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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定伟:我国抗癌之路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哪?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12-04
更新时间:2014-12-09
浏览:55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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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抗癌之路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哪?
2014-12-04 医学界肿瘤频道

作者:叶定伟 龙江 来源:中国科学报

编者按:今天晒一篇今年的老文。虽然它不是最新发表的,但是其中的观点却不过时。有时候,我们很多医生跟患者之间似乎隔着一层沟通的障碍,这恰恰妨碍了对疾病的有效治疗。

不同的国籍、肤色、人种,都会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一个共同的“杀手”——癌症。我们总是喜欢“晒”出自己的诊疗效果和五年生存率,来和欧美发达国家“比高低”。

今天,我们换一个视角,从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常见肿瘤的发病趋势、早期检出率、科普教育入手,看看我们的抗癌之路和先进发达国家还有多少差距。

筛查意识缺乏 制约治疗效果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大肠癌发病率已经接近欧美发达国家水平。目前,结直肠癌已经被认定为一个典型的“富贵病”,在城市地区发病率每年以4.5%的速度在增长。我们发现,和欧美发达国家相似的发病率背后,中国大肠癌患者中早期诊断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超过80%的患者确诊大肠癌时疾病已发展至中晚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制约了治疗效果。

临床中,大肠癌中的原位癌无需“开腹”,通过腹腔镜引导下的肠癌根治术,便能实现在较快的时间内摘除病灶,无须后续的放疗、化疗,就能获得基本治愈。大肠癌I期5年生存率高达90%以上。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一项历时3年在闵行社区大肠癌筛查的数据显示,癌前期病例检出率达到1830/10万,大肠癌检出率201/10万,早期12例,早期发现率达到33%。远远高于本市大肠癌早期诊断率11%,起到了尽早发现、及时诊断、早期治疗的效果。

如今,肠镜、便隐血实验、肛门指检、CEA和CA19-9等肿瘤标志物都是早期发现肠癌的利器。不过,现实情况是,很多人忽视了前两项检查。体检时外科医生会做指检,可多数人觉得不舒服或不好意思,选择了放弃,也有很多人大便隐血试验阳性时因害怕肠镜检查,放弃发现早期大肠癌的黄金机会,错失治疗最佳时期。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妇科肿瘤的宫颈癌中。上海地区,女性生殖道癌症中宫颈癌是排在最后面的,且发病率逐年下降。但从全国来看,其发病率就比较高,主要原因是很多农村妇女缺乏早期筛查的意识,也不做体检,往往出现了阴道出血等症状时才去就诊,初诊时往往已经是中晚期了。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宫颈癌早已不是一种常见癌,究其原因,巴氏涂片等宫颈癌早期筛查理念以及宫颈癌疫苗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宫颈癌的发生率,即便发生也往往都是早期病变,通过手术便能实现有效根治,生存期也有了更久的保障。

治疗规范与否关系患者预后

规范,它是肿瘤治疗的一条生命线,它直接关系到患者的预后和生存期。手术中,肿瘤的规范治疗指的是在不破坏瘤床的条件下,精确、无误地摘除病灶。而从大的方面而言,治疗必须依照国际NCNN诊疗指南这本肿瘤治疗的“圣经”,严格进行。

在实际操作中,中国肿瘤治疗要做到“规范”二字任重而道远。尽管指南被誉为治疗的“圣经”,但是不同的患者病情千差万别,所有治疗方案都需要经过综合诊治团队的讨论后,依据每个患者的个体情况、治疗获益程度,做出规范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随着诊疗机器的推陈出新,躲藏于肺部和头颈部的微小“结节”被准确地“抓”了出来。良恶之辨,切留之择,既考验着大夫,也是摆在患者眼前的一道两难选择。此时,无论结节好坏的“一刀切”,都将会给患者造成不可
逆的损伤。

此时此刻,规范显得尤为重要。一般而言,甲状腺肿瘤或者肺部结节临床诊断为良性,应注意平时定期进行医学检查和随访工作,关注结节的形态变化。如果一名患者被怀疑为癌症,首先需要进行血液检查和影像探查,有条件的医院应该做细针穿刺检查,通过诊断中的金标准“病理”来明确结节的良恶以及病理分型,再根据诊断的结果决定是否手术、手术方式以及切除范围的选择。

