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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给官员们讲政治:刚性稳定是潜在危险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0-10-24
更新时间:2010-10-24
浏览:53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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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给官员们讲政治:刚性稳定是潜在危险


                         作者:周华蕾

  一位干部趁上厕所的间隙,向于建嵘表示理想不能与现实接轨的矛盾:“你太伟大了,敢坚持用自己的眼睛看问题,也不怕被人陷害,你是学者,我是个小官我怕。”

  于建嵘:“你们如果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的!”公安局长中有人站起来鼓掌。

  换了头些年,于建嵘说什么也不情愿给领导干部们讲课。身为社科院农村问题的专家,他和许多同事一样,觉得效果不佳。倒不如埋头做他的学问,多走访几个乡村,多接待几个上访的兄弟姐妹来得实在。

  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拐弯,是在2009年某次中央党校的课堂上。那次课程安排纯属偶然,围绕“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的宏大命题。当面对几十名省部级高官,一桩桩摆出杨佳、邓玉娇、瓮安、石首和上访村的时候,于建嵘感到听众的情绪明显不一样了。下课了,高官们呼啦一圈围上来,争论汹汹。

  又一次,浦东干部学院请于建嵘给基层干部讲课。事关群体性事件、拆迁和信访一票否决,六十多个县委书记显然更有切肤之痛,中途3次全体起立鼓掌,这自发而持久的掌声让浦东干部学院的老师也惊讶了。

  过去,于建嵘常常得到“喜欢到处乱讲话”、“脑子里少根筋”的评语。

  2004年起,他主张弱化乃至撤销信访制度,他在调查报告里说,在当时“信访形势一片大好”的舆论中说,当着国家信访局的面更是说。此后,他沉寂了好几年。

  孤独了许多年,终于,这位用脚行走的草根学者意识到,在学界逍遥的唇枪舌剑之外,原来整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干部们才是最积极的学生。

  于是现在于建嵘整日飞来飞去,2010年10月14日飞太原,15日飞北京,19日飞广州,21日飞杭州,专门给官员讲课,忙得陀螺一样团团转。

  讲台上的于建嵘依然“轴”得厉害。他会习惯性地以“我农民”、“我们老百姓”自居,然后食指指着台下说,“你们这些当官的”。

  尽管被骂得很惨,“学生们”也不恼,反倒是欢迎“能说真话”的于老师,甚至会“连上厕所都不舍得去”。课堂上,他们有时笑,也叹气,有时掉眼泪,还有时候激动得一拍桌子、说改革就改革了。

  “这些问题,党委开会也经常讨论”

  一位干部趁上厕所的间隙,向于建嵘表示理想不能与现实接轨的矛盾:“你太伟大了,敢坚持用自己的眼睛看问题,也不怕被人陷害,你是学者,我是个小官我怕。”

  2010年10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B105教室,聊城市中青干部培训研修班。

  于建嵘灰衣站在讲台上,黑框眼镜,有几缕乱糟糟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了,贴在前额上,浓重的湖南腔。

  他说到群体性事件。从1996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90起增长到90000起,翻了近十倍。放视频:石首抢尸事件,一面是绿森森的武装和盾牌,一面是灰蒙蒙的嘈杂人群,你一块我一块地往武装部队扔石子。

  学生们把弓起的腰直了起来。

  他说到个体极端事件与社会稳定,放PPT……

  台下有细碎的交头接耳。

  于老师说:“我今天再次提醒你们,你们不要随意去侵犯老百姓的权利,假如要搞拆迁什么的,你千万不要冲到最前面,你走到最后面,能不去千万别去,宁愿官当小一点,你不要吹牛皮,假如为这个事,老百姓把你打死了,我告诉你白死,没有人敢把你追认烈士,因为只要追了,全国网民会把你骂死的,(网民)会把你的领导搜出来,把他变成贪官。”

  学生们笑。这样的言论卓有成效,于建嵘自豪的是,前不久山西一个市委副书记电话他,抱怨说当地干部没人肯去拆房子了,说于教授说的,死了白死。

  他说到泄愤性暴力,2010年3月23日的南平血案,“反社会心理可怕的传染”。放PPT:老百姓高举标语,“杀贪官英雄,杀孩子狗熊”。随后PPT切换:一所粉红色尖顶的幼儿园,漂亮得像积木,栅栏前是市民自制的横幅,“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

  学生们爆笑。有人叹口气摇头,还是忍不住笑了。

  炮轰信访制度时,于建嵘放他当年入驻上访村45天拍摄的纪录片:背景音乐是《二泉映月》,有大量图片资料,最后是访民自编的《上访愁》,边哭边唱。

  纪录片放映近十分钟,后两排的干部都站了起来,从头看到尾。一位紫衣短发的女干部从包里掏出餐巾纸,抬起眼镜,擦了擦眼睛。

  “这些问题党委开会也经常讨论,只是没这么尖锐,没这么全面,没这种高度。”一位年轻干部说。

  课间休息的时候,一群学生围上来要于建嵘的名片。

  一位干部趁上厕所的间隙,向于建嵘表示理想不能与现实接轨的矛盾:“你太伟大了,敢坚持用自己的眼睛看问题,也不怕被人陷害,你是学者,我是个小官我怕。”

  在课上对着“学生”开骂

  宜黄自焚事件发生后,10月上旬,江西省抚州市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发传真,再三要求于建嵘教授去上一课,价码随便开。但好说歹说于建嵘就是不同意,“当地都是些贪官污吏,把老百姓的房子拆了,逼得人自杀”,他怕自己情绪失控,戳着他们鼻子骂娘。

  大多数时候,于老师是尖锐但始终和蔼可亲的。他既了解“你们这些当官的”,又循循善诱,他举例说,惹事了,千万不要说自己是当官的,一定要说,“兄弟,我跟你一样下岗了”;实在要抽好烟,记得换个便宜的烟盒子,免得像周久耕被人肉搜索了;当然,最好也不要写日记。

  于建嵘认为,“现代科技解构了中国政治生态”,他在PPT里给上访者张居正的礼物来了个特写——表面上看是一支钢笔,实际上它是一个针孔摄像机。而这高科技设备只花了273块,在北京中关村海龙大厦四楼买的。

  他说:“今天中国没小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建议你不要发怒,不要去骂老百姓,不要去耀武扬威,因为一不小心你就麻烦大了。一旦骂了,有录音,有录像,他把你一上网,贴个标签,说‘史上最牛某某主任’(职务应学生的身份而变化),你领导一定要你下台。”

  学生又笑。

  可是,遇上点名批评,学生们就笑不出来了。

  有回在河北行政学院讲课,向来对拆迁有话说的于建嵘一时来了劲头,提起河北的“三年大变样”、“大拆大建”,痛骂一通,院领导吓得脸色铁青,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再请他。还有一次是在辽宁某市,数年前调查黑恶势力渗透农村时于建嵘曾经来过这里,便拿当地树了靶子,一口气说了好多问题,市委书记面子挂不住,放学后饭都没吃就走了。

  后来于建嵘反省自己,何必闹得大家都不畅快呢,就换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调侃,“你们某某地我搞了大量黑材料,搞得我不高兴就公布出来。”

  这并非讲笑话而已。于建嵘在京郊农村的四合院里,特辟了一间“黑材料”房,满满两面靠墙的书柜都是按地区归档的群众举报信,覆盖全国2860个县。某种程度上,这些档案是一个地区社会稳定的晴雨表——早“瓮安事件”四年,2004年底,他就收到过瓮安逾千群众关于征地的举报信。如今,这些举报信已经四五万封了,数量仍在扶摇直上。各地访民隔三差五登门拜访,有时大清早5点就来拍门,于建嵘照单全收。

  心中“冤气”愈是沉重,就难免控制不住脾气,在课上拿着“学生”开骂。实在不爽,于建嵘就直接“罢课”。

  宜黄自焚事件发生后,10月上旬,江西省抚州市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发传真,再三要求于建嵘教授去上一课,价码随便开。但好说歹说于建嵘就是不同意,“当地那些官员,把老百姓的房子拆了,逼得人自杀”,他怕自己情绪失控,戳着他们鼻子骂娘。

  即便专拣不好听的说,学生仍是觉得,“总之,一句话两个字:过瘾”。邀请函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在北京朝阳区党校,于建嵘已成为“头牌”——三四十名教师里,学生给他的考评分排名第一,每逢中青干部和处级以上干部开课,必请于建嵘。

  上海政协一位干部对于建嵘说,听了你的课,突然觉得可以喘气了,因为你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刚性稳定是潜在危险

  “你们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的!”公安局长中有人站起来鼓掌。

  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判断,于建嵘的观点有二:其一,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其二,刚性稳定是潜在的危险。

  私底下,不少干部向于建嵘描述了一种“铁屋里加热”的焦虑。他们也在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

  上个月,给某地级市科级以上干部授课时,于建嵘再次炮轰信访制度。下课后,人都散了,当地的信访局局长激动地走上台,说着说着,忽然大哭起来。他说“两会”那会儿,他就天天穿着小马甲,守在最高人民法院门口截访,来一个本地的访民他就截走一个,不去也没办法,领导会认为对“两会”不够重视。但他打从心底里难受,觉得这活不是人干的。

  2007年,捆绑了“领导一票否决制”后,信访制度衍生出销号、“安元鼎”的怪现状。社会舆论的指责不休,基层干部也困惑,“每到重大节日,就通知公安干部们值班,这两年任务特别重,对干部也是负担。”湖南一位县委干部说。

  10月10日,于建嵘到江西南昌给所有的公安局长讲课。放完“非法上访一次拘留二次劳教三次坐牢”的红色横幅,他愤怒地搬出了并不合符科学的因果论:“你们如果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的!”

  公安局长中有人站起来鼓掌。

  其中一位公安局长给于建嵘发短信表示感谢。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希望隐去姓名和职务,尽可能不出头,不多说话。他说最近手上事太多,还没有认真地回味和消化于建嵘的课程,这主要是提供了理论的指导。而该辖区的群体性事件已呈大幅下降的趋势,他并不感到痛苦和压抑。

  也有人直率地对于建嵘说,“你反正不做实践活动,道理都对,但生存是基础”,说到底,每个人都只是国家机器里的一个零部件。

  于建嵘理解这多年来惯性的运转。他说到矛盾重重的司法:曾经一位湖南省高院的法官说,我们是“有良心没办法”,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

  于建嵘说:“假如市委决定要搞一个重点工程,拆老百姓房子,老百姓到法院去告,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法官,你肯定不敢立案,立了案你肯定不敢判,要判你也不敢依法判,因为只要依法判,你这个人就叫不懂政治。

  他认为,只有解决了司法制衡,约束基层政府,才能解决今天的刚性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官员们豁然开朗

  于老师准备在2860年县委书记里拿清单,专找四十多岁的学生,“改革就从他们开始。”

  于建嵘湖南人,1962年生。

  他曾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整整八年。父亲当过打游击的共产党官员,“文革”来了被打成“土匪”,一家人都被撤销了户口。没有粮票,母亲就去粮站扫垃圾米,攒给一家人做饭;没有布票,母亲就把麻布袋染黑了做布料,找盲人裁缝给他做外套;当他开后门获得了旁听的机会,穿着这件“最好”的外套来到小学教室里,被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班长认了出来,她高喊着命令同学把这个“黑人”拖了出去,衣服也撕烂了。

  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思索:怎样让子孙后代免于“黑人”的恐惧?他立誓关注底层人群。

  他在课堂上一次次提出,社会和谐的基础,是明确的权利、有权威的司法制度、真正的代议制度和开放的媒体。

  这样疾呼的结果,也不全是无奈。

  他的老家湖南长沙,中秋节前出了一件事。当地治疗网瘾的“倍腾学校”里,三名教官打死了一名入学仅3天的少年。学校想让官方帮忙捂盖子,要求不让媒体报道此事。于建嵘的课让当地有了思路上的转变。宣传部门告诉学校,“突发事件后,不要躲躲闪闪的”,这种情况不允许,应该及时公布官方权威信息,让谣言止于公开。

  事后,当地长沙县宣传部副部长马博向于建嵘发短信致谢:豁然开朗。

  讲了这么久,于建嵘总结,30多岁的干部不敢冒险,50多岁的干部要退休了也干不动了,倒是接近50岁的干部,干成功了或许提拔,干不成功也无所谓。

  最近,总理温家宝发出“推动政治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的言论后,于老师准备在2860个县委书记里拿清单,专找四十多岁的学生,“改革就从他们开始”。

□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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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3条评论
1   [USMedEdu 于 2010-11-07 20:16:01 提到] [FROM: 24.]
罗思启:《潇湘晨报》事件——思想不合作
                            


最近有两个事件引起我的注意。一个是《潇湘晨报》事件。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湖南长沙《潇湘晨报》出了个系列专辑。第一集的题目是:《天朝垮台前,利益集团已经丢尽了它的脸》。文章这样开头,“某个暴躁的士兵开枪后,武昌起义爆发了。这是99年前的一起偶然事件。”

曾读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另外一个偶然事件导致了武昌起义。新军某连长,因为撒了一泡尿,违反了军纪,要受处罚。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开了第一枪。文章的结论是,满清是被一泡尿撒垮的。这个历史故事,有些演义成分。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但是,故事却反应了历史的逻辑。

“如同一切宏大的历史,偶然事件的背后,一定是必然的逻辑在作用。”《潇湘晨报》龚晓跃副总编辑在专题卷首语“所谓天下大势”写道,“为了一朝一姓之私利,满清统治者选择的封闭。”“清廷越处处修墙,人民就越善于翻墙,‘面壁十年图破壁’。这近在眼前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翻墙者对抗修墙者的历史,修墙者的心魔之墙高到一尺,翻墙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涨一丈。”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这个国家及其国民的愿望,可以归总为‘宪政’二字。国家求宪法巩固根本,国民盼宪政确保权利。一百多年来,国人对于宪政的追求,未尝隐匿,无需害羞,只要阳光照得到,就必定反射在人间。宪政者,人民通向理想祖国之大道也。”

这样的言论,出现在主流报纸,说明一些知识分子对满清的垮台,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用笔表达对主流话语权的颠覆,用自己的行为表达“思想不合作”。

另外一个事件是“李刚门”事件。

“我爸是李刚”,经由媒体的传播,成为这个时代最具讽刺的隐喻。对于群众真正关心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涉及人权方面,涉及到贫富之间的冲突或者权贵与民众之间的冲突的问题,“主流”媒体的一贯做法是刻意掩盖。任何对权力不利的消息,宣传部门通过新闻封锁、舆论导向,加以封杀。体制内的人员,也从维护个人的利益的角度出发,按照思维和行动惯性,对李刚门这样的新闻加以封杀。

在看似铁板一块的媒体中,也出现了思想不合作、行为积极抵制。体制内的一些记者、编辑,开始不合作行动。广州律师唐荆陵说,“在这种不合法的、损害人民权利的禁令下,会有比较勇敢的记者、编辑不合作,把这个事情报导出来,这样我们比较容易看到这个非法权力的运作,是如何蒙蔽人民的眼睛的,可以看到这个过程。”通过《潇湘晨报》对辛亥革命纪念和一些媒体对李刚门事件的传播,可以看到,思想不合作已经变为积极的行动不合作。

思想不合作启蒙运动已经萌芽。思想不合作,是行动不合作的前提。历史上的不合作运动,都不是来自子虚乌有,而是开端于先知先觉者的思想启蒙运动。需要一个从思想开始的不合作的启蒙运动。思想启蒙运动,阻止“主流”思想的惯性传播和感染,产生思想不合作群体。当一个社会有了巨大的思想不合作群体,社会变革的条件就具备了。

