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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太“英明”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02-21
更新时间:2014-02-21
浏览:1308次
评论: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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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我党的一些言论 着实太“英明”了(组图)

文章来源: 历史文化杂谈 于 2014-02-19 20:24:18


1.关于民主政治

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其实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2.党的领导地位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3.新闻自由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4.关于选举

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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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8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02-25 10:55:20 提到] [FROM: 72.]
谌旭彬:让周恩来无奈的高层“叛徒”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4-02-25 00:39


1973年,周恩来告诉邓小平: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

据《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披露: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前去看望在玉泉山治疗的周恩来,周曾向他们透露过一种无奈:

“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①

张春桥的“叛徒”问题,乃是“文革”后期高层权力斗争的一大焦点所在。早在1970年庐山会议,林彪等人即欲以向张春桥发难为突破口,连许世友亦声称要给“鳄鱼眼”一枪②;林彪出逃后公布的《571工程纪要》中,更明言:“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③

1974年12月,周恩来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组阁事宜,期间二人有过一次长达四小时的深夜密谈,“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毛泽东则表示“已经知道了”。④

张春桥。张的“叛徒”问题,迄今仍是当代史上的一大谜案

康生临终前坐救护车去医院,与周恩来密谈张春桥“叛徒”问题

稍后,1975年8月,病重的康生,又让王海容、唐闻生转告主席:“江青、张春桥两人历史上都是叛徒。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让我看的。”康还说,这事他在延安的时候就清楚,但一直没有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⑤

另据周恩来保健医生张良佐披露:

“1975年初冬的一个深夜里,……医院病房值班室的同志突然接到‘康办’的通知:‘康老马上要到医院看望总理’……周恩来闻讯后,马上吩咐医护人员撤除身上的输液装置等一切管子,赶紧帮助他下床,穿好睡衣,坐到轮椅上,送他到客厅,扶他下了轮椅坐到沙发上,让他一个人静静地等待康生到来。”

“……那天夜里,康生是乘救护车来的。……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正在输液和吸氧气。平车推到客厅的中心位置,康生仍然躺在担架上,……康生说话的声音非常轻微,他哆哆嗦嗦地想伸出右手来,跟周恩来打招呼,结果没有成功。”

“(周恩来)用手示意屏退所有工作人员。……他们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有关那次谈话的内容无人知晓。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断断续续地听到一点传闻,据说是康生在临死前,……去告诉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有过政治变节行为。”⑥

康生在文革期间,曾与江青等人走得相当之近,他为什么要在临终之际出来揭发江青、张春桥,迄今仍是谜团。周恩来在病危时,对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不用了,你到康老那去吧”⑦——此一细节,或许适足以呈现历史扑朔迷离的复杂面相。

康生。康为何在临终之际举报江青、张春桥,也仍是一大谜案

注释:

① 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三联书店2013,P250-251。
② 舒云:《揭开庐山真面目——1970年庐山会议纪实》,《时代文学》2005年第1、2期。
③ 《“571”工程纪要》,中发(1972)4号文件。
④ 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P4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P687-688。
⑤ 梁红伍:《康生死前为何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百年潮》2006年第9期。
⑥ 张良佐:《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P284-285。
⑦ 阎长贵:《康生的秘书谈康生》,《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当时周恩来尚不知康生已经去世。

来源:腾讯历史频道



 
2   [dokknife 于 2014-02-25 10:51:11 提到] [FROM: 72.]
美国之音: 乌克兰“变天”,中国“变脸”?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4-02-25 00:43


2月24日,基辅独立广场的一个路障上摆满鲜花乌克兰局势剧变:亲俄总统“逃逸”不知去向并遭到通缉,亲西方派要追究其“大屠杀”罪责。该国在上周“警民”冲突中有百余人丧生。有舆论说乌克兰一夜“变天”。但更多的中国网民则关心中国何时才能走出“雾霾笼罩阴影”。

*乌克兰一夜“变天”

乌克兰最近发生的“事变”引起中国官方和民间高度关注。官媒环球时报周一发社评说:“乌克兰在‘24小时内’就完成了对民选总统的驱逐。”

这位“民选”总统就是遭到现政府通缉的原总统亚努科维奇。有消息说他已“逃”到亲俄的克里米亚。而被亚努科维奇关进监狱的原总理季莫申科也在周末被释放,她要求民众继续抗议直至“任务完成”。乌克兰议会让亚努科维奇“下课”后由议长图尔奇诺夫代行总统职权。

对亚努科维奇的下课,有民主自由派人士欢欣鼓舞。旅美时事评论员曹长青说:这“一夜变天”将“载入乌克兰的历史,也是人类向自由跋涉的精彩篇章之一。”但是中国官方不以为然。

*网友:央视变脸*

前几天对乌克兰“动乱”“暴乱”和伤亡大加报道的中国媒体,面对亲西方派重新上台执政则选择自动“消声”。有网友“事实聚焦”说:前些天央视连篇累牍报道乌克兰动乱,街头暴民,火光熊熊,兴奋地渲染别国的动荡......突然,乌克兰的新闻嘎然而止,原来街头的人民胜利了,军警倒戈,独裁总统跑了,然后我们又“尊重乌克兰人民的选择”了。再然后《新闻联播》里日本军国主义又强势复活了。

他所提到的“尊重乌克兰人民的选择”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原话。她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尊重乌克兰人民自主作出的选择,“愿意继续与乌克兰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至于这位网友提到的第二点,在中国媒体上则得到明显验证。所有的国际问题和国际矛盾,以中日冲突为“先”。

*环时社评:称乌克兰“民主胜利”者为“傻帽”*

中国的环球时报2月24日发表社评题目是:要多傻多假才能说乌克兰“胜利”了。这篇社评说:不知历史会如何评价乌克兰的这一段,但一个国家折腾23年,还在用街头流血政治解决本应由民主程序决定的事情,乌克兰应称得上是欧洲的“奇葩”了。社评认为那些“欢呼乌克兰‘民主新胜利’的说法和观点,是“傻帽级别”的。

2月23日(周日),新华社发布分析文章援引社科院专家刘风华(译音)的话说:乌克兰反对派虽然好像“夺回一城”,但是国家却陷入了政治纷争,未来道路如何走,双方各执一头还在拔河。变
”“乌克兰前景莫测”,报道说。

中国的民主自由派和“毛派”“左派”都在关注乌克兰的“剧变”。

*中国各派关注*

流亡美国的维权组织《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利博士周一在其脸书上说:最近几天,我一直跟踪观察分析思考乌克兰的二次民主革命,相信前面的道路还会有颠簸震荡,但是随着政治局势寻找到新的平衡点,乌克兰将会有更健全的民主体制。

他说:“我们是民主的学生,更是民主革命的学生。每一个国家的每一次民主革命都有其独特的地方,但是我们首先要学会寻找它们的共性,理出普遍共有的必要的条件,这样便可举一反三,在未来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民主革命中去验证和修正,也在我们自己参与的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去实践。”

不过,支持“维稳”的毛派或左派知识分子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司马南写道:部分乌人希望加入欧盟,欧盟吊着乌克兰的胃口,多年口惠而实不至。部分人希望保持传统与俄融为一体,乌内部分裂达不成统一。2009年,我在基辅广场逗留一个星期,就看他们这样打来打去。有人欢呼街头“民主”,我却忧心无序折腾。我的祖国,万不可陷入这样的政治陷阱。

吕祥和:欧美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拔河”,俄遇空前困境。目前,欧美势力难以掌控乌全局,俄亦乏全面介入能力。可预见,乌克兰将分裂,乌境俄语部分独立成国,与俄进一步融合,而西部成欧美附庸。为保持黑海重镇塞瓦斯托波尔军港,俄将不遗余力争夺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新一次克里米亚战争极为可能。

此外,以亲朝鲜的姿态出现而讥讽时政,多次说反话,被有些人称作高级黑的博主“作家崔成浩”写道:乌克兰总统被反革命分子通缉了,罪名竟是屠杀和平抗议者!简直荒唐!镇压反革命,维护社会安定不对吗?如果亚努科维奇变成了米洛舍维奇,以后谁还敢当总统?

有一大批网友跟帖表示不敢苟同:

刘寅盛英咨询: 所以,先必须承认宪法,然后才有法定程序。如果总统取消法定程序,怎样才能罢免他呢?既然总统已经违宪。

信达幸福老谢:颤抖吧,三胖!

萝卜和白痴:今天我们都是朝鲜人,朝鲜别怕,恩恩光芒照四方。

笑看风云变0:谁还敢接成泽的班?

管的不是闲事:回复@新yutaka:谁说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了?我同事小孩在大学里想入党让父母打证明,我同事在村委打了一证明,内容大至如下:某某同学父母某某没参加过犯罪活动,没参加过法轮功,没参加过八九事件。你说某党89事件到现去还在算帐!89事件什么会没年轻人知道呢?

康家林:国家不可乱,这没错。但,什么叫乱?政治高压如果算一种稳定,那游行抗议便是一种权利和自由,与是否稳定无关。

堪锐堪韧:北极熊把自己折腾成这样,何苦来。谁让你当初背叛自己的信仰,放弃马列主义的?

西郭山人: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真心希望俄国继续分成几个国家。希望有一天能收回北方失去的百万方公里的国土。

环球时报老总胡锡进说:我写评论前问编辑:欧美舆论怎么评乌克兰,认为是民主胜利吗?回答:不是,他们大多谈论乌克兰会不会分裂,还有担心乌克兰会发生内战的。我说内战还不至于吧,回答不知道,但没看见说乌民主胜利的,说这话的只是乌克兰赶走亚努科维奇的那一派人自己。编辑又跟了一句:再就是中国互联网上说这话的人多。

律师刘建平: //@律师韩德云://@静娅:互联网有几个知识分子说这是民主的胜利?那么多知识分子提出批评,环球编辑眼瞎了看不见?//@李国斌律师:在中国,好多知识分子缺乏民主、宪政的常识。从新浪微博若干大V的观点可以看出,普及民主宪政常识是当务之急,否则一旦有大规模抗议发生,缺乏民主宪政常识的民众会被引向暴力夺权的泥沼。前段时间的反宪逆流可以说是党内野心家为中共挖坑。

中国的文人学者教授如于丹,则关心这一轮又在中国大地上肆虐多天的雾霾,希望中国在环境污染治理能成功,并真正“变天”。于丹:雾霾持续到了周末,天昏地暗一座北京城,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不去跟它较劲。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前一阵在天空之城马丘比丘,愿这几张雨后的风景给大家带来些小清新吧。

—— 原载: 美国之音
 
3   [dokknife 于 2014-02-25 10:43:04 提到] [FROM: 72.]
甄炎:“小女子”让上甘岭英雄们情何以堪?
发布者 thchen 在 14-02-25 07:44


  “小女子”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自称。这位生于1938年、终身未婚、作风硬朗被外媒称为“铁娘子”的“裸退”高官,时不时有参访寺院的消息传来。

  ——2014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八,吴仪一行,在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长陈桦,莆田市委书记梁建勇,副书记赖军,市委常委、秘书长郑春洪等陪同下,到南山广化寺参访。

  ——2013年5月3日,吴仪在安徽省人大副主任文海英等陪同下,视察了九华山99米地藏菩萨露天圣像和九华山大愿文化园。池州市市委书记陈强,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王迎春,市委常委、九华山风景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贵杰等陪同视察。

  九华山佛教协会会长慧庆法师、副会长慧光法师在地藏菩萨露天圣像处热情接待了吴仪一行。吴仪在参观考察中对九华山浓郁的佛教文化和露天圣像工程的创举赞叹不已,并对九华山佛教协会的换届选举和慧庆会长的当选表示祝贺。

  ——这之前,吴仪还曾到北京郊区的龙泉寺参访。

  知晓吴仪结缘佛教,那还是2011年11月20日,我在杜甫草堂听关于《生命存在与生命证明》的讲座时,讲授人南京大学教授圣凯法师告诉我的,他说他曾专门给吴仪讲过课,吴仪对佛教很亲近,颇感兴趣地询问了许多佛学问题。至于吴仪是不是信佛,虔诚到甚至皈依,我不便询问圣凯也不便作答。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吴仪对佛很亲近。

  圣凯法师1972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苍南县,先后就学于中国佛学院、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2005年10月,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07年4月,为日本大谷大学真宗综合研究所特别研究员。2007年10月,任教于南京大学哲学系。2012年开始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

  通过圣凯,我又增加了见识,得知目前全国高校正式在编教师中,有三位既是教师又是出家的和尚,他们分别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他曾任教的南京大学以及现在的清华大学,他们都是哲学系的教授。我吃惊地以为,这在改革开放之前是难以想象的。中国的大学,素以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著称,怎么能够容忍唯心主义来侵蚀无产阶级唯物主义的阵地?但是,时代真的在发生变化。

  2013年,出现了一个新词,叫做意识形态的“上甘岭”,新词的发明人朱和平将军继续承袭意识形态领域你死我活的斗争理念,他一方面把意识形态作用孤立地提高到吓人的高度:“思想文化阵地是国家的核心阵地,事关党、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如果丢失,就会丢了老本,政亡人息。”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危机很严重:“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上甘岭战役,我们的一些阵地已经被蚕食,还有部分阵地摇摆不定,稍有不慎就会被敌占领。”这样的非此即彼、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斗争思维方式,哪能不会招致“一些阵地已经被蚕食,还有部分阵地摇摆不定,稍有不慎就会被敌占领”的严重后果?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思想文化从来就是相互影响、相互涵摄、相互激荡的,没有哪一种思想文化会是孤立存在或是一成不变的。中央的文献曾多次重申要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有价值的思想养料来丰富我们的头脑,然而在朱将军那里,这一切都简化为硝烟弥漫的战场。曾几何时,我们的教科书把世界纷繁复杂的思想认识都只归结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大分野,并把这两大分野分别又归属于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殊死的政治斗争,这种极化效应的严重后果我们已经有切肤之痛了。

  就拿吴仪亲近佛教这事来讲吧,如果依然抱着当年宗教是剥削阶级麻痹人民的鸦片,唯心主义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这样的极左观念,那么,作为曾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不应该如此亲近、关切佛事。从工作范围讲,她既不分管宗教,也不分管统战,既以裸退,肯定与履行公职毫不相干。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用“文革”标准来讲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了,如此热衷沙门、寻寺访庙,与高僧大德交往过密,那不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状况,也至少是革命意志严重衰退,“四大皆空”嘛。反之,要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立于现代社会文化多元化立场,人们就能充分理解吴仪作为个性的人、裸退赋闲、且处于单身状态老太太的所作所为了。我们知道,宗教信仰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作为一种精神风俗,是极其复杂的,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工作和学习等各个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的本质既不是思维也不是行动,而是知觉和情感。它希望直观宇宙,专心聆听宇宙自身的显示和活动,渴望孩子般的被动性被宇宙的直接影响所抓住所充实,是人类对自己心中王国宗主的向往与精神皈依所在。宗教作为人把握世界和生命的一种独特的方式,充分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它对人生的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人们通过教义的学习和不断重复的仪式行为,使宗教信仰的理念和精神也逐渐渗透到人们的价值和行为系统之中,从而成为形塑信教者的心理与人格的新的力量。

  宗教信仰为人生提供终极基础。表征着人对终极关怀的渴望,它给人注入神圣的目标,引导人去反省自我、超越自我、塑造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自我,从而为人的生活提供情感、意欲、愿望、行动等的根基。故而,宗教是解释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它既是精神安慰剂,又是社会交往活动。吴仪从一个石油技术员成长到大企业负责人、副国级的领导干部,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女官,那可是从男人堆里拼打出来的“铁娘子”啊,为了事业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与生命的代价,在她人生的暮年时,难道我们还不能容许她拥有属于自己的情感世界和存在方式吗?

  宗教就是意识形态,并不只是像朱将军在其文中所描述的西方的政治文化思想才是意识形态。其实,即使是在西方的政治文化思想甚至政治制度里,也凝结着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西方的并不全都是坏的,这是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多次重申的重要观点。

  我一向不认为意识形态的差异非得用你死我活的斗争方式去解决,更反对简单地把意识形态的各种载体都当做“阵地”看待,弄得刀光剑影、四面楚歌、共识难寻。如果某些人一定要这样抱残守缺、一意孤行,那么,他不仅要时时处处遭受外部西方世界倾泻的“炮火”,不断丢失“表面阵地”,落得个打不完的“坑道战”的窘境,而且像吴仪亲近佛教类似的社会文化活动,也会让其风声鹤唳,发出堡垒已从内部司令部攻破的惶恐哀叹。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何从体现哦!

来源: 共识网2014年2月13日

邱立本:血染的风采留下印记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4-02-25 00:41


纪念越战的曲子《血染的风采》後来成为六四事件的主题旋律,在中国改革进程留下深刻印记。

一九七九年中越之战是中国对美国的「投名状」?二十万大军攻陷谅山,差点直捣河内黄龙,为美国报了一九七五年兵败西贡之仇,也化解了中国与美国在朝鲜战争的怨仇。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中国就不会与美国建立如此密切的关系,发展路径可能就不一样。那场血与火的试炼,成为中国历史的拐点,确保中国与「阶级斗争为纲」的世界决裂,让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文革的决议更加牢靠。中国一下子告别了社会主义阵营,俨然进入了西方阵营。一九八零年的莫斯科奥运,中国参与美国的杯葛行动,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就是明显的例子。

这也使中国与美国进入了八十年代的蜜月期。这是中国知识界充满理想主义的时代,从金观涛丶苏晓康的《河殇》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都在不断探索各种的可能性,寻求制度如何转轨成功。中国的留学生开始进入了美国的校园,培养了中共建政後的第一代留美精英,後来不少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其中包括了王波明丶高西庆丶刘鹤等。

一九八九年似乎改变了一切。那首纪念越战的曲子《血染的风采》,一九八七年首次在春晚演出,让多少人热泪盈眶。但没想到後来成为六四事件的主题旋律。从北京到香港,从徐良到梅艳芳的演唱,都牵动多少的家国情怀,也感叹中国命途多舛。

《血染的风采》是陈哲作词,苏越作曲。那些感性的歌词与悲情的旋律,都让听者动容。「共和国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字字泣血的音符,让中国人反思国家的荣誉在哪儿?个人的价值在哪儿?谁来决定国家的命运?民族主义的情怀,会不会被错误的政策所误导?

也就是这些反思,即使是六四,都没有改变八十年代改革的动力。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中国经济进入全球化的体系,也重新恢复了中美的密切关系。更令全世界惊奇的,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改变了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

但中国社会的失衡,阶级矛盾的尖锐,也是当时八十年代改革之初所没料到的,而越战老兵不少在退役後都在社会底层工作,也亲身体会种种的不公平与磨难。

血染的风采,仍在中国人的集体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越战三十五周年,老兵的祭文都在质问,昔日战友的牺牲,就是为了今天贪官污吏的嫖赌吗?难道就是为了没钱看病,没钱读书吗?血泪的控诉,道出了中国老兵的悲歌。

这也是停不了的拷问。老兵和老百姓一样,渴望的就是社会的公正,也渴望八十年代开始的制度转型成功。这是更险恶的人性战场,让中华民族面对更险峻的制度挑战。

—— 原载: 亚洲周刊

 
4   [dokknife 于 2014-02-24 20:01:59 提到] [FROM: 72.]
风声鹤唳 从未打算离开中国的下决心要走了
2014-02-24 16:42:26 魏朴


  最近刚从国内回来,心情很沉重。中国国内政治气氛就和铺天盖地、挥之不去的雾霾一样,令人窒息。几点感受如下。

  当局抓人,搞得风声鹤唳

  首先,当局抓人,搞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当局在党内反腐整党,在党外以恐惧手段整治社会。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党外整治有三大打击运动,即打击网路谣言、打击宪政学者、打击公民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在这几方面,当局已经拘押和整治了他们认为的领头人,被拘押的有律师许志永、企业家薛蛮子和王功权,被整治的有学者张雪忠、夏业良等,被禁言被恐吓的有公知李伟东、荣剑、贺卫方等。

  有人说,当局在这三大严打运动中,大约有千人左右被拘或被捕。

  当局的严打运动和肆意抓人,在全中国引起普遍恐慌。公知、学者、企业家及其网民都在猜测,下一个会是谁?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什么时候轮到自己?这些猜测已经成了人们聚会的最常见话题。有人猜,下一轮打压可能会轮到五月散人、李开复等。一位著名学者说,等到抓到1000万人时,就会轮到他了。另一位著名学者说,抓了某某某,然后就会抓他。

  石扉客在微博微信上的最后帐号中叹道:“等后世写这段历史时,这应该是中国自有网有来,网民们最为恐惧的一段时光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和监狱只有一米资料线的距离。”其实不光是网民,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离监狱只有一米之遥。

  大家都知道薛蛮子被抓,嫖娼只是个口实,他在网上的影响力才是真正的原因。许志永和王功权被抓,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只是一个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的藉口,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推动新公民运动。看来,习近平当局抓人,特别是抓和党的意志不同的人,可以任意编造任何理由,不必依法办事。

  几个月前,习近平还信誓旦旦地声言要依法治国,这真是讽刺!

  从乐观到绝望

  其次,中国政治生态急遽恶化。这几年,笔者每年都会因公或因私去一趟中国。和前两年相比,2013年的政治生态严重恶化。2011年时,左派和右派一齐高调批评胡锦涛击鼓传花不作为,现在回望,那时的思想界当真是在享受胡温十年执政期间前所未有之自由。

  。。。

  看来,中国的现状正与和平的、渐进的、理性的社会转型渐行渐远。学者们说,目前我们能争取的已经不是最好的或较好的可能性,而是尽力避免最坏的可能性;但最坏的可能性正在转化为现实。


党媒发飙 批有精力扫黄不抓贪官的心态

2014-02-24 16:56:46 人民日报

  原标题:激浊扬清增强价值判断力—— 二论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并给出各自的答案。这种价值判断力,既体现一个人的基本素养,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精神气质。

  “培育核心价值观,重要的是增强人们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正如中央领导强调的,增强价值判断力,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工程。不断以强有力的价值引导提高判别能力,才能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善美特质,为全社会提供醒目的价值坐标,也才能把每个人心底蕴藏的善良道德意愿、道德情感焕发出来,升华开去。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的解放、价值的多元,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与此同时,一些领域和一些人当中,也出现了价值迷失和道德失范,甚至以丑为美、以耻为荣。比如,“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的物质主义,“有这个精力扫黄、为什么不去抓贪官”的比坏心态,“读书多无用、赚钱多才管用”的反智倾向,“口碑越差,越想围观”的审丑趣味,等等。这充分说明,越是纷繁复杂、众声喧哗,越要分得清是非、站得稳脚跟,越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的压舱石、价值的定盘星,做好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的“修复工程”。

  价值取舍决定治理模式,发展理念决定改革成败。增强价值判断力,不仅关乎底线伦理、基本共识、价值风尚,也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沿着这样的国家目标推进改革;“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通过这样的社会理想凝聚共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遵循这样的公民准则检视行为,才能为改革发展树立正确的价值引领、营造良好的思想氛围、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知易行难,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并不完全等于价值行为。明确了是非、善恶、美丑,还要引导人们择善而行,使价值评价标准成为行动的自觉准则。在这个意义上,增强价值判断力,就要把正面教育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把热点问题引导与群众道德评议结合起来,旗帜鲜明地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树立正确导向、澄清模煳认识、匡正失范行为,形成激浊扬清、抑恶扬善的思想道德舆论场,引导人们自觉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

  明辨是非才能立场坚定,激浊扬清才能彰显主流。形成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要求我们在价值认知层面毫不含煳。形成万众归心的价值共识,需要我们在对接现实方面不遗余力。“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会成为人生奋斗的梦想之舵、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钙、当代中国的兴国之魂。
 
5   [dokknife 于 2014-02-24 15:15:28 提到] [FROM: 72.]
英顺:“拆掉大陆的网路墙吧”—— 当代奴隶吁天录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4-02-23 23:46


当今中共虽然自称体制先进(所谓对于社会主义的高度“制度自信”),但是全面封杀言论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剥夺百姓参政议政权利,利用恶法酷刑惩罚民众折磨异议分子,践踏国人尊严草菅平民生命,野蛮残忍程度超过历代君主王朝,普通大众政治地位与封建社会草民布衣几乎毫无二致,甚至等而下之,都是中共流氓政权的奴隶。日前来华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凯瑞,约见大陆民间媒体人士,了解大陆新闻自由以及人权状况,这些与会的被奴役者借此机会,奋力一博发出勇敢呼吁:“拆掉大陆的网路墙吧”。

此事令人想起1987年6月,美国总统里根历史性地访问西柏林,在著名古迹勃兰登堡大门发表重要外交演讲,呼吁戈尔巴乔夫拆掉柏林墙: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如果你真的要寻找和平,你真的愿为苏联和东欧寻找繁荣,你真的想寻找自由,那么你就来到这扇门前吧!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吧!“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吧”!最后一句呼吁日后受到反复引用,成为里根总统政治生涯最为精彩语句之一,也是冷战后期最令人难忘的经典演讲时刻。不长时间以后,东欧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主化浪潮,一举摧毁了共产主义的邪恶统治。

柏林墙是二十世纪冷战时期的产物,为了抵制人权民主意识渗入共党独裁,阻遏人民逃离专制投奔自由世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1989年被自由起义人民推翻。而 “网路墙”则是廿一世纪信息网络时代的怪胎,极权国家封锁信息建立无形监狱,关闭扼杀干扰外部网站,阻断过滤拦截电邮来往,制造孤立隔绝封闭社会,防止获得外部进步信息,企图使得人民对于国际社会一无所知,除了政府宣传洗脑造谣撒谎以外,不再追求自由民主,不再向往光明正义。

“网络墙”的出现,立刻受到世界各国严厉谴责。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2010年初发表了“信息屏幕演说”,指责独裁国家封锁互联网络,禁止人民接触外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国家实施了严厉的审查制度,网络世界出现了新的“柏林墙”。国际舆论咸认互联网络自由与普世人权紧密相连,自由表达、自由联接和无权干涉是互联网自由价值观的三大支柱,任何企图封锁互联网络的政府,都是违背历史潮流,注定徒劳无益的,就象臭名昭著的柏林墙一样,早晚都要被人民推翻。

中共多次宣称互联网路已经成为反华工具,所以很早就建立网络墙实行全面封锁监控。此举说明中共仍以奴隶主心态对待自己民众,不该知道之事不能知道,不该谈论之事不能谈论,主人让你吃饱喝足,但是必须俯首帖耳听话驱使,可以吃饭干活娱乐消遣,但是不能随便说话,更加不可公开抨议时政,实际地位有如猪狗牛马,甚至过之而不如(大狗小狗都可以叫,笼鸟尚能自由鸣啭)。

过去中共旧主人不能让你吃饱但他“功大于过”,现在中共新主人让你能够吃饱更应知足感恩涕零跪拜。至于政治权力则有元老寡头私下授受,国家大事全凭少数常委密室决定,普通民众无缘置喙,参政议政当家作主只是空话,想要尝试必定大难临头。做个有吃有喝驯服奴隶,好像中国人民百年浴血奋斗追求就止如此。

习近平2月17 最新讲话传达未来政治发展重要信号,包括完善社会主义特色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完备国家治理体系等等,只字不提政治体制改革,不提民主法治宪政,显示习李体制之下,头等大事就是挽救摇摇欲坠党国体制,坚守意识形态防止失去政权,所以奴隶制度将会继续存在下去,至少未来十年中国不会启动民主进程,中国人民还要逆来顺受奴役生活,忍耐很长时间才能呼吸自由空气。但是不要悲观放弃,心存希望默默等待,时间站在人民一边,黑暗终究将会过去,光明总有一天就要到来。

“拆掉大陆的网路墙吧”,说出了普通民众想都不敢想、更不敢说的话,拓展了人们的想象力,引发了人们对自由和民主的遐想,将会引起社会共鸣以及国际支持,积极推动大陆民主进程,长远来看,不亚于里根的柏林墙呼吁。

来源:作者投稿

 
6   [dokknife 于 2014-02-24 15:14:56 提到] [FROM: 72.]
孙立平:公平正义是最核心的问题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4-02-23 23:58


