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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双刃剑:海外华人对毒奶粉哑了 /南风窗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09-01-19
更新时间:2009-01-19
浏览:81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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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双刃剑:海外华人对毒奶粉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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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 作者: 佚名 2009-01-19 09:42:41



围绕着北京奥运火炬传递,海外华人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声援;而到了毒奶粉事件,却没有多少反对声音传递到国内。这是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行为颇受诟病的地方。但据笔者掌握的信息,奥运前后的海外群众运动,其诉求是多种多样的,而海外华人对毒奶粉一事亦相当反感、相当尴尬,只是没有公开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表达。


如果我们重构过去10年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当能明白民族主义已成了有独立个性、可被不同演绎的有机生命体,并非单是爱不爱国这样铁板一块。

“九九的一代”

在国际政治的政治心理学范畴,有一个“世代政治论”。根据学者杰维斯 (Robert Jervis)的《国际政治的知觉与错觉》,一个人的政治观,最容易被他的教育、家庭、成长时的国家背景、以及他第一次直接参与的群众运动影响,因为那会成为心理的长久烙印。在内地,我们熟悉“长征的一代”、“文革的一代”、“八九的一代”,这些都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集体亢奋或集体阴影,纪录了整个时代的群众特征,要一代人做另一代人的事,十分困难。在香港,近年也有社会学者吕大乐掀起的“四代香港人”论述,激起了连串讨论。内地现在已到了“九九的一代 ”——那些首次参与大规模群众活动,就是以游行示威抗议1999年5月8日北约“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使馆的一代。对这代人的心路历程,内地的年轻作家早有详细描述。但这代人心中的体验,究竟是什么?

回顾当年,南斯拉夫炸馆示威爆发后,美国驻京大使馆受到猛烈冲击,美国大使在窗内无奈外望的照片,被西方媒体争相转载,成为北京又出现盲目仇外的“义和团”的证明。但政府在第三天,就严令终止一切集会,来控制群众的爱国热情,对此,当事人应记忆犹新。表面上,这是国家怕群众失控、过分冲击外国利益,例如有CNN 女记者采访示威时,被情绪高涨的群众围攻说“杀死她”,这明显有失文明国家体统,造成相当负面的国际形象。

但事实上,更严峻的挑战,是示威人士批判政府的口号。例如据《明报月刊》等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香港媒体透露,当时有口号批评中国政府过分软弱、说怀念起毛主席、赞扬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强硬,甚或在涂上希特勒胡子的克林顿肖像前,号召解放军杀入科索沃,援助“我们的南斯拉夫兄弟”。一时间,《中国可以说不》一类数年前的仇外旧书,又重新被热卖,各式各样的北约阴谋论吹得甚嚣尘上。自此,政府并不担心国民不够爱国,却担心政府被批评不够爱国。有海外评论说“中国民族主义是收放自如”,其实,现实世界是难以完全掌握的。

亲疏有别

两年后的2001年,也就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上台后不久,在南海发生中美撞击事件,中国扣留了美军机员,造成对峙局面。连串外交风波后中国产生了机师王伟这名新烈士,在民众和学院层面的评论,甚至出现担心中美出现新冷战的危言耸听。但这次却没任何反美示威出现。官方处理1999年和2001年两事的偏差,表面上,是源自群众和官方立场的背离:在南斯拉夫炸馆事件中,北京拒绝承认这是意外,起码在诉求上,和群众比较一致。但在撞机事件中,政府反而希望将之定性为意外、而不是任何阴谋,只要美方愿意道歉,就情愿息事宁人,以免事态继续扩大。

到了同年数个月后的9·11事件,中国民间和学校充斥着不少以支持拉丹借题发挥的反美言论,令政府大为尴尬。但是,国家不可能容许反美声音在那个时候发声,否则会成为国际社会的“政治不正确”罪人。据说有中国记者团在美国交流期间,在机场看见 9·11事件的直播,兴奋得手舞足蹈拍起掌来,结果被美国驱逐出境,这事《许昌日报》的记者有第一手的回忆报道与澄清。9·11后,中国境内也出现了不少民间自制的拉丹肖像衣服,造型和位置与革命英雄切·格瓦拉一模一样,以示中国人民对“新英雄”的支持。但这类直接反应,毕竟为数不多,而且在中国主流媒体,也得不到多少报道。

