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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而言: 历史由谁书写?——质疑中央电视台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09-09-10
更新时间:2009-09-10
浏览:67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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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由谁书写?——质疑中央电视台


                          作者:尼而言

友人来我家,我正看新闻联播。他笑道,有什么看头?无非是三大块:先是中国领导人很忙,二是中国形势大好,三是外国很乱。最重要的新闻联播没有新闻,中国老百姓关心的事,一概不说。要想看真情新闻,请多看外国的网站发表的消息。国庆六十周年要到了,这儿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你听,这位主持人又在说:祖国母亲的生日要到了,我们要为她献厚礼。这不是常识错误吗?可惜的是多少年了就一直将共和国与祖国等同,到十月一日,报上发表的是祖国生日好,有一支歌还在高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如何竟将她的生日变成六十年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了呢?这种常识错误,竟一错再错,错了多少年,从中央领导到地方官员,听得很自然,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和共产党政权是一个概念,所以他们要搞的爱国主义便是爱共产党的代名。这是何等的荒唐?正因如此,才有了对政权提出一些反对意见,便视为大敌,甚至加个罪名,过去叫反党,反革命,现在换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如果你对党和政府不去歌功颂德,便不是爱国的表现。

友人在一边评论,我仍然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果然如友人所说,是这三大段完成,却有了新的内容。那便是对六十年历史的颂扬。听,今天它在说:1953年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农业,对手工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中国走向了社会主义。这实在让人吃惊。历史是由谁写的?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到了今天,我们的中央电视台竟仍然认为那背离社会发展规律的,将中国引入贫困的所谓总路线,还是值得歌功颂德的呢。历史在向我们开玩笑。如果当时用行政命令将民营资本硬收为国家财产,为何现在要发展民营资本企业?这样歌颂当时的背民心的总路线,是何用心?想让国家回到历史老路上去吗?把农民的土地用官方命令方式,收有所谓集体,搞的所谓社会主义是落后的农奴制,严重破坏生产力,之后走向人民公社,才有了三千七百万百姓死于非命的悲剧。这样给中国人民造成苦难和灾难的路线也值得今天歌颂?今天六十年了,我们最需要的是反思。一个不对历史反思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是不会前进的民族,六十年,有多少人为的灾难,都起于这个1953年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一九五三年,我们没有完成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便便自食前言,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要搞社会主义,这便只能召唤回封建专制主义的幽灵,让中国在泥坑里越陷越深,让中国人民遭受巨大苦难,这也是要歌颂的吗?你们这样歌颂历史,不是对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反动吗?

我们不能不质疑中央电视台,你们这样背离历史真理,仍旧将罪恶颂为功德,根据是什么呢?刘少奇有言,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是的,人民有人民自己书写的历史,它不是当政者为了权贵的利益而继续瞒和骗的历史。这历史在千万人的心里,总有一天它要变成真正的中国历史,可以公然面世的历史。因为历史说到底是人民创造的。

□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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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6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09-09-23 10:39:28 提到] [FROM: 140.]
中国开国大典记者谈毛泽东与民主


                          记者:张楠

一位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近距离报道过毛泽东的中国官方记者60年后表示,他对毛持相当否定的态度。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在历任中共领导人当中,他最佩服的是胡耀邦和赵紫阳。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1949年10月1号,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很反对毛泽东*

当时,作为新华社记者的李普,就站在毛泽东身后两、三米的地方。新华社关于开国大典的报道,就是李普采写的。

他回忆说:“他讲完了以后,因为我站在他身后,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就把讲稿交给我了。他说,‘照此发表’。毛泽东他写了两个稿子。一个是稿子,一个是个名单。”

李普所说的名单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名单。名单中,许多非中共人士都担任了重要职务。6位副主席中,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人;在56位委员当中,有27位,差不多占一半。当时的共产党赢得各民主党派的好评与拥戴。

但是后来,中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到1957年,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被划为右派。

李普说:“毛泽东不断地搞运动。这些运动,有的是他推卸责任。他纠正运动的过火的方面,好像他很文明。其实不然。他对城市人民并不了解。他装。这就是坏人。毛泽东坏人呀!我是不喜欢毛泽东。”

李普说,中共曾在自己统治的地区实行“三三制”,也就是,政权里共产党人、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可是,进城以后,“三三制”基本上就不搞了。

李普说:“好像民主人士也不敢问了。问了的话,给你划成右派。这共产党统治厉害得很!所以我对毛泽东很反对。”

*青年时代的民主理想还没实现*

李普,湖南涟源市人,1918年9月30号出生,再过几天就91周岁了。青年时代,他是个文艺爱好者,1938年加入中共后才开始记者生涯。

他报道过“解放区”的生活,采访过由国共两党和美国代表组成的军调处的工作,曾在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中当随军记者。1949年8月,调回北平,担任新华总社特派记者,并准备接受采写开国大典的任务。

60年后,李普在家里接收美国之音记者采访,谈到了他当初参加中共时的理想。他说,现在的国家政体并不完全是他想像的那样。

记者说:“您当时所奋斗的那些目标现在在多大程度上是实现了的?”
李普说:“百分之六十。不完全是我所想的那样一个政体。”
记者说:“您原来是怎么想呢?”
李普说:“比较民主。民主选举是最重要的一条。我是一个作为文艺青年到了共产党,抱着左翼青年的理想入了党。开头也还是那么回事,慢慢地,民主的成分减少,专制的共产党的领导一步一步加深。‘老子说了就算’、‘老子说,你照办’,这不是共产党,不是我们原来所宣传的那一套,也不是我们入党的时候所欣赏的那一套。”

40年代中期,李普曾在《新华日报》主持一个专栏,向“国统区”介绍中共在“解放区”的民主实践。他说,他的很多文章都是讲选举的。

李普说:“解放区它怎么选举呢?比方,五个候选人,排排坐坐在那儿,(每人)后面放一个碗。农民不识字呀,拿豆子投。我选中了你,放一个豆;这个,我觉得不好,不放豆。”
记者说:“成功吗,您觉得?”
李普说:“成功!很好!用这样的办法,真正表示民意。真的!”

李普的这些文章后来结集出版,名字就叫《光荣归于民主》。中共从40年代起大谈民主,到现在也经常提起。可是李普认为:“到现在,我觉得,我国民主不够。这个民主,到现在,也差劲得很!毛泽东已经是很民主了以为,这就是他的局限性。也难怪他。他是土包子。毛泽东其实大土包子。土包子装洋气。”

*最佩服胡耀邦和赵紫阳*

李普在广东工作过,跟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很熟。赵紫阳1989年6月在中共总书记任上被废黜后遭到软禁,直到逝世。这期间,李普经常去他家探望。两人见面都谈些什么呢?

李普说:“什么都谈,大至国家大事,小至个人生活。他很平静。他也看透了,知道他这一辈子要解放是没有希望了。他不惹是生非。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现在还能跟我的子女在一块儿,我最怕的是失去这种权利。’如果把他单独关起来,跟子女不能见面,他说,‘那才惨呢!’”

他告诉记者,在历任中共领导人当中,他最佩服的是胡耀邦和赵紫阳。谈到赵,李普说:“他在晚年被靠边站了。在家里拘禁。那几年当中,他读了不少书。民主思想有一个飞跃。他没有停止,而是继续飞跃,继续进步。很了不起。真正是政治家啊!”

李普跟邓小平也很熟,不过没去过他家。李普说,他跟邓是“神交”,邓的一些作为他也很佩服。

只不过,李普说:“邓小平呢,可惜这人不读书。邓小平不读书的。邓小平有个牛脾气。一定要这么干!按照我的意思这么干!你如果不同意,就不行。在赵紫阳的问题上面,恐怕也是这样一个意思。”

李普虽然高寿91,但声音洪亮,看上去仍很硬朗。他家书架上摆放着各种杂志,有《炎黄春秋》、《开放》、《争鸣》、《凤凰周刊》等。

墙上悬挂着好友李锐、黄苗子等人的题词。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赠诗云:“八十曾经献寿词,担忧德赛不逢时,吾兄奋斗无穷已,九十更随心所之。”而书法家黄苗子的题词只有三个字:“不信邪”。

□ 美国之音

 
2   [USMedEdu 于 2009-09-19 14:35:58 提到] [FROM: 24.]
否定普世价值,中共集体向左?

