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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追悼会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10-29
更新时间:2014-10-29
浏览:467次
评论: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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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陈子明追悼会在京举行(多图)
发表于 2014 年 10 月 26 日 由 siyu

2014年7月25日上午七时30分,著名民主人士、被中共当局定为“六四”黑手的陈子明的
追悼会在昌平殡仪馆举行。追悼会由著名学者郑也夫致悼词。郑也夫早在1978年就与陈
子明认识,后来与陈子明共事。

博讯记者目前获知,已经有何德普、胡佳、莫之许、陈永苗、李智英、王东成、齐志
勇、薛野、杨支柱等人被警察阻止参加。

但博讯记者获悉,大约有200多人参与追悼会,在致悼词的时候,一位杨老先生还晕倒
了,用速效救心丸抢救,后被120抬走。

博讯记者还获悉,有徐友渔、黎鸣、余世存、王力雄、章立凡、孙立平、刘瑜、王瑛、
周志兴、周为民、李凡、张千帆、荣剑、蔡霞、王小平、马少方、刘苏里、毕谊民、郑
旭光、唐大杰、李文子、孙国栋、刘力群、王俊秀、徐晓、吳强、杨子立、孟元新、王
炎、高全喜、冯楚军、娄健等人参与了追悼会。

为了参与陈子明的追悼会,杨子立提前一天出门,而马少方从外地赶到北京。


郑也夫:贺陈子明大作十二卷问世(2010年)
发表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 由 siyu
  在一个庸俗、肤浅、拜金、谄媚、见小利忘命、遇大事惜身的社会中,发现陈子明
是一道惊喜,认识陈子明是一种幸运。我等虚掷着那些允准的自由,日益迈向犬儒;他
牢狱十年,却在禁锢中开始了向着巨人的生长。

  少时读到十九世纪国外科学家的一段美谈,他们戏称其中某位是漂亮的人中最聪明
的,聪明的人中最漂亮的。借用这段句式,我的评价是,子明是政治活动家中读书最多
的,读书人中最具政治抱负的。就我的见闻,前者中没有一个人在读书上可同子明比
肩。或许这不能算奇迹。一个政治家能身兼思想家或学者,在现代社会中几乎不可能,
而这几乎与价值观无涉——无数的琐事,吞噬了他们读书的时间;频繁的做秀,瓦解了他
们最后一点深沉。子明的读书是特殊的遭遇,十三年牢狱之灾所赐。堪称奇迹,令读书
人气馁的不是政治智慧如何,而是仅就读书而论,当今职业读书人大多难追陈子明。这
位稀有动物和我们堕落的知识界相互映衬。

  我1987年结识子明。帮他办的讲习班授课,和他共同参与大小讨论会。那时我就钦
佩他,但主要不是学识,而是品质、意志、胸襟。记得1988年一个傍晚,我去城北双泉
堡子明办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约他谈话的人排着队。他说你住下吧,夜里我完
事了咱们再谈。我睡过一觉后两点多钟,他了结了与别人的事务来叫醒我。时下,八十
年代是今天人们热议的话题。由此你知道八十年代的社会活动家的忙碌。他们真的在读
书,但也真的没有太多时间读书。

  89—64后子明开始了铁窗生活。其妻子王之虹每次探亲都要带上两个旅行包的书
籍。在找书方面我帮过极小的一点忙,由此知道他在那里真正的开始了攻读。据之虹
说:仅仅是二监的三年零一个月中,她探监时先后送书71次,通常是两大包;这段时间
子明读了近2千册书。13年中他完成了多数读书人一生的阅读。

  2002年他刑满释放。之前两年他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少数朋友钻警察的空子看望过
他。而我是第一个合法地,虽然还必须登记,去他家探望他的人。十年不见,几句寒暄
后,主要话题竟然是读书。一番长谈下来,我惊叹他已学富五车。任你提出各种话题,
他几乎都有定见,且有深厚的书卷与学养做后盾。

  他的一个罕见的品格是冷静。他走过这样一段异常的道路,和友人重逢后平静交谈
就像是度假归来。没有一丝的情绪化,没有丁点的仇恨,不提任何亲历的苦难,全无英
雄自居的架势,乃至没有一次谈话中提高了音调。这是一个何等冷静的人。穿越了十年
的铁窗的间隔,他和我坐下来,完全是两个书生的摆谈,古今中外,书里书外,娓娓而
谈。只有你往深处想,才能明白,他其实是怀抱巨大热忱的人:为自己的理想百折不
回,投身社会活动乐此不疲,对思想和学识几近痴迷。热烈和冷静如此结合——深层炽热
如火,举止平静似水,这样的人我一生中只见过一个。

  他几乎永远是乐观的。你拣出最悲观的问题,他会信心满满地给你解答。我记得出
狱后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说到巴以冲突之死结可能是人类灭顶灾难之导火索。由
他的从容分解中我领教了他国际政治方面的博学,同时也惊讶他对这一世界级难题的乐
观。乐观和悲观常常是性格使然。西人云:同是半瓶水,悲观者说一半是空,乐观者说
一半是水。但我深以为,一个政治家必须是乐观主义者,必须真心以为事情还有希望,
还颇可作为,不然他甚至难当一个“可持续”的行动者,遑论引领众人。

