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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独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04-19
更新时间:2014-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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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孤独——马尔克斯1982年诺贝尔奖获奖演说

发表于 2014 年 04 月 18 日 由 thchen


Marquez

【按: 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北京时间18日凌晨去世,享年87岁。他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

安东尼奥•皮加费塔,一位曾陪同麦哲伦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航海家,在经过我们南美洲时写了一本严谨的编年史。然而它却像一部凭空臆想的历险记。他说他见过一些肚脐儿长在背上的猪,见过一些没有爪子的鸟儿,母的卧在公的背上孵蛋,还有一些鸟儿像鲣鸟那样没有舌头,嘴巴像汤匙。他说,他还见过一种怪兽,长着骡头骡耳,驼身鹿蹄,吼叫声像马嘶。他说他们在巴塔哥尼亚遇到的第一个土著人面前放了一面镜子,那个容易激动的巨人看见自己的形象后竟恐惧得失去了理智。

那本书很薄,但很迷人。书中已经依稀可见我们今天的小说的萌芽,但是它还远非那个时代我们的现实的最令人惊奇的见证。西印度群岛的编年史家们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些数不胜数的见证。我们那个如此令人向往的虚幻之国“黄金国”,在漫长的年代里曾在许多地图上出现并按照绘图员的想象改变着位置和形式。为了寻找“青春永驻泉”,神话般的人物阿尔瓦•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竟然在墨西哥北部考察了8年。在一次古怪的探险中,队员之间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在出发时的600人中,只有5个人到达了目的地。在那么多永远是难解之谜的事件中,还有一个11000头的骡子队。每头骡子都驮着100磅黄金。有一天它们从库斯科出发,去交付阿塔瓦尔帕的赎金,却永远没有到达目的地。后来,在殖民地时期,人们在卡塔赫纳出售若干在洪水淹没过的土地上饲养的母鸡,其鸡胗里居然包裹着金砂粒。我们的先辈们这种关于黄金的连篇呓语直到不久前还缠绕着我们。就在上世纪,一个负责研究在巴拿马地峡铺设一条洋际铁路的德国考查团还断言,只要路轨不用当地缺乏的金属铁来制造,而用黄金来制造,计划便能得以实现。

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获得独立并没有使我们摆脱疯癫无知状态。曾3次对墨西哥实行独裁统治的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为了埋葬他那条在所谓的糕点战争中失掉的右腿,他下令举行了极为豪华的葬礼。加西亚•莫雷诺将军作为专制君主统治厄瓜多尔长达16年,他死后身上依然穿着他那身华贵的军服和挂满了勋章的胸甲,坐在总统座椅上让人守灵。萨尔瓦多通神的暴君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降军在一次野蛮的屠杀中竟然剿灭了3万农民。而为了查验食物是否被下了毒,他还发明过一种摆锤,并下令将全部公共照明灯具用红纸罩起来,以防猩红热传染流行。立在特古西加尔帕大广场的佛朗西斯科•莫拉桑将军的纪念像实际上是在巴黎一家旧塑像仓库里买来的奈伊元帅的塑像。

11年前,当代一位杰出的诗人即智利的巴勃鲁•聂鲁达已在他的讲话中指出了这个问题。从那时起,关于拉丁美洲的那些子虚乌有的消息便以空前猛烈的气势闯进了欧洲善良的、有时会是邪恶的意识里。我们那个幅员辽阔的祖国,男子充满了幻想,女人足可以载入史册,他们那种极端固执的性格常和神话传说混同一起。我们不曾有过片刻的安宁。一位合法的总统以他那陷入火海的府第作堑壕,单枪匹马和整整一支军队作战,直到壮烈地死去。两起可疑的、永远查不清的空难使另一个心灵高尚的人夭折,使一名恢复了本国人民的尊严的民主军人丧失了生命。在这段时间里,发生过5次战争,17次政变,出现了一位以上帝的名义在当代拉丁美洲进行第一次种族灭绝的穷凶极恶的独裁者。与此同时,有两千万拉美儿童不满两岁便不幸死去,这个数目比西欧自1970年以来出生的人数还要多。由于暴力镇压而死去的人几乎有12万之多,这就如同今天我们对乌普萨拉城的全体居民今在何方毫无所知。无数孕妇被捕后在阿根廷监狱里分娩,但是至今不知道她们孩子的下落和身份,他们不是被暗中送人收养便是被军事当局监禁在孤儿院里。为了避免此类事情不再发生,整个大陆大约有20万男女献身,其中10万多人死在中美洲3个极权主义的小国即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倘若此事发生在美国,按照比例计算,4年内死于暴力的人数可达160万。

