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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遇难周年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04-29
更新时间:2014-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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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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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才女林昭遇难周年祭 当局如临大敌

2014-04-29 07:18:19 美国之音


北大才女林昭遇难46周年前夕的林昭墓(美国之音东方拍摄)

  数以百计的苏州民众前往林昭墓地,纪念这位在文革期间因和平表达自己的思想被当局枪杀的北京大学女生。

  重兵把守

  苏州当局出动了大量警力,包括百余名名佩戴“特勤”臂章身穿制服的警察,将祭扫林昭墓的人士强行抓走。据被抓的民众在微博上透露,不少维权人士遭到殴打,所有人都被强行押上车,被关押在苏州胥口派出所。被拘捕的民众称,虽然每年祭扫林昭墓都受到监控和阻挠,但是今年这样大规模的抓捕,还是第一次。

  一尘不染

  美国之音记者在林昭逝世46周年前夕,专程拜访了这位被称为中国圣女的北大才子,并向她献上了一束鲜花。

  林昭的墓地,坐落在苏州郊区木渎镇灵岩山安息公墓内。记者在墓地看到,这块墓地树木葱郁,去年落下的黄叶洒满小路,但是林昭墓地周围,没有一片落叶。

  当局在林招墓周围圈起了铁丝网、并在墓地后方加装摄像头,监控到这里来祭拜的人们。

  死不瞑目

  北京大学才女林昭,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后来在文革期间被控“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林昭在狱中写下20万字血书。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遭秘密枪决,中国公安部门次日向家属索取5分钱子弹费。林昭父母事后相继自杀。林昭尸骨下落不明,据称这里只有她的一缕头发。林昭墓旁边是她父母的墓地。

  如临大敌

  每到4月29号,都有很多中国民众来这里祭拜这位被视为在中共前三十反专制、追求自由的标志性人物。

  中国网民在互联网上评论道:对一个已经离开人世46年的人,有必要如临大敌?难道死人也是维稳的对象?三个自信哪儿去了?

  中国网友张雪忠的评论说: 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死后,当局必须派兵把守他的尸体,严防人们去鞭尸;林昭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后,当局必须派兵把守她的坟场,严防人们去拜祭。真可谓是:“暴君的去世是他统治的终结,烈士的去世是她统治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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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8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05-13 11:06:28 提到] [FROM: 72.]
美女文工团长为何宣扬毛泽东玷污了她?

2014-05-13 06:57:14 潍坊新闻网

  核心提示:1971年4月18日,在神经失常的情况下,李香芝果然写出了一些疯话。除写了一位女演员在陪舞以后发生的一些虚幻故事以外,还说:“到铁医以后,操纵我的人污辱我……过了一天,他要我原谅他。到铁医楼下时,又来搞我,说这是毛主席。

  本文节选自:《林彪叛逃前11天被杀女演员李香芝和她的冤案》,作者:佚名,原载于:潍坊新闻网

  简介:李香芝,生于1930年,山东阳信人,1947年17岁时参军入伍,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作为23军文工团成员,随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1955年归国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艺科科员,杭州话剧团演员、副团长,南京歌舞团副团长,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诬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林彪叛逃前11天即1971年9月2日,惨遭杀害。

  1968年,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就在两派实行大联合的旗号下,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残酷斗争。

  第一个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浪潮是“清队”,即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这时,各个机关团体,都办起了非法拘留干部群众的“牛棚”。李香芝也被有军代表支持的造反派,从医院里揪出来关押到南京农学院专设的“牛棚”里审查。并且借口她曾在地主伯父家生活了几年,诬称她是地主分子;借口她转党手续不全,诬称她是个假党员;借口她在“文革”初期参加了一些派性活动,说她犯有“反党乱军”的罪行。此外,还揭发她在南京歌舞团“用牛奶洗脸”、“吃包子不吃皮”,说她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最了解事实真相的王震方所写的材料说:“据我所知,用牛奶洗脸有过一次,因为奶没有吃完,剩了一点擦了一下脸;有一次包子掉在地上怕脏,把皮剥掉了。把这些事说成一贯的,经常的,显然是有人为的夸张。”

  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是清查政治历史问题,抓“历史反革命”。李香芝17岁参加革命,历史清白,给她加上“地主分子”、“假党员”的帽子实在站不住脚。在经过半年多的关押批斗之后,省文工团(即原来的省歌舞团)革委会和工宣队,不得不于1970年5月20日发文宣布:“对李香芝同志是否是地主分子及假党员问题,均可取消怀疑”,“可以取消隔离”。同时,还在另一份审查报告中,说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民愤极大”。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清理阶级队伍的残酷斗争刚刚过去,所谓的“一打三反”、重点是深挖“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残酷斗争又开始了。刚从“牛棚”里被释放出来,才喘了几口气的李香芝,从1970年8月份起,又被作为“五·一六”的重点对象,在白容县桥头镇的江苏省五七干校,重新被关押审查。

  这年9月,原来隶属省五七干校的江苏省文工团奉命赶排革命样板戏,从桥头镇迁回南京,改由省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领导。李香芝与其他七八个被审查的对象,被关押到四条巷的一处职工宿舍里继续审查。当年12月,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掀起了高潮,李香芝从此就陷入了苦难的万劫不复的深渊。

  从坚决对抗到被迫承认是“五·一六”骨干分子

  为了找寻更隐蔽、更便于迫害关押对象的场所,李香芝从1970年12月起,被从四条巷迁移至丁家桥铁道医学院的学生宿舍关押;1972年2月春节以后,又被迁移到模范马路附近的南京化工学院关押,直至被正式逮捕入狱。

  这期间,有多份材料证明:李香芝对自己被诬为“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是异常愤怒并坚决对抗的。这方面,有“揪李香芝战斗队”写的三份简报可以作为最真切的佐证。

  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3日的第一号简报说:“李香芝早在干校开展‘一打三反’时,曾在全团先办过她的学习班。由于她态度顽固,拒不伏罪,声称‘我不是南京政府’(注:当时所有被关押的人都要作为劝降对象,被指定学习毛选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我不是敌我矛盾’,反动气焰极为嚣张。这期间,(她)曾作过绝食活动。

  “我们小分队从70年12月18日起办李的学习班以来(注:当时关押迫害干部群众均以办学习班为名),李一直不开口。小分队每天到她床头逼学毛著,阐明政策,党支部(注:实即军代表)、工宣队负责同志多次找她谈话,她仍一言不发。……她还嚣张地反复叫嚣:‘自己不是‘五·一六’!你们拿出材料来!’”

  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11日的第二号简报说:

  “为了防止她通风报信(大喊大叫),把她搬到底楼,狠批她的恶劣态度。要她写交代,她就写道:‘我李香芝不是‘五一六’,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小分队狠批她的顽固态度时,她却骂我们小分队是反革命,随后发展到拒绝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要她站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她死也不干,而是昂首挺立,两手往口袋里一插,傲气不可一世。

  “她大哭大叫我不是‘五·一六’,把嗓子都喊哑了。到夜里9点又开始嚎叫,我们整了她一下,她很嚣张,把墙上‘仇恨五·一六,深挖五·一六,批臭五·一六,彻底歼灭五·一六’的标语撕了下来。我们狠批她的顽固态度时,她总是以‘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时时与我们顶抗。”

  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15日的第三号简报说:

  “自上周李香芝装疯卖傻,一会儿大声喊叫,一会儿又哭又笑以后,她每天装病卧床不起。我们早识破她的这套‘赖术’,故在8号早上对她采取了行动,限定五分钟内自动起床。她不理不睬,小分队的女同志断然将她的被子掀开。然后在11号又采取了同样的行动。14号晚上,我们和往常一样,对李进行政策攻心,要她学习元旦社论和毛主席语录。她露骨地表白,她不是敌我矛盾,搞她是搞错了。小分队对她进行有力的批驳,李始终不开口。小分队为促其开口,说‘你要不是‘五·一六’;你敢拿党籍来保证吗?’她气鼓鼓地开口了:‘我李香芝不是五·一六,我是中共党员,我敢拿脑袋来担保,我对毛主席发誓!’她面对毛主席像捶胸顿足地说:‘我如果是五·一六,就不是你老人家的战士,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从这三份简报来看,李香芝正如她的同事余邵敏所说,是性格倔强,“她认为没错,在任何高压下都不会认错。”然而,就是这样倔强而刚烈的人,在1971年4月以后所写出的几十份交代材料中,最后的落款都是“五·一六反革命骨干分子李香芝”,她不得不表示“认罪伏罪”了。她不仅承认在背后讨论中央首长的一切罪行,还交代了自己发展的十多个“五·一六”分子的名单。由此不难想见,对她的逼供信,达到了连如此刚烈的女子也难以承受的程度了。

  坚贞不屈的李香芝终于被逼疯了

  小分队在简报中多次所说的“装疯卖傻”,实际是李香芝被逼疯了。

  李香芝是如何被逼疯的?当然,是因为遭受了难以忍受的逼供信。这方面,整她的人不肯直说,被整的人也不敢明说,但是从上面的三份简报,尤其是当年李香芝本人的许多交代材料和一些当事人写的证明材料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可怕的事实:

  一是威逼:李香芝在所写的交代材料中说:“在四条巷时(注:当时已被关押起来),同志们就来说我是‘五·一六’……以后,老x(军代表)他们都来说我是‘五·一六’,老X还说我是‘五·一六’滑干分子。我想,这简直是逼供信。搬到铁医后,工宣队老x又来逼我,说我是‘五·一六’分子,而且说我发展了很多。我更莫名其妙。他们给我办学习班,开头就说:你是‘五·一六’,我们才给你办学习班。并说,只要是办学习班的,都是‘五·一六’。

  不仅在所谓的“学习班”上贴标语、喊口号,逼着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对敌斗争的毛主席著作和语录,搞夜以继日的车轮战,还不止一次地押着李香芝到南京大学参加所谓的宽严大会,对她施加压力。

  二是殴打:李香芝本人在交代材料中检讨说:“自己在审查中甚至发展到对抗的地步,XX说自己是反革命的时候,自己就回了他一句‘你才是反革命’!当XX打了自己的时候,自己就要和他对打,打不到,就骂他是狗东西。”XX自己日后在所写的材料中也承认:“有一次我们小分队和李战斗时,李实然将墙上的标语撕掉。李不仅不承认是反革命行为,反骂小分队混蛋。这时小分队个别同志打了李一下头。我厉声劝止,李又骂我是‘走资派’。我在情绪冲动下,也打了李香芝一下头。”

  三是饿饭:李香芝写的交代材料中说:“在四条巷时,我突然病倒了。开始没有人理我,以后就叫同志们来训斥我,骂我。有时饿一顿,再以后我就摸不清睡觉的时间了。”有一个小分队的负责人在粉碎“四人帮”后也承认说:“有没有(对她)停止打饭?这是可能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确都恨她。”

  四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噪声:还是这位小分队负责人在所写的材料中说:“在化工学院,我们住三楼,二楼是铁路医院的小分队,他们每天夜里审讯对象时,每到夜深人静,楼下打人的叫喊呻吟声,整夜不绝。交涉之后,楼下每晚放高音喇叭,以掩盖打人的声音,但仍是噪声震耳通宵达旦。”又说,“李写这份材料(注:指被认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交代材料),吕X(注:吕X为李香芝的同事、难友)发神经,大吵大闹,又哭又笑,整个大楼都听到。这种声音,李香芝肯定要听到的,对她的思想情绪可能有影响。”……

  一个性格倔强的女性,被单独关押了近两年的时间,又遭受如此的虐待和迫害,她怎么可能不被逼疯了?

