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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大于法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10-29
更新时间:2014-10-29
浏览:547次
评论: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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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其实就一句话:还是党大于法
2014-10-29 09:07:27 美国之音 [0条评论,查看/发表评论]

  中共四中全会闭幕一个星期后,当局推出了这次全会的最重要成果:一个中共中央
的《决定》。周二,新华社在发布这个决定公布后不久就又发出一个习近平就这个决定
作出的说明。海外部分舆论说:习近平和中共四中全会的意义和成果就在于:依法治国
的核心和实质还是依党治国。

  按照习近平的说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根
本意思是,中国宪法终究是姓“党”不姓“德”(德先生:democracy)。
  依法治国,依党治国?

  中共四全23日闭幕,新华网28号“授权”发布了这个1.7字的决定,又随后很快发表
了习近平就这个决定作出的说明,也有好几千到一万字。中共四全这个冗长“决定”,如
同四全刚闭幕后发出的公报一样,都提到了马列主义、毛思想、邓理论、江泽民的“三个
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的讲话精神。

  “决定”很长,中国各主要媒体纷纷用图解,扼要、精髓、精神、简要等“快餐”式解
读方式,让读者能一目了然、提纲携领,掌握主要精神。

  按照这个“决定”,中共四全的主要核心成果和价值就在于执政党意识到要想长治久
安就必须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的原则和实质是坚持党的领导。

  决定说: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
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 验。”

  决定说:中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
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
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
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
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必
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
基本方式统一起来……”

  宪法规定,各取所需

  中国宪法(序言)说:“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
社会主义道路…。宪法还说:“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
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
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以上这些论述和观点,是当今中国左派、毛派以及“爱国”人士的口号、座右铭和理
论实践基础或“追求目标”。社科院长王伟光不久前就重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
政”。军中“呐喊派”将军罗援周三在新华网思客论坛发表文章题目是:爱国者的权利和尊
严需要法律的保护。文章说:维护宪法权威性,维护“公民的爱国权利和义务,坚决打击
和惩治出卖国家利益的犯罪行为。”

  而自由派和维权派则强调宪法三十五条给予老百姓的“几大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更多中国公民则认同宪法第五条中这样的论述: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
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习对“决定”的说明,引来质疑者的说明

  习近平对中共四全这个决定做的说明,其中谈到了决定起草背景和和过程。习近平
难得地提到了保障人权:“到2020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
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四全“决定”和习近平的“说明”公布后,中国媒体一片叫好声和解读声。不过,海外
出现不少商榷和质疑声。香港苹果日报周三报道,援引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的话说:这
个“决定”在技术层面上有些举措,但“总体看中共‘一党专政’没变,怎么治法律说了
算,但法律怎么解释,却是党说了算,最终还是党的领导、党比法大。”

  章立凡说,中共强调依法治国,但说一套做一套,铁流、曹保印等都是在四中全会
闭幕日被批捕,方舟子更因质疑周小平而被全面噤声。“法律不以领导人意志变化而变
化,实际上就因为领导对周小平注意了,就把方舟子封掉,这种做法岂非自取其辱?中
国讲法治面面俱到,但执行起来还是以党治国。”

  在海外,台湾联合报周一发表社论说:四全落幕,推出公报和“决定”,但“太阳依旧
升起,‘党’依然屹立于‘共和国’之上”。社评说,在公报字阵中,真正的关键字是“依宪
治国”。但“依宪治国”埋在文山字海里“党的领导”则不断跳上眉眼。。

  社论说:整份公报是一组矛盾叙事,是共产党自我的灵肉交辩,更是理性和利益的
相持不下。既知“依宪治国”是理性回归,却又割舍不下“党的领导”的权力滋味。

  社论说:一九五四年第一部共和国宪法实施,毛泽东却在党内会议上说:“我们有不
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至于宪法约束之
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

  毛泽东说过自己无法无天,但他是否说过这种如此蔑视宪法的话?历史学者章立凡
经过查证,倾向于毛没说过。章立凡说:毛这个讲话疑似伪造。“同一讲话存在多个版
本,内容参差,顺序混乱,用词和历史年代不符,“均未见诸文献记载”。

  联合报周二还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中共宪法终究姓“党”不
姓“德”(democracy)。评论说,四全结束,强调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俨然将成法治
国家,网络上一片喊“挺”、“严重同意”、“习大大万岁”。这位习“万岁”上任两年,除了
党政军共十个职务集一身之外,也开始兼管政法系统。这在正常国的法治国家不可能出
现,而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评论说:大陆宪法明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
道路”,换言之,若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违宪。好一纸千秋万世由党领导制定的
一党专政保证书,这在运动场上叫“选手兼裁判”,在逻辑上交“套套逻辑”,在文学上
叫“回文”,中共的意识形态在制宪时即已法制化。

  习是毛邓,连“捆”带“煳”?

  最近在海外出版了一本书《毛邓遗祸》,作者是刘子良。该书引述中共前总书记赵
紫阳的智囊鲍彤的话说,毛和邓,都做了一辈子中国梦,希望中国组织起来,十亿如
一,成为天下无敌战斗力,天下无敌劳动力。这是相同的,“但他们二人的办法不同。毛
的办法是用绳子把十亿捆在一起,邓的办法是用gdp把十亿煳在一起。捆的办法肯定不
行,煳的办法好像也不是太得手应心。”

  还有网友评论说:习是集毛和邓大成,捆煳都用,连捆带煳,又捆又煳。

  中华时报传媒集团董事长曾晓辉:话说毛泽东进入历史之后,习惯有强人领导并由
领袖代为安排人生的一部分中国人心里一直很失落,于是唱着红歌,“心中想念毛泽
东”。如今虽然毛泽东虽然没有重回人间,却盼来了一位要效法毛铁腕治国的政治强人习
近平,其魄力一点不输于毛左当年热烈拥戴的薄熙来。

  红柿子会:1954年毛泽东:宪法要征求广大人民的意见;1982年邓小平:宪法要保
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1999年江泽民:国家机关、政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
的活动准则;2002年胡锦涛: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2012年
习近平: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宪法:坚持党的领导。

  亦醉亦醒no1:我一直在思考习近平的执政风格和历史地位的问题。今天突然闪现出
一个观点:习近平是站在两个巨人的肩膀上,而且把把他们的思想和理论继承得最好、
结合得最好的一个中国航船的舵手。这两个巨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同时,
习也是将理论和实践向前大幅推进的一位领导人。

  这次四全发出的重要文件,都提到了马列毛邓的主义、思想和理论。《毛邓遗祸》
一书说:把毛的“前30年”和邓的“后30年”看成一个整体,也是符合史实的。毛祖和邓
宗,政策很不同,风格也不同,那是“小异”;相对地说,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大同---毛
祖邓宗共一党,而且共同维持着一个时代---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时代,共同维持着一种制
度---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制度,共同梦想着实现一个目标---共产党永远领导一切的伟大
理想。

  “他们是夺权掌权用权维权的关系,有时更多地着眼于权,有时更多地着眼于利,是
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本质区别”。

  这次中共18届4全决定:“政法委是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组织形式,必须长期坚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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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5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11-16 10:30:33 提到] [FROM: 72.]
中国反腐与富人转移财富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15 日 由 qianren
英国《金融时报》 桑晓霓 报道

最近香港媒体发表了一篇令人难忘的文章,文中附了一张图片,比
较了一摞总值2亿元人民币的面值100元人民币钞票,和香港铜锣湾
(Causeway Bay)的一座著名摩天大厦的高度。这张图片意在展示,
据报在国家发改委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一处房子里搜出的现金数
量。

据香港报纸《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报道,最
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表示:“这是1949年以来,
我们在单次行动中,从贪腐官员那里查获的数额最大的一笔现
金。”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已确认超过500名涉嫌贪腐的官员逃至
海外。

中国的反腐行动已经查出了大量涉嫌贪腐的非法所得。但这场运动
可能还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将资金转至境外,这加速了资本外
流,而就在同时,人们对增长放缓的担忧也使人民币的吸引力下降
了。

许多中国企业加快了海外投资的步伐。10月,鲜为人知的中国保险
公司安邦保险集团(Anbang Insurance Group)以19.5亿美元从希
尔顿酒店集团(Hilton Worldwide)手中收购了纽约华尔道夫酒店
(Waldorf Astoria hotel)(安邦向黑石(Blackstone)控股的希
尔顿授予100年的管理服务合同,促成了这笔交易)。同一周,安邦
还收购了一家比利时保险公司。总部位于上海的企业集团复星
(Fosun)已经变成了一家频频出手的收购者。有时,复星对一些二流
资产的收购价比许多人认为的最高价还高,比如华尔街上的一座老
旧办公楼。

保险公司尤其喜欢进行海外收购,预计将很快成为中国资金流入海
外的主要源头。但越来越多的中国收购方是较小、较不知名的实
体。一位在香港执业的律师说,在很多情况下,收购资金的来源不
清楚,企业和其所有者之间的界线也很模糊。他已参与了一系列这
样的交易,并不是所有交易都能成功。

这些交易已成为资金流出中国的最新渠道。它们和中海油(CNOOC)和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等国企在政府指令下、为获取海外
自然资源进行的收购相去甚远。事实上,考虑到交易缺乏透明性,
许多此类投资似乎更像是一种资本外逃,而不是真正的对外直接投
资。

现在,香港的私人银行家为内地的客户提供林林总总的海外投资方
案,它们还附带为买家取得外国护照资格的额外吸引力。这些银行
家表示,在反腐行动启动之后,这类需求急速上升。一位曾专精于
企业并购的著名律师,现在帮助中国富人团在美国置产。这类交易
不会吸引那么多的审查,通常还为买家和他们的家人提供居留权。

目前,数据已开始支持来自私人银行家和律师的坊间传言。尽管有
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今年第3季度中国的外汇储备仍减
少了1000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降幅最大的一次。大和资本市场
(Daiwa Capital Markets)的赖志文(Kevin Lai)表示,根据国际
收支数据,第2季度中国经常账户以外流出510亿美元,9月的数据表
明第3季度流出1220亿美元。这是对美联储(Fed)量化宽松初期情形
的巨大逆转,当时多达1万亿美元流入了中国。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乔虹(Helen Qiao)等分析师认
为,部分原因是美元增值,而人民币的趋势变得不确定,因此企业
在偿还美元债务。但北京方面把对资本流动波动的担忧用作推迟进
一步改革的理由,这使富人和一些紧张的人更倾向于把资金转至国
外。

中国经济放缓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外国投资者的担忧。而当前的放缓
似乎使局内人都失去了信心,将资本转移到国外,这就更令人警惕
了。

译者/许雯佳

□ FT中文网
 
2   [dokknife 于 2014-11-03 10:46:18 提到] [FROM: 209.]
中国在党的领导下搞依法治国
发表于 2014 年 10 月 31 日 由 lixindai

作者:杰安迪, 储百亮

2014年10月24日

北京——共产党领导人周四审议通过了对司法改革问题的决定,希望能把法律制度变得更可预见,以解决对中国受政治影响的腐败司法制度普遍不满的问题,但同时保持党对法院的牢固控制。

决定在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为期四天的秘密会议之后出台,国有新闻媒体把其宣传为“依法治国”的里程碑。

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一份公报,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尽管公报没有多少具体内容,但党表示愿意接受用更公正、基于规则的方法解决法律纠纷、起诉犯罪分子的决定,可能具有潜在的深远结果。支持者说,这将让中国的法律制度更有序,但批评者认为,这不大可能解决最严重的侵权问题。

专家表示,从最好的角度来看,改革决定可能会减少一些最不公的司法情况,这些情况导致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比如失地农民、被工厂欠薪的工人,以及上当的投资者。

但他们警告说,改革不会削减党的权力,党对针对其权威的挑战越来越不能容忍,也不大可能让法院完全摆脱地方官员的政治影响和干预。

具体来说,公报中诸如“人民权益”和“法治”的说法可能被误释,分析人士说,因为党对司法独立以及不可侵犯权利的定义与西方的概念有很大差别。

实际上,公报在共产党将保留其对司法制度的最终控制权的问题上让人毫无疑问。

公报说,“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

通过改革国家的司法体制,包括改进法官培训、提高法官工资,以及不让地方官员决定法院的预算和任命,习近平在试图防止对案件审理的某种干扰,这类干扰令普通老百姓愤怒,加剧了人们对共产党的不信任。

决定中讨论的内容包括,把对法院运行经费的拨款权转移到省级政府,剥夺地方当局对一些事务的影响,比如法庭维修或工作人员工资等,还包括授予法官们判案的能力,无需得到更高级法官的批准。地方政府也可能失去司法任命的权力。

“如果党要维持其合法性的话,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因为合法性不只是靠抽象的概念和时髦术语得来的,”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中国司法体制的助理教授孙晓(Flora Sapio)说。 “你需要给人民提供些具体的东西。”

但是,她和其他法律专家指出,习近平没兴趣创造一个可能做出不利于党的政策和利益的判决的司法系统,尤其是在对有政治敏感性、或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案子的判决上。

因此,著名维权律师滕彪本周在香港东方日报网站上写道,中国政府谈“法治”,是像“一只声称有下蛋理想的公鸡”。

“那种政治制度在根本上与法治格格不入,”滕彪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接受采访时说,他现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他们主要是想用法律来控制社会,控制公众。”

习近平改革司法体制的努力,与他针对官员展开的很受欢迎的反腐运动有许多类似之处,他企图限制一个庞大且有时贪婪的官僚机构,这个官僚机构已经把中国的司法体系变成了一个索取贿赂和兜售影响的肥水槽。

周四发布的改革决定是为了防止翟志平经历过的那种卡夫卡式噩梦的发生,翟志平是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的一名商人,他和妻子王彬因欺诈指控被关押了三年多,最后法庭以缺乏证据为由打发了他们的案子。

这对夫妇的案子涉及一笔做砸了的相对小规模的煤炭生意。他们在向法院起诉一位非常有人脉的商业伙伴欠16万三千美元(约合100万元人民币)款项未还之后,遭到便衣警察伏击,被拉到另一个县的法院,以欺诈罪受审。

他们被审了四次,每次都被判有罪,每次的判决上诉后都被推翻。在一次审理中,法庭判处他们有期徒刑8年6个月,之后法官表示道歉,说自己受制于更有权的官员,别无选择,那位官员的亲戚与那笔生意有关。

“他们一点也不尊重法律,”翟志平说,他和妻子在今年五月最终获释。“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钱,他们用国家赋予他们的权力搞钱。”

