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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09-04-06
更新时间:2009-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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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余杰
     
近年来,在许多社交场合,我经常被问及一个同样的问题:中共政权还有多长的寿命?询问这个问题的,有我的普通读者,有异议知识分子同道,有体制内的官员,有忧心忡忡的商人,有西方记者和外交官。我通常不会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概念,因为我更相信俄罗斯经济学家、曾经担任过俄罗斯联邦总理并以休克疗法著称的盖达尔的看法:“预测专制制度危机开始的时间颇为困难。有时它很长时间都不到来,但一旦开始便进展急速,比任何人所能预料的都要快。”盖达尔在其新著《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中,通过对苏联解体的整个过程的回顾与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专制政权的崩溃是必然的,只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这个结论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显然是富于启示意义的。中共计划在建政六十周年之际展开耗资巨大的大阅兵仪式,在十年之前,李慎之以《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规劝五十周年的大阅兵,然而这一苦口的良药,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不肯服用。那么,这一次的大阅兵,会不会是最后一次呢?中共的寿命会比苏共更长吗?

盖达尔在叶利钦执政初期推动休克疗法,并因此遭致广泛的非议和批评。在这本书中,他并未以很大的篇幅来为当年的政策辩护,但还是在不经意之间对俄罗斯和中国不同的改革路径做了比较。作为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盖达尔并不认为俄罗斯人民在九十年代所经历的困境是休克疗法导致的。在他看来,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苏联的政治经济形势就已经恶化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国家背负难以控制的外债、外汇储备枯竭、消费市场处于灾难性的状况、政治稳定遭到破坏、族际冲突连续不断。苏联领导人并不准备采取挽救财政危局的决定,还在那里讨论改革的计划。”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让盖达尔启动休克疗法,这是一次“刮骨疗伤”:要切除恶性肿瘤,就必然出现大量的失血;而失血之后,身体会变得极度虚弱。但这不能成为谴责医生的理由。在经历了一段康复期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在二十一世纪初逐步走上了正轨。以大历史的眼光来看,盖达尔时期的萧条,并不表明盖达尔多么无能;普京时代的繁荣,也不表明普京多么了不起。正是盖达尔主持的休克疗法,让俄罗斯从七十多年计划经济的僵化体系中解脱出来而萌发出了自由的活力;正是盖达尔主持的休克疗法,奠定了普京时代俄罗斯经济大幅增长的坚实基础。所以,对于盖达尔及休克疗法,应当作出公正的评价。

盖达尔认为,一般的专制国家,可以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分开来逐一进行,同时进行反倒无法完成过于复杂的任务;而后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专制制度不同,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体制的结构与日常经济生活的组织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其经济管理体制离开了极权主义的政治权力便无法运作。对于苏联这样的“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同步。盖达尔对苏联末期戈尔巴乔夫迟迟未启动经济改革颇有非议,他也不认同某些人士对中国模式的热烈赞美。“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中国模式,被某些西方左翼学者当作俄罗斯模式的对立面,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俄罗斯的改革是失败的;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伟大改革家,盖达尔则是将俄罗斯拖入深渊的罪魁祸首。

盖达尔指出,经济自由不可能独立于政治权利之外。他对“邓式改革”评价并不高,这种模式只是延缓了专制的崩溃,而没有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他写道:“我曾不止一次遇到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总是试图证明邓小平是多么正确,他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分开,先从建立作用明显和不断壮大的市场经济着手,而没有提出政治自由化的任务。”中国畸形的市场经济体系,于国内而言,最大的受益者是官商勾结的特权阶层,国民经济的命脉仍然在他们的掌控之下;于国际社会而言,用学者秦晖的说法,是以一种“低人权模式”挑战和腐蚀国际经济体系的健康运作。那些中国模式的“歌德派”,与中共当局的想法一样,认为中国人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就是“猪权”,中国人理应幸福地生活在“动物庄园”之中。他们对中国模式的赞美,表面上是热爱中国,是中国的友好人士,但他们在骨子里却是蔑视中国人的种族主义者。他们认为,就人权的国度而言,“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是适用的。这样,他们才能心安理得地购买铺天盖地的廉价的中国产品。基本人权与自由得不到保障的中国老百姓,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和感受究竟如何,包括那些因“躲猫猫”而惨死的中国人的命运,却不是这些西方左派知识分子所关心的。对此,盖达尔不无讽刺地指出:“对于他们自己准备以什么样的代价出卖言论自由的问题,他们不知何故不予回答,反而觉得受到了侮辱。看来,他们认为与别人不同的是,在拥有稳定民主制度的国家中,这些权利之于他们是与生俱来的保障。”

专制不能达成稳定,这既是盖达尔对昔日苏联崩溃的内在原因的深刻洞察,也是对今日沉醉在“大国崛起”的良好感觉中的中国的旁敲侧击。专制为什么不能达成稳定呢?中国有可能成为以专制达成稳定的惟一的例外吗?难道中共当局口口声声所宣扬的“稳定压倒一切”是一句空话吗?中共当局将“稳定”喊地震天响,正说明“不稳定”是触手可及的现实。盖达尔在本书中分析了若干垮台的专制政权,如伊朗的巴列维政权、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古巴的巴蒂斯塔政权、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台湾、南韩以及南斯拉夫等等,他指出,专制的形式与特征各不相同,但用以维持稳定的无非就是两大法宝,一是暴力,一是谎言,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专制失效便是始于暴力和谎言的失效。

那么,暴力是如何失效的呢?盖达尔指出,依靠暴力夺取和维持政权的制度,就长远前景而言,通常都是不稳固的,因为“专制制度的领袖人物缺乏掌握国家的合法性和能够被社会理解并接受的解释”。如果专制统治者一直掌控着强力机构,他便能采取专制制度惯用的手段压制社会的不满情绪,表明他为了保住权力,可以想让人们流多少血就流多少血。然而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认为现政权不合法和不稳固的看法往往也扩散到列兵、军士和下级军官之中。在专制统治者特别需要忠诚的强力机构之际,它们却按兵不动。苏联的“八·一九”政变就是如此,并不是政变的首领缺乏果断的勇气而互相推诿,他们当中确实有人下达了开枪的命令,却未能被执行,因为“在一个业已城市化的发达社会里很难觅得愿意下令用坦克碾压民众的指挥官以及同样愿意执行这种命令的士兵”。

遗憾的是,同样的情形没有在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发生。当时,中国士兵受教育的程度比苏联士兵低,独立思考的能力自然也低,经过长期在军营中的封闭式的洗脑,他们失去了判断基本的是非的能力。于是,他们不仅向群众开枪,而且开着坦克碾压了过去。可见,同样的专制制度,中国来得比它的老大哥更为酷烈与卑鄙。但是,如果今天再次发生类似的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事件,中共当局能否像二十年前那样,顺利地调动军队并确保军队执行上级的命令向民众开枪呢?即便是胡锦涛本人,恐怕也没有当年邓小平的十足的信心吧?所以,政府官员经常在媒体上宣称,地方政府在对待群体性事件的时候要慎用“警力”(当然更包括没有说出来的“军力”)。因为每用一次暴力,政府的信用便降低了一个额度,这不是一桩抗议获利的买卖。

苏联制度的另一个立足点便是谎言。被斯大林下令枪杀的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在临时前说出了几句真话,他说苏联社会是一个“假面舞会”,是由四种演员组成的,“第一种人演‘人民崇高的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叛卖者,第三种人演 ‘不幸的女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所有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式出现,就像表演俏皮的时事讽刺一样,真是莫名其妙!”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则指出:“谎言总是留下深刻的痕迹:在记忆中,在人们的心理上,在文化领域。况且谎言总是企图给自己披上真理的外衣。一旦真理同良心结成联盟,谎言就会抵挡不住,不能得逞。”盖达尔在苏联崩溃前夕便已发现,运作了七十多年的谎言生产机制已经失效,就连宣传部门也丧失了继续欺骗民众的信心,他们所作的各种拙劣的宣传,只是给上级摆摆样子的。用美国学者林茨和斯泰潘在《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一书的说法,这表明当时的苏联进入了一种“衰退式后全能主义”的状态。普通人更愿意相信自由欧洲电台披露的消息,而认为“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当越来越的真相被老百姓知晓的时候,当局灌输的观念便不攻自破:“苏联领导人为了替自己的权力寻找论据,则诉诸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公开的,社会公众已能了解到的关于这一制度种种暴行及其形成过程的信息——这些都使苏维埃政权残留的一点合法性荡然无存。”

在谎言的失效的意义上,今天的中国拥有比昔日的苏联更好的技术条件,那就是互联网的帮助。正如盖达尔所强调的那样,信息全球化是动摇专制制度稳定的重要因素。二十世纪初世界上绝大部分居民都很难想像他们的村庄之外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别的社会机构是如何组成的。二十世纪使世界连成了整体。“有关发达国家政治制度构成情况的知识尽人皆知。要向民众特别是向其中年轻的受过教育的一部分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们的同龄人在其他国家享有自由和参与解决国家问题的权利,而他们却没有,必须由大权在握的长官们替他们去做这种事情——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中共耗资数百亿的金盾工程,无法成为真正的“网络长城”。网络民意日渐凸显出实际的压力,迫使胡锦涛、温家宝多次上网作秀,以安抚网民。但这种作秀究竟能够赢得多少民心,是大可值得怀疑的。

专制当然不能达成稳定,专制本身就是不稳定的状态。苏联的解体在各阶层都准备不充分的时候来临了,它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在中国专制制度崩溃的前夜,我们不能守株待兔,而要在各自的领域努力工作,为未来的民主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九日

□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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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8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09-04-23 21:32:29 提到] [FROM: 10.]
一党制就是私有制

                             
·黎 明·

一党制是什么?经过六十年的实践,中国人很清楚它是什么!毛泽东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权就失去一切”。这说的是中国的“一切” 都归党所有。在实行一党制的中国,中国的一切都归中国共产党所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私有财产!在中国,说的是公有制,行的是私有制。

在一党制的中国,每一个中国人的民主权利,财产以致生命都归中国共产党所有。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的全世界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会议上提议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准备付出当时全中国六亿人口中的一半作为代价。他的这个建议是在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经过讨论,中国人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提出的。幸亏赫鲁晓夫不同意才没有实行。至今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仍然对中国人民保密。这说明毛泽东把中国人民的生命看作是他本人和中国共产党的私有财产。1989年六月四日在天安门发生的大屠杀杀死了多少人?至今保密。中国共产党对此也不负任何罪责。为什么能够这样?这就如同奴隶社会里奴隶主死亡时要杀死多少奴隶殉葬是不需要经过任何人批准,更无需承担罪责一样!1958年的所谓“大跃进”造成中国四千万农民在丰收在望的年景里活活地被饿死。至今中国人民没有追究责任的权利。为什么?因为这四千万人民的生命是中国共产党的私有财产!就是像刘少奇,彭德怀这样的国家领导人的生命都不归他自己所有,其他的都勿庸赘述了!

媒体报道外逃的北朝鲜人民被抓回时,为防止他们再次逃亡,实行一党制的朝鲜当局用铁丝从他们的锁骨下穿过。更有甚者的就像对牛那样用铁丝穿过他们的鼻孔!柬埔寨共产党一上台就杀死了几百万的无辜人民。在实行一党制的苏联也是如此。一党制下的人民就如同奴隶。

如今仍然有人以社科院研究员的面目出来煞有介事地在论证一党制是如何如何地科学,多党制是如何如何地有多的缺点。他们的结论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绝对不能够实行多党制!但是不管他们的嘴有多巧,他们也无法掩饰一党制的私有制本质。他们挂着公有制的羊头,卖着私有制的狗肉!

我们不回避多党制确实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多党制下,不管那一个党要上台就要看老百姓的脸色,要争取老百姓的选票。老百姓不满意就可以叫他下台。在多党制的国家就不可能出现朝鲜那样的由金家父子实行世袭制的局面。这就是最大最大的优点。如果中国实行多党制,就不可能出现像“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多党制能够真正破除私有制,因此多党制要比一党制好千倍,万倍!
 
2   [dokknife 于 2009-04-13 10:06:10 提到] [FROM: 10.]
红日风暴卷不走独立的灵魂——中国当代最大文字狱与胡风案


                       亚洲周刊:张洁平

胡风集团案是新中国最大的文字狱,涉案人彭柏山之女彭小莲与学者魏时煜扛起摄像机,追踪冤屈者遭遇,为历史留下见证。拍片艰苦,耗时五年,胡风分子们的独立精神和高贵人格支撑她们坚持到底。

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风暴。很多年后,当身为后辈的彭小莲、魏时煜走访当年风暴中心的老人时,老人温和的讲述,在她们听来,仍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这次风暴史称「胡风集团案」,开端于一九五五年五月的全国「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平地惊雷一般的运动中,共有九十二人被逮捕,六十三人被隔离监禁,七十三人被停职审查,二千一百多人被影响受株连。

二零零三年起,电影导演彭小莲和从事媒体教学的魏时煜拿起摄像机,开始追溯这一场新中国最大的文字狱。五年的时间里,她们走访了二十六位胡风分子,四十多个家庭,收集了很多珍贵的历史影像及图片素材,摄製成为第一部民间记录胡风集团案的历史片《红日风暴》。二零零九年四月四日,该片在香港电影节首映。

导演之一的彭小莲来自上海,她的父亲便是当年被扣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罪名的彭柏山,时任上海市市委宣传部部长,也是官职最高的「胡风分子」。彭柏山入狱时,彭小莲两岁。一九六八年,彭柏山死于造反派的毒打,彭小莲十四岁。在一本记录父母故事的文集《他们的岁月》中,彭小莲描述她成长记忆中的父亲。正是这位时常缺席的父亲,最终引发了《红日风暴》的诞生。

一九八五年六月,胡风去世,彭小莲代表彭柏山全家参加了胡风的葬礼。在影片旁白中,她说:「当时,我已经当了电影导演。胡风分子们希望我拍一部电影,记录胡风事件和我的父亲。想到要重新回顾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当时感到恐惧。一九八九年,我再一次选择逃避。到了纽约,我以为从此就可以忘记远在中国的过去。但是往事却像电影镜头一样,经常在纽约的街头闪现。」「一九九六年母亲病重,我赶回上海。在她的病榻前,我们共同回忆起了父亲。母亲第一次述说了那么多残酷的故事,我才终于明白了他们是怎样经历了那一场又一场的红日风暴。」

此时,彭小莲已是知名的剧情片导演,同时,她又曾师从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并完成小川遗作《满山红柿》。魏时煜是彭的好友,文革后成长于中国大陆,在加拿大获比较文学硕士和电影研究博士,现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她们两人,一个因为背负在身的历史记忆,一个因为帮助好友的义气,共同扛起了摄像机。

《红日风暴》以鲁迅的葬礼开头,以胡风分子们葬礼的图片序列结尾。胡风和彭柏山都被视为鲁迅的学生,抗战时期,胡风创立的《七月》和《希望》,继承鲁迅的批判精神,但延续到仍讚扬鲁迅的毛泽东时代,却遭到灭顶之灾。影片最后,在胡风分子阿垄的葬礼上,贾植芳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这代人,慢慢都走了。那挂个照片,我们这些人全都站在第一排。照片换人的,钉子还是那个钉子。」

亚洲週刊专访了纪录片的导演之一魏时煜,在製片名单上,她的名字是「闽燕墨雨」。以下是访谈摘要:

你们共收集了哪些素材?

五年来,我们拍摄了三百多小时的素材,共访问了二十六个胡风分子,还有十几个去世胡风分子的亲友,整理出一百多万字访谈记录。另外,平均每家提供了四五十张照片,用到片子里的图片有一千多张。我们还搜集了从四九年至今的《人民日报》,与批判胡风有关的内容四百多篇,全部都照片取样出来,做了处理。有当时丑化胡风分子的漫画。我们还收集新闻纪录片的素材,拍摄了大量的空镜。比如,阿垄在上海住过的新疆路、彭小莲的老家、关押胡风分子的北京安福胡同、上海提篮桥监狱、四川的川东监狱和川西劳改农场,四川是胡风和梅志住过的地方,都是实景。

你们如何保证客观性?

