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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尼玛次仁的泪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08-06-25
更新时间:2008-06-25
浏览:1133次
评论: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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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玛次仁的泪

唯 色


  1999年盛夏的一天,大昭寺仍如往常一样挤满了朝圣者和游客。尼玛次仁也如往常一样,在门口售票,或者随时准备用英语和汉语为远地来的游客讲解,这是他的工作,和别的喇嘛不一样,就像报纸或电视里对他的称呼:喇嘛导游。实际上他不光是导游,他的头衔很多,最特别的一个是拉萨市人大常委,所以在西藏或拉萨的电视新闻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堆俗装裹身、不苟言笑的官员中,夹着一个穿绛红色袈裟的年轻僧人,神情总是那样:平静,明白,自重。

  突然有人通知他交两张照片给有关部门,用来办护照的。尼玛次仁被告知几天后他将先飞往北京,在那里和政府某些部门的官员会合,然后一起去挪威参加一个关于人权问题的世界性会议。挪威?达赖喇嘛不正是在那个国家被授予一九八九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吗?尼玛次仁隐隐地激动,又不安。在交照片的时候,有人对他再三叮嘱,谆谆教导,但看到他有些异样的神情,就说,放心吧,和你一起去的人都是有层次的,不会像我们拉萨的官员,什么也不懂。

  很快地,尼玛次仁独自坐上了去首都北京的飞机。当然两边都是有人接送的。他已不太记得跟哪些人见过面,说过什么话了。两天后,他和十几个人一道飞往挪威,途中的记忆仍然模糊。这是尼玛次仁第一次出国,所见所闻本应该历历在目,可比较起“人权”这个字眼,很多记忆并不重要。还有什么比那样一个会议更让他心事重重?要知道,他是这十几个人的代表团中,唯一的一个来自西藏的藏人,唯一的一个穿着袈裟的喇嘛。

  不过那十几个人确实不一样。那些都比他年长的官员们,果然和拉萨的官员不一样,个个都显得有知识,有修养,既不多嘴多舌,也不指手划脚。尼玛次仁至今还记得,那个在民族宗教管理局担任要职的官员,在他最为难堪差些抑制不住落泪的时候,只是轻声地问道“是不是不舒服”,便再也不多说一句。而当他终于泪流不止,没有一个人要求他做解释。无论如何,这算得上是一种善解人意,尼玛次仁为此充满感激。

  如今提起那次会议,尼玛次仁总是省略许多不说。比如会议的进程、人员、内容,比如会议的背景、环境、氛围,以及会议之外的聚会、讨论、游览,等等。实际上,尼玛次仁是突然说起那两次遭遇的。很突然。就像是在心底憋了很久,终究压抑不住,他一下子中断了正在东拉西扯的话头,让已经事隔很久的遭遇脱口而出。

  是头天上午会议结束去使馆赴午宴的时候。当然是中国大使馆。尼玛次仁一直存有的担忧,因为并未遇到有人为难他,提些让他不好回答的问题而舒缓下来。一路上,典雅的北欧街景赏心悦目,缓缓从窗外掠过,尼玛次仁开始和身边的几个老外闲聊,多少有些恢复他在拉萨时带着老外在大昭寺里转游的自在神态。所以当车戛然停住,车门哗然敞开,那人声,哦,那样的人声,那样多的人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扑面而来,尼玛次仁就像被重重一击,脑袋里“轰”的一响,整个人几乎如失去知觉一般动弹不得。

  “加米(藏语:汉人)……”,“加米喇嘛……”,“共产党喇嘛……”。

  使馆门口,几十张愤怒的面孔有着尼玛次仁再熟悉不过的轮廓,几十张翕动的嘴巴喊着尼玛次仁再熟悉不过的语言。那是几十个和尼玛次仁年龄相仿的男女,更是几十个与尼玛次仁血脉相同的族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是境外的流亡藏人,而他,就他一个,是境内的“被解放”的藏人。此时此刻,在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城市,在中国大使馆的门口,他们和他,犹如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

