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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脖子树:跪着吧,愿意做奴隶的人——刘晓波诺奖讨论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0-10-19
更新时间:2010-10-19
浏览:70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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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着吧,愿意做奴隶的人——刘晓波诺奖讨论
发布者 guzheng 在 10-10-19 09:11



                            ·歪脖子树·

国际歌有一个激励人心的开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但是对于那些奴隶性已侵入骨髓、要囫囵脑袋、不要独立思想的人怎么办?硬踢他们的屁股强迫他们站起来?或者连哄带吓,告诉他们跪久了会退化成爬行动物?这前一种做法有侵犯人权嫌疑,后一种说法没有科学论据支持。智者或许认为:愿意做奴隶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这样一个冷门问题,不值得搔脑壳掉发屑。

看过一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辩论节目之后,我才知道,上述问题,在中国大陆,还不能列为冷门问题。

一、愤怒的奴隶

10月12日,旧金山湾区26台华语节目《今夜有话说》讨论的是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话题。一位女士——我们暂称她王太太,她在电话里怒气冲冲地说:“国有国法,家有家法,我们怎么可以让刘晓波这样的人胡说八道,破坏和谐安定的社会!------判他11年太轻了,应该枪毙!”

王太太万里迢迢来到美国,宣扬中国的“国法、家法”尽管很有党性原则。但是忘了还有一个法治大道理。就算刘晓波主签的《08宪章》是中国一帮知识分子的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一篇文章就要被枪毙,犯了“国法”上哪一条啦?如果犯了共产党“家法”,刘晓波不是共产党家族的人,凭什么拿私党“家法”治罪?

在社会“和谐安定”的情况下提意见反对共产党,破坏了大好形势,王太太认为是罪大恶极,该判极刑;那么是不是在天下不太平的时候,共产党就会礼贤下士、从谏如流了呢?事实上共产党执政以来,从没有这样的善行。57年大鸣大放时期那叫反革命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在饿死数千万人的经济困难时代那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配合国际反华大合唱;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叫帝修反别动队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

王太太呼吁判刘晓波“枪毙”,从肉体上消灭异见者。类似血腥手段共产党在不久以前一直明目张胆地做着。该党枪毙了林昭、枪毙了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等等数不尽的自由表达思想的精英人士。这些作为共产党欠下的血债被记录到历史上。历史包袱的沉重,后任的江泽民、胡锦涛心里很清楚。所以,江、胡采取掩埋历史劣迹,以控制人民的身心代替肉体消灭的手段,开始了经济上开放、政治上专制的时代。说起来这也是共产党的进化,也是江、胡后辈党魁自鸣得意的开明之举。王太太“枪毙刘晓波”之呼声,不觉勾起人们对共党历史罪行的回忆,重新翻开江、胡精心掩盖的历史劣迹。王太太用意本来是狠狠地拍胡锦涛一个马屁,不料重重踢着了胡锦涛的软肋。

在遇到有人轻慢主子的情况,奴才的愤怒可以发挥到最激烈程度。“你竟敢向主人的衣服上泼脏水,该杀!”在奴才看来,一条人命不值主人一件衣服。他们不自觉贬低了人的价值——包括奴才自身的价值。

这位王太太,有党性,有觉悟,充满对专制政权的依附性,就是缺少了自由的人性。她的愤怒是一个奴才的愤怒。

二、毛泽东的幽灵

另一位打电话来的老先生——我们暂称为杨先生。杨先生带有浓重北方地方口音。他说,挪威是一个人口不足500万的小国 ,国家经济以渔业为主。——似乎在说弹丸之国,国微言轻,它发出的诺贝尔奖也不足挂齿;但是他又接着说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家都敢欺负我们中国,这说明背后有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似乎强调国际阶级斗争形势又相当严峻,非同小可。

杨先生刚要铺开他的含混论述,广告时间到。一分钟休息时间使得杨先生理清了头绪,他开始了一番阶级斗争的教育课,他说,我们面临两种敌人,一种是拿枪的敌人,一种是不拿枪的敌人,他们的目的都要破坏我们国家的大好形势,给中国难看。——这样,刘晓波成了国内不拿枪的敌人,挪威和西方社会成了不拿枪的国际敌人。

这让我直接想到毛泽东的话:“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杨先生的话让人嗅到一股毛泽东尸臭扑鼻而来。这股尸臭曾经毒害中国几十年,是共产党迫害异见人士的理论依据。

杨先生以混乱的逻辑、扭曲的的事实,论述一个偏执的命题。

那末我告诉杨先生,挪威是连续六年被联合国评为“人类发展指数”第一的国家。难道这个国家不该得到尊重吗?

