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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众为何抱怨?——于建嵘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09-09-14
更新时间:2009-09-14
浏览:69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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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众为何抱怨?——于建嵘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于建嵘

各位下午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让一个和谐的中国走向世界"。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演讲会的主题是"新新中国,走向世界"。而什么才是"新新中国"呢?主办方在这个会议筹办时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希望提倡民众要"不抱怨",甚至还想在中国推动一个什么"不抱怨"的运动。对此,我心中充满了疑虑。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不是民众可不可以抱怨的问题,而是为何抱怨的问题。前不久《人民日报》下来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刊物,约我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我在河南的洛阳调查,他们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在这篇文章讲一讲的官员和民众"都不容易"的问题,而且重点要讲我们的人民应体谅政府和官员不容易,让我们的人民体谅国家领导人"不容易",并就这样官员和领导人看了后就会高兴,也有利于社会和谐。我当时是这么回答说的:"官员不容易是事实,如果官员感到干不下去了,可以下台啊。从来没有求着他们来管我们。"我们民众可以理解你们官员的某些做法,但是官员不应该以此为理由让我们不抱怨。所以我说,这样的文章我不写。他们又跟我谈说我们还是希望你写一篇文章,说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能否让我们的人民知道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相互理解的社会。我说,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安定首先要民安定,而民要安定首先关心民生,假如一个社会都不关心民生,假如我们的知识分子都不看到民间的疾苦,你要民众如何理解呢?我们只要走近真实的中国社会,我们离开上海大都市白领阶层的生活,你就会感觉到各种抱怨充满了中国社会。如果有机会,我建议你们可以看一看石首事件的录相,你就会感觉到几万民众用砖头,用愤怒面对我们武警的时候,我们难道说一说你们不要抱怨,你们要理解政府,你们要克制就行了吗?不行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我们民众不理智,而更需要去研究民众为何愤怒,为何走向街头,为何敢于与武警对峙。甚至可以说,面对社会不公和腐败,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权利,他们有权抱怨。作为执政者或学者们,没有权力去指责我们的民众抱怨,而是要想办法去改变它,要让我们的民众不产生或少产生抱怨。

那么,如何才能使民众不抱怨或少抱怨呢?我讲两个故事,也许对大家有所启发的。

第一个是有关河南洛阳一个老太太的故事。最近几年我在调查地下教会或者叫做家庭教会。去年,我到了河南的洛阳,在一个偏僻的农村,我见到一个家庭教会聚会点的联系人。她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家里已经没有别的人了,就她一个人了。家庭非常的贫寒,什么都没有,但是她的家里却是一个聚会点。看到她老人家生活很艰难,我感到很辛酸,但她本人却非常乐观,总是笑容可掬。我对她讲:"你老人家生活这么艰难,每个礼拜天都要做这么的活动,而且你心里充满了快乐,心中永远那么释然,为什么呢?"她这么告诉我的,她说:"我当然快乐,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一看天上飞的鸟都有生活,上帝那么关心它,难道上帝不关心我吗?"她说,我今天所面对的困难,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所以她不抱怨。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老太太面对苦难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我在许多信仰宗教的民众那里都看到过,他们把现在和未来都交给了他们的上帝或神。

问题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多数并不信仰宗教,我们不知我们的上帝或神在什么地方。我们很少去思考人生终极的意义,我们更多的是现世主义者。因此,我们也就很难要求我们的民众从上帝或未来世界中去寻找到内心的和谐和平静。我们只能站在这个充满了不平的世俗世界,惊叹天上的飞鸟的快乐了。

第二个故事是我在台湾访问的经历。2004天我应邀到台湾去访问。台湾的邀请方给我的条件是在大学做一个演讲,然后可以进行15天的旅游、参观。当时我向邀请方提出一个要求,我说:"你能不能这样,我讲完后,你给我一张地图,你派一个司机,在派一个买单的,我说走什么地方就走什么地方行不行?"他们说,没有问题,你随便走。于是演讲完之后我从台北走到台南,我问所有见到的台湾老百姓一个问题。

"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人回答说不可能,没有我的同意他怎么敢拆我的房子呢?只要这个房子是合法的房产当官的不敢的。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他们会告诉我,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会依靠法律给我判决,而且是判他们赔很多钱。比如是合法并且是我同意拆是10万块钱赔偿,而不经过同意,法官就会判他赔100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依法判决,怎么办?"人家又回答我说:"不可能"。我们的法官在很多问题可能腐败,但是只有我有明确的产权和证据,他不能也不敢腐败。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腐败了,怎么办?"他们会说,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就会来进行调查,我的议员调查之后会就会开新闻发布会,我的议员就在议会提出建议,这个法官和这个政府官员麻烦就大了,他们呆不下去了,他们就完了。

我接着还问:"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我一问到这个假如的时候,人家很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那么多假如?没完没了的假如,议员再腐败,也会特别高兴管我这个事情。因为议员就是希望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有了这个问题,议员只要进行了调查,再经媒体一报道,这个议员就会成为英雄,成了英雄不仅可以当县议员、国会议员,最终还有可能成为阿扁。我说我不相信,议员也会腐败的,会不管你们的事的。他们说不会的,不信可以试一下。一般台湾的老百姓家里面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议员联系卡。我就要他们给议员打电话,一打电话,议员只要在不远的地方马上就会赶到。台湾的基层议员一来,一般都很兴奋,问遇到什么问题,都表示会为选民主持公道。

