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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戈扬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09-02-12
更新时间:2009-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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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戈扬


作者 纽约特约记者 倪安


发表日期 23/01/2009 更新日期 23/01/2009 21:13 TU


旅居美国的原《新观察》杂志主编、中华学人联谊会创始人戈扬1月18日凌晨在纽约法拉盛医院逝世,享年94岁。1月21日上午9点戈扬女士遗体在纽约法拉盛国际殡仪馆出殡,灵柩随后运往圣麦克墓地火化并下葬。

戈扬(1916-2009)原名树佩华,浙江海安人。中国著名女记者、作家。曾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新观察》主编。

戈扬早年向往革命,上世纪30年代就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先参加战地救亡工作,又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并到延安在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手下工作。1941年参加新四军,历任新四军新华支社主任、新华分社社长,新华社华中分社副主任、华东总分社副总编辑,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上海《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等职。

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送到河北农村劳改;文化大革命中又被下放到内蒙。70年代末,她获改正复出回《新观察》担任领导工作,但1989年上半年《新观察》组织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上海经济导报刊出了座谈会纪要,这件事引起了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强烈不满,那次座谈会后来被称为“动乱之源”。《新观察》被勒令停刊,戈扬再次被开除党籍。不过据曾任《新观察》编委的评论人士艾端午说,戈扬于1989年4月来美,当时虽然已经发生了打压上海经济导报事件,但直至戈扬出国她并未被开出党籍。艾端午认为,戈扬是在美国担任了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理事,因其批评共产党的言论后来才被开除党籍的。艾端午总结说,戈扬一辈子两个20年,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1979年复出,她被劳改流放了20多年;1980年到1989年回《新观察》工作了9年,1989年旅居美国直到2009年逝世,有家不能回又是20年。艾端午说,戈扬为共产党奋斗了一辈子,党却把她整了一辈子,原因就是她太耿直、认真理,而共产党是不讲真理的。

艾端午说,戈扬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90年代初她知道自己回不去后,开始学习英语,经过努力她居然可以阅读英文报纸;80多岁时她又学了电脑打字和上互联网。2002年9月23日,86岁的戈扬,同几十年前同在镇江一起参加中共外围组织的小同乡,83岁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馬璐结为连理。2004年4月戈扬開始患老人癡呆症,视力模糊,聽力逐漸消失,入住纽约法拉盛的养老院直至逝世。网络上有人贴出了这样一篇短文:

[戈扬阿姨老了,今年已经92岁。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的她,一个人住在纽约法拉盛的老人照护中心。所有往昔岁月的风华已经不复留下踪影,这个在中国八十年代解放思想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前任《新观察》总编,现在只能每天默默地坐在轮椅里,有时候连来访的老朋友都认不出来了。 前天我去看望这位我极为敬重的老阿姨。她模模糊糊认出是我,高兴地朗声大笑,但是已经不能连贯表达心中的思绪了。只除了一件事:我问她:“是不是还希望回国”。她口齿不清地缓慢说:“想,回,国,看,看。。。” 我的泪水几乎夺眶而出:这是一个为了中国奉献了一生的92岁的老人的一点小小的心愿。但是,国民党主席可以回去,她,却在回国的黑名单上。当她投入中共的时候,今天的当权者还都根本没有生出来。历史,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沉重。]

艾端午透露,戈扬从来没有正面向北京方面提出过回国的要求,她曾说,明知人家不让你回去为什么自取其辱。她是个就是在最潦倒的时候也从不记仇的人,高傲的扬起头活了一辈子。

原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说,“戈扬的去世,使我们想起王若望、刘宾雁。我在这里,为戈扬、为王若望、为刘宾雁,还要为赵紫阳、为包遵信、为天安门的死难者大声痛哭。” 戈扬追思会将于1月24日下午在纽约法拉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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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在纽约辞世
旅居美国的原《新观察》杂志主编、中华学人联谊会创始人戈扬18号凌晨在纽约法拉盛医院病逝,享年94岁。
八九民运领袖、中华学人联谊会会长王丹18号发布的讣告说,戈扬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是"在八十年代的社会转型中曾经为中国的进步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之一。