——2013年4月28日深圳讲座摘录

在我刚才说的主张当中,最强调的是公平正义。为什么我这么强调它?可以说,公平正义现在已经是中国社会最核心的问题,是基本的症结。现在中国社会当中的很多问题,从经济到社会、政治,问题出在哪里?往往都和公平正义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最简单的经济上说。这些年我们的经济活力在不断下降,深圳也是如此。为什么?最关键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在不断的恶化!这是现在经济上最关键的问题。如果未来要有一个不错的发展,首先要解决公平竞争问题,它本质上就是公平正义的问题。前一段时间,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讲过一段话,我很赞成。他说,政府现在在经济上最需要做的,不是今天出台36条,明天出台72条,今天扶持这个企业,明天扶持那个企业。而是只有四个字——一视同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企业在这样的平台上进行公平竞争,它的活力自然就能激发出来!所以,如果要重新造就中国的经济活力,最关键的是要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现在大家都感觉到社会矛盾、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但是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假如和上世纪80年代初比较一下,你可以看出来,由吃不饱饭这样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引起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少了,现在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从哪里来的?主要就是由社会不公造成的,背后还是公平正义的问题。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在社会层面,公平正义最低的标准我们能否做到?这已经是个问题。什么是公平正义最低的标准?最简单的说,老百姓遇到点事情要有说理的地方,这可以说是低得不能再低的标准。但是各位想一想,在中国这可以做到吗?不用说一般的老百姓,哪怕有一官半职的人,自己遇到一点事情,能否找到说理的地方都是个问题。例如王立军,他算是位高权重,遇到一点事还向美国领事馆跑呢!我们不讨论这是对是错,不说他因为什么跑,但是关键是他当时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如果他觉得跑到北京一定能够找到说理的地方,那为什么非要向美国使馆跑呢?之前召开的两会上,九三学社一位副主席讲了一件事情。省里的九三学社副主委,是副厅级干部。他岳母家里拆迁,因为补偿标准问题发生纠纷,他作为女婿也帮着过去讲理。他后来说,这时候你就能明白什么叫没有讲理的地方,根本就不允许你说话,一张嘴就把你的手用手铐铐上,到派出所里再说话。他在被铐上之后说,“我是全国政协委员,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摸我的口袋,里面装着证书呢!”因为他的手被铐住,还是由警察把证书摸了出来,这样他才没有被抓进派出所。后来他讲到当时的心情时说,他当时连死的心情都有了!各位,副厅级的干部尚且如此,一般的老百姓又当如何?!现在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最基本的问题是公平正义的问题。

从政治的层面来说,十八大引人注目,除了它的重要性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的安保措施、维稳措施也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各位在深圳还好一点,我们在北京体会更深。开始,网友说出租车后面的窗户玻璃摇柄要卸下来,我认为这是瞎编的,这怎么可能呢?太荒谬了!但是后来一打车才发现这是真的。不但菜刀、剪刀不能卖了,连小孩玩的遥控飞机也不能卖了,可以说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当时很多人在微博中问这样一个问题,他们究竟怕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哪怕是你问到最高层,他就算愿意回答你的这个问题,我估计也回答不了。为什么?因为他也说不清楚究竟怕什么,就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感觉。你说怕什么呢?怕炸弹还是怕传单?他也说不清楚,就是感觉这个社会好像有点不安定,弄不好会出事。

要实现公平正义,最主要的问题是要保证老百姓的权利。有一次我去河北,和河北企业家孙大午聊了大半夜,他这样概括我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举公平正义的旗,走民主法治的路”。我认为他的这个概括非常精要。什么叫公平正义?不是搞点平均主义就是公平正义。关键的问题是老百姓的权利。拆迁轧死人的问题,在正常的社会当中很难想象,这个社会连最基本的人权意识都没有,这是最底限的东西了!权利靠什么?必须用社会自己的力量才能保护它。将来我们究竟走向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不完全取决于政府,同时也取决于民众!随着民众的觉醒,社会矛盾的逼迫,可能推着政府向前走。我们原来叫改革开放,将来很含糊的话说是社会转型,这也是一个根本性变化。

来源: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7   [dokknife 于 2014-02-24 15:11:57 提到] [FROM: 72.]
张宏杰:中国史就是一部专制技术发展史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4-02-24 00:03


张天潘/采访,時間:2014-02-23 23:21

张宏杰至今仍蜗居在东北的一个小城,尽管他在历史学写作上,已经在全国小有知名度了。不过虽身居小城,却一直心系着各大城市的图书馆。他自己说,靠近更大更多资料的图书馆,这是推动他在上海读博、在北京做博士后研究的一大原因之一。就从这一点来说,他身上依旧有着70年代生人那种文学青年的纯纯而又一点蠢蠢的范儿。

他没有否认自己的文学青年出身,大概是1996年还是上大学时,他就开始尝试写带有历史味道的散文。一开始写完之后,感觉自己写得挺好的,就开始都往全国最好的文学刊物投,但这种广撒网的投稿模式效果甚微,杳无音讯是家常便饭了。终于到了1998年的时候,他才在一个不知名的文学刊物上用笔名“张敞”发表了处女座《蒙古无边》。

而这就像是命中注定一般,因为他就是一个蒙古族人,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如此回忆他的这个身份属性:“每次回老家,我都留意搜寻文字记载的蒙古族风俗,可是一无所获。老家人的生活起居、风俗习惯与周围的汉人毫无二致。这让我大失所望。”

但尽管如此,东北、蒙古族无疑构成了他写作中的一个立足点,这一点从他的著作中就可以直白地体现,比如对专注满清历史的写作,甚至在对国民性的研究与写作中,这种属性也有着深刻的影响的,正如他自己说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民族族属带给我的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上的优越感:它让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比较超脱的身份来观察汉族文化,来谈论国人的劣根性,来对待千百年来蒙古、满族统治者以及帝国主义列强施加给国人的耻辱。”

在写作上,如今他的新书一本比一本更加吸引读者的眼球,早已经摆脱了第一部书腰封上印着“新生代挑战余秋雨”那种有些恶俗的营销战略了,现在单单从给他写推荐语和作序的阵容就可见一斑,有莫言、柴静、刘瑜等在当下图书市场最为火热的作者群为他助阵。近来,他的写作除了对历史人物的书写,也逐渐增加具有理论思辨层面的历史解读与反思,而且给自己找了一个恒久的历史难题——中国国民性的探讨,以及由此延伸到了对中国整个历史的纵向宏观反思。

在对张宏杰的一个多小时的电话采访中,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不断地强调他的历史写作逻辑:打通历史学研究与历史学传播之间障碍,充当读者抵达历史最深处的桥梁。在他看来,历史要写得生动、丰满,才能有更强的生命力。当然,这种生动并不意味着胡编乱造、移花接木,写作的背后必须要保持历史写作的敬畏感。这一点,在当下泥沙俱下的历史类读物的写作中,算是难能可贵,同时又有一些吃力不讨好,但他依然坚持如此,拒绝向市场媚俗地妥协,而这原因,或许正如自己说的吧——“我属于那种习惯和自己较劲的人。”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您说自己曾是一个文学青年,是什么引导您走上历史研究和写作之路呢?

张宏杰(以下简称“张”):我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文学青年,因为精神上的成长发育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文学氛围是挺浓的,大家主要的消遣方式就是读文学作品,很自然就成了一个文学青年。实际上我对历史感兴趣,基本上是上大学以后的事情,因为我就读的东北财经大学,不是我的第一志愿,自己对财经完全不感兴趣,所以大学期间基本都是在大连市图书馆待着,读了很多历史类的著作,培养起了自己对历史的兴趣。

文学青年的路一开始就是写小说散文,我也是,但因为对历史感兴趣,上班两三年之后,就写所谓的历史文化大散文,篇幅都比较长。我和大部分现在历史写作者不一样,可能我作品文学性更强一点,有部分作品文笔更推敲一些。从所谓的历史文学散文开始,慢慢再到写人物传记,再到写一点跟学术研究沾边的东西。

东:后来为什么选择读博、博士后,还选择读历史专业?

张:我读博的动机非常简单。一是希望身边有一个大的图书馆,二是有一些可以交流的人,多读点书。因为原本我住在辽宁葫芦岛,小城市生活上很舒服,空气好生活也很简单。但是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有书可看,没有朋友聊天。

历史吸引我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历史是人性展示的广阔舞台。在历史里,人性有机会表现它平庸生活中难得展示的一面。在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各样出人意料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任何一个小说家极尽想象力,也写不出这样精彩的剧本。历史比小说更好看。另一个原因,我们所处的社会是由历史塑造的。今天社会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如果不读懂中国历史,你永远不会懂得中国现实。

东:现在回头来看,您博士、博士后的学习,对你的写作带来什么深层次的影响吗?

张:所谓深层次影响,就是接触了大量学院派的研究思路和办法。但是说实在的,我对这些很细分、概念化的东西不是很特别在意,因为感觉我的思维方式比较注重所谓的通感直觉,就是一种综合性的东西。就像中国传统的文史学者文史打通的方式,我不太喜欢西方特别专业化细分的思维方式。有人说我的写作方式,这种文体也是很杂糅的文体。我感觉我的优势就是一种结合,就是把文学性和历史性结合在一起的。在写作手法上,也是把类似像小说、戏剧冲突,包括心理分析一些东西,把它糅合到一起。

东:在你治学写作过程中,对你发生过最大影响的一本书是什么?最大影响的人是谁?

张:影响大的书有很多,如果只举一本,只能说是《万历十五年》。1991年,逃学的我在大连市图书馆第一次邂逅这本书。第一我被它的书名吸引,中国的历史专家可不会这样起名字。第二我被它的写法吸引。以前我读的历史书都是板着面孔的高头讲章,没想到历史可以用这样平易近人的方式叙述。这本书可能本身有很多缺点,但重点是它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

影响最大的人,葛剑雄、秦晖和茅海建,三个人并列吧,他们的治学方式、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你看茅海建研究戊戌变法,穷尽了资料。秦晖中西打通,古今打通,视野宽广,结论高人一筹。葛剑雄打通文理,打通各学科界限,这才称得上“全才”。

东:为什么近几年市场上的通俗历史写作的市场这么蓬勃发展,从而形成“历史热”?

张:对历史阅读的需要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必需。追根溯源是每个人的本能,讲古叙旧是一种滋味浓厚的娱乐。如历史学术的表述形式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史学家们的工作成果很难为大众所分享,这为非历史专业写作者提供了机会。这些写史者的兴趣结构和普通读者相近,与历史学家们的见怪不怪比起来,他们有更大的写作热情和浓厚的好奇心,所以他们更容易打破冰冷史料、艰深论文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障碍,把历史讲得精彩、有滋有味。目前,中国社会的这种“历史热”,多是被“百家讲坛”和科班的或者自学成才的大众历史作者占据了。

东:这个问题,其实更深一点的来说,是想知道您对所谓的正统或严肃历史学研究的有何看法?

张:我感觉,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分工,在书斋里面做学术研究,是一种学术上的奠基,非常重要。但也需要一些人,把正确的价值观传达出去。

目前的大众历史阅读中,存在以下几类作品:一是我和吴思先生这一类。那就是我们都更多关注历史的“启蒙作用”。大众历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把埋藏在图书馆和学者书斋中的历史知识转化为可供大众享用的公共文化产品。它应该带给公众一种新的观察历史的角度,激发起公众对历史的关注,并在一个广大的、比较的历史背景下来思考中国的现实。

二是当年明月、易中天先生这一样。他们在轻松愉悦中普及历史,功不可没。这一类读者极其庞大。

三是借历史热传达负面文化价值的作品。这很令人警惕。比如一系列帝王戏历史剧,都是将当前现实中百姓关心的各种社会热点问题改头换面移植到剧情中,然后借用明君贤臣的力量将这些问题一一解决。这些作品明显表现出对人治的好感,对权力的崇拜,对帝王权力的信任。希望康熙“再活五百年”、说汉武帝“燃烧自己温暖大地”。这是毫不掩饰的“文化献媚”,我为这些人感到羞耻。

东:你认为这一代历史学者/写作者和上一代历史学家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张:从大的方面来说,当然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基本没有了。如果有,也只是对僵化东西从骨子里的反动。如果就我自己而言,我比上一代一个是更重视写法上的亲近感,另一个是更在意结论是否有大的新意。

东:您最近著作是对国民性的研究,对比你擅长的历史人物传记,其实这两个方向上跨度也挺大的,你是如何开始这个不同方向的写作?

张:应该说我很小时候就对国民性感兴趣。我读鲁迅的东西比较早,上初中的时候,就把能找到鲁迅的作品东西都读了,了解他对国民性很多看法。后来又读了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孙隆基对中国人心理的分析,以及龙应台《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等大量涉及国民性的东西。但是读多了以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你不能把中国的问题都往国民性这个框架里面装,那样结果是无解的。

到后来,我想国民性是被塑造的东西,而不是所有东西的根源。中国人的国民性实际上跟社会制度是密切相关的。譬如中国的球迷看完球之后扔了一地垃圾走了,这种现象在日本韩国都有过。但是他们现代化进程完成得很顺利,也改掉了这一恶习,背后反映的是他们社会转型比较成功,现代化进程比较顺利。

东:中国的国民性在历史上也是一直变化的,在你看来,这种变化是一种向下发展的趋势吗?

张:这话听起来刺耳,细一想确实如此。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三叠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这个变化的过程,为什么如此?因为专制制度的演进。

黑格尔说中国是个“停滞的帝国”,汤因比说中国几千年里处于“僵化状态”。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发展,那无疑是错误的。几千年的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专制技术发展史。

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种制度。套用鲁迅在《春末闲谈》中的比喻,专制技术就是掠夺者刺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它使得中国社会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于它肆无忌惮地敲骨吸髓。因此中华民族最大的发明创造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专制技术。这一技术,有高深的理论,有精密的设计,有庞大的体系。因此专制技术发展史的另一面,就是一部漫长曲折的国民性演变史。

东:关于国民性,梁启超等先贤都一度相信可以通过救亡图存的政治革命来实现国民性的改造。但现在很多人也在反思这种国民性的批判本身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譬如影响国民凝聚力。

张: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对自己的国民性深恶痛绝。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就坚信,只有彻底挖掉罪孽深重的劣根,中国人才能浴火重生。

从梁启超到鲁迅,国民性问题仍然被简化为一个社会成员人人洗心革面的问题。似乎只要人人痛下决心、悔悟自新、告别旧我,即可成为一代新人。个人与社会本来是一种双向影响的关系:个人的行为固然会影响社会,社会环境更有力地影响着每个人的选择。然而,从严复、梁启超直到鲁迅、陈独秀,始终只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决定影响,而且把它绝对化。这种“单向决定论”思路下的思想革命,其实是中国传统“心学”的另一个变种。

只有跳出把一切都往民族性这个筐里面装的心理定式,才能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才能避免文化自卑或者文化自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就如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一样,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然而,更多的现象是民族性解决不了的,而且民族性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在封建时代,韩国人的保守忍耐是出了名的,而在现代史上,韩国人争取民主时表现出的斗争精神也是举世闻名。更多的时候,决定性的是制度和机制。

东:其实真正地说来,只有毛泽东一个开始大面积的真正改造,其他人更多的是呼吁层面上的。毛泽东对于改造国民性可是不遗余力的,您认为这带来什么影响?

张:毛泽东自称是鲁迅的学生,他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种相通,也包括对国民性问题的看法上。毛泽东非常赞同鲁迅“先立人后立国”的思路,毛泽东相信,思想观念是决定性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坚信,思想改造,是建立新社会的前提。虽然完成了公有制改造,但旧思想的影响使人们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本能地去损公肥私、占集体便宜,导致新型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只有改造了观念,去掉了私心,人们才能一心为公,才能创造人间奇迹。这就是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理论路径。

为了用自己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毛泽东充分运用了群众运动这一形式。建国后前三十年间,仅以中共中央以及各部委下达的红头文件为准,社会性的群众运动就高达68次。几乎所有的运动都包含了国民性改造或者说思想改造的内容。“文化大革命”把这种运动式改造推向了顶峰。

可以说,毛泽东是清末以来“新民”说、“激进主义”、“彻底解决论”的集大成者。他以自己不世出的天才,将集权、运动、思想改造手段运用到了极致。谁都不会怀疑毛泽东的动机之高尚和用心之良苦。然而,毛泽东改造国民性一系列运动的结果却是信仰的崩溃和道德的毁灭。人为地制造一类人对另一类人的歧视,并鼓励前者对后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说真话受到惩处,说假话受到表扬;动员人民相互检举揭发,亲朋好友间的私下谈话和私人信件成了定罪的标准。这一切,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同情、爱心逐渐淡漠,猜疑、提防、冷漠、仇恨日益增长,使说一套、做一套的双重人格成了大陆人的普遍面貌。

因此毛泽东去世,强力控制消失之后,那些被他扫掉的所谓四旧,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负面部分,变本加厉卷土重来,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今天的民风民气,在某些方面较以前大为退步。比如佛山小月月事件,在其他历史时段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有人指责是市场经济、金钱万能导致了国民性的恶化,其实这种金钱万能,正是建立在信仰崩塌的基础之上。

东:我了解您对中国古代的贵族精神是很推崇的,您能分析一下,为什么在中国没落了,或者说中国未来有没有可能重新培养这种精神的可能性呢?

张:贵族精神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勇敢、尊严、优雅、荣誉心等品性的成长和发育非一朝一夕之功。贵族精神的产生和完善就像酿酒,需要一个代代承继、陈陈相因的漫长过程。

对中国来说,在秦始皇以前,贵族的权力地位来自血统,而不是现任国王的恩赐。但是秦始皇建立了皇帝制度之后,贵族阶层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皇帝制度的出现,意味着贵族社会的终结。西方的贵族社会一直持续到17世纪,而中国的贵族社会在公元前3世纪就结束了。也就是说,中国的贵族比西方早消失了两千年。这对中西方历史的发展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你要是说多长时间能恢复,这个很难说,首先要改变这种丛林法则的社会,要有起码的公平正义,这样才能给贵族精神建立一个起码的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所谓的山寨才能形成贵族。所以现在这个基础什么时候建立还不知道,再谈贵族精神就比较渺茫了。

东:对于当下中小学生在学校不得不接受的应试历史教育,你有什么建议?

张:我对历史课耿耿于怀,至今痛恨,到现在为止,写东西的目的之一是对学生时代受教育的逆反。我学生时代最讨厌的课程是历史,历史课本与自己的生活、生命经验毫无联系,历史这门本来可以非常有意思的学科被编成了一种单纯用来折磨学生的东西。干巴巴的事件概述、年份、地名、意义,被用来做填鸭饲料。这种教育方式,就像把一盘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好菜冷却、风干,分解成各种原料:维生素、糖、盐、味精,让你一样一样吃下去。我想象不出有什么事能比这更愚蠢。其实建议很简单,历史只需要把它好玩的一面讲出来就可以了。对学生多讲故事,通过故事讲背后的规律。

东:最后,请引用典籍描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

张:引用这句已经被大家引用烂了的话。狄更斯《双城记》开篇词:“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2014-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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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王康: 金棕櫚,自由与胜利的象征——郑义流亡文字附笔之四
发布者 siyu 在 14-02-19 09:04


“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著人们有言语和文字表达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价值。”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回德国的声明》



1933年,一位名叫洛克•兰普森的英国国会议员在下议院提出一份议案,爱因斯坦在旁听席上听完了他的高见:

德国把他们最优秀的公民爱因斯坦驱逐出境。全世界著名的人都一致认为,爱因斯坦是著名人物中最著名的。现在爱因斯丹无家可归了,德国“丘八”把他的储蓄抢走了,还强占了他的住处,甚至抢走了他的小提琴。如果我们为他提供安全居住地,那将是英国的莫大光荣。

但是爱因斯坦接受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邀请,归化美国。众所周知,爱因斯坦定居美国,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怎样难以尽述的荣誉和影响,他给罗斯福总统那封信,也许改变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命运。

1898年,夏尔•托克维尔在其《美国的民主》第十二版序文中指出,欧洲人创制的人民主权原则,在美国正完全取得统治地位,它以“最直接、最无限、最绝对的形式在美国得到实施……实行真正自由的原则,保持政权均势的原则,真诚而至上地尊重权利的原则,对所有的共和国都是不可或缺的。”

意大利史学家罗利亚断言:“欧洲枉费了好几个世纪的功夫去寻找一把揭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原来这把钥匙在美国。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却光辉地揭示了世界史的进程。”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曾密切关注大西洋彼岸发生的奇跡:在英国需要数百年才能完成的那些变化,在美国只有几年就发生了。

林语堂1950年在法国戛纳完成《美国的智慧》时写道:美国的一些伟大的思想家绞尽脑汁,试图回答有关上帝、生命、不朽,以及人生的陷阱、争斗、快乐等诸多问题,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这名通晓中西文化的才子问道:谁是美国伟大的先人?什么是美国精神?

连毛泽东也曾称颂华盛顿、杰弗逊,赞扬美国的民生传统和自由精神,甚至渴望沿密西西比河考察美国。

《金棕櫚——葛底斯堡赋》不是两百年来美国研究的继续,而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行将结束之际,一名中国流亡作家对美国自由精神与胜利信念的实地考察,并转移时空至北京天安门广场和莫斯科红场,将美、中、俄三国的特殊历史横加比较,尽显作者宏阔无疆的史诗意境,更注入流亡者浑茫的忧思、懺悔和感恩,堪称中国现代史诗散文的鼎革之作。



《红刨子》和《石磨盘路》系流亡之作,也属“应景之作”。前者收入《不死的流亡者》,缘自郑义知悉刘宾雁身患绝症,又“偶然”得知其生日后,萌发的为其“八十华诞暨文学创作六十五周年”祝贺的念头,后者载于刘宾雁去世后海内外广泛悼念而约稿辑录的纪念文集。两本合集的主谋和倾力操办者都是郑义——他理应为“老流亡者”的最后一个生日和溘然长逝留下文字。

2008年春夏之交,天安门事件已过去十九年,郑义本人也已流亡近十七年,且年逾花甲。郁积既久的悲情与忧思要求一次缓解和释放,面对泛滥的信息尘封和可悲的变形,若无某种恆定不移的坚守,没有某种垂天而降的惊觉,郑义宁肯在内心筑坟血祭而不再形诸文字。

从《枫》开始,历经《远村》、《老井》的锤炼,到《红色纪念碑》、《历史的一部分》和《神树》呕心沥血的跋涉,郑义一直在破译中国的民族寓言,解读并撰写它的悲剧史诗。他专注于中国的特殊苦痛,同时竭力提炼中国人抗衡灾变的能量。严酷的现实是,中国的劫数与邪恶不仅没有因为新千年蒞临而出现转圜跡像,反倒以空前规模征服亿万国人身心并无耻地显示于世界。冷眼旁观的看客、聊天式地解密辨析,与标榜流行的“历史理性”、“盛世学术性”研讨,加上乡愿犬儒品性的公然流布相互为用,成功地驱赶偌大中国远离一代人曾为之奋起的初衷,遮蔽六四运动曾经奇跡般焕发的自由之光,截断了为中国贮藏一份精神火炬的使命。

需要独登幽州古台的苍茫浩叹,需要一份命定的寂寞和看似偶然的际遇,需要超越中国既有善恶标准、历史哲学尤其由粗俗无神论和低劣唯物主义长期鼓吹兜售的成王败寇的流氓史观,需要一个陌生寥廓的时空,以建立一种崭新而富有啟示性的关照座标;最宝贵最不可缺的,需要一颗不绝望不放弃死而復生并唤醒旧物的心灵。这一切,都在一片土地、一块古战场汇际了。

还需要一种对应的体载,足资承载历史悲剧的文本。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詮赋》);《昭明文选》置赋于各类文体之首,秦汉以降中国历代文章大家无不擅长“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广集箴铭、赠序、碑志、赞颂、哀祭各类体裁之长,举凡人生、夭寿、福祸、社稷、兴亡、生死乃至山川河岳、都邑京殿、苑囿城闕、林壑幽泉、松涛云海、飞鸟走兽,其意广大精微,其辞典雅华美,迂回委婉,引经稽古,旁征远绍,极尽铺叙夸饰,吞吐万像,蔚然大观。贾谊《吊屈原赋》“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风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首开流寓祭文;杨雄《解嘲》“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抑郁难伸之状可窥;孔稚珪《北山移文》“鐘山之英,草堂之灵……慨游子之我欺,悲无人以赴吊。秋桂遗风,春萝罢月”,游心溪涧云壑之趣跃然;江淹《别赋》开篇“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千载有余响;李华《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敻不见人。河水縈带,群山纠纷……吊祭不至,精魂何依?”问倒古今;苏軾《前赤壁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尽显旷达无忧……至于司马相如《上林赋》、庚信《春赋》、枚乘《七发》、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左思《三都赋》、陆机《文赋》、李昂《旗赋》、杜牧《阿房宫赋》、范仲淹《金在镕赋》、王勃《滕王阁序》等篇什,无不大开大磕寓、蕴悠长,气像万千。

中国悠久博厚的文学资源为郑义慷慨解囊,古老的东方叙事与新大陆年轻的自由精神相遇,《金棕櫚——葛底斯堡赋》由此浑然天成。



持续两千年的中国大赋,毕竟限于东方一隅骚人墨客的阅历,归根结蒂囿于人生穷达自然荣枯天下兴亡的喟嘆,缺少现代精神的洗礼而难称纪念碑式的悲剧史诗。郑义优于前人的幸运在于,异国流亡经年不归的履历,赐给他了某种自由意识和信仰生命。它的后果之一是希腊悲剧精神、基督教拯救意识和近代欧洲伟大艺术结晶——交响乐,不约而同地进入郑义的文学写作——《金棕櫚》堪称中国古典辞赋与西方交响乐双声迭韵式的奇妙遇合。

平静舒缓,“如歌的行板”,开始了壮丽史诗的序曲。其“动机”淡如家常,却暗藏玄机。骑马,插抢,沿山逐鹿,姿态,遭遇,色彩,梦幻中的1863年;炮声,村落,彩色气球,牧草,顺手引入的欧洲著名河流,一切都在隐约中开始;一个,几个,若干个主题都“静卧”在“某种说不清的感动中”,稍稍承重的词语不过是“我们”——郑义和葛底斯堡——“成为彼此相连的一部分”。

不是故弄玄虚。《圣经》以这样的文字开篇: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论语》起首一句“有朋自远方来”。——不朽之物总以简洁如唇语的意向起程,为次第展现的庄严、雄伟作谦卑导引。

郑义绝非聊发思古之幽情,且是异国幽情。“骑上一匹好马”这一寻常姿态,要把我们引到哪里,也许连作者自己也不清楚,“好马”是一个隐喻,所有的隐喻都要在叙述终结后,才现身为常识。

接下来,郑义将几乎一半篇幅16个章节,献给美国内战失败一方。他以排浪般的宣叙,或雄阔粗獷,或温柔细腻,或满怀同情,或由衷感佩,一幕又一幕铺陈南军统帅李将军古希腊悲剧英雄式的命运,南军士兵英勇蹈死的惨烈场面。依势而列,流布着肃穆的凭吊之情的老炮,最浪漫最写实最令人怜惜的“熔铸在金石之中的战败者悲情“的南方碑群,再三再四喷涌出汩汩悲情。他叩问自己的心,发现它神秘地同情于战败的南方将士,“不断地确认,我情感的天平暗暗倾斜于失败者……”

郑义以良史笔法甚至现场新闻报导式精确洗炼的文字,陈述了胜败双方受降仪式:全身精美戎装、气宇轩昂的李将军与像“套上将军制服的农民”的格兰特将军,仗剑肩抢列队行进军旗猎猎的南军与高奏军号齐行注目礼的北军。郑义的震撼和困惑油然而生:这一段历史“感人至深,尤其对我这样一个了解中国杀降史的人”。李将军下令撤退,承担一切责任,“我愿意死一千次”,并拒绝上山打游击战,决不能将战争责任“转嫁给无辜的人民”;格兰特将军严禁鸣放欢庆胜利的炮声;白宫庆祝晚宴上,林肯总统下令演奏南方名曲以示敬意……郑义的感慨油然而起:

在这块纪念地,不存在唯一的真理与正义。
在这块自由的圣地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历史。
这块土地所蕴藏的情感,如同它的富饶与美丽,
其胸襟之宽广、悲悯之深沉,如同它两手相挽的东西两大洋。

郑义几乎原封不动地记录下南方纪念碑的尺寸、形体和铭文,再现南军将士光荣不朽的英雄气概,为理想献身的威武与庄严,血染的光荣与梦想,流芳千古的画卷。郑义用铁血金石般的文字描绘了高耸入云的死难将士纪念碑后提行写道:

常有人来献花。
每年七月初,每块墓碑前都会插上一面小小的星条旗。

谁建碑献花插旗?除了战败者、胜利者的后人和全体美国人还有谁?还有中国作家郑义,把一个年轻、高贵、不懂斩尽杀绝不知自我炫耀的伟大民族,战败者的尊严和胜利者的谦卑,记录在案。

紧接林肯总统那篇“不朽的演说“之后,郑义奉上一段献辞:

美国,
这个由伟大自由理念所孕育的国家,
这个被罪恶蓄奴制所玷污的国家,
必将在葛底斯堡浴自由之火而再生。
葛底斯堡,
一个美国自我雪耻的庄严仪式,
一块为自由而英勇献祭的圣地。

《金棕櫚》第一个主题,从战歿者、失败方、投降仪式通向的是胜利者的宽洪大量、悲天悯人,是自由精神的君临和正义原则的凯旋,是郑义的朝圣对象:“那个给人家劈木头打短工放木排的林肯”,没有他,一切都将是另一番模样。郑义的惊讶、困惑、感动和震撼,只有在超越于历史恩怨胜负荣辱之上的神圣之物前,才可获得升华。