事实证明,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挪威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某人或不授予某人。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通过外交部向挪威政府施压不允许刘晓波获奖,在刘获奖之后,中国又以政府的名义对挪威采取报复制裁行动。这不是说明中国政府才是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的不拿枪的敌人吗?

杨先生属于毛泽东遗毒侵入血液,几十年没能排出体外,形成脑结石,堵塞了正常思维的人。

三、人肉分析

网上的新词汇“人肉搜索”是指网民将自己痛恨的人物的个人资料、私人隐私在网上曝光。此举虽然可以泄私愤或泄公愤,但总有侵犯个人隐私的不当成分。王太太、杨先生自然是我讨厌的人物。但是我认为不可“人肉搜索”,如果做一番“人肉分析”应该是合理合法的。

从王太太、杨先生在电话里的行腔运调来判断:
他们是老年人;
他们是从大陆来的人;
他们没有自己移民到美国的能力,可能跟随子女出国,还没有接近美国公民社会;
他们是毛泽东专制制度塑造出来的人,而且一直没有矫正专制带给他们的畸形;
他们也是在江、胡政权下受到利益的一层人;
他们已经把自己交给共产党去代表,并极力反对那些不肯把自己交给共产党去代表的
人们,在一些情况下,他们会配合共产党去破害后者;

综合王太太杨先生的电话,你可以看到传统的毛泽东遗老,于胡锦涛新贵在政治舞台上配合的并不协调,舞蹈起来,免不了踩着对方的脚趾头。毫无疑问,对镇压08宪章民主自由人士,两派是同流的。

对于王太太杨先生,我有一些话:为虎作食,不是犯罪。为虎作伥,人理不容。只要你们不协助共产党迫害他人,你们忠于专制制度,那是你们的选择。

跪着吧,愿意做奴隶的人!

10-15-2010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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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4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0-10-23 22:33:26 提到] [FROM: 24.]
何清涟: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为何会在中国走红?
发布者 thchen 在 10-10-23 10:05


最近中国有一部话剧走红,剧名叫做《这是最后的斗争》。与当年《切·格瓦拉》一样,这部话剧在话语系统上属于左派谱系,但表现形式却与之完全相反。《切·格瓦拉》是为知识分子与小知识分子创作的戏剧,其表现手法颇为“后现代”,使用各种舞台手段调动观众视觉与听觉,并使之与舞台上的演员相呼应;《最后的斗争》设定的观众是所有的中国人,采用了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表现手法。

据介绍,这部话剧由军队剧作家孟冰编剧、国家话剧院著名导演吴晓江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该剧展示了发生在老红军何光明一家三代人之间一次惊心动魄的心灵较量:除夕之夜,脾气火爆的老红军何光明和他的妻子,以及多年后重新相认的大女儿、非法集资行将败露的小儿子、古灵精怪的80后孙女点点、神秘人物周小剑,……各色人等暗怀心事,轮番登场。据评论,该剧鞭挞了目前的中国社会现状,大胆触及了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城乡矛盾、特权阶级等敏感题材,批判了官场的腐败现象与滥用职权等现象。由于所涉主题敏感尖锐,曾经多次修改,剧名也曾改为《大过年》在小范围演出。

据说,在戏剧表现手法日趋法多元化的今天,这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纯粹是靠着“狠”劲拼出来的,所谓“狠”主要表现为“台词够狠”,譬如“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前),天是蓝的,没有那么多污染,理发店就是理发,医生是不收红包的,学校是不挣钱的,照相是要穿衣服的,牛奶是可以放心喝的”等等。这些台词多年前在网络上窜红,但用于话剧台词还是第一次。因此,该剧于今年5月连演10场,场场爆满,现在又二度连续公演,观众大呼过瘾而媒体不敢多加报道。

身处美国,我无法亲眼观看这部能高度调动国人情感并让观众为之激动的戏剧。但由此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一个时代与时代所孕育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相互阐释的关系。这部话剧到底阐述了什么?它与十余年前使北京城不少知识分子为之激动的《切·格瓦拉》一剧,究竟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潮与政治倾向?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无论在哪个时代,文学艺术与现实(尤其是政治之间)的关系是种“结盟”关系。只是这一“结盟”分为两类:胜利的政治与文学的结盟,失败的政治与文学的结盟。

