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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陈述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0-10-21
更新时间:201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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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霞获邀请 代刘晓波领奖宣读《最后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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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报 2010-10-21 10:34:59



  诺贝尔委员会证实已经邀请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之妻刘霞于12月10日前往奥斯陆“代夫领奖”,如果没有意外变化,刘家友人初步拟定将宣读刘晓波入狱前发表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作为得奖感言。


  据《中国时报》10月21日报道,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刘晓波是否能提前出狱以及妻子刘霞能否获准出境领奖备受关注。对于前者刘晓波能否提前出狱问题,媒体对此呼声很大。对于刘晓波是否能接受“保外就医”方式提前出狱,妻子刘霞表示,刘晓波肯定不会接受这种方式安排,因为,刘晓波认为言论自由无罪,只接受“无罪释放”,其它有关“保外就医”等等手段,他一概不会接受。

  据刘霞友人透露,刘晓波亲友初步研拟刘霞“代夫领奖”的各项方案,如何代表刘晓波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仪式发表适切的“得奖感言”,将是最重要的考量,目前应以代为宣读刘晓波在入狱前的最后辩词,或摘取最后辩词中有关言论自由与政治民主的诉求最有可能。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 我的最后陈述》全文:

  在我已过半百的人生道路上,一九八九年六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时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我的读书生涯一帆风顺,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讲台上,我是一名颇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同时,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识份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过引起轰动的文章与著作,经常受邀去各地演讲,还应欧美国家之邀出国做访问学者。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

  我发言 却从此失去发言

  那之后,因从美国回来参加八九运动,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投入监狱,也失去了我酷爱的讲台,再也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演讲。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和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一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的权利,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无论之于我个人还是之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都是一种悲哀。

  想起来,六四后我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居然都与法庭相关;两次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开庭提供的,一次是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次是现在。虽然两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实质基本相同,皆是因言获罪。

  二十年过去了,六四冤魂还未瞑目,被六四情结引向持不同政见者之路的我,在一九九一年走出秦城监狱之后,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国公开发言的权利,而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发言,并因此而被长年监控,被监视居住(一九九五年五月—一九九六年一月),被劳动教养(一九九六年十月—一九九九年十月),现在又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对这个剥夺我自由的政权说,我监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员警,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包括现在代表控方起诉我的张荣革和潘雪晴两位检察官。

  我不恨 因仇恨会腐蚀良知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众所周知,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始于放弃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方针。转而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放弃“斗争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淡化敌人意识、消除仇恨心理的过程,是一个挤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过程。

  正是这一进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为不同利益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柔软的人性土壤,从而为国人的创造力之迸发和爱心之恢复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励。

  我相信 心向自由无可阻挡

  可以说,对外放弃“反帝反修”,对内放弃“阶级斗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持续至今的基本前提。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皆受益于“敌人意识”的淡化。即使在进步最为缓慢的政治领域,敌人意识的淡化也让政权对社会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扩大的包容性,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对八九运动的定性也由动暴乱改为政治风波。

  敌人意识的淡化让政权逐步接受了人权的普世性,一九九八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做出签署联合国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标志著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二○○四年,全国人大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标志著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与此同时,现政权又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著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和亲历,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我也期待期待合议庭的公正裁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裁决。

  我的妻 你无私的爱就是光

  如果让我说出这二十年来最幸运的经历,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刘霞的无私的爱。今天,我妻子无法到庭旁听,但我还是要对你说,亲爱的,我坚信你对我的爱将一如既往。这么多年来,在我的无自由的生活中,我们的爱饱含著外在环境所强加的苦涩,但回味起来依然无穷。我在有形的监狱中服刑,你在无形的心狱中等待,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抚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而我对你的爱,充满了负疚和歉意,有时沉重得让我脚步蹒跚。我是荒野中的顽石,任由狂风暴雨的抽打,冷得让人不敢触碰。但我的爱是坚硬的、锋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碍。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

  我期待 中国不再有文字狱

  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谢谢各位!

  刘晓波(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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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9条评论
1   [USMedEdu 于 2010-11-02 16:57:27 提到] [FROM: 142.]
方政受邀出席諾貝爾頒獎禮

記者王慶偉聖荷西報導 世界新聞網

六四事件遭坦克輾斷雙腿的方政(現已裝上義肢,可行走開車),受邀到挪威參加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
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被中共坦克輾斷雙腿的方政,於10月31日收到民運人士、哈佛大學法學院客座研究員楊建利的來信。楊建利代諾貝爾2010和平獎獲獎人劉曉波太太劉霞的委託,邀請方政參加12月10日在挪威奧斯陸的頒獎典禮。由於趕辦簽證及籌措旅費,方政1日還不能確定到時是否可以成行。

方政表示,楊建利受劉霞委託,大陆以外全世界大約邀請了30多人,都是自費前往挪威參加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但到1日為止,方政還不知道那些人受邀,但在灣區只有他一人受邀。


「接到這個邀請很榮幸,但也很悲傷。」方政表示,榮幸的是,以一個天安門受害者,在全世界之前為「六四」作證。「劉曉波說這和平獎是屬於所有『六四』亡靈的。」方政表示,「六四」的倖者存,都有責任將「六四」真相公開給世人。


「悲哀的是,到今天仍有很多異議分子仍被關在獄中,或沒有自由的生活。」方政指出,許多人希望看到劉曉波能夠親自出席領諾貝爾和平獎,若是劉曉波不能去,也希望看到劉霞能夠去代表領獎,「到今天大家仍抱著這個希望。」


方政指出,中國仍有許多異議人士沒有自由,除了劉曉波外,還有許多因為「零八憲章」,或其他原因被下獄、被軟禁、被監視的人士,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處於不自由的生活之中。


「劉曉波的『零八憲章』是要求和平、理性的改革。」方政指出,劉曉波早在「八九民運」時,在天安門廣場提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訴求,到今天的「零八憲章」都沒脫離這個精神。


六四失去雙腿,曾靠輪椅行動,今日以義肢重新站起的方政,和所有其他民運人士一樣,冀望中國進行和平,民主,良性的改革。方政指出,這是中國實行民主最可能的方式,「我們希望也許有一天,諾貝爾和平獎會頒給中共的領導人。」


方政此次參加頒獎典禮,約需經費3000元,希望由灣區朋友捐助解決。可捐款到「人道中國」(http://h-china.org/default.aspx),支票抬頭請寫「人道中國」note 「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捐款可獲免稅收據。將公開使用開銷清單,若有結餘將救濟「六四」受害者及家屬。
 
2   [USMedEdu 于 2010-11-02 13:10:16 提到] [FROM: 142.]
北明:刘霞的世界——与刘霞碎语(附照片)
                           
作者按:在我的《中国反抗奴役者的妻子们》访谈系列中,刘霞是一位特殊女性。这不仅因为她比她的丈夫刘晓波更具个性,而且因为直到去年(2009年)底刘晓波被宣布正式逮捕,她始终拒绝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甚至拒绝出国代受美国笔会颁发给刘晓波的自由写作奖。即便后来为营救刘晓波毅然接受媒体包围,她也仍然不是一个很好的访谈对像。本文是一个华盛顿到北京的越洋电话访谈录,做于2010年1月23日刘晓波一审判决获刑11年后上诉期间。电话中她时常长时间地沉默不语,导致访谈几乎中断。我除了转换角色与她对谈,没有别的办法让她开口。这让我隐隐然有借关心之名行骚扰之实的歉疚。我之所以在犹豫之后还是决定将这个“准访谈”以文字形式发表,是因为刘霞开口不易,而她确是中国“十二月党人”的出色妻子。在这些文字公布之时,我要对这位不善言辞,一贯恪守私人生活空间,现今却被迫把自己暴露给媒体的宅女、诗人刘霞表达我的歉意和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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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牢的是你,探监的是我”

北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这个消息了,就是前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还有南非大主教图图联名提名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刘霞:对,对。

北明:我认为他获奖非常有可能。虽然对你个人来说,你大概不在乎,但是现在已经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亲爱的。

刘霞:我知道。(沉默)

北明:如果晓波真的要在里面待十一年,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吗?

刘霞:哎,有了吧。(沉默)

北明:其实晓波呀心事挺重的。他至少三年前,有一次我跟他在Skype通话,说起你来,他就说,他现在就是想挣点钱,以后万一有了个三长两短,刘霞好有个……说你自尊心太强,又不想开口求人。他那时候就有这种心理准备了。我就想,晓波也就是这么一说吧,不可能的。没想到,这个事情就变成真的了。

刘霞:咳呀这么多年来,我们俩一直,一直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北明:刘霞,我知道你从来都不接受采访。刘霞你得知道,你现在不是你自己了,你被迫成为公众人物。我知道,咱们女人都不想遇上这种事儿,但是他树大招风,有的时候,被迫就变成这种状态了。现在其实你得有点儿责任感,你说呢?

