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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在中国,当腐败污染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09-01-02
更新时间:2009-01-02
浏览:99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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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腐败污染生活的方方面面



廖梦君的父母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鲜活的儿子,是在儿子去学校领他的初中文凭之前。

几个小时之后,他们接到了电话,要他们赶到停尸间去。到了那里,他们看到的是,他们的15岁大的瘦削的儿子,额头已塌陷,右膝连骨头都露了出来,两只胳膊全被打断。身上有几处刀伤,内脏损伤和脚面青肿。儿子的食指还被往下弯曲,这表明,折磨他的人曾试图让儿子用他自己手蘸自己的血来写下一点什么东西。

使人感到事情不简单,或者说事情更令人吃惊的是,身为作家的廖祖笙和他的妻子陈国英(Chen Guoying,音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明白杀害了他们的儿子的,是谁:他的老师。而且他们确信,他们知道儿子被害的原因:因为廖祖笙曾经写文章将该学校一些人乱收费的劣行公之于众,因为在学校、在教育系统和整个中国社会,都存在着体制性的腐败。

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社长迈马克(Mark Magnier)一篇题为“腐败污染了中国生活中的方方面面”(Corruption taints every facet of life in China)的报导说,对亿万中国人来说,腐败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经验,受腐败污染的,不只是工商企业,农村和工厂,还有学校,而且从潜在意义上说,包括了任何有可能与官场有接触的公民。

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专家说,佛山市似乎并不比中国其他任何城市有更多的腐败。值得注意的只是,廖家的悲剧,只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例子,显示了威胁到中国的与政治制度稳定的一个普遍性问题。

一些老资格的共产党官员都意识道,假如任由贪污贿赂横行,让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话,改革开放几十年所取得的进步就有毁于一旦的危险。但是,打击腐败又只能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回旋。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反腐努力,都可能危害到共产党对权力的继续垄断。

这样一个系统,它的运行,依靠的是大批警察,地方党委和政府官员来执行北京的政策和打击异议份子。批评这种制度的人士常常指出,地方官员都把在位当成利用职权化公为私的机会。

全国上下,在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下,产生的是一种“淘金”的心态。在取消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安全网的保障和开启了各种机会的大门之后,中国亿万人正在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经在致富。

在中国的7万亿的国民生产总值中,被贪污腐败的数量占了估计3%至15%的比例,入党可以成为一种参与贿赂的邀请,可以决定最终的非法土地交易达成。到2007年底,党员达到7400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0%,作为赚钱的机会越来越凌驾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之上了。

在过去一年中,惩处了腐败的5000名县或县级以上的官员,官方媒体的报导说。

“当然,每个人都痛恨腐败,但每个人又都希望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北京律师巧占祥说。

其结果,是腐败受益者和腐败受害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民间和受虐待的草根阶层中,像廖祖笙的家庭,可以最真切地感受到这种鸿沟存在的严酷性。

“普通的中国人是在地狱里,”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Ai Xiaoming,音译)说,他也是纪录片制作人。“这个地狱不是未来,而是现在。”

佛山也是这么个地方

洛杉矶时报的这篇报导说,发生廖梦君惨案的广东佛山,或者说,这个字面意思是“佛祖之山”的城市,是武术明星李小龙的家乡,也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或称非典病例最先被发现的地方,这里还是珠江三角洲工业腹地中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

这里的工厂生产陶瓷,家具,玩具和家用电器,包括在沃尔玛,凯玛特(Kmart),雅芳(Avon)和家得宝(Home Depot)出售的产品。

但如果你花点时间在佛山市走一走,那么你会发现,这座有590万居民和230万农民工的城市,也是一个发生过桥梁和房屋倒塌地方的知名地方。在这里你会看到建到一半的“烂尾”摩天大楼,成了倾斜的危楼。

