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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家沙叶新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09-09-01
更新时间:2009-09-01
浏览:721次
评论: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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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我遇到的那些真人假人(多幅照片)



                       《南方周末》记者:李宗陶

  沙叶新:回族,1939年出生于南京,后移居上海。1963年7月进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当编剧,创作《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等剧,引起较大社会反响。1985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93年辞职。此后创作颇丰,《幸遇先生蔡》2009年获学院奖。现为国家一级编剧。他曾经的名片上印着:“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某某副主席——都是挂名的。”


1989年秋,上海淮海中路,剧作家沙叶新(右)在家中为魏明伦看相


2000年3月1日,上海南阳路30年代大饭店,张艺谋、洪晃应沙叶新之邀,来这家由沙叶新、白桦、陈钢、吴正等人合伙开的饭店吃饭



沙叶新 图雍和

  沙叶新瘦了好几圈,化名“少十斤”已难形容。他不再是那个“身高1.66米(晨间1.67米、晚间1.65米),体重曾达150多市斤”的宽人,不过,“黄皮肤、黄头发、淡褐眼珠、红色中国心”没有变。

  两年前,他得了胃癌,胃被切除3/4,没有了贲门;在接受采访时,他偶有被食物返流困扰的迹象。沙叶新说,“我不怕死。怕也死,不怕也死,陆陆续续、前仆后继都死了,怕它作啥?”

  搬家整理书,找出一本1947年版的巴掌大小书《左拉》,书页焦黄,书脊也颓,沙叶新自己用针线重新装订,再读一遍,依然感动。他用沙哑的嗓音为我们朗诵那些打动他的段落。

  虽然很多作品难以和读者见面,沙叶新依然每天很认真地读书写作,依然“每天为你的事业流一斤汗”。受《契诃夫手记》启示,沙叶新也有“手记”的习惯。“听别人讲话,看到听到一个故事、一个细节,忽然情有所动,笑了哭了,或者陷入沉思,那就要停下来想一想,并且随时随地写下来,这是作家应有的职业习惯。”他的电脑里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到就写下来”的文档——

  “对死者以最大的浮华来赞美,对生者则漠视。”

  “思考即受难。”赶紧补充:“这是马克思说的。”

  “丧失底线、丧失底裤。”

  “‘集体主义’?集体是虚幻的、抽象的,最多只是一些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的集合。”

  他正在构思文化系列中的“告密文化”和“崇拜文化”,关于前者,思绪纷纷——

  “‘告密’可以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窝里斗、大义灭亲、汇报制度、斗私批修,谁个人前无人说,谁个背后不说人,都和这个有关。”

  沙叶新的社交半径颇大,跟他的性格为人有关。1990年代他与作家白桦、音乐家陈钢等8位沪上文艺界人士合资开过一家“三十年代大饭店”,兼做沙龙,办过许多文艺讲座和欣赏会。“钞票点勿清爽”(钱数不清楚)的沙叶新是称职的沙龙男主人之一,当年各地名流来沪,必到“三十年代”踩点。

  沙叶新自称“书呆子一样”,直,轴。他会在正式的大会上对某人说:“你怎么拍马屁拍得这样恶心!”回族人的烈性基因此时可能在起作用。但他也很有人缘,凭的也是真和直——魏明伦当年还在自贡川剧团时,曾在沪上领教他的直,以及看手相的功夫。他敬重读书人,但他从没有停止过对读书人的批判。

  他又是注意策略和方法的,以便自我保护、与人为善。譬如,受访后他打来电话,请记者不要写对某些人的批评,“以后如有机会,我会当面讲。”

  每天吃5顿,少量多餐,锻炼3次,近2小时,包括八段锦、气功以及晚饭前做了几十年的体操。他的胃肯定在生长,他现在的胃口比切除手术那会儿好些了。

  他对一儿一女的要求是“自立、诚实、有爱心”,其中“诚实”最重要。采访时,他揽过结婚40年的妻子,请摄影记者兼老朋友雍和为俩人合张影,前一天,是妻子的生日。“只有书和老婆,我是不外借的。”他在一篇短文里说。

  沙叶新问余秋雨

  沙叶新刚过完70岁生日。那天,好友们张罗了一个饭局给他祝寿。席间,某先生刚一就座,突然说:“沙叶新是坏人,我也是坏人,我们大家都是坏人。”接着解释:“在余秋雨先生眼里,我们都是坏人。”于是,有好奇者就向在座的一位先生求证:“我真的搞不懂,余秋雨这么斩钉截铁地说他不是‘石一歌’成员,甚至愿意拿出一年的收入来找举证人,到底有没有这回事?”那位先生淡淡道:“怎么不是呢?当时为了叫‘石一戈’还是‘石一歌’还推敲了一番。《朝霞》的负责人说,“才不要他的臭钱,告诉他,我们还没死!”席间还有一两位也是当年“写作组”成员或与之有过交际,都说:“办公室进进出出,都看到过他的。”

  沙叶新与余秋雨是校友,后来,一个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一个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彼此有些欣赏。沙曾聘请余担任上海人艺的理论顾问。余杰指出余秋雨“文革”期间参加“石一歌”写作组的文章引起波澜后,有一天,沙叶新问:“难道那些质疑你的声音,真的没有一点道理吗?”余秋雨答:“连你也这样看啊?”沙叶新觉得自己不便再说什么了。

