尾大不掉,民权步步失守,人权处处受难的严酷现实。有点武林常识的人都知道,越是武功高强的人,日常生活中越是隐忍、克制,越是不能轻易出手。因为所谓武功无非杀人之功,稍不克制,就可能致人死命,而遭天谴。警权杀人之功逾民间武夫何止百倍,隐忍、克制当为其底线伦理,这在文明国从来视为天经地义。

不幸,在中国,这一底线伦理从不存在。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说法不是林彪的专利,从来都是政权逻辑。所谓专政,要害不仅在于”专”即垄断权柄、即”一切操之于我”;更在于”政”即”镇压”,即滥用国家暴力。对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都毫无尊重,不听招呼就镇压,这种反法治的暴力思维是骨子里的。权力不受制约实质是国家暴力不受制约,世上最强杀人利器不受制约,这是酿成六四悲剧的罪魁。今天仅因学者室内研讨六四而悍然发飙,悍然抓人,显然出自同样的罪魁。就此来说,悍然刑拘浦志强、徐友渔、郝建等公民,不过是六四悲剧的延续。

警权嚣张,动不动就跟人民抖狠,动不动就朝人民发飙,这决非福音。它不止是权力战车驰骋于权利的瓷器店,根本就是疯子飙车于闹市,毁掉的不是抽象的权利而往往是高贵的生命。当下中国,其实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中共的执政地位构成实质挑战,中共并没有面临马上失去权柄的即刻危机,但是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却每时每刻都面临国家暴力锁喉的风险。由此导致的普遍的心理危机,即普遍的创伤感、挫败感、绝望感,肆意蔓延的仇恨和暴戾,有如人心中的堰塞湖水位越来越高,越来越接近溃决的临界点。半个多世纪前,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曾有社论题作《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换作今天,何尝不可谓《一党专政,遍地是灾》。没有谁有能力马上颠覆中共,一党执政的格局不会马上改变。但是专政即不受制约的国家暴力必须马上结束,国家暴力动不动抖狠发飙的历史必须马上结束。把权力的老虎关进笼子里,首先必须把国家暴力关进笼子里。

专政是中国人民最大的噩梦,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已经够高,决不能再听之任之。

来源:新公民邮件组


 
7   [dokknife 于 2014-05-08 12:21:21 提到] [FROM: 72.]
陈丹青:我不明白这个国家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8 日 由 lixindai


作者:王茜

博客天下:在网络视频上常看到你戴着眼镜,谈教育体制等问题,像明星,又像公知。

  陈丹青:我被框在里面以后就变成了三陪小姐,一天到晚给人拍照。我一直都在批评(体制),但这种情况也不好,现在很多学生众口一词,说被这个体制害了,大学4年白上了。这也不对。你看我从没上过学,我不愿意说“文革”十年把我害了,我还蛮想念那段时间,我就是这么出来的。我劝所有家境还可以的人,尽量送孩子出国留学。因为国外学费加起来并不比国内多多少。中国学费已经很贵了,这样的教育,收这些钱,不要脸。

  博客天下:你在公开场合说,实在受不了有年轻人称你为“大师”或“老师”。为何如此厌恶?

  陈丹青:不要随便叫一个人“大师”,我不觉得中国有大师。“老师”也不要随便叫。非常随便认一个人为大师或老师,这都是教育(造成的),弄成了权力等级,在国外就直接叫名字,或先生、女士。我真不喜欢现在学生出口就是跟权力有关的称呼。在非常扭曲的权力国家,才会到处是这种称呼。这是骂人哪!

  博客天下:你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艺术作品是哪些?

  陈丹青:我二十八九岁到了美国,进入商业系统,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了,我画的所有画,要看会不会被卖掉。而美国所有前卫艺术家、实验艺术家(的作品)都在画廊里,开完一次展览,一张(画)都卖不掉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这时,我就改变我自己。我36岁那年,下决心离开画廊,我到时代广场中央,跟一群中国画家在马路上画像,这样我可以挣钱,而且画得很快乐。我也担心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会不会不想回去画画。但是没有。不在马路上画以后,我偶尔给人画肖像挣生活费,然后画自己想画的东西,我画了当时我最重要的作品。我认为完全超越《西藏组画》。但这是要付代价的。我不喜欢中国艺术家抱怨,然后说很佩服别人的“坚持”。这是错的。我到美国真真实实上了这一课。我发现一个艺术家不要叫苦,不要说我多孤独、多难、多坚持,我不太习惯中国这些词语。是你要干这件事,没人逼你,你要拍电影,拍好了你牛逼,拍不好也是你自己要拍的。

  博客天下:你的成功受益于年轻时留学的经历吗?

  陈丹青:受益于改革开放,要不然我不可能出国。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人不可以出国。等国门终于打开了,所有人都疯了想出国。

  博客天下:你30多年前出国时,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是什么?

  陈丹青:我的单位没有了,工资没有了,下一个月的房租谁来交?这是第一个考验,但是还好,因为我在农村插过队。我真正痛苦的是,我没有想到我会那么喜欢中国,再有一个是所谓文化的震撼。1982年的中国,跟今天完全两回事,我忽然被扔到纽约,扔到一个后现代(社会),完全乱套了。所以我到博物馆看画,那些画我在中国看过印刷体,我还能够辨认。你会拼命抓住自己还能辨认的东西,否则很快就会迷失。这个过程大概有一年,但是很快就融入里面,因为纽约是一个太开放的城市。但是今天到国外,不会有这种震撼,因为现在的中国忽然也变成一个后现代,至少在硬件上,大家不会惊讶看到摩天大楼,人们的信息和世界并不隔绝。

  博客天下:3年前,你曾说“自己越来越不懂中国了”。现在,想法有改变吗?