□ 读者投稿

相关链接:

借古讽今,潇湘晨报遭整肃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7278

 
2   [USMedEdu 于 2010-11-03 20:21:47 提到] [FROM: 24.]
艾未未以“河蟹宴”告别被强拆的工作室


   记者:陈苏

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上海嘉定区刚刚竣工的工作室将遭强拆。艾未未表示,他将于11月7日在这座还没有使用过的工作室里举办河蟹宴,邀请大家观赏他曾花费巨大心力设计、并建造起来的工作室。

北京艺术家艾未未被网民称为“艾神”,他的名气在国际间如日中天。不想,这位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在中国却像全国各地无数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一样,不幸遭遇“强拆”滑铁卢。

*遭遇强拆后的幽默应对*

曾经参与北京地标建筑--鸟巢设计工作的艾未未以他幽默、调侃的方式处理其上海工作室被强拆一事。艾未未对美国之音说,很多朋友听说他要去上海,就向他表示,希望也能到嘉定去看看这座建筑,并告别这座建筑,以围观“一个中国最坚硬的艺术家工作室将不再复存在”,所以他决定举办一个河蟹宴。

艾未未说:“因为这是深秋,是吃大闸蟹最好的季节了,所以我请大家吃当地的一道名菜。”

在中国网民用语中,“河蟹”是“和谐”的谐音词,用来调侃中国当局全力打造的和谐社会。看来,艾未未以吃河蟹来表示他的上海工作室被“和谐”了。

*被另眼看待的艺术家,被另眼看待的工作室*

艾未未在讲述其上海工作室要被强拆一事的来龙去脉时说,上海嘉定区几年前联系他,表示要建立一个艺术家工作室区域,邀请他加盟,以带动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艾未未说,在当地政府热情、反复、再三地坚持邀请下,经过一番迟疑之后,还是决定加入这一项目。

艺术家项目是上海嘉定区马陆镇2007年规划引进的,向一些著名艺术家提供土地。艾未未工作室建筑面积1963平方米,用地面积3169平方米,已投入资金750万元人民币。

可是,艾未未在月前突然收到当地政府的通知书,说他的工作室是“擅自搭建”的“违法建筑”,要被拆除。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人民政府发布的告知书上写明的联系人是王金林。当美国之音问王金林,这个由当地政府操办的工程项目怎么会出现违法建筑的问题时,王金林回答说,艾未未本人没有自己去申请工程规划许可证:“这个建筑没有办工程规划许可证。这个是要本人申请,把资料给镇政府,镇政府再送区规划局审批的。”

*艺术家艾未未的“政治敏感”*

但艾未未说,他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违法”:“被邀请的艺术家有很多个,我是唯一一个被要求拆除的,还有另外一个和我一起被拆除的也是我做的设计。根据他们私下的通报说,这是因为我的政治上的敏感性。 ”

艾未未的所谓政治敏感性也许来自他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他就两年前发生的杨佳袭警案在网络上提出了很多置疑,并将他自己所做的有关调查过程拍摄成题为“一个孤僻的人”的录像,放在YOUTUBE上。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后,艾未未关注豆腐渣工程,收集死难学生的名单,却遭当地警方的拘留。艾未未在试图为共同参与收集死难学生名单的谭作人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事讨公道时,遭公安毒打至脑出血,去年为此做了脑部手术。

然而,艾未未就其上海工作室被强拆一事希望大家保持淡定。他在推特上说“如果无数的学校倒下,成千上万死去的学生至今没有一个名字,拆除个艺术工作室不是事。不要学杨佳,要淡定。”

与此同时,艾未未对美国之音表示,上海有关当局做出拆除他工作室以“和谐”掉他的决定其实也并不令人奇怪:“上海在司法和各方面存在这巨大的问题,这让我想起来冯正虎先生因为在维权问题上有不同见解的时候曾经被上海绑架,送到一架飞机上;前不久我们可以看到钓鱼执法,以执法的名义来牟取利益,直到一个河南人把自己的手指头切断,引起了网络上的议论,上海才不得不承认存在着大量的钓鱼执法。这是上海的一贯做法,就是以不正当的手段来掩盖和消解矛盾。”

*品尝大闸蟹,收获葵花籽*

艾未未是中国著名诗人艾青的儿子,他本人也享有极大的艺术家声誉。在英国艺术评论日前出炉的全球艺术家一百强名单中,艾未未从去年的第43名跃升为第14名,成为国际间排名飙升最快的艺术家。

伦敦现代艺术展览圣殿--泰特博物馆正在展出艾未未的展览“葵花籽”。一亿多颗手工制作的陶瓷葵花籽铺满了一个展览大厅的地面,参观者与艺术评论人士纷纷做出好评。

艾未未工作室在淘宝网上开通出售展品“葵花籽”的网站,但在一天后就被当局关闭。不过,人们仍然还有获得这些珍贵艺术品的希望。艾未未工作室通知,11月7日到上海嘉定区艾未未工作室参加河蟹盛宴的人,除了品尝菜谱上的一万只大闸蟹和老酒之外,还可以得到纪念品--陶瓷葵花籽。

□ 美国之音



 
3   [USMedEdu 于 2010-11-03 20:20:38 提到] [FROM: 24.]
罗思启:艾未未“河蟹宴”的意义

                            
艾未未艺术工作室,即将拆除。艾未未说,“拆除个艺术工作室不是事。不要学杨佳,要淡定。” 我同意他后一句话,但不同意第一句话。对比无名的死者,也许不是个事,但对于中国社会,强制拆迁及其泛滥,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大事。

作为艺术工作室将要被拆除的受害者,用河蟹宴将这件事变成一个大型的行为艺术,是艾未未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做的最好的选择。如果说拆除艺术工作室是个丑陋的行为,使这个拆除行为“千夫所指”,并且留下“千载恶名”的一个好办法,是以理性的行为艺术,把它表现出来。丑恶之所以丑恶,是用良善的比较,才能看出来。

艾未未的“河蟹宴”行为艺术,是在中国文化和艺术史上定格的表现和衬托中国地方政府不合理的丑陋的拆迁行为的“美丽的行为艺术”。

如果只是从这个角度和层面看艾未未河蟹宴行为艺术,还没有理解其实质。任何行为艺术都有清晰的明确的价值取向——反映河蟹宴背后的真正的、深层的意义。

艾未未河蟹宴的意义在于,他用“吃河蟹”的行为,宣扬“非暴力、不合作”的抗争手段。中国历史有太多暴力抗争,缺少“非暴力,不合作”实践和传统。如果艾未未能将拆除艺术工作室这件事,用一系列的“非暴力、不合作”的行为艺术表现手法,推出系列的类似“吃河蟹”这样的行为艺术,那么,艾未未就将行为艺术升华为思想启蒙活动。

社会的变革,往往从思想和文艺启蒙开始。艾未未河蟹宴的行为艺术,是“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在中国的启蒙实践。为了使这个行为艺术达到更大效果,建议艾未未在世界各地巡回推出“河蟹宴”系列行为艺术。把中国地方政府的野蛮拆迁,通过全球“河蟹宴”的行为艺术,写在中国文化和艺术史上。

□ 读者投稿



 
4   [USMedEdu 于 2010-11-02 13:13:23 提到] [FROM: 142.]
千页:中国政改的空想和误区——不注重具体



最近政改的议题又热起来了,上有温总理访谈,下有刘晓波获奖,网上相关文章不少,小民也来凑个热闹,也来谈谈看法。有些知难而进。因为政治的事不象经济,不能张着嘴乱讲,会出人命的。历史上谈政改,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阻力重重,代价巨大,上到总书记罢官软禁,下到平民百姓杀头坐牢,八九年的事至今都没完。可是一提经济改革,事就好办得多,成果也大,大概很少有人质疑三十年在经改方面的成果,可以用举世瞩目、举世无双来形容。

为什么经改容易政改难?仔细想想,这难一定有难的原因,容易也一定有容易的说法。

先人们早就说过,人为之必有所求。求就是动机需求,归纳起来不外乎信仰、利益和嗜好。利益是最好理解的,有利可图,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之。有吃有穿,有房有车,灯红酒绿,谁愿意过靠粮票布票为生的苦日子?所以尽管刚开始有不少阻力,可一但动起来,这经改还真是势如破竹,一发不可收拾,发展到今天,不但猫论提早在经济领域落实,更甚者发展到今天官家逼民改,你不搬家我就强拆,人命都闹出来了。看来,经改是顺应了官心、民心和人性,改和不改两重天。

这政改就不一样了,首先叫法不好,政治体制改革那不就是要改制吗,改得少叫改革,改得多就是革命了。看看古今中外历史上改制的有容易的吗?没有。从博仪的帝王制到孙中山的共和制死了多少人;再从蒋到毛的专制又死了多少人,即便是毛在世时,为了是"左"还是"右",姓”资”还是姓”无”就不知道折腾了多少年,搞出多少冤假错案来。

再说这政治不象经济可以用个数来衡量,经改了后收入增加多少,亩产增长多少,GDP增长多少,容易判断。可这个言论自由啦,竞选主席啦,多党制啦,三权分立啦就不好说了,没有评判标准,而且在中国没有实行过,改了不好怎么办,很多人有顾虑,就是怕乱;对于制度这东西,人性上可不是喜新厌旧,而是具有强烈的怀旧感,稳定感,不到没饭吃的地步,谁又愿意动荡呢?就连美国这么民主富裕的国家,搞个医改,给没有医保的儿童上保那叫难啊;给美国黑人自由和民权,给妇女的选举权那叫难啊;当年要中国男人剪辫子,那叫个难啊!就是到了帝制被推翻后的一百年的今天,仍然有人想恢复皇朝,哪怕仅仅是名义上恢复也行,仿照日本的天皇或英国的女王。也就是说,政改的利益指标不明显,有时难以分辨好处坏处。

而且政冶这东西又和信仰挂钩,和意识形态相连,难办啊。大家都有体会,和信教的人争论是非是没有赢的时候的。信上帝的都得了上帝的福音真传了;信轮子的只想着升级上层次;信马列的当然也是泾渭分明,刀枪不入的。要政改,还要照着别人的改,别说改信仰了,就是一个上帝下的不同教派还互不相让呢!

即使是说小改吧,也不容易。过去几十年国务院下的机构精简就搞了好多次,涉及权力乌纱帽啊,哪次容易过?改来改去结果如何,还不是部改委,委改办,局级部级干部越改越多,图章越改越多,效率呢,照旧,过几年机构又膨胀起来,只好再来一次。

另外,中国的情况和欧美日本又不一样,中国是党政双线制,党还高政一级,都拿国家俸禄,你要学西方党政分开,党的干部不拿国饷,这些干部还不反了?

其实,有些事不是能不能做,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要花多长时间多大的代价、以及什么结果的问题。政改就是这样。如果说美国的真正的普选和平权的实现用了两百年,你也别指望三五十年在中国或其它国家搞成。还是那句话,慢慢来,顺应民心,大多数人安于现状,有财发,有钱花,有楼买,有盼头,生活水平上去了,教育程度提高了,对权利的要求自然就上去了,到那时,可能不是民要官改,而是官逼民改了。

在谈论政改的时候,与经改对立起来也不可取,因为经改本身就涉及了政改,有些经改措施就是政改。你说这个劳动法是什么,它既保障劳动者的经济权益,同时也保障劳动者的政治权益,以前有吗?没有。所以它是政改内容。同样,土地法、户籍法都是政改内容。当然,改革程度够不够,以后怎么发展完善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谈政改,要具体,要有针对性,要有细节内客,太过笼统地说要政改,要三权分立,那就是要改朝换代闹革命了,那就是造反,行不通的,哪个社会都行不通。当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目标很清楚,非暴力,争平权,什么平权,就是坐公交车的权力,上公校的权利,上公厕的权利,自由迀移、平等就业的权利等等,不空谈什么主义,不谈国体政体改革,你白人有的权利我也要有。如果黑人喊着要推翻白人统治那白人干吗?不会干的。中国的情况也一样,如果刘晓波要的东西连总书记、国家总理都做不到,都没有,那就困难了。可能有两种请况,一是这东西可能只适合于西方,而根本就不适合于东方,不是普世原则,是生搬硬套;二是火候未到,小学生作大学生作业,拨苗助长。前者就象热带移来的树种到北方,水土不服,温度不对,种了也会死的;若是后者的话,那就要有耐心,该施肥的时候就施肥,该浇水的时候就浇水,秋天到了自然就爪熟蒂落了。生活水平到了,教育程度上去了,要求自然就高了。

一句话,别一谈政改就往言论自由、三权分立以及普选上扯,你就谈谈具体的问题。言论完全自由连美国都做不到,否则翟田田也不会因为打几个电活就以恐怖威胁罪被起诉了。美国宪法明文规定宗教、结社和持枪的自由,可是,当德州的大卫教派武装自成王国,联邦政府照样用坦克烧平碾平。所以在政改的事上多谈具体权利和议题,少喊空想口号,更别想着跳进改朝换代的误区。

以下列出一些突出的政改具体议题,先把这些事搞定再谈别的吧:

--民工、农村人争取与城里人平等的权利;

--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特别是妇女就业要反性别和年龄歧视;

--党外人士争取与党内人士在升职、待遇上的平权;

--建立中央政府直属地区巡迴法庭,解决上诉上访问题;

--强化各级人大功能,增加人大会议次数和效率,加快各项新法制定和修订速度;

--修订劳动及劳工保护法,提高受雇者在薪酬、工会、罢工、健康、尊严等各方面权益;

--争取本国公民在赔偿、法律纠纷、就业、商务及税收等各方面享有不低于外国公民的权益;

--争取更多的公民知情权;缩短政府机密文件资料的解密时间;严格定义国家机密范围;

--建立以人口比例为基准的人大立法代表名额制;防止决策层人员组成向发达地区倾斜;

--争取少数民族的平权;

……

□ 读者投稿

 
5   [USMedEdu 于 2010-11-02 13:07:16 提到] [FROM: 142.]
《求是》杂志撰文呼吁加强媒体控制


最新一期中共理论刊物《求是》发表署名文章,呼吁汲取苏联解体教训,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这篇题为“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的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在苏联演变和解体的过程中,新闻改革“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文章把当时苏联的所谓“舆论失控”总结为三个方面:脱离党的领导、负面报道剧增、停止干扰BBC等西方广播。

另一个和平奖

作者抨击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称苏联当时废止对文化宣传工作的行政干涉是“抛弃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放弃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文章还说,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使得报刊“大量刊登的揭露官场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腐化堕落以及社会上酗酒、吸毒、妇女卖淫等现象的文章”,从而“严重搞乱了普通民众的思想”。

作者特别提到,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指示苏联停止干扰BBC对苏广播,不久又相继停止对其它西方电台的干扰,并指出西方媒体的“蛊惑性、煽动性不言自明”。

文章还指出,戈尔巴乔夫“这个亲手搞垮苏联的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俄国落笔 中国着眼

文章结尾时认为,普京以后的媒体控制反而给俄罗斯带来繁荣和稳定,因此中国必须看到苏联的“前车之鉴”。

作者特别针对目前中国的新闻体制改革呼声为媒体控制辩护说,有人“攻击中国的新闻制度,鼓吹媒体民营化”,这“恰恰证明”中国的制度是“正确、有效的”。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教授黄煜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最近温家宝提了几次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反对这样的改革。《求是》杂志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一种反对的声音。

