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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人士出狱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03-27
更新时间:2014-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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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汶川地震维权人士谭作人刑满出狱
更新时间 2014年3月27日,

.香港民众游行要求中国释放谭作人(9/6/2010)
谭作人于2010年被判刑。

被中国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的四川维权人士谭作人服刑期满,来自维权人士和律师的消息称,谭作人已经与妻子王庆华团聚。

谭作人曾从事汶川大地震维权活动,披露“豆腐渣工程”,并撰文悼念“六四”事件,2010年被法院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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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话题中国, 法律
四川作家冉云飞星期四(3月27日)早上发布微博称,他代表王庆华发布谭作人已经出狱的消息,并称两人已在回家的路上;香港媒体拍摄到据信是警车把谭作人从监狱接走的情况。

谭作人的代表律师浦志强对BBC中文网说,谭作人预料将到一处保密地点休养,稍后再与外界联系。他相信谭作人夫妇目前安全。

尚未回家目前王庆华与冉云飞的手机均无法接通,而冉云飞稍早前透过按键 Twitter与按键 腾讯微博发布的消息则说:“坐五年监牢的谭作人兄已出狱,正在回家的路上。我代王庆华大姐发此消息,并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对他的关心。”

浦志强(资料图片)
浦志强相信谭作人目前安全。

浦志强电话采访收听03:49黄琦电话采访收听01:33
“由于才出来,加之处于剥权期,因此不便接受各方面的采访与探访。请大家理解。再次深深铭感朋友们的关爱。”

浦志强对BBC中文网说,他在早上与冉云飞通了电话,得悉王庆华致电冉云飞告知了谭作人出狱的消息。

按键 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记者在雅安报道说,据信是接送谭作人的警察车队清晨到达了位于岷山县的雅安监狱,到清晨6时左右(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星期三22时)离开监狱。

不过,报道说,车队并未把谭作人夫妇送回他们在成都四川大学的住所。据消息人士称,谭作人夫妇与两名女儿将被接到重庆暂住,但此说法并未得到独立证实。

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则对BBC中文网说,按照有关规定,负责押送谭作人离开监狱的应为成都市警方国保部门人员,谭氏一家其后会被转送何处目前不得而知。

不过黄琦表示,王庆华星期三曾到访他家,双方约定谭作人出狱后暂不通信,“出来方便的时候大家过来玩就行了”。

另一方面,一些声援谭作人的维权人士早上到雅安监狱外试图迎接他出狱,期间与狱警短暂争执推挤。参与者之一朱承志对BBC中文网说,他们明知无法与谭作人碰面,但要到监狱来“表明一个态度”。

四川绵竹一名地震遇难学生家长在学校废墟吊唁女儿(20/5/2008)
谭作人被视为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维权活动的主要人物。


继续维权谭作人出狱后仍要接受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处罚,在接受采访、发表言论等方面都被限制。不过王庆华稍早前对香港《明报》说,丈夫已表明将重投维权工作,作为妻子她也不会阻止。

虽然外间一直认为让谭作人陷狱的主要原因是有关于2008年汶川地震以及其后揭发“豆腐渣工程”的维权活动,浦志强律师向BBC中文网称,现在重新评价案件,谭作人更有可能是因为反对彭州对二甲苯(PX)石化项目。

谭作人曾在网上发表文章批评彭州PX项目,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指出,他还在2008年10月发起“和平保城”行动,并向政府提交《关于成都彭州石化项目的公民意见建议书》。

去年5月,成都网民发起游行抗议彭州项目,但并未成事;当地政府与投资此项目的中国石油四川石化公司反驳民众指控,强调该项目完全符合环保要求。

英国《每日电讯报》去年9月报道,彭州PX项目成为了中石油集团原董事长蒋洁敏贪污腐败嫌案的调查核心,更牵扯到中共中央政法委前书记周永康,不过有关说法并未得到第三方证实。

浦志强认为,在此背景之下,谭作人案“实际上是维稳模式的产物”,而中国的反腐败形势在其服刑期间日趋严峻,中国原有的公民权利空间不增反减,“这是每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都要思考的问题”。

浙江宁波民众抗议某石化厂扩建项目(资料图片)
谭作人也曾就彭州石化项目问题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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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okknife 于 2014-04-08 12:04:12 提到] [FROM: 72.]
“近亲繁殖”的中国学术界——共识网专访郑也夫

发表于 2014 年 04 月 07 日 由 lixindai


作者:郑也夫,徐书鸣/采

嘉宾简介:郑也夫,中国著名社会学专家。1950年8月生于北京,男性,汉族,无党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有《走出囚徒困境》《代价论》《信任论》等。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近期编著有《吾国教育病理》、《科场现形记》。

研究者的主要职责是揭示系统的运转机制

徐书鸣:有一个流行的观点,学者的职责是分析问题而不是建言献策。在您的新书《吾国教育病理》中,却能看到您对现行教育政策改革的建议,这与上述观点是否相悖?

