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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晶晶:我们更需要警惕些什么?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07-14
更新时间:2014-07-14
浏览:641次
评论: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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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晶晶:我们更需要警惕些什么
发表于 2014 年 07 月 14 日 由 guzheng


2014年第 4 期《读书》杂志上登有田松的《警惕科学家》一文。海内外的华文网站,
包括CND,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同步转帖了,足见此文的振聋发聩。

只不过在掩卷沉思之余,我还是忍不住觉得有补充几句的必要。

所谓科学,正如同民主,是一个巨大得几乎无边无际的话题。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先贤
们,在进口这两个 “新生事物” 时,曾无比崇敬地将其称为 “德先生” 和 “赛先生”。
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和传统,还没有像在1949年之后那样被从根上斩断。所谓
“先生”,是一个拥有和天,地,君,亲并列,崇高得无以复加的地位的东西。一百多年
之后回眸远望,今天的我们,真的应当佩服自己的先贤。他们把这两个看上去互不相干
的东西,并驾齐驱地引进中国,那说明他们在那个年代就已经高瞻远瞩地看到了这两个
东西共同拥有的某种特征。

假如允许我用一个最简单明了,最雅俗共赏的表述方式来定义 “科学”,那么它和 “民
主” 一样,是源于欧洲,在基督教文明圈中被普遍接受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生活方式。在
欧洲和源于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圈中,科学和民主,既相互促进,也相互制约。二者自始
至终是不可分离的一种共存。而在基督教文明圈之外的地方,科学正如同民主,都不属
于各自文明圈自身发展的产物,而是引进和移植的。中国也一样。

中国的学者们,为了便于和国际接轨,当然可以把科学置于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度,
去抽象地研究其负面效应。但那类研究的意义非常有限。因为科学的弊病乃至危害,在
它的发源地,从诞生
之日起就被警惕着。似乎用不着圈外的人去专门提醒。

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更需要警惕的是,在一片没有宗教的土壤上引进科学,却又在引进
科学的同时拒绝民主,从而注定将出现的,橘逾淮而枳的尴尬,混乱和灾祸。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爱因斯坦有一段诗兴的名言,一直被人们广泛地引用着:“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足的,没
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 而在事实上,爱因斯坦的这一段表述,是非常非常肤浅的。
这是因为他本人,既没有亲历过没有科学的宗教,更没有亲历过没有宗教的科学。历史的
经验却已经,并且正在不断
地,告诉我们,没有宗教的科学远远不是跛足的。它是一头凶猛无比的怪兽,能在瞬间就
吞噬,自以为掌握了科学的人群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在这里,请允许我讲两段 K 教授的故事。

我和我丈夫都是八十年代初教育部公派赴联邦德国的研究生。我丈夫来自北农大,最初报
考研究生时的专业本是遗传学。1984年的圣诞,我和我丈夫一起到他的导师,德国著名
的植物学家,Karl-Heinz Kreeb 教授家去做客。那一次去拜访 K 教授,我才知道,
原来丈夫对他的这位导师,一直憋着一肚子的怨气。丈夫刚一注册, K 教授就不由分说
地把他的专业从遗传学改为植物生态学。那个年代,生态学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学科。丈夫
在国内读书的那四年中几乎闻所未闻。而遗传学,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在中国的任何
大学,都是让人一听就热血沸腾的生命科学的尖端和前沿。那个年代,专业方向都是在研
究生考试之前由教育部亲自制定的。K 教授不由分说地该换专业,给丈夫带来过无穷无尽
的麻烦。

但那一次 K 教授解释的,他让丈夫转换专业的理由,却让我三十多年后仍记忆犹新。

K 教授首先向我们申明,他虽然在斯图加特附近虔诚的天主教文化氛围下长大,但对宗教
文化却毫无兴趣。他从不去教堂,厌恶从神父到教皇的所有神职人员,甚至千方百计地不
交教堂税。但随后,K 教授回到了正题。K 教授说,遗传学的初衷或许是好的。上帝创
造的一切,人类都是可以并且应该去探索的。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降,以美国为首的部
分遗传学学者的探索,却远远偏离了这一初衷。他们正在尝试着改变生命的某种特征。
K 教授说,人是什么?人是大自然的一个产物,大自然生命群体中的一员。上帝创造的
这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是可知的。对大自然,对生命现象的探索,不仅是
应该的,更是必要的。但是企图改变生命的某种特征,从而幻想征服或取代大自然,无论
在怎样冠冕堂皇的旗号下,都不仅仅是一种危险,更是一种灾难。K 教授对丈夫说,你
来自中国。那里没有宗教,却又不幸断章取义地接受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所以,我没法
向你说明白这一切,我只能简单地让你改换专业。