               作者:未普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闭幕。会上,胡锦涛大谈特谈民主和党内民主,会外,围绕著民主是不是普世价值,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中央各路智囊争得不亦乐乎。这场延续近二年之久的争论,眼下由质疑和否定普世价值的政治力量,占尽先机。这一态势,正当中共各派为十八大卡位之际,显得波谲云诡、暗潮汹涌,中国的未来走向,因而格外令人担忧。

关于民主是不是普世价值,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剑桥大学教授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曾有相当精辟的论述。他于一九九九年在印度的一次讨论会上说,在整个19世纪,政治理论家们的热门话题是,某个国家是否适用于民主制,但是到了 20世纪,他们发现,民主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富裕程度的数十亿人,民主正成为一种普遍适合的制度,一种普遍价值,如今某个国家是否适用于民主已无需判定,相反,国家必须通过民主制才能适应社会需要。这项花了100年的时间才逐步形成的共识,便是20世纪最惊人、最伟大的贡献。

在阿玛蒂亚·森看来,国情不同,文化不同,和一些亚洲政客主张的特殊的“亚洲价值观”,都不能成为否定民主是普遍价值的理由。但是在中国,这个被100年的人类发展所证实的普世价值,因为政治正确和政治制度正确的原因,却受到一些学者、智囊和政客的质疑和否定。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去年率先发起的对普世价值的讨伐。陈奎元在去年7月的社科院改革座谈会上,批评温家宝随西方起舞,把西方主张的民主、人权及自由市场称为普世价值。陈奎元甚至直截了当地把温家宝的主张与图谋篡夺党的领导权力,搞和平演变挂上钩。陈奎元的副手副院长朱佳木近期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篇长文,也批评温对自由、平等、人权等普遍价值的认同。

中科院是中国大陆的理论重镇,智囊云集。然而它的头号智囊对温的批评,即不是理论的也不是学术的,而是政治的,思想的。正当外界对陈奎元的发难感到奇怪时,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红旗文稿》、《求是》,《北京日报》和中共高层一些大佬,如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等,像走马灯似地陆续出台,用著同陈一样的语言,但比陈更斩钉截铁的口气,高调质疑普世价值,并宣告:中国绝不搞多党制,绝不搞三权分立,中国只能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这么大动静地否定普世价值,到底目的何在?如果说陈奎元等讨伐的目标是温家宝、所谓的赵紫阳集团和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政治改革,那么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等出台,就绝不仅仅是为了温家宝!因为温家宝已经偃旗息鼓了,温家宝及赞同普世价值的人已经势单力孤了。中共大佬联诀出台,其目的更可能是,即要在意识形态上占据理论制高点,抢夺中国政治发展的话语权,更要向胡温的接班人发出警告,任何改变中共一党专制的念头都不允许存在。

在这种政治环境的演变下,中共非常有可能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之后,十八大之前,在意识形态方面集体向左转。聪明者如薄熙来,恐怕早就看出了向左转的政治风潮。因此他一到重庆,就布置大唱革命歌曲,大念毛泽东语录,然后向黑社会开战。如此风险小,收益高的几个不大的动作,就为薄熙来攒足了政治资本。薄现在可以光荣凯旋北京,进阶高层,甚至向习近平和李克强等中共领袖接班人挑战了。

有可能接胡锦涛班的习近平,如何就普世价值回应外界的质疑,引人关注。虽然他从未在正式场合有过正式回应,但他今天2月访问墨西哥时,谴责西方国家敦促中国改善民主、人权是“吃饱了没事干”,就已经说明他对普世价值并无好感。中国的政治发展,继续被这些对普世价值没有好感的人把握著、控制者,中国的前途何在?

□ 自由亚洲电台
 
3   [dokknife 于 2009-09-18 11:02:23 提到] [FROM: 140.]
寻找一九四九龙应台苦涩之旅


                             张洁平

龙应台从家族史出发,写出人性化的一九四九,「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她持续三百八十天的历史之旅,往南京、广州、长春、沈阳、马祖、台东、屏东、美国等地访问亲历者、查考历史现场,还有五六十人的口述回忆,写成《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发现「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 —— 上了船,就是一生」。她在写书时没掉泪,却在受访时感动落泪。

与很多人不同,龙应台关于「一九四九」的写作,是在周围人的注目礼中开始、进行和完成的。

这个四九年后出生在台湾的国军后裔、眷村女儿,二零零八年开始,「入驻」在香港大学为她专设的「龙应台写作室」。她向自己的学生征集父母一辈的口述历史,向全社会寻找一九四九的民间记忆,飞往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查阅蒋介石日记,往南京、广州、长春、沈阳、马祖、台东、屏东等地访问亲历者、查考历史现场;一路都向四周的新朋旧友不厌其烦地打听他或她的祖宗家事、家族迁居史。尘封多年的私人日记、历史照片,还有五六十人珍贵的口述回忆,在这个执着的询问者面前一一打开。

最后,带着这一切的体温、感伤、痛苦以及盼望,她在台北金华街的办公室熬了三个月,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与口述录音中把自己浸透又抽离,一字一句,写下十五万字「龙应台眼中的一九四九」。

她给新书起名:《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二零零九年九月二日,《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在台湾正式面世。九月九日,有关本书的媒体茶聚会在香港召开。香港各大书店里,《大江大海》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平均一两个小时就要增加一,不少中国大陆访港旅客带几本回去,当做「国庆六十周年」的别样纪念。

身为失败者下一代为荣

短短一个多星期,龙应台已经收到数不清的读者来信,许多是年轻人,几乎所有人都说,是流着泪读完这本书。

对龙应台自己,这是从未有过的写作体验。持续三百八十天的历史苦旅,她尝试找回父亲母亲所经历的真实的一九四九,也找回许许多多普通人的记忆。在那一个年头,仓皇奔逃或者倒下的普通人,看不到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也看不到江山易帜的激动人心,他们的个体命运,只是承受着太多流离,太多梦碎,太多被碾碎的青春和被夺走的生命。如作者在短介中所写:「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书的扉页上,龙应台写着:「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她写:「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套用龙式文法,这可能是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一九四九」。无论在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或是任何一个华人社会,书中描述的一切,都会让你感到陌生——而这种陌生,正是写作本书的过程里,作者发现的另一个惊人事实——短短六十年光阴,竟在各地,以各种理由,制造了数不清的记忆「黑匣子」,以至对于并不遥远的一九四九,我们甚至无从「回忆」,只能「寻找」。

缘起,是龙槐生和应美君的故事。

在作者介绍里,她这样写自己:「『龙应台』不是笔名,是真名;父亲姓龙,母亲姓应,她是离乱中第一个出生在台湾的孩子。」

应美君怀里抱着刚生的孩子「应达」,一九五零年从海南登上开往台湾的大船。台湾——在哪里?是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生长在浙江淳安的美君不知道,生长在湖南衡山的丈夫——国府驻常州的宪兵队长龙槐生也不知道。

在一九四九年一批一批撤退往台湾的国军舰船上,甚至有驾船的海军逃开炮火射程,才拿出地图来找台湾的位置:「听说那地方叫『台湾』,我也没去过,你也没去过,听说那地方不错。」

美君和槐生在台湾高雄的码头找到了彼此,他们,和一批一批,流落在这陌生港口的前后一百二十万国军士兵、家眷一样,满怀忐忑地打量这个陌生的小岛。

一九四九年离开家乡时,他们都没有回头,年轻人都以为,那不过是暂别。谁也没想到,一上船,就是一辈子。

在高雄出生的龙应台仍然记得,年少时候,父亲总是拿出一双苍黄的布鞋底,在儿女面前讲起往事,泣不成声。因为往事说得太多,战乱后长大的少年厌烦了,边听边嘲笑,听完便算,也不深究。

那双鞋底,正是一九四九年,祖母在衡山老家与父亲匆匆作别的一刻,塞进父亲怀里的。那一刻,竟是最后一面。只是这个故事,小女儿应台再没有机会听完整。

在书里,龙应台写:「那么多年的岁月里,他多少次啊,试着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看不见但是隐隐作痛的伤口,但是我们一次机会都没有给过他,彻底地,一次都没有给过。」槐生逝世五年之后,美君亦已失忆,连最爱的女儿也唤不出名字。

龙应台终于完成了关于一九四九的写作,触到了父母那一辈人曾经历的真实伤痛。可惜「最大的遗憾,父亲看不到了,母亲看不懂了。这本书是写给他们的。」

缘起,是要追问父母未尽的言语,追寻自己从何处而来;结果,揭开了整整一代人「隐忍不言的伤」。

回忆起一九四九,海峡两边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台湾人说「民国三十八年,两百万国军撤退到台湾。」中国大陆,讲「国庆六十周年」、「建国六十周年」。两种理解,都让龙应台觉得不能接受。

「你要知道,这两百万人,不是『砰』一下子,就来到这岛上的。」

「写书时,人家说龙应台在写一九四九,我周边在香港的人,第一反应会是『哦,建国六十年』。这给我蛮大一个震撼:整个中国大陆的十三亿人,其实完全不知道,这些被国共战争的机器绞出来的人的命运,他们后代的命运。要讲两岸如何如何,其实连基础都没有。这个台湾,你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到了那儿,然后带着什么样的伤感,什么样的创痛。」

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的龙应台写作室,背后是山,窗外面海。书桌堆满档案,后边竖着白板架,上面涂画写作过程里每一个阶段的构思与关联;前方,则是一整面墙的中国地图,圆点标记出龙应台一路计划探访和已经探访的地方。

孤军被关在越南集中营

「你看,这些人,是被绞肉机一样,从这个国家一股一股绞出来的。」龙应台指着地图上的中国大陆,手指向四面拂过,「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想写的是从那个机器被绞出来的六、七股人,你知道吗?甚至有一小股国军孤军是从甘肃、青海直接逼进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是不得了的故事,也有上千人;在西南,从云南进入滇缅是一股,是第二股了;第三股到越南,第四股到澳门,第五股到香港,第六股到台湾,第七股是沿海,从舟山群岛一路下来到金门、马祖、乌丘、江浙跟福建。」

每一股,都有悲伤的故事,由广西进入越南的一支,在法属越南的集中营被关三年半,生命一半一半地消亡,幸存者一九五三年才回到台湾。到澳门也有一支,龙应台说,各种数据显示有国军孤军到了澳门,但他们未来如何,是死是活,所有的数据都没有详细记载,所有相关机构都不知道,「真的像轻烟一样」。

一九四八年,诗人痖弦还是河南南阳的一名中学生,十六岁。他和五千个南阳中学生一起,躲着内战的硝烟大撤退。一路步行到湖南,遇上振奋人心的招兵广告「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他们很懂饥饿少年的心思,还送上一大锅热腾腾的红烧肉。少年痖弦于是满腔热血地加入,到了台湾。再回家,已是四十二年之后。此间,父母音讯全无,何时过世,如何过世,全不知情。母亲一起做针线活的朋友辗转传了口信:「我是想我儿子想死的,我儿子回来你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的!」

六十年后,痖弦向龙应台说起这段往事,眼泪簌簌流个不停。

还有许多十八岁。龙槐生十八岁,遇上一九三七年南京保卫战,成了国军的爱国青年。台湾卑南族青年陈清山和吴阿吉十八岁,遇上一九四五年国军在台湾征兵,当时只说招工,两个穷小子于是到了大陆,当国军,被俘虏了,又当解放军,从此在大陆生活五十年。利瓦伊恂十八岁,正是抗战,爱国、从军,在日军统治的上海,做游击队长,进行敌后爆破。一次行动中被捕,被送到南京老虎桥集中营,一九四三年,和一千五百多名国军俘虏一起被送上船,到几千里以外的新几内亚拉包尔岛,关进那里的集中营。

拉包尔幸存者等待这天

六十年后,接到龙应台要寻找拉包尔集中营幸存者的信息,八十九岁老人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利瓦伊恂独独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电话。」

还有多少十八岁,变成残破的尸体,倒在熟悉的土地、陌生的战场上?还有多少母亲,永远等不到回家的孩子?多少姑娘,永远等不回不告而别的恋人?