在现代以前,胜利的政治与文学的结盟的形式比较单调,主要表现为以颂圣为主的诗歌。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确定了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权力的关系,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开始了胜利的政治与文学一体化,形成了所谓“国家文学”,即文学艺术受政治权力的全面规范和支配,这是在共产极权政治下的特殊的文化现象。

失败的政治与文学艺术的结盟,则往往表现对黑暗的揭露、对权力的鞭挞。这在中国历史上表现为讽咏时弊、关心民瘼、揭露黑暗、抒发作者家国情怀。这类失败的政治与文学艺术结盟的作品往往具有感动人心的生命力,流传久远,能经受住时间淘洗的作品就成为人类文化瑰宝。例如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承载的就是明末江南士大夫的亡国之恨,晚清四大讽刺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就是当时失败的政治所催生的针砭时弊的文学作品。“文革”时期出现的“地下文学”也属于这一类型。每个时代都存在这种被边缘化的文学,成为对抗胜利的政治与国家文学的一种力量。

《切·格瓦拉》与《这是最后的斗争》这两部剧本,其实都着力于阐释我们所处的时代一种内在的、深刻而又紧张的社会关系。《切·格瓦拉》一剧试图阐释冷战结束以后,在全球范围内的一种贫富分化的两极结构所引起的社会紧张,即人们通常说的“南北对峙”,在中国引起的社会共鸣局限在新左及小知识分子群体当中;《这是最后的斗争》阐释的却是中国社会内部的两极结构。中国社会时下的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等种种社会不公,在该剧中以切近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方式,以触目惊心的形式展现出来。不少剧评认为这部被称作“中国反腐第一剧”的话剧,无论就其表现的内容,还是发出的声音,属于左派,因此表明左派登上舞台。

毫无疑问,在专制极权社会中,民众没有任何参与政治的正常管道,也没有公共表达的自由,文学作品与戏剧往往承载着民众的愿望,普通人借传播与观看文学艺术作品来表达自己的爱憎,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消费”着政治。12年前笔者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以及三四年前曾流行一时的反腐小说与反腐电视剧、电影,就是社会的“两极结构”在学术研究与文学艺术上的投射。尽管这类题材的作品被中国当局想方设法禁止,但一有机会就破土而出。《这是最后的斗争》一剧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就是一例。特别是到了现阶段,互联网正在成为一种特殊的消解旧秩序与重建新秩序的双重力量,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更是变得极其复杂,官方已难以达到全面控制。最近河北保定“官二代”李启铭(李一帆)校园飙车撞人后出语“我爸是李刚”,导致以“我爸是李刚”一语为主题创作的各类段子迅速红遍网络。

《这是最后的斗争》使用的话语属于左派系统,我想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中国共产党政治与左派同源,使用左的语言系统抒发家国情怀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起了一种政治保护作用;第二,在中国的教育与文化传播领域里,共产意识形态文化一直占主流地位,早已沉淀为中国人的文化底蕴,在传播过程中使用这类语言,使演出者与受众间易于形成互动并产生强烈共鸣。

□ 一读者推荐

 
2   [dokknife 于 2010-10-21 13:17:31 提到] [FROM: 142.]
何清涟:旧曲新唱“十二五”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于18日闭幕。多方翘首期待的“政改”仍然是一句套话,经济方面备受关注的就是审议通过了“十二五”规划纲要。由于这个纲要延续的年份将跨越十七大与十八大,因此十一五计划的执行情况及其未曾解决的问题将成为胡温政府执政8年的一份经济成就主要清单,“十二五”规划则被宣称为是“对历史发展方位做出判断”的一份蓝图。

一份有着长长阴影的成就清单

十一五期间,中国最值得夸耀的经济成就,当属中国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 所以十二五规划的主题就是如何让中国从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发展模式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由于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增长的支撑点主要是土地及资源,但由于这种快速的GDP增长是建立在对环境的掠夺性作用与对人权的漠视之上,因此其经济成就之后无不隐含着巨大的隐忧,十一五期间的情况也未能例外。

因此也留下诸多问题,而且有些是多年未能解决的老问题。如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产业结构仍然处于国际价值的低端,公共服务领域发展滞后(我国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明显偏低,导致公共服务发展滞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尤其是十一五期间被列为重点发展的城市化,在最近两个月内备受指责,批评者认为未能使农民进城安居的城市化是“伪城市化”。

世界银行(World Bank)对2006年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审查后认为,中国在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几乎未取得进展,在环境方面取得“利弊并存”的进展,而在改善社会服务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十二五期间准备消化的几块“硬骨头”