规范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个体化的综合治疗。肿瘤患者的治疗必须以诊断金标准——病理为依据,实施个体化的综合治疗。同一个癌症,不同的分型、不同的分期、不同的年龄,治疗方案也应该在指南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以保证每个患者能够最大程度地获益。

以女性高发的乳腺癌为例,乳腺癌治疗因人而异,一般而言,对于临床早期(即一、二、部分三期早)的患者,主要施以手术治疗。对术后检测还有复发高危因素的病人,应作术后辅助全身治疗;部分Ⅱ期和Ⅲ期的病人,可根据病情,先行全身性治疗,待缩小病灶后,然后再行根治手术。而Ⅳ期有远处转移不适宜手术治疗的患者,可用药物治疗。

肿瘤治疗只有在这样严谨、科学、规范的六字指引下,才能使患者获得较好预后的可能。

科普缺失错过治疗黄金期

肿瘤从最初的产生、发展到最后的扩散,整个过程一般历时多年,其间的“癌信号”也时常向我们警示。但是,科普教育的缺失,让我们时常对这些早期“癌信号”视而不见,特别是一些非特异症状的早期信号,我们经常忽视或者漏诊,进而错失了治疗黄金期。相反,欧美发达国家的健康教育、防癌抗癌宣传立体而深入。对于癌症的早期信号,人们的脑海中也始终紧绷一根弦。

在诊疗中,有些肾癌早期患者可以出现非特异症状,但极易被忽视,往往仅关注于表面病症的治疗,殊不知有更具威胁的“定时炸弹”潜伏在体内,中年突发高血压或糖尿病就是如此。通常,肾癌伴发的高血压,是由于肿瘤分泌“肾素”,导致血压明显升高。此外,贫血、消瘦、乏力、低热、盗汗、精神不振、食欲不佳、消化不良、恶心、便秘、肝功能异常、胃肠功能紊乱等诸多肾脏以外的异常表现,也有可能是早期肾癌的信号。

同样,以近些年发病速度增幅最快的胰腺癌为例,患者早期会出现上腹部饱胀不适,上腹隐痛及腰背酸痛、食欲减退、厌油腻食物、恶心、呕吐、消瘦、乏力、中年突发糖尿病等癌信号。也正是这种不典型的早期症状,加上缺失的科普教育,使人们往往会第一时间去内科、消化科、骨科、传染科等科室进行慢性胃病的诊疗,待治疗效果不明显后,才意识到去看肿瘤科。

如果这些患者能够获得足够多的科普信息,当出现上述类似慢性胃病的症状时,第一时间前往肿瘤科“排爆除险”,或许我们能够在癌症还处于原位癌的时期就予以根治,治疗效果也将大幅度提升。

(作者叶定伟系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上海市抗癌协会理事长;龙江为上海市抗癌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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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okknife 于 2014-12-09 10:33:38 提到] [FROM: 209.]
张镇强:该反思举办豪华国际会议了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08 日 由 siyu

2014年11月22日,《博克中国》发布了汪华斌先生的文章:为何全世界都羡慕中国举办会议——澳洲外交官感叹“你们这样办Apec让我们怎么办G20峰会”而产生的疑惑!

文章开头说:“昨天一位从澳大利亚回来的朋友,她说这次澳大利亚的舍命举办G20峰会,因为会前澳大利亚的外交官在北京公开抱怨,说北京的Apec如此成功就会令他们难堪;因为他们举办G20峰会竟然就在北京Apec之后进行,从而使他们相当难举办G20峰会。他说“你们举办的Apec,多气派,多和谐,多温馨……而这次Apec原本也就是澳洲人发明的。但自从在澳洲召开第一次Apec至今,几乎每一次都会遇到一些不满群众示威;还有一些捣乱分子。很多时候开会,为了不影响市民生活,不激起公众不满,都是悄悄选择偏远地区召开的。可你躲得过群众,躲不过媒体。可是看看你们北京,弄得多好啊”。这位澳大利亚外交官承认:他在澳洲外交部也干过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民众自发拿着荧光棒夹道欢迎与会的各国首脑,还载歌载舞。要是在澳洲,不丢鸡蛋,他们已经可以得到奖励了。他还说为首脑峰会燃放如此美丽的烟花,也是前所未有的;至于各具特色的仪式与硬件,更是叫这位澳大利亚的外交官羡慕不已。”