  从李香芝写的交代材料来看,早在1970年12月13日晚上,她就“头很痛,脸也很痛,还有一股很难闻的气味,感到楼上有一种仪器照自己的脑神经……

  一会儿就有一种声音在对我讲话,而我脑子里的所有问题都闪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把所有问题都交代了。

  “到铁道医学院以后,这个声音经常检查我的思想。但是,组织上和同志们仍然说我是‘五·一六’。我想,南大怎么有那么多‘五·一六’。会不会也有假的?为什么我不是‘五·一六’,还说我是‘五·一六’?这个声音对我讲:他是中央派来的,说我查清你不是‘五·一六’,但是你们领导不相信。我说,我还要写材料,怎么写呀!他说: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写什么的。从这时起,我的神经根本不听我的使唤,他叫哭就哭,叫笑就笑,还能叫我的器官都能动。

  “在铁医搬到楼下以后,他说:我可以叫你见到丈夫,看到毛主席。我高兴得不得了。XX打了我,说我是苏修操纵的。当XX打我的时候,我又感到毛主席在对我讲话,说xx是xx操纵的,他叫XXX打了XX同志……

  “搬到这边来以后(注:指迁移到化工学院),操纵我的人,又帮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还帮助我写笔记。一会儿说他是毛主席,一会儿说他是林副主席,一会儿说是江青同志,一会儿说是姚秀琪(注:李自己的丈夫)。

  “在我学毛著的时候,我还和毛主席辩论。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我不是敌人,为什么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整我?毛主席就讲:

  这不是训练你吗?看你是不是经得起考验。我说:考验了这么长的时间,还要考验?我怀疑他不是毛主席,就和操纵我的人吵:你们为什么把我打成“五·一六’,给我制造罪过?这个操纵我的人说: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他有时候和我开玩笑,开得无边无际,叫我叫亲爸爸毛泽东,还叫我做一些小孩子的动作,向毛主席撒娇,叫我‘我的好女儿小香’……”

  总之,从这些交代材料,从李香芝在大寒天里脱得只剩下内衣,在囚室通宵跳舞,从她无缘无故地大哭大笑这些表现来看,李香芝确实被逼得神经失常了。而在被极左路线迷了心窍的人来看,这些都不过是“李香芝装疯卖傻”;她病倒了不能起床,也不过是在使用“赖术”。于是,一个在令人看来荒唐到极点、当权者也愚蠢到极点的冤案,也就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一些疯话竟成为被处以极刑的铁证

  李香芝被逼疯以后,尤其她几次说到操纵她神经的人,自称是毛主席,同她开玩笑开得无边无际的时候,已经触及当年的“高压线”。但是,整她的人并没有因此而悬崖勒马,而是责令她继续交代,促使她向高压线上撞。当年的工宣队负责人说:“当时我们的动机是:一要李承认是‘五·一六’,二要李承认整了黑材料。这两个问题承认了,就是反革命。我们不搞,就是右倾。”而所谓的“整了黑材料”,就是李香芝反对省歌舞团大跳交谊舞,特别是反对挑选漂亮的女演员去给中央首长陪舞,并且曾经起草了一份准备寄给毛泽东的意见书。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这两点上取得突破,以便把李香芝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些人的心血果然没有白费,在反对省歌舞团大跳交谊舞的问题上,小分队死死抓住不放,逼迫李香芝反反复复地写了十多份交代材料。

  1971年4月18日,在神经失常的情况下,李香芝果然写出了一些疯话。除写了一位女演员在陪舞以后发生的一些虚幻故事以外,还说:“到铁医以后,操纵我的人污辱我……过了一天,他要我原谅他。到铁医楼下时,又来搞我,说这是毛主席。

  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样子。我也支配不了自己。我听毛主席对我讲:小香,咱们是为党工作,受污辱也没有关系的。并说这确实是工作需要。”

  在写出这些胡话的同时,李香芝还写了怀疑这个人是毛主席的话,说“我又想他可能是个坏分子。我就骂他是坏蛋,是德国鬼子,美国鬼子。”

  并且说:“同志们,你们真的是不知道有人操纵我的神经吗?真的认为我这样反毛主席吗?我相信你们是会帮助我找到这个操纵我的人的。”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些疯话,成了李香芝被处以极刑的铁证。

  1971年8月2日,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从来没有做过地方工作的一名军队干部作出批示:“将李犯立即被(应为“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

  同年8月23日,这位负责人又根据省委的讨论作出批示:“同意政法组的意见(注:即处以极刑),望力级(应为“立即”)执行。”

  这位负责人身居高位,又是江苏深挖“五·一六”的前台总指挥。想不到他参加革命多年,不好好学习政治、文化,以至到位高权重时,还如此头脑简单,别字连篇。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让这样的人去掌握生杀予夺之权,怎么能不出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

  1971年9月2日,即被奉为“副统帅”、“接班人”的林彪叛逃前的11天,李香芝未经任何审判程序,便仓促被拉到省京剧团礼堂参加了一个公判大会,即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连临时被通知去参加这个公判大会的人,也为之愕然。

  李香芝蒙冤被错杀以后,她的丈夫、资深的人民空军飞行员,时任南京空军作战处作战参谋的姚秀琪,因受牵连被下放到南京微分电机厂当工人。她的两个女儿也备受歧视,长女姚红经多次申请也不能入团。姚秀琪不服,先后为爱妻蒙受不白之冤,多次向党中央、向江苏省委写信申诉,但在人妖颠倒的极左年代,谁也不敢翻案。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拨乱反正之后的1979年1月11日,江苏省文化局党组才作出了《关于李香芝案例的复查报告》,详细叙述了李香芝参加革命后的一贯表现,证实了李被长期关押折磨以后“思维紊乱,神经不够正常”;在“整个案卷中,无一份旁证材料,完全是凭本人口供定罪的”。认定李香芝案件是一个错案冤案,应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并做好善后工作。

  同年2月12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正式发文宣布:“李香芝在深挖中无辜被长期隔离审查,在逼供信情况下,造成精神失常,思维紊乱,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

  斯人已逝,无限追思!李香芝只是当时万千受害者中的一个,历史也许不会记录下她的名字,但这一页历史会因她的存在而变得沉重。人们应该从中汲取些什么,来防止那个人妖颠倒的社会死灰复燃或者借尸还魂,这正是李香芝冤案对我们的昭示。
 
2   [dokknife 于 2014-05-08 15:48:55 提到] [FROM: 72.]
RFA:北京害怕民情高涨,六四25周年全面禁声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7 日 由 guzheng


六四事件25周年踏入倒数月,北京当局严阵以待,阻止民间任何纪念活动。日前曾参加六四研讨会的十多名学者和律师,陆续遭到秋后算帐;至周二傍晚,证实至少5人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包括浦志强、郝建、胡石根、徐友渔及刘荻﹐另有十多人被传唤或失踪。香港支联会认为,当局企图在六四25周年纪念期间全面禁声。(文宇晴报道)

已证实被刑拘的五位人士,包括北京维权律师浦志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作家刘荻、学者徐友渔和江西异议人士胡石根。推特消息,浦志强、郝建、胡石根、徐友渔已被关进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罪名同样是“涉嫌寻衅滋事”。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相信,浦志强等人陆续被刑拘,最大的可能是他们于周六(3日) 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关于六四话题的研讨会。鉴于今年是六四事件25周年,北京当局担心民间举办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因而预先做好维稳工作,抓走浦志强等人,杀鸡警猴,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

他说︰都是因为这次研讨会。中国政府抓人和放人,会考虑得多国际社会的影响,什么所谓政治的代价。就是把这些活跃的人关在笼子里,然后把这个形式去告诉更多的人,你们谁要做他们相同的事情,也会被关在笼子里。

据胡佳了解,最先遭到刑拘的浦志强,周日晚上约11时被以“喝茶”的名义带走,周一清晨约4时,他曾短暂回家取衣服,那时已确认是被传唤了。当天下午警察到他家里,捡走了一些书籍和电脑等物品。周二清晨,海淀区公安局正式对浦志强刑拘。

浦志强的助手兼家属屈振红律师对记者反映,事情来得非常突然,加上事件涉及多方面因素,家属要经过深思熟虑以及参考浦志强的意见,才能定出由谁出任代表律师。

她说︰因为今天我们才刚拿到这个文件,理论上我们拿到后才可以申请会见。但是这个事情来得比较突然,正在考虑请谁。因为很多律师朋友愿意帮忙,然后我们作为家里人都比较感谢,但确实也不想给大家带来太多麻烦,所以我们还是会考虑以后再确认一下。

由于接连有与会者被刑拘,推特消息更指基本上所有参与者都遭过传唤。本台根据推特列出的参与者名单致电,但电话不是处于关机,便是没有人接听。至傍晚时才成功与作家黎学文联系上,但他指不方便接受访问后,就匆匆挂上电话。

他说︰我不接受采访,暂时不方便接受采访。

本台周一晚亦致电另一位曾出席研讨会的学者崔卫平,她向记者暗示受压,不方便接受访问。

另有推特消息,正在江苏省无锡市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和丈夫,被国保通知6月5日之前不能回京。

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认为,参与六四研讨会的人士遭到传唤或刑拘,无疑是大陆政府一直以来的秋后算帐做法。但他总括最近发生的事件,感到做法比往年的更厉害。

他说︰研讨会其实都是言论自由的一部份,但遭到秋后算帐,我们也得知天安门母亲也受到很严密的监控,我相信他们(大陆政府)很怕今年会出事,因此特别紧张和打压厉害。中共到今天,所有关于六四的事件,都是不准有任何讨论,也是封锁,就是希望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时全面禁声。

包括“天安门母亲”张先玲、清华大学教授秦晖、郭于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郝建,维权律师浦志强等10多人,周六在北京举行了“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探讨六四事件的影响和后果。由于活动是以私人聚会名义,在其中一位与会者的家中举行,因而未受任何阻挠。
 
3   [dokknife 于 2014-05-08 12:27:44 提到] [FROM: 72.]
格丘山 : 李家富的哭声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8 日 由 guzheng


李家富,广东人,遗腹子。也就是说他妈妈怀他的时候,爸爸就死了。

爸爸死了留下两亩薄地,年轻的寡妇拖着一个婴孩,无力耕耘,就租给人家,靠菲薄的租金勉为其生。解放后,定地主不够,定贫农有剥削行为,就定成了小土地出租。在共产党的词典中,这是二毛子地主,不是一个响当当的出身。

李家富进大学后,积极要求进步,入了团,当了付班长。如果1963年他没有回家探望母亲,那么也许他就会有另外一个人生,后面差不多毁了他一生的灭顶之灾就不会降落到他头上了。

倒霉的李家富63年回了家乡,亲眼看见了前两年大饥荒饿死人的惨境,又看到了后来出来的包产到户为农民非常喜爱,与学校中宣传的农村一片繁荣,人民公社好完全不是一回事。他非常想不通,就找政治辅导员廖国芳回报思想。廖国芳和颜悦色地听取了他的回报,作了详细记录,并肯定了他对党组织信任,暴露思想的行动,鼓励他回去多想想,有想不通的随时找她回报。在廖国芳的鼓励下,李家富后来又向她回报了好几次。

64年毕业集训一开始,廖国芳就将李家富的回报材料抛出来了,面对着定成反动学生的危险。李家富先是与廖国芳争辩,他的这些材料不属于散布反动言论,而是向组织回报思想,廖国芳无动于衷。李家富又哭泣着苦苦恳求廖国芳,看在他孤苦伶仃的老母无人照顾的份上饶恕他。因为正当毕业集训发生的时候,李家富的老母去水井挑水,滑倒在地,腰断了,不能自力。现在每次打水,在地上爬着用绳子拖一个盆子回家,打一盆水要二三个小时,她妈妈正望眼欲穿地等着儿子回家帮助她。廖国芳听了依旧无动于衷,李家富被定成了反动学生。李家富告诉我这些往事的时候仍然对廖国芳充满恐惧,好像在谈一个魔鬼,他说那是一个凶神恶煞的非常恐怖的女人。

李家富无法向没有文化,守寡终身,以忍辱含垢的意志将遗腹子拉扯成人,而目前在等待和渴望他帮助的母亲说清楚反动学生是怎么回事情。对他的母亲来说,上大学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她理解的去北京就是当官了,现在是在培训怎么当官,而儿子现在还不能回来,一定是公事无法离身。

反动学生的生活费是每月二十八元,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天气非常寒冷,劳动强度极重,农忙时工作时间长达十六小时的北大荒,这点钱是很不宽松的。可怜的李家富还要从这菲薄的二十八元中寄十元给他的母亲,这是在他的处境上唯一可以做和不得不做的事情。

我们这些反动学生到了农场后,保卫科都给我们指定了一个管理人。在我们被分到拖拉机上去前,一般说这个管理人就是大田班的班长。我的管理人是王奎选,一个不识字的甘肃农民,李家富的管理人是田连喜。

这个农场属于大庆油田的一个附属农场,机械化程度很高,拖拉机和康拜因工人大部分是转业军人。而大田班中大部分都是有着各种问题的下放干部,历史复杂的人,没有文化和技术的人,和被定成反动分子受各种处罚的人。田连喜四十来岁,秃顶,能说会道,光棍,我猜测他解放前是属于澡堂子中那种拉皮条,逛妓院的社会底层人,在农场中他也会去勾搭那些从丈夫那里得不到性满足的女人。文化革命中他是造反派的头子,文革后又下来回到大田班。

李家富和鲍有光就与这个管理他们的师傅田连喜住在一个宿舍里,每次李家富领到生活费二十八元就放在他的枕头下面。

那天他从田里回来发现他枕头下刚领的工资二十八元变成了十元,十八元不翼而飞。他告诉鲍有光,两人都认为唯一的可能是田连喜拿了,但是作为被管制的反动学生是无法向他们的管理师傅去讲这件事的。李家富伤痛地哭泣着,他不知怎么办,正好田连喜吃完饭回来了,看到李家富在哭泣,也没有问为什么,就躺到自己的床上蒙上被子闷头大睡。李家富在那面一边哭泣一边诉说,妈妈啊,你还等着我的钱,叫我怎么办呢,我只剩下十元钱连吃饭都不够,这点钱是两条命,哪位君子拿了这钱请还我吧,求求你啊!