自从习近平2012年出任党的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以解决体制中某些最糟糕的问题。司法部门推翻了一系列的死刑或长期监禁的错判。虽然中国处死的犯人人数仍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的还多,但据总部位于旧金山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Dui Hua Foundation)统计,从2012年到2013年间,中国的死刑使用减少了20%。

去年,政府废除了劳教制度,但仍保留了其他的法外拘留渠道,那个不通过审判就可将人关押的制度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今年六月,党的领导人还通过了一套试验性措施,旨在把中国的大约3500个法院、以及2万名法官变得更专业化,更一致地使用法律。

中国的法官在他们20多岁被任命之前,往往没有法律实践的经验,但是律师们说,这与过去的情况相比已有很大的进步,过去的判案人员曾是从未接受过法律训练的退休警官或退役军官。

然而,中国的法官需要对付不断增长的工作负荷,而他们的年薪最低只相当于每年8,000美元(约合5万元人民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13年,中国法院总共受理了1420万桩案件,包括上诉、再审和执法听证,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7.4%。法律系统的官员何帆去年在一份法院报纸上写道,有些法官一年要判七八百个案子,还要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

由于地方政府控制法院人员的工资和任命,法官常常不得不按照大权在握的官员的要求行事,或按照每个法庭都有的共产党政法委员会的意志行事。清华大学法学教授何海波说,许多中国法官由于在判案上不能排除干扰而士气低落。

“他们深感沮丧,而且有时虽然法官不同意判决,但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在判决书上签名,那很令人有失尊严,”他说。“中国的法官不仅没有威信,有时甚至没有尊严。”

虽然有关司法改革的更详细内容预计下周才会出来,但从这个泛泛的决定来看,改革将试图解决一些法官缺乏尊严的问题。除了把法院预算转交给省级部门决定外,还有一个提议将把司法管辖扩大超出一个地方当局的范围,这可能会削弱地方官员的影响力。

即便如此,法官仍可能在做出裁决时偏向“地方领导和强大的地方利益”,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教授基思•J•翰德(Keith J. Hand)说。

习近平的计划在地方上如何得到执行也是一大问题,地方政府抵制中央政府命令的历史由来已久。由于中国官僚机构受反腐运动的影响,失去了很多额外收入的机会,一些地方官员可能没心思合作。

曾被错误判刑、来自中国东北的商人翟志平说,他不相信中央政府新近发现的法治热情会渗透到遥远的地方司法管辖区,比如黑龙江。

“这个地方离北京很远,太遥远、太落后了,”他说。“在这里,他们不把我们当回事儿。”

杰安迪(Andrew Jacobs)、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Patrick Zuo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Cindy Hao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3   [dokknife 于 2014-11-03 10:29:55 提到] [FROM: 209.]
胥志义:“陈伯达现象”与智力异化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01 日 由 lixindai

  叶永烈先生介绍陈伯达,说他前半生理论上有所建树,也有某些独立的观点和思想,而后半生则和权力缠夹不清。他后半生的工作,用陈伯达自已的话,就是把主席的一句话变成一篇社论,独立的思想荡然无存。更有甚者,为了官位,他煞费心机去打听主席说了什么话,看的是什么书,窥测揣摸主席用意以迎合。这就不但丢失独立的思想,也丢失独立的人格。所以他或许在自已的专业领域具有创新的知识与能力,却由于陷入专制体制的官场之中,很难有创新的成果。这类文人有很多,如张春桥,姚文元等。他们都具有较高的知识与能力,或许都能做一些于社会进步有意义的事,却把知识和智力用于媚权,并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叶永烈把这类人的这类行为,统称为“陈伯达现象”。

  岂止文人,专制体制下的官员,鲜有不去揣摸君王或上级的。揣摸什么?思想用意性格爱好等等,无不包括其中。揣摸是为了迎合,这里有自保的恐惧,也有利益的谋求,所以殚精竭力。除了揣摸,只要是在专制体制官场上混,还需其它种种技巧。要说假话空话以修饰形象;要恩威并用以驾驭下级;要费尽心力去排除异已,还要防备异已对自已的暗算。一本“厚黑学”写尽官场上官员的智力所向。这种智力有时还需特别高超。以陈伯达如此高智商,在庐山会议上也未能洞察主席用意,以致翻了船。所以,能够在专制体制官场上如鱼得水之人,无不是智力高超之人,如果把这种智力用于创新,用于做一件或若干件有意义的事,成功的概率很高。遗憾的是,这种权力争斗和倾轧,于社会进步亳无意义。在权力争斗和倾轧中的智力运用,显然是一种智力的异化与浪费。

  一般官员如此,专制体制下的最高统治者,或想成为最高统治者的人,他们的精力和智力,更是用在争夺权力与维护权力之上。所不同的是,他们除了自已需要智力,更多的在于用人,所谓“招贤纳士”是也。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开明。实际上,这些“贤士”的智慧大多是为他争夺或巩固权力服务。是他争权保权智力的延伸。描写清朝皇帝的历史小说中,说雍正在登基之前,与其它皇子争位,请了一位谋士,谋士教他:“争是不争,不争是争”,意思是说不要张扬,不要造势,不要显露出争的思想和行为,而不争正是在争。这一计策确属高招,非一般人所能想出,也帮雍正登上帝位。我突发奇想,以此人之智力,如果他脑子里有较多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不是观形察势的官场知识,正在苦思东西为何会从高度往下掉的古怪问题,而非是行为进退趋避的谋略,坐在树下被苹果砸了头,是有可能想到万有引力定律的。中国历史上的智人,学的是争权保权之术,做的是争权保权之事,关注的是争权保权过程中的谋略。鲜有人真正去涉及并专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学好文武艺,只为帝王家,实际上是只为权力。他们(包括帝王)在历史上叱咤风云,改朝换代,建国立国,常常自称功绩伟大辉煌,可他们的这种功绩,能有益于人民?能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瓦特发明蒸汽机,华盛顿建立民主制度,斯密写《国富论》的功绩相提并论?

  中国是世界上统治文化最发达的国家。简单地讲,是维护统治权力方法最多的国家。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产生大量的统治权术。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如“封建制”与“郡县制”对权力得失的争议等等。一部中国专制体制下的思想文化史,就是一部统治权术的完善史。中国的人文学相较于自然科学,不知要发达多少倍,却没有伸张人权的思想洞见,没有对权力丑恶的精辟分析。没有对制度与社会进步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人文领域充斥争权保权的方法研究与愚民的思想教化。所谓“以史为鉴知兴替”的兴替,本质就是权力得失,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讲的是人民力量对权力得失的影响,立足点还是权力,如何能从中生发出人权理念和民主思想?毛泽东年轻时,研究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利益,寻找造反的理由和依靠力量,后半生掌权之后,则“二十四史”不离床头,沉醉于权力得失的历史经验教训之中。直到现在,我们不是还在研究苏联共产党失去政权(权力)的原因吗?诸如舆论失控等等。研究还深入到用何种制度何种方法应对,体现出精细化,深层化,系统化的趋势,而立足点却仍是权力得失。问题是,权力得失的经验教训或保住权力的制度方法应对,对当权者或当权集团很重要,但对社会进步有意义吗?这是一个只有在专制体制下才会产生的问题,也只有在专制体制下统治者才会有的研究需求。而且这种研究需投入不少资金和人力,研究的人都是精英,智商都很高,这何尝不是一种智力的异化和浪费?中国几千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想想历史上有多少智能之士在为争夺巩固所谓的“政权”绞尽脑汁,耗费着他们的精力与智力,中国能不落后?那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现代科学在西方出现,而没有在东方(中国)产生,或许从中可以找到答案。

  专制体制一定会异化和大量浪费人的智力,这是因为专制体制存在两大致命缺陷。一是政权私有化或集团化,所以有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之说与行为,有如何夺取与巩固政权的方法研究与智力运用。而在民主体制下,政权非私有化或集团化。以美国为例,政权非总统或政党所有,他们的总统,议员,法官都是职业。政客竞争总统,不是争夺政权,而是竞争这一比较特殊的工作岗位;总统受弹劾下台,不是政权跨台,而是他行为工作有误而失去这一工作;总统到期下台,另一位总统或另一党派的总统上台,也不是下台总统或他所在的党派失去政权。政权本不是他或他们的,何来失去之说?所以不会有争权夺权的研究和智力浪费。而且民选的机制,使政客只有洞察民意才能上台,解决民众需求正是一种社会进步,政客洞察民意的智力运用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二是权力并不创造财富,却可以获得利益。权力具有强制性,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当权力可以利用强制力量去获取利益时,争权就不可避免。在真正的民主与市场体制中,劳动者要获得财富,要勤劳和提高劳动技能;资本家要获得利润,要加强经营管理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科技人员要发大财,必须创新推动技术进步产品出新;即便是律师,他的收入,也取决于他保护公民权利的智慧与能力。正是这些人的劳动和智力运用,推动社会进步。而在专制体制下,通过权力强制来获得利益,是获得利益的捷径,引诱着人们去争权,实际上争的就是这种获得利益的权力强制力。权力强制力并不能创造社会财富或推动社会进步,所以争夺权力的智力运用当然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智力异化和浪费,

  智力浪费是所有浪费中最大的浪费,它“挤出”(经济学概念)或窒息人于社会进步有意义的创造力。精英都把智力用于争夺权力,何来创新和社会进步?所以,民主体制不仅比专制体制更符合政治伦理,而且比专制体制更有效率,而不是相反。

附:胥志义:科举制对中国创新的影响

  “科举制”是中国专制体制发展到顶峰的表征。也是对中国人智力异化和浪费影响最大的制度。“科举制”是“招贤纳士”的制度化,与“招贤纳士”相比,它具有更强大更广泛的制度效应。

  第一,“科举制”是统治者把天下优秀人才纳入专制体制中,并为其所用的方法。愈是制度化,愈是公正,愈能网罗真正优秀人才。虽然历史上有不少办事官员为私利常常破坏这种公正,但聪明的最高统治者总是要维护这种公正,因为只有把最优秀人才网罗进体制之中,不但能为其所用,为其所控制,还能减少民间对抗统治者或统治集团的力量。专制的政权当然也有管理国家的功能,这些优秀人才进入体制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管理效率,推动管理进步。但专制政权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和政权永固,所以这些优秀人才进入体制之后,必然产生智力异化。正如前面所说,官场上的权力倾轧与利益争夺,统治者对巩固政权的要求,使他们的智力运用,大部分失去促进社会进步的意义,只是一种智力浪费。

  第二,“科举制”给人提供了一条发展的通道。而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包括我国建国后的计划经济,都有意无意堵塞个人发展的另外通道。如历史上的抑商抑工,计划经济时代的抑私,都属于堵塞个人的发展通道。统治者通过利益的诱使和其它发展通道的堵塞,诱导迫使人走上追求当官这样一条唯一发展通道。这会产生什么效应?它使智力最优的人走上官道,与此相对应的是减少社会其它领域的优秀人才。一个社会的进步,不唯是国家管理的进步(何况在专制体制下,最优人才进入管理岗位也很难推进管理进步),更重要的是经济文化科技的进步,这些进步都发生在社会领域,不是官员能够推动的。智力最优的人都去当官,社会领域人才则减少,社会进步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便毫不奇怪。

  第三,“科举制”不但诱使人去争官,而且还使人学习的方向,知识的结构,精力与注意力的集中点,都向争官与当官靠拢,这会僵化人的智力。人的智力天生具有向各个方面探索知识的功能,正是这种不受约束和误导的智力向各个方向的探索,失败,再探索,使现在世界上的知识丰富多采。而中国,在官本位文化与科举制的指挥棒下,甚至在科举制中考试内容的指挥棒下,人的智力,学习和思想集中于某一方向,某一领域(如四书五经),实际上失去思想自由,何谈向各个方向的探索与发展?中国除诞生丰富的统治文化,对世界知识库贡献甚少,也毫不奇怪。中国人并非不聪明,统治文化的发达便可证明,而这种聪明不但被专制体制所利用,所异化,无法为社会进步作贡献,而且被专制体制所误导。比起进入体制中的官员智力异化,那种没有进入体制之中却把追求当官当作人生发展路径,因而在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智力偏向,无形中阻碍他们智力向各个方向发展,这是一种更大的智力浪费。“范进中举”形象地描述了“科举制”对人思想的禁锢和毒害。

  “科举制”具有程序公正的特征,甚至曾引起外国的羡慕与学习。在民主体制下,考试作为一种公正的选择方法,是社会平等运动中的一部分。但在专制体制下,作为官员选拔的方法,它所具有的行为导向功能,异化着人的智力,窒息中国的创造力。愈是程序公正,其欺骗诱导功能越强。那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现代科学在西方出现,而没有在东方(中国)产生,既与中国的专制体制有关,也与“科举制”有关。即便到了现在,“科举制”已是历史旧事,而专制体制还在,官本位文化还在,它就象一个幽灵,深深的腐蚀着中国人的灵魂,扭曲他们的智力,影响他们智慧和创造力的发挥。

来源:共识网
 
4   [dokknife 于 2014-11-03 10:29:24 提到] [FROM: 209.]
木然:党大还是法大是真命题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01 日 由 lixindai

10月28日,《人民日报》以《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为题,通过采访清华大学教授王振民的方式说“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我国法律本身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法律是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程序加以明确的执政党的政策,党的政策是法律的灵魂和基础。”这样评论,问题就出来了,党大还是法大难道真的是伪命题?如果是伪命题为什么还说“党的政策是法律的灵魂和基础”这样的话呢,这句话本身不就证明了党大吗?如果党不大,何来灵魂?何来基础?这明显是在说,党在法之上,只有党才有资格制定宪法和法律吗?这句话本身还证明,所谓的法治,就是党治,是党的法治。只是这样的逻辑结论着实是太让人失望了。

回顾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程,人们就不难发现,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人治与党治混合的过程。在反对人治的过程中实行党治,在反对党治的过程实行人治,在实行人治与党治混治的过程中举着法治的旗子,以使人治与党治共同获得法治的合法性。八九年问题的解决,不就是几个政治老人商量的结果吗?最后不是由邓小平一定决策吗?八九年这么大的事,开党的代表大会了吗?开人民代表大会了吗?在既没开党的代表大会又没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不就是典型的人治吗?有人把人治定为新权威主义,通过新权威主义把人治合法化,这就是欲盖弥彰了。