郑也夫:不完全一样。因为我们面临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比如社会收入、社会分配、税收、交通、污染等,它涉及到多个领域,公共知识分子在谈到这些社会问题的时候,在很多领域里,他都算不上专家,没有专门研究。举个例子,对一个县政府的吏治、官僚制度,一个知识分子知道一般性情况,但远远不够,吏治的运作细节他不清楚,让吏治良化的改革方案他也制定不了,因为地方吏治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

至于我新书所谈的问题,毕竟我是教育圈里的人,我谈的不是县政府的吏治该如何改善,而是我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事情。另外,我所做的是在宏观上,将中国的教育制度跟别的国家进行比较,从而说明中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它按照怎样的逻辑运转?为什么这么运转?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借此,也可以为制定方案的人提供一定借鉴。如果说直接制定方案,我也无法胜任,因为我对教育体制的微观博弈过程不清楚,我制定的方案在博弈中很可能会失败,会被别人钻漏洞。

我个人讨论过多种社会问题,教育问题算比较例外的一个,因为我就是这行的人。

徐书鸣:现在很多社科领域的论文,在分析完问题以后,都喜欢列出几条政策性建议。

郑也夫:他们最后做的这部分工作,相关领域的实际操作者应该能做得更好,学者对其中的博弈没有切身的体会,制定出的方案往往是禁不住博弈的。学者能做的事情,是把现有机制的运转说得更清楚,有哪些影响因素,又有哪些发展的可能性,而不是具体的改革方案。

不同学者对自己的定位、选择的方向都不太一样。有些学者要提方案,我也不是一味地反对,但我不允许学生写论文的时候,提各种建议,因为他们对自己所调查的领域涉足尚浅,这虽然不影响他们发现一些问题,但是要提供方案的话,这些积累就远远不够了,他们所提供的方案,基本都是失败的,因为制度的具体运作中,勾当太深。

不止是学者的政策建议,中国政府出台过很多政策,也都是禁不住博弈的。举个例子,把政绩作为官员晋升的标尺,听起来好像不错,执行起来,效果却非常糟糕,它导致很多政绩工程的出现。这些工程经常是劳民伤财的,可是,它的负面影响要在很多年以后才能逐渐显露出来,但是在发现弊端之前,官员已经因为政绩工程的短期效益,得到了提升。

乍听起来,政绩提升像个不错的方案,但它长期运作所导致的恶果,却因为执行的官员已经走了,而无人负责。那么官员该因何提升?因学历,不对;因出身,也不对;因政绩,还是不对。如果学生对一个领域涉足不深,上来就提方案,是提不好的,他不知道,此前被提出的很多方案都禁不住博弈。

研究者能做的,是给政策制定者们提供更多的信息,此前制定了一个政策,政策制定者希望这个政策制定好以后,能使该系统良好地运转,经过调查,却发现该政策出台以后,体制的运转不像政策制定者所期待的那样,因为这是一个博弈过程。研究者的工作就是把偏离的程度和原因说清楚,这有利于决策者重新思考新,制定新的政策方案。

总而言之,研究者的主要职责是揭示系统运转的机制。

“没钱要比有钱好一些”

徐书鸣:看过很多对您的采访,都提到您不愿意申请国家基金,具体原因,一是现在国家课题的水太深,二是申请课题以后,对于研究选题的变化会有很多限制。

但是,沈志华老师有一个观点,现在资源很多,从官方到民间,从国内到国外,既然国家的经费您不愿意接受,那么为什么不选择从民间、国外去获取资源呢?

郑也夫:其实我不愿意申请国家课题的理由,不止两个,还有一个,我认为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不需要太多资金。比如哲学研究,需要那么多资金干什么?我不能明白。还有隋唐史一类的研究,申请大笔资金有什么用?除非是要去搞考古,否则,买点图书也用不了多少钱,那些剩余的资金都干嘛用了?

同样搞社会科学研究,国家提供的项目经费的数额大大超过了需要,仔细看一个个课题,需要那么多钱吗?根本不需要,这是地地道道的腐败,这是我不申请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只是你所说的水深,那只是一个表面原因,最初的时候,我曾观望过,看是不是要申请课题,后来发现申请要托各种关系,就算了。

沈志华要搞很多档案,要花钱买,这可能需要大笔资金,为此,他可能在系统外解决钱的问题。但多数课题,如果仔细看的话,都是地道的腐败。

至于那些体制外的资源,也需要走程序才能拿到,走程序挺累的,而且那些体制外的资源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再说,可以做需要钱的研究,也可以做不需要钱的研究,那我就做不需要钱的研究。

徐书鸣:但作为学者的同时,您还是老师,也在带学生,他们很缺资源,这时候,项目可能就比较重要了。

郑也夫:我之所以一直坚持不申请国家课题,就是因为我越来越认清了一点:没钱肯定有它不利的一面,但是总体而言、相对来说,没钱要比有钱好一些。有钱的负面影响更大,特别是对学生来说,有钱的不利影响更大。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世风很坏,钱会腐蚀人,这很好理解。当初是想做课题,做了课题以后,发现还可以拿这么多钱,那就把赶紧把手上的课题做完,然后再做一个,课题申请的目的就异化了,它成了挣钱的手段,本来是钱要伺候课题,后来是课题来伺候钱,这是很难避免的,因为人都有欲望,人性是有弱点的。

现在很多老师带着很多学生做课题,老师拿大头儿,学生也跟着分点钱,从老师这儿开始,就是在对付课题,学生也跟着对付,久而久之,学生就染上了这种极坏的习惯,哪里是认真做课题呢?我带过一个学生,考到了另一所学校,跟着一个老师,我问他近况的时候,他说,日子过得很没劲,钱倒是不少,但天天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净跟人一起做课题、鬼混了。

总体而言,没有钱,认真地做研究,不想钱的事,稍好一些,所以我自己是这么选择的。我的学生跟着我也都这样。有时候,有些学生也会跟别的老师的课题走一走,到地方做个调查,但毕竟是别的老师,自己的老师没钱。

二是学术研究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题目的选择最关键,也最微妙,就算选完了题,也不意味着选题的过程就结束了。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中,不是说选了一个题,就能一直做到底,完成作品,经常会发生这类情况:选了一个题后,往前蹚几步,付出了一些劳动和时间成本后,就不做了,为什么不做了?可能有种种考虑,比如选题的时候考虑不周全,不适合做、做不动、价值不大或者事情有了变化,甚至会是因为有更好的、价值更大的题目要做,对这个题目,研究者更有兴趣,都会把原来的题目扔掉。