  再后来,余秋雨称沙叶新为“沙警官”,并列为“四大咬余专业户”之一;而沙叶新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误会了,我不咬人,也不专业,很惭愧。我也从来不希望提到他。”

  “文章好坏在其次,关键是人品。他做作,不诚实。‘文革’是他一块心病。他的书在港台卖得不错,如果当地人知道他有过那样一段经历,销量一定受损,这时惟一能保护他的就是权力。他得到权力庇护后,便能说出一串颠倒黑白的话。而往往因为说了一个谎就得说第二个谎。内心怀着极大的恐惧、圆滑、投机,他是一个典型。”

  将这位典型和他代表的一小部分与上一辈人相比,当年的朋友们认为,前者德行缺了很多。“文化根基不够,所以没有什么大智慧。然后被路径选择,走红。然后胆小,贪婪,媚俗。撒谎那么多,不知道晚上能不能睡得安心。”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对大陆文化界“都不大要看这个人”抱打不平:我觉得余秋雨先生早期的散文还是不错的,但紧接着,他奉劝散文大师“多读点书”。

  叫板姚文元

  人物周刊:当年您跟姚文元在《文汇报》上打过一场笔仗,“反右”过后姚文元风头正健,怎么会允许一个在校研究生跟他商榷?

  沙叶新:那是1963年,氛围还相对宽松,就是因为“反右”的教训,反着反着发现不对啊。像每次农民起义之后,就会有让步政策。

  当时我买了上海音乐出版社一本音乐评论集叫《克罗斯先生》,是法国印象主义的一个大作曲家德彪西写的。我不太懂西方音乐,但有时听完会流下眼泪,会感动。德彪西的文风有点奇特,后来看了钱钟书先生的文章我才知道他用的是通感,把视觉啊、听觉啊、嗅觉啊打通。

  这本书在内容简介里说,德彪西的文章有“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后来姚文元写了一篇批判文章《请看“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我看了之后觉得不对啊,他从音乐里听出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我听不出来。我就想办法搜集资料,写了篇反驳文章《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和姚文元商榷》。我是按正常步骤投稿的,登出来大概有半个版,自己也很高兴。

  人物周刊:但后来您给《文汇报》总编写过一封信,检讨自己。

  沙叶新:认错有3种:一种是事情的确错了,你也心服口服;第二种是事情没错,你屈从了;还有一种是事情可能没错,但你被外界搞糊涂了——当时的情形有点像这种:到处都是批判我的声音,出的集子有那么厚,我当时23岁,孤立无援,怕了,觉得自己错了。

  一件“坏事”也常常变成“好事”。我后来听说,贺绿汀先生曾经打听:“沙叶新是谁?会不会是从法国回来的?”黄佐临先生那时候是人艺院长,说:“什么法国回来的,是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班的一个应届毕业生,在我们这儿实习。”

  佐临先生当时反应是很强的。人艺有位老先生叫朱琨,他后来跟我讲,“小沙啊,那篇文章发表之后,院长从传达室拿了报纸到我的办公室,把报纸往我桌上轻轻一丢,说,“看,小沙的文章!”佐临先生平时是英国绅士派头,含蓄、幽默,很少这样喜形于色。

  这件事可能影响了我的分配。可能上面觉得,尽管你的观点是错的,但理论水平不错,所以一开始我被分到上海市文化局某处,是黄佐临先生要的我,这才进了上海人艺的。他于我有知遇之恩,是恩师。我常说,人生在世有两件事你是没办法定的,一是出生你没法决定,二是这一路上你遇见什么人你没法决定,而这太重要了。

  人物周刊:现在如果写回忆黄佐临先生的文章,他的样子是不是就在您脑子里?

  沙叶新:第一次见他是1960年,我有个同学写信给他,请教戏剧问题。我跟那个同学都是华东师大话剧团的,就跟着一道去拜访。印象很深的是他个子高高的,相貌堂堂,健步如飞,就是个睿智男人的样子。后来进了人艺,佐临先生话不多,像尊雕塑,让你肃然起敬。他不喝茶、不迟到、爱运动,不怒而威,身上有一股正气。

  《假如我是真的》在京开座谈会,他不能去,我想是有意不让他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到会讲话,以免尴尬。我临走前他把一盘磁带交给我,说,“你拿到会上去放,里面是我的发言。”这是他在保护我。

  经过“文革”,我才认识到他已经被“工具化”了。“文革”后他说过一句话,“小沙啊,我觉得现在好像钱不够用了。”君子不言利,他怎么说钱?这让我非常吃惊。其实这说明他开始关注自己的权益了,已经“去工具化”了——这是个飞跃!