我们两个人,彭小莲有现场记忆,拍摄的时候,有助于帮助被拍摄者回想事件。而我没有这种历史记忆,既不会去攻击、谩骂,也不会歌颂、吹捧。另外,我们访问亲历者是让他(她)的描述重现当年的画面。我们很小心,不引导亲历者或他们的家人去做结论。最后出来的片子,不能保证百分之一百的准确,但百分之九十以上一定准确的。

片子里你们试图採访被认为是「出卖朋友」的舒芜,能说说过程吗?

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是这场风暴的开端。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胡风的好友舒芜,提供的材料是他们的私人通信。这件事,被认为是舒芜「出卖朋友」的最大污点。我们联络舒芜希望能採访,一直是通过他的朋友牛汉。牛汉告诉他我们要拍关于胡风的纪录片,希望访问他,他开始同意了。于是彭小莲从上海、我从香港,我们买了机票一块儿飞到北京,到了的时候,牛汉又告诉我们说他反悔了,不愿意拍了。我们只好到牛汉家,说你能不能再打电话试一下,然后我们就拍摄了打电话的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到,舒芜电话里的声音就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看没有必要,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我就觉得除了那个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说的是《回归五四》那篇文章。其他的胡风分子当然都对舒芜不满,因为他当年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信供出来,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超越了做人的底线的。可在片子里,我们还是找到了比较了解舒芜的朱正,站在他的立场上做了解释。

在拍这部片子之前,你对胡风案是什么样的了解?

我原来真的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觉得政治是很无聊的事情。彭小莲打电话找我一起拍片子的时候,我对胡风的全部认识,就是他曾经在三四十年代创立了左翼文学刊物《七月》和《希望》。我并不知道后来的反胡风运动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做了大量的功课。包括把所有市面上出版的关于胡风案件的书籍,大概七八本都看了。每访问一家人之前,我们会先邮寄一份问题过去,再加上一本彭小莲记录她父母故事的《他们的岁月》,这样别人就很容易接受我们。

从毫不关心政治到花了五年时间做一部这么「政治」的片子,能说说这部片子对你本身的影响吗?

这场运动给彭小莲留下很大的创伤,我曾觉得拍这个片子对彭会是一种治疗。不过做完片子我也明白了,他们这代人从小经历的恐惧,不是做一个片子就可以治癒的。

这五年,我几乎牺牲了所有的週末和休息时间全职做这件事。剪片子剪到我生孩子、上产床前几个小时,从医院出来又回到剪接机上。我真的是被片子里拍摄的这些人吸引,他们都是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人在国外留过学,受五四运动启蒙的影响。他们的独立精神、人格魅力,是给我最大的支撑。

我们开始拍摄以后,王戎、梅志、白莎、殷容仙、胡征、耿庸、彭燕郊、王元化、贾植芳都相继去世,我和小莲留下了他们的最后影像。拍摄的时候,有的老人说,「只有小莲和小魏才会真正地给我们平反」,令我们很感动。贾植芳二零零八年四月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剪片子,看著他在电脑屏幕上活灵活现地讲故事呢!

剪片这个过程真是刻骨铭心,这个人在你面前,他的形象,你一格一格地看,找到最好的样子定格,你一辈子都不会忘掉这张脸,这个样子,这个声音……这片子我现在可以从头到尾背下来,中文、英文、任何一段,随便一段,历历在目,声声在耳。

□ 亚洲周刊

 
3   [dokknife 于 2009-04-09 13:26:25 提到] [FROM: 10.]
你有所不知的“爱国贼”以及“爱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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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最近有一本书很火:《中国不高兴》。首先是前一段悬挂在我的博客上方,作为讨论。我看这书名太弱智,就连点也没去点。后来听说出这书的就是当年出《中国可以说不》的张小波,而且现在这家伙还一边在移民让他“不高兴”某西方国家,禁不住惊呼“爱国贼”了。


“爱国主义这块破布”(列宁语)常被“爱国贼”扯出来。扯这块“破布”的,首先就是“爱国贼”。“爱国贼”张小波心里很清楚:拿民族主义做卖点,书销路就好(他的话)。当年“说不”,使他捞了一笔,现在他还期待用这笔钱移民。一个人经商没什么不好;即便是从诗人到商人,我们绝不能苛求别人纯粹和崇高,据说诗人经商很多都成功了(小说家很多都失败了),就因为诗人知道什么叫蛊惑力,蛊惑也没什么不对。但是这选择和蛊惑不能害人,更不能害国,害了他所口口声声要热爱的“国”。

被害的人,则是被蛊惑起来的“爱国奴”。“爱国”没什么不好,但不要爱到愚蠢的地步。但是,不到愚蠢的地步,不愚蠢到被奴役仍不自知的地步,还叫爱吗?所以爱国者必然要成为“爱国奴”。这些“爱国奴”现在正为“爱国贼”张小波买单呢,一如他们曾经为种种的野心家买单一样。“爱国贼”是无耻,“爱国奴”是愚蠢。“爱国贼”唆使着“爱国奴”喊:“不高兴”!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人会对人喊“我不高兴”(“中国不高兴”更像是“老子不高兴”)。如果一个人对我喊,我一定会回答他:“你不高兴关我屁事!”这个把国民当成“屁民”的“屁国”的“不高兴”,更关全世界“屁事”。但是越是“屁事”,就越需要“放屁”。当然所以要放,他们也有理由:据说中国已经强大了。根据什么数据呢?那个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那个部门是中国最无耻的部门之一,而且阴险,要把中国蒙蔽到死。某种意义上说,它的阴险无异于当年的“中统”。

这个所谓的强大之国,其实只有臃肿的体态,也许还有点脑满肠肥?因为脑满,所以就会更加肠肥。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人一愚蠢就发胖。这个发胖者愚蠢到什么地步了呢?杨恒钧有一个讲述:一群“屁民”陶醉于“美国人都要饭去了”、“美国人是在靠借我们的钱生活,要不是我们的钱,他们早垮了,也够苦的……”不知道这些不识多少字的老太婆是怎么得出这结论的?而且她们还在卖鹅蛋,还被吆三喝四赶下车,远没有达到“肥”的地步。

也许正因为愚蠢,所以不“肥”,也觉得“肥”了。

不得不想到柏杨的“酱缸说”。文化酱腌,再加上“有关部门”的遮蔽和歪曲的,当然还有居心叵测的“爱国贼”们的配合,和愚昧的“爱国奴”们的推波助澜,这个国家最后只能灭亡。在这个“酱缸”里,要洁身是很难的。我的一个亲戚,应该也算个灵活人了,一个老人,经历过风风雨雨,中国的情况绝不会不明白。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从国外回来,老人一见我,就说:“都说外面那么好,中国已经这么好了,外面还能怎么好?”

即便是我这个“卖国贼”的家人,也应该算被“卖国”“酱腌”了吧,可是前几天,我们说起外国品牌在中国找代理,她居然脱口而出:现在外面经济不景气,这些外国企业应该比中国更主动。殊不知,外国经济固然不景气,但是中国更不景气。只要看看现在大学里大四年级的课堂就知道了,上课者寥寥无几,甚至宿舍里也没有人了,全跑去找工作了。想当年这些人,虽然不像我当年那样被看做“天之骄子”,也是姣姣者,现在却沦落到满街找食的饿鬼的地步。其他的年轻人又该怎么办?不知这种情形,在“讨饭”的美国是否看得到?我敢断言,这样下去,不出五年又会来“学潮”。这些学生不是心中没有不满,不是不想造反,而是因为前头还有块面包的影子,到了这影子都成了泡影了,他们凭什么要忍气吞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所谓稳定,都是在经济贿赂之下的。市民被腐蚀,知识分子被收买,学生被诱惑。没了贿赂,看看还能不能稳定。

昨天,今年考研的分数线切出来了,出奇的低,谁都明白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酱缸”里,甚至连悲观,底色都是自恋的,一如阿Q的自尊与自贱,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据说中国女留学生到了日本,生活没着落,就跑去拍AV 了。自恋得可以。难道在日本走投无路才去拍AV?难道拍AV就无条件,美的丑的,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拍?难道日本人特别喜欢中国女孩(这点让我想起曾经传说的日本女人喜欢中国男人)?难道长得连其他干工作都抱歉,反可以拍AV来抱歉广大观众了?但这是极好的“民族主义卖点”。我想“爱国贼”比如张小波们完全可以再出一本书,杜撰日本人让中国丑女拍AV,声称日本真是太“好色”了,连丑女都“色”,书名就叫:“中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4   [dokknife 于 2009-04-09 12:27:05 提到] [FROM: 10.]
《中国青年报》冰点:让中国服从“我”的心情——评《中国不高兴》所推销的病态民族主义



                            吴稼祥

一个伟大民族和一个伟大的人一样,都有坚强的心理素质,无论他或她曾经受过怎样的伤害,都不会丧失爱的能力,也不会让仇恨和报复主宰自己的心理。法国大作家大仲马的名著《基督山恩仇记》,可以被当作一本心理学教科书来读,其教义是:受害人心理发作,不仅不能实现公正,反而会在毁灭自己的所恨的同时,毁灭无辜和自己的所爱,陪葬的还有你本想实现的正义。

不久前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的《中国不高兴》(下称“不高兴”)一书,像早春季节吹来的一股寒风,携带着“不高兴”病毒,正在毒化我们民族的心理,易感染人群是那些心理还在脆弱期的未成年人,以及刚刚成年的年轻人。把青春期骚动发酵为国家人格愤懑,并发泄为暴力行为,我们在“文革”中曾经有过痛苦的经历,被浪费和糟蹋的不仅是青春,还有国家的精血。

没有被石头绊倒过的人是懦夫,但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则是笨蛋。每代年轻人,都有不怕被石头绊倒的勇气;但作为中华民族,我们也有不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智慧。

打武松的老虎

人有一种夸大并神圣化自我感受的冲动。

自己摔一跤,全世界都疼;自己亢奋得坐不下来,会认为那些能坐下来的人,必定患了小儿麻痹症,站起来困难;我为什么不快乐?绝不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美人爱我,而是有一个叫美国的国家想害中国,如此等等。诗人老巢对人性的这个弱点深有感悟,写过一首反讽的诗《首都服从我的心情》:

今天以我的病容亮相
灰蒙蒙的
能见度很低
出门的人普遍感到压抑
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日子
首都服从我的心情
我不流泪
就没有变天的可能

现在有几个人比老巢自我反讽得更夸张,他们要让“中国服从我的心情”,自己心里别扭,愣说是“中国不高兴”,还用这个短语做题目出了本书。那么,中国为什么不高兴呢?在他们看来,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做成世界老大。那本书的5名作者之一王小东说:“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西方人要排第二。”如果必须这样,他们才高兴。那他们的不高兴就不是个情绪问题,而是个角色问题了:他们不高兴的,是他们目前扮演的社会角色;要让他们高兴,就必须让他们扮演领导中国,特别是领导中国的“四月青年”或“火炬一代”,以及“英雄集团”去“领导这个世界”的角色。

这让我想起了1962年中国上演过的一部很有趣的动画片,名字叫《没头脑和不高兴》。在影片中,“没头脑”丢三落四忘东忘西,“不高兴”愁眉苦脸怨天怨地。当旁人感慨他们长大后该怎么办时,两人就想立刻长大做出一番事业给旁人瞧瞧。结果,一瞬间两人真的长大成人,“没头脑”当了工程师,“不高兴”成了演员。

“没头脑”设计的千层少年宫建成后,只有九百九十九层,他少设计了一层。当小朋友们排着队去少年宫看演出时,全都成了落汤鸡,原来他把喷水池设计在了大厅中央,成了喷雨池。他还忘了把电梯画进图纸,小观众们要爬整整一个月的楼梯,才能进入顶层的演出大厅,看到演出。好戏终于开场,可扮演老虎的“不高兴”很不高兴演老虎,在演出时,老虎不但打不死,反而打起武松来。

人如果像老巢那样,偶尔不高兴,某个早晨醒来,“以病容亮相,灰蒙蒙的,能见度很低”,可能是身体有病(当然也可能是某个具体欲望暂时受阻);如果像某个失业者那样,在一段时间内不高兴,那是生活有病,部分是社会生活病了(社会没有能提供充分就业机会),部分是个人生活病了(自己缺乏适合社会需要的技能);如果像“不高兴”那样,从小到大都不高兴,那就是心理有病,甚至精神有病了。

心理抑郁的人,他无论干什么都不会高兴,除非他是一个施虐狂,只有在对动物或人类实施虐待时,才会达到一种病态的亢奋。缺乏足够的资料来诊断动画片里的“不高兴”到底患了哪种心理疾病,但从他不愿扮演挨打的老虎,做老虎也要打武松的情况看来,他应该不是受虐型抑郁症患者。

根据精神分析学说,一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上经受暴力或非暴力侵害事件,容易触发当事人的“急性应激状态”。这一状态会使人的心理产生许多负面情绪。其表现形式主要有四种:一是闪回,当时的恐怖情景总在脑子里浮现,挥之不去,控制不住;二是噩梦,总会梦到当时情形,重新经历侵害情境,睡不稳觉,且容易被惊醒;三是易惊,一有动静,就会瑟瑟发抖;四是回避,比如缩在家里不敢出门(对于一个国家,就是闭关锁国,不愿打开国门),等等。这种急性应激状态如果得不到及时消除,就会积淀成一种被称为“受害人心理”的心理疾病,这样的患者,感染的就是“不高兴”心理病毒,恐惧、焦虑和抑郁情绪可能伴随终身。不过,这种情绪也可能通过施害或报复来寻找发泄——曾经被武松打的老虎,反过来要打武松。

“不高兴”心理病毒可以感染一个人,也可以感染一个民族。最容易受感染的是那些曾经受异族侵略、掠夺和压迫的民族。历史上典型的案例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意志民族,不仅被战败,还被《凡尔赛条约》惩罚和侮辱:割地赔款,限制军力,协约国企图一劳永逸地废掉德国武功。德意志民族这只老虎自然很不高兴,在其潜意识里,留下了受迫害的精神创伤。

另一个案例,就是曾经创造了四大文明之一和汉唐盛世的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落后挨打,备受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切割和凌辱。我上大学时永远看不完的一本书,就是《中国近代史》,我真正痛饮到了被“不忍卒读”这个汉语成语深深封藏的情感烈酒,痛苦和愤怒的炽烈冲动,每每让我掷卷拍案而起。那时候我想,如果需要,即使我是只虫子,也要向任何一只来犯的公鸡坚定爬起,更不用说,假如我是只老虎,我会对武松做什么。

从“受害人心理”到“暴发户心态”

正是这种被一个民族每个成员共同分担的痛苦的心理创伤或历史记忆,能够在特定气候和环境条件下,被发酵成一种称之为“民族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推动这个民族自立或自利,自强或自戕。到底是前者还是后者,那要看被发酵出来的“民族主义”采取了哪种形式,宗教的还是保守的,自由主义的还是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的还是平等的,财产保护的还是财产充公的,开放主义的还是保护主义的,整合的还是分离的,领土收复主义的还是散居民族的,经济主义的还是战争主义甚或恐怖主义的,如此等等。

民族主义的形式虽然很多,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健康的和病态的。健康的民族主义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病态的民族主义是自恋的、向后看的。东方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印度的甘地主义,以及埃及的纳赛尔主义等等,基本上是健康的民族主义,主张本民族与过去的骄傲自大,闭关自守和盲目愚昧的状态决裂。

而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欧洲大陆民族主义,则经常发着高烧,带着痉挛,过分强调本民族历史上的辉煌,领土在历史上曾经达到的范围,谋求最大限度地恢复这些领土。拿破仑主义、墨索里尼主义和希特勒主义就是这种病态的民族主义。显然,健康的民族主义是和平共处的、和平竞争的;病态的民族主义是自恋排他的、向后看的,暴力和侵略性的。历史表明,健康的民族主义推动一个民族自强,病态的民族主义导致一个民族自戕。

那么,用《中国可以说不》(下称“说不”)和“不高兴”两本书来推销的某些人的民族主义,身体状况如何呢?让我们来稍稍进行一番体检。出版于1996年的“说不”,没有任何核心概念和理论,没有任何主张和纲领,也没有任何章法和逻辑,发泄的只是情绪,看几眼目录就知道了:“亲美心态”,“亲美的心理瘟疫何以蔓延”,“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变成以后,还很欢喜”,“拿开你肮脏的手:我们不要性骚扰”,“焚烧好莱坞”,“暧昧的日本”……这发泄的是什么情绪?是一种用自大掩盖自卑的受害人情绪。这种情绪很像是几个进入叛逆期的孩子聚在一起控诉自己专横的家长,大声喊叫着:“我以后绝不听你的!”“我要在一切方面和你对着干!”

