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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病- -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摘要)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07-20
更新时间:2014-07-20
浏览:626次
评论: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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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犬儒病- -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摘要1)
发表于 2014 年 07 月 18 日 由 baichuan
(按胡平文章原文顺序摘要,保留原来的小标题——和谈)

1, 犬儒主义的来龙去脉

犬儒主义(Cynicism)是个外来词,中文里本来没有现成的对应词汇,
通常将它理解为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 它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
其代表人物是西诺普的狄奥根尼。据说狄奥根尼本人住在一个桶里(又有一说是
住在瓮里),以讨饭为生。有人讥笑他活得象条狗,他却不恼。“犬儒”之称由此
得名。关于狄奥根尼,有段故事很著名,一天,亚历山大御驾亲临,前来探望正
躺在地上晒太阳的狄奥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
住我的太阳。”

随着犬儒哲学的流行,其内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犬儒派人物德勒斯,某富
翁送给他一笔钱,他收下了,对富翁说:“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给我,而我痛痛快快
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曲膝,也不唠叨不满。”这里暗含的逻辑是,金钱本是无所
谓的东西,我若拒绝你的馈赠,倒显得我把金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了。我若收下
金钱又表示感谢,那也是把金钱看重了,当回事了。因此,正确的做法就是,只要
你肯给,我就若无其事地收下它。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

后期的犬儒派奉行: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么东西是了
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不得的。不难想象,基于这种无可无不可的
立场,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对世俗观念做出满不在乎的姿态,另一方面又
毫无顾忌地去获取他想要获取的任何世俗的东西。于是,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就变
成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而且还往往是对世俗中最坏的部分的不知羞耻的照单全
收。

不错,犬儒派既嘲讽有权有势者,也嘲讽无权无势者,但前者并不在乎你的嘲讽,
“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后者却必须赢得人们的同情支持。所以,犬儒
派客观上是有利于强势者不利于弱势者。这样,犬儒派就从现存秩序的激进批评
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

2, 犬儒与专制

在共产主义专制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容易变成犬儒。统治者变成犬儒,因为
他们早就不相信他们口头上宣讲的那套理论和原则,他们只把那些理论和原则当
做维护权力的手段以及镇压反抗的借口。在被统治者方面,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
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实际上处于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很容易转而对一切美好
的价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试图反抗又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后。这样,他们就可能
放弃理想,放弃追求,甚至反过来嘲笑理想,嘲笑追求。

3, 史密斯笔下的俄国人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他《俄国人》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
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
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
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
“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
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
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
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
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做戏,
“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
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
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
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
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
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
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
会主义者。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后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
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
里?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甘
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
住它治下的广大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
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
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人群中有一种难以
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
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
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
提供了苏联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4,共产党与犬儒主义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极其高调的理想主义,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套相当阴暗
的犬儒主义。准确地说,它是理想主义与犬儒主义的奇特结合。一方面,共产党立
志要一劳永逸地结束世上一切苦难与罪恶,在人间建成天堂。这自然是理想主义。
另一方面,共产党又认为,既然他们的目的是如此崇高美好,还有什么手段是不可
以采用的呢?因此,共产党可以一方面对所谓旧社会旧制度发动极其苛刻的道义讨
伐,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行为中罔顾最起码的道德约束。这显然又是犬儒主义。

讲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犬儒主义,我们还必须提到它的武装斗争的历史。
不要忘记,中共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才夺得政权的。和中共的武装斗争历史
相比,俄国的十月革命差不多只能算是一场武装政变,乱中夺权。一般来说,假如
暴力革命经历的时间越长,斗争越残酷,在这一过程中,革命党人就越是容易把革
命的初衷置诸脑后,越是把胜利、把权力当作狂热追求的最高目标,以至于到后来,
他们不再把权力当作实现理想的手段,而是反过来把理想当作夺取权力和垄断权力
的手段。因此,他们就很容易从理想主义者蜕化为犬儒主义者。

据说在六四之后,中共某元老讲过一句话。他说:“共产党的江山是牺牲了三千万
人的生命才换来的。谁要想推翻它,谁也要付出同样的代价。”乍一看去,此话甚
是不通,当初共产党闹革命不是为了让人民当家作主吗?如果人民要求政治改革,
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当家作主的权力,共产党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不过,你没法
用这话去驳倒那位中共元老,因为他们早就把什么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扔到九霄云
外了。

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民众向统治者认同,为统治者效力,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民
众在政治上冷漠麻木,袖手旁观,统治者就成了孤家寡人,如何还能成功地抗拒
改革呢?在1981年,针对着一些人提出制定出版法的要求,陈云作出内部批示,
明确拒绝了这一合理要求。陈云说:过去,我们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出版法和国民
党作合法斗争。现在,我们绝不允许别人也利用这样的东西和我们作合法斗争。
这段批示以共产党官场上少有的坦率揭示了中共统治者的内心世界。这段批示告
我们,其实,早在中共夺得政权之前,他们就打定主意不要自由,不要民主,不
要法治。那时候,他们在表面上反对国民党的霸道,暗地里却在嘲笑国民党的愚
蠢,嘲笑国民党居然也作茧自缚,在自己通过的法律面前还有所忌惮,从而给对
手开展合法斗争留下一定的空间。那时候,他们在口头上反对国民党不民主,心
底里却想的是,等以后我们掌了权,连这点民主也决不答应——“我们才不会象你
们那么傻呐。”

5,从“高尚的谎言”到“赤裸的暴力”

极权主义的欺骗性宣传,圈外人或许信以为真,圈内人既是谎言的制造者,当然
不是受欺骗。问题是,圈内人为什么会存心制造谎言?其他那些由于接近核心而
了解到谎言是谎言的人如何又能心安理得地维护谎言?下面一个例子或许有助于
说明这个问题。

一九二七年春,中共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准备武装暴动,被国民党镇压
而遭到失败。根据张国涛在回忆录中所讲,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与新任中共总书
记瞿秋白对革命失败后的局势进行讨论商议对策。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
责任问题要有个交代,虽然是按共产国际指示行事,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责任,
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
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所以只能由中共挺身而出承担这个责任,
但如果责任由中央政治局全体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所以还不如把全部责
任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其他人则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英明领导的立场上反对机
会主义路线,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这段故事透露了共产党领袖们所共
有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在领袖们看来,要让群众坚定不移地投身革命,就必
须让群众对领袖的英明正确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因此就必须编造和维护领袖英
明正确的神话。

不错,神话就是谎言,但这是“高尚的谎言”(柏拉图语)。它是革命的需要,政
治的需要。为了维护这个神话,就必须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领袖,把一切
错误推给别人,就必须压制对领袖的批评,压制自由讨论。我们知道,谎言总是
有漏洞的,因此,为了防止谎言破产,就必须不断地编造新的谎言去补充,去圆
谎。于是,单一的谎言就迅速发展成一套弥天大网。伴随着谎言系统的发展,在
共产党内部也发展出一套强力禁制系统,一套铁血纪律。

照理说,谎言系统与铁血纪律的形成只是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不幸的是,它们
并不会因为革命的胜利而自行消亡。事情往往是相反的。由于掌握了全国政权,
共产党更可以把它的谎言系统和强力禁制系统扩展到整个国家,从而将之发展到
更完整、更严密的地步。当年,虽然有许多人受惑于共产党宣传,把专制误认为
民主,把不自由误认为“最大的自由”,但领袖们自己却一点不糊涂。当毛泽东发
动鸣放整风时,越是圈内的人越是不当真,越是圈外的人越是当真,也就是说,
越是圈内的人越犬儒,越是圈外的人越轻信。至于毛泽东本人,先前号召鸣放整
风,俨然一个理想主义者,后来又发动反右运动,分明又是犬儒主义。毛泽东翻
云覆雨,正好说明了他是真犬儒主义假理想主
义。

6、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还是从“权力向暴力转变”?

在《太子党纲领》中,作者提出:“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从革命党向
政党的转变。苏联事变后,这一转变更加紧迫。” 认真分析那段文字,以下几
句话颇堪玩味,作者批评共产党“用群众中的民粹主义情绪来束缚党的手脚”,
“几十年来形成的骄民政策,对群众只敢讲廉政和勤政,不敢讲严政”;作者认
为,“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六四事件的经验表明,政治反对派用以攻击共产党的
武器,有时恰恰就是共产党尚未进行有效转变的一些革命理论”,“自由化分子
最爱用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反官倒,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

其实,《太子党纲领》的意思无非是说:过去,在理论上,共产党总是声称它
的权力是来自人民群众,共产党总是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人民变得神圣不
可侵犯;因此,在过去,党从不敢正大光明地、理直气壮地压制人民。对于来
自人民的反对意见,党唯一的办法是宣布对方不是人民,是“反革命”,是“一
小撮”,或者是“受蒙蔽”,由此才能获得压制的合法性或正当性——这就叫“民
粹主义”,这就叫“骄民政策”、“不敢讲严政”和“群众运动天然有理”。 这套
理论,倘放在革命时期或许有益而必要,但在执政时期就是无用而有害的了。
如果继续采用这套理论,只会作茧自缚,给反对派提供思想武器。

正是深切地感受到共产政权的这一内在弱点,《太子党纲领》建议,中共务必
要改换自己的理论,放弃已经不合时宜的革命口号,要向老百姓摆明“我们统
治你们”的姿态。这就是所谓“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有人解释说,六四之后,中共继续开展经济改革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这就为
中共统治赢回了合法性。另有一种解释说,今日中共扮演了国家利益或民族利
益的保护者的角色,因而其统治便具有了合法性。这种解释误解了政权合法性
的意义。一个政权做出了某种政绩,这是一回事。一个政权具有合法性,这是
另外一回事。

权力一词已经用得很滥很泛。人们常常把任何具有强制性的力量都称作权力,
这就和暴力一词分不清界限了。强盗拿着手枪要我交出钱来,这是一种情况。
政府派人向我收税,这是另一种情况。你或许可以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交钱
都是出于被强制。然而这两种情况分明又很不一样,因为我承认我向政府交税
是应该的,我承认政府有权要我交税,但强盗并没有类似的权利。可见,政府
的强制力才叫权力,强盗的强制力只能叫暴力。概括言之,凡是得到被强制者
承认其正当性的力量叫权力,凡是不被我们认可的强制力叫暴力。

现在,我们总算懂得《太子党纲领》的真正含义了。声称要完成“从革命党向
执政党转变”,其实就是承认和宣布从权力向暴力转变。照纲领的作者们看来,
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外衣横竖已经百孔千疮,现在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干脆
摆明了我们(中共)就是靠暴力实行统治。暴力自有暴力的好处,失去了意识
形态的自我粉饰,同时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作茧自缚,从此更可以方便行事。
走到这一步,共产党的犬儒主义也就走到了它的极点。

7,为什么”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

一般性原因即所谓“期望提升律”,既得陇,又望蜀。人们越是在某些领域赢得
了自由,他们就越是对其他领域还存在的不自由感到难以忍受,他们就越是要
求赢得更多的自由。在统治者方面,诚如托克维尔所言,专制统治最脆弱的时
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改革,从而使其弊端公开显现
暴露的时候。特殊性原因在于,共产党的改革,即便在初期只限于经济领域,
也具有自挖墙脚、自掘坟墓的意义。因为共产党的经济改革是改掉社会主义,
引进资本主义。它的改革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
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一
旦共产党自己就在心照不宣、路人皆知地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带头当资产阶级,
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再去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去压制所谓“资产阶级”自
由化呢?因此,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共产党内部的分化也就日益显着。那些正
直的共产党人,既然他们在经济上主张改革,赞成私有制市场经济,他们在政治
上也就顺理成章地主张开放,认同自由民主制度。这样,一方面,在民间,有越
来越大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党内,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持
社会上的自由化运动,至少也是出于理亏心虚而不肯严厉地压制自由化运动。两
者交互作用,彼此强化,于是就加速了共产主义专制的败亡。

由此,我们可以澄清一种流行的谬误。许多人把邓小平路线称为实用主义,应该
说邓小平路线不是实用主义而是犬儒主义。因为实用主义强调理论与实践相一致,
邓小平路线的特点恰恰在于理论与实践相背离。时至今日,邓小平派的“说社会
主义”的欺骗性早已被世人看穿。照理说,谎言一经识破就不再具有效力,但奇
怪的是,邓小平派的“说社会主义”这套谎言似乎依然很有效,中共依然可以在“说
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去压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其间原因何在?原因就
在于普遍流行的犬儒心态。汉娜·阿伦特发现,“广大党员和精英集团的犬儒态度
解除了领袖被迫面临的压力”。这些人非但不去揭露谎言,不去以子之矛,攻子
之盾,从而促成权力的性质转换,相反,他们对这种挂狗头卖羊肉的做法大表佩
服,对权力堕落为赤裸裸的暴力的现状大表赞赏,以为那是高明,是老辣,是有
政治智慧。可见犬儒病已经深入到何等程度。

共产主义国家推行改革,其结果是导致了原有的意识形态即传统信仰的破产。在
苏东各国,专制权力转化为民主权力。八九民运功亏一篑,使中共暂时得以幸免
“改革找死”这一劫。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公开声称不问姓社姓资。至此,共
产党不再担心别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它已经不再需要意识形态的乔装打
扮。现在,维持暴力统治的手段只剩下了暴力自身,而协同这种统治的心态也只
剩下了犬儒主义。

8,犬儒心态和恐惧,兼论”难得糊涂“

如果说共产党犬儒化的根源是“为权力而权力”,那么,民众犬儒化的根源便是
恐惧。

共产主义专制是谎言加暴力,与此相对应,其治下的人民则是轻信加恐惧。严格
说来,轻信和恐惧是互相矛盾的。在这里,轻信是表层意识,恐惧则存在于下意
识。

不妨举个小例子。在过去,假如在我们的亲友熟人中有一个被戴上帽子的右派分
子,通常我们都会小心翼翼地避免和他深入接触。我们很少会认真询问他是怎么
被打成右派的。凭着直觉,我们其实不大相信他真是“敌人”,但是我们并不去努
力了解事实的真相。这表明我们下意识地害怕了解事实真相,因为我们担心真相
会动摇我们对党的信仰。有时,我们分明知道别人是被冤枉的,但是我们并不为
他公开地鸣冤叫屈,因为我们害怕被株连。这表明我们从骨子里并不相信我们的
制度是公正的制度,是讲理的制度,是保护好人的制度。轻信和恐惧之所以能够
在同一个人的头脑中共存,无非是因为我们平时总是把恐惧赶到地下室,避免让
它直接与轻信面对而已。

这已经是犬儒主义:我们下意识地不相信我们上意识所相信的东西。如果说统治
者的犬儒主义表现在他们其实并不相信他们口头上标榜的原则,而只是把那些原
则当做维护权力的手段;那么,民众方面的犬儒主义就表现在我们也并不信仰我
们声称的原则,而只是以此来掩饰我们的恐惧,为我们屈从权势加以合理化。

一般人常常高估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欺骗作用。他们总以为人们没有起来反对专
制,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识破谎言,没有认识到专制是专制。其实不尽然。有时
情况刚好是反过来的。正因为他们多少意识到谎言是谎言,感觉到专制是专制,
若反抗必将招致镇压,所以才出于恐惧而不敢抗争。事后我们不难指出,八九民
运的若干学生领袖因为对共产主义专制的凶残本性认识不清而未能避免六四屠杀
(这话其实只有片面的真理,按下不表),可是反过来想一想,要是他们都是从
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当局的凶残,那么,还会有多少人敢于发起这场运动,投入
这场运动呢?许多成年人不正是因为对当局的凶残看得太清楚,才置身事外,才
去劝阻学生们不要上街的吗?