我接着还问:"假若议员就不是管你的事了,怎么办呢?"。台湾的老百姓告诉我,这很简单,下次选举时不投他的票,让他当不了议员就完了。

我在台湾的访问经历很短。却让我想了很多问题。台湾社会也许存在许多问题,但由于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实现了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台湾老百姓对整个体制有一个基本的认同。他们也许对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政党不满,有很多抱怨,但不会对整个体制不满,甚至想推翻它。其实我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在一些现代民主国家,民众对待我的问题都有基本相同的答案。今天为什么讲台湾,因为我们往往以许多理由,以我们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来否定一个现代的社会制度。台湾跟我们有着一样的血缘,一样的文化,基本相同的文化,为什么台湾民众有那么多"不可能",而我们却不是这样呢?我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要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确权特别是对财产权的确认很重要。现在我们大陆在这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你不要认为什么是你的,那个房产证是没有用的,我们知不知道哪一天拆掉吗?不知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甚至在睡觉的时候房子就被拆掉了。我们的农民的土地,说是"集体所有",可在许多地方已沦为了少数人所有,搞一个什项目就让农民无地可种,无业可就,可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我们的工人在工厂工作了几十年,突然说改制了,你就得下岗,而且什么也没有了。这样的事,到处都是啊。今天在座的提倡要民众不抱怨的上海学者白领们难道不知道吗?事实上,上海也有的。最近我在做一个纪录片子,其中一个故事是有关一个上海女市民到北京上访的。她跪在地上说:"天啊,给我房子,我要一个地方安身,我在生存啊"。假如我们一个宣称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连我们老百姓最基本的权利都不能保障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让我们民众不抱怨,让我们的民众理解我们的政府。我们没有这个理由。我今天在这里要告诉你们或我们的当政者,你要让你的人民不抱怨,你要让你的人民对你理解,你要让你的人民不走上街头,你首先给明确和保障他们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封建社会给予他们的权利,而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没有这一点,请问我们有什么理由,我们有什么资格,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没有!

第二,要有权威的司法制度,要让司法成为民众权利救济最后的底线。一个现代社会,社会成员之间或民众与公权机关发生了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利被侵犯了,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假如我们的司法不能保障民众的法定权利,我们的司法不能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我们有什么资格和理由要那些权利受到损害的民众不抱怨呢?事实上,我们今天司法体制存在许多问题,我们的民众已不那么相信司法能给社会带来公平和公正。无论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当事一方都有可能告诉你,"我不服!,因为司法腐败!"为了这个不服,公民选择上访,选择进京寻找大领导的上访,他们中有人为"领导批示"在北京坚持数年。而我们的执政者却对信访这种典型的人治制度津津乐道,甚至把其当成主要的社会救济方式。而现实中,民众则在长期的上访中因被劳教或送进精神病医院失去了对国家司法的最后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就相当于给他们麻醉剂。是不理要求我们的民众被打左脸,还把右脸给你吗?这是不行的!我们要抱怨这个不公平的司法制度,而且不仅仅是抱怨,我们还要抗争。因为有了这个抱怨和抗争,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公平公正而有权威的司法制度。

第三,要有真正的代议制度,让我们的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直接管理这个国家和社会,我们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代议制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晶。我们可以通过选票决定谁来代表我们的利益。这种制度,我们有吗?从行文法来说,我们是有的。但现实中,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参加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你们投了谁的票?我不知道谁是我的代表?我们只知道有三个代表,但是我不知道我的三个代表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改变,假如这一点也不能改变,你怎么叫我们的人民不抱怨呢?你在中南海要求全国人民不抱怨,你在复旦大学告诉大家不要抱怨,还开展不抱怨运动。我告诉你们,不改变这种制度性的缺失,民众就会有抱怨,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不抱怨的运动。

第四,要有一个开放的媒体,让民众的抱怨有正常的宣泄。假如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只能在家里抱怨,可能最后走向街头,用大砖头表示他的抱怨。为了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和不走向街头,我们就需要给他们抱怨的机会,让他们有正常的渠道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而不是给他们一个类似鸦片的"不抱怨运动"。

我说的这些观点,主办方也许不高兴,没有关系,下次不请我。而且,我认为主办方也不会不高兴,因为你们主张不抱怨。那么请首先不抱怨我,假若这一点也做不到,那就很难说得过去了。而且,我也并不是为了与主办方作对。我讲这些,实际上就是在表达我们这个社会应如何对待弱者的情绪,特别是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这实际上也一个大国应的。今天上午几位演讲人都提到了中国已成为了大国,而且正在走向世界。我则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进行必要的制度建设,何来的大的国呢。中国社会的软实力在什么地方?首先在于我们的制度建设,在于我们人民对我们制度的认同。假若我们的民众有一天告诉你,无理拆迁、司法不公、被代表等等都成为不可能时,我们才有资格说中国已有成为一个大国的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实力,这就是中国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的真正的实力。