  陈丹青:我比我写那句话的时候,更不懂中国了。我不明白这个国家怎么弄成这个样子,这么牛逼,同时这么荒谬。“荒谬”就是你不可以说,所以我会用荒谬这个词,我也不知道荒谬到底指什么,但是我遇到很多情况,我只能想到荒谬这个词。

  博客天下:怎么看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比如天价的《最后的晚餐》。

  陈丹青:因为中国有热钱,中国正在崛起,这跟艺术没什么关系。

  博客天下:音乐史上,很多音乐家都有为钱去创作的经历。在现代商品化社会,“保持艺术家的纯粹性”依然被频繁讨论。怎么看这种现象?

  陈丹青:我对在中国被经常用的词语都不太信任,什么“原创性”、“纯粹性”。但是所谓艺术的纯粹性,一直在争议当中。

  我们今天听的大部分古典音乐,在当时差不多等于流行音乐,莫扎特的歌剧,罗西尼的歌剧,完全是平民百姓的音乐。但现在巴洛克的音乐变得非常神圣高贵,所谓喜欢纯音乐的人,才会去听。而今天喜欢流行音乐的人,不愿意听这些作品,可是在当时就是流行音乐。所以,现在被认为纯粹性很高的艺术,在当时未必是那样。我不知道今天的流行音乐再过100年,会不会留下一些很经典、很神圣的作品。

  艺术也是这样,我们今天谈到敦煌、或者说魏晋唐宋的书法,在博物馆供着,神圣的不得了,但在当时不是这样的,敦煌完全就是教化,给人拜的。可是今天我们去看,就是看他所谓的艺术性、纯粹性。我的学问无法告诉你,什么才是艺术的纯粹,但我知道现在这个问题在中国非常拧巴,我们好像进入了商品社会,可是原来体制里出来的艺术家,会非常失落,他在这个空间已经没那么神气,没那么多钱,所以他非常看不起商品艺术。但是当我们说商品艺术的时候,什么艺术都是商品,贝多芬也是商品。

  电影是最拧巴的例子,电影就是卖钱的,就是娱乐用的,只有中国电影学院教授,会把电影说成是非常神圣、纯粹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电影老是弄不好。我们不玩商业的,我们是拍艺术片的,这种分类是有问题的。好在我们现在对所谓拍商业电影的人,不再那么嘲讽。

  博客天下:木心说“一个人的知名度来自误解”,你认为大众对你有误解吗?

  陈丹青:大家都在误解,彼此都在误解。

  博客天下:马尔克斯刚刚去世,很多作家深受其影响。你呢?

  陈丹青:我不是作家,我看过他的《百年孤独》,但看了两章就看不下去了,非常抱歉。开头很好,问题是学他的人太多了。

  博客天下:如果给自己写墓志铭,会写什么?

  陈丹青:我最近看到别人的一句话——他很喜欢画画。嗯,这是不该回答的,太浪漫了。

来源: 博客天下2014-05-05
 
8   [dokknife 于 2014-05-08 12:20:16 提到] [FROM: 72.]
江迅:龙应台野火不灭,总结改革心路历程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8 日 由 baichuan


龙应台担任台湾文化部长两年,无可避免的陷入文化与政治的狂风暴雨中,点燃了另一个视角的「野火」。台湾反两岸服贸风暴,最早引爆的是文化出版界,而「风暴眼」正是龙应台。她反对学生占领立法院,并问:有多少人细思过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对建设台湾的民主是增进或弱化?她说零六年红衫军反陈水扁时,她也反对冲进总统府,因为台湾已有民主机制通过选举换政府,不再是三十年前《野火集》时代的威权体制。

新北市新庄区中平路,行政院新庄合署办公大楼,文化部十八楼。部长会议室,一面是长长的大排窗。部长龙应台有近视眼,没戴眼镜,站在窗前远眺,青黛天空,朦胧山色,脚下近处那一大片等待重划的破旧建筑,浑浊混沌。她指着这片建筑说,你不细看,还以为这是魅力城市的美丽区域呢。龙部长是有感而发?每天,有这么两三分钟,她会静静地望着窗外,生活的节奏得以一时松缓,不至再陷入文化与政治的狂风暴雨中。

两年前的五月二十日,台湾文建会升格为文化部,由文建会三个处扩展为七个司,主委龙应台成为首任文化部长。整整两年过去了,曾以一把野火烧遍台湾而影响华人世界的龙应台,一再写下为民喉舌、针砭国是的檄文,而今却一次次反被野火焚身。

二零一四年,是龙应台发表《野火集》第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三十年。她观察敏锐,文笔犀利。当年,龙应台烧起的野火,让人们得以重新检视一起走过的年代,鉴历史之镜,让此时此地的两岸人冷静省思,如何摆脱政治意识形态阴影,无分血缘地缘,以坚持民主自由人权为共同价值的必要性。她出任文化部长点燃的正是这把另一个视角的「野火」。

