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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纪事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09-02-25
更新时间:2009-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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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纪事(附照片)

                            
·方励之·


  2008年圣诞假期到南加州一游,遇到不少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听我讲大课的年轻人,现在皆已中年了。谈今论古。扯到不少陈年趣事,从“灵魂不死”,到邀请耶稣会士来华,再到“代写忏悔”……都与梵蒂冈有关。

  有这样的问答:

  问:你80年代作过一个报告,题目是“灵魂不死”。是不是讲宗教?

  答:完全不是,“灵魂”一词不是宗教专用的。PRC的教师不是都被,或曾被称为“灵魂工程师”吗?“灵魂”可以是一个工程对象。“不死”是探讨(原则上)能不能decompose一个人的“灵魂”中的所有信息,以及复制和传输“灵魂”。这是一个科学问题。

  问:你近期还有没有“梵蒂冈活动”?

  答:有。从2004年起,我每年暑期都忙着组织一次中意(或“华义”)相对论天体物理讨论会,每次都有台湾海峡两边的十多位同行参加。2009年应是第六次了。每次讨论会中,都组织会外活动,参观Gran Sasso国家实验室,登亚平宁山,游庞培,下亚得里亚海,等等。今年打算去利玛窦S.J.的故乡——Macerata,它当年是一块教皇领地,算是“梵蒂冈活动”吧。

  趁此机会,旧事新记,是为此文。

  第一次握手

  罗马城中的梵蒂冈城是天主教皇领地,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其中只有圣彼得大教堂和博物馆是向公众开放的。其他圣厅圣堂,无教廷当局许可,是不得入内的。我第一次进入梵蒂冈城,是1981年9月28日到10月3日,参加教廷科学院(Pontifical Academy)主办的研究周,主题是“宇宙学和基础物理”。

  当时冷战尚热,苏联的学者未能得到他们国内当局批准,没有来。会议一开幕,主持人就提到“我们极为遗憾,苏联同行没有能接受(教廷)科学院的邀请”。这样,我成了唯一的来自“共产国家”的参加者。我也很奇怪,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当局,为什么能批准教廷科学院给我的邀请?PRC和梵蒂冈的关系从来不比苏联和梵蒂冈的关系更好。因为俄国有东正教,对苏-梵关系多少是正因素。而梵蒂冈一直与中华民国(ROC)有大使或公使级外交关系,它对PRC-梵关系无疑是负因素。在梵蒂冈,如果提到中国,常会被理解为ROC。这也有用处,李淑娴第一封(1949年后第一封)寄给台湾亲戚的信,就是1980年在梵蒂冈邮局发的。

  教廷科学院会议进程与一般学术会议无异,宣读论文,问答,讨论,与会者照集体相,等等。会后出版了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study week on cosmology and fundamental physics,1982,Citta Del Vaticano)。只有10月3日一天,与一般学术会议不同。那天的主要活动是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接见全体与会者。教皇要与每个人握手,K照相。熟悉中西关系史的欧洲人都知道(美国人大多不知道),当年欧洲各王国臣民在与乾隆帝见面时,每一个礼仪细节都要讲究,是双膝下跪,单腿下跪,鞠躬…,都有不同的含义。时代虽不同了,“礼仪”政治文化依然在。1981年,保罗二世正在为罗马天主教寻求进入PRC之门,他还没有同PRC公民在公开的正式场合握过手。而我,除宣读论文外,无其他授权。为免于引起“礼仪”误读。不如回避吧。欧洲同行也赞成,那天我没有参加教皇接见,而去了罗马大学物理系。该系学生非常亲意共,到处用红漆写着P.C.I.(Partito Communista Italiano),但P.C.I.中也有天主教徒。

  我第一次同教皇握手和照相,是晚到1985年6月21日,保罗二世接见在罗马参加第四次Marcel Grossmann广义相对论会议(MG4)的学者。MG4有波兰人参加,如哥白尼天文研究所所长等。教皇是波兰人。波兰同行一定要去“觐见”,也告诉我没关系。来自“共产阵营”的人,有十多个。想想也是,波共和中共都曾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说起来,我们不但是一个“阵营”,还属于同一个总支呢。他们去得,我亦去得。

  中共党校中的S.J.们

  我认识的几位梵蒂冈国的天文学家或物理学家,都是神父。他们的名后缀有S.J.(Society of Jesus),即都是耶稣会士。十六,七世纪第一批进入中国的有自然科学专长的传教士,也大多是S.J.。利玛窦等S.J.们的墓地就在阜成门外二里沟,中共北京市党校里。文化大革命中,墓地被捣毁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到一年,1977年7月,举行第一次全国自然辩证法讲习会。会场设在北京市党校。参加者大部分是全国各大学主讲马克思主义课(或等价课程)的教师。目的是想让马列教师们见识一下现代各门自然学科的新成就。当时自然辩证法学会,由不少自由化人主持。现代宇宙学一题,他们要我讲。

