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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非羊: 警察的权威哪里去了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08-07-08
更新时间:2008-07-08
浏览:851次
评论: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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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的权威哪里去了

杨非羊



二零零八年的六月是中国的公安或称作警察的灾月。6月28日, 贵州瓮安县公安局民众烧了公安局。公安面对“暴乱分子”不敢动用一枪一弹,甚至看着“暴徒”烧掉”档案记录。事隔没两天,一个叫杨佳的北京青年闯进上海闸北区公安分局,用刀砍了九名警员,致死六人。人们不禁要想,他们的枪到哪里去了?可是,有关当局和网民对此都没有大声提问。

李敖去年讲:“一切真理都是宣传,”呼吁共产党不要顾及“天安门”杀人,大胆的宣传“杀人”的正义性,真理就出来了。因为别国的政府就干过,美国政府1932年也动用军队驱赶过“要求兑现补贴的退伍军人” (Bonus Army)。麦卡阿瑟将军是总指挥,艾森豪威尔是协调人。其实当时美国军队没有开枪,只是用了催泪弹。对待群体的动乱事件,各国政府虽动用警察或军队,但是忌讳开枪的。这是真理。李敖搞歪了,歪到露出了他那流氓本性。中国政府在那次事件后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没有听从李敖的劝告去宣传杀人的“正当性,”也顾及大力宣传开枪,到今天派往瓮安县的镇暴警察没有佩带枪支。这是对的,进步了。但是,对个别犯罪分子或团体,警察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有天经地义的权利开枪。上海闸北公安的干警们被一个青年持刀砍了9个,期间没有关于警察开枪的报道。这是“该出手时不出手”的错误。这个错误反映出中国的警察缺乏权威,同时对于警察权力的理解和运用存在问题。

一个理性成熟的社会,自由和权威是相辅相成的两面。没有权威的自由,必然走向文明的毁灭。没有自由的权威必然是专制和独裁。权威是人们对自由的让渡,是人们的自我约束。这种约束是通过人们通过立法和司法来确定的,最后由行政机构来执行。警察权力是权威的一个重要部分。为了维持社会治安和打击犯罪,人们给于警察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在遇到紧急情况或其他必要的场合有开枪的权利。这也是公理。

这个公理在中国没有或不能彰显出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方面是警察滥用权力。杨佳袭警案的原因可能来自于上海警方过去对他滥用权力。警察不去抓坏人,去玩女人,故没有权 威。或者警察乱抓人,抓错人,甚至虐待人,当然也没有什么权威而言。但是,这个问题世界各国都有,为什么就在中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弹。在上海杨佳持刀袭警案出来后,人们同情的不是受伤和殉难的警察,而是暴力施行者。杨佳捅了九个人后,居然有人要求“善待杨佳。”一个浙江的派出所所长想不通,于是他以“正义之剑110”的网名写道:“需要我们整个社会去深思的是,怎么会造成如此多的网友来指责已经罹难的我的战友。为何连三岁小孩都知道的‘警察是好人、凶手是坏人’的浅显道理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差,对警察队伍的误解会如此之深。真的是警察该杀,还是社会正义、良知的堕落!”

其实社会良知没有堕落,只是良知没有办法来约束警察的滥用权力。那个派出所所长自己也发现了问题的所在:“当然有一点我也不否认,西方发达国家确实比我们民主,监督体系比我们健全。”怎样不健全,公检法一家,都在政法委的领导下。 不出“瓮安”的公安局被烧这样大事情,乌纱帽是丢不了的。是故,中国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控制的纠正警察滥用权力的机制。

缺乏一个独立和公平的讲理的地方,人们没有形成理性处理纠纷的风气,也是警察没有权威的原因之一。中国的警察今天面对的多是群众,甚至是婆婆妈妈,故该出手时出不了手。警察本来以处理刑事案件为主,不处理民事纠纷。可是今天中国的警察每天都要处理一些民事纠纷,或因民事纠纷引起的刑事案子,比如房屋拆迁,征地等等。在中国,人们往往通过人情,人情不通时通过暴力来解决问题。为什么,有些地方利益集团和警方勾结, 欺压百姓。其这就出现了群体事件。比较来看,中国警察面对的多数是群众,美国警察面对的多数是贩毒,抢劫等各种刑事犯罪分子(法律上称她们为刑事嫌疑犯)。警察面对群众怎样能“出手”?试想一下,如果中国的警察可以允许像美国的警察这样动用枪支,中国恐怕早就“陈胜吴广”起义了。所以中国的官方在上海杨佳持刀袭警案后,还是不敢大声宣传警察要学会动抢。警察挨了打,公安局的大楼被烧了,书记还得赔礼道歉。心虚啊。真理在这里还是不能学李敖的“宣传。”