恐惧并非犬儒。它只是通向犬儒的桥梁。在极权社会中,恐惧感深入人心。承认
恐惧,认识恐惧,必将把我们推向异议者、反对者的立场,哪怕我们只把异议隐
藏在我们的内心。恰恰因为正视恐惧必然会刺激良知,会导致良知的觉醒与反叛,
多数人才会有意无意地回避恐惧,掉过脸去假装看不见,假装没有这回事,宁肯
让良知处于糊涂状态。这样的“难得糊涂”就是犬儒主义。只有肯思考的人才会变
成犬儒,而一旦变成犬儒你就可以不再思考。只有聪明人才需要变糊涂,这要求
你必须给自己的聪明套上笼头,不让它去深入思考那些容易惹麻烦的现实问题。
日子一长,你的聪明会退化,于是,你就终于修练到难得的糊涂境界了。“难得糊
涂”式的犬儒主义无异于精神的自我阉割。它是对理智的背叛,对聪明的背叛。

9, 从人文精神讨论谈起

人文精神讨论涉及到许多问题。首先我要指出,八十年代不愧为自四九年以来中
国大陆人文精神最为高扬的时期。正是在这段时期,大量的人文知识分子成为时代
英雄。这不足为奇。我们知道,共产主义国家是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家。共产党以一
种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彻底的控制。在这里,每一种控制和压
迫都假借理论的名义,因此,每一种挑战和反抗也不得不首先是理论的挑战和反抗。
如果我们把批判精神定义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那么,他的黄金时代就正该是意
识形态统治社会的后期,知识分子批判作为专制基础的意识形态,他瓦解了那套意
识形态,从而
也就瓦解了专制统治。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的失落感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的
问题与上面所说的情况类似。在八十年代,一部在纯学术纯艺术领域中突破原意识
形态框架的作品都可以在学术圈艺术圈之外的广大公众中引起轰动,这在九十年代
就几乎不可能。另一个问题则全然不同。在中国,政治专制依然存在,这个被八十
年代知识分子批判的主要目标依然存在。照理说,知识分子的英雄戏还没唱完,怎
么就被抛向边缘了呢?当然,这是因为政治专制政治高压。在中国,人文精神的高
扬期与失落期是以六四分界的,这本身就给出了答案的线索。

然而,答案的线索还不是答案。不错,六四事件压下了一批知识精英,但是,知识
界的批判并未因此偃旗息鼓,老百姓的“什么话都敢说”的情况并没有衰减,而且更
尖锐、更普遍——如今,连不少共产党的干部也都在指名道姓地批评共产党了,许多
在八十年代遭禁挨批的观念,到了九十年代反而显得稀松平常,通行无阻(例如人
道主义的观念)。现在,不少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的感慨是:并非我们不敢批判,
并非当局压制得太严,问题是如今的听众数量较六四前大为减少,我们的呼声缺少
广泛的回应,别人都忙着下海挣钱奔小康去了。无怪乎一批论者要把矛头指向商业
化世俗化及
大众文化了。

我并不否认经济大潮的冲击。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起了新一轮经改热潮,这确
实转移和减轻了政治专制所面对的压力。但我要指出的是,导致自由呼声缺少回应
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泛滥成灾的虚无主义和犬儒心态。这是六四事件留下的最恶劣的
后遗症。

10,自由民主理念——信则灵,不信则不灵

六四的另一个后果:许多人因此而失去了对理念、对理性的信仰。不管我们如何
反复论证说明六四的结局绝非必然,以期在人们心中重建对理性抗争的信仰,可
惜的是,多数人一时间不会这么想,他们更容易从那一震撼中得出一个简单化的
结论:思想打不过刀枪,理性敌不过暴力。

信仰某种理念不仅意味着你知道那种理念是好的,是对的,而且还意味着你要身
体力行,你要兑现这种理念。许多人仍然认为自由民主是好东西,但是他们不再
信仰,不再参与,不再身体力行。他们陷入了犬儒式的悲观主义,一种循环论证
的自我实现的悲观主义:因为他们不相信自由的理想可以实现,所以他们不去为
理想而努力。他们知道现实是丑恶的,但因为现实是现实,他们不认为他们能够
改变,所以还是接受了现实。一旦人们放弃了理想,他们也就不愿意再去倾听理
想的呼声。
他们觉得那都是空谈,毫无用处,只是徒增烦恼而已。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告
诉我,过去,他在讲坛上阐述自由理想,堂堂暴满;现在他在课堂上讲同样的内
容,却听者寥寥。年轻人变成犬儒实在是最可悲之事,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
放弃;他们还不曾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已经什么都不
相信了。

我们讲启蒙,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里暗含的前提是,一旦人们认识到
善,他们就会从善,认识到恶就会抗恶。但是启蒙对犬儒们似乎是没有意义的。
犬儒是不分善恶的,但他不是不知善恶。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恶而不恶恶。
有些犬儒还走得更远。他们不但不反对恶,他们还要迎合恶,只要恶有权有势。
他们变得很势利。其实犬儒本来未必全是势利,但是既然他抹杀了善恶是非,结
果到头来只剩下了势利。有的犬儒富于进攻性。他们不只放弃理想,还要反过来
嘲笑理想。尤其是在现今的中国:过去,共产党实行“全面专政”,“三面架机枪,
只准走一方”,给个人留下的出路太窄;如今却是“一面架机枪,可以走三方”,
只要不挑战政治上的专制权力,干什么都行。你偏偏要朝枪口上撞,不是“傻冒”
是什么?人生苦短,大家都受了半辈子穷,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大发其财的机会,
为什么非要争什么自由民主不可呢?


胡平:犬儒病- -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摘要2)
发表于 2014 年 07 月 20 日 由 guzheng
11,玩主式的犬儒主义(or顽主?引者)

犬儒一词,许多人感到陌生,若说起“玩主”,大家就熟悉了。其实,玩主就是犬儒。

前些年,王朔作品的走红。有学者指出,王朔作品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但是作
为一种玩主思潮在北京走俏,有特定的背景,实际上反映了九十年代初弥漫于整个
社会上下的玩世不恭的虚无感。有人提到了“弥漫社会底层的无可奈何的失败主义
情绪”。这就点到了六四。很明显,犬儒主义是在理想主义惨糟失败后发生的。玩
世不恭的心态是在严肃的追求横糟蹂躏后发生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会使人深感疲惫,
摆脱疲惫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扔掉精神再付之一笑。一些执着的理想家在碰壁之后也
常常要自嘲一番的,自嘲就是自疗。若置身于旁观者的地位,要嘲笑别人的碰壁就
更容易。因为庄严与可笑本来就只有一步之差。

“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因为犬儒之刺,读后“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鲁迅语)。
玩主的冷嘲热讽使官方的说教显得可笑,同时也使严肃的抗争显得可笑。犬儒嘲笑
权势,于权势无甚大碍,犬儒嘲笑抗争,却对抗争有大伤害,因为抗争的力量端在
于道义,端在于赢得人们的支持同情。

犬儒揭穿中共的真面目,但那不等于犬儒要成心和中共过不去,因为犬儒认为换上
别人也不会有什么差别。犬儒对民运同样不以为然。他认为民运无非是想取而代之。
当中共镇压民运时,犬儒的态
度是:“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谁也不帮。”这其实是答非所问。因为我们并不是要
求你反过来帮助民运镇压中共。我们只要求你说个公道,谁也不准镇压谁。争自由
争民主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犬儒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两者混为一谈。

12, 避世型犬儒和愤世型犬儒

专制之下有避世心态实不为怪。所可怪者,是今天的避世者每每以自由派自居,甚
而以自由主义相标榜。

以前读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见他把什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
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都当成了自由主义,只觉得荒唐可笑,殊不知还
真有人去认同这种毛氏的“自由主义”。譬如,有人主张“撤离广场,退回书斋”,
有人要求“历史的缺席权”;不少人对现在流行的政治冷感大加称赞,主动提倡老
百姓“莫谈国事”;有人说,既然自由主义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那么,人民最不关心的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上述种种观点都出自所谓自由派知
识分子之口,都冠以自由主义之称。这哪里是自由主义?这是遁世主义,是犬儒
主义。

愤世型犬儒看上去不象犬儒。愤世嫉俗者认为,要使理想的目的取得成功,你不得
不采取很多不理想的手段,这就有可能滑向犬儒了。譬如,理想主义者鲁迅讲过: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
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解的时候。但是,
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但便是在
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
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大群傻子,还会相信他。”

从这段话,我们多少可以看出鲁迅在晚年为什么会同情共产党,可以看出毛泽东为
什么会把鲁迅谬比知音。我们还可以看出鲁迅的某些观点(如“痛打落水狗”的观点)
为什么会在文革中被利用滥用,起到很恶劣的效果。这就是鲁迅思想中暗含的犬儒
主义。这种犬儒主义不相信宽容仁慈一类政治美德,准确地说,那是由于痛感到宽
容仁慈一类美德在现实政治中是那样的无能、无力,故而在愤激之下将之抛弃,走
向犬儒。

13,理论的犬儒化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破产,各种非官方思潮应运而生。按照陈
奎德在《迎接新诸子时代》一文中的归纳,当今中国,较有影响的政治思潮即有十
四种之多,大多数已经脱离了、至少是部份地脱离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轨道。有的虽
然沿用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概念和框架,但其内容却和官方不尽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思潮都并不否定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照理说,
现在既然有如此众多的思潮在言论自由问题上达到共识,因而它们可以、也应该汇
集为一股要求言论自由、反对因言治罪的强大压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翻阅新
诸子的大作,我们发现,许多论者对言论自由一事要么只字不提,要么虚晃一枪,
轻轻带过。这不能不使人怀疑他们对言论自由原则以至对各自主张的学说究竟有没
有严肃的承诺,到底当不当真。

我们知道,中共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一向是犬儒式的马克思主义,它只利用马克思主
义而不忠于马克思主义。如今知识界流行的种种“主义”,不少也犯有同样的毛病。
某些论者根本不管理论的完整性或逻辑性,只捡掌权者爱听的话说。例如有人大声
疾呼要强化国家能力,可是这批进言者只讲后一方面不讲前一方面,只讲政府要有
效不讲政府要有限。新保守主义者频频引用柏克、严复的言论,但只引用他们维护
权威的言论,不引用他们维护自由的言论。极端民族主义派只抨击来自外国的自由
民主理念,不批评同样是来自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一党专政。

说到中国知识界的犬儒病,有些后现代派可谓突出一例。乍一看去很奇怪,后现代
派在西方本属激进派,引进中国却成了保守派的同盟军。后现代理论和马克思理论
相似,它们都是源于西方文明而又反对西方主流文明,因此不难被借来作抵制西方
自由民主理念之用。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后现代派(当然不是全部)是犬儒主义,
热衷于揭露西方自由民主的虚伪性,并不是只批判西方社会的现实,它连带着也要
否定自由民主的理想。中国某些后现代派的逻辑是,既然西方社会也没有真正的自
由民主,所以我们中国没有自由民主也就不足为病;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充其量
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那么,我们又何必非要对中共这只黑乌鸦过不去呢?