这种心理虽然病态,但还不能说危险,病态又危险的是刚刚出版的“不高兴”这本书。它不再仅仅是情绪发泄,更像是行动动员。它有自己的信念——中国领导世界是“天命所归”(P28/144);有自己的“大目标”——外争族权,做世界老大(P99/100/108);有自己理想的领袖——“理工科”,“摩西”(P128-130/65);有自己的精神文化——与“文艺腔”对立的尚武精神(P61/102);有自己依靠的力量——“火炬一代”加军事“英雄集团”(P22/102);有自己动员群众的方式——“民间”或大或小规模的“凝聚”(P103);有实现“大目标”的手段——“军战”+“商战”,“我们强大了,我们就揍你”(P40/90/93)。

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有4个基本特征:

1.把伤疤当勋章:在“不高兴”的5位作者之中,宋晓军这方面的情结更浓些,在他看来,“1840年以来的历史痛苦”是“我们的财富”(P13),“2008年年轻人的反弹,实际上蕴含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代中国人的文化积累,……迸发出这种剧烈的能量……他们感觉到了如果再这么对西方软下去,他们自己的未来将被阉割和剥夺,这可以说是他们第一次将个人未来与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一次迸发。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同生共进,并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表达时,这很难说不是一个时代转换的信号。”(P11)这段倾诉让人胆战心惊的地方是,仇恨主义在演变成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演变成国家主义。

2.自恋且排他: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民族,只要不带种族偏见的人,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但说我们民族伟大,并没有比较其他民族的意思。不过,“不高兴”的作者们可不这样想。在他们看来,中国要做世界的老大,中华民族能不比别的民族,甚至比声称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优秀吗?首先,中国民众比美国民众强:

“当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面对危机的时候,他们的抗击打能力、组织能力远远强过美国新奥尔良的民众。新奥尔良出现了当街强奸、轮奸、抢劫,所以军队要拿着枪进去,见一群人围着就认为是暴徒,就朝头顶上方打,叫你趴下,作为预防措施。看到这样的对比,你说到底是中国国民素质高还是美国国民素质高?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谁的力量更强?我(王小东——本文作者注)告诉你,绝对是中国的民众力量要比美国新奥尔良的民众强。”(P243)

基于这种认识,王小东当然有底气这样喝问:“美国凭什么呀?谁是世界老大?从文明史角度来讲,我们才是世界老大!”(P136)

不仅如此,中国人甚至比自称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犹太人更优秀:“犹太人已经被其他民族反复打败、反复征服,国家早就不在了,居然还能凝聚在一块,还觉得自个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来没被打成这样吧?从文明史上的实践成绩来看,中国人比犹太人好太多了。”(P143)

3.眼睛长在后脑勺上:他们口中的未来,不过是已经远逝的中华帝国的背影,他们最推崇的是秦帝国:“我(还是王小东——本文作者注)曾经说过,秦国的战斗意志连续保持了几百年,太了不起了,所以最后由它来统一中国。……我觉得中国保持这样的战斗意志不用保持几百年,只要几十年,中国的很多大事就全办好了。我希望中国能回到祖先曾经走过的光辉道路上来。”(P145)

不知道王小东是不知道,还是装着不知道,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汉代大思想家贾谊在《过秦论》里对秦帝国短命的教训有过千古不刊的定论:“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毁,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样沉痛的历史教训,到了王小东嘴里变成了这样:“当然统一之后它的战斗意志就衰退了,很快就完了。”(P145)在他看来,秦帝国灭亡的原因不是不施仁义,而是残暴得还不够。

不仅如此,他们对中国一定能做世界老大的信念也来自后脑勺上的眼睛:“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天命所归’,最有条件带大家走一条新的路?这是有历史依据的,我们在历史上的成绩是摆在这儿的。我在前面说了,跟那些历史上消亡了的比较短暂的文明比,甚至跟确实也很了不起的欧洲文明比,我们在历史上的表现是最好的。……我们现在评价一个人、一个国家,是不是要根据他过去的一贯表现?”(P145)这很像是“文革”中流行的“成分论”:未来是由你和你老爹的过去决定的。

4.好战:通观“不高兴”全书,5位代表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不高兴”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中国经济表现不好,恰恰相反,中国的经济表现是太好了:“我们现在巨大的贸易顺差已经说明市场认可我们的管理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世界资源在中国人的手里得到了更好的利用。”(P98-99)那他们为什么不高兴呢?第一,中国还没有做成世界的老大;第二,中国还没有为做世界老大准备打仗。“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多喜欢军事的年轻人都看出来了,就是着急,所以遇到这些事情就不高兴。”(P90)宋晓军这样说。在宋晓军看来,中国即使打一次败仗也比不打仗好,为什么呢?王小东为他解释说,打了败仗可以引入外部压力,“淘汰掉内部的腐败部分,或者腐败的群体被整个淘汰掉。”(P24)

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特别怀念中国历史上有征服欲的好战分子,请看王小东为我们讲的两个故事:

“回想我们的先辈,比如说汉朝的陈汤,西域都护府副校尉,相当于边疆军区副司令员,脑瓜一热,说把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给端了吧。军区司令员还不同意。陈汤说你要不同意我把你崩了,然后两人一块去了,把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元首的一家人全都给杀了才回来。给朝廷的奏疏中,他留下了一句让现代人都提气的话: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再看唐朝的王玄策。他带了一个使团去印度,当时那边搞政变了,不认中国的使团了。王玄策就是带着手下几个人,从尼泊尔借了点兵,又从吐蕃借了点兵,打回去把印度的那个政变政府给端了,将印度国王阿罗顺那披枷戴锁押回长安献俘。……我们今天就需要发扬这种精神。”(P103)

这种好战和扩张精神今天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在他们看来,当前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付西方主导的现行发展模式。”(P96)简单地说,不上战场,就入猪圈。

如果说,1996年出版“说不”时,他们发泄的还是“受害人心理”的话,当下这本“不高兴”让世界看到的,则是某些人的“暴发户心态”。中国经过30年经济增长,已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有些人就膨胀得不得了,想当世界的头儿了。他们喜欢说美国用白条美元绑架了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但他们也想用中国人深入骨髓的爱国情愫来绑架整个民族,为他们“世界老大狂想曲”扣动扳机,这样病态的民族主义还不危险么?

自由的民族主义

为了推销自己的民族主义,“不高兴”的作者们,一边妖魔化西方,特别是美国,一边妖魔化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尤其是妖魔化被他们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

他们总能从中国精英身上闻到一股臭味:“精英阶层日渐腐朽”,黄纪苏说道:“势不可挡的腐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金钱,一个官位,把精英捆得跟大闸蟹似的。”(P27)但他没有说,是不是要等到“我花开后百花杀”时,把这些大闸蟹统统捆到菊花台上蒸了下酒。

他们最痛恨的似乎还是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首先斥责这些倒霉蛋是“逢中必反”:

“永远‘清醒’而对立的‘本土愤懑’,热衷于以愤懑制造绝望,拆穿了,就是把一切值得愤恨的对象,把一切谴责的议题,引导向‘逢中必反’的绝然对立”。(P49)

接着控诉他们“卖国”:

“自由主义者会说,他们也是有大目标的,这个大目标就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确实有一部分左派和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反对他们的这个大目标,但我不反对他们的这个大目标,我确实认为他们的这个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是他们现在摆出的架势是,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就必须以美国利益为最高利益,说白了就是必须卖国。”(P99)

有没有不能区分一个国家的体制和一个国家的利益的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当然是有的。这样的人因为反对中国的现行体制而反对中国的利益,比如他们曾经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反对中国加入WTO,等等;或者反过来,他们因为喜欢美国的制度而拥护美国的利益,比如1999年美国女足在世界杯上并不怎么公正地击败中国女足后,有些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并不觉得惋惜,反而为美国高兴。也有的学者,反对在任何意义上谈论中国的国家利益,似乎当前的中国,只有专制利益,没有国家利益。

实际上,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民族主义,他们主张的是自由的民族主义。他们可能批评中国现行制度缺陷,但绝对不会反对自己国家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国家的利益和自己同胞的利益不可能截然分开。就拿加入WTO来说,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加入了全球工人工资平均化过程,中国工人工资与发达国家工人工资扯平,发达国家的工会会反对,中国人为什么要反对呢?反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者,像耗子一样,可能连自己家门前的街都上不了,上街就会挨打,还谈什么实现自己的主张?

自由的民族主义者,或者说民族的自由主义者,能够明确地区分西方价值和西方利益,国内的游戏规则和国际的游戏规则。西方价值有普世的成分,可以为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世界各民族分享;西方利益就是西方利益,不会变成中国的利益。就像黄纪苏所调侃的那样,西方人自己烧石油,希望我们烧“天人合一”——就是烧了还能长的树枝和树叶。他们以前还烧我们的圆明园呢,还把抢走的东西拿回来高价卖给我们。学习西方的价值,维护中国的利益,这是中国自由民族主义者的基本立场。

自由民族主义还能够区分西方价值的国内部分和国际部分,国内部分更多用于维护各自国家内部的人权,国际部分则更多地用于维护各自国家的利益。国内可以是宪政政治的,所有的权力都可以得到限制;国际是无政府状态的,谁制定游戏规则谁就可能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因此,西方国内人权价值可能是普世的,但国际游戏规则则通常是国家化的。美国不签订京都议定书,不是说它不符合普世价值,而是因为它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美国不承认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海洋公约,也不是因为它违反了什么全球通则,而是因为它限制了美国海军的活动范围。

因此,在尊重现行国际游戏规则的同时,为了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谋求游戏规则朝着不损害,甚至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向修改,是中国自由民族主义者所赞成的。中国监视美国海军测量船在中国南海专属经济区的活动,就是想维护对中国国家利益有利的国际游戏规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议将特别提款权(SDR)改造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也是想修改国际金融的游戏规则,让货币权力与实体经济对称,改变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25%,而美元占世界储备、结算和流通货币60%以上的不正常状况。

我同意徐波和陈林在《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现实与悖论》一文里表达的看法:“几乎所有严肃而客观的学者和政治家,都看到了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双刃剑的作用。”自由健康的民族主义,是伟大的美国独立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是中国孙中山、印度甘地、土耳其凯末尔以及埃及纳赛尔领导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精神动力之一;但狭隘和病态的民族主义,也种下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病根。病态的民族主义起源于一个民族病态的心理,一个民族的伟大精神和政治领袖不是利用自己民族的负面心理为自己的狂想服务,而是要治疗民族的心理创伤,让她恢复自信、包容和爱的能力。

这正是我们拒绝“不高兴”病毒的理由。

□ 中国青年报

 
5   [dokknife 于 2009-04-09 12:11:27 提到] [FROM: 10.]
红日风暴卷不走独立的灵魂——中国当代最大文字狱与胡风案



                       亚洲周刊:张洁平

胡风集团案是新中国最大的文字狱,涉案人彭柏山之女彭小莲与学者魏时煜扛起摄像机,追踪冤屈者遭遇,为历史留下见证。拍片艰苦,耗时五年,胡风分子们的独立精神和高贵人格支撑她们坚持到底。

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风暴。很多年后,当身为后辈的彭小莲、魏时煜走访当年风暴中心的老人时,老人温和的讲述,在她们听来,仍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这次风暴史称「胡风集团案」,开端于一九五五年五月的全国「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平地惊雷一般的运动中,共有九十二人被逮捕,六十三人被隔离监禁,七十三人被停职审查,二千一百多人被影响受株连。

二零零三年起,电影导演彭小莲和从事媒体教学的魏时煜拿起摄像机,开始追溯这一场新中国最大的文字狱。五年的时间里,她们走访了二十六位胡风分子,四十多个家庭,收集了很多珍贵的历史影像及图片素材,摄製成为第一部民间记录胡风集团案的历史片《红日风暴》。二零零九年四月四日,该片在香港电影节首映。

导演之一的彭小莲来自上海,她的父亲便是当年被扣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罪名的彭柏山,时任上海市市委宣传部部长,也是官职最高的「胡风分子」。彭柏山入狱时,彭小莲两岁。一九六八年,彭柏山死于造反派的毒打,彭小莲十四岁。在一本记录父母故事的文集《他们的岁月》中,彭小莲描述她成长记忆中的父亲。正是这位时常缺席的父亲,最终引发了《红日风暴》的诞生。

一九八五年六月,胡风去世,彭小莲代表彭柏山全家参加了胡风的葬礼。在影片旁白中,她说:「当时,我已经当了电影导演。胡风分子们希望我拍一部电影,记录胡风事件和我的父亲。想到要重新回顾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当时感到恐惧。一九八九年,我再一次选择逃避。到了纽约,我以为从此就可以忘记远在中国的过去。但是往事却像电影镜头一样,经常在纽约的街头闪现。」「一九九六年母亲病重,我赶回上海。在她的病榻前,我们共同回忆起了父亲。母亲第一次述说了那么多残酷的故事,我才终于明白了他们是怎样经历了那一场又一场的红日风暴。」

此时,彭小莲已是知名的剧情片导演,同时,她又曾师从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并完成小川遗作《满山红柿》。魏时煜是彭的好友,文革后成长于中国大陆,在加拿大获比较文学硕士和电影研究博士,现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她们两人,一个因为背负在身的历史记忆,一个因为帮助好友的义气,共同扛起了摄像机。

《红日风暴》以鲁迅的葬礼开头,以胡风分子们葬礼的图片序列结尾。胡风和彭柏山都被视为鲁迅的学生,抗战时期,胡风创立的《七月》和《希望》,继承鲁迅的批判精神,但延续到仍讚扬鲁迅的毛泽东时代,却遭到灭顶之灾。影片最后,在胡风分子阿垄的葬礼上,贾植芳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这代人,慢慢都走了。那挂个照片,我们这些人全都站在第一排。照片换人的,钉子还是那个钉子。」

亚洲週刊专访了纪录片的导演之一魏时煜,在製片名单上,她的名字是「闽燕墨雨」。以下是访谈摘要:

你们共收集了哪些素材?

五年来,我们拍摄了三百多小时的素材,共访问了二十六个胡风分子,还有十几个去世胡风分子的亲友,整理出一百多万字访谈记录。另外,平均每家提供了四五十张照片,用到片子里的图片有一千多张。我们还搜集了从四九年至今的《人民日报》,与批判胡风有关的内容四百多篇,全部都照片取样出来,做了处理。有当时丑化胡风分子的漫画。我们还收集新闻纪录片的素材,拍摄了大量的空镜。比如,阿垄在上海住过的新疆路、彭小莲的老家、关押胡风分子的北京安福胡同、上海提篮桥监狱、四川的川东监狱和川西劳改农场,四川是胡风和梅志住过的地方,都是实景。

你们如何保证客观性?

我们两个人,彭小莲有现场记忆,拍摄的时候,有助于帮助被拍摄者回想事件。而我没有这种历史记忆,既不会去攻击、谩骂,也不会歌颂、吹捧。另外,我们访问亲历者是让他(她)的描述重现当年的画面。我们很小心,不引导亲历者或他们的家人去做结论。最后出来的片子,不能保证百分之一百的准确,但百分之九十以上一定准确的。

片子里你们试图採访被认为是「出卖朋友」的舒芜,能说说过程吗?

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是这场风暴的开端。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胡风的好友舒芜,提供的材料是他们的私人通信。这件事,被认为是舒芜「出卖朋友」的最大污点。我们联络舒芜希望能採访,一直是通过他的朋友牛汉。牛汉告诉他我们要拍关于胡风的纪录片,希望访问他,他开始同意了。于是彭小莲从上海、我从香港,我们买了机票一块儿飞到北京,到了的时候,牛汉又告诉我们说他反悔了,不愿意拍了。我们只好到牛汉家,说你能不能再打电话试一下,然后我们就拍摄了打电话的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到,舒芜电话里的声音就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看没有必要,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我就觉得除了那个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说的是《回归五四》那篇文章。其他的胡风分子当然都对舒芜不满,因为他当年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信供出来,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超越了做人的底线的。可在片子里,我们还是找到了比较了解舒芜的朱正,站在他的立场上做了解释。

在拍这部片子之前,你对胡风案是什么样的了解?