如果说课题研究是自己做主,换也就换了,有什么新鲜的?就像吃水果一样,一种水果不爱吃,可以换别的,不吃橘子了,吃苹果,但是申了课题的话就不成,拿了人家的经费了,也跟相关机构签了合同,它拴着你,让你不能再搞别的东西去。我不受这种约束,始终能按自己的兴趣走。兴趣这个事情,有时候是有缘分的,不是计划的,偶尔撞上了一件事,灵感发生了,对某个议题产生了兴趣,但如果申请了课题,有兴趣也没工夫做,时间让课题占走了,被别的课题拴住了,不了结能成吗?拿这么多钱,让研究者没了自由。

我就是一个游击队员,始终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高兴做的就接着做,不高兴做的就不做了,去玩别的,没人管。

  课题经费:给学者一点糖果堵嘴

  郑也夫:从深层来看,课题经费实际是犯法的,它是腐败,国家为什么要给这么多经费?就是让学者跟政府一块腐败,拿了这个钱,知识分子也就没资格反腐败了。

  有一次,某中低级政府的官员办了个班,让我讲课,课上说到了官僚的腐败问题,有一个年轻的公务员提了个问题,他说,我对官场的腐败的理解以偏概全,是打倒一大片,我给他做了解释,但是他没服气,下课以后,他和另外一个人过来,继续跟我交换意见,他说,他自己就是官场的人,他能占到什么便宜呢?也就能跟着吃顿饭,人家不会向他们行贿,因为他们的职位太低,没有决定权,人家明白贿赂他们是没用的。像他们这样的最低级的公务员,数量不少,不要以为是个官员就能腐败,他们并非一点没沾,吃喝有,别的就没有了,这不是因为他们廉洁,是因为没这个权力、机会。他说,公务员腐败有风险,教授腐败却没有任何风险,差不多是个副教授就可以申请很多课题,这也叫腐败。只是学者去报销,可以包装得很好。

  我觉得这个话真是一针见血。现在提反腐败,为什么不反学术界的腐败?为什么不反官员子女的教育特权?还有很多误区都没反。我为什么不申请课题费,你应该换一个问法:你为什么不腐败?因为我有洁癖,就这么简单。

  我还没有这样渺小,为挣点小钱,非要腐败不可,靠我的劳动也能挣到我所预期的钱,我有欲望,就多劳动两下,为什么一定要去腐败呢?是民脂民膏。不能说所有,但是大面积的课题腐败是存在的,甚至可以说,差不多所有社会科学的课题都不需要申请这么高额的资金。如果把近几十年来的课题费和课题成果认真验收一下的话,就会看到学术界腐败到了何种程度。

  徐书鸣:也就是很多学者的劳动和他们所获得的报酬是不成正比的?

  郑也夫:说得不到位。有的研究,不管你做得多高明,不是说不需要钱,但是不需要花很多的钱。而国家之所以要这样设定,提供这么多经费给学者,它的微观原因有很多,从宏观上来说,有点阴谋论的意思,是在八十年代末的运动结束以后,让学界跟着一块腐败,给他们一点糖果堵嘴。

  徐书鸣:关于当下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除了课题问题以外,还有一个批评的声音是,对他们的评价,当今社会主要以行政级别和舆论知名度为标杆,尤其是后者,这两年尤其严重,有人曾提出,这几年稍有名气的学者都在被各类媒体过度地消费,没有新的想法了,对此您怎么看?

  郑也夫:我不关心评价,我不参加评价,我不被评价,别人也甭评价我。学校系统里,有时候会评个优秀教师之类的,负责的人看我要退休了,就问我,要不要把我也报上去。我说,你没看到我的言论吗?我不接受这个,我不接受体制内的评价和奖励。现在中国没有像样的评价体系,我不在此浪费时间,不接受你们的评价,也不评价你们,独善其身,有那个工夫我干点别的去。

  至于其他学者,他们有权利去成为一个自己想成为的人,只要在他的教学单位里,他是及格、称职的就行,多余的时间,他愿意干什么都可以,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绝大多数的人都谈不上是多么得敬业。

  本质上来说,人是有选择自由的,只要本职工作是合格的,别人就没什么好说的。如果你跟他是铁哥们,你可以跟他说,让他还是在某些方面专一地发展更好,要不然会浪费精力,东一下、西一下,不合适。如果不是铁哥们,你管得着吗?他就愿意这样东一下、西一下的。

  而且对很多人来说,他们的本职工作可以花很少的时间就糊弄过去,这件事你怎么说呢?你跟他单位说?你管得着别人单位的事吗?人家单位里,很多人可能都是这么鬼混的,没法下嘴,不知道说哪儿合适,说他,你说得着吗?说他单位,你说得着吗?这类事情比比皆是。我不为那些事操心。

  “宽进”就必须“严出”

  徐书鸣:06年的时候,您曾写过一篇“提高社会学毕业论文质量座谈会的记述”,主张对学生论文实行“严出机制”。

  郑也夫:建议每个系每年最起码枪毙一个。

  徐书鸣:现在“学历军备竞赛”的体制下,学生也是被裹挟其中。我经常听到这类说法,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生,他们的确无心学术,但环境要求他们必须有个学历,所以他们读研了,老师严格的学术指导反而占用了他们预备去实习、找工作的时间,对于这些人,指导的方式是否可以灵活些?

  郑也夫:怎么叫灵活?合适不合适要考虑到他们心理?一个规矩的出台导致了一些人受到了管束,这些人的心理可以决定规则吗?

