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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 一个美国学者在中国坐牢的经历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04-17
更新时间:2014-04-17
浏览:108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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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学者在中国坐牢的经历

发表于 2014 年 04 月 17 日 由 baichuan


一个曾经是富布莱特学者的美国人,热爱中国文化和语言,到中国教书,但因刑事罪在中国坐了8个月牢。这段时间他经历了很多,每天劳动,思考人生,以亲身经历了解美中司法制度的不同。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

在南卡罗莱纳州小城斯帕腾伯格(Spartanburg),斯图尔特.福斯特(Stuart Foster)和家人在这里过着安静悠闲的生活。

很难想象4个月前他在中国的监狱里劳动。

福斯特:“大约9点半或10点, 他们就会把我们要做的活送来,用很大的工业用塑料袋装着。主管们在外面先清点有多少,然后把里面的犯人们叫出来取分配给他们的活。这些活是按人数多少来分的。我们通常是下午5,6点钟结束工作。”

他们的工作是组装圣诞节灯饰,福斯特说这些产品最后可能出口到美国。

福斯特出身法律世家,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获得社会学硕士,曾经以富布莱特学者身份到亚洲交流学习;在斯帕腾伯格的南卡罗莱纳上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Upstate)教授社会学。2002年底来到广州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书。他说他最自豪的成就是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南卡罗莱纳上州大学建立了交流项目并担任协调人。

到2013年4月为止福斯特在中国以一个典型的迷恋东方文化的老外身份过着受人尊重的教书生活。

他说:“我从做法官的父亲那里学到了这样的道理:一个人可以在一瞬间犯下一个小错误,这个错误能毁掉你的生活。”

福斯特犯下的错误是在学校的外国教师宿舍里从另一个美国老师房间偷了一万美元。

*暂时性精神失常*

案件很快破获;福斯特承认偷钱并且把钱全数退还给了失主。

不过福斯特说他并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因为事发两天前他骑自行车与巴士相撞导致头部受伤:“因为这次事故我住了医院,我失去了判断能力。也就是说我暂时性地精神失常了。”

他强调当时他就是在医院里被警察抓走的。

在美国常听到有人用暂时性精神失常做辩护,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福斯特说在中国这个辩护很难有成功的机会。

福斯特的好朋友,来自英国的麦特.霍恩(Matt Horn)说他相信在正常情况下福斯特不会做这样的事:“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确偷了东西,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做这件事的时候精神状况不正常。人们在头部受伤后往往会有奇怪的举动。”

福斯特从2013年4月14号被逮捕关进广州白云看守所,法庭经过鉴定认为他的行为不属于精神失常。

福斯特的辩护律师,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的梁堪贵律师说他们承办过很多涉外案件,这个案件令他们印象深刻,因为有很多人为福斯特说情,包括受害者也请求法庭宽大。

不过梁堪贵律师说虽然律师团队相信他是无罪的,但鉴定结果是合乎程序的:“毕竟他的诉求得到了一个支持,当时鉴定结果我们也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做的是为他争取最轻的处罚。 ”

福斯特在看守所被关押了8个月,2013年12月14号刑满后被驱逐出境。

*福斯特:这就是强制劳动*

从来没有过前科的美国人福斯特在遥远的中国触犯法律,度过了8个月牢狱生活,30人挤在一个小房间,没有床,没有被子。

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每天长时间劳动:“这绝对是强制劳动。新闻报道说中国要结束劳教制度,把这些设施变成戒毒中心。但是在这里如果你不劳动就要被殴打,不劳动就没饭吃,不劳动你的案件就没人过问;体罚到处存在。如果这不是强制劳动,是什么?不管别人把它叫做什么。对我来说这是百分之百的强制劳动。”

辩护律师梁堪贵说,在中国监狱犯人劳动是普遍现象:“不同国家的司法制度不一样。在中国进去后劳动是普遍现象,是法律规定的。你在看守所里也要从事劳动。”

另一位辩护律师韦玉茹说:“其实刑法是以教育以主,劳动也是教育的一方面,据我所知美国监狱里也让犯人劳动。”

不过对福斯特来说,在白云看守所制作圣诞节灯饰最后会出口到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市场,企业没有支付犯人一分钱工资,连制服都不给他们提供而赚取了大量外汇。

他说那些美国企业明知道这种情况还从中国进口监狱犯人生产的产品,它们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

福斯特拿出他在看守所记的日记:“我不想妖魔化中国,我觉得他们要关闭劳改营是在做好事,但这是体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拿我在的看守所来说,他们赚了很多钱,我在日记上算过每天的产量。我觉得有些官员通过这些发了大财。但是我确定北京的高层领导人可能不了解这个情况。“

福斯特说,当时他在看守所的时候听到有媒体报道说在广东省劳改营里只有100个人,但据他所知白云看守所里就有3千多个人天天被强制劳动。

福斯特去年圣诞节前回到美国,赶上了圣诞节和家人团聚,圣诞节现在对他来说有了不同的意义:“这对我来说很讽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觉得圣诞节灯饰象征着快乐,幸福;而我却在这里和很多经常挨打的人一起组装圣诞节灯饰。这是很讽刺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这里的看守们问我如果美国人知道这些装饰品是在监狱里生产的,他们会不会感到不愉快。我说如果美国消费者知道这些情况他们的确会感到很不愉快。”

*美国人的身份让他吃到苹果*

不过福斯特的美国人身份也让他得到了一些优待:“看守所的食物非常坏,在美国领事馆的帮助下我可以每个星期买几个苹果,要知道,在那种地方,能吃到苹果像上了天堂一样。”

他说看守所里的中国公民或来自其他国家的在押人就没那么幸运:“这里有非洲人,他们几乎都是因为毒品罪而被关押。他们的案件很复杂,因为他们大多数是拿假护照来的,所以他们受的待遇很差。在这里我还遇到两个穆斯林,他们开的工厂发生爆炸导致8人死亡。但是在美国这应该是一个民事案件。”

*福斯特是否得到公正待遇*

福斯特认为8个月的监狱生活太严酷,他没有得到公正待遇,比如探视权和保释:“在美国如果你被逮捕可以马上打电话给家人,以前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在我被关在看守所以后我才知道这里的人不能打电话,也不能联络律师。我可以写信,交给我的律师由他们转交给我的家人,但其他人不可以。他们告诉我主管会把他们的信撕了以后扔掉。“

福斯特说这样的案子如果在美国他可以得到适当的医疗照顾,甚至第二天就可以获得保释。

他的好朋友英国人麦特.霍恩也说:“我理解中国的法律和惩罚制度和英国不一样。我认识的人都说同样的案件在英国他一天监狱都不用坐。”

辩护律师梁堪贵律师说这个案件的确反应了两国司法制度的差别,按照中国法律,嫌疑人在判决后才能和家人见面:“法律是这样规定,那司法机关就要这样执行。这方面如果目前和国外相比可能不够人性化,那就是下一步司法改革的一个问题。”

福斯特现在正在写回忆录:“这就是我经历的故事。我在监狱里的时候会思考我的人生。虽然我觉得我的罪不足以受到这样的惩罚,但是我会努力做一个更好的人。我现在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更加珍惜。”

福斯特说他很想念广州的生活,希望有一天他能再回到中国。

□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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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1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04-24 12:56:52 提到] [FROM: 72.]
程映虹:从“爱国”到“辱华”的王力宏

发表于 2014 年 04 月 23 日 由 lixindai


  “王力宏被指‘辱华’网友怒吼:滚回美国”。

  这是很多网站尤其是娱乐版近日的大幅标题,让人难以置信说的就是那个最初以爱国主义的姿态和立场修改“龙的传人”的歌词而一举成名进入中国大陆的台湾歌手王力宏。

  几年前,因为做中国大陆流行文化的研究,我把王力宏修改的“龙的传人”的歌词译成英文,在自己系里公用的打印机上打印出来。一个黑人同事走过来瞟了一眼,说“你也用奴工叙事给学生做阅读材料吗?”

  用中国流行语来说,我听了“一头雾水”。来不及问他,此君已翩然而去。回到办公室坐下来,再看王力宏的歌词,我忽然明白了他说的很有道理。

  多年前宁静的一个夜
  我们全家人到了纽约
  野火呀烧不尽在心间
  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
  别人土地上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
  永永远远的擦亮眼

  光瞟一眼这段歌词,不了解它的背景,对“奴隶”和“苦工”等等比较敏感的族群成员确实有可能会以为这又是一个被迫离乡背井的苦命人在异国的申诉。

  除了修改歌词,王力宏还在演唱中添加了一段英文的R&P,翻成中文大意是说一对身无分文的年轻男女来到美国在彻骨寒冷中无人理睬无人倾听靠个人奋斗拿到学位借了五十美金办结婚登记上帝没有抛弃他们他们的子女昂起头颅爱永远不死等等等等。(这里是按照R&P即念词的节奏的意译)

  其实,王力宏的家族是从大陆去台湾的名门(王的一个长辈还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许倬云),他本人出生于美国,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受的是精英教育,看他的简历,从小学到大学得过多项荣誉和奖金,而且毕业于美国麻州威廉姆斯学院的音乐系。威廉姆斯学院是美国排名第一的私立学院,比在中国最初因为宋美龄而闻名的威尔斯利女子学院还要“高贵”,入学门槛和学费不亚于哈佛和普林斯顿。

  所以,王力宏的家庭和个人背景不但和他修改的歌词中那个在纽约的凄苦的移民形象毫无关系,而且在美国形形色色的移民群体中他们可以说是最自觉自愿地来的,来了以后应该说属于“上流”,在美利坚不但安居乐业而且取得人生成功。和底层移民不一样,他们的族群身份在美国这个族群万花筒中应该说成了个人发展的长处而不是障碍。他们在美国完全是得其所哉。

  一般来说,我们不应该把歌词作者的身份和歌词的内容联系起来。但王力宏的情况不一样。在中国大陆爱国主义的流行音乐市场上,他是以“美籍华人”的身份对一首爱国歌曲修改歌词,修改之处突出了他本人的“身份认同”。歌词使用了第一人称,把原歌词中身在台湾的“中国人”(即“巨龙脚底下我成长”)改成身在美国的“中国人”(即“别人土地上我成长”),长成以后仍然是“龙的传人”,强调了“中国人”的身份和对“家”的炽热感情,渲泄了对自己生在和身在的那块土地(即美国)的强烈疏离感。凡此种种,都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歌词反映了他的切身感受,美国不是他的国家,他要用修改“龙的传人”来表达他对中国的归属感。

  我相信,这样一个对自己的美国人的身份说“不”的爱“华”歌手,就是中国大陆很多人心目中王的形象,至少在他开始在中国走红的时候。

  “龙的传人”中侯德健的原歌词已经把“中国人”的认同种族化了-“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这首歌创作于美国抛弃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际,美国的“背叛”严重打击了台湾长期以来以正统“中国”自居的心态-连美国都承认大陆代表“中国”了,那我们的“中国”在哪里呢?我们还能不能代表“中国人”呢?这个认同危机以极端的方式在一问世即走红的“龙的传人”中被克服了:只要我们还有“中国人”的种族特征,我们就是中国人,和别人承认不承认没有关系。这样一个中国人的认同强调的不是社会、文化、教育甚至公民身份这些因素,而是血,祖先,外貌特征和一个庇佑这个种族的神兽图腾。

  和侯德健原来歌词中这个种族化的“中国人”定义相比,王力宏修改的歌词更突出了“中国人”本质上的不可改变性-“别人土地上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这是公然和当代世界有关个人对族群和国家认同的普世标准对着干的。但这种“中国特色”的种族主义观念在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却有着强烈的“凝聚力”。对这种“凝聚力”在歌词中的利用和张扬(因为歌手们“看上去”都“像”中国人)已经帮助了很多港台和外籍歌手顺利进入中国大陆的市场。

  不难理解,王力宏对“龙的传人”歌词的修改很大程度上也帮助他进入了中国大陆的音乐市场。他的自己出生和成长在美国却仍然是“龙的传人”的宣言在已经被种族话语渗透的大陆通俗文化市场上具有特别的感召力。受众们对于来自于港台的歌手用种族话语表白“爱国”情怀已经屡见不鲜了,但一个来自美国的歌手也这么表白,毕竟有点不一样。

  “龙的传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最流行的“爱国歌曲”,但由于侯德健深度卷入1989年那场“风波”而被禁。但在王力宏90年代末对歌词做了上述修改后,这首歌立刻在大陆解禁,王最初也以此在大陆被认为是“爱国歌手”。对于很多80后来说,是王力宏让他们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所以不但在最初,而且在后来很久都理所当然地以为“龙的传人”就是王的首创,直到有朝一日才忽然得知在这首歌的历史上,早于王力宏竟然还有一个侯德健!