黄煜教授认为,在中共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一些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普世价值兑现。另外是比较保守的、左的、僵硬的声音,要求抓住舆论导向和权力的基础,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舆论不能开放。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经常反映中共内部偏左的声音,其前身是中国“文革”期间声名狼藉的《红旗》杂志。

□ BBC

 
6   [dokknife 于 2010-10-31 13:03:22 提到] [FROM: 142.]
世博会和谐理念背后的“很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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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2010-10-31 09:08:15

历时181天的上海世博会10月31日落下帷幕。官方的上海世博网说,上海世博会将通过弘扬“和谐社会”的理念,来贯彻“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然而在和谐社会理念背后,却不乏不和谐的杂音。


2010年上海世博会闭幕式于北京时间10月31日晚8点10分在世博文化中心举行。中国官方媒体说,上海世博会从5月1日开幕以来,刷新了159年来若干项世博会的历史记录。

这次世博会吸引了246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打破了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保持的17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的纪录。截止到10月30日,累计参观人数超过7,278万人次。打破了日本大阪世博会累计入园6,421万人次的纪录。

此外,上海世博会也是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世界博览会。

中国政府对2010上海世博会给予高度评价。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月31日在世博会闭幕高峰论坛上,形容上海世博会是一次“成功,精彩,难忘”的盛会。

参观上海世博会的大多数是中国内地的民众。据参观过世博会的民众说,为了参观热门展馆他们排队平均等候的时间是7个小时。上海世博会组织者说,世博会成为中国民众了解世界的窗口。

美国馆总裁马文涛(Martin Alintuck)对法新社说,上海世博会提供了巨大的外交机会。他说,有730万人参观美国国家馆,这个人数比美国使馆加上5个领事馆过去10年接待的人还多。

法新社的报道认为,中国借上海世博会向世界展示了其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

然而,在对上海世博会的一片赞扬声的背后,也有民众的怨声载道。他们抱怨世博会抬高了上海物价,让普通百姓不堪重负。有的维权人士和上访者世博期间被无辜拘押,甚至被带离上海市。一些维权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电话普遍被监听,有的说为了从长计议,不便接受采访。

上海市民、维权人士马亚莲对美国之音说,上海世博会带动物价飞涨,给普通百姓造成沉重负担。而且异议人士在世博期间受到打压。

马亚莲说:“我不认为,上海世博会属于我们中国人民希望看到的世博会。就上海来说,因为举办世博会,物价大幅度上扬 。造成上海普通老百姓在经济的承受能力非常吃力,而工资并没有长。所以,世博会召开对我们老百姓是个负担。另外就是,现在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严密监视。很多人都不能去看世博会。”

马亚莲说,她本人10月5日跟朋友一道买了票去看世博会,刚入场就被大批警察围住,她被带出展馆后,关进一家旅馆。10月18日被放出来,10月29日又被关进旅馆。马亚莲说,10月27日,又有10几个维权人士在世博会前面拍照时,被警察拘留。

徐金芳就是其中之一,她的丈夫王文正对美国之音说:“那天我太太到世博会去,在门口因为可能有好多冤民也在那边吧,他们也属于一种留念吧,去拍了张照片,警察就把他们都抓起来了。”

王文正说,到今天他也没有从警察那里得到拘留的书面通知。

上海的维权维权人士孙建敏世博期间也受到警方监控。他至今还被警察控制在浙江。他告诉美国之音:“我是9月20日左右被监控的。10月3日被放回,5日到世博会买了门票,进去了以后,一会就给他们逮住,一直监控到现在。”

孙建敏说,他现在被警察带离上海,在浙江监控。有民众说,上海世博会只是表面风光,做足了面子工程。

 
7   [USMedEdu 于 2010-10-31 12:43:54 提到] [FROM: 142.]
中国宪法不具备成为法律的必要条件
                           梁从诫

中国法律界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是一个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国家,我也曾认同这样的说法。但经过近几年的思考,我逐渐地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我现在的结论是: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宪法,因为中国的宪法不具备成为法律的必要条件,不能被称之为法律。

之所以思考这个问题,是基于我个人生活的经验。从小在母亲的严格教育下,我一直希望做个诚实的公民。但大学毕业后,我慢慢发现中国是一个根本没有诚信的国家,诚实的美德在中国完全不被欣赏,“老实人”这个概念在中国几乎成为一个贬义词。这是为什么?这样的问题长期困扰着我。我们当然可以从哲学、政治方面去分析中国何以走到这样道德败坏的地步,但因为我的专业是法律,所以我更多地从法律的角度去思考。从法理上说,我国也承认,宪法是最重要的法律,但中国的现实完全不是这样。中国的道德沦丧、诚信缺失和法律失败应该都和中国的宪法问题密切相关。

1982年的中国宪法,其全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种叫法本身就名不副实,而《中华官员共和国宪法》的名称也许更符合实际一些。宪法以及其它的法律,同道德准则、宗教规范、政治宣言等等有着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从而为界定法律的概念提供一种逻辑上的基础。

法律究竟是什么?法学家和学者们提供的答案应该有上百种之多,我没有能力给法律再下一个什么新的定义。同时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进行法治建设,在法律的定义和理论上奢谈创新,有没有必要也是一个问题。但我对法律做这样一个通俗的解释应该能够成立:法律就是对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并对不履行义务、侵犯权利的行为进行相应制裁的行为规范。这必然意味着任何法律都需要包含有关原告、被告、法院或类似主体的内容。没有救济措施的法律,就不是真正的法律。但可惜的是,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被政府侵犯时完全没有任何救济措施;中国的宪法被强权侵犯时没有任何人有办法去维护宪法应有的尊严。

任何人翻开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文本,都会发现这部法律分为五个部分:序言;第一章,总纲;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四章,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同时,中国宪法的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单位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但如何追究,宪法和其它法律几乎没有任何规定。这不免会让人发出这样的质疑:如果执政党、政府机构或个人违反了宪法;如果法律违反了宪法,行政法规违反了法律,地方性法规违反了行政法规,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中国的宪法对此居然不管不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六十周年了,从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以来,到今天连这样最基本的宪法问题都没有解决,中国人实在是脸上无光,中国的法律人尤其应该进行深刻的反省。

法律一般由法律规则所构成,而法律规则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中国法学界通常认为其包括假定、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个部分,缺乏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算作有效的法律规则。违反了我国宪法并不能产生任何实际上的法律后果,所以中国的宪法不是由有效的法律规则所构成,不能被视为真正的法律。

西方有这样的一条法律谚语:没有诉权,就没有法律。中国公民虽然在中国的宪法中享有广泛的权利,据说比美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还要多,但因为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仅仅停留在宪法文本上,没有任何国家机关对这些权利的边界做出过合理的解释,没有任何国家机关对公民的这些权利提供过实实在在的保护。当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被侵犯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法定程序能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而无救济即无权利,所以中国宪法的公民权利条款仅仅是空洞无物的文字而已。中国宪法制定出来不过是给国际社会看的,是为了政府的面子,而不是为了切实保护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

了解法国《人权宣言》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一句话:凡个人权利无切实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从表面上看,中国也是一个分权的社会,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也是分立的,由不同的机关行使。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事实上,中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都是执政党的工具,是执政党的办事机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实际上都掌握在党的手中。中国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集权国家,因此根据《人权宣言》所表达的主张,中国也应该被视为一个没有宪法的国家。

如果宪法是以保护公民的权利作为自己的目的,那么宪法就必须防止权力的滥用,防止权力对公民自由的侵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和独断,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机制就成为必要的条件。唯有通过权力制约权力,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三种国家权力相互牵制的格局,使得任何一种国家权力都不会屈从于另外的任何一种权力,专制就无从谈起,结果必然是所有的权力都同时服从法律,从而为确立法律至上的政治体制奠定基础。这时,宪法和法律就不再是一种摆设,一种装饰品,而是一种至上的权威。任何一个机构都无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无权对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指手画脚。宪法不再受到任何机构和个人的操纵或漠视,而成为一切权力行为的依据,权大于法的现象自然会慢慢消失,法治社会也必将水到渠成。

今天中国的宪法不是真正的法律,它既不是公民权利的守护者,也不是民主体制的保障力量。它不过是为了让中国在表象上看起来像一个现代国家,让中国看起来似乎是文明世界的一员,因此一个虚伪的中国不可能建成法治国家。中国人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只能成为战战兢兢的小民,而不可能成为有尊严的现代公民。

中国需要一次真正的宪政改革,从而为法治大厦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国人的尊严和正义提供切切实实的法律保障。

 
8   [dokknife 于 2010-10-30 22:45:21 提到] [FROM: 24.]
开始步入诉讼时代的中国大陆

                          
周大伟(法律学者)

2009年12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

一场洋溢着喜庆气氛的“庆功誓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那个著名的国际报告厅里如期举行。席间,有人颇感庆幸地发现,同样是12月26日,在116年前曾诞生过一位后来被称为“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伟人。与会者仿佛自然地接受了其中的暗示,有人愿意相信,这两个事件在冥冥之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巧合”。不过,多少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人民共和国“被缔造”了60年后,它的人民才有了一部保障私权的《侵权责任法》,其中经历的艰辛曲折,不免令人倍感沧桑和苦涩。

在世界范围内,除了中国大陆外,以单形法律的方式制定一整套民事法律规范,至今还没有先例。这一结果,与中国大陆过去一百年中曲折复杂的政治历史进程有关,与其说是个立法创新,倒不如说是个无可奈何之举;与其说是中国的特色,倒不如说是中国的难色。2007年,当《物权法》颁布时,我们发现,《物权法》的宣言性意义似乎更大于这部法律的条文本身。因为,其中有些法律规则事实上已经在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中有所表述。相形之下,《侵权责任法》中新颖鲜活内容对人们实际生活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则非同一般。如果我们回眸一下上个世纪100年的时间里,侵权法在欧美国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映照出我们中国今日的发展境况,促发我们更进一步的思考。

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著名教授劳伦斯. 弗里德曼(Lawrence M Friedman)教授在他那部堪称研究美国近现代法律史的里程碑著作《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American Law in the 20th Century)中指出,尽管侵权法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法律部门之一,但现代意义上的侵权法的产生,主要与工业革命引发的科技进步有关。具体而言,最初它只是矿山、铁路和工厂的伴生物。科学技术史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人类已经有几千年的生活历史。但是迄今为止这个地球上80%以上的新技术和新事物,都是在过去的100年中出现的,而且其中的大部分是在二次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出现的。佛理德曼教授感叹到:“今天,人们提出的各种诉讼,在十九世纪、甚至二十世纪初几乎都是不可思议的” (注1) 。

现代工业文明无疑是把双刃剑。当人们在纵情地享受现代工业文明带给人们的成果时,也不得不接受它带来的后遗症和副作用。不管是否情愿,我们今天的确已经生活在一个公害危机四伏、侵权损害多发的社会之中。车祸不断、空难频传;矿山爆炸、废气泄漏;新瓶假酒、真人假唱;猪肉注水、奶粉掺药;动物伤人,幼童致损;律师欺人,庸医误诊;鸡鸣狗叫、苛捐杂费;网络骇客、飙车族群;瑕疵推销、失职中介;恶意房东、无良房客;拳脚板砖、粗言恶语;诋毁他人名誉、窥探别人隐私;乃至楼上掉落花盆,路边绊倒孕妇,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其中部分现象古已有之,但由于今日经济快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生活节奏提速,无论是否可以归因于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一切在当下的人们已经屡见不鲜。

如何防止或减少公共危害和侵权行为的发生,涉及到社会管理、科技进步、制度完善以及道德教育等重大议题,显然不是侵权法所能承受之重。侵权法的功能在于,规定何种行为,侵害何种权益时,应当就产生的何种损害,予以何种救济和赔偿。这种在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契约关系的情况下发生的民事责任,可能时刻发生在每个人周围,当它一旦被载入法律的栈道,便可能以加速度的方式将社会导入一个真正的“诉讼时代”。从对美国这个“诉讼社会”的研究中,佛理德曼教授极为敏锐地得出结论:“二十世纪侵权行为的故事,是一个损害赔偿扩张的故事” 。

随着侵权法的不断发达完善,一大批被称为“救护车追逐者”(ambulance chaser)的边缘化律师群体应运而生,他们或游走于车祸、爆炸、火灾的现场,或竞逐在医院、殡仪馆的走廊,这些人必须跑得比其他人更快,不仅要跑在其他律师前面,而且还要跑在怀揣一大堆空白弃权书的保险公司理赔员的前面。

同时,在这些律师的委托人中,还会出现一些贪婪无耻的人,他们似乎“身怀绝技”,极其“善于”因香蕉皮而滑到在地,或“成功地”将自己跌入路边未适当盖紧的下水道中。比如,在上个世纪20年代,在美国纽约有一个名叫Irving fuhr (欧文. 佛恩)的人,他就是一个“擅长在镶有透明玻璃的人行道上、下水道盖子上、地下室门旁跌倒的专家” 。

还有,早年那些坐在你的床边问寒问暖的旧式医师将很快绝迹。他当年可以登门出诊,像是一个和善可爱的有经验的长者。尽管他可能会有失误并无法治愈你的疾病,但你绝对无法想象可以把他告上法庭,因为控告他就如同控告自己的一个忠诚质朴的老朋友一样。不过,这一切在今天已经发生了质变。在包括医疗在内大量专业服务领域里,人们不得不握着系在硬木板上的那只廉价的圆珠笔,在各类含有“知情并同意(informed consent)”的法律文件上不加犹豫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人们无可奈何地看到,当高科技和侵权法变得越来越进步的时候,这个世界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没有人情味了。难怪王元化先生在晚年时发出感叹:“这个世界将不再迷人!”

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中国进入诉讼社会的时间几乎比欧美发达国家迟到了近一个世纪。统计数字表明,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普及和增强,中国各地如今诉讼到法院的案件激增,甚至形成“井喷”的趋势 。2008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诉讼案件突破1000万件,2009年将达1200万件。如果平均以一个案件涉及4个当事人计算,全国一年就有近5000多万人卷入诉讼”。 据统计,2007年,全国法院受理权属、侵权纠纷一审案件达98万多件;2008年上升为103万多件。众多的迹象表明,从现在开始,中国已经开始“提速”进入了一个诉讼时代。与此同时,在中国的街道上也已经出现了故意制造人身伤害事故的“碰瓷专家”,在餐厅里,也出现了蓄意制造软饮料中毒事故的“索赔案件”。

人们已经开始担忧,中国会不会也像美国那样出现一群群追赶“救护车的律师”呢?目前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会不会有一天在精明的律师们的调控下转变为群体性诉讼呢?对这一切,中国的司法机关准备好了吗?