  他们的手中还高举着几幅标语,用藏文、英文和汉文写着:“中国人,把我们的家乡还给我们”……

  车里的人在鱼贯而下。不理不睬。径直而去。但他不行。尼玛次仁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后来,他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他是怎样走过那一段路的,但那显然是他三十二年人生中最长的路,最艰难的路。他的西藏僧侣的袈裟如烈火燃烧,火焰烧灼着他藏人的身体,藏人的心。更何况火上浇油火更猛。那每一个鄙夷的眼神啊就是一滴飞溅的油,是飞溅的熔化的滚烫的酥油。尼玛次仁他低垂的头颅,弯曲的脊背,蹒跚的双腿,被一滴滴飞溅而来的酥油深深地烫伤了。

  说到这里,尼玛次仁的声音有些尖利。“我怎么办嘛,我怎么办嘛,我穿着这样的一身……”他扯了扯阳光下显得醒目的红袈裟,连连重复着,近乎自语。

  从那以后,尼玛次仁回忆道:“我再也没有开心过。整整四天,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热锅上的蚂蚁。”

  如果真的是蚂蚁就好了。对于小小的蚂蚁,再热的锅又算得了什么,只要心一横,从热锅上勇敢地纵身一跳,就可以逃得远远的。但怕的就是到处都是热锅,找不到一块清凉的藏身之地。

  尼玛次仁终于走过了那一小段备受煎熬的路,可他已经被烫得浑身是伤。浑身都是深深的烙印啊。这烙印使他疼得直想哭泣,却又欲哭无泪。使馆里的人都装作若无其事,或者说早已熟视无睹,谁也不提刚才的一幕。人们都在谈别的,一边有礼有节地聊一边有礼有节地吃,只有一个人什么都咽不下去,如鲠在喉。尼玛次仁,他可是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见到那么多的骨肉同胞,或者说那么多的“流亡藏人”,虽然近在咫尺,却分明隔若关山。

  肯定有不少人和尼玛次仁说过什么。那也肯定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不关痛痒的话,所以他似听非听,听过就忘了,因为他正是心如刀绞,魂不守舍。但他记得,除了车上的那几个老外不时满怀同情地看看他,只有那个一起来的北京官员轻轻地问了一句:“是不是不舒服?”尼玛次仁差一点点头承认。那人看上去温和而礼貌,因为他是整个国家的民族与宗教的官方代言人,在以“人权”为名的会议上总是众矢之的。

  多日来的担忧才下眉头,又再次浮上心头。那是尼玛次仁在离开拉萨前就不断滋生的,难以排遣。此时更添了一份揪心,如果出门,会不会还碰见他们,被他们鄙视、讥讽或痛惜?在他们的心目中,完了,我肯定是一个“加米喇嘛”,“共产党喇嘛”,尼玛次仁苦笑道。

  因此,当他忐忑不安、小心翼翼、硬着头皮走出大使馆时,他一下子长长地舒了口气,但旋即又有点怅然若失。那边,先前围聚着几十个群情激奋的同胞,这会儿已是空空荡荡。他们去哪儿了?

  第二天平安无事。

  第三天,尼玛次仁在会议上发言。这正是派他来参加这个会议的目的,以他的现身说法来证明西藏是有人权的,西藏人的人权是有保障的。而不是像前几次会议上,一说到人权在西藏的状况,中方的理由总是虚弱不堪,因为没有来自西藏的声音。可有谁知道,这正是尼玛次仁的心结啊。如何说,说什么,该说什么,又不该说什么?真是让他苦恼透了。虽然他向来清楚,穿一身绛红色袈裟的他不过是个摆设而已,但他也不可能说得太离谱,或者出了格。他悄悄地向其中一个已有信任感的老外询问,老外也悄悄回答,别说具体的,笼统地说说就行了。

  所以尼玛次仁完全是照本宣科。准确地说,是照报纸、照电台、照电视宣科。是国内的那些媒体上常有的如出一辙的言论,像藏民族的文化得到了最大的保护和发展,宗教信仰自由,广大僧侣爱国爱教,等等,等等。所有的与会人员都在默默地听着。只有一人提问。那是一个美国人。他用英语问尼玛次仁,既然如此,那么你们有没有见达赖喇嘛的自由?尼玛次仁愣了一下。虽然他早有准备应付这类问题,但听到达赖喇嘛的名字,就像第一天有人指给他看达赖喇嘛接受和平奖的地方,他还是愣了一下。不过他马上就稳住自己,颇为聪明地答道:“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不回答。”什么政治问题?一个西藏人,一个喇嘛,要见他们自己的达赖喇嘛是政治问题吗?但这以后,再也没有人提问,感觉像是所有的人都理解他的处境、他的心情,尼玛次仁这样认为。