第二天,李家富从地里回来后,发现枕头下面的十元又变成了二十八元。

为什么李家富的哭泣能够让地痞流氓田连喜放他一码,甚至将吞到口里的食再吐出来,而当年对一个大学的女教师廖国芳却无动于衷? 廖国芳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这个问题要到三年后我去北京上访时才有了一个可能的答案。

1968年,我们劳动改造处分到期,正值各地文化革命如火如荼,无人来给我们做结论,在我们一再要求下,农场批准我和李延成,陈耀强三人去学校交涉。

当时学校分成两派,大庆公社和北京公社,大庆公社有五千多人,包括学校中大部分学生和教职工,甚至包括政治立场比较平和失势的干部。而北京公社只有二百多人,主要为过去掌权和整人的政治干部和学生,像过去整我的文思鹏,余光锐,单巩和后来变成中国领导人的臭名昭著的周永康等等著名的共产党打手都参加了北京公社。因为学校党委瘫痪,所以日常事务由大庆公社和北京公社联合出人组成的一个联合办公室主持。会见我们的有三个人,干部巫云松,教师田松,加上一个学生。巫云松是大庆公社的,非常友好,一点不掩饰对我们的同情。听说他的资格很老,出身工农,自幼就参加革命,从军队转业,在普遍出身于剥削阶级和反动阶级的大学员工中可为狗立鸡群。但是这些人与我后来在农场碰到的老干部张瑜一样,大部分政治态度往往反而比较温和,不像正经历鸡群升犬过程的新干部那样锋芒逼人,残忍无情。所以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他们中的不少人慢慢被以革命意志衰退挤出主流和掌权地位,担任工会主席之类的空职,甚至下放劳动。 当我知道巫云松的妻子正是廖国芳时我不由大吃一惊,当然不由分说,她在北京公社,与巫云松的大庆公社针锋相对。

巫云松一点没有将我当作反动学生对待,有一次竟然让我访问他的家庭。那是一个晚上,就在那天我见到了他的夫人,与李家富不共载天的仇人廖国芳。 对这个名字早已如雷贯耳的恶神, 猛然一见,竟使我大失所望,因为那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一个恶煞如门神,或者阴毒如毒羯,或者正气凌人如样本戏中主角那样神经兮兮的女人,所有我从她对李家富的残酷无情而在潜意识中自然生成的形象与她本人完全风马牛不相干。

那是一个皮肤白皙,身材娇小,说话柔气的带有布尔乔亚气息的中年女人,我不但不能将她与那个将李家富推入陷阱的政工干部联系起来,而且我也不能将她与她大大咧咧、线条很粗的军人丈夫巫云松联系起来。

廖国芳对我也很客气,没有一点将我视为阶级敌人的口气,她与我谈话时,将我领出房间的主体部分,就是挂着毛主席像和革命口号,主调为红色的部分,向房间的一个角落走去。那时候普通人家一般只有一个客厅,一个房间,在那个阶级斗争烽火燃遍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年代,廖国芳的这个角落令我印象极其深刻,也许终身难忘。那是一个充满人情的温馨的小小地方,一盏精致和小巧的台灯在一张铺着雅致桌布的桌子上发着温柔的光,桌子旁一个小书架上放着与政治无关的书本,书架前有一个紫红檀木的小小茶几,上面放着蓝白花絮的茶壶茶杯……。

所有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告诉了我廖国芳这个人的出身,情趣和内涵。我不难想象她很可能出身于一个当年有钱势的富有家庭,也许为了自我保护,找一个出身好历史好的丈夫,然后在阶级斗争风云中驰骋冲锋来掩盖自己的色彩,来保护她的这个小小角落。 然而,所有在那个荒唐年代中被挤压出来的表面呈现与内核不统一的矛盾,,今天都如落红流水,溘然消逝,无法查对,也无人感到兴趣会去查对了。

但是为什么李家富的哭泣能够感化一个社会底层的地痞,一个没有文化的在国民党社会可能是皮条的二流子,却无法令一个有着很好教养和文化底蕴的大学教师产生恻隐之情呢?

李家富的故事并不是一个个例,我在社会底层的时候,常常看到那些秉性非常凶悍的人放弱者一码,有时候甚至敢于显示怜悯,甚至敢于给予帮助,而这种怜悯和帮助在上层知识分子那里非常难以见到,代之于出现的往往是世态炎凉。

我觉得草原上嗜血的狼在某个特定时刻,可能也会显出一线柔和的狼性,可是当一只鸡,一只兔子在四面是屠刀的屠场乱飞乱跳的时候,如果这时的屠宰规则是咬自己的同类就可以自保,可以飞黄腾达,这时候它们会变得比狼更残忍,更可怕。在这些肆咬成性的大混乱中最后存活的鸡和兔子,已不能算是鸡和兔子,它们是由这个阶级斗争为国策催生的一种新的物种。在这个今天已经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为国策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中,九常待也吧,七常待也吧,以镰刀和榔头为象征的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是绝对无缘挤身入伍的,其中除了出身高贵的凤凰麒麟的后代,留下的就是这个新物种中爬到最高峰的姣姣者。这就是上一个阶级斗争时代留给今天中国的遗产,在这些人走向辉煌仕途的轨迹的两边,流淌着一滔滔被它们陷害的而今被人忘得干干净净的人的泪水河流,和一排排干枯的尸骸堆砌起来的大山。

而廖国芳只是这个变态物种中非常平凡的一员。

本文选自格丘山新书“在暴风雨夜里”。
 
4   [dokknife 于 2014-05-06 11:27:35 提到] [FROM: 72.]
宋志标: 25年的“礼物” (外一篇)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6 日 由 siyu


【按:2014年5月3日,包括“天安门母亲”张先玲、清华大学教授秦晖、郭于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郝建、维权律师浦志强等10多名人士在北京举行了“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探讨六四事件的影响和后果。与会者呼吁当局改变25年来对待六四的一贯政策、开放历史档案、打破禁忌让六四事件流亡者回国。由于活动是以私人聚会名义,在其中一位与会者的家中举行,因而未受任何阻挠。不过,一些参会者事后受压。目前已经确认因参与研讨会而被刑拘的人士有浦志强、郝健、徐友渔、胡石根、刘荻,均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另梁晓燕目前失联。】

图片1
与会人士当日的合影

新近的微博说,浦志强律师传出话来,要张思之做他的辩护律师。这名有着魁梧身材的大陆人权律师已经被拘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罪名是那个人所皆知的口袋罪:寻衅滋事罪。导致浦律师被捕的直接原因,是他参加了某事件25周年的小型研讨聚会。

参与5月3日这次聚会的大多是在北京的知名学者、社会活动人士、作家,诸如清华秦晖、土家野夫、郭于华等人。根据后续的舆论显示,也邀请了一些像王瑛这样的企业家与会(但未成行)。聚会选择在某一个人的家中,然后,十几个人就被做笔录、被搜查等。浦是最先有确切后果的。

早在一周前,那次事件就已到了遍打“招呼”的维稳时刻。不同人等受到不同方式提出的警告,不要涉足这一维稳的例牌大事件。浦志强作为25年前那次事件的参与者,从来不避讳那个已经被高度敏感所浸染的标签,他的被捕将历史与现实捆绑在一起。

就广阔的公共舆论情形看,25年前的事件属于极少数无法通过舆情操控达到失焦目的的议题。无论是陈一谘逝世、还是香港支联会敞开事件展馆,抑或浦志强参与的这个聚会,海内外的关注都被这个议题激发起来。25年寻旧梦,指摘强国议未休。

浦志强长期处于国保监视之下,对党国惯用嬉笑怒骂,弹性与韧自如转换,边界意识拿捏得当。在这个特殊时期采取这么个动作,将日常管控骤然提至收监级别,叫人意外,但却着实令两边的人都很兴奋——是的,是临战的兴奋而不是受害恐惧,笼罩在本次舆论攻防上。

从重庆打黑案、小河案、建三江案等死磕律师团卓然长成的这些系列案件中,大陆人权律师群体隐然成阵势。他们或单打独斗,或抱团守望,在废除劳教制度、抵抗政法委乱法、展开法庭抗争、遏制纪委专制等方面屡有斩获,虽不至于全胜,亦不致于全败。

相较于媒体记者群体,死磕律师群体因为其专业性使然,对意识形态管制既可以对冲,也可依法条进退,更因为财务自由度远高于记者,因此有着更坚强的职业共同体意识,也可以采取实质性的行动。而在专业联盟之外,这个群体共享一条隐伏的政治缘起。

这就是25年前的那次事件,是死磕律师群体以及其外围襄助者政治情感上的纽带。如果选择张思之做律师的消息为真,对浦志强他们而言,目的就很明确了。那就是将本次刑拘事件往更高层次带动,最好走完审判流程,对浦志强的审判顺势演变为对那次事件的再审判。

中共对那次事件形成过决议,但无论多少年过去,民间在评判这次事件时,都会游离红色决议,另辟阐释话语的通道。这么多年来,对此段历史耿耿于怀的人们,也都急迫地希望看到某种意义上的清算。即使“清算”不能,展开某种审判,也是众望所归。

浦志强志业在此,傅振华出手,等于推了他一把,等于是把一个大号的烫手山芋拦在怀中。释放浦志强以断绝事件朝着审判的趋势发酵,也许对当局有利。眼下,王瑛、慕容雪村等受邀而未能参会的,已经在微博上要求“自首”,这种对逮捕的反向操作已有征兆。

Wuerkaixi曾在2013年年底从台湾赴香港投案,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协助或以逮捕方式,以使其回到内地与父母团聚,结束流亡生涯。香港当局后来作出决定,将其遣返回台。通过审判浦志强,达到审判那次事件。若遂行,审判不只是对现实的审判,也将是对历史的审判。

或者也可以说,25年来,政权对该事件的审判仍然不绝于缕。在此情势下,浦志强在同辈流散的25年之后,迎来了一个关键局。所谓求仁得仁,一如乱云飞渡。若浦志强安稳坐牢,等于是拆了这25年未有之“礼物”。终究是教训一下放人,抑或有“投桃报李”的演化,看吧。

来源:作者微博2014年5月6日星期二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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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瑛:我申请入狱,免得害臊

5月3号十几个学者在其中一个的家里,开了一个学术研讨会,主题是讨论25年前被官方定性为“政治风波”的事件。会后参会的十几个人被“询问”(限制自由、做笔录、被搜查等等)。至今天下午,浦志强律师已经因此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刑事拘留,尚有数人失联。如果有人为此等事情就要去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狱,这个社会荒唐到了何种程度!如果他们有罪,我就有罪,只是“漏网”而已。他们的会议本来是要通知我的,被郭于华拦截了,只要通知到我,我一定会参加。只要这个政府把这次参会的人判罪,我就请求入狱,再在外边呆着都臊得慌!

2014年05月06日
 
5   [dokknife 于 2014-05-06 11:25:54 提到] [FROM: 72.]
冉云飞:华北革命洗脑大学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6 日 由 lixindai


  冉按:几十年无所不在的洗脑,可以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学诸方面进行仔细的研究,但这方面的成果之少,令人浩叹知识人的不作为。还好,胡平先生写过一本《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一书可堪阅读,诸位可以网搜。今发旧文一则,以便大家继续探索洗脑的方法及形成机制,以便诸位不被他人洗脑,而成为他人思想的跑马场。
2014年5月5日于成都

  四九年的中国大学,一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洗脑愚民功能,但像各地革命大学(就我所知有西南革大、西北革大、东北革大、中南革大等)却似乎没有研究现当代史的人做过专题研究,这实在是件令人遗憾的事。当今的教授、博士多如牛毛,不少是拿封口费,研究伪问题,粉饰丑恶现实的人,而面对四九年后的诸多罪恶,不论是亲历,还是间接得知,都装聋作哑,不愿意拿出哪怕一小点时间或者诚意,来进行一种像样子的学问研究。当代大陆知识分子的确是可悲一群,被改造被奴役,从五十年代的噤声,恐惧迫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到如今有一定可以起来言说的空间后,依旧缺少大规模的反对意见,满足于一时之衣食荣辱,所以一直以来是被专政者整治的一个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我们知识分子纵容的咎由自取。知识分子因为学识见地,因为博览群籍,因为通古晓今,因为不屈的良知,应该成为一个国家批评的主要声音,这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可在面对如此灾难深重的中国时,知识分子几乎集体失语,好像诸多灾难在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从未发生过,忝列知识分子的一员,真可谓与有辱焉。