这里,还是假币在自动取款机和工资袋里出没的地方。

它是这么一个地方,在这里,外地民工可能被敲诈、殴打,据说有时甚至可能被保安残酷杀害。

在这里,现金“红包”塞到医生手里,就可以确保这个医生在手术室会尽全力,或者现金“红包”塞到监考官手里,就能保证通过的驾驶考试,即使你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在中国,佛山,算是一个不那么起眼的城市,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说,“你在佛山看到的这一切,在全中国,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看到。”

廖祖笙的15岁儿子在学校离奇死亡。官方的结论是自杀,但是廖祖笙夫妇认为这不是事实。他们认为是老师杀害了他们的儿子。因为廖祖笙曾经写文章揭露该学校乱收费和其他劣行。

逆水行舟还是随波逐流

报导说,作家廖祖笙是一位复员军人,也是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他的妻子说,黄岐中学的官员在廖祖笙将学校乱收费的事情公开后,学校就将矛头对准了他们家。

廖祖笙曾撰文揭露校方以“择校费”为名,收取每位学生相当于3900美元的费用,甚至连收据都不给开。

他还在互联网上发布过数篇文章,揭露中国无处不在的腐败和浪费。

他们说,令他们感到挫折的是,警察对他们的骚扰和体制成为他们伸张正义的障碍,包括官方拒绝公布他们儿子的验尸报告。这促使廖祖笙夫妇决定,自己来调查清楚儿子的死因。

他们说,他们了解到,一些目击证人受到警方的恐吓,这更使得他们相信他们了解到的事实:两年前的那个晚上,儿子廖梦君所在班级的班主任、两名教师和一名校警攻击了廖梦君。

但是,他们的观点又是难以核实的,因为目击证人由于害怕报复,往往保持缄默。而中国并没有独立的警察,法院系统或媒体。

照佛山市的宣传部长所说,廖梦君是因为偷窃被抓获,继而攻击他的教师,最后自杀的。而警方和负责处理此案的政府有关人士都拒绝就此发表评论。其中一名据说涉案的、叫梁西波(Liang Xibo,音译)的教师说,那一天他一直在他的办公室里,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关于此案的东西。

后来当地政府官员希望,给廖祖笙夫妇一大笔钱来了结此事。但是对廖祖笙来说,这是想用钱来封住他们的嘴,不让他们为怨死的儿子伸张正义。当地政府最先是提出,如果廖家销毁掉所有的证据和不在追究此案,就给廖家相当于2万美元的人民币,后来又涨到5万美元。最后,增加到7万美元-这相当于廖家几年的收入了。

他们还催着42岁的陈国英和38岁的廖祖笙,在严格的一胎政策下,再生一个孩子,来“替代”失去的孩子,以“减轻痛苦”。

廖祖笙表示,对政府给钱不感兴趣。“这是血腥的钱,”他说。

不过在中国,还是有许多人是愿意玩这种游戏的。

在佛山,记者见到一名叫莉莉的40岁左右的家庭妇女。她就像中国的大多数的父母一样,愿意为她唯一的儿子有个好前途进行贿赂。不过莉莉不愿意将自己的全名告诉记者,她一边抿着茶,一边解释说,贿赂,是要讲究艺术的。她并且描述,她是如何去进行贿赂的:

9年前,当她的儿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时,想到一间好学校去。她发现自己的一个朋友认识当地教育部门的高层官员。于是,他们到了该名男子的办公室,留下了大约相当于370美元的人民币,就离开了,并不需要说太多。结果她的儿子就如愿进了这间学校。

几年前,她的儿子又到了该上初中的年龄,但入学考试没考好。她说,于是她请几个朋友帮忙,请到一位关键人物吃饭。同时,给教育部门的几个人共送了相当1200美元的人民币,并且向那所想进的学校“捐”了1600美元。