谢谢各位。

主持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问:其实我觉得教授讲的抱怨和不抱怨实在太好了,听了以后觉得特别的爽,因为我特别喜欢打太极,我觉得抱怨和不抱怨就是太极一边阴一边阳,而老师讲的制度和权力就像中间的二次函数一样,抱怨和不抱怨,说不抱怨也是抱怨,就在一线之间的,就是要明确一个制度,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老师说中国没有宗教,我忘记哪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中国的儒教就是一个教?我想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于建嵘:我理解的宗教应该有一个终极关怀,中国的儒教没有终极关怀,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规则,所以我一般认为这种东西能否称之为教可以讨论,即关于终极关怀的问题。道教有终极关怀就是长生不死,它的信仰就是人可以成仙。我讲中国主体文化中没有宗教,不是讲没有信教的人,中国信基督教的人据我们调查有6000--7000万人,难道说他们不是中国人吗,问题在于中国主体文化中没有包含一个终极关怀的意义。我是这么理解的。谢谢你。

上海笑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杨晓:于教授我们昨天已经聊了一些,你刚才讲的我觉得我能够接受,你说要通过抱怨来采取行动,行动跟抱怨的区分,你的标准是什么?

于建嵘:我没有鼓动老百姓通过抱怨来改变社会。

杨晓:你觉得社会有不公,去提升的方向,更好的方向,采取行动,比如发言的时候,如果我发言跟我抱怨有什么区别?

于建嵘:从杨老师的表情来看,她对我批评他们开展不抱怨运动,没有抱怨。我是这么看的,我认为抱怨不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情绪的反应。执政的人或者知识分子应该更多的去理解老百姓为什么抱怨,而不是说你们都不要抱怨。我说知识分子应该去研究民众为什么抱怨?为什么走向街头?为什么砸你的市政府,为什么打警察?执政的人要知道,我应该怎么改?改到老百姓对我认同,改到老百姓说我真的执政为民。实际上很多人可能了解,中国的民众是最没有抱怨心的,你看看我们的农民,你到中国的农村去看看我们的农民,你不对他进行剥夺他就谢天谢地了。他们最没有抱怨心的,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有抱怨?因为你抢了人家的土地,你拆了人家的房子,难道还不让人家抱怨吗?我们知识分子要做的不是今天在这里论道,让老百姓不抱怨。我昨天看到杨老师时,就做了两个判断。我说杨老师你是有宗教关怀的人。她说是的。第二你是一个生活过的很好的人,所以杨老师充满着一个心态即我不需要抱怨。我今天在这里讲,我们面对中国民众的苦难,我们知识界不应该对民众发起呼吁不抱怨,甚至开展不抱怨运动,我们应该怎么去研究和理解今天中国民众的苦难,我们对当政者说,你们怎么改变你们的制度,使我们民众不抱怨,而不是自我麻痹。

问:于教授你讲的非常好,我是上海工业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我叫吴冬,从今天你的讲话当中使我想起当年龙应台有一名言:"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只是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有独立的看法在中国是不是一个主流?第二我们现在的执政者对你所讲到的一些问题和指明的方向有没有在短期能实施并且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可能性?谢谢!

于建嵘:两个问题都不好回答,律师和别人不一样。第一我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中国有多少象我这样的人。真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心里想什么说什么,所以今天我对会议主办方发起的不抱怨运动进行了批判。如果今天有所顾忌的话,我可能不会这么讲,我可能讲的比较克制。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杨老师已经说了她不抱怨,她抱怨的话最多下次不请我。所以对执政党是否会听我们的,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关于引进西方制度就更不好说了。以信访制度为例,我曾经与中国的信访高层有过很多次正面的冲突,很多媒体登过,包括国务院法制办人有过冲突。我改变过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只是心中充满了忧虑,我只是说我们可以仰望星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包括今天会议主办方发起的不抱怨运动,尽管我这样批评了,人家要发起还是要发起的。我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依然说出我心里所想的东西,这是我的看法,谢谢你。

问:于老师你好,刚才听了你的关于抱怨与不抱怨的讲座,我觉得很感兴趣的,关于你所倡导的四种机制,我个人认为前三种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相比第四种开放的媒体,我觉得相比前三种可能产生的效果会慢一点,近年来我们对新闻媒体报道独立性的开放,包括央视新闻也是这样已经在改了,即增加突发事件的报道,但是一些群体事件往往都是一些网络媒体的报告最后才引起官员的问则追究,现在我们的媒体和论坛也开始关注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关注细致到什么问题,比如你白天开什么会议?抽什么烟?晚上喝什么酒?甚至晚上跟谁睡觉都深入的揭发一下,我觉得我们改革的突破口还是媒体独立的报道,这样可能会好一些,你能否根据近几年发生的突发事件给我们分析一下中国媒体的作用进行抱怨与不抱怨?