  四九年得鼎后,思想改造是官方的重中之重,与彼时清匪反霸,清除国民党残存势力,土改工作(土改其实就是抢劫,所谓的再分配也只不过是个幌子,最终所有的资源集中在官方手中,没有任何一点私有空间)同等重要,时间上也基本是同步进行的,从中不难看出官方把钳制和统一思想,洗脑愚民放在一个何等重要的位置。许多大知识分子参加过土改工作,如潘光旦、冯友兰等,回来都写“表白书”,奉官方旨意给胡适写信的大史学家的陈垣,也来西南参加土改,流沙河先生在1950年于大邑县的土改工作场地见过他。官方希望从土改工作开始的对大知识分子的改造,让他们起表率作用,让其中一般的知识分子增加对官方的认同感,痛挖自己的思想根源,完成被愚弄的转变过程。与此同时,官方成立了各地的革命大学,经过鉴别,让一些有名的知识分子或者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进入该大学进行改造。华北革大的有名人物很多,如进入其间学习的沈从文、胡思杜(胡适先生二公子)等人,我认为以后要研究革命大学的洗脑,应该把他们编的教材,讲课内容,哪些人上课(如御用史学家范文澜等),哪些人曾经在那学习过,革大所办的刊物等等,一一加以仔细研究,表而出之,成为四九年后中国痛史的一部分,以纪念这段知识分子的耻辱经历。

  我曾经读过一本香港自联出版社所出的《中国的噩梦》(1955年4月版)的书,其中有一篇留学归国的叶雨果所写的文章《我经过了魔鬼的试探》一文,比较详细地写出了他所历过的华北革大,极有亲历价值。由于他那时年轻,极容易受宣传盅惑,加以有些好友在共产党内,所以满腔热忱回国要建设“新中国”,回来即被弄进革大进入改造。他在写自己革大经历说:“我在‘华北革大’的时间自五月至十一月底共计约六个月。(华北革大该期学习时间原计一年,后因韩战影响缩短成十个月。)我在校外和中共干部的接触也相当广泛,其中大部分系中共中央各部门工作的多年老共干。至于我和一般真正人民接触的机会则是很少。所以我对中共的了解几乎全部根据与他们直接接触的经验及我对他们在‘革大’一切措施的观察。”(《中国的噩梦》P85)对于思想改造的残酷性,他说远非我们一般所了解的洗脑可比,“洗脑似乎仅仅是表示温和的改良或是物理的变化,但中共的思想改造则意味着暴烈的斗争或化学的变化”,“共产党如果不斗争,事实上就不成为共产党”(P86—87)。他认为在华北革大的思想改造,就是阶级斗争。“不管是理论学习的讨论会也好,生活检讨会也好,‘民主选举’也罢;‘思想总结’也罢;‘民主鉴定’也罢;总之,一切脱离不了一个基本原则——斗争。共产党对人对事,对党内党外,无一而非斗争。”(P86)不管你有没有错误,斗争到你承认你的错误,斗争到你臣服,斗争到你成为他的奴才而后止。

  华北革大有许多创造性的做法,比如“华北革大一开始就索兴宣称所有学员之入学动机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自然,这种下马威的手段,一般学生是不心服的,尤其是其中已经替共党工作过若干年的人不服。”这当然要通过淘出你思想里大粪(在他们看来是可以而且应该纯洁的,所以你如果见到张承志后来用“清洁精神”这样的汉字组词,你就不要奇怪,精神怎么清洁,难道是洗去污垢那般简单吗?有不少人所用词汇不自觉沾染上许多斗争与洗脑色彩而不自知),让你变成一个清洁的人,“我们组里有一位同学说:‘这种挖思想根源的办法就好像用铁钩子掏蛇洞,掏得血肉淋漓的。’”(P92—93)至于利用学生之间矛盾,采用告密检举的方式,逼使每个学生坦白自供,就更是常见的方式。华北革大的有一份校报叫《熔炉》,叶雨果阐述道:“我觉得这个名称恰好表示出了中共思想改造的含义。……熔炉意味着他们把一切不合乎他们之用的东西加以摧毁与熔解,全新定型,成为一种新的物质,合乎他们的用途。”(P88)更有史料意义的是,一段有关沈从文先生的记载,“所有学生都被逼苦思失眠,而且很多痛哭流涕。(我们小组有一位西北大学的讲师张传梓,平日气量狭小,态度畏缩,最后他坦白说他是个私生子,一向不敢告诉人,说时泣不成声。又名作家沈从文在报告到他在中央占领大陆后曾一再企图自杀时,也哭得小组会为之停顿。)”(P93)这真是一段至今读来,仍觉心中发痛的记录。

  我希望现在尚健在的亲历者,把自己亲历的一切苦难记述下来,像许多“右派”老人一样。同时,我也希望我们这些后来的研究者们,真正研究一下像这些令人椎心刺骨的痛史,也让那些饱受磨难,无辜死去的前辈们,在天堂有所安慰,我们也才对得起知识分子的称号,不枉读过古今中外许多先贤的书。

  2007年12月5日于成都

来源:作者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6   [dokknife 于 2014-04-30 14:26:01 提到] [FROM: 72.]
北大才女林昭遇难周年祭 当局警力空前如临大敌(图)

文章来源: 美国之音 于 2014-04-29 10:00:55 -

2014年4月29日部分在灵岩山下准备祭扫林昭墓的中国公民。

来自中国许多地方的活动人士和网友近百人前往苏州一处公墓纪念林昭被当局无辜枪杀46周年,他们在灵岩山下被数百特警抓捕,其中有部分人士被原居住地警方带走,其余的人仍在派出所做笔录,等待发落。派出所人员称,是上面的人在弄,具体情况他们不清楚。有被抓人士说,警方称此次悼念活动涉嫌非法集会,但没有出示任何法律依据。一些准备前往墓地参加祭奠的活动人士也被当局限制行动自由。

林昭遇难46周年 上百人遭强力维稳

4月29日林昭忌日,一批携带花束和花环的悼念者在灵岩山下前往林昭墓地祭扫途中遭警方阻拦,随即被警用大巴送到当地一些公安机关。

当天中午,来自广州的刘士辉律师在网上发布消息说:“近百人被暴力清场并抓捕,多人被殴打。三四十人被关胥口派出所。” 四川维权人士陈云飞在推特上说:他和其他被抓的悼念者在大巴车上呼喊“林昭!林昭!”




众多特警围住一些悼念林昭的活动人士。

当晚6点多,美国之音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在胥口派出所刚刚做完笔录的广东活动人士陈剑雄。他表示,国保人员在那里对被抓者分别讯问,当时还剩十几人在等待发落,他看到有上百人和他一起被抓。

他说:“估计有上百人,因为抓住我们的时候把我们塞进了两辆大巴车,我上的第一辆大巴车上,我们就有四、五十人。光是抓我们的特警有上百人。他们是跑步过来包围我们的,成队形的。”

对于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活动人士纪念林昭为何被抓的问题,胥口派出所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是上面在弄,所方并不了解具体情况。

公安:喔,这个事情上面在弄,我们这边派出所也不清楚什么情况。

记者:他们(活动人士)人还在这吗?

公安:这个,不清楚。有的人在,有的人不在。我不清楚你讲的是哪一个。

记者:现在还有多少人在这?

公安:不清楚。我这边不清楚的。啊。

记者: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置他们呢?

公安:我这边也不清楚。

记者:是什么人在处理这个事情?

公安:也不清楚。我这边是值班室,负责接个电话什么的。什么情况,不清楚,噢。




湖南维权人士悼念林昭遇难46周年。(推特图片)几天前曾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湖南人权活动人士朱承志也在灵岩山下被抓,他和被软禁在北京家中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联名呼吁4月29日前往林昭墓地祭奠他们所说的这位“殉难的反抗者”。63岁的朱承志被抓后,他的手机处于呼叫转移状态。

陈剑雄表示,公民纪念林昭,祭奠死者,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却被说成涉嫌非法聚会,当局镇压却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陈剑雄推测,朱承志的手机可能已被强制关机。

他说:“朱承志老先生本来跟我关在一间房子里,还有唐荆陵、刘士辉律师,但是他们几个一个个被提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被转移到哪里。”

维权网站权利运动的消息说,到苏州参加4-29悼念活动的南通市维权者单丽华和徐丽艳被南通警方人员张俊峰带领的十多人抓走。一天前,南京活动人士王建被南京国保从苏州带走,目前情况不明。

据无锡活动人士华春辉的妻子王译在推特上发布的消息,华春辉在4月29日一早就被当地十来个便衣国保人员控制,防止其前往苏州祭扫林昭墓。他们把华春辉关进一个幼儿园,直到当天下午4点多才将他释放回家。




在北京的艺术家以铁笼内的行为艺术纪念林昭遇难46周年。

同一天,在北京的艺术家吕上和王鹏以及诗人王藏抱着他的一岁女儿在一个铁笼内祭奠林昭。

网名为威廉退尔的评论家徐旭发推说,一个用生命来捍卫公民言论自由的弱女子,已被屠杀46年了,然而,今天的当局依然恐惧她。这位在湖北的网络活跃人士指出,“可见他们的所谓“三个自信”,纯属自欺欺人的弥天大谎。”

被众多中国公民视为精神偶像的林昭是20世纪50年代被划为右派的原北大学生。她后来由于参与编发地下刊物《星火》杂志而被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关押8年,其间写出数十万字日记和血书控诉所受迫害,表达对信仰自由的追求,后于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被秘密枪决,时年不到36岁。

1980年8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之前判决,以精神病为由将林昭案平反为无罪,并认定该案为冤杀无辜。1981年1月上海高院再次做出复审判决,认定以精神病撤销判决不妥,撤销1980年裁定,但仍与之前判决一并撤销,宣布林昭无罪。
 
7   [dokknife 于 2014-04-30 11:31:07 提到] [FROM: 72.]
周勍:陪伴活死人

发表于 2014 年 04 月 30 日 由 qianren


【一,1989年5月,周与非法组织“西北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连党敏商议要为学运办一份报纸,具体由周筹办,后因经费不足,周提出改办刊物,周给刊物取名《民主与自由丛刊》,周出任主编,并介绍西大新闻系教师李苗为副主编。周、李搜集资料编辑160多页成稿,交由西大新村“丫丫打印社”打印,计划油印1000册。后因动乱平息而未刊出,底稿由周销毁。

…… ……

三,1989年5月15日至6月7日,周先后参加了西北大学“四。二二”筹委会“,讨论派代表上京请愿会议;省高自联成立大会以及在西北大学举办学生骨干培训会议等其他非法会议,并于五月底担任非法组织”陕西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顾问”、西北大学高自联“常委”。在北京平息暴乱之后,周仍亲自起草了《空校宣言》,提倡在西安地区大搞空校行动,造成恶劣影响和后果。随后还以西北大学高自联的名义起草了《高工人同胞书》,煽动工人市民无限期的罢市罢工,对抗政府。周还积极的组织了西北大学的抬棺大游行和“六四”当天在省政府门前的游行。

…… ……

——摘自《周勍劳动教养通知书》】

题记:

当年在看守所期间,我曾经和死刑待决犯同囚室关押过一年两个月,先后走马灯似的见过有近百人,其中39人枪毙在我还关押的时间内。往往是今天还为一个窝头而争执,明天其中一个就被拉出去抢毙了,而转瞬又一个待决犯填补了他的铺位,令人有很大的幻灭感和不真实感。而西安市的枪决犯都是要从我们那里拉出去枪毙的。我们那里毙完案头(案子的首犯)后,才把死缓以下的犯人弄到监狱去劳改,所以我们那里是“上线”,用狱卒的话说,“活着出去的人不多,

1990年11月初,我偶尔听到“新闻联播”上讲要放方励之先生去美国,接着连续几天里,从狱中仅能见到的一份官方报纸上看到的几乎全都是中共当局为争取延长最惠国待遇而喋喋不休地重复“我们的监狱中已经没有因‘6?4’事件关押的大学生”云云。其不知仅我们这个监狱里,当时就关押了几十个学生和教师!由于信息隔绝,我当时判断国际社会似乎也相信了中共的谎言,因而就有了一种强烈地被愚弄感。

野兽关的时间长了,兽性就少了,变得温顺了。而人若关的久了,人性就少了,兽性就反而变多了。

————————————————-

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日第二十》

“为啥进来的?”