最近,莉莉的儿子进入高中。尽管花费了数千美元的打通关系,但是最后关系还是不够硬,只能进了一所相对不太著名的学校。

莉莉说,她仍然认为,在这上面花的钱还是值得的,即使任何父母都知道,入学毕竟仅仅是第一步。

学生家长们面对的,是学校擅自定出的各种收费,包括对书本、校服和午餐等方面的收费。而各方面串通一气,主管部门多半是放任不管的,包括送红包封给有关人,尤其给红包给那些承担毕业生高考课目的教师。“如果有50名学生,其中40人给你送了礼,你肯定不会对那另外的10个学生非常尽力,”一位也是为人父的教育系统的官员如是说,“不幸的是,这就是我们的制度,没有办法。”

对腐败的麻木和习以为常

陶军(Tao Jun,音译)说,他已经看到了同样的腐败情形也在一个财富和机会的新舞台上活龙活现,那就是在私营企业。

一些私营公司的高层表示,那些掌握有签订合同或颁发许可证的地方政府和党的官员,会伸手要钱和滥用权力。那些跟官员耍滑头的公司,或者是得罪了官员的企业将会很快接到通知说,有关部门将要来进行例行检查,这可能就意味着这家企业的一场噩梦要来临了。

“即使你有租用地方50年的合同,他们也可以说,近期将要把这个地方收回来,”佛山市一位担心受到报复而不愿透露姓名的商人说。

给现金,当然是一种最简便的做法,不过私营公司主管表示,百货公司的礼品劵及饭店的就餐券更难追踪,还有就是,送艺术品和股票,支付“学习考察”行程费用,三陪小姐或支付官员的子女的留学费用,等等。

高税率施加进一步的压力,一个佛山市的互联网公司发放140美元的贿赂,以避免每月$1400的税。

“这我都知道,因为我签过就餐券,”陶军表示,“在中国,要当好人很难。这个制度和系统会使你麻木,完全不辨对错了。”

公司之间也互相贿赂,然后将这种费用作为成本转嫁给客户,并利用贿赂来偷工减料,加快发展或打击竞争对手。

有时候,丑闻被公开,显示涉及到数量惊人的钱财。例如,近年来高调报导过的一个案子,就是民营企业家冯明昌贷款诈骗案,牵涉到相当于1.2亿美元的人民币贷款,据说,他行贿了223位银行工作人员和政府官员。他最后被判处终身监禁,还有一位涉案的银行工作人员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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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4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09-01-10 17:33:37 提到] [FROM: 10.]
何清涟:中国的巨额财富到底流入谁的口袋?



                            ·何清涟·

最近有两条新闻,不由得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中国的巨额财富到底流进了谁的口袋?

一条新闻是描绘底层民众之穷苦。2008年末寒冬,四川平昌县的60多个民工在失业后,为节约路费,骑着由三轮摩托车改成的“大篷车”,挈妇将雏,行程约6千余里,返回四川老家。据报载,这类故事发生多起。民工们备尝艰辛节约的路费每家大约数百元至上千元,在公款吃喝动辄几千元的中国官员眼中或许不算什么,但于民工家庭来说,却是经济萧条时期过日子的救命钱。

另一条讲的是京沪粤三地政府为筹集建设资金发行为期5至8年的中期票据(即债券)。据有关资讯,购买中期票据的最大买家仍是银行,如有政府背景的上海城投发行的中期票据,其大部分买家是银行,只有少部分是券商。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回归政府操纵金融的老路,用现代金融工具为形式,打通银行和财政这两只中央政府的“钱袋”,拿民众的银行存款来代替财政投资。

第一条消息证实民穷,第二条消息则表明最富的地方政府家底其实也有限。事实亦证明,政府也从未在养老、医疗、教育上投入足够的资金。到目前为止,政府积欠养老保险金将近1万亿,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也在1万亿元以上。富,既不藏于民,也不藏于国,那么中国GDP连续高速增长20多年积累的国力——即巨额财富到底流到哪里去了?