不少人认为,诉讼时代的到来主要和中国20多年来不断坚持的普法教育有关。从1986年开始,中国开展了旨在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普法教育规划。这种普法教育五年为一个周期。2009年,中国正在经历第五个五年普法教育。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是问题答案的全部。无论是学者走进中南海给最高领导群体开课讲法,还是基层组织的强化灌输,如果这类宣传说教发生在无关个体痛痒的场合,其实际效果十分可疑。事实上,真正起作用的主要还是当下每日每时扑面而来的新鲜的生活方式。

1976年1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小女儿朱莉娅.尼克松和她的丈夫艾森豪威尔先生(美国另一位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孙子)来到北京。他们吃惊地看到,每天晚上九点钟左右,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关门睡觉了。和芝加哥的规模相似的北京城,静谧得像个中世纪的农场。冬夜的北京长安街上,除了能看见几辆军用吉普车外,就剩下郊区农民的马车了 。他们遗憾地发现,整个中国大陆当初几乎是个毫无活力和幽默感的国度,他们夫妇感觉像是被空投到了另一个星球上一样(注2)。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发现,当我们今天打开一张大城市的日报,有生活经验的人们会发现,如今一天中发生的事情,比几十年前的大半年里发生的事情还要多。其中,发生频率最快最多就是社会各行各业中时刻发生的侵权责任纠纷。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快速提高,到法院打官司讨说法,在民间调解解决不了、政府部门也不能有效解决纠纷的时候,法院将成为消解社会矛盾的最终汇集处。法官们将毫无悬念地成为这个社会中最忙碌的群体。

面对汹涌而来的诉讼潮流,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的司法机构并没有准备好。他们还显得气喘吁吁、手忙脚乱。一方面是各级法院人力资源不足、案件严重积压,另一方面是社会上大量法律专业的大学生面临失业;一方面是最高领导层从来就不否认要用法治而不是人治来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家,另一方面是实践中又常常拒绝赋予法律应有的至高尊严和权威;一方面,中国大陆司法机关的硬件设备(包括办公楼宇和电子装置)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国际先进水准,另一方面,他们在思考软件上则仍在执拗不悔地主张运用前工业化(或前城市化)时期惯用的“马锡武审判方式”(比如在田间、炕头反复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呈几何级数递增的案件。一个令人苦恼不堪的问题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纠缠着中国的法律职业群体:我们是否有可能成功地阻击住伴随着工业社会和城市化发展滚滚而来的诉讼潮流?到底是我们中国自己过去的“土办法”,还是别人已经基本奏效的“洋办法”更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规律?间或说,在这个复杂的社会转型中,“土洋结合”才是符合现实中国的权宜之计?

在2010年3月的“人大政协两会”上,一位名叫张春贤的省委书记被记者意外问道一个法律问题:“社会冲突事件,是通过调解还是法院裁决更有效”?张春贤几乎未加思索就回答到:“长远看,加强司法裁决符合国际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从东方文化和东方现在发展阶段,加强司法调解是必要的。两者要结合在一起” 。这位曾长期在机械、交通行业任职的官员能如此睿智从容地回答这样一个专业法律问题,可见近年来中国地方官员知识结构的变化和进步。

张春贤前不久被委以重任,担任了中国西北边陲的“封疆大臣”。接任他省委书记职务的周强先生,恰好是早年获得民法硕士学位并从事过民商法学术研究的学者(注3) 。也许和他读法律专业背景有关,他的一些说法更为专业和坦率。据说,他常常对自己所领导的省内很多基层县、市的干部们说,希望大家脑子一定要搞清楚,现在的中国已和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今天已经进入了两个与以往不同的新时代。第一,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3G时代,你平时抽什么烟、开什么车,穿什么衣服、戴什么表,都有可能在一分钟内被网民曝光。第二,现在的中国已经开始进入法治时代,你们工作上不小心有了失误,后果已经不是写检查撤职这么简单,你是有可能在法庭上当被告的。但遗憾的是,还有太多人到现在还不明白这码事儿,等到出了麻烦后才明白。

看来,诉讼时代真的到来了。我们除了积极应对诉讼时代的到来以外,似乎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从现在开始大力推行法官职业化,不断创新和完善审判管理模式,加强审判监督,确保司法审判公平、公正、公开。这样才能与时俱进,推进中国法制社会有条不紊地前行。

在我们这个充满大国意识和历史悲情的国度里,很多人不愿意看到更不愿意承认,过去一百年里在欧美国家发生的种种法律路径和故事,会在自己的国家里亦步亦趋地重演。劳伦斯. 弗里德曼(Lawrence M. Friedman)教授似乎也不愿意过多叙说美国法律路径的普适性。他在《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American Law in the 20th Century)这本书的结尾部分语气平和地写到:“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何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还有,我们究竟要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如果世界改变,那么这个世界的法律也会改变。…… 法律事务就许多方面而言,依旧是非常地域性的东西。大部分律师都是地域性的。然而,另一方面,则存在着全球化的法律。有些事情看来正在渐渐酝酿成熟。如果文化和贸易正在全球化,那么,法律也不可避免地随之效仿” 。

听上去,这位享誉全球的法律学者对未来的判断是如此小心翼翼。有趣的是,在我们这个几千年里都没有让法治精神真正进入政治传统和社会伦理的国度里,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后重新回归人类理性正道才30年的国度里,在我们这个“孙志刚、佘祥林、赵作海”一类荒誕不經的案件仍在层出不穷的国度里,却常常可以听到有人轻率地断言,现代欧美发达国家的法治经验根本不适用于我们中国的国情,或者其中有人信誓旦旦地要描绘一幅“中国人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或者其中有人殚精竭虑地要寻找一条“中国自主型法治进路”。其中的逻辑判断似乎是:现代欧美发达国家的法治经验是错的,而我们中国的国情是对的;需要改造和修理的是别人成功的经验,而不是我们不成功的国情。如果这些断言可以成立的话,我们大致需要耐心地期待未来的人类学、生物学和医学向世人证实: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群(台湾、香港等海外国人不包括在内)与这个地球上的其他人类具有本质的不同,而且这种差别在未来不可能出现任何改变。

一稿2010年1月草于北京
二稿2010年3月修改于美国加州硅谷
三稿2010年8月修改于北京


注释:
1、《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American Law in the 20th Century),英文版,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年版。

2、朱莉娅. 尼克松. 艾森豪威尔个人回忆录:《Special People》,第166页,1977年由纽约Simon and Schuster出版公司出版,英文版。

3、周强,男,汉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黄梅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士(1982),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民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1985,指导教授为金平先生)。历任司法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湖南省省长、省委书记。



 
9   [dokknife 于 2010-10-30 22:44:41 提到] [FROM: 24.]
秦晖:中国历史的延续与断裂


  谢谢大家参加这次交流。我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其实本来应该是去年和前年讲的,大概全球的惯例就是,凡是“逢十逢百”,往往都是比较受关注的时候。08年是改革30年,09年是国庆60年,这个30年、60年的话题当时是很热的。实际上很多研究者也在关注这个话题,但是我们国家的现象就是,只要是“逢十”反而比较敏感,因此这个话题本来在那个时候是研究的热点,但是真正到了那个时候往往是宣传的热点和研究的低点,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正好现在这个“逢十”已经过去了,我们可以冷静下来真正的分析一下这30年、60年。

  我们知道在前年、去年30年、60年的文字中,有个很有意思的变化,08年改革30年,那个时候主流的宣传是强调改革前后的剧变,那个时候经常说改革前如何如何糟糕,改革以后就发生了中国奇迹,发生了大的变化,强调这两者之间的断裂,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到了去年,主调是60年,于是这个主流就变成强调改革前后的连续,也就是前30年也很好,后30年更好,这个更好对前30年是继承,强调这两个30年之间的连续性。关心中国思想界的人不难发现,其实这两种声音一向都存在,而且彼此之间是有斗争的。大体而言,前一种观点可以被视为官方改革派,也就是体制内改革,认为我们原来这个体制有很大的毛病,现在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创造了奇迹。后一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官方左派,更多强调的是连续,就官方左派的主流而言,他们并不否认改革以后是有成就的。我这里要讲的和那个所谓“非主流左派”有所区别,现在有一种“非主流左派”,不认为改革是有什么成就的,而且认为改革是灾难。但是我们的官方左派还是说改革是有成就的,但是他们一般都喜欢说这个成就是毛泽东奠定的基础,最典型的一种说法是这两个30年的关系是毛泽东栽树,邓小平乘凉,或者说“毛泽东栽树,邓小平摘桃子”。主要就是说毛泽东时代全力以赴搞建设,大家生活苦一点,但是基础打下来了;到了邓小平时代就在那里吃毛泽东的老本,把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果拿来分化。

  其实大家如果眼光再放远一点,就会看到对于两个30年还有另外两种声音,同样是强调剧变,或者是强调连续,但是这两种声音都是否定的。一种声音是所谓的毛左派的声音,或者是再次文革派,认为中国应该再搞一次文革。这些人他们其实也很强调断裂,但是对这个断裂是否定的。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很好,搞的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上台是走资派又回来了,颠覆了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说毛泽东当年没有说错,邓小平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改革最近这些年来,的确这个社会出现非常多的弊病,当然有一些人就归结为改革本身,说以前有多好多好,后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不光是中国有,当年国际上的一些毛派在中国改革以后也是很失落的,而且早就有了这种言论。江青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在美国有一帮“毛头派”,曾经专门排演过大型歌剧,就叫《江青》,而且好像有一个华人,当然也是左派艺术家,谱了一个歌,据说还很好听,他也是这种调子。我在美国看到当时毛派有一个组织叫“美国革命共产党”,把中国历史说是49年到77年是社会主义,77年以后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陷入了灾难。他们也是强调剧变,但是对这个剧变是否定的。

  相反,现在国内外都有一些激烈的批评共产党的一些言论,比如说海外的无党派人士,他们也很强调连续。但是他们强调的连续也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强调的,他们讲的连续就是一党专政一贯为之,而且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对前30年、后30年的批评都很厉害。一讲到前30年就是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一讲到后30年就是“六四大屠杀”之类的,好像这60年都没什么好事。他们讲的也是连续,但是对这个连续基本上是一种抨击。

  如果把断裂和连续作为一个纬度,而把肯定和否定作为另一个纬度,实际上是四种声音。认为断裂的,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认为是继承的,也有肯定的和否定的。如果从一个比较超越的立场看,我觉得这四种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都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某一个方面。但是很奇怪的是,所有的这些人,他们在讨论60年的问题上好像都跟他们谈论两个30年之间的立场有很大的反差。比如说很多强调两个30年之间连续性的那些人,他们往往都非常否认这个60年和以前的连续性。他们往往强调60年和以前有非常大的区别。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毛左派,他们经常说改革以后的30年是继承了前30年的成果,但是他们往往把前30年的成果说成好像从天下掉下来一样,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说中国原来是一穷二白,好像中国的工业化是从毛泽东那个时代才开始的,而以前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他们自己的文章,比如说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王绍光先生,自己写的一篇文章,给出的数字是前30年平均经济增长是6.5%,后30年平均经济增长是9.9%。当然他说6.5%成就也很伟大了,但是我觉得假如你说9.9%的增长都认为这是一种连续,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变化,那么6.5%的相对缓慢的增长,反而是更大的剧变吗?如果说9.9%这样的增长你都说需要有所继承,那么6.5%这样缓慢的增长,难道就只需要有突变吗?所以这些人的逻辑就是。改革前后皆美景,新旧社会两重天。。在两个30年之间强调极端的连续,但是在两个60年之间强调极端的断裂,这在逻辑上好像是很不协调的。

  反过来讲,对两个30年的连续持否定立场的,比如他们都说两个30年都是一党专政,很糟糕,但是这些人往往又非常突出这60年和以前的变化。当然他们说这个变化倒过来了,往往说60年以前,1949年以前很好,甚至好的不得了,这个当然在以前是一种非主流的声音,但是有趣的是最近这种声音也变成主流了。因为我们这个主流意识形态逐渐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以前说万恶的旧社会,现在开始说五千年的优良传统。万恶的旧社会逐渐也变成很美好,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变得非常美好。比如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引用所谓麦迪逊数字,说中国在鸦片战争前GDP就占到全世界36%,比今天的美国都要牛得多,说中国那个时候已经是世界最进步的国家。大家要知道,那是鸦片战争前夕,不是指的周秦汉唐!如果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还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那后来中国怎么会自暴自弃到那种程度,的确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事。

  所以我觉得很可能是,1949年以前的社会,你说万恶的旧社会可能太莫名其妙,但是你说世界第一美好,这恐怕也是很有问题的。但是有一点,你把这两个30年说得那么连续,但是把这60年和以前说得那么断裂,在逻辑上的确有一些问题。老实说,对于前60年,就是从甲午(1894年)到1949年,这60年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讲的所谓的旧社会。你要对比说这个旧社会和49年以后中国的状况,是不是有非常大的改变呢?从一个角度讲的确是有改变的,很多人都说1949年以前中国是一片废墟,民不聊生,从很大程度上讲这个不能算错。但是这个和旧社会有的时候并不见得有什么关系,看看中国历史就知道,两个王朝交替之际,乱世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两个王朝之际,从秦汉之际一直到明清之际都是天下大乱,人口死掉一大半,甚至死到十分之九。但是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恢复得很快,不到20年就是文景之治。

  所以我觉得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点跟以前不一样,那就是中国从两个王朝之间的乱世,进入了一个等于是一个新的朝廷建立以后比较稳定的时期。但是如果你说这个社会的基础规则到底发生了多少变化?这就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一种很糟糕的局面可以说是和平与战争的区别,当然也可以说是不同的社会规则的区别,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这个区别是社会规则的改变,那么我们就要问到底改变了哪些规则呢?关于1949年以前的传统社会,我觉得有很多分歧的地方。以前说一团漆黑,现在又说花团锦簇,但是我觉得从现在这个角度讲,这个逻辑有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如果你要说太花团锦簇,那革命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有很多逻辑上的困难。

  这个问题我曾经讲过一次,现在我不想多讲这个问题了,我现在对1949年以前的事就把它略过去。总的来讲,我作为一个经济史家,我认为那个麦迪逊的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我不相信什么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还那么伟大,这根本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完全无法解释中国的历史。

  我现在着重还是要讲1949年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1949年这场改变,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讲叫作革命,从形势上讲的确是非常惨烈的。用我们正统的语言来讲,红色江山是2000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的确非常的惊心动魄。但是大家要知道,一场变革的激烈与否与它对社会最深处的规则改变与否,往往不是一回事。我国历史上有多少次的人口死掉一大半的,比2000万要多得多,人口死掉一大半的那种变化。实际上这个社会规则并没有什么改变,无非就是改朝换代而已。从秦汉一直到明清,像这样的现象很多,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讲只要是死人很多的变革就一定是最深刻的变革。

  我们从最传统的说法,按照正统的说法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家知道这两个半它本身并不能合成一个一,因为另外一半都不在这个语境之中。我们讲半殖民地的时候,我们讲的并不是社会形态,我们讲的是国家权益在世界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如果是半殖民地另外一半应该是半独立,也就是我们没有变成全殖民地,我们当时处在半独立状态。这个所谓的半封建,另外一半如果按照我们党原来的说法应该是半资本主义,不管这个资本主义是外国人带来的外资,还是我们本国的民族资本。因此这个所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另外一种表述就是半独立半资本主义。按照我们原来的说法,1949年以后发生了所谓天翻地覆的改变。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半殖民地获得了民族独立,这是第一个变化,改变了半殖民地。第二个就是半封建,我们那个时候讲的封建就是指的地主租佃关系,据说这个关系是通过土改改变了,于是我们消除了半封建。而这个半资本主义又通过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消除了。于是不管是半资本主义还是半封建,最后都变成了计划经济,或者说是变成了社会主义。不管这种变化我们说是好的也好,说是坏的也好,我现在要问的是这么一个问题,这个变化,1949年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这个变化是在1949年实现的吗?1949年在这种变化中到底占有多重要的地位呢?