  这样一个爱国歌手王力宏,如果有人说他“媚华”不稀罕,但现在竟然被斥为“辱华”,不免让人有些吃惊。究其原委,是他在微博说:“带chinked-out到全世界,明天纽约演出!”

  “Chinked-out”在美国俚语中确有对华人的侮辱之意,但问题是王力宏不是今天才用这个词的,他早就用这个俚语命名自己把中国音乐元素融入西方流行音乐的个人风格了,在我看来是对美国已经过气的“辱华”俚语文化的恶搞,有一点气度和诙谐,倒是值得赞赏之举。那些“怒斥”他的网民们看来是患了爱国过敏症,少见多怪了。

  真正值得追究的,还是为什么当年他身为美国的华裔精英,一路顺风顺水,却偏偏觉得侯德健的歌词还不够爱国,要虚构出一个在纽约打拼的同时和这个国家格格不入的下层移民的形象,以此建立一个身在美国心在汉的“龙的传人”的身份?

  来源:“影响力网”
 
2   [dokknife 于 2014-04-23 10:55:55 提到] [FROM: 72.]
比蹊跷死亡更蹊跷 自杀还是杀人灭口?
2014-04-23 07:29:25 法广 胡平

  近一年多来,在中共当局发动的的反腐败运动中,频频传来中共官员和其他相关人士非正常死亡的消息。

 按照官方报道,大部份非正常死亡都是自杀,据说大部份死者生前都患有抑郁症。由于官方报道没有对具体死因做任何交代,因此这些非正常死亡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更何况有些死亡显然不是自杀,个中缘由更令人猜想。

  例如媒体大亨李明的蹊跷死亡。据报道,今年1月2日,著名影视公司小马奔腾董事长李明因心肌梗塞而猝然死亡,年仅47岁。有消息说,李明是因为涉及到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案被带走协助调查,据说李明在询问中情绪激动,身体不适,注射了镇静剂,之后出现症状,不治身亡。联想到过去曾有小民百姓在被拘押期间"喝凉水死"、"躲猫猫死",现在又有了"注射镇静剂死"。人们普遍怀疑,这不是虐待致死,就是杀人灭口。

  又如银河证券员工王垣的蹊跷死亡。3月12日下午,在北京金融街国企大厦银河证券办公楼17层楼梯间发生一起血案,死者王垣是银河证券员工,据说是周永康前秘书余刚的妹妹余莉的丈夫。消息称,银河证券公司内部人士说王垣家庭正常,不可能是情杀。蹊跷的是,警方刚刚介入,还没有展开调查,就当场匆匆对外宣布王垣是自杀,还散布说现场留有遗书。然而从网上发布的照片看,死者是腹部中刀,血流遍地,决不象自杀而更象是他杀。

  再有今年1月发生在美国德州休斯顿的华裔工程师灭门案。死者孙茂业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都是处决式头部中弹,显然是职业杀手所为,家中并无财物被盗,凶手的动机难以推断。孙茂业就职于美国的一家石油公司,本人毕业于中国的某石油大学,和不久前离奇死亡的的中石油某高管曾是同学,一般都推测此案和中共当局正在调查的周永康石油帮贪腐案有关。

  上述非正常死亡本身就够蹊跷的了,更蹊跷的是,在死亡发生后,有关各方居然一片沉默,悄无声息。按说这些死者都有地位有人脉,何以在离奇死亡后,他的亲属朋友同学同事们都一声不吭呢?

  我们知道,这些年来,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和互联网的普及,普通老百姓,包括弱势群体的成员,哪怕是地处偏远,一旦发生了离奇死亡的事件,都会立即广泛流传并引起强烈反应;如果事件和政府有关,更是闹得沸沸扬扬。死者的亲属老乡,甚至于过路人和素不相识的网民,都会仗义执言,或表示愤慨,或大声质疑,或要求验尸,或要求追究责任,或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等等。本来也是,人命关天,岂能不明不白,不了了之?

  如此说来,上述几起蹊跷死亡之后的悄无声息未免就太蹊跷了。孙茂业一家灭门案已经过去三个月了,或许死者的亲属已经来过美国料理后事,但不见媒体有任何报道,可见其亲属之低调,和通常类似事件的亲属的反应大不一样。李明之死和王垣之死的后续情况更蹊跷:他们的亲朋好友、部属同事、左邻右舍、老乡同学,按说其中应该不缺少有权有势有话语权有广泛联系的,竟然不见有人出面质疑抗议,也不见有人要求查明真相,追究责任,甚至不见有什么人发表悼念和回忆文字--李明死后有一两个同事在网上说过几句话,但很快就闭嘴了。本来,以李明、王垣等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关系,其离奇死亡理当引起更大的反应,结果却偏偏是悄无声息。要么那些人是有难言之隐--可见有多水深;要么就是不敢言--可见有多恐怖。象这种比蹊跷死亡更蹊跷的状况,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与深思。
 
3   [dokknife 于 2014-04-22 10:55:34 提到] [FROM: 72.]
苍天一浮尘:一位老教授关于“群众路线”的另类解读

发表于 2014 年 04 月 22 日 由 lixindai


某单位召开群众路线会议,主题是要求向上级领导班子就四风问题提意见。这四风问题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上级主管单位以一位副总带队,三位部门负责陪同,煞有其事地来到这个单位走群众路线。单位的书记和总经理自然要带头谈。结果,书记和总经理拉拉扯拉讲了半个多小时,谁也没有听明白他们究竟想表达什么主旨。听了半天,绕来绕去,大意便是上级班子都很好,大家都很满意,班子成员每个人也很有水平、工作很有开拓精神、作风很正派、生活很简朴、成绩很显著、我们很满意等等。书记、总经理讲完后,其余的几位副职也要逐一发表意见。基本上,其它几位副职自然也是附合前面几位的意思,不仅不提任何意见,反而是扭扭捏捏马屁了一通。但是,轮到其中一位老教授党员时,他的话却语惊四座,他说:

“本来我不想说什么,因为说了也没有什么用。我的看法,这种群众路线根本就是形式主义典型,明知道没有实质性的效果还要搞,全党全国地搞,还有什么规定动作,人人过关。听听大家的发言就知道结果会是什么。你们可以脸不变色讲这些言不由衷的话,你们这样做能够心安理得,我不行。因为人生有限,我无法一辈子生活在谎言中,更无法一辈子言不由衷。我受够了,六十多年了,为了某些人的世代江山社稷,数十年如一日地搞这些政治游戏,让中国人从小便戴着假面具做人,不能讲真话,搞形式主义,不能做实事。你们自己扪心自问一下,除了在梦里,你们什么时候能够畅畅快快地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一个人长期言不由衷是会被憋成精神病的。你们其实都有精神问题,不讲假话都不习惯了,是不是?你们什么时候看到人家西方民主国家会全国吃饱了撑的什么事情不干,专门开会搞什么群众路线?一次也没有!可是人家什么事情做得比我们好,政府清廉、社会安定、人心自由舒畅。这是为什么?我们国家数十年不停地搞这种运动,哪一次不是群众运动,不是走群众路线。结果怎样?毛泽东搞群众路线是空前绝后,结果是经济崩溃,在国际上成了孤家寡人。看看现在的朝鲜,中国当年就是那个样子。怎么还会重拾毛的那一套?难道不是弱智?天天讲实践检验真理,这一套都被检验了三十年证明不行了,在世界上也有数十个国家搞这一套搞得国破人亡,为什么还要死抱着这一套!我过去也很纳闷,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们是碰上了骗子了。这个骗子声称没有自己的利益,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我们的大救星,我们都上当了。其实这个骗子只在乎自己的主人地位和利益,为了他们的江山,其它是什么都不会在乎的。所以,他们数十年如一日都在想方设法骗人,他们要中国人做傻事还要让你觉得是心甘情愿的,是你自己百年来的历史选择。屡试不爽的花招就是今天这一招,走群众路线,好像一切都是群众的抉择、群众的意愿。他们将我们的选票抢走了,还要通过群众路线来证明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他们声称这是最彻底的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所以就不用给选票了。按照他们的逻辑,公民的选票还不如他们群众路线来得民主。但是,在座的各位,你们民主了吗?你们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了吗?你们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了吗?没有。你们连屁也不敢放。如果都像你们刚才说得那么好,那么令人满意,一年年暴露出来的贪腐是怎么回事?满世界的假冒伪劣产品是怎么回事?到处峙强凌弱的强拆和维稳是怎回事?无处不在雾霾污水和有毒食品是怎么回事?是太虚幻景不成?我们天天被这种假民主强奸,还感激涕零,私下里还回家给老婆孩子说今天又得到了党的宠幸!为什么我们在这种群众路线中根本不敢表达自己的意愿,因为我们没有选票,永远是他们的下级。他们永远是领导,而我们永远是群众。群众是什么,没有选票的群众不过三五成群的流氓而已。想想当年文革红卫兵大串联时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群众人手一册红宝书的情景吧,想想希特勒在柏林大广场面对数万纳粹发表演说的情景吧,看看当今朝鲜金日成广场人山人海的情景吧,没有自主意识的个人组成的群众永远是独裁者手中的工具和玩偶。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但凡不想还权于民,不想给公民选票,只想独裁到底的,玩得最高明的便是运动群众;但凡不想搞法制宪政的,最热衷于这种群众路线。我们永远的主人,掌握了你的生杀大权的主人笑眯眯地来征求你对他的意见来了,你敢说什么?当然除了继续舔他的屁眼外你别无选择。所以这种群众路线能够反映出什么群众意愿、能够集中什么群众的智慧,不是明摆在那的!我们每个人的自主意识都消失了,都只剩下群体意识了,便是早已定调的领导意志,全国便只剩下中南海的一个的意志。所以,不要死不要脸地标榜什么民主、什么社会主义价值观。真想把国家的事业搞好,人民的事业搞好,太简单了,只要两招,第一还给我们选票,第二依法治国!用不着天天人模狗样的搞什么群众路线。你不想干、干不好,换个人干得了;你犯法了,让司法处置去。事情就这么简单,用不着装模作样地搞这些虚假的东西。都什么年代了,还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全国几亿人,耗不起了,折腾不起了。