  本来只有水平达标、及格了,学生才能毕业,否则就不能毕业,这就像工厂的产品生产,它有质量检查员,经检查产品合格了,它才能到大市场上去卖,如果不合格,那就是废品、残次品,要重新加工或者淘汰。一个学校为社会提供毕业生,给毕业生提供学历证明,就像一个产品,要是不合格的话,就不能走到家庭和消费者手里,培养的学生也得够格了,才能进就业市场。

  不同学校有不同学校的标准,但每个学校都是一个符号,就像某个品牌似的,北大得有北大学生的质量,黑龙江大学要有黑龙江大学学生的质量,要达到别人对你的品牌期待,让他们对你学校的毕业生满意,不能因为学生心理上的不如意,就改变毕业的审核程序,学校没必要理会这些,因为它要出产产品,它的学生就必须达到一定水准才行。

  80年代,大学的招生数量非常少,高考的竞争太激烈了,十个人考一个,考上的人基础智力是非常好的,它是竞争的结果,这种情况下,应该不应该在毕业的时候好好检查呢?道理上是应该的,可是因为大学生的基础智力都很高,毕业生达不到标准的人太少了,所以,不知不觉地走成了一个“严进宽出”的大学培养机制,它有实质的合理性,但从形式上说是不对的,学生毕业还是要检查的,水平够就够,不够就不够,只是因为当时进厂的原料太好了,生产的产品大多数都够格,所以这个程序就丢掉了。

  现在的形势已经大变,上大学是“宽进”,“宽进”就必须“严出”,不然就乱套了。别的国家从来是“宽进”的,因为教育机构的师资比较富裕,比较容易进,但是毕业审核是非常严的,比如美国,进大学的人数很多,但有50%的人拿不到学历,没毕业的学生也不较这个劲,因为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学校不给学历,他也没有办法。念了一两年,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学生就会到社会上打工、找工作,退学,不会跟学校较劲。大批的学生到学校体验了之后,如果觉得学习很艰深,自己学不动,就不玩了。

  只有中国学校,“宽进”还要“宽出”。学生要求宽大的心理是没有道理的,那是诡辩。让他们糊弄过去,学校是在砸自己的牌子。

  如何成为社会的革新力量?

  徐书鸣:那次会议上,有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您们没能展开讨论,即很多社会科学的学生以“理论替代经验”,对理论过于偏好的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呢?

  郑也夫:你的理解有点偏差,有几个同学能学懂真正的理论?我指写论文的时候,不要过于强调理论,过于强调理论的结果就是不能兑现,学生是达不到那么高的理论水准的。所以我指导论文的时候,倡导学生把调查搞扎实了,鼓励他们去发现事实,不要把重心完全放在理论上,做无用功。因为搞调查是一个比较容易成功的,也对社会有一定助益的研究方法。

  我倡导调查,并不意味着我轻视理论,我是最热爱理论的,但不是说我热爱理论,就要鼓励学生去做理论,很多人不是这块料,怎么做?举个例子,有人问,理论物理学家厉害还是实验物理学家厉害?那绝对是理论物理学家,实验物理学可从来没有产生过爱因斯坦、波尔这样的人。可是,现在的物理学界,实验物理学家有很多,理论物理学家却很少,绝大多数人要是去学理论物理的话,忙一辈子也一无所获,做实验物理学,在实验室里做很多实验,常常能发现些新的现象,如果是你,你选哪个?能做好的理论,这是件极好的事,只是您做得了吗?您是这块料吗?所以作为老师,就不要忽悠所有同学做理论物理学,世界几十年才能出一个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教学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对社会还有意义。因为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很重的,老师说谈理论的论文才是好论文,这样很容易误导学生。

  徐书鸣:您有个代号:“超龄愤青”,最近有媒体报道,对您的描写也是“一直在愤怒”,这种批判的态度是怎么影响您的学生的?

  郑也夫:每个人做事,还是应该从特定的理想、理念出发,可能在社会的实践中,有些人逐渐走向了外圆内方,然而,假使一个人刚出场,内外都很圆滑,那么,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力量该从哪里来?因为圆滑的生活态度会让个人很适应社会,也就发现不了社会上需要改造的东西,他也就无法成为革新的力量。

  当一个人带着个性进入社会的时候,能自然的状态去观望外界,能发现社会中异化的东西,这促使他努力尝试要改造社会,这是个人的出发点。如果一个人的出发点就是适应社会,他只会与社会的黑暗面同流合污。

  我不怎么教育学生,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道路,比如A想入党,我教育他,说这对还是不对,有必要吗?这是他自己的政治选择,我怎么做事他看得见,教育有什么用?你的行动如果对他没有产生影响,你的话语就能产生影响吗?

  老师在做,学生在看,做是沉重的,要买单的,我拒绝申请课题,我就没钱,我做都做了,还用得着跟学生说:“你也不要申请课题,不要入党”?个人有个人的选择。

  中国的学术派系是“近亲繁殖”

  徐书鸣:您曾撰文批判过当下中国高校行政化的问题,对此,也有人提出过“教授治校”,民主治校的措施,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郑也夫:我没有兴趣讨论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现状已经高度犬儒化了,我也没有忽悠“教授治校”,现在什么人都能当教授,如果搞“教授治校”的话,他们一选举,就把我开除了。

  徐书鸣:为什么会把您开除?