以上,我对知识界的犬儒病作了一番剖析。这并不等于说唯有知识分子才害了犬儒
病,也不等于说别人的犬儒病全是让知识分子给传染的。犬儒病是整个社会的流行
病,知识分子不过是患者之一,其症状也未必此别人更严重。只因为知识分子要发
议论,写文章,从而留下了证词,因此为我们分析批评提供了素材。正因为他们的
这些议论反映了社会上的普遍心态,所以才值得我们格外重视。

14,关于假装服从的政治游戏

有人提出,既然向专制当局正面抗争会招致镇压,为什么非要正面抗争不可呢?表
面上敷衍它,实际上不理它,难道不更明智吗?有人甚至宣称,今日中国,由于有
越来越多的人采取了这种态度,共产党专制实际上已经徒留躯壳,逐渐消解于无形
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不懈呼喊,民运人士的艰苦抗争,反而没起到多
少实际的作用。

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犬儒味。它试图让我们相信不争就是争,而且还胜过争。看来
论者有所不知,在历史上,象这种“装模作样的统治-服从”的格局其实是中国专
统治的常态。正如白鲁洵指出的那样:“中国统一性的秘密在于朝野双方共同装模作
样,这就掩盖了双方的实力与局限。不论是在帝国时代还是在共产党时代,中国的
政府一直做出享有全权的外观,但在实际上,政府贯彻落实政策的权力始终是相当
有限的。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则自行其是,几乎不向政府提什么要求,从而维持
政府享有全权的假象。这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倾向于保持一定的距离,装出和
谐共处的模样。”简而言之,中国专制政治的特点本来就是“政府在装模作样的统治,
老百姓在装模作样的服从”。

中国的专制统治,除了在某些特殊阶段,例如毛泽东时代的某些阶段,“无产阶级
专政”落实到每一个工厂、公社、街道、学校等最基层,再加上狂热的“群众专政”,
整个社会确实会象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年》那样,形同一个大监狱,“最高指
示”能一竿子插到底,地方与个人毫无转圜变通的余地(其实严格说来也不尽如此)。
至于在被统治者方面,他们当然要努力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且一般也总是能够谋求
到一定的利益,但通常不是采用公开地、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正当权益的办法,而
是阳奉阴违,尽量利用钻空子、打马虎眼一类办法。象“遇到红灯绕着走”这句话,
固然是表明人们可以通过迂回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某些目的,但它同时也意味着人们
避免触犯专制者的权威,从而承认了专制者的权威。在这里,你可以说统治者的专
制是很表面的,但它毕竟是在专制。你可以说老百姓的服从是装样子的,但它终究
是服从。专制并不因此而被消解,相反,由于缺少正面的挑战,专制才得以苟延维
系。

且以言论自由为例。今日中国,如一般人所说,言论的自由度已经相当宽大。“自
由度”一词容易使人以为自由主要是个量的问题,其实自由主要是个质的问题。风
筝飞得再高也是不自由的,小鸟飞得再低也是自由的。现在,普通人在下边发发议
论,甚至骂骂共产党,当局也不来管不来抓。可是,不来管不来抓是一回事,不能
管不能抓是另一回事。一个国家有没有言论自由,不在于当权者愿意对不同政见容
忍到什么程度,而在于当权者是否有权力去压制不同政见。只有在人们学会了抵抗
权力对言论的干涉企图时,真正的言论自由才得以实现。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满足于
怎样巧妙地从网眼里钻过去,而必须致力于粉碎那张专制之网。

当然,软性的专制总比硬性的专制好。人们能够在假装服从之下自行其是,既是
可以理解的,也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把这种积极意义估计过高。
如果我们把这套假装服从的游戏玩得上了瘾,反把正面抗争视为迂腐、愚蠢或多
余,那么,专制的终结,权利的确立,法治的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实现也许就
遥遥无期了。

15, 犬儒式的自欺欺人

有人提出,既然自由民主这套制度是立足于个人利益之上,因此,只要大家追逐
自利,无须多少理想主义精神,到头来也会自然而然地演化出一个自由民主的社
会秩序,市场经济的秩序可以这样演化而成,政治民主的秩序也可这样演化而成。
按照这种观点,自由民主制度无非是一套关于不同利益冲突碰撞的游戏规则而已,
因此,只要现实中存在着不同利益的冲突碰撞,彼此冲来撞去,这套游戏规则就
自然会慢慢建立起来了。

在民主运动正面攻坚屡攻不克的情况下,上述观点不免令人宽慰,甚至还显得有
几分可信。不过,我对这种观点深表怀疑。道理很简单,打从远古以来,人们就
一直是追逐自利的,为何不曾早早地就演化出自由的秩序、公正的秩序?何以在
世界上竟还有专制的秩序、压迫的秩序存在?正因为人们一向是追逐自利的,所
以才导致了彼此间的碰撞冲突。这种碰撞冲突的结果,并非总是导致自由而公正
的秩序。它也很可能是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另一方对一方的臣服。除非人
们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承认别人的自利,或者反过来说,除非人们在自己
的利益横遭侵犯时,敢于不惧风险起而抗争,否则就不可能形成公正的秩序而只
能形成压迫的秩序。

以现今中国的情况为例。许多中共官员利用特权贪污腐败,化公为私。尽人皆知,
唯有消除特权,实行法治,才能确保民众的利益。这就要求民众起来投入结束一
党专政的斗争。可是投入反专制的斗争又是有极大风险的,它很可能招致残酷的
镇压,到头来会蒙受更大的损害。因此,如果仅仅是出于自利的动机,你也许会
认为还是放弃抗争,转而跟在别人后面也多少捞上一把才更保险,更实惠。如果
大家都放弃公正的要求,只是去追逐被权势者榨取后剩下来的一点可怜的利益,
我们又如何能得到一个自由而公正的秩序呢?从表面上看,理想主义、英雄主义
意味着敢于为了赢得更大的利益而甘冒失去仅有利益的巨大风险,这好象是自相
矛盾,好象和赌博差不多。问题在于,当我们反抗强权,我们不仅是为了得到更
大的利益,我们首先是为了赢得自由,赢得公正,赢得自尊。这是比单纯的物质
欲望更重要、也更富人性的东西。

16,克服犬儒,战胜专制

如前所言,在共产主义专制统治的末期,协同这种统治的心态只剩下犬儒主义,
因此,只有克服了犬儒主义,我们才能战胜专制。众所周知,顺民与暴民本是
同一枚钱币的两面。因此,只有克服了犬儒主义,我们也才能保证平稳的制度
转型。

犬儒病是心理病。指出它的病症,分析它的成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它的治
疗。犬儒常常不肯承认自己是犬儒。他们每每要编造出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或
说词,把犬儒心态予以掩饰,予以合理化。这使得治疗犬儒病变得很复杂,但
也因此而成为可能。正因为大多数犬儒都不能心安理得地当犬儒,所以,指出
他们害了犬儒病就可能会激励起他们去克服它。

此外,分析犬儒病的成因也很重要。一般人总是由于理想在现实中碰壁才对理
想失去信心的,这就要求我们对理想碰壁的原因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犬儒由于自己无信仰,也常常怀疑别人有信仰。一个自愿为信仰献身的人,其
本身的存在就证明了信仰的真实。这就是说,榜样具有治疗犬儒病的功效。

不过,有些犬儒病入膏肓,一般的治法恐难奏效。他们不相信能治疗,所以拒
绝接受治疗。他们不相信讲道理,所以你讲的道理他们听都不听。榜样对他们
也无疗效。他们正是因为看到理想主义者没有好下场才变成犬儒的。这就需要另
一味药——成功。应该看到,现今犬儒病的流行,正是先前失败留下的苦果,是
巨大创痛的滞后反应。

再有就是时间。不错,时间会导致遗忘,遗忘当年的痛苦,但同时也遗忘当年
的恐惧。人心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它不会长久的沉沦。更不必说还有新陈
代谢,专制对人心的扭曲是后天的,它并不能遗传;灵魂的自由却是先天的,
每一次新生就是一个开端,就是一种希望。

(全文完,文责自负,希望没有改变胡平原文的意思——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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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7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07-28 14:48:44 提到] [FROM: 72.]
阎连科:知识分子自我边缘
发表于 2014 年 07 月 26 日 由 lixindai
撰文:李澄欣

有「禁书作家」之称的内地名作家閰连科,前日来港出席论坛并接受媒体采
访,多番批判中国知识分子自我边缘,不敢为社会问题团结发声,又呼吁当
局尽快释放被捕维权律师浦志强。

56岁的阎连科,带着浓重的河南腔谈笑风生,但一说到浦志强,语气就变得
沉重。「我们在一些活动上认识,很希望他能早日出来。」阎坦言,浦案起
了寒蝉效应,令很多内地知识分子恐惧。

中国只容得下一套思想

他直说,中国最大问题是只容得下一套思想,「允许有人相信马列主义,但
也要允许别人不相信。」

阎连科今年5月获第14届卡夫卡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奖中国人。讽刺的是,
其著作多被内地当局列为禁书。是否曾被中宣部「约喝茶」?閰连科一笑置
之,强调内地审查制度没想象中严格,实际上富有弹性,包容度愈发提高,
倒是知识分子放大了审查。「审查观念来自从小读的课本、父母的灌输,连
作家自己也意识不到,变成本能。」

他指出,怀疑人家,不如先怀疑自己。「别人审查不可怕,自我约束才可
怕,一定要解放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有人感叹知识分子已被社会边缘,閰不敢苟同:「他们只是自我边缘,其实
可以做很多。」他心痛知识分子已退化到只求「活着」,向现实和体制低
头,失去怀疑精神,没胆量发声。「他们被边缘很高兴,有人给他车、给他
房。」

他不满内地知识分子缺乏行动,老是只有一两人表达。「要是有100人站出
来共同表达会不一样,比如前几天《中青报》报社门前7个访民因拆迁集体
自杀事件,如果一早有100名教授发公开信指出拆迁问题,就不会常有访民
自杀。」

近年,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公知)「网上谈兵」,在微博上活跃发表政见,
惟閰连科对此有保留。「微博的力量不比站出来的力量大;微博的威力被高
估了,只招聚了一群强词夺理的人,况且百多字也表达不了什么。」

年轻人活得最没激情

荒诞,是内地社会的实况,现实让人无奈,民众只好自我麻醉。「欧洲100
年的历史被我们浓缩到30年,中国发展速度超出想象,人心堕落也超出我们
能掌握的速度,改革开放以来,不是一个政策把国家调动起来,而是由人膨
胀的欲望推动。」

阎把这30年形容为爆炸,「我们发展、发达,但无序。」谈到中国的未来,
閰坦言没法想象,并感到焦虑不安。

身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阎连科不时接触学生,他形容中国年轻人是
「活得最没激情的一代」,躲在书房对着计算机、手机,世界非常小,也不
常读书。中港对比,反而港人更爱看书,绝不是文化沙漠。

阎连科可算是香港常客,2012年曾在浸会大学担任驻校作家,对本港秩序
印象深刻。被问及对香港「大陆化」的看法,他激动道:「如果你们媒体说
香港也有自我审查,那大陆还活不活?」在这位长居北京的禁书作家眼中,
香港始终让人羡慕。

来源:信报
 
2   [dokknife 于 2014-07-28 14:46:15 提到] [FROM: 72.]
罗思义: 陈寅恪之死
发表于 2014 年 07 月 27 日 由 lixindai
旅美学者余英时曾经就中国大陆卓越史学家陈寅恪在文革中的遭遇做了相当
深入的研究﹐他推敲陈寅恪所写的诗文去寻找他受苦受难的真相﹐始终没有一
个详尽的答案。最近﹐中国大陆发表了一篇「冤案实录」的文章﹐详述陈寅恪
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三年间所受到的折磨﹐许多事实证明﹐陈寅恪夫妇
是被文革的造反派活活整死的。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泰斗﹐他的睿智﹐他的渊博﹐他的成就说得上是前无
古人﹐直到今日尚未见来者。这样一个奇才﹐竟在毛泽东所订的「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的标准中遭到横祸﹐夫妇两人先后在惊吓﹑惶惑﹑批斗﹑战栗中死去。陈
寅恪之死﹐证明了专制政权之残暴和中共红卫兵与造反派之可怕。这是中国历
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灾难。

其实陈寅恪的不幸遭遇﹐从极权君临中国大地之初就开始了。在极权所订的标
准下﹐陈寅恪是「旧社会的反动文人」﹐再加上他曾经到国外深造﹐更是被诬为
里通外国的买办﹑特务﹐这许多标签贴在陈寅恪的身上﹐说明了他在「解放后」
的中国大陆不会有好日子过。

这里先说说陈寅恪的背景:陈寅恪一八九O年出生﹐是江西万宁人(今江西修
水)﹐游学欧美七年﹐一九二五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岭南大学教
授。大陆政权易手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对中国古代史﹑古文学和佛学经典均有精湛研究﹐著作有「隋唐制度渊
源略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一
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历经文革浩劫﹑政治打击﹑人格羞辱﹑身体摧残后去世﹐比他
小十一岁的夫人唐篔也在他死后四五天自我了断去世﹐追随陈寅恪于地下。

陈寅恪的灾难虽始于文革﹐但导致他挨整被批去世的原因,则应回溯到一九六
四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那一天﹐毛泽东听完
邓小平﹑陆定一﹑林彪﹑康生﹑彭真等人对教育工作情况介绍后﹐大骂当前教育政策
与教育方式﹐他骂:「现在课程就是多﹐累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
状态﹐要不得」。又说:「历来状元都是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
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祇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
都不是进士﹑翰林。」「现在这个办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读那
么多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

两个多月后(七月五日)﹐毛泽东又与他的侄子毛远新谈「教育改革与教育革
命」﹐内容涉及阶级斗争﹐毛说:「教改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
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

在毛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当局便在四个月后(十一月九日)向大陆转发了
「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这就种下了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中国教育工作者
在文革中被整﹑被囚﹑被杀的原因。

一九六六年七月文革开始不久﹐广州中山大学开始张贴各种各样批斗陈寅恪的
大字报﹐他们不从学术角度批陈寅恪﹐而是骂「贯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陈
寅恪﹐指他「大肆挥霍国家财富和人民的血汗钱﹐每月吃进口药物﹐每天要享受
三个半护士的护理」﹐甚至诬指他「污辱护士」。

早已目盲腿断的陈寅恪﹐被骂「这瞎老头什么也不用干﹐住最好的﹑拿最高的工
资﹐还不是劳动人民养着他﹗」

心高气傲的陈寅恪受不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丑化攻击﹐乃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三
十日向中山大学保健室主任梁绮诚医生写了一封短信:「梁主任:因为我所
患的病是慢性病﹐一时不能痊愈﹐而一时又不能就死﹐积年累月政府负担太多﹐心
中极为不安﹐所以我现在请求您批准下列各点:(一)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起﹐一切我经常所需用的药品皆由我全部自费﹐一部分药丸可在市内自己购买﹐
另一部分如水剂药——『稀释酸』﹑『必先』﹑『薄荷水』﹑『灰溴』以及本校有
的『安眠药』等(如急需药品一时买不到者)均请仍由保健室供给﹐但全部自
费。(二)消毒物件指纱布﹑棉签等物仍由保健室代为消毒﹐请酌量收费。此致
敬礼﹗陈寅恪敬启(印章)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