刘霞:我不会说话。(接受)采访,就觉得我尽胡说八道。

北明:刘霞,谁采访你了?谁那么lucky能把你采访到啊?谁那么幸运啊?

刘霞:哎呀!我在这整天在接受采访!

北明:哎呦太好了刘霞,你什么时候改主意了?我一直都不敢打搅你!

刘霞:我从晓波正式被逮捕以后我就,我就全部“对外开放”了!

北明:刘霞,你真是为了他。这样吧,你既然已经都对别人“开放”了,你怎么也得跟我说两句。你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中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我知道你不愿意做。但是,所有天下的这些妻子们没有一个想当英雄的,没有一个想嫁给苦难的,她们就想嫁给她们爱的那个男人。但是呢,她这个男人,肯定不是一般的男人,这你都比我都清楚。现在,咱们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你先跟我说说,你这十一年,你准备怎么过?

刘霞:嗯,我准备呀,我准备,就是事情划上句号以后,他到监狱了,我肯定首先就是要告诉他:每个月到探监的那个日子,我都会出现的,我会给他写信,我会给他送书。(沉默)只要我走得动,我起得来,我肯定会月月不拉地去看他。然后呢,就是,我肯定要调整我自己,我必须得回到我自己的生活里来,我不能在所有的事里面,只是一个探监的妻子,我得做我自己的事情。

北明:等一下,我再问你,你要做自己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我先补充问一句,你刚才说,等这个事情划上了句号,这是什么意思? 

刘霞:就是现在不是上诉还没有结束吗,他人还在看守所里,还没有到监狱里。所以,我的生活也是非常、非常混乱。因为我突然从一个宅女就变成了一个几乎天天要说话的人。

北明:你不习惯?

刘霞:是。

北明:晓波刚被捕的时候,都在想,快过“六四”了嘛,把一个领军人物关到监狱里面去,过了“六四”他就出来了。

刘霞: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他们一旦动手,就肯定会是一个很长的时期。

北明: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刘霞:对,我就一直有这种感觉。我在晓波出事,就是还没被抓走之前,还有很长时间,我就跟他说:警察要来了,要抄家了,你要被抓走了。

北明:他说什么?

刘霞:他当时说我“神经”。

北明:那你们俩的感觉,对这事儿怎么完全不一样啊?

刘霞:因为他一直认为,他认为《零八宪章》是一个非常理性、平和的东西。

北明:确实也是这样啊。

刘霞:对。也可能,要不就是他不想要我过分担心。但是,我真的是,就是早早早早就跟他说了,肯定最后抓的是你,坐牢的是你,探监的是我,没别人的事儿。

北明;他怎么反应啊?

刘霞:他,因为他一直觉得我这个人比较神经质……

“我不能就做一个整天诉苦的人”

北明:晓波被判刑,我给廖亦武发信的时候差不多失语。你猜他回复的时候说什么?他说“他们成全晓波呢”。他说“他们在这个时候判了晓波,历史会记住这一天”,他说(晓波)“求仁得仁”。

刘霞:求仁得仁,大家都这么说。我家里人也说,朋友们也说。就在这个事情没发生之前,就都这么说了。而且朋友们还说:以后我们有过圣诞的理由了,我们有中国人自己的过圣诞的理由了。

北明:你刚才说,你不能十一年就变成一个探监的妻子你有什么计划吗?你怎么恢复你的生活呢?具体一点。

刘霞:我尽可能地把非常的日子过得日常。我该读书读书,该画画画画,该拍照拍照,该写诗写诗,我不能就做一个整天诉苦的人。整天除了刘晓波,我就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事,没有什么可做的事,如果我这么过十一年的话,晓波出来,也会非常悲哀。

不准送药给晓波

北明:你现在每天睡几个小时?

刘霞:现在没准儿,有时候可能一夜睡不了几个小时。

北明:你知道爱护自己的身体吗?

刘霞:啊我……我一般的,我这个人是不太爱惜身体的,我跟刘晓波都说:身体这个东西,我们就听天由命吧。

北明:你要是不爱惜它,那就不是听天由命啊,那是你把你自己的意志加进去了。

刘霞: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不爱动的人。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游泳什么这些都不会。

北明:没有一项运动特长?

刘霞:对。我以后准备在外面,当然就是公园嘛,走一走,天天去走上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要积极地锻炼身体。

北明:你怎么会突然这么想了呢? 

刘霞:要不然,背书都背不动了。

北明:你现在身体是不是特别不好?

刘霞:对,你看我年前得的感冒,到现在都没有好。

北明:你觉得晓波他在监狱里能挺下来吗?

刘霞:我想应该能吧。我就担心他那个胃呢。

北明:他前几次坐监狱的时候,胃也不好吗?

刘霞:对,那次软禁他八个月的时候,中间都住过医院。劳教那三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允许我给他送药进去。现在不行。现在任何药品他们都不收。任何进嘴的东西都不让送。

北明:你看见他两次,对不对?

刘霞:看见他三次呢。宣判那天让我去了。

北明:你看见他还行吗?

刘霞:还行。 

北明:他有变化吗?

刘霞:比我上次见到好像还稍微胖了一点,但是脸上看上去,不知道是晒太阳少了还是什么原因,就有点儿脸色不是太好。

北明:你得跟他说,让他在那里头能有机会锻炼,就得锻炼,得运动。

刘霞:他说每天他都自己锻炼一个小时。

北明:他现在成了中国的摩西了。摩西带着在埃及的那些受苦人、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人家摩西天天都在走路呢,那就等于运动。晓波要想十一年在监狱里头坚持下来,要想出来的时候,牙齿不掉,身体还好着,正常着吧,他就得锻炼。而且他还得有一个很坚强的意志。你觉得他意志坚强吗? 

刘霞:哎呀,超坚强。他要不是超坚强,他在这二十年里,你想,他怎么能过来? 

刘晓波给刘霞的满屋子鲜花!

北明:我估计他这么坚强跟你有关系,是吧?

刘霞:我是超级脆弱的。他可能从我的脆弱里看到了我没看到的坚强。(笑)

北明:我想不是你的性格,而是你对他的爱,是你们之间的爱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你怎么跟晓波认识的呢? 

刘霞:我们俩八二年就认识了,大学毕业到北京来的第一年就认识了。

北明:怎么认识的?

刘霞:我们当时都在中国银行食堂吃饭,我先认识他一个大学同学,叫周进,也写诗。就在那个食堂里,那些同学,王小妮呀什么的,都是在那个食堂里认识的,晓波也是。

北明: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他很特别吗?那时他还没变成一匹“黑马”吧?

刘霞:没有呢。八二年,你想想看,他刚来北京。后来,我们就……。反正因为老写诗嘛,就老在一起玩儿。我是属于朋友里头自己有房子比较早的,所以,大家都喜欢到我们家去吃饭、聊天儿。他就非常、非常喜欢我写的诗,喜欢吃我做的饭。

北明:我想你们两个互相之间虽然完全不一样,你是那树底下一棵草,他是那大树,但是你们俩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吧?

刘霞:就是两个人在一块舒服呗。

北明:刘霞,你跟我说说,你跟他结婚,你有没有想过,你们后来会走上这么一条道路啊?会变成一个囚犯的妻子,而且是不停地变成囚犯的妻子,你的生活中就不能缺少那样一条道路——探监。你想过这事儿吗?

刘霞:当然想过。也没办法,这个事儿,是没得选的。

北明:能不能回忆一下你们两个的,最让你感动的细节。就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些关于他或关于你的,或者关于你们俩的细节?

刘霞:其实,好像是比较隆重的就是,九六年,我不是去了趟美国吗?然后,我回来的时候,一出机场,他来接我,他手里攥着一把花儿。他攥着时间可能太久了,飞机可能晚点,花儿的花茎都已经让他攥得有点儿变软了。我到现在都能记得他那手感。然后,一回到家,满屋子到处都是花儿,我以为我进了花儿市了。

北明:你去了美国,去多长时间?

刘霞:我去美国一个月。

北明:那时候你们结婚了吗?

刘霞:那时候,我们已经结婚了,就是没有拿到结婚证。

北明:你们俩真实不容易,晓波也是够幸运的,他折腾成这样,还能把你留住。所以那堆鲜花儿给你的印像特别深刻,是吧?