  人物周刊:黄佐临先生曾带您去北京拜访过一些戏剧界的前辈,比方夏衍先生。

  沙叶新:那一次我是比较吃惊,原先我不知道他的腿在“文革”中被打残了,因为延误医治,短了半截,我觉得太残忍了。那是在南竹竿巷一个很杂乱的四合院里,已经不是一户人家了,据说还是部长待遇。夏公那时已经快80岁了,人很瘦小,养了好几只猫,记忆力惊人……我不知道怎样去评价,只能说他坚韧、不计较得失。

  “让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人物周刊:在那个年代,一些前辈做过一些事、说过一些话,您现在怎样来理解他们?例如您曾说曹禺先生是表态专家。

  沙叶新:我在《“表态”文化》里说“曹禺先生也是一个表态专家”。“反胡风”他表态——我以前看过一本“反胡风”的批判集,收录当时很多大批判、大表态的文章:侯外庐的《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曹禺的《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于伶的《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赵丹的《我的愤怒已到极点》等等,光看这些题目就令人不寒而栗;“反右”他也表态,一直到自己在“文革”中被别人的表态打倒。吴祖光说曹禺“太听话了”,巴金也劝他“少开会、少表态”,他在晚年终于觉悟到“表态”的卑下和危害,有过深刻的反省:今天你表态打倒别人,明天就很有可能被别人的表态打倒。像曹禺这样的例子不是个别的,只要我们的民主和法制不健全,那人人都不可能是安全的,包括曾经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对文化界的这些前辈,我很少去拜访。他们中间有良知的人,言行都会影响我。比如说吴祖光先生,我有幸跟他出境访问了3次,近距离观察。他对我影响也很大。

  人物周刊:吴祖光先生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沙叶新:他给我最大的感觉是自然。他的形象、言谈举止没有任何造作、卖弄的地方,丝毫没有要表现自己博学、睿智,或者勇敢、胆大。他在政协大会上敢出言批评毛泽东。这句话从他嘴里讲出来极不容易啊,因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当年就是经他手在重庆发表的,当年他倾注了多大的感情啊!

  当年我读《毛选》,有两句是抄到日记本上的,一句是“让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还有一句是“有些人吃亏就吃亏在不老实”。我觉得祖光先生内心就是朴实和老实。

  人物周刊:您收下过巴金亲笔签送的《随想录》,写过晚年的徐景贤,也提到过永不回头、最后服毒自杀的于会泳……上一代人跟你们这代人有什么不一样?

  沙叶新:他们有信念,忠诚。这一代人中许多出身名门,有一定西方文化背景,知识结构跟老红军不一样。

  他们一生坎坷,到晚年两袖清风,所谓“两头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到晚年能达到那样一种认识,已经很了不起了。

  “四人帮”倒台之后,我见到过陆定一,当过宣传部长的人,感觉就是忠诚:我是党的儿子,无论妈妈怎样打骂,绝不能说妈妈的坏话。他们信仰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东西,怎么能去否定?

  我跟朱永嘉先生见过一面,吃过顿饭。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梦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起过党的组织生活,每个人都有很长的发言,他都写了出来,很有意思。

  我还听说他打算写回忆录,就对他说:“我希望你写一部真实的回忆录,而不是一本正确的回忆录。”

  他说:“首先要正确,否则真实就没意义。”可见他还是坚持他以往的认识,我很敬佩这样的人,不随风倒,有自己的认识。

  说真话是在治病、做好事啊

  人物周刊:您这一生,把“说真话”看得很重,为什么?

  沙叶新:我得癌的时候跟医生讲:“我什么都能承受,你要跟我说实话。”医生很诚实,你生什么病,他诚实地告诉你,这本身就是一种尊重。好朋友跟我讲,少写点那样的文章,伤心伤神。他们没有想到我这么开心!一般批评人要咬牙切齿、横眉冷对,我不是,我就是看见你病了,告诉你病在哪儿。我相信你跟我一样诚实,所以才告诉你。这是在治病、做好事啊!我真是这样想的,所以讲出来我很快乐。另外我觉得自己可能说得比较到位,能说到点子上,而且是有感情的——就像一个医生,医术高明,但他不冷漠。

  人物周刊:有一次您去北京开会,临走前妻子劝您少讲话,说您看出来的那些东西,别人不是没看出来,您说的那些东西别人不是不懂,而是他们都在演戏,就您当真。您觉得这话是不是也说到点子上了?

  沙叶新:我不敢说他们都在演戏。但有些人说真话,确实负担比较重,因此不大敢说。最近我重读这本左拉的小书,还是感动。他那时52岁了,已经非常疲倦,没人要求他继续战斗下去。(翻到标注“感动”处,念:)“一种使人想栖住家园,享受自己辛劳果实,想要以更年轻、更坚强的肩头负起这副担子的时候……无论如何,他已比他应尽的责任多付了不少。”我不是政治家、批评家,我只是一个作家,本来应该回到书斋。我不喜欢什么“腐败文化”、“宣传文化”,为什么要由我来写?左拉,这位世界级的大作家,也有过这种想法,也有过犹豫和动摇,但他还是要写,写出自己应担当的道义、责任和良知。

  当然,我和他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别人称我“著名作家”的时候、看到网上那些留言的时候,我真的会脸红。

  诚恳相当重要,而且要理解。我能理解。不但尊重不说真话、不得不说假话和不得不保持沉默的人,也尊重来找我麻烦的人,我真心诚意地跟他们交流。

  人物周刊:您1985年入党,当过9年上海人艺的院长。在9年的体制生涯里,您是否一直都说真话呢?