由于当局的造反派指陈寅恪「污辱女护士」﹐他的妻子唐篔写了一个书面声明
给广东省委驻中山大学文革工作队﹐说明陈寅恪「双目失明﹐腿骨折断﹐又患肠
胃心脏等病」﹐因此医嘱要护士为陈寅恪「冲洗阴囊﹑上药﹑照光」﹐并非污辱护
士﹐而冲洗阴囊时她从旁助理。

工作队与造反派岂会接受陈寅恪夫妇的解释﹖他们继续以大字报丑化攻击﹐尤
其是一向主张保护陈寅恪的中共高干陶铸被打倒后﹐陈寅恪的遭遇更坏﹐大字
报覆盖了他所住的东南区一号大楼﹐甚至贴到他住房的床头前面﹐处境十分恐
怖。接着﹐红卫兵冲入屋内﹐见陈寅恪目盲腿断﹐没有打他﹐拳脚全部落在他妻子
唐篔的身上﹐把陈寅恪吓得屁滚尿流﹐场面十分悲惨﹐这种死亡威胁的责骂﹑批斗﹐
持续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接着就是抄家﹐以抢劫的方式掠夺了他家中的财富﹐
撕毁或焚烧他的书籍与手稿。

幸亏第一批到陈寅恪家中抄查的「革命群众」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们
知道若干手稿﹑文件﹑书报是学术瑰宝﹐因此抄出来之后贴上封条查封﹐没有遭
「灰飞烟灭」的厄运。

陈寅恪损失最大的是破四旧的「革命群众」上门抄家批斗﹐他们不但抢去他妻
子珍藏的首饰﹐还把他先祖遗留下来的文物字画没收﹐从此不知去向﹐大概都被
「党和人民」占为己有。

当时年近八十的陈寅恪与他六十八岁的妻子唐篔均成为待罪羔羊﹑惊弓之鸟﹐
但「革命群众」对他们的丑化仍不停止﹐甚至陈的学生兼学术研究助理黄萱也
被学校历史系召去参加运动﹐逼迫她批斗陈寅恪﹐又指她与陈寅恪有不清楚的
男女关系。这是当局上下对待敌人的手法﹐但对陈寅恪与黄萱来说﹐则是最严
重的中伤与侮辱。

从一九六六年的冬天开始﹐陈寅恪被迫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一代大儒竟向一
群如土匪般凶狠的无知「革命造反派」哀哀求饶﹑自掴自辱﹐并说他从不反对
共产党﹐也不反对马列毛﹐但革命群众仍不满意﹐迫他一写再写﹐现在把他一篇检
讨公开如下:(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祇是专
心教书和著作。(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祇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
系﹐并无密切来往。我双目失明二十余年﹐腿骨折断已六年。(三)我自己的一
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待。

等待死亡降临的陈寅恪﹐面对漫漫无尽的批斗﹑抄家﹑羞辱﹐内心痛苦可以想见。
在他生命最后一年﹐中山大学的「革命群众」这样批判陈寅恪:「陈寅恪对于
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给共产党是不甘心的﹐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
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
愿死﹐要看共产党怎么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大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
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
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石脑袋见上帝吧……」。

在整肃陈寅恪的种种手段中﹐最惨的是有线广播的高音喇叭。有整整两年的时
间内﹐陈寅恪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的日子里﹐陈尚且
要安眠药帮助才能睡眠﹐何况二十四小时不断向他播放令人恐惧到极点的恶魔
般的声音。革命群众知道他眼盲﹐但听觉灵敏﹐故意以噪音来干扰他的听觉﹐他
们甚至把喇叭悬在他的床头﹐说是「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
诉。」

二十年后﹐梁宗岱夫人含泪写下当时的情景:「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
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他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他就是这样被
活活吓死的﹗」

陈寅恪既成为革命的对象﹐他的妻子﹑女儿﹑亲属当然受到株连。他的亲属有人
受不了酷刑迫害与批斗殴打﹐祇能「坦白招供」承认自己是「特务」﹐而陈寅
恪是「大特务」﹐他的两个女儿也是「特务」。因此「清白」的家属均主动站
出来与陈寅恪划清界限﹐他的两个女儿当然也不敢回去看望受苦受难的父母﹐
深恐牵连到自己。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在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中﹐屡见不鲜﹐
何止是文革而已﹐因此没有人会同情陈寅恪﹐因为比他们更悲惨的人实在是太
多太多了﹗

在陈寅恪最后的两百天中﹐他已瘦得不成样子﹐有人偷偷上门去看他﹐他一语不
发﹐祇是眼角不断流泪﹐但外面对他的批斗诅咒仍然十分凌厉﹐他们骂他「比狗
屎还要臭」﹐骂他「死不改悔的反动派」。但到了毛死文革结束﹐中山大学热
爱毛的革委会则说﹐陈寅恪到死仍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感激﹗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晨五时许﹐瘦弱不堪的陈寅恪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逝世﹐
经诊断死因是:心力衰竭﹑肠梗阻﹑肠痲痹﹐享年七十九岁。而为他吃尽苦头的
妻子唐篔则在陈寅恪死后四十五天﹐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一日晚上八时
死去。虽然中山大学方面说她是死于心脏病﹑脑出血﹐实际则是唐篔在从容安
排好一切后方随陈寅恪而去﹐也就是为殉夫而自行了断﹐祇是不愿让革命群众
为她带上「自绝于人民」的帽子。

到了一九七六年﹐中山大学革委会政工组才下结论说:「陈寅恪同志属人民内
部矛盾﹐按国务院规定一次补发其遗属抚恤金伍佰二十元」﹐体现了毛与党对
他的「恩情」﹗

陈寅恪死后,消息一直被掩盖﹐也许当局认为「微不足道」﹐也许有些官员把
它订为「国家机密」﹐因此外界无从得知。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一日,在香
港出版的「春秋杂志」才发表了一篇「史学权威陈寅恪一死了之」的文章﹐透
露了陈寅恪死讯。到了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台湾中央日报副刊又刊登出
一篇长文﹐历述中共把陈寅恪迫害致死的经过。两个月后﹐也就是三月三十一
日﹐台湾国府国防部长俞大维在中央日报写了一篇「纪念陈寅恪先生」的文
章﹐内有「缅怀此一代大儒﹐不禁涕泗滂沱」之句﹐但并无责怪政权之句。接着
海外传媒在一年中发表了许多名人追悼陈寅恪的文章﹐其中包括有赵元任﹑杨
步伟﹑毛子水﹑罗香林﹑劳干﹑方豪﹑牟润荪等。

俞大维与陈寅恪有姻亲关系﹐陈的母亲是俞大维的姑母﹐陈的胞妹是俞大维夫
人﹐而俞﹑陈两人均先后赴美国﹑德国同窗留学。

也许海外纪念陈的文章有批评极权之处﹐因此官方对此有所反应﹐一九七八年
五月﹐毛死江囚﹐广东出版的「学术研究」刊出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在前
言中这样写:「解放后党和人民对陈寅恪先生的工作和生活给予妥善照顾﹐使
这位早年双目失明的学者的著述工作从未中断﹐对此他曾多次表示对毛主席和
共产党的感激。陈寅恪先生于一九六九年逝世﹐在他去世前用了十几年的工夫
研究了大量明末清初的史学﹑文学材料﹐终于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这种学术
钻研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蒋帮的一些无耻文人﹑政客﹐因为陈寅恪先生十多
年没有发表文章﹐便大谈他晚年遭遇﹐并借此进行反共宣传﹐这部洋洋数十万字
的著作﹐就是给这些反华﹑反人民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此文发表在官方「一举粉碎四人帮」并宣布文革浩劫结束的年代﹐但从此文用
句来看﹐四人帮余孽仍在﹐而文革浩劫还没有结束﹗看来﹐中国大地的文人﹐仍有人
要步陈寅恪的后尘﹐命丧祖国﹗

来源: 《黄花岗》第11期
 
3   [dokknife 于 2014-07-20 11:39:17 提到] [FROM: 72.]
三妹:拥抱高智晟律师回家
发表于 2014 年 07 月 19 日 由 qianren
人权斗士高智晟律师终于要把这牢底坐穿了。二0一四年八月七日是高智晟
律师刑满释放的日子,人们正在倒计时地数着日子,西方世界也在关注着这
个日子——高律师出狱的日子。

高智晟律师遭受迫害已近十年。身为中国十大著名律师之一的高智晟为何遭
到如此长久和惨烈的迫害?因为,他不惜身家性命地坚持维护中国人的人权
和自由。

十年前的二00四年底,在他得知法轮功学员遭受着非人迫害已达五年之久
时,震惊不已。正义感和良知驱使着他要为法轮功的信仰自由而呼吁,他于
2004年12月写了一封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没有得
到回音后,他又于2005年10月18日再发表了一封致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公开
信,信中披露了多例他所调查的法轮功信仰者遭受当局迫害的令人发指的悲
惨情况。这封公开信的发表引起海内外以及国内高层的震动。之后,高智晟
本人便接到恐吓电话,并频繁被北京司法当局等部门找去谈话,当局指称高
智晟已经越过了底线,并要求高收回他的公开信,遭到高智晟拒绝后,北京
司法部门于2005年11月4日下午宣布停止高智晟律师事务所营业。

2005年12月12日,高律师以“必须立即停止灭绝我们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
蛮行径”为题,第三次公开上书中共当局。这封痛彻心腹的呼吁信如同前两
封信一样,仍是石沉大海无回应,而高律师自己却遭到与法轮功学员同样的
惨绝人寰的迫害。

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高智晟律师为人权殊死搏斗和惨遭迫害的经历。

在经受了近两年的天天二十几名警察的贴身监督和骚扰后,二00六年,高智
晟再写出文章《有谁战胜过人性–写在“法轮功”同胞蒙难6周年之际》,再
次为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而呼吁。他写到:“受到迫害和精神摧残的不仅仅是
上亿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亲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在为了推行镇压
而进行的谎言欺骗中受到了无形的伤害。”

二00六年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点,高智晟律师在山东省东营市的姐姐高艳芳
家,被来自北京市国内安全保卫总队的十余名秘密警察暴力绑架,其间没有
任何人出示证件、法律文书或者口头说明身份。二00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在中共司法当局非法拘捕高智晟四个多月后,他们又非法秘密地审判了高智
晟,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决高智晟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
他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服刑期间,在二00七年四月二十日,高智晟发出郑重声明,揭露中共对他的
非法迫害和判刑,并严正做出五点声明,他写道:“我特别对此予以严正声
明:一、我完全不承认当局以反人性的暴虐行径强加给我的耻辱——罪名。
二、我不承认‘悔罪书’中的所有文字及文字所能够表达的意思,尽管当事双
方在它形成之初即完全清楚它的虚假,但我仍以此形式予以公开否认。三、
2005年12月13日,我退出中共的书面声明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此再次
予以肯定及坚持。四、在此再次对包括三封公开信在内的,2006 年8月15
日前的所有文字及这些文字所表达的事实、价值及思想予以肯定及坚持。
五、我将坚持永远与压制人们思想的一切形式的专制暴政为敌,与反人性的
专制暴政誓不两立。”

二00七年九月十二日高智晟发出致美国国会议员公开信,呼吁他们关注中国
人权状况。十天以后,二00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晚高智晟再度失蹤,被警察帶
到了一個秘密地方,在那里中共警察对他进行了近两个月的的肉体和精神的
酷刑摧残。这些酷刑包括:轮番暴打,四支电警棍电击全身和生殖器达数小
时,牙签扎生殖器,香烟熏眼睛,強灯照射十数天不让睡觉。

二00九年一月九日,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带着一对儿女千难万险地逃到美国,
并带出高智晟的两篇雄文《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完稿于2007年11
月28日)和《我的心声》(完稿于2009年1月1日耿和出逃前)。《我的心
声》是对《黑夜》篇的补充。《黑夜》篇专披露他自身所遭受的酷刑迫害,
《我的心声》专谈中国人权。

此时此刻,受到惨烈的酷刑折磨的高智晟并没有陷于受害人自身的悲愤和酷
刑的恐惧中不能释怀,而是在《我的心声》中大声为狱中的其他维权人士、
政治犯疾呼;仍坚持抨击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行。他在《我的心声》中对民
运和维权人士躲避当前中国最严重的法轮功受迫害的人权问题感到痛心,他
说:“现在相当多的民运及维权人士变得不再是行动者,而是沽名钓誉的民
运投机者。他们对我们民族灾难史上最惊天駭地的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迫害
睁眼不见,充耳不闻。”高智晟还在《我的心声》中抨击中共毁坏社会道德
和中国的环境;批评西方世界把利益置于人权之上的投机态度;他还谈及未
来民主中国要实行福利制度,要赔偿受专制迫害的受害人,要追究共产党首
恶的刑事责任;他还督促海外民主人士要把中国现在多如牛毛的践踏人权的
案例尽量送递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等等等,他在《我的心声》中说了许多
他关心的人权话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高智晟律师要具备怎样的勇气和胸
怀才能这样不惧酷刑为中国人的人权拼死呐喊和抗争。

雄文《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在海外发表后,二00九年二月四日凌晨,
高智晟再次被警方从陕北老家亲人面前绑架,随之而来的又是长时间的更凶
残的酷刑和更难以启齿的非人折磨。

二0一一年一月十日美联社披露了它在二0一0年四月对高智晟的采访内容。
在这次由中共官方安排的采访中,高智晟没有按照官方指定的话题进行采
访,而是披露了他从二00九年二月四日直到二0一0年四月美联社这次采访
这段大约十四个月的日子中,他是怎样一直被警方秘密关押和酷刑折磨的惨
烈状况。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后的二0一0年4月20日,高智晟律师再次失去消息。

2011年底在高智晟五年缓刑即将期满时,新华社于12月16日发出英文短
讯,称高智晟违反缓刑规定,已被送回监狱执行原判三年实刑。但是,没有
任何消息透露高智晟在哪个监狱服刑,家人也没有看到裁定书,更没有得到
何时可以探视的通知。新华社的报道没有提及高智晟违反了什么规定,也没
有提及,在过去20个月里,因何原因高智晟一直处于被失踪的状态。直到
2012年1月,高智晟大哥高智义才收到新疆沙雅监狱寄来的关于高智晟
的“罪犯入监通知书”。

原来,中共当局把高智晟送到了飞鸟不及的天涯海角。由此可见,中共当局
是多么害怕高智晟为自由人权而发的振聋发聩的呼声。

高智晟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人权拼死抗争,他这种勇气和胸怀昭示着什么?
他昭示着“人权高于一切”的深刻意义:不同信仰、种族和文化的人们的权利
皆平等。他昭示我们,法轮功百姓的人权和尊严也是中国人民的人权和尊
严。他还昭示我们,人权没有国界,一个国家中这么大的信仰群体遭受到如
此长久和残酷的迫害,是世界和人类的耻辱。

在一次北京家庭教会聚会时,高智晟对一位教友说:“当我认识了基督的公
义的时候,我觉得我更应该去替被迫害者仗义执言,我必须纠正你的一个说
法,说我替法轮功说话。正确地讲,我是替受迫害者说话!我是替社会上遭
遇到非公义的受迫害者说话!我是替中国人说话!”