一场战争,究竟谁是胜利者?还是如龙应台所说:「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

龙应台说:「北京刚好在庆祝建国六十年,还有很多论述会讲:『在东北辽渖战役中十二天歼灭四十七万人,在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里五十天歼灭五十五万人』,现在还在讲军事史,我看到心里蛮痛的。你究竟知不知道,你所歼灭的那些人,都是东北和山东的子弟,十八岁的人,你一定知道的。但为什么过了六十年,还在用这种语气去谈呢?过了六十年,是不是该有一个新的态度,尤其是胜利那一方,可以有一个更贴近人性、更关怀、更谦卑的态度来看这个问题?」

历史在两边,都留下了太多黑盒子。

长春围城历史被湮没

在走近一九四九之前,龙应台花了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大量阅读数据。她说:「在出发之前,我带着一个巨大的好奇,想要知道我们这一整代人对一九四九已经有的支离破碎的认识。我想要看历史根据,去知道,我们原来有的那种认识到底是不是真的。」

即便如此,重重迷雾仍让她讶异:在大陆,一九四八年的长春围城,整整五个月,饥殍遍野,饿死的人数统计从十五万到六十五万,惨烈程度不亚于南京大屠杀。后来,「胜利」走进新中国历史教科书,长春被称为「兵不血刃」光荣解放。六十年过去,龙应台去采访,这城市来来往往的路人,竟无人知晓曾有数十万人饿死在这里!

在台湾,一九四九年国军从广州码头撤退到台,甚至连哪一个码头,国军档案都没有留下记录。不要说那许多流落各地的孤军,更不要说日据时代曾被征召入日军上中国战场的台湾「军夫」。「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从一九四五年,砰一下就跳到一九四九年,然后就是五十年代的台湾。」龙应台说,「那个战败心理,到现在还是无法面对。」

一边,是战胜者的洗刷,以权力重写历史;另一边,是战败者的隐笔,对耻辱选择性失忆。六十年光阴,亲历者苍老、死去,沧海桑田无声无息,一九四九,最后剩下的,只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后来者无从回忆,无处寻找,连六十年后,要重新进入那情境,都变成难上加难。

八月四日,龙应台交了《一九四九》的初稿。八月八日晚上,台北的朋友开了庆祝会欢迎她「出狱」。在庆祝会上,龙应台听十二个好朋友议论刚刚完成的书稿,心里一惊。第二天,她执意把已经排版了一半的稿子拿回来,全部打碎重写。整整三十六个小时,没有睡觉,把章节次序全部调整。原先的第一章,变成第五章,美君与槐生的故事,这才成了最开篇。

曾经打碎重写调整章节

龙应台发现,原来人们对这段历史太陌生,讲东北联军、解放军,看来很常识的历史,许多人完全进不去。「没有概念到一个程度,原来的第一部完全进不去, 尤其年轻人进不去。年轻一点的小朋友,(国军将领)黄百韬也没听说过,孙立人也不知道。国共内战,什么跟什么都不知道,那我才想说,那要比我的预期还要再降低点,门坎要更低一点,要更温柔地带他进入。」

「从家族史到国族史」,「下历史的功夫进去,乘着文学的翅膀出来」,这是龙应台对自己这厚厚三百多页书卷的定位。所有材料都来自真实史料或第一手的访问材料,长达一百二十七项细致的批注可以证明,落在纸面,化作一张一张普通人的鲜活脸孔,他们真切的苦痛与哀伤。

最令作者震撼和难忘的,是那些被隐藏更深的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台湾故事。

「开始,我想了解一九四九年那两百万突然来到台湾的外省人怎么回事。但是我很快发现,要真正了解那个时代,怎么可能不问另一个问题:这个岛上一九四九年原来就有六百万人,这六百万人在四九年前过怎样的生活?他被教了好几代,是日本人,读日本书,听日本音乐,欣赏日本文学。突然,一九四九年来了两百万人。难道他们没有想法吗?难道这冲击不大吗?我才发现,原来我对他们的了解等于零。从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四年历史被一个『二二八』所垄断,这合理吗?」

巨大的问号带着龙应台回头去找那六百万在地的台湾人,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这是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历史脉络,而且痛在完全相反的地方。中日战争的时候,他们是在日本一方的。那么他们之间的碰撞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那种碰撞,其实就一路走到六十年后今天的台湾政治,蓝的或者绿的,本省的或外省的。」「原来,要了解一九四九,我一定要回到一九四五。」

中日战争时候的台湾,如今已无法言说。你怎么理解,日本在台湾招一千名军人,结果有四十万个台湾年轻人应征?这些少年,被选上曾是乡里的荣耀。龙应台说:「当时六百万台湾人,有二十万子弟被日军送到南洋、海南岛、新几内亚去,死了三万三百零四个人,活着的人回来发现,从此以后你的孩子以你为耻。」

台湾作家黄春明诉说自己的故事,他很记得一九四五年,宣布天皇战败那一天,在学校里听到了广播,他回家,看到爸爸伤心得不得了,说台湾沦陷了、战败了;爷爷却高兴得不得了:解放了。

「那是一九四五年,台湾人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错乱的处境里,他们都是失败者。后来,两百万失败者又来到岛上,带着完全不同的创伤。他们被不同的国家机器控制、塑造、伤害、践踏,而失败了到这里来。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六百万加两百万的失败者,在之后六十年里头,创造出一个不同的社会,奠定了不同于以往的价值。」

龙应台本想将书献给所有「失败者」,可最后,她还是改成:献给「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

「这是一本很悲伤的书。」书稿已经付印,龙应台仍然不怎么会笑。「我有时想到当年在沈阳火车站前面自杀的那个国军军官,他在地上用白色粉笔写着:『我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我父亲就是湖南人,军校十八期……这本书里,有三千万亡魂,太多亡魂了……」

写作过程里,她恪守创作者的原则,从未掉过一滴眼泪。此时,却哽咽起来。在后记里,她说自己在做一件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但这件事情所承载的历史重量,触及了我们心中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她说要「不离不弃」。

轻轻抹去泪水的龙应台,轻轻说了一句话:「我想要透过这本书,让那许多许多的亡魂,在这六十年后,在诗的意义上,入土为安。 」

(亚洲周刊实习生周续娟、王点点协助采访)

龙应台小档案

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父亲龙槐生来自湖南衡山,母亲应美君来自浙江淳安,于战后移居台湾。

中学就读台南女中,1974年毕业于国立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国求学,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毕业后,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淡江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等。1984年于台湾《中国时报》撰写〈野火集〉专栏,来年出版。

龙应台与德国丈夫育有两子。1986年举家旅居瑞士,1988年迁居德国。

1999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为期3年。2003年离婚。之后客居香港,先后任教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新竹国立清华大学。2005年7月成立龙应台文化基金会。

着有《野火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百年思索》、《面对大海的时候》、《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目送》等。

□ 《亚洲周刊》二〇〇九年第三十八期

相关链接:

1.龙应台:向“失败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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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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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节选——千斤担子两肩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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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龙应台寄语胡锦涛,十·一致辞对人民说声“对不起”——新书谈国共内战,促勿忘受害者(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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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节选——住在一张地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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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节选——追火车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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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节选——走一趟吉林路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3693

 
4   [dokknife 于 2009-09-18 11:00:16 提到] [FROM: 140.]
中国进入一个互不相信的时代


                             李怡

上周末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口号》共50条。这些包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等虚假、过时的口号,喊出来本身就使喊的人、听的人以至全国老百姓都笼罩在说假话的氛围中。而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发布,也说明以党代政、党即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质。中共掌权者不可能不知道有这种影响,也许他们正要强调这种影响,即在民众对党的信心动摇的时候,以假话连篇的口号强硬表示,你们“屁民”尽管不满吧,以党代政是不会改变的。

50条公布后,内地网民纷纷表示,其中“最牛口号”是第42条:“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致敬!”向几种类别的人致敬是历来有的,“向干部致敬”则似是新鲜事。因为毛泽东、邓小平都一直告诫干部要警惕官僚主义、贪污滥权,不会“向干部致敬”。干部即官员,在今天无官不贪已成社会共识。每年逾十万起的群体事件,均由贪官而起。“向干部致敬”即向贪官致敬,这一口号出笼,说明掌权者已乱了方寸。