我们不能靠党的书记的赔礼道歉或撤销几个公安局长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立法机构和法院系统,问题都可以通过地方上的立法或司法来解决。言论还要放开,理性自然出来了。这种开放包括“耳鼻喉”和“眼科”全科开放,即人可以自由地讲话,也可以自由地听到别人讲话,还可以自由地看到别人写的东西。如果有了讲理的地方,形成了讲理的风气,人们就不要大事小事来找警察。警察对于个别不讲道理的人开枪也会理直气壮,多不会造成大的骚乱。我们设想瓮安事件,如果死者的家属当初适当和及早地启动民事或行政诉讼程序,当地的报纸电台也公开讨论当事人和警方双方的立场,民众不会“受黑势力”的影响去烧公安的大楼。当然前提是有一个可信赖的和独立的法院体系。法官说话要有权威。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县级或更低级的法院,谁见了法官不毕恭毕敬的。政府的检察官和当事人的律师具有同样的地位。警察在法庭中往往只不是一个证人,而且被被告的律师翻来覆去的审问。有了这么个讲理的地方,如果有人还要冲击公安大楼,你就开枪,保证不会激起民愤。

警察的功能在观念上落后时代。那位浙江的“110”来讲了他如何“没休”的,经常要连续工作甚至到40个小时之上。他做些什么?他回答道“我无言以对。确实,每天都是忙些婆婆妈妈,家长里短的事”。 他说:“现在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能顺利解决,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不因不理解而投诉,我们都已经感恩戴德了,如果说句感谢的话那是对我们工作最高的奖赏了。所以夫妇吵架,我们也劝到凌晨二、三点钟才睡觉。”

这是警察的工作吗?他的这番讲话让我想起近50年前仲星火演的《今天我休息》的电影。那里,人民警察就是管些婆婆妈妈的事情,结果电影中的仲星火那天不但没休, 差点“对象”也找不上。那是50年前的中国,关系简单,利益也简单,思想也被禁锢了,党的领袖魅力权威可以解决一切纠纷。毛主席的一声号令,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哪怕是文革1971年武汉的百万雄师呢?受围攻的王力等人回到北京受到党中央的接机,百万雄师就完蛋了。今天,中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利益冲突的社会,领袖的魅力权威也只是躺在天安门前的水晶棺前,成了历史。

今天警察面对的是比50 年前要严峻得多复杂多的治安形势。人民警察不是如同仲星火演的那个马天民去为民服务的,警察是来对付违法犯罪和维持治安的。警察要有极大权威管理处理违法犯罪案子, 他们的精力和时间都要放到这方面来,而不是去处理婆婆妈妈。比如,美国警察碰到夫妻吵架的事情,如果有人动手,戴手铐上法庭–家庭暴力。如果是民事纠纷,一句话打发了–找个律师去。

中国警察功能紊乱的另外一个表现是“有罪推论”和国家利益至高之上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往往没有必要地担任了检察官和法官或是律师的工作(反过来,法官也作警察的工作,比如,法官还行使某些调查权)。结果,不但累了警察,公正也消失在国家之上的观念之中。浙江的那个“110”说:“我曾经48小时工作中只休息了二小时,为什么?因为48小时继续盘问期限内我要说服犯罪嫌疑人将犯罪事实交待清楚,还受害人一个公道!”请看,“犯罪嫌疑人交代犯罪事实,”那人还是嫌疑人吗?他已经作了有罪推论。他在那里与其说是“说服”不如说是“强迫”他人认罪。公道不是这样还发的。在一个合理制度下,如果他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主要犯罪证据,案子交给检察院然后由律师和法官们去决定好了。如果他的证据不足就放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能不能做到不要“犯人的口供”也可以审判?重视“犯人”的口供,就是怂恿“刑讯逼供”。那个所长其实在侵犯民众的基本权利, 可是他还认为是“还受害人一个公道。”他没有想过嫌疑人的公道。所以,这种缺乏公正的司法观念和行为,也是导致杨佳袭警案案发生的原因之一。

(多维博客杨非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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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08-07-08 01:37:43 提到] [FROM: 10.]
本周,香港媒体在报道中国大陆新闻时关注的焦点主要有:上海歹徒袭击警方,贵州也发生群众袭击警方,这一切都折射了什么?习近平表示“以平常心办奥运会”说明了什么?