在“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杜甫:《悲陈陶》)、“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轂兮短兵接”(屈原:《九歌•国殤》)式的战争场景和“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李华《吊古战场文》)般的悯生悲死之间,郑义插叙了两三则优美动人的细节:一对身著古装的青年男女,演奏银色短笛的老兵、哇哇大哭的小姑娘,一群冲向北军主阵地的男孩。在深沉、庄严、悲情难抑的主轴情调中,尤如几段欢快的小步舞曲——并不仅仅显示某种画面的平衡,哀而不怨的心理调节——自由本性使然。当李将军向北军众将领鞠躬致意、格兰特将军和他的同僚们举帽回礼,当林肯说,从现在起,南方人又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了,美国又恢復了其孩童般的纯真浪漫。

还没有一个异国作家,在葛底斯堡在美国人自相残杀的古战场上,作过如此令人意外和真诚的凭吊,——因为有一个寓意深邃的变奏、一次更悲愴的凭吊即将来到。

伟大作家令人羡慕的一种才能,在于他具有统帅式调遣千军万马的能力,被时空分割阻隔的人类历史,在他笔下将遵循另一种法则,呈现内在的关联而让世界结为一体。他被赋予特权,重造历史。

郑义以一句“我的葛底斯堡是1989年的北京”,展开《金棕櫚》这篇交响乐史诗大赋的第二主题:中国自由精神。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美国与中国交通近二百年来,几乎所有论者都认为,这是两个截然不同、完全相反的民族。中国古老、专制、瀆神、诡秘、阴冷、苦难丛生、非理性、缺少悲剧精神,最让西方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个庞大的国度,几乎不存在为自由而战、为真理献身的神圣性。像耶穌、苏格拉底、伽利略、弥尔顿以及俄国十二月党人、普希金、托尔斯泰乃至甘地、特丽萨、约翰•保罗二世那样的先知、殉道者和圣徒,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崇敬的人物,寂寞孤独是中国圣贤的宿命。灿烂辉煌,企摹永恆向往无限或如黑格尔所说“一切精神事件都与中国无关”,中国可引为自豪、古儒孜孜以求的希贤成圣、取义成仁早已让位于秦始皇刘邦朱元璋毛泽东等暴君流氓,置身善恶之外的隐士高人也早已不知去向,红尘中布满以坐稳看客位置为人生最大乐事的芸芸众生。没有把中国人在自由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联会起来的超越力量,要么是皇恩浩盪的蜂蚁帝国,要么是孤苦无告的原子式生命。中国是上帝弃置不顾的荒漠,终古不见天日的黑暗王国。

郑义的一个使命是,颠覆这一阴鬱可诅咒的最后审判。

话到中国,被通缉被迫害被遗忘的流亡作家郑义一改他在葛底斯堡屏神静气、躡手躡足的拘谨彷徨,明亮、快节奏、高歌猛进和义薄云天的句式排山倒海般出现:

世界史曾满怀敬意地定格于一位青年阻挡坦克的画面。
那一刻,全世界的电视屏幕都被泪水所洇湿。其实,以肉
身阻挡坦克的不止是一个王维林。

郑义以现代大片的镜头语言,逼真无遗地再现了1989年6月3日晚到4日凌晨,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自由意志和专制机器之间一轮又一轮“拉锯式对峙”。急促的短句,层层推进的排比,不动声色而棰心泣血的文字,深浮雕式地刻划着那场在中国心臟光天化日下发生的震撼世界的自由之战和血腥屠杀。

这里再也没有神秘的寓言,哀愁、呻吟、惆悵、怨尤为之一扫。“由坦克、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卡车组成的浩荡车队”与大学生、青年和市民的血肉人墙,像恶龙和天使作完全不对称的较量,像古老秦陵一朝苏醒的兵马俑与初生牛犊的廝杀。在西长安街木樨地立交桥下,人大会堂北侧长安街上,大学生和市民与坦克、装甲车进行了殊死抵抗。这种场景,全部两汉大赋都不曾也不能铺陈:人们组成人墙,慷慨悲歌,缓缓推进。一次次被密集的枪弹打散,又一次次重新聚集,歌唱着前进。每一次都有许多人被打倒,但每一次都有更多的人加入,最后与军队形成拉锯式对峙。黎明时分,坦克从广场里开出来,横列在宽阔的长安街上。随着一阵马达轰鸣,冲向人墙。数百人躺了下来,宽敞的长安街上黑压压地躺倒一片。在履带的威慑下,没有人站起来逃跑。在这场意志与勇气的较量中,钢铁失败了。

俄国十二月党人在彼得堡枢密院广场的英姿成为从普希金到阿赫玛托娃两个世纪的俄国诗人永远的纪念碑式灵感,雨果曾为在1848年革命中巴黎街垒战中倒下的青年男女谱写诗章,托尔斯泰则为1905年倒毙在冬宫广场的请愿者最后一次训斥沙皇。郑义深知,历史以它无数牺牲,才孕育了在天安门广场为自由而前仆后继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史诗场面。备受奴役欺骗恐吓的中国人,终于以英雄的身姿昂首出现在帝国广场,以血肉之躯与强大野蛮的战争机器对峙。对于中国,这一切意味着何等伟大的历史性突进和不可估量的精神变法。

郑义在《金棕櫚》结尾处注明:2008年7月1日改订,纪念葛底斯堡战役一百四十五周年暨八九民运十九周年。这行注文分明提示了从葛底斯堡倾向天安门广场的意欲。在此意义上,美国内战与八九运动同属人类争取自由的奋斗。在郑义眼里,葛底斯堡似乎就为后者而存在,一直等候他的来临:中国的自由精神虽然晚到120多年,仍然焕发着夺目的光辉。

历史无情地宣告了北京“政治老人”的胜利和青年大学生的失败。在坦克不可阻挡的追逐中,“五位青年死于六部口十字路口西南角,其中两个被压倒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到了一起。”请诗人、文字家揣摩一下,何谓“炼字”,请他们伸出白腻的手指,打量、触碰这个“黏”字。



孟子两千多年前一段话,正适用于从天安门广场到葛底斯堡战场的郑义:世衰道微,诸侯放恣,处士横议,邪说诬民,仁义充塞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郑义属于对善恶是非持强烈立场者,十七年后对天安门事件仍然如此难以忘怀,还因为一个深藏的隐痛:随着时间流逝,中共步步得手,詆毁六四竟然成为表现特立独行的时髦。郑义在国内逃亡,写作,孤陋寡闻。一旦出离虎口狼牙,才知“桃花源外已是天地翻覆“:待审的不是十里长街上大开杀戒的刽子手,而是死里逃生的青年!在郑义眼中,这不仅匪夷所思,颠倒黑白,而且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被迫反复撰文,为天安门广场牺牲者、参与者辩护。

郑义为大学生的理想主义和时代使命感辩护,为他们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精神辩护:他们一无经验二无声望,却卓越地领导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波澜壮阔的自由运动。他特别为他们的英勇绝食辩护,——当一面巨大的黑色的“绝食”大旗在纪念碑前正中旗竿上昇起,当一股南风把系于两根旗竿间的绝食大旗吹满如一张黑帆时,郑义热泪盈眶。偌大广场,也许只有他一个人意识到,这面黑帆将会把中国领向光明的彼岸,或把一切埋进深渊。这一切都流淌着郑义自己的心血,寄寓着他毕生的愿望与忧惧。最后,郑义把“反抗”作为八九民运辩护的道义起点。 中国人该不该反抗?郑义认为反抗不仅天经地义,而且是中国人最本质的属性、最后的权力。下引铺排文字本可转写成一篇檄文式的宏论,出自郑义之笔,则如同一块块刻满血泪的石经:

“我们这一代人,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知识分子。压迫与反抗已成为我们血液中不可改变的深在。我一刻也不敢忘记:我就是囚禁在西北劳改营被活活折磨而死的右派,我就是濒临饿死手持棍棒揭竿而起的云南高原农民,我就是金沙江边像柴垛一般燃烧的战死的造反者,我就是被活活剖腹挖心分而食之的广西少年,我就是像狗一样蜷缩在破麻袋片上晒太阳的因劳致残的老农,我就是奶头上掛着孩子烟熏火燎地煮食杂粮野菜的大嫂,我就是挎半篮鸡蛋去换食盐的柱杖而行的大娘,我就是刺血而盟秘密分田单干的贫下中农,我就是长安街上被坦克碾轧被枪弹洞穿的学生,我就是四处流浪受尽屈辱的打工妹……我不可能完全是安坐于太原及普林斯顿书房里的那个我。我不可能不为我所目睹我所经历因而我所代表的苦难问一声为什么!”

直到2014年初春的今天,聪明练达、精通权变的人还在纵论“妥协的智慧”,教导“圆桌会议”如何召开 ,谴责“激进主义”如何不识时务地坏了大事 。郑义十年前就问道:如此认错悔过,是否在不动声色地剥夺人民反抗暴政的基本权力?

必须为历史作证,为八九民运空前规模的英勇抗争这一道在中国漫长精神黑夜里灿烂闪烁的理想之光辩护。每一个民族都在自己的历史中给舍生取义的英雄留下一席最尊崇之地。一个民族可以遭受失败,但只要自由精神不死,就不会被征服。

中国人将长久地对包括六四在内的现代历史争论不休。只要八九民运没有正名,牺牲者没有接受国家公祭,刽子手没有受到历史的审判,成王败寇论者就拥有“放姿横议”的特权。郑义像马丁路德一样宣布,这是我的立场:

八九年的中国比一千个太阳还亮!
那块苦难大地上迸射出令全人类眩目的光!
我们中国人释放出心中压抑已久的自由之火,并在
那圣洁的火焰中纯净了灵魂!
那五十天胜过浑浑噩噩的一百年!

历史以极大的耐心煎熬着中国人。八九六四民运已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整整一代人成长起来。中共极权主义成功地完成了它的“现代转型”,用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败坏年轻一代。没有生死与之的坚守,没有横绝青史的定力,很难完全不为世局所动。只有先知般的预表天赋,殉道者式的篤厚信仰,才能够像磐石一样与历史土壤结为一体,达到一种令人嘆服的明晰、贞定。早在国内地下流亡时期,郑义就预感到,中国吞噬“人血馒头”那份最卑鄙最丒恶的习性,会随着长安街血跡被磨洗而大行其道。他在《历史的一部分》中告诫那些初露头角的“反思”者:

“八九民运之伟大,不仅在于惯于忍受的中国人第一次挺直脊梁站了起来,要求结束做奴隶的历史,还在于天安门广场上的英勇抗争事实上成为共產主义世界总崩溃的开始,它已经成为确定不移的树立起来的历史界碑。当岁月逝去,回首历史之际,我们可能会更加準确地评估八九的光荣。
我们应当为自身的种种过失和道德缺陷反思懺悔,尤其是当我们忆及那些永别了我们的同胞之际。
但是,我们无权卑琐地“每日三省吾身”,以懺悔反思之名去玷污八九的光荣。
因为八九民运不属于我们个人,它早已属于全体进步人类。
我今天仍然不悔。
我不愿为一碗红豆粥或者哪怕如山的黄金出卖自由!
哪怕只剩下我一个!”

郑义是木匠、矿工、被殴者,身强力壮的硬汉,他却愿向曾经为人民佔据的天安门广场“一掬纯净泪水而今却鸣鼓而攻的各位朋友”磕一百个响头:请不要亵渎八九民运!



正是在葛底斯堡,郑义不仅见证了美国自由、胜利的自由,还发现了中国自由、失败的自由。在郑义心里,这个自由是那样使人悲欣交集,痛惜无端。需要辩护的失败的自由,宛如一个早夭的聪明绝顶而天真可爱的儿子,——郑义在他乡古战场走到了中国历史的极地。

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抗,更没有对失败者蹈死者的安抚,只有万里之外,十九年后,流亡途中,郑义借献的惠特曼诗句:

满处是玫瑰花束,
啊,死哟,我给你盖上玫瑰花和早开的百合花……

只有郑义为那个“流血的夜晚”献上的安魂词:

木樨即桂花,想必历史上这里是一片桂花盛开的土地。
都说时间能治疗心灵的创痛,却我的心滴血不止。
十九年过去,一滴又一滴,悄悄洇湿了我的衣衫、文
字和目力所及的景色。那个晚照辉煌的黄昏,那片辽阔的
战场,蓝雪枯草之下,我看到的是坦克履带榨出的永不干
涸的血泊。

中国主题并不锁定在“失败”二字上,它的伟大变奏指向世界。郑义用律法式的经典句式判决:

共產主义的崛起和崩溃,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
其影响人类命运之深广,远远超过法西斯主义的兴亡。中
国八九民运无可置疑地成为第一掘墓人。

历史之所以值得书写,除了它就是历史这一不可更改的理由外,还在于它为什么成为如此这般而没有让其他的可能性变成历史。只有浅薄冷漠者才无条件承认历史的合法性。良知和智慧关切的,是历史中人性的成败以及不能简单归于天意的偶然性,是缴付了高昂代价后沉淀下来的惨痛教训,是在历史悲剧面前返求诸已的懺悔与自我审判。

自由在1989年的中国存在胜利的可能,即使揆诸在历史环境中的力量对比,也一度拥有成功的希望。

郑义的论据出自历史事实本身。他用整整一章叙述“为民主自由之风所激荡的”38和28两个集团军有可能掉转枪口,站在人民一边的令人鼓舞的情节。徐勤先、何燕然、张明春三位少壮将军同情民运,拒不领命向大学生开火,历史朝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转变,已经具有实际的物质力量。

关于八九四六运动的文字已汗牛充栋,郑义作为一名重要当事人,却把眼光转到人性之内。

应当承担责任的首要者,“也许”是赵紫阳。郑义知道这个判断会遭到强烈质疑,引发非议。然而,这一痛定思痛、长期思索的结论,应该得到辩护。

第一,郑义并不是以局外人和旁观者身份,而是以亲身深度介入并参予了几桩最重要举措的核心人物的经历发言。他了解那个历史性时刻,他决非以通常成败得失责难当时“中国合法的最高领袖”,而是深深地为他遗憾。郑义遵循的逻辑植根于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最大真实:

如果他举起了手臂,人民的意志就会凝聚于一点——坚持政治改革,反击老人政变。在自由的渴望如岩浆喷发的非常时期,谁代表了民意,谁就获得了呼风唤雨扭转乾坤的力量。

这一逻辑虽然没有被证实,却含有巨大的历史真实和可能。

第二,郑义为赵紫阳惋惜,不带政治指摘或人格谴责,而系于某种精神指向和价值选择:“无神论者赵紫阳太看重成败得失,自由并非他的核心价值”。应该为赵紫阳说句公道话,郑义的要求委实太高。赵紫阳与胡耀邦一样,有良心、正义和罕见的历史担当。八九之后十五年的幽禁没有使他妥协,对个人和国家的反思发生了令人感动的进步。在中共历届领导人中,赵保持了罕见的尊严,独立和气节,难能可贵。

第三, 郑义再次把笔锋转向莫斯科红场,在与北京天安门广场惊人相似的情势中,“叶利钦做了与赵紫阳相反的抉择。”郑义指出,叶利钦与赵紫阳“地位相似,却并无一个怒涛汹涌的天安门广场做后盾。一个简单的动作加上一篇简短的讲演,苏联共產党七十多年的铁血统治顷刻瓦解。数以百万计的军队、警察,数以千计的核武器,强大无敌的坦克集团军、鑑队、轰炸机群顿成画虎。”这个潜藏于事实的逻辑已经变成历史,它不仅不可逆转,而且不可辩驳。

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一代人之后,西方观察家才为时已晚地从二十年前先后相续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莫斯科红场发生的事变中,看清八九六四运动的世界性意义。

花开中国,果实却结在他人国度。

如果说郑义因对赵紫阳核心价值的欠缺以致痛失“天赐良机”而深致惋惜,那么他对“如我这样具有丰富人生阅历的知识分子”而“事实上主导和影响了这场运动的人士”,则予以直截了当的谴责:

我们缺乏想像力,没有顺应民意,把一场偶发性的抗议运动提升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和平起义。此外,与那些奋不顾身阻挡坦克的青年和市民相比,我们更缺乏激情与勇气。

最需负责的,是极权主义和专制政权。存在一个巨大的悖论,被奴役和驯化的人,从哪里获得反抗和拯救的力量?郑义以两句沉痛至极的谶言,把中国主题推向高潮:

连续几代的杀戮,恫吓,成功地改造了我们的人格。
千载之耻,万古之悲。

我必须立即指出,《金棕櫚》中国主题中涉及的历史教训,对当下和未来中国仍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无论统治者、军方还是人民、青年大学生、知识界,都继续处于有形无形的抗衡、较量和抉择的历史关头。郑义的赞美、痛惜、控诉、喟嘆是世界性悲剧在大洋彼岸的孤独奏鸣,却攸关无数生灵的命运。



《金棕櫚》的美国叙事明媚优美,即使倾斜于失败一方的南军,悲情也决非“浓得化不开”的黑云,而像炊烟般的薄纱,宛如犹太男孩必受的割礼之痛,纯洁少女告别童贞洗净血污展示自己摄入心魄的美丽必经的圣洁洗礼,乃是天地间一篇动人的诗章。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金棕櫚》的中国主题虽然无比沉重,却隐去了恶魔的狰狞。从《红色纪念碑》以后,郑义几乎不再为中国冥顾不化的统治者耗费笔墨,他不再直呼其名地审判他们。相反,他把刀锋转向自己,转向他所属的人民。

自我审判,不代表任何他人的孤独懺悔,终于承恩施行。

早在1992年国内流亡时期,郑义就在《历史的一部分》中进行了自我审判。他痛责自己过早撤离天安们广场,“辜负历史重托,愧对惨死同胞”。郑义痛感心性底处的缺憾,整个中国知识界的缺憾:

也许我和大批与我相同的知识分子永远不可能承担起这样的历史责任。
因为我们惧怕良心的责任:我有权领导他人去为一个哪怕是崇高理想而斗争,从而承受苦难与牺牲吗?我有权决定自己的没有,但我有权决定他人的命运吗?

郑义的精神光谱过于衍散,他的天真与复杂都超过常人。郑义式的自责在中国甚至不能被人接受,形同某种绝跡的古君子的道德洁癖。只有在葛底斯堡,宽广壮丽的景色和同样开阔崇高的悲剧史诗,巨大的时空转换,才能让他鬱积多年的幽愤与痛悔得以表达。“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宁愿去死一千次的李将军”,秋瑾、林昭两位中国圣女,林肯、约翰•布朗两名美国圣徒,一起拥抱了这名在葛底斯堡“久久俳徊”、“无数次徜徉于这块土地”的流亡者,接受这名“战败的、逃亡的奴隶”的懺悔,帮助这名“一次次咀嚼苟活之耻”的作家完成一次铭心刻骨的自我审判,再次赐予他生命、同时赐予他自由。 “暗暗引我前行”的,是中国文学不曾出现过的“圣灵”,站在这一切背后的、是中国不曾降临、因其虚缺而蒙受浩劫畸变却无力超拔无缘洗雪并昇华为荣耀的最高造物主——上帝。

从此,郑义的文学被一种“永远古老、永远年轻”的精神充满,其创作被一道光亮笼罩而焕然一新。中国文学灿烂芜蔓的创作原理与技巧兴、观、群、怨,指事、造物、敷理、穷情,会心、尽气、滋味、兴寄,讽喻、明势、妙悟、参化,神韵、格调、肌理、性灵……平添了一个簇新的源泉“圣灵”。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变法,郑义的文学生命从此获得新生,流亡文学未曾有过的的洗礼如新月如旭日被施予了。

文字突然舒缓、柔和,充满静穆,欣悦与感念以完整的章节出现。巨大的阴郁没有消散,但是在它们之上,一种优美绝伦的旋律升上苍穹,一个象征,只有梦幻和天堂才会出现的神圣象征,向郑义展现:

一支长燃不熄的火炬。
一尊因经年燃烧而变得黢黑的火鼎。
一丛辉煌的火焰,暗蓝天幕上庄严的燃烧。

冉阿让把洋娃娃交到珂赛特手上时,阿克希莉婭死在格利高里怀中时,全部乐队与合唱队同时奏唱《欢乐颂》时,天上的蔷薇和最后的幻想把《神曲》引向彩虹和永恆之光时……作家郑义、战败的逃亡的奴隶郑义,经由流亡之途,在葛底斯堡主碑顶端一簇“静静燃烧的火焰”中,与他的圣灵相遇了。

使徒郑义被一阵轻微如闪电的颤栗击中心臟,他从心中伸出双臂,向冬日林莽上空宁静的暗蓝询问:

我的上帝,这就是你赐予我的啟示吗?
我的上帝,您是说这是一个祭坛吗?
你是说,那些鲜血与生命皆为献给自由的活祭吗?

一百年前,美国“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基督教青年团”发誓;在我们这一代将福音传遍中国,传遍天下。中国基督教领袖诚静怡、吴雷川、吴耀宗、赵紫宸、尤树勛、谢扶雅等和西方传教士艾迪、乐灵生、雷鸣远、刚恆毅、司徒雷登等都献身于同一理想。孙中山、蒋中正两代国民党领袖也承负着近似的职责,傅雷、林语堂、刘湛恩、陶行知、晏阳初等都毕生致力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交融,八九六四后流亡美国的远志明、张伯笠已成为声名遐邇的基督教宣教士,郑义以自己独特的体验和写作,站在他们之中。



是葛底斯主碑,而不是幽暗的教堂;是熊熊燃烧的火鼎,而不是摇曳闪烁的烛光,是天安门亡灵“悲悯的凝望”,而不是空洞的原罪和犯戒;是“我的圣灵”,而不是仇恨怨毒的魔鬼;是《第九交响乐》、《D调弥撒曲》、《悲伤奏鸣曲》,而不是《国际歌》、《东方红》;是中国六十年的苦毒、患难、劫祸,而不是个人的失意、潦倒、病痛,“暗暗引我前行”。

苍茫的荒原,查无人跡的雪夜,一行孤独的足印,一丛庄严辉煌的火焰,中国历代大赋都不曾亲近过这样的景像。郑义的文思似乎已趋凝固。如同贝多芬在《欢乐颂》中仰望到“整个的天堂和上帝”,最高贵的姿态唯有俯伏卑恭,万念涌动,都化作一簇簇雪花中的感恩和祈祷,郑义唯余决绝的自我审判:

献祭需要纯洁无瑕,你配吗?
耶穌的门徒彼得倒钉十字架而死。
因为他自觉不配如耶穌那样正钉十字架,刽子手成全了他。
你连倒钉十字架都不配。

从来没有一名中国作家,用如此简单稀少的文字,表达过如此浩瀚的意义。



郑义从故国辞赋袭取的铺排咏叹,虽然一如他内敛涵蓄的宽厚天性,却仍然豪华昂臧,似乎唤起了湮灭已久的黄鐘大吕,如潮汐般起伏跌宕的精纯宣叙,又如大提琴和竖琴的沉吟回旋,为的是托举出一支单簧管悠扬清朗的牧歌式神曲。

郑义至此远远走在前面。他带着方块字、母语和祖国漂流,最终把它们引向圣坛。感谢并祝贺郑义,即使他什么也不曾做不曾写,仅凭到此为止的半篇《金棕櫚》,他就为中国文学赢得了不朽的荣誉。

那座给郑义以巨大震撼的主碑,以其简洁的碑文给他以啟示:

一束永恆之火引导我们走向团结友爱。
一切人被造而自由。

必须承认,这是“美国内战最根本的起因和终极目标”。由于“最高立法者的正义”,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善与善之战”的悲剧,可望得以升华。那么,中国的悲剧,八九六四惨遭镇压那样恶对善的凌辱,算不算、配不配“悲剧”呢?如果不是,那就意味永远的黑暗,如果是,它在哪里去寻求正义的审判呢?

郑义没有给出答案。他却发现了令人寒心的事像。在葛底斯堡林荫道上与一个北京学人关于美国自由精神与圣女林昭之死的简短争论,让郑义“领教了来自另一个大陆猥琐的集体堕落的气息”。郑义痛心疾首:世情翻覆,已经不是1989年的中国了!

几年后,郑义的同行、100名中国著名作家艺术家联袂抄录毛泽东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再次明白无误地坐实了郑义的判断。

葛底斯堡成了郑义的圣地,那座主碑成了他为天安门广场牺牲的圣徒肃容悼念的祭坛。2008年春节,郑义受《开放》杂志之托,撰写迎春祝辞。他祝愿他的国家----那个不允许他归去的中国----万像更新,祝愿所有的中国人幸福、喜乐。他随即说明,“所有的中国人,”自然包括“最高当权者、大小官史、奸商豪强、军警税史直至狱卒地痞。”因为春天和生命是上帝的礼物,是不能剥夺的。但是,他不能容忍褻瀆英烈,尤其在葛底斯堡。郑义以惠特曼诗句把自由对于人类的至高无上的意义推到极致:

只有在英雄和烈士已被人完全遗忘的时候,
只有在一切男女的生命和灵魂已从世界上的某一角落
被完全消除的时候,
那时,自由或是自由的观念才会在那一片土地上消失……

一切生命都将消失,遗忘会淹没世界,那簇长明圣火也将熄灭。但郑义的叹息、愤怒、感慨和祈祷永在,金棕櫚永在。

十一

终于翻过一页,我们恍惚看到作者从他的斗室出来,走到蓝天下。

天才总与孤独为邻,但伟大的天才决不沉溺于悲苦和绝望,他们不玩味自己的不幸,相反,他们感谢命运的厚遇。圣灵降临的旨意,是去感嘆、赞美、歌颂。一念即休止,一句话掩埋恶梦,返回阳光,这是郑义的绝活:这里是美国,上帝格外赐福的年轻国度,“没有持久忧伤”的民族。新的美国叙事重新开始,春花初绽,礼炮齐鸣,欢乐、美丽和爱混响成一个华光四溢的世界。像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少年,郑义满眼惊讶,“首要的发现”、“进一步的发现”。他以优美绝伦的词语,抚摸“北方碑群”,“体验另一种感动,即信仰、希望和爱”。如同己出的作品,故国的山河,郑义神往于“那些北方佬对太阳如此情有独鐘”、那种“情不自禁的发自内心的光明”,那个“太阳所照耀过的最光辉的民族”,那两个三四岁的光脚丫的男孩和女孩……

这是一种高尚而伤感的移情。当郑义历绘纽约州、佛蒙特州、印第安纳州、明尼苏达州纪念碑时,我们分明隐略看到嘉陵江、太行山、黄河、呼伦贝尔草原的远影。美国,在郑义之前,或许还没有一位作家、流亡者把你观察得如此细微、倾注了如此一厢情愿的爱恋。然而,因为他的故土祖国,因为他的人民,他却不能“归化”。美国,数以万计经由各种方式成为美国公民的男女,有谁像郑义一样对你礼赞不迭、情有独鐘呢?他已经全身心融入你的怀抱,他已用你的精神重新塑造,他已经是你忠贞不二的公民。

又一个高潮由圣者约翰•布朗和宾夕法尼亚纪念碑导引,由一曲圣歌伴奏。

美国铲除奴隶制的伟大先驱约翰•布朗,当之无愧地受到宗教式的祭祷。郑义用一整段诗意盎然的文字,为布朗立传,将《约翰•布朗之歌》与《弥赛亚•哈利路亚》匯合成响彻云霄的颂歌:

天上星星放射柔和的光芒,
照耀著约翰•布朗的坟场。
光荣,光荣,哈利路亚!光荣,光荣,哈利路亚!
光荣,光荣,哈利路亚!他的精神永放光芒。

亨德尔完成《弥赛亚》第二部《哈利路亚》时,泪流满面,“我看到了天堂和上帝!”他引用《新约》中使徒保罗的话:我是在我的躯体之内还是之外,我不知道,上帝知道。郑义也一定被一种魅惑充满:在心弦和琴弦同时颤动的时候,山岳肃立,万世不拔,只有灿烂光明普照大地。

悠扬孤独的单簧管消失在美国北方各州半垂的旗幡和鐘声齐鸣的教堂上空,嘹亮、雄壮、热血沸腾的宏伟颂歌山呼海啸而起。此刻,但丁、苏东坡、贝多芬、刘宾雁、亨德尔、林昭、约翰•布朗在郑义的泪光中匯成一个光辉夺目的大灵:光荣,哈利路亚!

