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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彦德: 无谓的牺牲──中国知青在缅甸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09-08-31
更新时间:2009-08-31
浏览:127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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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谓的牺牲──中国知青在缅甸



                          记者:孙彦德

上世纪60年代末,一批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城市来到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中部分到云南边疆的知青,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远离了处于和平年代的祖国,满腔热情地越过国境线,奔赴一江之隔的对岸参加革命。

这些视切·格瓦拉为精神偶像的青年,来到一心向往的战场,在枪林弹雨中,当崇高的革命理想为现实的生存窘境所压抑,他们的思想和命运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嬗变。从云南出走他国的知青数目到底有多少,至今仍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几千人,还有人说超过万人。

30多年过去了,流浪到金三角的知青就如同被意外洒落的种子,在异国的土地上自然地发芽、生长、凋谢、枯萎,直到零落成泥碾作尘,自生自灭,无声无息。而属于他们的那段历史,在千里之外的故国已经很少再有人提及。

一代人的历史,这么快就要被人们轻易遗忘吗?那些漂泊在金三角的知青,他们当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和艰险,而现在又是在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

刘义,原名侯景贤,一位至今仍生活在金三角的老知青。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的专访时,他重新打开曾经散落在热带丛林里的记忆碎片,引领我们走进那段即将被遗忘的历史深处。

汉语诗人

“你是从北京打过来的?谢谢你啊,谢谢你。”电话那端,刘义一再的感谢让人无法怀疑他的诚意。

刘义现在的身份是泰国清迈一所华文学校的老师。“我本来不想教了,但村里没人能教高中,就又把我聘去教课。”他以前曾是这个名为“一新中学”的华文学校副校长。

一新中学位于清迈北部泰缅边界一个叫做热水塘的村庄,村里住着的都是当年国民党残部的后代。1961年春天,一部分流落在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从缅甸撤退到老挝后,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老挝政府更是提出严重抗议。台湾当局命令部队撤退回台,但段希文的第五军和李文焕的第三军拒不执行命令,在老挝政府军的追捕下进入泰缅边界地区的泰国一侧,前者在美斯乐安营扎寨,后者则把汤窝作为根据地。从此,以国民党残军及随军家属为主体的汉人难民村开始在金三角形成。距汤窝几公里的热水塘就是这样的难民村之一。

作为目前泰北地区比较大的一所华文学校,有1400多名学生在一新中学就读,刘义是42名教师之一。他现在负责高中三个年级的中文课程,“每天晚上2个钟头”。

除了教书外,刘义还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汉语诗人,曾有数百首诗作和小说、散文发表于当地华文媒体,在1995年和1999年,他先后两次获得台湾海外华人文学奖。

对于一个承受过无尽艰辛和苦难的人,是什么原因使他有闲情逸致潜心写作?刘义在接受一位作家访问时的回答多少有点出乎意料:“你受过酷刑吗?打个比喻,如果手术没有麻药,所以你只好拼命嚎叫,像狼,像被宰杀的动物,企图把那些可怕的疼痛从喉咙里吼出去,这就是诗。”

写作和生命旅程中的伤痛联系在一起,诗就已经不再仅仅是诗了。乐于将内心的思想通过文字来表达的人,是对现实敏感的人,更是对苦难记忆深刻的人,因为每一次写作,几乎都是在重复揭开内心深处的伤疤,虽然可能鲜血淋漓,却又欲罢不能。在刘义后来的很多文字中,都能看到他本人的影子在其中若隐若显。

“我的世界是灰色的”

1949年12月,刘义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县的易门。因为父亲过去的国民党军官身份,从出生那时起,他的命运就注定要经历坎坷。

5岁那年,父亲被人五花大绑地押走,这是刘义有关苦难最初也是最难忘的记忆。“我当时就看到了父亲的背影,永远都难以忘怀。”刘义说,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父亲,也是他到现在都对朱自清的《背影》情有独钟的原因。

在后来的文章中,“先天的黑色胎记注定了我们的命运”成为刘义使用频率颇高的句子,无论是小说《崃兰山寨》,还是在长篇自传体文字《金三角悲歌》中,这个有些宿命的句式都出现在文章结尾。