在具有热情好客传统的智利,逃亡者多达100万,占本国公民的10%。乌拉圭这个只有250万人、被认为是本大陆最文明的小国,每5个公民中就有一个在流放中消失。萨尔瓦多内战自1970年起几乎每20分钟就多出一个难民。如果将拉丁美洲的流亡者和被迫移居国外的侨民组成一个国家,其人口总数将比挪威还要多。

我敢说,今年值得瑞典学院注意的,正是拉美这种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只是它的文学表现。这一现实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它每时每刻都决定着我们每天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干涸,充满灾难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而属于这个源泉的我,这个流浪在外、怀念故乡的哥伦比亚人,不过是被机运指定的又一个数码。这个非凡的现实中的一切人,无论诗人、乞丐、音乐家、战士,还是心术不正的人,都必须尽少地求助于想象,因为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缺乏为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可信而必需的常规财富。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孤独之症结所在。

既然这些困难把属于它的精华的我们变得头脑迟钝了,那也就不难理解世界这一边的理性主义的、陶醉地欣赏自己的文化的天才们为什么找不到解释我们的有效方法了。如果不提生活中的灾难并非同样降临在每个人头上,也不提我们为寻求自己的身份而进行的斗争跟他们过去一样是艰苦的、残酷的,那么,他们那般坚持用衡量他们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便是可以理解的。用他人的图表来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使得我们愈来愈不为人知,愈来愈不自由,愈来愈孤独。令人尊敬的欧洲如果站在自己过去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许它会更能为世人理解。不妨回忆一下:伦敦为了建造它的第一道城墙,花费了300个年头,又用了300年才得到了一名主教,罗马在混沌不清的黑暗中争斗了20个世纪才由一位埃特卢里亚国王在历史上建立了该城,今天以其松软的干酪和无敌的钟表娱悦我们的、和平的瑞士人却曾在16世纪作为碰运气的战士血洗过欧洲,即使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各帝国军队出钱雇佣的1万2千个士兵还曾把罗马洗劫一空,夷为平地,砍死了8千居民。

我并非试图实现23年前托马斯•曼在此赞扬的托尼奥•克勒格尔那些把纯洁的北方同热情的南方连结起来的梦想。但是我认为,头脑清楚,也曾在此为缔造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伟大祖国而奋斗的欧洲人倘若彻底修正看待我们的方式,就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如果不具体地采取合法的行动支持那些幻想在世界的分配中享有自己的生活的人民,仅仅同情我们的梦想不会使我们对孤独的感觉有所减少。

拉丁美洲不愿意、也没有理由成为棋盘上的一个没有独立意志的“相”,也毫不幻想将自己的独立与独特发展的计划变成西方的渴望。然而,尽管航海的成就大大缩短了我们美洲和欧洲的距离,但似乎扩大了彼此间的文化差距。为什么在文学上可以没有保留地赞同我们的独特性,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所做的艰难尝试却受到种种怀疑而遭到否定呢?为什么认为先进的欧洲人试图在他们的国家实行的社会正义不可以成为拉丁美洲在另一种条件下以另一种方式奋斗的目标呢?不!我们历史上遭受过的无休无止的暴力和悲剧是延续数百年的不公正和难以计数的痛苦的结果,而不是在离我们的家园3千里(西班牙里,相当于5公里半—译者)外策划的一种阴谋。但是许多欧洲领导人和思想家却像忘记了年轻时代建立的疯狂业绩的祖辈那样幼稚地相信这一点,好像除了依靠世界上的两位霸主生活外便走投无路。朋友们,这便是我们的孤独的大小。

然而,面对压迫、掠夺和孤单,我们的回答是生活。无论是洪水还是瘟疫,无论是饥饿还是社会动荡,甚至还有多少个世纪以来的永恒的战争,都没有能够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牢固优势。这个优势还在增长、还在加速:每年出生的人口比死亡的人口多7千4百万。这个新生的人口的数量,相当于使纽约的人数每年增长7倍。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在财富不多的国家,其中当然包括拉丁美洲。与此相反,那些经济繁荣的国家却成功地积累了足够的破坏力量。这股力量不仅能够将生存至今的全人类,而且能够把经过这个不幸的星球的一切生灵消灭100次。

在跟今天一样的一天,我的导师威廉姆•福克纳曾站在这个地方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如果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32年前他所拒绝接受的巨大灾难,自人类出现以来今天第一次被认为不过是科学上的一种简单的可能性,我就会感到我站在他站过的这个位置是不相称的。面对这个从人类发展的全部时间看可能像个乌托邦的令人惊讶的现实,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的寓言创造者感到我们有权利认为,创建一个与之对立的乌托邦为时还不很晚。那将是一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在那里,谁的命运也不能由别人来决定,包括死亡的方式,在那里,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幸福有可能实现,在那里,命中注定处于百年孤独的世家终会并永远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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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3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04-30 11:34:45 提到] [FROM: 72.]
徐剑梅:马尔克斯笔下的爱情、权力与孤独- -从“糟透了的东西”说起