于建嵘:对于媒体我有比较深刻的感受。我认为现在的媒体实际上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开放。现在的感觉开放了,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的开放。网络开放是由于有现代科技本身的特点,不是领导人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它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我经常写时评。前不久我写了一个评论,评价深圳市长的问题,我投给了南方的一个媒体,因为它开了我的专栏,后来他给我回了一封信,一般我们投稿过去,他会给我们回信,他说对不起,这篇稿讲的问题很敏感,被主编和谐掉了。我给他回了一封信说:自宫比强奸更可怕。我投给了上海的东方早报,当天就登出来了。为什么上海的东方早报可以刊登出来,而我们南方那么大的报纸不敢刊登呢?因为他们要自我审查。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一般给人家写稿子说不用为难,你告诉我一下就行了。但是我的稿子一般没有被枪毙的,因为我写的时候会注意哪些地方和谐。我感觉,我们今天的媒体远没有早几年开放,为什么现在许多问题通过网络可以表现出来,我的结论依然是它没有办法,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在研究怎么控制网络媒体的信息传递吗?我最近一直在提倡研究一个课题,就是现代科技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比如,自从有了复印机,中国的农民和地方政府生态发生了变化。农民突然有一天把中共中央的某个文件复印之后贴在那儿,问你们为什么不按中央文件办?一般地方政府都会很惊讶,也很被动。假如没有复印机,中国的农民敢不敢说这句话,不敢的。我调查信访这么多年,信访农民保留最多的就是复印的文件。所以现代科技实际上已经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不是由于愿意改变而是被迫的改变,这是我的结论。谢谢。

□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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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4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09-09-25 11:32:37 提到] [FROM: 140.]
许知远:中国知识分子的悖论


                            许知远

不建立自身的价值与使命,就会失去批判能力,在建国六十周年中迷失自己。

一九八八年夏天,林培瑞(Perry Link)来到北京。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文学教授,受邀到中国进行一年的学术交流。迎接他的是一个炽热的夏天,他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空前热烈,人们对于政府和文化传统的批评超出想象的尖锐。

两种倾向让林培瑞印象深刻。普遍的悲观四处蔓延,人们觉得这个国家重病在身,非用猛药才可能有望。以十年前的伤痕文学为开端的思想解放,如今发展成一种深度的绝望。当毛泽东时代的灾难被越来越多的揭露出来时,当人们看到真实的外部世界时,既有的精神世界坍塌了。经过将近四十年的「解放」,人们反而觉得身陷囹圄。对现实政治的批评,都不足以能缓解这种焦虑,而有必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一概否定。关于「海洋文明」和「内陆文明」的区分,恰似七十年前《新青年》一代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划下的边界线。

另一种印象来自于普遍的忧患意识。林培瑞发现,在每次餐桌上、闲谈里,对中国的忧虑总是占据谈话的中心。人们谈论中国历史、未来的可能性,尽管言辞中透着幻灭,但人们还是偏执狂式的谈论。

这些夜谈,在一年后的夏天彻底结束了,一场镇压终结一切。而林培瑞将这一年的经历写成了《北京夜话》,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表达,来呈现他们对于社会、国家和自我的态度。

我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里偶尔发现它。不过二十年的历史,书中的气氛却恍然隔世。一方面,知识分子早已沦为社会的边缘力量,没人再关心他们的谈论;另一方面,他们也再没有兴趣谈论,当年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早已变成一种普遍的狂欢、冷感和嘲讽。

整个国家的情绪也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二十年前,人们担心中国要被开除「球籍」,「黄土文明」抵不过「蓝色文明」,而现在谈论的则是中国拯救世界经济,中国文化输出世界。自我质疑的声音,成为公共生活的异类。一种新的选择已经形成,知识分子要么加入国家工程,领取大笔的津贴,对这个制度进行赞赏和沉默的合作;要么成为边缘分子,缺乏承认,让自己变得偏激愤怒。

在这个政体迎来六十周年庆祝之时,你发现一种浅薄的自我庆祝的气氛大行其道。整个社会失去了对自身历史的哪怕是轻微的反思。难道四九年的胜利,不是建立在一场可怕的内战之上的吗?七八年的改革开放,不是因为之前三十年重重危机之后才被迫开始的吗?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不是建立在巨大的人道和生态灾难之上的吗?……只有对代价和问题的漠视,自我庆祝才可能更加酣畅淋漓。只有对个人价值的极端忽略,才会对国家成就如此的着迷。

而这种自满气氛,与整个社会的批评机制的消失关系密切。没有人在社会狂迷之时泼冷水,泼出的冷水又自动被巨大的烘干机所蒸发。而在这背后,又缘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衰败。他们不再愿意充当社会冷静的审查者和大声的疾呼者。

但是,这并非是要回到八八年的场景,知识分子二十年来改变是戏剧性的,但是其内在的逻辑却是一致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找到自身的独特价值,没有建立起庞大的自我。

二十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令一个美国学者惊讶。是因为在一个学术如此细分的西方世界,知识分子间再难有如此一致的关注。但是在这种忧患意识背后,除去因为中国社会仍面临着一些根本的挑战,也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权力的习惯性迷恋。从科举年代到社会主义的国有体制,知识分子一直未能创造一个独立的思想与知识世界,也未能创造一种对纯粹的思想和知识信念。知识与思想,总是在寻求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倘若未能如愿,一代代人则陷入哀叹。