  沙叶新:有没有说过假话我自己知道。严格地讲,基本上没有。有次演讲我说,我厌恶谎言不见得我就不撒谎,下面一片笑声。一点不说假话不可能,善意的谎言就更是免不了的。

  江泽民来了,一起唱歌

  人物周刊:您会和当官的真正交朋友吗?

  沙叶新:我可以和他们交往、交流。也有个别高级官员曾经视我为朋友,还说有事可以直接去找他。

  人物周刊:和江泽民几次会面什么印象?

  沙叶新:他在上海任职时,有一年去给白杨拜年,我当时在场。1989年接见知识分子代表,我也在场。

  有个事情我挺震惊的,是一个关系不错的朋友告诉我的。他就住在上海市委大院里面,大院有个边门,那附近有一家新疆返沪青年,爱唱歌跳舞,家里总很热闹。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中年男子,这家人以为是唱歌扰了邻居,刚想道歉,中年男子说,“不是不是,继续唱继续唱。”后来,江泽民来了,一起唱歌。原来中年男子是江泽民的儿子。

  人物周刊:说到亲和力,您好像讲过温总理许多好话。

  沙叶新:就在那次国际笔会举行的“文学之夜”上,我作了演讲《学习温家宝总理的讲话》。首先我觉得他是爱读书的人,许多诗词、典故脱口而出。第二个,我觉得他有感性的、人性的一面。如今我们很多干部不会哭了,也不会笑了,温总理常常流泪。汶川地震,70岁的人啊,第一时间跑到那里,哭了。要说做秀,你去做做看?他是有真情的,有人文关怀的。

  人物周刊:就您的经历,这30年在讲真话这个问题上,发言者的处境有哪些变化?

  沙叶新:当然好一些了。现在不会因为我说真话,就把我抓起来。领导上门来做工作,买点水果我也收,同时收敛一些,要不然他们也不好交待。像这次去香港书展,我就是想去看书买书。我主动告诉他们我不想演讲,也不想接受采访,我怕麻烦,也怕累。结果还是没办法,书展盛况空前,难以拒绝,广告也早就登了出去,我就只好讲了一场。

  “沙老师你是名人啊,

  还为我做这种事?”

  人物周刊:问两个跟你萍水相逢的普通人,一个是张泉龙,《假如我是真的》男主角原型。

  沙叶新:(激动地)他现在在哪里?

  人物周刊:1983年你们不是在漕宝路吃过饭吗?

  沙叶新:后来就没联系了啊。一个蛮聪明的小青年,在“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口号下被发到农场。他有个同学是上海某局副局长,为了回城,他每次探亲都到这个同学家做家务,顺便也接接电话。他很聪明,听到找某个领导,姓名、电话、住哪儿、亲属关系,都记在心里。久而久之,脑子里就编好了关系网,最后冒充李达的儿子,要把他同学“知青张泉龙”调回城。当时一位老干部和一位著名歌唱家都上了当。

  我和另两位同事到静安区公安局听了对他的预审,写成了话剧《骗子》,后来改叫《假如我是真的》,开始反响很好,不久被禁演。

  张泉龙在狱中给我写过一封长信,因为我们这个剧是同情他的。3年后他放出来,当了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请我在漕宝路吃了一顿饭。他比原先稍微胖了一点,但没有掼派头什么的,我还去他公司看了看,办公室布置得蛮好。

  人物周刊:另一个是陕西代课老师李小峰。

  沙叶新:我之所以感动,想帮他,是因为他真实。他在乡里当代课老师,一个人,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13年里,一共教出134名学生,其中有4个考上了大学。可他自己一贫如洗,每月工资只有103元。就是这点可怜的钱后来也不发了。

  他心里很矛盾很痛苦,他要生活呀,还要结婚呀。迫不得已,到西安打工,一个月赚1000元,他很开心,不想回去了,他也是人呀!后来出了工伤,才不得不回乡。回去那天,学生和家长来了一屋,送来玉米、鸡蛋和红枣,没什么话,光是哭,他也哭了,大家一起哭。他知道这个穷山村需要他,这些孩子需要他,下定决心再也不走了,即便没有工资,他也要撑起这个山村小学。他那时有严重的关节炎,体重年年下降,轻了20斤。

  我看了报道就想哭!我给他寄钱去,一个月1000元,才寄了两三个月,他就来信,说他的事情传开之后政府重视了,很多好心人都支援他,困难解决了,他现在有300元的月工资,足够了,让我别再寄钱了。

  那年过年,我寄了两箱糖果和巧克力去,还有一些文具,每人一份,一共24份。我想让孩子们过一个有点甜味的春节。后来他打电话给我说:“我会上网了,沙老师你是个名人啊?你这么有名,还为我做这种事。”我说你千万别说客气话。

  人物周刊:您还帮助过别的什么人吗?

  沙叶新:有过,不值得一提。这些事以前我老婆都不知道。

  人物周刊:寄钱不要通过嘉华阿姨么?您不是数目字管理混乱的人么?

  沙叶新:哎,我有小金库的。

  人物周刊:您碰到乞丐会给钱么?