十二五规划调整发展思路听起来都很正确。比如促进人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和谐,树立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空间均衡原则,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切实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这说明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十二五”期间,中国面临的经济环境与市场环境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但面临的困难仍然是: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等口号要从规划变为实践相当困难。

1、经济结构调整

在多块硬骨头当中,经济结构调整将被视为政府要全力以抓的“纲”,因为只有抓好这个“纲”,才能保增长,保就业,提高民众收入才有立足点。过去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为了保持GDP增速,不惜引进大量高污染与高能耗产业,因此,今后结构调整的主要措施就是抑制传统“两高一资”产业的同时,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扩张。国务院今年9月确定了7个产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别是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这些产业将在结构调整中得到特殊的机会和资源支持。

但经济结构调整仅有决心是不够的,还需要长期的技术支持。全世界至今也只有日本、南韩、台湾等少数国家与地区成功地实现了从劳密型低端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成了经济结构转型的瓶颈。由于投入巨额人力物力开发的科研成果之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中国的企业普遍疏于研发,满足于引进技术、简单复制。在技术引进方面,中国企业用于引进后消化研发的投资仅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十分之一。在7个所谓战略性产业当中,唯有环保节能属于技术研发要求较低,可以较快产业化。

后6个都有赖于长期大规模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放,并非三五年内可以收效。在自主研发方面,以利润最为丰厚的汽车行业为例,销售收入中用于技术开发的资金仅为百分之一左右,是工业化国家的十分之一。这种情况在中国是不可能一下改变的。

2、缩小贫富差距、改革收入分配

改善收入分配一直被列入中国政府的重要工作,但收入分配不公却越来越严重,基尼系数已高达0.5。原因也很清晰:中国的政治权力在收入分配中介入的深度与广度过大。比如本世纪以来造成失地农民与城市贫民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征地与拆迁,根源在于中国政府控制着城镇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全部资源,依据这些资源取得的公共产权收入都由政府支配,成为少数权贵及利益相关者攫取财富的源泉。这种状况并非通过经济规划就能解决,必须通过政府对资源的占有及支配方式的改革才能改善,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将代表人民掌管的资源控制权还给资源所在地人民。从中国政府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之势。数据显示,2009年城镇人均收入为17,175元人民币,农村地区为5,153元,城乡收入比为3.33比1,城乡收入差距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大水平。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则是必须推进城市化,让农村过剩劳动力能够充分就业。不过,中国从90年代以来的高速工业化进程,都未能使数亿农村劳动力真正进入城市生活,今后经济增速放缓,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更弱,一些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栖息”着大量流动人口,积累了诸多社会问题。这些复杂且纠结甚多的问题,并非依靠一纸计划就能解决。

定义大而无当的“包容性增长”

比较有意思的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未写进全会公报。因为此词汇据说将取代GDP成为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原则,官方曾作过解释。据释义,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实现包容性发展,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 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这段释义的前半部分“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听起来有点象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一样飘渺,因为“所有国家和地区”是否受惠得由其它国家说了算。此时此刻不少国家为了人民币汇率问题正在秣兵厉马,货币战硝烟袅袅升起,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也正在构筑。

释义后半部分涉及的“社会公平与正义”,已成为改革30余年以来累积的各种社会矛盾中的焦点。可持续发展牵涉到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放在同等重要位置”这一强调多年的老议题,而其实现与否取决于中央政府是否有决心牺牲税源:中央政府必须关闭国企巨头石化等造成高度污染的资源性企业,地方政府则需要关停许多当地视为税收支柱的污染型企业。

联想以往多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十二五规划中许多似曾相识的提法,只能借用一句老话:知易行难,如果规划的情况能落实60%,中国的维稳费用将会大大降低。

□ BBC

 
3   [dokknife 于 2010-10-21 13:14:10 提到] [FROM: 142.]
苦胆:苦力的笑容



“文革”中八个样板戏之一的革命现代京剧《海港》,其一号人物、装卸队党支部书记方海珍如此开导装卸队长赵震山:“解放前,你、我刚到码头上来当锹煤工的时候,都没有一把煤锹高。想想过去咱们吃的是什么苦……”而剧中的退休老码头工人马洪亮也是这么教育青年工人韩小强的:“什么人似虎狼张牙舞爪?什么人似牛马终日苦劳?”“你要把解放前后两对照”。