两个月里,记者两度步入文化部长办公室。四月三十日,踏入十八楼,最夺眼的无疑是地毯上大牵牛花图案,文化部的Logo标志就是「牵牛花」,这是龙应台的文化理念,当时就引发文化圈中人的争议。两年来,围绕着龙应台和她主持的文化部,台湾政坛、文坛,乃至社会始终争议不断,有批评称「文化部推出许多失误政策」,「文化部实施多项政策与文化产业脱节」,「在政府部门间的协调中,文化部被边缘化」……最新的那把野火,无疑是一个多月前的「反服贸太阳花学运」的吶喊。

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最亮眼的是以「捍卫民主」、「反对黑箱操作」为起点的学生占领运动,之前,台湾文化出版界就已经涌动着一股「反服贸」的势力。在与学运的互动互联中,台湾多位文化传播领域重量级学者,发起联署反对「服务贸易协议」开放广告服务业及印刷业,接着,一千多名传播、出版、文化界人士联署致文化部长龙应台的一封公开信,指出两岸服贸协议将严重威胁台湾既有的自由民主多元环境,要求政府拒绝开放服贸协议中影响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相关项目,包括印刷业和广告业项目,要求「维护言论多元,巩固国家安全」。接着,台湾出版界又成立以监督文化部为重责的「台湾出版自由阵线」,它的facebook已有九千五百多人按「赞」。

如果说,「反服贸风暴」由文化出版界引发,那「风暴眼」无疑是文化部长龙应台。在独家访问龙应台的两个小时里,话题是从「反服贸学运」开始的。以下是访问摘要:

按照我对你过去的了解,你当部长后说的话,并非都是你内心想说的话,比如这次反服贸学运中。

应该说,在我当部长的日子里,我没有说过违背我原则的话。对太阳花群众运动。我当时说的是,这些年轻人,行动力、组织力、论述力,令人赞叹,宣传手段如此纯熟,又有策略,这次学生在表达层面是一百分,但思想层面却显得薄弱。譬如,冲入国会的行动,在其他成熟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允许的,背后深层的原因是甚么?在我心目中,民主有四根柱子支撑││行政、立法、司法和媒体,这四个大柱越健康,越结实,民主的大厦就越坚固;有多少人细思过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对建设台湾的民主是增进还是弱化?

你是说你反对占领立法院,不赞同学生的这一行动,如果你不是部长会坚持这一观点吗?

零六年我写文章反对红衫军冲入总统府的时候,我可不是部长啊。零六年,红衫军风起云涌的时候人与人之间见面的问候话就是「你一百元捐了没有?」很多人主张冲进总统府,有人放话要在广场自焚,当时我在报纸写了全版文章提出反对,当时的执政者,当时的反对党,与今天刚好相反,但我的态度没有变。

正是如此,台湾学生狂骂你,你怎么想?

这是一个必须慎思明辨的事。写《野火集》,我鼓励学生上街「闹事」,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威权体制,威权体制中的法律制定人民没份。但是零六年,不管陈水扁怎么样,台湾已有民主,选举机制就好像合约,民众可以选举,每四年有一次机会,如果不满意,也有共同约定的推翻方式,那么为何不照双方协议的合约走?这就是我的红线,零六年到现在,我的红线没有两样。

这次服贸协议中,经济部要开放印刷业,业内人们关切这把关机制是否有效,你怎么看?

文化人的不安我当然了解,大陆只要一天有审批制度,台湾人就一天不敢信任北京。因此印刷开放,我关注的就是把关机制。我们调阅零九年就已开放的零售与批发,大陆申请了二十二件被投审会驳回了二十二件,我认为由投审机制管控是有效的。我们更作出新决定,让文化部次长直接进入投审会,成为其中一员。台湾拥有的自由和民主,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她既珍贵,又相当脆弱,台湾内部其实有高度共识,相对于北京的强权,要保护好这脆弱的自由。有人主张把门关上,就安全了;也有人主张要策略性打开这扇门,要学会与魔鬼谈判,可以说,台湾内部的吵,只是大家策略不同,初衷与目的其实一样。

作为文化部长,你眼中的文化与文创差别在哪?

先说什么是文化?我经常用希腊荒山小镇的奇花异草来形容。去过希腊的朋友都知道,当地从海平面拔起的荒山上,依山堆栈的那些小镇,景色美得不得了。农人在漆着白色房子的土墙旁种了花,长得就是特别漂亮。只要有足够的雨水、阳光,无论农人播下什么种子,都能长出最美丽的花朵,这就是「文化」本身的价值,也是文化部的核心工作,透过政策,让台湾整体的文化氛围,可以使空气最新鲜、有阳光、保持湿度、有如养一亩田,维持土壤最好的状态。我们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党国家,可以凡事由上而下的培植,例如奥林匹克竞赛,共产党国家的运动员往往表现的最为杰出。文化部工作核心的重点任务,就是让阳光、空气一切保持在对的状态,民间创意可以自然着床成长。

那么文创呢?

文创就不一样了。农人种的花很美,当他载着花拿去市场卖,他得知道谁想要买花。当这位懂得把花种到最好的农夫,知道了如何让城市居民、甚至全世界都想买他的花,就自然发展出了「文创」。我这是怎样的土、如何培养花、载去怎样的市场,会遇到最想要买花的对象。种花的,从卖花得到了利益,使他可以拓展更多土壤,培养更多的花。

文化与文创的关系怎么理解?