  但是第四天降临了。尼玛次仁原以为这难熬的日子快结束了,没想到最大的打击在第四天降临了。

  因为是最后一天,会议的安排是去挪威的一个著名的国家公园游览。挪威的公园确实很美,充满与自然并谐共存的魅力,让这个从小在世界屋脊长大的年轻喇嘛心生欢喜,左顾右盼。但突然间一个青年女子迎面走来,尽管是T恤和牛仔裤的装束,与周围的外国人打扮无二,尼玛次仁还是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藏人,有着典型的藏人的脸,藏人的味道,藏人的气质。

  典型的西藏女子径直向尼玛次仁走来,伸着双手,带着久别重逢的神情。

  一时间,尼玛次仁有些恍惚,感觉像是在哪见过,似曾相识,不禁也伸手握住那女子的手。但没想到啊,那女子不但一把握住不放,而且放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用藏语说,古学(拉萨话,对僧侣的尊称),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跟着这些中国人干什么,你是西藏人啊,你要记住你是西藏人,你不要跟他们在一起……

  尼玛次仁又窘又急,又万分地难过,可又一点也没办法抽出手来,更不知道该说什么。人们都围上来了,都是外国人,看着一个穿红袈裟的僧侣被一个女子拉着哭诉,好奇极了。而一起开会的人,谁也没有围观,反而匆匆地走开了,一副像是与己无关的样子,其实倒像是一份难得的体贴。除了那个大使馆派来的人,这四天,他天天跟着尼玛次仁,只跟尼玛次仁一个人。这时,他开腔劝道,走吧,尼玛次仁,别理她。

  西藏女子肯定听不懂汉语,但她一定猜得出来是什么意思,她气愤得要用英文骂那汉人,尼玛次仁赶紧阻止了她。尼玛次仁翻来覆去地对那哭着的女子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西藏女子哽咽道,你真的知道,就不要回去。这时候,尼玛次仁艰难地掏出了心里的话,怎么能不回去呢?那是我们的家乡啊,都走了,把它留给谁呢?说着说着,他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最后来解围的是这样几个人,几个从西藏来挪威学习的藏人。在拉萨,有几个单位,如社会科学院、西藏大学、图书馆等,都要定期派人到挪威学习或访问。尼玛次仁不认识他们,但他看得出来这是些和他一样来自西藏的藏人。可他到现在也不明白,这一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身份不同的藏人聚集在这里。不过当时他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了。他急急地从还在哭泣的西藏女子的手中挣脱而出,一边飞快地用袈裟抹去泪水,一边赶紧归队。

  古学,那解围的人中有人叫住他,好心地出主意说,如果他们问你是怎么回事,你就说她家里有人去世,希望你回到拉萨以后在大昭寺为她的亲人点灯念经。尼玛次仁匆匆点头,再一次有了心如刀绞的感觉。可就像是早有商量,当他走近他们,那十几个人谁也没看他一眼,谁也没问他一句话,就像是什么也没发生,或者说不值一提。

  终于到了离开挪威的时刻。不过不是马上就走,代表团一行在机场等了很久,有两个小时还多。大使馆的领导和同志们把他们送到机场就回去了,包括那个四天来寸步不离尼玛次仁的人。在长长的时间里,在明亮、舒适、宽敞的机场大厅里,人们或坐或站或走,都显得十分地自由自在,不论你是哪一个国家的公民。尼玛次仁也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似乎没有人管他,任随他想往哪去都可以。有那么一瞬间,他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如果不跟他们走呢?反正护照在身上,钱也足够,我或者另买一张机票去别处呢?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闪念罢了。前面说过,尼玛次仁他总的来说都是平静的,明白的,自重的。所以最后,他这个热锅上的蚂蚁还是跟他们一起回去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对他来说,这显然是最好的安排。但当飞机从奥斯陆的机场慢慢升起,渐渐地离开这个象征自由的国家,两行热泪悄悄地滑下了尼玛次仁瘦削的脸颊。