  我们先说说所谓的半殖民地的问题。一个民族的地位,老实说我觉得最本质的应该是它国民的地位,不是说这个皇上很威风就很有地位。我们这个国民是不是在世界上得到尊重?这才是真正体现我们国家的真实地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外交,我觉得不光是1949年以后,1949年以前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的外交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现在很多所谓的友好国家,尤其是所谓的最友好的那些国家,往往是对华人、华侨和华商最野蛮、最残酷、最坏的国家。而我们认为是敌对国家的那些国家,相当的一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规律,是对华人、华侨和华商最友好,接受他们的程度最高的国家。所以我经常讲这个反华的概念该怎么理解?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讲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大家知道东南亚地区这两三百年经常排华,但是东南亚国家中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排华事件的国家,也就是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应该是泰国。历史上东南亚这些国家几乎都发生过大规模排华事件,就是泰国没有发生过。可是泰国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中,70年代曾经我们认为是最坏的国家,那个时候官方对泰国的说法是美国等反动统治集团统治的国家,而且我们当时支持泰国共产党在他们那里搞革命,我们的昆明曾经设过泰国共产党的电台,在那里天天骂泰国,而且骂得很厉害。那个时候越南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很多,可是越南对华侨、对华人、对华商都很坏,基本上是对他们实行剥夺政策的。而且老实说,这个剥夺政策也不是1978年中国和越南翻脸了以后才有的,在这之前就已经剥夺了,可那个时候中国跟越南的官方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越南并不是最坏的,那个时候最坏的是……(听众:印度尼西亚。)

  不是印度尼西亚,老实说印度尼西亚是不是比越南更坏都是一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比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要坏得多的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对华人已经不是剥夺的问题了。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是华人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死了三分之二。红色高棉屠杀华人,不光是屠杀所谓的富有的华人,甚至连侨共也杀。什么是侨共呢?就是华侨中的共产党,当时不属于红色高棉,而是属于中共系统的。侨共在红色高棉时期几乎全部被杀光,死亡率比一般华侨还要大。但是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红色高棉是我们中国的铁哥们,为了红色高棉,我们不仅敢得罪泰国,也敢得罪越南。为了拯救红色高棉,我们跟越南打了一仗。也就是说对华人最坏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

  现在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在工业化国家中,我们知道如果要说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好的国家,其实大家都知道不管喜不喜欢,这是一个事实,毫无疑问就是美国。哪怕就是民主国家,像欧洲,对华人当然也不能说坏,但是老实说在欧洲华人要像美国那样的融入主流社会仍然是不可能的。欧洲的华人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很多人成为高官,很多人成为教授,很多人成为大科学家,进入主流社会。欧洲的华人基本说只能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开餐馆,一件就是做皮鞋那种手工作坊,别的事情很难做。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是在欧洲获得了学位,他们的导师在学术界有很高的评价,但是他们要在大学中谋职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要比美国困难得多。

  但是欧洲毫无疑问也不是最差的,俄罗斯要比西欧对华人、华侨、华商糟得太多,现在中俄关系很密切,到过俄罗斯的人很多,他们是怎么对待华人的?当然了,其实华人自己也有很多毛病,这个我们应该承认,包括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但是这些东西西欧的华人也有,西欧却为什么没有这样对付华人?包括去年发生的那个新星号事件就不是虐待华人的问题,还公开打死了几个华人海员,像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工业化的国家中都不可能发生。但是现在又是俄罗斯跟我们关系最好,欧洲次之,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只要你拍皇上的马屁就是友好国家,哪怕把我们的公民、我们的同胞杀得再多还是友好国家。假如你不讨我们皇上的喜欢就是敌对国家,哪怕对我们的同胞再友好都没用,我觉得这样的外交是很奇怪的。如果这样,我们国家所谓的再崛起对一般的国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可以想像,如果我们国家进一步崛起了,像那种现在和我们友好的那些国家越来越多,比如说和我们友好的国家有缅甸等,那些国家如果多起来,还有我们中国人的活路吗?

  我前不久去了一趟东南亚,有人告诉我一件事。大家知道缅甸也是我们的铁哥们,因为它跟西方不好,就跟我们很好。我们在缅甸搞了一座桥,我方建议要把它命名为缅中友谊大桥,但缅甸军政府不同意,要把它命名为他们将军的一个名字,我印象中好像叫金友大桥(音)(注:我没找到这座桥)。当时中方也就同意了,但是这个大桥落成之后给当地华人社区发了邀请,结果大桥落成的时候这些人都不来,为什么呢?后来一了解才知道,原来那个将军就是在1964年缅甸排华的时候屠杀华人的罪魁祸首,当地的华人对他痛恨得不得了,但就是这样的人是友好人士。所以我觉得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在缅甸这样的国家中国人站起来了吗?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不想涉及那么敏感的问题,我只是说就算我们把这些问题——也就是国家的地位到底是皇上的地位还是国民的地位——先放在一边,仅仅就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权益而言,1949年这场变化到底带来了什么改变?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就不说公民权利了,我只说所谓的主权,至于人权和主权谁大,我姑且不说。那么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或者说所谓的主权,到底有哪些增进?哪一个不平等条约是1949年废除的?哪一块领土是1949年收复的?哪一点经济权益,包括海关权益,各种权益在内是1949年获得的?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出来!的确是找不到!

  我们都知道近代中国损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包括不平等条约,租界、外国在华特权,包括领土的丧失。为了改变这一点,中国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平心而论,绝大部分的进步都发生在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也取得了进步,比如说收回香港和澳门,但是与1949年本身有很远的距离。我觉得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的收复,平心而论最早的一个进步应该是在1954年,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上来,他的地位比较脆弱,他当时对中国是最友好的。不过我这里要讲,对中国最友好的人往往都不得好报,这个人后来就成为被中国骂得很厉害的人。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从中国夺走了的那些东西都还给了中国,像旅顺、大连和新疆的很多所谓的苏资公司,这些都是1954年以后赫鲁晓夫归还给中国的。但是在这之前,从1949年到1954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提出中国的国家权益在这五年中有什么增进。中国的国家权益的恢复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我前面有一段话,虽然大家都说1949年的革命变化很大,的确这个革命是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的一场斗争,国共两党的确有很多不同,这应该承认。但是我前面曾经提到,国共两党的不同,与国共两党和中国其他势力的不同相比,应该是要小得多。我们以前经常把国共两党之外的那些势力叫作中间势力,或者叫作第三势力。

  其实今天看起来,这个中间势力如果从理念上讲,它并不中间,往往自成一体。而国共两党可以看成是另一体,相对于所谓中间势力而言,他们有更多的共同点。从最简单的语言上讲,他们就有很多共同点,这两个党对内都称同志,而且经常把革命挂在嘴边,动不动就讲革命。整个理论形态,政治就不说了,这两个党都讲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经济上这两个党也有很多共同点,很多人宣传说这两个党差别最大的一点就在所谓的土地改革上。我们说我们的改革是反封建的革命,反封建就是土改,按照这种描述共产党是土改派,国民党应该就是反土改派。可是我们知道,虽然国民党在土改的问题上当然和共产党有很大的区别,没有共产党那么激进,但是,中国当时的其他势力在土改问题上都比国民党更保守,包括后来跟共产党结盟的那些人。当时的第三势力简单来说就是两支,一支是自由主义势力,一支就是中国文化本位派,像梁漱溟先生那样所谓的新儒家。这两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根本不认为有土地改革的必要。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而言,它是重视产权的,国家剥夺产权他们本来就不赞成。对于传统文化本位派,他们理解旧社会就是很美好的,根本不认为应该改变,而且他们理解的乡村之治,实质就是乡绅之治,乡绅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讲的土豪劣绅。大家不要以为土豪劣绅这个词只有共产党才讲,国民党也讲,而且国民党不是国共合作时期讲的,国共分裂了以后,国民党仍然用土豪劣绅这个词。

  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1927年国民党搞清党,大家知道国民党的清党文件是怎么写的吗?要清谁呢?首先是清共产党了,这点没有问题。这个文件说清党要清两种人,第一种当然是清异党,所谓异党就是共产党。第二,清党要清混入国民党的土豪劣绅。当然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清党主要就是清共产党,清土豪劣绅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但是尽管只是说说而已,也应该承认至少就意识形态而言,他们其实跟共产党还是很接近的。而这个乡村建设派,他们就没有这个概念,而且他们认为乡村是地方自治。大家知道1949年以前的乡村建设,现在很多人对它的评价也很高,可是梁漱溟先生他们搞了很多乡村建设,主要是依靠乡绅。而乡绅自治不要说共产党不许可,国民党也是不许可的。因为国共两党都是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央集权的政党从来都是主张强龙要压倒地头蛇的,而乡绅就是地头蛇,他们是不能容忍的。乡村建设派搞的那些事情,最后都被国民党给搞掉了,共产党当然更是不能容忍。

  这里我还要讲一点,其实国民党是一个内部结构复杂的党,国民党内对土改问题也不是一致的。国民党内有土改激进派,也有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内的土改最激进的流派就是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代表的CC系。可是大家知道,在国民党内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土改问题上越是激进的流派,越不会因为它在土改问题上的激进就对共产党友好。恰恰相反,国民党内的土改激进派通常就是反共极端派,在土改问题上越激进,他们就越反共。在国民党内最早主张用极端手段对付共产党的就是CC系,最早对付共产党的特工组织,中统就是他们建立的,军统都是后来才有的。其实我觉得道理也很简单,土改激进派一般都是中央集权派,中央集权派一般都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派,越激进就越容不得异党,就越要排斥异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可说的。

  其实真正要说1949年以前,中国的政治分裂说透了也很简单,根本就不在土改这个问题上。当时在土改这个问题上,站在国民党一边的有非常激进的土改派。但是站在共产党这边的,也有根本就不认为应该搞土改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分歧呢?最基本的就是1949年时候的中国,赞成不赞成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腐败?赞成一党专政的就站在国民党的旗下,当时共产党是打民主旗号的,是打多党制旗号的。在抗战后期,毛泽东还说过他讲的民主不是指的苏联式的民主,而是指的美国式的民主,说苏联式民主虽然也很好,但是太高了,我们还够不着,我们要的就是美国式的民主,而且他说美国最好是多多干涉中国的内政,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实行多党制,实行议会制,甚至还发表过一篇社论,希望每一个在华美军士兵都成为民主的宣传员,这是延安《解放日报》的言论。

  当时真正的分歧就在这儿,为什么梁漱溟先生这些对土改不感兴趣的人会拥护共产党呢?当然他徘徊了一段,最后还是选择了共产党,原因就是他们这些人对一党专政不满。为什么CC系尽管支持土改,而且主张在土改问题上跟共产党竞赛,但是还是极端反共的?原因就是他们是赞成一党专政的,当时中国的分歧就是在这儿。至于中共掌权了以后,好像忽然间就认为这个民主是一种邪恶的东西,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在1949年以前不是这样说的。所以我说这个变化并不是始于1949年,就国家权益而言,大家知道1928年国民党说他们要搞一种新外交,就叫革命外交,国民党经常把革命挂在嘴边,说这个外交就是要改订新约,收回利权。尽管这个外交只有短短的几年,因为抗战以后情况就改变了,革命外交就变成了战时外交了。但是在这几年之内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跟几个主要列强,首先是美国,都签订了契约,基本上把在华的经济特权给取消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海关制度。这一点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海关制度,无论是工业化还是政府的财政都不可能有基础。大家知道在抗战前,国民党的中央财政,南京政府的中央财政是不靠从农民那里取得的,田赋当时是不列入中央财政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关税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中央财政。当时田赋是作为省级财政收入的,抗战以后才变化。

  大家知道在抗战以后,平心而论,虽然中国抗战的军事表现无足称道,经常打败仗,但是中国的坚决抵抗,没有投降,还是赢得了世界的尊敬。而且交战双方当时都标榜要跟中国友好。当然了,日本方面所谓标榜友好是假的,因为他们所谓友好的对象是伪政府,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在形式上废除了领事裁判权,交回了租界。英美当然也是,都争前恐后的宣布废除一切在华特权,放弃租界。而且大家知道在二战期间,虽然中国当时实际力量并不强,但是在一些列强的支持下,当然这些列强也有自己的考虑,不管怎么样,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中国在抗战结束的时候成为联合国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安理会五强,五个常任理事国,那是1944年就定下来了。而且在这之前几次列强会议中,包括华盛顿会议,开罗会议,都把中国作为几巨头之一请过去。我们现在讲中国在安理会的地位,大家知道德国、日本经济上都很强,但是他们一直进不了,中国之所以能进去,就是在1944年那次机遇。

  仅仅从领土上来讲,1945年以后中国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收回了很多周边地区的领土。其中很典型的就是收回了中缅边界的相当一部分土地,虽然不在法理上,但是事实上这些土地当时是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下的。而1945年抗战结束以后,中国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国有资产,主要是社会主义苏联带给我们的。苏联出兵,他的要价是很高的,要夺回沙俄全部的在华权益,其中就包括我前面讲的旅顺、大连,那个时候都是苏联的殖民地,包括中东铁路,包括新疆很多苏联的矿山。但是这些东西1949年以后我们也没有收回,直到1954年才收回。1949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领土没有收回,比如香港、澳门,一直到邓小平时代,甚至是江泽民时代才收回。

  那么在1945年形成的这个格局中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新疆问题。去年新疆成为了一个关注焦点,东突成为了大家议论很多的话题。可能有些人知道,东突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事件就是由苏联人支持的所谓的三区革命。三区革命至少在我国的官方历史上仍然是得到的正面的歌颂,新疆至今还有三区革命纪念馆,三区革命烈士陵园。但是三区革命正式的诉求就是要建立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东突,这个东突是苏联支持的。1944年苏联支持这些人在三区发动对中国中央政府的进攻,而且一开始就锐不可当。因为三区民族军的装备之精良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有坦克、有飞机、有大炮、有骑兵,这一切都来自苏联。三区革命的领导人有很多是共产党人,但不是中共,而是当时的联共(布),这些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都是联共(布)的党员。不少参加三区革命的还有当时的统战对象,就是泛突厥主义者和泛伊斯兰主义者,这两股势力联手在那里搞疆独。现在就有一种说法,说1949年这个政权更迭对保住新疆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苏联跟国民党意识形态不同,所以他们对国民党是不好的,国民党统治中国,他们就要把新疆分离出去,而共产党统治了中国,跟苏联是兄弟党,他们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因此新疆就保住了。后来三区革命的这些人都承认了,他们大部分的人在1949年的时候一次飞机失事全部死掉了,这次飞机失事也是戏剧性的,跟最近波兰那次差不多,我就不想涉及这个问题了。但是剩下的一些人后来都加入了中共,最有名的就是赛福鼎先生。