我原来真的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觉得政治是很无聊的事情。彭小莲打电话找我一起拍片子的时候,我对胡风的全部认识,就是他曾经在三四十年代创立了左翼文学刊物《七月》和《希望》。我并不知道后来的反胡风运动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做了大量的功课。包括把所有市面上出版的关于胡风案件的书籍,大概七八本都看了。每访问一家人之前,我们会先邮寄一份问题过去,再加上一本彭小莲记录她父母故事的《他们的岁月》,这样别人就很容易接受我们。

从毫不关心政治到花了五年时间做一部这么「政治」的片子,能说说这部片子对你本身的影响吗?

这场运动给彭小莲留下很大的创伤,我曾觉得拍这个片子对彭会是一种治疗。不过做完片子我也明白了,他们这代人从小经历的恐惧,不是做一个片子就可以治癒的。

这五年,我几乎牺牲了所有的週末和休息时间全职做这件事。剪片子剪到我生孩子、上产床前几个小时,从医院出来又回到剪接机上。我真的是被片子里拍摄的这些人吸引,他们都是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人在国外留过学,受五四运动启蒙的影响。他们的独立精神、人格魅力,是给我最大的支撑。

我们开始拍摄以后,王戎、梅志、白莎、殷容仙、胡征、耿庸、彭燕郊、王元化、贾植芳都相继去世,我和小莲留下了他们的最后影像。拍摄的时候,有的老人说,「只有小莲和小魏才会真正地给我们平反」,令我们很感动。贾植芳二零零八年四月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剪片子,看著他在电脑屏幕上活灵活现地讲故事呢!

剪片这个过程真是刻骨铭心,这个人在你面前,他的形象,你一格一格地看,找到最好的样子定格,你一辈子都不会忘掉这张脸,这个样子,这个声音……这片子我现在可以从头到尾背下来,中文、英文、任何一段,随便一段,历历在目,声声在耳。

□ 亚洲周刊

 
6   [dokknife 于 2009-04-08 12:31:50 提到] [FROM: 10.]
格丘山:读“我们的追求不是在独裁制度中寻找一个‘好’独裁者”的感想



                             ·格丘山·

1.“我们希望看到,中国下一场由群众大规模参与的政治运动,能够超越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冲突和斗争,能够公开否定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我们追求的的打破一个独裁制度,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制度,而不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个独裁制度中寻找一个温和一点、开放一点、良心好一点的--独裁者。”

格丘山:部分同意这个看法,从总体的历史走向上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不应绝对排斥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任何民主的锲机,如果它呈现这个萌芽的话。毕竟历史的发展的复杂超过我们个人能看到的视野。任何先设条件,用绝对暴力,或者绝对和平方式来改变专制政体都是不明智的。

2.“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89学生运动”,都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的产物,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平反六四”,就如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样,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

格丘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89学生运动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由上而下,一个是由下而上;一个是主要以权力斗争为中心,一个是以限制官员的权力为目的。产生的后继影响也完全不同:前者使人民不再迷信共产党,不再盲目跟着共产党搞政治运动,共产党为神的地位在中国结束了;后者使人民看到了这个政权在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拿屠刀杀人民,共产党从不是神变成了恶霸和魔鬼。

不同意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同意歪曲89学生运动,这是中国人必须走过的台阶。没有这些台阶,我们今天可能还停止在六十年代初期王光美搞四清的政治水平。历史不是靠那个哲人用天才的分析,靠那个数学家求出一个最优解来,大家去实现就行了。而是必须要去通个一个个的实践,从教训和经验中去摸索它的道路。

3.“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支持刘少奇、邓小平的人要求中国共产党“平反”,结果“平反”成功,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中国并没有开放自由民主,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是不能人民自由选举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是不允许反对党派的存在,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是不允许新闻和言论自由。

1989年,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发动了一场“89学生运动”对抗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邓小平打倒了赵紫阳,支持赵紫阳的人都成了“动乱分子”,都被镇压和清算了。

今年是1989年学生运动20周年,支持赵紫阳的人要求中国共产党政府“平反”(平反六四),要求了20周年。假如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给1989年这场学生运动“平反”了,谁能相信中国的政治体制今后就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呢?”

格丘山:邓小平平反没有错,邓小平的两大功绩是平反历史政治运动,和结束了以政治运动为中心的阶级斗争的国策。邓小平的错误是将中国引入了比西方原始资本主义更不公平的专政资本主义,使中国的贫富分化向世界顶峰急速攀登。

赵紫阳同情89学生运动,或者想利用89学生运动向邓小平的权威挑战,与赵紫阳发动89学生运动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于政治历史准确的定义是中国走向现代政治的关键,那种爱恨分明的将所有事情武断和粗暴地归入非朋友即敌人的思维方法是共产党二分法的延伸。

据说赵紫阳软禁时拒绝了检讨复出的条件。如果这是事实,说明了不管赵紫阳在当政时做过多少坏事,他最后做出的政治抉择不是完全从个人利益考虑的,应该在中国民主史上得到他的地位。

如果共产党能够给赵紫阳平反,应该看它怎么平反。如果它只说赵紫阳没有支持89学生运动,或者赵紫阳只是同情学生运动,没有实质支持89学生运动,那么这个平反是站在共产党的原始立场上的政治游戏,没有任何进步。如果共产党的平反是整个改变对89学生运动的评价,认为89学生运动是一场爱国和纠正共产党走向贪污腐化的自发的人民运动,赵紫阳对于89学生运动的同情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支持。正如我前面说的,我们可以有自己对历史走向的判断和分析,但是我们不应该对于每一个历史出来的事情预设立场。人的理智预测和历史的现实往往差别很大,个人所能看到的历史视野是非常有限的。

4.“作为现在的年轻人,我相信,我们已经不象我们爷爷、奶奶那辈相信和听从政府,我们也不象我们爸爸、妈妈那辈随大流和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结论,我们新的一代,在互联网的信息时代成长起来新一代,我们掌握寻找真实信息的工具,我们学会了用自己的头脑判断是非。”

格丘山:说得很好,但是当今天的年轻人在向前走时,如果看不起他们的爷爷、奶奶,就大错了。不要以为自信,理想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专利。他们的爷爷、奶奶当年的自信,激情和理想,一点不比他们今天逊色。他们是在后来的实践中开始怀疑和自暴自弃的,许多人甚至至今还不知道或者不认为错了。对于他们,今天全部怀疑和自暴自弃的理由,并不是一种对苦难的反省,而只是他们献身的领袖没有了,新的领袖讲的与原来他们受的教育截然相反,他们落伍了,或者被叛变了,甚至被出卖了,命运又不给他们时间再来一次了。

中国近代史的悲剧是每一个下一代都彻底否定上一代,你们怎么知道你们的下一代不是像你们否定上一代这样来否定你们呢?

                    ※   ※   ※   ※   ※

             附:刘天舒:我们的追求不是在独裁制度中寻找一个“好”独裁者

今年,是那场浩大的1989年中国学生民主运动20周年,那是一场青年学生为主的政治运动,我相信,作为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人会不好奇、不关心。

作为现在的年轻人,我相信,我们已经不象我们爷爷、奶奶那辈相信和听从政府,我们也不象我们爸爸、妈妈那辈随大流和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结论,我们新的一代,在互联网的信息时代成长起来新一代,我们掌握寻找真实信息的工具,我们学会了用自己的头脑判断是非。

我们了解到,1966年,中国共产党的独裁者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叫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人都是“反革命”,都被镇压了。

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支持刘少奇、邓小平的人要求中国共产党“平反”,结果 “平反”成功,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中国并没有开放自由民主,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是不能人民自由选举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是不允许反对党派的存在,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是不允许新闻和言论自由。

1989年,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发动了一场“89学生运动”对抗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邓小平打倒了赵紫阳,支持赵紫阳的人都成了“动乱分子”,都被镇压和清算了。

今年是1989年学生运动20周年,支持赵紫阳的人要求中国共产党政府“平反”(平反六四),要求了20周年。假如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给1989年这场学生运动“平反”了,谁能相信中国的政治体制今后就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呢?

由中国共产党自己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由中国共产党自己来“平反六四”,对改变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制度究竟能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呢?

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89学生运动”,都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的产物,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平反六四”,就如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样,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

我认为,我们在今年这个“89学生运动”的第20个年头里,我们需要清醒,我们需要看清,“89学生运动”属于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制度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冲突和斗争。

我们中国新一代年轻人追求和向往的则是我们的国家能够很快实现:自由选举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允许政治反对党派相互竞争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

我们希望看到,中国下一场由群众大规模参与的政治运动,能够超越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冲突和斗争,能够公开否定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我们追求的的打破一个独裁制度,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制度,而不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个独裁制度中寻找一个温和一点、开放一点、良心好一点的--独裁者。


 
7   [USMedEdu 于 2009-04-08 12:16:08 提到] [FROM: 10.]
余震绵延的大地

                              野夫



表面上看,农民的行为迹近“刁民”。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是没有土地权的弱势,他们的意志从来都被那个虚构的“集体”所强奸,这是他们万般无奈而只好“无赖”地维权。他们不这样去争取,就只能维持那几近于无的地租,没有哪个组织或机构去帮他们说话。在贫穷必将带来万恶的世界里,他们只能扮演这样一些没有信用的小人,只能去用一些鸡鸣狗盗的行为来发泄他们的不满。

一方面灾区在等着大笔的救灾款拨付下来,另一方面基层主官也确实充满隐忧――毕竟每个乡镇和部门,几乎从来没有面对和掌握过这么多的资金;一旦见财起意顺手牵羊,那肯定是要倒下一批干员的。眼前虽然每个区县都有上级派来的巡视督查组,但是整个国家的体制,是一个缺乏监督的体制,腐败的滋生实在到了防不胜防的程度。但是比起高层利益集团来说,我仍然倾向于相信基层的贪腐是上行下效的结果。



2008年初在西南乡村旅行时,偶然看见有农妇在散发一封“王母娘娘的信”。好奇便领了一张,内容确实显得荒诞不经。更为令人称奇的是——明显看得出来,竟然是用80年代使用的机械打字机蜡纸油印的产品——实在难以想象,这一早已被时代淘汰的工具,还在乡村社会草根阶层中秘密地发挥着作用。

中国文化历来就有“经学”和“纬学”之分。自古以来,纬学中的“谶纬术”一直在民间私相流传,历朝皆屡禁不绝。新中国以来,对此类标准的“封建迷信”,一向是实行严厉打击的;历次运动几乎已将这一现象扫尽荡平。但是眼前重新拿到这样的“揭帖”,出于对“民间语文”的特殊兴趣,我还是把它保存下来了。

在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受教不多的广大百姓,心存侥幸地期冀着果能预告未来祸福的神人,以便在险象环生的岁月之中趋利避害——这是谶纬文化得以传承的社会心理基础。就像算命星相之类神课,哪怕偶然十句中一,也能蛊惑今日许多时尚青年一样。人类在变幻莫测的历史和命运中,难免对神秘未知的事物充满孩子般的好奇心。

标题为“王母娘娘的信”的这份传单,似乎在年初便在预告着这一个“凶年”。此信的开端便语句不通地讲述一个山西的老太婆,某天给了一个女生这封信,转身就不见了。信中说今年——有房无人住,夫妻不团圆;有饭无人吃,儿女不能见。等等。但是观音赐有药方:有生姜三片,竹叶三片,紫草胡椒少许,吃下可免。男女不能骑门槛,不能吃生水和一切生果实,不能乱解小便。同时默念如来、观音、玉帝、王母,便可躲过大劫。

很显然,此信牵涉佛道两派神祗,禁忌和药方皆荒唐可笑,属于典型的“小民宗教”。但是当我走到今天——2008年11月底——再来重新审视这一文本时,却忽然感到了某种莫名的惊怵。纵观从年初雪灾以来直至今日金融风暴,你无法不承认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凶年”。即便中间有一场“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宴来冲喜,仍无法冲淡许多人在今年所刻下的悲苦记忆。

“5.12汶川大地震”之后五个月来,余震和新震一直未能平息。迄今记录在册的已有三万多次,意即每天有两百次左右的震动——这是怎样一块积蓄着风暴的土地啊,它还要经历怎样的波动,才能释放完它的能量,才能复归万户千家一份平静和谐与安全?



五月以来,纹江区的位置如处飓风的风眼之中,显得比周边的灾区都要平静。但是每一次四级以上的余震,仍然要晃动这里的楼房;虽然渐已习惯的大众再不会夺门而逃了,但惊恐和隐忧依旧还是压迫着心灵。以我自己的体验来说,经常好端端地坐着,就会突然感到大地的动摇,会略显紧张地定神查看水杯——而事实上,这只是虚惊,是地震后遗症。

从地质学上说,大地确实还未搁平,还在隐隐威胁着劫后余生的人民。而从社会学方面来看,这场浩劫所引发的各种后遗症,肯定还将在漫长的时间内,广泛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虽然眼前,失去安全住所的市民,都可以在活动板房里度过灾后第一个冬天了;农民也逐渐开始新建平房。但是,废墟的广大存在,依旧在萧瑟寒风中生硬刺目。而更多的高楼危房,还基本在警戒线的圈禁之中突兀矗立,基本还没开始拆除的工作。

我刚去回访过邻近的汉旺镇——整个镇子还是由江苏特警戒严着,任何人没有通行证不得入内。所有歪七竖八的楼宇依旧保持着“5.12”当日的惨状。街心那个著名的钟鼓楼,时针仍旧绝望地定格在两点二十八分。一切都还纹丝未动,快半年了,竟然还有幸存者在警察的陪同下,在频繁赶去危险的旧居,扒拉一点未损的用具和衣服出来。我问那些把守着关口的年轻警察,他们说到了夜里,他们都不敢进去巡逻——即使在白天,我也能深深地体会这其中的惊恐和悲凉。

那天在东汽家属区的大门前,一个男人正在和门岗撕扯。他要进去,他要去给他儿子烧纸——著名的东汽中学就在里面。但是没有通行证,门禁则坚决不让。这个哀惋痛绝的老男人,几乎像疯子一样狂怒大叫奋力硬闯,几个壮汉民兵和警察几乎都难以制住他的鲁莽。门禁当然有门禁的理由——所有的楼宇都悬如危巢,余震随时都可能掀翻一栋,没有通行证谁敢承担新的死亡责任?