这种胸怀才是真正的大彻大悟大爱。高智晟是名符其实的人权斗士,更是维
护世界人权的标志性人物。他遭受的非人酷刑和难以启齿的折磨是整个人类
的耻辱。

今天,让我们为了人类的博爱和公义,为了高于一切的人权理念,张开我们
的双臂,拥抱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高智晟律师,拥抱高智晟律师回家!

三妹于芝加哥家中

二0一四年七月十五日

□ 读者投稿
 
4   [dokknife 于 2014-07-20 11:38:46 提到] [FROM: 72.]
胡鹏池:刘主席评论毛主席
发表于 2014 年 07 月 19 日 由 lixindai
  中共党内形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一条漫长的道路,在这条路上矗立
着两个里程碑,刘少奇和林彪分别是这两个里程碑的标志性人物。

  1945年前,尤其是在延安整风前,中共党内本来或多或少还有点儿民
主,经过刘少奇在“七大”上热烈吹捧,毛泽东由此迈步走上了神化他的红地
毯。

  1966年前,尤其是林彪在主持军委工作前,毛或多或少还是一个人,
经过林彪在文革前后狂热造神,毛泽东正式登上了神坛,完全变成了一尊
神。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本文搁过林彪不提,单说说刘少奇同志的言行。

  一、1945年,刘少奇在七大

  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上第一次明确规定: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
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的领袖地位、
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作了充分的论述。有人统计过,刘的报告中共计有
105次提到毛的名字。刘说:

  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
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
国英勇无产阶级的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
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
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高到了从来未有的
合理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
正确的道路。”

  刘在讲话的最后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这可能是中共在正式大会上
高呼“毛泽东万岁”的第一次,不过那时还没有“万岁万万岁”也没有“万寿无
疆”,毕竟毛还没有做皇上。

  刘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虽然也当过临时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但是长期
处于被排挤的处境中。在党内的排名一直处于10名左右或10名开外的位
置,属于“二线大佬”这个层次。正是由于毛的一手提拔,使刘得以从“二线
大佬”成为“二把手”,成为毛的第一助手,成为党中央全权负责日常工作的
常务副主席。

  二、1959年,刘少奇谈“两种个人崇拜”

  建国后,尤其是在1956年后,刘少奇吹捧毛泽东的话比较少了。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长达四小时的“秘密报告”,
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恶,随后在国际共运中立刻掀起了一股反对“个人崇拜”的
浪潮。在这股“浪潮”波及下,中共“八大”会议上也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
提法。

  以“反对个人崇拜”的名义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对于如刘少
奇、朱德、彭德怀这些党内一线大佬是一件想得通、求之不得、顺水推舟的
好事;但对于毛泽东而言,这是一件痛苦、无奈的事。毛只是迫于国际共运
的大形势,自己又没有来得及想出对策才不得不勉强同意的。而到了1958
年前后,这个“对策”终于被毛泽东憋出来了,这就是“两种个人崇拜”的说
法。

  毛泽东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说:“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
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
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
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
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
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这一段话中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发明了“两种崇拜”。这种思维模式,
或是辩论模式,毛用起来非常得心应手。“崇拜”有两种,“冒进”也有两
种,“好大喜功”也有两种,过了几年又发展成“海瑞”也有两种。

  毛接着又说:“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
自己独裁。”

  一年多后,刘少奇找到了机会表示了他对“两种个人崇拜”的拥戴。刘
说:

  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的提倡“个人崇拜”的——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
事情。

  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
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
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的。

  刘的这一番高论是在“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谈的。那天是
1959年9月9日(九月九,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军委扩大会议已经将近尾
声了,全体与会人员在怀仁堂集中开全体会议,听取刘少奇作关于《无产阶
级革命家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和所谓“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

  刘在报告中系统批判了彭德怀的“错误”,认为清除“彭德怀反党集
团”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很大的胜利。

  刘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
的“个人崇拜”,我们要的就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错误的个人崇
拜”。

  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的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
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
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
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
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的。我以后是不
是还要搞别的同志的“个人崇拜”?也可能的。这完全不是为了那一个人,更
不是为了我个人,或为了争选票,不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替彭德怀同志
搞“个人崇拜”呢?我也想过,后来我想不能搞。他是想要我替他搞“个人崇
拜”的,我可以感觉出来,不能搞。因为他自己极力搞他的“个人崇拜”,装
得很认真,在各方面极力表现自己,他有个人野心。但我看他这个人的政治
水平是很低的,比在座各位同志的政治水平都要低一些。不象他个人的想
法,他自以为水平很高,我就不相信。他估计形势总是估计错的,这次在庐
山会议又估计错误了嘛!他如果政治水平很高,为什么要搞这个事啊?政治
水平高的人是不会搞阴谋的。马克思主义很少,或者没有,只有个人野心,
所以他的“个人崇拜”不能搞。我们搞“个人崇拜”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某一
个人,不是为了任何人。

  高岗、彭德怀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都造这个谣言,说我有一个摊摊,很
有私心,而且要篡党,并且在毛主席到重庆的时候,我就布置了。口里造谣
说人家要篡党,实际是他自己要篡党,他自己搞这个事的,他有目的的。我
有什么布置啊?我向你们那一个布置啦?一你们可以揭露,篡党布置有无证
据?当毛主席有别的事情或有病的时候,中央决定要我代理他的职务,我自
己也认为可以代理,而且我代理比别人代理也不见得怎样不好,在这种时
候,我是不推辞的。如果我觉得别人代理比我代理好,那我就为别人搞“个
人崇拜”了,那我就投别人的票了,因为别人代理比我好嘛!

  三、《修养》中反毛泽东的“准黑话”

  “九一三”后,林彪大量的私底下的所谓的“黑话”陆续被披露出来。

  (见拙作:林彪背后言论101+13条,评注26条(上)(下)

  人们这才了解到,原来表面上最高举、最紧跟、最忠诚、最亲密的林副
统帅的内心深处,对毛泽东有着颠覆性的批评。

  人们很自然地想到:林彪如此,另一个曾经的“接班人”刘少奇又怎样
呢?刘少奇在背地里有没有像林彪类似的反毛泽东的“黑话”呢?

  几十年过去了,只有王光美所说的一条“好歹历史是人民写的”,这也不
能算是“黑话”吧,其它的,似乎一条也没有找到。

  所流行的刘少奇反毛泽东的话当然有,但都是公开的,有的甚至是当着
毛泽东的面讲的,当然算不上是“黑话”。

  但有两条明明说的是毛泽东,却没有指名道姓,而且是隐藏在一本书
中。笔者称之为刘少奇的“准黑话”。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将当年延安整风时出版的《论共
产党员修养》一书,亲自修改后再版,并于1962年8月1日全文发表在《红
旗》杂志上。

  书中有两段话非常引人注目:

  “……,这种人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
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
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和热情。”

  “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不
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和批评。……他‘好
名’的孽根未除,他企图在共产主义事业中把自己打扮成为‘伟大人
物’和‘英雄’,甚至为了满足他的这种欲望而不择手段。”

  这是在说谁呢?

  任何人看了这两段话都会立刻联想到毛泽东,简直就是在为毛泽东画
像。

  有研究者说这两段话是针对陈独秀的,也有人说是针对王明的。可是陈
独秀死有20年了,王明也早就垮台,并已移居苏联近10年了,在国内政治
生活中已经不起任何作用。

  当时之势,谁还能在中国共产党内自封为“马列”呢?当然只有毛泽东一
人而已。正是毛泽东自封“马克思加秦始皇”,正是毛泽东要求党和人民像对
马克思一样崇拜他,像对秦始皇一样尊奉他。这是秃子头上的蚤,明摆着的
事。

  也有人说这两段话在《修养》中早就有了,刘少奇不过是为了保留原文
原貌而已。可是在62年再版前,刘少奇曾对原文作了大量修改,却又为什么
偏偏完整地保留了这两段呢。

  答案只能是一个,刘少奇存心刻意将矛头对准毛泽东。

  63年、64年,笔者读《修养》时也曾注意到这两段话,当时心中咯噔
咯噔了好几下,只是没敢往深处想。

  四、公开场合下的,“半公开”的话

  在公开场合下,刘少奇始终是拥护毛泽东,响应毛泽东的,他根本不
敢,也不可能反对毛泽东。但在1962年至1964年这个时间段,由于各种因
素的综合作用,刘少奇一度曾经相当地“胆子大”,在公开的场合陆续讲了一
些“半公开”、“半直接”反对毛泽东的话。

  1、刘在“七千人大会”上说: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
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了。……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
……”

  这段讲话中虽然没有点毛泽东的名,但与直接点名也差不多。因为“一
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比喻是毛泽东的独家发明,也是“用之四海而皆
准”的,到处用到处套。即使是说“形势大好,问题不少”,也仍然是一个指
头与九个指头。

  刘少奇却说这种讲法不能再套了。这无疑是当面扇耳光。

  要知道毛可以当众扇你的耳光,你刘怎么可以当众扇他的耳光呢?

  2、毛泽东一向标榜自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专家,一向对自己的所谓调
查研究的方法洋洋得意,而刘少奇却在64年前后一再说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的
方法过时了。

  刘说:“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
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过去的四清没有从根
本上取得胜利,可以说没有打过一个胜仗,而是打了败仗,王光美同志在河
北桃园搞了四清,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这就是必须扎根串联。其他同志
的四清,可以说还没有入门呢。都还没有走上正规,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
好。过去的一年是打了败仗而不是打了胜仗。我在这里宣布,取得一两个典
型的直接经验对一个领导干部事关重要,如果还不下去,高高在上,那就没
有资格当中央委员了……”

  刘少奇的胆子越发大了,竟指名道姓地贬低毛泽东。

  更为可气的是刘少奇一方面说毛泽东的“开调查会”的方法“已经远远不
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另一方面却吹捧自己
老婆发明的“扎根串连”是“必须的”。

  这在毛泽东听来,那岂不是说我毛泽东不行了,你老婆行!你更行!不
按你老婆的那套办法去做,就没有资格再当中央委员了,岂不是我毛泽东连
当一名中央委员也没资格了。

  这事如果搁在一个市井莽汉身上,一定会立刻走上前去,一把揪住他的
领子:你他妈的,你到是给我说说清楚,到底是谁没有资格?

  但是,伟大领袖并没有立时发作。

  唉!如果真能立时发作也就好了。

  五、让毛忍无可忍的“串烧”

  无论是面对刘少奇的“准黑话”,还是面对刘少奇的“半公开”的挑衅,
毛泽东虽然“憋气”,但总算是勉强忍住了。

  真正让毛泽东忍无可忍的是刘少奇的由另外几句话组成的“串烧”: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个问题,现在不讲,将来要讲;活着不讲,死后要讲”;
  “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

  我在拙作《为什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胆子大?》曾经写道:要知
道,毛虽然“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但他毕竟是肉身凡胎之人,即便是和
尚,仍然是一具行走于人间的“孤僧”,总还有可畏惧之处。

  即使是在长久的战争环境及党内斗争的环境中,早就炼就了不世武功,
炼成了金刚不败、百毒不浸,毕竟仍然有“软肋”,仍然有“命门”。

  毛泽东畏惧什么呢?毛的“软肋”、“命门”又是什么呢?

  笔者以为就是“历史”,也就是地狱之门。“无法无天”,可以“无法”,
也可以“无天”,却不能“无地”。

  “地”就是身后之事,历史将如何评价他?身后会不会出现一个掘墓鞭尸
的伍子胥,会不会出现一个做秘密报告的中国的赫鲁晓夫?

  过去,我们常常将此叫做“赫鲁晓夫情结”,其实中国特色的“赫鲁晓夫
情结”就是“伍子胥情结”,所以那几年他老人家常讲“赫鲁晓夫那样的人
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老人家的心思,就在于此啊。

  所谓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反修防修、四清、文革,一茌又一茌的
政治运动,哪来的这么大的劲,原动力全都出于这个“情结”啊。

  所以当刘少奇讲出这一段“串烧”来,毛泽东也就认定了刘少奇就是当代
的伍子胥、中国的赫鲁晓夫了。

  什么“你我是要上书的”?