贝多芬说,离上帝最近的是我们音乐家,上帝的灵性像洪流轰鸣不息,失聪的天才最有资格聆听最隐秘最美妙的天籟之音。连贝多芬都无法表达,当人类被造的最高天意,超逾文字、图画、音乐,万像万物才被一种连大自然都会凝神赞美的圣境结为一体。

天才的本性指向不朽,圣徒牺牲自己,见证不朽,上帝通过天才和圣徒显示他的神明博爱,宇宙本身被革新了。

最后的高峰胜境超出我们的想像和预期,郑义再次以其特有的恢宏视野和明察秋毫的刻划,把我们带到他几经路过却不敢逼视而终于临进并深入堂奥的圣殿,“宫殿式的通体洁白宾夕法尼亚纪念碑”,向世界展示那达到顶点的“光明与辉煌”。

林肯在这里,只是拱门四周八座铜像之一,这里最高的权威是头戴桂冠高举长剑的自由女神。渺小的孤独的逃亡奴隶,久久仰望着他的女神,“泪水浮起,剎那间深悲与极乐填满胸臆……”,难以言表的懺悔、渴慕和赞美中,郑义辟出一段,只献上八个字:

这是一尊胜利女神。

伟大的美国啟示再次震撼我们:不仅要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争取自由的战斗,还要“紧紧抓住胜利”,就像“那只紧握棕櫚叶的纤手……”。没有胜利的自由,是不完整的历史,是违背上帝旨意的未完成的史诗,是悲剧纪念碑的阴影。郑义确信,中国的自由女神已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六四民主运动本来可望胜利,历史并没有被命定为后来在中国呈现的文明溃退人性堕落的可悲结局。只有来到立于纪念堂顶极的胜利女神像前,那“千载之耻,万古之悲”才如此令人揪心扼腕。

于是,一句意绪悠远,半是想像半是顒望的赞辞献到自由-胜利女神脚下,献给中国的未来:

遥想纪念堂落成之时,青铜尚未被岁月风霜所锈蚀,
阳光下,那定然是一枝光芒四射的金棕櫚。

十二

《金棕櫚——葛底斯堡赋》最后出场的是亚伯拉罕•林肯。林肯解放了黑奴,宽恕了全部南方首脑人物和叛军将领,自己却被刺杀了。

这是自由题中固有之义。林肯的精神祖先亚伯拉罕曾以其独生子作为献给耶和华的“活祭”,忍受了凡人难以承受的考验。《圣经》把亚伯拉罕祭为人类殉道精神的伟大原型,他当之无愧。

郑义驾驭他的孤舟,穿过迷茫、惶惑、惊喜,感动、震撼、啟示的惊涛骇浪,他需要一次拋锚,停靠在彼岸,——约翰•布朗、亚伯拉罕•林肯就在岸边等他。借着布朗和林肯,郑义高举他的金棕櫚,致上最后陈词,——将来会铸刻在某座大理石基座上的赞美诗:

——在先贤们的血肉之上,自由得以重生。
他们摧毁了奴隶制,为黑人争取了自由。
他们赦免了奴隶主,为敌人争取了自由。
他们接纳了对真理的不同理解,为思想争取了自由。
他们释放了内心深处的博爱,为心灵争取了自由。
他们把生命的渴望化为制度,为新大陆争取了自由。
当他们完成了这一切,最后,他们也为自身争取了自由。

马克思说这类似的话,无產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马克思主义和共產主义革命因此拥有了某种神圣的正义性和感召力。尸骨遍野、血流成河的历史记录却宣告了这个主义和这场革命的虚妄、邪恶。在对世界对人类——包括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是爱还是恨,划分了林肯的自由与马克思的自由。

郑义四十余年的写作,其最重大责任之一,正是破解现代世界最可怕的斯芬克斯之谜,探求人类自救的奥秘。他未必给出了令所有人满意的答案——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至少,在郑义的祖国,在那个貌似神圣的恐怖面具下沉沦于深渊和地狱的历程,还在继续。

无论如何,郑义已经尽其所能了。这段文字,也是要被长久记取吟诵的,它既是全篇的总结,也是一个亲切的预言,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开端:

自亚当夏娃以来,自由第一次获得如此深刻而完备的阐释。
以这场战争为起始,新大陆的开拓者们创立了一个伟大
的美国传统:为他人苦难而战。并且,当自由得以确立,
正义得以恢復,哪些拋洒过美国人鲜血的土地将无偿奉还,无一例外。
自由女神永远在他们头顶飞翔,一手高举出鞘的锋利
长剑,一手紧握住灿烂的金棕櫚。

1934年,傅雷在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译者弁言中写道:“在一部不朽的原作之前,冠上不伦的序文是件褻瀆的行为。”郑义的文字其实是不可分析的,它们像血肉筋骨一样不可分割地构成一个生命,稟赋着一种罕见的精神,像千年不移的冰川和万古不动的火山,一旦释放,就将雪崩和熔浆弥天。这种稟赋,让他的文字具有真正的隐喻性质与经文范本,他似乎把“潜台词”变成一种叙述文体,所谓“不留文字”、“不落词荃”的高明反倒成为多余。

读懂郑义,太难。都说神来之笔,是在一种前提下,即苦苦求索后终于天光乍现,或如淘金者经过千万次磨洗,才从巨量矿石里筛出微量的颗粒。郑义从葛底斯堡归来,带回的竟是漫天云翳 、遍地瑰宝。

郑义又是可以言说的。他的厚道和谦卑,不仅朝向其信仰世界,也面对感同身受的同胞。他的同情心、慷慨豪爽的天性,阻止他为自己打造任何形式的像牙塔。他从太平洋两岸,从尘世到天国之间接引到的信息,既是上帝对他孤苦悲壮的恩典赏赐,也是必将为众人分享的圣餐。

伟大作品的尾音,总是让人心潮起伏,久难平復。

《金棕櫚——葛底斯堡》消失在温柔至极的梦幻之中。不再有竖琴和单簧管,一曲洞簫式的抒情缓缓吹来……一阵新的感伤袭来,悲剧和史诗消失了,只有变徵之音,意绪绵绵。神圣之物也消失了,只有柔美悠远的簫声,“再也没有泪水。”

惠特曼也消失了。他一直伴随郑义走过葛底斯堡、天安门广场和红场。郑义又恢復了打工糊口的木匠本色,望门投止的流亡者面目。他像我们所有人每天见面开口必说的一句话一样,向他的父亲般的收容者“微笑着说”:

你好吗,我的圣•葛底斯堡!

封圣,是上帝和罗马梵蒂冈教庭的事,郑义无权僭越。他只是亲切地打个招呼而已。

2014.2.11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一九五期(cm1402c)

 
9   [dokknife 于 2014-02-24 15:10:36 提到] [FROM: 72.]
松柏道人:挨过饿才知道什么是人权?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4-02-23 00:33


前中共外交部长李肇星最近发表了他的首部外事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见中信出版社二○一四年版)。书中再次重弹他的“挨饿人权”谬论。他写道:起初,(前美国总统)卡特总喜欢拿美国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一次,我同他争了起来,说: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生存权、发展权才是最大的人权。美国人没有饿过肚子,就理解不了。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我上大学时,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丢饭票。不丢饭票也常吃不饱,丢了就只能挨饿。失去自主谈民主,饿着肚子谈自由,究竟有多大意义!难怪中国有人说,你们美国有些政客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二○○七年,李肇星因中共权力斗争被迫下台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他在和北大同学共进午餐时首次提出了其所谓的“挨饿人权论”。他对同学们说:挨饿的经历,使得自己更加懂得人权的意义,和国外的人辩论时,就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

因为没有人权才挨饿

只有挨过饿才能懂得人权?这话颇有马列辩证法的诡辩味道。中共所谓的人权观是吃饭权,其次才是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人权。李肇星则把这个荒谬绝伦的中共人权观发挥到了极致,暴露了其虚伪的本质。

李肇星所代表的中共人权观不值一驳。不是因为挨饿才懂得人权,而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没有人权才挨饿。他上大学时挨饿,正是由于中国人民被剥夺了人权,导致了三年大饥荒。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证明:“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道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李肇星兜售他的“挨饿人权”谬论时,从来不说中国人和他本人为什么挨饿。正如中国民主运动人士胡平先生所说,任何一位民主国家的人都可以反驳李肇星说:“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权,所以我们没挨过饿。”

笔者曾经听过李肇星的大会报告,感到其人华而不实。他说有一次前美国国务卿奥布赖特问他:李先生,你总说你坚持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可至今我仍不明白这些外交原则是什么。李肇星坦承,这一下把我给问愣了,一时答不出。我只好反问,以便赢得时间思索。我问她那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奥布赖特答称: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是三L: law, leadership, liberty,即法制,领导,自由。李肇星想了想后才说,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就是和平与发展。由此可见,作为领导外交的首席官员,连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都搞不清楚,如何能够有力有效领导中国外交?

“红卫兵外交部长”的下场

李肇星是中共第九任外交部长。在前八任外长中,周恩来兼任总理。其他外长不是兼任副总理或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级的国务委员,就是卸任外长后专任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其中只有乔冠华不体面下台。李肇星的前任唐家璇和后任杨洁篪,都是在卸任外长后专任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而只有李肇星灰溜溜地走人,与国务委员无缘。据说此事对他刺激很大,感到无颜见人。

李肇星总是以极左面目出现,活脱脱展现中共国际恶霸的真实形象,使得中共在外交上屡屡失分,丢人现眼。他不是以外交语言处理外交问题,而是出口伤人,谩骂对方。例如,他在致信美国资深国会议员批评其在台湾问题的立场时,竟然侮辱这位议员的国际常识就连小学生都不如。

有两个外交事件导致李肇星提前下台。二○○二年春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胡锦涛访美,时任美国副总统切尼邀请胡一对一私下谈话,想了解胡的真实想法,即其治国纲要和外交战略,同时让胡进一步了解美国的内外政策。切尼把胡锦涛请进书房,客套话还没说完,房门忽然开了,时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闯了进来。切尼的幕僚事后沮丧地说,自己曾礼貌地试图阻止李肇星,并解释说这是一对一的私下会谈。结果切尼不满,胡锦涛也不悦。胡就给李记下了一笔。

二○○六年,胡锦涛全面接班,掌握党政军大权后计划访问美国。胡下令李肇星要设法使美方安排国事访问,但李没有办成,只安排了工作访问。在欢迎仪式上,美方乐队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成了中华民国国歌。胡锦涛为此大怒。

据说,李肇星为了让胡息怒,向胡建言,可以不时召开记者会,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改善胡呆板的国际形象;如果有疑难问题,李可在旁提词或代答。谁知胡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几年前,胡访问俄罗斯时,有记者提问你最喜欢的俄国书是什么?胡答称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从此,胡再也不召开记者会和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李肇星哪壶不开提哪壶。此后不久胡命令李在外交部党委会上检查其因工作失误给党和国家带来的严重损失,随之加速结束了李的外交领导人生涯。然而,在担任一个时期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退休后,李不知悔改,仍然到处兜售其“挨饿人权”谬论,为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百般诡辩,真可谓冥顽不化。

来源: 《争鸣》


 
10   [dokknife 于 2014-02-24 15:09:51 提到] [FROM: 72.]
郑义:吴法宪临终大骂毛泽东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4-02-23 00:24


在四年国共内战後,中共关押了九百二十六名国军高级将领,其中大多数人在「战犯管理所」苟延残喘丶逆来顺受。然而捱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有些人焕发出人性的光辉,在无畏无惧之下说出了心里话。例如有个在一九四七年泰(安)蒙(阴)战役中被俘的国军整编七十二师中将师长杨文瑔,弥留时毅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也未尝不是如此。例如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丶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在他临死前撰写了一部《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洋洋洒洒两巨册近千页,从头至尾都在愤怒控诉毛泽东的心狠手毒丶诡计多端丶口蜜腹剑丶丧心病狂。

从未想到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

吴法宪在林彪的九•一一事件发生後两周被捕,一九八一年一月以「反革命集团主犯」罪,被「十恶大审特别法庭」判刑十七年,八个月後保外就医。据看守人员反应,吴法宪是林彪死党中态度最为谦卑者,凡见人必呼「首长」,进门必喊「报告」,在庭审中有问必答。然而他口服心不服,郁结在胸中的怨气全部倾注入这本七十四万字的回忆录中。他说:「我十五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丶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麽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麽样的後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诛之丶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

吴法宪说,出庭前,特别法庭的审判员警告他:在庭上可以发言,但不准推翻起诉书上的罪名,否则要判重刑,所以他「下了决心,不申辩,反正申辩也没有用。」然而,判决後,他对所列「反革命罪行」耿耿於怀,认为「说我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真是天大的冤枉,完全是强加於人的不实之辞。这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任何人向我出示过任何这样的证据……正是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盲目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才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第二,判决书中说他「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也根本不是事实。「林彪地位的上升,同毛主席的赏识和一手提拔分不开的。毛主席亲自提名,使林彪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还决定在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一切都不是林彪夺权得来的,而是毛主席亲自选择和安排的」「林彪已经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丶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党章上法定的接班人,他还有必要冒着和毛泽东对抗的风险,拿着实权去争国家主席这个排名远远在後面的虚权吗?就算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通过正当的竞争丶竞选来争取,这应该是一个党员丶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绝不是什麽犯罪行为。」「从九•一三以来,我一直没看到有直接的或者是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林彪直接策划了政变和谋害毛主席的行动。在文革中,只有毛主席自己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号召过在全国的夺权。相反,由於林彪丶老帅们和我们的反对,在军队中,除了一些文艺团体和部队院校以外,任何军事机关和部队都没有夺过权。全国廿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是毛主席丶党中央批准夺权的」「在文革中,我所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丶军委办事组和空军党委,都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组织领导的机构,不是什麽反革命集团」「我是林彪的老部下,党的组织原则规定下级服从上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超越这个框框的。事实上,在我同林彪多年的接触中,从来没有听他说过有关反对毛主席的只言片语,更不要说是有关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搞政变这样的事情。」

迫害干部的罪魁丶全面武斗的黑手都是毛泽东

关於「诬陷贺龙和罗瑞卿」,吴法宪说:「贺龙的材料是根据成钧丶傅传作丶黄立清和廖冠贤四个人的揭发整理的,不是我个人编造的。罗瑞卿的这顶帽子是中央戴上的,并不是黄永胜和我给他戴上的。如果说,在文革中的报告中或言论中对当时受迫害的领导同志有过类似的不敬语言就是『反革命罪』的话,难逃法网的应该不止是我们几个,大概是不计其数。关於贺龙和罗瑞卿受迫害的问题,我认为主要责任在毛泽东丶林彪丶周恩来,因为这些问题是他们决策的,主要安排是他们决定的,两个专案组基本上都是由周恩来全面负责的……在几十年的党内残酷斗争过程中,很难找出几个从没整过别人的党内干部。据我回忆,由毛丶周亲自批示丶审阅丶划过圈的贺龙丶罗瑞卿和其他人的专案组报告为数不少。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罪』,牵连到毛主席的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为什麽在这里就不讲『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呢?」他愤怒地说:「在刘邓等中央相当一部份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按:指黄吴李邱),就是江青丶康生丶陈伯达,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

关於「在空军关押迫害干部一百七十四人,致使南空参谋长顾前和空军学院副教育长刘善本被迫害致死」问题,他认为「这是全国全党搞运动的结果,当时全军共有八万人受迫害,一千一百六十九人被迫害致死,空军祇占其中百份之零点二,其馀99.8%受迫害的人又应由谁来负责,各该单位的主要领导是否「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全国共有七十三万人遭到迫害,是不是毛泽东丶中共中央都要承担刑责?在审查林彪集团过程中,军以上干部八百多人被整,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中将(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在学习班中被整死,是否也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呢?」他认为「在打击迫害干部的问题上,从毛主席丶党中央到下面基层领导都有错误,都应承担责任,不能只是把我们几个人推出来做替罪羊了事!」

吴法宪说,全国各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其背後黑手都是毛泽东。例如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海柴油机厂武斗,王洪文率十万人猛攻,双方伤亡惨重,毛泽东赞曰:「打得好!」他听到各地武斗的汇报时还说:「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他在上海看到电视直播批斗大会中造反派强迫陈丕显丶曹荻秋低头弯腰,竟说:「这算不了什麽嘛!」

不相信林彪反毛,不相信林彪搞政变

对於中共现当权派指责林彪「反军乱军」,吴法宪极为反感。他说:「林彪是军委主要领导人,他为什麽要一心把自己搞乱?大量事实已证明,在文革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

吴法宪还揭露:「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这句话是一九七○年八月十九日汪东兴在庐山对江西省革委主任程世清讲的,绝不可栽赃到叶群身上。〈程世清访谈录〉与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所撰〈林彪事件与我〉都提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

一九七二年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我们国内有人反对和你们谈判,这个人现在见上帝去了」,这是指林彪,然而吴法宪说,在整个中美关系转变的过程中,林除了同意毛泽东意见外,并未说过其他的话。早在一九五○年,林彪反对出兵朝鲜与美国直接对抗,因为当时中国并未受到直接威胁;相反,在苏联向中苏丶中蒙边境调兵时,林首先向党中央提出建设三线丶把重点战略目标从南方转移到北方对付苏联。所以,说林彪反对中美关系改善,是恶意栽赃!

现在中共的御用文人说「林彪的一号命令是反革命改变的总预演」,吴法宪认为「九大」後林彪名正言顺成了接班人,他根本没有必要搞政变。防止苏联突然袭击是毛丶周的三令五申,战备疏散是预防苏联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伤害聚集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毛周以政治局名义下达疏散令後,才有林彪的一号命令——疏散华北东北西北的坦克丶飞机丶大炮,当时毛泽东并无异议,不能因为林彪死了,就把他的功劳变成罪行。

九•一三後,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梁璞在受审查期间,为了「立功赎罪」,便检举林彪要以广州为基地,拟定了作战计画。吴法宪说,那是一九七一年五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丶中美关系走向改善时,为了防止国军突袭沿海地区宣示对大陆的主权从而破坏中共与美国的谈判,毛周指示各大军区丶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了一星期的会,空军按总参指示加强了东南沿海的防御力量,这个作战部署是毛周亲自批准的,何「政变」之有?在那个年代许多问题都被煊染丶被歪曲了。

证明周恩来逼死林彪

对於林彪的遭遇,作为一名忠心的老部下,吴法宪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他不相信林彪反毛,不相信林彪搞政变。他在书中回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他在北京西郊机场报告周恩来,林彪叶群所乘三叉戟飞机已经飞出中蒙国界,周恩来遂下令:「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吴法宪乃下令北空司令李际泰:不准任何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它打掉!

这些年来,许多资料显示,林彪座机在外蒙境内没有直飞苏联,而是在苏蒙边境处调头飞返中国方向,这一举动是由於林彪不想叛国,他强令飞机返回北京,但飞机着陆前就在空中爆炸起火。既然吴法宪知道「不准任何飞机飞向北京」的「中央命令」,那麽林彪坠机的真相不是呼之欲出了吗?空军司令吴法宪知道内幕太多,所以有必要让他长期与外界隔绝,直到九•一三事件後廿九年丶他刑满十三年之後,吴法宪离开居住地济南到北京探亲还需要有关部门批准,可见中共当局多麽不希望这位九•一三事件目击者向外界吐露事件的真相,尽管事隔廿九年该案已不具政治敏感,只能作为历史学家的论题了。

吴法宪在七十多万字回忆录中没有说穿这一点,但他对别人的冤案是看得很清楚的。对毛泽东的「四大秘书」首席——陈伯达被打倒一案,他写道:「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刘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於陈伯达,四清中的《廿三条》丶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後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但一有了不同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麽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麽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算老账,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丶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吴法宪的长子吴新潮在本书末之〈附录〉中也发了一通牢骚。他说,对於他这南征北战丶浴血疆场十九年的父亲,「有些人出於某种政治目的,卅多年来一直在进行蓄意抹杀丶歪曲和颠倒黑白,企图让人民群众对父亲另眼看待」,其矛头直指中共党史编纂部门的负责人。

对仇人恶有恶报感到快感

吴法宪临终前唯一感到快慰的是「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奉命批斗丶审查他的上级丶同事丶下属,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九•一三时到空军司令部监控吴法宪後来又成了吴案负责人的李德生,一九七五年元月突然被免除中共中央副主席与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在政坛上再也没有作为。吴法宪被拘押在北京卫戍区时,五次提审他的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本是他一手提拔的,居然摆出了「中央首长」的臭架子,动辄训斥他「态度不好」,然而就是这个李震,一九七三年横死於公安部的地下室,此案至今未水落石出,但原因已经显露:他知道的机密太多。空司的王辉球丶曹里怀和梁璞,九•一三後都主持过空军的清洗工作,且下令关押吴法宪夫妻儿女,但不久就被审查,空军参谋长梁璞还被送去农场劳改。由此,吴法宪悟出:「毛泽东的策略是分而治之,一批一批地打倒。看见那些审讯我的人很神气。我就在心里想:不要自我感觉太好,只是还没有轮到你们的缘故……事情不要做得太绝太过!

吴法宪的回忆录揭示了,共产党员热衷於出卖灵魂丶卖友求荣,那是一窝乘人之危丶落井下石的家伙,奸同鬼蜮,行若狐鼠。譬如,那个貌似忠厚的少林寺和尚许世友,居然将三十年代上海报纸刊登的「伍豪启事」密呈江清,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煽风点火。还是那个许世友,向林彪检举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被俘叛变。报告上呈毛泽东过目後,余立金被打倒了。

还有,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听到黄吴李邱议论江青张春桥,便写小报告检举黄吴等人是「反江青同志的小集团」,然後透过他的老上司丶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呈交江青上奏毛泽东。老毛更奸,将此密告信交给林彪又转黄永胜,於是,李必达丶温玉成都遭了殃。

戚本禹想染指李讷 杨成武秘书同杨女春风一度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下令镇压占领青海日报的造反派,打死打伤三百多人,逮捕近万人。事发後,赵永夫打电话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报捷,叶剑英答复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二十二年後,邓小平下令用坦克辗压青年学生,都是视民命若草芥的表现。

吴法宪回忆录解开了某些历史谜团。例如中央文革的三根笔杆子王力丶关锋丶戚本禹,由於锋芒太露丶功高震主,在决策层滥竽年馀就去了秦城监狱。毛泽东原来指示先拿掉王力和关锋,争取比较年轻的戚本禹转过来,无奈戚本禹恃宠生骄,乐极生悲。事缘江青器重戚本禹,常把戚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丶骑马丶打枪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成自己的母亲,如此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江青的女儿李讷,以至於江青怀疑有妇之夫戚本禹对李讷存有非份之想。於是,江青告了御状,说戚本禹此人改造不了,结果戚也去了秦城。

另一条花边新闻是:叶群为了拉拢总参谋长杨成武,特地安插杨成武长女杨毅到《空军报》社工作。空军政委余立金为了巴结杨总长,便叫自己的英俊秘书单世充多多关照杨毅。此时杨毅因参加「写作班子」住入京西宾馆,单世充几乎天天往京西跑,还常给杨毅送吃的,接着便向发妻纵素梅提出离婚。纵氏从单世充日记本里发现单与杨毅的合影与诗句,有「春风已度玉门关」一句,於是纵氏到空军司令部告状。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把单世充软禁起来,杨毅则下调四川一个航校当了干事,她到四川不久就含羞自杀,正好杨成武被打倒,发配河南龙门县。

吴法宪承认志愿军击落美机数字有假

吴法宪回忆录同汪东兴李鹏等人回忆录不同的是,他透露了一些中共军事机密。诸如:

(一)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共志愿军上报击落美机的数字有假*
(二)自中共空军建军以来,空中丶地面事故涨色,每年都要摔掉二丶三十架飞机。
(三)五十年代厦门有个高射炮兵师的师长叛逃去了台湾,并在那儿升了官。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利用一名被捕的台湾特务,向台方发了一个假情报,称那个师长是假投降,结果对岸就把那个师长枪毙了。
(四)有关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吴法宪与公安部长谢富治丶总理周恩来组成了专案组。案件由天津市公安局破获,但陈伯达不相信一个煤球厂工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认为只有高级领导人的秘书,如邓小平的秘书才写得出来。事隔近四十年,从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心理作战处退役的粟明德先生才公开了他起草这张传单的详细情况。粟明德的父母都在镇反时被中共杀害,一九五七年他在北大农学院肄业时,因反右运动深入而偷渡经港赴台。粟明德起草的这张传单由短波电台传到大陆,一位与中共也有杀父之仇的工人抄录油印了八十份,这是全案的来龙去脉。把一个北大学生当作邓小平的秘书,这是书呆子陈伯达的误判。从吴法宪回忆录可以断定,吴法宪讲了许多真话,所以这部书不能在他为之奋斗了四十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而只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香港印行,就连「左王」邓力群的回忆录也要在香港出版,这对中共当权派不是极大的讽刺吗?

*据中共管方宣称,击落美机5729架;然而美国方面宣布,美军空丶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损失飞机仅两千架;一九九二年俄国总统叶利钦致函美国参议院,承认有1309架美机在北韩上空被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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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okknife 于 2014-02-24 15:08:41 提到] [FROM: 72.]
陈剑:国家道歉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4-02-21 01:00


一个民族,如何对待曾经走过的弯路,或犯过的错误,考验着一个民族的智慧。中华民族,曾经是一个具有包容、反思特征的民族,但这种民族特质在当下是否仍还具备,实际是有疑问的。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一些优秀传统或基本精神,有些并没有传承到今天,有些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流失了。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了。65年,特别是前30年,共和国艰难探索,由于坚持以阶级斗争这纲,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特别是文革,伤害了成千上万的无辜公民。这些伤害,已经成了民族记忆中的一部分,难以忘怀。共和国需要前进,人民盼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人民也不能只在记忆中生活,更不能无休止地纠缠于记忆。但这些记忆不能得到很好清理,要人们不纠缠记忆是困难的。

但如何对那些痛苦的记忆作一个清理,答案是需要反思,需要对过去痛苦的记忆有一个明确的了断。一个民族,要从已经犯的错误中走出来,需要对曾经走过的弯路,所犯的错误有深刻的反思。做错了事就应当承认错误,无论是个人或机构。该道歉就应当道歉,求得加害人的谅解,这样一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才是值得尊敬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力量、值得人们尊敬的民族。

2013年一个让人感动的画面,就是一些公民,对自己在文革的行为反思,并为当年的错误行为向当事人道歉,进而羸得了社会广泛的好评。61岁的济南市文物处处长刘伯勤,在《炎黄春秋》刊登“道歉广告”,为“文革”中批斗、抄家和骚扰师生、邻里的行为道歉。他在道歉广告中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刘伯勤的道歉广告受到舆论的广泛赞誉和肯定。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引发了强烈震憾。

接着,河北邯郸市委宣传部退休干部宋继超,在《南方周末》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向自己曾经批斗和“揭发”过的老师道歉。紧接着,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等人纷纷加入公开道歉的行列,成为一时热点。而将道歉推向高潮的,是“文革”风云人物、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的道歉,以及2014年1月12日,文革初期具有标志性的“8-5事件”的参与者,也是文革初期标志性人物、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的道歉,引起了各界持续的关注。

诚如道歉者自己所言,他们的“道歉来得太晚”,但对他们的勇敢悔过,应当给予积极正面的评价。他们的道歉,具有一种正面的示范意义,虽然这种道歉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行为,而非源于某种社会集体思潮,更不是一种体制行为,然而这种个人行为,虽然说对“左”的思潮的纠正作用是有限的,但其正面意义不容低估。

巴金先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时就说过,“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实际上,正是因为忏悔与反思缺席,对很多人来说,“文革”作为国之浩劫的感受在淡去,而对“文革”的浪漫想象被有意无意地强化。没有忏悔,就没有反思。历史告诉我们,这样善于健忘的民族,类似的灾难也许还会重来。

呼唤道歉与忏悔不是为了培养仇恨,而是为了驱逐促使罪恶继续发酵的因子。对于历史,可以不“计”前嫌,但不能不“记”前嫌。遗忘与回避是最大的背叛。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革并未远去,无论是弥漫在网络上还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暴戾之气,动不动喊打喊杀,这种崇尚暴力而藐视法律的思维,都潜藏着蠢蠢欲动的文革病毒。文革是全民族的灾难,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而言,如果不能培养应有的忏悔精神,不能彻底告别文革,就无法完成现代化的转型,难以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从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模式,就能清楚看到“文革”的影子。重庆模式践踏法治跟“文革”如出一辙。对法律的破坏,需要一种革命的氛围,需要把现成的秩序、规矩打破,营造一种替天行道的气氛。有了意识形态的支持,就敢为所欲为。“打黑”证据不足,或者没有经过正常程序的审判,却在替天行道、代表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名义下,将“打黑”进行到底。

“文革”中的很多行为,在今天的人看来是匪夷所思。但由于处在那种红色意识形态催眠术里,许多人对当时的行为却有一种神圣感。只有从那种意识形态催眠术中苏醒过来,才会觉得那种行为的荒唐,并充满罪恶。

文革中标志性人物宋彬彬(毛泽东为她其命名“宋要武”)在道歉中说,“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现在的问题是,“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谁来道歉?对文革的灾难,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11届6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给出了明确的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向国人道歉。有明确的结论是一回事,道歉则是另一回事。有了明确结论,显然是做错了,而且是大错,上亿人受到牵连,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应当有一个责任主体向受牵连的人道歉。这种道歉应当上升到执政党或国家层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这一页彻底翻过去。