  沙叶新:常常碰到,我心软,怕看到,看到就难受,也怕受骗。有一次我在莘庄南广场碰到兄妹两个跪在那里,都十几岁光景。哥哥面前有一张西安什么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证。我一看,中文系的,心里一动,我也是中文系毕业哎。就跟他们谈了几句,他们说母亲在上海住院,没钱交医疗费,所以乞讨。我对那个哥哥说,你不是中文系的吗?我一定会帮你们,但为了让我相信你们,你能不能讲出国外的3个作家和国内的5个作家的名字?他不说话了,我心想可能是骗人的。受骗的感觉非常不好。我有时候想,10个乞丐,我给了9个骗了,但也帮到了一个真乞丐——可是要做到这点很难。

  (实习生伏昕对本文亦有贡献)

□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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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SMedEdu 于 2009-09-17 13:02:15 提到] [FROM: 140.]
叶永烈写朝鲜受外交压力



                              纪硕鸣

作家叶永烈写关于朝鲜的纪实作品,朝鲜方面高度关注,两次向北京发出外交照会,而上海电视台据叶着推出的影片被迫暂停。中国宣传部门规定,相关朝鲜内容的书籍、节目以后都要专门报批。

中国知名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撰写三十万字《解密朝鲜》,终于可以在香港出版,让他深感欣慰。《解密朝鲜》去年以《真实的朝鲜》书名在大陆出版,虽被大量删节,最终还是难逃朝鲜方面的照会而遭封杀的厄运。一直关注朝鲜的叶永烈也受到了朝鲜的「关注」。

今年七月,上海电视台邀叶永烈为嘉宾,依叶永烈《真实的朝鲜》的内容为参照,采访了叶永烈,还实地朝鲜拍摄,推出五集专题片《直击朝鲜》,并邀请叶永烈访谈《风言锋语》电视节目。节目受到观众欢迎,却也因为朝鲜方面关注,向中国政府发出外交照会而暂停。宣传部门作出规定,相关朝鲜内容的书籍、节目以后都要报批审查。

叶永烈关注朝鲜,二次遭到朝鲜方面的「照会」,二次经历封杀,令他感到非常遗憾。接受亚洲周刊访问,叶永烈表示,上海电视台做朝鲜节目前,很仔细地看了他的书,编导找叶永烈谈,想按《真实的朝鲜》的思路来展开,做一个系列节目《直击朝鲜》。「节目播出后反响非常大。后来编导告诉我,出了麻烦。朝鲜外交部发照会,栏目要停二个星期,成为新一轮的风波」。

《真实的朝鲜》内容是纪实的,也没有做过多的个人描述,朝鲜不高兴以致要照会,叶永烈比喻,这叫「麻脸摔镜子」,《真实的朝鲜》是一面镜子,「自己脸上长了麻子看上去不舒服,就气愤的把镜子打碎,就是这种反映了一个小国的心态,才会斤斤计较」。

叶永烈说,中国现在有好几本批评美国的书,对方从末通过什么途径来干涉。叶撰写「九一一事件受伤的美国」,里面有很多内容批评布殊的单边主义,从来没有听说美国有什么不高兴,去美国也没有受影响。朝鲜强调在严重的敌对势力的包围中生存,非常在意外面怎么说,实在遗憾。

令叶永烈感到遗憾的还有,中国对朝鲜态度太软弱了,「对有关新闻和书籍的处理,几乎成了朝鲜宣传部的『中国代办』,背后反映的是微妙的中朝关系。中国一再忍让,朝鲜宣布不再参加六方会谈,对北京的打击非常大。这次克林顿去朝鲜营救被抓的美国记者,朝鲜事先也不照会中国,让中国大失颜面。中国却一直在维系这种不平衡的关系」。叶永烈说,作为一个纪实文学作家其实是很痛苦的,要考虑种种审查制度,「季羡林说他不能说假话,巴金也说作家要说真话。我想说,说真话很难」。

不过,同样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国两制对作家尤其是内地作家来说有了新希望。《真实的朝鲜》在内地被禁,却可以在香港以《解密朝鲜》完整地出版原著。叶永烈不久前在香港的书店看到了自己笔下、被禁了的「朝鲜」解密了,他拍了照片作留念。他还注意到,《明报》刊出文章,作者将内地被禁版和香港版进行对比,研究为什么这些内容在大陆会被删。叶永烈说:「这本书出的不容易,为香港言论出版自由感到很高兴。」叶永烈相信过若干年后这本书一定可以一字不删地在内地出版,这只是时间问题。

一九八三年叶永烈撰写中共元老胡乔木,里面关于精神污染,及与理论权威周扬争论都不能涉及,但最近新的版本里面全有了,并通过了报审。批示中指:作者在处理敏感问题时详略得当。叶永烈表示,如果有机会让他再在朝鲜呆二个月,可以写出一本很有深度的朝鲜的书。「朝鲜很值得再写,这些年来我一直很关心朝鲜问题,很想写更深入的朝鲜」。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只有一江之隔。当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中朝人民曾并肩作战,结下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然而,朝鲜却又是不大为人所知的神秘国家,是一个不开放也不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原因令叶永烈自小就关注朝鲜,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十一岁的叶永烈开始在家乡温州的《浙南日报》(《温州日报》的前身)发表第一篇作品,就是带有浓厚的「抗美援朝」色彩。