  郑也夫:你得问他们了,有的学校,一半以上的教师都是这个系的祖师爷的学生,它的招聘制度极不合理,从学术能力、道德品质上来说,被录取的老师往往是一无可取,只是在拉帮结派,所以你在这儿工作,如果不跟他们拉帮结派,还唱点不同的声音,他们就会把你开除。

  “教授治校”的基础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它的前提是有合格的教授,现在的教授大多不够格,它是高校长期行政化导致的结果。

  徐书鸣:学术界的拉帮结派在国外也存在。

  郑也夫:国外学术界的确存在类似现象,毕竟人性都有弱点,但从招聘的方式来说,哪个国外大学的院系,有50%都是同一个人的学生?国外大学根本不允许这种招人方式的存在。由于大家的性格、观点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派系,这很正常,哪个地方没有派系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派,但是国外的学术派系不是由高校的招聘体制所导致的。

  在中国,一个学者要是有点独立性,有点叛骨的话,他在高校的学术小团体里就没法生活,其它人都是学科带头人的学生,你能怎么样呢?国外则不然,国外高校有严格规定,在本校毕业的人,先到别处去打天下,功成名就以后,他可以申请回来当教授,不允许近亲繁殖,所以不可能出现中国学术界的这种局面。

  严格来说,中国的学术派系不是思想派别,是准血统、师门成员的近亲抱团。

  徐书鸣:10年,您在《时代周报》的一篇文章,认为当时的高校招聘中,对海归的倾斜过重,但最近也有学者说,近两年的趋势是本土招聘居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这跟您说的拉帮结派是否有关系?

  郑也夫:现状我不清楚,因为我快退休了。参加系里的招聘,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在帮助系里,也是在帮助自己。因为这可以选择自己以后的同事,总不希望在自己的小生态、小环境里,出现不好合作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学老师应该对自己负责,帮助自己选择同事。我就要退休了,三年前开始,系里的招聘我一概不参加,大学、院系招聘变成什么样,它的发展趋势,我不知道,也不关心。

  学术竞技场上没有那么多夸奖的辞藻

  徐书鸣:最后一个问题,在对其他学者的批评上,郑老师一向是不留情面,难道就没有一个值得你发声赞扬的学者吗?

  郑也夫:表扬一个人多无聊,学界的游戏规则就是批评、批判,就像下棋一样,下棋就要争取把对手杀败,如果博弈的对手与我打和平球,那玩什么呢?到底想不想跟我下棋?学界的生活就是争吵,吵什么?吵道理,如果有一天我突然颂扬起人来,那就太无聊了。相反,我要是下非常大的力气,跟他切磋一个道理,就是看得起他。

  当然我们没有太多学术生活,我也没什么机会跟我的好朋友们过招,照理说应该跟看得起的人过招的。

  徐书鸣:在您的博客上,倒是看过不少您跟别人过招的小文章。

  郑也夫:不一样,在学界,有很多学者我都很尊重,但是观点哪能都完全一样呢?所以会有一些争论。但是,博客里的交锋,大多是准政治性的,比如王蒙,我骂他,那是政治文化的问题,不是学术问题,他也不是学人,而是一个作家,完全是政治文化的问题。

  跟我打过笔墨官司的学者不多,孙立平是我很好的朋友,在他的讨论会上,我出手也很猛。还有一些人,以前不来往,但是别人把我请来,对他们的评述我也非常不客气。比如于建嵘,有人为于建嵘开过一场讨论会,我话说得很猛,但是于建嵘很有涵养,所以也没影响我跟他的关系。

  如果受不了我的批评,那咱们就隔得远点,我说批评的话是表明对你的尊重。在拿刚才下棋的那个比喻来说,你很愿意下棋,要跟我摆棋,你说咱客气点?那还玩什么?你懂不懂我们在玩什么?我们在下棋,就是要见胜负的!两人努力下一盘和棋太容易了,可是,那是对象棋的侮辱!学术的讨论可不就是要争论嘛,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出点难题,这是太正常的事情了,玩的就是这个。

  因此,很多人做的都是伪学术。

  徐书鸣:这么看来,您头上“愤青”的标签也是不恰当的,因为您做的事、说的话,在一个正常的学术体制中,也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郑也夫:学界太荒诞了,很多学者都是伪学者,在一场学术争论中,我表示“这个题你解开了”,这句话就是对他最好的称赞,因为同样的问题我们都没有解开。剩下的,还有什么好夸的呢?说你真伟大,有谄媚之嫌。

  这么多人都在努力破解一道难题,只有他解开了,他就是冠军,冠军的冠冕自然也就在他头上戴着,咱们都落在后面。学界就是一个竞技场,竞技场里,哪来那么多谀辞呢?

来源: 共识网
 
2   [USMedEdu 于 2014-04-04 18:27:12 提到] [FROM: 72.]
书讯:《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出版

发表于 2014 年 04 月 04 日 由 lixindai


在方励之先生去世两周年之际,《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由明镜出版社出版了。全书收集了74篇不同作者的回忆文章。作者中有方先生的尊师,亲朋好友,工作中的同事,科研中的合作者,以及方先生不同时期的学生。全书共556页,并收集了许多作者和方先生的合影,方先生的手迹等照片。书中也列出了方先生所发表科研论文的目录。《方励之纪念文集》是缅怀方先生,研究方先生的一部重要的书籍。

附:

锺宇:方励之两周年忌辰前夕纪念文集出版

国际着名天体物理和宇宙学家丶教育家和中国民主与人权的倡导者方励之两周年忌辰前夕,《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在明镜出版社出版。

方励之先生(1936-2012)生前是国际着名天体物理和宇宙学家丶教育家和中国民主与人权的倡导者。他於1956年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实习研究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中共党籍,下放劳动。1958年调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多次被下放劳动,包括干农活,修鉄路,挖煤,烧砖等。处此极端艰辛,他却开始了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研究。