2000年8月于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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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08-06-26 14:49:07 提到] [FROM: 10.]
拉萨又悄悄打开大门,僧侣却消失了



6月22日,朝圣者又返回了布达拉宫,他们摇动着祈祷轮,面对着山顶之上的达赖喇嘛的古代宫殿伏下身去。而两天前,这些朝圣者不得不为奥运火炬“让路”。

在拉萨爆发反政府骚乱三个月后,由于中国官方禁止西方媒体进入该地区,拉萨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一直是西方国家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近日,中国政府首次批准几名外国记者对拉萨进行三天旅行,其中包括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乔弗里.约克(Geoffrey York)。

该报6月23日发表的约克撰写的文章称,近日中国政府批准的拉萨三天行,使他成为3月骚乱后第一位访问拉萨的加拿大记者。文章指出,虽然在奥运火炬传递时,那些佛教朝圣者都被推到了路边,但在火炬传递结束后,这些朝圣者又返回了布达拉宫。

由于通往布达拉宫的传统朝圣路线,也是奥运火炬在拉萨传递的路线,中国官方在火炬传递期间采取了许多安全措施,封锁朝圣路线便是之一,尽管长达一个月的佛教节日萨嘎达瓦节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朝圣者聚集在拉萨。

文章指出,虽然这些摇着祈祷轮的朝圣者又返回布达拉宫前,但在访问西藏第二大寺院色拉寺时让人迷惑不解的是:拉萨的僧侣们都哪去了?因为该寺550名僧人几乎都消失了。在该寺绝大多数建筑内,还有户外地区,只能看到10来个僧侣,让人感觉到整个寺院几乎都是空的。

此行的外国记者还发现,在拉萨的街道上,甚至在著名的大昭寺附近,也几乎见不到几个僧人。据一直与拉萨保持联系的西藏流亡者说,自3月发生反政府抗议事件后,西藏僧侣的行动已受到严格限制。

抗议事件发生后,中国官方已在整个拉萨都“设立了检查站,随时检查身份证”,加拿大卑诗大学藏族作家和教授次仁释迦(Tsering Shakya)说。“寺院的出口都有警察把守着,检查他们的身份证并进行登记。这阻止了许多僧人外出。”

次仁释迦还说,现在拉萨的居民都发现,他们很难或不可能与他们在色拉寺的亲人进行电话联系。“这是一项安全措施。僧侣们在抗议中是声音最高的,所以他们成了目前(严打)活动的目标。他们处在严密监视之下。”

不过,中国政府当局指定的色拉寺官方负责人、77岁的喇嘛Lobsang Choepel则否认限制僧侣外出。“他们可以去市中心购物,他们可以去市场买菜,”他说。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在拉萨街头或色拉寺内见不到几个僧人。

加拿大环球邮报的文章说,在对外国记者提出的五个问题进行简单回答后,Lobsang Choepel喇嘛便被中国官方匆忙带走了,他们不允许他回答更多的问题。这些官员只告诉外国记者快点去参加下一个由政府组织的活动。除了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了色拉寺的历史文物外,官方不准许记者与僧人进行接触。

而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中国佛协西藏分会副会长达扎·单增格列活佛6月21日在接受境内外媒体记者采访时说,目前,西藏各大寺院的正常宗教活动都已恢复。达扎.单增格列活佛说,3.14事件发生初期,寺庙的正常宗教活动一度受到影响,无法正常开展。目前,局势已经平稳,寺庙的正常宗教活动都已恢复。”

除了日常的宗教活动,前不久,色拉寺、哲蚌寺等西藏各大寺庙还纷纷举行祈愿大法会,僧人们齐声诵经,祈愿世界和平,祝福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西藏各寺庙及宗教界人士一直持续为灾区祈福。截至6月初,西藏宗教界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117万多元。