自从连续发生导弹危机、核危机以及为解决危机所进行六方会谈,朝鲜成为全世界关注的国家。叶永烈接受亚洲周刊访问表示:「很久以来,我关注着那『奇特』的邻国朝鲜。然而,朝鲜又是神秘的国家,对外封锁,对内专制,作为一个中国的纪实文学作家,我确实很想能够了解朝鲜的真实面貌,想解密朝鲜。」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叶永烈申请采访被婉拒后,他和夫人一起以旅游身份,在导弹危机最严峻的时刻前往朝鲜,以纪实文学作家的目光观察朝鲜,捕捉种种鲜为人知的细节,并拍摄了大量照片,图文并茂,为读者揭示了一个真实的朝鲜。叶永烈笔下的《朝鲜》具有可读性,眼光客观公正,用作者一贯倡导的「用事实说话」的风格写作。书稿写出之后,上海有两家出版社要了书稿,读完之后说「有一种震撼感」,但最后还是认为题材敏感退稿了。

北京有一家出版社当时要出一套「叶永烈世界观」,一共有八本书,有越南、美国等。叶永烈就把《真实的朝鲜》夹带其中,出版社很识货,认为此书一定销路好,就和《美国自由行》一书一起打头阵。但有一个条件,一定要删去敏感的章节。最后,整本书被删去了近三分之一。

被删部分包括朝鲜仇美的情况;中国申办奥运会,朝鲜投反对票的内情;叶永烈结束旅游回国时遭到朝方搜查;关于朝鲜战争起因,平壤开了第一枪;还有共产主义运动,朝鲜组织平壤宣言,组织了一批共产党、工人党在平壤开会,要营造世界革命中心在平壤;还有朝鲜批评中国是修正主义等都删掉了。金正日火车访问中国返回,火车旁发生爆炸等内情都作了删减。

大陆出书实行三审制,在终审时又被删去三节。不管怎么说,这个「残本」终于问世了。中国大陆新浪、搜狐、腾讯三大网站转载了部分章节,在网上引起极大反响。光是新浪网上转载的《真实的朝鲜》,三天之内的点击率达到八十多万。搜狐网的点击率冲高到三百万。众网友在留言中就《真实的朝鲜》展开热烈的议论,光是新浪网的留言就近五千条之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文连播了《真实的朝鲜》。但在出版三个多月的零八年四五月份,朝鲜方面发出照会,叶永烈笔下的「朝鲜」被禁了。

朝鲜尤令中国反思

访问朝鲜二周,叶永烈拍了近二千张照片,香港版《解密朝鲜》用了大量的照片,几乎成为图配文,叶永烈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读者对朝鲜的认识更为直观。书的封面提示语印着:「今日的朝鲜就是昨天的中国,这句话很概括了这本书的整个观点。」作为一个中国人去朝鲜,叶永烈比任何一个国家的旅游者的感受都不一样,几乎都看到了自己走过的路,有很大的感慨。

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还剩下四五个国家,除了古巴,叶永烈都去过了。他希望有机会去古巴,然后从总体角度写一本书,包括现在的东欧,看一看社会主义到底要往哪里去?

□ 《亚洲周刊》二〇〇九年第三十八期

相关链接:

叶永烈:关于《真实的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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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okknife 于 2009-09-01 14:19:22 提到] [FROM: 140.]
方励之:再次观赏革命(多幅照片)
发布者 guzheng 在 09-09-01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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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励之·

革命似乎愈来愈贬值了。它的观赏价值好像还在。

2009年7月14日是法国大革命二百二十周年。巴黎有传统的纪念活动。那一周,李淑娴和我正好在巴黎,参加第十二届Marcel Grossmann 广义相对论大会(MG12)。有机会再次观赏革命。

牛头宴上论革命

观赏法国大革命要从拉丁区的老字号饭馆Le Procope (www.procope.com) 开始。这家1686年开的店,曾是十八世纪启蒙派哲学家常去的地方。启蒙派是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奠基人和推手。Le Procope店中挂有十多幅启蒙派哲学家的画像。菜单中专有“哲学家”套餐,其主菜是微火炖牛头加土豆。据说那是启蒙人士之所爱。

7月12日一到巴黎,当地的一位朋友就同我们去开牛头宴。坐定之后,心里有了一个问题:这些当年呼唤革命的启蒙哲人,如果活到今天,也该累了吧,也该告别革命了吧?

………

“什么?什么?”突然,墙上的画像发声了。

“还有主张告别革命的启蒙哲学家?”原来,好斗的百科全书派首领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觉察到我的一闪念了。

“有啊,哲学家先生”我对着狄氏的画像说,“现在中国的首席启蒙哲学家(们),就主张中国应当告别革命了。”

“真的?中国有过革命吗?中国有过什么革命,今天需要告别了?”哲学家紧追不舍。

这个问题难不倒我,“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大学时的必修课。

“老狄,你死的太早了。中国的革命可比你们法国多。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白莲教等等不算。光二十世纪,就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革命,共产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还有1989年……有人叫什么almost 革命。……不少了吧,哲学家?”