刘霞:对。

北明:这家伙是够浪漫的。平常看他说话吭吭巴巴的,没想到他肚子里面这么多热情。像火一样的,哈!这些鲜花儿没让你出一首诗吗?

刘霞:没有。我这个人,怪了。我从二十出头写东西,就很少有年青女孩儿的那种,那种东西,我也不会说是因为高兴啊,幸福啊去写诗,我全是因为痛苦而写诗。

北明:所以那些花儿就吃饭、喝酒都消化到肠胃里头了,然后又吸收到血液里头了。

刘霞:嗯,就都……(笑)

北明:都飘到天上了。

北明:你又不说话了。

刘霞:对。北明我一直说,我不是一个好的采访对像,我会让记者经常崩溃,记者经常会反过来问自己,为什么刘霞不哭,自己反而哭了。

北明:记者哭了,你没哭。你肯定不在记者那儿哭。你要么就是一个人哭,要么就是只有在三、两个知己那儿哭,要么就是心里哭。而且,你哭时候都已经变成你的画儿,你的诗,变成那些艺术上的东西了。那你跟晓波在一块儿,总有掉眼泪的时候吧?

刘霞:那,他在家,我老哭。(笑)

北明:替他着急吧?或者他欺负过你吗?

刘霞:他哪敢欺负我呀。(笑)他,他,他舍不得欺负我。他宁愿被我欺负。

   刘霞的爱是刘晓波人生转变的关键:“他说是因为有我”

北明:他太知道好歹了。这就好。刘霞,你知道吗,我原来觉得他不知道好歹!他认识你之前,或者是在六四以前。(刘霞笑)后来他变了,他一下就变了。我从他,才有一个概念改变了。原来我认为,这人的好坏都天生就注定了。就像基督教神学里面说的那个“预定论”,加尔文的预定论,就说是上帝要拣选谁,那早就是注定的了。我就觉得天生下来人甚么样就注定了,有一种很强的宿命感。后来,从刘晓波(的改变)我才开始有一个问号了,就觉得这人没准是能改变的?当然现在我也不完全确定,因为晓波的改变也可能也是注定的。就是缺少一个契机,缺少一个事件,生命中缺少一个标点,那个标点什么时候出现了,他就变了。我真是觉得他是八九以后变的。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呢?难道你没有感觉吗?

刘霞:对,我是有感觉。就觉得这个人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平和,越来越谦虚。然后,越来越会去爱更多的人。越来越……就反正就是越来越舒服吧。

北明: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跟他的阅读有关系?还是跟他的经历有关系?还是跟他的思考有关系?还是跟你有关系?

刘霞:嗯...都有吧。

北明:你能不能说个细节,你觉得怎么就变了?而且你能不能告诉我个时间段,大致在哪个时候变的?我刚才说的对不对?我这个是外人观看。

刘霞:嗯……我觉得呀还是,还是从,应该还是九几年,不是一出来就这样。

北明:什么东西让他改变了?

刘霞:嗯,我不知道。他自己说……他自己说是因为,对是因为有……

北明:没听清楚,再重复一遍,他自己说什么?

刘霞:他说是因为有我。

北明:因为是有你。我相信是这样。世界上只有爱能改变一个男人。(改变)女人也一样。暴力、语言、规矩都不行,苦难有时候也不行。我说是往好里改变啊,不是往坏里变。你说对吗?

刘霞:(长叹)更多的是对。(沉默)

北明:有一本书,作者叫杨腓力,他是美国《今日基督教》的特约编辑,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在苏联解体的那一年,应邀跟随一个美国的代表团访问苏联,回来写了一本书叫:《克里姆林宫的钟声》。里面曾经描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法官,多次地审讯一个总是翻案的一个罪犯。那个家伙21年来反复出入监狱,恶性循环。但是有一天,这个法官突然想起来了,好久没看见这个人出庭了。他放心不下,他就上门去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呢,这个前囚犯生活得非常好,他变成一个基督徒了。法官感到非常奇怪,但是这个前囚犯回答说,“生我的生命里,第一次有人原谅了我。”是因为被宽容被爱,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出现在法庭上。那是杨腓力在书中陈述的一个小故事,是同行的代表团成员讲给苏联人听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刘霞:……

北明:你又不说话了? 

刘霞:听你说呢。

北明:我这个“记者”实在糟糕,采访别人,自己老说。

刘霞:(笑)

北明:(笑)不行,你得说,你得开口。(二人笑)刘霞,你这么着吧……

刘霞的诗:《癔语》

北明:……你给我念一首你的诗吧。你那些画儿我们又看不见,你又不唱歌。

刘霞:念诗……我的诗平常都是刘晓波念给朋友们听……

北明:你现在念给我听一个。我们没法儿让他给我念了,你就拣一首他最喜欢的诗……

刘霞:他都喜欢。(笑)

北明:都喜欢……,那,那你就随便拣一首。

刘霞:(还是笑)念诗对我来说也不是太容易的事儿……

北明:诗本来就是要吟的……

刘霞:这真是挺让我不好办的……(笑) 

北明:不行,你得办!这事儿太简单了,你就拿起来念。都是自个儿写的诗,都是你心里最想要说的话。你是诗人。

刘霞:我诗写得很少,我这个人写不了那种单纯的东西,我写的小说,人家没有看过我本人的,都以为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人写的。

北明:饱经事故的那种吗,还是老有一种忧伤在里头?

刘霞:就是我没有那种抒情的东西,我这个人的文字中特别没有抒情的东西。我也不会说因为高兴啊,幸福啊去写诗,我全是因为痛苦而写诗。年一首零三年写的诗吧。

北明:好。

刘霞:叫《癔语》:

我是在一个名叫尼金斯基的人的身体里的灵魂
我吃得很少,尽管我很瘦
我只吃神让我吃的东西
我讨厌鼓胀的肠子
那会阻碍我跳舞

我害怕人群
害怕在他们面前跳舞
他们要我跳欢娱的舞蹈
欢娱就是死亡
他们感觉不到
却要我过和他们一样的生活

我要留在家里
避开人群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望着天花板和墙壁
监禁中我也能找到生命

我是不思想的哲学家
是生命的剧场
不是虚构
我是有身体的神(此句不确,听不清楚。北明按)
喜欢用诗来谈话
我就是韵律

安眠药不能让我入睡
酒也不能
我越来越累
我想停下来
但神不允许

我要一直走
走到很高的地方往下俯视
感觉我所能到达的高度
我要走

(北明按:根据录音整理,断句断行未必准确)

完了。

预支的忧愁

在她生命能达到的高度上,刘霞做了一件天下很少妻子能够做的事,给自己的丈夫算刑期。

刘霞:宣判之前,我就按他们这些指控,自己估计是十年。宣判那天,让我去的时候,我一听,人家一说十一年,我特别平静坐在那!我想啊,十一年,加了一年。Okay!(笑)就好像仅仅多了一天,好像或者是十一年在我的错觉里就变成了十一天。当时,一点儿都没有那种接受不了的那种崩溃呀什么的。当时就真的是没有。所以开庭完了,人家安排让我们见面十分钟的时候,我一直在笑着跟他说话。后来,律师在再去见他的时候,他说:刘霞那天真坚强。

没有人能够否认,刘霞面对自己丈夫获重刑十一年,她的表现非常坚强。不过,我仍然觉得,一个乐观主义者在苦难中的积极态度,可以解读为坚强。一个悲观主义者在苦难中的积极态度,仅用坚强两个字概括,可能是不够的。我采访了刘霞和刘晓波的朋友,也是刘霞的文学同行,诗人,现在旅居美国的一平先生,他对刘霞面对苦难的态度,有更深一层的解读。

   北明:一平先生,谢谢您接受采访。

   一平:不客气。

   北明:我有一个关于刘霞的问题,我发现在刘霞身上有一种特质,比方说,她平常是一个非常忧郁而且非常悲观的人,几乎是绝望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呢,当刘晓波被判十一年刑,全世界震惊,可是刘霞这个时候反而显得非常从容,用刘晓波的话来说,是坚强。您怎么解读刘霞的这种精神状况呢?