在那个出身决定一切的年代,因为父亲的缘故,一家人在当地抬不起头来。他的母亲从国家干部被转为饲养员,到养猪场劳动,直到后来因肺结核撒手人寰。彼时,刘义刚刚15岁。

在母亲的坟前,年幼的妹妹天真地问:“哥哥,妈妈睡在这里冷吗?”刘义对《时代人物周报》说,那一瞬间,他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他要承担起照顾两个妹妹的责任。没想到的是,两年后开始的“文革”使他再遭厄运。

像当时所有狂热的年轻人一样,刘义迅速地投入到火热的革命中,跟别人一起写大字报,参加革命战斗队,他想用实际行动洗刷掉家庭出身的污点。但一个朋友送给刘义的100斤提粮卡却将他再度推入深渊,罪名是“盗用国家战备粮”。

在接受审问时,被拷打之下的刘义因为错说了一句话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说要杀了那些打他的人,对方问:“伟大领袖你杀不杀?”,他说“杀”。

“当时是书看得多了,讲话不注意,而且实在是被打晕了。”多年以后,刘义这样解释道。“反革命材料”被报上去后,军代表到镇上调查,觉得这么年轻的孩子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材料于是被搁置下来。

1968年,国家开始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刘义想都没想就报了名,他实在无法承受在当地遭遇的折磨。所以,与别人哭天抹泪地离开城市相比,刘义是满怀激情地奔赴云南省一个叫甸心的地方,后来又转到了中缅边境的盈江县。

“在国内,我的世界是灰色的。”刘义这样告诉我们。

异国投身革命

“那你后来为什么又跑到那边去呢?是一种革命的热情吗?”

“老家那边还要把我抓回来批斗,我就跑啊,能跑一步算一步。”

1972年,在知青开始返城的时候,一纸通缉令却使刘义不得不再次做出人生的抉择。早前没有被立案的“现行反革命”,在通缉令中的身份成了“畏罪潜逃的反革命分子(未定性)”。

于是,33年前的一天,刘义在知青战友的陪伴下,从云南盈江跑到了毗邻缅甸的瑞丽,然后一个人跨过公路上的51号界碑,大步流星地向密林深处走去。

“我当时也有一点革命理想。在南坎参军的时候,看到红旗就好像看到延安的宝塔一样,革命激情就洋溢出来了。”参加缅共后,刘义的想法还是要好好干,“活出个人样来”,因此才把名字由“侯景贤”改成了“刘义”,“我就是想堂堂正正做人”。

战争的残酷超出了他的想象,无数的中国知青如飞蛾扑火一般投身到异国的革命,很多人可能还没来得及辨别方向就被打死了。刘义所在的直属第二特务营是缅共东北军区战斗力最强的营,大大小小的战役打了无数,他印象最深的是冷山战役。

“当时先是跟独立军打,之后又和政府军打。”热带雨林里的下午,潮湿和闷热让他受尽了苦头。刘义记得,他先是和战友们一路唱着军歌朝目标相反的方向走出5公里,然后调转路线从深山老林中开出一条路返回,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赶到距独立营碉堡300米处才展开激战。

知青们一边在前线冲锋陷阵,一边还要忍受在部队中地位低下的现实。缅共部队中士兵共分为四等,虽然各种具体分类说法不一,但知青位列最末却是公认的事实。“那个时候没办法,打一步算一步,很多知青都死掉了。”当刘义谈到当时的处境时,除了无奈,更多的是一种平和。

逃亡

一场南下的战役失败后,在政府军的围剿下,缅共的根据地不断缩小。这时候,刘义更没有料到的事发生了——游击队内部开始大规模的整肃和清洗。

“查你的家庭出身,如果查到出身不好,就要清算你。”为了躲避审查,一天下午,刘义和另一个佤族战士偷了两只枪,逃走了。盗窃枪支的逃兵,如果不幸被游击队抓到,谁都知道意味着什么。两个人不得不在胆战心惊中艰难逃命,目标是泰国。

为了获得必要的路费,他们打算把枪卖给当地的农民。“农民们把枪骗去后,报告了政府军,我们就被抓住了。”在腊戍最大的监狱里被关了1年多后,刘义和其他13名被关押的知青打算暴动,后来事情败露,缅甸政府军决定遣返他们回中国。

1974年6月1日,刘义等13名知青被政府军押送到与瑞丽一江之隔的南坎。下午5点半,当船划到江中间时,刘义发现势头不对,在岸边的密林里,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