  以前一直有些人说1949年这次变革对于保住新疆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如果不发生这个变革,那么苏联就会把新疆给分离出去,而当时的中国政府事实上是没有力量阻止苏联人这样做的。可是这个说法最近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材料已经证明,苏联改变主意不再追求建立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并不是1949年的事情,甚至也不是1947年的事情,这个转变发生在1946年年底。这个三区民族军很厉害,他们席卷了半个新疆,但是打到乌鲁木齐郊区,就是玛纳斯河边的时候突然停住了,如果他们不停住,那整个新疆他们都能拿下来。为什么停住呢?据说是因为当时斯大林发现他对三区革命的控制能力有限,三区革命的泛伊斯兰势力比他想像的要厉害得多,斯大林就很担心,一旦这个东突独立成为事实,很可能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是具有泛突厥主义倾向的,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建立,对苏联的中亚各个共和国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连锁反应,搞不好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所以很快就改变了政策,不再支持东突,而且要求三区政府跟国民党谈判,要求承认中国的主权,在中国的版图内实现自治,当然这个实现自治是以满足苏联的权益为代价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三区问题上,1949年这场更迭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没有这场更迭,苏联也不会把新疆分离出去,因为他们当时已经考虑到这个事情对他们也不见得是有利的。而有了这场更迭,我们知道三区革命后遗症一直是很严重的,伊犁、塔城、阿勒泰这些老区,1949年以后一直到1960年伊塔事件之前,苏联的影响非常严重,三区的继承政权,甚至包括新疆军区很多高层都是苏联代理,比如当时南疆军区的副司令伊敏诺夫就是一个俄罗斯人,当然他是新疆俄罗斯族的。这个问题真正解决一直到了伊塔事件,1960年中国和苏联关系恶化以后,这些人在三区的老区闹事,后来不行了,他们就跑到了苏联。我们说是6万人,他们说是10几万人,基本上这些势力在伊塔事变之后都走了,以后我们才可以说真正摆脱了三区革命事件的后遗症。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对三区革命正式的说法上还是一场伟大的运动,其实这就是东突的前身,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大家知道除了三区以外,还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就是中国西南边疆的问题。大家都注意到前几年网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帖子,这些帖子其实带有亲国民党的色彩,说国民党时代中国的版图有多大,但是到了1949年以后,中国对外签订了很多条约,结果割让了很多领土,使中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大概在两年以前,很多重要的网站上都出现了强大的反驳的舆论,有人写了几万字的文章,而且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我觉得这些文章大概都是有背景的,不像一般网民写的,因为引用的材料很多,而且有很多内部材料。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说国民党那个时候划的边界其实都是画饼充饥而已,实际上从来没有控制这些地方,因此1949年以后签订的那些只不过就是承认了现实,并没有真正的损害中国的权益。这个说法我觉得部分是可以成立的,因为的确国民党的中国地图并不反映现实,比如台湾的中国地图到现在还把外蒙列成中华民国的领土,大家知道这个外蒙从20年代开始就不归中国政府管理了。但是我要说,并不完全如此!就云南而言大家知道在国民党时期云南的地图是这样画的,还有一种更极端的画法,(画图),和现在的边界相比许多地方是不一样的。这些地方是中国实际控制的地方吗?应该说在抗战以前不是,抗战以前中国的确是不能控制这些地方的。

  但是抗战以后,中国一度控制了这些地方。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远征军的活动,远征军占领了这些地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当地亲中国的地方势力,包括汉族土司。汉族土司在抗战一开始就宣布归附重庆政府,当时就被国民党任为少将,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当了国军的军官,地方基本上就纳入了管辖范围之内。由于这两个原因,实际上抗战后这些地方都在中国的控制之下,至少是在中国军队的占领之下。网上这篇文章就说这完全是胡扯,说中国根本没有控制过这些地方,因此中国没有放弃一寸领土。他引了很多材料,但是我现在不想引用那些,我只想引《人民日报》,你看看《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1957年周总理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讲解中缅边界问题上讲,他说缅甸要求我们从1941年线以外地区撤兵,我们当时控制了这片地方,为什么说是控制了呢?因为1952年我们追缴国民党的军队,进入了那片地方。也就是说在那之前,这片地方是国民党占的,不是缅甸人占的,所以解放军1952年为了打国民党也进到这个地方。但是后来缅甸要求我们撤退,我们就同意了,我们政府表示准备把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这可是白纸黑字,而且不是什么秘密文献,这是《人民日报》登的,你怎么能说中国没有放弃领土呢?当时这个裁军最终在1956年年底之前完成,我们从缅甸那里取得了一个象征的让步,就是我们要求保有片马、岗房、古浪这三个村子。为什么要保有这三个村子呢?清末民初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片马事件。,当时一帮英国人跑到片马,结果引起了全中国的舆论哗然,因此片马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名词。当时中国政府就说不让他拿回这片地方,可是这块地方仅仅限于片马三村,这三个村子加在一起也不过是10多平方公里。而这一片在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有4万多平方公里。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边界上的一个小角,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我们说只要这个地方给我留下,其他都让给你了,就在这么一个基础上解决了这个中缅谈判。

  大家知道实际上缅甸政府是很弱的政府,直到目前它对中缅边界缅方一侧的土地控制能力仍然是很弱的,这些土地基本上都在地方势力的手中,而且这些地方势力往往是亲中国的,包括去年的果敢地区。这些地方即使割给的缅甸,缅甸政府仍然控制不了,结果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办法,我们出动军队把国民党军队赶走,把这片地方交还给缅甸。关于一点,我们2007年采访过退休的当时云南省公安厅厅长,他当时是中缅边界谈判时代的中方秘书组组长,他就很明确的讲,他说1952年搞边防的时候,那个时候密支那那片地方是国民党的军队在那里驻扎,他说缅甸官方几乎没有控制边境的能力,控制边境的其实是国民党。后来我们要出让这片领土就碰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当地的土司不干,姓杨的土司亲国民党,其实就是果敢的土司,第二就是那里由国民党军队驻扎。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根据缅方的要求,我们出兵把残军赶出20公里,把蒋军总部赶到澜沧江边,把这片地方腾出来交给缅甸。

  我们不可能根据我们现在跟国民党画的地图不同,就说那是我们丢掉的国土,当然不能这样讲!但实事求是的讲,的确有一部分领土是1949年以后丢掉的,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谓的国家主权的恢复,或者说国家权益的恢复,1949年以后的确有进展,这应该承认。道理很简单,不管哪一个党执政,1949年以后起码国家是一个革命统一的局面,比起之前战乱的局面,多少说话的力量要大一点,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变化对中国国家权益的恢复当然是有正面作用的。但是这个正面作用在1949年的时候并没有体现出来,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是没有什么进展的。

  这个是当时三区革命的时候,所谓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发行的货币,邮票,他们的帽子。当年的东突符号现在也在用,这个东西是有继承性的。

  我这里讲的是所谓半殖民地的问题,就反封建而言,关于租佃关系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说租佃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好,更多的人说租佃关系也不能叫封建。我不想涉及这种问题,我只是说即使我们要消除租佃关系,这个过程也不能说只是在土改完成的。现在研究民国经济史的人,很多人都指出这个租佃关系的消退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地权集中的程度在民国时期20年中就已经有很明显的变化了。也就是说,民国这20年,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土改,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土地一直是在分散。我就这个问题写过书,但那是一家之言,我只讲其他人的,这个郭德宏先生应该说也是一个主流学者,他是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前任主任,现在已经离休了,是个老同志。根据他的说法,从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的土地关系有两个趋势,第一个就是地权是分散的,第二,尤其是他所说的封建性的土地关系,也就是地主土地中用于出租的那一部分。因为地主的土地不完全是出租的,有一部分是自耕的,有一部分是雇佣劳动力的。用于出租的那一部分减少的更厉害,以至于有一些学者指出,由于这个自然的过程,在40年代晚期,中国土地分配的系数已经相当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和一些公认为是通过土改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国家和地区,在土改以后的地权分配的平均系数相当。

  比如台湾,大家都知道台湾也搞过土改,而且公认是搞得很成功的,已经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取消了地主租佃制。但即使这样,1960年台湾的地权分配平均系数仍然达到0.4以上。如果按照这个数字,那么中国有些地区在40年代晚期已经低于这个水平。因此我们如果仅仅说反封建,有一个说法绝对是错误的:土改以前农民是没有土地的,土改以后他们才有了土地。

  确切的讲,土改以前中国大部分农民是有土地的,通过土改,农民手中的土地增加了一些,有的增加了10%,有的增加了20%左右,但是农民土改以后拥有的土地主体是他们在土改以前就有的,土改以后是增加了,但并不是本质性的。

  我们再看国有化问题。我们都把1949年以后的国有化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可是中国工业真正的国有化,很基础的步骤其实是在1949年以前就出现了。抗战以前中国的工业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主体是民营企业。当然这个民营企业在国家权益上有很大的区别,有一些是外国资本,有一些是中国的企业,当时共产党叫作民族资本。而国家资本当时占的比重很低,这是抗战前的情况。

  抗战之后这个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第一是因为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办了很多国有企业,而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第二是战争期间的影响,英美的资本都跑掉了,很多民营资本被毁灭了,更重要的是抗战以后的国民党把相当一部分民营资本都国有化了。大家知道当时在沦陷区民营资本免不了要跟日资企业做生意,因为你在沦陷区跟西方是没有联系的。但是你只要跟日本人做生意,或者跟日资企业做生意,国民党接管之后就说这部分是逆产。国民党当时接受的两部分财产,一部分是敌产,所谓敌产就是日本人的财产,还有一部分是逆产,所谓逆产就是指当时留在沦陷区的民营企业,把这部分企业都给国有化了。当时共产党对这种做法是持强烈批评态度的,说这是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在摧残民族资本,而且借用了一句民间的话,把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叫。劫收。。我要提到一件事,就是通过这个劫收,中国的工业最大的部分已经变成国有,国有的成分已经超过了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

  讲到这里我要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大概在一个多月以前,中联办开了一个座谈会请了一批人,其中有一位是亲左派朋友,也是我的清华同事崔之元先生。崔之元先生被人们称作毛派,他对改革以前的评价很高。但是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不是为毛泽东说话,而是为国民党说话。他说以前我们把国民党的国有资产叫作官僚资本,这是不对的。以前我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霸占了这些财产,其实不是的。据他所知,蒋、宋、陈这三家都很清廉,并没有从中捞什么东西。孔祥熙是个坏蛋,很腐败,但是这并不是主流。他说当时的国有企业还是很不错的,当然我很理解,崔先生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是为了证明国进民退是有根据的,而且中国只要是为了强大,所有的执政者都搞,不光是共产党的事。

  但是我听了他的话以后我就做了一个反应,我说没有人说我是左派,但是我今天要为共产党辩护。当时的共产党老实说对国有企业骂得是最厉害的,当时的共产党把国民党的企业,把中华民国的国有企业不叫国有企业,叫官僚资本,而且说这是三座大山之一。当时中共把中国的民营资本捧得很高,叫作民族资本。我很纳闷,这个词该怎么翻译成英文?民族资本如果翻译成英文,照我看应该是 National Capital,这个词在英语中怎么听都像是国有资本,但是在共产党的用语中,当时特指的是私人资本。荣德生、刘鸿生、卢作孚,这些人是民族资本,但是资源委员会不是,资源委员会是官僚资本,他们在摧残民族资本。大概在同时,中国的民营经济研究会的会长保育钧先生,他也是一个共产党人,工商联的副主席。他说我们改革开放搞了30年,民营企业的定位一直定不下来,老实说这个问题1949年以前我们党已经解决了,我们党当时说中国的民营企业是民族资本,这在全世界恐怕都是最高的评价。即使在西方都没有哪个国家说只有私营资本才是民族的,国营的就是反民族的,只有共产党有这种言论。我们知道国有资本不光是共产党,就连美国那样基本没有国有企业的国家也有一些企业,比如航空航天局,这都是国有的,美国人不会说这是反民族的,只有私营企业才是民族资本。

  但是我要说,我不同意崔之元的说法,因为当时共产党之所以把国民党的国有资本说成是官僚资本,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这个国有资本中有很多贪污行为。我同意崔之元的一个判断,就是所谓的四大家族,没有我们以前说的那么腐败,不但蒋、宋、陈这三家,就连孔祥熙也是。尽管这个人的确是个很腐败的人,但是大家都知道孔家在从政以前就是巨富,而不是在从政以后才成为富人的。

  大家都在山西看到过王家大院,祁家大院,这个孔家就是那种,当年就是票号世家,就是晋商。他从政以后,利用权力占过便宜,但是他和我们现在的一些情况不一样,他的第一桶金并不是从国库中偷来的。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第一桶金就不干净!共产党当时否定这个国有资本,主要的理由并不是说国有资本有贪污行为,共产党当时否定的理由是什么呢?主要的理由是说这个国有资本是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服务的,是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国家资本,因此他们说这是官僚资本。那么共产党接管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如果按照当时共产党的说法就是共产党是民主政府,大家都知道民主政府爱人民。民主政府接管了这部分资本,他就回到了人民手中,成为全民所有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党在这里谈到的并不是贪污与否的问题,官僚资本是不是全民所有制的资本,在这个认证就取决于政治体制。讲得简单一点,按照我们党的逻辑,专制国家的国有资本就是官僚资本,贪污不贪污都是官僚资本。民主国家的国有资本才是全民资产,所谓的回到了人民手中。可是60年过去了,我们居然又开始讨论民主是不是好东西?如果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那么怎么能说现在的国有资本就不是官僚资本呢?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支持我们党1949年以前的说法,我们就是应该搞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使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这个问题现在说需要思想解放,我看用不着,我们只要按照我党在1949年以前的言论就足够解放了!这个言论比任何新自由主义都要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者还没有说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走在了任何新自由主义的前面。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国有排挤民营,1949年以前好像是万恶深渊,1949年以后好像就成了百善之首,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以前的解释是,我们是民主政府,他们是独裁政府,但是现在看起来,如果这个民主是可以怀疑的,那么这个变化当然也就一样是可以怀疑的。

  实际上这部分国有企业在1949年前和1949年后的运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当时的一些人说1949年是一种无缝对接,也就是说1949年以前这些国有企业是由当时的所谓国家主义者,科学主义者管理的。当然这些人基本是留美的,包括我们都知道的资源委员会三巨头,这些人后来都跟共产党走了。这些人是留美的,但是他们采用的是科学主义的企业管理方式。1949年以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苏联专家的一套模式来运作的。苏联专家虽然意识形态和这些留美的人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科学主义这一点上他们很接近,都主张经济核算,都主张计划均衡,就是不搞挂帅那种。因此,实际上1949年前后的企业运作并没有什么变化。

  到了临近1949年的时候,国民党的国有企业当时已经有非常浓厚的亲共产党的势力了,甚至撤退到台湾的资源委员会企业也是这样。有一件事值得一提,50年代初,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场白色恐怖,就是清除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当时杀了很多人。用台湾当局的说法叫肃清匪谍,他们说共产党是共匪,这些地下共产党叫作匪谍。这个肃清匪谍的事,当时资源委员会就是重灾区。当时台湾最大的两个国有企业就是台糖和台电,这两个企业的总经理和很多管理人员都被杀掉了,都是匪谍,当时都在跟共产党联系。实际说这个体系当时几乎是水到渠成了,摇身一变,换块牌子就从官僚资本变成社会主义了。

  我觉得如果真要讲断裂的话,这个断裂不是发生在1949年,而是在1956年。我前面讲过,不管是资源委员会的官僚,还是1949年以后的苏联专家,他们都是科学主义者。后来我们中国称之为马钢宪法的那一套东西——马钢,我们今天一听就说那是马钢股份,马鞍山钢铁公司——不是的,那个时候讲的马钢是指苏联当时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就是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这一套管理流程被叫作马钢宪法,是解放初期在中国国营企业中,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大型国企很流行的一种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强调的是科学管理,计划均衡,理性计划等等。1949年前和1949年后,在这些方面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1956年就发生了变化。当时斯大林模式出现了问题,如果真要讲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那就是从1956年开始的。1956年以前,我们搞的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在用黄亚生先生的话说,我们搞的是中国式资本主义。恰恰是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搞的的确不是资本主义,但也不是苏联式。和苏联式的区别在哪里呢?苏联式是计划经济,而我们1956年搞的我不知道叫什么经济,计划的色彩很大,下命令的色彩是很浓的。