文创植着于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文创。过去文化人,对于经济、商业模式会有点瞧不起,但是为何要瞧不起?让花进入寻常人家的生活、进到学校的教室、进到画家的画室,这难道不是文化吗?文创不会取代文化,但是文化也不该轻视文创的那一块,这就回答了文化与文创的关系。文化部的核心固然是那一方沃土,但也不能不去管另一端人要买的花,让辛苦耕耘的农夫,因为种花卖得的收入,进而回去研发如何种出更美、更有市场的花朵。台湾正面临很大的考验,一方面在文创端,如何让辛苦种出来的花可以进入城市、进入国际市场,形成良性的产业循环;另方面在文化方面,可以保障沃土的养分源源不绝,维持很有活力的艺文发展。

怎么理解你说的「表演艺术的重点在如何培养最肥沃的土壤」?

台湾在华文圈的优势,就是我们的文化土壤最为肥沃,包括公民素养、人文涵养与传统文化底蕴,因此表演艺术的重点在如何培养最肥沃的土壤。我首先希望艺术的根能扎得更深,所以推出「泥土化」政策,让艺文团队下乡,并且把艺术着床、扎根的泥土化政策,渗透到所有司的业务中。比如说,我们的文化资源司扶植县市政府,让偏乡的孩子,也能获得文化滋养;文创发展司在台东的太麻里,让孩子接触到手工艺美学;或是影视局推动电影下乡,不只是到偏远村落放个蚊子电影院就结束,还要借镜国外经验去做孩子们的电影教育。像法国,在放电影给小学五年级的学生看之前,会教他们认识什么叫长镜头、什么是脚本、分镜,有了基本概念,孩子再看电影时,就会有不一样的眼光,这就是不同的教育渗透。

你始终强调表演艺术要从小培养观众,怎么理解你的这一理念?

我在欧洲生活时,十岁的安德烈有天放学回家说,班上同学跟老师去看了《艾丽斯梦游仙境》,但同学认为这出戏中有许多角色安排不合理,于是我鼓励他为什么不把你们想表达的意见写封信告诉导演呢?结果他接受了我的建议,而且老师过几天就安排了导演、编剧、演员跟班上的二十几个孩子座谈,解释这出戏的构想,这就是表演艺术教育。当孩子有过这样的经验,长大后就会成为买票进场的观众,而且会是高水平的欣赏者。表演艺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耕耘。第一,重视儿童的艺文教育;第二,培养孩子成为观众;第三,希望目前文化部的扶植团队还能有更细致的活动安排,例如演出前的导聆,能更细致、长期的做。如果能持续地从根本处培养观众,支持表演者源源不绝的创作,并且升级场地的硬件,加强管理的软件,表演团队就可以跑更多的「码头」,然后累积培养出更好的行政、营销、募款的经验与能力。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云门、纸风车、明华园等等,我称他们是台湾的「名片」,代表台湾表演艺术沃土与文化浓度的漂亮名片。

文化部成立不久,在很短时间里就成功推出艺术银行,赢得不少口碑,艺术银行是怎么回事呢?

全世界推出艺术银行政策的国家不超过五个。台湾现在也有了艺术银行,令视觉艺术界很受鼓舞。艺术银行和专业美术馆扮演不同角色,它最重要的任务是让国民美学观念往下渗透、让艺术家作品能被看见,推广定位比美术馆强很多。艺术银行作品也和美术馆典藏有所不同,为了要放置在一般大众日常生活的空间里,容易被运输、更换,而作品的艺术品味和美术馆也有所差异,美术馆里可以有具有强烈实验性、激烈批判性、对于人生最深层阴暗面深刻探讨的作品,但文化部希望艺术银行能让买菜的妈妈可以带着小孩、坐着轮椅到医院候诊的老人家都能欣赏,走的是与美术馆不同的另一条路线。

在这方面,文化部具体做了些什么?

我们用十年当作一个单位,先让艺术银行成立,引入民间资源,接着我们希望发挥良好的美学推广教育,有更多单位愿意承租艺术银行台湾艺术家的作品,财务逐年健康,不必大量依赖政府部门预算。从去年到今年踏出第一步,文化部台湾美术馆和艺术发展司卯尽全力,从无到有制订细腻的前置作业包括法规的配套、征选办法、作品处理方式,甚至将闲置空间改建为艺术总部,宛如一座开放艺廊,都是非常绵密的工作。首批征件共购置三百四十六件,其中不乏名家作品,第二波征件今年度则吸引超过一千三百多位艺术家、四千八百多件艺术作品投件,数量回响明显增加,显示艺术界非常支持。

艺术银行接下来会注重什么?

艺术银行仍有许多挑战,包括法规、相关配套措施都要做研究、计划,所以将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完善过程。举个例来说,去年首批征件当中,原住民艺术家的参与度还不是很踊跃。于是第二波的征件过程,执行单位就将征件讯息深入穿透到原住民朋友的生活圈,让他们能够多来投件,而目前投件比例的确有增加。

大陆一再提议签两岸文化协议,你怎么看?

文化部认为,近年两岸民间文化交流虽热络,但究其进程而看,台湾还不急于发展文化协议。

大陆文化部长蔡武邀约妳以「适当身份」访问大陆,妳最近有什么新的响应?