远的就不算了,仅以本世纪零年代的资料做概略估计。从2001年到2007年,中国GDP总量从将近10.96万亿元攀升至2007年的24.6万亿人民币,其中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总量的比重则从20%左右攀升至24%。不过,中国财政至今仍是“吃饭财政”,占GDP总量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财富,其中58%左右用来供养吃财政饭的公务员群体约7,000万人。

这笔帐在明处,还有灰色收入这笔暗帐。灰色收入到底占GDP总量多少?这是笔永远也算不清的糊涂帐。有人提出一个了解官场实际腐败程度的计算公式,即:

被查处的腐败案件+腐败黑数=实际腐败数。

所谓腐败黑数,是指确已发生但未发现,或虽发现但未惩处,因而没有计算到腐败案件统计中的腐败官员数量占腐败官员总数的比例。国际上习惯用百分比来表示腐败黑数的大小。中国的腐败黑数究竟是多少?有的学者估计80%以上,有的学者则认为达到了95%。这就是说,查处曝光的腐败案件仅占腐败总数的5-20%。

大致可以说,财政供养加上灰色收入,中国公务员群体的中上层消耗了国民财富很大部分。但这只是消耗部分,还有通过各种途径转移成“私有财产”的部分,这部分已有一些资料备查。如果说海外中文世界里不少文章被中国政府指为“反华势力”的造谣,没有可信度,有两条资料却很有公信力,中国媒体也登载过。一条是波士顿谘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

上述资料只说明中国财富的集中程度,另一条资料则说明集中在什么人手中。2008年12月10日,赵晓在“盛世危言:一组组令人心惊的数字背后”这篇文章中,引用了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中的资料:截至2008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

算清楚了巨额财富流入谁的口袋里,中国改革的“合法性”还剩多少?这样的“改革”还需不需要持续下去,请读者自作判断。



 
2   [dokknife 于 2009-01-09 11:27:48 提到] [FROM: 10.]
中国医疗腐败问题严重,医生和病人对这种普遍现象已经麻木



                          记者:叶兵

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中国医务人员过去一年中上交了3700多万元的回扣、红包、开单提成等不当收入。有长期病患人员指出,医疗腐败令人痛恨,但是在中国医生和病人对这种普遍现象已经麻木了。

*官媒:医务人员上交回扣红包提成*

新华社星期三引用中纪委的消息报导说,中国共产党17大以来,医务人员上交回扣、红包、开单提成3766.37万元。新华社把这归功于各级纪检检察部门对医务界不正之风的坚决纠正。

以拒绝回扣、红包和揭露医疗界腐败而赢得患者及其亲友尊重和信赖的湖南医生胡为民在网上发表系列博客文章,专门探讨医务界的腐败和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被赞誉为“为民医生”的胡为民指出,“医患关系紧张的深层原因是医疗体制改革失败造成的,医患双方都是受害者,我们主张以适应、调整和包容的心态解决医患之间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一些长期病患感到切肤之痛*

对于中国医务界普遍存在的拿回扣、收红包、和开药按收费比例提成等不良风气,一些长期病患感到切肤之痛。四川白血病患者许晓英在许多爱心人士的慷慨捐助下,经过9年多治疗,目前已经成功作了骨髓移植手术。

许晓英在感谢社会大众对她的关心和鼓励的同时,也对她所耳闻目睹的医疗腐败现象发出了感叹:现在好多医院也好,医生也好,都麻木了。而像我们这种在生死边缘上的人更是麻木了。见的太多了。(医院)从来没有,不管是在医药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没有用心去关爱这样一群人。但是,作为他们(医务人员)来说,我想,可能也可以理解吧。现在这个社会可能好多东西就这样。”

这位生长在一个农民家庭的打工妹通过自学考上大学后,22岁被诊断出白血病。9年来,许晓英共接受化疗近50次,病情复发3次,3次缓解。她说,她对中国医院里的各种丑闻感到痛心疾首:“这些,大家都心知肚明,都明白。都是公开的秘密了。医生比如说,一个感冒,很小很小一个问题,故意给你开好多药,几百块钱的药。这些都是有的。而且,现在医院给每个医生都是有任务的。如果你这个月完不成的话,不但你的工资发不全,连奖金都没有。大医院,甚至国家的医院都这样,更不要说私立医院了。私立医院更吓人。”