  1956年提出我们要取消一长制,就是这个工厂不应该是厂长负责,而应该是党委负责。我们就提出要用鞍钢宪法取代马钢宪法。这个鞍钢宪法说穿了,每一句话都是针对计划经济的。鞍钢宪法的全称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后面两句话是陪衬,前面几句话是关键。有了前面几句话,中国的工业体制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知道苏联和中国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企业管理有很大的不同。在苏联的企业中,是没有专职党委的,虽然也有党委书记,但是党委书记不掌权,也不是专职的,往往是由总工程师和副厂长兼任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哪怕是几十万人的大型企业,没有党委宣传部、组织部的这一套设置。就是实行一党制,苏联也是共产党领导,当然他那个党的领导主要是地方,行政上面的州委、市委的领导方式。但是中国从1956年以后就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真的有断裂,1956年的断裂比1949年似乎还要大。

  1956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种无计划的命令经济,这种现象最有名的案例就是所谓的分权。现在有一种说法,说邓小平的改革其实毛泽东是始作俑者,他们的理由就是毛泽东时代曾经在中国的经济中提倡分权,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中央不约束地方,由地方互相攀比,你放一个卫星,我放一个更大的卫星,你说亩产5万斤,我说亩产13万斤,政府完全不加过问,鼓励你们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甚至把很多企业都下放到地方管理。于是我们的一些学者说,这就是改革的先河。邓小平不是要放权让利吗?毛泽东比他更早,就主张分权。我要实事求是的讲,毛泽东讲的那种各地比赛,攀比,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苏联是比较少见的。如果真正要搞计划经济,的确是要强调计划的统一,不能乱来的。

  但是我要说毛泽东的各种做法是分权吗?所谓的分权首先要有一个权利的主体,也就是说各地首先要有独立的地方利益,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得上中央向这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分权。我这里讲的独立不是国家体制上的独立,而是有不同于中央的单独的利益,现在是有了,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其实是没有的。所谓的发扬地方积极性,在满足中央的愿望方面开展竞赛,比如大跃进。这种地方官争相放卫星,高征购,其实是以损害当地民众利益的方式来揣摩圣意,讨好君王。这种争宠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但是这种积极性并不是以地方利益为基础的,他们追求的并不是地方利益,而是中央的利益。鼓励各地都搞高征购,鼓励各地竞相放卫星。

  那么这种做法当然是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权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讲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权利肯定是分散的。分散的原因很简单,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肯定是多元化的,我要赚钱,你也要赚钱,我们各自有各自的权利,这叫分权。可是当时没有真正的地方利益,地方并不是利益的主体。这里所谓的分权我打个比分,就像皇帝号召后宫在化妆技巧上要发挥各自的积极性,每个人都要化得争奇斗艳,让皇上看了很高兴。这叫不叫分权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叫分权,把化妆的权力交给了这些妃子。这些妃子和市场经济中的分权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这些妃子都不是利益的主体,这些人都是皇上的依附者。但是这样的做法对统一的计划,对科学的、理性的计划而言的确是有很大的破坏。这些搞法就使得中国经济变成了一种大轰大嗡的经济,通常讲的首长工程,这种经济搞得最极端的时候就是文革期间。

  文革一开始就把计委取消了。这里我要讲一个人,其实这个人的人品应该也是不错,但是他不懂什么计划,他就是余秋里同志,带领几个军人建立了一个生产小组,就取代了计委的特权,由他们按照军队下命令的方式在那里安排中国的经济。计委被取消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像这样的经济当然不是市场经济,但是它是计划经济吗?恐怕很难说。这样的变化从56年到文革发展到了极端,我们也只能从这样经济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改革的一些基本特点。

  中国的改革现在很多人说跟东欧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呢?有些人说他们搞的是休克疗法,而我们搞的是渐进改革。其实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就不详细展开了。最简单的说法,所谓休克是说在他们那种背景下做出私有化的决定是很容易的,但是具体的私有化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民主国家,不能说把大家的东西想给谁就给谁,只有在我们这种体制下才能有这种优越性。所以私有化的决议很容易做出,但是真正落实到企业上往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博弈。但是中国改革有一个特点,中国改革的初期大家并不知道要向何处去,大家唯一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要从什么地方走出来。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要从1956年以后形成的那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或者毛式的体制中走出来,走向哪里我们不知道。走出这样的体制可以有两种走法,一种就是搞市场经济,另一种就是陈云同志所主张的。陈云骨子里认为苏联搞得很不错,中国之所以搞坏了是因为毛主席另搞一套,把好的计划经济给搞垮了。

  毛主席从1956年以后一直强调的就是反对修正主义,这个修正主义是什么?可不是市场经济,修正主义就是指的苏联搞的那套。毛泽东如果说和陈云、刘少奇这些人,除了权力之争外还有什么思想上的分歧,不在于刘少奇这些人想搞市场经济,而在于毛泽东的大轰大嗡那种运动经济,和刘少奇、陈云这些人想搞比较理性的计划经济两者之间有了很大的冲突。而中国的改革在最初阶段,用现在的毛左派的话就是修正主义卷土重来。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改革其实不是78年开始的,75年就开始了。所谓75年开始指的就是邓小平当时讲的整顿。什么叫整顿?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所谓的整顿和市场经济没有丝毫的关系。其实就是要放弃毛泽东时代那种胡闹的做法,恢复比较严格的、比较理性的计划经济。我不引用经济数据,大家只要看那个时候的文学作品就知道了,我国改革初期出现了一大批所谓的大厂文学,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很有名的蒋子龙先生的《乔厂长上任记》。

  这个《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它有很浓的剽窃色彩,因为它非常像苏联的大厂文学。我们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在反修时期,把苏联的一些大厂文学作为批判的对象,其中有所谓的《你到底要什么》,《当代英雄》等等,这些故事讲的和《乔厂长上任记》一样,讲的都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业务厂长,摆脱政治挂帅的干扰,搞专家治厂,严格规章制度,搞好经济核算,然后成功的完成了计划。这个厂长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他不喜欢政工人员,第二,这些厂长都不知道营销。这些厂长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只管生产,至于生产出来的东西有没有销路是不管的。那个时候体制就是计划经济,按照一个科学的计划,分工你干什么,你把它干好。可是我们知道东欧的改革不可能这样改,因为东欧计划经济已经搞了几十年,已经不能再理性了,已经理性到极端了,所以他们只能放弃这个计划,当然要面临很大的冲击。由于我们在毛泽东时代根本就是在胡闹,只要你不胡闹,怎么搞都会比以前好,即使搞计划经济,也会比以前好。所以我们国家1975年以后到1978年,中国的改革的确是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与其说是在走向何处上发生了变化,还不如说是在走出何处方面发生了变化。而无论走向何处,都比原来那种状态好,这是中国改革初期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2008年的改革30年的研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大家可能没有留心,就是很多人都注意到陈云在1978年非毛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很多人认为当时邓的作用还没有陈的作用大,包括1978年著名的理论务虚会,对凡是派的斗争主要放炮的是陈云,不是邓小平。邓小平当时其实并不想这样干,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具体的原因,比如他当时才刚刚出来。陈云要改变这种胡闹并不是想搞市场经济,就是想搞乔厂长的那一套。实际上这个对推动中国的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用《赵紫阳回忆录》中的一句话说,陈云当时说过苏联经济很成功,中国之所以没搞好,主要是毛主席搞的那一套的干扰。

  因此中国的改革和东欧的改革有一点不同很重要,就是东欧面临的是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问题。而对于中国来讲,当时的问题是不要再胡闹,用最近胡锦涛的话来讲就是不折腾,只要不折腾,就会有改善。这个情况跟东欧是很不一样的,可是我们也知道,这种现象总是一个过渡,到后来还是要解决到哪里去的问题。乔厂长的作用到了80年代后期就已经逐渐的不行了,像乔厂长那样管理企业肯定最后是办不下去的,我国东北的很多乔厂长式的企业都走向了穷途末路,中国又一次出现到底到哪里去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一点,从1989年到1992年,中国出现了三年的徘徊,一开始好像有一种追求西方式资本主义的潮流,后来又有一种要回到中国式社会主义去的,也就是毛式的潮流,最后这两种潮流都被否定了,1992年小平最终确定了一条所谓的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我们就不说它是资本主义了。

  1992年之后又出现了一场很大的变化。这场变化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带来了很多成果,同时我们也感到了它的很多弊病。这个弊病就是由于这种权贵资本主义改革的特权性质,使得这场变化牺牲了很多民众的利益。尽管从总体来讲,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改革的获益者,但是就相对而言,这个贫富差异要比过去严重,尤其是这个贫富差异没有理由。我觉得关键是没有理由,无论是按照社会主义还是按照资本主义都说不通!按照社会主义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差异,按照资本主义,应该是公平竞争的。差异是可以有的,但是应该是公平竞争的。我们这两者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的确还需要面临进一步的改革。关于这个进一步的改革涉及到很多问题,我就不详细讲了,我还想留一些时间和大家互动,谢谢大家!

□ 原载《传知行学术通讯》2010年第8期

 
10   [dokknife 于 2010-10-30 22:43:42 提到] [FROM: 24.]
中共党报否定政治体制改革呼声(附图)


  记者:海彦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三说,那种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而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看法既有悖于客观规律,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外媒及分析人士认为,这看来是否定了中国总理温家宝近期多次要求推动政改的呼声。

被认为是中共中央喉舌的人民日报10月27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标题为《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署名文章。文章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必须坚持循序渐进、扎实推进,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文章还说,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文章强调中国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

*分析:回击温家宝政改呼吁*

这篇约1800字的文章引起了外媒的关注。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金融时报都报导说,这篇文章在17届5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出台,否定了要求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看来是针对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8、9月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先后8次呼吁推动和深化政治改革的。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星期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人民日报的文章基本上是否定政治改革的。

他说:“中国的政治是围墙政治,很多事情是围墙里面发生的,我们在外面只能是猜测。到底温家宝多次讲政治改革、普世价值,但是没有其他人回应,媒体也不让发表。这个现象怎么回事情,我们也得猜测。不过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只是说明政治改革的意见并不一致,基本上是否定改革的,否定温家宝的讲话的。问题很明显,中国知识界的看法也不一样呀。就是上层怎么样我不清楚,肯定是不一致的。”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研究员、宪政论衡网站站长、知名宪政学者陈永苗星期四表示,人民日报的文章确实给人的感觉是否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不过官方谈论的政治改革实际上还是强化党的领导。

他说:“你从这篇文章里很容易地读出来,它的一切,包括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是为了强化党的领导。所以,它的改革还是在党的领导下,换句话来说,就是个党建活动。”

另外,美国纽约时报的报导还说,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还可能是针对最近一批前中共老干部和一些开明知识分子,受温家宝政改言论及异议作家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激励,发表公开信,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尊重受宪法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报导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即便温家宝政治体制改革的动机是真诚的,但是他也是无能为力,最多是为自己赢得一个好的名声。

□ 美国之音

 
11   [USMedEdu 于 2010-10-30 15:09:12 提到] [FROM: 24.]
中国沙龙热潮推动公民社会启蒙


中国悄然兴起沙龙热,北京的三味书屋、单向街、传知行、UCCA、雨枫书馆,上海的读品,广州的凸凹酒吧与新媒体女性沙龙、成都的草堂读书会、香港的Co-China、序言书室等,讲题从社会改革到个人生活,常有突破性大胆言论,因此一些沙龙被当局监控,但双方能达成默契。宪政改革、言论自由成为最关注话题,推动公共领域的公民内部对话,为中国正在成长的公民社会启蒙。

周日下午,小书店的二楼挤满了人,有的座位挤了两三个人,更多人在书店预置的座位后一排一排站着,甚至整个楼梯都坐满人,迟到的人连楼都上不去,只能在一楼购书区倚墙站着,仰头听楼上传来的麦克风声音。

大部分人会一直这样站两个多小时,而且每周如此。

这里是北京小有名气的单向街书店,每周末的「单向街沙龙」都如此这般,吸引了一两百人来听并且讨论。从二零零六年书店成立至今,已经举行了五百多场沙龙。沙龙策划人小武说,之所以「单向街」称为「沙龙」而不是「讲座」,因为「这并不是课堂或说教,我们希望所有人都平等,可以公开讨论」。

正在进行的是青年学者、作家熊培云和日本留学生加藤嘉一展开的一个无比宏大的话题:「个人如何改造社会?」在半小时左右的演讲过后,近两个小时开放给现场,讲者与听众展开热烈讨论,甚至争论。熊培云说,比面对社会更重要的是面对内心。立刻有女观众站起来反驳,她用悲伤的语调说这是怯懦,说你怎么能眼看社会上那些不平事发生而无所作为。熊培云又说,改造世界,只能从改造自己开始,「心中没有敌人,只有想救济的人」。另一名男观众站起来支持熊培云。然后话题继续,更多人开始讲述他们的个人经历,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忧心忡忡。有人说上访,有人说政治改革,还有人说自己从小到大「被改造」的经历。

单向街的大部分听者是八零年代生的年轻人,主持人现场统计,一半是在读的大学生。也有中年人,头发已经花白了的妇人,坐在楼梯上埋头认真地做笔记。

在外资银行工作的沈雯也在现场,用她的话说,毕业了多年,她想来感受下这个「理想主义的气场」,「我起初不觉得这个话题有意思,因为我觉得问题太大,没有答案。但这里的气场很感动我,很温暖,这样的讨论,让我想起很多已经忘记了的话,或者平时根本不会去想的问题」。

沙龙成公民启蒙课堂

并不只有一个「单向街」。

它只是京城每周都在进行的百余场大大小小的沙龙的其中之一。

若把地图再拉大一点,它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香港等地日益兴起的沙龙文化的一个小小地标。而这样的地标,近年增加的速度,彷佛遍地开花。

每到周末,总有七八场以公民话题为主的沙龙同一个时刻在京城的各个角落进行,每场的听众都在百人左右;还有至少七八个咖啡馆,同时在进行各类纪录片的放映和讨论;除了社会议题之外,读书会、星座、灵修、科技、办公室政治……举办更多生活化的公开沙龙,也成了咖啡馆时下最时髦的选择。

北京的三味书屋、单向街、传知行、UCCA、雨枫书馆,上海的读品沙龙,广州的凸凹酒吧与新媒体女性沙龙、成都的草堂读书会、香港的Co-China论坛、序言书室,都已经是各地小有名气的民间沙龙地标。

前几年中国曾风行「大讲堂」,从「岭南大讲堂」到「燕山大讲堂」,一般是媒体主办,邀请知名学者,就公共议题公开向社会讲座,一个讲堂下来,听者数百上千人,早已渐成品牌。「大讲堂」仍在继续,而如今,从「大讲堂」到「小沙龙」,一种更丰富、更开放的公共话语空间也在社会深处抽枝发芽。

在媒体人郭玉洁看来,这样百余人积少成多的民间沙龙,无论是关注社会的宏大议题,还是关注个体的幸福生活,只要是自由、独立、各自为自己的观点负责任的讨论,都是在为公民社会的形成贡献薄力。