文章接着谈了资本主义国家举办任何“重要的世界级会议”都会有一些人抗议、示威,等等,更看不到拿着国旗来欢迎与会首脑的小学生。文章披露,在此次G20峰会期间,澳大利亚政府为鼓励市民出游,规定出游者可获200澳元(约1000人民币)奖励,但没有半个市民愿意领走这个奖励。结果市民生活和出行大受影响,他们怨气冲天,叫嚷“以后各国首脑请去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开会。”

文章最后谈了中国为何能举办这种“独一无二”的会议的原因。

读了这篇文章,笔者觉得文章写得很好,目前在网上发表这样的文章,非常重要!非常必要!笔者早就有意要写这样的文章。现在,除了完全同意汪先生文章的观点外,愿补充一些个人看法。

一、任何国家举办国际会议,主要宗旨和目的在于通过各国首脑和要人聚会,面对面对交流和协商,和平解决政治、经济纷争,包括某种军事冲突,促进世界和平和谐与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服务和改善全人类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提高人类文明水准。离开这样的宗旨和目的来举办国际会议就没有意义了。而这样的宗旨和目的本身就要求会议简朴节俭,不应呈现为与会者提供一种无偿享乐愉悦的场所。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会议是真正为全人类的利益和幸福着想,否则,只能被世人视为世界上少数特权人物借此挥霍享乐的工具。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则取决于举办国的认识和态度。

二、举办国际会议不应允许成为国家外交斗争的工具。否则,受害者只能是举办国的普通国民或纳税人,受益者则是举办国的政要和所有与会者。因为利用国际会议争取和取悦与会者的第一步就是把会议办得极为奢华铺张,向他们提供无限美好的享受和愉悦。这就必然大大提高会议的预算开支。这沉重的负担必然落到纳税人和全体国民的头上。

遗憾的是,当前国际上竟相举办国际会议的攀比之风很盛行,其始作俑者多为发展中国家。他们往往以极为奢华的形式不断举办国际会议,把一些富裕的民主国家也逼得难以应对了。所以批判此风,乃人类福音。

三、必须直指问题的核心,即以极为奢华的场面举办国际会议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权力腐败。正如本文第一点所指,举办国际会议的宗旨和目的本身就要求会议简朴节俭,才符合民众利益,符合民众对政府的授权,而政府实际上却利用手中权力,大把花纳税人的钱,向与会者提供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享受,而这些与会者本来就是各国的权贵和特权人物,他们中的大多数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原已大大高于本国民众的水平,如果再拿纳税人的钱为他们提供更高的享受,这不是极大的权力腐败是什么?

更严重的是,花大把的钱(例如中国举办Apec花了超过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0亿元)来举办一个两、三天的国际会议,在某些缺乏严密监督和制约的国家,注定要成为最方便的官员贪腐土壤。例如在中国这样无官不贪甚至国家机关集体贪污的国家,权力根本不受民众监督,外事活动经费又从来不公开的情况下,60亿Apec经费有几个亿落入贪官之手,绝不是稀罕事。

四、举办奢华国际会议并不能彰显国力国威,赢得国内外民心,相反,会把世界引向歧途,失去民心。

有人认为把国际会议办得有气派,办得豪华奢侈,让与会者吃好、住好、玩好,欣赏良辰美景,身心愉悦,让国内外民众羡慕 ,就能显示国力,壮大国威。这是最大的成功,最值得付出的代价。其实,这只是举办者的一厢情愿和错误估计。

当然不排除一些无头脑的人,有此感觉,但稍明事理,稍有观察力的人尤其是广大中下层民众一看就知道,这是权力人拿民众的血汗钱在向外国人献媚,也为他们自己享乐和捞钱提供一个绝好的机会。因此,民众对这样举办国际会议,即使不仇恨,也不会欢迎和赞成的。遗憾的是,许多民众并不知道举办Apec花了60亿元,更不知道为此盖了很多气派舒适富丽堂皇的建筑和水道。否则,人们不会为此怒气冲天才怪!

