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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折: 死刑犯杨佳的母亲,失踪的128天后,披露更多详情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09-01-11
更新时间:2009-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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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犯杨佳的母亲,失踪的128天后,披露更多详情


       周折


如果没有“上海袭警案”,她只是北京一栋回迁房里,一位命运坎坷而平淡的中年妇女:三十来岁离异,与儿子相依为命,几年后遭遇下岗,母子俩靠着1000多的退休金,打点零工,不咸不淡地维持生计。

但在她的儿子拿着西瓜刀冲进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之后,一切都被改变。

她自此成为一名“失踪”128天的“精神病人”。

一个谜也似的人。

“失踪”

7月1日,上海袭警案发生。其后,杀人者杨佳的母亲王静梅离奇失踪。

火急火燎的家属跑遍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而北京市大屯派出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分院、上海市第二人民检察院,给出的答案皆是:不知道。

万般无奈,王静梅的姐姐王静荣只好在大屯派出所报案。

三个多月里,王静梅的行踪一直石头般静默无声,只有各种版本的臆测在坊间发酵:自杀,被绑架,在上海协助警方调查……

直到王静梅失踪的第128天,即杨佳案进入死刑复核阶段,终于,王静荣被居委会主任告知:王静梅在精神病医院。

北京市安康医院,位于北京市远郊顺义区,旁边便是静僻的潮白陵园。它隶属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那是一座偌大的灰白色建筑。

王静梅的房间在安康医院3病区走廊尽头,一间十平米左右的简陋病房。里边一条长方桌,一张床,天花板的角落里安着两台监视器。

病历显示,王静梅于7月4日入院。

6 月底的一天,下班的王静梅发现,杨佳没有回家。他们的家是亚运时代的回迁房,鸟巢的隔壁。对于热衷驴行生涯、常常好几天不在家的儿子,她并不特别在意。7 月1号那天她还买了条鱼,准备晚上烧了吃,但大屯派出所的警察不期而至。“把我们家翻得乱七八糟的,我说你这有搜查证吗?我跟你还没完呢!”事后王静梅回忆道。

警察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带走了王静梅。之后再无音讯。王静荣三番四次找到大屯派出所,对方称其已于7月2日晚上自行离开。而王静梅的主治潘医生,一位30岁出头的女性,告诉王静荣:杨佳母亲是在7月2号的晚上,被大屯派出所送来的。

住院的头两个星期,王静梅被冠以“刘亚玲”的化名。

至今,没有人愿意披露警方是根据什么把王静梅送进了精神病院。

“你看等于是把我骗这儿来了,他们就说上派出所做个笔录,结果三更半夜把我送这儿来了。我家里窗户也没关,估计那鱼都臭成鱼干儿了!”11月9日,安康医院的办公室里,终于见到亲人的王静梅大声对姐姐说。

“你们不知道,在外行看来,以为王静梅就是脾气不好,实际上,这是一种病,”潘医生告诉王静荣,“她情绪不稳定,属于偏执型人格障碍,是长期性的,又受了杨佳的刺激。”

医院给王静梅打针吃药。没有精神病史的她经常拒绝:“我脑子清楚着,甭想给我打针瞎吃药了。”

“我就是《追捕》里的杜丘”

“我就是《追捕》里的杜丘!”安康医院里,王静梅这样想。

在《追捕》这部上世纪70年代红极一时的日本影片里,杜丘是一个被诬“强奸”的检查官,无法证明自己清白的情况下,不得已走上寻找真正罪犯的曲折路程。

“你们说,把我关了好几个月叫什么事儿啊?”病房里两姐妹独处的那天,已经被关了128天的王静梅拉着姐姐的手说,“我儿子这么大的事,我是最了解情况的人,为什么不让我出去?”

不同于官方版本,对于杨佳为什么“讨说法”,北京精神病医院里的王静梅和上海法庭上的杨佳不约而同。

2007年国庆,“因为一辆自行车,杨佳和上海警察杠上了”。在上海市芷江西路派出所里,“他被拽到小黑屋里打了一顿”。之后杨佳打电话给母亲,两地通话两三小时,直到话费耗尽。王静梅一如既往地急促,跟警察局交涉时一度吵了起来。

“警察说,你要是这样我就找一证人把他给拘了!”

然后她用更高的分贝回答:“你拘他试试看,你敢拘我跟你没完!”

杨佳从上海回来以后,上海警方两次派人过来试图和解。“第一次是杨佳跟他们接触了,杨佳要求处理这件事,要个回执,没达成协议。

“第二次,我也是要求回执,要这结果,他说没回执,给你1500元块钱,我说不成。民警说,那你说私了怎么着吧,1万元钱行不行?我说你甭给我说这个,我不是为了钱,我是要回执。”王静梅说。

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警方的肯定,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初具的一审判决书也认定:杨佳曾“提出要求赔偿一万元人民币的无理要求”。

王静梅说自己当时特地用MP3把民警想私了的对话录了音,但“都在大屯派出所,给没收了”。

不仅是被没收的MP3、被搜查的家,连她自己,也从此不自由。

四个半月以来,王静梅困在医院里,不能读报,不能看电视,不能和生人说话。偶尔去医院的小花园晒晒太阳,也离不了护士随行。

王静梅的记忆中,上海律师谢有明是她接触的为数不多的生人之一。

“ 来了以后跟我说自己给杨佳买了两身衣裳,意思是我挺可怜杨佳的,然后就逼着我签字。后来我一看好几个护士大夫都等着,也怕耽误这事,不给人面子,当时他也是为我儿子嘛。我关在这儿也出不去,我找谁去?只能跟他签了。”来人谢有明因此成为杨佳案的一审辩护律师。之前的两天,上海市第一看守所里的杨佳因为父子间不为人知的龃龉,将父亲杨福生聘请的北京律师拒之门外,并笔录声明只要母亲请的律师。也是谢有明到访那天,7月17日,王静荣到大屯派出所,登记了妹妹的失踪。