“解放前”的上海码头工人真的很苦吗?日前,笔者从网易上见到一组老照片,标题叫《旧上海苦力很幸福》,反映的是“旧社会”黄浦江码头工人劳动生活的场景。过去,人们是把出卖力气干重活的人称为苦力的,而码头工人正是这样的苦力。画面上,一个个苦力的举止神情源自原生态的生存环境,不论他们是在劳作,在小憩,还是在吃东西,都散发出一股质朴、自在的气息。尤其是他们脸上的笑容,显得相当真率、亲切、自然。个别照片甚至还有些许悠闲的意味。这些老照片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毫不矫揉造作,毫无摆布的痕迹。知情者说:“1949年前,上海老码头工人收入是很高的,生三五个孩子不成问题,就是不能生病,要吃得下做得动,身强力壮才行。”“你和老码头工人聊天,他们三句不离‘我们那时候’,吃早饭都是猪肝汤蛋炒饭,做工一身汗,收工泡澡堂,做半个月休息半个月。”笔者琢磨:这组照片的标题是否十分妥帖,苦力们的生活幸福不幸福,尚在其次,首要的是他们活得自由自在,活得像他们自己,他们的笑容是真实的。

中共统治者早就知晓,要想长期压迫、奴役中国人民,光靠枪杆子是难以为继的,还得有“文”的一手。这个专制政权一边破坏传统文化,一边又在掩盖真相,编造故事,涂改历史,用党文化欺骗、愚弄国民。我曾经向一位“旧上海”的老码头工人请教:“党报上宣传旧社会的苦力是‘肩扛大包往上走,脚步慢了鞭子抽’,到底有没有这回事?”老人回答:“拿鞭子抽,那脚步不是更慢了吗?人被抽打得站立不稳,还会连人带货一起掉下去,不是更耽误进度,更坏事吗?在老上海的码头上干了那么多年,要说监工拿鞭子抽打扛大包的装卸工,我还真没见过……”

将“旧上海”苦力的生活、老码头工人的生活贬损得苦不堪言,这只不过是共产党“谎话大全”中的九牛一毛。

当年上海滩港口、码头的装卸,大抵靠肩扛人抬,苦力们居然一回又一回地绽放出由衷的可心的笑容;而今中国大陆的港口、码头,机械化程度已大幅提高,可你见得到如此自然怡人的笑容吗?每个人的内心感受,大都写于各自的脸面。我的思绪,从苦力的笑容,跳跃到国人的神态、表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咱们从中国人的脸上,读到过几回本真的笑容?读到过几回真正的自尊和幸福?欲知国情,先知民众的神情,这比GDP更有说服力。

□ 《世界中文论坛》

 
4   [dokknife 于 2010-10-21 13:10:57 提到] [FROM: 142.]
冉云飞:官方为何操控反日游行?
发布者 siyu 在 10-10-21 09:08


在中日撞船的“钓鱼岛事件”发生一个月后,10月16日东京发生反中国的游行——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内容是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专政独裁,要求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这与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所说有若合符节处——与此同时中国的成都、郑州、西安、武汉、绵阳等地也相继发生了反日游行。日本是民主国家,游行是可以“事先张扬”的公开行为,因此国内一些高校的学生会在提前得知日本人有反中游行后,随即在官方的授意和放纵下,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你游行,我也游行,不仅游行,我游行的人数和城市比你还多,以期在参与人数之众的气势和广泛性上,盖过日本的反中游行。日本反中游行诉求多元,中国反日游行目标单一(这正是游行被官方授意且被操纵的证据之一),从中你就不难感受到真正的游行和被游行之间的实质差别。中国官方这样应对的目的何在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入观察和理性思考的。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没有游行自由的国家,无所不在的变态维稳,非常私秘的小规模游行或者个人抗议之控制都易如反掌,更不用说要通过各种通讯或互联网联系众多人以组成的游行了。东京的反中游行来了个“事先张扬”,那么国内官方的学生会也在官方的授意和纵容下通过QQ和人人网来了个“事先通知”、“共襄盛举”。傻瓜都知道,游行如果没有得到官方的授意和许可的话,公安机关可以格抓毋论。但成都、郑州、西安等地的游行,警方虽然如临大敌,监控人数众多,依旧放任学生前去游行,这说明他们是在用一些听话的学生来“代表民意”。但在一个月前的9月18日,虽然有不少媒体报道北京会有公安局批准的反日游行,但最终不了了之,除了少数围观者外,根本没有什么游行队伍。这说明哪怕在中国官方抗议逐渐升级,在日本用国内法延长扣留船长詹其雄的剑拔弩张的时刻,只要官方不让你游行,你就没办法游行,因为格抓毋论,可以使反日游行者彻底歇菜。