1978年,方励之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198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4年任副校长,并同时在全国各地演讲倡导民主改革丶尊重人权。由於1986年底的学生运动,方励之被撤销科大副校长职务,并第二次被开除中共党籍。1987年初,调至北京天文台,研究天体物理。1989年天安门流血镇压事件後,方励之被中共当局指为反革命罪犯,在全国张榜通缉。方励之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一年後,经美中政府达成协议,离境到剑桥大学和普林斯顿短暂访问,於1992年到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直至去世。

方励之的研究领域跨及核物理丶激光物理丶以及理论天体物理及宇宙学的多个方面,培养有近20名博士,已发表350余篇研究性论文,是24本书的作者丶编者或共同作者,并写有许多科学普及文章。他曾任国际理论物理中心(Trieste)理事;国际纯粹及应用物理联合会C19(天体物理)委员会主席;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联合体理事会主席;美国物理学会国际科学家自由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权共同主席等职。他是美国物理学会会士(Fellow);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会士;纽约科学院终身荣誉会员;亚利桑那艺术丶科学和技术学院奠基人之一。获得引力研究基金会1985年论文一等奖;1989年肯尼迪人权奖;美国物理学会1996 Nicholson 奖章等荣誉。还获有罗马大学,多伦多大学等多所欧洲及北美大学的荣誉学位。

两年前的4月6日,方励之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Tucson)去世,引起世界各地,包括海峡两岸三地的科学家和各界人士的沈痛哀悼。2012年4月14日在图森举行了隆重葬礼;同年10月初方励之先生生前所任教的亚利桑那大学又举办了纪念方励之科学学术会议。在这两个活动上,方励之先生的众多同事丶学生和亲友们作了感人的发言或书面演讲。在这些文章以及原有的一些关於他科学工作介绍的文章的基础上,《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编辑委员会又向方励之生前的科学方面的老师丶海内外同事丶学生丶朋友和家人徵稿,请他们从方励之先生对科学丶教育丶和人权的贡献角度来回忆他们与他的交往,并汇集文稿编成此书。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读者了解方励之先生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本色,以及他是如何从科学出发来影响中国的科技教育发展和社会政治改革,并为後人研究方励之丶研究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丶近现代科技史保留一些珍贵的史料。

来源:明镜新闻网
 
3   [dokknife 于 2014-03-29 17:26:08 提到] [FROM: 72.]
周永康资产千亿富可敌国 和珅翻生叹不如

2014-03-28 22:56:53 太阳报

  中央虽然还没有公布周永康这只大老虎的案情,但海外传媒透露专案组已冻结周永康家财上千亿元,如此巨额的财产,恐怕清朝最大贪官和珅翻生也会自嘆不如。人们想知道的是,周永康是最大的老虎吗?

  据报道,周永康及其家属在七省市的二十九个住宅被抄查三次,总共查出三百多套住房,在金融机构的帐户资金有三百七十多亿元,家属持有的石油、航空、名酒、金融等证券,市值逾五百亿元,至于持有黄金饰品、名人字画更是难以统计。如果这些传闻是真的,说明周永康确实是中共建政以来的最大贪官。

  当年和珅被嘉庆帝扳倒时,民间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如今则是「周永康跌倒,习近平吃饱」。在高房价的压力之下,很多平民百姓无立锥之地,无片瓦遮头,但周氏家族居然有三百多套住房,这让百姓作何感想?在周永康主持政法系统期间,中国维稳经费扶摇直上,甚至超过军费,当中有多少是流入周氏家族手中呢?

  一个周永康就有如此巨额的财富,其他大老虎呢?周永康开创了千亿贪官的先河,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愈是大官 愈是贪腐

  年前,《纽约时报》披露温家宝家族仅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这宗股权交易上,就进帐二十七亿美元,如果再加上温夫人的珠宝生意、温公子的股权投资生意、温公主的顾问费,温家的财富与周永康恐怕不遑多让。另外,电力系统、证券系统潜伏的大老虎,贪墨的财富亦不会少,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积累,早让这些老虎们瓜分殆尽。

  邓小平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现在看来,这些先富者很多是有权有势的贪官,愈是大官愈是贪得无厌。这些人口口声声执政为民,实际上是执政为己,所谓的情为民所系,不过是情为人民币所系。

  中共第五代反腐败打老虎,为民除害,是得民心的举措,问题是这些抄家而来的财富如何再分配?如果从一个口袋进入另一个口袋,不仅起不到反腐效果,也让百姓大失所望。最好的办法是成立人民公益金,专门用于上访民众的国家赔偿、基层弱势群体的民生改善,补充医保与社保的不足,让人民从这场反腐运动中真正受益。

  为避免再度腐败,这个人民公益金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实施公开透明的管理,每年向全国人民公布资金使用情况,确保一分一毫都用在民生。这种取之于贪官、用之于人民的做法,相当于一场轰轰烈烈的均富运动,也是邓小平有关先富帮后富思想的具体体现,不仅有利于缓和官民矛盾,也有助于释放民间怨气,关键是看第五代到底有没有魄力推行。

周永康狱中自杀未遂 美女富豪跑路海外

2014-03-29 13:58:47 苹果日报

中国女富豪刘迎霞(左,CFP)据传捲入周永康(右,资料照片)贪腐案,避走海外至今。

  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涉及的贪腐丑闻,一年多来已导致多名党羽中箭落马,但中共当局迟迟未公布周本人涉案内容。总部设在美国的明镜新闻网昨报导,周案之所以陷入停摆,主因是被关押在天津的周永康不愿配合调查,甚至一度服毒自杀,经送医洗胃后才脱险。