正因如此,你可以理解在过去二十年的知识气氛缘何发生如此戏剧性的逆转。知识分子们似乎忧心忡忡,但迅速变成了自我消解。那些昨天还在为广场哭泣的人,明天就开始担心自己的绿卡是否能延期。公共的热情与私人焦虑之间,似乎毫无障碍。

国家的暴力固然重要,但自我放纵则更为致命。这种放纵既有道德立场,也包括知识贡献。即使我们没有产生萨哈罗夫与索尔仁尼琴式的巨人,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也本应酝酿出另一些成就。你不一定成为一个斗士,但你可以清晰而勇敢地表达自己的主张;你可以不提出政治主张,但可以透过更细致的研究和表达,来完成对中国社会更深入的理解;你可以不直接批评政治,却可以帮助塑造一种更丰富的文化土壤……但是,我们只看到道德与智力上的双重停滞与衰败。

这一切似乎都与知识分子自我缺失关系密切,我们尚未建立起自身的价值与使命。所以在整个二十世纪,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是如何轻易的被错误的信念所吸引,然后在倍受折磨之后,只宣称自己是个受害者,而毫无自我反省的欲望与能力。我不能将之夸张为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但的确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 《亚洲周刊》二〇〇九年第三十九期

 
2   [dokknife 于 2009-09-16 10:53:35 提到] [FROM: 140.]
央视四中全会当晚播放政论片,强调不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


                          记者:东方

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在中共17届4中全会召开的当晚黄金时段,播放政论性专题节目《六个“为什么”》,解释中国为什么不搞“多党制、三权分立“,声称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不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如果引进和盲从它们,必然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中国问题观察家认为,CCTV选择这个时机播出反西方民主政治的政论片,对研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有深刻的含义。

*黄金时段连续六天播出*

据中国媒体报导,《六个“为什么”》这部政论片是由中共中央中宣部理论局组织、中央电视台制作,将从9月14日晚八点开始,连续6天播出。

此前,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发了《六个为什么》的系列文章,并结集成书,要求各级党组织学习。中国观察家注意到,中央电视台的专题节目,基本上是依据人民日报的系列文章为蓝本制作,除了一些套话和老生常谈之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第三个为什么,也就是,为什么不能搞“三权分立”和第四,即“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

*带来灾难*

人民日报的文章声称,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不会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福祉。如果引进和盲从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必然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人民日报的文章不但用最近的金融危机来证实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行不通,还耸人听闻地说,“苏联、东欧等一些国家的执政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搞民主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出现繁荣,反而导致了亡党亡国的结局”。

中国政治评论员牟传珩在《北京之春》上发表发表文章指出,中共再次祭出正统马列主义的大旗,是因为最近中国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要求民主自由,维权的呼声响彻全国,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形成威胁。

*对零八宪章的反击*

牟传珩在文章中分析说,最近以来,中国社会贫富对立、官民对抗,恶性公共事件频频发生,民愤四起。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党内外思想界理论界空前活跃。“路线斗争烽烟迭起,政治形势诡秘多变,党内派系纷争不止”。去年年底,在民间社会反腐败、要民主声浪不断之际,《零八宪章》应运问世,一石激起千重浪。并由此导致了2009年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人大做工作报告时宣示“两个绝不”: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国内官媒随即纷纷跟进,掀起一场“火药味十足的反对在中国确立普世价值的浪潮”。

牟传珩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为挽救合法性危机发起的新一轮核心价值全民政治大洗脑运动的背景与目的所在。

*政治大洗脑*

不过,很多中国民众对这场所谓全民政治大洗脑运动不以为然。有专家指出,在当今中国,几乎没有人还相信所谓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们早已厌恶官方政治宣传,任何革命情结、理想主义都难以再唤醒人们的热情。 

有的中国网友在互联网上发表评论说,媒体反复强调,中国只能实行马克思主义。但是毕竟马克思主义不是专门为你中国设计的。如果说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那么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也适合中国吗?

*马克留给德国,主义送给中国*

还有一位网友说,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德国人民不实行马克思主义呢?马克思真是个大好人,他把马克留给了德国,把主义送给了中国。

还有一位网友提出了一个疑问:中共理论家说“实践证明了资本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难道台湾不属于中国吗?香港澳门不属于中国吗?”为什么资本主义在那里行得通,在中国大陆行不通呢?

□ 美国之音

 
3   [dokknife 于 2009-09-14 15:11:22 提到] [FROM: 140.]
中国有钱人和知识分子是两大祸害



                           作者:许晴

中国的悲剧很多,文化包袱和官僚主义象两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中华民族的头上。但中国的深层悲剧则发生在社会的精英层,可以用下面两句话来概括:

富人没有远见!知识分子缺乏良知!

中国的改革开放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鼓励那些靠勤劳智慧积累财富的中国人率先致富,然后带动全体中国人共同富裕。二十多年来,中国在走出贫困的同时,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超级富豪。从“万元户”—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中国式富豪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2003年,中国共计有三千位身价超过一亿元的亿万富豪。近两年国有企业转制,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亿万富翁以更快的速度制造出来,无数暴发户一夜间积累的财富连世界上最富裕的美日等国的超级富豪们也瞠目结舌。2005年,中国有多达5万人积累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财富,其中敛财超过1亿美元的有200人。多少年可以成就一个贵族,多少年可以让亿万富豪的人数从3千到5万,在仍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中国确然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不但富了起来,还有不少人成为令世人瞩目的超级富豪!中国富人的成长速度远远超过邓小平先生的意料,我在这里想问两个问题:

这些人当中有几位是靠勤劳智慧富起来的?