忏悔是一个人完成现代公民转型的必由之路。现在只是一些个人道歉,而只是文革期间还是孩子们的道歉,他们承担的历史责任毕竟有限。并且,个体道歉是不能代替国家道歉的,如果没有国家郑重的道歉,那么文革的罪责就永远没有了结。当然个人道歉也是非常重要和值得肯定的。但只要国家还没有道歉,人们就会继续追问下去,道歉也就并没有画上句号。

国家道歉的目的是为了向前看。类似文革这样的悲剧是一个民族的伤疤。国家道歉的目的不是为了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而是反思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国家道歉,正是反思的结果,只有道歉,这一页才能彻底翻过去,我们对历史才有交待。这样才能凝聚共识,而不是沉浸在以往痛苦的记忆中。不然,文革的教训难以汲取,类似文革的灾难就有可能重演。当我们在谴责日本政府近段期间的右倾化表现时,我们知道,这是郁于当时的国际环境,由于盟军占领方式的缺陷和改革的不彻底,日本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其右倾的政治传统也被保护下来,日本的二战罪行几乎没有得到很好清理,因而军国主义思潮一直在日本有深厚的基础所致。而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践踏法律,文革之风大有重来之势,我们知道,这是因为文革,这个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灾难的运动,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所致。因此,要避免文革卷土重来,需要对文革进行彻底清理。而国家道歉,则是对文革清理和反思的必然结果。

国家道歉,也不应仅仅限于文革。只要在共和国历史上,一些运动伤及无辜,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并形成广泛共识,都应当由国家出面向受害人道歉。例如1957年反右。虽然现在的认识,这场运动只是扩大化而已。但即使是扩大化,官方的说法是50多万(实际涉及人数可能超过300万人),1979年后也为这些中的绝大多数(99.9%以上)右派作了平反,但仍然缺少一个国家道歉。需要国家对这些当年的受害人作一个道歉。

当然,国家道歉,是一个十分严肃和庄重的事。依笔者看来,需要在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作出庄严决定,向受害人道歉,同时设立文革博物馆。但唯有严肃和庄重,才能翻开共和国新的一页。才能真正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不然,没有道歉,类似文革的灾难,无论对共和国和执政党,都是一个沉重包袱,我们仍将在痛苦的记忆中纠缠以往,类似文革的悲剧有可能卷土重来,影响中国进一步发展。

来源:作者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12   [dokknife 于 2014-02-24 15:08:12 提到] [FROM: 72.]
强判许志永有罪 改革承诺飘渺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4-02-21 00:51


作者:笑蜀

排山倒海的国际舆论,并不能动摇中国当局打压新公民运动的决心。即将揭幕的许志永案二审,情形并不令人乐观,相信仍会维持四年有期徒刑的原判。其他如郭飞雄丶丁家喜丶赵常青等新公民运动的重要倡导者和参与者,估计也都会被宣判有罪和判刑。

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告别打倒丶推翻等等在中国流行了三千年之久的丛林政治游戏,堂堂正正争取公民宪法权利。在争取宪法权利的过程中把自己训练成为合格的公民,进而以公民的集体行动丶公民社会的集体压力,来倒逼体制变革,推动宪政转型,新公民运动的全部目标,不过如此而已。何其温和,又何其卑微。但也正因为温和与卑微,新公民运动的诉求很容易在人心中扎根,很容易跟主流社会对接,而获得强大的社会支持,蔚为潮流。也就因此,新公民运动温和而强大,卑微而坚韧。

但温和而强大丶卑微而坚韧的气质,也正注定了新公民运动今天的悲剧,即它根本不可能见容於体制,必然被体制视为异端丶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哪怕付出再高的道义和信用代价,哪怕再有损政权形象,也必须坚决打击。因为这个体制是一个完全不接受民间压力的体制。它只接受危机压力,在面临它所称的亡党亡国的危机之下,它不得不对体制有所调整,甚至不得不「壮士断腕」。但所有调整丶所有「壮士断腕」,都只能基於它的自由裁量权,而不允许来自民间的倒逼。即所谓「共产党不接受威胁」。在它看来,如果开了这个头,就会没完没了,共产党会被逼到墙角。「一切操之於我」的政治底线,就会被彻底突破。

这正是新公民运动对体制来说最大的原罪。新公民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阳谋,从不讳言自己的主张,即以崛起的公民的力量,造成不可抗拒的压力,最终造成不得不变法改制走向宪政的潮流或者说趋势。它不是暴力革命,它甚至明确反对暴力革命,因为它坚信,中国三千年历史上的暴力,从来不曾真正改变什麽,今後也决不会真正改变什麽;一个以现代文明为目标的变革运动,其全部过程丶全部手段也必须符合现代文明的起码标准。所以,新公民运动毫无疑问属於反对政治,但它是合法的反对,和平的反对,堂堂正正的反对。不仅在目标上根本区别於肮脏的体制,在过程上丶手段上更区别於肮脏的体制,决不被肮脏的体制拖到同一个肮脏的泥塘中,让自己变得跟体制一样脏。

这样的政治反对如果能够壮大,将开创中国政治的新纪元。中国历史上从不缺反贼,从不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从不缺前门驱虎後门进狼,从不缺螳螂捕蝉黄雀在後,从不缺南与北一丘之貉。但从来最缺真诚的反对者,从来最缺坚守反对伦理的反对者,从来最缺由这样的反对者造成的真正的革命。哪怕相对来说最具革命意义的辛亥革命,最後也陷入了当初的反对者仅仅为成功必须在我而不惜以武力争夺最高权力展开的持续内战之中,给我们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许志永和其他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正是吸取了这惨痛的历史教训,才决心告别政权中心论,告别以夺权为最高目标的传统的造反或者说反贼模式,而试图从争取公民宪法权利切入,造就不推翻丶不打倒任何人,但任何政权都必须基於人民同意丶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监督制约的制度环境即宪政。坚守宪法和法律框架的合法反对注定了在法律上它没有任何罪,坚守反对伦理注定了道德上它没有任何错,政治上它更有利於扩展中国政治的弹性和张力,丰富中国政治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为中国未来的软着陆创造更大的缓冲空间。它唯一的问题,只在於冒犯了统治者的唯我独尊,施加了他们不想要的压力,踩了他们一切操之於我的红线而已。但是,如果承认天下为公,这一切难道真的是问题麽?

无视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霸王硬上弓,强行判决无罪的许志永和其他新公民运动倡导者为有罪,目的无非是杀一儆百。连最温和丶最卑微的新公民运动都可以被判定为有罪,还有怎样的公民行动丶还有怎样的反对政治不可以被判定为有罪呢?所以,这其实是对公民行动本身丶对反对政治本身的判决与恫吓。这即意味着,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但却完全拿不到桌面上来说的规则,即只属於统治者个别意志的潜规则,它事实上支配着中国所有的宪法和法律。这潜规则即是:统治者不可以被冒犯,冒犯统治者的所有公民行动丶所有反对政治都是犯罪,可以使用不受法律约束的国家暴力来镇压。

这就是中国政治的现实。对许志永和新公民运动的镇压,凸显这现实的残酷。残酷的现实让所有全面改革的承诺都变得飘渺,让所有亲民的举动都变得虚伪。它只会让人心离得更远,再难有挽回的机会。

(笑蜀,原名陈敏,前《南方周末》首席评论员。现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编委,现於台湾政治大学访问研究)

—— 原载: 亚洲周刊


 
13   [dokknife 于 2014-02-24 15:07:44 提到] [FROM: 72.]
宋永毅:粮食战争: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运动与大饥荒的起源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4-02-22 00:36


如果我们对大跃进-大饥荒稍微做一些历史性追溯,便会发现它是自中国共产党(以下简写为“中共”)建国以来的一个基本政策──粮食政策──的延续和必然爆发。目下西方学界在分析作为战争要素和战略武器的“粮食”时,风行一种“粮食战争”观念[1]。国内研究大饥荒的著名学者杨继绳在其《墓碑》里也沿用过这一的观念。[2]其实,毛泽东本人在1957年青岛会议上谈到统购统销和“三定”等中共的粮食政策时就坦率地承认过:“粮食问题是一场战争”。[3]从这一视角来看,我们会并不惊讶地发现:1959-1962年中国大饥荒的实质,其实就是中共及其掌握的国家机器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长期的“粮食战争”。就饥荒本身的规模而言,更有着一个从积微知着的小雏形到史无前例的大浩劫的恶性发展过程。

一、战时经济:朝鲜战争和统购统销

中共及其领袖们是在马上取得的天下。指挥并赢得“革命战争”一直是其政策的中心基点,他们无意识的深层思维也大都战争化了。为此,作为主要战略物资和武器,粮食的征购便成为重中之重。在接近全国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初期,就已经有不少因为中共新政权对农民过高征购粮食而引起的闹粮事件乃至大规模暴乱的报道和档案记载。

例如,1950年2月四川温江地区爆发30余万人参与的“叛乱”,参加者大都是农民,其直接肇因是1949年底国民党政府已经征了一次粮,开具了前政府的收据,但共产党的新政府却不予承认,在1950年初重复征粮。这样,由闹粮事件肇始,终于演变为大规模叛乱。[4] 这一因粮食而起的“叛乱”最后当然是被中共的军队以“平叛战争”的形式镇压下去了。再如,据中共的秘密文件记载,1949年6到12月期间,在河南定县、浚县、正定市等新解放区连续发生“抢粮”、“抢饭”和抗高征购的农民“请愿”事件。如同中共华北局在其绝密文件中总结的:“因生产不佳,负担过重,灾荒厉害,群众生活十分困难……而县府催收尾欠,并每分加派三斤小麦,凡缴不出者,动辄扣人或牵牲口,甚至有拆掉房子者。老百姓说: ‘真逼死人了’”。[5]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饿死数千万人的历史悲剧,当然也是多种因素长期积累之恶果。认真地阅读中共的内部资料和档案,便会发现1959-1962年的大饥荒有一个发展过程:从1950年代初就开始,由小到大、由个别地区到全国蔓延,最终酿成全国性灾难。这一灾难的起点是毛泽东和中共政府于1953年开始在全国强制推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统购统销”,顾名思义便是国家统制了农民的全部粮食销售,由国家而不是由农民来决定他们必须交给国家多少公粮和余粮。如果政府有需要,农民会被迫将其全部收成销售给国家,而他们赖以存活的口粮,则要等到国家收集了公粮和他们的余粮以后再恩赐给他们,即所谓“返销粮”。这样,中国农民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悲剧命运也就此注定了:作为粮食生产者,竟与其产品(粮食)产生了越来越远的距离;而产出粮食的广大农村,竟成为饥荒最严重的地方。

其实中共的“统购统销”制度,是苏共1920年代战时经济时期“余粮征集制”的一种翻版。在1918年的苏联内战中,列宁曾宣布:凡有余粮而不把它运到收粮站的农民,“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判处10年以上的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永远驱逐出村社”。[6] 中共统购统销的产生,也和朝鲜战争有很大关系。不过,不少研究者因为这一政策出台已在朝鲜战争频临结束之际,就强调其起因是土地改革后农民为了自己生活的改善而不肯卖出余粮,或是重工业和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急需额外的商品粮。[7]

其实,追根溯源,所谓“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正是这一政策的最主要起因之一。首先,战争直接导致征收公粮的增加。1951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指出:“为了弥补赤字,为了国家能确实掌握一定的粮食和经济作物(这是根据今年买不到棉花所得出的一条经验),今年公粮仍以增加一成为有利”。[8] 1951年7月8日,政务院发出《关于追加农业税征收概算的指示》,决定农业税照原概算增收1/10。与1949年国家实征税额(以细粮计)248.8亿斤相比,战争爆发后的1951年和1952年,征税额高达361.5亿斤和357.8亿斤,实际增幅高达44%之多。[9] 由此可见,战争所造成的额外经济负担首先是转嫁到了农民头上。对此,陈云有过无耻却坦率的表白。1950年10月,因介入朝鲜战争,国家财政吃紧。在11月15日的中央财委会议上,陈云曾说∶“请农民帮忙。现在还不能向工人求援,亦不能向资产阶级找出路,公务人员亦没有什麽油水……还是多剥削农民”。[10]

其次,战争造成军费暴增、支出浩大。据中国政府自己的估计,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仅军费一项就达26亿美元,全部费用多达100亿美元(约达每年30亿美元)。[11] 中国还要承担每年向朝鲜提供无偿援助6亿人民币。仅这些款项,就足够中国在国际国内的粮食市场上每年购买近150亿斤左右的粮食。[12] 1951-1954年间,苏联向中国的参战提供了60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为此,中国又必须每年向苏联出口32亿斤的细粮和其他农产品还债。两者加在一起,每年达200亿斤之巨。如果这笔商品粮能每年计入国民粮食消费,“统购统销”型战时经济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在1953年10月10日陈云所作的那个著名的实行统购统销的讲话里,他只是分析到每年的粮食可能会有87-117亿斤的供求差额──这远低于如果不打这场战争可以省下来的采购粮。[13] 当然,由于中国支持金日成发动的战争,联合国在1951年5月18日通过了对中国禁运的决议,这意味着中国无法在世界粮食市场上买到粮食,政府只能转向唯一的路径──进一步剥夺农民余粮来解决粮食问题。

最后,朝鲜战争在中国造就了一个以战争为基础的畸形工业体系。按常理和历史经验,一个刚刚结束内战、千疮百孔的国家,应当一边轻徭薄赋、于民生息,一边大力发展轻工业,以轻工业产品公平地换取农民手里的余粮。当时党内的不少有识之士,如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社长孟用潜、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甚至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都如此主张。[14] 但是战争打破了平衡。国家的工业体系明显地向国防工业和与之密切相关的重工业倾斜。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迅猛发展,必然带来城市人口和工资总额的突飞猛进。“1953年城市人口为7826万人,比1949年增加2061万人。比1952年增加了663万。新增的城市人口,主要是由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他们则由过去的生产粮食的生产自给者转化为由国家供应粮食的消费者。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经济作物区不断扩大,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和其他缺粮农民有近1亿人口,也需要由国家供应。粮食商品率的下降和需要国家供应量的迅猛增加,这就是粮食供求紧张的主要原因”。[15]

因此,毋庸回避的是,粮食统购统销实际上是在朝鲜战争的阴影和惯性下产生的一种非常态的战时经济。此外,这一政策的产生还和毛泽东出于共产主义和冷战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当时毛坚信“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企图”。[16] 这样,中国的经济体系就从一个战争的阴影走入了一个更大的战争阴影。

但是,到了1953年,朝鲜战争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如果他们愿意,中共领袖们完全可以重新审视已经失衡的工业体系,以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开源节流、解决国内粮食市场的供求矛盾。但然而,他们采取的却是竭泽而渔、横征暴敛的“阶级战争”之法,把千百万刚刚在土地改革中得到了土地的农民当成了他们的革命对象。

在中共党内最早提出“统购统销”方法的陈云,其实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也一直是非常犹豫不决的。他在1953年10月10日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报告中还自问道:“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是不是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把粮食买齐呢?……如果大家都同意这样做的话,就要认真考虑一下会有什么毛病,会出什么乱子。全国有26万个乡,100万个自然村。如果10个自然村中有一个出毛病,那就是10万个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致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17] 然而,毛泽东却比陈云坚决得多。早在这一年的10月2日,毛就以战争指挥员的姿态决定“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是对付出粮的,一面是对付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他还为自己的决定找到了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他还宣称,“粮食征购”其实是“对农民的改造”。[18] 对此,邓小平说得更为明确,统购统销是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一次很大的阶级斗争。[19] 说白了,就是党和政府与农民争夺粮食的战争。

本来,统购统销要征集的是农民的“馀粮”,而“馀粮”应当是交了公粮 (农业税)并扣除了种籽、饲料、口粮等“留粮”之後剩馀下来的粮食。但事实上,农民能有多少“留粮”完全是由政府说了算。因为种籽、饲料等作为再生产之必需属于硬指标,政府难以随意裁减,因此“统购”的活指标实际上就变成了农民的口粮。换句话说,征购越多,农民的口粮就越少。但又因为征购越多,政府干部的功劳越大,各级党政府部门就必然用各种手段来压榨农民的口粮,以“超额完成”征购任务。

1954年,就在统购统销政策开始实施的第二年,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承认:“(1954年) 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而粮食收购却比原计划多购了一百亿斤,以至有些地方硬挖了农民的口粮”。[20] 在这样的情况下,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人为制造了饥荒和死亡:不少农民或因为口粮全部被征购而饿死,或在被逼交余粮的残酷斗争中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或者,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公开反抗,则立即被作为“破坏统购统销”的“地主富农反动势力”,被公安机关逮捕枪决。在1953-1954年,第一轮的统购统销就充满了血腥味。虽然在公开报章如《人民日报》上从没有关于饿死人或“非正常死亡”的任何报道,但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中,这一年就有数十篇的相关报导。据海外学者丁抒初步统计,1953-1954年间就有数万农民在以“统购统销”为标志的“粮食战争”中“非正常死亡”。[21]

众所周知,四川、山东、甘肃、安徽、贵州等省在1959-1962年的大饥荒中都是重灾区,饿死或“非正常死亡”的农民数以百万计。但认真阅读1950年代统购统销史料的读者还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地区同样是为党国发动的第一场“粮食战争”的重创之地,其区别不过是灾难的规模大小,这恰恰体现了从小雏形到大浩劫的恶性发展过程。例如,四川温江地区是富饶的产量区,但在大饥荒中饿死达百万人。自统购统销政策出台,那里便出现了中共建国以来的第一场饥荒。当老实的农民或被逼或自愿地把几乎全部余粮交给了统购统销工作组后,就突然被告知政府不会提供“返销粮”了。于是,浮病流行,饿殍遍地。农民因缺粮求救的所谓“闹粮事件”却被四川主要负责人李井泉等定性为“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破坏活动”,116名“破坏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的阶级敌人和破坏分子”被中共直接动用国家机器关、捕、杀。温江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下去调查吃惊地发现:“统购过头,农民缺粮已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地富反革命煽动闹粮难以自圆其说。崇庆县羊马乡白庙村患肿病七十一人,6月15日至7月31日一个半月中死亡十八人,均为十五岁以下的小孩和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全村七十八户贫农,死亡五人;五十五户中农,死亡八人;十四户地主,死亡五人。从死亡比例看,地主最高,中农次之,贫农最低”。[22]
 
这样的情形绝非孤例于温江。从1953年冬到1954年春,四川全省至少处决了512名“破坏统购统销”的“反革命分子”。胆小怕事者惟有自杀,例如在开始实施统购统销的一个多月里,涪陵地区有17人自杀身亡。[23] 山东省莱阳专区平度县十六区,在1954年2月25日到28日,“四天中,因干部强迫农民卖粮而被殴打、绑吊、挨冻的有九十九人,其中打死一人,有四人因被打而自杀(一人自杀未遂)”。[24] 山东济宁、德州、昌潍、泰安、章邱、泗水、临沂、广饶、苍山等地在夏粮徵购工作中,“因干部强迫命令自杀已死的计二十八人,自杀未遂的二十人。如滕县四区区委组织委员朱惇华在夏徵夏购中诬称中农李仲凯(工属)破坏统购统销,把李仲凯绑到乡政府押起来……李仲凯吊死於乡政府内。”[25] 安徽在1953年年底就完成了徵购任务的八成,但却“已发现十五人自杀。其中卢江县三个、望江县三个、六安县两个、湖东、潜山、当涂、绩溪、阜南、阜阳、滁县各一个”。[26] 从1954年12月开展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到1955年1月28日止,又“发生死人事件三十起,死人二十九名……从死人的原因来看:因统购统销宣传的不深不透,政策交待不清,并向群众胡说乱讲,甚至说些带威胁的话,而促使自杀的有十二人。因干部强迫命令,硬性的派任务,定产量定高了不予核减,甚至挟嫌报复等而促成自杀的有十三人。有些是余粮户,懂政策,但抗拒不卖,并企图破坏统购统销工作,经揭发、检举畏罪而自杀的有四人。”[27]

又如,1954年6月30日,甘肃省民政厅长李培福和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委书记马青年向省委报告临夏专区发生的饿死人现象如下:

临夏农村缺粮、断炊、逃荒、饿倒、疾病现象很严重,癿藏桥头乡三百八十八户中,饿倒在炕的有三十八户,一百四十多人,有二十户人饿得走路东摇西摆;石头湾村十五户中有十三户已将牲畜卖光,卖地、典地的有九户。……吹麻滩区吹麻潍乡第一行政村一百五十二户,逃荒的有三十八户八十九人,出卖和死亡的大牲畜共五十多头,病死七人;癿藏回族自治区吴家堡乡今年死亡四十二人。东乡、临夏、永靖三地逃荒的有一千二百多户,五千一百多人,从临夏到和政的路上,有一天即有逃荒男女约四千人。

东乡、永靖、临夏县不完全统计:今年一月份至五月份非正常死人共六十四个,其中有二十六个系因缺粮吃而饿死。临夏县多木寺乡马刀刀,五十七岁,因供应的粮食不够吃,上山打柴饿死山上。癿藏马土力卖家中无粮吃,去奔娘家,走到途中,因饿不能行动,怀抱婴儿死在路旁。

发生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地干部对去年歉收情况估计不足,在统购统销工作中又发生严重偏差。统购时干部为了超额完成任务,非馀粮户也出卖了粮食。据中央民委马杰同志反映,临夏马莲滩关家村二十七户,只有两户有馀粮,有些还是缺粮户和应该救济的户,但在统购时除三户外,都卖了粮。其次是在统销中,有些地方严重地违犯了供应政策……特别是违背了以吃饱为原则的政策,层层控制,扣得太紧,临夏县五月份突然停止和推迟了二万馀人的供应;供应者每天每人只有十两至十二两原粮,后来又压缩为半斤至五、六两。居家集、癿藏、吹麻滩三个区有十天无故停止供应,北塬区规定每乡每天只供应二百五十斤原粮,马集区规定每乡每天只供应十八户。有些地方并规定有牲畜、有劳力、统购时卖过粮的人等都一律不供给。[28]

由此可见,1953-1954年的统购统销运动是中共及其政府对农民发动的第一轮夺粮战争。在朝鲜战争的惯性和冷战的阴影下着力于建立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的中共,凭藉强大的国家机器打赢了这场战争。在1953年7月到1954年6月的“粮食年度”内,全国超额完成了原定统购计划的114.6%,相当于上个粮食年度的1.7倍。更令人吃惊的是:国家的粮食库存比上一年增加了511.3%。[29] 但我们从上述的事实分析中可以得知:这些“惊人的成就”来自中国农民在人为的饥荒中所经历的惊人苦难:卖儿鬻女、逃荒他乡、饿死街头……1955年赵健民由铁道部副部长上调任山东省长,上任不久就“从案卷和材料中发现,不少地方徵粮过头。由强行徵购而激化了干群矛盾的案件时有发生。”“调查统计表明,全省每月非正常死亡约八、九百人,多数是自杀。”“干部强迫命令致死人命者……一年二百多人。”[30]
 
但这还仅仅是这场灾难性的粮食战争的开端而已。

二、冷战阴影:合作化运动对农民更直接的剥夺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曾做出过"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经典表述。他认为:政治是整体,战争是部分,政治产生并操纵战争。[31]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党国对农民的粮食战争一定会在统购统销后继续恶性发展。因为随着朝鲜战争几乎打成了平手,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袖们觉得他们有了和世界第一强国叫板的本钱。下一步,自然是要更为积极地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参与“冷战”,并积极准备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中实现世界革命的宏图大略。这一想法,在1953年9月毛和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的争论中表露无遗。当时梁提出工农之间待遇的差距太大,建议缩小。毛批评说:“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32] 由此可见,毛和中共领袖们心里都明白,他们对农民的口粮剥夺其实并非“仁政”;但在他们看来,这服从于他们坚信的打赢“世界大战”的革命需要,即“大仁政”。

从这一视角来审视毛泽东及中共在1953-1955年间大力掀起的农村合作化运动“热潮”,拨开“社会主义道路”等官方宣传的美好词藻,其本质不过是更有利于党国直接剥夺农民粮食的一种战略战术而已。因为合作化了,农民便失去了他们刚刚在土地改革中得到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其人身也不得不依附于党国的基层细胞──合作社及其干部。这样,整个中国便完成了一种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普天之下皆为党产”的转变,粮食的统购统销自然就容易得多了。这一点,连中共的党史学家都看出来了:“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全国1.1亿户个体农民,被组织到了约100万个农业合作社。农村的粮食统购统销就不需要再直接与农民发生联系了,统购与统销都可以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进行。”[33] 就这样,农民作为生产者,和他们生产的粮食完成了彻底的剥离,彻底地失去了对粮食的支配权。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从全国农村完成了合作化的1956年开始到1958年更为狂热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之前,饿死人和非正常死亡的恶性事件就以相当规模地在全国各地发生,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新华社《内部参考》和中央绝密文件的记载,便有几十次之多。例如,广西有过较大规模饿死人的“临桂事件”和“平乐事件”。1955年7月,“广西省桂林专区临桂县,由於粮食统销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在七月二日前,已饿死五百三十一人,身体浮肿的达六千人”。[34] 1955年,在平乐县,政府“普遍购了农民的口粮”,“平乐县二塘区除交公粮、卖馀粮外,平均每人全年只有口粮253斤,个别乡每人平均七、八十斤。”1956年春,没饭吃的农民只能大批外逃。据内参资料反映:

平乐全区因灾死亡的共1,095人(饿死的323人,与缺粮有关而死的772人),因缺粮吃「代食品」致身体浮肿的5,885人,出卖妻子、改嫁的1,363人,逃荒的8,415人,卖家産渡荒的15,776户。死人以平乐、荔浦、富钟、贺县最多。另,横县因缺粮致死的434人,自杀的38人,因吃「代食品」中毒和偷东西吃被打死的38人,卖妻子儿女的105人,逃荒的3,734人,患浮肿病的9,350人。

地委书记杨林对严重饿死人的问题不但不正视,反説:我区灾情不大,死人不要背包袱。平乐县民政科写了一个灾情报告,被县委副书记批评为:上报灾情,是想得奖赏麽?在一次会议上,曾有人反映下面有饿死人的现象,该县县委书记乔子久当着大家的面説:你们説饿死人,我问你破开肚子看了没有?里面有没有大米?因此,灾情越发展越严重,直到去年7月省委救灾工作组下去後才得到制止。[35]

甘肃的情况更为糟糕。据该省财贸部的一个绝密统计资料《甘肃十六个县人口死亡、疾病、外流情况表》(1957年12月至1958年5月),[36] 通渭、武威、张掖、平凉等十六个县在5个月内共有44,454人因饿而患肿病,3,194死亡;加上其他非正常死亡6,439人,死亡人数已接近万人;此外,还有17,475人外出逃荒。另一份资料显示,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天水地区徽县全县外流人口达1185人,在少数缺粮和疾病严重的农业合作社,生产几乎陷入停滞。“据统计,从1958年1月至4月26日止,全县共死亡3139人,其中死于肿病1113人,黄瘦病327人,流行性感冒565人,其他疾病1134人。由于粮食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有的农民不满地说:‘共产党一切好,就是这回不给粮吃。使人信不过,想不通’。”[37]

又如,云南曲靖专区也有过一个“陆良事件”,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的规模已近两万人。起因是1957年公粮征购过头,县委被迫给闹粮的农民放了一部分粮,结果被云南省委定为对“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反扑”的“严重右倾”,县委第一书记遭到撤换。1958年初,同样的事情发生,新上任的县委书记便死也不肯再放粮。结果造成肿病流行,饿孚遍地。据官方的不完全统计,仅陆良县就死了12,912人,占整个曲靖地区死亡人数19,072人的67%,全县人口的5.6%。[38]

值得一提的是,在“陆良事件”之前,云南临沧县在1956年3-9月期间,也发生过因合作化后粮食高征购而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根据云南临沧地委的机密报告所述:“事件发生于三个区二十六个乡的范围内,共因饿致死的有110人(其中以四、五两区为严重,在两个区二十五个乡中共饿死108人)”。造成这一事件的主要原因是:

“三定”时执行政策有偏差,多购了农民粮食而供应又未及时跟上去……五区区长马文庆同志在工作中碰到困难(因县委原分配给四区的任务,四区完不成,县委即两次口头上加给五区781,570斤),曾向县委提出“五区任务原已较重,这样要完 成任务就不能执行口粮标准,要执行政策就不能完成任务”,县委书记董存忠同志对此意见并未加以认真考虑,而表示:“口粮标准不能压低,任务也要完成,如不执行口粮政策叫你负责。”由于县委对来自下面的意见不加以认真的分析,帮助下面解决困难,而是对下采取强制手段,形成了层层施展压力,致使农村中强迫命令现象严重,“逼”、“挤”“搜”、“斗”、“打”等违法乱纪的做法在在皆是,不仅对地富如此,对农民也如此。[39]