总之,该说的话我都撂在这了,要杀要剐要法办你们看着办。我是一个党员,但我一点也没有荣誉感,如果认为我这么讲,有损于党的荣誉,开除我的党籍好了,我会因此倍感解脱和荣幸。诸位如果尚存一点做人的良知和正义,只希望在我遭受迫害时不要落井下石就好了。”

这位老教授讲完潸然离场,会场一片沉寂。大家想鼓掌,但手悬在半空中,没有动。
 
4   [dokknife 于 2014-04-19 11:19:43 提到] [FROM: 72.]
习宜豪、张维:网警贿赂网警- -替领导删帖

发表于 2014 年 04 月 19 日 由 thchen


  4个月前的一桩网警受贿案,最近被曝光。

  2013年12月20日,原海口市公安局网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魏一宁因为受贿,被海口市龙华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这不是第一个被判刑的网警。不过,与以往被判刑的网警多收受商业公司贿赂不同,本案中的行贿者,是来自全国6省11地市公安机关的11名网警。

  法院查明,魏一宁利用自己监控网络舆情的工作便利,先后280多次帮助外地网警删除当地政府机关的负面帖子,并收受贿赂共计709980元。

  “网警同盟”

  魏一宁被判刑是被河南省濮阳市公安局网警刘某允牵出来的。

  2012年11月,刘某允被河南公安厅纪委调查,供述在此之前的2年多里,他先后47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海口市公安局网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魏一宁行贿101600元钱。

  案件线索由河南移送至海南。海口市检方调查发现,向魏一宁行贿的外地网警竟然多达11人,仅河南省就有3例。行贿最多的是湖北黄冈市公安局的网警彭某: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行贿148次,共483600元钱。

  根据判决书,除了刘某允、彭某,其余行贿人是:河南商丘网警李某、河北沧州网警高某、辽宁海城网警顾某、山东潍坊网警吴某、山东青岛网警张某君、江苏南京网警俞某、河南周口网警郭某强、湖北武汉网警敖某和河北廊坊网警樊某。

  这11个网警与魏一宁是在全国网警的一个业务讨论群里认识的。群的名字取作“帅哥靓女”,是全国网警自发建立的。

  34岁的魏一宁自2007年9月开始在海口市网监部门工作。2010年9月,魏一宁成为海口市公安局网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

  外地网警纷纷向海口的网警副队长行贿,原因很简单:知名的天涯社区和凯迪论坛总部,都设立在海口。天涯社区多年位居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中文论坛首位。

  按照网络属地管理的原则,海口市公安局对天涯和凯迪的网帖有处置权。在海口市公安局中,这项职责具体由网警支队一大队负责,其任务是对当地的网络进行舆情监督、情报收集和信息处置。

  就像交警每天要到街道上执勤一样,魏一宁和他的队友们每天要在当地的互联网上进行有害信息巡查。而有全国影响力乃至海外影响力的天涯和凯迪,是监控的重中之重。魏一宁因受贿的删帖行为,都是在这两大网站上。

  无法查证的“处置指令”

  证据显示,魏一宁利用海口市公安局网警的公共账号,向天涯、凯迪发送“处置指令”,完成了280多次删帖。几乎不加任何掩护。

  根据《海口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互联网信息巡查处置工作规程》,帖子只有被认定为11种有害信息之一时才能进入以下删帖程序:分别向大队领导、支队领导汇报审核;等待市局分管领导和支队领导发放“处置指令”;由大队领导将“处置指令”下达给当天值班的网警;值班网警立即通知网站值班编辑;网站值班编辑删除帖子。

  魏一宁的逾越之处在于,他在接受以上诸网警请托后,未经过支队和市局领导审核批准,直接通过RTX工作平台或QQ群,将请托人要求删除的帖子发给天涯和凯迪的管理人员并要求对方立即删除。

  凯迪网的高层管理人员高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海口网警一般是通过QQ给他们下达删帖指令的。高强接到网警从公共账号发来的指令后,只能看到一条命令,根本无法查证其是否经过了法定程序。

  “有时候我们收到指令,觉得有疑问就去追问,发布指令的网警就说是公安部下达的指令。”时间久了,即使怀疑某个帖子不应该有指令,高强和他的同事也只能习惯性地强制执行。

  同样,在天涯社区,只要接收到处置指令,“执法部门”就会根据网警的处置指令选择对用户进行删帖、封号等处罚。

  指令具有权威性,不容置疑。即便管理员觉得怀疑,也往往不敢去问对方这个指令是领导审批过的,还是网警个人发放的。

  只要是有权管网络的,都可以给高强们下达删帖等处置指令,针对政府一些负面的帖子一般要求“不要炒作”。“现在下达指令并没有书面的文件,都是以QQ群里面的留言的方式下发的。”高强认为,这正是魏一宁可以假公济私删帖的重要原因。

  删帖指令的下达并非一直如此随意。多年前,向网站下发处置指令曾经有标准的公文。河南某地级市的网监队长唐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前几年,针对删帖而言,删除什么样的帖子,怎么删除,有着严谨的标准和流程。他们主要删除一些不健康的、威胁社会稳定和诽谤侮辱他人的帖子。

  唐涛介绍,要删除一个帖子,必须先向主管领导报告并向上级网监部门报告;然后填写互联网信息登记表;在固定证据等措施后,填写互联网敏感信息处理通报书,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走完这些流程后方可电话或传真通知网站。

  按照唐涛的了解,网警的处置指令一般有删除、过滤、临时断网、封堵等多种。删帖指令非常严厉:需要马上执行。

  南方周末记者从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互联网违法信息巡查处置系统项目需求书中看到,根据该系统的技术指标,违法信息发现后,系统应在1分钟之内向所属网站负责人发送报警短信,网站删除违法信息后,系统自动校核时间也限定在一分钟内。该系统还要求实现一类违法信息10分钟发现,20分钟处置;二类违法信息20分钟发现,40分钟处置;三类违法信息60分钟发现,20小时处置。

  天涯资深值班编辑刘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天涯的“执法部门”一共有50个人。接收政府指令的约有6人,他们采用三班倒的工作方式,24小时在RTX内部等待网警下达指令。

  “明确说明要删帖的,比如说××帖子必须要删掉,限时一般最多是十分钟。”刘柳说,如果没有按时删掉,发布指令的网警就会在群里点名批评,“你们怎么这么拖沓,想干什么”。

  为“公”行贿

  庞大的市场需求,使得删帖业务经久不衰。黑客、公关公司、网站管理员、网警,都是参与者。

  魏一宁所在的海口市网警破获过这样的案子。2010年12月起,在网上从事有偿删帖工作的曹黎雇用掌握黑客入侵技术的吕孝华,利用凯迪论坛的安全漏洞,远程上传名为“菜刀”的木马程序盗取管理员账号进行删帖。

  然而,帖子被删除不意味着可以无后顾之忧。一位网络公关资深从业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般像天涯或者新浪这些正规的大网站,很难公关,只能找黑客来删除。而天涯的内部整顿很容易将黑客删除的网帖恢复,“这时候只能联合网警来操作”。

  上述网络公关透露,有的网警就直接加盟删帖公司分成。据《新京报》报道,公安机关查明,北京市公安局的网警刘某曾参与了公关公司的删帖业务,他帮助顾某的公司删帖获得了77万元及购买汽车支付款27万余元。此外,还涉嫌通过删除负面网帖从中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他人行贿15万余元。

  不过,魏一宁案最令人惊讶的是,11位行贿网警想删除的帖子,都是“公事”:基本上都是当地领导不希望被看到的有关政府部门的负面信息。

  辩护律师称,魏一宁虽然收受他人财物,但所删的都是对政府有严重负面影响的帖子,并未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不构成受贿罪。

  上述网监队长唐涛说,很多人会经过各种关系,找到本地的网警,希望联系能够删帖的网警删帖。“比如本地的某单位的领导在天涯论坛上,看到网上对其本人或者本单位负面的言论后,就会想方设法删帖。”

  唐涛认为,这些网警仅仅是对上级负责,有的涉及机密,因此公众也无法参与到监督网警的工作中来,这就为像魏一宁这样假公济私的网警,将手中的执法权寻租和变现提供了天然的屏障。

  一审法官在判决书中特别写道:“并非所有对政府具有负面影响的帖子均系违法或侵权的,根据法律精神和依法行政的要求,政府亦有接受社会监督的义务。魏一宁接受财物未经审批删除帖子的行为,事实上会削弱社会监督的效果,实际上是为帖子所指向的机关或单位谋取利益。”

  (应受访者要求,唐涛、刘柳、高强为化名)

来源: 南方周末 2014-04-17
 
5   [dokknife 于 2014-04-19 11:19:08 提到] [FROM: 72.]
胡泳:揭发者的伟大时刻

发表于 2014 年 04 月 19 日 由 lixindai


  4月14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因揭露美国政府实施大规模监控的报道获得2014年度普利策新闻奖。获奖者包括格伦•格林沃尔德、劳拉•柏翠思、巴顿•格尔曼、埃文•麦卡斯吉,他们在斯诺登事件报道中厥功甚伟。

两家报纸获得的奖项是普利策新闻奖公共服务奖。普利策新闻奖通常被认为是新闻记者的最高荣誉,而公共服务奖则是其中的大奖。

  在斯诺登间谍罪、盗窃罪以及侵占政府财产罪诸罪加身的当口,在斯诺登被当做美国的国家敌人和卖国贼的当口,如此大奖凸显了普利策奖评委会的绝对独立性,以及公共利益高于政府利益的伟大价值观。正如格林沃尔德此前在美国接受另一奖项时所说的,给斯诺登颁奖,反证了斯诺登挺身而出绝对是一件正确的事情,美国应该感激他,而不是用起诉书和几十年的监狱服刑来对待他。

  另一位获奖者柏翠思说得好:“如果不是因为有人决定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提供这些信息,我们没有人会在这里领奖。所以这个奖真的是颁给爱德华•斯诺登的。”

  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揭发者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因1971年私自拷贝并向媒体提供五角大楼机密文件而青史留名)深刻地意识到斯诺登的重要性。他说,斯诺登文件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泄漏。“斯诺登的吹口哨(即揭发不法行为、不当行为和机密)使得我们有可能阻止一场反对美国宪法的‘行政政变’。”在这个意义上,斯诺登是真正的爱国者。

  有关斯诺登的报道已被誉为一代中最重要的新闻工作。有意味的是,普利策的这个奖也是对揭发者(whistle-blower)的肯定。揭发者从其社会定义上来说不是职业记者,但伴随着新的传播能力,他们给当代社会带来的震动比新闻记者要剧烈得多。试想破产的能源公司安然里一名会计谢罗恩•沃特金的故事。2001年,沃特金给少数几位安然公司的执行管理人员和他们的会计公司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题为“你消灭不了的罪证”(“The smoking gun you can’t extinguish”),其中详细列举了安然公司用以掩盖其收入与成本真相的危险行为。她富于先见的话——“我感到非常紧张,公司可能在一系列会计丑闻中内爆”——不幸而言中第二年发生的事情。虽然沃特金的电子邮件只发给了安然公司和安达信会计公司的少数人,但在这个无限完美地实现了多人同时抄送的时代,写封电子邮件发出也构成一种出版,因为一旦邮件被发出去,就几乎不可能消灭所有的复制件,而任何人只要有一份在手,就可以凭自己的意愿轻松地将其内容告之全世界。