发表于 2014 年 04 月 30 日 由 thchen


12年前的3月6日,身患绝症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安静地在墨西哥寓所中度过了他75岁生辰,照常伏案写作他的最后一部大书–三卷本的《回忆录》。

马尔克斯以87岁高龄逝于2014马年4月17日。他去世后,微信微博里开始转他的所谓告别信。其实,12年前他确诊患癌的消息传出后,互联网上就在以各种语言流传这封告别信。不过,网上流传的中文文本如果细看的话多处不通,较英文文本多出的什么“凡高的幻想”“贝内德蒂的诗”一段,更得批上“羯鼓四挝”–不通又不通。再说了,马尔克斯早就夫子自道,他最喜欢的画家是戈雅,最喜欢的音乐家是贝拉•巴尔托克。

笔者当年曾根据一位非洲朋友转发的英文文本试译:

“如果有那么一瞬,上帝忘却我是个破旧的玩偶,赋予我片刻的生命,也许我宁愿思考我说出的一切,而不会尽情倾诉心中所想。我评判事物,根据它们的意义,而不管价值几何。我愿睡得更少,但梦做得更多,因为我们每阖眼一分钟,就会失却60秒的光明。

人伫我行,人睡我醒……每一天,我都向我爱的人倾诉我的爱。我愿相信我喜欢每个女人,也喜欢每个男人。我愿爱人,也生活在人的爱里。人们认为他们老了以后爱便会消失,我愿告诉他们这种想法大错特错–是因为爱的消逝,人才会衰老。我送给孩子翅膀,但我更要让孩子学会自己飞翔。我要告诉老人,年轮不带来死亡,死神伴随遗忘而至。噢,人哪,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多少东西!

我懂得,人人愿居住在顶峰,不知道真正的幸福在于登攀;初生的婴儿用小手握住父亲的手指,从此血脉永远相连;唯有帮助他人自立,你才有权利自矜自傲。

我学到这样多的东西,但事实上没有多少用处了。因为当我把它们打包的时候,我便将悲伤地死去。”

这封信写得的确非常小布尔乔亚味儿。据云马尔克斯当时就辟谣说,他患癌是真的,闭门谢客也是真的,但他绝对不会写这种“糟透了的东西”。

尽管如此,这封信仍在网上流传,不少人认为,它还真有一丁点儿马尔克斯的口气。一来,不论纵观马尔克斯的洋洋万言,还是放眼万丈红尘的俗世,人活到末了,有几个不像上帝掌心里那破旧的玩偶?二来,马尔克斯成年后的生活,至少外界看来恰如信中所言:“爱,并且生活在人的爱里”。他和青梅竹马的初恋情人结婚,然后厮守着过了一生,从无绯闻。和两个儿子,更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三来,这篇“糟透了的东西”,与马尔克斯的作品,都发出同样诚挚的呼唤:爱。

法国作家莫洛亚认为,有些作家一生都在重复地写作某个题材。福楼拜的所有小说都离不开无可改悔的浪漫,司汤达的3部小说都在“复写”于连•索黑尔的形象,普鲁斯特笨拙的处女作就已经弹奏出《追忆逝水年华》曼妙的主旋律。马尔克斯也是如此,他的所有作品,都在描写孤独。他甚至把自己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讲,径直取名为《拉丁美洲的孤独》。

但是,马尔克斯的“孤独”,与“爱”如影随形,须臾不可分离,其关系便如“有”、“无”之于老子。就象“无”隐藏在“有”的背后一样,对马尔克斯来说,爱隐藏在孤独的背后,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百年孤独》公认为是马尔克斯把孤独写得最淋漓尽致的作品。哥伦比亚另有一位又当记者又写书的作家普利尼奥•门多萨。他曾经问马尔克斯:“布恩蒂亚家族(见《百年孤独》)的孤独感源于何处?”马尔克斯回答说:“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爱情。……布恩蒂亚整个家族都不懂爱情,不通人道,这就是他们孤独和受挫的秘密。”“人类没有比这(不懂情爱)更大的不幸了。这不仅对患有这类隐痛的人,而且对那些不幸沾边的人,都是如此。”

极度的权力伴随着极度的孤独,极度的孤独又引发了对爱情的极度渴求、极度麻木或者是极度的恐惧和逃避。爱情、权力、孤独三者在马尔克斯笔下纠缠交织到令人窒息的地步。马尔克斯说,“极权是人所创造的最高级、最复杂的成果。因此,它同时兼有人的一切显赫权势以及人的一切苦难不幸。”