  子明无疑是务实的。加上他的冷静、理性,在我看来,他的智力之旅较少浪费。据
说文革后期有出版家托人请梁漱溟先生写一本字帖,梁公一口回绝,说:“那是末技”。
子明与梁公相似。他的读书是求道者的阅读。他的写作不事雕琢,不走偏锋。一般而
言,务实者固然减少了虚妄和铺张,却因为过于功利,直奔主题,其作品每每像工程学
一样枯燥乏味。子明的著作不同。因为他读了太多的书,深受思想、文化、知识的浸染
和润泽。前不久在国图见面,我复制几页东西。子明问印什么,我说关于中国人起源于
非洲的著述。他当即侃侃而谈,说他也搜集了不少这方面的东西,要发给我一些。我简
直目瞪口呆,我们整个社会学界也不会有几个人对非洲起源论了解得如此细致。我想说
的是,子明的取向是务实的,他的著述方向和题目是高度选择性的,但是他的阅读是广
泛的,兼容有用与无用。他在狱中日复一日,每天读书11—12小时。这样的阅读苦旅是
必须调剂的。他要之虹给他带进不少调剂用书。这样他的库存中,有用与无用之书熔于
一炉。博大的无用之学,滋润着他的经世致用的著述,使它们免于方案派学者的枯燥。

  从刚刚付梓的这十二本著作可以看出,他的务实,他对中国政治四十年的情结,使
他将自己的著述牢牢地系结在一个方阵中。两本论述民主的著作,一本是《民主思想在
中国》,一本是《民主运动在中国》。与之对应的是论述中国改革的著作,有《三十年
来的中国思潮》,也有《论中国改革与革命》。他将这三十年的过程放在了中国百年进
化与蜕变的历程中,于是写出了《梁启超与民国宪政思想》,他专门讨论了陈独秀、章
士钊、丁文江、罗隆基、王造时等人的政治思想。与之对应的另一本书是《重新认识“旧
社会”》。国际政治和外交是任何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所注目和关怀的,子明不例外,这反
映在他的一部著作中。他还有一本行政区划改革的论著。这本书在时空跨度和细致程度
上都是我所仅见。当然这套书中还有两本讲述他自己的履历,乃至铁窗生活的书,那是
每个会心的读者都不会放过的。

  日前在国图见面,他对我说:我目前做些思想和学术工作,日后当然要搞政治,不
然对不起国家的栽培,大家的栽培,朋友们的栽培,也包括你。我的理解,栽培者中毫
无疑问包括监狱。看到陈子明的今天,看到这十二卷大作的问世,我心中有一种莫名的
欣慰。此前的中国监狱中是不可能走出陈子明的。被邓拓称赞“其言甚辨”、1957年中国
校园辩论会上木秀于林的林希翎,出狱之时知识残破、神情恍惚。那一代坐穿牢底的
人,释放时大抵如是。陈子明的脱颖而出,一方面彰显着中国监狱的进化。另一方面这
进化中也包含着子明这类人在监狱中的顽强维权。子明为了改善读书条件,绝食不止一
次。这十余年来他的行动的最直接影响正是发生在监狱。犯人与监狱管理者间的博弈,
及其达成的妥协和宽容,促进着中国监狱的进化。其实铁窗内外,大约道理相似。不幸
的是今日监狱中仍有曼德拉的身影;欣慰的是中国的监狱终于是可以栽培曼德拉的时候
了。

来源:读者推荐


王军涛:失去子明,我感到悲怆
发表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 由 guzheng
守候在子明病床前的老友毕谊民发来微信,说子明在10分钟前辞世。我是在凌晨4点开往
纽约的长途车上看到这条信息的,当即感到一股强烈莫名的悲怆。子明会离我们而去,
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今年1月,在波士顿机场见到来美治病的子明的病容后,我曾卧床一
个月,终于接受了这个现实。现在,噩讯成真,痛失挚友的悲伤不是最大的刺痛;我为
今后探索中国进步之路失去最相契和知心的同道而悲怆。在中国进步前沿最需要他的时
候,他离开了世界。

一位可以引领时代变迁的大师

子明的一生,经历了一个快速变革的中国,一个高度极权的社会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环
境中急剧开放转型的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他竭尽全力探索和推动国家向着宪政民主的
方向前行,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是走在前沿的领军人物。

子明祖籍浙江海盐的书香门第,1952年1月8日出生在上海,成长于首都北京。他就读北
京市第八中学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两年后他到内蒙古阿巴嘎旗插队,曾担任羊倌、赤
脚医生和大队干部。1974年,子明到北京化工学院学习。与同龄人中多数政治活跃的青
年一样,他一直认真思考中国该如何发展并积极参与中国政治。中学读书期间,子明在
姑姑那里接触到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异端读物,开始挣脱对毛泽东的迷信。插队期间,他
又从西方古典读物中,吸取了思想资源,走上自由主义道路,开始独立地思考政治问
题。1975年,他因与友人通信中批判时政而被隔离审查。1976年4月2日,他被打成反革
命,开除共青团籍和学籍。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他是关键人物之一,他作为被群众
推举出的、进入工人民兵指挥部谈判的六位代表之一,载入史册。

我与子明的交往,正是始于四五运动平反后的一次参与者聚会中。那时,我们发生过一
场激烈的争论,但因为我们的心态、知识、政治选择和行动战略都高度一致,虽然性格
迥异,后来却成为最为相知相契的同道。