“我就和陈厚本老师说,糟糕了,今天晚上看起来过不去了。”比刘义大十几岁的陈厚本是北京知青,现在也在金三角教书。刘义率先跳江,他的同伴们也跟着跃入水中,岸边密集的冲锋枪开始在江面上扫射。

知青们分头逃进丛林深处,刘义后来被缅甸一个汉人山寨的头人所救。在他写的小说《崃兰山寨》中对自己被收留后的一段经历做了详细的描绘,先是当地山上的一个道士准备收“郎小宁”为徒,想让他侍候其终老,后来“郎小宁”又差点成为当地富人胡银匠的上门女婿。“那些都是真实的,‘郎小宁’就是我的化身。”

离开山寨后,刘义又在腊戍被政府军抓到,当地一位华侨把他保了出来。“那个时候啊,我已经万念俱灰了,把人生的什么希望都看得没有了。到了观音山,真的想要去山上出家当和尚了。”

此后,他幸运地遇到了一个汉人马帮,跟随着马帮走了一个月,一直走到泰国。

扎根金三角

马帮的终点就是泰北的汤窝,作为当年国民党残军第三军的聚集地,那里有很多云南人。浓郁的家乡情结,是刘义留下来的主要原因。但其间的几次离开,又让他尝到了人生的另一种滋味。

经过数年征战,当时的第三军只剩下了数千人马,为扩充兵源,队伍开始在当地“抓兵”。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知青在颠沛流离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负责保护马帮运送走私的鸦片、玉石、象牙等。

“我怕他们把我抓去,就跑到曼谷了。”到曼谷后,他不得不为生存继续流浪,先是在一位刘姓老板开设的工厂里做了半年工,然后到一家轮胎厂当工人,还曾在牛仔裤工厂做工。后来,他返回了热水塘,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刘义的妻子是国民党第三军一个副师长的女儿,祖籍四川。“她很能干。”刘义说,当初妻子在家里为别人做些缝缝补补的活计,他自己则开了个小商店,加上教书的工资,日子倒也还可以维持。

现在,刘义的收入在学校里是最高的,每个月7000泰铢,折合人民币1000多块。四个孩子都在曼谷,一对女儿已经工作,收入是他的好几倍,两个儿子还在读大学。而刘义的两个妹妹现在分别生活在云南的玉溪和龙门,几乎每一年,他都会回国省亲。

当国内的动荡和异域的战争硝烟都已经随风远去,那群当年有着特殊经历的年轻人,也渐渐湮没在岁月的滚滚红尘中。他们在心中一直对祖国怀有既复杂又亲切的情感,这种情感远非亲历者所能想象和体会。

“你现在对祖国的理解是什么?”

“我现在心里想,还是祖国好啊,可她离我们似乎又是那么遥远。我们所期盼的就是今天祖国的强盛,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也就是祖国的今天。”

“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有人说,生活与历史的神秘性,总是通过某些个体和群体的特异遭遇,得到不可思议的凸显和表述,无论是幸运还是灾难,都要选中一些人,并由这些被选择者代表人类去承受。

如果以此来看待流浪到金三角的知青,作为其中的代表,刘义其实正是那个历史的承受者之一。在几次的聊天中,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那份坚强、自信,以及孤独和寂寞。

时代人物周报:怎么评价您当年离开祖国的选择?

刘义:那时候我一定要离开国内。一个原因是环境所迫,另外我以前看过很多小说,很想到外面去看一看这个世界,是抱着流浪的心态跑出来的。

时代人物周报:但是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经历吧?

刘义:完全意料不到,真的是走一步算一步啊。

时代人物周报: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给您平反的消息的?

刘义:那是1977年,家乡寄来封信,给我平反了。当时看了后,我很想回去,就是想给那些整我的人看看,看他们有没有把我整死。

时代人物周报:那后来回国看到他们了吗?

刘义:见到批斗我的那些人了,我还很恨他们,差点冲上去揍他们,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时代人物周报:您的孩子都理解您吗?

刘义:他们不理解。他们对祖国没有太多概念,也根本不了解我们那一代人的遭遇,我很少给他们讲,因为他们不相信啊,他们认为好像是爸爸在编一个故事骗他们。凤凰卫视的片子我放给他们看,他们好像是在看别人的遭遇一样(香港凤凰卫视“唐人街”的工作人员曾经到热水塘呆了6天,为刘义制作了一部45分钟的专集)。

时代人物周报:可是,你们那一代人的历史不该这么快就被忘记。

刘义:我也在担心啊。可是我觉得,知青这段历史啊,很快就会被人遗忘的。

时代人物周报:当年到金三角的知青多数都已经星散,结局不同,下场各异,您觉得这个群体的命运……

刘义:其实我们这批人啊,已经麻木了,麻木了。回祖国来,没有我们容身之处,我们只有在这里客死异乡。我觉得我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给我带来的伤痛也是无法愈合的。

时代人物周报:从1972年到现在,整整33年了,回想起当年,您做何感想?