我认为,在两岸交流中,大陆做为一个政治权力强势的一边,可以更大度与宽容,台湾这边则可以更积极进取。历史上,德国法国几百年战争,有世仇,直到一九四五年。德国遭千夫所指,几十年来,德法却成为最密切伙伴。有一位德国记者采访前总理施密特,施密特说一九四五年后,德国慢慢成为正常国家,要感谢一个前敌人:法国。战后,德国被打在泥巴上了,法国是高尚的胜利者,法国主动伸手,让德国有一点点勇气,逐渐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这例子是说,当你强大,站在高处时,你的弯腰是珍贵的。以此看海峡两岸,大陆崛起了,她最好不是突然醒来的狮子,让所有的人恐惧。真正强大,在于懂得谦卑。至于台湾,正因为台湾拥有的自由是那么珍贵,我是相信交流的,跟你讨厌的人、不信任的人,更需要四目相对,去交流,去认识,去谈判,这比甚么都重要。我不赞成关门主义。令人遗憾的是,台湾弥漫着对中国大陆的强烈的不安情绪,使得很多需要非常冷静讨论事情的空间变小了,最后伤害的会是我们自己。

常常听到对你的一种批评声音:换了屁股(位子)换脑袋,你承认吗?

当你是个别的文人作家、专家学者时,你的责任是单纯的,讲自己的看法就行了,没必要考虑其他方面的事。一旦你掌握权力时,你的看法,会变成影响众人的政策,你身上扛的责任,就超过原来文人的百倍千倍。当学者文人变成政策决策者,却不体认责任之深沉、后果之严重,而以一己的恩仇快意为念,那才真是国家灾难呢。

做了部长,还有自己的读书、写作空间吗?

我现在读什么?出版调查报告,流行音乐产业调查报告,也看外文数据,如英国新媒体政策、法国电影补助机制,全是工具书了。

你这样活着还有滋味吗?

进入政府是人生的「修行」││你说「修行」的滋味是甚么?「修行」讲究滋味吗?有一次,我问前行政院长陈冲,台湾官难做,你靠什么支撑?他的回答出乎我意料,他说,靠家里那两条狗。这给我很深的印象。没多久,我哥哥送了一只小猫咪给我,这一辈子养了第一个小动物。(指着手机里的照片)可爱吗?我每天一早出家门,很晚回家。晚上,牠会在家门等我,牠等我的那个位子,热乎乎的,说明牠等了很久。每天早上,牠会守在我卧房门口,等我出来。猫咪很聪明,哪个时段守在哪个门。现实生活中,我面对的政治世界尔虞我诈,少了谅解和宽容。猫咪有一种动物天真的情感,带给我纯真世界。

文化部与文建会,你觉得工作转变重点在哪几个方面?

文化部本部,有五百人,十九个附属机关两千多人,一年预算一百六十亿台币(约五点三亿美元),整合了从表演艺术、视觉艺术、文学出版、古迹保存、工艺设计、博物馆推广到电影、电视、广播、流行音乐、文创产业与国际交流,业务包山包海,包天包地。文化部新就新在它是台湾首度有完整的、全方位、大格局的文化政策。

有人说,台湾文化部是华文世界唯一的公民社会的文化部,你认为呢?

我赞同。台湾文化部有两个特质,第一,政策是由下而上的,草根是它的基础。第二,它是不服务政治党派或意识形态的。我希望奠定的是一个专业的文化部,确实超脱意识形态。我是来打基础的,打地基的工人是希望文化政策有科学数据、有国际参考系、有配套完整的措施,那么地基打好后,不管哪个政党执政,谁当总统院长,谁当文化部长,都会以专业为基础去发展去努力。

我曾经听北京文化部官员对你在两年内推动多条立法而感叹赞叹,究竟新立多少条法?

文化部成立后确实下了功夫推动立法和修法,五个新的立法,四个大修法,我们戏称之为「五四运动」。新立法譬如《博物馆法草案》、《文化基本法》、《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案的有公共电视法、电影法、文化资产保存法、文化艺术奖助条例。就单说电影法修法,一共五十八条,全部都是过去威权时代控制性的条文,比如要有映演证,不符合「国策」,就可能禁播。台湾电影法,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零年)走到现在,我常常觉得我们活在中华民国历史中。里头的第廿六条:叛乱,违反国策,有违社会风化的电影都不行。我们把五十八条删成廿四条,删了三分之二。才两年时间,那么多法,每一条法都需要精推细究花很长时间,没完没了地磨砺,逐条讨论。

你有一年多没来香港了,朋友们都等你去。你曾经说过香港是个「逃生门」,如今香港台湾走得很近,就连台独港独都频频发生关系,你怎么看这一现象?