  再来看一下阿桑奇的故事,他的维基泄密要干的事情就是无视国家利益发放信息。在和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国家政权和军队单枪匹马地对抗之后,阿桑奇如此高调地指责传统媒体:“我们揭露了不少秘密,但这不是说我们有多么成功——相反,这表明其他的媒体是多么不可靠。五个人的小组向公众公布的秘密比世界其他媒体加起来公布的还要多,这说明什么?可耻!”而他叫板媒体的资本在于维基泄密的整个架构设计:服务器设在瑞典和比利时境内,两国都有全世界最严密的对新闻消息来源提供保护的法律;它仅有5位全职人员,来自全球的数百位记者、工程师、法律人士、视频加密专家,作为志愿者,帮助它维持运转,许多人仅参加一小部分工作。跨国界的的维基泄密被纽约大学的新闻学教授杰•罗森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无国界新闻组织”。

  阿桑奇说记者是让其他人冒风险而自己获取声名的人。他声称,他们让国家、大企业、既得利益者逃脱的时间过长,而黑客和揭发者依赖计算机网络,给复杂的数据赋予意义,目的是让这些数据能被自由获得,后者现在可以比记者做得更好。

  这是一个颇具鼓动性的说法,但不见得完全成立。然而,沃特金、阿桑奇和斯诺登的做法显示,虽然他们都不是记者,但他们可能代表新闻的未来。怀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普通公民,现在加入崭新的新媒体世界,澄清事实,呈现未经污染的真相,和勇敢的记者一起。斯诺登作为一个逃亡者的命运依然未卜,但他说,希望个人的遭际不会导致公众的注意力从他披露的实质上转移。“我真正想要的焦点,集中在这些文件和其后的辩论上,我希望它在全球的公民中引发思考,我们将来想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他还说:“我唯一的动机是告诉公众,那些以他们的名义在做的事情,其实正在反对他们。”

  这是揭发的本质。斯诺登带来信息给公众,使公众可以合理地要求其领导人的改变。奥巴马本来可以适意地无视监控问题,直到被迫看到这个问题直截了当地砸在他的脸上。斯诺登在普利策奖颁布后的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对所有认为公众应在政府中发挥作用的人士做出的辩护。”

  自从《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披露NSA的棱镜计划以来,10个月当中,多国政府和公众之间已就安全和隐私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斯诺登被迫寻求多地避难,而奥巴马总统不得不建议对美国的监控系统做大幅度的修正。斯诺登永久地改写了全球互联网权利与互联网政策的版图格局,为此,他不仅应当获得普利策奖,甚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是名至实归。

来源:作者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6   [dokknife 于 2014-04-19 11:14:07 提到] [FROM: 72.]
慕容雪村:焦裕禄,虚虚实实的榜样

发表于 2014 年 04 月 18 日 由 lixindai


2014年04月18日

2014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造访了河南兰考县的焦裕禄纪念馆,并且发表了一个纯属说教的、空洞乏力的讲话,重点是1962-1964年间,焦裕禄任兰考县委书记期间的种种“英雄”事迹,“党员干部要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来好好照一照自己,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习近平说:“要学习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坚持求真的务实作风,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大无畏精神”。新华社称习近平还写了一首诗呼唤焦裕禄的归来。后者于1964年死在县委书记任上。

根据这些赞美和宣传,习近平似乎准备用焦裕来拯救腐败的中国官场。但在当下中国,重提焦裕禄精神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更别提根除腐败了。

在官方报道中,焦裕禄的一生颇多传奇,很难分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虚构。据官方报道,焦裕禄生于1922年,早年间贫苦流离,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担任党的低级官僚。1962年起,他开始担任中共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直到两年后死于肝癌。

发生于1958-1962年的大饥荒使几千万人饿死,人们目睹过饥荒的惨状,不可避免地怀疑起共产党的理论和执政能力。在这种状况下,中共特别需要树立一个榜样,来消除怀疑,使人们重归忠诚。

1966年,即焦裕禄去世两年后,《人民日报》的三位记者到兰考采访了他的事迹,并写出了一篇极为煽情的报道:“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常常开襟解怀,卷着裤管,朴朴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劳动。贫农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袜子,补了又补,他爱人要给他买双新的,他说:‘跟贫下中农比一比,咱穿得就不错了。’”

英雄就这样诞生了。多年来,媒体一直称赞他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根据《人民日报》的说法,在兰考工作期间,他从没休息过一天,他常常忍着饥饿和病痛走访民间。他的事迹还被拍成了电影。焦裕禄成为完美的典范和家喻户晓的名字。

几千年间,中国一直都有道德造神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也继其余绪,按照市场细分的原则打造了许多神祗,包括士兵楷模、工人榜样,以及官员典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士兵楷模雷锋,他死于1962年,死时只有22岁。从他死后,他就成了几代中国人学习的榜样,人们被教导要像他那样做好事,并且永远忠于党。

焦裕禄的报道确实曾经感动过许多人。在60年代中期,“共产主义道德”还有其精神感召力,人们对那个“人人平等,物质极大丰富”的未来社会依然抱有幻想,也愿意为了所谓的“集体利益”而做出牺牲。

但现在,这些老旧的道德楷模已无法引起公众共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官方的宣传,人们对徒具虚名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再抱有信心。官员们与“无产”二字相去甚远,有些甚至已经成了富可敌国的富豪,遍地的腐败甚至动摇了人们对更高领导层的信心。

官员们也不再相信这个体制。许多人已经成为所谓的“裸官”,其家人甚至亲戚都已移居国外。近年来,携带非法所得外逃的官员级别越来越高,腐败已经蔓延至各级机关。

习近平如果真想遏止腐败,就必须让官员受到制度化的监督,而不能仅仅是党内的、“左手反右手“式的监督。他应该允许司法机关独立侦办贪腐案件,应当允许媒体自由地报道贪腐案件,也应该让公民负起监督官员的责任。

但习近平的政府并未理会让政府更透明的倡议。

就在习近平造访焦裕禄纪念馆前不久,法律学者许志永被北京一中院判处四年徒刑,此外还有丁家喜、赵常青以及更多的人。这些人之所以身陷囹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要求中国官员公示财产。

在习近平2012年上任后,确实逮捕了一批贪腐官员。但一面号召官员学习焦裕禄的廉洁无私,一面却把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人捕尽打绝,我忍不住想问:中国政府是真想惩治腐败呢,还是只想做做样子,告诉世人“这是个有道德感的政府”?而这种所谓的反贪,其实不过是权力斗争。

焦裕禄生前没能改变兰考的贫困状况,身后也不可能遏止中国官场的腐败。而我相信,即使焦裕禄活在今天,他也不可能再像当初一样生活,更可能变成一个贪官——他的权力不受监督,他的同僚都在牟利,整个社会都在崇拜金钱,他为什么还要穿那双“补了又补”的破袜子?

慕容雪村是作家,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写,以英文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译文经慕容雪村本人审定。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7   [dokknife 于 2014-04-19 11:12:40 提到] [FROM: 72.]
罗新安:毛远新谈张志新事件:有人比我责任更大

发表于 2014 年 04 月 18 日 由 lixindai


毛远新是我的大学(哈军工)同学,高我三届,不是一个系,过去没见过他。三年前第一次见过他。

张志新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始终关心着她的消息。最近,报道说,毛远新是杀害张志新的刽子手。我很想解开这个谜。

昨天(小编按,指2010年3月21日),有机会与毛远新一起吃饭,准备离开时,一位朋友提出了这个问题,毛远新又坐下来掏出香烟点上火慢慢道来。

他在秦城监狱时,有一次专案组提审他,问他知道张志新吗?毛远新想不起来。专案组提醒道,张志新因反对林彪、江青被处死。毛远新说,反对林彪、江青是对的,为什么会被处死?

在回监狱的路上,毛远新问看押他的战士,你知道张志新吗?那位战士说,知道,我还张贴过枪毙她的布告呢?毛远新问,她有什么问题?那位战士说,反对毛主席。

回到监狱后,毛远新终于回想起来了。几年前的一天,他参加过一次省委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十几位省委常委。当时的省委书记黄欧东主持会议,议题是讨论省高院要求判处张志新死刑的给高院的报告。有的常委同意死刑,我说,判了无期徒刑,还那么嚣张?省委常委会一致同意省高院的报告。最后,黄欧东代表省委签字上报高院。不久,高院回复,同意省高院的死刑报告。高院院长江华代表高院在回复函中签字。

后来,在审判毛远新时,拿出了一份常委会讨论记录的复印件,毛远新记得常委会的记录是有格子和页数的,可是这份复印件中却没有格子和页数。

毛远新又说,对于张志新之死他是有责任的,但是,提起死刑报告的法院和2、3个人的责任比他要大。

我想,就是在今天有人反对最高领导人也是可能被判刑的。

(作者1943年生,系原新四军副军长罗炳辉之子)

来源:作者博客 2014-04-10
 
8   [dokknife 于 2014-04-18 17:43:50 提到] [FROM: 72.]

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2008-04-17 11:08 阅读(141)评论(5)


满城尽是红卫兵,生生不息义和团。

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义和团的真相:笼罩中国一百年的阴影(转载)

对于义和团运动,相信很多人知之甚少(确切的说只知道教科书上的几句评语),也不会认为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不过,在现在这个一切都在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回过头去省视一下一百年前那个同样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无疑会对我们产生帮助。就如先哲们曾经预言的那样: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
一,义和团的起源
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进入内陆地区的只有传教士,而义和团运动仇恨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教会组织。教会在中国吸纳教众引起了当地人的很大不满,这里面固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传教者中间良莠不齐,不过就以几个传教士的能力,又能做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呢,为何能够掀起这么一场巨大的排洋风潮?
回顾当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冲突,当时的中国人指责洋人的宗教是宣扬“无君无父”,还有妇女若是信教则被视做“伤风败俗”之事。比如1875年元月,荆州教案,旗营妇女诵经,被其夫逼杀。
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
(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页)
(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庚子记事》28页) 
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了众多类似这样的控诉洋教的文字,经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们不会相信这一套,不过当时的义和团自己也到处开坛做法,人们自然深信不疑。
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


二,义和团的兴旺
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是在民间的话,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不过很不幸的,这股力量卷入了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之中并被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政变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之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可以到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为浩大,原因就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了祸(杀死了洋人),惹的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的.,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再说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说起这个徐桐,后来鲁迅曾说他“只知道世界上有英格兰、法兰西,却不知葡萄牙、西班牙,认为那是洋人要得太多不好意思了,所以才编出来的”,而这位徐中堂正是后来义和团的实际指挥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二十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二十三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杀。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二十五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
六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其强盗本性才真正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他们称"所烧皆奉教之家,并未延及良民。"(《庚子记事》第13页)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三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五十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五百人幸存。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他们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洗劫一空。因为义和团仇视一切育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他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之时下旨让他全权负责收拾残局。