在党的文件里,在意识形态的文章中,有哪一个不是把党的代表大会的内容当成与时俱进的里程碑呢?又有谁会认为非党的文件、非意识形态的文章是里程碑的标志呢?每一次党的代会大会,都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去学习,学习之后再通过代表大会变成宪法与法律文件,可是人民代表大会对此表示异议了吗?表示异议的声音只有在网上才能看到,看到的有哪一个是全国人大代表发的声音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无非是一个橡皮图章,一致同意,举手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一个举手表决机器而已。

党大法大,不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陈述式的真命题,把真命题视为伪命题,是不想解决党大问题,是不想解决与限制党权问题,其实质是要保持党的伟光正形象。党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由具体的人组成的群体。在这样的群体中,党员也是人,也具有人的劣根性,也会滥用权力,也会把权力进行无限制的扩张,这种权力扩张既给人们带来肉体上、物质上的伤害,也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伤害,其中洗脑就是典型的精神伤害,这让人没有思想的尊严,使人失去了人之称为人的意义。如果不对党权实行限制,那么党国社会,必定遍地是灾的社会。

如果真心实意地建立法治中国,就要明确治国的主体,依法治国,不是党依法治国,而是所以党派组织都在法之下,党也是治理的对象,也是被治理的主体之一。不仅是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与法律活动那么简单,而应该是,如何限制党在恰当的情况下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不恰当情况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随意变成宪法和法律,宪法与法律主要是限制党权、公权、保障私权。如果路线方针政策是以追求党的利益为目的,那么变成宪法与法律,通过宪法与法律保障党的利益,那就是党权的扩张,这样既伤害了公权,又伤害了民权。

制定宪法与法律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真正的立法机关,这需要以人民代表大会专职化普选化为前提。只有明确人民代表大会是制定宪法与法律的主体,才能真正体现宪法治国,宪法立国,才能让党在宪法与法律的范围之内活动。如果党是制定宪法与法律的主体,那就意味着党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当宪法与法律有利于党的时候,党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活动,如果宪法与法律不利于党的时候,党就在宪法与法律之外活动,这显然有悖于法律的公平正义,有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悖于法律的客观性、形式性、抽象性。宪法与法律就成了党的工具,依党治国必须让位于宪法治国。

来源:东网即时
 
5   [dokknife 于 2014-11-03 10:26:23 提到] [FROM: 209.]
海天:从参观波兰纳粹集中营到对文革的联想- -人们如忘记过去,则历史有可能重演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03 日 由 baichuan

最近到柏林开会,有机会到波兰去参观了举世闻名的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的纳粹集中营Auschwitz。从柏林坐上4个多小时火车到华沙,再换火车又是近4个小时方才到达波兰第二大城市Krakow。出火车站不远就到青年旅馆住下,意想不到的这是一个我所住过的最价廉物美的旅馆。$12一晚(三人间),包早晚歺。客房整洁干净,早歺丰富,晚歺实惠, 可尝波兰当地口味。周未还有Happy Hour,提供免费啤酒。一句话,这旅馆超值。第二天我参加了Auschwitz 旅游团,开始了这一难忘的访问历史灾难遗址的沉重之旅。坐上小面包车后,一年轻导游帅哥就用其清晰而独特的东欧英语开始了讲解。在这一小时左右的行程中,我了解到这个集中营原来是一个波兰监狱,二战时德军占领波兰后就将此地改成关押以犹太人为主的集中营。因其地理位置位于欧卅中部,便于将欧州各地抓获的犹太人用火车运到此地,此集中营则不断扩建, 而成了最大的纳粹迫害犹太人的集中营。二战期间,在短短的几年里就有 一百多万人丧生此地。使该地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Auschwitz 也成了纳粹迫害犹太人集中营的代名词。汽车到达营地后,换上了集中营展区的美女导游。她带领我们一一参观了被关押者拥挤的住处,杀害犹太人的毒气室和焚烧炉。纳粹为增加杀人效率,焚烧炉就建在毒气室旁。被毒死的屍体马上被送入焚烧炉,如同工厂流水线一般。有两项参观所见是未料想到的:一是在集中营入口处有一照片,拍摄下当时的集中营犯人乐队演奏古典音乐的情形,据说当时集中营每天要演奏一次古典乐。纳粹对古典音乐的推祟和对人性和文明的摧残所造成的反差,使人感觉到人性的复杂,理性与兽性的整合与冲突。二是展览馆陈列了成堆的鞋子和头发,据讲解才知道这是纳粹在recycling, 将被害者的鞋和剃下的头发回收起来再用。我既感到纳粹的残忍同时又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参观完现场后,我们进入了纳粹集中营展览馆。只见迎面而来的入口处的墙上醒目的写着一句近代哲学家的名言,大意是那些无法记住过去的人们是注定要重蹈覆辙的。在此引用此警句无非是道出了成立此纪念馆的意义。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地进行的对纳粹暴行的揭露和控诉以及对犹太人遭遇的同情和纪念,使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遗责纳粹的暴行,使其复活的可能性甚微。尽管如此,展览馆结尾部分仍在提醒人们,在世界上仍然有人在否定纳粹在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包括一位己故的英国历史学家和伊朗前总统。参观结束后,不仅使我对纳粹的暴行有更多的了解,更使我理解了犹太人在二战后的半个世纪内,在世界各地不断建立犹太人受害纪念馆的意义,其目的在于不断地提醒人们:为了防止历史重演请不要忘记历史。这次参观让我联想起我们中国人经历过的文革黑暗。文革对中国人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对人性的扭曲,对文化的摧毁都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对文革的揭露和对受害者的纪念则是有限的,文革结束至今还不到四十年(短于二战结束的近七十年的历史)已开始被人遗忘了。如果继续遗忘,对文革的起源不作反思,对产生文革的土壤不做改良,类似文革的亊则不是不可能重生;如果不从文革的恶果中吸取教训,则不是不可能重尝文革的苦果。文革的恶果是人人受害,领袖和百姓无一幸免。受害者的苦是醒然的,害人者则亦以害己而告终。不忘文革的教训对现在的领袖和百姓都是有益的。为了中国的未来,为了中国人不再受文革的苦难,中国人不应忘记文革的历史,正如犹太人如此重视记念遭纳粹迫害的历史一样。这就是我参观波兰纳粹集中营后的一点联想。
 
6   [dokknife 于 2014-11-03 10:25:08 提到] [FROM: 209.]
长平: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02 日 由 lixindai

2009年夏天,我在香港大学访学的时候,有一批来自中国内地的法官、检察官来找我交流。于是我得知,在香港政府的资助下,内地法律工作者赴港进修项目已进行多年,其中以深圳法官人数最多。尽管两地法律谱系不同,但是大家都认为这种进修收获颇丰。深圳法官的职业素质被认为居全国前列,深圳法院也一直在进行诸多在业界领先的司法改革。

但是,这并不妨碍深圳法官腐败的严重程度同时居全国前列,曾经发生一家法院内包括庭长、副院长在内的五名法官同时因腐败被捕的窝案。这也并不妨碍深圳法院跟其他地方法院一样,接受政法委领导,成为中共打击异议人士的工具。薛明凯、王登朝等就因为呼吁人权、宣传民主,在深圳法院被判刑入狱。

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官媒上周发布了会议《决定》的要点,本周发布了《决定》全文。官方媒体发表评论称,此次会议开启了“法治中国的新征程”。遗憾的是,影响中国司法的两大顽疾——司法腐败与政治干预——从冗长的《决定》中,看不到解决的方案。正如深圳法院的例子一样,它们不会因为所谓大刀阔斧的司法改革而有所改变。

这个《决定》中的确有一些新的提法。不过自相矛盾的是,在去年官方媒体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反宪政的文章之后,本次会议《决定》中规模空前地重视宪法,将“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作为第一个实质性问题提出。两个仪式设定成为媒体焦点,一是设立国家宪法日,二是建立宪法宣誓制度。

《决定》还提出“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一个限制官员滥用权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与之相对应该的是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也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决定》还提出了“单独表决”、“立案登记制”等法治技术性改进。实施之后,对法治状况会有所改善。

然而,宪法的核心是限制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相比之下,这是主干,其馀都只是枝叶。 《决定》不仅未能调整主干的问题,反而有所加强。《决定》提出,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老生常谈,未能有任何改变,本已令人沮丧。进一步地,《决定》还提出,政法委作为党领导司法的机构,“必须长期坚持”。

正如宣传部的存在,意味着新闻不自由一样,政法委长期坚持,就意味着司法长期不得独立。在这种前提下进行的司法改革,不过是统治者将手中的大刀磨得更锋利一点而已。

二十多年来,中共提出过多种治国口号,如“以德治国”、“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和“中国梦”等,大多充满争议,甚至成为笑料,唯有两个口号获得民众真诚的支持,那就是“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到了今天,“市场经济”没有带来自由的市场,而是权贵的垄断与暴富。“依法治国”也诚意尽失之后,这个国家的治理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了。

来源:东网即时
 
7   [dokknife 于 2014-11-03 10:24:46 提到] [FROM: 209.]
英顺:中国仍需等待- -党国转型需要上层出现松动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03 日 由 baichuan

中国虽然最近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实体,但是政治发展仍然远远落后世界平均水 平。八百多年以前英国大宪章宣布限制权力保护人身自由,二百多年以前美国独立宣言揭示主权在民分权制衡,法国人权宣言呼吁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自从那时以来,人类开始了以自由民主制度作为特征的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带领越来越多的国家脱离野蛮专制状态,以联合国人权宣言作为标志,人类进入政治文明时代,三分之二国家已经实现或者接近实现民主。

然而尽管几个世纪已经过去,中国仍在文明门栏之外徘徊,仍然耻居少数独裁专制尚未开化国家之列,人民仍象奴隶一样生活在黑暗落后之中。寡头治国贪官专权,豺狼当道蛇鼠横行,群魔乱舞乌烟瘴气,连带民众道德风气以及文明素质退化粗鄙,社会已经病入膏肓腐烂发臭,所谓文明古国早已沦为世人笑柄。但是尽管如此落后颓废,大陆人民仍然需要耐心忍受等待,因为转型变革的时机还未到来。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总结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归结其间各国民主转型可分三种模式:Transformation(变革), Replacement(置换), Transition(转移)。采用通俗表达就是:变革——自上而下,置换——自下而上,转移——上下协商。

自上而下模式,是指政治领袖带头推动民主进程,苏联(戈尔巴乔夫)台湾(蒋经国)等属于此类。一般都是潜在改革人物,透过威权领袖死亡或者定期更换领袖等等方式上台,然后肃清党政军内保守力量壮大巩固权力,继而呼应民意发起民主进程。

自下而上模式,是指民主运动力量号召动员民众,走上街头集会示威抗议,包围政府迫使政权垮台,然后建立民主政府。经济政治危机,外部形势影响,社会突发事件均能促成这种变化。菲律宾,罗马尼亚等属于此类,最近的突尼斯,埃及等也是。

上下协商模式,是指朝野妥协谈判,共同促进民主转型。在这种模式中,政府中的自由派不愿作出激烈改变,而民主运动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推翻政府,因此他们都看到了谈判协商渐进民主的好处。韩国,波兰等属于此类,最近的缅甸也是这样。

一党专制国家的特点是政党和国家合二为一,反党就是叛国。军队属于政党所有,所有军官都是执政党员。党对国民经济命脉垄断管理,拥有强大经济资源。党的组织渗入所有政府机构事业企业,以及各个社会团体群众组织,盘根错节无处不在。由于这些原因,亨廷顿认为一党专制国家民主转型比较困难,单纯依靠民众起义一哄而起,自下而上推翻独裁几乎没有可能(十一个国家中仅有罗马尼亚循此模式),只有上层领袖参与才有可能实现民主(通过变革或是转移模式)。

亨廷顿的观察结论不无道理。中共一党专政特别残忍血腥,因此民主进程或更需要上层推动。习近平上台之初,因为乃父关系,人们曾经抱有期望 (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之类),希望能够发动自上而下变革。但是事实证明,习氏非但不是党内改革派,实际发誓保住中共江山,他是目前中国民主进程最大绊脚石。他在关于民主的最新指标性讲话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协商民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了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这哪里是现代民主政治,根本还是皇帝梦奴隶国,党天下假民主。可以相信终习近平一朝,中国只会倒退复辟,绝无任何政治进步可能。

不过时代总在发展,进步力量总是越来越强,腐朽力量只会逐渐衰微,民主的先决条件正在成熟,中国终会回到人类文明历史主流。习近平下一任可能还是一个习近平,但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新陈代谢后来居上,先进思想对于年轻一代影响无人能挡,中共高层迟早总会出现勇于改革之士,主动发起推动民主转型大业,彻底结束大陆最后一个专制朝代。或者出现温和开明政治人物,以利预期的协商时机出现时,能够发挥催化作用,让转移模式可以良好运作,渐进创造与世永存的自由中国。

□ 读者投稿
 
8   [dokknife 于 2014-10-30 20:40:26 提到] [FROM: 72.]
重要信号 中央巡视组首提“山头主义”
2014-10-30 17:20:40 北青网

  昨日,中央巡视组陆续向上海、河北和江苏等三地领导班子反
馈巡视情况。北京青年报记者梳理发现,在中央巡视组反馈中首次
出现抵制“山头主义”的字眼。中央巡视组向河北省指出,个别领导
干部搞团团伙伙,并与企业老板结成利益纽带的现象值得关注。建
议河北省严格党内生活,坚决抵制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山头主义,
有针对性地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

  现象 分管领域当“私人领地” 下属变“家臣”
  今年7月6日,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课题组发布的调研报告显
示,“有的领导干部在选拔任用干部上讲圈子、搞山头;有的为‘留
后路’,违规提拔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等等。”

  3天之后,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姚增科在做客中央纪委在
线访谈时指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滋长,组织纪律松弛已经成为
党的一大忧患。姚增科直言,有的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把个人等
同于组织,重大决策既不科学又不民主,搞“一言堂”;有的各自为
政,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变成自己的“家臣”,内耗
严重,形不成合力;有的只对领导个人负责而不对组织负责,把上
下级关系搞成人身依附关系。

  今年3月,谷俊山由军事法院提起公诉后,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
研究部副主任公方彬曾指出,“他在自己管辖领域和范围内拉帮结
派,搞利益同盟。”

  在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看来,在诸多落马
的“大老虎”之中,搞“山头主义”的表现并不鲜见。“在形成一定的特
殊利益集团之后,把某个行业和部门当成自己的‘自留地’,外人无
法在其中立足,从而把国家的资源占为己有。”而伴随着“家长式”人
物落马之后,曾经围绕在其身边的干部也相继被查。