为何云苦?因为“不懂得情爱驱使他们(指其小说主人公)在权力中寻求得到安慰的因素”。但极度的权力不仅带不来爱情的奢侈,反倒带来极度的孤独。迷宫中的将军玻利瓦尔一生有38个情妇,但却“不爱任何一个女人。为了躺在一个女人的身旁,他可以赤着脚,光着身子,不带任何武器翻过安第斯山脉。但一旦达到目的,他即把她从生活中抹去。”

没落的“家长”,一出生就没有手纹,因而“知道自己没有能力爱……他便企图用权力欲来代替肉欲的爱。”终于,“家长”获得了无以复加的权力,成为残暴的独裁者。年复一年,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一所其大无比的宫殿里,牛群在大厅里漫步,咀嚼着绘着大主教的巨幅油画。最后,衰老到难以想象的地步的“家长”发现,权力总括了生活中的全部孤独和死亡。“他感觉到自己比上帝本人更老……永久的绝对的孤独……心脏由于缺乏爱情而布满了裂纹。”

马尔克斯的小说,多以孤独为表,爱情为里;但他在获诺贝尔奖后出版的长篇巨著《霍乱时期的爱情》却是一个例外,孤独裹在了爱情的彩衣里。这部小说的情节煞似简单而通俗的浪漫爱情故事:少女费尔米纳拒绝初恋男友阿里萨,嫁给一位地位高贵的医生。虽然时有口角,也始终不能确定是否有真的爱情,总的说来,她还是安逸愉快地与医生共度了52年婚姻生活。阿里萨虽然艳遇不断,但一生未婚,始终痴恋费尔米纳。医生于82岁高龄猝然离世后,76岁的阿里萨和72岁的费尔米纳住进一艘打出“霍乱”旗帜的船中,顺流飘荡,与世隔绝,共享美好的爱情时光。

不过,费尔米纳真的理解阿里萨用充满陈词滥调的情书(风格颇似网上流传的马尔克斯的告别信)所表达的爱情吗?答案恐怕只能是否定的。即使在相爱的时刻,他们也仍然是在孤独地爱着。但,被爱的感觉,给了他们一种地老天荒般的巨大安慰。马尔克斯本人则说,写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他长期以来的一个心愿,是他“在写了这么多的孤寂、暴力和压迫后,一个个人的安慰。”

马尔克斯的孤独,并不是席卷世界的现代化浪潮令个体的存在支离破碎,从而普遍造成的卡夫卡式的孤独,而是自从开辟鸿蒙以来人类永恒的生存状况。人的宿命注定他不能完全生活在现实中,人的灵魂和现实之间总有一道迈不过去的“铁门槛”,因而无从摆脱苦恼失望、受挫碰壁、无能为力、被宰割和孤单的感觉。拉美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评论道:在马尔克斯笔下,孤独和死,循环往复,这是人类遭受的一种可笑的、可悲的、因而也是可怕的折磨,恰似普罗米修斯的五脏六腑被神鹰啄食,痛苦异常,且永无休止。

1982年马尔克斯被瑞典皇家文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拉美文学界不少人认为,博尔赫斯比马尔克斯更有资格得这个奖。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在称赞之余则说:如果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楼拜相比,马尔克斯“将是一个蹩脚的选择,可是他们今天已不在人世了。”

也许罢,马尔克斯的确只能当一个蹩脚的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不可能有比他更伟大的马尔克斯了。而且,马尔克斯用专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与所有伟大的作家殊途同归地给出了解救人生孤独与苦难的唯一答案:爱。

爱,是那篇“糟透了的东西”与马尔克斯作品的接触点,是一切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共同泉源,是人类生和死的理由。

最后–在删去太多段落之后,实在不愿删去偶然看见的这句巴斯卡的名言:“感情本身的道理,往往是道理本身所茫然不知的。”还有马尔克斯的另一句话:“生活最后总是使人变得不如以前天真。”

来源:共识网2014-04-28
 
2   [dokknife 于 2014-04-19 11:16:44 提到] [FROM: 72.]
佚名:一本奇书在大陆为什么遭禁50年?