  在毛泽东听来,说“你”是真,说自己是假,摆明了要对我秋后算账啊!

  什么“现在不讲,将来要讲;活着不讲,死后要讲”?

  你小子是“王八吃秤舵”铁了心了,要在我死后做赫秃那样的秘密报告
了。

  什么“人相食,要上书”?

  人已经相食了,我就一定要让它“不上书”。

来源: 共识网2014-7-17
 
5   [dokknife 于 2014-07-20 11:36:49 提到] [FROM: 72.]
江东瑜:逆向的于连:谈谈芮成钢
发表于 2014 年 07 月 19 日 由 lixindai
  芮成钢倒下了,惊起一片“网虫”。

  “我的朋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代表全亚洲”成为讪笑的谈片。

  芮成钢,寒门素家、天资卓然、高考状元、留学耶鲁,经历了两套教育
体制的考验,却在“成功”之路的最后几步倒下。有的朋友把他比作《红与
黑》的主角于连,确实形似之处。但是,稍加思量,不难发现:芮成钢却是
逆向的于连。

  重温一下于连的故事,出身木匠之家,进入了接收寒门子弟受教育的神
学院。以优异的资质突破了门第的限制,一路向上攀爬。在接近成功时,兀
然跌倒在上流社会的门槛上。好像也是一个追梦失败的悲剧。但是,请不要
忘记,当于连冲进那个不公正的旧体制时出卖了他的才能、智慧甚至肉体,
却没有出卖灵魂。

  他敏感,但坚守自己的尊严——“我出身低微,夫人,但是我并不低
贱。”

  他苦闷,但没有把指鹿为马——“人间地狱就在这里了,只要我走进去,
我就不能脱离它了!”

  最后,他以决绝迎接末日——“我不抱任何幻想,我深信死亡在等着我:
它是公正的。”

  那个虚伪而不公正的旧制度为底层青年打开了一条窄缝时,于连像一颗
螺丝钉那样钻进去,却像一颗炸弹般震动了旧制度的牢笼。他从来没有认同
过那套虚伪的、侮辱人的制度,他咬牙切齿地奋战着,不惜扭曲了自己的灵
魂、毁灭了自己的情感。诚然,于连在自己的战场上流着血和脓、留下了丑
陋的伤疤。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他是一个战士。

  那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朋友芮先生呢?他在社会阶层凝固化的时
代,钻进了最后的几个狗洞,踌躇满志、春分得意地卖力表演。

  一个国际贸易专业出身的人,能够从国债联想到“债权人”;

  一个耶鲁毕业生,居然会嘲笑大使坐经济舱;

  一个被代表一辈子的人,居然自封代表了全亚洲。

  于连的敏感苦闷是保护自己的自尊,芮先生的张扬与狂妄是为了给体制
增光。他自愿成为虚假之梦的装饰品,为谎言与虚伪作注脚。数十年前,一
篇《血统论》横空出世,狂妄地泄露了真相。可是,被伟大人物玩儿坏了的
十年留下了一堆瓦砾和废墟。高贵血统的自信掩不住缺乏专业人员的事实,
遂有高考恢复、学历时代的松动。一时间给人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可是,
当专业人员在高速增长的经济形势催熟为技术官僚时,被垄断的权力再次构
建封闭的殿堂。拼爹时代在繁荣的光环中悄然降临,普遍的社会焦虑随之而
起。芮先生的出场十分应景,他卖力地表演着一个装饰符号的角色,假装做
了命运的主人。这就是芮先生的真相,他是一个演员,演得还不错。

  只不过他的价值也仅限于此,甚至比不过一个优秀的技术官僚——会造原
子弹的不好找,好演员多的是。江湖风波紧,曾经霸气十足、游刃有余、指
点江山的芮先生便如枯叶般被扫落,拉一段禅师隽语也遮不住匆匆谢幕的仓
皇失措。

  一个战士的死,会感动苍生许多年。于连之后,无数个于连继之而起,
最后把施虐的制度炸得粉碎。

  奉命演出的芮先生呢?芮先生的结局多少算是个教训。无论演出多么卖
力、多么成功,今天分给你的一杯羹,可能明天就变成了噎死你的毒药——钻
洞须谨慎,狗粮有风险。但是,才俊们会听吗?他倒下了,狗洞还在,自愿
入穀的青年才俊总是不少。汤因比名言“人类从历史中的学到的唯一教训就
是,人类从不吸取历史教训”,我以悲观附议。

  芮先生的折子戏告一段落时,慈悲的犬儒照例要来开腔“他是可怜的,
都是制度的错”。对这些爱惜羽毛与姿态的朋友,我只能敬而远之。人创造
了坏制度,人维持着坏制度,离开这些为虎作伥的人,制度只是一张废纸,
也无所谓好坏。这是最简单的常识。在一个回避个体责任的时代,任何进步
都是空想,谈自由也是多余。我无意于和犬儒们争论什么,只是声明自己的
无慈悲,毫不介意“落井下石”的指责。对这位倒霉的芮先生,我毫无同情,
自作自受天经地义。最后我想于连的一句话可能最适合他了,“在监狱里最
不幸的不幸,就是不能关上自己的牢门。”失败的演员芮先生,与失败的战
士于连,从相反的跑道起步,在监狱找到了最后的汇合处。

来源: 共识网
 
6   [dokknife 于 2014-07-20 11:35:55 提到] [FROM: 72.]
李零:说中国贵族
发表于 2014 年 07 月 19 日 由 lixindai
  编者按:2014年5月14日,李零老师在央美“当代学术开放讲堂”做了
题为《说中国贵族》的演讲。

  李零:大家下午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说中国贵族》。刚才尹吉男
教授说我最初的题目是《说世袭平民》,这两个其实是同一内容,就是把题
目换了一下。

  大家比以前更喜欢炫耀出身

  李零:我就言归正传,我们大家都读过鲁迅的《阿Q正传》,阿Q的意思
是什么呢,就是阿贵。穷人常常用富和贵给孩子取名字,比如说蒯大富还有
陈永贵,都是农家孩子们常起的一种名字。穷人造反,陈胜是一个代表人
物,早先他在地里干活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苟富
贵,无相忘。”别人都以为他是在说胡话,他回应道:“你们这些小麻雀怎么
知道鸿鹄之志?”其实大富大贵的确是所有穷人的最高理想。那什么是贵
族,有时候很笼统,比如说世族大家、有钱有势有派有范,大家这样的印象
不能说都错,但并不是一个准确定义。

  我们先从这个“范”开始说起。现在的世界到处散发着保守情绪,中国也
不例外,什么都吃后悔药。本来以为经过文化大革命,血统论可以休矣。
错,现在大家比以前更喜欢炫耀出身。只不过是反过来了,地主资本家好,
国民党军警、宪、特好,北洋军阀好,满清遗老遗少更好,再不及也得是个
御膳房给皇上做饭的。那可不是一般人。大家热衷寻根,一代一代跨着辈往
前倒腾,特想找一个与共产党无关,与受苦人无关,反正不是大富就是大贵
的亲戚。

  现在流行民国范,说什么民国的流氓都比现在有范。那么什么是“范”?
范就是Style,Style不光看你的作品也要看你的扮相。现在什么不是表演
啊,范就是你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你一站那大家就能看出你身份。

  我记得1981年的时候,西安商店里到处贴了一种小广告,山西话管这
个广告叫露布(音),露布上说:“本店新到石头眼镜,预购请速。”那个时
候山西老汉时兴戴一种眼镜,就是那种茶色平板的两个圆片,黑糊糊跟熊猫
是的。然后头上再戴一个瓜皮帽,后来我看溥仪的照片,不是他穿龙袍或者
穿西装的那种,而是他穿长袍马褂那种。发现皇上和老汉都是一样打扮。

  前些年发明了一种国服,就是扣排的绫罗绸缎,中间有一个福字寿字,
花团锦簇,有人说这种服装有两大优点。一个可以取代毛服,二还可以区分
于西装。即不会把外国人吓着,又凸显了中国特色。其实毛服就是中山装,
中山装才是民国范儿。季羡林先生经常穿一身中山装,出国都不肯换。王世
襄先生穿中式服,可能也许该叫前国服。我也有那么一件,是的确良的,领
口下面有一排扣子,或者就是用尼龙大扣一帖,一脱衣服呲拉一下。其实这
种服装应该说是一种文革Style,早先是没有的,现在也没有。

  贵族从哪儿来

  李零:大家很关心贵族是从哪里来的,咱们也进行一番追根溯源。不仅
要原富还要原贵。贵族的特点就是血统高贵。他为什么高贵呢,那就得问他
爸爸,可是他爸爸前面还有爸爸,你一直追根刨底问下去的话,就像中国古
书的一种讲法,假托神意编个瞎话。说他最老的祖奶奶吃了一种什么米,或
者偷了一个什么蛋或者踩一个什么巨人的脚印,感孕而生。

  贵族都是有世袭有谱牒的。不但财富世袭,而且身份也世袭。一代一代
往下传。读历史有一件事最清楚,就是全世界最先富起来的人是一些人上
人,这种人上人可能就算是最早的贵族了。考古学家讲良渚遗址还算是新石
器时代呢,当时物质好贫乏可是人已经两极分化了。老百姓住的地方还有死
了埋葬的地方全都在低处,洪水来了,不想当鱼鳖你就赶快上树或者上船。
现在这里是一片一片长满了竹林;而贵族就不一样了,贵族住在高的地方,
四周有一个很大很厚的城墙,既可以防盗贼也可以拦洪水。他们的确是人上
人,住在高处不说,住的那个大平台,果园那一带完全令人想不到地面是人
工弄的,开车都得走半天。这些贵族们死了以后埋在祭坛上面,一个一个祭
坛就像是金字塔。过去我在北京看展览关心就是良渚玉器,现在真正让我感
觉到震撼的实际上是这些用土堆起来的台子。你把他的土方量算一下的话,
跟金字塔也是有一比的。

  贵族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讲血统,我们知道养马有所谓的纯血马,纯血
马都是要登记造册的。这个贵族也一样,非常强调血统要纯之又纯。欧洲贵
族门上有族徽,墙上有盔甲刀剑,马厩里面养着马;日本贵族也这个样子;
中国贵族金玉满堂,这个金不是黄金是青铜。商代铜器上面有族徽,这个器
皿是哪一家的分得非常清楚。西周铜器有一种铭文叫策命金文,策命封赏的
时候就会把天子委任状重复一遍,你爷爷你爸爸有很大的功劳,现在我要任
命你,让你继承他的差事继续当他们当过的官。最后结束的地方都有一个套
话,就是永保佑子子孙孙,这些都是跟延续他的香火有关。

  贵族很讲究姓氏。有一个姓就是带女字旁的姓,像什么姬姓姜姓。如果
要通婚的话一定要女字旁的姓,因为普通人是没有这种姓氏的。值得注意的
是什么呢?东周以来同姓铭文有个特点,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
子某某之孙。凡说这个话的人,其实都跟他铭文讲的非常显赫的祖宗差了
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再厉害的贵族传不了多少代,族要分,财要散,血
缘要稀释。先头还可以说血浓于水,后来水越拆越多,和注水猪肉一样。

  东周时期距离文武周公的时代已经非常远,社会上有很多落魄公子旧王
孙。他们如果要把自己的世袭往前面倒腾那也不得了,比如孔子的祖上是宋
国大司马,再向上追溯他是商汤的后代,比周都老派,但在鲁国他是第四代
的移民,他爸爸是小官,乡镇干部,他妈是当地的土著,姓颜的人。他们俩
都认为自己是小邾国后代,那个小邾国的墓就在山东枣庄。孔子年轻的时候
很穷,干过很多下贱的工作,但是喜欢谈论贵族政治和贵族道德。孔子周游
列国,古代叫宦游,现在叫跑官。东周时期这种人到处找工作,写求职广告
说,当时的贵族要学问没学问要道德没道德,占着茅坑不拉屎,所以应该选
贤任能。有本事的人不仅可以当大官,而且应该当大官。所以当时就有所谓
布衣卿相的宣传,像伊尹、傅说这些人。

  就连尧舜禅让的传说也一下火了起来。禅让其实是说选接班人这个事只
能由领导指定,你要懂事你得坚辞不就,让领导在后面追。你到公司应聘总
不能跟老板说,我的要求也不高,你把位子让给我得了。我肯定能把公司办
好。战国时期禅让从幻想变成现实,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齐人伐燕”。燕
王效法大禹把王位让给他父亲的老臣子之,孟子大怒,认为乱了名分,不
合“王道”,劝齐宣王发五都之兵,入侵燕国,燕王死难,子之被垛成肉泥。

  当时大家都认为制度很不好应该改革,但是改革的思路不一样,比如说
吴起和商鞅从表面上看跟孔子的立场是相反的,其实殊途同归,他们也不满
意当时的政治制度。不同在于,孔子说,东周罹患全怪没有照周公老规矩办
事,咱们还是回到周公那个时代吧。吴起商鞅不信这套,说既然官吏倒置,
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加强军权,并且不是尊周天子,而是一方面要尊本国的诸
侯,一方面削平各国小贵族。让诸侯成为本国唯一的贵族。就像给果树修枝
一样,所有多余的枝杈都给他剪掉。他们还有气魄,快刀斩乱麻给后世立规
矩。当然就坏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事,人家当然不干了。所以他们的下场都很
惨,吴起被乱箭射死,商鞅被五马分尸。这种改革十八世纪的欧洲也有,但
是比我们晚了2000多年了。

  秦始皇用商鞅法推行二十等爵制,二十等爵制下面有一个大军,今天叫
劳改队,也有等级。有了这个制度,人不问出身,只要你地种得好,杀敌杀
得多,可以一级一级往上爬。该杀的杀,该罚的罚,从此除了皇亲国戚谁都
不是贵族。高官厚禄地位在高,那叫高官不叫贵族。