  向缺乏物理基础知识的马列人介绍现代宇宙学,那是第一次(后来还有多次)。我认真地做了准备,但仍很担心听众没有耐心听下去。听众近千人,党校大礼堂坐满了。天气特别热。讲了一个半小时后,休息十五分钟。这时,会议主席交给我几十个听众递上台的纸条。同时,向我耳语了一句:

  “不要管他们,继续讲,该怎么讲就怎么讲。”
  我打开条子一看,一半多纸条写的是:
  “请问演讲者,你是不是要否定恩格斯的论断!”
  “请回答:你是否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宇宙无限论。”
  “会议主席,今天为甚么请来这种满是反革命言论的报告,
  希望会议主持者考虑。”

  我顿然有了成就感。现代宇宙学终于有它的社会价值了。它能狠狠地击痛一些人头脑中的愚昧硬核。遵照会议主席的意见,十五分钟后,我继续后一半的演讲。本来,我并不想涉及恩格斯宇宙观念问题。时间紧迫,现代宇宙学本身还有许多论题来不及介绍完呢。看过这些条字后,我反而用了一段时间论证:恩格斯宇宙观念大多是康德,拉普拉斯时代的,并大声结论道:“恩格斯的宇宙观念已经过时了。”

  我想起利玛窦献给大明神宗的“世界勘舆图”。利玛窦带来“圣经”并没有引起明儒们的很大响应,轰动的则是他那幅世界地图。锁国海禁一百多年。神宗用的地图,仍然是朱洪武年代绘制的“大明混一图”。十五世纪初,郑和出洋时,“混一图”算是先进的。但与十七世纪初的“世界勘舆图”相比,就太落后了。梵蒂冈图书馆里珍藏有一幅“世界勘舆图”,据说与利玛窦的图一样。1987年5月,经教廷当局许可,我看到那张图。现在看来,“世界勘舆图”也相当粗糙,比例还有很大误差,大部分澳州大陆尚缺。但已很清楚出示,中国不在大地中央,地球也没有中央,中国之外还有一个博大的世界。在整个地球上,中国只不过占有一小块。这着实让明儒们大吃一惊,羞愧。我很佩服一部分明儒的开放胸襟,没有因羞愧而恼怒,相反,力主科学文化引进。

  现代宇宙学不过相当于一幅新的“宇宙勘舆图”罢了。它也相当粗糙,但比康德,拉普拉斯时代的宇宙图,先进多了。

  1978年经邓小平等批准,利玛窦等S.J.被平反了。重修了北京市党校里的利玛窦墓地。不过,他的合作者徐光启,并没有同时被平反。洋人还是优先啊,那怕是已经死了的。

  1986年我们在北京办国际天文学会第124次讨论会时,几位梵蒂冈学者曾应邀来华,虽然PRC-梵无外交,但梵蒂冈S.J.们来华没有签证问题,他们都持有欧美等国护照。这可能是1949年之后,首次正式应邀来大陆的耶稣会士。一到北京,他们都赶去北京市党校,着圣职服装,瞻仰他们的先贤。

  S.J.是在宗教改革之后产生的一个教派。用现代词汇来说,S.J.大体是天主教的体制内改革派。体制外的改革派是脱离天主教的新教,或基督教。早期的S.J.受到天主教主流的压制,十八世纪一度被迫解散。S.J.都是知识人。按规定,除神学学位外,S.J.还必须另有一门专长,天文,物理,数学等等。他们很多是(非教会)大学里的教授。我们这些非皈依天主者与他们交谈学术,不感到任何宗教壁垒。比如,讨论现代宇宙学中的宇宙年龄问题,他们不会提到“圣经”的首句——“起初,神创造天地”。

  教皇夏宫中的公社生活

  1983年9月,李淑娴和我到罗马大学物理系访问三个月。梵蒂冈天文台(Specola Vaticana)台长Dr.G.Coyne S.J.请我到他们天文台的公寓住。除饮食自理外,天文台的其他生活是公社式的,由教廷提供。

  梵蒂冈天文台位于岗多夫堡(Castelo Gandolfo),是教皇的夏宫。它还包括一个很大的教皇花园。都是教皇领地。岗多夫堡距罗马25公里。从罗马Termini乘火车东南行,三十分钟后进入Albano湖区。该湖由火山形成,近似园形,四周有小山,以西岸的山势最美。山上即是岗多夫堡,其中最高的建筑,就是梵蒂冈天文台的圆顶。