   一平:好像第一点来说呢,刘霞实际上是一个宗教感很强的人,她写诗也好,画画也好,摄影也好,精神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对于生活、生命,精神要求越高,那么相对呢,你对现实的失望啊,这种痛苦啊也越多。另外一方面,它也显出了刘霞本身是一个精神上很强的人。再有一点,刘霞因为跟晓波在一起也很长时间了,那么实际上呢,一方面,她对晓波入狱,包括晓波自己对自己的入狱都是早有准备的,一直都有这个准备。因为这种生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进到监狱里去。

   刘霞认识他以后,刘晓波就还进过监狱,出来以后呢,他们的生活还是受到监控的,相当于那种软禁式的。出门哪,包括盯梢啊,电话窃听啊,动不动的公安局就来询问。包括过去刘霞自己出门,有的时候警察就差几步跟着她。因此,他们对这种生活实际上就有了长期的适应性了。第二天,她也有这种准备。晓波呢,因为过去呢,很早就考虑过的,有可能以后他会去坐监狱,因此呢,就写文章,为刘霞在经济上做了一点准备。

再有呢,她和晓波都认识得很清楚,既然你来承担这个责任,那么,刘晓波过去就说过,你要为了自由,来交出自己的自由。我想呢,刘霞在这点,她有她的理想主义的精神。因此呢,当刘晓波被判刑以后呢,她能够比较坦然地来面对。

北明:警察现在还来骚扰你吗?

刘霞:警察,在下边。

北明:晓波有一次电话里说,他们到你们家来骚扰,你就拿着那拖把……

刘霞:啊,那是零四年,他们抄我们的家,把晓波带走了。完了,留下两个女警察跟我在那说话。后来说:刘晓波有罪,你就有罪。后来我说,你如果这么说,那你就带我去换个地方。那人就马上说:那可能是我说错了,不应该那么说。然后我就特别生气。因为他们抄家都是穿着鞋进来嘛,我就开始拿拖布从卧室那边一点一点,我就擦,我也不跟她说话。一遍遍地擦,一直擦到最外面这间。然后我说,我擦过的地儿你们不许踩。然后,她们只能一步一步退到门外去。

北明:她们当时生气吗?

刘霞:没有。

北明:挺尴尬的吧?

刘霞:尴尬肯定是会的。

事实上,与其说面对苦难,刘霞坚强,不如说,她从容、淡定。而这种从容、淡定,除了一平先生从宗教和现实两个角度的分析,从女性的角度和心理学的角度还可以做更多的解读。

北明:刘霞,你不是坚强……

刘霞:对,不是坚强。我一看见他就高兴。

北明:你一看到他就高兴,还有一个,你预支了忧愁了。你都预支多少年了!所以当这一天来到时候,你不会受到那么大冲击。所以你挺住了。

刘霞:对。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都是永远把事情往最坏那方面想。外面当然会笑着过(日子)。但是(我)就是一直是特别……,我有朋友说我属于天生抑郁的那样的人。就是太……太消极了,而且就是太不愿意跟这个社会有任何关系。过度的,那种内心折磨自己了。而相反,事情真的发生了以后,我突然发现,我现在眼前出现的,都变成那种美好的画面了。

刘霞天生是人类悲剧命运的使者。她在长长的等待中,犹如一个被迫错穿配角、平庸服装的悲剧主角,焦虑、惶恐、不安地等待着悲剧启幕,拒绝众生的欢乐颂。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号,刘晓波被重判十一年。预料中,她等待,准备已久的悲剧大幕终于拉开,观众惊讶地入场,各就各位,她再也不感到孤独了……

刘霞:就比如,晓波开庭,二十三号那天,那么多的媒体,那么多的外交官,那么多……被警察拦拦截住很多人,还是有一些人在法院门口去系黄丝带什么的。然后,元旦在纽约,美国作家风雪中朗诵晓波的作品(长叹,沉默),哈维尔先生去中国使馆投信的那个照片……我现在就,反而变得就是,不那么跟自己较劲了,就开始,反而好像,怎么说呢,不仅仅只把自己搁在阴暗的那个角落里了,能感觉到阳光了。

北明:刘霞,你呀,你生来就是受苦的人。

刘霞:对!廖亦武那天说,“你跟晓波就走吧!”说的,一个是晓波十一年不能写东西,真的太浪费了”。说“自由比什么都重要。”然后说:我的日也会非常难过,出去就会好很多。我说:既然他选择了不走,我们就不走吧。这就是我的命吧。老廖说,“那你既然说这是命,那我也没法说什么了”。

北明:你就准备了一生的承受。

刘霞: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想眼前……

北明:你没想那么多……

刘霞:就这十一年吧,一天一天地过,一个月一个月地过……

北明:唉,典型的女人。你的忧患意识啊,太深重了。它没来的时候,全世界都不知道,就你自己在那儿承受,所以你承受不住。现在,它来了,全世界都震惊了,开始分担了,这时候你轻松了。我不是说你不痛苦了,不难过了,但是至少你的心理的负担被其它的应该承担的、应该分担的人分担了,所以,你反而觉得你轻松了。(刘霞插:对。)而且,你等了那么久,你把它等到了,不管它是个什么东西,它到了。所以,你不再等待了,你倒坦然了。

刘霞:对。真的,那些……像香港(人)每个月都为晓波去上街,不管有多少人,人家就坚持。(长叹)这些东西,真的就是……我说我这十一年,就是,肯定所以这些东西已经。会不断地到我眼前重放,所以,我相信,我一定能走好这十一年。

北明:就这样吧,刘霞。就这样吧,我不打搅你了。

刘霞:嗯。

北明:能睡着觉吗,今天?

刘霞:有药片儿呢。

全文完。子仲依据录音整理,北明校对。删节版原载香港《明报》月刊2010年11月号,标题是《衣带渐宽终不悔·深入刘霞的世界》。

□ 寄自美国

 
3   [USMedEdu 于 2010-10-28 22:28:21 提到] [FROM: 24.]
诺委会认了:刘晓波获奖只因中国判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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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日报 2010-10-28 09:41:05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执行秘书伦德斯塔(Geir Lundestad)证实传言,表示中国决定把异议人士刘晓波判处异常严厉重刑,促成评审下定决心,使刘晓波成为今年和平奖的当然人选。

英国「卫报」27日报导,伦德斯塔说,在评选和平奖的过程,评审逐渐认定他们必须「面对中国问题」,并考虑如何表扬中国活跃分子,而北京的决定为他们「解决要颁给谁的难题」。


英国「卫报」报导说,伦德斯塔在牛津大学表示:「我们也可以颁奖给古巴,或越南的异议人士,这些国家也存在困难情况。问题是,为什麽不面对中国问题?」

他说:「我们觉得这个决定关乎到和平奖的信誉,虽然这将牵涉到各种複杂问题。」

伦德斯塔说:「我们几年来一直在研究这点:谁是真正的异议人士?我们觉得刘晓波的作为,使他很有分量。」

他说:「中国政府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2009年12月25日,他们处罚刘晓波,把他判处11年徒刑,使刘晓波自动成为不只是人权的一个代表或主要代表,也成为普世的人权象徵。」

刘晓波因发起「08宪章」,推动中国民主改革,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多年来异议人士鲜少获判如此重刑。

伦德斯塔的谈话,可能更加助长中国官方媒体对西方企图把其价值观念强加于中国的指控。

有些人士则认为刘晓波得奖,可能为中国政府温和派提供有利工具。「人权观察」组织亚洲研究员班魁林(Nicholas Bequelin)即表示,决定对「08宪章」採取严厉方针的强硬派,使自己陷于尴尬处境。

伦德斯塔也指出,宣布和平奖得主之前,中国副外长傅莹曾警告诺贝尔委员会不要颁奖给异议人士。

 
4   [USMedEdu 于 2010-10-27 10:22:26 提到] [FROM: 142.]
齐乃泽:踏破铁鞋无觅处:颠覆国家政权罪
                          
“政权”一词在现今的中国宪法中仅出现在一处:第一百一十一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而“国家政权”乃虚乌有也。看来不是“国家政权”无足轻重就是中国宪法还很粗制滥造。

以前还有颠覆国家政府一说,那倒简单便是国务院。中国的议会人大是有权罢免国务院人事的,换句话说人大是有权颠覆国家政府的。人大委员是人民的代表,老百姓为颠覆国家政府向代表们提提建议作作呼吁怎么就有罪了呢?

温家宝在CNN上说中国共产党曾有夺取“国家政权”的前科(不知道夺取与颠覆哪个更有负面的涵义),可能指的就是从国民党手里夺来的治理国家的大权。但夺取政权后的中国共产党今天也说治理国家的大权是由人大授予国务院的,权力的行使受宪法的制约受人大的监督,就是宪法的修改及颁布都在人大职责之内。文雅一点叫政治改革粗俗一点叫颠覆政权对人大来说都是责无旁贷,何以有颠覆国家政权一罪?