这些超级富豪们带动中国人共同富裕了吗?

这两个问题不用我来回答,相信每个不傻的中国人心中都有答案。

中国的超级富豪们把财富拿来做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列出下面几组数据:

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买回20辆悍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刚刚越过1000美元的“温饱线”,却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费大国。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林林总总的国外奢侈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进入中国。中国富豪喜欢“奢侈品”,且气魄之大、出手之阔绰,连世界首富洛克菲勒也自叹弗如……

2003年上海汽车博览会期间,一辆价值1188万元的“雅致728宾利”——在欧美也无人轻易问津的宾利旗舰版——被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买家悄然下了定金。2002年宾利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一年多的时间已经在中国售出85辆宾利轿车,其中19辆单价超过100万美元。宾利在中国创造了三项纪录:总销售量亚太地区第一、销售增幅全球第一、宾利728的销售量全球第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南方一家商场摆出一件标价160万元的衣服,上架没几天就被一个富豪买走了,随后又有不少富豪接踵而来……

法国产的“人头马”主要消费市场是中国!

缅甸赌场为该国提供大宗财政收入,但这个国家的赌场主要设在中缅边境,在里面一掷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国富豪。

泰国的色情服务业是该国旅游业的支柱,光顾色情场所的中国富豪是出手最大方的客人。…………

当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们一掷千金时,他们有意识带动中国人共同富裕吗?

据官方统计:中国目前农村的贫困人口在9000万至15000万人之间。农村的贫困标准是625元人民币。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中国社会目前的贫困人口的总数大约有15000万人至21000万人。

我经常在想这样的问题:中国的超级富豪们干吗不把挥霍掉的巨款拿去救济失学儿童或下岗工人呢?他们宁愿“千金买笑”也不肯急人所难,这种禀性究竟是聪明还是傻?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深圳边流浪边打工,有一天和几个先发起来的朋友在上海宾馆附近闲逛,看到不远处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小姑娘在乞讨,不住给过往行人打躬作辑,可很少有人肯施舍一文钱。我实在看不过去,就跑过去在她的破碗里丢下十元零钞。朋友们马上提醒我,说这些人都是“骗子”,不值得同情,我刚才的行为不是行善;而是“自己屁股流鲜血还急着给他人疗痔疮”,说白了是“傻冒”。

我当时听了这话很纳闷,心想就算这些人是“骗子”,一掷千金的富人们路过时丢下一元钱也损失不了什么啊?中国人干吗在施舍上如此精明且斤斤计较呢?

当美国的超级富豪洛克菲勒一边啃着三明治面包一边匆匆赶往学校和慈善机构捐款时,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正在五星级酒店里喝人头马吃保护动物泡小情人!

当亨利·福特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超级富豪时,他想到的不是如何拿赚来的巨款挥霍享受或是买个大官作;而是想到要让他的工人能买得起他们公司生产的小轿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成本大幅降低,于是他的工人都能乘“福特车”上下班……

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的行为“傻”吗?在部分中国富豪眼中,他俩的行为算是傻到家了。

《谁在抛弃中国》给我们列举了下面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来了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1000万,矿主把其中的50%作为工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每年收入5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剩下的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房子出现需求。于是矿主用手里的钱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开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又要雇别的工人,于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一个家庭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这样,几年之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100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的需求,于是有人来办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做别的东西,于是有了电影院,有了商店,这样,50年过去以后,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个10万人左右的繁荣城市,矿主也成为这个城市的首富和最受尊敬的人。

第二种情况:

假设同样发现了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工人,同样每年获利1000万,但是矿主把其中10%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万。这些钱只够他们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矿主一年赚了900万,但是看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因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工人没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口,根本没有别的需求。50年下去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的为盗,女的为娼。成了强盗的男人就会去抢矿主,然后把矿主杀死。

第一种情况是“远见”;第二种情况是“短视”。

中国富豪有“远见”者寥若晨星!而没有远见的富人是短命的!

洛克菲勒是上上世纪中期美国的石油大王;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他依旧是石油大王。

亨利·福特是上世纪初的汽车大王;一百年后的今天他依旧是汽车大王。

中国一百年前的富豪哪里去了?镇压了!逃亡了!破产了!今天的中国富豪一百年后会向何处去?如果他们不改变自己的作法,结局应该不会比一百年前的富豪更好。

中国有相当多的富人其财富并非来自勤劳智慧,尤其是亿万级富豪,其财富来路的公正性更是大成问题;甚至可以说,超级富豪的绝大部分财富都是靠钻体制的漏洞积敛起来的,是不公正收入。道理很简单: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体制和经济活力下,是不可能在几年时间内靠勤劳和智慧产生亿万富翁的?!这样的机会只有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前期和二十世纪石油革命时代才会产生。今天的中国显然没有那样的机会。