著名学者郭罗基对老朋友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他说,戈扬早年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晚年有幸在自由民主的美国找到归宿:

" 戈扬,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对她印象最深刻的,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生追求美好的理想。当年,她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的理想,比起我们同时代的人来说,她比我们更天真。我记得她有一篇散文写了这么几句话:共产主义天堂实现了,人们将不会哭。哭是笑得太厉害了,笑出了眼泪。早年,她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后,她经过痛苦的反思,她说:现在的共产党不是我们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了。最主要的是中国缺乏自由民主,后来到了美国,她就说:我们所追求的自由民主想不到在美国得到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少喊打倒美帝国主义,她说美帝国主义没有被打倒,我自己成了美帝国主义分子了。她觉得她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在美国实现了。"

记者:"她原来是《新观察》的主编,她逝世的消息如果传到中国,当局估计会有什么反应呢?"

郭罗基:"我估计官方会沉默,不会有什么反应的,像刘宾雁去世以后,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就想让海外这帮人被人们遗忘掉。"

郭教授也提到戈扬-司马璐夫妇创建中华学人联谊会一事:

"当时是司马璐做寿,朋友们送了一点钱,她觉得这个钱要有一个好的用处,所以就想拿这个钱来做一点好事,给海外学人展开活动提供一点便利条件。"

旅居纽约的民运人士刘念春也回顾了他所了解的戈杨的心路历程;他说,戈扬对共产党的幻灭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颇具代表性:

" 戈扬的转变反映了三十年来知识分子想找出解脱的办法。她那会儿向往革命,加入新四军,去了延安。到五七年,因为言论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对共产党又有了认识,她彻底告别共产党还是在六四。六四的时候,她终于对共产党有了全面了解。实际上,戈扬的思想转变代表了知识分子的一个心路历程,代表了一些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认识的转变过程。她这种认识很彻底。在《开放》杂志、《北京之春》上,我看过她写的评论。她彻底地告别了共产党。像刘宾雁和戈扬真正认识了共产党的本质面目,共产党对他们是不能容忍的。这从不让他们回国,也看出了这一点。"

记者:"能不能说说她的先生司马璐?"

刘念春:"司马璐,他们是青梅竹马,从小就认识。之后到了延安,司马璐对共产党认识很早,到延安一年多,对共产党就认识了。那个时候就脱离了共产党。戈扬出国之后来到美国,和司马璐重新见了面。"

中国学人联谊会的讣告表示将考虑设立戈扬基金,作为对这位"书写过中华民族历史的人物的纪念"。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原文: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eyang-01182009192654.html

时间: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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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2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09-02-24 18:20:55 提到] [FROM: 10.]
苏晓康:面對老太太的音容——在戈揚追思會上


老太太終于安息了。我在北京就管她叫老太太,不叫阿姨。那時,她是北京文化圈子里的一個精神凝聚的中心,許多自由派的知識分子、作家、文化人,無論體制內外 的,都圍攏在老太太的周圍。她有很大的親和力,不止是她對那個吃人制度的驚人的覺醒,還有她的慈愛、包容、細膩。她常常請我們在最好的餐館吃飯,她坐在中 間,那股雍容的氣度,我是見過的。



那時候我縱橫馳騁,無所顧忌,《河殤》還在中央電視台播出呢,我已經在南昌動筆撰寫關于五九年廬山會議的長篇紀實《烏托邦祭》,成稿得二十五萬字, 江西大型文學刊物《百花洲》雜志以一整期刊出,卻被中宣部下令將四萬冊新書,全部打成紙漿,不許外泄一冊。這時在北京,老太太把我叫去︰“你給我一個十萬 字的縮寫本,我用一整期《新觀察》來發表,你干不干?”我做了,可到那一期的《新觀察》出來,卻沒刊登,我四處找不到老太太,後來找到編輯部主任鄭仲兵, 他告訴我,雜志發排前一分鐘,老太太還是給鮑彤撥了一個電話,那邊對她講,這個甦曉康,捅了一個《河殤》的漏子還不夠啊?我們費了多大的勁兒才保護了他, 你要再發表他這個東西,後果就難說了!老鄭說,老太太立馬撤了稿,也不見我。那已在八九風雲的前夕。