  《殷周制度论》更像一篇建国大纲

  李零:中国超现代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官文化发达,文官制度完
善,特别是有一套选官制度,从平民到高官有直通车,这是西方没有的。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是很有名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讲商周
有什么不同,但更像是一篇建国大纲。不光讲学术,还宣传政治主张。他
说,人类最理想的制度就是周公的制度,所谓的《周公之制》其实并不是孔
子说的周公之制,而是从秦到清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制度。皇权世袭加选官
制,缺一不可。皇帝一定不能选,官一定要选。如果像西方那样选领导,在
他看来天下就乱了。

  王国维是个了不起的学者,但是他的文化立场是保守主义的。从秦始皇
以来中国的贵族是什么呢?中国史书兹兹于一姓之兴旺,秦始皇以下世袭贵
族都是以朝代为断线。比如汉朝姓刘,唐朝姓李,宋朝姓赵,明朝姓朱。秦
朝最短,只有十来年。汉朝最长,有四百多年。一般王朝也就一二百年,或
者二三百年。

  秦始皇本姓赵,他才是原始意义上的贵族

  李零:秦始皇号称始皇帝,皇是三皇,帝是五帝,把所有高贵的头衔集
于一身,原来意义上的贵族他是最后一人。始皇嬴姓,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叫
嬴政,电视剧都是错误的。嬴姓是带女字旁的姓,男人有姓但是不能加在名
字前面,女人才在名字前面冠姓。大家都以为秦始皇是陕西人,但是他的祖
庭却在曲阜。嬴姓西迁,先入山西者为赵,后入陕甘者为秦,秦赵是同族
的。赵是最初住在霍山下,也就是洪洞县的赵城镇。天水赵氏、邯郸赵氏、
太原赵氏都是来源于赵城。北大汉简有一篇叫《赵政书》,可以证明秦始皇
是叫赵政。这种氏,汉以来才叫姓。我们只能管它叫赵政,不能叫嬴政。

  跨朝代的贵族千年只有孔姓

  李零:中国有没有跨朝代的贵族,有,只有一家,就是姓孔。孔子是素
王,没有王位的王,中国读书人奉他为万世师表,但是他只是一个精神贵
族。

  在贵族底下有平民。人分三六九等,从来就不平等。统治者说既然不平
等,当然得分高低贵贱,重要的是长幼尊卑有秩序。这种秩序孔子叫礼,秦
始皇叫法。

  大家都知道印度有四大种姓,僧侣、武士、平民、贱民。身份是固定
的,生下来是哪一种,世世代代就是哪一种。

  中国跟印度不一样,我们的四民秩序是士、农、工、商。士早先是武士
后来是文士,文士是读书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高不是读书本
身有多高,而是读书才能做官,除了皇上他们就是当时的成功人士、人上
人。农地位也在工商之上,很多读书人都是从农村来的,上层和下层有流
动。和尚、道士不从事生产,处于社会边缘,没有特殊地位。传统中国优点
是世俗程度高,没有教皇,只有皇帝;没有小贵族,只有皇亲国戚,赐给他
们食邑,让他们做一个不问政事的藩王。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大一统,民族
多元化,宗教多元化,阶层有流动,下层有文化。

  抗战时候咱们唱的是“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工农兵学商对官而言,
全都是平民百姓。

  中国有造反的传统

  李零:讲到贵族传统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就是中国有造反的传统。
我写过一本讲《周易》的小书,题目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就是大家
说的听天由命,这是子夏开导司马牛的话。一个会做买卖的人开导一个老贵
族,这话听上去有点儿宿命。讲算命的书当然得这么讲,但中国老百姓其实
既信命又不信命,并不全听天由命。

  中国有造反传统,不仅每个朝代都有人造反,而且各个正统王朝都是造
反的结果。《史记》有十二本纪,三十世家,《本纪》是记帝王,《世家》
是记贵族。司马迁把刘邦、项羽列入《本纪》算是帝王,把陈胜、孔子列入
《世家》算是贵族。刘邦、项羽都是以造反获此殊荣的。孔子也是平反昭
雪、落实政策的名人。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
言。”

  中国老百姓真是天不怕地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毛泽东
把这话的发明权算在王熙凤头上,但我估计可能是一个民间流行的话。

  天命是革命的最好借口,比如汤武革命。你会借,老百姓也会借。他们
说昏君无道、滚蛋,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元曲》中说八百里水
泊梁山,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替天行道是他们的口号。

  《易经》里边有大人,后世算命书叫贵人,你就是贵为天子怎么样呢?
曹刿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楚汉
之争,项羽是贵族,刘邦是平民,贵族打不过平民。圣人之言,孔子说的圣
人是尧舜禹,尧舜禹都是死人,死人的话也吓不住他们。中国的宗教观念淡
薄,贵族观念淡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读书人根本就不是一种人

  李零:读书人当然很重要了,但是士不是僧侣,儒学不是宗教,孔子不
是教皇。西方传统里面僧侣、武士地位最高,僧侣源于巫婆、神汉,他们以
神道设教,垄断神义,垄断知识。西方的大学都是从庙里来的。这种人当然
是人上人。世界上的大宗教本来都是解救受苦人的学说,比如基督教就是古
罗马的社会主义运动,但后来变味了,成了买卖,成了精神鸦片和洗脑工
具。什么人最容易信教?孤苦无告的人最容易信教,妇女比男人更容易信
教。欧洲中世纪教会比君主权力大,神是虚拟领导,无所不在,永远领导
你,谭嗣同有诗:“众生绝顶聪明处,只在虚无缥渺间。”

  武士是当兵打仗的人,俗称“丘八”。他们的军头现在叫军阀.大人有大
刀,你有命,你不听话,杀!当然很厉害,这也是一种人上人。西方的世俗
统治靠武士,武士的头子是君临尘世的王。美国推行世俗化选来选去多半是
这类强人。伊朗之前有个国王巴列维,他的父亲叫礼萨•汗,本来是一个哥
萨克小兵,就是以军阀起家。所以不要以为是国王就有多少代,他就两代。
但是军阀再厉害,地盘有限,寿命有限,他们管得着的地方归他们管,管不
着的地方归神管。西方中世纪王权不够强大,宗教是唯一的大一统。世俗君
主都是基督徒,除了世俗事务都得归教皇管。普天之下都归教皇管,所以他
们的僧侣地位要比我国高。

  中国士农工商头号是士,中国读书人从名义上讲都是孔子的学生,孔子
供在文庙里,每个县城都有,孔子也是一个虚拟领导,孔子是所有老师的老
师,但不是神。文庙里没有出家人,儒家反对出家,读书人父母在不远游,
死了还得丁忧守制,他们不是僧侣,中国没有精神。要说精神贵族只有一家
就是孔家,但是孔家也不管学政,仕途是归政府管的,孔子不是教皇,他只
是在精神上领导这些读书人。宗教如果没有大众就不能叫宗教,儒学不是宗
教。

  中国很特殊的一点就是在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是一种很特殊的人。现在
的读书人都喜欢吹捧读书人,说老百姓是暴民,不像他们有知识、有理性、
有高雅品位、有社会关怀、以天下为己任,是人类良心。

  其实读书人根本就不是一种人,很难靠这种漂亮话给他们定位。

  中国读书人都断不了做官的念想

  李零:四民士为首,读书为哪般?答案是做官。中国读书人有个高贵头
衔“文人士大夫”,这个词英文怎么翻译呢?Scholars?Officials?就
是他又是个官又是个学,模棱两可的一个词。学者都是预备役的官僚,摩拳
擦掌,就像我们少先队说“时刻准备着”,当官才是终极目标,当不了啦或者
下来了才以隐逸自高。

  中国学者的理想是“学者中官最大,官僚中最有学问”。但当上官你是
官,当不上官你还是老百姓。一部《儒林外史》写得真好,超现代。中国的
读书人都断不了做官的念想,做官、当大官那是极少数,其他人只能入于外
史。中国读书人是个能上能下的阶层,你别光拿眼睛往上瞅。他们很多人都
出身寒微,来自基层。科场不利,干什么的都有。当幕僚的,当塾师的(就
是孩子王),里巷行医、江湖卖卜,落第秀才连上山落草的都有。你把他捧
得太高不对,贬得太低也不对,还是读读《儒林外史》吧。

  一个故事进来一个故事又出去,《儒林外史》的结构是这样的。人物也
很多,这些人多半都是讽刺对象,形象高大的人物只在一头一尾。开头是王
冕,在村里边放牛卖画不肯做官;结尾是四个市井奇人,琴棋书画各一位,
自娱自乐,粪土当官。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并不泾渭分明

  李零:过去我以为大隐隐于市是中国的人文幻想。但乾嘉之际,温州有
市井七子。这七个人职业是铁匠、鱼贩、银匠、营卒、菜贩、理发师和茶馆
里跑堂的,可居然吟诗作赋小有名气。研究中国你别以为乡村市井里面全是
文盲,其实什么大传统、小传统、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咱们中国并没有那
么泾渭分明。画家、书法家有些是贵族,没错。比如宋徽宗,八大山人。但
很多都扯不上,作者群笼而统之说是文人士大夫,但是他们自己标榜的身份
不是农就是樵或者是无名渔夫,没有人拿大官当雅号的。齐白石有一首
诗“记得前朝享太平,布衣尊贵动公卿.如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
名。”齐白石是布衣,原来是个雕花木匠,自称鲁班门下。他就是个现实版
的王冕。我去过浙江诸暨县王冕的家,真正的王冕跟小说中的王冕不一样,
小说理想化了。

  研究艺术史的很多人都以为,匠气是俗气的代名词。雷德侯教授讲艺术
史特别看重书法,我们讲艺术史一般不会从字讲起,但是他的《万物》一上
来讲的就是字。他说,中国的艺术特点是工厂艺术,十年磨一剑。什么都是
磨剑,但什么又不是磨剑呢?恐怕就连最自由的所谓文人画其实也免不了重
复制作。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不也如此嘛。

  艺术史、艺术和工艺是什么关系,文人和匠人是什么关系,文人画该怎
么定义,一部艺术史有多少是文人的贡献,这些都是问题。白石老人以画
名,但是诗书画印他说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故意把画搁最
后。

  中国的壁画,爬高上低都是匠人所为;用青田石、寿山石刻印,这个事
在以前也是匠人的事,像吾丘衍、赵孟钏堑挠《际亲约盒醋秩缓笕媒橙
去刻,因为铸铜印文人干不了,就是用象牙或者牛角刻章也不好刻。石印过
去都说是王冕发明的,不对。南京市博物馆有一枚阴纹的印章,上书两
字“隐逸”。这是1960年从南京一座宋墓出土的。宋时江浙一带,民间有人
用这类石头雕小玩艺儿卖,文人受他们启发,模仿着来,才有所谓篆刻。然
而治印这些并不是文人的强项。文人的强项就是画上题诗写字。文人会写
字,所以宣传什么书画同源、笔墨异曲。这些俗人懂吗?

  可是就连这样的事也不尽然。西方的抄手经常都是奴隶,我国的竹简帛
书还有敦煌卷子,字写得那么漂亮,却并不是什么书法家的作品。写字抄
书,从秦汉到明清主要是书吏,就是所谓刀笔吏,像刑名师爷那样的小官。
他们的看家本事是写字。

  文人会写字,主要与考试和当官有关系。即使连王羲之一类的书圣,也
不是今天理解的书法家。写字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人写个便条就拿去展
览。过去的人天天写字,当然写得好,就连管账先生都比现在写得好。沈从
文说:“书法家出则书法亡。”很有道理。

  你是汉族就别扯什么贵族了

  李零:中国的贵族离咱们最近的就是满清贵族,不是满人就是蒙人,你
是汉族就别扯什么贵族了。康梁不是贵族,戊戌变法失败他们是朝廷通缉的
要犯;北洋军阀也不是贵族,皇上就是让他们给撵出紫禁城的,推翻清朝的
人从王朝政府看都是乱党。

  历史上的征服王朝多以骑射得天下。欧洲中世纪也如此,欧洲贵族都是
北欧蛮族,擅长打猎和打仗。汉族喜欢吹:“野蛮打不过文明,征服者总是
被被征服者同化。”其实文明的腐化才是我们的强项。清初满蒙不忘骑射,
经常到承德去打猎;但清末打长毛、打捻军,全靠湘勇淮军。彼此调了一个
个儿。很多八旗子弟都被汉族腐化,提笼架鸟,泡戏园子,坐吃山空,变卖
家产,最后成了胡同串子。溥仪当年住在宫里被女子小人包围,老想出去,
日本人把他从天津偷运到东北当满洲皇帝,有意思吗?一点都不快活。
1960年他从监狱里放出来,在中国科学院职务所的香山植物园上班,在胡
同里跟老百姓的孩子玩,别提多高兴了。他没有后代,皇上绝无后。

  洪昭光医生的夫人,我同学方虹,他们家是科尔沁辅国公——色布腾巴勒
珠尔的后代,这位辅国公是乾隆的驸马爷,和敬公主的丈夫。汉姓包。人家
才是真贵族的正根嫡脉。

  但是方虹的爸爸是包家的长子,却故意要改名换姓参加革命,是正儿八
经的共产党员。后来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教逻辑学,再也不回和敬公主府这个
宅子了。

  革命的彻底使得中国贵族完全断根

  李零:咱们中国革命最彻底,贵族制度在中国已经完全断根。启功先生
也是皇族,他根本不吹。吹这个的都是假贵族。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党,根本不是贵族。但现在有个说法叫红色贵
族。既然有红色贵族当然也有白色贵族。他们的概念是谁掌权谁就是贵族。

  中国的民主党派原来差不多都是反蒋分子,要说贵族他们也只能说是红
色贵族了,白色贵族扯不上。

  老板在公司里说一不二,他要传位给谁,谁也管不了。在以金钱为中心
的世界上他们比总统都厉害,但他们是大富不是大贵。中国观念里“大
富”和“大贵”不一样,你就是再有钱,没有功名不当官不得大贵。是不是当
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就算大贵了呢?贵族的概念太滥了。