  「建党最大贪腐」

  明镜指出,周案涉及千亿人民币(约5000亿元台币)钜款,中共高层正考虑是否将此定调为「建党以来最大贪腐集团」,但就在周领导的石油帮、四川帮、政法系统逐一瓦解之际,周却宁死不肯配合,导致调查陷入胶著。周曾任中石油总经理、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势力庞大。

  女富豪避走海外

  去年9月,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遭调查,此案被认为是周案即将收网的指标。蒋曾任中石油集团董事长,是周的亲信。

  中共官媒《法制晚报》前天报导,避走海外的中国女富豪刘迎霞,也涉入中石油贪腐案,她在北京结识蒋洁敏等「贵人」,欲进军能源产业,结果反倒捲入弊案,被撤除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刘2008年名列胡润中国女富豪榜第31名,当时身家达21亿人民币(约103亿元台币)。
 
4   [dokknife 于 2014-03-28 13:30:46 提到] [FROM: 72.]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仍是执行死刑大国

更新时间 2014年3月2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37

国际特赦组织批评中国把处决死囚数字视为国家机密。

总部设在英国的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一份周年报告称,中国在2013年继续成为世界上执行死刑数量最多国家,且总数远超其他国家之总和。

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3月27日)公布的最新按键 《死刑判决与执行》报告说,中国过去一年估计处决了超过1000名囚犯,但确实数据因北京把处决人数列为国家机密而无法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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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报告也指出,中国实施了有限度的改革,包括终止利用死囚器官作移植用途和减少死刑适用罪行数目,并在去年11月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承诺进一步减少适用死刑。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反驳报告的指控,批评国际特赦组织一直对中国存有偏见,并称中国一直严格控制并慎用死刑。

洪磊称,保留死刑符合中国的司法与文化传统,符合中国人民的期望,也有助于打击和防范严重罪行。

国际特赦组织在报告中重申,该组织自2009年起不再发布中国执行死刑的统计数据,籍此要求北京当局揭开死刑执行在中国的神秘面纱。

今年1月,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发表报告,估计中国最近几年每年处决“少于4000人”,比10年前每年1万人有所下降。

美国对话基金会于2012年估计中国每年处决约3000人,低于2002年的1.2万人。

全球飙升部分国家处决人数中国——估计超过1000
伊朗——至少369
伊拉克——至少169
美国——39
日本——8
越南——7
台湾——6
国际特赦组织解释,一些国家也许执行过死刑,但数据匮乏使其无法核实。

资料来源:国际特赦组织

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还指出,伊拉克与伊朗在过去一年大幅增加处决死囚数量,导致全球死刑执行数目比2012年飙升15%。

在剔除中国后,全球于2013年至少处决了778人。其中伊朗至少处决了369人;伊拉克处决了169人。

报告还说,去年共有22个国家执行死刑,其中印尼、科威特、尼日利亚和越南复兴了死刑;伊朗、朝鲜、沙特阿拉伯和索马里仍有执行公开集体处决。

一些非致命罪行的犯人也被处死,例如是抢劫犯、毒犯、经济罪犯,以及通奸、亵渎罪犯人;处决方式包括斩首、电刑、枪毙、绞刑和注射毒药。

但与此同时,许多在2012年执行过死刑的国家去年并未处决任何人,这包括甘比亚、阿联酋和巴基斯坦;白俄罗斯2013年并未执行过死刑,使欧洲与中亚自2009年以来首次成为无死刑地区。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利尔•赛迪批评,伊朗与伊拉克应当为此等大开杀戒的现象感到羞耻同时间,让死刑走进历史也是长远的潮流。

(编译:叶靖斯 责编:董乐)
 
5   [dokknife 于 2014-03-28 12:21:39 提到] [FROM: 72.]
胡赛萌:假如“反服贸”发生在大陆会怎样?

发表于 2014 年 03 月 28 日 由 lixindai


  3月23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终于对轰动一时的“反服贸”事件做出正式的回应。在演讲中,马英九表示将对服贸协议进行逐条审查和表决,并称台湾民主成果得来不易,“法治是民主的基础,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希望学生在合法的范围内表达诉求。然而,事态依然进一步扩大,自3月18日攻占“立法院”之后,学生们又进一步攻占了“行政院”和“监察院”,舆论称“岛内政治局势遭遇马英九上台以来最大的动荡”。

  对于此事,不同背景的媒体给予了截然不同的评价。泛绿阵营的媒体为学生们大声叫好,称之为“革命”,是学生们反抗无能马政府的悲愤怒号;泛蓝阵营的媒体则谴责反对党利用学生暴力反服贸,为台湾民主做恶劣示范,是台湾民主的大退步。此外,大陆这边的媒体也纷纷跟进报道,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福建日报》以及《环球时报》等官方背景浓厚的重量级媒体接连刊文并发表社论。

  在大陆的社交网络之上,网民亦为此事吵得热火朝天。有人认为这是民主政治的正常现象,学生是在表达合理诉求;也有人斥责这是民粹主义,其背后是“逢中必反”的执迷不悟。一位昵称为“扭腰村民”的网友评论道:没想到台湾民主化以后还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原来对台湾民主的成熟度抱有很高期待。觉得台湾有了正常的选举、代议民主体制,街头政治会越来越少。但万万没有想到还会发生对民意机构和政府机构的激烈行为。只能说台湾民主还很幼稚,不成熟。

  在许多公知的反对者看来,台湾的反服贸闹剧给了推崇台湾民主制度的公知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一位名为“中原枪手”的网友幸灾乐祸地在微博上写道:“一帮SB公知还在为台湾的民主氛围叫好,今天就挨高压水枪了……”就连鄢烈山老师也将学生运动斥之为“暴民抗议”,称其“观念还停留义和团时代”。摄影师王麒则另辟蹊径,称台湾人之所以要反服贸,是因为大陆擅长画饼充饥,从来不会兑现承诺,从实现共产,到赶超英美;又从全面小康,再到对台服贸……面对公信力破产的大陆政府,异常理智的台湾人无论大陆画多大的饼,他们就是不要。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大陆人都吃不到的饼,怎么会轮到台湾人来吃!