再見到老太太的時候,我們都在流亡歲月里了。但是,流亡跟流亡很不一樣,我是被通緝了逃出來的,老太太不是,她是自我流放,此其一;我正在盛年,剛好四十 歲,而老太太卻是七十歲開始流亡,世上幾人有這樣的膽魄?此其二;我頂著個《河殤》總撰稿人的“桂冠”,走到哪里都是掌聲,而老太太卻沒人認她了,申請普 林斯頓大學的訪問學者,她和千家駒先生因年逾七十未被接受,千老難過得在西來寺跪倒在星雲大師跟前,但老太太還是直挺挺地站立著。



我 去看望老太太。她一個人住在布魯克林,一道很陡的樓梯爬上去的一間小屋。她說,我一天只做一頓晚飯,午飯到免費的地方去吃的,天天都去。說的時候,她嗓門 依舊高亢,仿佛我們還在北京的大餐館,是她請我吃酒席呢。通常,人們會說這是堅強,我更願說這是強大,人格和精神的強大。



九 三年九月間的一個傍晚,我在水牛城一家醫院的走廊上,撥通了老太太的電話。當時我們一家人遭遇車禍,我的妻子傅莉還昏迷在特護病房里。哭天搶地之際,我想 到了戈揚,我所認識的最強的人。老太太在電話那一端說︰“曉康,別害怕,你把一切都放下,無所謂了,你就不害怕了。”接下來,老太太對我提起後來極流行的 唐德剛先生的一個說法,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大意是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期,大約需要二百年,猶如長江過三峽,驚濤駭浪,無數人沉尸江底……老太太說,你我還 算幸運的嘛!



她 就是這樣面對自己的苦難。她那一代人,把絢爛的青春和朝霞似的理想,拱手奉獻給了魔鬼,還不可能得到晚輩的諒解,唯有自己去消化那種悔痛;而且,她還要晚 輩看到她的再生。她寧願客死他鄉,絕不肯為那個體制再做一次殉葬。老太太一輩子受了多少苦啊,照樣活到九十四歲,多麼強大的生命力!我想她已經獲得了一種 新的理想的支撐。她的強大不是憑空的。



我輩也曾幻滅得很慘,可是我們還會有理想嗎?老太太是給我們留下了一份豐厚的精神遺產——她的人格和理想,但面對老太太的音容,我對我自己這一代,並沒有多少信心……與其我們總在那里揮舞諸如國家和民族向何處去一類的宏大話語,不若低頭檢視一番我們自己身上還剩下多少本錢,有資格去承傳老太太他們想傳遞給我們的。



(原載《動向》雜志2009年2月號)
 
2   [dokknife 于 2009-02-18 12:00:56 提到] [FROM: 10.]
郭罗基:送戈扬



                            郭罗基

戈扬大姐,你在坎坷的人生路途上奔波了九十三年(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五日—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终于结束了旅程。你太累了,太苦了,太冤了。我们这个世界又太喧嚣、太污秽、太纷扰,你到另一个世界安息去吧。

追寻遥远的记忆

戈扬的一生中,当右派分子下放劳动二十一年,流亡海外又是二十年,仅仅这两件事就占了四十多年。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多?幸而她高寿,算起百分比来还不到有生之年的百分之五十。