三,义和团的衰亡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甚至于为了保私仇,天津的义和团还从背后攻击正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清军聂士诚部。
六月十二日,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办理对外交涉。十八日,八国联军陷天津。二十七日,主和派官员许景澄、袁昶奏劾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七月初四日,慈禧将许景澄、袁昶处死。十七日,又将同样为主和派的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二十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次日,慈禧与光绪帝出北京西奔逃走。
这场运动最终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为义和团陪一两银子,同时俄国还趁机占领了东北。


四,后世对义和团的看法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甚至于,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我D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可见就在义和团之乱的几十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者们对于义和团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
五,登上神坛的义和团
义和团被美化甚至神话是在wen ge时期,当时提出了"在甚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甚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M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美]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论文集)
《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保卫wen ge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甚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4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当然其中不包括关于义和团降神附体、"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板凳当马骑、高粱叶当刀"等迷信的东西。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也只有wen ge。在这场破坏性更甚义和团的十年运动中,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


六,回首再看义和团
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现在义和团仍被冠以“反帝爱国运动”的美名。不过,这个“反帝”的头衔实在是太过牵强,因为他们分明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洋”,而且是反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包括铁路、轮船、电线杆等等。至于“爱国”更是何以见得,光是被他们杀死的国人数量远远在洋人之上,最后还害的中国人又受一次耻辱,说“害国”恐怕更为确切。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西方列强既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文明,同时也用武力侵占了中国人的利益。纵观整个义和团运动,他们从未着眼于收回被占领土等合理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彻底拒绝西方文明,完全回到因循守旧的老路上去。相比之下,义和团与文革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平民百姓的极端排外情绪被官方鼓励,并被用于政治斗争中去;同样是用愚昧取代科学;同样是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之后,随之而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思想。其中一种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科学、制度等等,另一种则反对对现状做任何改变,这两种不同思想的代言人就在短短几年中各自登上了一次历史舞台,并且都以失败告终。这两者哪个更先进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直到陈独秀提出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才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广为接受。
义和团虽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但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未从这个国家的上空散去。在这个时候,重新审视中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无疑是有着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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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迷途
04月17日 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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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实的映照。







老马迷途
04月17日 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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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实的映照。







搜狐网友
04月17日 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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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美 反日 反法.....反西方 反世界 反人类, 这是文明人干的吗?
奥运会是西方的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
互联网是西方的
........
抵制不?







搜狐网友
04月17日 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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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真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
女无节义男不贤,鬼子不是人所添,如不信,请细观:鬼子眼珠都发蓝......
神发怒,佛发愤,派我下山把法传。我不是邪白莲,一篇咒语是真言
升黄表,焚香请,下八洞各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大清来练拳。
不用兵,只用团,要杀鬼子不费难。烧铁道,拔电杆,海中去翻大轮船。
**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哭连连,一概鬼子都杀尽,我大清一统太平年!
 
9   [dokknife 于 2014-04-18 13:58:56 提到] [FROM: 72.]
李克强希望的背后:中国有新闻自由吗

2014-04-18 09:08:08 美国之音

  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见美国新闻集团总裁汤姆森,希望国际媒体能更全面客观报道中国;新华社记者实名举报将设在香港的中国窗口公司华润集团老总拉下马;新华网发表专栏文章题目是:我们有名嘴,但缺少奥普拉。北大教授胡泳说:斯诺登事件报道获普利策奖凸显了普利策奖评委会的绝对独立性。

  今天的这个话题,和新闻自由有关。新闻有什么特点和属性?中国总理李克强4月17日对美国新闻界人士说:希望国际媒体能更全面客观报道中国。李克强是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新闻集团总裁汤姆森时讲这番话的。中国政府网援引李克强的原话是:希望国际媒体全面、客观报道中国,为增进中外相互认知、促进友好合作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媒体到底是歌功颂德传声筒还是监督者吹哨人?

  汤姆森的新闻集团是美国公司,当然李克强所说的“国际媒体”是指美国媒体。那么,“希望全面客观报道中国”言下之意就是:以前你们没有很好地把握这个标准和尺度,在全面客观报道中国方面有明显不足。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些官员、媒体和学者一直抨击美国新闻界在妖魔化中国:对华报道报忧不报喜,甚至造谣污蔑、不顾是非颠倒黑白。这涉及一个新闻基本问题和理论:新闻到底是报喜报忧?还是不论喜忧只管事实?新闻界是传声筒还是对政府起监督作用的吹哨人(whisle blower)或看门狗(watch dog)?美国和西方新闻界认为是后者。

  在今天的中国,特别是在互联网大发展、公民记者开始兴旺发达的中国,有一些“率先吃螃蟹”的记者开始认为:中国新闻界也应是后者。新华社记者王文志就是其中一人。

  新华社记者实名举报中纪委拉副部级干部下马

  王文志4月15日(周二)再度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宋林“贪腐”,但其微博不久被删。就在微博被删后不久,新华网发出报道说:宋林开始接受组织调查。在中国,“接受组织调查”就是双规和下马的代词,如果不说是被“审判”的代名词。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写调查报道的记者王文志去年7月就在其报上发表文章谈宋林的贪腐事件,遭到宋林的“反击”。这次王文志再度发出举报,宋林马上再回击,在华润网站上发表声明,指责王文志捏造和恶意中伤。但是,宋林的话音还没落,中纪委的尚方宝剑和“狗头铡”就下来,将其“拿下”。

  在中国新闻史上,张季鸾、徐铸成、范长江、储安平、陆铿、刘宾雁、胡绩伟、王若水、戴晴等都应占有一席之地,王文志大概也能记上一笔。还有调查报道记者王克勤、实名举报刘铁男的罗昌平。罗昌平虽然举报成功,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铁男已被下课,但罗昌平基本和王克勤一样,属于“惨胜”,前景并不看好。

  中国新闻史上,还应写进“完败”的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和刘虎。

  陈永洲是广州新快报记者, 2013年10月19日,长沙警方以涉嫌损害企业商誉罪将其逮捕。陈永洲曾实名举报并发表了10篇有关设在长沙的中联重科的批评性报道,中联重科向长沙警方报案,后者跨省将陈“捉拿归案”。中联重科表示,中纪委中宣部已介入关注案件。

  刘虎也是新快报记者,实名举报国家工商局副局长马正其贪腐。2013年8月23日,刘虎在其重庆家中被北京警方逮捕,涉嫌罪名是造谣传谣和诽谤。陈永洲和刘虎被捕是2013年中国新闻界大事,在政界新闻界掀起不小波澜。

  针对王文志VS宋林事件,环球时报18日发表社评说:陈永洲是个反例。“记者实名举报贪腐的威望在经历从成功推倒贪官到自陷丑闻的复杂洗礼;最新的事实是,王文志为记者的这项声誉新添了一分。不过,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17日发表评论员单仁平文章说:互联网举报产生了特殊的震慑力,对反腐具有正面意义。“但由于这类举报同时都演变成冲击力很强的公共事件,它们的大量其他效应值得探讨。”

  胡泳:斯诺登事件报道获普利策奖凸显评委会独立性

  4月16日,北京媒体人、北大传播学教授胡泳发表文章题目是:揭发者的伟大时刻,副标题是:评斯诺登泄密报道获普利策新闻头奖。胡泳说,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因揭露美国政府实施大规模监控的报道获得2014年度普利策奖。

  文章说:在斯诺登被当作美国的国家敌人和卖国贼的当口,如此大奖凸显了普利策评委会的绝对独立性,以及公共利益高于政府利益的伟大价值观。胡泳引用获奖者柏翠思的话说:如果不是因为有人决定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提供这些信息,我们没人会在这里领奖。所以这个奖真的是颁给爱德华.斯诺登的。

  胡泳还说:斯诺登永久地改写了全球互联网权利与政策的版图格局,为此,他不仅应当获得普利策奖,甚至获得诺贝尔奖也是名至实归。胡泳这篇文章得到了媒体人鄢烈山等的高度称赞。

  陈方:中国有名嘴,但无奥普拉

  4月18日,新华网发表了陈方的专栏文章题目是:我们有名嘴,但缺少奥普拉。文章从CCTV主持人董卿“告别央视”说到了中国的电视名嘴们。文章说,央视名嘴们告别总会引发热议。但名嘴告别只是一个人的告别,不用多久,惋惜和祝福都会消于无影。文章说,央视走了那么多名嘴,几乎没一人的告别能像当年奥普拉的告别那么有影响。“我们有名嘴,但我们没有奥普拉”。

  陈方的文章说,一档脱口秀节目能存活25年,拥有7千万家庭收看,连续16年排在全球同类节目之首,无论如何这是个奇迹。文章说,奥普拉这个名字已经成为美国的一种品牌和力量。陈方说,中国的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基本都长着一副“精英脸”,观众难以感受到泥土般亲切感。“当然,这并不全是主持人的错,深层次的病灶还是发生在中国电视整体生态上。”

  文章说:央视培养了那么多名嘴,什么时候能培养出中国的奥普拉?

  陈方的文章没有提到的是:央视的名嘴,只是中国特色的名嘴,在中国特殊国情下的名嘴,和西方的名嘴基本没有很大的可比性。美国的名嘴,是英文世界的名嘴,中国的名嘴,顶多可跨界成为朝鲜或拥有同样文化、具有同样意识形态的华人世界的名嘴。至于“深层病灶”问题,恐怕更深层的病灶还在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问题,而不仅仅在于电视界的生态问题。
 
10   [dokknife 于 2014-04-17 17:25:08 提到] [FROM: 72.]
方朝晖:政体重要还是治道重要?——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出路的一个思考

发表于 2014 年 04 月 17 日 由 baichuan


方朝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题注】数月前在网上看见拙文“中国政治的真正出路”,这是《人民论坛》编辑根据本人的一篇较长文章大幅压缩删减而成,标题也是编辑加的(呵呵,我本人可没想到加这么大气魄的标题)。这里是发表前原文,已发于《江汉论坛》2014年第4期。

  牟宗三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最大缺陷之一,是只关心“治道”而忽视“政道”。[1]政道是政体模式,治道是治国方式。中国人自古只讨论治国方式,不知道改造政体;由于士大夫“始终不向政道用心”,中国自古只有“治权的民主”,没有“政权的民主”[2];由于士大夫一味向治道用心,理想的政治“只有靠著‘圣君贤相’的出现。”[3]因此,在他看来,政道远比治道重要,现代中国政治的首要任务是政体改造而不是治道探索。

  然而,牟的观点可以说犯了哈耶克所谓“理性建构论”(constructivistrationalism)的错误。所谓理性建构论(也译为建构论唯理主义),指忽略政体赖以存在的历史-文化-心理基础,相信最重要的制度可以通过理性人为地设计并建构出来。哈耶克指出,人类历史上那些最重要的制度,从来都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也不是由人的先天本性决定的,而是源于漫长的历史进化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淘汰、选择、再淘汰、再选择而建立,基于某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如果我们无视我们理性的限度,那么这种雄心和抱负便有可能促使我们把我们的制度引向毁灭。”[4]在《法律、立法与正义》一书第二卷,哈耶克重点批评了“社会正义的幻象”,即根据一套理想的分配正义理论来全面重建制度。今天的中国学界,许多人大谈民主、宪政,往往也是如此,以某种抽象的人性论、价值原理或形而上学为依据,倡导建立某种据说具有超越历史、时代和文化而有效的理想政体。