  山顶上的梵蒂冈天文台,尽脱俗气,圣洁,连接着天廷和凡界,东望,是一片湖水,北望,是起伏于七丘之间的古罗马和新罗马(EUR)。是静思宇宙起源的佳处。但是,风光和环境太美了。不少时间反而被引诱去“享受生活”。在天文台上,我有一间办公室,但很少用它做研究。那期间,只写了一篇三个作者的文章交账(Clustering in a two component universe,L.Z.Fang,S.X.Li and S.P.Xiang,Astr.&Astrophys.140,77,1984)。其中S.P.Xiang现仍为科大教授。

  除了X君,我们还认识近二十位当时在罗马及其周边的PRC学者,物理,化学,生物,工程等行当都有。他们也不时来岗多夫堡享受一两天“出世”生活。李和我在岗多夫堡的公寓,一时成了PRC学生学者的一个集散地。在梵蒂冈也会遇到ROC人,多为进修神学的人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科协主席阿某及其代表团随行,也在此住过一个星期,台长Coyne并不在意他们是穆斯林。

  我们刚到岗多夫堡时,教皇保罗二世还在夏宫避暑,很多教皇随行,包括他的瑞士卫队都在。进出天文台,要查验该台证件。教皇于9月18日离开夏宫返回梵蒂冈城。岗多夫堡一下变冷清了。留下的神职人员很少。一时间,岗多夫堡上的PRC公民多于梵蒂冈公民。共产党徒多于天主教徒,还没有算天主教徒中的P.C.I.。有一位科大化学系来的教师,是CP支部书记。好,全了,足以成立共产国际梵蒂冈特别临时支部了。

  尽管如此,我们是客人,必须完全尊重主人的信仰和规范。S.J.们都发过毒誓,绝财、绝色、绝意,不为一切妖魔的诱惑所动,过清贫洁简的灵修生活。现在想起来,只有一件事,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客观上扮演了一种“妖魔的诱惑”。这就是,我们不时举办晚宴,也常请S.J.们参加晚宴。晚宴规模有时很大,可以聚集到近二十个人。其中不乏中华料理高手和快手。烹饪气味带来的“诱惑”往往使S.J.们坐不住了。不止一次,台长G.Coyne知道晚上有大宴,他下午就沿着Albano湖跑了一圈(约三小时!),明确说,就是为了晚上可以多吃。夏宫并不禁酒。教皇也喝酒。Albano盛产葡萄,当地产的淡淡的vino bianco都是用大瓶装,像水那样卖。

  S.J.也非常尊重我们的信仰和规范。几个月的岗多夫堡生活中,他们从未向我或我的同事传教,也没有请我们参加弥撒。岗多夫堡有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天主教堂。礼拜天常有结婚仪式在此举行,可以旁观新人指天为誓的场面(意大利的离婚率相对较低)。梵蒂冈宣传部(Departmento di Propaganda)的神父们倒是带我们去参观过一些有名的意大利教堂,如那不勒斯的圣多美教堂,苏连托的教堂,那都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重要遗迹。前者是托马斯。阿奎那 “求证上帝存在”的地方,后者有九世纪的钟楼。到意大利是不能不看的。

  这同美国不同。在美国住定后,常常有一些基督教信徒来敲门,规劝受洗,并告诫地说,如不入教,死后是要被打入地狱的啊。对信徒的善意,我们至诚地感谢,对信徒的虔诚,我们也十分尊重。至于“入地狱”一说,对我们的告诫力则不大。心想,我多少算是进过地狱的了,至少“牛鬼蛇神”的地狱。

  科学与宗教:罗马的新观点

  八十年代末,梵蒂冈天文台受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教皇之命,要编一本“John Paul II on science and religion:reflections on the new view from Rome”。目的是开展新一轮的宗教神学与科学的对话。邀请20位教授著文谈“科学与宗教”。我是被邀请者之一。

  这对我是难题。在中国见识过的宗教,大多是实用或应用性的,目的往往是生子,升学,生财,升官。而极少言道,缺乏形而上的神学思辨(如用五种方法证明上帝的存在,等等)。如何谈宗教神学与科学的关系?只想到一件事。在80年代,我还住在中关村,有一派流行气功的信徒来我家传功(传教?)。他们的劝进的主要理由是,如果你加入此功(教),你每年发表的论文数目将会比现在增加一倍。可见,还是一种应用教。我没有参加。论文数果然也就没有加倍。

  后来,我还是写了一篇“Note 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被收入上述文集。文中主要谈的是科学研究中的预设(pre-assumption)。它更多是一个科学哲学问题,特别是无关于“罗马的新观点”。