刘义:我觉得,人生啊,回忆起来好像一部小说一样的,是那样真实,又是那样不真实。我从缅甸当兵,被关进监狱里,又跟着走私马帮来到泰国,我觉得我活得太充实了。别人没有经历的我都经历到了。有时候回味一下,它好像太不真实了,但是它又是那么真实。

□ 时代人物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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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09-08-31 15:29:43 提到] [FROM: 140.]
两岸两场灾难的政治人心比较



                            章文

这些日子看凤凰卫视的“台湾风灾”报道,心里有不少的感慨:政客永远不可能和民众心连心,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罢了。

我看到马英九照着稿纸,几分不情愿地、丝毫未见发自内心感情地向台湾人民道歉,心里对他以往的好感顿失大半。从他的表现来看,显然他是不太认同民众对“救灾不力”的指责,但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大位,他不得不强迫自己低下头去。

我看到陈菊等人,趁着马英九民望急剧下滑之际,邀请达赖入台“超度亡灵”,心里更是产生厌恶之感。如果说马英九只是能力不够的话,那么陈菊此举就是道德问题了。她是在趁机进行“政治勒索”,何必要借灾民的名义呢?

借着天灾,台湾政客们纷纷登台表演,并从中牟利。可是灾民们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园,他们的痛苦其实是没放在政客心里上的。马英九要挽住下滑的民意,陈菊则是混水中摸鱼。而应邀入台的达赖,这次也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明眼人都看出他也有自己的企图啊,宗教领袖龌龊的一面露了出来。

这就是所谓民主社会里的政客嘴脸,和专制国家里没有太大差别。政治这个行业是不讲道德的,再次在台湾风灾中得到验证。

但是,最大的不同是,人民可以发声,他们的悲伤、愤怒和抗议能够经由媒体和网络传递出去,能够到达政客的耳朵。他们甚至敢于用指头对向“行政院长”,要他“辞职下台”!

亲人已逝,家园已毁,但人的尊严还在。这是我在台湾风灾报道中看到的另一个震撼人心的场景。在灾民们的愤怒声讨中,“总统”不得不多次鞠躬道歉,政府官员个个露出谦恭之像。

这不由令人想起去年大陆发生的大地震。在那场夺去近10万人性命的巨灾中,我们几乎听不到任何抱怨和愤怒的声音,除了哀伤外,就是对政府的一片感激。随后零星出现的质疑和抗议声,很快就消失地无影无踪。

可以说,在那场灾难中,我们看到的尽是人的悲伤,人的渺小,我们很少看到人的尊严。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尤其是在建筑质量令人狐疑的学校里失去了孩子,人怎可能只是悲伤呢?

相比之下,台湾灾民的表现更真实,更符合人性。相比之下,世人将得出怎样的结论呢?我个人的结论是:天下政客乌鸦一般黑,但在有约束力的民主制度下,人民生与死都将更有尊严,生者有权声讨,死者有人道歉。

由于工作的关系,有时会和外国驻华使馆官员接触,在他们的眼中,权力都伴随欲望,政客们都是肮脏的。但是,有一位西方外交官讲,“在我们的国家,政治和权力一样令人难以忍受,但幸好我们享有法律的权利,在法律面前,人和人是平等的。”

他道出了相对真理。在民主国度里,一切在法律框架内运行,没有超越法律之上、脱离法律之外的“怪物”存在。政客们追逐利益,受法律限制,民众维护权利,受法律保护。在这些国家里,人民可以上街游行,可以集体罢工,可以投书媒体,可以举手投反对票。总之,他们有大声说不的权利,也有大声说不的渠道。他们的抗议声令政客心惊,夜里会做噩梦!

人生在这个地球上,只是浩瀚宇宙之渺小一颗尘土,难以抗拒天灾,但是借由好制度的安排,人可以尽可能地减少人祸,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人的尊严。这就是从两岸两次灾难中,得出的一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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