10月26日新华网载文:所谓“因言获罪”是对刘晓波案的误读。文章强调刘晓波犯的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不是“自由言论罪”,文中高教授能援引的西方社会之法令及其实施的参照无一能与一个公民对颠覆国家政权(要求社会改革)非暴力的诉求挂得上钩的。

踏破铁鞋无觅处可能话过头了点,但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还是羞于去立个清单,这近五年十年内哪些人在哪些国家被以非暴力的颠覆国家政权问罪了。

□ 读者投稿

 
5   [USMedEdu 于 2010-10-26 18:01:48 提到] [FROM: 142.]
吴鑫岩:数字伎俩
发布者 guzheng 在 10-10-26 09:07


最近用网上Webster字典查单词,发现刘晓波的肖像成了“异议人士”(dissident)的一个注释。其实,中国的异议人士的确不少,例如魏京生和任畹町,他们都受过多年的牢狱之苦。与刘晓波不同的是,如今他们都流亡在国外,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因此才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从这些异议人士的处境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付他们所惯用的两种办法:关押或驱逐。这种策略的理论根据也许和尼采的“超人哲学”有些瓜葛。

尼采认为人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种:“上人”和“群人”。“上人”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他(她)们的言行基本上不受环境的影响。例如,孙中山先生就是一位“上人”,他完全可以享受优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可是却出生入死地闹革命。一个日本友人曾经问过他:“你到底是喜欢女人,还是喜欢闹革命?” 中山先生坦率地回答:“我还是更喜欢女人”。那个日本友人听了以后不禁肃然起敬。已故的前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采访时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命运就是命运!”这句话也为其九死一生的奋斗经历做了圆满的注解。其实,两千多年的孔老夫子也是一样,不辞劳苦地周游列国,妄图违背历史潮流来恢复周礼。庄子看他既可怜也无奈,觉得他老人家是戴着“天枷”活在这个世上。

有人对“上人”有这样的描述: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河里一样,无论河水向什么方向流,石头总要沉入水底。与之相反,“群人”没有内在的追求,他(她)们的奋斗目标基本上被社会潮流所控制。所以,“群人”就像漂浮在水面的树叶一样,其运动完全受河水的流动所左右。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任何社会都是“群人”的乐园和“上人”的炼狱。例如,上世纪三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为了逃避纳粹分子的迫害,从德国流亡到了美国,最初聚集在哥伦比亚大学。结果他们惊奇地发现,正像德国纳粹政府的宣传机器一样,美国的大众媒介也在不断地强化美国的价值观,在这一方面前苏联和新中国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中,大家都会受到一股无形但巨大的社会潮流裹挟着向前走,只有那些少数“上人”能够成为坚韧不拔的中流砥柱,但是在精神上感到压力和痛苦是难免的。

有人对尼采的思想进行了“量化”:“上人”对应于数字1,其观点的不同可以用正负号来表示;“群人”对应于数字0,因为其没有主见,所以正负号也就没有意义。如果几个“上人”聚在一起,会有一番有趣的争论,还可能写出一篇妙文,但结果必定一事无成。古人说过:“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种现象可以用数学来解释,那些+1和-1组合起来往往彼此抵消,结果没有多少活动能量。如果很多“群人”聚在一起,会造成比较严重的突发事件。但是,这类事件往往是一哄而起,一哄而乱,最后一哄而散,不会形成持久的社会运动。用数学来解释也十分简单,无论多少0在一起,结果还是0。最可怕的是几个志同道合的“上人”和大量“群人”的组合,其结果就相当于在1后面加上很多0,这就会造成持久的社会动荡,既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也可能导致社会变革。由于共产党就是这么起家的,所以对“上人”与“群人”的组合一直严加防范。一旦发现了有不同政见的“上人”,其对策主要就是设法将其与“群人”隔离开,要么将其投入监狱,要么驱逐出境。

本人十分钦佩刘晓波等人百折不挠的坚毅品格,然而,至于“全盘西化”这种主张则不敢苟同。正如丘吉尔曾经说过的那样,现存的民主制度只不过是一个相对来说“最不坏”的社会体制。也就是说西方的民主体制存在很多弊端,只不过更优秀的社会体制还有待于人们去探索和实践。中国目前的国情无法平稳过度到西方的社会体制,所以只有进行体制创新这一条出路。然而,即使进行这样的社会演变也不会一帆风顺,必须有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在生物界这种现象俯拾皆是,无论是金蝉脱壳还是蝴蝶羽化都要经历一个最脆弱的阶段。可是,一旦完成了这样一种转变,就可以在三维空间中自由地翱翔了,生命也就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的经济主要在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发展,所以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现在中国要进行发展模式的转型,结果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就由互补转为竞争了。况且,在很多西方政客的心里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阴影,因此,在中日争端中很难直接得到这些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借助尼采“超人哲学”的分类,我们也可以绕开那些政客直接获得民众的支持。由社会精英组成的政府高层所关注的是整体和长远的国家利益,因此,他们毫无疑问会看到中国的崛起是对西方的威胁。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任何能够阻止或延缓中国持续高速发展的事件都会受到西方政客们的青睐。所以,尽管中国政府为了取悦于西方国家做了很多努力,但结果都不很理想。那些西方的政客尽管整天唱高调,但真正让他们动心的只有两件事:利益和选票。如果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超过了美国,可以对任何国家的利益乃至安全进行威胁,那些西方国家一个个就会都变得俯首帖耳了。既然没有那样的实力,就只好寄希望于“选民”。最能打动“群人”的莫过于“煽情”,而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暴行恰恰提供了好素材。其实,不仅中国人是受害者,英美和苏联人都受到过日本人的虐待和迫害。俗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佛教也说:“因缘果报,如影随形”。中国如果制作出一套日本暴行的英文纪录片,放在世界各地的镜像网站上供人们免费观看和下载,然后再做一些公关方面的努力,用不了多长时间日本就会被世界人民所唾弃。一旦日本失去了民心,对其进行军事打击并不困难,日本自卫队那几艘军舰在中国近海只不过是一些活动靶标而已。

这场仗打完,再经过一个短暂的顿挫,中国就可以偃武修文了,也就是进行彻底的文化和社会体制改革。然而,正像一项宏伟工程一样,在开工之前应该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设计蓝图。如果关于政改的一切讨论都被设为禁区,到了时机成熟时中国就迷失了前进的方向。本月初温家宝总理在接受CNN采访时,主持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严格的信息管制会妨碍人们创造力的发挥,中国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办法很简单,中国可以模仿德国早期的做法,也就是“政校分离”。简单地说,政府不干涉校园内部的学术问题,同时,校园内的知识分子也不在大众媒介中妄议国政。这样1和0就分开了,知识分子获得了学术自由,同时政府也不必担心造成社会动荡。有人说过这样一个笑话:任何社会都是容不得精英的;要么把他(她)们关进监狱,要么把他(她)们关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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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USMedEdu 于 2010-10-26 17:59:47 提到] [FROM: 142.]
林晓:刘晓波与自由结党
发布者 guzheng 在 10-10-26 09:28


客观的说,中国社会的言论自由在先帝爷和第二代领袖们仙逝以后,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一点对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是深有感触的。中国的言论罪和文字狱在老毛的文革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除了必须每天早请示,晚汇报以及跳忠字舞以外,一切涉嫌贬低领袖,党和政府的言论都可以把一个人送入监狱。记得文革中有一次游行,有一个领头喊口号家伙的把毛主席万岁错喊成了刘主席万岁,一个月后就被当作反革命给枪毙了。那年邻居的一个小孩在拉屎时突发奇想,问了一句毛主席拉屎时是什么样子的怪问题,被定性为说反动话,后来一生都背着坏分子的黑锅。我的一位农民老干爹在毛主席去世是说了一句发自内心的感慨:毛主席好是好,要是能给我们农民吃饱些就更好了,结果老人家被判了十年徒刑。幸亏后来胡耀邦上台后平反冤假错案才得以提前出狱。

当今的中国说两句对政府和领袖坏话,甚至对党发几句牢骚,绝大多数的人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只要不到天安门去发表讲演,漫骂两句胡锦涛,嘲讽一下温家宝,也还是能被容忍的。即便是官方网站,留意一下时政文章下面的“我来说两句”,也可以找到各种各样反革命言论。当然中国人历史和文化的进步,和西方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里有孔孟的遗毒,所以也不能都说成是共党造成的。记得前几年有一次在中国为我母亲做寿,结束前开玩笑地用了一句文革的口号,说是为让我们祝愿天下的母亲,在座的母亲,也祝愿我的母亲万寿无疆,祝愿在座的父亲,天下的父亲也包括我自己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原来想到这一幽默会引起哄堂大笑,然而事后却有一位亲戚严肃的走过来说,万寿无疆只能用于国家的最高领袖,平民百姓用这样的词是大逆不道的,说得我哭笑不得。于是不得不承认,言论禁忌在中国原是有着很深厚的文化根基的。