网上另一篇与干部有关的调查,是“中国女性气质排名”,气质评比主要根据几个准则:职业操守、待人诚恳度、穿着打扮、文化素养。是“文化素养”而不是“文化程度”,因为文凭也有假的,更可能是有许多水份的。评比又分六类女性:公务员,护士医生,教师,三陪小姐,企业职员,打工妹(包括农村女性)。

评比结果是女教师气质排第一,三陪小姐排第二,而排榜尾垫底的则是公务员,也就是干部或称官员。评语是,职业操守:糟糕,上班忙于上网聊天打游戏,基本就是混饭吃;待人:糟糕,一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姿态;穿着打扮:糟糕,想学三陪小姐的时髦,又失去自己特性,不伦不类;文化素养:糟糕,语言表达能力差,不会更不喜欢主动说“谢谢”、“请坐”、“欢迎”、“不客气”等礼貌用语。

最近引起香港社会舆论哗然的大陆女性公务员,应是新疆新闻办主任侯汉敏。对她的职业操守、穿着打扮,笔者不敢置评,但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她的待人尤其是语言表达,实在是糟糕得让人吃惊。什么叫“跟踪拍摄”,什么叫“指手划脚”,什么叫“煽动闹事嫌疑”,什么叫“在人群中乱窜”,都是无视记者职责而强加暴力语言的指控。作为新闻办,而说出这种违反新闻常识的话,实在难以想像。

而她的眼神闪烁,一副不敢正视记者们的心虚表情,使人觉得她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

这种理屈词穷,尤其表现在她,还有香港中联办副主任李刚,都不敢正面说出“打人”这句话,而都是说“发生大家不愿看见的事”。这种回避真实,砌词掩饰,是中共建政初期的领袖人物如毛、周、邓及当时的干部所不会有的。毛尽管常常“理曲”,但却“气壮”,使人不会怀疑他说出的是自己不相信的话。

在中共专权体制下,侯汉敏、李刚其实都是可怜角色,他们被迫说出自己也不相信的话时,他们怎么可能认为听者会信呢?当“60周年口号”叫出连中共掌权者都不再相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建设”、“公有制为主体”、“向干部致敬”这些口号的时候,已宣告了中国进入人民不再相信政府而政府也不再相信人民的时代。这是非常危险的发展。最近一位友人传给我一句林肯说过的话:“轻信是危险的,但对任何人都不相信更危险。”真是至理名言。大陆社会已经逐渐变成了任何人都不相信任何人的社会,而“60周年口号”无疑进一步粉碎一切互信基础。

我们能相信侯汉敏吗?我们能相信中央吗?我们能相信“一国两制”吗?我们能相信在事实面前软弱畏缩的曾特首吗?这是大陆信心危机向香港的泛滥。

□ 苹果日报

 
5   [dokknife 于 2009-09-18 10:58:44 提到] [FROM: 140.]
专访作家龙应台——她和千万亡魂一起写这本书


                          柴子文、张洁平

龙应台在写这本书的一年中,感觉有几千万亡魂跟她在一起,她希望两岸领导人能够对在国共内战中的亡魂举行一个追悼、说对不起的仪式。她希望打开黑盒子,真实了解那个时代。

第一时间看完书稿后,台湾舞蹈艺术家林怀民发了个短信给龙应台,只有一句话:「我要说的是:所有的亡魂都会站起来保佑你。」龙应台捧着短信,欣慰地说,自己的心情,朋友都懂了。

对作者来说,以零碎的个体命运串联起庞大的历史变局,并不是容易的事。在历史谜局,那是「一个小孩子进入大森林,森林里几千几百条路,每一条都有无数岔口,每一个岔口你都要做决定,往哪个方向走」;而对很多受访者个人来说,那是深藏心底、一辈子从未打开的黑盒子。

龙应台说,六十年来,对那黑盒深处的数千万亡魂,两岸的领导人都欠着一句「对不起」。一本书能做的有多少?她低声重复那句话:「希望能让他们,在诗的意义上,入土为安。」以下是龙应台接受亚洲周刊专访的内容:

你希望这本书的读者是谁?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比如一个战役的名称,你到底要称它为「淮海战役」还是「徐蚌会战」?你到底是要称它为「解放军」还是「共军」?这本书到最后,我决定统一称为「解放军」,可每次校对,我的朋友们都会问,不是「共军」吗,你为什么称它为「解放军」?所以一个用词就已经牵扯到你的位置在哪里的问题。如果说这本书同时给华文世界的读者来看是不可能的,我的第一读者是以台湾读者,或者香港读者以及海外的读者作为对象;第二读者是中国大陆。我希望这本书能进中国大陆,即使稍有更动。另外,我写这个书一个很核心的目的是,透过书写和研究,让我自己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我父母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希望这本书,对于现在二十岁这一代的人,他们对于历史既不知道也没兴趣,我希望我能够写到打动他,以至于他会买这本书去送给他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他的祖父祖母,而同时,他竟然会愿意,在他的祖父祖母在跟他说起过去的时候,他会坐下来听一次。

你提到,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该怎么理解「失败者」的意义和价值?

这本书恰巧在十月一日前出来,当大陆庆祝胜利,庆祝建国六十年的时候,对内战是否可有更深刻的反省?我真的觉得,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台湾的领导人,在六十周年的时候,可以对所有国共内战中的亡魂有一个仪式,不是一个胜利的仪式,是一个追悼的仪式,是一个说一声对不起的仪式。另外一个层面,台湾人的「失败者」情结很深,我也想小声地提醒,如果你只有「失败者」的认知,那表示,第一,我们的长辈当年来到台湾,白手起家,过去这六十年建立起的现代台湾,你其实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的成就,所以你还带着那个战败心理;第二,也是想提醒我们自己,这种失败以及失败后他们所创造出的新价值,是一个值得致敬的价值。它离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胜利主义越来越远,离追求个人幸福的价值越来越近,正是因为失败,你才得到这个文明的、柔软的价值。

一九四九是个庞大的题目,处理那么庞大的历史数据和细节,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有一个最重要的感受就是,过去一年来跟几千万的亡魂在一起生活,几千万,几千万的亡魂,那感觉特别奇怪。说来奇怪,你感觉他们都在。那么多的亡魂是,比如说,你在种田的时候,一队兵来了就把你抓走了,连跟父母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你才十七岁,然后从此以后你被送到集中营,你碰破了皮,没有药,五天之内,一定死;又或者你就被日军拖到坑里活埋了;或是像林精武的回忆,他的战友就死在身边,当时大部分人去从军的时候,都会换名字,所以他说,战友死在你边的时候,你只能抱着他痛哭,你连通知他家人的机会都没有,因为连他的名字都是假的……几千万,几千万的人就死不瞑目了。在我整个写作的过程里头,一年的时间,发生了太多太多次,我要找一些几乎不可能找到的东西,它就突然在某个时间出现了,就感觉特别奇怪。我从来不信教,从没烧过香,也没有任何灵异经验,但在整个过程里头,就好像他们所有人都在那儿,那感觉特别强烈。

这是无数漫长的痛苦的故事,你要怎样去处理这里面的理智与情感、事实跟判断?

我很记得波伏娃和萨特,这一对情人大概在四十年代在伦敦的桥上的一次争执,在那个城市看到无限美景、繁华、夕阳西下,波伏娃在自传里写道就说,马上感动得不得了。然后她就觉得,为什么萨特冷冷地站在那里。两人争执,萨特就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创作者,当你还沉醉在感动中,你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昆德拉在解释kitsch的时候也说:第一滴眼泪是感动,第二滴就是kitsch(媚俗)。这本书里涉及的亡魂,三千万都不止。但是我如果停留在那个自己在感伤、悲伤的情绪里头,我出来的文字会很差,会感动不了人。我必须超越过那个层次,才能真正把那个力量传达出来。所以我写这本书是没有眼泪的。

另外,书里多次提到,这是一个做母亲的人对孩子的讲述,所以我从头到尾说,这不是一个客观的、全貌的现实。如果你要以那个要求来对我说的话,我会说对不起,本来就不是。但是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写批注,去查数据,因为我不希望它又是一个漂浮的、印象式的东西,它不是。我很严格要求自己,譬如我在网站上面找到的材料, 我虽然相信它是真的,但我都会请我的助理到图书馆找那个实体的东西,或是到网上去买那个书,都有实体的东西在,我才安心。我很希望很多历史学者,把我当历史的小学生来看,提出我有错的地方。我开启这个探索,就是想要真实地知道那个时代究竟是怎样一个时代,如果你不去下工夫,就没有一个黑盒子会打开。

书里你侧重写台湾,你怎么看一九四九年,对面留下来的那批人?

这是这本书没办法处理的。一九四九年,可能有三四百万人到了海外,加上他们的亲属,一个人大概要有十个亲属被连累的,四百万人对应四千万人。后来在大陆的肃清、镇反,后来所有的运动和打击,那四千万人的命运、遭遇其实也没有人好好写过。那也是一个更大的黑盒子。我甚至觉得,大陆人比台湾人还更该看这本书,如果你从历史里不得到任何一点清醒的教训的话,你是注定会去重复那些事情的。如果六十年后的十月一日,你还只有大肆去庆祝这一个角度的话,你势必会去重复你的过去。

若这本书能在大陆出版,你最希望读者是哪些人?