在西安市看守所的大门口,外号“皮管王”的王姓老狱警让我自己脱下裤带、鞋带等绳状物件,还有随身的手表、零钱还有钢笔等,放到因岁月侵蚀已辨不出颜色的长条木桌上。而他自己也一刻都不闲着,先半蹲着,把押我来的警察扔在地上的简单被褥熟练地边边角角搜摸了个遍,接着又将我的衣角、裤脚到鞋底像老中医把脉似的一阵捏弄,然后又用手中的皮管子示意我自己动手把内裤拉到大腿根部左瞧右看。我想,虽已是黄昏时分,不单是他,就是头顶岗楼上站岗的武警,连我的阴毛也可能看得毫发毕现。

当羞愤与懊恼在我心底冲撞升腾时,他漫不经心地问了见面40分钟左右的第一句话。而在此后的20多年中,这种类似“为啥叫你?”“为啥传你来问话?”“为啥找你而不找别人?”“为啥这样难道你不知道?”和“为啥不让你出国?!”等等的质问,虽出自不同性别或不同方言,但都无时无刻的提醒我:你是个贱民、你是个异类、甚或是个随时随地可收入监狱的罪犯。

而无论问讯者的口气如何,这个古代囚犯脸面上标志性刺青般的问句,连同此后我在这家看守所里先后日夜陪伴过的哪39个待决死囚们的面孔、甚或与之同屋厮守的细枝末节,像块贴在身心最隐秘处的狗皮膏药似的,任怎么抖也抖不掉,撕也撕不开。也更像一根卡在咽喉软骨处的一根鱼刺,要么任其在此一部位发炎化脓最后长成咽喉的一部分,要么侥幸在一个不经意的时候,一口浓醋即可将其软化而吐出口的。

而在这一天之前,不要说“死刑”这个字眼离我这个青年作家的生活遥不可及,就连眼前这座隐落在西安南郊友谊西路上楼群之中偌大的监狱,我也从不知晓。尽管我曾就读过的大学距此不过一千米,而我的住地离此的直线距离也就是两千米远近。

当我回答是因为参加“八九?六四”学生运动时,这位鼻头红得有点变异、面色浑浊的近乎萎缩的狱卒,脸上顿时放出了异彩,细而沙的声音,让我在被称做中国四大火炉城市之一西安市的“秋老虎”季节——1989年9月最后一天的此刻,身心骤然瘮冷、直至小腿肚子里的筋都在瞬间里开始瑟瑟地抽搐。

“呵呵,反革命呐!你知道这是啥地方?这里是老虎嘴!是存放活死人的仓库。你娃进了这儿,就甭想活着出去了。是龙你得盘下,是虎你得给我爬着。就等着到红庆塬1上听蛐蛐儿叫吧!。你这活死人!”

后来我方得知,就是这个一年四季屁股后面都挂着根半米多长的空心塑胶管子的“皮管王”,在狱中发明了专用这种管子打人犯们脱光了的屁股的刑罚。我曾亲眼目睹了他三十几管子下去,把一个在他值班时犯了监规的“活死人”的屁股,打得像两枚艳丽透明的西红柿。当晚被打的人犯屁股上的两个“西红柿”破裂,狱中的医生用了两大缸的药棉球,都没有填满人犯屁股上的血洞。而这也正是“皮管王”的得意之处:用空心塑胶皮管打人犯不留外伤,既能让被打者欲生欲死,若是真的出了问题他自己又能推脱责任。

据在此关押久了的老犯人讲,“皮管王”如此仇恨人犯、特别是有点文化知识的人犯的因由则是:他曾参加过朝鲜战争且立过战功,加上枪法极准,靠着这个光环,他不但转业时当上了枪决犯人的行刑队队长,而且娶了个貌美如花的娇妻。可能杀人太多的缘故,他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傻子,政府照顾让其接连生了老二、老三,可也都是非傻即呆,虽则他嗜酒好杀,但拗不过深信因果报应的娇妻,就又举家调到一个采煤的劳改煤矿去看管犯人,其妻则当上了劳改煤矿的医生。

时值1983年“严打”,一位画家因流氓罪在此矿劳改,其妻怀疑王有遗传病,就利用狱中医务室的勾搭该画家“借种”,且每次欢爱后赏给该画家一个“肉夹馍2”。此事在劳改矿里慢慢传开,犯人背后都叫她为“肉夹馍”。此一称呼,在监狱里有两种意味:性和美食,而这二者又都是监狱最为奇缺的稀罕物儿。

“皮管王”也不露声色,在一个公休日,单独带上这位画家下矿井加班,结果井下爆破失误,画家尸骨未存,“皮管王”却全尾全须而返。此后犯人们虽说议论纷纷,劳改煤矿也无凭据,就草草地把“皮管王”调回了看守所了事。

“为啥进来的?”第二次听到相同的问话,则是我被“皮管王”搜查完毕甩进看守所的西三排一室之后。循声音打量监舍,则真真的如同进了鬼蜮一般: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平房,屋身极高,约摸4米高处一盏15瓦的灯泡鬼眼般泛着幽光,从门口顺墙一通到底的木板大通铺上,戳着一个个数不清的光光溜圆大小不一的秃脑袋,铺板下面乍乍的水泥地上也是秃头晃动,如同进了瓜田或者葫芦地一般。整个屋子里像没有一丝生息般静得瘮人,就是在外面如此溽热难耐的时节,屋子里却阴冷的让我直想撒尿,但我明白此刻的感觉确实是由于冷而不是怕的原因。日子长了我才知晓,关押“活死人”久了的屋里阴气重。

“你他妈的还敢”吊不甩“3?找打!”就在我愣神的当口,一个声音又爆响。只见离我不足一米处的地上,一个大秃脑袋边吼着边往前挪。原来他的脚上带着小孩胳膊粗细的重镣,为了行走方便他在脚镣中间系了根绳子,只见他边用一只手提着脚镣,边往前挪着想要揍我。

我本能地往后退,可哪里还有退路,身后的铁门早已被“皮管王”从外面给反锁上了。

这监狱确实也怪,一切和外面都是相反着的:监狱外面要是锁着门,就表示家里没人,门若开着家里才会有人。而监狱是锁门时屋里有人,开门则是“放风”,屋里空无一人;外面是人醒着时开灯,人睡觉时再关灯,而监狱则是睡觉风“时间,关的人争先往出跑着透口气,一开门屋瞬间就会内就空无一人的:外面是人醒着时开灯,睡觉前就一定会关灯,而监狱里则是怕犯人自伤自残或者逃跑彻夜开着灯;在外面平日平常忙碌,过年过节吃好吃的,人也都高高兴兴地,而在监狱里,平日犯人累死累活的干活为了监狱方面挣钱、吃的也差倒没什么感觉,而一旦过年过节改善伙食反倒难受、恐惧,一则过年过节想家想亲人,监舍里就像死了人般愁云怨气盈室,若无端的改善伙食吃点吃的,哪就预示着第二天有人要”上路“——挨枪毙。更重要的是逢年过节,当局为了展示自己的破案成果或者震慑社会上的坏人,正是集中枪毙人的时节。在外面把看亲人朋友叫欢聚,监舍里则把每月一次的探监(只能由亲人把东西送到看守所大门口再让狱卒们查验后转交)叫上坟;外面把钱或钞票都叫钱,而监舍里则把用家人送来的钱换成等额的代用券叫做”鬼票“。

随着摄心憾魄的脚镣声和此人的逼近,情急之下,警察在抓捕时我被打伤的脸和鼻孔里已凝固的血又流淌了下来。

“咋回事?满脸的血。”一个看似漫不经心的声音从紧靠门的床板上传过来。

“中午警察抓我时和他们动手,让他们给打的。”我如实回答。

“奥,看来你戴个眼镜还有点‘椽子’4嘛”。

“听他穿板子5,就凭他这个慫样子,还敢和‘玻璃’6动手,让我好好给这慫‘过手续’7吧,这几天没进来新人,手早痒痒得不行了。”说着戴着脚镣的人就往我眼前凑。

“滚到板8上去!给你脸了,得是?”背门的声音提高了点,可戴镣的人还在往我身前靠。

“你他妈的,真是给脸不要脸!这号子里啥时候轮到你说话了?今个看你娃戴着镣可怜,让你下板活动一下,你就不是你咧?咹!”

“大老张,甭听这慫穿板子,得给他过手续!”戴镣的拖拉着镣绳扔在往我跟前凑着。

只见“嗖”的一声,一个瘦高身影蹿到了我和戴镣者的中间,他抬手掐起对方脸颊上的肉,然后猛一用力把其脸上的那块皮肉高高的拽起来阴阴地说道:“你这个贼穆斯9皮松的很了,大老张也是你娃叫的?!看你脸上这蛋肉粉粉嫩嫩的,割下来吵着吃,味道一定和羊腿肉差不多。”

戴镣者乖乖地挪上床板,还不忘小心地拖拉着镣绳,不敢发出丁点声响。稍后,只见那个瘦高身影又在水泥地板上走了几个来回,然后发话:“都不要坐着挺尸了,起来动活一下就全部‘摞展’10.你,眼镜。今就睡到靠‘毛驴’11边的板上。这屋里还有你几个同案,你们谝12几句。唉,我也是你的同案呢。”

这时几个秃秃的脑袋才像从阴霾中钻出来似的凑上前来,原来是几个比我早抓进来几个月的学生,直到此时我仍看不清他们一个个的脸色。这其中的一个大学生在几个月前的学生运动中就与我相熟。

一聊之下,我方知晓:靠门口说话的人是“头块板”,也就是监舍里的牢头狱霸,此人不但在这个看守所里、就是在西安市的黑道上都是大大的有名——其曾开着车,穿上警服,伙同几个同伙大摇大摆的进入陕西省军区司令员家中,先捅了司令员儿媳21刀,还开枪把一个上司令员家串门的孕妇打死。随后为了灭口,又把三个知情者碎尸扔进西安市北郊的机井中。使农民在灌溉时一次就打捞出6条人腿。

而这当时在西安城里就传成了一次打捞上来的“六条人腿一顺顺”(误传成一次死了6条人命),据说大老张在碎尸后还吃了被害者的部分身体部位,而其同伙在关进这家看守所后又成功越狱,而这也是这间看守所从建起从未有过的,就像在中国从1949年开始就从没有人敢大白天闯进戒备森严的军区司令员家作案一样。而他的同案逃出去后在外面又是买枪买弹的继续逞凶,就连狱卒们都怕他三分。而大老张说的后半句话倒也不虚,由于他们的案有报复社会的成分,最后判他们的罪名确实是“反革命团伙杀人罪”,这是后话。

而他今晚能如此待我,在监狱里真算是天大的面子,且不说免了第一天进来人人都要经过的“过手续”,就是安排我睡的地方,一般从进监舍开始,新人三两个月内都要睡在水泥地上,期间你既要拼命干活,还要有眼色,才有可能混到我睡的地方。

天长日久,我才明白:如果说中国是个等级社会,那么监舍里就是把社会的等级细化到了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等次。比如说在监舍里,除了大老张有名姓之外,其他人平时都以大老张随意给其起的外号称呼:比如我戴眼镜就叫眼镜,而戴镣的那个盗窃团伙的头儿是个回民,就叫他“穆斯”。若新进来的人有生理缺陷等就以此命名,比如眼睛不太端正者,就叫“歪灯眼”,实在没什么特征的,就用其出生的地名——若家乡来自河南,就叫河南,而监舍里碰巧有两个人都是来至河南,则名字用大、小河南来区分其称呼。

大老张治理监舍,则完全是黑社会道上的那一套恩威并施。我刚进看守所还懵懵懂懂的,但从第二天开始每人每天的800个火柴盒必须糊完,这些火柴盒换来的钱,则是用来给狱卒们发奖金的,一个人若完不成任务,狱卒们个人的收入就会减少,那么整个监舍的日子就不会好过,大老张的面子也就不好看,因为监狱里的各监舍间也在攀比,重要的是干活的多寡,直接关系着狱卒能否帮监舍里偷偷买违禁的烟酒之类的稀罕物。所以即便就是你马上就要枪毙了,而在没枪毙以前这段时间里的糊火柴盒任务,一个都是不能少的,否则大老张就会动用黑社会的套路对付完不成任务者:“架飞机”13、“吃红烧肘子”14、“喉捶”15、“胃捶”16等不一而就。

而监舍里的人犯毙了一茬再换一茬,全都规矩的像磨道里戴着眼罩拉磨的驴一样,起床,比军人还要迅速地起床,否则就要挨打;放风,比风还要快的往出冲着占厕所,否则只能拉大便在裤裆里,因为一天只放10分钟的风;吃饭,抢着吃猪狗都难以下咽的牢饭,因而牢里犯人们自己也用喂牲口的术语把吃饭叫“上槽”;干活,干永远没有尽头的活儿;睡觉,在一年四季都不关灯的夜里睡觉。而这期间,没有几个敢尥蹶子,更不要说像磨道里憋急了的驴那样蹭掉眼罩了。起码在我关押“死屋”中这段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敢如此过。这屋尽管有狱卒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不信你头硬煮不烂,我有的是好钢好炭”的威吓,更多的则是人们对由生到死这段既短暂且屈辱时日的贪恋,还有由死转生的白日梦幻。

大老张尽管平素在监舍里杀伐森严,可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对待在我入监后第一个看着枪毙上路的死囚:此人外号“小湖北”,是在我入监后两个星期后就枪毙掉的。

我入监的第一天一大早天还没亮透,全监舍人就起床糊火柴盒了,全监舍里除大老张独自一人斜躺在门口床板上用叠好的被子摞成的被垛上享受外,一屋人头都不敢抬一下、同时也不能抬一下地拼命干活,因为每人睁开眼就有800个火柴盒的任务呐。那是要用800个篾子、800个盒底、800张窄窄的小纸条糊够800个火柴盒成品且不能出错浪费一点原料的!否则罪就遭得更大了,那可是直接损害了狱卒们的私利!尽管800个火柴盒的利润加起来也不过三两块钱!