四五运动被镇压后,子明不因局势险恶和困顿而灰心,而是继续学习和思考。他的思想
有进一步发展。那时,他对中国发展的局势、方向和道路已经有系统明确的见解。1979
年初,四五运动平反后不久,他对我说:五股力量在竞争中国前途,一是激进毛派即文
革派,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二是温和毛派即凡是派,主张停止大规模政治迫
害但继续延续毛的治国模式;三是还原派,主张中国回到毛否定的斯大林模式或其变
种;四是拒绝政治改革的片面经济改革派(邓小平是代表);五是民主墙派上的全面改
革派(包括政治改革)。在这样的政治态势中,子明坚定地推动中国全面改革以建立自
由民主制度。民主墙时期,他和李盛平、吕嘉民、刘迪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民办刊物之一
《北京之春》的主要推手。作为时事编辑,他写的政论敏锐及时捕捉话题热点、鲜明而
犀利地批评非自由民主的倾向。1980年民主墙衰落,子明积极联络民主墙上的力量,发
动高校竞选运动。他让弟弟子清搜集上海竞选资讯,清华选举小组负责人周为民将这份
资讯油印散发。他还动员各校有人站出来竞选。竞选运动结束后,子明又四处奔走,力
推全体竞选者联名发表竞选者宣言,形成影响政局的力量。他还联络海淀区人代会中通
过竞选当选的人民代表,在人代会联合发言,已然是民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高校竞选被压制后,中国民主运动陷入低潮。子明并没有灰心退出运动,也不是苦苦独
守良心孤岛。而是捕捉极权社会解体中出现的制度缝隙,积极开拓民主运动新的活动空
间和活动形式。80年代初期,他在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和竞选运动的参与者中串联,
并力争卷入新的力量,推动以沙龙活动探讨时政和中国前途。此时,他已经在古老的中
华民族通过变革而融入人类文明发展主流的历史进程这一视野中,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和
当代民主运动。21世纪时他发表的具有原创才华的12卷著述中的主要思路和许多思想,
都在这个阶段萌芽和成形的。他与民主墙有影响的民刊《沃土》主编姜洪和国家体改委
干部石小敏一道创办“劳动就业问题研究组”(后改名为“国情与青年问题研究组),并尝
试影响主导当时中共的改革派。

1984年,当执政党决定全面改革经济体制时,他与《北京之春》的另一位核心人物李盛
平等人抓住机遇,创办独立的经济实体和事业实体,不仅为独立的政治活动筹措资源,
而且在推动政治进步的重要专业领域(研究、出版、教育、新闻、咨询)中,打造领军
团队,作为推动中国进步的支点,开辟促进民主运动的新机制。后来,这个团队发展成
以“北京社会与经济研究所”为核心的当时最大的促进中国政治进步的独立民间团队。
1989年民运爆发前夕,这个团队已经拥有两个民间研究智库、两所函授学校、一家公开
发行的专业报纸、一所人才考评中心、一个社会调查中心、一个计算中心、一个图书发
行公司、十多套丛书编委会、一个现代激光照排印刷厂、一个招标公司、两家技术开发
研究所、一个音像制作室、一所信用社。这个实体群还筹备成立两个基金会和多家经营
实体。1989年,该实体群尝试通过双周沙龙聚集北京最有活力的知识界精英采取头脑风
暴法讨论中国进步的话题,再通过专题小组进行专业研究,最后通过新闻发布会、研讨
会、书籍出版、媒体报道传播这些见解。子明是这个群体及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和领
导者。

1989年胡耀邦逝世,引发大规模学潮,青年学子走上街头为民请命,得到社会热烈回
应,学潮迅速发展为全国范围内的爱国民主运动。由于高层严重分歧,中国政治前景处
于巨大不确定的风险之中。深知中国政治险恶的陈子明,最初不愿意深度介入运动。但
是,在各界劝说下,他经过反复思量,毅然决然进场。他甘冒前功尽弃、全军覆没的危
险,将积累数年的资源都投入到运动中,支持学生和平请愿,建议学生理性负责地行
动,促使运动更加有序,避免恶性事故,同时创造条件,开拓渠道,争取全面变革解决
政治僵局。他设计和敦促实施召集圆桌会议“北京社会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
议“,在运动内部建立有效的沟通和讨论机制。虽然最后不免失败,但子明的胆识、意志
和担当精神无不令人敬佩,而紧接着的牢狱之灾也就不可避免。

中国当局早在5月底就试图抓捕子明。六四镇压后,子明和我同时成为当局通缉的“煽
动、组织和指挥反革命动乱和暴乱“的7个知识分子领袖之一。1989年10月10日,子明在
广东湛江被抓获。我随后被抓。1991年2月12日我们均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宣
传煽动罪”被判刑13年。在案件审理期间,子明勇敢坚定地维护法律保障的未决犯权利。
在法庭上他拒绝认罪,为运动辩护,维护死者的尊严。1991年4月2日,子明转入北京市
第二监狱服刑。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展示勇气的一段生活。他以绝食抗争,最后获得正常
权益。在这抗争过程中,子明不惧加大迫害的危险,向国际社会公开事实,为国际社会
在与中国交往中施加压力创造条件,将国际社会政治犯自我维权机制引入中国黑牢。坐
共产党的牢房不认罪者有,但在监狱中敢做王还做成王的,凤毛麟角。我见识过子明各
种场合为人处世,只有在监狱中,子明霸气十足,锱铢必较,不容许监狱当局任意侵害
合法权益。