到1958年10月,饿死人的恶性事件已经成为整个云南省的问题。中共云南省委的报告透露,“据最近核对的数字,至十月十日止,全省累计发病三十八万八千多人,死亡三万九千七百一十二人,其中因肿病而死者的占半数。”[40]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下列有意义的结论: 1)虽然诸多事件发生时间不一,但起因是一个,即国家对农民粮食的高征购; 2)人造饥荒波及的地域,在短短两年内,从临沧一个县的某几个区迅速扩展至陆良全县,乃至曲靖整个专区和整个云南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共对农民口粮剥夺的普遍性;3)饿死人数目急剧上升:1956年还只有108人,两年后至少达到了19,072人,剧增了近20倍之多!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从合作化到大跃进运动,中国农村正从一个深渊走向另一个更大的深渊。

三、全面“内战”之势?闹粮、闹事、退社、武装暴动……

长期以来,中国民间乃至学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农民太好了,对中共的错误政策长期以来没有反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以“缺乏反抗”为理由来反证大饥荒的不存在。其实,这些都是因中共长期以来的信息封锁而对史实的误解甚至曲解。历史的真相是:中国农民对党国发动的一场场粮食战争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自1953年“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始至人民公社运动之前,至少有过“闹粮”、“退社”和公开的“暴乱”三种全国性的抗争。

中国农民大规模的“闹粮”或“闹事”,是伴随着统购统销出现的。原因很简单:这是一种为直接生存而进行的抗争。一方面,他们赖以糊口的口粮被政府过头地征购了;另一方面,国家又常常食言而肥,不提供“返销粮”。在1953年至1957年的新华社《内部参考》和中共的绝密文件里,至少有上百次的报道。这里仅举几例以窥全豹。

1954年1月,广西 “统购统销”一开始,“许多地区的干部为了急於完成任务,产生急躁情绪,对团结中农注意不够。到本月十日为止,自杀已死和未死的二十二人中,大部分是乡村干部、农民积极分子和中农。”为此,农民奋起反抗,“积极进行破坏活动,最近百色专区发现坏分子煽动落后农民打乡干部、破坏电线、烧粮仓等事件十余起。会浦县南康镇、浦北县和百色专区都发生反动传单和标语”。[41]

1955年,浙江省部分地区遭水灾减産,但徵购任务反而增加到38%,由此引发的农民的种种反抗。据浙江省粮食厅长曾绍文后来在浙江省全省粮食局长会上关於粮食工作问题的报告中回忆:“1955年春出现了‘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人叫、猪叫、牛叫的紧张局面。……1957年春天,余姚、上虞、慈溪、桐乡、金华、仙居等县都发生了闹粮事件,搞垮了一部分合作社”[42] 更有甚者,青田县农民群起闹退社,殴打乡、社干部,甚至打死了一个乡党支部书记。[43]

1955年5月17日,江西省修水县官段乡400多农民聚众阻止在他们乡里所征的“过头粮”共“二十一万多斤”运往县城。“星子县有一区委书记到该县吴障乡进行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当晚就被一群妇女捆起来;并要求分掉仓库中的粮食,要不然就打死区委书记、区长。”[44]

1957年1月,“安徽省各地普遍发生群众殴打干部、扒粮等事件。据宣城、无为、宿县、怀远等七个县统计,从去年10月份以来,先后发生群众殴打干部事件八十八起,有一百二十九个干部被打,其中有三十四人被打伤,十人受重伤。扒粮事件有十九起,共扒去粮食十一万多斤,其中有五万多斤经过说服教育后,由群众交回。参加这些事件的人数,据宿县、怀远等五个县统计,有五千多人。”[45]

1957年5月12日至18日,因征购过头粮,山东省惠民地区的利津、广饶两县连续发生抢粮事件13起,涉及两个县的3个区、8个乡和37个村。参加抢粮的群众约有4800余人,共抢去粮食9.2万多斤。[46] 同时,山东省凫山等县也发生数百人抢粮事件,“六百多买粮的群众抢去粮食三千余斤。”[47]

和统购统销引起的此起彼伏的“闹粮”事件相比,滥觞于1955年,全面爆发于1956和1957年的农民要求“退社”(退出农业合作社)运动,更是一次波澜壮阔的全国性抗争风潮。首先,这次抗争的规模极大。1955年合作化开始不久,仅广东省“退社农户已达70,000余户”。到1956年,“正在闹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127,000余户”。[48] 1956年中共宣布全国实现了合作化,但是全国各地仍有大批农民抗争,要求退社。

以下是出现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中对部分省市的一些报道。

江苏:启东县有3,130户社员要求退社;南汇县2,648户要求退社。东台县有1,810户要求退社,还有3,113户想退社。大丰县的友朋农业社有192户,其中150户要退社,这个社的24名中共党员中有17名向党支部打了报告,要求单干。邗江县的施桥区新桥、瓜东两个乡,要求退社户占入社总农户的19%。[49]
山西:从1956年秋到1957年4月,近半年中就发生社员“闹社”144起,参加人数为7289人。[50]
山东:临沂专区据八个县的不完整统计,“秋季已有1,126户社员退社,要求退社的还有3,662户。”
陕西: “各地几乎都有一些农业社社员要求退社。”辽宁:“辽阳、锦州、铁领等专区各县农业社社员普遍要求退社”。
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有三万多户各族社员要求退出合作社”。广西:“桂西僮族自治州大批苗、瑶族闹退社”。广东: 湛江地区 “已有一万六千户退社,还有几万户要求退社。”
浙江:“宁波专区农业社有一万七千多户要求退社和已经退社。”[51]

其次,这次抗争持续的时间很长。在进入1957年以后,这一全国性的风潮又有一些质的变化,即由较为平和的请愿发展到对前来镇压的政府干部公开反抗的程度。以下几例是比较典型的抗争新进展。

1957年4月中旬开始,江苏省江都县和泰县地区发生范围遍及四十七个乡有四、五万农民参加的殴打社干部、要求退社的事件。事件从泰县陈蒋乡沐庄农业社开始,因管理不善、分配不公、账目不清,再加上粮食不够吃,口粮标准低,部分社员要求退社。他们先后十多次到社长家里要求分种退社,并打了在社里工作的乡党支部书记。事后泰县县委决定逮捕带头的人,但被一百多群众阻拦,没有捉到人。这个社周围的农业社的社员看到,也就跟着闹起来要分种、要散社。据新华社记者报导:“被社员打的,一般都是思想作风不好、贪污挪用、有严重强迫命令的干部。” [52]

1957年1至4月间,浙江温州专区平阳、瑞安、永嘉、温岭等六个县发生打干部、闹粮食、闹退社等事件一百多起,参加的农民有五万人左右。 4月10日,浙江永嘉县里溪乡党支部书记郑炳权把要求退社的农民周德荣叫到社办公室,没谈上几句话就把周德荣绑起来吊打。十多个农民闻说后赶去,拿锄头、棒等围起郑炳权,当场打死了他。至5月中旬,永嘉、黄岩两县有五个乡、社干部和民兵被农民打死。5月,浙江临海县十三个乡发生农民哄闹事件, 事件迅速蔓延到附近的十三个乡并波及到仙居县。“闹事的群众带有棍、棒、镰刀和土炮等,还有两支步枪,据说有一支步枪是乡干部那里夺去的。他们的口号是:一,坚决退社;二,土地还家;三,取消‘三定’政策。”[53]

新疆“喀什区春耕前后,相继在伽师、莎车、英吉沙、疏勒、岳普湖等县的个别区、乡发生了群众性的闹社和抢粮事件,共5起(伽师1起、莎车1起、英吉沙1起、疏勒1起、岳普湖1起),参加的人数少者近百人,多者四、五百人,甚至3千人以上。严重者如莎车十二区的抢粮和英吉沙五区六乡的闹社事件,抢去了仓库粮食25,000多斤,拉去社的耕畜,抢分了社的粮食,殴打了干部(莎车闹粮中被推、打的干部即有30多人)”。[54]

中共中央在一个关于处理农民退社闹事内部指示中承认,农民反抗的趋势不仅“由‘文’闹发展到‘武’ 闹,由小闹发展到大闹,社里不解决问题就闹到乡,乡里不解决问题就闹到区和县”,而且“参加闹事群众的成分,一般都是中农、贫农……主持闹事的往往是一些复员军人、撤职干部和其他敢作敢为的人,许多闹事有党员和干部参与领导。”[55]

在中共领导人中,刘少奇可能是少数对于农民抗争的危险性有比较清醒认识的人之一。早在1955年4月17日,刘把邓子恢请到家中来商谈农业合作社的消减问题时,就指出过:“不要以为农民一定跟共产党走”,“中国历朝统治都是农民推翻的”。[56] 自合作化运动到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前,在党国对农民的粮食战争中,各地农民公开推翻党国的武装暴动其实已经有星星之火之势。尽管中共为了防止这些武装暴动的燎原,在信息传播上历来极为严格地加以封锁。然而,我们还是可以在党内的绝密文件、档案和新华社《内部参考》一类的内部刊物上发掘出一些被掩盖的史实。在表1中,我们根据目前可以看到的档案文件,编撰了1957年中10次被中共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或大规模的“暴乱事件”的概述:

表1: 1957年中共各地发生的大规模“暴乱事件”

时间/名称和地点/口号和成因/参加人数/
------------------------------------
1957年2月/反革命纠合暴乱案(番号有“国军”“新人民解放军”等):广西省睦边县平孟区,波及到睦边县的3个区,靖西县的3个区,共25个乡/口号是:“各种各的田地,解散合作社,吃的粮食不过秤,以后买卖有自由。”/851人。有农村党员10名,团员8名,乡、社干部24名,转业军人12名。

1957年3月/“皇帝”阴谋暴动案:四川梓潼、江油、彰明三县结合部的向阳、金龙、黎雅、卧龙、仙鹅、中和、三河等七个乡的22个村内/“1.共产党的土改是对的,但是土改以后的政策都不对。杀到北京后,即实行自耕自食,不许地主,富农反对;2.实行买卖自由,取消统购统销,不完粮,不交税款,不征兵”。/411人。其中主犯(即“皇帝”)涂南延为转业军人,参加者有有共产党员7人,青年团员25人社干46人,民兵38人。

1957年3月31日/反革命暴乱事件:安徽省肥西、舒城结合部的三个乡的六个村。共“打死我干部、民警4人,打伤干部、战士、民警7人,损失卡宾枪、汤姆枪、步枪共6支,子弹120余发。”/“‘现在种田,是给毛大斧(指毛主席)种的,一年累到头,还要受罪’,‘干不干,五百三(指大人口粮供应标准为530斤)’”。/31人

1957年4月/土匪、会门纠合武装暴乱:河南洛宁、陕县结合部。手执刀、斧、神仙刷、宝剑、手榴弹等; 抢走马拐步枪一支/提出:“今年光景不好,起来干吧”、“我们不扰乱群众,为了吃粮”的口号。/23人

1957年5月11日/“反军”枪杀工作组事件:福建浦城濠村乡和毛墘乡。抢夺民兵枪支和枪杀工作组成员。/“米不够吃就要组织起来才能活下去”;“劳动真难做一天搞到晚、一个钱也拿不到,干部还是那么凶,没路可走,只有上山”。/8-10人

1957年5月17日/“中国人义救命军”反革命武装暴乱:陕西省鄠县涝峪口乡;暴动中抢了与鄠县交界的盩厔县永安乡乡人民委员会,劫去步枪四支,打伤付乡长,绑走乡支书。还抢劫了鄠县涝峪口楼楼村供销分店/“没粮吃,要生活,单种单干,光打公家,不打老百姓”;“给农民分粮食”。/200余人

1957年6月/“中央华中将军府”的阴谋暴乱案:湘鄂两省八县、一市(即湖南的安乡、澧县、华容和南县,湖北的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和沙市市)的15个乡、2个镇、一个国营农场和四湖排水工地。建立了军事组织,有行动计划,预谋于6月24日举行武装暴乱。/“打倒共产党,建立民主党”,“推翻合作化,保护私有经济” 。“合作社不好,想用钱不方便”;“现在穷人虽然翻了身,就是生活上困难,就是肚子吃不饱……”/参加者共有千余人。

1957年8月/广西省西南反共团:广西省玉林、北流和陆川县三县交界地区/“多次召开反动会议,散布谣言,唆使落后分子抢割抢分农业社的稻谷,鼓动农民退社,破坏市场管理,煽动不满分子殴打干部。”/80-90人。

1957年9月/“黑军和平党”反革命暴乱案:湖北郧县。缴获暴动武器:步枪四支、子弹四百二十二发、刺刀一把、将军炮二门、火药子弹五斤多、大刀四把、手榴弹二枚。/提出“打开仓库分粮食”“打开合作社分布穿”“打开银行分票子”等煽惑群众的反动口号。/约54人。

1957年5-8月/散退社的暴乱事件:广东陆丰县农村。持续时间约有三个月之久,共有四百五十八个社散了伙,加上退社户,共有四万多户离开了农业社。全县有六个乡、三百六十六个村的社全部散伙,全县只剩下二十六个社基本保持完整。包围和殴打公安干警和干部/反对合作化,“抗缴公粮”。还普遍要求对干部“算账清账”。/8-10万人。

[资料来源:“四川省委批转绵阳地委关于梓潼出‘皇帝’事件向省委的报告 ”(1957年4月); “公安部关于安徽省肥西、舒城两县结合部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事件的通报”(1957年4月28日);“河南省委批转中共洛阳地委关于洛宁、陕县结合部发生土匪、会门纠合暴乱情况的报告”(1957年5月);“陕西省公安厅关于鄠县涝峪口乡发生反革命暴动事件的报告”(1957年5月);“公安部批示广西省公安厅关于睦边县平孟区反革命纠合暴乱案件情况的报告”(1957年6月);“中共福建省委转发南平地委关于浦城濠村乡发生抢夺民兵枪支和毛墘乡枪杀工作组事件的情况报告” (1957年6月);“湖北省公安厅关于‘中央华中将军府’反革命阴谋暴乱案情况的报告”(1957年8月5日);1957年8月28日、9月18日和10月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当然,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农民暴乱绝不只是这10次。1957年8月,专门研究民众暴乱的中共公安部一局办公室便在一篇绝密的分析报告中承认:“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同时,反革命分子的骚乱暴动案件,在不少地区都有发生,据14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就发现与破获这类案件几百起。这些反革命案件,不少还制定鲜明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国号”。”该文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些骚乱暴动案件的三个特点:

第一,这类反革命案件一般都有比较长时期的酝酿组织过程,先多是造谣惑众,为其发展组织打下基础。造的谣言多半是抓住群众的思想情况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乘机煽动、扰乱人心。如……针对部分农民对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的某些不满情绪,以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大肆歪曲党的政策,并提出“反对办合作社”,“反对统购统销”,“实行自由买卖,自种自收自食”,“不缴公粮,不纳税”等反动口号,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在发展组织方面,一般是由个别串连到大批发展,有的甚至由秘密发展到公开登记。

第二个特点,参加这些反革命活动的成员中,新滋生的反革命分子占相当大的比重。据38个案件中60名主要分子分析……他们有的因受到纪律处分不满,有的是因失业失学或被清洗不满;有的是对农业社分配、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或工资待遇不满等等,而逐步发展到仇视社会主义走上反革命的道路的。

第三个特点,是这类案件绝大多数发生在偏僻山区、结合部以及沿边、沿海地区。据27起案件的分析,发生在上述地区的22起,内地和城市发生5起……[57]

撇开这一报告的立场和语言不论,它的分析至少告诉了我们如下的历史真相:1)骚乱暴动的起因都与“粮食”有密切的关系,“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等政策是农民揭竿而起的直接原因;2)骚乱暴动绝大多数已经有纲领、有组织、有武装,以反抗中共基层干部的残酷吏治为直接动因,进而以推翻中共的统治为长远诉求;3)骚乱暴动的领导人绝不是什么“地主富农”,而是“新滋生的反革命分子”,即普通农民;4)骚乱暴动的次数不少,这一报告透露仅1957年半年内就有数百起,而且参与人数最多者达数千到10万人不等。

由此,从规模上来讲,骚乱暴动已有走向农民和国家之间发生全面“内战”的趋势了。当然,这还只是一种趋势,并非真正的“内战”。在正规的战争理论中,“内战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在同一个国家内,不同的组织化团体(尤其指对立的双方,数目较多时常称为割据、鼎立、战国),为控制或者推翻政权,建立新国家 政权而引发的暴力冲突事件,通常对立的双方皆需要有一定实力,并持续战斗一定时间(时间太短或一方实力远逊往往不会被看做内战,而往往被看做革命或平叛、戡乱)。”[58] 从这些农民暴乱的“实力”和“持续时间”来看,距离为粮食和党国形成全面“内战”,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发展才能成立。

毫无疑问,中共是一定会通过血腥残酷的镇压来扼杀中国农民通过武装暴乱发展到全面内战的任何机会。如同我们在上述表格所看到的,在那10个暴乱案中,有两个,即四川梓潼的“皇帝”阴谋暴乱案和湖南湖北的“中央华中将军府”的阴谋暴乱案,在策动的过程中就被军队警察镇压了,其领导人都被公审枪决。据一位当年在安徽省担任过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的离休老干部回忆:

公安部于8月底9月初 [1957年—引者注] 在北京召开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认为在“整风”运动中“客观上形成了右派分子与反革命相呼应、海外敌人与国内敌人相呼应的局面”。其特点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搞宣传、搞组织、搞武装活动,地主富农分子煽动农民闹事、退社,搞反攻倒算。”会议要求“进一步再给残余反革命势力一次有力打击”,坚决地“逮捕一批,管制一批,劳教一批,批斗戴帽子一批”等14项措施。毛泽东批准公安部计划,于是在会后不到三个月时间,又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全国逮捕的人数大大超过1956年全年的总和,仅被判处管制的人数就有120万人之多。[59]

除此以外,中共还通过政治运动来镇压异己。一方面,它把整风运动中所有为农民说话,批评统购统销和合作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全部打成右派,扼杀了社会上为农民说话的声音;另一方面,它又在农村开展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大辩论”。辩论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统购统销。据上面的那位老干部回忆:

安徽省委在全省进行全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57年10月到12月,在827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省公安厅根据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精神,配合这次大辩论,挖“新、老反革命”,逮捕12274名“反革命”,管制1074名,劳教855名,戴“反坏分子”帽子1565名,斗争6518名,关押审查2338名。在大辩论中被迫自杀的845人。在这些被打击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农民。[60]

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1957年10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地区组整理9月湖南、四川、山东、河南等8个省农村大辩论中自杀身亡的农民的统计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的实质,不仅预示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在的批斗会模式,而且还直接导致血淋淋的杀戮:

表2:各地“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中自杀身亡的农民及其阶级成分,1957年

省别/截止日期/自杀人数/已死人数/地主/富农/上中农/贫农下中农
-----------------------------------------------------------
湖南/9月上旬/-/400多/-/-/-/-
四川/9月上旬/242/217/-/-/-/-
山东/9月上旬/115/93/-/-/-/-
河南/9月14日/91/77/19/12/15/24(7人不详)
河北/9月12日/63/58/-/-/-/-
贵州/9月24日/-/181/-/-/-/-
广西/9月25日/-/276(内有51人系打死的)/-/-/-/-
青海/9月23日/-/11/1/-/8/1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三十)》(1957年10月23日)。)

同年9月24日,新华社记者杨立本曾以“青海农业区在大辩论中十二天内有十一人自杀身死”为题报道过所谓“大辩论”的残酷性。该报道说:“发生自杀事件后,各乡干部比较普遍认为,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发生粗暴行为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群众的这种行动又不好加以制止,怕弄不好又影响群众斗争情绪,左右为难。”[61] 为什么这些党国干部们会“左右为难”呢?讲穿了是因为这种粗暴的群众斗群众的“大辩论”,其实就是他们根据上级指示一手策划和操纵的。只有采用这种残酷的批斗会的形式,才能制造出足够的恐怖来压制住农民对国家粮食政策的不满。

注释:

1.例如,拉吉•帕特尔(Paj Patel) 的Stuffed and Starve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 (2nd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Brooklyn, NY.: Melville House Publishing, 2012)一书就是这一分析法的代表作。此书初版于2008年,出版后好评如潮,并当年就有中译本问世,参见拉吉?帕特尔,《粮食战争∶市场、权力和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年)。
2.杨继绳,《墓碑》,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9年,第828页。
3.甘肃省委办公厅印“在青岛会议中主席的讲话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插话整理”[绝密文件,1957年7月27日]。毛讲话的原文是:“粮食问题是一场战争,要搞851亿斤,小麦160亿斤,数目不定,但思想工作要早作,销粮农村要压缩。城市、农村要作销粮计划,按口计粮。‘三定’三年不变。河南了解,自留地若不进行统购粮食,就少统购15亿斤。”
4.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香港:田园书屋,2008年,第26-28页。
5.参见中共华北局的“正定抢饭经过及处理情形”和“华北局关于定县发生抢粮骚动问题给冀中区党委的指示”(1949年6月),“华北局关于浚县冠县秋征中发生请愿事件的通报”(1949年12月)等,载内部刊物《建设》1949年第82-86期。
6.《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5页。
7.林蕴晖,《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1-93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财政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第1025页。
9.中国的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国农民负担史》第四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4年,第119页。
10.《批判陈云专刊》(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彻底批判陈云联络站”,1967年5月第二期第23页。
11.董志凯,“抗美援朝与新中国经济”,北京:《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9月,第31页。
12.例如,1950年代初期,国家对稻谷、小麦、玉米、高粱、大豆、谷子等6种主要粮食的平均统购价格仅0.066元左右一斤。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00页。
13.《陈云文选》,第二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217页。
14.他们都曾被毛泽东作为反对“统购统销”的党内高级干部典型而遭受批判。1990年代以后,他们被平反。
15.林蕴晖,《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第92页。
16.杨奎松《走向破裂:毛泽东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香港:三联书店,1999年,第350页。
17.同注13
18.《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6-297页。
19.罗平汉,《票证年代:统购统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20.《邓子恢传》编写组“邓子恢与农业合作化运动”,北京:《人物》杂志,1996年第4期,第22页。
21.丁抒,“‘统购统销’和‘非正常死亡’”(未刊稿)。
22.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香港:田园书屋,2008年,第32-37页。
23.参见1954年8月20日李井泉“关于几个问题的讲话”; 以及1954年1月6日涪陵地委《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初步总结报告》、《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死人情况的报告》(彭水县档案馆1-1-69、1-1-68卷)。这些史料,载淳世华,《粮食的历史: 彭水1959-1961》,香港:世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本文来自淳世华先生赠送作者的电子文本,第17-26页。
24.“山东平度县十六区购粮中强迫命令现象严重”,1954年3月2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25.“山东省夏徵和粮食统购工作中发生的问题”,1954年9月1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26.“安徽省粮食统购中发生十五人自杀事件”, 1954年1月1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27.“安徽省在粮食统购工作中发生死人事件三十起”,1955年2月1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28.“甘肃省临夏专区发生饿死人现象”, 1954年6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29.康伟中,“统购统销的重大成就”,载《人民日报》1954年11月3日。
30.席星嘉,“三写血书”,北京:《炎黄春秋》1998年第四期第32-33页。
31.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3-46页。
32.黄铭,“梁漱溟和毛泽东的冲突”,北京:《炎黄春秋》,2010年第四期,第72页。
33.罗平汉,《票证年代:统购统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0页。
34.“广西省临桂县饿死五百三十一人”,1955年7月2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35.刘远修,“广西省平乐专区和横县大批饿死人的情况”, 1957年4月16日新华社编《内部参考》。
36.该文件由原甘肃财贸部副部长张天珩提供,张因反对大跃进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37.《中共徽县县委关于粮食问题给天水地委的报告》,1958年5月6日。
38.“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1958年11月18日。
39.“云南临沧地委关于临沧县1956年死人情况的报告” ,1957年7月22日。
40.“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1958年11月18日。
41.“广西部分地区粮食统购面太大”,1954年1月1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42.“曾绍文在浙江省全省粮食局长会上关于粮食工作问题的报告(记录稿)” (1961年7月16日)。
43.《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 北京: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1986年第2期第8页;《青田县志》,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1页。
44.“修水县官段乡四百多农民阻止把粮食运往县城”,1955年5月1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45.“安徽省各地普遍发生群众殴打干部和扒粮等事件”,1957年1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46.同注[12],第248页。
47.“山东省凫山等县发生数百人抢粮事件”,1955年5月1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48.“中共中央批转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的报告’”,1956年12月24日。
49.见1956年10月9日、12月13日、9月22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50.“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社员‘闹社’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6月25日。
51.见1956年10月30日、11月6日、28日、21日、29日、30日、12月1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52.1957年6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53.1957年5月16日和1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54.“新疆自治区党委批转喀什地委关于群众闹事处理情况简报”1957年5月。
55.“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正确处理农村人民闹事问题的指示,”1957年6月2日。
56.《农业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概况》。北京∶首都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1967年,第19页。
57.“坚决打击反革命骚乱暴动”,北京:《人民公安》(公安部内部机密刊物),1957年14期,第4-5页。
58.《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内战
59.尹曙生:“‘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炎黄春秋》, 2011年4期。
60.尹曙生:“‘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炎黄春秋》, 2011年4期。。
61.1957年9月26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13年4月号。


宋永毅:再论粮食战争:军事共产主义和大饥荒的发生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4-02-24 00:11


在《粮食战争: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运动与大饥荒的起源》[1]一文里,我运用拉吉•帕特尔博士(Paj Patel) 的“粮食战争”的概念,[2] 对大跃进-大饥荒的起源做了一些历史性追溯,发现它其实是自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的一个基本政策──粮食政策──的延续和爆发。究其实质,是一种国家对农民的“粮食战争”。对此,毛泽东亦供认不违地说过:“粮食问题是一场战争”。[3] 然而,这一政策在大跃进-大饥荒中有什么恶性发展?如有,又是以何种政治和组织形式?这些发展和形式和又和毛泽东和中共对国际形势、尤其是世界大战的估计有何种关系?这些,又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大饥荒发生和发展时面临的新课题。

世界大战阴影下的大跃进的发动

大跃进的发动和源起无疑来自复杂的原因和众多的合力。对这一课题,迄今为止已经有许多极有见地的论述。例如,有的分析认为毛企图借大跃进来使国力得到超常规的飞跃,从而在国际共运中和苏联较劲、取代刚过世的斯大林的领袖地位。有的则认为这是毛泽东及其中共领导人一贯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恶性发作。然而,研究者们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即大跃进的发动和毛泽东对他认为将要到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世界大战”的分析和急迫感、以及这种“备战”运思的关系。

早在1955年, 毛泽东在接见一系列外宾, 如英国共产党主席波内特、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就发表了不少关于两大阵营之间的世界大战的讲话。但当时他认为,会有一个工业化-军事化的战争准备期:“只要有五十年的和平,我们便可以进行十个五年计划。”[4]

仅过了一年, 毛又把他的战争准备期缩短为“十二年”。1956年1月,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和平问题是大家很关心的,是不是有可能让我们有十二年时间,来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呢?”[5] 1957年11月16日, 他又在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指出: “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6]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1958-1959年间的多次讲话中,这种急迫感又大大加强了。首先,凡谈到大炼钢铁和农业大跃进,他都常常同时谈到可能到来的“世界大战”。其次, 他把和平准备期缩短到了十年。 例如大跃进发动之际, 毛在军委会议上的一个内部讲话中谈到了他的“赶超英美”的大跃进和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的关系。他说:“要争取时间,最好十年不打仗,一九一八——一九三九,有二十一年不打仗,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按二十一年算,还有八年,那么我超过英国只要三年,或者明年就差不多,再有七年超过美国……再有七年,有强大工业,苏联有七千万吨,我有六千万吨,一九六七年可以超过苏联,接近美国,十年可以超过美国(有把握超过),到那时导弹工业,原子弹都有可能。”[7]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尤其是世界大战的判断是不正确的,他的思维中浸透了冷战和意识形态的狂想,以致使人隐约地感到一种他对通过世界大战来实现全球共产主义的热望。但可悲的是:如果说这只是一个普通人或民主国家领导人对战争的错误估计,并不会立即对国家的所有政策造成决定性的影响。但毛是一个共产国家的领导人和独裁者。他对战争、尤其是世界性的战争的估计和准备,必然地首先转化为所有国内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基础。如同我们有关朝鲜战争和统购统销关系的分析中所看到的那个怪圈:中共领导人发动和准备的对外战争,常常首先转化为对内对本国人民的灾难性的经济政策的转换。[8] 在准备世界大战的阴影下发动的大跃进,这种烙印和影响更显而易见。