*实际上还是有具有医德的医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萍有一个5岁的地中海贫血病患儿。她和丈夫杨子为了给儿子杨文治病,搬到广州居住、工作。文萍对记者表示,他们家给孩子看病的费用主要来自社会各界的捐助。她说,由于医疗费用本身就很高,已经难以承受,根本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打点医生。

这位年轻的母亲表示,比较幸运的是,她的孩子虽然生来有病,但却聪明可爱,给他治疗的医护人员并没有因为没收到红包就有所怠慢。不过,文萍表示,她也听说过一些有关医疗腐败的负面消息。

她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就是不排除极个别的一些医生会那样。医务人员那样做,我就觉得,那样做很不合适。说句心里实话,我觉得,作医生,首先得有医德,下一步才是救人治病。首先要有医德吧。”

来自新疆的文萍希望本来应该以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务人员能够保持和弘扬传统道德风尚,不要为了金钱就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病人和家属的痛苦之上。

她说:“因为他们毕竟也拿了那份工资嘛。他就那份职,也拿到了相应的报酬。对于病人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家里有患了重病的孩子,那负担真的太重太重了。我就觉得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与此同时,新华社星期三的报导还说,中国有21个省(区、市)实行了以政府为主导、以省为单位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法,采购总金额超过1091.4亿元,占医疗机构用药总量的89.42%以上。

报导指出,中国修订了药品差比价规则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价格和审评审批管理制度不断完善,而且继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不断扩大按病种付费结算试点工作。

□ 美国之音

 
3   [dokknife 于 2009-01-04 14:25:42 提到] [FROM: 10.]
四川贪官滥用地震救济金中饱私囊



                          记者:东方

中国国家审计署的一份最新报告说,中国四川512大地震救灾资金出现滥用问题。此间香港媒体报道说,贪官滥用救灾资金、谎报灾情、擅改救灾资金用途和中饱私囊的报导,引起广泛关注。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地方贪官连512地震救命款都敢贪,说明中国从体制上缺乏民众和媒体的监督,光靠自上而下的惩处无法完全根除腐败问题。

*少数人违法乱纪*

虽然中国国家审计署在报告中表示,在对四川512大地震救灾资金和物资的拨付、分配、管理、使用的审计中,未发现重大问题,但是报告承认存在少数人员违法违纪问题。

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08年11月底,中国国家审计署共接到群众举报1962件。审计机关移送给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的案件146起,涉案人员162人,一些相关责任人已经被依法依纪进行了严肃处理。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地方官员夸大损失,冒领救灾款最严重的是四川崇州旅游局和交通局。这两个单位上报的数据汇总重复,夸大地震损失款加起来高达12点3亿元人民币。此外,一些政府部门在把救灾物资和救灾款分发给灾民方面动作迟缓。

*腐败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地方官员连地震救命款都敢贪,说明中国的腐败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他说:“中国目前的腐败的确是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而且与之相关的是社会道德沦丧。所以,我们从地震救灾款被挪用,被贪污可以从制度和道德这两个方面来分析。也就是我们的体制长期以来不重视新闻监督,不重视民众监督,以至于地方的某些官员可以无法无天。”

谭作人(音) 刚刚从四川地震灾区访问了10天后归来,他是作为一个非政府环保组织“绿色河流”的代表在震区调查有关情况的。南华早报引述他的所见所闻说,当地灾民对地方官员分配救灾资金和物资不公平的憎恨是广泛存在的。

谭作人说:“我们在地震灾区的村镇停留的每一天,都有几十个灾民到我们这里来,抱怨一些当地干部从捐赠的救灾衣物中先挑那些最好的。有些成年人灾民拿到的御寒衣物甚至是儿童的。”