1994年5月,子明获得保外就医。他不顾风险,以89后形成的声望和影响力,推动中国
进步的新变局。他提出打造建设性反对派的设想,支持刘晓波和王丹等人,发起一波波
请愿。另一方面,他组建专业课题组,聚集一流专业人才,通过专业讨论,在政策平面
与执政党打擂台,出版了一系列书籍《解除中国危机》、《跨世纪大战路》、《中国下
一步怎么走》、《宪政中国》、《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府》、《中国老百姓的权利》、
《中国二等公民》、《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比较宪政史研究》。1995年,当局惧
怕子明的活动促成新的民主运动,终止了子明的保外就医。子明再度被收押入监 。同
时,停止子明癌症手术后的治疗。在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提出,如果子明
愿意,可以安排他到美国治病。但子明拒绝向中国政府低头,也拒绝出国治病。

再度出狱后,由于健康和政治控制严密,子明的主要精力转入思想探讨和写作。子明的
研究和写作早在刚服刑时就开始了。他甚至还曾在狱中攻读密西根大学历史系博士学
位。作为政治犯,他在刑期中以笔名喻希来、王思睿、于鸣超、华伟、沉延生、余韧等
先后发表百万字著述,不仅分析时局和中国发展问题,还探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特别
是在宪政化架构中编写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和民间运动史,不仅为中国进步力量的发展探
索提供智慧和精神资源,而且为中国建立一个系统的理论论述,与执政党竞争中国前
途。2002年,子明刑满,还试图创办《改造与建设》网站。

纵观子明一生,远不是 “四朝元老“(四五运动、民主墙、竞选和89民运)能概括的;
全世界争取结束专制的民主运动中所有行动策略,除武装起义外,子明都做了:打过选
战,领导过街头运动,办过报刊,拿过学位,出过丛书,进行过牢狱中抗争,组建过智
库,办过学校,而且是那时中国最好的政治水准和专业水准。可以说,子明创造了我们
时代的一个传奇!

一位相契相知的同道

我与子明是中国唯一经历过四五运动、民主墙、竞选和89运动的所谓四朝元老,曾经一
起打造80年代后期的独立民间实体群和90年代建设性反对派。我们在这些事件中相濡以
沫、荣辱与共。

我们都在政治发展的高度上谋划全局,立足民间力量和专业活动、推动中国朝野和各种
力量联动和互动,促进政局向着宪政民主方向演变。在这方面,子明常常被误解为要在
朝内谋取政治权位和利用别人。作为负责任的政治改革者,立足民间推动变局,与在国
家执政层面分析执政者缺失并不矛盾。即使是起码的战略理性,也要求计算执政者的反
应和互动,自由政治民主的政治文化更不会拒绝沟通和谈判;这是现代博弈论的基本要
求,不是投降招安。

1996年我在美国开始读学位后,有时间咀嚼旧事老友,反思世事人生的道理。我意识
到,子明有个超凡脱俗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的人情世故、礼法习俗格格不入。这是他很
少个人恩怨、不善解人意、从没有挫折感、谈及自己的苦难都好像叙述别人故事、有不
怕人祸天灾的勇气、以及没有敌人的原因。他真的没有敌人,甚至不知道敌人是什么意
思。这也是他在逆境中能有胆有识地想象事业空间,并兴致勃勃地开创一番常人都认为
不可能的事业的原因。也是他有时被世俗认为是乖张,又有时被精英认为是传奇圣贤的
原因。80年代,子明常常为别人的误解而困惑,但他没有恐惧,依然我行我素。如果子
明不卷入政治,他可以在任何专业领域都有极高的成就。出狱后,子明为人处世有显著
改善。其实,他和世人的隔阂并没减少。我们在澳纽见面,我感到,他的精神更加超越
现实了。只是世人对他从敬爱角度想,开始欣赏和崇敬他的特立独行。此外还有一个原
因,就是子明妻子之虹对他的充满爱意的感化和照应,以及子明对之虹的信任和顺从,
让子明能够继续集中精力关注研究和做事,同时不“冒犯“世俗的情理,影响子明与合作
者或交流者的关系。80年代我们打造那个著名的团队时,就是由于之虹台前身后的补
救,才化解了子明的超凡脱俗带给他的许多误解和麻烦。

我们也都主张知行合一,在思想引导和理性分析下开展活动,在活动中体悟、提炼和发
展思想和知识。子明并不是与我开始打造那个被人们称为社经所的团队的。1984年这个
团队起步时,我去武汉试图开发事业的生长点。86年我被公安部从武汉逼回北京时,这
个团队已经建立了很好的格局。但后来我们合作最紧密,因为我们对推动中国政治进步
的方式和角色有高度共识。中国政治中书生的思想者与从事操作的行动者之间有难以跨
越的鸿沟。书生珍爱思想,坚信行动应当接受思想支配和指导才是高尚和智慧的。而成
功的行动者对书生敬而不从,因为那些思想在生死博弈中和发展的紧要关头不仅无用,
而且会误导精力,损毁机会。我们则相信没有思想和知识的引领,即使有大成就也难以
保证引领现实走向变革。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行动基础的思想和知识,不会有现实的生
命力。

我与子明在一起切磋最多的,还不是如何从政,而是在我们的处境、选择、经验和教训
中参悟历史、品味人性,以此为基础形成我们的知识见解和行动策略。在80年代,子明
领导组建独立民间实体和实施的政治战略是在新知识的指引下做出的业绩。80年代初
期,子明和中国前沿探索的青年知识分子抓住开放机遇,在引进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和人
文学术思潮的基础上更新知识结构,重建精神世界。80年代初期大量消化管理学、心理
学、社会学和哲学。8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建设独立民间专业实体和开拓新的改革动
力机制的时候,引进行为主义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有关国家建设、政治秩序和稳定、以
及政治变革进程和条件的发展政治学。正是在这个新知识结构基础上形成以独立的专业
实体活动、打造朝野共识、推动和平开放转型的行动策略,并以此指导和统合实体建
设。