首先,要准备打世界大战,必然要有大量和先进的武器。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会不恰当地向重工业,即军事工业倾斜。这一畸形的发展,用毛泽东后来把它庸俗化简单化的话来说,就是:“以钢为纲”。要以“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权威和党的纪律来先搞“全党大炼钢”、“全民大炼钢”[9],即发动钢铁大跃进。这样,重工业和农业乃至轻工业之间必然失去必要的平衡,整个宏观经济就严重失调,最后只能是牺牲农业(农民)来发展工业。诚如同林毅夫博士所分析的:“因为政府优先发展工业,它就采取从重征收的政策以养活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原材料,增加城市粮食储量、以及出口粮食换取外汇……城市偏向的粮食分配体系,可能是严重的供给冲击出现时中国饥荒发生的更本原因。”[10]

其次,毛泽东把这一世界大战的准备期(或“赶超期”)预定为“十年”左右,完全是一种违反经济规律的乌托邦式的幻想。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工农业水平,当时的中国和毛准备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消灭的“帝国主义”、即欧美国家的差距远远超过了十年。更何况这些早已经工业化了的欧美国家还在发展,不可能停下来等中国来“赶超”。

最后,既然是发动全党全民来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赶英超美”、准备战争, 就必然要有一种全新的社会和组织形式。 一方面,准备战争,当然是军事化式的组织形式最为合适。另一方面,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打了大半辈子的仗,最为熟悉、最为得心应手的当然也是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组织和管理形式。此外,从当时中共中下层干部的主要构成来看,军队复员、转业干部也占了很主要的成份。而毛和中共领导人在发动大跃进时对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的鼓吹和实践,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军事共产主义和“五风”的源起

1958年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可能是缘起于对3月11日河北徐水县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在《人民日报》上的“苦战三月,改变全县自然面貌”一文的讨论。但是,无论是该文本身、或者是接踵而来的河北省委的理论总结,都还没有把它理论化和系统化到军事共产主义的高度。但到了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徐水县视察中,推动人民公社化,徐水经验的重点便开始向倡导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倾斜, 还总结出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其结果是“全县进一步实行军事化,全部劳动力已编成2个团、191个营、666个连,有的乡还给青壮年民兵发了枪支。”[11] 在紧接着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毛又利用徐水的经验, 公开倡导整个农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军事共产主义形式。他说:“苏联的军事共产主义是余粮征集制,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传统,搞供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我们在干部中搞共产主义,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要受到影响。恩格斯说,许多东西都是从军队搞起的,确实如此。许多东西从古就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12]

为了给这个新的社会和组织形式制造公共舆论,毛泽东还积极推动有关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问题的大讨论。 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就被授意发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提出:“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毛泽东又立刻以“《人民日报》编者按”来加以推广:“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13]

只要我们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和组织形式和直接导致大饥荒的“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的某种特殊的因果关系:

第一,既然军事共产主义下的整个农村都变成了军队和兵营,那当然就不允许有私人财产。其实,毛和当时的徐水领导人张国忠等就兴致勃勃地讨论过“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除生活用品外,关于房屋、树木、羊群、自留地都要转化为公有。”[14] 毛泽东的倡导在《人民日报》上登高一呼,全中国自然应者云集。这种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便成为“共产风”的祸源,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数以亿万计的对财产和劳动力的恶性毁坏。以徐水为例,“在扫除私有观念的影响下,有些村庄鸡猪和树木也归了公,把锅砸掉炼铁,户户不冒烟,全去吃食堂,有些地方甚至连箱箱柜柜都归公有。群众的基本生活资料—住房也要拆除--县委就曾在住房规划中提出,全民所有的土房和破老砖房,一律在10月底拆完。据统计,很快拆除3.2间房子。”而共产主义的“新的居民点” 又由于资金、材料不足无法及时建成,其恶果是搞得徐水农民住房紧张、流离失所。[15] 研究大饥荒的著名学者杨继绳说得好:“‘共产风’,实际是‘共’老百姓的产……由于‘共产风’与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相联系,因而传播最广,最难纠正。”[16]

第二,在所谓的 “政社合一”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军事共产主义赋予了各级干部在和平时期有战争时期的军事指挥员的绝对权力,使他们直接能够动用政府权力(如设立“劳改队”)甚至国家机器(如武装民兵),对不听话农民甚至干部进行任意的压榨欺凌。“命令风”、 “干部特殊风”等自然应运而生,使大跃进-大饥荒那几年成为中国历史上酷吏最盛的时期。再以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为例,“有群众说:张国忠就是法律。1958年8月和10月,张国忠搞过两次捕人高潮,并指示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额完成。他还亲自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现场会,一次即逮358人。……1958年,徐水县共逮捕4642人,其中多为五类分子,有190人是生产队干部和党团员。据西留营、南张丰、八一农场三个劳改队统计,有30人捕后,死在劳改队,其中包括两名党支部书记。”[17] 关于“军事共产主义”导致各级干部对农民的残暴管理,山东省监委在当时的一份绝密文件中承认:

近来也有某些基层干部,命令主义的作风有所滋长,他们不了解组织军事化的实质及意义,假借军事化之名,用强迫命令、压服手段去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赵振铎于一九五○年假装积极混入青年团,对党、对人民时刻怀恨在心,在秋收秋种中,乘我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机会,借工作名义,向群众大施报复摧残,他在两个月的时间即亲自打人三十二名。在他的影响下,全村有十名干部打人五十四名。在刨地种麦时,强迫一些妇女昼夜在野外劳动,派民兵看守,不准回家。有一天夜里,天气很冷,群众要求回家休息,赵振铎将三、四十名妇女骗到一个屋里将门锁上走了,有些妇女因急于不能回家给小孩吃奶,在屋里大哭。小孩因吃不到奶,再加生活照顾不好,有了病得不到治疗,—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死亡达四十八名之多(全村共四一○户)。……该县毛埠乡野家宅村食堂主任赵明书,乘一个社员下地劳动的机会,就去强奸这个社员的妻子,因女方不从,被他扣押一天。寿张县李堂村一个生产队的支书,在翻地时故意多分给一个青年妇女土地,谁翻不完不准回家,晚上别人都翻完走了,他乘机奸污了这个青年妇女。该县付楼一个生产队支书,强迫一个青年妇女的父亲在晚上下地干活,剩下闺女一人在家,被他强奸了。……据了解,在章丘、历城、邹县、武城、宁阳、菏泽、昌邑等县,都发现在人民公社内擅自成立“劳改队”或“白旗队”的现象,将一些干活不积极或有其他缺点错误的人送进去,由民兵持枪监督,强制劳动。如宁阳县姜家集人民公社,成立了“劳教所”和“人民纠察队”,不到一个月,捕了五十二人,集中看押,其中有党员三人,贫农三十一人,中农十一人,地、富七人。章丘县钢铁一团、四团和官营乡,不完全的统计,共有被扣押劳改的一一七人,其中贫中农占百分之九十以上。[18]

第三,军事共产主义还直接造成干部的“ 对生产瞎指挥风”和群众无法抵制那些荒诞不经而又日新月异的“浮夸风”。 原因非常简单: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残暴和腐败。 而由于所有资源都掌握在军事化的领导者手里,人们便不得不在恐惧中奉迎他们,以换取活命的资料。于是,说假话或跟着说假话就成为风行一时的必然了,皇帝新衣、匪夷所思的“高产卫星”便到处升空着。这一类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

河南在大跃进-大饥荒中是一个重灾区,罪魁祸首之一的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他后来的检讨里承认:“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二百万以上,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些地区,单是信阳地区就占一百多万。受灾最重的地方,人民被摧残得家破人亡,几乎人人带孝、户户哭声,有的整个村庄变为废墟,令人目击泪下。一年来大牲畜的死亡各地已报八十余万头,其余农具、住房的破坏都很严重。”究其原因,他认为其“一是军事共产主义的观念”。他检讨说:当时错误地“觉得人民公社的许多具体办法都是中国革命战争中人民武装的优良传统在农村的普遍化,实质上是认为军事共产主义在农村中是可行的,认为中国农民的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会促使共产主义在中国提早实现。”[19]

对于中共倡导的军事共产主义式的人民公社的实质和恶果,今天的学者已经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如林毅夫博士在1990年就曾用博弈论的方法说明:人民公社式的“农业崩溃的主要原因在于剥夺了农民退社的权利。组织形式的这种转变使农民的激励结构发生变化,从而破坏了农业生产”。[20] 又如高华教授在1998年也曾指出:“大跃进虽为一场乌托邦运动,但在落实、巩固、强化国家权力方面却丝毫没有浪漫主义色彩。毛泽东的空想乌托邦虽未能实现,但全国已成为一座大兵营。”[21]

但这里我们必须要补充的是:当年就有民间的有识之士对此作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六十年初,和北大著名右派学生林昭一起组织了所谓“求索右派反革命集团”的兰大历史系学生张春元[22] 就做过这样的分析:

当前农村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农民的贫困和破产,农村中出现了新兴的阶层—— 农村无产者。这个阶层的出现是由于当代统治者实行反动透顶的各种农业政策的结果。首先,在农业集体化的口号下,残酷地、变相地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间接地进行控制,对农民的生产所得如粮食、油料、棉花等千方百计地进行掠夺,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大大地加速了广大农民向农村无产者过渡的进程,在这个所谓“通往共产主义桥梁”的帷幕后,使广大农民瘦骨嶙嶙、嗷嗷待哺;使广大农民处于“国家”奴隶与依附者农奴之间的地位,从物质生活到人身自主都得依靠当代统治者的赐予。当代统治者还玩弄着亘古未有的愚民政策,把自己扮演成农民利益的唯一、真正的代表者,在农村,用分化、利诱、胁迫、强制等手段,把农民用军事组织形式编制起来,加强统治,扼杀与堵塞了农民在迁居、就业、外出谋生的起码要求和道路,在人身自主与自由方面没有丝毫权利,给农民戴上了无形的枷锁,烙上了奴隶的烙印。[23]

如果说这里还可以做一些补充的话,那么从党国对农民的粮食战争的角度,还可以把失去了土地、粮食、牲畜、工具、房屋和一切私有财产的农民理解为是这场战争中失败的一方。从1953年反“统购统销”到1957年反“合作化”,尽管在和强大的国家机器的粮食战争中,中国农民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抗争,但他们还是不幸失败了。而1958年始的大跃进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其实质不过是对沦入失败者地位的千百万农民的更严格更残酷的战俘营式的管理罢了。

最近,根据国内和杜润生一起在八十年代写杜的自传的高王凌教授透露,毛泽东早在1950年代初就通过陈伯达向主管中南地区土改的杜表示了他心中的农民的未来“就是如何组织农业的‘产业军’了”。这甚至使杜润生大吃一惊地感到,其实是一种“劳动营”。[24] 而大跃进中他一再倡导的军事共产主义,正是他建国初期的宏图的一种实践罢了。

造成大饥荒的两个直接原因

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曾提到过他的军事共产主义区别于列宁在1918年夏至1920年底苏俄内战时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或“战时共产主义”, 他认为:“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25] 这里,我们且不论苏联的“余粮征集制”和中共粮食政策的异同,但不能不提及毛泽东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一大中国特色——在“供给制”的分配体系下的全国性的农村公共食堂制度,这又确实是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中没有的。而这一中国军事共产主义的怪胎,已经被众多的中外学者认为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并扮演了“谋杀性的角色”。[26]

对此,美国学者文贯中教授研究非常到位并系统。他采用现代统计学的方法指出: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的粮食供应其实已经“极为脆弱,许多地区的农民必须用糠菜半年粮的办法才能维持生存”。但在人民公社化初期的农村供给制下,公共食堂先是“突然提倡吃饭免费”,“提前消耗了1958年秋收带来的大量粮食,使青黄不接时期提前在1958年的冬天”,“因而触发了粮荒在部分地区的蔓延”。接着,公共食堂制度又急剧地加速了饥荒的发展。 首先,“随着食堂的建立,农民已经被剥夺了在自己家中拥有食物的权利,也没有准备和消费食物的权利。当饥荒蔓延时,公社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农民的住家突然袭击,搜索他们历年积存的余粮。”其次,“食堂实际上成为一种控制农民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农民的最主要的劳动所得,是以供给制的方式提供的,即不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农民在食堂里吃的是一样的伙食”。最后,“尽管食堂不再实行农民敞开肚子吃饭的政策,因而不可能再有1958年下半年的大规模粮食浪费,但却提供了另一种更为不公正的浪费机会。由于全体农民的口粮已经集中在食堂的仓库中,而仓库的钥匙又掌握在公社干部的手中,当饥荒发生后,作风不正的干部获得了贪污,腐败,侵吞农民口粮的最大便利。”[27]

其实,这一军事共产主义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在大跃进-大饥荒中对公共食堂不遗余力的倡导和反反复复的坚持的原因。很简单,既然毛泽东想把整个中国农村都变成一个“兵营”,从军事化的角度,当然不会允许“士兵”们在“兵营”里有自己开伙的自由。毛泽东对此曾引用过中国“奴隶时代”的“军队发明”说:“武王伐纣,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那时打仗,从陕西到豫北,能各人自己起伙了?……为什么公共食堂军队能搞得,乡村就搞不得?”[28] 纵观这一场自统购统销以来的国家对农民的粮食战争,其要害是争夺对粮食的买卖权、分配权和使用权。如果说国家的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彻底地剥夺了农民对粮食的买卖权和分配权,它毕竟还给农民留下了对自己口粮的使用权。直至公共食堂——这一中国特色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的滥觞,才彻底地剥夺了农民对自己口粮的最后使用权。甚至,全国各地都因办公共食堂而没收了农民的锅碗飘盆,剥夺了他们的烧饭权。其悲剧性的结果是:中国农民最大的悲剧在于作为粮食生产者,竟被迫离开他们的产品--粮食产生了越来越远的距离;而生产出食物的中国广大的农村,竟最后成了饥荒最严重的地方。

香港大学的荷兰学者冯克教授在分析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时认为:“1958-1962年间,粗略估计有6%到8%的死者是遭酷刑致死或直接处决的 -- 仅这一项至少有两百五十万人。至于其他受害者,有的是被有意克扣食物而饿死的,还有许多死于衰老病弱或丧失劳动力—因为不劳动就无法得到维持生命的食物。 被故意整死的人,有的因为富裕,有的因为干劲不足,有的因为直言不违,还有的仅仅是莫名缘由不讨食堂掌勺人的喜欢。”[29] 如果我们可以就此作一点细节上的补充的话,那么这上百万的农民的非正常死亡都和干部利用食堂对农民“扣饭”(不准吃饭)和他们自己的贪污腐化、多吃多占有关。这里仅举一例以窥全豹。在甘肃饿死了近百万人以后,中共中央派汪锋取代了闯下大祸的张仲良出任省委第一书记。汪峰在对几个食堂做了细致的调查后,直接给毛泽东写了如下的惨不忍睹的信:

群众对食堂真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群众说:“炊事员的肚子,饲养员的热炕,队长、管理员没定量”;群众说:“勺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法庭(灶管人员不顾群众困难,甚至打人、骂人态度恶劣)和花厅(队长、管理员专找漂亮年轻的妇女作炊事员,就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食堂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克扣社员口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13人之多;1960年在这个食堂吃饭的共死了39人。群众对这些事情愤恨最大。这两个食堂已成为破坏社会主义、阻碍生产发展和党群关系中的疙瘩了。[30]

现在,我们可以来粗略地比较一下列宁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征集制”和毛泽东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异同了。“余粮征集制”,顾名思义就是在战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农民交出剩余粮食支援战争。应当一提的是:这一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行在苏俄只有两年多的时间。而列宁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战时的“临时办法”。他还公开承认:这一制度“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它是我们在一九二一年春天遭到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31] 为此,列宁领导了从军事共产主义向相对自由的“新经济政策”的战略转换。他很快以正常的粮食税代替了余粮征集制,同时恢复商品经济,肯定商品和货币的作用。开放市场,允许私人自由贸易。[32] 和苏俄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换相比,中国的粮食政策走的却是一条倒行逆施的路径。 首先,和1918-1920年间的苏俄相比,大跃进时的中国并不处于战争状态。而毛泽东却要整个中国仅仅为了他个人狂想中的未来十年的“世界大战”去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其次,1949年中共建国以后,就已经处于苏俄式的“新经济政策”之中(用中共的专用名词来说,叫“新民主主义经济”)。而1953年开始推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其实就是“余粮征集制”的中国翻版。到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又准备倒退到更原始的军事共产主义,否定商品经济,封闭自由市场,取消按劳分配。就粮食征集而言,中共又通过由高估产和“高产卫星”引起的恶性高征购,把这一政策发展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错误巅峰。使之成为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在千百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扮演“谋杀性角色”的另一直接原因。

和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相比,大跃进的军事共产主义还经历了一个从“闹剧”向“悲剧”转换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过程。如同我们在分析统购统销时所阐释的:对农民的粮食征购的量首先是根据国家的估产的。大跃进以前的国家征购已经建立在不合理的高估产的基础上,而大跃进中的层层吹牛和“高产卫星”更直接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既然每个社队的粮食产量都是火箭式的上升,那么对国家的贡献也就应当成倍增长。于是就开始了竭泽而渔、横征暴敛的高估产和高征购。例如,大跃进中国家对1958年粮食产量的估产达8000亿斤,而后来核实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其实只有3953亿斤(这一数字都可能有很大水分),竟高估到4047亿斤之多(达102.3%)。再如,四川1958年实产粮食为224.6亿斤,但估产却达到390亿斤之高(达173.6%)。[33] 因为浮夸吹牛,从1958年到1959年国家大大提高了征购指标,有些地区达60%之高。诚如《四川省志•粮食志》指出的:“从1959年起,农村留粮节节下降,每人平均只有100多公斤,造成多种疾病发生,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34] 这样,农民还有什么“余粮”可以维持生命?在大饥荒年代中常常出现这样不可理喻的矛盾场景:生产了粮食的农民活活就饿死在国家征购了他们产品的粮仓外—轻浮的牛皮造成了沉重的谋杀。总的来说,1958年是一个举国上下大吹共产主义牛皮的一年。在农村每天发射的高产卫星中,不但出现了千斤亩、万斤亩,甚至出现了十万斤亩、二十万斤亩。然而,正是这些狂热的大跃进的牛皮吹出了致命的灾难。

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是综合性的。但如果没有毛式军事共产主义的公共食堂制和高征购这两个直接原因,饥荒虽然也可能发生,但绝不会以如此巨大的规模造成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要知道:饥荒并不一定等同于死亡。相反,一些体制性错误的纠正却可以帮助农民很快渡过饥荒、减少死亡。1961年,经历了3年饥荒的中国农村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已经到达了最低点。但是在中共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终于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办食堂的,都办社员的合伙食堂,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口粮分配到户的办法,可以在收获后一次发,也可以分期发。”[35] 几乎是顷刻之间,除个别地区(如四川),全中国农村的公共食堂即呈一哄而散、土崩瓦解之势。农民重新掌握了对自己口粮的使用权,加上自留地的恢复,饥荒和死人现象竟奇迹般地开始消失。作为一个有力的反证,坚持错误,拒不解散食堂的四川,1961年又继续了很高的非正常死亡率。[36]

粮食战争的种种新形式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可以发见大饥荒是一系列体制性的错误 -- 如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和组织形式 -- 的后果。但创造了这一体制的毛泽东个人除了在战略上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外,还有非常具体的“战略战术”的独创。 而这些独创用的无一不是他熟悉的战争语言和模式,也无一不给中国农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毛的第一个创造是“插红旗,拔白旗”。[37] 顾名思义,“插红旗,拔白旗”这是战争中山头攻坚战的命令。如同他在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上解释的,在农村主要是针对主张“反冒进”思想右倾的干部和群众。毛的命令一下,各地农村中那些反对大跃进,尤其是浮夸风的干部群众全部遭了殃。悲剧性的结果是:哪里“插红旗,拔白旗”风行,哪里最后饿死人就最多。甘肃通渭县,是比较早发现的大饥荒重灾区,全国有名的“通渭问题”。从1959到1961年,全县近30万人中饿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超过“信阳事件”的八分之一。究其祸源,就在于执行了毛的“插红旗,拔白旗”。该县1958年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共拔白旗565人(其中县机关干部3人,公社干部11人,生产队干部66人,作业队以下干部485人,党员干部304人,团员干部114人,群众干部147人),占当时干部总数的12.5%,受到党纪处分的,开除61名,留党察看20名,撤职3名,严重警告14名,警告4名,计102名,行政撤职处分的463名。”在1959年“复查”中就证明:绝大多数是打击了所谓“思想右倾”的一些好干部。[38] 整个甘肃省,当时在“插红旗,拔白旗”等运动中打了130多个“反党集团”,基本上把比较实事求是的干部全作为“白旗”拔掉了,而制造出来的高压和恐怖气氛必然造成好干部倒台;中(等)干部学坏;坏干部更坏——大跃进-大饥荒期间的酷吏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

毛泽东的第二个创造是“先下手为强”的粮食征集战术。195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开政治局会议。因为当时全国性的饥荒已见端倪,农民为保命而在收割后拒交高征购的粮食。当与会者汇报讲到“全国都是丰收的,只有黑龙江、吉林、河南、冀、川、湖南、上海、北京市等粮食收起来了,他们是趁热打铁,抓紧收购”时。毛泽东说:“为什么别的省未收起来?请各省学河南的办法,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是一大教训。”毛还说:“粮食收购不超过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39] 什么是为毛大加称赞“先下手为强”战术呢?简单地说就是“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就地封仓”。据当时主管农业的谭震林解释道:“在征购工作上有一句成语是‘先下手为强’。这个话对我们来讲,我们应该把握这个作工作。中央部门、省、地、县委第一书记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就是说先把粮食抓到手,把粮食抓到手里面我们就主动了。去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把粮食抓到手的省,在粮食工作上就很主动。没有抓到手的就很被动”。但是谭震林又非常心虚地说:“‘先下手为强’这句话,只能在地、县的第一书记中讲,给地、县委的其他部门和下面干部不要讲。因为讲了很容易被误解。”[40]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明摆着的抢劫农民的口粮。原“贵州事件”中被作为替罪羊抛出来的金沙县委第一书记赵广玉在后来的揭发中说:“我也打电话贯彻了这一指示。实际上当时有不少高山及晚熟作物尚未成熟,但下边为了完成任务也就硬性收割,而省委又指示边收边入仓,先下手为强,把征购任务抓到手里再说。因此就造成了重点区、乡、交通方便的区乡、重点产粮的区乡,收的多入仓多,以此数来抵当时未收割或粮食不易集中的高山地区的任务,因此产粮区死人也就比较多。”[41]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高级干部都赞成毛的横征恶敛的,甘肃省原财贸部部长张天珩就公开批评说:“不能先下手为强,拿来再说,先下手是好的,是要把口粮安排好,否则先下手也不强,拿回来还得送回去,这几年农村回销由二点九亿斤到三点九亿斤,逐年上升,今年最大,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很大的影响,结果是虚假的,今年如何下最大的决心,按计划安排下去,不能单纯的为了任务,不能不考虑生产、口粮,不能不安排好再收,今年浮肿病不比去年少,今年再这样这不得了”[42] 但是在庐山会议后,张即刻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反复批斗。

毛在1959年倡导的“先下手为强”的战术并没有解决中共急需粮食问题,因为事实上不存在大跃进和大丰收。相反各地的粮食收成早已经被竭泽而渔了。于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在1959年秋冬到1960年春在全国发动了一场“反瞒产”的“人民战争”。例如,河南信阳地区是“先下手为强”征粮战术的发源地,庐山会议后发展成了架上机枪、开“万人大会”来向农民地逼粮的程度:

万人大会是去冬今春固始反瞒产运动后期采取的一种特殊手段。这种形式是郭陆滩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李西振(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志为了进一步贯彻反瞒产大搞群众运动亲手创造的。李西振同志为了使他这一创举,得到落实,亲自在桥口大队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万人大会。大会的具体情况是:会前布置大会内容,以粮食为主,实物兼顾,人人不空手,个个带实物,空手不能进会场,并在会议布置了岗哨,台上架着机关枪,李亲临大会讲话,先讲形势,后讲大丰收,并指责说:“现在有很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相信大丰收,征购完不成全是思想问题,在粮食工作中要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坚决打击富裕农民兴风作浪,粮食工作要抓狠、抓紧、抓深、抓的透,舍不得孩子打不住狼,要先下手为强,争取主动,要亲劝亲,邻劝邻,相好的要劝知心人,要为国家争光,要坚决拿出粮食,并批评群众说:“翻了身忘了本,当了干部忘了国家,谁说没粮食就是刮西风,反对大丰收,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人民公社,恫吓群众,并号召群众,谁报的粮食多当场代花,谁报不出粮食当场扣押,采用三个十年回忆对比的方法提高觉悟,报出粮食,党员要以党性保证。李讲话后,组织献礼,没有献礼的组织生产队长互相斗争,斗到最后,并以思想顽固,瞒产私分的罪名当场扣押18人(大部分是生产队长)。由于李西振采取了上述错误手段,给党在群众中造成极大影响和损失。玄中大队支书葛大发说弄的我们大队五光:粮食、种籽、口粮、饲料送光,家畜家禽搞光,农具家具烧光,破铜烂铁卖光、地里野菜挖光。社员饿的昏的昏,倒的倒,死的死,家破人亡,年青人上拐杖,年老人不下床,群众反映说:“万人大会是杀人会”。这种错误作法,不仅没有及时阻止和纠正,反而得到地委路宪文在电话会上表扬。县委杨守绩不仅表扬,并在全县范围内组织推广。[43]

除了这种在当年被称为“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外,全国各地还普遍地出现了对农民“武装征粮”和“刑讯逼粮”的大规模暴力现象。其结果是这一时期成了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最为惨烈的时期。这一类的档案记载实在是不胜枚举,这里仅举河南商城的“反瞒产”运动的简要过程来一窥全豹:

九月下旬,晚稻刚刚割完,就在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反瞒产运动。……   
十月四日县委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开展反瞒产斗争。会上批判了粮食“低产论”,提出征购任务不完成,干部不准回家。凡是正直的、说实话的干部,都要被斗争。参加这次会议的共1246人,就斗争了262人,占到会人数的21%。斗争的办法有:摘帽子、罚站、开“弯腰会”、“炒盐豆子”、揪耳朵、拔头发等。共斗争了七天,直斗的人人自畏(应为危),不敢说真实话。
  县委作出模样后,要求各公社仿形。……队队都开会,队队都斗争,一斗争,就摔、损、捆、绑、吊、打、直至打伤、打残、打死。
  在进行反瞒产的同时,就发现不少食堂停伙。…… 全县十月下旬停伙的有1539个食堂,占食堂总数的40.9%,有13万6500多人吃不到粮食,占总人口的33.1%,发病约3万5000人左右,占总人口的8.5%,死亡约一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2.45%。
十一月上旬,全县各公社都发现有食堂停伙、浮肿病、死人问题。这时县委……到处点反瞒产之火,到处斗争干部、斗争群众,对群众进行翻箱倒柜的大搜查。…… 见烟就搜,见吃就斗,一直斗到不少地方家家户户都不敢点火冒烟。……      
  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全县各公社普遍发生停伙,停伙时间最长的已经达到两个多月,农民已饿死成千上万,有的暴尸在路上,没人掩埋。……
   群众没得粮食吃,吃树皮、草根、青蛙、老鼠,有的把死去的亲生儿女身上的肉割下来吃。当时浮肿病已发生到十多万人,死去了四万多人。
  当时中央、省委发觉商城灾情后,拨来1900万斤粮食,安排好群众生活。而王汉卿、张念仲仍不死心,虽然停止了反瞒产,但又采取反瞒产的手段安排生活。…… 同时张念仲还规定四不准吃:即五类分子不准吃,富裕农民不准吃,瞒产私分不准吃,小偷小摸不准吃。在这个时期,全县又死去三万多人。[44]

最后, 我们一定要指出毛泽东在推行他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体制时那种不计代价、漠视生命的战争思维。例如,早在1958年8月中共发动大跃进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就说过:过去“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几年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 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45] 又如,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会议中,当李先念汇报讲到“安排第二季度的生产和建设有两种方法”时,毛泽东插话说:“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坏大跃进的办法。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46] 1959年春季,大饥荒已经初露端倪,虽然毛泽东的插话主要是针对工业生产,但他这种搞建设不计代价、甚至不怕饿死一半人的非人道的战争思维却跃然纸上。而悲剧性的结果竟是:大跃进-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战争年代!