一直在忙台湾的事,香港的细节没有掌握,说了怕会失准。我是觉得,香港人与台湾人在心有恐惧的阴影下生活的时候,可能要克服自己情绪,以超乎寻常的冷静面对严峻现实。我们面对的复杂在于,除了北京因素之外,全球化带来全球秩序改变与中国现实糅合在一起,不易厘清。当今中国,不是一九六六年的中国,也不是一九九二年的中国,我们对今日已经质变的中国以及它可能的发展,究竟有多少认识?全球化人流物流资本流,和我们看不清楚的中国,两者之间是缠绕丛生的。我们要如何控制恐惧,为我们下一代创造更大空间呢?我相信北京决策层里,也一定有心胸开阔的有志之士。我们这一代人,在天地之间真正的和平,是设法让两岸四地饱受内战历史经验和记忆的人,建立诚恳和互信的心。这也更需要北京认识到站在高处弯腰的珍贵,重新得回别人真心的信任,这信任是甜美果实,没有信任就不可能谈和平。

最想去西伯利亚砂劳越

两小时访谈中,不时有同事走近要她签署一些文件,与她轻轻咬耳朵请示什么。她说,文化部草创,万仞建树从挖地开始,基础工程本来就是最艰辛的。「不过」,她说,「政府工作是最重要的公益事业,值得付出」。心累的时候,她就梦想将来重得自由可以旅行的时候要先去哪里。她想做的第一件事是行走西伯利亚大铁路,耗时一个月,从海参崴出发,向西九千二百八十八公里、跨越八个时区,「还有马来西亚砂劳越」,她说,「我没忘记」。

□ 亚洲周刊2014年5月18日 第28卷 19期
 
9   [dokknife 于 2014-05-06 11:25:21 提到] [FROM: 72.]
夏榆:《陆犯焉识》:阅读严歌苓,而非观看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6 日 由 lixindai


2014年05月05日

小说家严歌苓的《陆犯焉识》是一部家族史。小说以“我祖父”为叙事主人公,讲述了他作为政治犯在文革时期的劳改生涯,沉痛的家族史被打开的同时,一代知识分子在红色风暴中被摧残被侮辱的命运史也得以展现。2014年春天,由中国电影导演张艺谋执导,编剧邹静之根据《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归来》即将公映,这部小说亦再受瞩目。

《陆犯焉识》并不是严歌岺第一次书写家族。出版于2013年7月的《铁梨花》是她家族史书写中特别的一笔:特别之处在于小说是基于她的父亲萧马写于三十多年前的剧本,改编成的长篇小说。萧马,原名严敦勋,1930年出生,上海人,原学工,后从文,他对自己的人生总结是“蹉跎半生,书剑两误”,写过百万字的作品早已“零落成泥碾作尘”。如今很少有人知道萧马这个作家的名字,他的长篇小说《破壁记》和《纸拷》也少有人提及,然而女儿严歌苓现在是声名正炽。

谈到父亲时,严歌苓在随笔集《非洲札记》中写道:“在他受苦受辱的生命中,我不是作为我而活着,而是作为他活的希望而活着。”受苦受辱是父亲人生之旅的写照,也是严歌苓家族史的写照。

2011年10月,在81岁的父亲辞世之际,严歌岺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

《陆犯焉识》被严歌苓视为“最艰难的一次创作”,因为在此前她很少碰知识分子题材,很少写知识分子生活。这部小说一改严歌岺此前独白式写作风格,以家族为载体,选择当代中国政治生活残酷一页进行书写,以个人视角聚焦红色风暴之下“文革”政治运动中的暴行,作家如摄像机般将记录镜头对准海外归国的高级知识分子被迫进行思想改造的囚犯生活,呈现一代知识分子饱受戕害的肉体磨难,痛切的心灵炼狱和悲惨的个人命运,作品以丰沛而灵异的叙事推进情节,延展人生故事,以尖锐的笔锋切入政治犯在西北荒漠劳改的具体现场,穿插其异国的生活场景,回旋繁华都市之衬景,凸显劳改现场各种酷刑和各种摧残的荒诞情境,作家立于当今以批判意识反省历史的错谬,对人性多有细致精微的刻画。这部厚重的小说准确刻画出知识分子的精神际遇,书写出大时代风暴肆虐之下的生命之痛,《陆犯焉识》成为作家献给逝去的红色年代的一曲交响哀歌。

《陆犯焉识》是严歌苓写作生涯的一次小结和转折,父辈的生活,以及整个家族的命运更明确地成为严歌苓持久的写作资源。

写于1980年代中期的短篇小说《老囚》是她最早对家族史的呈现。小说里的主人公“姥爷”是个被宣判死刑后又减刑出狱的政治犯,小说开始是“我”和妈妈去火车站接获得自由的“姥爷”,但是他们因为分别太久彼此隔膜,难以相认。小说更多的笔墨在写获释的老人融入现实生活的艰难和困顿,写他与亲人的疏离,跟社会的背谬,这篇小说中精神的畸零和人生的沉痛跃然纸上。

在严歌苓纷繁斑斓的写作史中,“文革”题材构成重要一脉。出版于2013年的中短篇小说集《灰舞鞋》收录了严歌苓十五篇早期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抄家、游街、批斗、自杀、离散,这些发生在1960年代中国的社会事变出现在她的笔下。这个时期的写作是她对逝去的岁月的回望,是书写家族史的一次预习,也是对国家命运的省思。生于1950年代末的严歌苓经历了那个红色年代的生活,“文革暴行”成为她记忆无法清除的刻痕,她在《非洲札记》中回忆:“文革来了,‘文革’就是把一切‘文’都‘革’掉,父母和他的朋友们一夜之间成了反动作家,反动文人,大家的书被烧了,被抄家抄走了,被封存了。”少女时期的严歌苓和父母站在被红卫兵抄家的废墟中,窥到人世的残酷和人性的荒诞。