单向街的小武觉得「沙龙」相比「讲堂」,最重要的意义在「平等」,「没有讲者高高在上,大家都是抱着讨论的心态来的」。

国人最需要学习对话

而最老牌的书店沙龙、「三味书屋」的主人李世强、刘元生夫妇则认为,办了近二十年沙龙,从一直以来的孤身上路,到近几年的气候生成,这里最难得的精神气质就是「对话」:「在我们这个公共交流平台上,不是提倡一种声音压倒另外一种声音,而是要让所有声音都发出来。对话,这是中国人最需要学习的。」

创办于一九八八年五月的三味书屋在中国的民营书店里辈分极高,两位主人李世强、刘元生夫妇是老派知识分子,一九九二年在书店二楼开了茶室以后,就领风气之先地办起了讲座沙龙。与单向街不同,这里的听众多是三十到五十岁,职业分布广泛。

三味书屋演讲时间是一个小时,讨论时间是一个半小时,演讲不可长,讨论不可短,因为话题常常关注底层社会、宪政改革、言论自由,书屋常被看作「自由派」的民间阵地,也常引起激烈争论,不同意见者面对面就辩论得面红耳赤。

法律学者萧瀚上周在书屋讲「司法独立与政治改革」,强调除了上层改革,民间必须要做好准备:「没有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都没有意义。」听众问:公民社会倒逼改革的力量源泉来自哪里?萧瀚说:「言论自由,而现在正是迫使政权改革的最好时机。」紧接着,就有一位激进的听众站起来,高喊对政权和知识分子同样失望,认为知识分子是走狗,如萧瀚这样的温和纵容了政府的腐败;萧瀚耐心解释,为什么要温和改良,而不是走上街头激进革命,话音刚起又被中年人打断,说他感到绝望,大声质问大家「怎么还能忍下去」……

动人的状况是,萧瀚还未反驳,现场的李世强也还未及劝说中年人安静,更多的听众已经自觉与激进者争论起来:「你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但你不应该随便打断别人的陈述。」「你可以先听完,再讨论。」

在现场看着这一幕,激进者并未因为言论刺耳被赶出会场,其它人也并未因为其激烈态度而指责谩骂,「政治改革」这样的深度敏感议题,讨论的各方都克制而理性,书屋主人所期望的「公民对话」,氛围果真渐渐形成。

在北京,不少外国人听完单向街、三味书屋、风入松的沙龙,都会惊讶这种言论大胆的公开沙龙在中国出现。

作家野夫在单向街讲「民间写作」,提问却几乎全是关于温家宝谈政改,甚至有年轻观众站起来就问:「你怎么看海外民运?」野夫犹豫了一下,笑着说:「我做过警察,我知道这下面一定坐着我的前同行。为了不给主办方添麻烦,我想我就不要说太多……」但他仍然给出了他的观点,一字一句,平稳地。

刚刚过去的十月二十五日,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三味书屋演讲,书屋主人尽了最大的能力保证宽容度, 允许了有关刘晓波获得和平奖的提问。洪博培最后说,全球领导者必定要承受各种批评,这是中国应该学习的,「今天,我们能在这里进行谈话太好了。能讨论这个事情,就很好。我相信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到这一个阶段的好的象征」。

在洪博培到访的一周前,原计划在三味书屋讲政治改革的辛子陵,因为受到国保的压力,以及刘晓波事件的维稳气氛影响,没有成功出行。书屋没有取消沙龙,而是请了法律学者萧瀚替班,话题换成「司法独立与政治改革」。

书屋主人李世强说,这样因话题敏感,临时换人的情况偶有发生,但近年已经很少了。「这么多年的争取,我们的言论空间已经和负责看守我们的部门,达成一种默契。」三味书屋每期沙龙,都必定有警车在书店门外不远不近处停着,现场的听众里,会有隐藏身份的国保,但并不会发生现场干预讨论的情况。「像辛子陵来讲政改,书店这边,国保部门最后已经对我们默许了,最后是辛老那边,压力太大,无法出行。」

李世强说他从不在乎现场有「耳朵」在听,「我们要的就是公开讨论,自由必须从每个人的心里开始,什么话都应该放在台面上来说」。常在三味听讲座的大学生常丰说:「最好『耳朵』们还能跟我们公开讨论,这是最好的!」

常常关注社会议题的民间讨论必然会引来维稳力量的关注。但让各个沙龙主人觉得有希望的是,如今,直接的干预越来越少,默许的宽松越来越多。即使是在敏感时期,如刘晓波和平奖期间,沙龙们收到的最多也是「招呼」,而不是「禁令」。

在香港做Co-China论坛,并通过新媒体方式在内地网络直播的媒体人杜婷觉得,对于公民启蒙而言,沙龙的方式无疑是「传播手段中最直接的」,「它不像电视、报纸是单向传播,不像网络的虚拟性,沙龙极强调对话,这恰恰是我们的教育里最缺少的,也是公民社会成长最需要的」。

而她个人的感觉,从二零零九年在沙龙上为营救许志永鼓呼,到现在刘晓波事件大家直言不讳地谈论,仅仅一年的时间,「身为中国公民,我们讨论敏感议题的恐惧感明显弱了很多」,「大家都不那么怕了」。

沙龙(Salon)一词源于法语,本意是「客厅」,十五世纪开始,是风行欧洲的一种上流社会社交方式,慢慢发展到文化界、艺术界。主人在自家客厅里招待圈中好友,天南海北地谈论文学、艺术、哲学等一切话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民国时期,北平一批有留洋经历的知识分子圈也曾流行过中国式沙龙。「北总布胡同三号」,梁思成与林徽因家的「星六聚会」,后来称「太太的客厅」,是当时最著名的文化人沙龙。这个沙龙的常客,除了主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外,还有徐志摩、金岳霖、张奚若、胡适、沈从文、萧干、何其芳等一批文化学术精英,美国来华的学者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也常来凑趣,与中国学人们纵论艺事。同样闻名的还有「地安门慈慧殿三号」朱光潜家的读诗会。

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

另一个沙龙文化的高峰是在八十年代。从八十年代走过的学者与文化人,对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氛围念念不忘。朱伟在自己的书中说:「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地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压』着马路,从张承志家里走到李陀家里,在李陀家楼下买了西瓜,在路灯下边吃边聊,然后又沿着朝阳门外大街走到东四四条郑万隆家里的时代……」

单向街书店的主人之一许知远在数次主持二零零六年之后的单向街沙龙的时候,曾大段大段地引用这段话。这是他理想中的民间社会,做沙龙,也是出于这样的理想。他说,这是两个时代的不同声音,现在做沙龙,更大众更开放,但是相信这样慢慢启蒙的意义,「很多年后,常来单向街的年轻人当中也会产生很多精英」。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成立的单向街,是书店沙龙的另一面旗帜。

许多老读者还记得未搬迁前的单向街,由圆明园边上一家废弃画廊改造而成,一个灰色石子铺就的院子,高大的核桃树层层包围着,几十张椅子围成半圆形,文化沙龙就在这里自然形成了。演讲、公益画展、诗歌朗诵到纪录片放映,甚至话剧,无所不包;钱理群、贾樟柯、刘小东、阿城、颜峻、周云蓬、林夕、廖一梅……嘉宾来到这里,自然地坐下,就与周围人们闲聊起来。

画家刘小东曾评价单向街:「这个小书店,是我见过最美的」,他说自己曾在一个小雨蒙蒙的天里去沙龙:「它在一片小树林里,人很少,非常美,非常有灵性,有点饮料,有点咖啡,有点书,但是没有讲台。听众们提的问题质量都非常高,我没想到远离东边艺术区域的年轻人对艺术有那么深入的看法,整个气氛都充满对知识的敬畏。」

在二百二十九场沙龙之后,迫于生存压力,单向街书店搬至商业区「蓝色港湾」。而这片欧式建筑风格的购物广场并没有消解掉「对知识的敬畏」,周末的沙龙反而因为身处商业区而人气兴旺起来。在蓝色港湾,沙龙又开了三百多场,章诒和、贺卫方、张鸣、梁文道、陈丹青、朱天文、罗永浩、张大春、莫言、野夫……许多嘉宾的到来,都会如文章开头那一幕,让这个小书店上下两层挤满了人,风雨不变。

沙龙的主人们更兴奋地策划接下来的活动。凤凰读书网的沙龙策划曾宪楠找来香港、台湾一系列的博雅、通识课程提纲作参考,她觉得在中国的大学最缺的「公民教育」这一课,也许可以通过细水长流的民间沙龙慢慢补上。

北京大学博士生、在高校圈子里小有名气的沙龙策划人刘道一希望在往后的民间沙龙里找到古典精神的传承:「沙龙里甚至可以请嘉宾讲拉丁语!」

在胡同里的咖啡馆,沙龙主人们激动地讨论,长长的嘉宾名单在本子上记下,最著名的学者一网打尽,似乎一百场、两百场沙龙已经近在眼前。

他们说得最多的词,公民,公民,还是公民。

无所谓地点,因为「三味书屋」和「单向街」已经不孤单,越来越多的书店、咖啡馆引入沙龙文化,只要有好的主题,每一个地点都能引起讨论热潮。

在单向街加盟之后,「蓝色港湾」购物广场,特地把书店所在那一条街改名为「左岸」。或者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沙龙的左岸,理想的左岸,自由的左岸——而所谓公民社会,不也正是在这一个一个的「左岸」,厚积薄发?

□ 《亚洲周刊》二〇一〇年第四十四期


 
12   [USMedEdu 于 2010-10-30 15:08:33 提到] [FROM: 24.]
北京打压零八宪章签署人


        记者:何宗安

中国被监禁的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当局加紧监控异议人士,并软禁了一些零八宪章的签署人。

如果有人给刘晓波妻子刘霞打电话,就会听到这样的声音:你的电话号码打错了,没有这个电话号码。刘霞一般使用两个电话,但是,这两条线路都已中断。不过,刘霞没有电话,就使用互联网推特来同网友交流,她最后一次推特,是在10月18日。

刘霞,还有其他三十到四十个比较知名的人士,现在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当局监控或软禁。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上星期五发出消息,公布了这个名单。

所有上了这个名单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签署了零八宪章。这个宪章是呼吁政治改革和言论自由的公民宣言。

本月早些时候,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和平奖颁发给了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刘晓波,刘晓波现正在监狱坐牢。2008年12月,当零八宪章推出的时候, 有300多人在上面签名。从那之后,零八宪章在网上迅速传播,到现在为止,一共有1万多人在上面署名。

北京的政治学者刘军宁最近也遭到打压。在刘晓波得奖之后,刘军宁说,公安就在他家门外,他出门,他们就跟着,走哪儿跟哪儿。他说:“他们看起来没事可做,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家里,就待在家里。”

最近几个星期,没有办法联系到其他签署零八宪章的知名异议人士。比如,1989年反对镇压民主运动的中共政治局秘书鲍彤和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的丁子霖。天安门母亲,指的是1989年镇压中孩子被打死的一批母亲。

刘晓波曾经因为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而被关押。去年,他被判处11年监禁,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刘晓波曾经表示,希望通过中国人民的努力和全世界的支持,把中国从一个独裁国家、没有写作自由的国家变成一个自由国家,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都可以自由的写作、出版自己作品的国家。

刘晓波这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中国政府非常愤怒,指责诺贝尔奖委员会不尊重中国司法制度,干涉中国的内政。官方新华社星期五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抨击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亚格兰。亚格兰最近说,人权高于主权。

新华社这篇文章说,支持刘晓波获奖的人,还有一种冷战心态,这些人想方设法破坏中国在世界的崛起。

□ 美国之音

 
13   [dokknife 于 2010-10-28 16:03:41 提到] [FROM: 142.]
何清涟:魔瓶中的“爱国主义”还会继续听主人吆喝吗?


从10月16日开始一连三天,中国各地接连举行反日示威游行。由于中国那部《游行示威法》事实上已变成《禁止游行示威法》,人们因此很容易猜测这些游行均由官方操控。然而到了20日以后,中国一些城市的大专院校依据教育部最新通知相继封校,不让学生上街参加反日游行。对官方这一放而又收的举动,很多人不太理解,只感到圣意难测。

中国官方当然要将这些游行说成是民众“自发”的。但事实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制造了以狭隘民族主义为底色的爱国主义这个“魔鬼”,关在自己严格掌控的政治魔瓶里以备用。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以及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之后,本人由于工作性质所系,亲历了中国当局如何利用爱国主义这种国家游戏,争取外交利益。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以后,中国各大学接到中共各级宣传部的指示:由学生会与校共青团委出面组织学生游行(不少学校还为学生提供游行期间的食物及饮料),标语口号统一制作,每个系要派出领队,以便控制局面,防止发生超出政府意愿之外的事情。同时各地媒体也奉命赶往现场“采访”,报纸在当晚都必须以通栏标题在头版做为重要新闻发出。宣传部还下发了一组参考性质的新闻标题并指示:各媒体做标题时可以在不偏离给定的标题题意范围之内发挥创造性,以免各报新闻标题大同小异,给外界造成政府在背后操纵的印象。游行过程中,不少武警与公安穿上便衣混于游行队伍当中,遇有学生呼喊政府不喜欢的口号,立即制止。于是整场游行“稳定有序地进行”,“向美国政府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与力量”(当时的媒体用语)。

这是江泽民统治时期利用民众情绪争取外交利益的第一次尝试。由于美国政府担心中国民意汹涌,导致中美关系恶化,作了一些让步。中国政府尝到了甜头。此后在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再度祭起这一法宝,但效果不如第一次理想,不少网友借互联网发文质疑撞机事件真相,包括中国飞行员王伟是否死亡都在质疑之列。

2005年日本要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为了挫败日本争常的努力,中国政府亲手执导了一场声势浩大、以民族主义为主诉的“国家游戏”,几管齐下,制造了各种压力,迫使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于4月22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亚非高峰会议中,为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亚洲造成的苦难道歉,以此安抚中国和南韩的反日怒火。一旦目的达到,中国政府立即宣布结束这场“国家游戏”。其时,中国当局已经看到一些苗头:被压抑已久的中国民众在游行的狂欢中宣泄郁闷,随时有可能将这场国家游戏的主题变换到其他方向。于是对民众发出强硬警告,明令不得进一步参与任何反日示威。中国前外交官员亦被派往中国各大学告诫学生,要“以合法和有序方式表达他们的感情”。

中国政府这种处理外交事务的手段是师从晚清故智。晚清官僚在处理“华洋关系”时悟出“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在外交失败时,总是认为“民气可用”,挟民自重,借民众仇外力量来达到自己的外交目的,1900年义和团事件就是满清政府“挟民制洋”的“经典之作”。

今年中国政府暗中操控反日游行时,已预先考虑到在一线大城市的反日游行中可能会出现少数人借机“闹事”,有意将反日游行安排到在当局眼中政治觉醒度不太高的二三线城市。但事与愿违,在陕西宝鸡的反日游行队伍中,除了抗议钓鱼岛事件、呼吁抵制日货之外,还出现了“抗议高房价”、“推进多党合作”、“缩小贫富差距”、“实行新闻自由”,“英九哥,大陆人民欢迎你!”等标语(日本FNN新闻频道10月24日,http://fnn.fujitv.co.jp/news/headlines/articles/CONN00186705.html)。在反日游行中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反政府口号”,迫使中国政府在全国紧急叫停反日游行。

在控制之下放出阿拉丁魔瓶中的“魔鬼”,曾在外交上为中国当局加分。但今年的情况表明,“魔鬼”不再象以往那样听从主人吆喝。诚如网友所言,一个连自己房子与耕地都保不住的国度,国民哪有什么热情去保护一块早就不属于自己的国土?

□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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