可全监舍里只有“小湖北”一人自由自在,他整日像个没了魂魄的影子似的在原本就狭小的屋子里飘来晃去:据说他因受了电影《少林寺》的影响,从小就偷偷从老家逃出来四处找寺庙学武功。后来失手在西安南郊的终南山里的一个道观里杀死了一个道士,而被判了死刑关在这里。他因年少就离家,既说不清家乡的地址,也说不清自己的年龄,可就连监狱的狱卒们也都说他看上去不够18岁,而中国法律不够18岁是不能判死刑的。他既没有家庭,也就自然没有家人来监狱探视给他送点钱买些方便面等补充一下生活。所以他平日肚子里能依靠的就是监狱一天不足500克的那点吃食。听说在我进来之前,他饥饿难耐,就在晚上趁大家都熟睡了就偷偷起身就着糊火柴盒的稀糨糊吃细竹篾子,结果被值班的狱卒发现打得半死。

但他确实是学了一身武功的,尽管脚上带着脚镣,只要他轻轻一跃,双手就能抓住三米多高窗户上封堵窗口的钢窗棍,随着脚上铁镣环的叮当碰响,他的身子像没有重量似的就能单手从这一根钢棍换到另一根窗棍上。他无论是把自己吊在钢窗上,还是在水泥地上,或者是在放风的路上,一天到晚嘴里只连续不断的重复着这么一句话:“叔叔、大爷,给我赏5分钱,留在我上路买水喝!”

“上路”在监狱里就是枪毙,他这不间歇念经般的咒语,弄得全监舍里人人头皮发紧,看得出大老张也是在强压着性子。

一日,大老张当众对我说:“眼镜,让湖北给你当份子吧。”

在监狱里所谓的“收份子”,就像社会上的收徒弟一样,而被收者的地位比徒弟还要低的多,要像干儿子或者奴隶一样的侍奉“份长”,但一个监舍里只有“头块板”和他下面最多不过两个人才有“收份子”的资格。

我明白大老张是有意在提携我,但更多的是我刚进来带的钱较多,在生活上能贴补点小湖北。我若不应承就是不识抬举。至此每当我饿得不行了泡用钱买来的方便面时,也就给“小湖北”泡上一包,赶上监狱里为赚囚犯原本就少得可怜的钱而额外卖的贵且分量少的肉菜时,我也就给“小湖北”买上一份半份的,他也会在不嘟囔“给我五分钱”的经文时,喊上我一声“份长”。

一日放风时,值班狱卒喊了声:“小湖北,验血。”而仅我们这一排的十几间号舍,就有十多个犯人同时被叫出去验血。放完风回到监舍,大伙都小声嘀咕着:小湖北快了,要上路了。

在这里待久了我也就发现了每次枪毙人之前,都要提前两周到一个月给被枪毙者验血。而验血的人数往往多于被枪毙的人数,也就是说有15个人验血,一般最多枪毙十二、三个人。监舍里的人都说,验过血而没被枪毙的人是血型一时还配不上,留到下次配上血型再枪毙。

这也是那个第一天要给我“过手续”的“穆斯林”骄傲的地方,他常常在监舍里炫耀:我们回民不像你们汉民,我们有民族政策保证——我枪毙了是要土葬的,我家里人会给我收尸,他们不敢换我身上的零件,不像你们,死了还落不了个全尸。而他肆无忌惮的满足感与炫耀,也就种下了监舍里几乎所有人对他的怨毒和愤恨。

验完血的当天,小湖北直接给甩到了候刑室,就连他那点少得可怜的行李,也是由狱卒给他提拎过去的。一般将要枪毙的人,都是从我们这样的重刑室转到候刑室里的,除非一次性枪毙的人数太多,被枪毙者才是从重刑室直接拉出去枪毙的。又过了几天,我们起床正在叠被子,突然听到两排监舍中间狭长的过道(监狱称为“风道”)上响起一阵平板车轱辘的声响,接着就是零零乱乱的脚镣撞击声,突然一声瘮人的嗓音撞进了我的耳廓:“老张哥,我走嘞!奥!??????”

最后的这一声响,就像一只正在打鸣的公鸡,突然被人拧断了脖子一样发出的动静。大老张漫不经意的说了句:“小湖北还有点良心!可他也真傻,这阵子哪还能喊?不让喉绳把脖子勒断才怪哩。”

重新坐下来提笔再一次生涩往下继续写这段故事时,是我又停滞了一个多星期后的黄昏。窗外慕尼黑球队获胜的喧闹声,震得我脚下的地板都一颤一颤的,真让我有点不知底里的荒诞感。而在这一个星期里,我像个患感冒发着烧的病人似的,白天燥热不安,夜晚离奇古怪的噩梦不断,这可能是我数十年来最为生涩折腾的一次写作实践了。

直到眼下,能不能写完这段文字,对我来说仍毫无把握。此情此境,确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般的感觉:为什么要写?写这些有什么用处?整日唠叨这些自己眼下都对其细节怀疑的难耐经历有人信吗?人们信了又能如何?死去的人能复生吗?而把这些苦主们的经历一一倾吐出来,与给人们面前原本甘美可口的饭菜里强硬掺进一勺苦汁涩液又有何异呢?你会在狂欢的球迷当中给他们泼冷水吗?

至此我似乎明白,作为一个作家,这段陪伴“活死人”的死屋经历,无论从畅销或者轰动性都是不错的素材,在此后的20多年间不要说是动笔去写,就是独自一人时回忆一下其中的点滴都不曾有过的缘由了:人的记忆密码,就像血液中的白血球一样,身体哪个部位一旦有了伤口,它就会涌到此处让其迅速结痂、痊愈的。这可能就是所谓“选择性记忆与选择性忘记”吧。这也就是说,在冥冥之中,人体对记忆的甄别,有种天然的自我保护功能:在让惨痛的记忆漫淫肢解正常生活与忘却苦难继续存活之间,操纵记忆阀门的神秘之手,往往是会选择后者的。

而最为诡异的则是,在此后的20多年中,这段陪伴“活死人”的难耐时日,在我自己的记忆和生活中,就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而2010年2月偶然介入的日内瓦“第四届世界反死刑大会”,则是让我将这枚卡在我咽喉21年之久的鱼骨,连腥骚带脓血一口畅快淋漓呕吐尽出的老醋或者药引子,在我第一次当众说出这段历练时,连我自己当时都震诧莫名!随机问引荐我参会并帮我翻译的法国汉学家侯芷明(Marie Holzman)教授缘由,她答:不奇怪,犹太人也是在二战结束很久以后,才慢慢开始向自己的家人说起集中营里各自所受过的苦难的。

那么,我为什么又要去把这已经随着岁月镶嵌在自己身心里的块垒,活生生的撕扯下来摆在大家面前恶心大家呢?如次自我手术般的经历这种疼楚和难耐的心里历程,难道这就是自己活着或者写作的底色?你也是当爹的人了,不要写那些给自己招祸惹非的事了,这世上没人爱听听那些闹心的事儿。你就不能写点让人看完哈哈一笑、谁都不撞磕17的事吗?老爹欲言又止的唠叨,此刻又再我的耳边回响。

那么接下来,我就力图讲一个不太有多少痛苦元素、甚至还有点幽默且夹杂了点后现代味道的“活死人”的事体吧。故事还是从每个入监者第一天都必经的“为啥进来的?”这句常规的问话开始:见到这则故事的主人公时,已是我入狱半年之后。此时我已当上了这所监舍里的牢头狱霸、也就是行话中所谓的“头块板”而这一过程不是这里所要叙述的。在我手下几个打手们问话后的一顿例行暴打之后,我才和上任“头块板”大老张一般无二地斜靠在显耀而舒适的被垛上,冷冷地打量起这位新进来的“活死人”:在我对面水泥地板上哆哆嗦嗦地站着一个一米九几的瘦高个儿,只见他一脸中国人中绝少见的密密扎扎黄红相间的络腮胡子,硕大而刺眼的鹰钩鼻子像用块红色橡皮泥临时做好硬粘在脸上似的,而脚上30多公斤重的大铁镣,既是他进入我们这间重刑室的通行证,也是他真实的身份证——又一个在死神光环笼罩下的活死人。

他那双细眯眯的眼睛,再配上脸上的胡须和夸张的鼻子,透着一股子阴沉和凶狠。此时他的鼻子和嘴角的汁液断了线似的往下流淌着,可他却全然不觉。一双眼睛长了倒勾似的贪婪地盯着我手中的烟头,粗大的喉结上下蠕动着,凭这我就知道他是一个正犯着毒瘾的瘾君子。我随手把快烧到手指的烟屁股扔给他,只见他从地上拾起来猛吸一口,美滋滋地眯起双眼,同时不忘懂行地冲我感激的有点夸张的挤出一脸的巴结。谈话便这样开始了,谁料他一张口,还真逗的人直乐:“我叫武安民,是咱西安柳巷的,人姓武,工作和武也有关,是咱西安秦腔剧团唱武生的,犯事也和这个倒霉的‘武’字分不开——我抽泡18,有一天憋的实在不行了,身上又没‘把’19,就到咱西安钟楼旁边的涉外商店里去弄‘把’,那儿老外多,个个身上都‘把沉’20.”

“刚到了那儿,就赶上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妞正从钱包里往外掏钱。我一看她钱包里那么厚一摞花花绿绿的票子,在我眼里这一下子全变成了大包小包的‘泡’,我啥也顾不上了,冲上去像平时从我媳妇手里弄钱一样直接就抢。原想凭咱人高马大的,抢过来再往背巷子里一钻,再说咱是唱武生的呀,‘三个会打拳的,打不过一个会唱戏的’哩,谁料这狗日的女老外,看着瘦瘦小小的,可手比他妈的风还快,劲比牛都大,只见她一把抱住我的腰,就把咱摔了个狗吃屎,就这还抱住咱的腰死不撒手,就跟抱着他老汉发情似的,我一看旁边的人都往上涌,就拔出刀子在她的胳膊上瘪了一刀,这才脱身。

“回到家里我打开钱包一看:好狗日的,几百万里拉呀,再不值钱还不值个万儿八千的?这下泡儿可就旺实21了。可到银行一问,才值几百块。也该着咱倒霉,‘学潮’后老外来的本来就少,咱抢了她不说还瘪了一刀子,‘玻璃’把这当成大案子。这不,钱还没花出去,就进来陪各位了。更倒霉的是事后听审咱的‘玻璃’说,那个臭娘们竟是意大利的一个女保安??????”

武不愧是个唱戏的出身,加上他人又爱说爱笑,鬼点子又多。他的到来确实给监舍里带来了不少快乐:在干活间隙他得空就讲些让人笑的人直不起腰的段子,时不时还唱上几段让人忍俊不禁的丑角戏。记得有一天晚上监舍里例行学习报纸不用干活,他就提议“划拳”行令找乐子,事先说好谁若划拳输了就喝凉水,不料那晚他一直输,眼看着他硬是把一大铁桶的凉水给喝光了,但见他喝了尿,尿了再喝,最后喝凉水硬是生生的把他给喝醉了!

武不但能让监舍里气氛活跃,而且能用他自己独有的方式消解狱卒们的恶行——比如“皮管王”,他只要是看见监舍完不成糊火柴盒任务而伤着了他的私利,轻则日娘骂老子地嚎,重则就用高压电警棒在人犯身上乱捅。而最不能让人犯们忍受的则是他如下阴毒的叫骂:“狗日都不要给老子好好干活,再不好好干老子让你们变成三改:老婆改嫁,儿子改姓,你狗日改种——枪毙后来世托生成狗、托生成猪!”