一看你日本有自发的民意要反中,那我中国官方无论如何也要弄点“被民意”出来与你抗衡,不然无法向国内激起的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交待。因为你一方面信誓旦旦地说钓鱼岛是你固有的领土,但另一方面却不准民间保钓人士到钓鱼岛去表达自己的心声,如此公然的矛盾所积累的不满,没有一个发泄的渠道,对中国官方的统治合法性大有伤害。因此抓住一个日本反中游行的机会,趁机来个反日游行,以便收一石三鸟之效:让民族主义情绪浓烈的学生主体得到一个发泄和释放的机会、继续给日本一点颜色瞧瞧——你看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反对你们,你们得小心点才行——同时也藉此转移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所引起的话题发酵和民间饭醉活动。由于中国没有游行自由,所有民众包括学生从来不曾有过正常的游行训练,在官方的放纵下,就时有打砸抢的行为发生。这种打砸抢的暴民行为,不仅让日方对其在华企业利益忧心忡忡,而且给官方以污名化民众游行并且继续阻止民众自发游行寻找借口。

还有更猛的料在后头。据近日《朝日新闻》旗下的周刊透露,六年前中日之间曾签订有钓鱼岛密约,其核心内容是中国不让保钓船出海、日本则不羁押人。大抵今年菅直人班子上台后,外交部门不知有此密约,日本人扣船扣人,致使中国官方恼羞成怒。中国民间保钓人士李义强在10月19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他相信有这样的“密约”,并且从各方面来论证这个“密约”的真实性,这种变相承认日本实质性管理钓鱼岛的“密约”,被李义强这样的民间保钓人士视为卖国行为。由于日本没有“遵守”这个密约,中国官方因此短时间内高调宣布各种制裁办法,包括取消许多交往,同时对稀土出口采取限制措施,日本只好先行软下来。但据说日本方面掌握了中国渔船先撞日本船的确凿证据,正等待合适的时机和方式公布出来,以正国际社会视听,看来中日这次纠纷远未到收场的时候。

虽然10月16日中国几座城市的反日游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对日本反中游行的回应。但由于中国的政府运营和外交政策,在许多方面是暗箱操作,外人不得与闻,故对此次游行有多种揣测。因为10月16日中央正在开17届5中全会,在这个比较重要的时刻,居然有“不和谐”的游行出现,于是难免有中央派系斗争的说法出现,这样的猜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派系阴谋论解释问题总有事实和逻辑上的不自洽。我认为,在二线乃至三线城市的反日游行,更多的是出于控制能力和后果上的考量。这次游行都在二线乃至三线城市,既没有日本使领馆,也没有太多的日资企业(如京、津、沪、穗有太多的日本投资),使得控制日资目标变得相对比较容易。但如此理性的游行算度,到底是由哪种级别的人发出,并且使其行之有效的呢?倒是令人颇费猜度。各处反日游行都有程度不等的打砸抢行为,自然并不出人意料,更令人搞笑的是,一些反日青年竟错把民族主义者崇尚的汉服看成是和服,并且勒令一位着汉服的姑娘当众脱下,以示羞辱。如此自取其辱,也可以反证出被煽动和控制的反日游行,其不理性到了何种可笑的地步。

维权人士陈云飞指出,既然有关方面授意和放纵几座城市的反日游行,那么这几座城市的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这些他们所掌握的游行内幕,因为这一切并不属于国家机密,公民对此应有知情权。至于说那些被打砸抢的日货及相关企业,是如何赔偿的,也请一并公开,因为不可以随便拿纳税人的钱去做赔偿的挥霍。鉴于2005年官方主导的反日游行,出现的财物损坏,最终为官方不经纳税人许可而让纳税人买单,所以此次民众对于事后的赔偿细节及资金来源,要求公开,自然在情理之中。老实说,在如今群体事件频发的多事之秋,官方为何在此时授意并纵容几座城市的反日游行,其目的并不完全显明。也许这些游行只不过是对10月16日日本反中游行的回应,但是否有考验公安机关控制群体游行能力的意图,以及其间是否有派系纷争在里面起作用,则不能完全确定。勒庞、赖希、霍弗等研究群众心理的学者著作,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中国现实中的群体活动,并非没有借鉴意义。群体事件多了当然对社会并非好事,但“国家不幸诗家幸”,对于目下中国研究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等方面的学者来说,却也是难得的观察样本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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