达扎·单增格列活佛还说,萨嘎达瓦节即佛祖释迦牟尼诞辰、涅槃、成佛的日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节日。从6月4日(藏历4月1日)萨嘎达瓦节正式开始,将持续一个月。目前,萨嘎达瓦节期间各个寺庙的法事活动都在如常进行。

谈到僧人的生活问题时,达扎.单增格列活佛说:“国家对寺庙的僧人给予了许多特殊的优惠政策,僧人们除了学经,可以从事经营活动,而且无论做任何经营都是免税的。同时,寺庙的门票收入归寺庙所有。”

环球邮报的文章说,3月10日,色拉寺的僧侣帮助引发反政府抗议活动,因此该寺一直处于警方的严密控制之下。6月21日,几名身穿制服警察站在色拉寺的门口进行检查,随身携带着无线对讲机。

文章还说,在上周末进行的两个小时的奥运火炬传递期间,政府官方对整个拉萨市展开了大规模的安全行动。只有被邀请的客人才可进行传递活动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而最普通的藏族老百姓则被要求远离奥运圣火。

当天,数以千计的武警和警察一直密切监视着传递活动。尽管政府方面声称,藏独分子正试图破坏拉萨的火炬传递仪式,但此次活动并没有发生任何事件。

不过,除了火炬传递路线挺热闹外,拉萨的大部分城市几乎是被遗弃了。居民们被告之呆在家里,除非他们有一张允许他们为火炬传递助威的特别通行证。火炬传递路线的所有店铺,都关闭了一整天。而那些冒险出来的想看热闹的藏人,则被街道两边的铁栅栏拦住。

应邀参加拉萨火炬传递活动的一小组外国记者,除了观看了开幕和闭幕式外,未被允许观看整个火炬的传递过程。在火炬传递开幕式前,这些外国记者不得不经过一个围着铁丝网检查站和其它安全检查站。在传递活动结束时,出现了精心准备的民族舞蹈,还有数千名小学生和被挑选的观众在音乐节奏中挥动着彩旗。

环球邮报的文章称,中国官员利用奥运火炬在拉萨传递活动,向达赖喇嘛发起另一波口头谴责。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在火炬传递仪式上发表讲话说,“我们一定能够彻底粉碎达赖集团的分裂图谋地。”不过,张庆黎的讲话用的是汉语,然后再通过翻译译成藏语,因为他的藏语说得不流利。

文章接着指出,张庆黎对达赖喇嘛发起的攻击,也是北京方面所表明并不愿意认真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谈判的最新迹象。一个月前,中国官员曾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举行了初步会谈,而第二轮会谈因中国的坚持而被迫推迟。

西藏自治区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上周末在新闻招待会上再次向达赖喇嘛发起攻击。“他一直对西藏人民隐瞒真相,”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Palma Trily说。

“他的真正目的是想把西藏带回到封建农奴制度。过去他没有给西藏带来任何好处,将来他也不会给西藏带来任何好处。”

不过,有批评者称,中国当局实际上已经在实行了戒严令。人权团体则批评北京策划的拉萨火炬传递活动具有“挑衅性”,可能会加强紧张局势,破坏寻找和平解决方案的脆弱过程。

中国官方的最新消息说,因暴力事件一度暂停的西藏入境游接待,6月25日正式恢复开放。当天下午3时50分左右,由上海雅吉旅行社接待的两名瑞典游客抵达拉萨,成为西藏恢复入境游接待后首批接待的外国游客。6月29日西藏第三极旅行社组织的4名新加坡游客将抵达拉萨。

此前,西藏已恢复了对国内游客的接待。西藏旅游局局长扎诺表示,3.14暴力事件后,出于对国内外旅藏游客安全方面的考虑,西藏旅行社在一段时期内暂停了团队旅游的接待经营活动。

随着西藏社会局势和人民的生产生活秩序得到基本恢复,4月23日西藏恢复了对国内游客包括港澳台游客的接待活动。

扎诺说,前段时间进藏的国内游客亲身体验到了西藏的稳定局势。6月21日奥运圣火传递活动在拉萨顺利举行,更加证明了目前社会稳定的基础进一步巩固。

“经征询多方面意见,决定从6月25日起恢复开放入境游客旅游接待活动。”扎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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