“老王管,你甭生气。来世我就变个猪、变个狗,撅起屁股让你‘撬豆包’22,受活的很。”武安民用此法巧妙地回骂王。

“老子就是宁受三年穷,也不操屎窟窿23!”当“皮管王”骂完发现上当了,也没了办法,从此再没有如此骂过我们监舍,直到我一年后离开看守所去劳改场。

两个多月后,武也依例进了候刑室,仍是由我去陪伴。在此期间,我也尽自己能力设法给他搞点烟和方便面,让他尽可能的抽点、吃点。他一直还是不改以往的乐观,时不时的对我说:“该死球朝上!人这辈子想开了,早死早托生(佛教讲轮回),辈辈活年青。”直到临上路的前一天晚上,他才冷静的对我交代后事:“老周,你是个‘谄’24人,相处一场,我求你点事,你犯的不是死罪,咱这里就关四种人:关的最多的就是我这样的活死人、犯了事的‘玻璃’、涉外的案子和你这样的政治犯。将来你出去了,帮我给我姐打个电话,我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我的姐姐了——我3岁上老爸就‘蹬腿’(死)了,可能是和你一样因嘴招的祸,是政治运动,具体我也搞不清。我那不是人的妈又扔下我和11岁的姐姐,改嫁到了远天远地的湖南再就没回来!我姐屎一把尿一把地把我拉扯大,好不容易姐姐考上了医科大学,我也考上了咱省上的艺术学校,日子刚露出个明活缝缝。我又抽上了‘泡’,为戒这口‘泡’,我姐把心都操烂了——给我下跪、送我满世界的戒毒,那阵子我进戒毒所、收容所就像进家门一样,所以这次进来也就没给她写信。唉!我姐在某某医院,记着她的电话号码。”

临到天快亮时,他说为了感谢我陪他一场,竟然把西安城里的美食小吃自己编成了合辙押韵的戏词,有板有眼的给我唱了起来,直到劳动号25进来卸他下板。

据说在刑场上,行刑者问面对着黑幽幽枪口的武安民还有什么要求?答曰:“再给我抽一口大烟!要是你们不为难的话。”

虽说此前我也在候刑室里陪过几次死刑犯,可直到陪武安民时我才弄明白了这里死刑犯执行前的基本程序:在二审死刑裁定下来后的7天到两周之间,看守所就会把待决的人犯弄到候刑室里,为了防止人犯自杀、自残,进来后先由劳动号把人犯双手摊开分别铐在床板上固定好的铐子上,再把脚镣也固定在床板上,这样“上板”的人犯只能日夜躺着,实在躺累了也可硬撑着半坐起身来换换姿势。撒尿时则由陪号把床板摇起,帮其掏出生殖器,再用塑料盆帮着接尿,若其要大便,那就更方便一些,因着床板屁股部位的床板上预留着一个洞,只要用盆子接住,待其拉完后再帮其揩干净屁股就行了。而吃饭喝水就更简单,帮着其喂进嘴里就妥且了。而一般的陪号,则选择的都是犯经济罪的国家干部、警察。而若一次性毙的人多了,陪号的人手实在不够用时,也就用我们这些年龄大点的政治犯来充事。

当要执行枪毙的当天一大早,几个候刑室的门同时打开,由两个“劳动号”把死囚从床板上卸下来,抬起来扔到门口的板车上,然后再由另一个劳动号推起板车飞快的从风道向大门口疾驶。一时间,镣铐的叮当声,板车轱辘在风道上转砖地上颠簸的“咯吱”声,来往忙碌的劳动号们的喘息声,弄得候刑室到监狱大门口的风道上,就像传说中的鬼门关内一样的阴气森森,鬼影幢幢。

据说待到飞快的板车推到大门口,推车的劳动号双手猛一松,车上的人犯就像牲口一样被板车的惯性重重的摔在地上。这时早已等候的两个执行枪决的武警上前把人犯的双手五花大绑,而狱卒也在卸下脚镣的同时,在人犯的膝盖以下部位各自紧紧地绑上一道绳子,绑胳膊的武警也会随手在后面给人犯脖子上绑上一道远处难看清晰的细尼龙绳子。在执行过程中只要人犯随时想要乱喊的话,执行的武警只要在后面猛一拽这根细且犀利的尼龙绳子,只这轻轻的一拽,就足以把人犯的喉管勒断。而扎在双膝以下的绳子,则是防备人犯在押送刑场的过程中因惊吓而乱拉屎尿,其臭味熏了执行的武警而备的。

而这一程序也有例外的,若是碰上一次性枪毙的人过多,候刑室不够用,重刑室只需抬进一块特制床板就行了,在执行当日执行的武警们也就会直接进重刑室里卸板、扎裤等和绑喉绳。在大老张一案枪毙时,他已调到另一个监室,而换到我们监室里他的另一个同案,就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完成这些过程的。小湖北那次上路,也可能是相同的情况,否则他纵有再大的嗓音,我们也是听不到他的喊声的。

其实给死刑犯扎裤管的手续根本是不必要的,因为狱方为了省事,在死囚临枪毙的前一天晚上,一般就不给死囚饭吃!而所谓的“吃断头肉,喝刑场酒”,那早已是1949年以前的老黄历了。现在候刑室里的死囚临死的前要吃要喝也是可以的,那就要看死者的家属有无足够的钱财打通狱方的关系了。

在我关押期间,社会上商店里卖两块钱一瓶的白酒,在监狱里就要卖到三、五十块钱,逢年过节时的价钱就要过百了!而在我陪伴一个从分局号子刚转过来的连其罪名我都不知道的死囚上路的前一天晚上,因他进来的晚,在这里人地两生,而我自己一时也没能力搞到烟,他看见一位外号“小张管”的狱卒进监舍查看时嘴里叼着根烟,就说:“管教,我都快死的人了,把你的烟给我抽口吧。”这位平素就凶恶且残忍的狱卒,猛地拔出电警棍,捅进该死囚的嘴里,边吼着:“你娃耍了个大?我让你抽!让你美美的抽!”直电得死囚嘴里血沫直冒他方住手。也是这个张姓狱卒,在随后无故暴打我们监舍里的一个大学生时,才结结实实的被我们给扳倒了,这则是另外一个故事。

此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境遇对人和野兽的影响其结果恰恰是相反的。在野兽之中,无论是多么凶残的动物,只要关的时间久了,其身上的兽性就少了,甚至多了点温柔和可爱。而人则不同,无论是关押人者或者被关押者,只要在此环境中浸淫久了,人性和人味就少了,而兽性却多了起来。前者可看看动物园里的狼虫虎豹,后者则反观“皮管王”、“小张管”和我们自身就足矣。

民谣是一个种族生活经验和习俗的累积与浓缩。而“命如草莽”则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对生死的一种注解与共识。而人都是生活在各自的经验之中的,既然我已洞悉人性如此,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讲这些对常人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的事体呢?我也在不断的拷问和煎熬着自己。

细细想来,唯一的理由可能就是,在我一年多陪伴“活死人”的时日里,亲见的如此众多的“活死人”们,尽管恶贯满盈:强奸、抢劫、虐杀??????可他们活着时大都没有多少文化,死后几乎不会在这个人世上留下一星半点的声息!而他们也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一个脑袋、两个鼻孔、由娘生爹痛的人呐!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绝大多数还是些刚刚20出头的鲜活性命,而其中的多数被处决者又都是流动作案和因盗窃被处死者。而此类罪犯的被杀,则是中国死刑处决中的一个被人们忽略了的巨大黑洞——流动作案和盗窃犯一般都是家境出身寒微者,一旦判了死刑,家人要不就是出不起钱请律师辩护,要不就是根本联系不上。而这些罪犯大都是在临宣判以前由法庭临时草草指定的免费律师为其辩护,而这些指定的律师,一则因为没有得到钱,二则更重要的是所辩案件大都是些够不上影响的鸡毛蒜皮小案,律师们靠辩这类案子也出不了名。因而在辩护时则多是敷衍了事,所以在狱中死囚们常用谐音“驴日的”来称谓此类律师。

在我关押期间就有一则案例:西安北郊方新村,有一个小孩被人掐死后扔进水井里,一个和其家有仇怨的妇女被抓来草草枪毙了。而此后多年真凶落网,也关进了这间看守所,随后真凶也毙了,可此消息只有在监舍里流传,外面根本无从知晓。因为狱方怕赔偿冤死者家属钱财,加上真凶所犯死罪涉案不少,在其判决书上连他已供认过的杀死小孩这一案的罪名都只字未提!

而更为可怕的则是中国对盗窃罪核准死刑的量刑数额:在1990年左右,一个盗窃犯一次性偷盗钱物折合超过三万元人民币就要被判死刑!据说如此判决的依据则是源自毛泽东1960年代批的一个批示:一个人一生消费的钱数应该是两万元,若他提前用完了这个数目,他一生的定额也就用完了,那么就枪毙!那么也就是说,在中国的1960年代,盗窃两万元就要枪毙,而随着物价升涨,1980年代后期则升为三万。而在我写这篇文字时,专程打电话问曾看管过我们死囚号的一个熟悉的警察现在盗窃犯判死刑额度时,回答:“四至五万之间!”尽管相关毛对这一事体的批示,我一时无法弄清就里。

而一直支撑我写完这段文字的,则是我出狱后的又一段与死刑有涉的亲历:一位和我同因“八九?六四”事件关押过的徐姓朋友,其弟弟是西安市公安局的一个刑警,在破获大老张一案中还立过二等或三等功。此前我也见过他,印象是腼腆寡言。后来他因1994年初在西安市南门内的酒吧喝酒时,与人发生冲突而开枪误伤人命。

按中国的法律规定,死刑犯从抓捕到枪毙这段时间里是不许和家人见面的。由于他也关在我曾关过的看守所,我与他的哥哥为见他最后一面,就设法打听到他枪毙的准确时间。在临刑前的晚上,我陪他的哥哥在从看守所到法场红庆塬必经的路上整整守了一夜。在黎明时分,仅看到每辆车上都有一个死囚的十多辆由武警们押送的大卡车,一辆辆的绝尘而去的背影。

此后不到半年时间,一直要砸锅卖铁赔偿死者而换回儿子性命的徐姓朋友的父母双双无疾亡故。尽管这二老身体一直健硕,其父亲还是个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退役军人,而母亲则是位口碑不错且性情开朗的教师,而据说被害者的家人,此前似乎也愿意获得赔偿私了而放朋友弟弟一条生路。

最瘮人的莫过我的这位徐姓朋友的举动:他先抛妻弃女并关闭了一直经营不错的公司,随后当他与我一起面对齐刷刷摆在其家里客厅中的三个骨灰盒时,他的愤懑与冲动令我惊诧不已!万幸,几年后我方得知,他出家当了和尚,悬了很久的心方才放下了。

人的生命是一个最奇特不过的偶然,一个成年男子正常射精量为2.5毫升,其中大约有2—3亿个精子,平均每1/4盎司的精液里有五亿个精子,数量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两倍。而平均一个男人一生可射出18夸特的精液,也就是1.5亿兆的精子。就理论而言,约为眼下地球人口的四百倍之多。幸而,男人平均288次性交中仅有一次受孕的机会,且通常受精是一个精子和卵子的结合,一次生出三、四个孩子就是奇迹了。那么谁又有权利剥夺如此奇妙而偶然的生命呢?既然普通人的如此行为被列为十恶不赦,那么国家就天然的应该拥有如此特权吗?生活中固然会有一些万幸和偶然,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一直就能凭靠着偶然来支撑吗?而谁又能有效的阻止中国这个枪决人数为世界总和的国家行为呢?且不说作为国家拥有任意剥夺人性命权力的可怕后果和隐藏在枪毙前“验血”这一行为背后的利益驱动!

再说,像西安市看守所这样森严的地方,最低刑期都是死缓或者无期徒刑,能活着从哪里出来的人原本就不多,而出来后又能有能力对公众讲出里面生活的人则更是寥寥了。那么亲历了从活人到死人,进而完成“活死人”这一词组过程的我,将如何来面对时间的钝刀,曾经并且还一直在继续一寸寸、一厘厘的重锉着人之所为人的尊严这一残酷现状呢!

在日内瓦“第四届世界反死刑大会”期间,侯芷明教授问我:“难道就没有一个死囚是快乐的?”细想之后我答道:“还真有一个——西安郊县蓝田县有一个农民,一次性把家里的老母、孩子、老婆、圈里的猪和笼子里的鸡,凡是其家里能出气的活物一夜之间全都杀了个干净。待其关进我所在的看守所的另一个监舍里后,却意外的成了监舍里的大活宝:监舍里的人犯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让其趴在地上装乌龟就装乌龟,让哭就哭,让笑就笑。让其吃屎喝尿,他还边吃边傻傻地嬉笑。

“临送他进候刑室时,正赶上我们监舍放风,就见平素心肠不错的老张管念其可怜,弄了个”肉夹馍“塞给他,只见他用戴着手铐的双手捧着吃食,边吃边嬉笑着说:”老张管是好人,老张管是好人‘。“

他哪含混不清的声音夹杂着脚下镣铐的叮当声渐行渐远,眼下似乎又再我的耳旁响了起来。据说他临上刑场时,也确实像共产党打造出来他们自己的英雄一样——面对死亡,放声大笑。

“以史为鉴”,一直是中国历代治国者们自我标榜的施政至宝,而为塑造空前盛世而拼命铺排渲染历朝“盛世”的当今权贵们,你们最为推崇的“大唐盛世”的开启君主唐太宗,早在1300多年前相关死刑就有“死者不再生,用法务在宽减”之训诫,这对尔等可否有些许的触动?在此,我暂且斗胆替代那些已经永远闭上的嘴、那些因饥饿而死后都闭不严实的嘴、还有那张临死前仅为讨要一口烟抽就被电警棒的高压电击得血泡直冒的嘴和那些正在慢慢闭合且一旦闭上后就永远也张不开的“活死人”们的嘴问上一句:“你为啥进来的?”