“哈,这些‘革命’都能算革命嘛?”老狄有一点得意了:“教授,你最好还是先看看我主编的百科全书中的革命条目。弄清楚什么叫革命。”

我懂,这位哲学家要玩字眼了,白马非马,“革命”非革命等等。这是哲学家们的专长。

老狄猜到了我的活思想:“我知道,你们学物理的不大看得起我们哲学爱好者,好像哲学只是玄虚字眼之学。但我们百科全书写的都是基础知识,是一本“科学,艺术和工艺词典”,无玄无虚。我们的副主编是老达(达兰贝尔,J. D’Alembert, 1717-1783),他是你们的同行,你应当知道,他不玩虚的吧。”

“当然知道”我忙答,“老达的‘虚功’‘虚位移’原理,是一点都不虚。都是21世纪物理学教科书里的东西。”

……找老狄的百科。

“看到了吧,教授。革命的不可缺少的特征是‘带来根本性变化’,或社会的,或政治的,或经济的,或文化的,或意识形态的,或价值观的‘根本性变化’。至于革命的方法和道路则是多样的。没有规定一定要用断头台,或红地毯。

没有带来“根本性变化”的造反,暴动,闹事,起义,内战,党争,政变等等,都不是革命。

以此衡量,近代中国有过多少革命?有多少成功了,因而可以告别‘根本性变化了’!

法国也不能告别‘根本性变化’,还远没有达到我们启蒙派所期望的。每年还要呼唤,特别在7月14日。后天,你应当到协和广场上去看看。”

“协和(和谐)广场?杀人最多的断头台,不就是在那个地方吗?”我在那本小说里看到过。

“不必害怕,现在没有断头台了。也不闹鬼。”老狄保证。

炖牛头来了。是断了头的牛的头。看着有点儿像人头。

大革命的精神导火索——“被约束的自由”

从Le Procope出来,转过几个街角,就到了万圣寺(Pantheon)。从1885年起,它的功效不再是神庙,而是供奉法兰西先贤灵柩的祠堂。称为先贤祠。先贤的选择有一点像天主教的选圣。过世五十年以上的贤者,才有资格被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提名。如总统提名在国民议会通过,即可移灵先贤祠。

1885之后,入祠的先贤不到30位。其中5.5位是物理学家:卡诺(L. Carnot , 1753— 1823),(P. Painlevé (1863 – 1933) ,郎之万(P. Langevin,1872-1946),佩兰(J. Perrin , 1870 – 1942),居里夫妇(P. Curie;1859 – 1906;Marie Sk?odowska Curie,1867 – 1934)。Painlevé,算是0.5个数学物理学家,他揭示的广义相对论中的坐标奇性,是黑洞的理论基础之一。Painlevé的另外0.5,是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兰西第三共和总理。他可能是迄今唯一通晓广义相对论的大国政府总理。知名的法国物理学家当然远不止这5.5位。但先贤的政治条件是,对法兰西共和国有直接的重要贡献。 先贤祠中有三位文学家:雨果,佐拉和大仲马。

先贤祠中还没有画家和艺术家。

先贤祠正厅中心,没有供奉神像,也没有法兰西三色国旗,而是装有一个弦长68米的傅科摆(傅科, J. Foucault, 1819-1868)。它让你看到地球不断在转动。它象征法兰西的基本价值观之一∶崇尚理性。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是不来这里的。傅科本人没有被选入先贤,可能是政治表现还不够。

墓室在地下一层。进口处有两位大师的雕像∶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和卢梭(J. Rousseau,1712-1778)。他们的地位崇高。法国革命被认为是他们的思想的直接结果。二者的灵柩是早在1790年代初就被供奉在万圣寺。

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物理学家之间有对应关系。

法兰西力学学派的主要贡献之一是把牛顿力学推广到多质点体系,特别是有约束的力学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各质点不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被约束的。即自由减少了,只有被约束的自由。由此发展出来的达兰贝尔原理,拉格朗日函数和它的变分,成了当今描写动力学的基本方法。拉格朗日(J. Lagrange, 1736-1813)的灵柩也在先贤祠。他曾服务于拿破仑的帝国。他去世时(1813)被直接葬入尚是神庙的万圣寺。

“被约束的自由”也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民约论)的核心。卢梭的名言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处于无处不在的约束之中。”社会是由多人构成的体系,由社会契约维持,社会契约就是约束。社会中的人,由于社会契约,享有的自由减少了。每个人只有被约束的自由。

卢梭的结论是每个人只能享有“被约束的自由”。它的一个逻辑推论是∶无人享有不被约束的自由。再推,统治者(如法王路易)也不能享有不被约束的自由。这样,“自由,平等,博爱”的第一个理性结论就是剥夺法王路易的“无法无天”的自由。 这就成了攻打巴士底狱的一条精神导火索。历史的逻辑,有时候竟是如此之简单。

香榭丽大道上的演出(秀)

我们到巴黎前,MG12组织者就通知我:“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萨尔科齐邀请你们参加7月14日阅兵式观礼”。还附来了请帖的PDF文件。 我想有错,萨尔科齐不可能邀请我,他的这项自由如今应是“被约束的”。现在法国正想同中国共产党作资本主义生意,不可能自找麻烦,邀请中共定义的反革命分子参加法国革命大典。但PDF文件的确写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难到我错估了对萨尔科齐的约束?