也不要以为与会的民主国家的首脑都会接受这种享受,并敬佩中国的这种作为。他们只不过出于礼节,表面上接受和感谢这种享受,私底却很清楚,这是不受监督的中国权力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有意为之的,但并不代表中国的国力和民心。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不坐中国提供的轿车,甘愿坐自己带来的专车。澳大利亚在随后的G20峰会上,就只让与会者首脑住一般的酒店,甚至带着客人到街道上吃烧烤来招待客人,说这样更轻松自如,有利于和谐互动,交流思想和意见。实际是对豪华奢侈的国际会议的一种回应。因为他们是民选首脑,受民众监督,不能滥用纳税人的钱。他们懂得纳税人的钱来之不易,作为民众的公仆,更不能随意乱花纳税人的钱。

对于世界上很多贫困国家的贫民来说,他们若看到某些国家豪华奢侈地款待那些本已十分享乐和奢侈的国家首脑,更不会钦佩这种行为,只会嗤之以鼻,甚至恨之入骨。因为这种行为是置处于贫困甚至死亡边缘的弱者于不顾,暴露出统治者十足的人性冷酷。

五、就中国来说,彰显国力、国威,赢得世界拥戴和欢迎的根本途径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让每个人享有自由和尊严,免于任何政治恐惧,经济上平等自由发展,相对均衡地分享国家发展成果,不奢望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由国家包起来,至少不要因看不起病只能坐等死亡。只有达到这两个基本面,才谈得上彰显国力和国威。没有这两个前提,其他一切都是虚的,而不管国家的经济力量有多大,军力有多强。

中国目前恰恰缺乏这两个前提,所以不管奥运会和Apec办得多么豪华气派,西方民主国家压根儿就不相信我们的强大国力包括军力。因为我们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还远远落后于西方民主国家,国内矛盾远远大于西方民主国家,制度和价值观与世界大多数人根本不同调。这就是说,不从改革根本制度和价值观上下功夫,只做些表面文章,是不可能真正彰显国力和国威的。

六、民主与专制国家对举办国际会议的态度迥然。

目前世界各国,凡是稍有财力的国家都愿积极申办国际会议或地区性会议,主要目的在于借此提供经济发展和商贸旅游的动力,吸引世界眼球。这是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共同点。但政治上的追求则不一样。专制国家的政府更寄寓于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宣扬自己的政绩或治理模式,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在国内,则向民众显示其执政成就,取得更坚实的执政合法性的认可。

而民主国家则很少考虑这一点。因为它是民选政府,在多党竞争体制下,任何政党的政治命运由选票决定,注定不可能长期执政,不需要也无法制造假象假政绩来保证长期执政。再加民选政府的任何领域的财政开支必须公开透明,由议会审查批准,根本不敢滥用纳税人的钱来做他们所想做的事,包括外事领域的开支。这就是民主国家绝对不敢像我们这样举办最奢华的国际会议的根本原因。据汪文所指,中国的Apec会议花了60多亿元,澳大利亚的G20峰会只花了19亿元,可以断言,如果澳大利亚的G20峰会也花了60多亿元,这届政府必然被选民赶下台,而中国政府却巍然不动,还备受媒体和某些民众赞扬,说它大振国威。这就是本质差别。

七、中国为何能举办这样奢侈的国际会议?汪华斌先生的文章结尾已经给了基本回答:中国是全民所有制,一切资源和财力都掌握在政府手里,自然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干多大就干多大。这也是我本人的一贯观点。我要补充的是,这种中国现象,不仅是当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再加上中国政治上的一党制,一切政治权力都掌握在一个政党手中,而政治权力又是决定一切的,所以也只有像中国这样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绝对集中制,才能出现像举办Apec和北京奥运这样的“独一无二”的现象。

八、其实,中国不仅在举办北京奥运、Apec上显得“独一无二”,在每年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思想等论坛上,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也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这一切,不知要花掉中国纳税人多少的血汗钱。据报道,仅一个“中非论坛”就要花掉一百亿。

当然不能说这些国际会议和论坛完全不必要,完全无益,但都必要吗?都有益吗?不能删掉一些吗?也未必!这究竟为了什么?请问:那些富裕的西方民主国家,如美国和欧盟国家举办过如此多的国际和地区性会议和论坛吗?没有!他们不是没有钱,而是他们要对民众负责,要珍惜纳税人的钱!

不要忘了,中国还有几亿下层民众处于生活困窘甚至极度困窘状态。笔者几乎每隔几天就能听到一些人因看不起病而上吊、跳楼、投水、服毒自尽,何等的悲哀和可怜!只要稍为从这种巨大无比的外事活动经费中减少几十上百亿就足以拯救这一批人的生命。为什么权力显得如此冷酷!口口声声为了人民,关心人民,为什么却对此无动于衷!

2014年11月24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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