*缺乏体制透明及自下而上监督*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地方官员无法无天的原因之一是被抓住的机率非常小:“我们只有从上而下的监督,这样的监督有时也有一些效果,通过中纪委、监察部等也惩处了大量官员,但是毕竟地方上没有建立官员对下负责的制度,没有建立官员可以受到问责,可以受到民众监督和弹劾的制度,所有一些官员可以胆大包天。腐败官员被查处的概率,根据我过去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被查处的可能性还不到百分之一。”

不过,胡星斗教授注意到,在民众监督方面中国也出现了进步。特别是2008年一些民众通过互联网把地方官员的腐败行为曝光,引起上级机关的重视,对腐败官员进行了惩处。不过,他认为,没有体制的透明和新闻自由,地方官员的贪腐是无法制约和根除的。

□ 美国之音

 
4   [dokknife 于 2009-01-04 01:44:44 提到] [FROM: 10.]
天津市委皮黔生被双规 旅美女儿亦被抓
财经 2009-01-03 12:24:42

  长达两年多的传闻终被证实。《财经》记者日前确认,原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皮黔生(副部级),因经济问题被中央纪委“双规”。这是继原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正部级)、天津市检察长李宝金(副部级)之后,近两年天津政坛“落马”的第三位部级高官。

《财经》记者获悉,皮黔生被“双规”其实是两个月前的事情。早在今年8月底,皮黔生在美国花旗银行工作的女儿皮晓萌,回国期间被天津市警方带走。

  今年57岁的皮黔生,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人。他早年做过工人,当过兵。1978年2月,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四年后,皮黔生被分至天津市委办公厅。

皮黔生

  皮黔生曾是天津的改革风云人物。1984年8月,他出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下称管委会)研究室负责人。此后的23年,皮黔生在开发区历任要职,先后出任开发区总公司经理、管委会主任助理、开发区总公司副总经理、管委会副主任、总公司总经理、管委会主任、市外经贸委主任、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皮黔生事发早有端倪。2007年6月2日,中共天津第九届党代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曾连任两届天津市委常委的皮黔生,未出现在新一届市委委员名单中。八天后的6月10日,皮黔生被免去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之职,新当选的天津市委常委苟利军取而代之。自此,皮黔生从津门政坛消失。

  皮黔生被免职时,年仅56岁,当是“年富力强”,但有关方面并没有依照惯例对其做任何安排。一位当地消息人士回忆,皮被免职后不久,在天津市委组织部的一次会议上,有关人士在谈及皮黔生的去向时,特意用非常中性的“另外安排”作答,而不是常见的“另有任用”。

  “这种做法非常罕见,只能说明有关方面一直在调查他。”该消息人士说。

  一年多后,果然案发。

  涉嫌卷入霍津义案

  2007年3月9日,全国“两会”期间,《财经》记者在京西宾馆旁听了天津代表团第二小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小组讨论很热烈,皮黔生作为天津团的全国人大代表位列其间,但几乎一言不发,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中间休息时,皮黔生坐在走廊的一个拐角抽烟,整个人埋在烟雾里。直到小组讨论重新开始,他也没急于回会议室。

  讨论间隙,《财经》记者对皮黔生有过20分钟的采访。令人惊讶的是,对于他相当熟稔的滨海新区建设和柜台交易的话题,他不太愿多讲,几次中断谈话;有时做手势却停在半空,放不下去。这同以前面对记者思维缜密、侃侃而谈的表现判若两人。
自2006年中,天津坊间已有皮黔生和他的家属被调查的传闻。而传闻缘于天津开发区重要金融企业北方国际投资信托有限公司(下称北方国投)的原董事长霍津义一案。

  2005年12月2日,霍津义涉嫌腐败被中央纪委“双规”,此后被移交司法。2007年10月10日,霍津义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天津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霍津义不服,提起上诉。今年6月2日,天津市高院终审维持原判。

  霍津义1959年出生,比皮黔生年轻八岁。在天津开发区,皮黔生颇为赏识霍津义,二人关系之密切几乎尽人皆知。“霍津义进去后,当时大家就预感,可能会牵扯到皮黔生。”一位开发区前官员对《财经》记者说。