  姑且抛开此事的对错不论,正如网友“扭腰村民”所言,支持的人会说这是台湾民主光明之夜,反对的人则说这是民主的黑暗之夜。或许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对错判断,但是有点必须指出,那就是反服贸中的过激甚至是暴力行为并不代表台湾民主制度的破产,反而让我们看到民主制度在混乱局势下的弥足珍贵。

  有人认为学生暴力冲击政府机关、警察强力驱赶学生民众,双方的拉锯战几乎已经是到了暴力冲突的边缘,而事件依然无法平息,反而愈演愈烈,如此种种乱象正是民主制度的失败!这样的闹剧和笑话,除了让全社会承担损失之外,留给人们的就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和政客收买民意的伎俩。

  这种观点看似不无道理,实则经不起推敲。民主本来就是各方利益集团互相博弈的一个过程,在尊重规则的前提下,大家各显神通,不能因为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出现某种状况,就将所有的罪责推到博弈本身–需要反思的是博弈过程中的规则,而不是博弈。简言之,在实行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相关制度是否合理完善,而不是彻底否定民主本身。当然,在万口一腔、连梦都不敢做的绝对专制社会,固然不会出现吵吵闹闹的各种乱象,但那种死寂般的秩序真是我们想要的吗?

  假如这次学生们的反服贸抗议运动是发生在大陆呢?你能想象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占领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的后果吗?

  台湾的民主制度或许还不成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民主制度的追求。民主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当然不是尽善尽美,也会有各种问题,但它是目前最不坏的制度,正是因为有了它的制约,所以台湾执政当局无法像独裁政府那样动用国家机器去碾压反对者,身为“总统”的马英九也不得不放下姿态去平息民怨。

  从上述意义来说,民主制度防范的是掌握国家机器的政府对民众的伤害。因为前者既有能力(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又有动力(尽可能最大化执政集团的利益)去伤害民众,而相对弱势的民众却无法反过来对政府造成同样的伤害。在这种超级不对等中,民主制度对公权力的制约则显得弥足珍贵。正如此次反服贸事件中,如果台湾是一个专制社会,马政府是一个独裁政府,那么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肯定在所难免,正是因为有着民主制度的制约,所以才约束了政府的暴力欲望,将相对动荡的局势限定在一个可控的和平范围之内。

  因此,当我们对台湾的混乱唉声叹气的时候,我们或许该想想,大陆的秩序井然又能怎样呢?如果这种秩序并非出于公民的自由意志,那么我宁愿选择台湾的“混乱不堪”。

来源: 共识网2014-3-27
 
6   [dokknife 于 2014-03-27 18:53:56 提到] [FROM: 72.]

希望火灾止步于中国“三角工厂”


2014/3/28 0:05:20 [稿源:红网] [作者:赵查理] [编辑:艾伦] 红网官方微博 红网新浪官微 红网腾讯官微




  26日下午1时27分,广东揭阳普宁市军埠镇一个生产内衣的家庭作坊发生火灾,11人因窒息抢救无效死亡。调查初步认定:起火场所是村民自建住宅楼,去年5月开始从事文胸生产,无用工备案,未申办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和消防手续等,相关责任人在逃,公安机关正全力追捕。(3月27日综合《新京报》、央视)
  
  广东揭阳的这起火灾,无论起火原因是什么,最后的处理如何严厉,都不大可能会是最后一起,想到这里让人无限悲哀。由于都是内衣工厂灾难,揭阳火灾叫我想起103年前的纽约三角内衣工厂,想起那场火灾的残酷和应对的经验。
  
  三角工厂也是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的“血汗工厂”,工作场所都是布料之类的易燃物品,工人除了工作其他权利几近于无。没有人知道这场火灾是如何发生的,但逃生的出口却被管理者锁住,结果146人被大火烧死或跳楼摔死。这场大火在夺走生命的同时,也点燃了美国社会的良心——对火灾事无巨细的调查,立法规定工厂安全标准,工人维权运动的发展。
  
  反观揭阳火灾现场,拥挤和危险的工作环境,政府监管出现严重缺失,工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和三角工厂火灾如出一辙。毫无疑问,三角工厂火灾的事后应对无法阻止火灾继续发生,但它却能通过立法规划和科学调查,让工人面临的风险降到最低。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应当在其基础上探索更完善的火灾应对模式。
  
  揭阳内衣作坊能不能成为中国的三角工厂,让火灾中的人祸止步于此?既抱有希望,又觉得失望:第一,国人对血汗工厂的容忍程度很高,目前不可能良心发现或断腕转型。第二,我们对火灾的处理过于粗放简单,即便追究责任再严厉也只局限于个案。第三,天灾人祸需要专家介入进行独立调查,这可以说是当下最大的空白。第四,工人缺乏有效的维权渠道,尤其是面对抱团的资方时。
  
  只有我们从制度层面和权利视角来认真看待揭阳火灾时,才能够找到最完善的火灾预防、应对、调查方案,并从个案推广至所有产业,避免再出现带血的GDP。故此,对揭阳内衣作坊火灾的调查处理,还应该加入更多平时不曾留心的环节,例如专家调查、权利维护等。
  
  文/赵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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