但是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只要是垮塌学校较多的灾区,家长的愤恨和怨怼还远远没有摆平。基层政府虽然已经千方百计地从各地抽调医生教师,去分隔各家各户的苦主,挨户安抚做工作,阻拦他们的集结上访喊冤。但是,谁都清楚,大群的绝嗣之痛,岂能在短时间之内抚平。任何一个人的自发哭丧悼亡,都可能再次煽起一个片区的苦情,而造成基层的动荡和上层的问责。

事实上,在隶属绵阳的某县,近期就因保险公司对死亡孩子的赔付,远低于交界的德阳市,而引发了家长的群体事件。按说保险公司纯属商业行为,各地根据各地的投保额赔付,实在与政府无关。但是放在眼前的大气候之下,最终的结局则可能仍然是要政府来买单拉平。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灾区基层政权来说,此刻恐怕谁也不敢轻易去引爆一座火山。



纹江区垮塌房屋八万多间,受损二十余万间;万幸的是没有垮塌一个学校,因此对地方施政者来说,要少了很多涉及稳定的压力——至少不会有各种中外媒体来频繁叨扰。但是重灾区毕竟还是重灾区,在越来越精细地统计之后,现在的受灾排名,已经位居全国第21名。因此所要面对的问题和隐忧,几乎也与各地一样。如此巨大的灾难,在各种显现的阵痛背后,必然还有一些潜伏的后果,将在未来渐次浮出水面。

最近,相邻的重灾区广元的生蛆柑橘,正在引起全国的舆论热点,从而导致整个柑橘种植业的灭顶之灾。尽管当地政府已经号召果农掩埋了那些长虫的水果,尽管这种果虫也确实无毒副作用,但是对广大的城镇消费者来说,已经无可挽回地要躲避这一鲜果了。没有谁去想象灾区果农的雪上加霜,没有谁去分担这个“灾年”的又一苦果。

这件事与“灾年”有关吗?与地震相关吗?也许很多人要这样质疑。其实,早在一个月前,类似的危机已然在纹江区出现;如果没有施政者的及时妥善处理,也许早就酿成了一场大的舆论风暴,同样也将祸及另一水果的种植业和所有的果农。现在我来追溯解析这个故事,藉以剖析基层政权的危机应对问题。

几年前,纹江区和全国多数地方政府一样,为了帮农民致富,必须要调整当地农业的产业结构——也就是说,传统的粮食蔬菜种植,在中国确实不挣钱。每亩地投入产出的毛利,不算农民的劳动力成本,大约每年也就几百至两千元不等。为何农民宁肯冒着被城里人歧视和欺负的危险,仍然要到城里打工或做游贩,因为在城里最不济每月的收入也接近他在土地上一年的利润。于是纹江区根据盆地的土壤气候条件,为农民引进了“金花梨”这一种植产业。为了动员只熟悉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改种这个水果,最初政府还是付出了较大成本的。要出钱买幼苗,要免费技术培训,要派员检查顾问,甚至还要帮忙收购寻找销路。

“金花梨”属于改良了的优质水果,很快就开花挂果进入丰收的时代,在最初的年头确实让那些冒险转向了的农民尝到了甜头。于是马上就有大批的农民跟风种植,接连的丰收随之带来过剩和滞销。这种不像粮食一样可以存储和当饭的产品随风飘落,愤怒的农民甚至将满车的烂果倾倒在乡政府的门前。

有些果农根据市场调剂,改种了其他水果甚至复耕。但金河镇的银桥村,则仍然坚持着。即使市场价远不如当年,但是到底还是比种粮食划算。可是今年八月,眼看着满数灿烂的金黄,可以为灾年聊添喜色,果农却开始成群结队来乡政府闹事了。那时正是奥运时节,大群的农民开着拖拉机满载金花梨要奔赴区政府,扬言要倾倒在政府的门前。一场莫名其妙的危机,就这样在原本苦难的灾年,再次拉开了序幕。



确实奇怪,原来一直生长正常产量很高的金花梨,今年却突然大面积地爆发了虫灾。而且这种虫叫“蛀心虫”,直接钻进了梨子的果核里成长,外面根本看不出来。但是梨子一旦接近成熟时,就要自然坠落和溃烂。果农看着满地的烂梨,意识到全年的辛苦劳作付之东流,再加上灾年的损伤,必然更加绝望。这时,他们只能想到要找政府扯皮了。

可是,农民自耕自作,丰年就自得其乐,遇上天灾歉收就要找政府麻烦,政府真的有责任要负担吗?农民当然要找出自己的理由来。否则纯粹无理取闹,那也肯定不敢。他们的理由是——首先,是政府动员甚至要求他们种梨的,仅有的田地都变成了果园,现在遇灾,意味着连粮食都没有吃的了。其次,关于植物的病虫害,历来相关职能部门都要负责预报和预防,但是今年以来,相关单位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作为。再者,供销系统每年都要求果农对水果实行套袋管理;每个袋子要五分钱,供销系统过去每个袋子要补助二分五厘,但是唯独今年承诺了又没有补,于是农民省钱也就没套。因此政府需要给他们赔偿损失。

这几个理由能够成立吗?书记老吴认为确能成立。第一,农民天灾没有饭吃,政府本来就要管,总不能在灾年再添饿殍。第二,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之所以要存在,本来就是要为“三农”服务;服务如果没有到位,那至少难辞其咎。第三,供销系统也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承诺而未兑现,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因此这件事,政府肯定要管才行。但怎么管呢?

首先当然是要稳住农民的情绪,不要集体上访闹事。然后是问责相关部门。相关部门确有现成的理由——地震。因为那一段时间,所有的人皆在忙于抢险救灾,忙着要调查灾情并向各自的上级部门汇报各种统计数据,哪里还有时间和人力去考虑一个村的梨树问题。再说谁也没有想到,会在灾年里冒出这样一种原来并未肆虐过本地植物的怪虫。

蛀心虫哪里来的?那么根据原先的培训要求,果农必须要进行的药物预防,农民都做了没有?如果做了,为何没有能够杀除这些害虫?如果没有做,那么果农自己也要承担一份责任。于是紧急调查,农民拿出了自己杀虫的证明——他们提供了七种杀虫药的瓶子,以及在哪里购买的证明。

很快就弄清,药物就是在金河镇街上的两家药店买的;其中一家还是果农的专业合作社开设的专营店。但是检验结果很快也出来了,其中的两种药物是假冒伪劣产品,根本无法杀除果虫。接下来基层政府如果能找到赔偿的下家,是不是可以帮农民减少一点损失呢?看来好戏似乎还在后头。



在一个诚信普遍缺失的国度,坑农的事件必将频繁发生。虽然偶尔闹大了的事件得到了惩罚,但多数时候基层政权对此是束手无策的。何以如此?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见其中的两难困境。

纹江区在检验出有两种药是假冒伪劣产品之后,立即要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准备顺藤摸瓜找出元凶,以便从厂家那里为农民讨要一些赔偿,借以减轻灾民的损失和自己的压力。但是在没有找到厂家之前,这一检验结果暂时还不敢向农民公布——因为愤怒的农民一旦知道有假药,肯定首先要结队去打砸街上的商铺;那样就会惹出影响治安的公共事件。

卖药的零售商之所以还需要保护,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从批发商那里买进的是假药。他们向专案组提供了进货的渠道和上家以及相关的账单,一种是从绵阳进的,另一种则是从成都进的。公安局兵分两路,但很快皆铩羽而归。绵阳的那家批发商承认他们卖过这种药,但他们也不知道这是假药,他们是从福建的一个厂家购进的。警察要他提供他们从那进货的证据,他说地震之后,因为唐家山堰塞湖要崩溃,整个绵阳市都要紧急搬迁到山上,所有的这些凭据都散失了——这个理由在兵荒马乱的当时,也确实可能存在。警察没有理由抓捕这个同样是灾民的批发商,虽然知道了那个厂家的地方,但是没有任何证据。

另外一组到成都的警察,也找到了那个经销商,知道该药来自江西的一个药厂。但是卖农药的在成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其中鱼龙混杂真假参半,你很难分清其中的真伪。他们进货的运单凭据,一般只保留一个月;也就是说同样拿不出指证那个厂家的证据。而且还有可能那个厂家制造的是真药(因为有国家批号),是另外一些不法分子仿冒的假药。

案情走进死胡同,纹江区政法委召开相关部门的联席会,商讨要不要去福建和江西调查的问题。公安局方面说,根据现行法律,目前这个事情根本无法立案——立案是有一套立案的正规程序的。零售商和经销商只有在“知假贩假”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如果不能证明其“知假”,就无法立案。如果没有立案的案子,就没有进入全国公安系统的网络;如果本地的警察要想去异地调查和抓捕,异地的警察不仅不会配合,甚至还要干预。更何况这些厂家都是各地的大型企业,都会得到地方保护。你外地的警察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时候,想去从他们那里帮农民索赔,他厂里的保安都可能暴打你一顿甚至反过来扣押你。与其花费人力物力无功而返,甚至惹是生非,还不如另外设法来安抚这些受灾的果农。

原来还想找到厂家来为农民索赔的想法,在目前显然已经难以实行。而本地的这些零售商在不知情的背景下销售过这些假药,本质上说还是你地方相关部门监管不力的问题。那果农的灾难到底该由谁来埋单呢?



根据调查以及和以往的年成相比较,银桥村的果农因为蛀心虫确实减产百分之六十。全村一千多户人家集合一起要找政府“索赔”,放在八年前那几乎是不敢想象的事情;但是放在今天,尤其是在地震和奥运的大背景之下,就是一个基层政权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维稳”是目前地方上的第一要务,任何可能酿成群体事件的苗头,都必须扼制在萌芽状态。

但拿钱能够埋这个单吗?粗粗算一个帐,仅仅是银桥村就需要1500万左右。且不说政府对此天灾虫害没有完全责任,就算有部分责任,那也很难在预算外随便拿出这笔巨款来。更为麻烦的是,银桥村只是虫害的重灾区,相邻的其他乡镇村组也不同程度地被蛀心虫坑害;如果对银桥村进行了赔偿,那些正在观望这一事件走向的农民,很快就会接踵而至,那基层就会出现一个难以填满的无底洞。

万事开头难,一旦在这件事上开头破题——给予了农民“赔偿”,那接下来所有的类似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地找上门来——这才是基层政权最为害怕的事情。中国农村普遍来说还是一个落后区域,农民也绝对是弱势群体;当半个多世纪的盘剥结束,他们终于可以声张一点权利的时候,那任何可以通过博弈赢利的机会,多数人还是会跟风攀比。张村水果闹事拿到钱,李村的蔬菜就会揭竿而起。农民当然不会相信政府和国家的钱是他们自己的财富,于是只要能挤出的奶,那谁也不甘落后。茫茫大地上,风调雨顺的日子几乎是少数;如果没有其他公正公平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那政府就会有永远赔偿不完的债务。

如果从现代政治的角度说,政府(无论中央和地方)本质上只是一个物业管理公司,所有的原住民是真正的业主,国家就是这个星球上的一个小区。业主是合法拥有小区产权的主人,由他们选择物业公司来为之管理服务并向这个公司支付报酬(纳税)。如果该公司服务不好,业主有重新选择物业公司的权力。既然政府是物业管理公司,它就只能承担有限责任——它天然没有权力去承担和干预业主的全部生活,而只能通过大多数业主来讨论制定一些有利于整个小区的公共制度。

我们的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至少目前来说,还不是这个比喻的关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实际扮演的是一个无限权利和无限责任公司。老百姓既然暂时无法去限制你的无限权利,那他就尽量想要你去承担无限责任。



今日任何非政府组织的民众集结行动,即便是表达正当合理的诉求,一般都会被认为是影响稳定的事件。事实上,由于多年来政府所习惯的暗箱操作,民众并未真正完全获得总书记所要落实的四种权力——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而权贵集团已然构成一种实质上的阶级,对公共资源财富的垄断和分赃,在很多地方都是不争的事实。社会固然在进步,大众生活水平也确实有所提高;但官民矛盾却日甚一日,社会危机也愈演愈烈,今年以来甚至可以说有些地方已经乱象频仍。

民众假设按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去申请游行集会,几乎还从未有某个地方政府敢于批准。那么对农民来说,只要形成村组性的怨言,只要某个人振臂一呼,他们才不会管你那些形同虚设的所谓法律和程序。既然是没有“批准”的群体上访,从现行制度上说它就是“非法”;而群体性的“非法”行动——即使不做出(比如倾倒烂梨在政府门口)其他过激行为,那从本质上说,也已经构成了涉及“稳定”的隐患了。

当整个社会情绪普遍呈现出“仇富恨官”的基调时,那任何人只要是针对公权和官府的挑战,哪怕纯属不明真相的误会或者不甚合理的诉求,也会赢得很多人的附和与称许——而这,才是这个社会真正开始危险的苗头。我在第一篇纹江调查中所解析的“5.21群体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人们被传言裹挟,灾情的积怨爆发,一个人的街头一呼,迅即形成上万人的风暴——类似的事例各地在今年可谓并不鲜见了。而在网络和民调中所反映出的偏激情绪,则更能显示出大地上的危机四伏。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银桥村的果农等待着政府的回复——无论打砸药铺或者拥堵政府,这都是基层政权难堪的事,也肯定是要被问责的事。假设一村的发难引起更多市民农民的景从,最后再激化出警民冲突酿成流血事件,则可能在灾区形成大面积的风潮。那样的结果,基层政权多数时候就要被问罪才能谢罪天下了。

究竟怎样化解这个金花梨问题?纹江区为此再三召开会议——“赔偿”谈不上,也赔不起;假药不敢说,怕激化民间冲突。最后依然还是只能走“群众路线” ――派工作组走村入户,挨家劝说,给确实生活困难的许以民政扶贫。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出牵头主张的人,按照一些基层政权惯用且有效的办法,恩威并济做通工作,这样才终于抚平灾年里的又一创伤。一般来说,处理类似矛盾,驯服了头羊则群羊皆喑。在主张“和谐”主题的今日,如果尚未非常“出格”,基层对此类头羊,一般不会像过去那样抓捕了事了。

民情如水,可疏不可堵;这是古代政治皆已认同的训条。在没有开放媒禁的今日,底层舆情确难上达天听。个体的投诉多数时候很难被主官侧耳,民众只好密议群体事件来震惊朝野,以期解决自己的委屈。而这样来之不预的事件,必然造成多方无辜者的受损——近日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所引发的城市瘫痪,即可见出“舆情不通”的危害。而这还只是一场和平运动,万一某天发展为暴力行动,泥沙俱下时则可能玉石俱焚——这,我相信还是多数人不愿看见的景象。



几十年来,中国政治多数时候一直保持着一种外观平稳而内部高压的态势——用行话说叫“内紧外松”。处在小农经济的当年,基层也许层层厚纸确能包裹住火焰,以致遥远京城可能无法透视边地的狼烟。但自进入信息时代以来,巨量流动的人口和无所不在的现代化通讯传媒平台,使得纯粹依赖这样的高压管理,已经不合时宜且难以实现了。地壳运动的高压都可以在瞬间引发惨绝一时的地震,譬之社会,其实亦同此理。

对基层政权来说,一边要“政治承包”达到治平,一边还要和谐怀柔以符新政――很多具体事情上便显得依违两难。因为三十年改革开放,本质上已经改变了许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即使用原教旨的马恩哲学来看,基本未曾改动的上层建筑,已然很难适应今日之社会生活了。没有较大幅度的政改,则很难抵达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展观”。

纹江区地理位置所在,就是一个典型的“高压”地区——自古迄今,它都是川陕大道的锁钥。拿下白马关,即可长驱成都。古书谓之“为三国险阻之区,实蜀都门户,两川咽喉之地”。今天的纹江区,更是名副其实的“高压”枢纽所在——国家电网的重要分流点。境内高压线密布如网,铁塔如林几乎无所不在。而地震之后,一个投资规模达五十亿的变电中心,又已签约将在这里生根了。

“国家电网”虽然有着鲜明的国家标志,也牵涉全民利益,但是在实行土地承包制以后,并非像过去那样,走到哪里都可以用国家的名义随便征用当地的土地。因为电力系统是一个独立运营的国企,素有“电老虎”之称,其权力和利益实与地方无涉。因此他们要在某区占地架网,虽然一般来说地方上无可阻挡;但是由于牵涉到具体的千家百姓的屋舍耕地的重新调配,那还是要和地方政府讨价还价和气商量的。

一般来说,根据规模线路等等,谈好一个补偿价格,整体发包给基层,由基层再去负责摆平群众问题。对基层政权来说,一来本身并不足以阻挡“国家网络”的分布;再说这种大型工程必然有巨额资金要在当地消化,可以拉动地方经济;更重要的是这种发包的拆迁安置费里,必然还有较大的利益空间。能尽量从老百姓头上节约下来的费用,就是地方财政的收益。对于税收拮据的小县穷区来说,也可谓不菲的诱惑。

变电站和铁塔所要占的具体田土,对农民的调配补偿基本皆能顺利解决。但是面对被网线切割的天空,面对那天天穿梭在头顶的几十万伏高压电,老百姓会没有说法吗?



几年前高地村的几户村民,对正好横跨在他们房顶的高压线就有了说法。他们偶然发现,用测电笔去触碰墙壁时,电笔会发亮,表示墙体带电。更为奇特的是,再测试他们的身体时,也会发亮。这种现象到底对人体有危害吗?即便是弱电,是否对生命构成隐患和威胁,暂时还找不到答案。但遇见雷电风雨之时,总不免令人胆战心惊。于是他们找到了政府。

政府找电力部门,电力部门说只要和高压线相距五米就是安全的;即便身体带电,也不会有危害。发包费早已付过,他们自然不愿再横生枝节。但是政府无法用这个理由去说服村民,因为电磁波对人体究竟是否有长远的影响,暂时谁也不清楚。况且村民会说——你觉得没有问题,那你来住几天试试。或者说,你给我们签署一个保证,如果万一出现生命危险,你承担全部责任。那这个生死契约却是谁也不敢去签的。

鉴于此,考虑到万一的风险,区委和政府还是出钱搬迁了这几户村民。但是两年前,又有一条新建的高压线路要通过堰塘村五组的领空,前后的水泥钢筋基础和铁塔都已完成,只有五组的农民堵截着施工队的进入。因为五组的地势稍高,高压线就在他们头上十来米,他们听说过高地村的事情,因此也担心以后自己身上带电。

他们提出要么另外辟地给他们修建新居,要么高压线重新布局绕过他们头顶,否则绝不允许施工。面对妇女老人和儿童在入村路口的静坐,无论施工队还是基层政府都不敢强行作为,担心酿出极端事件。如果重修新居,面对的不是几户人家,甚至还有更多乡镇的类似村民会攀比模仿。电力系统该给的钱已经付讫,不可能指望他们再来出血。基层政府在尚未见证到这个距离是否会带电之时,肯定也不愿开这个口子——修房的费用之高,可能最后变成赔钱的买卖。但要电力系统修改方案绕过村民,显然也不可能。高压线和铁路一样,讲究的是切角取直,角度会带来不堪承受的拉力。另外已经建好的基础,每个也都所费不菲,放弃不用,这个损失又谁来承担?