  理性建构论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导致“政体决定论”,将政体看成是万能的、超时空有效的理想来追求,认识不到政体的产生总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政体的消亡总有一定的现实规律。比如牟宗山所否定的君主制(monarchy),之所以曾经在人类历史上那么长的时段和那么大的范围存在,决不是偶然的。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无论是东亚还是中东、俄罗斯,君主制都曾长期存在。我想,这并不是由于那时的人们不知道限制君权,不知道反抗专制。春秋时代“弑君三十六”(董仲舒《春秋繁露》),就是古人知道反抗专制最好的证明。可是每次弑君之后,还是要重新立一位国君。有时到了无君可立时,权臣们还是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远方、甚至别国去寻找一位与国君家族有血缘关系的人来继位,显然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其他更好的政体。

  纵观历史,人类在过去数千年间建立的典型政体并不多,包括禅让制、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等等。柏拉图的《理想国》分析的五种政体(民主政体、寡头政体、贵族政体、僭主政体、荣誉政体)其实可以归结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讨论了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平民政体、共和政体、寡头政体、僭主政体等六种政体,它们可归结为三种:一人执政、少数人执政或多数人执政。他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政体本质上是好或坏的,因为决定政体好坏的东西不是其制度本身,而是人口的质和量。因此,每一种政体都有好的和坏的形式,都有多种变体;如平民政体有五个品种,寡头、贵族政体各有四个品种,共和政体有三个品种,僭主政体也有三个品种。

  有人认为,西方人对理想政治秩序的探求着眼于政体,中国人对理想政治秩序的探求着眼于治道。[5]这一观点很有道理。不过也须指出,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每一种政体或制度的产生和演变,都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事。设想一下:秦汉以后多数学者认同郡县制,但如果在春秋时期搞郡县制,真的行得通吗?真的能给历史带来进步么?同样,秦汉以后一直有学者怀念周政,试图恢复封建,结果无一成功,这也不是没原因的。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几种主要制度,包括君主制、封建制、井田制、郡县制、科举制等,都不是哪个思想家发明出来、强加给这个社会的,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形成的。同样,现代民主制也不是来源于思想家的发明或设计,而源于公元9世纪以来西欧自发形成的城市公社或商人城镇。因此,忽略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状况、权力/权威观念等一系列因素,由学者在书斋里根据抽象的思维逻辑来设计或论证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荒谬可笑的。我们不能仅因一种道义的立场,出于某种抽象的原理,对于中国当下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体或制度轻率判断。

  可以把政体比作一个人身上的皮肤,历史-文化-心理基础则相当于这个人的骨骼、血脉、肌肉等等。可以想像的是,如果我今天羡慕另一个人的皮肤,可不可以在不改变骨骼、血脉、肌肉等内在组织的前提下,单纯靠移植建立与他人一模一样的皮肤?显然不可能。也许,好皮肤容易找到标准。但它永远是皮,而不是肉;对一个民族生命肌体的运作来说并不具有本质的重要性。同时,由于各个人的内在组织结构千差万别,我们不能仅仅出于审美或价值观的偏好而为所有人定制同样的皮肤标准,同样也不能仅仅由于价值观偏好而为所有民族定制同样的制度标准。正如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理想皮肤,不同的文化应当有适合于自身的不同的理想制度。

  按照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W.Pye,1985/1981)先生的观点,一百多年来,亚洲人对权力/权威的理解并无大变。白氏的研究,凸显了文化心理因素对于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他研究了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中国、越南、韩国等许多亚洲国家的权力/权威及政治合法性概念,发现二战以来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以及对于西方现代制度理想的追随,并没有导致其权威模式的改变。相反,由于传统的家长式的(paternalistic)、以私人关系(personalties)等为基础的制度模式继续在这些地区发挥着强大的、根本性的作用,不少亚洲领导人也认识到只有遵守自身文化的权威模式来才能成功,并在实践中有意识地抛弃了西方民主制度模式。

  今天,真正重要的是要研究清楚,中国文化在自我整合方式上有什么重要特点和规律,其权力/权威赖以建立并有效运作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当人们不遵守这些规律和机制时,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也曾像许多亚洲国家一样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却一而再、再而三付出代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回答,我认为恰恰应该归结到遭到牟宗三先生摒弃的“治道”。这是因为,治道研究是在充分尊重文化习性的基础上,基于对某种文化中权威模式的认知,来分析权力发挥作用的有效方式。所以,它可以帮助说明某种政体在一种文化中发挥作用的条件是什么。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设想,在政体改革的目标尚未十分明朗的情况下,通过搞清一种文化中有效的治道,也可以帮助我们逐渐发现政体改革的方向,因为政体或政治制度的变化必须有利于治道充分地发挥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治道”研究比“政道”研究更加重要。这是因为政体往往受制于时代条件,在经济组织、社会结构、文化权威、民众心理、历史传统等未出现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其适合的政体形态也不能轻易变革。由于人们习惯的权威模式建立于过去数百甚至数千年的历史经验,有巨大的惯性,有时政体变革风险很大,与其急于从事政体变革,不如从事治道研究。

  “治道”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对政体的巨大改造能力上。虽然“政体”有其不可逾越的时代局限,但是其运作方式往往有巨大的改进空间。比如同样是君主制,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治理方式展现出不同的面貌:周代君主制已与秦代不同,秦代的君主制又与汉代不同,唐、宋君主制已有较大区别,跟清代相比差别就更大。另外,君主制本身也有多种存在方式:有封建制下的君主制,也有郡县制下的君主制,还有现代宪政制度下的君主制,而宪政下的君主制也有英国模式与日本模式之别。正因为政体的僵硬形式,可以通过治道的灵活方式得到巨大改善,人们有时可以在不放弃君主制形式作为象征符号对于稳定民心、满足民众心理需要的同时,通过“治道”找到解决克服当前政体问题的办法,从而极大地弥补由于政体局限所带来的问题。

  不要小看“治道”化解“政道”局限性的能力。中国人过去在君主制下发明了宰相制度、职业文官制度、监察御史制度、征辟科举制度、地方自治及行业自治,并建立了道统学说、民本学说、君道臣道学说、王道霸道学说、以德治国学说等等,都起到了极大地限制君权、化解君主专制的效果。换言之,正因为政体有极大的弹性,我们不应把应由治道来解决的问题归咎于政体,过早过急地对政体动大手术。因为如果能用治道来解决的问题,非要诉诸政体改革,弄不好就会造成社会的巨大动荡,引发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辛亥革命时,不少激进的青年认为清廷已经不能再指望,只有推翻它才是中国惟一的希望所在。但他们却没想到推翻清廷后所带来的长达数十年的内战,也没有想到君主制在日本、英国以另一种方式保持下来对于社会稳定变革的心理作用。

  “治道”可以为政体/政道提供精神、方向和原则。政体就好像一架机器,作为一套制度体系,需要治道为它灌输精神。比如儒家的王道学说,为君主制提供了灵魂,几乎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又比如人民主权等价值,是民主政治的价值;但是它们不可能在任何一种民主政治中自动地得到实现,能否实现取决于各国的政治现实。从这个角度看,治道的重要性就并不亚于政体。因为任何政体都不是“永动机”,都需要人来支配、维护和修理,使之朝理想目标前进,这些都是属于“治道”范围的事。

  诚然,民主、宪政在今天可欲;但只要我们出于某种天真的价值理想或抽象的价值原理来追求民主、宪政,不研究它们与中国文化习性的关系,就没有找到中国政治的真正出路。我曾从德性权威、礼大于法、风化效应、政教不分、义利之辨、大一统等若干角度来总结中国文化中的治道,及其对于理解当下中国出路的特殊意义。在我看来,无论中国未来采取什么政体,这些治道都要遵循。我相信,学者们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或许能找到中国政治的真正方向,而无需一味沉缅于政体变革,单纯寄望于民主宪政。试略述如下:[6]

  (1)德性权威

  美国汉学家白鲁恂多次提到亚洲文化特别是东亚以德治国的现象(rulebyvirtuousmen,orrulebymoralexample),认为这体现了亚洲文化中一种独特的权力/权威观。[7]白鲁恂分析了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二战后独立以来,曾真心尝试全面接受西方式政治体制,通过大选、议会、法治、政党等制度的引入来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然而,他们的实践最终导致了暴乱、军事政变、独裁统治等可怕的后果。因为亚洲人心目中的权威/权力概念与西方人不同,人们发现通过民选上来的官员“无德”,心中不服,所以造反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如果说亚洲人真正在心理接受的权威/权力模式是家长式的(paternalistic),以德治国则代表对这一治理模式的改造。古人特别强调“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授有德,则国安”(《管子·牧民》),因为在上位的人对他人的示范作用特别大。有德之人在位,之所以能“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是因为“其身正”(《论语·子路》)的缘故。《大学》云:“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孟子曰:“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

(2)礼大于法

  费孝通、梁漱溟、许烺光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曾指出,在一个主要靠情面维系的中国社会中,原本不适合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的,而是更适合于礼治。[8]

  在中国文化中,“礼”最核心的精神是人与人、与万物交接时的伦理规范,以相互尊重、彼此恭敬、和谐相处为宗旨,所以把礼看成“人道之极”(《荀子·礼论》),“理万物者”(《礼记·礼器》)。礼与法的本质区别在于:“礼”不是硬性的约束机制,而是同一共同体中多数人在心理上认同、在情感上接受的行为规范,而法则是硬性的约束机制,不管人们心理上是否认可。

  由于中国文化中人与人关系整合的机制是人情和面子,中国人天生对于非人化、冷冰冰、没有人情味的制度与规则缺乏热情和信念,他们倾向于认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任何不符合人情的制度都可变通。由于礼的最大特点是以人情、风俗为基础,以人们在心理上广泛认可为特点,所以,对中国人从制度上约束的最好方式不是通过“法”,而是通过“礼”。另外,“礼”诉诸自身的自觉,而“法”诉诸他人的惩罚,中国人倾向于认为礼治才是治本,法治只是治标。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即是此意。中国文化之所以走上了一条“礼大于法”的道路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然,这决不是说,法治在中国文化中就没有必要,只是在功能大小上有别而已。

  (3)风化效应

  古人十分重视引导和改变社会风气来建设理想社会。孔子认为,要改变一个社会的风气,最重要的莫过于从在位的人做起:“君子之德,风,小人之际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儒家认为,好的政治以“风化”为基础。《毛诗序》有云: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今天,风气的重要,我们也常常可以从有关部门“狠刹歪风邪气”、“狠抓党风建设”、“治理校风”、“整顿作风”、“改变社会风气”等政策性宣言中看出。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不同单位、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等等内部都可能流行各自的风气。有校风、党风、学风,有单位风气、部门风气、行业风气、社会风气。此外,还有各种“热”,什么出国热、下海热、参军热、京剧热、读书热、国学热……据说“风车轮流转”,风气若干年一变。