中国有相当一部分超级富豪的财富来自“特权”!是靠伤害国家和社会积敛起来的。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不公正特权社会,富豪集团的财富绝大多数是靠不公正手段取得的。更具悲剧性意义的是:中国占绝大多数的富豪患有“短视”和“健忘”的毛病,真正有远见的富人不多。富人的健忘表现在那些从底层社会起来的部分人忘记了早期的艰难岁月;短视表现在不愿用多余的财富回报社会,以为自己可以永远地富下去。

正因为中国有那么多的富豪“短视”或“健忘”,中国历史上才有那么多杀富济贫式的平民起义,中国富人的寿命也很少能够超过一百年的,所以才有“富不过三代”一说。英美等文明国家即使有穷人杀富人的现象也是个别的,绝不会酿成全社会性的平民暴动。因为英美等国的富豪有远见的很多,把赚来的大部分财富用来回报社会,大多数平民都在享受他们的“恩惠”,谁还会想到要杀他们呢?中国的平民起义也许更多源于国民的仇富心理,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理,富人难道不是始作甬者吗?

中国古老的智慧有“逆取顺守”一说。既然有相当多的富豪财富来路不公正,现在该是他们把不法财富拿出来回报社会的时候了。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国家民族;更主要的是为了你们家族的百年大计。

这里我想问富人一个问题:你是愿意把财富拿到花枝招展的体面人群中享用呢?还是愿意拿到象非洲那样饿得皮包骨的穷人群体中炫耀呢?或是卷起财富在国外流亡呢?

如果我是富人,我会努力争取第一种结局。第二种结局最好不要发生,在满眼都是穷人的社会里我拥有再多财富也没有多大意义,说不准想找个漂亮点的小蜜也难上加难,因为饥民世界里不容易产生真正的“美女”。第三种情况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在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陌生国度里,那份孤独不是一个富人能够忍受的。为了争取第一种结局,我得想方设法把周围的人群变成体面人,变成中产阶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财富拿一部分出来为他们创造脱贫致富的机会,带动周围的人共同走向小康。

值得欣慰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涌现出一部分有“远见”的富豪,尽管他们所占的比例很小,但却是富人集团的希望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上月我在网上看了一篇标题为《民族与历史》的论文,为作者的观点与见识深深倾倒。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文的作者是一位大公司的总裁。如果中国的大总裁们都有他那样的“远见”,中国的悲剧无疑会大大减轻。

下面再来谈谈知识分子的良知。

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都是走在社会最前列的先进群体。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所受的教育出了问题,并不能很好地履行先进阶级的角色。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很多,我在《士大夫的悲哀》这篇文章里有较为详尽的描述,“缺乏良知”也许是今天的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最主要问题。

何谓“良知”?“良知”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捍卫道德、真理的勇气,以及不为眼前的“急功近利”所引诱而被阴暗势力“收买”。

一个民族的普通公民也许可以缺少“良知”;但知识分子绝不能缺少“良知”!否则这个民族就没有任何希望可言。

近代中国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谭嗣同和鲁迅!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成了朝廷的通缉犯,帝国宪兵前往他的住所捉拿他。谭嗣同当时有充足的时间逃走,象他的同伴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去国外流亡。但谭嗣同拒绝逃亡,他对前来报信的同志说:

“西人变法不惜捐弃身家性命,中国未闻有为变法流血者。如若需要流血,请自嗣同始!”

鲁迅为了医治中国人心灵上的疾病,不顾绝大多数国民“爱听好话”的毛病,不惜冒着和整个社会作战的危险,出于对中华民族巨大的责任心,把笔化作投枪匕首,勇敢地暴露中国人的劣根性……

今天的知识分子比谭嗣同、鲁迅那个时代要多出百倍,可有几个知识分子拥有谭嗣同、鲁迅那样的民族责任心和道德勇气?有几个不在“利诱”面前抛弃人生的准则?有几个拥有真正的“良知”?

今天中国确有很多坚守“良知”的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在知识分子这个庞大集团里只能算“一小撮”。

本人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曾一度为了个人利益丧失“良知”。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所居住的那座城市近郊发生了教室垮塌砸死学生的事件。那时全省正在搞“普九”,几乎所有的村办小学都从农民手中“集资”建起了新式校舍,部分权力人物也因此狠狠捞了一笔“工程回扣”。也许是因为“回扣”的比例过重,在校舍建筑上偷工减料绝不是个别现象。这所小学就是因为过分偷工减料,教学楼刚建起来不久就张开一个大的裂口,老师学生根本不敢搬进去上课,只好仍呆在那座因建了新房而停止修理的旧危房里上课。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教室里到外漏水,然后整座房子倒塌了,当场砸死了三名学生,其余的学生则不同程度被砸伤……

一个小时后我们奉命赶往现场抢险,我亲眼看到学生的鲜血染红了断砖残瓦,三具尸体平躺在血泊中,上面盖了一张雨布。没砸死的学生一个个头破血流,一双双困惑的眼睛看着我们……看到他们身着破旧的衣衫在风雨中抖动,我的眼泪当场涌出来了。