所有人,而且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我觉得这本书对大陆读者的意义可能还超过台湾读者,原来不太关心国家未来的年轻人也应该读,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天会轮到你。

书里有很多跟着时代浮沉,或者被时代湮没的普通人的命运。身为个人,遇到这样的大时代,他们可以做什么?

你看到这些故事里头,十三、四岁的人,都碰到了生命攸关、一辈子的决定:你到了一个火车站,南下还是北上,一辈子;到了码头,你上不上船,一辈子;你孩子带不带得走,一辈子;火车突然停的时候,你下不下车,又一辈子。乱世的时候,一个决定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当不当兵,逃不逃兵……所以到最后的结论——我访问的这些人,他们切身经验得到的结论,我自己学习得到的结论——作为一个人,你从小就要知道自己不能做一个盲目的跟随者,你要清醒地知道要思考、要追问,要了解自己在那样一个大的结构里头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任何一个以集体为主的社会,集体的意义就在于避免你自己做一些个人的决定。所以这本书试图表达的一个理念,就是你一定要思考个人跟集体的关系,是对抗或合作都是需要细细思索的。这本书试图呈现,你做不思考的螺丝钉的后果会是什么,日本人难道愿意让自己国家走上那个地步吗?德国人难道愿意吗?没有人愿意的。但如果大家都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的螺丝钉的话,那部机器就往那个方向走。

在你个人的创作历程里,你怎么看待这本书的意义?

其实创作经历里,有两条线是并行的。写《野火集》的时候我也写《孩子你慢慢来》。有个说法是,从《孩子你慢慢来》到《安德烈》、到《目送》,然后从《野火集》,一直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这两条线一直并行,最后汇集到这本书。并不是说先是《野火集》那种激烈、尖锐的批判,后来才变成柔情派。对我来讲,情感跟理智一开始就是同时存在,到这本书,两条河流进入大海。

□ 《亚洲周刊》二〇〇九年第三十八期


 
6   [dokknife 于 2009-09-10 12:00:02 提到] [FROM: 140.]
卢跃刚:不能发表的故事——章仲锷先生仙逝一周年祭



                             卢跃刚

【按】跃刚兄转来《不能发表的故事》,一气读完唏嘘者再三。

问大作该当如何,大笑瞩予"随便"。按"冰点"惯例,我只好硬着头皮如此"自便"。

我不是作家,看法不专业更不权威,但这不妨碍我认为,在刘宾雁去国以后,能为中国作家扛鼎的,唯卢跃刚一人而已,只有他能让这个概念在未来稍存体面。也许他的作品,除了那些貌似报告文学题材的报告文学,同样重要的是这些貌似记录了很多记录的"信件"、"公开信"和"演讲辞"。对这些作品的意义,相信团中央前政要周强、赵勇,乃至报告文学学会诸公,更有发言权。

十四年前以作者身份,他"害"过章仲锷先生;二十年来在编辑岗位上,他"害"苦了自己。现在,他又来害我的"博客"了。好在博客时代,开博客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家拆。

发了这篇,马上动手注册第十三个博客,能转的赶紧转吧。

浦志强2009年9月5日上海

                    ※   ※   ※   ※   ※

我相信,一个较长的时段而言,我对章仲锷先生的了解远远超过他对我的了解。与《中国作家》编辑部其他熟人比较,我跟章先生认识最早。那是二十五年前的夏天。

八十年代初期,应该是1984年,我就转弯抹角地通过熟人把我的一部六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转给了章先生。那时,他在《当代》。不久,我接到了他的回信。他的信,一张皱巴老头般的红条格纸,正面密密麻麻记的是牌分,显然是编辑部闲暇时打牌记分顺手抄来的一张废纸,背面是给我的回信。回信没有称谓,没有落款,随手写了几十个字,大意是稿子读了,还不够发表水平,继续努力云云。

八十年代蒙昧初开,文学的神圣,文学功能的泛社会化,文学杂志的稀少,文学青年的汹涌澎湃,一篇文学作品成为时代的象征并像圣经一样广泛传颂(如短篇小说《伤痕》、报告文学《人妖之间》),都不是今天或以往所能想象的。

章先生是顶顶有名的大编辑,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传奇人物,那一时期的许多重要文学事件、重要作品、重要作家与他有关,能在打牌之余赐给我一张亲笔退稿信,算是我的幸运,虽然没头没尾、皱皱巴巴,烟渍水斑里带着几分社会稀缺、时代宠幸的眉目。

说话间过了十年,传说中的章先生我才真正认识。那时,章先生是《中国作家》的常务副主编,主编是冯牧先生。经过1989年“六四”之后的三年肃杀,《中国作家》稀有地保持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编辑方针和宽容态度,因此我成了《中国作家》的常客。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的报告文学创作比较活跃,1992—1998年后我先后写作了13部中长篇报告文学,发表了12部,其中在《中国作家》连续发表了5部。送稿,编稿,改稿,讨论,吃饭,喝酒,在沙滩文化部大院里那幢二层活动板房里极其随意,与《中国作家》混得烂熟。

章先生高高的个儿,蓬乱着头发,脸上皱纹很深,沧桑而不多言,办公室碰见,也就是打个招呼就走人,从未深聊过。初识时我叫他“章老师”,后来熟了,我跟着编辑部的人叫他“老章”。现在,我要叫他“章先生”。

章先生去世,没有人告诉我,可能是不便告诉我。他们知道,章先生生前有一个大郁闷跟我有关,我如果出现,可能很多人的脸面不好看?故事要从《中国作家》1996年第三期头条发表我的中篇报告文学《在底层》说起。

1996年冬天,沈阳铁西区下岗工人的日子特别难过。“下岗”就是“失业”。“失业”不好听,社会主义怎么会失业?承认了失业,等于是抽自己的嘴巴子,如同蒋介石溃败台湾叫“转进”,红军丢了根据地四处流窜叫“长征”。那个时候社会主义的政治正确性要永远保持,咬紧牙关,坚定不移。

这个题一定要破。失业就是失业。问题就是问题。失业工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处于绝对的劣势,面临着道义和生活的双重压力。道义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几十年被意识形态宣传鼓吹起来的“主人翁”精神,被捧到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下不来,而且中共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一是被改革意识形态压着。当时的说法是“腾笼换鸟”,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笼,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鸟,谁敢不支持改革?

但是市场疲软,工厂停工,过冬烧暖气的煤都买不起,“主人翁”们饥寒交迫,去政府请愿要工作要饭吃,早期还给主人翁一点老面子,市长市委书记还要走出荷枪实弹的武警把守的大门,见见工人,领着失业工人唱《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个时候唱这首歌极具荒诞感,像是一首挽歌。英特纳雄耐尔没来,来了个近亲——因特尔网联网时代。

往后就不客气了,警察才不管你什么主不主人翁,市长书记也不出来了,一声令下,该驱散驱散,该抓人抓人。产业工人成了被改革的对象,成了某个主义某种经济的牺牲品,贵族身份永远结束了。主仆关系回归雇佣关系。往后,失业工人围堵政府大门成了时代的常态。那时的工人、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业工人被改革边缘化,结束贵族地位,堕为城市底层贫民,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第二大边缘群体(第一大被损害的边缘群体是八九亿农民),起而维护自己的权利,还远没有吉林通化钢铁厂的工人那么理直气壮,获得广泛的社会道义支持。

你要维权吗?法院不准受理,媒体不准报道。各级工会呢?工会是统治工具的一个部分,它才不会管工人的死活。《在底层》要告诉公众,当下中国城市失业人口已经是3000多万,失业率不是官方公布的自欺欺人的2.8%,而是14.9%,居世界失业率之首,加上农村两亿剩余劳动力,构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时候唱《国际歌》除了荒诞感,也有悲剧感。“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了新的真实,党和政府靠不住,要靠自己。这是向旧时代一出不光彩的谢幕。要不然市长市委书记领着你们唱《国际歌》是什么意思?

《在底层》就是要揭示这种荒诞感和悲剧感,揭示这个时代个人选择的本质:自救。我要告诉产业工人,进而告诉全体国民,过去别人骗我们,我们被骗了,责任在别人,我们也有责任,但是,我们现在不能自己骗自己,还想着靠别人——党和政府,靠不住。《在底层》讲了两个城市的变迁,沈阳和重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是传统大工业基地,计划经济的宠儿,市场经济的弃儿。

当然,也是更重要的,我要在《在底层》里揭示中国人的真实生存处境。我打破了报告文学的叙事传统,采取了单元阅读的方法,中国、美国,沈阳、重庆、贵州、北京,历史和今天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被内在的逻辑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跨时空的立体的全息景观。

其中主要的故事发生在重庆。1992年6月,行业规模全国排行老三的重庆针织总厂宣布破产。这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第一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破产。引起的轰动自不待言。接下来进入破产收购,重庆市海外集团收购了该厂。海外集团名义上是重庆市统战部海外联谊会的挂靠企业,实际上是私营企业。“挂靠”也叫“戴红帽子”。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对私营经济实行歧视性政策,不准进行独立的私营工商注册,要注册可以,必须“挂靠”某党或政府部门,某国有企事业单位。

“戴红帽子”的潜台词是很龌龊的,与当时大量引进外资优惠外资相比较,几乎就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应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耻辱的一页,为国家抢夺私人财产大开方便之门,衍生出了大量的产权和法律恶果。重庆市海外集团就是一例。