  (4)政教不分

  白鲁恂指出,亚洲或中国政治总是过多地意识形态化,把比较多的精力用在论证一些仅具象征意义的符号上面。[9]这说明中国人比较多地注重心理上的满足,也说明精神、思想因素在中国人的集体生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分量。中国人做事之前,需要先在思想上形成共识,在精神上进行凝聚,在心理上达成默契。这些在其他文化中不能说没有,但是对于崇拜形式化原则的西方人来说,这类做法有时会被当成是浪费时间,或舍本逐末,他们认为直截了当地提出规则比精神思想工作意义大。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表明了中国文化中政、教不分的现实性。关系本位的中国文化,不可能走一条政、教分离的道路。诚然,在中国文化中确能容许“教”脱离“政”(如佛教、道教等),但却不能容许“政”脱离“教”。中国人认为“政”必须有依赖于“教”来管束,就象小孩需要家长来管教一样。象西方人那样,从中世纪以来一直信奉政、教分离,结果使政治成为脱离宗教的、非道德化的系统,把功能上的功利和效益当作首要宗旨来追求,在中国文化中缺乏基础。

  (5)义利之辨

  与政教不分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义利之辨。孟子曰:“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大学》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为什么古人认为治国必先区分义利呢?因为孔子说过:“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我们要明白,在中国,社会风气的力量无比强大,而制度至上思维根本行不通,当“利”被抬到首要位置后,将形成一切向钱看的风气,导致人心腐烂,制度失灵。可以说,正确处理义利,是中国文化中实现善治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受西方经济学思维影响,在“放权让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推行以经济利益带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结果导致全社会疯狂的逐利潮,进一步导致坑蒙拐骗、敲诈勒索现象层出不穷,应该说与没有处理好义利关系有极大关系。

  从根本上讲,以义利关系作为中国文化中治道的一部分,本身就体现了风气、人心朝向在中国治理中的特殊重要性。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公灭私、以义灭利,导致人心压抑、人性变异;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放权让利、崇尚功利,导致人人逐利、见利忘义,现实一再告诉我们:忘记历史是要受到教训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有自身规律的。显然,中国人至今还在义、利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而没有认识到儒家早在两千多年前所看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合理性。

  (6)大一统

  中国文化过去几千年走的是一条“分久必合”的道路,“分而不合”这种西欧封建模式在中国文化中也曾经在春秋战国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过,但后来都被证明行不通。

  一方面,由于公与私、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与帮派团体、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中国文化中有根深蒂固的分裂倾向,这也证明与分裂倾向作斗争是中国文化中永恒的任务。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需要在此岸中安身,具体表现为要在一个完整而和谐的集体中才能找到安全感,分裂必然导致所有人共同缺乏安全感。这正是中国文化不象希腊或西欧那样长期保持分而不合、而能安然无恙的重要原因。

  但是,中国文化的一大问题在于,这种追求“合”的本能的无意识心理,也导致专制甚至极权容易出现,“大一统”有时会耗尽整个社会的活力。对于中国政治来说,如何避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悖论是始终要面对的一大问题。

  以上是我从六方面对中国文化中的治道的论述。我也曾在有关地方论述了它们在今天进行转化。总之,我认为牟宗三先生关于政道与治道的区分非常有意义,但他的错误则在于缺乏社会历史眼光,将政道乌托邦化,忽视了在中国文化中有效的治道及其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础。

  ——————————————————————————–

  [1]牟宗三,《历史哲学》(增订八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页187。

  [2]牟宗三,《历史哲学》,页187。

  [3]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增订新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新版序”。

  [4]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页514。

  [5]王绍光主编,《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序”,页75-124。王绍光先生最近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政体决定论”,批评西方学者及近代中国学者皆主政体思维,即政治问题主要归结为政体问题。他认为其问题至少有:把复杂的现实简单化为一两个指标的问题;“重形式、轻实质”;“忽略政治体制其他方方面面的变化,导致用静止的眼光看变化的现实”,导致制度决定论。我基本同意他的这一思路,不过并不认为他对政体与政道的区分合理。本文所用“政道”一词更接近于牟宗三,是指关于政体的学说;王所谓的“政道”只相当于本文中所谓的“治道”。参王绍光,“政体与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异同”,载《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页75-124。

  [6]详参拙文,“中国文化的方向与出路”,《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03下,总第22期,页36-55。下面几条是根据此文压缩。

  [7]LucianW.Pye,AsianPowerandPolitics:theCulturalDimensionsofAuthor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London,England:th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5,pp.42,48-50.

  [8]参FrancisL.K.Hsu,AmericansandChinese:ReflectionsontwoCulturesandtheirPeople,GardenCity,NewYork:DoubledayNaturalHistoryPress,1953/1970,p.36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36页;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276~385页,等。

  [9]LucianW.Pye,AsianPowerandPolitics,pp.186-187,20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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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okknife 于 2014-04-17 17:13:09 提到] [FROM: 72.]
邓宜平:可怕的“工具”

发表于 2014 年 04 月 17 日 由 lixindai


法律是什么?

  你说不懂。我也不懂,我不能不懂装懂,我没有上过法学院。

  那我们到教学问的地方去,到大学的图书馆,随便借一本《法学基础理论》什么的教科书来,查一查。

  查的结果是: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工具。

  这就是说,统治阶级是修理工,普通的老百姓就是被修理的物件,想紧你的螺丝就紧你的螺丝,想下你的零件就下你的零件,一不高兴了,就“咔嚓”一下给你报废了,扔进垃圾堆,或者挖个坑给埋了,没有道理好讲。

  这就是说,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刀俎,被统治者是刀俎上的鱼肉。人家想把你砍成块块就砍成块块,想把你切成片片就切成片片,如果再仔细一点,就把你剁成肉末,给“醢”了,就象当年纣王对付周文王的儿子伯邑考一样,给做成一锅人肉炸酱,还给他爹送上一碗,爹还装着不知道,和泪吞了。

  整个一个强盗逻辑。

  可是我翻开历史书一查,真还是这么回事。

  中国最早主张法制的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就是这么认为的。韩非子出生于统治阶级,是当时的韩国贵族公子。韩理论家有点口吃,说话不顺溜,但写文章挺牛的,写成了一部书,就叫《韩非子》。这部书流传到秦国,让秦王看到了,拍案叫绝,说,我能够和这个人一起散散步,讲讲话,此生无憾了!看来,秦国强大是有秦国强大的道理的,秦王还真是爱惜人才。

  秦国的丞相李斯和韩非子是同学关系,他们两个人曾经一起拜荀子为师,都是主张以法治国的。当然知道韩非的情况,但他只是向秦王传达了一个简单的信息:这个人是韩国的。秦王马上调兵打韩国,韩国国王知道了个中原因,只好以出使名义把韩非子送给了秦国。

  秦王很高兴。但韩非子的李同学不高兴了,想如果秦王重用了你老韩,那我老李怎么办?我这个丞相位置还保得住吗?于是想了个办法,对秦王说,大王您是要兼并韩国的,韩非子是韩国的贵族,这就相当于打他的家,他肯定会维护韩国,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你放他回了韩国,他的治国方略使韩国强大了,那就是个大隐患。我看您还是把他杀了算了。秦王一想有道理,那就杀呗!李斯十万火急地派人送给韩非子一杯毒药,韩非子不想死,还想见秦王陈情。李同学不让,他只好喝了这杯毒药,等到秦王反悔时,韩非子已死了。

  看来,下毒害同学这事儿不光发生在当今的大学,这是有传统的,2000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也这么干过。

  韩非子在他的书中写到:谁看见天下有长得象箭一样直或者象车轮一样园的树的?之所以有箭和车轮是削出来的!韩非子认为,只有依法治国才能使国家强大,就要靠法制的力量让老百姓遵守,让他们直就直,让他们曲就曲!只要违了法,不管他是谁,严惩不贷!他说君王要将法当做立国之本,再借助国家的强制力和权威(势),再辅之于具体的办法(术),国家就会强大。

  韩非子的这一套被秦王采纳了,于是,秦国成了当时法制最健全的国家。

  1975年12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的秦国墓中发现了秦简1155支。其中有《秦律十八种》和《效律》《秦律杂抄》三种。相当于我们律师书架上的法律汇编。计有《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司空律》、《徭律》、《工律》、《传食律》、《行书律》、《均工律》、《工人程》、《置吏律》、《尉杂律》、《效律》、《游士律》、《除吏律》、《军爵律》、《捕盗律》、《公车司马律》等等等等,共30多个方面的规定,光看律名就知道秦国的法律规定几乎涉及到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最著名的要算“书同文、车同轨”了,连字怎么写,车造多宽都有具体规定。甚至还发现了一部《法律问答》,相当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是对于法律在各种情况下怎么具体运用作出的解答。

  从这些法律中可以看出,秦大帝是把全国人民都当成他家的服务生。一是要你干什么就什么,包括怎么服兵役,怎么服傜役,怎么交税,怎么当官。甚至怎么养马、怎么传令等这些细小的事情都有规定;第二是不准你干什么。就是发发牢骚都不行,你以古非今,你胡言乱语,你指桑骂槐,都是杀头的大罪,还要夷三族,就是要把全家连亲戚全干掉!第三是犯罪了如何处罚?首先是杀,各种各样的杀法。不光杀犯罪的人,还要连坐,亲戚、邻居、战友、同事,连在一起干掉。再就是肉刑,割鼻子,砍脚,刺面,宫,打板子,这些酷刑用了之后,大部分不是放回去,而是去服劳役,女的舂米择谷,男的修城砍柴搞建设,国家得到了大量的无偿劳动力。

  于是,“劓鼻盈蔂、断足盈车”,割掉的鼻子装满了筐子,砍掉的脚装满了大车,统治阶级就是这样在人民身上下零件的。而在郦山给始皇帝修墓的就有七十万人,而这七十万人据记载是受的同样的刑罚:“宫”,全被割掉了生殖器,然后,全部来这儿修墓,据说,这个墓修完了,全部给活埋在了墓里,这样,始皇帝先把这几十万人传宗接代的零件都给下掉了,然后强迫劳动,最后给活埋了。

  这哪里是什么封建社会?整个一个奴隶社会。除了皇家外,全国人民都是皇帝大人的奴隶。

  雄才大略的始皇帝不仅有武功,他把六国都给灭了;还有文治,颁行了这么健全的法律,但是,残暴终归是残暴,这个国家从统一六国到灭亡,只有十六年时间。几个农民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就“呼啦啦大厦倾、昏惨惨灯将尽”,他开的这个万世基业维持了半世不到,就烟消云散。

  那个流氓刘邦统一中国后,建立了汉朝。汉朝的统治者当然不想好不容易夺了天下后只干十六年就完蛋,开始总结前朝的教训。大概总结了三点:一是不能太压榨老百姓了,让老百姓活不下去人家不造反还怪,于是,轻税赋减徭役,与民休息;二是,不能太残暴,严刑竣法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于是,试着废除了一些肉刑,也试着少执行刑罚,这样,产生了著名的“文景之治”,国家由穷变富,老百姓的生活,也好过一些了。

  第三点是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办到的。他认为,对待老百姓,光靠严刑竣法压服是不行的。得让老百姓心里服气,要搞思想教育,给洗洗脑。于是他创制出一个君权神授的理念出来,让老百姓明白,人家当皇帝是老天爷的旨意,而要你当顺民也是命运的安排。他主张“德主刑辅”,“任德远刑”、“厚德简刑”、“阳德阴刑”,一句话,以思想教育为主,不行再动用刑罚。而思想教育的内容除了君权神授外,还有三纲五常,仁义理智信。把儒家的鼻祖孔老先生的谈话录变成了系统的理论,真正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成了治国方略。