那天晚上我的宿舍来了几位面孔陌生的农民,他们自称是这个村的学生家长,听说我曾在外当过记者,想让我为他们主持公道,把镇、村干部鲸吞工程款导致出现“豆腐渣工程”的内幕在媒体上披露出来……

我这个一向被公认为“好打抱不平”的男人,那次却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口头上的理由是“我很久没有写东西了,笔头生疏了,写出的文字不够水平媒体不会登载……”深层原因则是“市政府对我够意思,虽然没有重用我,但也没给我小鞋穿,象我这等不识时务的男人,能不受压制就已算是上等的恩惠了。因此我不能给这座城市抹黑……”

随后的几天,我夜夜做噩梦,每次都梦见衣衫滥缕头破血流的学生在风雨中发抖的镜头……

次年春天,这个镇的“一把手”官运高照,因“政绩突出”且“廉洁自律”被破格提升为副县长……

镇长的告别宴会够风光的,我也接到了邀请函,但我没有去,不是对他的提升不满,而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良知”在这次事件中丧失了,我已不配“知识分子”这个称号。如果我坚守自己的“良知”,把事情的真相捅上去,贪官就算不垮台,顺利提升的概率也应该很小,老百姓眼中的困惑也不会加深一层。

像我这样一度丧失“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究竟有多少?事后能清醒过来并试图找回“良知”的又有多少?

答案是沮丧的:前者的回答是“很多”;后者的回答是“很少”?

大学教授应该是一个很尊严的职位。英美等国的教授极少有人因为“屈从权力”或“贪图财利”出卖“分数”;因为“分数”在教授“良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出卖分数就等于是出卖“良知”。所以英美的绝大多数教授宁愿放弃当大官或成为超级富豪的机会把分数送给“大款”或“政要”。我们的教授在这方面作得怎样呢?参加过研究生考试的大学生应该深有体会。

中国有多少文字工作者为了一点小钱给贪官炮制涂脂抹粉的“假新闻”?有多少“作家”在给国家蛀虫写传记?有多少“知名人士”为了那顶在眼前晃动的官帽子放弃原则?有多少三流写手在编写“名人录”、“专家录”、“艺术家录”……

有多少医生在拿“药品回扣”?有多少教师在巧立名目从学生口袋里掏钱?有多少“经济学家”为了财阀的“红包”在权威职位上说昏话?有多少文痞把黑社会头目捧为大企业家?…………

在中国,缺乏“良知”也许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但知识分子比常人拥有更高的境界,应该比常人有更多的责任义务坚守自己的“良知”。

如果知识分子的不满只停留在争取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部分满足时就放弃“捍卫公正”的初衷,就会很轻易被“权钱”“收买”牺牲人生准则。一个很轻易就被“收买”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有“良知”的。

知识分子一旦丧失“良知”,就会失去全社会的尊重,最终会在整体上付出更大的代价,类似的悲剧性教训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多了。

□ 观察

 
4   [dokknife 于 2009-09-14 12:28:18 提到] [FROM: 140.]
发人深省 维族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少数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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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 2009-09-14 07:05:10


现于新疆医学院任教的电视编辑塔依尔.哈木提,几乎命丧汉人拳脚。「那天南门很乱,我去接媳妇(妻子)下班。游行的人问:你是汉族还是维族?我说我是维族。他们就喊:打死这个人!旁边武警特警什麽都有,但就这麽看。打我的人太多,挤不进来,就前面七八个人在打,女的用小包打,男的拳脚打。我跑到警察前摔倒,他们追上再打。我跳过铁栏杆跑去清真寺,武警叫我到二楼,一看原来躲了许多人。」在家乐福任职的伤者吾斯曼江说﹕「我逃向武警求救,但他们也把我打了,还绑了起来!」

哈木提说:「这是不该发生的,我们都想和平生活。扎针,说得夸张就是生化武器,很危险!政府要透明,8月20号已经有了,29日政府才发短讯通知市民注意,太迟了!我不相信热比娅策划。冲突是长期高压政策的总爆发。」

教育不公难走出贫穷 维族怨气大

他说,90年代之前,新疆的市长、县长书记都有维人担任,「毛泽东反对大汉族主义,比较平衡,但现在高层全是汉人,我们被边缘化,经济全在汉族人手里,热比娅当年财产2亿,现在一百个新疆富豪没有维族」。教育双语制令维族知识水平下降,「喀什200多万维人,100个娃娃才9个上高中,那麽多人到内地打工,百块钱。很多人南疆找不到工,每天打球,他们都是炸弹,以后暴乱的根源!」

「以前的维族古装片、爱情片,反映本民族特质,现在只歌颂党,爱情片被改成打倒分裂分子,没有艺术价值。年轻作家借印度寓言写小说,两只鸟在笼里外对话,里面有人喂,外面有自由,却被指分裂判刑。」娱乐可治疗「7.5」伤痛,「但娱乐栏目全被停播,电视天天开会歌颂民族团结,我在新疆电视台的《我在春天等你》,『春天』被曲解成维吾尔独立而停播,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新疆政府的声望跌入60年来的谷底,维汉市民都要「王乐泉下台」。但哈木提却冷静指出:「问题根源在于民族政策失误,王乐泉不换无所谓,政策不换,流血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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