  什么是“罗马的新观点”?就我所知,保罗二世一直在弥补天主教廷在伽利略事件上的过失。他常接见各种自然科学会议的参加者,其部分目的也在于此。80年代初,保罗二世正式宣布罗马教廷三百年前对加利略的判决是错误的。彻底翻案,不留尾巴。

  在上述“来自罗马的新观点”一书中,保罗二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宗教不是基于科学的,就如科学不是宗教的延伸。二者应有各自的原则。” 意即,信仰的归信仰,科学的归科学。让人想起,在70年代,中国“物理学报”的每篇论文前,都要印上一两句毛语录,以示该文为毛思想之“延伸”。在美国,也见到过一些宗教文章,力图论证现代物理学的种种发现和发展是如何令人惊奇地验证了“圣经”的种种预言。这些,显然不符合“罗马的新观点”。

  1986年哈雷彗星回归,11月有一次有关的学术会议。保罗二世在会上讲话,其中一段是:“追求四种基本物理力——引力,电磁,强及弱的核力——的统一,已在取得愈来愈多的成功。这统一很好地综合了从亚原子到宇宙学各领域的发现,它为宇宙的起源,并最终为规范宇宙演化的规律和常数的起源,提供了解释。”这完全是物理界的行话!再往下听,教皇没有提到宇宙演化乃智能设计之结果等等。我猜,该讲稿大概是Coyne,S.J.起草的。那时他已是保罗二世的科学顾问。

  保罗二世的最常被引用的“科学与宗教”语录是:“科学暨(宗教)信仰皆为上帝之馈赠。”(Both Science and Faith are gifts of God)。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上帝”。爱因斯坦在回答“什么是你对上帝的理解”一问时说,他的上帝是被开除犹太教籍的斯宾诺莎的“pantheistic”。是“泛神论”,“自然神论”?还是不翻译为好,总之它是爱氏是自己加了括号的pantheistic,只有他自己有权解释其意义。利玛窦也尊重中国人的尊孔,说中国人的尊孔就相当他们的尊上帝。可见,各人有各人对“上帝”(形而上的终极观?)的理解。信仰,从来就是多样的。“一个上帝,各自表述”,或许才能赢得共识。

  代拟忏悔

  李和我滞留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一年中(1989.6-1990.6),不断收到各地朋友的关心,也包括罗马大学和岗多夫堡天文台的朋友们。他们得知“内部”消息的速度很快。也许有意大利外交部或其他机构“内线”及时向他们简报。

  1990年6月16日,中美双方再次谈判我们的离境问题。中国外交部表示,可以准予方励之和李淑娴出国。条件是写一份请求政府宽恕的出国治病书,其英文文本中必须含有leniency一字。罗马的反馈很快来了。Leniency乃是教会忏悔(confession)的常用语,诸如‘请求博大仁慈上帝的宽恕’云云。他们说,这种忏悔可以写,特别是物理学家更可以写,因为伽利略就写过“认罪忏悔”。三百年后就没事了。

  过了两天,没见动静,我的朋友倒着急了。传话来,说,我们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忏悔样本。要不要我们帮你草拟忏悔?后来知道,在中世纪,宗教改革前,是有代拟忏悔行业。还有忏悔手册(manuals of confession)可资参考。它告诉你如何写好忏悔,才能最大地获益。

  实际上,我在6月18日就写好了一份治病书,其中没有用到leniency一字。6月19和20日,中美再连续谈判。接受了我的18日文本(即后来发表的文本)。谈判成功。中美双方在国宾馆祝酒致意。我们于6月25日就出境了。很可惜,代拟忏悔的好意,没有用上,发展太快了,可能由于其他压力。

  后来李和我又去过梵蒂冈,接受约翰·保罗二世的祝福(见图)。再次欣赏梵蒂冈城中的艺术。虽然我们从来都不是天主皈依者,也不敢相信死后复活等神迹。但我们都欣赏米开朗基罗等大师以“圣经”故事为题的艺术。他们画的是创世纪,雕的是圣母怀中的基督。但他们表现的是人性之善,人性之坚。这也许是宗教改革与宗教传统的一种结合。这些作品里出现的是“神”,但体现出来的精神并不是神的至上,或神的威严,却是怜悯和同情、母慈和友爱、创造和坚毅……。每当圣诞(或耶诞),我常想起一首唱过的圣歌,那是巴哈的曲调,赞美初生和降临:

  一朵纯洁的玫瑰开放了,
  它从丝细的根苗中萌发;
  这是上古卜者的预言,
  这是杰西期待的出生啊!
  他的柔嫩花枝的光芒,
  照亮在这寒冷的,寒冷的冬天,
  这漆黑的,漆黑的午夜。

  这种充满人本主义精神的艺术,使人倾倒,使人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精神升华。


(图):李和方接受约翰·保罗二世的祝福

  2009年春节,Tuc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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