二〇〇四年,戈扬得了老年痴呆症,住进了安老院(nursing home),渐渐丧失意识,不能讲话。二〇〇七年初,不能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三月份,我到纽约,和一群朋友去看她。她空眼呆望,没有表情。我喊了几声 "戈扬大姐",她两耳失聪,无所回应。我心头酸楚,不能接受眼前的现实:这位喑哑的老人就是昔日健谈的戈扬?多少往事在脑海中翻滚!茉莉向她献上一枝玫瑰花,我为她照相,她居然慢慢地举起花枝,有了反应,大家都很高兴。王渝说:"她有话说不出来。"我们无助地围着她转来转去。最后,我向她告别时,她开口了。我们都听不懂,只有王渝懂得,她说的是:"你去啦,你去啦。"她不希望我们离开,我们也是一步一回头,留恋地走出了她的住所。

我回到波士顿后,储海蓝给我打来电话,说:"出现奇迹了,戈扬阿姨大喊你的名字。她要和你讲话。"海蓝把手机给了戈扬,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喊:"郭—罗—基!"我说:"戈扬大姐,我听到了,真亲切!你好吗?最近能吃饭吗?……"没有回答。过了一会,海蓝又打来电话,说:"戈扬阿姨还要听你讲话。"我知道她无法对话,不再发问,便自说自话,讲了一通。

戈扬一定是在追寻遥远的记忆。

靠自己走流亡之路

戈扬流亡海外时已是七十有三,不懂英文,没有收入,生活艰难。先是在洛杉矶西来寺暂栖身,后来到纽约,住在布鲁克林(Brooklyn)的贫民区。

我和她在美国的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九二年在"中国人权"的理事会上。当着众人,她上来拥抱我,眼睛里闪动着泪花。这泪花不知是为我还是为她自己。从此,我经常给她打电话,或拜访她的陋室,为她解除寂寞。她却说:"我一点都不寂寞,忙得很!"忙什么?除了写稿子挣一点微薄的收入外,忙两件大事:一是学英文,一是学电脑。她房里的墙壁、窗户、家具、器物上贴满了英文单词,走来走去,念念有词。她立下一个宏愿:要在电脑上用英文写出一生的故事。

西点军校邀请戈扬去向学员讲中国故事,她拉我和阮铭一起去壮胆。主人要求我们每人用英文讲十分钟,然后回答提问。戈扬讲得很慢,但美国人都听懂了。当人们得知,她七十多岁才开始学英文,而且只学了一年多,竟能发表一篇演讲,都惊讶不止。

当年有一个收留流亡人士的机构,其中不少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年迈体衰的戈扬却被排除在外。朋友们愤愤不平,建议让戈扬进去。他们说:我们是学术机构,不是养老院。触犯了戈扬的自尊心,她对我说:"你们不要再提了,请我也不去。"她讲了一个典故。红军长征的时候,徐特立的年纪最大,为了照顾他,让他骑着马行军。徐老坚决不上马,他说:"我要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完长征路。"结果,徐老走到了陕北,而一开始就骑马的人都不见了。戈扬指着自己的腿说:"我也要靠自己走我的流亡之路。"戈扬没有固定收入,我是有固定收入的。我不时在经济上接济她,她总是收一半、退一半。我问:"这是什么讲究?"她说:"拒不接受,不近人情;照单全收,会养成我的依赖心理。"流亡生活虽然艰难,幸运的是避免了牢狱之灾,否则,她可能也会像张伟国一样,在国内被抓起来。

和镇压人民的共产党决裂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十九日,作为《新观察》主编的戈扬和《世界经济导报》驻京记者的张伟国,联合召开悼念胡耀邦的大型座谈会,到会者五十多人,慷慨陈词者有之,哀怨悲恸者有之,深沉思考者有之,中心议题是两个要求:纠正耀邦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的受害者平反。座谈会的发言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登了五个版面。随后招致江泽民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打压,总编辑钦本立遭撤职,报纸被迫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江泽民藉此发迹,取代赵紫阳成为总书记。"六四"以后,张伟国竟被逮捕,吃了二十个月的官司。