其时她记忆最深刻的是人的自杀。“自尽是我那单调的童年唯一的奇妙景观,某人被辱得吃不消了;被游街批斗得累了;被强加在身上的无数罪名弄得自己也仇恨起自己了;被众叛亲离的处境搞得自己也闹起不和了,这就决计把自己结束掉。”她亲眼目睹一对老年夫妇从高楼坠落,随老人从高楼飘落的是很多奶糖的纸衣,糖果在那个匮乏年代是珍贵的食物。

与同代的中文作家相比,严歌岺的写作生涯是独特的。

如果说家族史是她写作一脉的载体,她的作品那里传达的往往是中国与世界的差异,以人孤岛般的生存与活着,渴求温暖却不得,这些体验一直是她书写的主题,也来自她的个人经曲折的人生阅历。

严歌苓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谈及个人经历:“在20岁开始写作。12岁报考文工团被录取,以舞蹈演员的身份在部队待了13年。服役第九年时赶上和平时期的一场战争,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其时只有20岁的严歌苓请求到前线做战地记者。她的请求得到批准,但不是去前线,而是到野战医院采访。她背着一支“五四”式手枪,带着一张特别通行证奔赴前线,一个舞蹈演员自此变身为一个战地记者。”对战地的阅历颠覆了她的思想,生命在瞬间的死亡和伤残令她痛苦,这次经历促成了严歌苓内心的觉醒,她在采访中谈及心路历程时说:“很多东西已经不能用舞蹈表达,只有用笔来表达。”

1986年,严歌苓被调到部队创作组专业创作,《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绿血》、《雌性的草地》,就是创作于这个时期的作品。在军队写作有着比地方更为严格的组织纪律,作为职业军旅作家,思想要与政治领袖保持一致,以写作服务军政,弘扬主旋律,高唱赞歌。

1990年代初期,严歌苓终止了军旅生涯,她选择退役,赴美留学。

出版于2013年的中短篇小说集《谁家有女初长成》,收录了严歌岺十一篇表现海外生活的小说,这些作品真切地叙述了她早期留学海外的生活。最初的留学生涯是艰辛的,在餐馆打工,做各种杂活,在海外她体验到生存的各种危境,同时也开始新的写作期。

1997年,很多中国读者通过旅美演员陈冲执导的电影《天浴》再度熟悉严歌苓的名字。这是一部饱受争议的电影,改编自严歌岺的短篇小说《天浴》,陈冲第一次在影片现出了裸镜,引起中国舆论哗然。其时的中国在经历社会开放之后,显示出在意识形态的倒退和保守倾向。

《天浴》的效应为严歌苓带来了声誉和瞩目,尤其在电影界。《天浴》在1999年获“美国影评人协会奖”和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同时她的小说《少女小鱼》被李安购买电影改编权,同名电影获亚太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之后严歌苓的名字频繁与电影联系在一起:2011年,由她改编,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梅兰芳》公映;同年由她根据同名中篇小说改编,张艺谋执导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公映亦再次奠定她在通俗文化界的地位。

然而严歌苓始终是一个作家,她的宽广视野和自由书写的心志弥漫于更多并未影视化的作品中。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
被称为“红色历史中的浪漫情史”,调性凄婉感伤,小说的时间跨度从解放前夕至“文革”结束,演绎着历史与现实的冲突,展现出人性深处的绝望;2008年长篇小说《小姨多鹤》的出版再现严歌苓强劲的个人风格。小说聚焦抗战末期,一个流落东北的日本遗孤的故事,展现出人在战争离乱境遇中的苦难诡谲的命运。

《陆犯焉识》因为改编电影而再受关注,也提供了一次再次阅读作为文学作者的严歌苓的机会。

夏榆是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10   [dokknife 于 2014-05-06 11:23:14 提到] [FROM: 72.]
欧逸文:亲历中国的出版审查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6 日 由 lixindai


2014年05月05日

今年2月,在我写完了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之后,上海的一家出版公司管我要了一份书稿副本,以便开始翻译。这本书关注了一些我认识的人,其中既有名人,也有普通人。在一个充满可能性且富有活力的国度里,这些个体努力改变着自己的人生——比如龚海燕,她是一个农民的女儿,也是一个“为了不让机会溜走,要求自己与时间赛跑”的女商人。

在读完书稿之后,上海的一名编辑热情地回复了我,但同时也发给了我一份名单,列出了书稿中提到的政治活跃人士的名字,他写道,中文版会“很难”包括这些人的名字:一位律师(陈光诚)、一位艺术家(艾未未)、三位作家(刘晓波、慕容雪村、韩寒),以及其他几个人。他提出了一个建议:“请告诉我,我们是否可以合作推出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特殊版本。”我必须做出选择。

当今中国的一个关键事实,就是它的种种矛盾:这个国家购买了最多的宝马(BMW)、捷豹(Jaguar)和路虎(Land Rover),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却禁止在广告中使用“奢侈”一词。这个国家拥有市值在世界上跻身前列的两家互联网公司(腾讯和百度),同时也拥有历史上最成熟的言论审查系统。中国既是世界最新兴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大的威权国家。

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读者们获得外国书籍的渠道都相当有限。上世纪60、70年代,只有中共精英才有权阅读外国的文学著作,学生们则传阅着手写线装的J•D•塞林格(J.D. Salinger)、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以及许多其他作家的作品。但过去30年,限制已经有所放松,外国作家作品的销量出现了激增,这都源于中国消费者对有关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更多信息的渴望。据可以得到的最新数据,2012年,中国580家国有出版社获得了超过1.6万种外国图书的版权,是1995年的几乎10倍;许多外国作家的著作在中国成为畅销书,包括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以及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的《论中国》(On China)。