发表于 2014 年 04 月 19 日 由 th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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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拉斯是撩开共产主义面纱,揭示社会主义真相的先驱,也可说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最早的掘墓人和民主化的奠基人。吉拉斯1957年出版的《新阶级》及其他一系列著作,在理论上宣告了社会主义的破产和终结。港媒评论说,尽管吉拉斯已故十多年,大陆权贵还在为《新阶级》增添新的注解,中国大陆的社会现状还在为《新阶级》提供最典型最完整最鲜明的蓝本。

据港媒报导,大陆权贵对吉拉斯和他的《新阶级》讳莫如深,尽管早在1963的形式内部出版发行《新阶级》(1980年翻印),却迄今不公开出版发行,当年上百种“灰皮书”(社科类)和“黄皮书”(文学类)已基本解禁,唯独《新阶级》例外。报导认为,《新阶级》论说的尖锐和敏感是一个因素,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新阶级》作者吉拉斯的身份。

吉拉斯1911年出生于南斯拉夫黑山的一个农民家庭,18岁入贝尔格拉德大学,在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加入左翼学生团体,1932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1938年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两年后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战时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吉拉斯是抗击法西斯的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成员。战后,吉拉斯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担任多项要职,1953年当选为副总统兼国民议会议长,并内定为铁托的继承人。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共产党人却会成为最激进最彻底的反共分子。斯大林的暴行是他反思社会主义的开始。

1944-1945年间,吉拉斯三次访问苏联,第一次甚至带着朝圣般的“狂喜”心情赶去。但所见所闻令他不止大失所望,更是震惊不已。在二战的关键时期,斯大林竟然还在军队中进行大清洗,许多高级将领不能浴血沙场,却冤死于自己阵营内的大屠杀。同时,斯大林和亲信高官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经常通宵夜宴酩酊大醉。1944年,在苏军高层默许下,进驻贝尔格莱德的苏军一路强奸妇女、凶杀抢掠,斯大林还不以为然,粗暴无理地对待铁托和吉拉斯提出的交涉,使吉拉斯看到苏联对弱小国家的傲慢蛮横。对此,1949年五月,吉拉斯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行径。吉拉斯由此开始省思社会主义大家庭,并进一步提出要削弱南共联盟、建立政治多元、个人享有自由的开放社会。

这些主张超过了铁托容忍的限度,为此他被撤销全部职务,1954年,他主动退党。1956年匈牙利爆发革命,吉拉斯在纽约《新领袖》周刊发文,赞扬匈牙利革命“是马列主义逐步走上末路的开端”,同时公开发表批判南斯拉夫现行政策的声明,因此再度被捕。吉拉斯入狱前把《新阶级》手稿寄往美国,1957年《新阶级》一书在美国正式出版,他却因此书被加刑7年。《新阶级》一出版就引起西方世界的轰动,许多沉迷于社会主义理想的西方左派人士从此觉醒,也启发了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等苏联和东欧的无数知识份子,使他们走上了反体制的道路。

《新阶级》的副题是“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全书在深入剖析共产主义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告诉人们:苏式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阶级是如何产生的。

该书揭示,新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特产,社会主义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从落后国家蜕化出来的社会主义,急于推行工业化。新政权把工业财产及土地收归国有,不仅资本家甚至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农民的财产也不能幸免。从此,国家的一切资源都由共产党官僚掌控,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共产党官僚组成的新阶级,“是贪婪而不能满足的,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

吉拉斯看到,斯大林等领导人不仅生活穷奢极欲,最不可思议的是,“国家大事都是在亲密交谈的晚餐中,狩猎中,以及两三个人的交谈中决定的。……召开(党和政府)会议的目的只是用来确认在亲密的厨房中早已烹调好的食物。”这也是中国大陆新阶级的的写照,甚至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毛泽东在全国有几十处行宫,其他副主席或常委也在各地置有行宫或别墅;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毛的菜谱仍然是中西珍馐;最荒唐的是,一边饿死几千万人,一边用一万多吨粮食酿制两千零七十九吨茅台,供新阶级的人享用。社会上1958年就禁止跳舞,许多人因违禁跳舞被判刑坐牢,但中南海里却一直跳到1966年,毛泽东等还叫来空政、公安文工团的年轻女演员陪舞,“宠幸”的女孩还要陪到床上。如此新阶级必然引发天怒人怨,毛泽东的“三年自然灾害”加十年文革,搞得中国大陆遍地饿殍民怨沸腾。中国大陆搞经济改革,并在农民舍命包产到户的压力下解散人民公社,农民才开始解决温饱问题。对此,吉拉斯早有解释,“当新阶级无法维持它所篡夺的所有权时,或这种所有权的代价太大,或者有政治性危险时,新阶级才不得不将所有权转让给其他阶层,或者制造出其他所有权形式。”

正如《新阶级》所说,“凡是共产党首脑所倡导的改变,首先取决于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像其它社会集团一样,新阶级的一举一动,或守或攻,都带有增强其权力的目的。”“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中国大陆权贵用“特色的社会主义”幌子,明目张胆地攫取国有财产,形成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新阶级”,“更新”了吉拉斯关于新阶级的定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新阶级的超级版。