中国的社会在进步,言论也相当自由了,那么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在这种情况下授予刘晓波应该有比言论自由更深一层的意义才对?如果说刘晓波的诺贝尔奖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什么新意的话,应该说诺贝尔委员会大概是在希望促进中国的结社和结党自由。刘晓波的零八宪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它直接挑战的是结社和结党自由,就是美国的宪法中的freedom of assembly。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已经接近了西方党派形成的雏型,也许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共党的警惕和恐慌,也成仁了刘晓波梦寐以求的十一年人类最高贵的囚犯。这也说明了,自由结社和结党,在中国和颠覆政府仍然是同罪的。

关于结党是不是应该自由,即便是以西方的理念,也不是完全没有争议的。正如言论自由带来的并不完全都是进步的思想一样,结党自由同样会带来社会负面的效应。譬如美国的三K党,俄罗斯的光头党,还有纳粹和各类的恐怖组织。尽管如此,对于结党和结社自由,本人仍然是站在赞同的一方的。但我赞成在西方习惯上的松散的结党自由,而不是那种宣誓效忠型党派和社团的自由。即便是美国大学里,对一些需要宣誓和介绍的社团也是相当警惕的,这样的党派社团有沦入帮派黑社会甚至恐怖组织的嫌疑。美国的主流党派都是自由型的,这里包括执政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个公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宣布成为这些党派的一员,同时也可以自由退党,乃至N进N出。当然对于一个想利用党派的力量走向政坛的政治家来说,退党或叛党会引发选民对其政治诚信度的质疑,但也不尽然,譬如曾经是民主党员的保守派分子利波曼退出民主党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介于两党之间在大选时才是各派都要争取的对象。

一个自由进出的党派不可能有阴谋,也就不具备暴力推翻政府从而把社会推向无政府主义的条件。中国对于结社和结党的自由的禁忌,主要原因在于共党本身就是一个宣誓效忠型的党派。我没有经历过中国的入党过程,但耳闻目睹,其过程与加入青红帮黑社会的复杂程度和对忠诚度的要求,并不逊色。在网上谷歌一下,还可以找到其入党的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这里令人困惑的是其中的“保守党的秘密”和“对党忠诚”,而最让人难以接受的还是最后的那句“永不叛党”。细细品味一下,和一个人结婚时宣誓“永不离婚”大概具有同样的意境。

不可否认,宣誓效忠是一种人类维系绝对忠诚的强有力的手段,二战中的德国,一个“哈,希特勒”的纳粹敬礼把这个国家紧密团结成了一个超级人类。集权国家政治上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于这种私密而超出常规的纽带,所谓:一起下过乡的,一起扛过枪的,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的。有了永不叛党的誓词,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才可以亩产万斤。这里要指出的是,美国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且不说三K党是宣誓效忠型的,就连共和党近年来也有复苏效忠宣誓的迹象,据说2004年小布什在德州竞选连任时就曾要求参加者宣誓效忠共和党。难怪有人抱怨,布什时代的中国越来越象美国,而布什时代的美国也越来越象中国。

刘晓波的诺贝尔奖从短期乃至长远的观点来看,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确有值得磋商之处,但诺贝尔奖是一个全人类的奖,所以不能从一个国家的狭隘观点来看问题。关于刘晓波历年来的许多政论,也不是所有人都予以赞同的。不过比起柴玲和吾尔开希之辈激进的学生领袖来,刘晓波还是有他的理性之处的。其中六四凌晨以他和侯德健为代表的所谓“天安门四君子”与共军官兵谈判,从而和平撤出天安门广场一事来看,在面临正义与和平之间只能选择其一,而他选择了和平这一点来看,这个奖给他并没有过分之处。刘晓波是一个君子,君子坦荡荡,“君子不党”,或者说君子提倡自由为党,就像自由结婚和离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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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USMedEdu 于 2010-10-25 10:52:53 提到] [FROM: 142.]
王军涛:刘晓波的坚持、率性与玩世不恭

《明镜》记者:黄舒心

“中国民主运动走向低潮,跟年轻一代不关心政治有关,但中国年轻一代还是很关心国际间的热门事务,比如诺贝尔奖,因此刘晓波获和平奖,会让中国年轻人开始思考民主、政治议题,使他们在共产党、在漠视目前大环境之外,多一个政治选项。”美国哥伦比亚政治学博士、民运人士王军涛对《明镜》说。

六四民运时密切接触

与许多在1980年代中期听说过刘晓波的人一样,王军涛也是由于刘晓波批评五四时期的大师,才注意到他。王军涛回忆,他当时在武汉看到报导,有个北师大的博士刘晓波,发表了“惊世骇俗”的评判,那时,王军涛觉得刘晓波有点像文学忿青,但由于两人思想上都比较开拓,因此第一反应是觉得这件事“挺好玩”。“我也觉得他讲出一些道理,不过那时候没太在意,只觉得是个新闻事件。”

随后,天安门学运爆发,王军涛认识了刘晓波,两人几乎天天接触,但刚开始的交往也擦出意见不合的火花。

王军涛回忆,此前前往美国作访问学者的刘晓波,在当地参与了一些与民运有关的学术活动,1989学潮开始后,刘晓波在美国时,参加了一些与民运有关的学术活动,1989学潮开始后,时任《联合报》美加新闻中心副主任的孟玄受《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先生委托,拿了几张机票,询问是否有谁愿意返回中国,在其它人都未表态的情况下,刘晓波挺身而出。(注:孟玄对此段的回忆为,当时受委托在《联合报》或《世界日报》上刊登文章,询问是否有人愿意回中国)

王军涛就在阎明复希望学生撤出广场之际,见到返回中国的刘晓波。当时刘晓波劝学生领袖与政府军对话,争取双赢,和平解决问题,但王军涛认为,虽然这些学生领袖表明愿意接受阎明复的动议,但他们不能代表所有学生。“我只是说出自己的判断,但阎明复不再找我了。”

后来,刘晓波确实遇上困难,当他协助学生领袖回到广场劝说学生时,他的话,学生听不进去。“刘晓波觉得主要是学生不相信他,担心被出卖。”王军涛说。

在随后召开的“首都各界社会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上,刘晓波提出几个建议,呼吁建立人民发言人制度,将当时人民运动中培养出来的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和王军涛做为人民的发言人,长期对中共进行监督,刘晓波也提出由知识分子进行绝食,赢得学生信任后,才能与学生讨论如何和平解决学运。

“我觉得他的想法当然好,但难度太大,其次,我担心绝食会把这事搞得更乱,所以我否了他,因为是维宪会,一般都比较相信我的判断,因此其它人也否了他。”由于这件事,刘晓波后来曾对王军涛说,当时的王军涛很霸道,不让他说话,但王军涛也不甘示弱开玩笑回击:“谁叫你说话老结巴,说不到点。”

虽然在维宪会中得不到支持,但刘晓波仍决定展开绝食,最终也获得王军涛的赞扬,尤其是刘晓波写出的两句话,特别让王军涛感动。

王军涛表示,绝食展开后,刘晓波希望让他来做新闻发言人,但他相当不愿意,因为他事前已经否决了绝食的想法。“但后来我看到刘晓波在文章上写:‘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毒化我们的智慧’,就这两句话,特别让我感动,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心里话。”也因此,王军涛接下新闻发言人的工作。

6月3日当晚,王军涛回了旅馆,之后听说戒严部队已经把天安门广场围得水泄不通,刘晓波和周舵四人经过斡旋,冒着极大的危险,利用6月2日绝食换来的学生影响力,在当晚成功说服学生接受撤离决定,避开了一场血腥镇压,“要不是他们,六四那天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天安门母亲。”王军涛说。

总为社会奔走努力

六四学运时期,王军涛与刘晓波几乎天天见面。“他性格挺好玩,我挺喜欢,他提到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时,率性而为,不回避任何问题,相当洒脱。”但王军涛也不讳言,不喜欢刘晓波的一些想法。“他有的立论,为了警醒世人,会说得重一点,也比较少考虑世俗的东西,这也不能他是理想主义,因为他有时也是挺嘲讽理想的人。后来我想想,他是做文学批评的,因此说得直率一点没什么。”