  说到贵族的血统问题,我们会想到“文革”闹血统论,当时有个对联
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非常荒诞。这个对联是中学生的创
造,但有个大学生说“混蛋者,只是糊涂小子之谓也,并不算歧视。”

  当时有很多传单呼吁各种改革,我见过一个传单,这个传单说中国百家
姓可以简化为两大类十个姓。有五个姓归为红五类:革干、革军、工人、贫
农、下中农;还有五个姓就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有十个姓就够
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姓是怎么叫,是叫两个字还是叫仨字。

  文革为什么从北京的中学点火

  李零:现在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搞运动。“风起于青萍之末”,运动者起
于蜚短流长、妇姑勃溪。过去的事你不知道,你只要看看现在一个单位里闹
什么矛盾你就明白了,比如评职称、分房子。这些小矛盾攒多了,好像干柴
一点就着。

  文革为什么从中学点火,而且是从北京的中学点火?你得了解当时的背
景,刚解放北京办过很多干部子弟学校,如华北小学、育才、育英、五一、
六一、八一、十一,北京中学,西郊有清华附、北大附、人大附、101,城
里有南四,师大女附中。这些学校干部子弟都很多,这些中学就是红卫兵运
动的发源地。

  文革前有保送制度,初中升高中要看成绩,只有银质奖章或金制奖章获
得者才能保送,也就是说得过两年的优良奖章或者是三年的优良奖章才能保
送。1964年是最后一年。

  中学升大学不一样,保送要看出身。根红苗正却成绩不好,可以直接上
哈军工一类保密学校,那当然是要官阶比较高一点的;出身不好,你成绩再
好可能也上不了大学。

  文革前中学生的矛盾围绕着入团和上大学,比如我们学校人大附中,干
部子弟占70%。他们好多孩子就说,现在革命形势越来越严峻了,绝不能让
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夺了咱们这两个权。

  所以干部子弟对于《出身论》很难理解,他们体会不到这些孩子被歧视
的屈辱感,顶多把这些孩子当做团结对象,认为只要这些孩子能跟自己的父
母划清界线、改造得好还是可以当革命队伍的外围。这叫“有成分论但又不
唯成分论,重在表现”。

  可是人家这些孩子就说了,我就是表现再好也只能到农村、到边疆、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你们怎么不去啊。

  “在没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李零:文革对干部和干部子弟是个很好的教育。比如像我们家吧,
1966年突然一夜之间就成了黑帮,我黑帮子弟一当就当了13年,1968年我
到山西内蒙插队一插就是7年。农民说:“人分三六九等,咱还不如劳改犯。
劳改犯还吃公粮。”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然比他们又低一等,落入社
会底层终于让我明白什么叫“在没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我特别喜欢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这本书让我学会了换位思
考。

  没有所谓红色贵族

  李零:刚才提到所谓的红色贵族是个什么概念呢?我记得“文革”以前,
毛泽东跟王海荣说:“干部子弟最好什么都当当,什么都干干。”文革中很多
干部子弟的确是这样,他们当过农民、当过工人、当过兵,但是普通人的孩
子恐怕办不到。

  那阵大学停办,出路只有工农兵。绝大多数人都得下乡插队,只有少数
人留在城里。当时是农不如工,工不如兵,当兵最高贵。很多干部子弟都当
过兵,工农兵上大学他们又回城上学,他们从基层到高层什么都干过,乡里
面、镇里面、村里面、县里都干过,部长秘书也干过,改革开放搞什么金
融、房地产,很多也没有落下。有人说他们是红色贵族。

  我就不是这样的红色贵族。“文革”的时候我父亲很绝望,让我回家探
路,说全家都回老家去吧。我没有想过扎根是为了拔根,可以在履历表上多
一种经历。我只当过农民。中国的文革是由老干部收拾残局,文革后,大学
红卫兵,“五大领袖”一类人被定性为“三种人”,是不能够提干的,但是中
学红卫兵算不算呢?不算,这件事直接影响到提干。

  干部子弟算什么贵族,我记得插队的时候有件事很有意思,很多人填表
写出身,村干部说:“俺咋没有听说过天下还有啥革军、革干?咱这地方只
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下中农。你就说你爷爷是啥成分吧!”结果老
干部们经常说的是:“咱们的孩子很多都成了地主崽子。”

  我是世袭平民,不羡慕贵族

  李零:现在有一个误会,以为官高位显,谁官大谁是贵族。还有个误
会,以为诗书传家,谁学问大谁是贵族。其实很多世家不一定是贵族,比如
电影世家、体育世家、艺术世家,历史上中国的手艺很多都是世袭的,连千
刀万剐的手艺——凌迟,都是世袭的职业。

  我是汉族,出身赤匪,不是书香门第,从小到大什么官都没当过。我当
然不是贵族,也不羡慕贵族。

  现在很多人吹嘘的高贵出身,其实都不是自己的真正出身。明明自己的
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员或普通人,他不承认,非往上倒腾,说自己是遗老
遗少。

  我在老家住过五年,对我老家做过一点研究,戏称为家乡考古学。我觉
得大家都可以搞一点家乡考古学。我们村在山西武乡县,傍着207国道及大
同到洛阳的古道。云冈石窟的石窟艺术就是沿着这条古道向洛阳传的。古道
上有个北魏时期的小石窟,叫梁侯店石窟,在整个晋东南地区年代最早。从
这个石窟往东走有一条小路,小路的尽头有四个村子,东梁侯村、南梁侯
村、西梁侯村、北梁侯村,这是一个北朝的寺庙群。我们的村子北梁侯村是
这个寺庙群的中心,庙在村中高地,下面有泉水,远远可以看见一尊美丽的
北齐石菩萨。我亲手挖出过一块北朝石碑,上面赫然可见“梁侯寺”三字,这
才明白我们村的名字就是来自于这座寺庙。

  我们村几乎全都姓李,有清代留下的族谱,李姓居民分三支,两支来自
我们村北面的大山,一支来自我们村西边的大山。我们家属于这后一支,其
实是从平遥和武乡交界处的大山里搬过来的。宋金元时期我们村上的庙有上
百间之多,但元大德癸卯年(公元1303年9月17日)有一个著名的洪洞赵城
大地震,房倒屋塌了。还死了很多人。现在的庙是地震后重建的,居民都是
地震灾民,从外面迁来。庙上有一块元代的地震碑记载着这些故事。

  我是李姓十五世,不是达赖十五世。这个十五世是平民十五世,我们是
灾民的后代。贵族都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只有老百姓才世世代代当老百
姓,我更乐于认同的是这种身份,这种身份我叫世袭平民,我就说这些。谢
谢大家!

来源: 共识网
 
7   [dokknife 于 2014-07-20 11:18:26 提到] [FROM: 72.]
何清涟:他们的成败皆因制度陷阱
发表于 2014 年 07 月 20 日 由 guzheng
从去年开始,中国的“成功人士”成批倒下。其中有曾经贵为“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周永康,还有中央军委副主席。仿佛精英衰败曲只有这些主角还不够
热闹,媒体明星芮成钢最近“被检方带走”,为这场戏剧增添了一些娱乐性。

这些人没进去之前,都是“党国柱石”,千万人艳羡的“顶级成功人士”。人
们看笑话之余,却很少去思考,这些人的成败皆因中国的政治体制。其兴,
是借助于体制之弊,即政治保护关系的潜规则;其败,则因他们赖以立足的
政治保护关系被摧毁。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何”。

*在中国政治长跑中胜出有多难?*

最近一年的反腐,先后有3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中纪委巡视组2013年的
8个巡视点处理的12759人中,有68名厅局级官员。因为有本文开头那几位
的显赫位置做比照,省部、厅局级官员已不算大官。但在中国公务员上升通
道中,这些人的成功已经是万里挑一了。

按照财经网《中国官员升迁图:从科员到省部级》(6/6/2013),2012
年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123万,招募比例1.45%,也就是平均68个人中只有
1个人被录取。进入公门后,从科员到县处级干部的升迁比例为4.4%;县处
级干部到正厅局级升迁比例为0.01%;正厅局级到省部级升迁比例为
0.025%。算下来,689万公务员,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8个中央部门,
从普通公务员上升到这些部门党政一把手的几率是1/5万。

由于邓小平定下的选拔标准除了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之外,还得有基层
工作经验。红二代虽然有起跑与提拔快这优势,但最终跑至省部级的也不是
很多。平民子弟朝中无人,一切从零开始,所有的“贵人”,得在工作中遇
到;所有的关系,得从仕宦生涯中结纳。今年中国关于“一号专案”(澎湃设
此专栏)的报道,让北财新、南东早(澎湃即其变身)独领风骚。财新系列
的报道向来有独家之秘,着重于贪官的“今生”;南东早(澎湃)没有这种独
家之秘,只好另辟蹊径,挖掘“前世”,即官员们成功前的往事、前传,如
《周滨之父周元根往事》、《李东生前传:一脚中南海一脚四合院》、《少
年余刚:当首长秘书后老师求见遭拒》,三篇采访记述的基本上是这三位寒
门出身的官员青少年时期励志向上,终于鲤跃龙门,考上大学再入仕途的励
志故事——那时候,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未产业化,招生有限,考大学实是“千
军万马挤独木桥”,大学生不似今天这般廉价。

*被媒体省略的关键:政治保护主义*

中国是官本位文化。凡属在省城甚至中央官至处长者,其成功故事必定在其
本乡本土成为勉励乡土少年的佳话。上述三人的故事应该算是中国平民千年
梦想的实践:耕读之家,儿郎励志,金榜题名,服务朝廷。这些寒门出身之
人没有父辈资源可资利用,每上一个台阶,都依靠自己打拼。但是,在中国
官场打拼,自有官场的潜规则,这就是必须寻求政治保护者,并与其形成一
种利益共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保护关系。

在政治学研究中,西方学者经常使用“保护主义”这一术语来解释发展中国家
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一些特有的政治现象。这种保护主义关系指在地位、财富
和势力上不平等的个人或团体之间为了利益交换而形成的非正式联盟关系,
主要存在于规模较小的社群或者地域中。在这一社群或区域里,地位较高的
人(即“保护人”)利用其权势及其掌握的资源保护并且施惠于地位较低的人
(即“被保护人”),而后者以追随、服务或者上贡作为回报。

在中国,“保护主义”的社会关系网络一直与正式的政治经济制度并存,二者
功能的互补,其实一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前现代有科举制,因此门
生座主、同年进士及同乡是重要关系;现代中国则有所不同,中国的现状表
明,“保护主义”政治关系不仅仅与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有关,而且与现存的
政治制度有关。它奠基于党政部门及其官员掌握权力、而本属于“天赋人
权”范围的公民的许多基本政治经济权利被压制的制度环境里。在这样的环
境里,民众不仅无法通过制度化管道得到与资源分配相关的机会,基本权利
更是经常遭到公权的侵犯。为了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与发展,许多人不得建
立和发展“保护主义”的社会关系,从而通过正常制度外的管道得到别人无法
获得的机会与资源。

自从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启了“权贵私有化”这条化公共财为私有财的通道以
来,掌握资源的政府部门就形成了一条条食物链。中国官场的“保护主义”关
系网络不仅服务于权贵及官僚利益集团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易,而且也延伸到
商界和其他社会群体(包括黑社会组织)之中,成为人们通过官商勾结(包
括“官黑”勾结)致富的关键纽带。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保护主义
政治”沿着两个方向伸展,其一是保护主义政治关系几乎全面覆盖了党政部
门,其二是官商关系日益“保护主义”化。沿着这两个方向伸展的保护主义并
非各自孤立,而是互相影响。尤其是在近年基层政权黑社会化过程中,这种
互相影响非常明显:在邓小平时代,官商(包括官黑)勾结的利益集团还刚
开始成形;到了江泽民时代,这些利益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坐大,在党政部门
内已形成一层又一层盘根错节的利益保护关系,凡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法
律政策执行起来非常通畅,而任何不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法律政策则形同虚
设。这种利益集团影响国家政策的情况我曾概括为利益集团“俘获国
家”(Capture State)。

*潜规则与明规则共构“制度陷阱”*

无论是周永康的秘书五人组、川帮石油帮部属,还是徐才厚那成为少将等军
中高官的四大秘书,都是在他们入了“公门”之后,得其上司赏识,纳入门
庭,在政治体制之内结成了“施惠—受惠—回报”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政治保护关系。刘汉与周滨的关系则是官商关系保护主义化的产物。这种关
系的产生,是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缺陷所致,即明规则与潜规则共同构成
的“制度陷阱”。在官员升迁中,明规则只是桌面上的摆设;潜规则,即买官
卖官形成的利益输送机制,在起实际作用。

这些寒门出身的精英们共同跌倒在腐败受贿上并不希奇,因为这种政治保护
关系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更好地瓜分资源。这种根深蒂固的制度性腐败,最
近却被中纪委某官员说成是受西方腐败文化的影响,这实在有点太过“谦
让”了。首先,官场腐败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有人曾考证过今天的腐败
名目与清朝的异同及传承关系。比如,端午、中秋、春节、上司家藉婚丧喜
庆收礼,基本源自清代官场惯例;取暖费源自清代的炭敬,降温费源自冰敬
等等。至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本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周滨之父周
元根往事》与《少年余刚》两文中,都记有亲戚乡亲们希望受到二人照顾而
不得,因此产生怨念的细节。这种希望因乡土亲戚关系受照顾的心思,其实
就是腐败文化的心理基础。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会形成一种内部瓜分资源的政治保护关系。这些通过辛
苦打拼终成人上人的寒门出身的官员,其成功受益于政治保护关系,其失败
也源于政治保护关系。可以说,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不仅严重剥夺本国人
民的基本权利,也成了官员们害民最后害己的根源。

□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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