面对这样的难题,无论基层还是系统,都不愿出面解决——这就构成“条”和“块”的矛盾。电力系统是从上至下的条式管理,连县级电力局的干部都不归地方政府辖制。地方要用电,也需要向他们购买,他自然不会太在乎你基层。但是对于基层老百姓的干预,他们却也束手无策——你有再大的背景,百姓还是只会服地方官的管理。工程因僵持而搁置,地方利益不会受损,但对电力系统却很头疼。但是他也有他的杀手锏,你要用电,尤其是在农忙等关键时候,他是有权可以给你“适度配给”的;那么基层政府也不敢把这个难题完全踢给电力部门。更何况工程之初,人家谈好的费用已经包干给你了。

于是到了地震之年,这个问题再也无法延宕。区委和政府反复商议,决定由群工部出面,挨家挨户找相关村民协商。垮塌了的房屋正好重新指定宅基地,拆迁重修,按国家的赈灾政策给予重建补助。没有垮塌的房屋,则预付给每户一笔安全保证金,两厢签订好协议——如果高压线通电之后,能够测出房屋和身体电流,那么这个钱就归村民所有;如果不能测出电流,这个钱还是要归还政府。但基层政府其实心知肚明,发出去的钱,最终肯定是很难回收的。因为到时村民还会有一些理由来拒付——比如电视和电话信号不好之类。甚至某人要是说开始头痛晕眩,你实际也无法去求证。即便什么理由没有,就是因为受灾而无钱偿还,基层政府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去拆房牵牛强行索讨了。

工程终于可以开工了,拿到一点钱的村民暂时可以心安理得地忘记高压电的威胁。至于整个工程,电力系统究竟支付了多少钱给基层政府,那则是与他们无关的。但是对于高压线究竟应该距离人居多远,电磁波才不会对人体构成可能的伤害和威胁?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只有电力部门自己规定的一个说法——那就是五米的距离。这一说法本身只是针对的生活触电的安全距离,对于强大电磁波的隐性影响,迄今还是一个没有真正检测和求证的问题。当一个庞大的系统自己给自己设定了这样一个标准,并按此来和地方政府交涉拆迁安置费用之时,地方政府其实处于弱势,因为他们并无能力去重新制定一个“科学”的标准。

在欧美发达国家,高压线距离人居的标准,据查一般是20米——至于这一标准从何得来,暂时我们还不清楚。这就是今日基层社会的真实冲突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说,三方的博弈类似于“虫子棒子鸡”的游戏,彼此相生相克还要相互依赖,才能达成一种暂时的平衡。当然这还是指的提倡和谐的当代,且还要是相对开明的主官所在的地区,才能勉强臻于一个和平的结果。而在过往的年份或者今日某些地方,因为此类冲突而以政府强势,完全压制农民而强行施工的事情,其实并不鲜见。其结果往往是冲突升级,或者暂时按平,而最终却要承受当地村民对这些国家设施的漫长破坏。



大地震过去将近半年,即使余震从未彻底消失,但灾区的社会生活,多已基本恢复正常秩序。严冬在即,帐篷中的农民显然要比板房里的市民难受一些;但是对于这种建国之初即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待遇,多数农民已经懒得去抱怨。对他们而言,任何一点改善,在内心深处还是颇怀感恩的。

国家在此次赈灾中,对农民的补助扶持政策,出台得比较及时。先有每天十元钱一斤粮的临时救助(其他民间捐赠不算);后有根据人口从一万六到两万六的建房补助。至于微损而只需维修的农房,最初德阳市制定的政策是根据不同程度,给予两百至一千的补贴。前面两篇文章中说过,对于这几项救助资金,基层政府是经历了复杂的民主评议和监督,才好不容易达成基本满意的结果的。

除开第一项马上发到了农民手上,第二项要根据修房的进度分批予以发放;第三项维修补贴却又临时搁浅了。原因是砖瓦水泥物价暴涨且供不应求,德阳市政府根据大面积的民间反应,决定在原来评议的基础上,把补贴上调五倍——变成补助一千元到五千元。结果政策刚刚发到乡政府一级,就受到了很大的反弹。老百姓反而不干了,基层政权面临新的压力而手足无措,上级政府出乎意外只好紧急叫停。补助增加了反而难以执行,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好心上调的政策却在基层受阻,这恐怕是高居都市的人难以想象的问题,也可能是只有中国农村才会出现的荒诞一幕。原来症结是金钱只能大致分出额度补助,但是地震的破坏却难以细分其程度。比如在最初的方案中,张家的瓦损失了大约200匹,村民一致同意补助张家200元;李家的瓦损失了1000匹,大家同意补助1000元。彼此相差只有800元,这基本不会影响大致的公平和平衡。但是按新的政策,张家虽然可以拿到1000元,但李家则能拿到5000元,彼此相差4000元,而损失的程度却并非大了这么多,那么张家就会有意见了。

“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古老的困惑再次充满整个灾区了。由于牵涉面极大,不完全推翻过去的方案而重新予以评议,简单地按比例放大,就可能好心不得好报,甚至引发基层的再次震荡。于是上级只好叫停。但是对于基层政府来说,重新召集各村组再次评议、公示和修改,反复纠缠验证劝说,实际是一个耗时费力的难题。更何况很多微损房,老百姓为了生活,早已自己动手维修完毕。虽然保留着当初的照片,但根据每家的照片所能呈现的灾况,事实上是难以分辨出完全清晰的等级差距的。而且还有很多灾民已经又外出打工,重新召集都很困难。面对诸多难题,基层政权只能苦笑。

早就从媒体知道维修补助消息的农民,会质询基层政府为何还不下发,救灾款是否挪作他用?基层政府要么息事宁人维持原方案不变,要么就只能暂时搁置,简单的放大肯定只会迎来更大的冲突。如果退回原来的政策,事实上是所有灾民皆未得到好处,对于乡村经济来说,本身也是一种损失。由于很难找到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我估计为了减轻基层压力,有可能会选择维持原案这种“零和”的无奈方式。

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在一次交易中,追求“双赢”是任何一个经济人都会自觉选择的方式。但是这种铁律却在社会学这里,无法得到符合逻辑的推理。在我们这个民族和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似乎往往更倾向于选择一种“共输”的结果,才能心气平和相安无事——这是我们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尴尬命题。

十一

由于建国之初即已形成的居民和农民两种户籍制度(不平等的国民身份资格),致使中国农村问题的复杂性,在今天仍然远远超出高居庙堂者的想象;也不是许多天赋人文情怀却深藏书斋的知识分子所能详查的。就拿此次农房重建的补助问题来说,中央给出的政策是每户一万元,地方配套补助一万。这是一个大的框架,到了基层因为确实存在每户的人口多寡问题,一律两万明显不合适,遂修订为一至三口之家补一万六,每增加一口再加五千,但最多不能超过两万六千元——这是德阳市所辖各区县统一的标准。

按说依照这个基本明晰的方案去对应发放即可,谁知政策一到乡镇,立马出现卡壳。先说户口问题——一户的定义是指在“5.12”之前同属一个户口簿的一家人。如果在那天之后分家甚至离婚的,都不能享受两户的待遇。这个界定看似简单,实际上问题马上就出来了。

农村和城市不一样,自古就有“树大分杈,人大分家”的传统。因为土地并非私有,目前仍是所谓的集体所有制——一个农民去世了,他名下的土地其所在小组必须收回。一个孩子长到18岁,他可以新分到一块土地。一个姑娘嫁走他乡,她原有的土地要收归集体;外来的媳妇娶到本组,也应该分她一份土地。因为集体的土地处于内部不断调换的过程中,孩子结婚之后一般都会选择分户,以便享有自己的一份土地使用权。

但是因为贫困等原因,许多家庭两代甚至四世同堂——只有一栋瓦房,但是户口却是两个甚至三个。现在房子垮塌了,他们该怎样来获得补助呢?而且农村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实际情况,就是一家之内,分户之后有分开开伙的(哪怕同处一室,父母和儿女收支和饮食皆完全独立),也有没分开开伙的。这该怎样来认定和区别?如果仅凭乡镇干部按照派出所的户籍档案来照本宣科发放,势必引起很大的纷争。

仅仅针对分户未分房的家庭,基层就必须在广泛征求民意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拿出七种参考意见和处理办法——1.倒了同一栋屋,事实上分户且分伙的,按两户补助。2.五人以下,分户没分伙的,按一户补助;六人以上则交由群众评议适度认定。3.夫妻震前未离婚却有两个户口簿,且长期共同生活的,按一户补助(含未成年人单独立户的)。4.夫妻未离婚但长期分居,且各有住房皆倒塌;包含其已成年子女单独立户而各自开伙的,皆可按各自一户补助。5.震前分户未分房,震后申请各自重建一栋的,可以分户享受补助。6.分户分伙但重建不想分开建房的,必须达到100平米才能按两户补助。7.父子同屋但分户,一住正房,一住偏房,倒塌其中之一,必须分开重建才能按两户补助,否则按一户计算。

仔细揣摩这些细则,就能领会其中的微妙区别和含义。因为两万左右的现金,对所有农村来说,都是一个极具诱惑的好事,谁都不甘放弃。但凡能找出多拿的理由,那肯定要找政府讨要。钱虽然来自国家和上级,但基层政权也不敢乱发;不尽量追求一种琐屑的公正,还会刺激新的乡村冲突并招来上级的追究。然而,乡村社会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还有更多的独特之处,值得从事社会学研究和国家制度设计和管理的人员来探讨。

十二

虽然我国是一个户籍管理非常严格的国家,但其中隐含的弊端早已为时议针砭。酝酿多年的户籍制度改革,迄今仍未有太多进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歧视性政策逐渐取缔,农村户籍日渐混乱且不为农民重视。只有大难降临,要根据户口来实施赈灾之时,各种平时忽略的户籍管理问题,才开始凸现出来。

比如前面所述有分户未分房的家庭,那么在现实中就有分房却未分户的。意即两代人早已分家过日子,且各有住房都倒塌,但是却只有一个户口簿,震前未去办户口分割手续的。对于这样的问题,就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如果他们还是分开建房,可以分别享受补助。如果经济困难又想合并建房,那仍只能按一户计算。这对农民本身来说,受灾之后两家的钱凑在一起,再加上国家的两份补助,大约可以马上修建一栋合住的新居;但是如果合并只能领到一份,或者说非得分别重建,那可能一时都无足够财力重建;只能继续在帐篷蜗居。

但是基层政府如果不这样硬性要求,在政策的具体执行时,就肯定又会出现人们趁机冒领补助的现象。就算如此严格的规定之下,仍然还是有人企图作弊多要。最近邻县抓捕了一个村民组长,就是因为他与某村民合谋制造假的房屋倒塌档案,计划骗取国家救助而犯法的。

还有一些户籍现象是“有人却无户口”,比如合法结婚来的外地媳妇,女方所在的地区经济比这里好,她以及孩子的户口不愿转来,但是她们又长期在本地生活。还有一种是“有户口却无人”的现象——女儿因婚远嫁,但是并未转走户籍。除此之外,还有一家人之中,有的是农业户口,有的却是非农户口。这样的现象都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遗留问题,眼前都得要一一区别对待和处理,并交由当地群众评议公示认可才能算数。

更有一些特殊的家庭情况,不在上述范畴,涉及到国家的一些法律制度,如何处理的问题是许多人绝对没有设想到的——比如计划外超生的子女,是否纳入重建政策享受人口计数?“5.12”之后自然增减(婚生和死亡)的人口,暂时在户籍簿上没有修订而实际发生的,其人口如何计算?轻于无期徒刑的服刑人员,户籍仍然在当地,是否纳入家庭受助人口数?服役的军人和高校的学生,以后都可能要回来(因为国家已经不管安置和分配),他们是否纳入受助人口?

这些看似琐屑的问题,在仍然贫困的灾区,它就是老百姓要抵死纠缠的问题。基层政权拿到的是从天而降的巨额帐目,但如何把它合理合法地分配下去,真正达到救灾的目的,而不是反而引起群众不满和社会风潮,那确实还是一个需要绞尽脑汁的问题。用书记老吴的口头禅来说——这正是干部“考手艺”的时候。

十三

经过无数次和农民开会,与基层干部商量,好歹慢慢厘清了上述问题,拿出了一个大家基本认同的方案。但是刚刚把方案公示几天,新的质疑马上就来了——现实世界错综复杂的现象,实在让人措手不及且匪夷所思。

金河镇是由原来的两个乡合并的一个场镇,为了繁荣集镇经济,以前在镇上的边角余地修建过一些简易商品房,廉价出售给愿来场镇经商的农民——这些没有国家土地证的房屋,现在俗称“小产权房”,事实上在各地都广泛存在。谭家村的老张靠修自行车省吃俭用,买下了一小套,现在却垮塌了。而他在五里外的乡下,原来的旧居也毁于一旦。由于他的户口还在原村,他可以享受农房重建的补助;至于场镇上这套房子,则因为没有土地证,政府不予计算。(据目前还不甚明朗的城镇补助政策传说,如果是证件齐全的商品房,还是可以拿到一份补助的)。

老张是手艺人,当然轻易不服这个政策,因为他马上就能举出一个例子,让镇上的干部一时瞠目结舌——他隔壁的李嫂是他同村的村民,房屋也已垮塌。但李嫂的丈夫是城镇户口,也在场镇买有一套小产权房做生意,当然房屋也垮塌了。但是他们家却能女人享受农房补助,男人享受城镇户口重建补助政策。这其中的差别从何而来?一家有城乡两种户籍的就能两头沾光,而农夫老张一家只有农民身份,哪怕也倒塌了两处房产,却只能得到一头救助,这显然是他和许多人都难以想通的问题。

接踵而至的退休工人老袁,这天也来到了镇政府讨要说法。他祖籍就是小河村的人,但他很早就去城里的国营纤维厂当了工人,因此户口在城里。但是他在城里并无住房,退休之后儿女接班进厂,早已和他分家过日子,他只好回到老家的祖宅里生活。也就是说,他住房在农村却没有农民户口,城里有户口却无住房。这次祖宅垮塌,他也必须要重建,但是应该由谁按什么标准给他补助呢?此类情况不多,政府只好破例准许他拿农房重建补助。

黄土村的小叶又带来了一个新的情况,他在村里的父母双亡,他自己在外地务工多年,但是户籍仍在本村。老屋原本早无人住,年久失修这次也垮塌了,他也不会再回来修房种地,那他可以拿到重建补助吗?如果说不修就不给钱,那他万一要修,对乡村来说,既要给钱还要给他一块本来紧张的宅基地,岂不是两厢皆不划算。最后决定对此类现象,采取一个折中且两全其美的方法——由本人与村组签订协议,保证今后永远不找政府和村组要责任田和宅基地。然后按政策给予一次性补助。

俗话说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底层现实的生活真相本来就五花八门,如果仅仅按政策一刀切,势必无法解决所有的矛盾。基层政权出于无奈,很多时候就只好想出各种对策,来应对乡村社会的复杂状态。

十四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有农民,有士绅,也有闲汉——四川方言特用“二流子”这个词语来指代这一好吃懒做的人群。但是建国之后,士绅群体基本被消灭,二流子也受到了打压。改革开放结束了农村的大锅饭,土地承包到户,爱不爱劳动无损于他人利益,不再受到集体的约束和管制——二流子于是又开始出现。尤其是现在的农村青年,多数是计生政策后的独生子,打小难免也多受娇惯。由于传统的农活确实太苦太累,对这些“80后”来说,很少有人愿意继续在土地上扒食;很多甚至已经不懂也不愿学习传统的农艺了。