海外集团总裁任亚非是集团的真实出资人,集团财产的真正拥有者。但是事态风云变幻,任亚非与统战部派驻企业的代表内讧,任亚非实名揭发统战部官方代表向政府官员行贿受贿,牵涉包括副市长、台办主任在内的几十名处以上干部,诱发重庆市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地震。可笑可恶的是,对检举人任亚非的惩罚远超贪官污吏,以侵占罪、挪用公司资金罪判处15年徒刑。不久,对海外集团分文未出的重庆市统战部接管了海外集团,侵吞了海外集团两亿元的资产,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底层》对这起打击行贿受贿举报人,党的部门非法侵吞私人财产的事件有着独家、完整和细节性的揭露,一发表即在重庆引起巨大轰动。其时正值重庆市两会期间,两会代表几乎是人手一份《在底层》复印件。

这是《在底层》捅的第一个马蜂窝。捅的第二个马蜂窝是“六四”。

凑巧的是,《中国作家》当时是双月刊,三月号“六四”前出版,而《在底层》说到了“六四”的内容。这是“六四”发生至今,大陆媒体第一次公开评论“六四”。说到这儿,《在底层》第二位的重要人物出场了,原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省长萧秧。我公开赞扬了萧秧处理“六四”和重庆针织总厂破产的思想、方法和策略。

他处理“六四”的故事很著名。“六四”学潮期间,市委书记萧秧到大学与学生对话,大学生要他表态:学生运动是不是“动乱”。他说,不是“动乱”,但是“乱动”,理由是两条,1、未申请就游行;2、未按规定路线游行。我评论说:“从语义上讲,‘动乱’是一种行动的性质和结果,‘乱动’则是一种行动的不规范状态。不规范,可以约束,可以调整,可以商量,可以沟通。如果匆忙定性,政治解决便没有余地了。‘乱动’打破了‘动乱’的刚性语境,增强了不失原则的对话基础。”

过来人大多知道,1989年《人民日报》“4·26社论”把爱国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是学潮升级、“六四”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从1989年到今天,稍有理性的人都对“4·26社论”的定性及其恶果有着深刻的质疑和批评。对此,萧秧生前跟我有非常深入的讨论。据我所知,封疆大吏中,不止萧秧一人持此议。这说明,党内高层对“六四”处理的方法和结果有着不同的意见,甚至相反的意见。差别是,别人的意见是私下的,萧秧的意见被我公开了。萧秧看了《在底层》后,还说我重庆那段写得不充分。

捅的第三个马蜂窝是中宣部。

党的体系中,中宣部是最怪诞的组织。我就是宣传部出来的人,后来到中国青年报,“中央大报”一干二十多年,深知宣传部的《1984》的意义。中宣部管意识形态,管思想,管理论,管学术,管教育,管新闻媒体;它的怪诞在于,它的全部社会功能是根据政治需要说大话、套话、空话、假话,压制言论自由,制造虚假历史,粉饰现实政治,败坏社会风气,它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的毒瘤,人们厌之恶之又莫可奈何之。焦国标一篇《讨伐中宣部》,中宣部被天下人共唾弃,却依然在长安街上没羞没臊茁壮矗立。

《在底层》中,我把中宣部视同希腊神话里的怪物普罗克鲁斯特。这个怪物只会说两个英语单词(我发挥的):YES、NO。他家有个铁床,把人放上去,腿长的砍短,跟床一般齐;腿短的拉长,跟床一般齐。

此说大大得罪了当时的中宣部长丁关根(民间对丁大人的尊讳有解曰:丁关根,履行着思想警察总头目的职责——“盯”住、“关”住、“跟”住。他公开的说法是“守土有责”)。他开始追杀卢某人和《中国作家》。他在一次会上说,卢某人“不满意中宣部,可以不在中宣部管的报纸干嘛”。赤裸裸地威胁卢某人的生计。

《中国作家》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党组成员、书记处成员、主席副主席等等都是由中宣部考察提出人选,中组部办手续。1996年以及之后很长时间实际上的一把手是翟泰丰。此公爱在聚会场合演小节目“胡传魁”,就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之前是中宣部副部长。说白了,中宣部直接统治中国作协,当然不会饶了《中国作家》杂志社。

首先是在党的系统内发难。1996年6月6日,四川省纪委致函中国作协党组,云:“贵会主办的《中国作家》1996年第三期刊登的报告文学《在底层——自救年代第一部》一文第八至第十二节报道了四川省重庆市一些重要的人和事,其中关于海外公司和任亚非的描述严重失实。此事事关重大,在当地造成严重不良后果,这是作者不负责任的表现。请贵会党组派人调查,并责成《中国作家》刊登致歉声明,以消除影响。”

中国作协怎么核实的呢?中国作协办公厅7月1日给四川省纪委办公厅某主任打了个电话“了解情况”,某主任说,第一,“《在底层》一文第8—12节涉及到两个人物,即萧秧(当时重庆市委书记)、任亚非(海外公司总经理)。对萧秧,文中作为正面人物描写无可厚非,但影响不好。且按有关规定,宣传省级领导干部应经有关部门审核。据省纪委了解,《在》文未经省委宣传部审核。”第二,“海外公司是挂靠在市委统战部下的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前几年,任亚非因有贪污、行贿行为,被司法部门起诉、判决。《在》文把海外公司说成是私有制企业,这就使得任亚非的贪污、行贿行为没有了主体,也就等于推翻了司法机关的判决。此事在重庆市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代表们呼吁,要查清此事。究竟是司法机关处理错了,还是文中写错了。重庆市委一再要求对此事表态。”

“省纪委的意见和建议:如说任亚非的公司是私营企业,请拿出确凿证据;《中国作家》刊载此文造成不良影响,应在适当的时候再刊载启示加以说明。这样做,对重庆市的工作也有利。”

四川省纪委办公厅某主任张嘴胡说,什么把萧秧作为正面人物描写“无可厚非,但影响不好”,怎么不好?萧秧对破产企业的处理不好,还是六四避免了重庆大乱不好?任亚非是因为贪污、行贿被起诉的吗?中国作协办公厅的人根本就没有能力做出事实判断,只能将省纪委的电话记录原样附上。于是,中国作协两位党组成员陈昌本、施永祥屁滚尿流地在电话记录上签署了意见。

陈昌本指示施永祥:“此事建议等四川省纪委来正式文后,再根据纪委的要求,认真处理。”施永祥又指示中国作协办公厅按照陈昌本的指示办,协助《中国作家》处理“《在底层》事件”,并把处理结果“及时报告昌本”。

请注意,这是中国作协唯一一次对“《在底层》事件”的正式调查。不过,这不像调查,更像是向地方党委下跪,谢罪候旨。可能读者会觉得怪异,中国作家协会是直属于中宣部领导的正部级单位,却要向四川省纪委——一个副部级单位下矮桩子,什么体统?

四川省纪委的运作很厉害。他们向中纪委呈送了专件,说卢某人的《在底层》为任亚非翻案,而该案是1994年四川省纪委牵头,省委工作组直接领导下查处的。而且卢某人在重庆市两会期间到重庆活动,扬言要写文章为任亚非翻案。材料结尾,省纪委的刀笔吏狠下杀手,说当天下午有人在解放碑散发为“六四”翻案的传单。这是挑逗当局“六四”这根最敏感的神经,致卢某人于死地。

不过,省纪委故意模糊了一个事实,他们反对写萧秧,可是处理重庆任亚非案所牵涉的几十名处以上干部贪污受贿的四川省委工作组组长恰恰是省长萧秧,而萧秧多次向作者披露过案件的内情和处理过程中的苦衷。其中最大的苦衷是,重庆这场政治大地震动摇的很多人物,是他离任重庆市委书记前的安排,他要权衡政治厉害。任亚非被判刑,实际是他权衡的结果。只不过我发表《在底层》的时候,1996年四川两会期间,中央突然把萧秧撵下了台。有人分析,这是中央的削藩行动之一。当时有三大强藩,北京的陈希同,广东的谢非,四川的萧秧,不大听招呼,一一扳倒。陈希同最惨,被送进了监狱。

中纪委很高层次转发了省纪委的告状信。当时主管中纪委的中央常委也签署了意见,并转给了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常委意见相当中性且有分寸。遵照团中央书记的指示,报社党组派人跟我谈话,了解情况。我强调,《在底层》写作是非职务行为,如有问题当由本人和发表文章的杂志负责,与报社无关。

报社跟我商量,能不能写一篇检查交上去蒙混过关?报社告诉我,丁关根很重视这件事,几乎每天都盯着团中央了解处理结果。我不同意。我说“六四”清查,人人过关,其中因我写广场“民主之神”的报道要我检查,我都坚决拒绝,何况现在这桩与报社无关的事情呢?要我写可以,我可以写一个“情况说明”。

“情况说明”写好交上去,报社一看乐了,说,“你这哪像检查,是篇控诉信嘛!不行不行。”我问:“那怎么写?”说:“团中央问题不大,主要是丁关根盯得紧。怎么着也要给中宣部说两句软话。”“怎么说?”“你就说中宣部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繁荣文学创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按这个调子写?”“就按这个调子写。”

我回去写了,又交上去。报社一看又乐了:“这不是讽刺挖苦吗?算了算了。我代表报社写个东西吧。”什么意思?管他什么意思。检查也好,说明也好,怎么诌,怎么哄,只要我没写,就跟我没关系。报社这位领导,是报社写检讨专业户,报社给各级的大小检讨他几乎一人包圆了,练得一身写检讨的好功夫。以我在新闻界厮混二十多年的见识,写检讨水平超过他的,北京新闻界两三人?我看都未必。