吉拉斯认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并没有成为统治阶级,而是由共产党蜕化变质后产生的“新阶级”在统治。共产党早期打天下时,除了流氓无产者造反外,还是有不少理想主义者。早期的理想主义者们面对死亡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这种道德楷模的力量能激励人,感动人去为之奋斗。共产党也大力宣传这些理想主义者等。共产党当政后,初期基本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然而共产党的搅肉机机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理想主义者们在反复的“阶级斗争”和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基本被消灭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应该说是随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理老化而衰败。

在前苏联,庸俗的技术官僚逐渐地接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班。勃列日涅夫主政的18年里,特权阶层全面形成了。这是新阶级的雏形。按马列的“原教旨主义”共产主义理论讲,他们根本没有“革命理想”,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既得利益者。随着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解体,铁幕整个倒下了。社会主义阵营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了,世人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民主与共产主义的对抗结束。但是在中国大陆,权贵变成了集专政暴政与经济上的腐败于一身的怪物。

西方曾寄希望于所谓中产阶级。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认为中产阶级的形成会推动民主化的发展。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这一理论在中国大陆一度很流行,期待中国大陆变革的人在期待中产阶级的壮大。然而,这些外资合资养大的中产阶级“边缘”人根本不成气候。贫富两极分化的进一步加剧使这一理论破产,新阶级在中国大陆正式登场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今天已实现了当年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所倡导的“精英”统治: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但是这些人道德败坏。比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王双披露当前官员职务犯罪出现三大趋势,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贪官的层次向高学历、年轻化发展。这是道德败坏的典型写照。

雨果有句名言:知识是良心的重担。可惜只说对了一半。知识分子要是真坏起来,那就成了张春桥所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了:大陆极左派指责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彻底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民主党性质的资产阶级政党;体制内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事实上在为腐败有理论辩护,他们甚至认为腐败是把大陆权贵变成社会民主党的必经之路。海内外的“精英们”觉得允许资本家入党,从而淡化了共产党的阶级性而转为全民性,认定其正在变成社会民主党。海内外的精英们可能高兴得太早了。不错,前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在民主转型后大多变成了社会民主党。而大陆权贵是在专政的铁腕下推行私有化改革,这就使大陆权贵变成了集政治上的专政暴虐与经济上的贪婪于一身的怪物。而社会民主党有两大特点:一是坚持社会主义,一是坚持民主。社会民主党始终坚持民主,坚持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坚持分权制衡,坚持开放选举。而大陆权贵则始终反对民主,不但在实践中反,而且在理论上也反;不但过去反,而且现在反,甚至赌咒发誓在将来也要反。再说社会民主党坚持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大陆权贵最不关怀劳工权益,最不保护弱势群体,最不强调公共福利。中国大陆弱势群体在体制中的声音问题,工人农民在目前的政治体制当中是极少有人替他们的利益说话的。大陆体制内学者康晓光老实承认:今天大陆权贵“不代表任何阶级,他们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对所有的阶级实行‘权威主义’统治。他们仅仅对自己的利益负责”。

所谓“红色资本家”等等,皆为这个集团的附庸和权钱交易的帮凶,以“闷声”为代价发大财。然而中国大陆真正的富豪是以权力为代表的,附庸是不好当的,随时都可能是替罪羊和挡箭牌。昨天的大富豪,可能是今天的阶下囚。杨斌和上海富豪周正毅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中国大陆新阶级有四大特点。

1,政治上新阶级继承了专政统治。当年打着无产阶级先锋队旗号时,对工人阶级不敢太过份。今天的新阶级正在使政府黑社会化,对社会各阶级和阶层也包括对一般的党员实行专政。黑社会化反映在中国大陆当前“政匪一家”鱼肉百姓的种种现状。新阶级的头子毫无魅力,所以在统治方法上只能以威胁利诱。

2,经济上对中国大陆人民进行掠夺,明目张胆地全面瓜分国有财产,使贫富两极分化超出国际警戒线。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披露:至2001年,中国大陆13亿人口,私有财富85万亿元。5亿城市人口,占中国大陆私有财富的96%至96.5%;5亿城市人口中的0.9%至1%,即4百80万至5百万人(0。4%),持有千万元以上财富。(50万亿)其中有1万8千5百至2万人,持有一亿元以上的财富,一共持有超过10万亿的财富。其中90%以上是高干子女及其亲属。

8亿农村人口,仅占私有财富的3.5%至4%。贫富两极分化比例太悬殊,超出资本主义社会。有人说凭权力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是太客气了。这个新阶级的财富实质是靠特权“抢”来的。