此外,我们在最困难和黑暗的时候,一道抗争迫害,维护权益。1991年4月2日我们转到
北京第二监狱的当天晚上,我与狱警发生冲突。值班的狱警扬言用电棍收拾我。子明拍
门大叫:很久没有接触警察的警具,想尝尝电棍的滋味。他把双手伸出送饭的窗口,将
狱警吸引到他那里。8月13日,我因为“闹监”被戴背铐扔入小号后,宣布绝食抗议。次
日,子明宣布与我同进退,也绝食抗议。我们一起在黑暗的牢狱小号中,拼死维护政治
犯的人格尊严。 为了阻止我们相互喊话,第二监狱当局在崭新的禁闭室的楼道里砌起两
堵隔音高墙。8月23日,为了拆散我们,不让我们共同行动,我被转到塞外的北京市延庆
监狱。经历过那种人间磨难的人,不太在意日常琐事。生死之交是一种生命内心深处的
惦念。

回首往事,失友之痛已然难以承受。但最令人悲怆的是,展望未来,很难再有人能与我
讨论行动战略策略!子明走在中国新局势最需要他,我也最需要他的时候。

在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的大转型中,子明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探讨如何改变中国,不仅是
方向,还有现实道路和机制。1989年的镇压和其后的政治清洗及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当
权者的暴力维稳方针,导致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民运和民间运动遭遇摧
毁性打击。体制内特别是党政军中同情政治改革和民运的力量被彻底清洗。胡耀邦和赵
紫阳式的改革者被江泽民和胡锦涛代表的腐败和平庸的党政官僚替代。子明在80年代中
期所说的在改革中形成的新中产阶层,即知识分子、企业家和技术经济官僚这三大社会
集团,是那时支持政治改革的主要力量。到21世纪初,这个力量基础,已经蜕变成康晓
光先生说的腐败暴政的基础,即在权贵资本主义中瓜分发展机会和果实的政治、经济和
知识精英的铁三角同盟。

另一方面,中国大众在片面改革发展模式中,相对剥夺感日益强烈,暴力抗暴风潮遍及
全国。腐败暴政导致的环境、食品和财产安全问题,成为全国公愤的热点话题。群体事
件在频率、规模、话题、组织性、激烈程度、区域和阶层分布,都急剧发展。中国通过
具有开放心态的精英推动和平开放转型的道路似乎被堵死了。这一点在维权运动的命运
上反映得尤其充分。维权运动最初出现,是试图在中共建立法治的架构中,通过司法和
新闻专业活动,解决中国发展中出现的腐败和暴政问题。他们在政治上与反对运动和激
进思潮切割,以去政治化和渐进变革为指导原则。然而,他们不仅连大量的涉及基层地
方党政官僚的问题都无力解决,而且连职业尊严和规范甚至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都难以
保障。

受到镇压和侮辱的维权运动分化出后89反对运动的年轻一代政治领袖。显然,80年代在
改革中形成的新生力量中打造出的朝野共识迅速崩坍,以专业领域中的专业活动为主启
动和完成中国和平开放转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至少已经不再构成足够的压力和动力推
动改革。激烈对抗与革命正在成为在最前沿推动中国变化的新一代政治领袖心中和行动
的选择;他们越来越不满上一代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政治上没有敌人的善意心态
和顾及统治者容忍度的温和行动策略。中国政治博弈趋于更加激烈的对抗。不仅中国变
革动力机制发生根本变化,而且反对运动和民间运动的生态也在激烈冲突中新旧交替。
统治者越来越难以靠腐败暴政维持统治。一场新的变革机遇正在逼近或已经出现在中
国。此时,我们需要新的时局分析、变革动力机制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行动策
略。

但是,在中国政治和民间运动都发生深刻转型的时候,80年代的中国精英不仅知识结构
还没与时俱进地更新,政治文化更是在厌恶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和激进主义不宽容的情
绪支配下,拒绝理解和思考政治变革的真实动力机制。

我本人在2006年博士毕业后,决定告别旧的动力机制知识上形成的行动策略,开始尝试
开发适应新形势的新的变革动力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行动策略,积极参与推动变革
的实践。为此,我参与组建新的政治组织,推动街头政治风潮。此时,我最想与之交流
心得、切磋当否和改进策略的是子明。然而,由于政治监控,子明无法与我进行这种交
流。不过,我一直期待着机会。子明辞世,使得我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我相信,如果
有这样的机会,子明会理解和支持我的选择并提出睿智的建议,因他学习和领悟能力都
极强,会很快更新知识结构补充政治转型知识。

如果子明能够有时间和机会更新知识结构,他不仅会为未来改革提出更好的建议,他甚
至会重新思考中国过去的政治史和当下的争论,修订和补充他现在的一些著述。

许多人悼念子明都提到,子明的逝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但一个时代的终结并不意
味着一个人在历史中的影响的消失。如果子明仅仅在思想、知识和行动策略上引领80年
代的中国变革,那么,子明会随着一个时代而消失。但子明的精神、心态、胆识和创造
性,会永存,成为在黑暗中坚守良知、推进变革的人的榜样。不过,在思想转换、知识
更新和行动策略调整上,子明具有潜力、本该在新的时代引领变革的。我为这一缺失痛
感悲怆!为我必须自己独自走完这段未知的路痛感悲怆!