  此外,“山头主义”也出现在基层腐败之中。庄德水指出,例如
在一些村落之中,黑社会化、家族化的表现十分严重,需加强对“村
官”权力监管,防止“村官”变“村霸”。

  2013年8月,湖北省嘉鱼县官桥镇白湖寺村原党支部书记周松林
因贪污挪用公款被查处,6名村干部也被“一锅端”。媒体报道披露,
周松林依仗其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让村委会成了他的“一言堂”。
经查,周松林等人违纪违法资金数额达140余万元。

  溯源

  何为“山头主义”?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向北青报记者指出,“山头主
义”的表述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时期。

  军史专家陈伙成曾撰文指出,由于它是从党和军队所处的分散
的农村根据地的一个个“山头”中自然产生的,故得名为山头主
义。“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失败后,我们党被迫转入武装革命。随着
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山头主义倾向也自然产生了。”陈伙成指
出,这种错误倾向,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战斗力的增强,甚至
造成了分裂党、分裂军队的惨痛教训。

  李永忠指出,眼下“山头主义”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决策、执
行、监督三权合一的权力结构也有一定关联。部分省市县乃至乡镇
的书记,都容易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形成大大小小的“山头”。此
次提出抵制“山头主义”,有利于确保政令畅通,深入推进反腐败进
程,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9   [dokknife 于 2014-10-30 10:46:59 提到] [FROM: 209.]
章文:互联网时代不可能“指鹿为马”
发表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 由 lixindai

方舟子的加入,使得针对周小平的揭批达到了高潮。才不到半天时间,正能量满满的“暖男”就认怂了,他“婉拒”了一批中外媒体的采访邀约,称自己不才、不愿接受任何形式的访谈。

他的“认怂”令众多支持者难堪无语,而批评者则调侃他“辜负了时代的期望”,他本应利用媒体采访的大好机会反击方舟子对他的批评,继续反美爱国。

但我非常能理解他此刻的处境:本就是一坨屎,只是因为比较臭的缘故,就被人夸成一朵花献上朝堂,现在恐怕身不由己了。我预测,这位“暖男同志”的命运估计如昙花,盛开于文艺座谈会被宠幸的霎那,此后要归于沉寂了。

周小平最大的问题就是和某党一样说谎成性,张口就来且底气十足,面不改色心不跳。他的每篇“宏文”几乎都遍布谎言。《梦碎美利坚》一文,其中的重要数据和事实经方舟子的有力驳斥,如烂泥脱墙般稀里哗啦,以至于方舟子调侃说:他这是梦游美利坚吧?

这样一篇硬伤斑斑的文章,就在周小平参加文艺座谈会之后的第二天被《参考消息》转载刊登了,同时刊登的还有他的另两篇文章《飞吧,中国梦》、《他们的梦想和我们的旗帜》。

以国际视野广阔著称的《参考消息》不可能识不破其中的破绽,但还是大登特登,很显然,这种多年未见的高规格待遇是高层授意为之的。也就是说,有人硬是要将这个小骗子树立成“正能量”的模范人物,以供他人学习效仿!

在我看来,这就是新时代的“指鹿为马”。中国历史上,在赵高发明“指鹿为马”之前以及之后,这样的的例子不少。近60年来,因政治需要塑造的模范人物,例如刘胡兰、雷锋、孔繁森、张海迪等,最后都被揭露含有大量水分。但当时媒体全被控制,知道真相的人太少。

今天则不同,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传播者。老套的“指鹿为马”根本就不可能获得大面积认同!不错,强权依然强,但垄断不了传播渠道,消灭不了所有杂音,也就不可能使“万马齐喑”。

互联网时代,有人还热衷玩“指鹿为马”这一套把戏,还相信“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实在是蒙昧和落后的表现。这样的人和机构,把持着党国的宣传大权,中国的国际形象怎么可能好转?

此次周小平事件的发酵,倒是起到了“喧宾夺主”的效果:正如周小平在文艺座谈会现场以习近平为背景来自拍一样,在满屏争议周小平的当下,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也只能当配角了。估计习近平见此情景,也会相当不爽的。

而力捧周小平上位的人,现在面对他的迅速坍塌以及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会受到来自上面的追责么?这让我颇为好奇。我相信,经此一役,此后主管宣传的官员们再树典型人物时,一定会比现在更小心谨慎些。

来源:东网即时
 
10   [dokknife 于 2014-10-29 13:49:09 提到] [FROM: 72.]
李静君:中国政府“花钱买稳定”的逻辑
发表于 2014 年 10 月 25 日 由 lixindai
作者:王韬

2014年10月24日

提起中国式“维稳”,很多人首先想起的场景是政府出动警力,封锁
现场,驱散抗议民众,或是基层官员长途跋涉,暴力截访,甚至私
设“黑监狱”关押上访民众。这些情景往往包含国家机器和抗议民众
之间的激烈冲突,也在社交媒体上引起最广泛的关注。

但是真实生活中更常见的情形可能是:抗议民众面对的是和颜悦色
的地方官员,他们看起来通情达理,试着与抗议民众沟通,还会找
到抗议者中的代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或许还会巧妙地离间抗议
者,承诺物质利益回馈。通过金钱交易,让抗议者回家。社会学家
李静君(Ching Kwan Lee)将此称为“花钱买稳定”,她发现这是中
国基层政府最常见的维稳策略。

李静君生于香港,上世纪80年代于香港中文大学求学,随后在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社会学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六年后,她
回到美国,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

在过去的四年间,李静君和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永宏合作,
在北京和深圳两地进行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接触了大量基层政府官
员和抗议民众。该研究试图理解中国基层的维稳机制,研究成果发
表于去年5月的《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中国劳工运动不只是资本主义体系下劳资矛盾的单纯复制,还涉及
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导致的社会抗争。这是李静君长期研究的最主要
命题。在她2007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对抗法律:中国衰败地区和新
兴地区的劳工抗议》(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加州大学出版社)中,她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人运动
称为“绝望抗争”,而把珠三角地区的工人运动比作“反歧视的抗
争”。二者并存,但机制并不相同,这恰恰是转型中国劳工运动的复
杂之处。

上月笔者对她进行了专访。对话正值香港“占中”运动进行当中。作
为香港人,她对当地的动态十分关切,香港的政局也在对话中被常
常提起。

不过这并不只是情感上的牵挂,事实上香港的问题也符合她对中国
威权体制的认识。中国政府的基层维稳策略和对待香港和少数民族
的政策,其实都反映出执政者一种根深蒂固的扭曲观念——唯经济利
益至上,无视政治诉求,换句话说,只用金钱买稳定。

当被问及中国社会是否会有可能发生政治动荡时,她给出了否定的
答案。但她强调,用商品化的交易维持的稳定有其内在根深蒂固的
脆弱性。中国已经在经历一场潜在的社会危机。钱不能买到一切,
事实证明恰恰相反。

以下为与李静君的访谈实录,本次采访于9月23日在康奈尔大学进
行,采访语言为英文,中文翻译整理经李静君本人审阅同意。

问:你的研究发现“花钱买稳定”是最主要的维稳策略,但引起大众
和媒体关注的往往都是暴力性的群体事件。为什么你把注意力集中
在故事不太暴力的方面?

答:中国的大多数社会骚乱都是非暴力的,大部分事件都能在比较
短的时间内平息。有数据显示,在所有社会骚乱中,90%在一周之内
都得到平息,70%的事件则在一天中解决。大部分是社会和经济的维
权行动,并没有牵涉到政治诉求。

尽管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国际媒体对这些日常的、非暴力、却
很常见的抗议活动关注较少,但这一类事件才是在中国最频繁发生
的。国际媒体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比较极端、更耸人听闻的事件
上,这些事件中包含民众与政权之间的冲突,但我们社会科学研究
者希望理解最频繁发生的现象,我们讨论的是政权日常应对的主要
挑战,从这些事件中理解政府是如何维稳的。

这些事件的规模有大有小,取决于你如何界定,但至少都被政府界
定为群体性事件,几十人,或者几百人甚至更多,而不是一两个人
的行动。

关于是否牵涉暴力,也存在如何界定的问题。比如,政府逮捕抗议
者算是暴力么?有时候抗议者破坏政府财产,推翻警车,或是在乌
坎事件中,也含有一些暴力冲突,但是这样的事件并不是每天都在
发生。有时候,工人只是为了讨薪而阻断公路,这是更为常见的情
况。

问:在哪些抗争活动中,政府不会“买稳定”,而是直接严厉打击?

答:很简单,任何牵涉政治诉求的事件,比如少数民族自治的问
题,比如对待人权律师和异议者,因为这些事件挑战了政权的垄
断、合法性和统治能力,任何在政府眼里被认为是政治性的事件,
他们不会买稳定,而是直接打击。

问:你的研究涉及到不同类型的抗议活动,包括劳资冲突,征地纠
纷以及其他产权和拆迁的纠纷,政府在应对这些不同类型的维稳挑
战时有何不同?

答:政府在对付工人上有一些常用的策略,最主要的就是通过花钱
解决现实的问题。如果是薪资的问题,政府或许会支付部分工资,
让抗议者回家。如果是征地的纠纷,事件通常要更复杂一些。土地
往往不是单个农户的产权,而是集体的产权,为了平息集体的土地
纠纷,政府不得不诉诸村委会,很多时候或许还会重新选举,政府
不能就地给钱了事,平息矛盾需要花更长时间。但是如我所说,通
过官僚化的规则解决冲突是一个标准化的策略,因为土地问题的属
性,这样的方式在土地纠纷上或许使用更频繁,但是也会被用在工
人身上,除了通过付钱就地解散抗议者,还诉诸于不同的调解渠
道,或者上法院。

问:政府通过不那么粗暴的方式回应抗议者,这相比于过去是不是
一种进步?

答: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政府解决冲突的方式发生了变化。10年
前,“花钱买稳定”不是最主要的维稳方式,更多的政策将这些纠纷
交给法院去解决,在当时,通过法院解决问题的情况更多,工人也
更多地诉诸于法院解决问题。

你也许会认为随着法律不断健全,越来越多的纠纷会通过法院解
决,但事实恰恰相反。你必须注意到为什么近10年会发生这样的倒
退,这其实是中央的决定。在江泽民时代,执政者一直比较强调法
治,但是在胡温时期政策发生了显著的转向,不再强调法治,而是
倒退到“迅速解决冲突”。这是因为通过法院解决冲突速度太慢。政
府不希望所有人都打官司,尽量通过调解解决问题。把所有人聚在
一起,迫使他们接受调解,而不是严格根据法律界定的权利要求雇
主付薪。他们希望双方妥协,然后让抗议者回家。

这样的转向是因为政权对各种形式的动荡更加敏感,害怕任何不稳
定因素变成更大的麻烦,所以从一开始就息事宁人,将潜在的不安
定因素从公众视野里移除。如果有工人讨工资,就给他工资,让雇
主付钱,如果雇主没钱,政府先从财政里拿钱支付,然后再从雇主
处收回来。这样的方式绕开了司法系统,更快地平息了冲突。

威权政府会害怕任何小范围的群体事件变为公共事件。一旦看到类
似的动荡发生并且持续,看见抗议者在街上能待这么久,公众会把
这个当作一个信号,以为政府纵容了类似行为,随之就会有其他人
效仿。因此,政府会把抗议限制在小范围内。一帮工人在厂房罢工
多天,如果是小范围的罢工,他们会很安全,政府不会插手干预,
但是如果整个区域的大多数工人都参与其中,那就变成了一个阶级
行动,政府绝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问:近年来政府如此热衷于维稳,是一种有意设计的政策选择,还
是自发的制度变迁的结果?

答:这是自上而下的政策结果。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政府从1991
年起实施所谓的“辖区综治”政策,维稳任务一直延伸到地方政府。
2005年,政府又颁布了《国家信访条例》,这些政策将所有的维稳
压力都推给了基层政府,也成为基层官员绩效考核的指标之一,维
稳逐步地方化。无论以何种方式,一切以稳定为重。但是,这反过
来让事态恶化。因为基层政府有时候无力解决导致冲突的问题,他
们只能给钱,这是唯一的办法。如果辖区经济状况恰好不错,你可
以从地方预算中拿出钱维稳,有更多钱收买抗议者,让他们回家。
可钱是地方政府唯一能用的资源,他们不能改变上面做出的决定。
虽然个别时候冲突是由地方政府的错误导致的,但是大多数情况
下,最底层的政府没有任何决策权力,只是政策实施者而已。在土
地纠纷中,很多时候决定来自市一级,而不是乡镇级,后者没有选
择,只有征地卖地而已。基层政府的压力非常大,他们没办法改变
政策,平息冲突、使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的唯一办法就是花钱。

问:有一个现象是,地方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中央派驻工作组解
决纠纷,失职的地方官员被处罚。随后,抗议者心满意足,对中央
政府很感激,忠诚度也得到强化。中央政府很巧妙地化解了类似冲
突。你如何看待这一点?

答:这样的说法,对,也不对。确实很多老百姓一直相信中央一直
很英明、清廉,他们实施的政策很好,只是在地方政府系统执行的
过程中变了样。而且跟他们日常打交道的人是地方政府官员,看得
见摸得着。你知道谁是你的市长,但你或许不知道在中央是谁在负
责这些地方政策。中央政府把维稳的压力转移给基层政府,却掌握
了更多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政府的确“很聪明地”将自己
从这些利益诉求和冲突中抽身出来。

但是,根据我们对抗议者做过的研究,他们也不傻。很多人知道,
一些问题来自中央。首先,在跟基层政府协商和议价的过程中,他
们知道了谁是拍板的人,谁应该为他们所经历的问题负责。其次,
那些有问题的地方官员毕竟是上一级的官员任命的,若是没有上层
的同意,他们没法担任这些职务。如果地方官员有问题,中央应该
对此负责,他们不能完全摆脱干系。民众其实很聪明的,通过这个
讨价还价的过程了解到很多事情,比如什么政府做什么,哪一级的
政府不应该对此负责,哪一个是腐败官员,哪一个不是。正如我所
说,议价的过程改变了抗议者对他们权利以及对政府的看法,这是
一个互相建构事实的过程,民众的权利意识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
转变。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政府权威和公民权
利都被商品化了,维权变成了一场交易,这同时削弱了政府权威和
公民权利的基础。一方面,官员感受到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丧失,
而抗议者也意识到,与政府博弈是在权力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
所以他们说尽管拿到利益,也只是签了不平等条约,没有讨回公
道。

问:你认为很多群体事件都是社会和经济利益驱动的,不涉及政治
诉求。这是否意味着现有的体制不存在根本性的危机?我是指有可
能发生的全国性的骚乱甚至是革命?