到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战前夕,一般华人都普遍同情伊拉克、厌恶布什的单边主义作风。一度在9·11后被官方打压的反美主义,才得到授权的宣泄。500多名新左派学者更乘机联署,重申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顺道暗讽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牵头的不乏学术界和文化界名人——因为自由主义者在9·11后,也搞过400多人参加的大规模联署,题目就是教民族主义者十分不舒服的“今夜我们是美国人”,当时同样包括不少头面人物,对此对立阵营一直心有不甘。在2003年,北京的官方外交态度是反对美国绕过联合国出兵、支持法德俄外交同盟,但又不能对萨达姆政权表示任何同情,因此,想出了一个“三级层递制”,来回应申办反美示威的人:

“第一级”被应用于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他们的反战声音局限在纯外交层面,和中国官方几乎一致,因此,被准许游行到美国驻华大使馆——这是1999 年美国使馆被冲击以来,这条示威路线首次被批准。“第二级”被应用于学生团体,他们原来要求在美国使馆门前示威,被拒,不过得以在校园内进行小规模游行,也算意思意思,这已是5年来的异数。“第三级”被应用于似乎应该是最爱国的新左派学者。这个新左示威原也被批准,但后来因为出现重重障碍而取消了。

由此可见,表面上最爱国的一群,却成了官方处理民族主义“亲疏有别”的受害人。这也许因为他们对政府而言最难控制,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国家其它政策也有同样兴趣,不像一般大学生、中学生,只看重民族主义的表面宣泄,可以通过书记、读书会、评核报告“晓以大义”加以疏导;更不像无根的外国人,真的只看重外交姿态。不过,说这些大题目要是单刀直入则过分敏感,以爱国之名,才可以畅所欲言。

借题发挥

在媒体讨论区和网上讨论区,“爱国”群众借题发挥的倾向,就更明显、也更有创意。著名的网络虚拟爱国大本营 (或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愤青大本营”)《强国论坛》,就是在1999 年5月出现,它的原名,就是“反对北约空袭中国驻南使馆论坛”。当时的论坛内容,充满对3名丧生中国记者烈士的同情,强调“他们的血不会白流”、重申“中国人民不可侮”,更有网民自发为他们设立了网上悼念馆,用虚拟方式对烈士上香——这些,还是比较内敛的。

到了南海撞机事件,由于群众缺乏公开示威的渠道,网上悼念机师王伟烈士的文章,就显得充满针对性;而网上悼念王伟的人数,也远超悼念南斯拉夫三烈士的人数。例如一首在网络发表的名叫《王伟,你在哪里》的“新诗”,就有“强盗要回家了”、“虚伪的人又要庆祝人权的胜利”、“魔鬼再次成功显示其普世价值”、“通过践踏我们国土的尊严和人类的灵魂”等诗句,对政府处理的不满溢于言表。

到了9·11,中国官方加入美国主导的反恐同盟,网上却充斥一片歌颂拉丹的声音,不少网民高呼“炸得好”、美国人“该死”、向拉丹和基地组织“致敬”,官方和民间就民族主义的立场,又出现了二元落差,而且,这次落差比1999年的南斯拉夫炸馆事件更大。《强国论坛》至今保留有一个完善的旧数据库,但2001年9月12日和13日的档案不复存在,似乎内容太教人尴尬了。但我们通过其它途径﹐依然能够追溯一些当时的网络内容。

例如在北京大学的BBS讨论区,出现了一首名叫《无畏者无惧》、副题“哀悼9·11劫机英雄 ”的新诗”,内有如下诗句:“强盗希望以借口掩饰自己的罪恶”、“他们喜欢说什么人权高于主权”、“今天你们代表上帝行正义之事”、“毫不犹疑地刺穿强盗的胸膛”……从这些字句细心研究,可发现这首诗的作者和《王伟,你在哪里》的作者就算不是同一人,也明显是信奉同一意识形态的人。他们都对世界局势感到不满,对中国的角色感到无助,认为国家应有更照顾民族尊严的处理手法。

后来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北京容许局部反美示威,和群众意愿又交接上了,因此网络上的反政府信息也相对减弱了;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的小圈子,也只是集中在意识形态层面继续交锋。在新诗方面,顶多出现了网民顶包“萨达姆”仿效毛泽东创作的新版《沁园春·雪》,并没多少指桑骂槐的空间。

双刃剑

由此可见,政府的最大担心,并非爱国热情本身的走火,而是它会否通过爱国的大框架,连带触及国民对其它政府施政的不满。举例说,假如是新左派认为政府不够爱国,他们就可以顺带批评官方经济政策容许贫富悬殊,又或国家过分放纵地方政府自行其事,并以南斯拉夫解体的经历警惕之;假如是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不够爱国,他们就可以暗示领导人不懂得通过民选制度整合爱国思想,才逼使他们以激进方式宣泄;假如是一个环保学者、人权学者、经济学者,也可以各取所需。这些,可说都是“拿红旗反红旗”的传统智慧,中国民族主义在现有体制下,至今依然是一把双刃剑。