  两人的履历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皮黔生与霍津义就有间接上下级关系。到90年代中期,皮黔生担任天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后,霍津义出任天津开发区财政局局长,二人成为直接的上下级。

  2000年,在皮黔生升任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后,霍津义被委以重任,成为北方国投董事长。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皮黔生对霍津义向来不直呼其名,而是称“小霍”。

  由于目前皮黔生案尚在有关部门查处阶段,其与霍津义案究竟牵扯多深,尚无定论。《财经》记者只获悉霍津义受贿事实中的一项。1998年,在霍津义担任开发区财政局长、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期间,将开发区投资公司的5000万元以委托放款的方式,通过北方国投公司借给荷兰欧加华公司使用。欧加华公司法人代表宋宝贵为表示感谢,送给霍津义美国花旗银行和美国运通公司发行的旅行支票100张,共计1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82.774万元)。

  在该受贿事项上,霍津义曾就借款给宋宝贵公司一事,多次请示过时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皮黔生。皮黔生最终表态支持,该笔贷款以信托方式办理。

  《财经》记者获悉,宋宝贵因涉及另一宗腐败案,于去年4月27日被河北唐山市中级法院以行贿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此番皮黔生案发,其女儿皮晓萌已先于他两个月被抓。知情人士称,有关方面正是从皮晓萌处获得突破皮黔生案的线索。

  天津政治生态

  2000年9月,身为天津市委常委的皮黔生,出任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集滨海新区党政大权于一身。

  其时,滨海新区进入中央“十一五”规划,并升格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下辖三个行政区(塘沽、汉沽、大港)和三个功能区(开发区、保税区、天津港)及东丽区、津南区的部分区域,规划面积达2270平方公里,人口152万。

  作为天津市经济发展最快、财政收入最好的区域,滨海新区不仅是天津市的门面,也被视做“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领头羊。皮黔生担此重任,仕途颇为看好。

  当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皮黔生作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做客新华网和中国政府网的“两会”访谈,曾踌躇满志地表示,借助国家给予的五大扶持政策,滨海新区一定能够借机奋起,成为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孰料时隔仅一年余,皮黔生便被去职,直至“双规”。

  当地一位资深媒体人告诉《财经》记者,十几年前,皮黔生出任开发区负责人时,那里还是一片盐碱地。上世纪90年代初,皮黔生在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助理期间,一度集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管理、房地产管理、环境保护等四个局长于一身,由此落下“皮四局”的绰号。其能力、精力可见一斑。
上世纪90年代中叶,滨海新区成立,范围包括三个功能区外加一个新区,所有事务均由皮黔生打理。“皮黔生看去思想开放,高调健谈,言必称洋务。”上述媒体人士表示。

  天津开发区一位前任官员表示,皮黔生任职时,是开发区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但该人士也表示,皮有些事情和关系处理得不是很好,其中用人不当最受质疑。皮所器重的霍津义比较能干,但作风败坏,是开发区公开的秘密。包括霍在内,皮重用的人接二连三出事:北方国投连续三任董事长都有经济问题,或涉案被抓或闻风外逃;原开发区绿化办主任张万钧,在接受天津市纪委调查期间自杀。

  《财经》记者获悉,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在天津市还是开发区,都有人不断上告皮黔生。近几年“两会”换届,皮黔生在天津市委班子的成员中,得票都不是很高。

  当地观察人士认为,像皮黔生这样的高级干部出事,原因很多,干部流动制度不完善、权势过大缺乏制衡便是其中之一。该人士称,天津干部往往在一个地方一干就是十几年。作为领导,要干事就要用一批人;时间长了,这批人就要分享权力;一旦形成一股势力,就很难控制,制衡和监督都成为问题。

  “皮黔生级别高,开发区财政收入情况又特别好。干的时间长了,出问题是难免的。”这位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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