我没有错估。后来,我们去看望老友林希翎(中国唯一在世的未被改正的右派分子,现居巴黎),她说,萨尔科齐没有邀请任何一位在法国的中国异议人士观礼。我之所以被邀请,只因为所有MG12的国际组织委员会成员都被邀请。

7月14日晨我们去晚了。请帖上的观礼台座位已被抢占。还好,有一纸总统请帖在手,军警让我们自行寻找观礼地方。结果,我们挤到了阅兵总指挥部的正对面(见图1)。香榭丽大道加凯旋门就是一个大的T型“秀”台,我们就在T型台的终点,即摸特摆pose的地方。


图1. 前面的马路即香榭丽大道,我们在大道北沿最前排。左边的半个警察是标兵。大道南沿的军用大棚,是阅兵总指挥部。雕像之左即是协和广场,设有政府要员及外交使节的观礼和检阅台。图上的方阵,是印度士兵,正离开我们的“检阅”,进入协和广场。印度总理在场观礼,所以有印度方阵。(李淑娴摄)

7月14日阅兵式,就是一场超级“秀”。证据之一是手上的“节目单”一半是英文。记得第一次来巴黎的一个强印象就是:上海果然是东方的巴黎。上海一些小市民对待不会说上海话的乡巴佬的嘴脸,同巴黎一些小市民对待外省外国土老,一摸一样。今天,巴黎也英文了,就像上海也mandarin了一样。可能因为来看超级秀的美国老土太多了(美老土极易由体型被识别)。


图2. “李逵方阵”。个个手持板斧一柄。斧头放在肩上。(李淑娴摄)

法国阅兵式在形式上同中国差不多。或者说,中国阅兵式在形式上同法国差不多。中国的阅兵式是从前苏联进口的,而苏联又是从法国进口的。我上中学时,当过天安门游行的标兵,也排练过学生方阵。对法国阅兵式,很眼熟。快步行进的方阵每分钟120步,慢步时每分钟88步,从拿破仑时代以降,大家都如此。香榭丽大道比长安街窄,所以,法国方阵比中国方阵小。服装则是法国的好看,50个方阵,色泽和式样各不相同,再佩以短刀长剑,不愧是服装设计的领潮者。有一个方阵,人人都有络腮长须。个个手持板斧一柄。斧头放在肩上。俨然李逵方阵,“该出手时才出手”,端得是好看(见图2)。“车麟麟,马萧萧”,最好看的还是拿破仑时代的轻骑兵,铜盔,红缨,号角。骑兵击鼓,马队碎步。241匹战马,没有一匹是骡子。马队过后,只见一堆马粪,1/241,说明训练有素。


图3. 图中可以看见萨尔科奇的黑发头顶,面部被一持相机者的手挡住。他在与前排的法国民众握手。后面为总统的保镖,轿车及护卫车队。(李淑娴摄)

香榭丽大道秀的最后模特,是总统萨尔科齐本人,不是他的当模特的太太。 阅兵式结束后,总统走下主席台,要同非官员观众握手,以秀亲民。据说,前任诸总统,皆无此举。因为我们的位置最靠近协和广场。萨尔科齐径直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法国观众一拥而上,一下挤到了我们前面,争着同他们的总统握手。我们到并没有想去握手,我们也只有我们能有的“被约束的自由”。为了证明他亲民成功,我们给这位最后模特照了一张pose像,尽管不太成功(见图3)。

童声的 “马赛曲”

临近尾声了。一曲清脆的童声合唱从协和广场中心升起。是 “马赛曲”,战歌“马赛曲”。

“用他们不洁的血,浇灌我们的土地” [注],

曾经使我们青少年时代的热血为之沸腾。今天,血已不再会沸腾了。但歌声直刺心底,仍然感到一种久已遗忘的震颤。

协和广场上的人不再喧嚣。任凭净洁的歌声自由地向着上天飞去。童声唱出的军歌,没有血腥,没有仇恨,没有战斗的嘶喊,只有天真的憧憬,嫩稚的呼唤。虽然他们脚踏的协和广场有过血腥,有过仇恨,有过临刑的嘶喊。是啊,理想和现实,就像上天的歌和脚踏的地一样,永远不同。

法国和世界“还远没有达到我们启蒙派所期望的”。1851年,雨果曾公开宣布他自己就是法兰西的叛徒,出走法兰西,用以对抗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直到拿破仑三世死去,雨果才回到他的法兰西家园。如今,萨尔科齐又是如何对待世上未死去的独裁者?………理想,现实,约束……

童声的“马赛曲”还在继续,还在呼唤,还应继续,还应呼唤。这已是第220年了。

“用他们不洁的血,浇灌我们的土地。”

2009.7.22 Tucson

[注] 这是“马赛曲” 歌词的法文原义,与流行的中文马赛曲歌词不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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