他教我的写检讨真经,好多都忘了,只记得一条:态度要假装端正,思想认识要假装极其深刻。我理解是八个字:深刻认识,坚决不改。当好一家大报社总编辑的要诀,我总结了六个字:发稿子,担责任。发稿子,就是敏锐、决断,敢于发表重大、敏感的稿件;担责任,就是出了问题,要勇于承担责任。当然,担责任要会担责任,其中包括要把检讨写的炉火纯青,否则无法保护自己,保护记者,保护队伍。

话说远了,再折回来。“《在底层》事件”,《中国作家》可没那么轻松。在中国作协的压力下,《中国作家》要求我写一个《在底层》采访写作过程的说明。

我写了“关于报告文学《在底层》的几点说明”:

一、报告文学《在底层》是我“自救年代”写作计划的第一部。这部作品是我1994年底至1996年初调查采访中国传统工业基地——沈阳和重庆的基本情况、典型案例、典型人物的成果。文中所涉及情况和证据都经过了较为详尽的采访与核实。即如此,仍有笔误例如原海外集团总经理朱家琪判刑两年,误为“判刑两年,缓刑两年”;朱家琪原单位为监察局,而不是“司法局”。其他重要事实和基本判断,作者完全可以负法律责任。

二、“自救年代”是作者对处于转型社会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描述和把握,着眼于社会现实、社会变化、社会反省和社会进步。把重庆“任亚非案”作为主要素材的“在底层”有充分的理由。我认为“任亚非案”是个冤案。任亚非举报重庆市主要领导人,并涉及几十名处以上干部,受贿,已经中纪委和省纪委查实,相关人员被从轻发落,而举报人任亚非却因此而罹难。涉及此案的重庆市主要负责人不回避,还亲自督办此案,难道没有打击报复的嫌疑?对这种局面因为早有预测,才有任将关键材料和主要证据录音收藏的准备。其二,四川省纪委也非常清楚,要定任亚非的罪,把举报人任亚非置于死地的要害,是海外集团的性质问题。对此,我已在作品中有详细叙述。

三、省纪委提出《在底层》“严重失实”,请拿出证据来!蹊跷的是,对报告文学提出质疑并进行大肆攻击的不是“当事者”——重庆市,而是与此案毫不相干的省纪委。省纪委在文章中根本没有涉及。“任亚非案”1994年便由市检察院办理,任亚非本人是个体户,从法理上讲,从管理的功能讲,省纪委根本没有资格就“任亚非案”和所写重庆的人物、事件发言。它最有权发言的恰恰是重庆市主要领导人贪赃枉法、后来又怎样蒙混过关的!

四、重庆市主要领导人打击举报人,操纵司法并直接干预“任亚非案”我本人握有直接和间接的证据。今年5月底,我在重庆与新任书记张德林专门派到宾馆看望我的市委副书记滕久明、市中院二审法官、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任亚非案”的领导)、任亚非的律师坦率地交换过意见。在此之前,我分别与原四川省省长萧秧、原重庆市委书记孙同川交换过意见,还与重庆市其他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

五、我与滕久明副书记交换意见,并请他转告张德林书记,关于重庆问题,我的写作留够了余地,这基于两点考虑:1、为重庆市公正处理“任亚非案”留够余地;2、准备重庆方面的诘难,我将保留继续披露其内幕的权利。

六、报告文学,命运多舛。报告文学的要害是事实,在搞不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做任何判断和组织措施都可能是轻率和不明智的,都可能陷入尴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报告文学涉及事实部分,当属司法管辖。一般的情形,事实问题都可以司法解决。

卢跃刚1996、7、15

我的“六点说明”交给了章仲锷先生。冯牧先生去世后,陈荒煤先生继任,章先生仍是常务副主编。陈荒煤先生年老多病,不来上班,日常编务由章先生管,也就是执行主编的角色。《中国作家》自创刊以来,一直是文学界德高望重的冯牧先生任主编。“《在底层》事件”发生的时候,陈荒煤先生正生病医院,很是担心事态的恶化,来人便问。

我的态度强硬,传达了六层意思:1、闻过则喜,有错就改;2、重庆市和省纪委故意混淆重庆市海外集团“红帽子”企业的真实性质,打击报复贪污腐败的举报人,侵吞任亚非私人资产;3、省纪委去查办“任亚非案”并追杀本质上的私营企业家,追杀揭露此案的作家,行为蹊跷,涉嫌违规违法;4、《在底层》发表后,作者去重庆的行动是公开透明的,与四川省和重庆市(已经升格为直辖市)高层政府官员和司法人员有广泛接触、交流,希望公正对待任亚非;5、除了《在底层》已经披露的材料,我还有更重要更爆炸的证据;6、不要把“《在底层》事件”政治化,事实部分,司法来管,轮不上省纪委、中纪委、中宣部、团中央、中国作协来管。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为什么《在底层》发表当月我要去重庆。这有悖常理。揭露性的报告文学,一般来讲,文章发表后再去事件发生地是相当危险和不明智的。但是我必须去。我在北京通过确切的渠道了解到,二审法院可能会维持一审法院对任亚非的重刑判决;而一审时,早期曾经讨论过判任亚非死刑,我判断是贪官污吏们要杀人灭口,即与四川省和重庆市高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接触。我跟他们讨论,紧紧地围绕着两个核心问题:1、重庆市海外集团是个名为集体、实为私有的“红帽子”企业,是国家制度性地限制私营经济发展的后果,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正视;2、任亚非是重庆市官场贪污腐败的实名举报人,举报事实确凿,涉案官员已经查办,应该受到奖励而不是惩罚,省纪委参与,运用司法打击举报人,是极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一只手查办腐败官员,一只手惩治实名举报人,这情景太荒唐了!

应该说,我前期与四川、重庆高层和司法界的接触行动,一定程度影响了任亚非的量刑。但是,任亚非难逃一劫。他没罪有错。他最大的错就是搅局,让省市两级官场难堪。惩罚他有两个效用,一是出口恶气,二是杀鸡给猴看,看你们还敢不敢乱告状。这个心态来动员司法,不可能不制造冤案。

《在底层》涉及重庆故事的篇幅不到两万五千字,1994年开始,持续两年跟踪采访,内容够写一部三十万字的书,还不谨慎?可以说是慎之又慎。后来,我曾多次见到原重庆市委书记孙同川,他也多次道歉,说他当时听信一面之词,对“任亚非案”的处理有失公正。道歉没用,任亚非判了十五年监禁,关在了监狱里,财产也被抢夺了,变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听说,一晃十五年,至今任亚非还在上访追财产。追的回来不,鬼才知道。

递交了“六点说明”,言犹未尽,一鼓作气给中国作协写了一封信,进一步阐述我的观点和原则立场:

翟泰丰同志并作家协会党组:

我是报告文学《在底层》的作者。

《中国作家》杂志社的负责同志向我传达了作协党组7月9日的会议纪要精神。我给杂志社写了关于该报告文学的“六点说明”,并请章仲锷同志转交作协党组,供作协党组在做出处理意见时参考。对的,我坚持;错的,我认账。想必作协党组诸负责同志已经看到了。送上“六点说明”后,我仍觉言犹未尽,不吐不快,算是我对“六点说明”的进一步说明吧。

《在底层》引起如此大的风波,既在意料之中,亦在意料之外。所谓意料之中,是指这篇报告文学展现了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经济现象,揭露了一些贪官污吏践踏法律、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基本事实,必然会引起强烈回应,对此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谓意料之外,是指具有“当事人”资格的重庆市没有只言片语,而是由与报告文学内容毫不相干的四川省纪委出面干预,作协党组仅依据没有资格发言的省纪委一面之辞,便断定“严重失实”。

据我了解,省纪委发难完全是重庆市涉及受贿案的领导运作指挥的结果,却有明显的漏洞。比如中纪委转摘四川省纪委“简报”时说,《在底层》“杜撰了沈阳、重庆……的事实”。请问,你四川、重庆怎么能知道作者写的沈阳及其他地区的内容是“杜撰”呢?说文章“严重失实”,为什么不指出主要失实之处呢?要作者提供证据,作者不是都写到文章里公开发表了吗?当然,作者不仅要对自己所写的全部内容负责任,还可以进一步提供证据。报告文学涉及的重庆问题,我并没有展开写。我曾与重庆市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交换意见时说过,我给诸公留够了余地。重庆市那些当事人的心里应该非常清楚。重庆市为什么不敢出来论辩、发难,原因不言自明。——他们屁股上有屎!

作协党组“纪要”是7月9日,这时我正在陕西农村采访。作协党组在不与作者见面、不向作者调查核实报告文学内容和背景,只凭着省纪委单方面提供的情况,便匆匆忙忙地对报告文学做出了一系列的判断、定性,显然是不理智和欠考虑的。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不敢企望中国作协这个“作家之家”能对作家的权利有更多的保护,只是希望能与作者见面,调查了解清楚情况后再作决定。这种愿望不算过分吧?