奥运举行前,海外华人忽然热烈拥护北京、声讨CNN,但其实,内里也出现了批评中国为奥运让步太多的声音,甚至也出现了对办奥运投入的庞大资源是否值得的质疑。相较而言,毒奶粉事件的性质,就缺少了供不同立场的群众演绎的空间。当然,海外华人都明白,这事让他们的形象大为受损,网络也充满了“毒奶事件海外华人能做什么”、“毒奶粉让海外华人丢尽脸面”一类文章,甚至还延伸至中华民族整体的诚信问题;外文媒体引述的华人,对此更是一致劣评,何况他们的餐饮生意,也直接身受其害。

不过另一方面,在纽约、伦敦等西方大都会,少数华人亦曾向CNN或其它西方广播媒体游行示威抗议,认为对方报道再次失实。不过,这次“拿着红旗反红旗”的策略较难贯彻,因为为此举办的批评毒奶粉活动,在新左派眼中,容易被对中国不友好的西方媒体骑劫,也容易落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常用话语。而为此举办的反西方报道立场偏颇运动,则容易被进一步边缘化为“声援毒奶粉游行”,形象只会更不堪。因此,对事件无论持什么立场,都难以成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突破口。中国民族主义的密码游戏,似乎会一直延续下去,留待下一波运动的借题发挥,也留待下一批解码使者的出现。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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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09-01-22 09:49:15 提到] [FROM: 10.]
何清涟:中国政府蜕变成自利型政治集团


我曾用“权力市场化”一词概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如今这个词汇已经成为中国民众心目中改革的同义词。

我也一直在思考:应该用什么词汇来概括本世纪零年代以来的重大“改革成果”?一个词汇逐渐在我头脑中成型,即自利型政治集团的形成。

这一结论应该说比较形象准确,说明中国政府已经蜕变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至少有下列论据:

一、社会分配与社会福利向政府公务员严重倾斜

从2003年直至2008年,政府财政收入从占GDP总量的五分之一增至四分之一。这一庞大财政收入当中的58%用于供养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约7,000万人。在工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同时,自2001年以来给公职人员全国性加薪(不含地区性的加薪)的次数共计3次,每增幅都不低于15%。

至今在中国享有制度保证的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群体主要覆盖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以医疗卫生资源为例,就具有向干部群体过度倾斜的特点,比如给药的“分级制度”,就是对参加医疗保险的人群,按照他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划分等级,级别越高的,得到的医疗服务质量越高,药品供应也越好。

据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高级)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增长缓慢,甚至未增长;构成社会保障体系的几大社会福利如医疗、养老等保险几乎与这一庞大的社会底层无缘。

二、巨额财富集中于少数权贵家庭

中国那有限度的反腐败主要集中于中低级官员,政治高层似乎与腐败绝缘。高干子女的登龙术,虽然一直流传于坊间及海外,但却无法得到权威资料证实,胡润的富豪榜也从未将这类人列入。不过,现在有两组资料足可证明这些红色贵族如何在短短30年间,从“无产阶级”成员迅速跻身于超级富豪之列。

一条资料说明中国财富集中的惊人程度。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

另一条资料则说明财富集中在什么人手中。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8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父辈的权力资本所获。

三、政治权力的分配与社会地位的传承呈自利化趋势

在中国的政治市场上,权力这一“稀缺物品”的授受过程从来就是暗箱操作。现实表明,高官子弟在权力上具有优先继承权。即使因能力或者其他原因未担任要职,至少也享有全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等政治荣衔。中国官场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使干部子女在权力继承上有明显优势,官方研究亦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干部子女对社会地位的传承优势还体现在就业问题上。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家长们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这不仅说明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不均等,更重要的是说明中国的阶层流动呈前现代社会的封闭性世袭状态,这无异于阻塞了社会底层精英的上升渠道,既使统治精英集团的素质弱化,对于社会稳定亦有极大害处。

从本质上看,所谓“改革”就是利益与资源的再分配过程。邓小平当年用来赋予改革合法性的“先富带后富”许诺实现了一半,即通过权力市场化让少数权贵与官僚集团先富起来,并通过一系列政策与法律使政治精英蜕变为一个个自利型政治集团。在这种既成事实下,今后撬动社会分配的杠杆只有“权力”与“资本”。当局提倡的“不折腾”与“维持稳定”,其要义均在于保证自利型政治集团能够安享攫取到手的利益。

□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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