2014年10月24日星期五于美国新泽西州

王军涛是陈子明的生前好友,1994年在中美两国政府安排下赴美,获得哈佛大学公共管
理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在美国参与创办和领导中国战略研究所、中国宪政
协进会、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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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2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11-03 10:30:49 提到] [FROM: 209.]
百岁学者与世长辞:被尘封的依法治国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01 日 由 lixindai

上海的一个弄堂内,103岁的卢绳祖安然辞世。

他出身望族,考入著名的东吴大学学习法律,为了报效祖国,拒绝留洋。按照所接受的法学训练,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要重证据,以法律为准绳……建立司法队伍,要法治不能搞人治”。这些文字成为他被打成“右派”的证据。最终,他以银行点钞员的身份退休。

他和他的同学们,本该在中国法治史中占据重要地位。

这个被遗忘的法律精英的故事,是时代的悲剧,佐证了建设法治国家之坎坷。

他去世的一个多月后,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罕见地以“依法治国”作为主要议题。卢绳祖曾描述的法治时代图景,或将到来。

1 东吴法人

卢绳祖和他的同窗们,毕业于民国时代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同属“东吴学派”。这个而今听来有些陌生的学校,曾代表着中国法学界的至高殿堂。当时学界提起法学标杆,无不提及“南东吴、北朝阳(朝阳大学,今中国政法大学)”。

考上这所名校时,卢绳祖年仅18岁。他的父亲是曾任民国三省教育厅长的卢殿虎,卢绳祖喜爱花草,本想进修植物学或者医学。父亲希望家里将来能有人从政,就安排卢绳祖学法。这个决定影响了卢绳祖一生。

以英美法学和比较法学见长的东吴法学院,培育了大批法律专才。这所由美国教会于1915年在中国创立的学堂,是中国唯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也是亚洲第一所比较法学院。其教学宗旨便是让中国的学者研究了别国的法律,从而改进中国的法律。

在校期间,卢绳祖等人系统地学习家庭法、刑法、诉讼法、民商法等知识,并可以选修大陆法、英美法和中国法三种不同法律体系中各类科目,以“适应这个国家需要的法律教育”。当时东吴法学院的教育理念便是,让学生广泛学习世界不同的法律体系,自觉地对不同法律做出比较。

1934年,卢绳祖毕业,在校期间,他获得了斐陶斐奖,斐陶斐是由民国各家高校共同全国性励学组织,其奖项全国每年只会颁发两三个。

事实上,同期的毕业生都足够优秀,和卢绳祖同届毕业的裘劭恒、梅汝璈、杨寿林、许之森等人,后来在法学界都各有建树。

1946年,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官,几乎全是东吴师生:检察官向哲浚,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助理检察官裘劭恒,检察官顾问鄂森、桂裕,法官秘书方福枢、杨寿林,检察官翻译高文彬、刘继盛、郑鲁达。

人才荟萃的东吴毕业生,共同打造了民国法学的黄金时代,然而因为抗战,黄金时代被迫中断。

从学校毕业后,卢绳祖考入交通银行担任法律顾问,后晋升为最年轻的首席顾问。他牢记着东吴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相信可以用法律梳理乱世的中国。

抗战时,卢绳祖和妻子姚慧坤相识。姚慧坤是同盟会上海地区负责人,两人志趣相同,1937年结婚。

婚礼时,正值上海守军艰苦抗击日寇,夫妻二人决定把婚宴费用和礼金全部捐给了坚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婚宴缩减成了茶话会,不少到场亲友不知内情,纷纷咂舌,经济条件优越的卢绳祖怎会抠门至此。

此后,卢绳祖的四个儿子相继出生,那是一家人最为幸福的一段时光。

新中国成立之初,卢绳祖收到联合国法律事务厅投来的橄榄枝,给了他6张船票,希望他能出任联合国官员。

卢绳祖拒绝了这个机会,他说“相信共产党能建设好中国”。

然而,凄风冷雨即将袭来,卢绳祖的母校东吴法学院,被人指责历史上与资产阶级有着过于密切的联系,且外国色彩浓厚。历史学者康雅信曾在书中写到,“东吴法学院很难找出一名共产党员”。

卢绳祖和东吴学派的命运开始悄然转变。

2 因“法治”获罪

起初,改变是平静的。

上海市长陈毅亲自任命卢绳祖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大科房产科科长。他的工资降到190块钱,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卢绳祖不再需要处理仲裁事物,不再需要做翻译工作。卢绳祖曾回忆说,“1949年之后,国民党《六法全书》废除,法律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军管会的政策”。

国民党《六法全书》指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宪法”、“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该法律体系和德国、瑞士等国家相同,属世界流行的成熟法典,至今台湾仍在沿用。

《六法全书》所塑造的法律体系,特别是不涉及政治的部分,本身具有高度的合理性和成熟性,但受教条主义影响,当时,这个法律体系不加分辨地被严厉批判。

1949年2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的王明,代写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指示中称,“国民党的全部法律只能是保护地主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镇压与束缚广大人民群众的武器”。指示发出后,周恩来在原文首页右侧做了如下的批示:“对于旧法律条文,在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精神下,还可以批判地个别采用和修改一些,而不是基本采用,这对今后司法工作仍然需要。此点请王明同志加以增补。”遗憾的是,这段批示在最后的正式文件中并未被采纳。

“废法”变得不可阻挡,新中国法制建设上全盘照搬苏联法的模式,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政策治国,中断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那个时期的东吴法学院正在经历院系调整,学校并入华东政法大学不复存在,而曾经教授的“资产阶级”法律被彻底废止。