答:如果你问我是否有即将发生发生大规模动乱的危险,我会说我
没有看见这样的迹象。目前的情形是,民众愿意讨价还价,政府也
有钱去讨价还价。但是,这样的情况能够维持必须具备几个前提条
件。首先,财政必须足够充足,政府有钱买稳定。

其次,民众愿意交易自己的权利。看看香港现在的状况,学生罢
课,“占中”运动正在进行,很多人不愿意拿他们的权利来议价。即
便政府有钱,政府允许人们变得富有,若是民众不愿意讨价还价,
还是会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虽然这些事件不一定可以颠覆现
有政权。

这样的体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上述的条件不再具备,就有可能引
发潜在的社会危机。中国政府为何如此痴迷于经济增长速度?因为
这事关政权的存亡。一旦经济增长减速,你会有更多的工人,更多
的农民,业主承担损失,会产生更多的利益诉求,需要政府花钱解
决问题。经济放缓意味着政府或许没有足够的财政去为民众买单,
社会矛盾更严重,平息矛盾的能力却更小,这样的状况非常危险。

另一种情况是,即便经济增长继续保持,比如香港,经济并未停
止,但是民众不再愿意玩这个游戏,他们不再愿意和政府议价,不
再轻易地被收买,坚持自己的权利而不是拿钱了事,这样的体制也
会面临挑战。人在乎物质富足,却不仅仅想要这个,他们还不想后
院被污染,不管你出多少钱,我都不干。这个时间点迟早都会到
来。

所以,不要误以为我在说因为维稳有效果所以这个体制可持续,现
在管用不意味着一直管用。理解目前的维稳体制如何运行,让我和
其他研究者能够真正搞清楚维持这样一个体系的条件是什么。而在
未来,当这些条件不再具备时,就会有危机发生。

问:政府花钱买稳定,用钱回应民众的诉求,从另一个角度说是不
是意味着政权在不断回应民众的诉求么?

答:我不确定政府是否变得越来越有求必应。因为政府别无选择,
他们不得不回应。如果你回头看会发现政府有很多政策陆续出来,
包括免农业税、设定最低工资、建养老体系等等,政府一直都在回
应。针对“三农问题”,政府废除了农业税,推行“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立农村合作医疗。而面对国企职工失业产生的大规模抗议
时,政府建立了低保。当失业职工无法拿到养老金、医疗保险而走
上街头时,政府也改革了养老金系统,保证下岗员工拿得到养老
金。政府的确在不断回应,虽然有时快,有时慢。即便这是一个威
权主义的政府,它也以自己的方式在应对民众的诉求。为什么?不
是因为他们关心民众,是因为不稳定是经济增长最大的障碍。如果
农村城市每个人都在抗议示威,经济没法增长。

问:你在研究中指出,针对很多社会矛盾,政府其实颁布了不少法
律。但在议价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员重塑了抗议者对于权利的意
识,随意地对法律进行解释,这是否意味着根本上不是法律的问
题?

答:有时是,有时不是。法律是政府可以使用的一个工具,有时候
他们拿法律说事,有时候则不是,视情况而定。他们至少会一定程
度地引用法律,根据法律行事,以此确保司法系统的公信力,让人
们继续通过法院解决问题。如果司法系统显然无效,无人能够胜
诉,就不会有人再寻求法律解决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在大多数情况
下,民众还是有希望胜诉,法院仍然有一定的公信力,一些问题能
够通过法院解决。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又会发现有必要介
入,而绕开法院解决。比如富士康的例子中,或许地方政府希望保
护富士康。在其他的例子当中情形又不一样,或许雇主是小企业。
但归根结底,法律是一个工具,供政府在需要的时候使用。政府想
介入,可以,不介入,可以让法律解决。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一党执政是根源,政府不想被置于法律之下,想在法律之上,因此
缺乏问责,缺乏制衡。

问:假设有机会向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提建议,你会提什么建议?

答:这根本不是建议。你说的是理性地论证,但和我们打交道的不
是理性,而是权力。如果掌权者讲理,他们会知道答案。但这无关
理性,权力希望控制一切,他们会关心如何保证自己一直掌权,我
不会提供任何建议给他们,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不可能改变
他的想法。

问:你目前的研究是关于中国企业在非洲地区的活动(该研究以赞
比亚地区中国控股的资源企业为研究对象,试图理解中国企业在资
本积累和用工实践上的与他国的不同之处,该研究目前已持续五年
时间)。你说你关心一个走向全球的中国会对世界产生何种影响,
这促使你从单纯地关注中国国内的体制转向中国在领土之外的活
动。是什么原因让你有这样的观念?

答:我希望去理解中国在领土之外的行为和影响,也希望其他人可
以继续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国研究领域内的大部分人仍然把中国想
成一个有一定领土范围的国家,仅仅关注地图上的中国。而我的建
议是,为了真正搞清楚中国国内的事情,需要看看中国之外,这有
很多原因。

首先,中国的足迹遍布世界,中国的资本、企业,民企和国企,劳
工,移民,政府,学生,NGO等等。这些因子在中国领土之外出现,
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国家都会产生影响。我们提到中国的概
念,不该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中国。

其次,为了理解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现象,我们需要拿中国和
其他国家做比较。如果我只看中国的劳工问题,我没有办法理解中
国的劳工问题独特在哪里,因为也许中国的问题也能在其他地方,
比如非洲、美国看得到。全世界都在发生一样的事,中国也恰好在
其中而已。因此,只看中国,不足以理解中国的独特在哪。我需要
理解,什么是真正中国独有的问题。

全球的中国,是一个相对新的现象,在过去的10年间渐渐突显出
来。我认为学术研究在这方面需要跟上来,不要只待在中国,看看
文献讨论什么问题,比如乡村,比如圈地,然后就拿中国往里面
套。我认为这不够。要研究中国,但也要看看中国之外的事情,拿
中国和其他社会进行比较,比如印度,印度也有圈地运动。中国到
底有何不同?如果不做比较,你无法知道。

问:你如何看待“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你用它来描述中国模式
么?

答:我不用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太含糊。研究不可能简单成一
个概念,必须做真正的研究去解释中国的资本、中国的体制事实上
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笼统地试用一些大概念,比如“软实力”、“国
家资本主义”等等。

王韬为独立网站政见CNPolitics观察员,现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公共
政策硕士。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11   [dokknife 于 2014-10-29 13:48:31 提到] [FROM: 72.]
西澳凯文:请问王院长们,眼下谁当是“人民民主专政”和“阶级斗
争”的对象?
发表于 2014 年 10 月 25 日 由 guzheng
9月23日,《红旗文稿》在显要位置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长王伟光先
生《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海内外各类刊物多有
转载,本人在互联网上浏览时看到。乍一看题目,觉得有些怪怪
的,声言“并不输理”,是否本身就觉得并不太占理,先在气势就怯
了几分?颇有些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样子,对比起“伟
大领袖”当年《论人民民主专政》那篇雄文中:“我们的人民民主专
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和“你们说我们独裁,先生们,你们
说对了。。。”的人家那种“理直气壮”,那种“直截了当”真是差远
了。还好,王伟光先生及其同伙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随后,一些
刊物又把题目改为了《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来刊载,但
换汤不换药。硬着头皮读完了全文,空洞无物,味同嚼蜡,通篇都
是拾取当年“伟大领袖”手下几个秀才、笔杆子的牙慧,比起被郭沫
若称为“狗头军师”的张春桥和“文痞”的姚文元,以及在文革前就红
得发紫,文革初期能呼风唤雨,后来又被贬为“小爬虫”而靠边站的
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几位之理论水平,之“妙笔生花”实在差的太
远。更遑论陈伯达、康生等马列权威和理论大家。想当年人家那
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文采风流”,王院长不说差了十万八千
里,有云泥之别,也差了一、两个时代,有几十年。作为官方最权
威的社研机构的首席学者,其理论水平和文笔居然一烂至此,也真
是“九斤老太”家的,一代不如一代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多年的当今中国,王院长
之流逆历史潮流而动,重弹在80年代就被中共中央否定的人为制
造“阶级斗争”的老调,不合时宜地否定构建和谐社会,随之在广大
网民中激起众怒,引来一片嘘声和骂声,也就不奇怪了。然而,“树
欲静而风不止”,“山雨欲来风满楼”,王伟光院长鼓吹阶级斗争的雄
文的余波还未了结,10月12日,《红旗文稿》再发中国红色文化研
究会会长刘润为之奇文《依法治国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公然提
出了“不能用法治来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如果用法治来否定、代替
人民民主专政,就上了“普世价值”的当,那法治就会变味。。。云
云,人家对中共中央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习总要倡导的“依法治
国”都敢叫板,“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主席语录,
1970年于“庐山会议”)。因此,也就想同这股“阶级斗争”理论沉渣
的泛起理论一番。

一、谁是当今中国国际上的“阶级敌人”和“斗争对象”?

首先,既然王院长们鼓吹“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
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不知道院长们能否根据如今的
国际形势像“伟大领袖”一样,发展出类似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让
我们也来认清一下国际上的“敌我友”,识别出依靠、团结和斗争的
对象?

查王院长年谱,生于1950年。如果没有搞错的话,在“伟大领袖”提
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您也应是刚才上初中。记得当
时学校时事政治课所灌输的“阶级敌人”的概念,国际上的敌人是“帝
修反”,其代表人物是“三泥一块铁”。即美国总统肯尼迪,苏联部长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以及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因
前三位的名姓的中文翻译中都带一个“尼”字(赫鲁晓夫全名为尼基
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所以被人(有可能最先被“伟大领
袖”或由他的智囊们)称为了三块“烂泥巴”。盖肯尼迪因其坚定的支
持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南越的吴庭艳集团,经常在中国大门口
挑些衅,捣些乱,又是经济封锁,又是处处作对。所以被列为了国
际上的头号阶级敌人。赫鲁晓夫是因为烧掉了被郭沫若称为“爷
爷”,被“伟大领袖”称为“父亲”的斯大林的那具尸体,因此,从50年
代的“老大哥”变成了“修正主义”的总头子而被冠为第二号阶级敌
人。尼赫鲁则因刚在62年和中国打了一仗,虽然输了面子,但赢了
里子,既然敢跟咱家作对,也就不是“善类”,因此被列为了国际各
类反动派的代表人物。至于铁托,因早在斯大林时代就与其对着
干,40年代末,50年代初就被冠以修正主义,也被我党认为是“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另类,即一块“顽铁”。虽然中南两国在55年就建
立了外交关系,但在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我党与南斯拉夫党
和国家的关系并不好,可以说非常不好。真正好起来是到了70年代
末华国锋执政时期,记得当年英明领袖华主席邀请铁托总统访华时
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在时,称赞您坚强的像一块铁”,真感
到好笑,不知是当年的政治课老师篡改了“最高指示”,还是华主席
像“你办事,我放心”那样又一次曲解了“伟大领袖”的原意?但也许
是“历史总是可以被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吧”!

再说这“三块泥巴”领导的国家中,肯尼迪早逝,在63年底美国总统
竞选连任的拉票活动中被暗杀,当年在中国似乎也是一大快事。虽
然如此,“伟大领袖”仍一再告诫我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但
到了人家另一块泥巴,即那位叫尼克松的总统上台,作为头号敌人
的他们,却在1969年间阻止了二号敌人向我国扔原子弹,使当时还
比较弱小的我们避免了一场“核灾难”。此事感动的“伟大领袖”又是
鼻涕又是痰,很快就通过各种管道向头号敌人通消息,搞联络,尽
快促成了尼克松总统在72年初的访华。为此,“伟大领袖”在其访华
时,还向他赠送了“半壁江山”。这并非本人杜撰和胡侃。据“伟大领
袖”和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主席在与尼克松会见时,情之
所至,将自己喝得大红袍倒了一半给美国总统,尼克松随后向周总
理抱怨怎么能拿这么一点东西送人(言外之意是否在耍他)。总理
回答,哎呀,你还嫌少!这种茶叶只在福建的一颗几百年的老树上
出产,每年也就产一斤多点,他倒了一半给你,已经是他的‘半壁江
山’了。”不知道各位毛粉们读到这里,是继续认为“伟大领袖”清廉
呢,还是认为“伟大领袖”应有这个特权?不知那样的大红袍如今价
值几何?就是在那样的年代,这“半壁江山”也不是“伟大领袖”400多
元的工资就可以买得来的吧?

而作为二号敌人,当时被叫做“苏修”,后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的
苏联,仅仅在几年之前还是我们密不可分的挚友,“苏联老大哥的今
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被国内的报纸、各类刊物和电台日以继夜,连
篇累牍地从建国初一直宣传到了“大跃进”的1958,1959年。仅仅两
三年功夫,老大哥就由座上宾成为了“狗屎堆”。转弯是不是也转得
太快了些,太急了一些?本人常常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二
战”后的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在仅仅不到二十年的光景就开始走下
坡路,直至90年代的烟消云散,虽然有各国共产党内部自身的原
因,但中、苏两个最大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公开决裂和公开斗争
难道不是葬送“国际共运”的重要原因?由于“伟大领袖”在国际交往
中大力提倡“阶级斗争”,使中国当时在国际事务和外交活动中空前
孤立。本来在建国初期,就由于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迎合了斯
大林和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再加上在朝鲜战场上又和以美国为
首的17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打了一场“热战”,我国和西方各资
本主义国家基本断绝了来往,而在亚非拉一些国家和地区又大力支
持所谓“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使中国周边邻国和
其它地区的许多国家多有戒备,当年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伸出巴掌
来就数得清,还比不上台湾的“中华民国”多。60年代又和自己社会
主义国家的兄弟们“手足相残”,直落得一个孤家寡人的地步。

当然了,俗话说得好:“叫化子也有三个好朋友”,我们当年也确实
也还有三个“小兄弟”。即被“伟大领袖”描述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
比邻”和“伟大的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的阿尔巴尼亚,以及“越中情
意深,同志加兄弟”,还有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那两个国家。我
们在这些国家头上支援了多少?花费了多少?即便如此,人家也没
有和咱家同心同德过,当年不是就抱怨,这两个兄弟只反帝,不反
修吗?如今这些兄弟们与中国关系如何,不说也罢吧!不要告我,
即便那样的年代,我们还加入了联合国,用“伟大领袖”的话说:“是
非洲的兄弟们把我们抬进去的”。人家为什么要抬你?这难道不
是“伟大领袖”为了支援世界革命,用从中国老百姓的牙缝里省出来
的大把银子买来的“友谊”和“相助”?也不要忘了,即便中苏已然闹
翻了,两国边境已陈兵百万,也已经在边界上打了几仗,以苏联为
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近二十个国家(当时多数已被我们叫做了修正
主义)对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从来都是投赞成票的。仅苏联就
拥有三票(这三票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并拥有否决
权。受这些国家影响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亦不在少数。

外交关系和国际领域内的斗争就是这样诡谲迷离。还是丘吉尔那句
名言:“在外交上没有永久的敌人和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
益”。“三个世界理论”难道不是也得围绕着这个利益原则来操作吗?
敌人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兄弟国家间也可以反目为仇。过去的苏
联,如今的俄罗斯和其它独联体一些国家,目前已经成为“上合组
织”的主力,成为了中国不可多得的“战略伙伴”。王院长们是否要把
它们再列为“国际阶级斗争”的对象?即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我们在与它们建交后,是得到的利多还是得到的弊多?邓小平的韬
光养晦,不四面出击,不处处树敌,为中国争取更好更稳定的外部
环境,以便在较长时间内有利于“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国家的繁荣昌
盛难道有错?而以你们“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操作,只会使中国的外
交走更多弯路,让人民花更多的冤枉钱,养更多的“白眼狼”,很佩
服你们的聪明,竟将这个问题绕了过去,连文章题目都改为了《国
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实际上,还是希望你们能把一些国
家立为“斗争”的对象的,譬如,那个至今侵占藏南六万多平方公里
土地的国家,那个至今霸占钓鱼岛,与中国龌龊不断的国家,而这
恰恰是当年“伟大领袖”遗留下来的老问题,烂摊子,你们同样绕了
过去。

二、谁是当今中国国内的“阶级敌人”和“斗争对象”?