今日中国农村的青年,考上大学的仍属少数;即使考上,也不像过去可以靠分配工作转变身份。那么多数人只有外出打工,真正回家务农的已经很少。还有一小部分既不愿打工也不愿务农的青年,就蜕变成新的乡村闲汉。农村父母一般不像城里人,可以容忍孩子成为“啃老族”;农村孩子长大,父母多要分家——各种各的田地。但是对这些怕干农活的青年来说,他宁可土地抛荒,也不愿挑粪下田。那么他们的出路之一,就是到当地的场镇上去混生活。

农村集镇虽然不大,但是往往也能容留下几十个这样的闲汉。他们一般会随便找个极便宜的床铺住下,每天在茶馆打麻将,到处凑合着一日三餐。哪家有红白喜事,就去赶个场子,卖点小力气活。也有在集市上捣腾一点半合法半不合法的生计,甚至小坑小蒙或者跟某个“大哥”当小弟的。总之,连乞丐都能生存的今日,一个闲汉自然也不会为简单的衣食发愁。

目前还很少有人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一人群的生存状态,但是又确实是广大农村普遍存在和日渐增生的一种社会现象。他们除开拥有农民户籍之外,实际在农村无房无家,甚至无地(即使有也不种,多由父母耕种)。但是遭遇地震,他们在场镇上赁居的客舍也已垮塌,在农村也无家可归;作为基层政府,你还不能不管这一群体。因为他们是事实上的“三无”人员,所以也得发放十元钱一斤粮的“日补”救济。板房区建立了,也还得给他们提供栖居之所。懒汉也是人,也有合法权利,逼急了他也会到乡政府门口去静坐耍赖。

个体人的勤劳或者懒惰,属于私德范畴,与国法无涉,因此政府无权干预。在传统社会对于此类乡间懒汉泼皮,是由家族长老以宗法来惩治。现代社会不允许私法和民间法的存在,自然对此也就无能为力。哪怕明明知道他们的这种活法是一个隐形的社会问题,很多时候也只能是熟视无睹。但是现在听说有农房重建补助,他们肯定也要闻风而动了。

前面说过,对于那些在外地长期务工生活的本地人,只要签约保证今后不再回来要土地,是可以领取这笔补助的。面对这近两万的现金,这些闲汉自然也会愿意选择签约领钱。那么对这样的人,基层政府究竟是给还是不给呢?根据任何法规必须一视同仁的准则,那他们也应该享受补助——因为他们也敢签约。但是这些人领钱只是拿去喝酒赌博,绝对不会去重建房屋;挥霍干净之后,他们依然还是乡土社会的一帖“狗皮膏药”,还会继续贴敷在这片土地上成为你政府的包袱。更麻烦的是,给了不建房的他们,那其他人也会起来攀比索讨。

最后基层政府决定还是把这个问题交由“村民自治”来解决。村民之间对谁的情况都比较了解,对这样的人如果不建房,大家讨论决定不同意发放补助。至于他够条件应得的那份补助款,则由区财政暂时留存,等他哪天建房后再给。现在有些闲汉寄居在板房里,依旧过着他自得其乐的生活。某镇的汤书记感叹说——我就担心两年后,多数人都搬走而板房过渡结束时,这些人住习惯了不要房租的板房而不肯搬走,那又该如何处理?

十五

说到了活动板房和临时过渡安置问题,现在是到了可以来反思这一救灾举措,究竟效果如何的时候了。因为在地震的最初两月,全国人民都看见各条入川大道上,多半奔跑的是满载活动板房材料的大车。而现在的灾区镜头画面,也多是鳞次栉比的板房聚居区。这几乎是中国救灾史上的一次首创行动,三个月之内,灾区大地上立起了上百万板房——这既是奇迹,也是一件值得详细探讨的事情。因为这对未来的各种救灾方案,一定具有可资借鉴的作用。

在灾难发生的最初几天,面对大片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人群,在风雨烈日下的简易帐篷中寄居,任何地方官都会考虑到过渡安置问题。因为重建房屋肯定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不得不考虑灾民酷暑寒冬的生命安全。但是究竟是免费提供板房过渡,还是发放过渡安置金,这在纹江区委最早的讨论中,就曾引起争论。

但是很快就有了中央政策——由国家统一调拨活动板房,由外省派员统一援建,灾区自己负责集中平地搞好三通即可。既然是不要钱的房子,那多数地方自然愿意选择多要,以免灾民之间争抢扯皮。但是很快便发现,多要有多要的麻烦,地方出钱要负责的三通一平,所费也不是小数。于是纹江区在原定的指标上一减再减,最后建成了六千套的板房。

板房的入住条件是倒房和危房的市民家庭;而危房不是一个马上可以鉴定、轻易就敢否定的问题,因此申请要住板房的人会很多。纹江区的六千套板房两月建成,很快就分配完毕。眼前已经入冬,我晚上到几个聚居区去查看了解,发现真正在里面睡觉生活的,平衡下来大约只有70%左右的入住率。我也到重灾区绵竹和汉旺镇去了解过,入住率稍高一些,仍然有很多分下去只是成了灾民的储藏室。

从原材料到运输安装再加上当地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目前纹江区的板房成本是,每平米大约700元,一间房接近1.5万元。不管这个钱谁出,加起来就是一个真正的巨额,更不要说还要占用大量的地皮。老百姓之所以不住但也会要这个板房,是因为反正不要租金,反正不要也没有过渡安置费,几年后这个板房拆除也不归灾民所有——所以不要白不要。

我曾经抽查过一些灾民,问他们——在只给七千元现金但保证自己解决过渡问题,和免费住进价值1.5万的板房享受社区服务之间——你们愿意选择哪种?多数说哪怕给五千也会选择现金。因为现金是切实属于自己的,板房最终还是政府的。拿到现金后可以出门打工,可以投亲靠友,也可以租住房屋;还可以用于买房建房。当然也有一部分确实无计可施的老人,还是愿意选择板房。但是选择板房的基本不会超过30%。

用板房救灾过渡,意味着国家和基层政府花了大钱,费了时间和人力,但老百姓却未获得充分享用的实利。而板房最终拆除之后,也基本没有残余价值。但是假设开始就由灾民自己选择,要钱或者要房,要钱就只拿房钱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那么既为国家和基层省了大笔财力,也让灾民多了许多活钱。因为对农民的过渡安置,就是每户两千元再加上借用一顶帐篷(需要的话);广大的农村灾民也没有怨言。而城镇居民的板房费用,如果他们自己再加一倍的钱,他都可以在区县一级买到同样面积的商品房了。

从某种角度说,各地的援建和原材料,最终都会通过各种转移支付的方式,由中央财政买单。基层政府所花费的配套费,一样也会从上级拨来的救灾资金中消化。一切最终看来只是中央花费巨资,打造了一个巨大的形象工程。当然由于灾难的突发,这次也许没有算好这个总账;但是现在积累的经验,我想或许还能借鉴于后世吧。

十六

就纹江区来看,眼前除开板房区和不多的废墟之外,表面上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地震的伤痕了。尽管大地还在时不时地微震,但歌台酒肆又已恢复温香狂欢。灾难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哀伤和悲愤也许都将在岁月中稀释,最后万劫不复,一切都将被多数人遗忘。

但这只是市井盛世所呈现的一个表象。对那些真正家破人亡的幸存者而言,“5.12”仍然是心中永远无法填平的鸿沟,是在暗夜渗血的伤口——只有当事人才清楚那种疼痛。在北川,一个年轻的母亲最初确信自己的孩子已经深埋在幼儿园的废墟之下,她经历了那种彻底绝望的哀痛。几个月之后,她忽然又在展出的救灾摄影中,清楚地看见她受伤的孩子抱在一个军人的怀中——奇迹似乎降临到她的头上。她开始寻找,但是所有的医院却没有了这个孩子的记录,她的至爱和希望都在人间蒸发了。至今她还在寻找,可一切都杳无音信。

灾难打破了乡村的平静,许多人含辛茹苦日积月累才刚开始享受的电器等,突然被砖瓦砸烂,那种心底的憋屈和烦躁,是多数城里人难以想象的揪心。我在一个老人的帐篷里,看见了一个没有插电的电视机,我问他,他说砸坏了,舍不得丢,就这样摆着吧,也算是个家具。他像一个落寞的破产贵族,在留恋往日富贵的最后一点余温——但他只是一个日渐衰竭的农民,也许他的今生,都再也买不起这样一个伴他孤独的玩意了。

焦躁会使人失衡,会在寻常的贫贱生活中引发暴怒。在鑫福镇的某组,一个组长和几个农民去交界的另外一个镇喝酒,在讨论重建的宅基地调整时发生了一点争执。其中一个农民竟然临时去买刀,回来当场杀死二人重伤一人;然后逃亡。那已是奥运在即的日子,一个命案在身的农民的逃亡,对基层政权来说,意味着各种难堪的后果。所幸追捕及时,三天后便在绵阳拿获,才避免了可能的后患。而另外一个平时都还和睦的农民家庭,在灾后的几句寻常拌嘴时,丈夫竟然动刀重伤了妻子。这样一些看似普通的乡村事故,绝对与这场地震相关。那些在最初的日子里看似麻木了的沉痛,正在日渐稳定下来的生活里慢慢唤醒。烦恼还会像漫无边际的阴霾一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覆盖这个盆地。

十七

截至十月底,纹江区是德阳市唯一实现了在规定时间段里“零上访”的区县。但是,这里和全国一样,并非真的从根上解决了所有社会矛盾,因此还是在奥运期间出现了一个惊险插曲。因为上访的问题,目前几乎是困扰所有基层政权的一个普遍问题,所以有必要再来叙述剖析一下这一个案,借以探讨目前可以说是整个地方政府在应对上访事件时的处置方式。

前文说过,八月至十月底,是上面要求严禁进京上访的。地方上一般都有个摸底调查,对所有可能上路的人都注册在案,并在这一时期安排所在乡镇村组或社区,对之进行严密监控。但是上访人员毕竟并非犯罪嫌疑人,不可能去完全限制别人的行动。因此对基层组织来说,这就是一个十分头疼的事情。

育英镇街上有个农民吴省飞,一直是纹江区著名的上访户。他在十年前被成都铁路公安局以盗窃罪收审,被打破了脾脏,还没收了他五千元钱。后来因为证据不足而释放,于是他就开始了他漫长的上访之路。

就事论事,按照现在的法制来看,警方是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铁路公安方面人事变化,对这种成年旧案根本就没有记忆;当然更重要的是,一个普通农民的投诉对他们这样一个部属单位,根本就不构成威胁,因此也就一直无人理会。但是根据属地管辖的原则,这个农民的一切上访甚至极端行为,都归他所在的区县负责。而区县更不具备责成铁路公安解决的权力,当然也无承担这一错误以及赔偿后果的责任。

该人因为脾脏受损,丧失部分劳动能力,平时本在另外一个县城靠踩三轮过日子。如果他在特殊时期上访,按属地管辖的原则,纹江区本来也可以不管。但是由于“政治承包”的原因,奥运期间那个县也怕这样的外来人添麻烦,就驱使他回到了纹江区。他本来平时要忙生活,多年上访也没有实际结果,已经灰心丧气了的。但是眼前对他的重视,使他明白奥运对他而言是一个申冤的良机,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了。

他在凌晨轻松地逃出了人们的视线,消失在四川,纹江区相关部门顿时紧张起来。几天后他甚至得意地打了个电话回来取笑监视者说——你们不是不许我去北京吗?我已经到了。但是追查他的电话,发现是浙江的小灵通号。如果他去了浙江,那也无所谓。但是再一了解,浙江的这个小灵通是可以在北京通讯的,基层又紧张起来。有可能他是借的浙江来的另外一个上访者的电话,如果他真要在北京做出什么过激行为,那基层政府肯定难辞其咎。

最后相关部门终于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查清了他的位置——他已经盘桓在保定,准备伺机混入北京。镇政府急忙派出一个小组,赶赴保定顺利地将他强行迎接回来。纹江区相对而言还算温和,考虑到他确实有冤情,以组织名义派人带他去成都找铁路公安交涉。鉴于奥运背景,各个单位也真怕事情闹大惹出麻烦,铁路方面立即退回了当年没收的五千元。至于伤病赔偿,则仍然无法也不敢应承——赔偿了就意味着承认刑讯,那就要追究具体人的责任。而时过境迁,现在的苦主也难以提供充分的司法证据,因此只能不了了之。

那么纹江区也只能对他说——作为地方政府,我们已经为你尽力了,你要再惹麻烦就是跟地方过不去。对地方上来说,已经前后为他花费了三万多元,确实也十分冤枉。但是有人会问,为何不直接拿这些要花费的钱,补偿给当事人以彻底平息事端呢?这是因为对基层来说,又有一个两难——对于不是自己责任造成的苦主,假设一听他扬言要上访就立即出钱摆平,那就等于给百姓树立了一个要挟讨钱的榜样,类似的事情就会层出不穷。但是对于已经走上京城的人,你没有直接责任却有管辖责任,于是你还得去花钱才行。

各地皆有大量类似的苦主,许多地方政府对于坚持缠访的人员,还有一个无法之法,那就是劳教。在一些例行规定中,凡是两次进京上访闹事的,皆可以被当地公安强制劳教。劳教在现行法规中是属于警察系统可以自行裁量的治安处罚手段,不需要经过检察院和法院,因此也是备受国际社会和法律学者指责争论的一个问题。在强制收容遣送法被废除之后,劳教制度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成了基层政权对付“刁民”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具体在辖区如何采取,在哪种程度和范围内采取,实际要看当地主官的个人情怀和修养。严刑峻法并不足以保障社会的和谐程度,因此即使有对两次进京上访的处置条例,对愿意多行仁政的部分官员来说,也还是不会去轻易启动。

于是,农夫吴省飞在地方政府帮助下讨回了自己的钱之后,只能签约息讼。只能继续带着自己的成年旧伤,去原来那个县城做人力车夫。关于他是否还会进京的问题,则协商交由那个县的相关部门来监督管理了。在中国,首都并非所有人的首都。对此,农夫和地方官也都是一样的束手无策。

十八

当我此刻正在写作此文时,中共中央十七大三中全会闭幕。这是一个以研究农村问题为主的会议,正式确定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长期拥有——且允许“自由流转”了。于是土地问题再次在知识分子阵营和大众传媒引发讨论热潮,甚至有言者呼吁“第三次土改”的到来。

在我看来,所谓“长期拥有”的承诺,只是对从前“30年承包”的一个近似虚无的修正——因为30年或者长期,对这一代官员和农民而言,实际都同样是一个看不见的未来。一个仅限于使用权的期权承诺,本质上对农民没有实际意义。

其次,关于“自由流转”的准予,实际只是对早已存在的事实的一个后补承认――民间社会和地方政府早就开始了土地流转。当中央依旧强调土地为“集体”所有,个体不能拿这种流转权买卖、抵押和贷款时,就意味着这一决定对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依旧没有实质性推进。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在中国,无论最高当局还是底层知识分子,一旦谈到三农问题,似乎人人皆有发言资格,人人皆能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想和善良愿望,去对农民和土地说三道四。我们的所谓“民主”,从来就是“代民作主”而非“由民自主”;无论官绅学人,都很相信自己的历史判断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从来不愿相信农民这个庞大阶级,自己也能做好自己的事情——仿佛几千年以来,都是他们在养活农民,而不是农民在养活他们。

很少有执政者和幕僚文人去对农民进行问卷调查,让农民自由选择是愿集体化还是愿私有化。因为他们事实上清楚,几亿农民的选择结果是什么。他们毫无来由地担心,土地私有化一定马上会出现典地卖田豪强兼并的风潮,会造成大量失地农民成为城市流民和造反暴徒;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的悲剧会接踵而至。即使是那些生长在农村,父母姊妹都还在农村,自己却成了都市白领的人,他们也多会这样主张——这常常是我百思不解的一个问题。

共产党打江山的时候,本来就是用奖励地权来鼓动的农民;打下江山后事实上也立即兑现过这种许诺——分田到户,颁发土地证。那时的土地是私有化了的,现在为何不愿再次兑现当年的承诺?整个人类历史,什么时候才有土地集体化?这种集体化曾经带来过怎样的灾难和失败?这都是不需要我们去另外求证的事情。在没有集体化的古代和外国,难道农民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吗?为什么这个只荒诞创立了几十年的“集体所有制”,竟然会被我们认为是最好的选择?就连它的原创国——前苏联,都早已废弃了这一制度之时,我们还依然会否定古今中外早已设计缜密、证明可行的土地私有化。究竟是什么在误导这些施政者?尤其是那些确实动机纯粹而又真正悲天悯人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何唯独在土地问题上,会和集权站在一起,而无视几亿农民的真正权益?