上海一个警局内日前发生罕见凶案,一名来自北京的男子闯入上海闸北区公安分局办公楼内,连刺9名警察和1名保安员,导致至少5人伤重死亡,部分伤者情况危殆。这一案件在北京奥运前发生,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亲北京的香港《大公报》发表报道,引用一名上海王警官的话说,这是闻所未闻。报道写道:”王警官表示,嫌犯袭警的动机大致有三个可能性,其一是嫌疑人在警方清查、盘查、抓捕过程中趁警员对其控制不严,发动突然袭击;其二是警方缉捕行动布置不周,或嫌犯察觉警方行动有所准备,在追捕或抓捕过程中为脱逃主动攻击警察;最后一种情况是,嫌犯已被抓获,警方在搜身、押解、看管、讯问中麻痺大意,使嫌犯乘机袭警脱逃。他说:“警校训练时一般会针对上述三种情况教授警员防范袭警事件,但像今天发生的情况好像并未引起警方的关注,毕竟在治安情况良好的上海,很少有凶徒会直接闯入差馆行凶袭警。此外,大多数袭警事件,仅限于与执勤警员发生口角、推搡等,行凶杀人的袭警桉件比率其实很低。”

与此同时,贵州瓮安县的公安因被指办桉不公、包庇疑犯,又打伤受害者家人,引发民变骚乱,公安大楼两层被焚。这是又一起袭击警察的事件。香港《明报》发表评论,题目是《警方说词疑点重重,政府信誉受考验》。

评论写道:”表面看,都可以「暴力袭警」一概论之。但仔细研究,却发现两宗桉件都疑点重重,公安的解释不仅不能解人疑惑,却有欲盖弥彰、愈描愈黑之感。先说瓮安的桉子,在封锁消息3天后,公安终于出面说明桉情,指那名被家人怀疑遭姦杀的女中学生是在与朋友晚餐后散步时,突然跳河溺毙的,因此断定是自杀。但公安却无法解释那17岁的花季女孩因何事如此想不开,要在与友侪共进晚餐月下散步之际,突寻短见?再看上海血洗警局之后,公安发布消息十分迅速,指凶手杨某曾于去年因在当地偷窃单车被审查过,今次是挟怨报复。但令人费解的是,按内地治安处罚条例,轻微偷窃的处罚最多是拘留10日,罚款不逾千元。人们不禁要问 ﹕杨某到底受到了什麽样的审查,令他种下如此的深仇大恨,非要手刃警员而后快呢?虽然并不能根据上述疑点,就得出公安都是贪赃枉法的结论,但从近年来诸多报道可见,公安的诚信正遭遇严重危机。其实,从内地近年扰攘一时的高莺莺、黄静等多个桉件来看,公安的结论一出,不论真假,往往被公众嗤之以鼻,而反面的「煽动之词」常不胫而走,成为星星之火。这种现象,值得主其事者重视。其实和陝西华南虎事件一样,瓮安的骚乱,反映的也是地方政府信誉的危机。”

《东方日报》则针对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日前表示对奥运”要用平常心来对待”发表评论,题为《平常心办奥运,北京大彻大悟》。文章写道:”以平常心办奥运,这是中共高层领导人对奥运会的一个新提法,这与过往有很大不同,显示出务实包容的一面。这种心态的转变,也将对中国的政经局势产生重大影响。自奥运申办成功后,北京当局上下憋一口气,夸下海口,要令本届奥运会成为史上最成功、最完美的奥运会。这既有对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因西方杯葛失败的反弹,更有好大喜功的成分。北京希望将今届奥运作为中国大国崛起的标志,见证中华民族强大的光荣一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原本一届普通的奥运会,被附加上如此众多的政治负担,北京自己给自己套上一个紧箍咒,也给外界可乘之机。……但奥运火炬在伦敦、巴黎的遭遇,以及西方政客以人权为由杯葛奥运的一系列动作,使北京高层最终明白,树欲静而风不止,光有一厢情愿是不够的,期望值愈高,失望度愈大。事实上,各种势力对奥运的杯葛与破坏防不胜防,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北京即使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堵住所有的漏洞,更何况这些杯葛计划与破坏行动,经过密室多年策划与酝酿。如今,北京以平常心举办奥运,可谓大彻大悟,事实上是抛弃了那种好大喜功、绝对不能出问题的错误思想。指导思想的转变,促使了北京在策略上作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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