“伟大领袖”教导:“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
首要问题”,当然也是王院长们的首要问题。王院长们既然又“念念
不忘阶级斗争”,于是,很想在院长们的“雄文”中能够看到类似“伟
大领袖”所做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能够向我们明确指出现
阶段国内“阶级斗争”的对象即“阶级敌人”是谁?或者说,我们应当
向谁进行“专政”?通观王院长全文,却连一个敌人也未能确定和列
出,不知道这样无的放矢的是要向谁斗争?怎样进行专政?所以一
开始就感到王院长的“雄文”,空洞无物,隔靴挠痒,怕没有冤枉了
王院长吧?

在当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岁月,“伟大领袖”为我们划定的阶
级敌人是“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再加上“文革”中新划
定的“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
子”,即所谓的“臭老九”,一共九类人。不知道王院长们所要进行
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还是不是这九种人?王院长们没有进行阶
级分析,现在来帮院长们分析一下:

当年划定的地主、富农,除了在“土改”中被镇压掉的之外,其余的
被监督改造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年代,这一代人如今
恐怕基本都已退出历史舞台,包括他们当年由于其家庭成份而饱受
牵连的子女一代,也都已七老八十,行将就木,王院长们大概不会
再以“阶级斗争”年月“查三代”的手段把他们的孙子一辈再列为“阶级
敌人”吧?

反革命分子们包括“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所谓历史反革命
是指国民党和抗战时等敌伪政权中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
上)、警(警长以上)、宪(兵)、特(务)等各类人员。这些人
员中许多在50年代的“镇反运动”中已被杀掉,未杀掉的后来被关被
管也是到了“拨乱反正”的年代身份问题才基本得到解决。当然了,
有些要解决的早一些,譬如末代皇帝溥仪和军统大特务沈醉后来都
由“反革命”成了座上宾,成为了政协委员。而如今这些人也基本都
已作古,不知王院长们还要不要将其子、孙一辈打入另册,进行专
政或改造?“现行反革命”是指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
级专政和反对‘伟大领袖’及其战友们的几反分子,譬如张志新、林
昭等。“拨乱反正”以后,作为“思想犯”的“现行反革命”的名称已不
复存在,但颠覆国家罪还是有的和要的,权且记下。

坏分子是指那些危害社会和反人类的“害群之马”,譬如杀人、放
火、强奸、抢劫等为非作歹的人员、暴恐分子,也许还有邪教组
织,以及贪污、行贿受贿等腐败分子,等等等等。这些确实应当是
专政的对象,也权且记下。

“右派分子”在全国当年有几十万,有说达二百万,不管有多少,除
了三个“大右派”之外,其余在70年代末全部都平了反,看来王院长
们不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他们再视为“阶级敌人”吧?

叛徒、特务以及这个“奸”,那个“奸”之类,譬如刘连昆、斯诺登之
流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存在,也不被任何政权和国
家机构所相容,也权且记下。

剩下的就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臭老九”们了。所谓走资本主义
的当权派在“文革”中涉及如今大部分红二代的家长们,网络中毛粉
们如今在大肆叫嚣和使用文革语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走资派
还在走,革命派还有斗”等等不一而足。王院长如果还敢把那些红二
代的家长们列为阶级敌人,算你有种,够胆,不愧得“伟大领
袖”和“毛氏阶级斗争思想”的真传,在此赞一个。但量你也不敢,不
过是“叶公好龙”,说得做不得。

最后王院长自己也是大知识分子,大概不会把自己归入“臭老九”之
阶级敌人的行列吧?

综上所述,这九种人中,除了颠覆国家罪的现行犯,坏分子们和叛
徒、特务(或间谍)外,其它“阶级敌人”在如今之中国都已不复存
在。而剩下的这几类人员,不仅在中国,也不管是东方西方的,也
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和政权里都是被法办的
对象。这样看来,王院长们鼓吹的“阶级斗争”和西方的鼓吹的“法治
社会”怎么竟然不谋而合?怎么居然也拥有了共性?难道院长们也要
宣扬“普世价值”不成?哈哈哈!

如果王院长们不承认这些,那么你们抛出反人类的“阶级斗争”学说
是想要达到什么,又能达到什么?摘录两位网友的文章片段以作为
回答:

“他们抛出阶级斗争学说的本质意图,不是要恢复阶级斗争,因为如
果按照他们所提倡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才是第一个被下岗工人、
失业人群、失地农民斗争的对象,因为他们的财富已经到了不敢向
工人农民公开的程度,如果按照王伟光们的阶级斗争学说,今天的
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有99%以上都属于阶级敌人,他们自
身才是斗争中的那个敌人!”(资料来源:多维新闻网)。

“第二,如果按我国《刑法》规定,贪污受贿超过5000元,且可累计
计算,即可判刑。那么拿这个标准去衡量我国近千万各级公务员,
达到收礼受贿5000元这个标准的百分比将会是多少呢?我想,即便基
层政府的办事员,也会心里有数。如果按毛泽东的说法将他们统统
打成“新生的资产阶级”,那么“阶级斗争”的枪口,将会对准谁呢?我
相信,王伟光院长自己恐怕也不敢保证,他不会被列入“新生资产阶
级”的队伍吧?
  
第三,还有大量的拿着超出工人几十倍上百倍工资的国企高管、民
营企业老板及个体经营者,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
道路斗争”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语境下,他们不是“官僚资产阶
级”、“要保护自己利益的大官”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还会
是谁呢?那么,阶级斗争的枪口自然要对准他们。”(资料来源:共
识网)

“伟大领袖”教导:“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中国形容一些蠢人的俗
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是这样的蠢人”。王院长们当然不是蠢
人,更不是帝国主义或反动派,但套用中国另一句俗话,此次是否
有些“木匠做枷枷自家”?再套用家乡的一句俗话:“你们自己吐出来
的,你们自己还能吃得进去”?!

□ 读者投稿
 
12   [dokknife 于 2014-10-29 13:36:27 提到] [FROM: 72.]
东步亮:谁吃谁的饭 谁砸谁的锅
发表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 由 lixindai
前几天,一家中央媒体网站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杜汶泽们,休想吃
我们的饭,还砸我们的锅》,使“吃××的饭,砸××的锅”成了流行句
式。这篇文章说:

“‘杜汶泽’们,你们是否想过,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从1997年香
港回归,近20年来,你们几位几乎都是靠内地的市场和粉丝在养着
你们,你们身上还留着中国人的血液,现在别说涌泉相报了,你们
违背‘一国两制’的原则、挑战中央权力、漠视基本法,‘一边赚着大
把钞票,一边回头骂娘’,对得起生你养你的国家?谁能容忍你们的
行径?”

这篇文章号召中国内地网民,以行动抵制挺“占中”的香港艺人,要
求“在内地禁演、禁播、网上除名”。

官方媒体的评论员文章,有时候是很有意思的。特别是标题,在一
些特定时期,往往就是中共某个领导人某次没有对外公开的讲话的
原话。比如,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报导邓小平南巡的文章《东
方风来满眼春》还没有公开发表时,《深圳特区报》连发了8篇评
论,其中,《扭住中心不放》、《要搞快一点》、《要敢闯》等多
篇评论的标题,就是邓小平南巡讲话时的原话──这既是为了政治正
确,有时也是为了故意通过这种方式把“内部讲话”的“重大”精神传
达出去。“皇甫平”在解放日报发表的系列评论,虽然标题没有用邓
小平南巡讲话的原话,但评论主要观点全部来自邓的南巡讲话精
神。

媒体利用内部获得的一些中共高层信息,代表党首或其他领导人帮
他们说出想说却暂时不方便公开说的话,在民间现在有一个精准形
容词叫“舔屁沟”,但在体制内,这可一直以来都是一种时尚,并且
以能舔得上屁沟为荣。

如果你阅读过一些中共党报党刊获奖评论文章的写作经验,你就会
发现,用中共党首尚未公开的讲话的原话作为标题,故意提前泄露
党的领导人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和“机密”,绝非以上一两个孤例。
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位后,也曾多次出现过中共官媒用习的内部讲
话精神写评论、甚至用原话作标题的案例。这些文章出笼后,还常
常会得到中共党宣部门有组织、有策划的推荐和传播。

这次“休想吃我们的饭,还砸我们的锅”一语,语调相当强硬和铿
锵,与日常的评论员文章,明显语气不符。文章一出,大家就看出
肯定不是官媒的发明创造,“用典”应该相当不简单。果然,官媒刊
发后过了三天,也就是10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属下的“国家文化
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官方微博“@思想火炬”无意披露了来
源:“习近平(近期)对意识形态工作再发重要指示:要在重大问题
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允许与党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
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要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打
好主动仗,防患于未然。”微博还评论说,“更不允许拿共产党的
钱,拆共产党的屋,挖共产党的坟。”警告“杜汶泽们”“休想吃我们
的饭,还砸我们的锅”,不过是习总指示精神的衍生物,是官媒在习
总指示精神之下对“占中”问题的运用和类推。

据说,习近平的这个指示,是10月初在一份意识形态工作文件上的
批示,内容长达400多字。批示内容被证实和披露后,很快激起民众
和网友的反弹。如今的网友都是明白人,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
疑问集中在一点:到底谁吃谁的饭,谁砸谁的锅?

“谁吃了谁的饭?谁砸了谁的锅?你们种田了?做工了?贸易了?没
有!你们只收税搜刮人民了。”“百姓奔波一生,买房,读书,看
病,养老,座座大山压塌脊梁。你们愚蠢且贪婪,让百姓失房,失
地,失工作,失保障,失安全……人民吃饭的锅,早被你们砸了。别
再丢人,说人民吃你的饭,砸你的锅。”

“吃人民的饭、拆人民的屋、刨人民的坟、砸人民的锅──这都是谁
呀?”

“必须搞清楚,谁在吃共产党的饭,谁在吃纳税人的饭?或者,国库
里的钱来自党费,还是来自税收?作为纳税人,(我)可以理直气
壮地说:绝不允许(你们)吃人民的饭,砸人民的锅。”

“不奇怪,有能力砸锅的基本上都是吃党饭的人,是否允许砸党锅,
只有党的人最有发言权。”

“如果还有点脸皮的话就站出来说说,究竟是谁在吃谁的饭,谁在砸
谁的锅,这个民族已经几千年了,所有的都是祖先留下来的遗产,
你们统治了这个民族,强夺了原本不属于你们的东西,哪还有脸说
这个民族吃你的饭?如果继续这么不要脸,砸你的锅是迟早的。”

网友和民众的评论针针见血,我想不必再花力气对此作过多解释。
唯需进一步阐明的是,习近平在此批示中遵循的“食君之禄忠君之
事”伦理,已经流露出他的封建帝王潜意识:“我(或我们共产党)
是君,我(或我们共产党)管辖下的你们这些人都是屁民,你们能
够挣钱、能够活着,便是我(或我们共产党)的恩赐,要好好听
话,别吃我的饭还反对我,还要掀翻我(或我们共产党)。”幸好,
他还不是皇帝。

习近平和他的8600万党员、700万国家干部,大概已经没有几人还是
清醒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拿的
俸禄都来自于13亿纳税人的血汗钱,他们是靠老百姓养着,吃的是
老百姓的饭。但是他们干了什么?他们贪污腐败,他们胡作非为,
他们待百姓如敌人,砸他们锅的,不正是他们自己吗?他们竟然发
出“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警告,是想暗示,他
们要成为权力天授、理所当然吃白食、说一不二的新帝王吗?