新时期文学的实践证明,“报告文学”是一种文献的文体。作家选用报告文学来反映中国的现实,要承担比其他文学载体更大的风险。这是一些报告文学作家改行、报告文学处于低潮的原因之一。然而,报告文学也是一种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文体。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多让读者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让这个社会多讲一些真话,多讲些实话,真切地记录下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真切地关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推动中国报告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我想,是每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权利和责任,同时准备为这种权利和责任付出代价。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作协党组的一些结论和措施,显然对报告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是不利的。

当今社会政治生活的关键词是“讲政治”,并在社会各个阶层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作协党组会议纪要也提到了这个字眼。这里,我想谈谈我对“讲政治”的理解和看法。我认为,讲政治,首先要“以民为本”,关心民间疾苦,关心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这就是共产党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这方面,古人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不解决这个认识,“讲政治”就没有基础,就没有出发点;文学就没有基础,就没有出发点。否则就会出现我们都很熟悉的“空头政治”,就会出现十年浩劫、1957反右时的思想禁锢。“讲政治”的目标应该是,鼓励全民族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公平、公正、法治的社会,建设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的社会。

报告文学在新时期兴起,是中国社会一个非常有意味、非常特殊的文学现象。从社会舆论监督的角度看,它是新闻媒体功能的延伸和扩张。报告文学与新闻遵循着一个同样的原则,即真实性原则。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这有着两层含义:一是历史的真实,二是情节细节的真实。这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却非常困难。所有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都有同感。报告文学作家在“真实”、“讲真话”、“讲实话”这条道路上行走,有着数不清的痛苦、孤独与哀伤,当然也有数不清的喜悦和欢乐。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获得文学界特别是中国作协的理解和支持,是所有报告文学作家真切的期盼,也是中国报告文学繁荣与发展的根本保证。报告文学自身面临的许多实践与理论问题,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能解决。

作家协会给会员的文学作品下结论,却不给会员当面申诉的机会,在重大问题上偏听一方意见,对作品进行“缺席审判”,这种做法,有违“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作者太不公平,也难以服众。

匆匆走笔,言不尽意,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但是我想,党组诸同志应该有倾听不同意见的雅量吧?

卢跃刚1996、8、2

现在看来,翟泰丰称谓后面的“同志”俩字应该去掉,本来很庄重的字眼,已经庸俗化、程式化。当然,我也压根儿没有把这位前中宣部副部长、上任以后突击入会当上副主席、代表党管理、监督、驱使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后来得了严重的“《在底层》病”(其病的症状是,中国作协机关的朋友告诉我,之后三年多的时间里,翟泰丰毫无节制,大会小会只要是逢会就痛批《在底层》,说“多来些《苍天在上》这样的好作品,少来些《在底层》这样的坏作品”!几近癫狂)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当作“同志”。我没有与之“同志”的福分。

这封信我特别针对中国作协党组会议纪要中提到的“讲政治”谈了自己的看法。

这封信也是通过章先生转交的。他淡淡地说:“我一定转到。你不要有压力。没什么。”拿着信,飘然走了。

此时他正承受很大的压力。《在底层》是他终审的,责任编辑是萧立军先生。稿件编辑过程中,萧立军建议删去中宣部部分和“六四”部分,我坚持。我说,中宣部有什么不能批评的?“六四”已经过去七年了,还不能说两句话讨论一下?而且话虽挖苦,但是温和,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服了萧立军,萧立军是不是说服了章先生或怎么说服了章先生,我不清楚,总之文章就那么原封不动地发表了。

其实惹大麻烦的不是重庆“任亚非案”,而是公开讽刺中宣部,公开议论“六四”。1949年以来,中宣部的九五之尊一般人正眼都不敢多看,老虎尾巴从来就没有被摸过。这回被摸了一下,于是虎啸山林,要扑过来吃人。所以私下里,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党组给《在底层》的定性很严重。

“六四”问题是中国人永远的痛楚,更是当局一块最大的心病。《中国作家》公开议论“六四”,质疑当局“六四”的处理方法,在大陆尚属首次。

7月9日,在翟泰丰的主持下召开了1996年第十次中国作协党组会,以党组的名义给《在底层》定性:“内容失实,表现手法旁敲侧击,政治倾向有错误。”并做出了五条决定:1、成立书刊领导小组,陈昌本为组长,郑伯农、陈建功为副组长,所属书刊社重点作品、重要文章都要提前送审;2、召开所属报刊社总编辑、主编通气学习会,以《在底层》为鉴,统一思想,提高认识;3、责成《中国作家》主要负责人对《在底层》问题作深刻检查,视认识程度做出处理;4、健全所属报刊社主要领导一月一次的通气制度;5、健全所属报刊社的审读制度;6、向四川省纪委通报中国作协党组对《在底层》的处理情况,并以适当方式消除不良影响。

“政治倾向有错误”是很严重的指控,退回四十年,我肯定被流放到北大荒了;退回七年,肯定被“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中国作协所属的报刊社老总们惨了,据说被党组集中学习了三天,与会者每人发一部《在底层》认真学习,对照检查。《在底层》六七万字,憋泡尿的功夫就读完了,怎么会集中学习三天?有与会者告诉我,会上还要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讲政治”的英明论断,还要结合本单位实际,查遗补漏。会上一定有不少老总暗地里骂:“卢跃刚这家伙混蛋,本来有不少漏网之鱼,这回又被捞回来了。”

荣幸啊,这是卢某人的作品第一次跟邓小平、江泽民的伟大著作和指示煮在了一个锅里,来了个“乱炖”。

迫于压力,《中国作家》9月底发表了致歉启事。我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和悲哀。章先生说:“你也可以辩护。发表不太可能了,但是我还可以帮你转到作协。当然,你也可以控告《中国作家》杂志社。”

我不忍控告《中国作家》。“道歉启事”一定是中国作协的压迫和最终审定发出的。前面说过,《中国作家》是“六四”后普遍犬儒的氛围下,罕见地坚守文学良心,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立场的大型文学刊物,从主编到普通编辑,我都视为同道,即使他们鼓励我,用控告《中国作家》侵权的方式控诉中国作协、中宣部,我也不会那么做。不管怎么样,起诉都会伤及《中国作家》,伤及章先生等负责人。目前为止,他们还没过关呢。不过,我会留下一个正式的抗议文本备案。两个月后,我向章先生递交了《我的辩护》:

《中国作家》杂志社:

我看到了贵刊1996年第六期发表的“关于第三期刊载《在底层——自救年代第一部》一文的重要启事”。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收到四川省纪委的公函,在没有与作者见面或对《在底层》文中所涉及的重要内容进行复核调查的情况下,武断认定文章失实,并责成贵刊进行“认真检查”,严重违反了处理此类事件应该遵循的程序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此,我深表遗憾。贵刊在发表“重要启事”前,省略了与作者见面磋商的程序,并在社会上给作者带来了负面影响,亦在此表示遗憾。

四川省纪委在给中国作协党组的函中说,《在底层》“涉及重庆市海外公司任亚非一案的内容失实,造成不良后果”。我必须说明的是,任亚非一案发生在重庆,且已进入司法程序,《在》文发表时,已有明确的司法结论,有资格对《在》文提出异议的主要是重庆市政府和法院、检察院。四川省纪委没有资格对《在》文说三道四。再者,任亚非本人不是党员,不属党的纪检部门管辖。第三,省纪委前期介入过案件,但主要查的是任亚非举报的重庆市的贪官污吏。四川省赴重庆处理案件的工作组组长是当时的省长萧秧同志。萧秧同志证实,任亚非所举报的主要事实无误。任亚非后来锒铛入狱,作者认为有明显的打击报复嫌疑。

不做调查,贸然认定一个没有资格的部门所做出的反应,这难道是慎重的吗?

我是《中国作家》的老作者,在与《中国作家》的长期合作中建立了良好的互相信任关系。对许多报告文学的重大题材,编辑部和我都是持相当慎重的态度。写作前充分交流想法,写完后认真推敲文字,绝不敢有大的虚妄。真实是报告文学最起码的原则。如果有问题,在做出某种判断前,完全可以先找作者来谈谈,沟通情况,交换意见。中国作家协会是“作家之家”,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权利要求作协保护作家的创作,尊重作家的劳动和人格。不做认真调查研究,单方面听取意见,屈从权力威慑,进行“黑匣子”操作,用历史的眼光看,只会收到相反的效果。

“启事”说“该文介入地方法院已作判决,在当地影响极大的案件,为被判罪的任亚非开脱。”这实在是个缺乏常识的说法。其一,法院和媒体都有其不同的社会功能。司法是否公正,当在舆论监督之列。法院判了,舆论便不能过问?就不能提出相反的意见?这是谁家的规矩!其二,判定罪与非罪,严格地讲,不是依据某个司法部门或者某个领导的决定,而是最终的事实。司法实践中,发生差谬的案件亦是屡见不鲜的。我们应该承认,我国目前实行的司法制度是有诸多不完善的,还有着非常浓厚的人治色彩。任亚非案便有诸多不正常之处。再说了,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冤假错案少了吗?对此,不能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简单地下结论,如果要下结论,推翻文章的某些事实和判断,必须提出证据,否则就是对作家的名义侵权。

我请求,将我的辩护在贵刊发表,以维护和尊重作家起码的权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促进报告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此颂

编安

卢跃刚1996、12、28

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十四年前我对中国作协这个组织的认识还相当肤浅。“作家之家”只是一厢情愿,一个幌子,只是主旋律导引下的名利场的奴性反应。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章先生的“正局级”待遇因“《在底层》事件”而搁浅。章先生一共检讨了五次才过关。章先生的夫人在电话里告诉我,章先生临终前,在一个本子上反复写两个名字:丁关根,卢跃刚。说明这两个名字对他伤痛之深。说到这儿,我的内心耿耿于怀。我知道,这事儿会让我的内心永远耿耿于怀。我告诉章夫人,我会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十三年了,这事儿一直郁闷在我的心里。我不敢保证,故事写出来后能公开发表,但我会非常真实非常完整地写出来,以告慰章先生在天之灵。

2009、8、25于北京双泉堡

□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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