十九

我还是先就我在纹江区社调中了解的与土地相关的故事,来试着解析一下前面困惑的一些问题。

土地的私下流转,事实上是早在“双提双统”的年代就已开始了的。土地承包最初的阶段,确实解决了农民的饥寒问题。但随着各种苛捐杂税的增加,生产资料的涨价和农副产品的抑价,造成农村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种田赔钱。于是青壮农民形成出门打工潮,要么弃田抛荒,要么把承包田无偿转给其他农户,只要他们分担其农业税即可。

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民不再为那份责任田纳税,因此无需免费给人种植;但是土地的闲置则是到处可见的——每家名下那一亩二分地,确实种不种植都没有太大的损益。于是有城里人来乡下租地,相对规模化地发展新型农业产品。因为土地是集体所有,农户实际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加上土地本身也确未给农民带来很多收入,于是投资人一般只需找乡镇一级和村组长协商,甚至给村组长一些好处,就能很低价地长租下大片土地或者山林,只需给那些农户一点廉租即可——最近我所了解的一例,就是年租金一万拿到了两百亩左右的上好坡地,意即每亩每年才50多元租金;而且一签就是二十几年。

这就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才可能达成的协议,是明显伤农的现象。如果土地农民私有,他随便扔几粒土豆种,至少也不止收获这么菲薄。也正是因为多少年来,投资人都能从村组这样的集体,拿到如此廉价的资源,于是才会为今日的乡村社会,埋下了如此众多的纠纷和乱源。今年的云南孟连事件和江西铜绿山事件,本质上都是当年的廉租留下的伏笔。

纹江区今年同样也有这样一个类似的纠纷,可以用以解析全国的同类问题。话说卧虎镇有几百亩坡地,分属几十家农民半种半荒着。一个德阳来的投资商五年前看中了这块适合种植水果的土地,就与乡镇村组签下了25年的租约。显然当初他的租金更要便宜。之后他花了不少钱改造整理土地,退耕还林种植水果,现在终于开始可观的收益——这时,农民也开始内心不平衡了。

按照惯例,所谓的集体土地的出租,因为涉及到一些农户的承包地,一般村组都会要涉及者在租约上签字画押。万一有人不同意,只要多数人签了,村组也会强制执行——因为土地在法律上属于“集体”。而这个“集体”,并无大家授权的法人,村组长是可以和上级以及商人进行暗箱作业的。

现代社会你要在城市租一个门面或住房,房东都会要逐年涨价,因为万物皆在涨。对农民而言,他的一切生活资料都涨了,你的产品也涨价了,但是土地的租金却几十年一成不变,他怎么会没有意见?他虽然从前可能也曾签字画押,但是眼前他却会以农民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不公协议的意见。

二十

这个果园的老板确实是会经营的人。他除开种植了各种优良品种的水果之外,还在果树下配套种植了花生之类瓜果。于是就有愤愤不平的农民——这些土地原来承包的主人,直接来果园抢收这些瓜果。老板面对这些公然抢夺,一般来说有两种可能选择。一是找基层政府投诉,包含在法院起诉。但是基层政府或者法院,实质上是拿这些农民没有办法的。

农民在面对官府和法庭时,也准备了他们看似荒唐的理由;他们会说——原来的协议签订的是种树,而没有包含种花生。是客商违约在先,我们当然可以来收这些花生。基层政权在面对这些无理取闹时,通常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愿激起农民的群体愤怒。而农民对这些瓜果的变相抢夺,本质上还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你无法真正启动司法程序来对付——更何况还有个法不责众的问题存在。

那么,当基层政府不能有效保护这些外来投资人的利益之时,通常这些老板要么不堪农民的袭扰而走人,要么花钱雇佣社会上的黑恶势力来村组报复——也有农民从此被压服的,但是更多的则是惹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当群体事件出来之时,多数时候,基层政府会站在投资商的立场批评甚至压制农民。因为从合同法的角度说,是农民无理取闹。另外从保证区域经济的投资环境来说,也需要迎合客商;因为现在的地方财政,主要依靠外来投资增加财税。如果不保护投资商利益,传出去就会影响其他投资。更不排除有的项目,确实存在官商勾结的现象,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般也会尽量去压制农民——于是事件就会升级。孟连事件本质上就是这样形成的。

纹江区的果园纠纷就面临这样的困境。投资商虽然有租约合同,但农民也有言之成理的说法。在广大农村,在面临这样的经济纠纷之时,法律实际是无人问津的。农民不会去走诉讼之路,因为他从来没有相信过法律会帮助穷人。客商即使走诉讼之路,法院一般都难以立案,立案了也难庭审,审判了更难执行。客商不能诉诸司法,那么就有可能寻租江湖;原本宁静的乡村草野,就可能一时进入丛林社会——用暴力来决定胜负——而这,也是基层政权绝对不愿看见的。

表面上看,农民的行为迹近“刁民”。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是没有土地权的弱势,他们的意志从来都被那个虚构的“集体”所强奸,这是他们万般无奈而只好“无赖”地维权。他们不这样去争取,就只能维持那几近于无的地租,没有哪个组织或机构去帮他们说话。在贫穷必将带来万恶的世界里,他们只能扮演这样一些没有信用的小人,只能去用一些鸡鸣狗盗的行为来发泄他们的不满。

纹江区的群工部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专职部门,他们接到这个果园的投诉之后,没有简单机械地去沿用那些法律教条,而是看到事情的本质,然后去说服投资商逐年增加地租,最后达成乡村的和解,再次避免了灾年中的社会危机。这就是一个土地流转的案例,当农民没有真正的地权时,城市资本下乡,表面上繁荣着乡村经济,本质上进行的是对农村资源和农民利益的再次掠夺。由此必将还要引发各种冲突,甚至大面积地动摇基层秩序。

二一

假设执政党兑现他们当初的承诺,重新分田到户彻底完成土地的私有化,农村会出现那些权利部门和知识阶层所担心的危机吗?究竟会不会出现豪强兼并流民遍野的局面?社会究竟是因此步入共同富裕,还是进入一个盗贼蜂起的危机时代?这个话题太大,我只能在充分调查之后,另文专述。

大地震过去半年了,昨天发生的余震竟然还能达到五点一级——看来这块土地要回归安宁,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作为灾年的2008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灾难的后果还将持久地呈现。在一个和平年代,上十万生命的突然消失,几百万家庭的夷为平地,岂是一件等闲之事。即便地底的震波彻底消失,那社会的震波也还会渐次扩散。

我问纹江区的书记老吴——在紧急的抢险救灾完成之后,你现在感到最为难或者说最操心的是什么?他略显沉重地说:重建的规划都已经做好了,眼前就是等钱了。而在另一次常委会上,他更严肃地说的是——希望在重建中,不要“倒下”一批干部。

一方面灾区在等着大笔的救灾款拨付下来,另一方面基层主官也确实充满隐忧――毕竟每个乡镇和部门,几乎从来没有面对和掌握过这么多的资金;一旦见财起意顺手牵羊,那肯定是要倒下一批干员的。眼前虽然每个区县都有上级派来的巡视督查组,但是整个国家的体制,是一个缺乏监督的体制,腐败的滋生实在到了防不胜防的程度。但是比起高层利益集团来说,我仍然倾向于相信基层的贪腐是上行下效的结果。开放报禁是全世界本已证明了的对腐败最好的制约方式,但是“我党”就是坚决不放,那我实在看不出高层反腐的诚意何在。

冬天已经降临,冬天的灾区显得更加寒气凛冽。那些满目疮痍的地面,还会茁生花草。但愿世道人心,一冬之后也能重见芳馨,重建一个公正平等的光明世界。


 
8   [USMedEdu 于 2009-04-08 12:14:43 提到] [FROM: 10.]
中共狠批普世价值,矛头直指温家宝



  去年,中共向普世价值宣战:《求是》、《人民日报》等中央军担任主力,负责开辟正面战场;若干嫡系部队和杂牌军──几份地方的党报党刊──担任助攻,专门打游击;余秋雨等御用“文化名人”、社科院陈奎元院长等一干“理论家”,还有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等中央常委级的高级指挥员,纷纷请缨参战,奋勇当先。
  
  这是一场离奇古怪的理论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方打南方,两份北方报纸勐批两份南方报纸;中央打民间,社科院、教育部理论组猛批民间言论;中国打西方,几位党国要人猛批西方政体。敌我阵线不明,战略战术不明,“我军”官兵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可至今还没有鸣金收兵的意思。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想起一百多年前慈禧太后向列强各国宣战的往事。想当年,太后老佛爷神智不清,一不小心中了“刀枪不入”的圈套,要以一国敌各国,以血肉之躯挡洋枪洋炮,终于自取其辱,祸国殃民。如今,中共拿“中国特色”自欺欺人,硬要用这不堪一击的党国独裁理论去对抗举世公认的“普世价值”,真是可悲可叹。

  《求是》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为了反对“普世价值”,它提出了一些骇人听闻的“理论”观点。其中一种主要的“理论”,是说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凡价值都是特殊的、具体的,都有其阶级性、地域性、民族性。也就是说,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价值必然存在一道天然的价值鸿沟。

  另一种“理论”是说“普世价值”夸大其词,自相矛盾:既是“普世价值”,理应各国公认、人人享有,可是,既然某个泱泱大国的执政党尚未承认它,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尚未享有它,它怎么可能是“普世价值”?它有什么资格被称为“普世价值”?这意思似乎是说,既然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饿肚子,凭什么说人人都要吃饭?既然某些地方还在发生战争,怎么能说世界需要和平?既然我们中国还有许多人因言获罪,言论自由算个什么“普世价值”?

  可是,这些人竟然忘记了共产党、共产主义事业原本就是靠“普世价值”起家的。马恩起草的《共产党宣言》里何曾分过哪国特色?“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彻底解放全人类”,……这些东西难道不是中共先烈们曾经坚信过的“普世价值”?没有这些“普世价值”,共产党拿什么蛊惑人心,又拿什么“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至于说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特色”,其实,中国人的老祖宗也一向信奉普世价值。孔墨老庄,个个都是普世主义、天下主义者。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温良恭俭,敬事爱人,文行忠信,仁义礼智,这些东西,就是儒家认可的“普世价值”。孟子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承认普世价值,除非你不是人。古往今来,中国人何曾有过自绝于人类的念头,何曾做过否认人类共性的蠢事?

  吴邦国贾庆林狠批民主宪政

  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这几位政治局常委倒是不打诳语,直指要害。他们避而不谈有没有“普世价值”、何为“普世价值”,直接向自由、人权、民主宪政开刀。吴邦国委员长说,中国人大与外国议会完全不同,中国的人大代表与外国的国会议员有根本的区别。全国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与西方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的关系更是毫不沾边。中国绝对不搞西方多党民主、“三权鼎立”那一套(他是多么忠于邓小平“绝不搞三权鼎立”的遗训,连“鼎”字也是邓的原文照用)。简言之,管它普世不普世,我们就是要大权独揽,就是要一党专政,雷打不动。这倒是不打自招的大实话。可是,既然如此,那你还以“议长”的名义出国访问干什么?那不是招摇撞骗吗?何不直接告诉外国人:中国只有党委会、纪委会、办公会、批判会、务虚会、生活会、吹风会、神仙会、学习会、贯彻会,压根儿就没有议会,和外国搞什么双边议会交流,免谈。

  贾庆林主席说话也不含煳。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这两位“议长”比我们的总书记要真诚坦率得多。贾庆林声称,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牢牢筑起抵御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三权鼎立”的防线。作为中国名义上的“上议院”议长,贾主席竟然也要大张旗鼓反对两院制,让人觉得他吃里扒外,太不敬业。那你还要当政协主席干什么?既然明知中国只能有一党制、一院制,何不立即辞职,立即驱逐在政协溷饭吃的八个“民主党派”,立即解散这毫无意义的中国第二院?还要装模作样地 “参政议政”,浪费公帑,尸居其位做什么?

  李长春提出“六个不能搞”

  李长春的文章口号满天飞,最有意思的是他提出了“六个为什么”和“六个不能搞”。所谓“六个不能搞”,就是: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能搞三权分立、不能搞多党制、不能搞私有化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不能走回头路。除了最后一条之外,前五个“不能搞”的真实含义,说白了,就是:不搞言论出版自由、不搞政治改革、不搞宪政法治、不搞结社自由和民主选举、不保护平民百姓的私有财产。总而言之,也就是不能搞“普世价值”。李长春要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这套“普国价值”来对抗“普世价值”。然而,他的矛盾是:既然你不肯承认有任何“普世价值”,难道就可以一意孤行搞“普国价值”?中国这么大,十几亿人,有差异极大的不同地区、贫富悬殊的不同阶级,还有汉、藏、蒙、回等五十六个不同的民族,凭什么就要举国一致推行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而且,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也实在是让人笑掉大牙,归纳起来,就是四句口号: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

  是路线斗争,还是权力斗争?

  ○八年很不安宁,○九年更加难过,社会冲突似火山待发,经济危机如泰山压顶,这场“普世”与“特色”的离奇战争,其中可有深意,究竟意欲何为?

  以中共的历史来看,凡是出现这种大发理论脾气、乱飞观念唾沫的情况,大概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中共感到了威胁,对方向路线有了疑虑,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安全,下一步该往哪里走。这种情形,北京话叫“找不着北”,上海话叫“拎不清”。因此,中央大佬们很焦虑,脾气很大,比着说狠话。另一种可能是高层的人事出了些问题,谁大谁小、谁上谁下的事情也有点“找不着北”,赤裸裸地争权夺利总是不太方便,只好变个法子,换个说法,借题发挥。于是,拿起意识形态的武器,找点理论上的茬子,目的是找茬闹事,折腾别人,以便权力分赃的时候多占一点便宜。

  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三不主义”,具体而言,就是“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这篇讲话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很失望:极左派不满他坚持“修正主义”,把正宗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称为封闭僵化的老路;自由派不满他坚持专制主义,把自由宪政民主法治之路称为改旗易帜的邪路;普通老百姓更不满意,因为大家翘首等待了八年“胡温新政”,如今已被“河蟹”得越来越走投无路。胡锦涛的意思其实很含煳,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进又不敢退又不行,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反正,治国当政的日子也不长了,再熬两年,就是稳稳当当的第二太上皇,不如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管它老路新路正路邪路死路活路,咱啥路也不想走,任凭风吹浪打,我愿岿然不动。看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确碰到了方向路线问题。

  明批西方政体,暗批温家宝

  在中共高层,温家宝总理民望最高,他曾经多次公开宣扬普世价值。这场针对“普世价值”的论战明批西方政体,暗批温家宝。温家宝说过,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博爱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和共同价值,中共政府将会循序渐进,逐步推行。然而,此类言论在中共高层一直曲高和寡。胡锦涛虽然也谈民主,谈法治,不过他并不谈普世意义的民主和法治。胡给民主法治加上“中国特色”或“社会主义”的限定词,有时也把民主当定语,诸如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之类,好话一说一大串,就是不说真问题。极左的毛派把祭过西柏坡、拜过井冈山的胡锦涛撇到一边,将温家宝视为心腹大患,所谓“党内赵紫阳集团的头面人物”,显然别有居心。作为中国的经济总管,正当经济危机来临之际,温家宝本就处于一个招人嫉恨、易受攻击的地位。经济建设没搞好,宏观调控搞砸了,还敢“对西方世界如影随形”(陈奎元语),这不是现在的靶子?离高层换届的时间已然不多,权力分赃的游戏即将白热化,总会有人找茬子,大作文章,不然,如何正大光明地开展争权夺利的勾当?如果说这场“普世价值”之战完全没有权力斗争的动机,恐怕也没人会相信。能爬到中共高层的那些人谁不明白,在党内,在中国,最有“普遍价值”的东西,说一千道一万,那就是权力。

  不自量力向世界文明叫板

  从这场抗御“普世价值”的战争中,中共的“理论勇气”确实很大,胆敢以几招三脚猫功夫向世界文明叫板。不过,中共的“理论素质”越来越不中用了。仅靠他们目前这点“理论素质”,只能丢人现眼,自己折腾自己,只怕跟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一样,欠缺自知之明,不自量力。

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 09年争鸣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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