来源:东网即时
 
13   [dokknife 于 2014-10-29 12:37:46 提到] [FROM: 72.]
司法独立:依法治国之关键
发表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 由 lixindai
作者:徐昕 2014年10月23日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要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尚属首次。据官方媒体报道,四中全会可能涉及实质性议题,包
括:如何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如何构建违宪监督机制、
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怎样形成制度反腐机制等。

其中,最关键的,当然是完善党对司法的领导。在党与司法的关系
上,我一直呼吁,首先回到1979年64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
证刑法、刑诉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该文件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法
治”的概念,首次明确了法律、司法权威与党的领导的关系,首次提
出取消党委批案制,在理论上实现了党对司法工作领导方式的转
变,对于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可惜此后数十年,法
治建设并未朝着这个方向运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法治建
设迈出较大步伐,但总体上只是一个过渡性方案,没有确立司法独
立,没有直面党与司法的关系,只是重申坚持党的领导,而没有提
出如何更好地完善党的领导。

宪法监督是另一关键。中国改革,须凝聚共识。时至今日,任何实
质性改革,都不可能脱离政改单独推进。政改的切入点应优先考虑
法治改革,因为法治改革最容易达成共识、成本最低、最安全、风
险最小、最可能避免动荡。法治改革当以司法改革为核心,以宪法
共识为前提。宪法共识的落脚点,是落实宪法第5条违宪必究条款。
因此,必须建立违宪审查机制。长远而言,应建立宪法法院,或宪
法委员会。当下,可行的方案是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合法性审
查机制做实。现行法律已经规定公民可依《宪法》第41条、《立法
法》第90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提出对立法进行合法性审查,
但这项重要制度长期被虚置。应该成立专门机构,规定具体的审查
程序,扩大申请主体,法院亦有权就审判中涉及的立法合法性问题
申请审查,明确答复的期间和方式,规定救济机制。同时,作为宪
法共识的重要一环,应明确肯定社会主义宪政。

制度反腐机制,即法治与反腐相结合的议题,强调四点:第一,实
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官员财产公开是各国的通行作法,目前全球
至少有137个国家在执行官员财产公开的规定,中国的香港、澳门、
台湾亦施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考虑到反腐是一场“自我革命”,除
一定程度上技术性地对腐败“原罪”既往不咎,可从新任领导干部开
始实行财产公开,从厅以下干部开始公开。第二,整合现有的反腐
机构,考虑借鉴香港的经验,分离检察机关的反腐职能,与中国特
色的纪委整合,建立独立、统一的廉政公署。廉政公署全权负责一
切反贪事项,依法独立行使调查权,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干预。第
三,与独立反腐机构的建立相配合,促进纪委“双规”的法治化,依
法反腐,而非依党纪反腐。第四,保障言论自由,激励民间反腐。

上述三个关键汇集起来,都指向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是司法有
效运作的必要条件,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和保障。司法独立是法治
的基本准则,是常识,是底线,不可回避,不可再退。司法独立程
度的高低衡量一国的法治水平。司法独立也为诸多国际文件明文规
定。1982年国际律师协会《司法独立最低标准》、1983年世界司法
独立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司法独立世界宣言》、1985年联合国《关
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1998年10月中国签署的《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文件,都对司法独立提出了明确要
求。

司法独立并非资本主义特有的法治理念。马克思曾指出:“法官除了
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
府。”历史上,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确认了司法独立原则。例如,1936
年苏联宪法第112条规定:“审判员和陪审员独立行使职权,只服从
法律”。1960年捷克宪法规定:“经选举产生的独立的人民法院行使
捷克斯洛伐克或其社会主义共和国审判权”。1963年民主德国宪法要
求:“审判员、陪审员和社会法庭成员审判独立,仅受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宪法、法律和其他法规约束。”波兰社会主义时期的宪法和法律
反复强调:法官独立审判,不受干涉。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通过后,新一轮司法改革方案紧锣密鼓地
筹备,均指向司法去地方化、去行政化的改革道路,力图提升司法
的独立性,但进行得并不顺利。很大原因在于《决定》部分触及深
层次的司法体制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改革面临阻力、存在
分歧。来自地方党政司法部门的不配合,将成为落实《决定》所面
临的最大挑战。

司法独立的关键正在于理清司法与党的关系。党对司法的领导体现
为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但党不干预个案,应成为基本原则。正
如1979年64号文明确指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
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
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加强党对司
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
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
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之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国家法律是党领导制定的,司法机关是党领导建立的,任何人不尊
重法律和司法机关的职权,这首先就是损害党的领导和党的威信。
党委与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为此,
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

党毫无必要干预个案,因为管得太细,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容
易被卷入而导致成为一方“当事人”,因为干预个案将带来责任,制
造腐败,倘若干预错误,将严重损害党的权威。实际上,司法独立
有利于改善党的领导。司法为纠纷解决和社会正义提供最后一道防
线,为党分忧分责,为社会确立规则,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党的
根本利益,从而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司法的被动性和保守性也确
保司法独立无损于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才是真正坚持党的领
导。

徐昕为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14   [dokknife 于 2014-10-29 12:37:26 提到] [FROM: 72.]
东方一三:加任何修饰都是对法治的否定
发表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 由 lixindai
正在闭门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激起了
很多人对法治的期待。尤其是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学历中都有法学背
景,给了很多人更多的想像空间。四中全会突然在媒体上诈尸还魂
的“阶级斗争说”和“人民民主专政说”,让思想舆论界陷入了空前的
混乱中,人们也寄望于四中全会能一锤定音,希望法治能驱散笼罩
在人心中的种种灰霾,消除公众的种种困惑和忧虑。

但从当前政治现实来看,很难乐观。千万不要对“依法治国”这个貌
似充满改革想像空间的词有太多的期待,真正的法治对这代人来说
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中国梦。毫无疑问,政治家们嘴中的“依法治
国”,并不是真正让法治成为最高的原则,与西方式司法完全不是一
回事,而会在法治前加无数的形容词和修饰语,比如社会主义法
治,中国特色的法治,符合中国复杂现实的法治。

法治就是法治,前面加任何修饰语都是画蛇添足,都是对法治的否
定,是以文字游戏对真正法治的阉割。前面加任何形容词,都是在
褫夺着法治的权威,把法治关进了文字的牢笼中,垄断对法治的阐
释权,准备随时通过对语词的解释而凌驾于法治之上。任何人、组
织或政府机构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只是一句空洞的道德口号,
缺乏类似于三权分立那种制衡性的权力保障执行。

“依法治国”并不是法治,核心在治,而不是法,这句短语背后预设
着一个无形的手,谁在依法治国?党在治。尊崇权威主义的人就无
法回避一个根本问题,在这样的体制下,是党大,还是法大?是掌
握着立法权的人大大,还是党委大?一个革命元勋在反思文革时一
针见血地说:中国革命一个根本问题至今未解决,就是党和法的关
系。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是法管党,还是党管法?这个问题不解
决,中国还会有灾难。

可四中全会在研究“依法治国”时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根本不会,从
目前现实看,只会加强党对各方面的领导,而不会削弱,更不会真
正将自身置身于法律之下。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在既有体制下解
释不清的矛盾,党领导人民立法,然后保证执法和带头守法,这话
说了等于没说,谁来保证执法呢,又是何种制度会让党带头守法
呢?

具体来讲,这一次的司法体制改革肯定不会走得太远,不可能像西
方国家三权分立那样成为一个制衡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独立系统,只
会形成中国特色的“有限独立”,摆脱地方党委政府的干预和控制,
人财物独立于地方。可是,还是受到更高层面领导和党委的控制,
无法成为一个独立于行政和立法之外的独立系统,关键性的案件上
还是会按党的意志去立案和审判,这是勿庸置疑的。

所以,现在强调“依法治国”,也许只是缓和社会矛盾和化解社会问
题的一种方式,是行政层面对法律执行力的强化,而非政治改革层
面的治道变革。这种“依法治国”,并不是将权力置于法律之下,去
把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而是集中权力、强化权力和塑造权威的一
种方式。

当下中国老百姓最痛恨两个问题,一个腐败,二是法律无尊严,法
条得不到执行,一些干部无法无天,严重影响到政府形象。习已经
通过反腐败赢得不少民心,现在想通过“依法治国”塑造政府守法的
形象,提升国民的法治信心。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依法治国”的推
进,地方干预司法会有所减少,司法腐败会受到遏制,基层官员会
受到越来越多的法律约束,“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的理念会深入官
心,“有无法律依据”会成为权力的紧箍咒,“有法不依”会得到改
变。可惜这一切缺乏政治体制的驱动,只能局限于行政层面,无法
解决党与法的关系问题。

来源:东网即时
 
15   [dokknife 于 2014-10-29 12:36:50 提到] [FROM: 72.]
忠信:依法执政与法治中国的关系
发表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 由 lixindai
司法改革这个话题,好像一般要么是诉讼法学的人讲,要么是宪法
法理学者来讲,好像轮不到法律史学者来讲。就是讲司法改革与依
法治国的关系,也应是法理学者来讲。不幸的是,近几年我们几位
在各种公众场合又一不小心成了所谓“公知”,所以似乎又不得不参
与一些宏大话题。大家知道,“公知”现在几乎是贬义词。现在一说
谁是公知,人家会反唇相讥:“你妈是公知!你爹是公知!你全家都是
公知!”我现在也很反感人家说我是公知。既然反感人家说你是公
知,为何又愿意并且热心去谈论一些公共话题呢?原因很简单——就像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与深大的叶海波校友、中山大学的刘志强校友讲
过的,也是出于无奈。其实我们现在讨论这些话题,之所以不惜自
找一点麻烦,自冒一点风险,说一些官方不太喜欢的话,无非是为
了尽一个士人特别是一个法律人的责任,无非是为了将来有更大的
说话空间或思想空间。就是说,我们现在讲一些尖锐一点大胆一点
的话题,无非是想把言论边界或高压线往前推一点。本来官方把这
个边界或红线设在五米远那个地方。但如果大家都在五米远那个地
方都停下来,都主动离那个地方远一点,比如在四米五甚至三米的
地方就停下来,一次换取安全。但是,要知道,这样一来,将来的
红线或高压线就可能更逼近我们,就真的设到了四米五或三米那个
地方,我们的自由空间就进一步缩小,你将来还不得不再往后退。
所以我的想法是,既然官方设红线在五米,我就真的站到五米那条
线,甚至还将脚尖向前伸一点,哪怕被电击一下。如果大家都往那
条红线或高压线靠近些,哪怕偶尔受点电击,只要不出人命,也许
会换来高压线向后退一厘米。

今天我想谈论的中共依法执政与法治中国关系的话题,也许有一点
风险,应该算是一种主动触线的努力。

法治中国建设,现在的情形,就如置身十字街头,身陷沼泽地,手
捧一团充满死结的乱绳。要真正走出迷途或泥沼,从哪儿开始?要真
正解套,从哪儿下手?我最近曾在网上与一些法学界的朋友们讨论
过,也在一些地方干部研讨班上与学员们讨论过,“依法执政”的法
律化制度化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实质上依法执政
的问题,就是一个真正紧迫的解套要害处。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从十七大以来中央领导人就反复在讲。我认
为,要真讲司法改革,就必须从中共依法执政做起。中共依法执政
是司法改革罪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司法改革落实到什么程度,关键
就看中共依法执政的法治化,我认为这是第一解套之方。也就是
说,中国的依法治国、司法改革,解套之方就系于中共依法执政的
法律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讲,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建成使官员不敢
腐、不能腐、不易腐的机制。这个“三不主义”,讲得多么好啊!但
是,无论怎么说,“三不主义”机制必须落实在宪法和法律上。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说了几年,但仍然没有真正达到有具体做法、
具体程序、具体规范去实现设想的地步。也就是说,我们党依法执
政,让人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那么能不能把它变成可以依法
操作的东西?比如权力范围和大小,也就是党的权力清单、权力行使
程序,以及违法责任及责任追究方式,等等,像这些东西彻底在法
律上确定下来,进入实际运用,我觉得这才是中国司法改革的解套
之方,是依法治国、法治中国的解套之方。

前不久,张文显老师在长沙召开了一个“法治中国研讨会”。张老师
叫我去做一个发言,我就写了一篇小文章拿过去,题目叫《中共依
法执政是法治中国的起步》。这一篇小文章,张老师说,只有一段
话可以拿出来在会上讲。后来也正是这一部分发表在《法制与社会
发展》上,其他内容都没有发表出来。其实这个话题,在浙江,省
里市里经常请我给党政干部做讲座,在那里我经常讲。跟他们讲完
了之后,一些党员干部跟我说:“范老师,这讲的些话我们觉得没有
错呀,我们觉得很正常呀,我们心里认为应该有人说这话。”但是,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地方党政干部都认为没有问题的话题,在学
术研讨会上反而不敢让人讲。我觉得,回顾历史,中国似乎又进入
了一个历史怪圈,或者一个恶性循环或轮回。有人说,中国今天的
情形有些像清朝末年的态势,也许有一定道理。今天中国的法治国
家建设工程的难堪的处境,真的似乎回到了清末。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面临着清末同样的政改难题而一筹莫展。

当今中国的政改第一难题就是最高权力纳入法律约束中的问题。当
今中国掌握实际最高权力的组织机构或公职集团与宪法和法律的关
系,似乎又回到了中国历史上君主制时代的的国家最高权力主体与
法律的关系那样一种状况。我们可以这么说,宪法里讲的国体也
好,政体也好,今日中国实际上的国体政体中,都难以回避一个最
关键的属性,就是党领导一切。这既是我们国体的要害,也是我们
政体的要害。不管有人大、政府、政协、公检法,还是其他官办人
民团体,不管有多少别的组织机构,党毫无疑问是所有组织机构的
大脑和灵魂。党领导一切,一切逻辑都从这里出来。在宪法上,国
体讲的是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政体讲的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
现在我有意把这两个东西捏在一块来讲,因为党领导一切导致国体
政体分不开。

党领导一切的国体和政体,就必然面临着一个“党在法上还是党在法
下”的艰难问题。说到“党在法上”还是“党在法下”,我记得有两个历
史小故事。一个说的是1985年人民大会堂开“两会”的时候,有外国
记者采访彭真委员长:“委员长,在中国,执政党和法律,到底哪一
个大呀?”彭真委员长憨厚地笑笑说:“这个不好说。”全场哄堂大
笑。另一个说的是1988年人民大会堂开“两会”时,又有记者问这个
问题。这次问谁?问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先生。周先生是历史学家,
复旦大学教授。记者问,在中国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周副委员长回
答说:“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讲,党比法大。
但是,党章和宪法都明文规定,党应当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任
何政党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比党大。我
最后的看法是:党大,法也大。”这一次,中外记者笑翻了。

所以大家看啊,五千年中国政制的尴尬处境,我们今天又重复遇到
了。党与法的关系问题,党在法上还是党在法下的问题,其实就是
最高权力主体与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五千年中国一直“剪不
断理还乱”的君主与法律哪一个更有权威的问题。五千年历史中国没
有解决的,今天中国还是没有解决。中国历史上实行君主制,皇帝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都胡作非为,历史上也曾认真探讨过“君在法
上”还是“君在法下”的矛盾冲突化解问题。