自从中国始皇帝的统治以来,中国的领导者一直重视审查制度。公元前213年,这位皇帝下令焚烧了儒家的著作。如今,要想在中国出版一本书,外国作家必须接受出版社内部的审查员的评判。这些审查员会从书中找出中共认为使其面上无光或威胁政治稳定的人名、词汇及历史事件。

当2006年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的小说《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的中文版出版时,书中提到苏联占领阿富汗的关键内容都被删除了。(中国作家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他们需要接受各种限制,否则会被禁止在自己的国家出书。检察官可以把出版作品作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证据。)如果出版商在审查时漏掉了一个敏感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权令图书下架,并惩罚责任人。类似的严密审视也适用于电视节目、电影和广播节目,政府格外密切地关注着广播电视,因为其受众最多。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首次就职演说中说到前辈们“击败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的国有电视台立即切换了镜头。“共产主义”一词没有出现在中国媒体刊登的演讲全文里。

从2005到2013年,我一直在北京生活和写作,我发现很难精确地描绘出审查范围的界限。尽管一些规定被公众得知——上个月,国务院新闻办建议所有网站“找出并删除标题为’实拍成都警察被指围殴维权业主’的视频”——处于审查范围中的主要是不可提及的名字和不可告人的故事,界定它们的规定本身就是秘密。负责“思想工作”的最高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从不公开自己的活动;它是如此讨厌关注,以至于它位于长安街上的总部大楼上既没有门牌号也没有标牌。为了对中国审查制度的一个方面进行量化,2012年,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研究了社交媒体网站新浪微博上的信息。他们发现,有超过16%的帖子因为内容敏感而被删除。

关于中国的审查制度的一个已知事实是,它正在不断扩大。电影院的数量正日益增长,为了达到审查要求,好莱坞会对影片内容进行删减。最新的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系列电影《大破天幕杀机》(Skyfall)的制作方为此就删掉了一名中国保安被杀死的镜头,还删掉了贾维尔•巴尔登(Javier Bardem)说自己在中国被关押期间变成了一个恶棍的情节。由于报道了中国领导人的家庭财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一年多以来都无法为记者获得新的居留签证。由于对中共官员进行的调查,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也遭到了类似的报复。今年3月,彭博资讯公司(Bloomberg L.P.)董事长高逸雅(Peter T. Grauer)说,公司“应该重新考虑”在商业新闻之外进行其他报道的决定,因为这破坏了公司在中国的潜在市场。

然而,我考虑在中国出书的同时,中国的出版商逐渐为我勾勒出了审查范围的边界。北京一家公司的代表写道,“为了让著作在中国出版,作者必须同意改动将近四分之一的内容。”这家出版商分章节逐条记载了有问题之处,从前言的一句话开始:“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多元、繁荣和城市化,但它却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把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关在狱中的国家。”(这句话的前半句可以保留。)

一些内容被禁是可以预见的;出版商对一处提到毛泽东“大跃进”的地方表示担忧,因为这项运动引发的饥荒令3000万到4500万人死亡。还有一些问题则比较微妙;由于中共把经济上的成就归功于了邓小平,我得到的建议是,不要对其同僚的贡献给予过多赞美。从注释来看,审查人员似乎越发被激怒了:“第14章:整章都是关于陈光诚的。”(我写到了陈光诚,目前在美国流亡的盲人律师,来展示一些出身卑微的中国人改变命运的决心。)

有时,审查人员的要求让我吃惊:国有电视台对前中共高官薄熙来的庭审过程进行了报道,他曾是冉冉升起的明星,目前因为腐败被判无期徒刑,那为什么对这件事的讨论是敏感内容呢?问题似乎在于谈论这件事的方式,以及谈论的篇幅。当官方提供了一个历史的版本之后,非官方的版本就不受欢迎了。

想要在中国出书的外国作家能找到许多理由来容忍审查要求。一部作品即使被删减,也可能会激发新一代读者对国界之外的信息的渴望;这本书还可能资助其下一部作品的写作(或者,实话实说吧,资助其换个新房顶)。作为一位作家,把注意力放在没有被审查的部分,而不是被删掉的部分,这种做法很有吸引力,因为这会让你不那么难受。

但这些解释并没有解决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对当代中国的描写中,最艰难的部分就是掌握它的比例:有关中国的故事中,有多少是真正鼓舞人心的,有多少残酷无情的?针对中国的价值观,科技初创企业和自主创业的故事能体现多少,防火墙和滥用权力又能代表多少?一个诱人的想法是,把审查看做对边边角角的修理——因为它虽然进行了删减,但留下了故事完整的核心。不过,改变了一幅中国素描的各项比例,就无法准确反映出,当中国正在做出关于它将成为何种国家的一些根本性选择时,它呈现给世界的全貌。

最后,我决定不在大陆出版我的书了。(它将通过一家台湾出版社与中文读者见面。)出版一本弱化了异见、删掉了“大跃进”,并且重复官方对薄熙来腐败案记录的特殊版本,这对中国读者并无益处。相反,它将加深有关历史和现状的错误印象。而作为一名作家,我的原则就是尽我所能提供最真实的记录。

欧逸文是《纽约客》(The New Yorker)记者,著有《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

原载: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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