不过,刘晓波直率的个性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多了份严谨。王军涛表示,人的想法是会变的,有人说刘晓波在1989年时曾有过软弱,后来想变得更坚强一点,因此才勇敢地去做一些事,“他是很性情的人,1989年的表现他自己可能也未必满意。”

王军涛说,90年代中期以后,刘晓波走上愿意承担政治和社会责任的道路,从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出发,推动多项运动。例如1995年时,刘晓波一一找到包遵信、王丹、陈子明等人,希望办一个“吸取学运教训”的运动,结果因为此事,几个人都进了监狱。刘晓波出狱后,脚步没停下,又与王希哲发了一份《双十宣言》,呼吁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王希哲因此紧急出逃,但刘晓波度被判入狱,出了狱的刘晓波,又投入独立中文笔会的工作。

“那时候的他,越来越多地接触很多的人,慢慢成为一个指标性人物,同时他也在适应这个社会对他的期望,并不断调整自己,另外,他与天安门母亲、与丁子霖的合作也越来越多,他为天安门死难者做了很多事情。”

不过,王军涛笑着说,刘晓波“玩世不恭”的态度,仍时而显露出来。2008年时,王军涛建议给六四当事人做一个片子,也让刘晓波挑一首他喜欢的歌,刘晓波选出的歌曲,让王军涛记忆犹新。“他选了《一无所有》,他觉得这首歌符合他的精神,一般对于政治比较投入的人不这么挑的,但他就跟卡玛.辛顿(CarmaHinton)给天安门挑了一首‘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一样。”

但总地来说,王军涛认为刘晓波不论在什么样的冲突上,始终坚守原则,绝不妥协和屈服,同时强调和平对话与理性,在民间运动中有矛盾时,刘晓波也会先将症结点指出,再用合作的方式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刘晓波获和平奖实至名归,你说魏京生问大陆有没有人更合适,我觉得也不能确定没有人更合适,但实至名归是肯定的,至少刘晓波在最重大的政治关头始终主张和平、理性解决争端。”王军涛说。

“1989年之后,西方曾经制裁中国,但后来发现制裁不管用,觉得要用另一种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希望把中国纳入国际关系体系,让中国接受国际社会的规则,并在接受外部规则时转而内化内部规则,西方认为,为了达到目标,不应该激怒中国,因此回避敏感问题,使得民主、人权都远离了西方的外交游戏。”王军涛指出,金融危机后,西方意识到中国政府不但没有变成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反而令他们感到不安,因此又重新考虑让中国的内部力量来改变中国,将和平奖颁给刘晓波,便具有这样的意义。

□ 明镜

 
8   [USMedEdu 于 2010-10-25 10:40:31 提到] [FROM: 142.]
新华网:“因言获罪”是对刘晓波案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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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读者网 2010-10-25 04:06:56

  所谓“因言获罪”是对刘晓波案判决的误读

  ——刑法学专家谈刘晓波案与言论自由

  刘晓波因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此案已于今年2月终审,正在逐渐淡出公众的视线。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接着,有境外媒体称刘晓波被判刑是“因言获罪”,似乎认为刘晓波的言行属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法院不应对他定罪判刑。这种说法有道理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与言论自由的界限在哪里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访了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

  高铭暄教授认为,要讨论刘晓波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该先搞清楚刘晓波实施了哪些行为。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致认定的事实看,刘晓波的行为有两项:其一,2005年10月至2007年8月,刘晓波撰写并在互联网“观察”、“BBC中文网”等网站发表《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等多篇文章,多次煽动推翻中国的现政权;其二,2008年9月至12月,刘晓波伙同他人撰写了题为《零八宪章》的文章,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煽动性主张,并伙同他人在征集了三百余人的签名后,将《零八宪章》及签名发给境外网站,在“民主中国”、“独立中文笔会”等网站上发表。这两项行为都是撰写和发表文章的事实,刘晓波本人在法庭上是承认的。只不过,刘晓波辩解说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只是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言论。

  需要讨论的是,刘晓波撰写和发表文章的内容,究竟是一般的“批评性言论”,还是具备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性质?高铭暄教授认为,从刘晓波言论的字面含义,即可直观地判断其具有推翻我国国家政权和现行社会制度的动机和目的。例如,刘晓波说“中共独裁政权祸国殃民”,要求“改变政权”、“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等,明明白白传递了煽动民众起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现行合法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息。又如,刘晓波说:“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这也充分地暴露了他煽动所谓的“新力量”来推翻政权的目的。这些言论,已经脱离了一般的批评性言论的范畴,属于具有现实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说到这里,记者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凡是发表不利于现政权稳定的煽动性言论的,都需要刑法加以调整吗?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呢?高铭暄教授认为,任何国家刑法都讲究刑罚适用的审慎原则,动用刑法手段打击和制止煽动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是有条件的。我国刑法也不例外。从我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和司法实践情况看,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行为,须具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该行为必须是以造谣、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实施的。刘晓波的行为正是造谣、诽谤、污蔑等方式的极端表现形式。例如,刘晓波在《零八宪章》中说:“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还说:“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中,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的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这些显然属于造谣、诽谤、污蔑。第二,该行为必须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审判实践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的以造谣、诽谤为手段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都需要动用刑罚手段,其中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是看某种煽动行为有无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标准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与一般的煽动性言论之间的实质界限。正确把握这个“实质界限”,也就解决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与言论自由的界限。就刘晓波案而言,以下几个因素值得注意:首先,刘晓波利用互联网传递信息快、传播范围广、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的特点,长时间、系统性地在互联网上发表的一连串文章,赤裸裸地对我国现政权进行诽谤、污蔑,其推翻现政权的故意是显而易见的。其次,刘晓波组织或者诱劝他人参加签名,致使其煽动言论被广泛连接、转载、浏览,境外反华势力利用刘的言行向我国发难,事实上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和后果。再次,刘晓波长期从事煽动颠覆活动,1991年1月因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免予刑事处分(当时刘晓波痛哭流涕表示认罪服法获得法院宽大处理);1996年9月又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决定劳动教养3年。这三个因素,反映了刘晓波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且表明其人身危险性(即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极大,到了不动用刑罚手段不可的地步。同时,刘晓波撰写并在互联网上发表煽动性文章,并且征集他人签名,已经不是言论问题了,而是实施了刑法禁止的“行为”。可见,西方媒体所谓“因言获罪”之说,是不了解刘晓波的判决而作出的想“当然”评论。

  高铭暄教授还向记者介绍,以言辞为表现形式的犯罪行为,几乎在世界各个国家的法律和有关国际公约中均有规定。“言论自由”在任何国家都是有限度的。比如,《美国法典》第115章第2383条、2385条规定,对煽动、实施、协助或进行叛乱或造反以反对美国当局或其法律的行为;蓄意或故意鼓吹、煽动、劝说或讲授理应、必须、值得或宜于以武力或暴乱或通过暗杀政府官员的方式,推翻或摧毁美国政府或任何州、领地、特区或占领地政府,或任何下级政治机构或政府的行为,判处刑罚。英国《1351年叛国法令》规定图谋废除女皇或发表煽动上述意图行为违法。德国刑法第90条b规定了针对宪法机构实施敌对宪法的诋毁犯罪。意大利刑法第342条规定了侮辱政治、行政或者司法机构犯罪。加拿大《刑事犯罪法典》第61条规定,发表煽动性语言文字、参与煽动性的活动构成犯罪。澳大利亚法律规定鼓吹、煽动推翻联邦宪法或政府的行为违法。新加坡刑法第505条规定了煽动实施反政府或者反公共安定秩序的犯罪等。又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0条规定,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应以法律加以禁止。《美洲人权公约》第13条规定,思想和表达自由不能突破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者道德等界限。《欧洲理事会反对恐怖主义公约》第5条规定,各缔约方应采取必要措施,将非法和故意公开挑动实施恐怖主义犯罪的行为作为国内法下的犯罪加以惩治。