再者是11月初,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他们为王静梅送来了杨佳的二审判决书——死刑。

“我一定得出去!”在精神病医院黑色的铁门里,王静梅心急如焚。

儿子的死

终于,2008年11月23日,王静梅获得了出院的机会。她被送往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探视杨佳,谈话不得超过20分钟,不得谈案情相关。

母子俩久别重逢,两个人都很平静。她对儿子说,在里面要注意锻炼身体。儿子点头。末了,她给儿子留了1000元钱,狱警代收下了。

她问上海的法官,儿子有救吗?徐法官很严肃地说,回去写申诉材料吧。

于是,尚未在精神病医院办理出院手续的她被送回北京家里。将近十二月的天,床上还铺着凉席。蔬菜坏在冰箱里。王静梅生气地发现,她上访八年的材料全部不见了。

几个月的迷雾被一扫而空,一切顺利得不可思议。亲朋好友不禁担心,也许一个可怕的结果就要到来。

但王静梅言之凿凿地对前夫杨福生和律师刘晓原说:“杨佳一定是死缓。”坚定得让人莫名其妙。她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在她眼里,律师和记者一样一无是处。

然而很快,王静梅便又一次感觉被愚弄被欺骗。

回到家的第二天,11月25日下午六点过,上海两位法官为王静梅送来了杨佳的死刑核准书。面对突如其来的结局,她顿时六神无主,一摊泥似的往下坠。

这天晚上8点,在慧忠里407号楼的大门内,笔者见到王静梅。她的脸盘很圆,体形偏胖,但颧骨高高地凸着,脸颊有点凹陷。纹过眼线和眉毛,有些年头了,略略褪色。一米五左右的个子,捆着直发,一身暗色调。

这时的王静梅平静而无助,没有想象中的凌厉和锐气。她的背微驼,上楼梯的时候身子往前倾,似乎背负着无形的重荷。亲戚,朋友,律师,记者……她追问每一个人,社会怎么会是这样?

无言以对。

她的声音哽咽下来。上访多年,她习惯用强硬的姿态对抗冷漠。但她终于曲着背坐在床边,面朝墙壁,不声不响地颤抖起来。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11月26日。各大新闻媒体都头条报道,杨佳已行刑。

杨佳早上喝了一碗粥,神情平静,在九点左右注射死亡。他死的时候,王静梅还关在屋里写申诉状,她要紧急吁请刀下留人,她要真相和儿子。

十二点半,王静梅把申诉书特快专递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之后,陪伴她的王静荣把消息告诉了她。

“她情绪特不稳定。”王静荣替王静梅拒绝了一切来访者,“杨佳案件已终结了,王静梅失踪之事也已过去,让这些都成为历史吧!”

“超凡”

2008年的最后几天,王静梅还没有拿到儿子的骨灰。

亲朋好友们不敢想,深陷丧子之痛的王静梅会做些什么。甚至有网友建议,为杨佳的母亲发起募捐。他们都在屏息静气地等待她的下一个反应。

王静梅曾经是一个“一条路走到黑”的女人。十多年前,她在招待所工作时,与另一名服务员发生了肢体冲突,住院花掉一千多元。由此,她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漫漫上访路,要找个“说理”的地方。

2006年,王静梅出门上访。拥堵在二轻局门前吵闹的上访人群里,她一不留神把门前的玻璃踹碎了。她不肯向上级单位道歉:“凭什么给你道歉?”最后被拘留了将近10天。但她不服气,“就在今年十七大那会儿,还拿着材料到人民大会堂门口去找人大代表。”杨福生说。

“她特沉不住气,什么事不能憋心里头。”王静荣曾这样形容妹妹。

但王静梅的性格在走出精神病医院以后,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

杨佳行刑四天后,一直沉默的王静梅写了一封致谢信:

“ 各界朋友:前段时间我因心情悲伤,又对情况不知,就是一个字“急”。近段有各方信息才知道一个大概,在此感谢各界的志士、仁人。我不会离开这块土地,因为我有那么多的感激,到死都不能忘。我也有悲痛,因为我失去了我相依为命的佳佳。我也学会了坚强,请大家放心。前段时间有不妥之处,望见谅。”

翌日,有报纸刊出,“杨母发出感谢信‘请大家放心’ 杨佳案余音落定”。

而余音并未了结。

杨佳的父亲杨福生曾对儿子的骨灰一事非常着急,他在想,要不要去上海一趟?但王静梅一再地说,“再等等吧!”

杨福生说,就他所了解的王静梅,以她对儿子的后事表现出的耐性,她现在已经“超凡”了。

儿子死后,王静梅反复无常。她曾经同意媒体5分钟的见面时间,但对方赶到楼下,她又闭门不见。她也曾主动打电话给律师刘晓原说想见他,过一会儿又打电话说,别来了。

12月26日下午,笔者致电王静梅,希望能与她见面。

“现在还不太方便。”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弱。她这两天身体不大好,上午刚从医院回来。居委会对她的归来表示出十二分的热情,连买米买菜都代劳了。她出门总有人跟随,包括去银行去医院。“可能是大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王静梅不确定地说。

王静梅今年53岁,十几年来,和儿子住在60来平米的两居室里。

家具大都是黄色,被各种日常用品塞得满满当当,随着年月班驳。杨佳的房间十来平米,书架上摆着英语和会计类的书籍,单人床的上方是一张《魔鬼司令》的海报,施瓦辛格的肌肉钢铁一样挺着。

从今往后,这里就是她一个人了。

□ 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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