  汉武帝看了十分高兴。想不到,老子坐天下原来坐得这么有道理,这么应该!你们当顺民也当得这么有道理,也该当得这么服气!而且怎么当也说得清清楚楚,于是下令,其它的什么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的理论统统见鬼去。我的天下只要一种理论。就是董先生的儒术。

  于是,中国的治国理论只余下一种了:儒家学说。儒学不仅是百官及百姓必须学的教材,而且还写入法律,违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的,也是犯罪。而且不光规定在法律条文中,条文的解释也要引用这些理论,按现代的说法,儒家的理论就是法律的渊源,董仲舒是主张厚德简刑的,法律不会象秦国制定的那么繁复,简单的几条,肯定涵盖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只有动用法律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儒学原理来释法,这叫“引经决狱”。

  从此之后,不管朝代更叠,中国的法制就在儒家的道统里转起了圈圈,不管以后的唐朝《大唐律》、宋朝的《宋刑统》、明代的《大明律》、还是从遥远的关外驰骋而来的满人统治下的《大清律》,基本上都是在上述原则上建立的法律规则。

  说实在的。儒家的仁与德的观点对法家主张的严刑竣法是有所消解的,制定法不再象秦朝那样严苛。特别是肉刑,逐渐减少,不再是主流的刑罚。如果不判死刑,在老百姓身上下零件的事规定得不太多。但是,儒家怎么主张仁政,有一点怎么都没有变过,就是灭族,如果认为谁有谋反行为,肯定杀得全家老小血亲姻亲一个不留。始皇帝是灭三族,尔后的统治者是灭九族。连外嫁的女儿也要杀掉。而且杀得理直气壮,老天爷让我当皇帝,你居然敢反!不杀你杀谁。而且杀的时候,怎么痛苦怎么来,凌迟、剥皮、腰斩、五马分尸,千方百计、千奇百怪,一部古代史,在科学上缺少创意,但在杀人的时候,那是新意不断、精彩纷呈。

  看来,法律真还是个工具,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当然啦,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既然是个工具,好用就用,不好用就改,或者干脆弃之不用,把所有的法律扔进太平洋。然后说什么是什么,这样多方便!

  另一个大流氓朱元璋当皇帝后,当然也重视怎么打造好这个治国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于是下旨修法。经过30年的更定和修改,最后形成了一部《大明律》。朱皇帝下令道:这部法律子子孙孙都必须遵守。哪个人说要改它,就以变乱祖制之罪定罪量刑。

  但是,朱皇帝虽然认为在自己伟大英明的领导下,修编的法律很好,让自己的子子孙孙遵守。他自己似乎并没有打算遵守。一遇到他认为的犯罪,特别是他最憎恨的贪污受贿,更是一个死字了得。他要剥皮就剥皮,要抽筋就抽筋,要杀他全家就杀他全家,连没有按时交夏粮,他也要凌迟处死,哪还管什么《大明律》怎么规定的,更没有贯彻什么儒家的仁政德政理论。而且,他还认为他做得很有道理,将他干的这些残忍之极的事情搞成案例选编,先后出了四集,叫做《大诰》,来进行法制教育,诏令天下,令户均一本。如果犯的是笞、杖、流、徒等罪的,家中有这本书的,减一等处罚,如果没有,罪加一等,这个《大诘》成了一本刑罚的优惠券。

  但实际上,朱皇帝推行的这个所谓《大诰》与对老百姓进行法律的规范性教育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它本身就没有规范性,他推行的目的只有一个,恐吓。让百姓和官员产生有一种深深的恐惧,从而变成俯首贴耳的顺民。事实也是这样,朱皇帝一死,大诰也就无疾而终。

  在这个工具论下,整个中华大地成了权力的狩猎场,人民就是权力的猎物。战乱时,权力者打去打来,猎物跟着遭殃;等一家胜出,统一中华时,猎物就是权利的支配物,生杀予夺全在统治者的一句话,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鲁迅先生说:中国人只有两个时代: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做不稳奴隶的时代。

  说得真绝!

  等到我学法律的时候,我总感觉到这个工具论不是那么回事,好象怎么也和我学到的现代法律对不上。现在我们的《宪法》规定一切权利来自于人民了;我们的《刑法》也运用罪刑法定原则了;我们的民法也说平等互利精神了,连我们的法律宣传也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怎么这些个法律都成了工具了?怎么这些个工具现在看来有时候还要治统治阶级,那岂不是工具就象科幻小说中的机器人统治了世界一样、这个世界岂不是乱了套?那么,究竟是工具统治了世界呢?还是把不应该认定为工具的东西错认成了工具?

  看来,现在最好不要去读我们大学的教科书。我们有些大学常常会把学生教得象我们法学界的老祖宗李斯一样,给他的同学来一杯毒药。我有时不得不想,我们有些教科书是不是给他的学生下了蒙汗药。

  我们不妨去读一读原著,或者请读过原著的老师们私下给我们讲一讲西方先哲们对法律的认识。

  ……

  1651年,英国的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写出了他的政治哲学名著《利维坦》。

  “利维坦”是《圣经》的怪物,既有点象鳄鱼也有点象鲸鱼,有尖利的牙齿和无比巨大的力量,是一个可怕的图腾。霍布斯认为,在原初社会,人与人之间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人既可以杀掉别人,同时也可能被别人杀掉。为此,每个人都会为他们自己的安全担忧。基于此,人们愿意订立契约,将自己的行使暴力的权利让渡出来,交给“利维坦”这个可怕的怪物来行使。这个利维坦,就是国家权力。每个人都服从于这个怪物的威权,由他来维持内部的和平和抵抗外来的敌人,使国家内部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变成国家通过暴力来保障的安全,他认为,在这种威权之下,个人只要不去伤害他人,国家是不会管的。

  霍布斯这个理论一出,就象一个核弹一样,引爆了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思想的大变革。他完全打碎了以前那种君权神授的思想,合理的解释了国家的权力的来源。他的这个社会契约的理论虽然还有很多的缺陷,比如说他强调对“利维坦”的绝对服从。但是,他的理论就象他形容国家主权是耀眼无比的阳光一样,他的思想就象一束耀眼的光芒一下子劈开了笼罩在国家权力之上的阴霾,让人们开始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认识它,原来,国家权力并不是来自于上天,而是来丰自他的人民!

  而霍布斯用“利维坦”来比喻国家权力,就象一个寓言一样,让人们认识到权力的可怕,让人们产生警惕,让人们思索怎样去管束他。

  1689年到1690年,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写出了两个政治哲学名篇《政府论》,他主张每个人都拥有自然权利,而他们的责任则是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利、并且尊重其他人的同等权利。透过洛克称为“理性”的自然法的概念,人们就能理解为何他们必须尊重其他人的权利,包括了尊重他人经过劳动而获得的财产的权利。由于在实践上自然法经常被忽略,因此政府的保护是必要的,然而政府的统治也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样的统治也只有在一个全体的法律体制下才能表现出来。因此所有的政府都只是人民所委托的代理人,当代理人背叛了人民时,政府就应该被解散。当立定的法律被违反、或是代理人滥用权力时,一个政府便是背叛了其人民。当政府被宣告解散后,人民便有权再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以对抗旧政府的不正当权威,这种情况又可以称为“革命”。

  洛克循着霍布斯社会契约的思路,但他设置了人们之所以订立契约的不同前题条件:就是让政府保护自己的权利。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时,其统治才有正当性。他认为政府的存在就是人民与其订立的契约――法律而授权存在的,如果政府违背了这个契约,人民就有权推翻它。

  原来,法律不是管人民的,而是保障人民的;法律不是政府使用的工具,而是管束政府的笼子!

  1748年,法国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最伟大的著作《论法的精神》发表。他针对霍布斯提出的那个可怕的利维坦,在洛克权利必须服从契约的精神之上,提出了限制政府权利的“三权分立”,为把“利维坦”这个可怕的权力关进笼子提供了可实现的路径;同时,他又强调法律的功能,孟德斯鸠认为法律是理性的体现,他将法律分为自然法和人为法两类,自然法是人类社会建立以前就存在的规律,那时候人类处于平等状态;人为法又有政治法和民法等。

  孟德斯鸠提倡自由和平等,但同时又强调自由的实现要受法律的制约,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这个孟德斯鸠,总算给法律下了一个十分贴切且又非常精准的定义。

  还有,孟德斯鸠在那个时代,给当时中国政治体制也下了一个定义:专制。从此戳穿了当时笼照在欧洲人印象中的古老的中华帝国是一个神秘理想国的迷雾,让人们清醒地看到大清帝国的本质。

  但是,260年过去了,好象现在我们的知识界有人还不如孟德斯鸠,还在古老中华帝国的美梦中“沈醉不知归路”。

  1762年,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让-雅克•卢梭,发表了他的《社会契约论》。卢梭以他文学家的笔法,在这本书书的开头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从分析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开始,认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契约应该被重新思考。政府不应该是保护少数人的财富和权利,而是应该着眼于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平等。不管任何形式的政府,如果它没有对每一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负责,那它就破坏了作为政治职权根本的社会契约。因此他主张建立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提出人民主权这一民主思想。

  我花了一个通宵的时间当裱糊匠,在电脑上复制和粘贴,把这些思想的巨人论断引述到这里,是想用这些巨人思想对现代法律的特征进行准确的描述,现在看来,大概可以进行了。

  首先,法律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与他的人民订立的契约,他是人民对政府的授权。那么,这个契约就有以下几个特征:

  1、对于政权来说,也就是从行政法的角度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政府行使的所有权力来自于法律的明文规定,没有规定政计则不可为之。

  2、对于人民来说,也就是从民法的角度来看,法无明文禁止则合法,人民有自由去做任何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

  3、法律在权力之上,所有的人包括统治者,都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

  第二、法律的背后站立的是公正。法律首先必须保护人的自然权利:即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法律在具体实施中必须秉持公正原则,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为此,法律必须设置严格的程序来保证这个公正,用让人们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它。

  几百年过去了,作为社会契约的现代法律的订立不再是霍布斯的想象和假设,也不是约克的推断和提倡,也不再是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呼唤和呐喊,现代文明国家已经设置了一套产生法律的严格程序,来保证这个国家的公民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订立公正的“法”和合理的“法”,并严格的管束行使法律的权力来施行这个法律,并可以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去废除不合理的“恶法”。法律成了所有的人,包括行使权力的人都必须尊祟的东西。

  法律从此变得祟高,不再是专制逻辑下的工具。

  而只有法律变得祟高,变得成为人们解决纷争、通向社会安宁、人人有尊严和幸福的唯一途径,这个国家就可以罢脱野蛮、愚昧和落后,成为人类文明大家族的一员。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将法律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给了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启示。

  这个人叫伯尔曼。

  1991年,美国哈佛大家教授哈罗德•J•伯尔曼出版了他的法学名著《法律与宗教》,这本只有八万字上下的小册子将法律与宗教的特征进行对比,他认为,从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四个方面来看,法律与宗教的特征十分相似。于是,他说了一句最著名的话: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

  在我们这个国度,最缺乏的可能是信仰,但是,我们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信仰法律。

  因为,这是通向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也是使们每一个安全、尊严、幸福的必由之路。

来源: 共识网201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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