东吴校长杨兆龙的女婿、华东政法法学教授陆锦璧评价那段时期,“当时一直强调要用蔑视和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国民党《六法》及英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中外法律文化遗产统统被当作反面教材来批判,而自己又无力制定新的法典和创造新的法学。”

东吴法学院的生命至此戛然而止,而遗落各地的东吴法人开始经历各自的苦难。

上世纪六十年代,卢绳祖受好友之邀,发表文章,“为党献计献策”。文章写成后,因为观点犀利且理论水平很高,单位把文章中关于法治问题和苏联问题的部分摘录出来,送到报社发表。

妻子姚慧坤闻之大惊,急忙劝卢绳祖千万不要发表文章,恐会因言获罪。夫妻二人第一次意见不合,起了激烈的冲突。最终,卢绳祖妥协,连夜去报社要回了文章。

然而,文章的影响已覆水难收,1958年,反右补课,那篇文章成为铁证,卢绳祖被指“用资本主义民主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恶毒之极,是彻底的大右派”。

反右运动中,东吴人几乎都被打为右派。“只要是我认识的(东吴同学),差不多都是右派”,卢绳祖生前回忆道。

东吴毕业生中,盛振为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判处甘肃劳改十年;陈晓被指控为美国特务,批斗连番不休;居同匮因留美国历史,长期受到隔离审查,下放到一个街道的门市部里去卖猪肉;裘劭恒所在事务所关闭,他成了点心铺里的营业员;许之森被打为右派,降格在中学里教英语……更有太多的人,或因不堪折磨自尽或因病重早早离世。

晚年,有人问卢绳祖他和同窗是何原因被打为右派。

“什么原因?没有原因。”老人回答。

时光跳转到新世纪,银行系统清理旧材料,卢绳祖的老同事、老领导,曾任交通银行总行党组书记的王爱身,在档案室看到卢绳祖当年那篇文章。

“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要重证据,以法律为准绳”,“建立司法队伍,要法治不能搞人治”,一行行语句穿透岁月。

“字字珠玑,放在今天也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王爱身震惊,卢绳祖当年的文字,正是三十年后法治建设的内容。

她含着眼泪烧掉了材料,后来提起此事,她说,“生怕哪天卢绳祖再因这篇文章获罪”。

3 退休后重拾法律

从农场改造两年后,卢绳祖回到银行,职级连降六级,工资从190降到74,组织安排他的岗位是事后监督,别人点完钞票,他负责审核一遍。“饭桶都可以做的事情叫他去做!”,王爱身毫不客气的说。

一家人也因卢绳祖的右派身份受到牵连,卢绳祖的四个儿子,无人继承衣钵学习法律,“念法律是危险的学科”,长子卢尔健说。

在四人帮被打倒的第三年,卢绳祖的命运终于迎来了曙光。然而此时他已是66岁的老人,银行点钞员身份退休,在家赋闲多年。

1978年,卢绳祖进入社科院法律研究所担任特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同时从事立法研究工作。此外,他还受聘担任投资信托公司法律顾问,中信银行法律顾问,中国国际贸易仲裁促进委员会。此后,他受交通银行总管理处邀请担任,交通银行总行咨询委员和首席法律顾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贸易方兴未艾,但从业者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仲裁,甚至连仲裁两个字都会写成“众裁”。

卢绳祖参与组建中国国际贸易仲裁促进委员会,并开设仲裁法培训班。卢绳祖的二儿媳妇是唯一继承老人衣钵的人,她至今记得课堂上,卢老师时不时蹦出一两句英语,口音非常地道。

九十年代初期,因香港回归在即,需要对香港原有的英国成文法进行审查,然而,因为知识断层法律空白很多,这项工作无人胜任,英美法系背景的“东吴遗老”再度被想起。

卢绳祖参与其中,组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工作的,正是他的同学裘劭恒。

“文革”结束之后,一位至交好友闲聊时得知裘劭恒竟在点心铺里卖东西,急忙向中央请示为他平反,裘劭恒才又回到教书,之后才能建树颇丰。

组织起草香港基本法之后,卢绳祖和裘劭恒多次共事,当年的精英毕业生销声匿迹后再度重聚。社科院工作期间,卢绳祖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密法起草工作,裘劭恒就拿着这份文件送到中央供大家学习。

那时候,卢绳祖也带过博士生,晚年的他早已忘记了学生的名字,“我当时带学生的时候,(用的)都是我在东吴大学学的英美法的东西,就是common law(普通法)”。

这些东西被否定了近三十年,三十年后一切才回到应有的轨迹。

4 暮年著书

晚年时,友人去拜访卢绳祖,时常看到老人坐在窗边,手里拿着一本快要翻烂的纪念册。那是东吴法学院1934届毕业纪念册,泛黄的书页已经全部散落,老人不用放大镜,应该是什么都看不见,却仍然看得聚精会神。

老人在缅怀那个东吴法人的黄金年代。然而,缅怀之外,他更愿用实际工作流传薪火。

事实上,东吴的薪火并未断绝。1954年,台湾东吴校友会重建东吴大学,继续突出英美法教学,为学生提供上大陆法或比较法专业的选择机会。东吴学派的传人们推动着台湾法治建设,并在各种国际事务中扮演着活跃角色。

在大陆,东吴老人的晚年大致有同样的一项重任,译制多部法律著作,卢绳祖参与的有《牛津法律大辞典》、《瑞典的仲裁》、《元照英美法词典》等。
这些工作并非政府发起,而是老人们自愿参加,更多时候甚至不要酬劳。他们希望让法律回归学术,让中国的法学接轨世界。