注释:

1红庆塬:地名,在西安市东郊黄土高原的僻静处,是历朝历代处决人犯的法场,据说因当年秦始皇在此地焚书坑儒时,因用炭火活活烧死儒生烧得人太多,才把此地的黄土烧红了而得名。

2肉夹馍:肉夹馍:是西安市的一种传统著名小吃,其实类似汉堡包,是将烹制好的肉加入烙好的白面饼中,而当地人把面饼叫馍,“肉夹馍”的叫法源自古汉语,是一种宾语前置,其意为“肉夹于馍中”,而西安人性急,叫时省去中间的”于”字而得名。而其来历也是一个“好人好报的”故事:相传,唐朝时期,长安城东有位姓樊的官宦人家,在灾害之际出手帮过一个受难人家。后来这家人经营腊汁肉发了大财。为报恩借樊老爷寿辰之机,用百株花椒树木料,做成棺木。再从10头生猪身上剔下500斤精肉,烹制成上等腊汁肉放进棺内,密封后送进做成棺木。再从10头生猪身上剔下500斤精肉,烹制成上等腊汁肉放进棺内,密封后送进樊府。樊老爷寿辰吉日,客人甚多,对棺木没有在意。由家人抬入后院柴房,一放就是几年。后来,樊老爷冒犯了朝廷,家产变卖一空生活日趋艰难。这时才注意到柴房内的棺木,打开一看原来是满满一棺木香气四溢,色泽鲜嫩的腊汁肉。便拿到街上加在烙好的饼中去卖,由于其便与携带且酱肉酥烂、滋味鲜长一时便卖完了。樊家便在门口开了间门面,生意非常兴隆。据说至今其烹煮加馍中的腊汁肉所用的汤,仍然保持着仍然沿用着人老几辈传下来原汁原味的老汤。

3吊不甩:充大,不听话。

4椽子:有胆量和骨气。

5穿板子:吹牛,说大话。

6玻璃:警察。

7过手续:入狱第一天谁都躲不过的一顿暴打。

8板:入狱第一天谁都躲不过的一顿暴打。

9穆斯:专骂回民的。

10摞展:睡觉。

11毛驴:小便池。

12谝:聊天。

13架飞机:脚后跟着地,头冲墙壁尽量把头往脚尖上凑,双手从背后举起,把手心贴在墙上,一会儿就浑身发抖,汗水滴嗒了。

14吃红烧肘子:让架飞机者站稳,再让一个打手用胳膊肘去打其两肋,一肘下去就是一个跟头,然后被打者必须迅速爬起来让打手再打。

15喉捶:让打手用拳头去猛击完不成糊火柴盒任务者的喉部,直打得其喉咙几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16胃捶:则会让打手用拳头猛击被打者的胃部,直到打得其当场呕吐不止。

17撞磕:伤及被写者并引起反感。

18抽泡:吸毒。

19把:钱。

20把沉:钱多。

21旺实:多,充足。

22撬豆包:指肛门。

23屎窟窿:指肛门。

24谄:方言,好。

25劳动号:刑期短或者有对监狱有用处的一技之长的犯人留在看守所内服刑的,其职责主要是帮狱卒们干干杂活,然后就是监狱里的一些辅助工作。

(全文完)

来源:独立中文笔会【六四征文】
 
8   [dokknife 于 2014-04-29 19:17:51 提到] [FROM: 72.]

和谈的博客

“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惨痛的死亡。”——林昭狱中血书 1 古希腊伟大的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405年)写过120多部戏剧,现存完整的还有7部,《安提戈涅》是他根据神话故事写的“忒拜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剧中描写了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不顾国王克瑞翁的禁令,为自己的兄长安葬而被处死。 俄狄浦斯娶了自己的生母,然后生下了两男两女四个孩子,安提戈涅是四个孩子中间的一个,所以她既是俄狄浦斯的女儿,又是他的妹妹。俄狄浦斯死后,两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在忒拜城外同归于尽,他们的舅父克瑞翁成了忒拜国王。战火平息之后,新国王下令厚葬为保卫忒拜城而死去的外甥厄忒俄克勒斯,而阻止任何人给攻城而死的另外一个外甥波吕尼刻斯收尸,违抗者死。安提戈涅则甘愿冒着违背国王的命令去埋葬她的哥哥。因为在她看来,掩埋死者是亲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露尸不葬,则有违神谕。 几千年来,这个古典悲剧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在神律和法律面前,究竟应该作怎样的选择? 一个人在自己一生中可能都会有必须在诸如人性和王法之间,道德和法律之间做选择的时候。因为选择任何一方面都有某种合理的成分而让人左右为难,所以围绕《安提戈涅》的哲学、法律、人伦的思考和争辩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为的法律是具体的,实在的,它们可以、而且一直在修订,改变;而人性是自然的,来自上帝,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自然法应该高于实在法。索福克勒斯本人就持这种观点。 索福克勒斯生活在古希腊昌盛的时代,他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歌颂民主,歌颂人的独立性格,歌颂人的创造力。他借安提戈涅之口向国王克瑞翁提出挑战:“我并不认为你的命令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你,一个凡人,竟敢僭越诸神不成文的法,且永恒不衰的法,它们既不属于今天,也不属于昨天,它们永恒地存在着,它们永不消亡,也无人知晓它们在时间上的起源。”这句台词被后世广为传颂,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在文学形式中常常打动观众和读者的心灵,而在生活中,常常激励普通人去挑战强权,去蔑视权威。 “除了把我杀死,你还能给我什么折磨呢?为什么还要拖延呢?我的名字不会因为我被杀而受到玷污。”我觉得拿安提戈涅的这句话来描述林昭的勇气和精神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2 龙华镇位于上海西南郊, 附近有一个曾经是远东最大的机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也在那里,里面设看守所、刑场。从课本、从课外读物中我们知道很多共产党人被杀害在那里,像柔石,澎湃,殷夫等。49年后,共产党在龙华建了一个烈士陵园,多年来,上海很多中小学常常把加入少先队、红卫兵、共青团的宣誓仪式放在那里,所以龙华一直是开展革命历史教育的地方。 但在很长一段年月里,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林昭也是在龙华被枪毙了的,就和当年“革命烈士”一样倒在了跑道的尽头,只不过枪毙林昭的刽子手换成了共产党。尤其残酷的是,枪毙时,林昭嘴里被塞进一个橡皮塞子,它会随口腔挣开程度而自动调节大小,让她无法喊叫;枪毙后,警察上门讨要子弹费,可是尸体却不让家人认领,以致林昭的尸体一直下落不明。那一天是1968年4月29日,三十六岁时林昭的血喷溅在龙华盛开桃花的时候。 我知道林昭的经历和遭遇是在她被枪毙很多年之后了。林昭是共产党统治中国时期的政治犯,1957年她在北大读书时被打成右派,1960年起因“反革命罪”被监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狱中八年,林昭以血为墨,以床单为纸,一刻也没有停止批判、停止揭露,她那时就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命运提出超越时代的思索。即使用现在的眼光,林昭思想的深度,也远远超过我们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水平。尤其在那整个民族的灵魂湮没于狂热迷信,绝对服从的年代,林昭是一个勇者,是一个先行者。 近些年读了一些林昭用血写下的文字,在四月缅怀她的时候再次读她的故事,每次都会被她在监狱里受到的虐待和特殊遭遇所刺痛。中国监管场所对在押人犯施虐的事情并没有少闻,但是对林昭这样一个女政治犯,因为“不服从改造”就连续反铐,即使是女人生理期间也仍然不给她一点便利而感到震惊。提篮桥监狱夏天溽热潮湿,冬天阴冷黑暗,环境条件十分恶劣。后来我们知道,每个月都有几天,林昭就坐在自己的经血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诚如林昭在血书里写道:“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惨痛的死亡。” 这里最让人不解的是:本来,监禁是通过剥夺人的行动自由来达到惩罚的一种形式,监狱看守的职责是提供人犯生活的必要条件以及维持监管场所内的秩序,如果一个人的脚已经被限制在一个特点空间了,那么一般来说惩罚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时,如果监房内没有暴力现象,看守人员没有必要,也不可以使用武器或者刑具,尤其是对非暴力的政治犯。为什么共产党的看守这么残酷?其实,看守在监狱就是上班,看守人犯只是他们的工作,虽然他们的工作对象是“犯人”,但是“看守”这个职业本身并不是具有施加刑罚这种属性。所以,撇开“看守”、“人犯”这种法律关系,女监房的看守是女人,关押的犯人也是女人,女人体贴一下女人的生理特性完全属于人道,或者说出于人性的范畴,可是,为什么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人性那么缺失? 不管是神话还是戏剧,古希腊人创造了安提戈涅这么一个人物形象,让她甘愿受王法处置,也要去掩埋自己的亲人,让我们后人看到了人性的饱满和光辉。而在20世纪的中国,那个号称具有人类世界最崇高理想的政权组织,它的成员连让狱中女犯及时清洁身体的同情和良知都没有,那是为什么?难道中国人从来就不通人情,不讲人性,还是因为中国人的人性在共产党的党性前面会变得模糊,甚至消失掉了呢? 3 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又说:“仁义礼智信,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已”。王阳明则把良知概括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人对善与恶、是与非、同情与厌恶的一种道德意识。 1907年,在距离上海龙华二百公里外的绍兴府山阴县, 秋瑾在老家谋图反清而被朝廷拘捕,时山阴县令叫李忠岳。李县令18岁中秀才,39岁中举人,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1898年43岁时中了进士。然后就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先后任至浙江江山、山阴县令。由于他为官体恤民情,所到之处深得民心,离任迁移时民众自发相聚送别。 据傅国涌《秋瑾被杀害之后》文章引用秋瑾弟弟秋宗章在《国闻周报》上撰文介绍:秋瑾被捕后,绍兴知府贵福(满族人)要知县(当时绍兴下辖会籍、山阴两县)李忠岳严刑拷打逼供,但李忠岳拒绝对秋瑾用刑,而是把纸和笔给秋瑾让她自己写供词,于是有了秋瑾“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笔传世。贵福接着传巡抚之令,要李忠岳“将秋瑾先行正法”,李据理反问:“供、证两无,安能杀人?” 李忠岳是吃朝廷俸禄的人,他既是地方行政首脑又是司法长官。他想要保护秋瑾,可举事反清是杀无赦的死罪,李自知无力回天。当最后一次提审秋瑾时,李忠岳说:“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亮之也。”然后当场泪随声堕,身边的吏役也都相顾恻然。 秋瑾死后李随即被朝廷撤职。在赋闲之际,他对秋瑾之死深感内疚、痛苦,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注视默诵,并为此泣下。甚至到了一天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的地步。在良心的自责下,他最终自缢于屋旁,终年53岁,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噩耗传出,无论识与不识,都为他叹息。 100多年前,一个封建朝代的官员在做本职工作时,用他的良知去拒绝恶法,用他的良心来审视他人的生命,用他的良心来拷问自己,并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良心。这就是王阳明说的一种道德意识,是人性,是良知。相比之下,共产党时期的的监狱,对林昭施以酷刑的狱警,他们简单地遵循共产党的恶法而让人性丧失殆尽,他们比阿伦特笔下描述的平庸的罪恶有过之而无不及。 4 汉娜•阿伦特是美国犹太裔政治思想家,“平庸的罪恶”是她提出来的一个哲学术语。 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一书中,阿伦特描述1962年以色列审判前纳粹党徒艾希曼时的情景:他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他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接受绞刑。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阿伦特以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这种恶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 平庸的罪恶在我们中国人生活中并不少见。没有它,就不会有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又一次扼杀思想的蘖杀,就形成不了一次又一次涂炭生灵的恶斗。据提篮桥监狱里曾经给林昭送过饭的人告诉《寻找林昭的灵魂》制片人胡杰说:在林昭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狱方把她单独囚禁在监狱最角落的3号楼,还给她特制了一个只露出眼睛的人造革头罩,除了吃饭时拿掉,其余时间内她既不能说话,连呼吸都不容易。执政的党不会设计出这种办法,这个主意一定是具体的人想出来的。 在中国的政治字典里还没有“平庸的罪恶”这个概念。当年参与杀害犹太人的纳粹受到了审判,射杀翻越柏林墙的东德士兵也被判了刑,可中国那些曾经负责审理、监管、虐待过林昭的人,没有一个受到任何外在形式的责罚,就连他们自己的良心都没有任何忏悔。林昭案“平反”了,可是没有一个当事人愿意接受采访,提供林昭当时的情况。前些年,一个当年参与审理林昭案子的法官在电话里回答了记者的问题,他说“我是凭着我的良心……”,“凭着我的党性……”,这完全是1962年艾希曼在审判厅上的辩解在中国的回音。 5 中国人原来并不缺乏人性,只是1921年以来,确切地说,1949年以来,在共产党统治下,这个社会越来越不讲人性了。那是因为,共产党的党性和一个人的人性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两个方面,一个人人性多了,则党性自然就少了。那个审判林昭的法官,他可以声称自己有党性,也可以告诉人们,当年他无法凭他的良心,但是他不能说,他过去既有良心又有党性。 那么,共产党的党性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说到底,那是共产党希图维持他们一党统治的纪律。从这60多年的情况看说,这是一种罪恶,是一种比“平庸的罪恶”更加丑恶的罪恶。 林昭说过, “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成为反抗丑恶的战士当然高尚,可是,如果共产党过去能够接受批评,中国社会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右派;如果共产党的专政机器没有那么残暴肮脏,林昭的遭遇就不会那么恶劣,如果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放弃独裁专制,用人性取代党性,那么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就不会这样艰难曲折,至少林昭就不必去付出自己的生命。 每年龙华桃花盛开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林昭,让人缅怀林昭,我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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