3,完全没有道德底线。任何稳定的社会都有其主流意识形态,道德理念。大陆建政后用马列“洋教”摧毁传统中华文化,而“洋教”的意识形态最终破产又导致社会道德的混乱。依靠腐蚀拉拢的手段来统治的结果是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的道德和秩序。新阶级没有意识形态,除了极端自私和贪婪外,只有小心眼加实用主义,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有一流行歌曲唱的贴切:“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

4,靠外国投资“输血”过日子和准备外逃。从1990年代中期起,每年外商实际投资350亿美元;自1998年以来,每年外商实际投资约450亿美元。2002年达540亿美元。当中国大陆人正在为“输血”保持的“繁荣”庆幸时,大量资金正在逃离中国大陆。例如有报道说,每年外汇非正常流失到海外高达400亿至550亿美元。黄金外流年达50吨至60吨,占年产黄金的40(大陆年产黄金约120至150吨)。2000年外逃资金达480亿美元,超过当年外商对华总投资407亿美元,中国大陆已成为第四大资金外逃国。“阔少”留学买名车豪宅,“二奶村”搬到了国外。新阶级们在国外用开办公司、赌场等大肆洗钱,为自己的“退路”做准备。……

所以,今天的大陆权贵已经变为由“一小撮”所谓知识“精英”流氓集团为核心的新阶级。在社会上、党形成了权贵阶层、特权阶层、官僚阶层,这已经是党和人民群众关系日益紧张对立的根本原因。如果不从体制上着手,并结合实际措施来解决矛盾,政局会震荡和混乱。

2011年9月,《南方周末》发表了冯军旗的文章“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引起广泛关注。冯军旗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从2008年初开始,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挂职期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细致地从内部深入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写成研究论文《中县干部》。“政治家族”即为其中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所谓“家族”,是指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调查统计,在中县之内,竟然有21个政治“大家族”,140个政治“小家族”,共161个“政治家族”。他们占据了中县各部门的重要职位。

作者的结论令人触目惊心,但丝毫不令人感觉意外。网上早就有个流行词“官二代”,讲的就是官员的后代很容易当官并充斥官场这一现象。官二代现象决不只限于基层,高层也有。据说中央有过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老一代革命家每家可以安排一个子女出任副部级高官--这是照顾性的。如果有能力有造化,还可以把官做得更大。应当指出:官二代的盛行,乃是当今中国大陆特定情况下的产物。

第一、在民主制下,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在民主社会里,官二代们,由于其生活成长的环境,父辈的广泛人脉和响亮的姓氏,如要从政也拥有不小的优势。但有时候,这种背景反而成为包袱;因为别人会怀疑你不是凭本事而是凭关系。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是民意政治,是选举政治。如果你想当民选的官员,你必须得到选民的认同,赢得足够多的选票;如果你想当任命的官员,除了要有相关官员的提名外,也还需要得到民意代表方面的认可。中国大陆的官二代们,有几个通得过选票和民意这一关呢?

第二、在古代中国大陆,没有选举有科举,也不可能出现官二代太子党泛滥这种现象。古人何尝不知,考场考得好不等于日后当官就一定当得好,问题是总得有个门槛,有个六亲不认的硬杠子,有个对平民子弟与权贵子弟一视同仁的标准;否则必定是血统论关系学和裙带风大行其道。

当然,今日中国大陆官场也讲究文凭,也有了公务员考试制度。只是今日中国大陆,文凭太多,品类不齐,含金量相差非常大,更不用说还有很多假货冒牌货。至于说公务员考试制度,那和古代的科举还有所不同。古代的科举考试,门槛高,难度大,考上是要当官的;而现今所谓公务员,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其中既包括领导职务,也包括非领导职务,如办事员、科员。假如一个县有上万名公务员,其中算得上官的只有几百个。公务员考试门槛低,难度小,当公务员容易当领导难。就算平民子弟和官宦子弟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公务员的大门,进去之后能不能混上官位,各人的机会就大不相同了。冯军旗的论文就是告诉我们,家族政治对基层权力的垄断,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令普通家族出身的更难凭藉才干获取政治前途。

第三、在毛时代,也没有官二代现象。在毛时代,大量的官二代和太子们还没长到可以当官的年龄。更大的区别是,毛时代是领袖个人独裁,现在是寡头集体专政。作为独裁者,毛既需要通过各级官员实行统治,同时又对他们、尤其是对那些高级官员百般猜忌,唯恐他们形成自己的圈子自己的势力。毛常常有意识地提拔新人,提拔那些没什么背景的工农份子;因为他觉得这种人对他更忠诚,也更好驾驭。这既装饰了工农当家做主的场面,又强化了个人的权力。在毛时代,干部子弟也享有若干特权,但比起现在就差远了。

