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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大陆“落马富豪”们的铁窗内外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09-04-03
更新时间:2009-04-03
浏览:652次
评论: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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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大陆“落马富豪”们的铁窗内外



牟其中和唐万新在狱中的邂逅,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是中国企业史上极为罕见的场景之一。而前者多年前曾有保外就医的机会却加以拒绝,后者于去年保外就医后迫于压力近日重新回至牢房,这种反差更是引人深思。

如今似乎是一个江湖悲情的年代。每年年末,都有传媒列出当年一连串中国“落马富豪”的名单,何况这两年全球闹经济危机,因政商关系掣肘而倒下的企业家有之,自杀者有之,逃亡者亦有之。不过,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一些原先在狱中服刑的商界大腕,陆陆续续走出铁窗;当然,其中有保外就医者,有刑满释放者等。

这样的名字同样能列出一大串,譬如,最近的是2009年1月出狱的原中航油(新加坡)总经理陈久霖,2008年有原铁本掌门人戴国芳、原天发石油掌门人龚家龙、原伊利掌门人郑俊怀、原德隆系掌门人唐万新(已回狱中继续服刑)等人,2007年及之前几年,则有原三九掌门人赵新先、金冠涂料掌门人周伟彬、原爱多掌门人胡志标、大午集团掌门人孙大午、原万国证券掌门人管金生、原红塔掌门人禇时健等人。

这些人无一不曾赫赫有名、入狱前名声如日中天,不过出狱后,他们大都选择默默无闻,至少低调行事。人们大概知道赵新先去了南京小营药业,也听说郑俊怀要重操旧业、再战乳业江湖,但你已很难听到他们本人的声音,管金生、戴国芳等人出狱后更是半点消息皆无。

龚家龙倒是接受了重庆一家媒体的采访,殊不知彼时坐在他旁边的“总顾问”、和君创业总裁李肃为其捏了一把汗;陈久霖春节前出狱后刚回国,路过武汉与当地一家媒体的主编喝了一顿酒,其间情绪激动,甚至当场演示新加坡监狱中近乎苛刻的规定和动作,但自此之后,他便收起了自己的这一真性情;同样,大伙都知道禇时健现在经营两千多亩冰糖橙果园不亦乐乎,但他不可能再公开讲起红塔往事。

贾樟柯的电影新作《二十四城记》末尾写道:“仅你消逝的一面,就足以让我荣耀一生”,这句诗改编自诗人万夏的《本质》,原诗是:“仅我腐朽的一面,就够你享用一生。”我们毋须评价上述企业家的功与过,把目光转到不曾遭遇铁窗人生的他们的同行吧。

戴国芳当年大兴铁本时,日照有一位比他小两岁、名叫杜双华的年轻人,也在编织着同样的钢铁梦。结果不久后前者锒铛入狱,而后者平安无事,越做越大,并于2008年以350亿元财富成为胡润百富榜的榜眼;富有戏剧性的是,当戴国芳走出铁窗时,杜双华的日照钢铁正在抵抗张开血盆大口的“国企哥哥”——山东钢铁的并购。

更具讽刺意味是,郑俊怀于2004年底被捕,就在这一年,牛根生执掌的蒙牛乳业在香港上市,盛极一时。4年后,郑俊怀出狱,据说将打造乳业新品牌“新长征”(真是意味深长),而牛根生却因在三聚氰胺事件中拙劣的表现和此后的特仑苏事件,形象跌到了谷底。

同样,陈久霖出狱前一年,中国远洋[12.26 3.37%]、国航、东航等央企的金融衍生品业务均纷纷出现巨亏,然而,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相反,他们仍能继续获得高额补贴、注资或银行授信。

明代杨慎在《临江仙》一词中写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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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09-09-01 12:31:11 提到] [FROM: 140.]
长平:关注“贫二代”更有价值


                             长平

   当“富二代”成为舆论焦点的时候,媒体人石述思列出了“贫二代的18条标准”,成为网络热帖。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视角转换:与其整天关注富人们怎样奢华,不如多看看穷人们如何辛酸。

  相对穷人来说,绝大多数富人的生活都是纸醉金迷的。“朱门酒肉臭”实在不算什么,这只是穷人能够想象的奢侈而已,类似于“皇帝用金扁担”。更多的时候,他们的生活超出了穷人的想象。即便是一些崇尚简朴的富人,他们的“简朴”也是相当昂贵的。比如,有富人圈一大块地,建一些木头房子,筑几个池塘,挖几亩菜园,养一些鸡鸭牛羊,过起了返璞归真的农耕生活。但是,他的这份爱好,跟真正的农民生活完全是两回事,没有亿万家财根本就供养不起。
  
   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钱来购买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因此,关注富家子弟开什么车、戴什么表、去什么餐馆、上什么学校,不管是艳羡也好,谴责也罢,都没有多大的意义。朱门的酒肉臭不臭,那更多取决于他们家冷冻保鲜的条件。问题在于社会的另一面:“路有冻死骨”,我们该怎么办?
  
   “贫二代18条标准”中所列举的,都是社会中真实存在的现象。比如,“有当城管的冲动,好罩着天天被驱逐的父母”、“在城市经常被取笑甚至欺负,熟悉各种人的白眼”等等,令人感到十分心酸。普遍地,这些人“有仇富心理,并十分痛恨贪官,觉得他们不仅夺取了你父辈的财富,更夺取了你翻身的机会”。
  
   作为度日艰难的穷人,“仇富”、“仇官”就是一种难免的心理。改变这种心理的途径,既不是去指责穷人偏执,也不是去揭露富人奢华,而是让穷人得到关怀和帮助。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搭建富人救济穷人的通道。正如应将视角从“富二代”换到“贫二代”一样,“仇富”、“仇官”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官员和富人有没有“仇民”。
  
   目前有些地方政府做的事情中,管富人的多,帮穷人的少。刚刚引发争议的是,江苏启动“富二代”培训方案,由省委组织部出面,用两年时间培养1000名民营企业家接班人。从省委组织部办的班上,企业家能学到什么东西,舆论表示质疑。但是“富二代”未必不欢迎,他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权力和资本共在的富人俱乐部。这样的俱乐部,价格、成员、方式,本来应该由市场决定,权力要尽量避嫌。
  
   的确有不少企业家从勾结权力中获利,但是从整个社会的发展看,权力对于富人最好的帮助,就是离他们越远越好。要相信人的致富本能,只要政府少设一些门槛,企业家就会茁壮成长。
  
   穷人不一样,他们更需要具体的帮助。当他们无家可归时,当他们尊严受损时,都盼望有人伸出援手。这个援手首先应该来自政府部门,其次是社会非政府组织。税收本来就有“劫富济贫”、现实“二次分配”的功能。政府拿了这些钱之后,不能反倒用来强化贫富差距。
  
   一个社会的文明指标,既不是像半个世纪前那样去仇视富人,也不是像现在这样去培训富人,而是放过富人,帮助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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