简短的结论

大跃进的发动和源起固然来自复杂的原因和众多的合力,但它和毛泽东与中共领导人对当时国际形势、尤其是出于对 “世界大战”的不正确判断,而急迫地准备世界性的“革命战争”息息相关。在这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在全中国农村积极鼓吹和实践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 。其结果是,在和平时期错误地赋予各级干部战争时期的绝对权力,成为大饥荒时期的“五风”的主要祸源之一。

其次,毛泽东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一大中国特色 -- 在“供给制”的分配体系下的全国性的农村公共食堂制度,和由虚假的“高产卫星 ”引起的高征购一起, 是造成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的两个直接原因。

最后,在强行推行军事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中共及其领袖们的思路和实践也完全是战争化的。无论是高争购粮食时的“先下手为强”的做法,还是在“反瞒产”运动中 -- 剥夺农民家中维持生命的仅有的余粮 -- 的“大兵团作战”和“武装征粮”的战术,抑或在人民公社时期干脆把全国农村都变成军事化的兵营,以致把农民的任何口粮乃至锅碗瓢盆都没收到“公共食堂”去严加控制的战俘营式的管制,都无可辩驳地凸显出在实行这一粮食政策过程中的残酷的、“不计代价”的战争化的特点。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4年第1期。

1.载《二十一世纪》,香港: 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13年第2期,第68-84页。本文可以看作是它的一个续篇。
2.参见拉吉•帕特爾,《糧食戰爭︰市場、權力和世界食物體系的隱形戰爭》(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年)。
3.甘肃省委办公厅印“在青岛会议中主席的讲话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插话整理”[绝密文件,1957年7月27日]。
4.毛泽东:“目前的问题是和平还是战争”(1955年4月2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 第268-9页。
5.“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
6.“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6日。
7.“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6月21日。
8.宋永毅:“粮食战争: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运动与大饥荒的起源”,香港:《二十一世纪》,2013年第2期,第69-71页。
9.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广州: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133页。
10.林毅夫、杨涛:“食物供应量、食物摄取权与中国1959-61年的饥荒”,载宋永毅、丁抒主编:《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上册),(香港: 田园书屋,2009年),第464-65页。
11.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31页。
12.“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8年8月21日。
13.《人民日报》1958年9月16日。
14.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31页。
15.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广州: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7-8页。
16.杨继绳,《墓碑(下篇)》,(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9年),第697页。
17.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广州: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7-8页。
18.“中共山东省委批转省监委‘关于某些基层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情况和制止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1958年12月28日。
19.“吴芝圃的补充检讨”1962年8月26日。
20.Lin, Justin Yifu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No.6 (1990): 228-52.
21.高华:“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第57-8页。
22.张春元,兰州大学历史系学生,调幹生,入学前为武汉军区首长司机;1960年9月被捕,1965年判处无期徒刑,1970年被处决。
23.张春元 “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农村剖视之一”(1960年1月),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 2010年),第208-210页,此为电子版。
24.高王凌:“五十年代初毛刘之争的一个解读”,《炎黄春秋》(北京:2012年第12期。)
25.“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8年8月30日上午。
26.这一类的中英文论著很多,如杨大利的“大跃进与当代中国”,载《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李若建的“权力和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载《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Chang, G. H.and Wen, G. J. “Commun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7(46), 1-34.
27.文贯中:“论公共食堂在大饥荒中的谋杀性角色”,载宋永毅、丁抒主编:《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上册),(香港: 田园书屋,2009年),第429-435页。
28.“毛泽东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谈话”,1958年12月23日。
29.冯克: 《毛泽东的大饥荒》(中文本),(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30.“中共甘肃省委转发‘汪锋同志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1961年5月16日。
31.列宁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192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4页。
32.齐同泰:“试论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战略转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新乡市),1988年第2期,第60-63页。
33.四川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四川省志•粮食志》,(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5年),第5页。
34.同上。
35.《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1年6月15日。
36.王东渝: “李井泉和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荒的特殊成因”,载宋永毅、丁抒主编《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上册),(香港: 田园书屋,2009年),第346-347页。
37.毛泽东:“对湖南省委关于开展共产主义教育运动意见的批语”,1958年10月30日。
38.“中共定西地委转发通渭县委‘关于五八年拔白旗插红旗的复查情况报告’”,1959年10月19日。
39.“毛泽东在上海会议讲话记录整理”(绝密文件),1959年3月25日。
40.“谭震林在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6月20日。
41.赵广玉: “对‘贵州事件’真相的揭发” ,1967年2月22日。
42.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编: “关于张天珩同志的一些材料——批判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珩的文件之一”,1959年9月19日。
43.石富强 “关于河南固始县委整风扩干会议情况的报告”(1960年10月1日)
44.“河南商城县县委 ‘商城县整风运动初步总结(草稿)’” ,1962年10月。
45.“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8年8月19日和8月21日。
46.“毛泽东在上海会议讲话记录整理”(绝密文件),1959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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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okknife 于 2014-02-24 15:06:04 提到] [FROM: 72.]
曹思源:假如我是总书记――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的发言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4-02-22 00:47


杜老刚才发出了一个号召:“在座的诸位,如果您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话,您怎么提出治国的建议?”可惜刚才大家都很谦虚,没有一个人响应杜老的号召。曹思源不自量力,我来设想一下,如果曹思源是总书记,我现在要提出什么问题。(全场鼓掌)啊,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

我如果是总书记,我将要在今天推动中共中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这个建议将提交给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什么建议呢?我已经起草了一份一万三千字的《宪法修正草案》。这一万三千字太长了,现在我只谈两点。

第一点,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刚才在座的很多人的发言,给我起了一个引导作用。许多人曾经挨整。高锴同志刚才也说了,一个人有不同意见,很容易被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变成专政对象。

我们国家宪法第一条就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当今世界有多少国家在宪法里说要专政呢?我对此做了三十多年的研究,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宪法,也就是中国和朝鲜的宪法写上了“专政”。我们的专政据说每次都是打击一小撮,团结95%以上的人民,打击5%的敌人,专政对象为5%。但是几十次运动下来,二十次吧,就可能打击将近100%。毛泽东搞的运动,据统计,已经有52次了。仅仅毛泽东就搞了52次运动。我们的专政对象已经多次重复地接近100%了。像国家主席刘少奇,头天还是在职的国家主席,第二天就被打成人民的敌人、专政的对象,有口难辩,死无葬身之地。曾经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他当然是专政的力量,但他也曾经对他的副局长邬纪成说过:“我们这些人不知道什么时候都会被人家抓起来。”你看看,在专政制度之下,中央警卫局局长尚且如此恐惧。

中国的反右派斗争,反了多少呢?据正式宣布是55万,但是《炎黄春秋》上已经公布了的数字是317万,还有143万中右分子,都是专政对象,其中以知识分子为主体。而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数是多少呢?是500万。可见分量有多重!

文化大革命更是一个专政的闹剧,今天你打倒我,明天我站起来了,我又打倒你,对你实行专政。任何一个公民,可能昨天还属于人民一份子,今天就变成了敌人了,他的公民权利就没有任何保障可言了。因此专政的对象几乎是100%。

专政的恐惧不仅是属于被专政者的,也属于专政者。罗瑞卿曾经是公安部长,后来被专政了;好多派出所长公安厅长都曾经成为专政对象,由专政的工具变成专政的对象。所以说,为了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免于专政的恐惧,我们还是希望中共中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取消宪法的第一条—专政。在座诸位,你们同意取消专政吗?(全场鼓掌)你们当中谁不同意取消专政的话,那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啊。(全场笑声)

还有第二点建议呢,问题就更严重了。我今天响应杜老的号召,斗胆提出一个问题。1989年6月4号,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最为敏感的日子。每到6.4,几乎全国人民都有三个问题涌上心头。有位朋友提醒我,要“悠着点”,我衷心接受劝告。鄙人就像刚才那位老师说的,曾经是“在朝的”,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过;也曾经是“在野的”,就是下海了,在民办机构工作;还曾经是“在狱的”,在秦城监狱度过了一段时光。所以我知道这件事情的份量,正因为知道这个份量,我们这三个问题始终是挥之不去。

第一个问题,人民的国家什么时候向人民公布,1989年6月4号,有多少人死了,有多少人伤了?这个死伤数字什么时候公布?

第二个问题,将来还有没有可能发生“六四”类似的悲剧?

第三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制度上的措施,防止发生“六四”的悲剧重演?这三个问题无人解答,挥之不去。

同志们、朋友们,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人都能达成共识。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希望将来不会再发生军队向平民开枪的悲剧。有谁主张将来还要向平民开枪呢?有吗?有此主张的站起来说说!没有。是的,我相信没有。我们不希望向平民开枪!不希望向平民开枪靠什么?靠良心吗?良心靠不住!我们要靠制度,这个制度要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宪法上。因此我提出修改宪法,在宪法上写进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拿枪的、国外的敌人。警察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大家赞成不赞成啊?我们的军警是对付拿枪的敌人!好!前排有两位女士表示赞成。哦!三位、四位,我再问一句:“我们的军警不能向平民开枪!大家赞成吗?”(台下听众:“赞成!”,鼓掌。)

我认为这是容易达成共识的。军队谁养活的?老百姓养活的!纳税人养活的!我作为纳税者的一份子,我也养活了军队,我养活了军队,不是让你在某一天对我开枪,对我的儿子开枪,对我的孙子开枪。军警作为公仆,没有权利对平民开枪。可惜这一条没有写进伟大的1982年宪法。现在说要防止颠覆性错误,我看,向平民开枪这样的颠覆性错误决不能再犯了。因此要写进宪法。

我的发言是自由发言,责任自负。可能让一些朋友感到有点为难了,但是共产党人要讲真话嘛。当然都说要讲真话,我也是共产党员,所以我就讲了这点真话。时间不够,我带来一篇三千字的文章,奉献给大家,希望多多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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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dokknife 于 2014-02-24 15:05:36 提到] [FROM: 72.]
华夏快递 : 骆家辉: 维护言论自由和法治 建设繁荣社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演讲
发布者 siyu 在 14-02-24 09:02


美国国务院(U.S. Department of State)
骆家辉(Gary F. Locke)
美国驻华大使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中国北京
2014年1月17日


多谢您,朱教授。

我很高兴在我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任期结束前重返人民大学。我在中国最令人难忘的一些经历就是访问各大学。我感到特别高兴得是,去年能在这里举办模拟法庭竞赛(Moot Court competition)期间发表讲话。

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我将很快回美国与家人团聚,这样我的两个大孩子能在那里完成高中学业。把整个家搬回美国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这是我和我的家人一起作出的决定。我妻子和孩子们对于离开这里感到难过;中国人民一直非常热情和友好。我们一家人对我们祖先的国度有了一些了解和探索,令人感到欣喜和激动。

在离开中国前,我想谈谈一些对我和中国都特别重要的话题:法治和言论自由对形成不断进步和稳定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和言论自由共同有助于美国成为如此成功、如此具有创造力、如此充满活力和稳定的社会,吸引了并继续吸引世界各地的人。

让我先谈谈法治。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从做一名律师开始,在我的家乡华盛顿州西雅图(Seattle, Washington)当了4年的刑事检察官。我负责起诉被控犯有入室盗窃、抢劫、贩运毒品和谋杀的人。

我对法律的热情继续贯穿我职业生涯的始终。我曾短期当过兼职法官。作为华盛顿州州长,我的工作经常涉及法律事务。

根据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不论是入室盗窃的小案件,还是涉及生死的检控,任何人在被证明有罪前都假设无罪。此外,所有的人——大人物和小人物、富人或穷人、名人或无名之辈——都享有公平的机会,受到平等对待。

小人物的权利正是美国法律系统的基石。早在18世纪,很少有人想到大西洋(Atlantic Ocean)彼岸13个殖民地平民百姓组成的松散联盟能够摆脱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的统治获得独立。但是这些殖民地的确获得了胜利。随着年轻的美国继续努力创建新国家的基业,我们的建国之父要求我们的宪法保证捍卫小人物的权利。

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我们美国的法院已确立,无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也是如此。在1974年美国诉尼克松(Nixon)一案中,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不顾尼克松总统的竭力反对,命令白宫(White House)公布在总统办公室内录制的谈话录音带。这些录音带披露的信息使白宫掩盖非法活动的行为昭然若揭,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辞职。我们的法律和政治体系再一次证明,没有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美国最有权势的人也不例外。

中国本身的法律传统和历史远比我们悠久,在很多方面与美国不同,但也纳入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远在公元前4世纪的秦国,著名的中国政治家和改革派商鞅在《商君书》中阐述了他的法律哲学。他确立的最重要的学说之一体现为他的一句名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因此,在2,300多年前的中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就已经提出并得到公认。

美国宪法(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是我国法律体系的基础。这个体系已被证实具有宝贵的价值,原因之一是它可以适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发生的社会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自我修正的能力。我们不时修正宪法,以便更准确地反映我国的价值观,并让更多的人得到保护——纳入过去被排除在外的人。美国非洲裔直到我国建国近100年后通过了三条宪法修正案,才被认为是享有全部权利和自由的美国公民。同样,妇女直到1920年通过第19条修正案后才被允许投票。2008年巴拉克•欧巴马(Barack Obama)当选为我国第一位美国非洲裔总统,为我们取得的进步提供了又一个证明。

根据我自己的国家的经验,法治为政府提供了更大的合法性,因为人们相信有公平和透明的渠道纠正各种问题。法治不一定保证某一个人获得有利的结果。在法院败诉的一方不会同意案件的结果,但是他们离开时认为他们得到在法院申辩的机会——公平的申辩机会。他们离开时相信法律程序具有基本的诚信。

这和体育活动一样,你不可能永远同意裁判的裁决,但是如果大家都遵守规则,如果大家都相信裁判是公正的,运动员和球迷们都能够接受比赛的结果,即使他们支持的一方失利。但不能接受的是,裁判无视规则或者歪曲规则,采取偏向某一方或某位球员的做法。

关于人们对我国法律体系的这种信心和信念,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乔治•布什州长与副总统阿尔•戈尔(Governor George Bush v. Al Gore)的角逐。总统选举的结果最后仅由9个人——9位美国最高法院(U.S. Supreme Court)大法官投票决定,堪称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必须决定应采用什么程序点票,从而重新计算佛罗里达(Florida)州的一些非常令人困惑的选票——鉴于双方在该州的得票非常接近,当时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决定可以确认谁当选美国总统。对于如何计算佛罗里达州有争议的选票,他们的决定有利于乔治•布什,尽管有些群体相信副总统阿尔•戈尔事实上在佛罗里达赢得更多的选票,因此应被宣布为下一届总统。

不过,尽管最高法院的决定引起了极为强烈的争议,副总统戈尔和他的支持者仍接受法院的裁决,因为他们相信我国法律机构和法律程序具有诚信,需要做出最后的决定。在很多其他国家,总统大选的成败如此接近,竞争如此激烈,会导致愤怒的暴民走上街头,引发革命,甚至由军队夺取政权。美国人民接受法院关于谁成为下一届总统的决定,清楚地证明了强大的法治具有重要意义,可作为稳定的力量发挥作用。

美国社会中的另一个发挥稳定作用的力量是言论自由。我们视言论自由为一种普世权利,已被纳入我国宪法。实际上中国宪法也规定了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规定我们享有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集会自由等基本权利。

第一修正案中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不仅适用于反映多数意见或政府立场的言论,更重要的是保护不代表主流而且经常是不受欢迎的思想的表达。然而,社会极大地受益于这些观点的公开发表。这些言论可引发就重要话题开展亟需的讨论。这些讨论可以促进和影响多数人的意见,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改善社会的政策变革。

这在美国历史上一再发生。请让我给大家举两个近期的例子。

第一个是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尽管林肯总统(President Lincoln)在1863年发布了给予奴隶自由的《解放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但在其后的100年里美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隔离状态。很多南方州直接违抗我国宪法和林肯发布的宣言,批准了限制美国非洲裔权利的法律。这些州利用法律条文实行种族隔离,并限制美国非洲裔的公民权利。

民权领袖们运用宪法所保障的表达自由权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雄辩有力地阐明,一个现代的、民主的社会绝不容许隔离。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马丁•路德•金牧师(Reverend Martin Luther King Junior),他在著名的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时代,用他的原话就是,“有一天,我的四个年幼的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

这篇演讲的道德力量感召了整个国家,并力促政治人士采取行动。在此后的两年之内,国会(Congress)通过了历史性的公民权和投票权立法,并宣告主要的歧视形式为非法。

言论自由在现代美国历史上发挥关键作用的第二个实例是反对越南战争(Vietnam War)的抗议活动。美国人民运用他们的表达自由质疑把年轻人送到越南丛林,去打一场他们认为不必要的战争是否明智。

国务卿约翰•克里(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是最雄辩有力地反对这场战争的人士之一。1971年,他代表“越战退伍军人反战组织”(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言。他的证词中有一句话如今已成为名言:“你们怎能要求一个人最后在越南丧失生命?你们怎能要求一个人最后为一个错误丧失生命?”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这不是尼克松总统和我们的军队领袖想听的话。但是年轻的约翰•克里及成千上万的抗议人士通过运用自己的表达自由并有力地说明反对越战的理由,帮助促使政府改变了路线,结束了这场战争。

像约翰•克里那样对当权者说出真相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品格。中国自己有句古语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那就是“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句话说的是在刘邦于公元前207年攻克秦国都城后,张良向他进言一事。刘邦一心想住进刚刚夺取的宫殿,享用其中的财宝和美女,但是张良告诉他,如果这么做,他就有可能被视为一个助桀为虐的人。刘邦只得听取了张良的劝告,从而赢得了百姓的支持。

当然,表达自由不仅仅是发表令人难忘的演讲。它还包括信息的自由流通。不受约束、不受限制地获取信息对社会的现代化和发展进步至关重要。在中国这里,我们在过去几年已看到信息的自由流通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所能起到的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让我们首先看看环境问题。在北京,大家都知道空气质量很差,但不知道到底有多差。住在这里的美国人对此感到关切,并想要了解有关他们所呼吸的空气质量的信息。为此,美国大使馆(U.S. Embassy)开始提供PM 2.5小时读数,供居住在北京的美国人使用。这一信息最终达及更广泛的受众,并帮助中国民众在网上及通过其他渠道就他们的国家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善空气质量展开公开讨论时做到知情。

不久后,北京和中国其他主要城市相继开始监测并公布自己的PM2.5数据。在最近几个月,中央政府和北京政府还为此进一步制定了改善空气质量的综合性计划。

信息的自由流通还对改善治理,特别是打击腐败祸患至关重要。我对普通中国公民在过去几年中利用因特网举报涉嫌的腐败事件印象特别深刻。在美国,我们也通过要求政府官员每年公开申报其资产来打击贪污行为。要求必须提供这一信息使收贿受贿和其他腐败行为更难以藏匿。

在中国这里,一直有人呼吁对中国官员提出类似的要求。美国政府尤其关注呼吁变革的人中有些人现在正受到起诉,他们遭到打击报复是因为他们公开努力揭露腐败,而且因为他们以和平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还知道,观点的多样性和思想的自由流通对一个国家的成功从未像在今天这个因特网时代这般重要,这个时代尤其适于创造和创新。副总统拜登(Biden)上个月在北京说过,创新在人民能够自由呼吸、自由讲话并能挑战正统的地方会生机勃勃。它在报纸能够无后顾之忧地报道真相的地方会生机勃勃。我们现在在上述一些问题上存在很多分歧,其中包括对待美国新闻记者的方式。但是,我和世界各地的很多人都相信,如果中国尊重普世人权,它将会更加强大、更加稳定、更具创新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上网,自由发表他们的想法,网络对所有人,对使用者和社会都更具价值。但如果人们不能自由地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或参加网上讨论,那么因特网的潜能将永远不会全部得到发挥。因此,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当能够在因特网上表达他们的想法,并利用因特网进行辩论及讨论话题,即使他们所说的话可能不受欢迎,即使他们所说的话可能被一些团体或个人视为敏感言论。

网上信息的自由流通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已变得日益重要。在这样的世界里,最紧迫的问题不受国界限制;当任何一个国家设置壁垒时,所有国家都会受到损害。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尤其是这样,例如可能快速地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的传染性疾病,以及在这个全球贸易时代的食品安全问题。

总而言之,法治和言论自由对各国向前推进及取得进步至关重要。身为一个美国人令我感到自豪的诸多因素之一是,美国人民通过我国世代人民的努力,不断地争取使美国更接近达到我国宪法序言中所阐明的缔造“一个更完美的联邦”的理念。

言论自由和法治是这一理念的主要支柱。它们有助于造就团结、爱国、坚信自己的权利而且投入于自己国家的未来的一国人民。

中国前程似锦,但要发挥其全部潜能将取决于保持中立并受到尊重的司法体制、活跃且克尽职守的律师、明智的领导层,以及对法治的尊重。这还将取决于对宪法所保障的所有人的言论自由的尊重、开放的因特网,以及广泛知情并愿意就如何最好地为中国建设一个稳定且不断进步的未来而展开不受限制的对话的公民。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健康和进步都至关重要。

请让我祝愿大家马年好运、快乐。

非常感谢大家。


 
16   [dokknife 于 2014-02-24 14:42:17 提到] [FROM: 72.]
中央巡视组敲打新华社:隐匿收入虚列支出

2014-02-24 10:57:16 新华网


  2月24日,中央第二巡视组向新华社反馈巡视情况。巡视组组长李景田代表巡视组作反馈。新华社党组书记、社长李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2013年10月30日至2014年1月10日,中央第二巡视组对新华社进行了巡视。巡视组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这个中心,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作为主要任务,广泛开展个别谈话,受理群众来信来访,调阅有关文件资料,深入了解情况,顺利完成巡视任务。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听取巡视组的巡视情况汇报,并将巡视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出汇报。

  李景田指出,新华社能够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重视民主集中制建设,努力健全完善党风廉政建设有关制度规定,认真开展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巡视中干部群众反映的主要问题是:在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工作力度和责任追究力度不够,反腐倡廉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待进一步增强,一些部门和单位存在隐匿收入、虚列支出等问题;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加强作风建设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不够坚决,存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在执行民主集中制、选拔任用干部方面,一些重大问题集体研究不够,选拔任用干部酝酿沟通不够,选人用人不尽合理,人事档案管理不严;在推进多元运营体制创新方面,采编系统、营销系统、市场化运营系统存在党企不分、事企不分现象,容易诱发腐败问题。同时,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和有关部门处理。

  李景田代表巡视组提出三点意见建议。一是要正确处理运用市场化手段发展全媒体产业与坚守党的意识形态主阵地的关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确保更好履行党和人民的喉舌、耳目等重要职责。二是切实加强全系统党建工作,严格执行党的组织制度,严明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和财经纪律,坚决纠正“四风”,严格干部问责。三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驻社纪检组监督职能,进一步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和责任追究力度,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李景田强调,新华社党组要严格按照中央要求,高度重视巡视反馈意见,特别是对指出的问题,要深入剖析,分门别类落实。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抓早抓小,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对巡视整改落实情况,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将适时组织开展监督检查。

  李从军表示,中央巡视组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是巨大的鼓励和鞭策,指出的问题不足和提出的意见建议客观中肯,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新华社党组将认认真真、不折不扣地抓好整改落实。

  李从军强调,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要结合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明确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打造集成服务、推进新闻信息生产传播模式转型升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二要扎扎实实抓好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要把积极整改中央巡视组反馈的问题和不足作为全社的一项重要工作,高度重视、制订措施、明确责任、落实到位,确保尽快取得实实在在的改进成效。三要始终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始终坚持政治家办社和党性原则,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四要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机制化、长效化。要将抓好巡视组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与巩固深化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结合起来,坚持不懈纠正“四风”,着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改落实,加快形成作风建设长效机制。五要坚定不移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勤政廉洁的良好氛围。六要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宣传报道水平。加强组织指挥和统筹协调,集中优势资源和力量,积极运用集成服务理念,充分发挥多媒体、多终端、多语种优势,深入做好中央关于反腐倡廉工作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和巡视工作的宣传报道,为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

  中央第二巡视组副组长董宏,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及巡视组有关成员,新华社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办公厅、人事局、驻社纪检组、监察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7   [dokknife 于 2014-02-23 15:58:44 提到] [FROM: 72.]
贫富悬殊 中国10%富人拥63.9%资产

2014-02-23 09:05:21 世界日报

  中国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2日公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家庭资产的分布严重不均,10%的最高资产家庭,拥有了全国63.9%的资产。

  根据该中心的调查数据,2011年到2013年中国家庭资产增长19.6%,其中房产增加26.8%,中等资产阶层各类资产的增长对总资产增长贡献最大的是房产,贡献比为76.8%。

  如果按家庭资产(包括房产)作为标准,中国最富裕的前5%家庭资产标准至少为人民币262万9900元(合43万1936美元),前1%家庭资产标准至少为739万3500元(合121万3500美元),即家庭资产超过739万3500元的家庭为中国前1%资产最高家庭;如果按家庭收入作为标准,前5%家庭的年均收入至少为45万2100元(约7万4218美元),前1%家庭年均收入则为115万1700元(合18万9018美元)。

  在致富原因方面,资产前1%的富裕家庭中,56.1%的家庭是通过创业致富,前5%的富裕家庭中37%是通过创业致富,而从全国来看则只有14.1%的家庭是通过创业致富。从地域分布来看,中国最富裕的前5%高净值家庭中,有78%的富裕家庭集中在华东地区。

  报告显示,中国家庭中,有34.7%的家庭参与了民间借贷借入,12.3%的家庭有民间借贷借出行为;资产前5%家庭20.2%参与民间借贷借入,27.4%家庭有民间借贷借出;资产前1%家庭20%有民间借贷借入,37.9%家庭有民间借贷借出。由此看出,参与民间借贷借出的比例随家庭富裕程度递增,借入行为则为富裕程度递减。

  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全国有166万户家庭参与民间有息借出资金,总规模达7500亿,平均利率36.2%,户均借出45万元。其中,有42万户家庭的借出款为低息借入、高息贷出,户均贷出55万元,总额达2300亿,他们以平均7.5%的利息成本从银行借入,然后再以平均36.6%的利息借出。

  数据还显示,正规金融越发达,民间借贷的比率就越低,民间借贷家庭资产负债率高与正规借贷家庭,甘犁称,这也说明了民间借贷的风险大于正规借贷的风险。
 
18   [dokknife 于 2014-02-21 14:18:27 提到] [FROM: 72.]
流亡作家余杰《中国教父习近平》出版再受阻(图)

文章来源: 纽约时报 于 2014-02-20 20:26:00 -

流亡作家余杰不看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其等待出版的新书中,余杰把习近平描写成一位受一种危险组合驱动的强盗政客,这个组合就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感以及威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冲动。



中国作家余杰2012年在华盛顿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

余杰的声讨大作《中国教父习近平》不可能在中国大陆书店上架,这不足为奇。但是,现居维吉尼亚州的余杰说,在香港出版该书的计划也遇到了令人担忧的阻碍,自从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这个自治行政区一直保留着言论自由的健康传统。原计划出版该书的一位香港出版人在访问中国大陆时被捕,现在余杰说,第二位出版人在接到一个威胁电话后,也已经放弃了出版计划。
余杰在2012年初离开了中国,那之前的好几年里,他受到愈加严厉的监控,也遭到警察和政府雇用的安全人员的骚扰。他说,他新书的命运反映出中国政府对作家和出版人,包括香港充满活力的独立出版人和书店在内的群体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余杰过去曾出版过谴责中国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前任总理温家宝的类似书籍。

余杰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如果这本书不能在香港出版,这至少说明香港的出版和言论自由正在倒退。我认为习近平的整套手段就是对内压制、对外推行扩张主义,所以中国越来越像一个法西斯国家。”

最早同意出版《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的香港出版人姚文田在一次访问大陆时被捕,罪名是用贴虚假标签走私多瓶工业化学品。但是,他的儿子姚勇战(Edmond Yiu)说,他认为当局逮捕父亲的真正原因是因为父亲的出版工作,其中包括余杰的这本计划出版的书。

香港的另一位小型出版商武宜三后来答应出版该书,余杰说,这位出版商最近接到一个令人恐惧的电话,改变了主意。余杰说,他认为这个电话是北京的安全官员或是在他们授权下打的,但他说没有确凿证据。记者多次给出版人武宜三打电话,还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都没有得到回复。据余杰称,武宜三说不会再就此事进行公开评论。

余杰援引武宜三的一封电子邮件说,武宜三“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非常清楚地说,北京(该人没有说他来自政府,也没说是来自那个部门)认为这本书的内容高度敏感,绝对不能出版。”

“传达的信息是如果他坚持出版,那么他的人身安全以及他家人的人身安全就得不到保障,“余杰说,“他的妻子因此非常担心。他的妻子坚决反对出版这本书。”

余杰说,他仍希望能在香港找到一个出版商,也许那些与中国大陆没有商业往来、或在大陆没有易受伤害的家庭关系的出版商中有人会愿意出版。他说,如果这也行不通的话,也许一位台湾出版人会在台湾出这本书,并准备一个在香港发行的版本。

很多在香港出版的关于共产党政治的书籍被大陆游客购买并偷带回大陆,尽管执政的共产党靠审查和海关检查来维持领导人的绝对正面形象。如果余杰的书得以出版,读者将读到一份对习近平毫不保留的负面报告。这部书的名字受习近平一句话的启发,习近平曾说自己年轻时看过电影《教父》,那是一部由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执导的描写纽约黑帮老大及其家族的著名影片。

余杰在发来的电子邮件中给了该书的一段节选,他写道:

“好莱坞的电影《教父》是习近平的政治学习指南。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黑帮,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是中国的教父。”

作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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