在古代中国,一般人都会承认“君在法上”。君王口含天宪、言出法
随,君主意志就是法律。这样一来,君主当然高于法律。在这样的
体制下,皇帝一个人在法律之上,全国所有臣民,上至宰相下至村
夫野妇,都在法律之下。这种政治体制,就是一个主体在法律之
上,其他所有主体都在法律之下的体制,而不是所有主体都在法律
之下的体制。但是,大家也不要以为,古人只片面地讲君在法上,
鼓励君主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不注意君王守法问题。那样想就错
了。其实,在很多场合,一些思想家也强调过“君在法下”。比如春
秋时期的大政治家管子就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强调君主也
要守法。先秦时代还有一个思想家,叫文子,他说了一句很伟大的
话:“法度道术者,所以禁君,使无得横断也。”他实际上是在说,
国家法律制度就用来禁止君主胡作非为的,就是用来限制君王滥用
权力的。你看看,你看看,古代中国,将近三千年前,就有这样光
辉的权力制约思想!还有,唐太宗、康熙皇帝也都说过“法乃天下之
法,非一家之法”的话,也是表态“我也要守法”。在汉代,汉文帝曾
经模范地守法。史书记载,汉文帝又一次出行,有个市民从渭水上
的一座木桥底下突然冒出来,惊了文帝的坐骑,文帝从马上摔了下
来,很生气,当场下令将该市民抓起来,送交廷尉论处。廷尉张释
之问清案情后,只判处罚金四两。文帝对这个判决非常不满,他想
要治那个人死罪,但张释之坚决拒绝了。张释之说:这个市民的行
为,只不过是犯跸,就是冲撞皇帝仪仗,是轻微违法,依法只应该
罚金。当然,皇上您要是当场命人把他杀了,那是您的特别处置
权,我没有办法。但是一旦把案子移交给我廷尉衙门,我这里是天
下公平之所系,我就要依法办事。法是天下之法,不是您一家之
法。张释之这一番话令汉文帝十分感动,文帝不但没有怪罪张释
之,还重奖了他。这件事应该算是古代中国曾经有过“君在法下”事
实的一个例证。不过,我们不能不承认,尽管曾有这样的个别事
例,但历史上并没有真正解决“君在法下”的问题。

今天中国,这一问题同样没有解决。今天中国没有君主,但是我们
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学者却赋予了整个执政党比过去的君王还要
更大更集中的权力。可以说“君在法上”还是“君在法下”至今还没有
解决。今天中国。一方面我们将“党在法上”作为基本宪法原则。虽
然不一定有宪法明文规定——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党领导国家的一
切,包括领导立法、司法和行政。把宪法条文打开一查,发现并没
有“党领导一切”的提法。宪法总纲里顶多是说,党领导人民取得新
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云云,在“四项基本原则”中有坚持党的领导一
条,仅此而已。除了这么两句话,在宪法正文里一句话也没有,没
有关于党主管或领导行政、司法、立法之类的提法或规定。但事实
上,所有官方文书数十年一贯强调党领导一切,而且事实上就是党
主导或管控着国家立法司法行政一切公事。所以在今天中国,无论
是理论上来讲,还是实践上讲,党至高无上,居于法律之上,谁也
不能否认。直到今天,如果谁要单独主张“宪法法律至上”,马上就
会有人出来说:“不行,我们要三个至上,我们要党的事业至上,人
民利益至上,然后才是宪法法律至上。”那么,这样一串排序,在前
两个“至上”之后再提宪法法律之上,那就是把宪法法律放在第三,
那还叫“至上”吗?所以有人说,这等于把法律放到了“小三”的位置。
这就是一个严酷的现实。三个至上据说是周永康提的,但我不相信
这仅仅是周永康的个人主张。当法律权威与党领导意志有冲突的时
候,该怎么办呢?按照“三个至上”说,先服从“党的事业”和“人民利
益”。这样一来,就等于告诉我们,宪法和法律不一定代表党的事
业,不一定代表人民的利益,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你不是一贯宣称宪
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吗?不是一贯说宪法法律是党的政策和
人民利益的体现么?难道严格依法办事也可以违背党的事业和人民利
益么?这一个逻辑上的显著矛盾,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能看出来,可是
我们官方还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信条强迫我们学了好多年,真
是历史笑话。三个至上,三个代表,三个统一,我不知道为什么那
么喜欢说“三个”,也许他们认识的最大数字就是“三”。几年前,童
之伟兄曾约我写点文字把中央政法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黄皮书批
评一下。我答应了,也动笔写了,但因为想到写了也没有刊物敢发
出来,所以写了半截子就搁置了。但老童他敢写,并给中央主要领
导都寄了。过一两年,童兄打电话给我,说:你看到没有,社会主
义法治理念二十个字最近好像不怎么提啊。我注意了一下,发现是
提得很少了。童兄的这一作为,就是我刚才讲的,是勇敢地站到五
米高压线边争更大言论空间,还是主动胆怯后退明哲保身的问题。
我一贯赞成的是,尽可能把红线或高压向远处推,而不是自己尽可
能往后退缩。

在“党在法上”的实际体制和惯例下,执政党有反复正式作出了“党在
法下”的承诺。这就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
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既是宪法的原则规定,
又是党章的原则规定。这样的规定,就等于宣告法高于党。但事实
上不是这么回事。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仅有空洞的原则宣告,没
有任何真实的制度保障。我们党组织,上自中央机关,下到村党支
部,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如果就与公民权利有关的事情做出一个决
定,发一个文件,也就是做出一个实际上行使立法、行政或司法权
力的决定,即使它违反了宪法法律的具体规定,即使它损害了公民
个人的合法权利,受损害的人都毫无办法——不能向法院起诉,法院
也不敢受理审判;做出错误决定者也没有任何法律责任。这表明什么
呢?这表明,我们党作为实际上的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主体,实际
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却是一个没有法律责任的主体,一个法外主
体。大家想想,如果在一个国家内,有一个主体只拥有巨大的无边
际的权力,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那是何等恐怖的一件事!这样一个
主体实际存在着,权力还能关进制度的笼子?还能领导我们完成法治
中国建设的伟大使命?

关于这一点,我曾经跟朋友们讲,中国人想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
家,不能不正视自己民族性上的一个共同缺陷。什么性格缺陷?就是
每一个人都有当皇帝的想法,每个人都有一个皇帝情结。不知道在
座各位小时候做过“小孩做皇帝”的游戏没有?我小时候在老家就做过
这种“做皇帝”游戏——小孩儿做皇帝,每个人轮一回。小时候就特别
盼望做皇帝那一天。轮到我的那一天,你可以坐在村里稻场谷堆上
面,发号施令,接受别人敬贡;平常不服我的小伙伴,也必须把最好
吃的拿来献给我,我还可以把我最喜欢的小女孩封为皇后,坐我旁
边一起耍威风。这是什么情结呢?就是权力欲、控制欲,这似乎是全
中国人的共有情结。不独是游戏,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做皇帝的潜意
识。比如说,一件跟我们利益攸关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这
个事情如果对我有利,我应该按照规矩章法去做。但是一旦这个规
矩章法对自己会有一点不利影响的时候,他就不愿意按照规矩去做
了。比如高考,别人考了六百五十多分,我考了六百四十九分,如
果以六百五十分为分数线,那么越过分数线限制上大学,几乎是每
个不达分数线者的共同愿望。甚至包括社会最底层的人们都会这么
想:“那一分,我能不能掏钱买一下?”我在大学任教几十年,经常有
家乡的亲友电话要我帮这样的忙。其实,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在
想,法律如果对我稍有不利时,最好是我一个人在法外,获得超越
法律的特权,其他所有的人都在法内。大家看,这不正好是皇帝的
想法吗?

我们的政治体制,绝对不能容忍有法律之外的权力,任何组织机构
不能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的特权。党要作为法律之下的主体,要承担
法律责任,中国的依法治国才算迈出了第一步。我觉得,在法律上
真正实现“党在法下”,有这么几点特别需要注意。

首先是党的权力必须在法律上明确列举,划清范围界限。我们历来
讲“党政分开”、“党政分工”其实就包含了这个意思。我们的党一直
在行使国家权力,首先在行使立法权,比如党中央提出宪法修正
案,中央审查决定重要法律草案;其次是行使司法权,比如党通过政
法委协调决定重大案件,高级法官的任命都是党委人事权的内容;再
次是行使行政权,各级政府背后真正的政府就是党委。现在有些地
方办一些棘手的事情,都在耍小聪明。比如搞征地拆迁,建开发
区,从前用政府名义作决定,如果百姓不满,马上有人去提起行政
诉讼,法院一般会依法受理。现在呢,有些地方就不这样搞了,他
们以党委名义发文件做决定,搞得百姓干瞪眼——行使了行政权力,
而又不受行政诉讼的司法监督。所以你看立法、司法、行政方面,
党委都在直接行使国家权力,而又不需要正式承担法律责任,这种
状况,是民主法治的最大陷阱。

所以,中国的真正司法改革,应该从这里开始。不从这里开始的
话,我觉得其他一切都不可能。如果从这里开始,无非就是一条,
这就是我跟童老师经常讨论过的:党的权力一定要纳入司法审查。
也就是说,党的权力要收归司法审查之下,党组织的决定要成为可
诉对象,要成为司法机关审判权的审查内容。这一改革,我们不一
定先从中央开始,可以先从省委开始,或从市委开始,或至少从县
委开始行不行?实在不行先从乡镇党委、村党支部开始行不行?让全
国各村党支部,个乡镇党委的决定来成为行政诉讼的对象,这应该
是一个努力方向。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开始,那么党的权力真正纳入
宪法法律约束之下,也就是党权真的关进制度的笼子,才真正迈出
了第一步。如果这一点都不开始的话,我觉得一切都无从开始。

在中国,要真正建立关住权力的制度笼子,要把相当于古代君王的
权力即党委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必须有切实可行的制度化操作
方案。制度的笼子,不是喊喊宏大口号就能建成的,也不是思想道
德教育建成的,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节制权力的制度建构建成的。

要建成制度的笼子,综观古今中外的政治实践,大致有三种方式或
三种方案。第一种方式以人民权利建成制度的笼子,亦即用人民当
家作主的权利这个最大的力量来共同构成关住权力的制度笼子,以
人民的无所不在的多方面监督机制来实际上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
所谓人民的权利,无非就是选举罢免权,言论自由权,新闻自由
权,集会结社权,游行示威权,批评建议权,检举控告权等多种权
利。如果把这些权利的实际行驶机制建设的更优保障,更能兑现,
更起作用,也就是更加实在可靠可行,那么它一定能共同构成一个
制度的笼子,把一切权力包括党的权力限制住,使其不得滥用。这
个方案叫做人民直接权利做笼子方案,这就是童老师经常讲的权利
法学。这个笼子现在有没有建立起来呢?宪法和法律的文字规定很
多,但是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兑现。谁敢想试图集束使用人民权利做
成这个制度笼子,也许他就先被关进了寻衅滋事、妨害秩序的刑法
笼子。

第二种方式是用上级权力为下级权力构成制度的笼子。上级机关监
督下级机关,以这种上下级垂直监督的方式建立制度的笼子,是中
国历史数千年的一贯思路。这个方式,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上级政
府监督下级政府,上级官员监督下级官员;另一种是专门法纪机关监
督,也就是古代的御史监督,今日的纪检、监察、检察、审计、公
安、国安机关对其他机关的监督。这一种监督,古代中国经验太丰
富了。所以最近打虎,大家惊呼反腐取得了如何如何伟大的成就,
我就呵呵说“过去两千多年打虎的成就经常比你们还大”。就拿打大
老虎来讲,算什么成就呢,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都打过大老
虎,尤其是嘉庆皇帝打和珅这个打老虎更了不起。时至今日,派中
央巡视组到全国各地巡回办大案要案,拿着尚方宝剑一般如何威武
所向披靡,真的不值得炫耀,汉武帝时候拿着尚方宝剑可以在现场
对贪官先斩后奏的“绣衣直指刺史”那才更厉害呢。这种巡视组监督
模式,靠的是垂直的权力之鞭子,如果把这作为制度进步的标志,
是一个重大误解。就是说,通过上下级权力垂直监督来建制度笼
子,到今天为止历史证明是不成功的。古代不成功,今天照样不成
功。所以我们现在不能仅寄希望于中央巡视组,不能仅仅其希望于
纪检部门以东厂西厂锦衣卫的非常方式查办贪腐案件。

第三种方式是用平行权力间的互相监督建成制度的笼子。就是说,
中央也好,地方也好,每一级权力,分成几个平行主体,分别行
使。这几个平行的主体之间,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你吃不了我,
我也吃不了你,但是我要受你监督,你也要受我监督。大家互相监
督制约,就像一筐子螃蟹,你夹住我的腿,我夹住你的腿,谁也跑
不出筐子之外。这一种监督,说白一点就是把掌握权力的机关或个
人当做贼来防。所以西方国家搞什么三权分立,实际上就是把掌权
的三个机关当做三个贼。雇请三个可能成贼的人帮我看家,我对谁
都不放心。于是,我让每个贼都拿一把钥匙,三把钥匙共同开一把
锁,那么他们把我的家财盗走的可能性只有三分之一了。想法就是
这么简单,但却是对权力的最有效制约模式。可惜在我国,总是不
接受这种模式,尽量丑化这种模式。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干
部,都假定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经过党的多年教育都道德高
尚,所以我们要把所有东西、所有权力都交给一个主体,把一切权
力集中到一个主体身上并绝对听他的领导。最后呢,把自己这一百
多斤都交给他了,没有监督制约了,所以就不停地反右文革一般折
腾你,等于他把你卖了你还帮他数钱呢。我认为,未来中国要真正
解套,只有建构平行权力之间的监督机制,使党和国家权力多主体
间监督制约变得更加可行可靠,如此国家才有法治的希望。现在的
中国,平行权力之间的监督有没有呢?有的,唯一的制度预设监督就
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司法审查,不过仅仅是在部分情况
之下,也就是根据当事人的诉请,对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不包括一般或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审查其有没有违法,有没
有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利。这就是司法审查,仅仅在这一个场合,
有点平行监督的设置。但真实监督制约如何?谁都知道,政府背后是
党委,党领导一切,所以政府的行政行为绝大多数是司法机关无法
监督的。如果什么时候能够把党委的决定变成平行监督的对象,也
就是变成普通法院或宪法法院司法审查的对象,那么的中国依法治
国的万里长征就算是迈出了小小的第一步。直到今天这一步没有迈
出来,法治中国连起步都还没开始,我们的政治法律秩序还在一种
类似古代的体制下运行。所以有人说,我们中国现在挺好,最高权
力不用选举更替,实行禅让制,集体总统制,这是世界上最先进而
真实的民主,我总觉得这些体制里有一种从地下挖出的古代棺木中
的气味。今天中国的司法改革也好,法治中国建设也好,如果要解
套,一定要从党的权力进入司法审查开始,一定要从党和国家权力
不同主体间的平行制约开始。如果不从这开始,一切都没有希望。
好了,粗浅汇报一些想法,错漏百出,仅供批判。谢谢各位!

来源:根据武汉大学校友会广州法学分会现场录音整理。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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