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领导人吉拉斯的《新阶级》,批评共产党在掌权后没有兑现消灭阶级的诺言,反而使自己成为了高踞于社会之上的一个新阶级。严格说来,吉拉斯的批评不准确。新阶级是在后极权时代才成型的。在中国大陆,权贵统治集团才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新阶级;或者用一些学者的说法,曰特殊利益集团。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他们对经济资源的高度垄断,殊利益集团的面目就更清楚了。

这,可能也是《新阶级》至今遭禁的原因。

□ 一读者推荐
 
3   [dokknife 于 2014-04-19 11:15:46 提到] [FROM: 72.]
蒋方舟:马尔克斯,他仍然是我所爱的

发表于 2014 年 04 月 19 日 由 lixindai


  读马尔克斯大约是八九岁时,第一本就是《百年孤独》。我那时几乎读所有的书,同期还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之类,毫不避讳地说,当时读书写书完全是为虚荣,就是要读、要写一些和自己年龄不相符的东西,让大家惊讶——这么小的孩子也能看懂这个!

  据说《百年孤独》有一百多个版本,我读的是母亲年轻时读过的版本,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版本。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封面,是一个家族大约六七人坐在一起的画面。

  当时没有完全读懂,但我能读出马尔克斯和我之前所有读过的作家都不一样。文字上和整个氛围上,我都很震撼。但有一个很大的困难,书中很多人名重复,一个家族几世代用同一个人名,必须到前面姓名表去对人名,读得还是很辛苦的。那段时间我连续读了好多遍《百年孤独》,就觉得“哎!怎么会是这样”?其中有很多让我诧异的地方。

  后来我还在不断重读《百年孤独》,它一直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因为许多情节我理解不了,也不太记得住,这种吸引力更多是语言上的,我从没看过这么好的语言。

  但《百年孤独》并不是我最喜欢的马尔克斯作品。我最喜欢写南美独裁者玻利瓦尔的《迷宫里的将军》,中短篇《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和《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他的作品,除了《绑架》没有看过,我几乎看过全部,包括他最新的回忆录。我的阅读习惯是,喜欢的作家,会把他所有的作品都找来看。

  政治性题材是所有小说中最难处理的题材,其中又属独裁者的部分最难写,而马尔克斯在这么不好写的题材上仍然那么轻巧,仍然那么轻盈地过关,这是我非常佩服的地方。记得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写过希特勒,梅勒也是很牛的一个作家,但就是和马尔克斯完全不在一个级别。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迷宫里的将军》比《百年孤独》更厉害。

  对马尔克斯的感觉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是在读了他的传记之后。他那种对我来说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东西,那种你永远只有张大嘴吃惊的东西,终于知道了来路。包括他的童年经历,他祖母给他讲的那些吓人的故事,上学时第一个让他震撼的作家,他当记者的经历等等。这些对我并没有解谜的快感,反而让他越来越精彩。组成他的东西越来越清晰,我也越来越了解是什么让他成为如今的他。

  其实他最近那本回忆录在西方文学界得到的评价并不太好,但对我来说,这是他的一部分。我爱一个作家的态度就是:即使他坏,即使他疲软,即使他的风格有很大变化,如果我爱他,这是我爱的部分,甚至是我更爱的部分。

  有些人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家写得不太好,就赶急赶慌地表示失望,表示这个人江郎才尽武功全失,但我不是这样。回忆录中,你可以看到晚年困扰马尔克斯的题材或说他摆脱不了的梦魇:老人、性、死亡。评论认为他不再那么轻盈了,但你看到他很困难地要过关、要挣脱束缚,看到他作为一个老头的挣扎,这仍然是我爱的一部分。困难、窘态,还是你爱的那个男人。他不再那么强大,不再像《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那么精彩计算,那么自信,他自己在变,但还挺好。关键是能看清,能看清就不会这么赶急赶慌地去嘲笑他,不会那么冷酷地去批评他。

  过去,我曾希望有一天能到达他们的高度,希望能和马尔克斯也好,福克纳也好,加缪也好,能和这些帅老头坐在一起打麻将。这是支撑我从12岁到20岁、一想到就热泪盈眶的梦想。但现在觉得不可能了。原来觉得,你只要在一座山上爬,只要自己足够努力、足够专心致志,只要你技术上不断学习,就可以爬到山顶和他们在一起。后来发现,大师需要时代和体制去成全,需要一群准大师去成全。不是你一夫当关地往前爬就可以爬到那山顶,而需要客观的成全。我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和马尔克斯在同一个山峰上,对我是很大的打击。我忽然意识到我成不了马尔克斯,成不了大师,支撑我整个童年写作的动力、坚持,突然成了谎言,真的蛮沮丧。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05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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