  高铭暄教授还介绍,在西方国家以煽动治罪的案件时有发生。美国在上个世纪就先后审理了申克邮寄反征兵传单,煽动军人反抗服役案;艾布拉姆斯印制、张贴反对美国出兵的传单,呼吁军火业工人进行总罢工案;LeonMack煽动反对警察案等。在美国发表威胁他人乃至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也会涉嫌犯罪。据英国《独立报》报道,美国一名28岁的男子在一个网站上发表了一首题为《狙击手》的诗,描述射杀了一名“暴君”的情景,影射刺杀美国总统。尽管诗中没有提及奥巴马总统,却被控构成犯罪。该案将于11月2日在肯塔基州地方法院宣判,被告人因写诗威胁美国总统人身安全而面临最高五年的监禁,同时可能被处罚款16.5万美元。可见,美国的言论自由同样是以维护其现存制度和社会稳定为前提的。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案例。比如,2005年,加拿大联邦法院认定德国人Zundel鼓吹破坏政府和多元社会,已经超出言论自由的范围,威胁了国家安全,将其驱逐出境。2001年,德国一个名叫Landser的乐队因涉嫌在网上散布含有种族主义内容的音乐而被判刑;2007年,德国法院认定Zundel煽动种族仇恨和否认纳粹屠杀,对其判刑。2003年,法国判决一名制作煽动种族仇恨网页的网站站长有罪;2007年,法国戈尔尼施因发表质疑纳粹大屠杀死难人员死亡原因及人数的言论被判刑。2004年,丹麦判决在网上发布针对犹太人种族仇恨言论的一名男子有罪。2006年,英国历史学者戴维•欧文因否认纳粹大屠杀,被奥地利法院判刑。国际司法机构也有相关案例。比如,联合国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判处通过卢旺达电台煽动种族仇恨和暴力的比利时记者乔治•鲁久因等人有罪。

  此外,由于文化背景、社会生活条件和法律体系的区别,各国在对言辞行为认定犯罪的审判实践中把握着不同的标准。英美国家通常以“明显且现实的危险原则(THECLEAR AND PRESENT DANGERTEST)”作为定罪标准。这一原则是依据美国霍姆斯大法官在申克寄发反征兵邮件案(SCHENCK v. UNITEDSTATES)中的意见而确立的。“一切行为的性质应由行为时的环境来确定。对言论自由所作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容忍一个人在戏院中妄呼起火,引起恐慌。禁令所禁止的一切可造成暴力后果的言论也不受保护。一切有关言论的案件,其问题在于所发表的言论在当时所处的环境及其性质下,是否能造成明显而现实的危险,产生实际祸害。如果有这种危险,国会就有权阻止。”很有意思的是,美国大法官举出的“在剧院中妄呼起火”的案例,如果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其他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后果的话,在中国公众的心目中,充其量只是个治安案件,但在美国却属于刑事犯罪。

  最后,高铭暄教授认为,美国法院就限制言论自由问题提出的具体认定标准,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启发意义的:一是言论自由是一种可以根据危害结果来衡量的可以限制的权利;二是言论自由的限制与否之标准,是根据在一定环境下的言论给现实秩序造成的危险的性质和程度来确定的。据此,对具体的、极易引起社会动乱的煽动言论,国家必须加以限制。即便用这个美国的标准去衡量刘晓波案,北京市两级法院的判决也不存在可质疑之处。

 
9   [USMedEdu 于 2010-10-23 12:20:09 提到] [FROM: 24.]
诺委会主席亚格兰德:我们为什么颁奖给刘晓波(附英文原文)



New York Times, Oct. 22, 2010

我们为什么颁奖给刘晓波

(Thorbjorn Jagland is the chairman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在中国当局对诺贝尔委员会选择刘晓波(被监禁的政治活动家)作为2010年和平奖得主的谴责无意中说明了为什么值得捍卫人权。

当局声称,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但他们错了:国际人权法和标准高于民族国家,而且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它们得到尊重。

现代国家制度是国家主权观念演变而来的,其又是由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议建立的。当时,主权被认为是在一个专制统治者中体现。

但有关主权的想法已经随时间改变了。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取代了独裁者控制下的人民的主权作为国家权力以及合法性的来源。

在上个世纪,主权的概念再次改变了,随着世界从民族主义转移到国际主义。在两个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让会员国承诺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并在世界人权宣言中确定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宣言中说,民族国家将不再有最终的、无限的权力。

今天,普遍人权对世界各地的任意多数提供了一种限制,无论是民主与否。在议会中的一个多数并不能决定伤害一个少数群体的权利,也不能投票给损害人权的法律。即使中国不是一个宪政民主政体,它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而且它已经修改了宪法以符合世界人权宣言。

但是,刘先生的监禁是清楚地证明,中国的刑法是不符合其宪法的。他被判定犯有“散布谣言,诽谤或者其他手段,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但在普遍人权为基础的国际社会,杜绝意见和谣言不是一个政府的工作。各国政府有义务确保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即使说话者主张不同的社会制度。

这些权利都是诺贝尔委员会捍卫已久的,通过授予那些挣扎着保护它们的人以和平奖,包括安德烈萨哈罗夫为他坚持反对苏联的人权侵犯,和马丁路德金牧师博士为他争取在美国的公民权利。

毫不奇怪,中国政府已经严厉批评该奖,声称诺贝尔委员会非法干涉其内部事务和在国际公众的眼睛中羞辱了它。相反,中国应该感到自豪,它已变得强大到足以成为辩论和批评的主体。

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并不是唯一一个批评诺贝尔委员会的。有些人说,颁奖给刘先生实际上可能恶化中国人权倡导者的境况。

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合逻辑的:它导致的结论是我们最好通过保持沉默来促进人权。如果我们对于中国保持沉默,谁将会是下一个国家要求它保持沉默和不干涉的权利?这种做法将把我们放在一个走向破坏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的基本原则的道路上。我们绝不能保持沉默。任何国家都没有权无视其国际义务。

中国有充分的理由为它在过去20年来的成就感到自豪。我们希望看到这一进步继续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颁发和平奖给刘先生。如果中国是要推进与其他国家的和谐,成为维护国际社会的价值观的一个重要伙伴,它必须首先给予其所有公民言论的自由。

一个人仅仅因为他表达了他的意见而正在被监禁11年,这是一个悲剧。如果我们要走向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所说的国家的博爱,那么普遍人权必须成为我们的试金石。

Why We Gave Liu Xiaobo a Nobel
By THORBJORN JAGLAND
Published: October 22, 2010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condemnation of the Nobel committee’s selection of Liu Xiaobo, the jailed political activist, as the winner of the 2010 Peace Prize inadvertently illustrates why human rights are worth defending.

The authorities assert that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interfere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But they are wro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standards are above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world community has a duty to ensure they are respected.

The modern state system evolved from the idea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established by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in 1648. At the time, sovereignty was assumed to be embodied in an autocratic ruler.

But ideas about sovereignty have changed over time. The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French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 replaced the control of the autocrat with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as the source of national power and legitimacy.

The idea of sovereignty changed again during the last century, as the world moved from nationalism to internationalism. The United Nations, founded in the wake of two disastrous world wars, committed member states to resolve disputes by peaceful means and defined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all people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nation-state, the declaration said, would no longer have ultimate, unlimited power.

Today, universal human rights provide a check on arbitrary majorities around the world, whether they are democracies or not. A majority in a parliament cannot decide to harm the rights of a minority, nor vote for laws that undermine human rights. And even though China is not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t is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 has amended its Constitution to comply with the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However, Mr. Liu’s imprisonment is clear proof that China’s criminal law is not in line with its Constitution. He was convicted of “spreading rumors or slander or any other means to subvert the state power or overthrow the socialist system.” But in a world community based on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t is not a government’s task to stamp out opinions and rumors. Governments are obliged to ensure the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 — even if the speaker advocates a different social system.

These are rights that the Nobel committee has long upheld by honoring those who struggle to protect them with the Peace Prize, including Andrei Sakharov for his struggle against human rights abus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for his fight for civil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t surprising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harshly criticized the award, claiming that the Nobel committee unlawfully interfered with its internal affairs and humiliated it in the eyes of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n the contrary, China should be proud that it has become powerful enough to be the subject of debate and criticism.

Interesting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t the only one to criticize the Nobel committee. Some people have said that giving the prize to Mr. Liu may actually worsen conditions for human-rights advocates in China.

But this argument is illogical: it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we best promote human rights by keeping quiet. If we keep quiet about China, who will be the next country to claim its right to silence and non-interference? This approach would put us on a path toward undermining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and the basic tenets of human rights. We must not and cannot keep quiet. No country has a right to ignore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China has every reason to be proud of what it has achieved in the last 20 years. We want to see that progress continue, and that is why we awarded the Peace Prize to Mr. Liu. If China is to advance in harmony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become a key partner in upholding the values of the world community, it must first grant freedom of expression to all its citizens.

It is a tragedy that a man is being imprisoned for 11 years merely because he expressed his opinion. If we are to move toward the fraternity of nations of which Alfred Nobel spoke, then universal human rights must be our touchstone.

Thorbjorn Jagland is the chairman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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