11年前,南方周末以《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刊发特别报道,老人们奔走相告“终于有人认可我的知识了”。他们并未停下著书的工作,而是继续与时间和生命赛跑。

为翻译这些著作,卢绳祖脑血管痉挛晕倒在书桌旁,进医院后还不肯休息,继续翻译词条。

直到死去,卢绳祖也没有享受教授级别医疗待遇,因为他是银行点钞员退休,儿子卢尔臧多次为父亲争取待遇,但未能如愿。

关于待遇,家人从没有听过他抱怨,晚年的他只喜欢花草,经常要去门口一家花草市场闲逛,却总是舍不得买。

有人问老人,你怎么光看不买,逗得老人咯咯直笑,此景被家人抓拍下来。

2014年9月1日,卢绳祖与世长辞。那张憨笑的照片成为灵堂中的遗照。

当年南方周末报道刊出后,东吴老人们有一个约定,今后无论谁离世,都要用文字祭奠。

追悼会上,有人朗读悼词,“卢绳祖世家出身,学有所长……一生兢兢业业,最终安详离世”。

听着悼词,儿子卢尔臧轻声说,“这不是父亲的全部,很多历史,不得不一笔带过”。

来源:搜狐网
 
2   [dokknife 于 2014-10-29 13:48:02 提到] [FROM: 72.]
北京三百人出席陈子明追悼会,警方如临大敌
发表于 2014 年 10 月 26 日 由 qianren

曾被中国政府称为六四“幕后黑手”著名异议人士陈子明追悼会,星
期六(10月25日)在北京昌平殡仪馆举行。包括参加过“四五运
动”及“六四”的近三百名自由作家、学者前往送行。当局出动一百多
名警力在通往殡仪馆途中设卡,逐一登记出席者身份资料,但没有
阻拦。也有十多人被控制在家中。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
向陈子明敬献花圈,并对当局限制人们出息追悼会表示愤怒。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陈子明的追悼会,星期天上午7点30分在北京昌平
殡仪馆举行。北京知识界,学者近三百人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下进
行。陈子明的好友郑也夫代表社会各界在悼词中,高度评价陈子明
为中国民主、宪政所作的贡献。警方没有干扰追悼会,但在场监
控。一位与会者在追悼会结束后告诉本台:“今天上午七点半在昌平
殡仪馆举行了陈子明的告别会,周围警察密布,由于住在市区的人
要赶到郊外昌平,所以交通非常不便,但是出乎意外,还是有近三
百人参加”。

陈子明因胰腺癌于10月21日在北京去世,享年62岁。

当天,遗体告别大厅摆满了花圈,其中也包括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
的政治秘书鲍彤、六四学生领袖马少方等人献上的花圈。上午9点左
右,陈子明的灵柩在乐队伴奏下,由殡仪馆工作人员移送火化。

出席会议的一位匿名人士对记者说,参加告别仪式的主要是:“北京
自由知识界的著名人士,比如张立凡、张千帆、孙立平、荣剑、施
滨海、徐友渔也参加了,鲍彤松了花圈。有些人从昨天下午到今天
早上,被阻挡在家里,不让参加告别会,比如鲍彤的秘书吴伟、王
东成、杨支柱等都被阻挡在家里。据说,被阻挡在家的大概有十来
个人”。

鲍彤对本台表示,他没有参加陈子明追悼会有两个因素:“一是我自
己不出去,一个也确实是他们要求我别出去。我自己不出去的原因
很简单,第一,我如果去了以后,有很多人跟着,走到哪里,哪里
的气氛就变了。本来是沉痛哀悼,很严肃、悲伤的场合,我去了以
后,就搅局了,破坏了气氛,所以我不愿意去。所以任何一位朋友
去世,我都没有去过。另外一个理由是,我去了以后,有人就不放
心,就会在那种场合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这就会发生一些误会。
我也不希望看大这样一些场合,我送了花圈”。

对于当局限制多人出席告别会,鲍彤表示愤怒,他说:“哪里有根据
法律不让人出席朋友的追悼会的,由此可见依法治国是什么内容,
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去,有的人不可以去?这是一,第二,为什么有
的人不可以去,有的人可以发命令不让别人去,这又是问题,所以
这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到底是怎么一回
事,现在还不分明,我看渐渐会分明”。

鲍彤说最可能的解释是:“就是上面的精神还没有到下面,如果发生
这种情况,上面应该表示,下面的人(做事)不符合这个精神的。
发布这个命令的人起码应该开除党籍,如果他是共产党员,因为按
照共产党的章程,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如果不执行党
章,应由现在执行党章领导机构负责,对不对”。

参加追悼会的人士称,警方如临大敌:“上午七点以后,所有进入殡
仪馆的车子,都被拦下,逐一盘问参加谁的追悼会,倒是没有听说
有人被阻挡在门口,但是有这样一个形式。殡仪馆里里外外,着装
或不着装的便衣警察,据说达到一百人,从接近殡仪馆的路口都有
警车”。

出席告别会的人士还告诉记者一个特点:“今天参加的人当中有一个
特点,就是当年参加四五运动的和六四的,相对多一点,这也是当
局花怎么大力气防范的原因”。

陈子明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投身中国民运
数十年,曾参与1976年“四五运动”,1979年西单民主墙运动及八九
民运。“六四”事件后,与王军涛被当局指是“幕后黑手”,陈被判刑
13年。

□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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