这时,戈扬已在美国。她是四月二十二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胡耀邦的追悼会之后出国的,应邀参加美国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活动。正当她要回归的时候,李鹏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她就留下来,看一看再说。她给邓颖超打电话,表达自己的忧心。邓说,她认为不会开枪,如果镇压学生,她就退党。戈扬相信了邓颖超的说法。六月四日,果然开枪。她说:"我呆了,我傻了,像一具死尸僵在椅子上。"邓颖超没有退党,戈扬退党了。她公然宣告:"我们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现在的这个党。我要和这个镇压人民的党决裂。"戈扬被陈希同的报告点名,成了"动乱分子",有国难归。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戈扬跑了,《新观察》受惩罚。它也和《世界经济导报》一样,被迫停刊。

女记者"四大名旦"遭殃

《新观察》被迫停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戈扬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一九五八年就停过一次。

《新观察》的前身是储安平主编的政论性杂志《观察》。一九四八年,《观察》被国民党政府在上海查封,一九四九年在共产党领导下于北京复刊。但《观察》已无昔日风采,越办越不景气。一九五〇年,重振旗鼓另开张,更名《新观察》,改为文艺性的综合月刊,属作家协会领导。胡乔木任命戈扬为主编。戈扬说:"让我当主编,就要按我自己的意思来办。"胡乔木当初倒也点头同意。

《新观察》越办越红火,发行量仅次于《中国青年》。有两个栏目特别受人欢迎,一个是"生活小故事",一个是"小批评".前者反映了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后者揭露了干部的特权和官僚主义(那时还不叫腐败)。几年下来,这两个栏目的来信来稿多的不得了,每个月居然要用麻袋来装。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戈扬也鸣放了几句:"教条主义真是束缚人。过去做一个党员,不是疯子,就是死人,心里的话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讲。""现在,鸣放是《文汇报》在领导,《人民日报》落后了。"戈扬将"过去"和"现在"认真地作了区分,以为共产党从此要改弦更张了。哪知道,从"现在"开始比"过去"更糟。戈扬因此而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戈扬与杨刚、浦熙修、彭子冈被人称为中国女记者中的 "四大名旦".一九五七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杨刚,丢了笔记本,惊恐万状。众人安慰无效,竟自杀。人们分析,她一定以为笔记本落入他人之手可能被打成右派,不如自己了断。戈扬和彭子冈(《旅行家》杂志主编)当了右派。浦熙修(《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被毛泽东点了名,因揭发罗隆基有功,未戴右派分子帽子,但从此一蹶不振。"四大名旦"在反右运动中全军覆没。

新时期的《新观察》

二十一年之后,戈扬复出,同时《新观察》又复刊,还是由戈扬任主编。"文化大革命"中,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是舆论界的权威。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和《新观察》被自由化人士誉为"新时期的两报一刊".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邓小平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一年,《解放军报》按邓小平的指令发动批判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是为反自由化的第一个战役。"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又来了,人们极为反感。胡绩伟当政的《人民日报》按兵不动,予以抵制。《新观察》走得更远,居然主动向白桦约稿,表示支持。七月二十五日,《新观察》第十四期刊出白桦的《春天对我如此厚爱》。文中说:"虽然也有风雨,但它是春天的风、春天的雨。""春天"对自己是" 厚爱"的。意思是虽遭批判,毕竟气候不同了,仍然得到人们的支持。胡乔木亲自出马,给作家协会负责人冯牧和戈扬写信,说:"看了你们今年第十四期《新观察》发表的白桦一文,觉得很不妥当。……希望你们对此有所纠正和补救。"怎样"纠正和补救"?戈扬他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新观察》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题目是《也谈春天的"厚爱"》,说是"对《苦恋》确有赞扬支持的,但持批评态度者也委实不少,有些意见还很尖锐……,值得白桦同志重视。"云云,署名 "冯明",即"奉命".自由化人士看了哈哈大笑。

个人命运与《新观察》共始终

这时,我写了一篇《不要再搞新的个人崇拜了》,文章的矛头是针对华国锋的。北京的各大报都不敢发表。因为《新观察》的自由化有名声,我就给了戈扬,她也压下不发。我将文章寄给胡耀邦,请他"批改".他回我一信,说:"文章总的来说写得不错,有新意。"他把题目改为《认真杜绝个人崇拜》,并将批评华国锋的地方统统删去。胡耀邦刚接替华国锋当中共中央主席,这样一来,文章的矛头就针对他自己了。我将稿子和胡耀邦的信件交《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在八月十四日见报。谁知闯了一个大祸!中宣部一连发文件,批评《人民日报》和文章作者,断言文章的矛头是指向"小平同志"的,还指责报纸和作者在政治上、思想上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文章是经胡耀邦同意发表的,那就是说,连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也"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代表党中央的不是胡耀邦。本人是顽石一块,刀枪不入,拒不检讨。《人民日报》作了检讨;邓小平批评"思想战线上软弱涣散",胡耀邦也不得不作检讨。文章发表时用的是化名"马温".邓力群说:郭罗基想当" 弼马瘟",要大闹天宫。"马温"的本意是"马克思主义的温和派",何曾想当"弼马瘟"?倒是"玉皇大帝"听了大为不悦。次年,我被"玉皇大帝"赶出北大、赶出北京,发配至南京。

戈扬特地到南京来看我,就没有发表我的文章一事表示歉意。我说:"你做对了。如果你在《人民日报》之前发表,问题就更严重了。连《人民日报》都抵挡不住,何况《新观察》?《人民日报》不可能叫它停刊,《新观察》就难保了。 "她说:"是啊!是啊!我那里有一帮子人靠它吃饭,我本人再当一次右派倒不怕,砸了别人的饭碗于心不忍哪!上次批《苦恋》,我不得不'奉命'妥协,就是出于这种考虑。"戈扬是一片善心,总想在坚持原则和照顾饭碗之间找到平衡。不管怎样,"六四"以后《新观察》还是散伙了。四十年间,戈扬的命运总是与《新观察》同起伏、共始终,《新观察》从诞生到夭折、从复活到灭亡,只有一个主编。

在自由的土地上怀念"辛酸的故事"

戈扬和我们那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都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她曾经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共产主义天堂实现了,人们将不会再哭,除非笑得太厉害了,笑出眼泪来。"哭笑之间说理想,近乎天真了。为了追求遥远的共产主义理想,"红衣少女"树佩华(戈扬的原名),冒着炮火,出入沙场,当战地记者,办战地小报。一九三八年,她投入了着名的台儿庄战役。后来随新四军转战南北。她爱唱《新四军军歌》:"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还有一支新四军战斗在茅山地区流行的歌,我忘了歌名,其中有这样两句:"抬头望前面朝霞,莫回顾身后黑影。"多么美好的意境。

理想的毁灭是极其痛苦的。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热血,都被葬送了。

为了申请老年福利,戈扬加入了美国籍。当她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那天,流下了眼泪。她说:"当年我们没有少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没有被打倒,自己倒成了美帝国主义分子了。想不到只有在美国才找到我们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平等。"她得到了生活补助和免费医疗,又说:"我们在中国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想不到在美国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戈扬晚年,也有喜事一桩。她与司马璐,青春结伴,老迈连理。司马璐原名马义。由于两人都改了姓名,在报纸上看到彼此的消息,不知道谁是谁。及至在纽约见面,又续七十年前的旧情。戈扬有诗云:"青梅竹马来相会,竟是斑斑白发人。"二〇〇二年,戈扬八十六岁,司马璐八十三岁,他们决定结婚,九月十三日,在曼哈顿移民局法庭举行婚礼。他们发表了一个别致的《结婚宣言》:"我们相识了七十年。幼年孤苦伶仃,一生的艰辛,多少辛酸的故事,值得我们怀念!……我们多次逃过死神的召唤,居然都活了八十多岁。感谢美国这块土地,使得我们又重新团聚。从此,我们将互相扶持,安度晚年。""辛酸的故事"之所以值得怀念,因为现实已不再辛酸;如果还在辛酸之中,只会逃离,不会怀念了。

戈扬的漫长的人生故事,总算有一个美满团圆的结尾。

戈扬大姐,永别了,一路走好!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于哈佛大学

□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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