在那次谈话之前,我一直有一个错觉。我以为宗教是形而上的,科学是形而下的。宗教
需要盲目,科学却必须有逻辑和实证。但凡学习自然科学的人,必须首先摒除宗教情怀。
那次谈话之后我才发现,在科学的发源地,宗教和哲学才是科学的起点和终点。科学不
过是我们有幸亲历的一段过程而已。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宗教在俗世中确确实实已经看
不见,摸不着了。然而它的影响,特别是在事关生命之时,却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无处不在。

几年之后,在丈夫做完博士留校任教的1988年,中科院植物所和中科院武汉分院邀请
K教授考察未来长江三峡库区的植被,以证明修建三峡大坝的可行性。丈夫奉命全程陪同。

植被的考察,都是在深山老林之中。K 教授做了一番堪称艰苦卓绝的考察,又详细比较
了尼罗河大坝,亚马逊河大坝修建前后对植被的负面影响。K 教授的结论是,三峡大坝
绝不可行。这一工程不仅会对植被,更会对包括人在内的整个生物生态圈,产生灾难性
的,不可修复的后果。有关方面希望丈夫能委婉地向K 教授解释,如果 K 教授能做一
份正面的,肯定三峡工程可行的报告,他还能得到其他和中方合作的机会。因为,上级
一定会拨下修复被破坏的植被的经费。丈夫还没来得及翻译完,K 教授便狠狠地瞪了丈
夫一眼说,你是不是也疯了!

但最终,K 教授还是学会了中国人识时务的风格。据说,长江流域的一大批淡水鱼类将
因大坝的阻拦,无法返游产卵繁殖而面临物种绝灭的灾难。更有数以百万计的祖祖辈辈
生活在三峡库区的人们将会被迫迁徙(诚然,移民将会得到据说天文数字般的巨款。但
K教授却还是忍不住地询问,钱,能买回故乡故土吗?假如有人出更多的钱,你们是不
是会卖长江,卖黄河,卖中国?)。和鱼类,以及和比鱼类重要百倍千倍的人类相比,
深山老林中原来就无人问津的植被,实在是微不足道到了让人不好意思提起的地步。
K 教授默默无语地收回了自己的报告,没有再去“据理力争”。

返回德国之后,我和丈夫再次到 K 教授家做客。K 教授说,我对中国,其实一无所知。
这次去,才被迫恶补了一下关于中国的知识。据说,中国的土地上,不久前发生过一场
“革命”。那场革命虽被冠以文化之名,实际上却是一场战争。“革命” 在持续了十年
之后据说被公认为是一场 “浩劫”(Eine riesige Katastrophe)。随后,中国
开始进行 “新的长征”,据说是一场 “改革”。请你们原谅我的直言不讳,假如这场
“改革”,使用的竟是修建三峡大坝的方式的话,那将是另一场更大规模的 “浩劫”。
K 教授说,一场政治领域里持续了十年的 “浩劫”,据说在遇上“英明领袖” 之后,只
需要短短几个月中就能 “拨乱反正”。但一场发生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的 “浩劫”,却完
全有可能持续百年,千年,而无法修复。

后来的故事十分简单。K 教授再也没去过中国。他自始自终只培养了丈夫这一名前无
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研究生。对此,K 教授自己,一直到他终于退休,毫无失落。倒
是我和丈夫,在那之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每每看到中国土地上自然生态环境触目
惊心般的恶化,便会忍不住想起 K教授当年一语成谶般的预言:另一场 “浩劫”!

最后,田文呼吁大家警惕的,是科学家。我无论如何也得补充几句科学家。

我还是从爱因斯坦说起吧!

爱因斯坦从天性而言,是一个敏于行而吶于言的人。他生平很少做与自己专业无关的
讲演。但在他的老师,物理学家普朗克,六十周岁生日的庆典上,爱因斯坦却一反常
态地留下了一篇满怀深情的讲演。那篇讲演,根据权威机构商务印书馆的译本,在汉
语中被通译为《探索的动机》。《探索的动机》在汉语语言环境中的流传,无论是在
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远远超过德国。一大群中国的名人,从电视台的主持人,大
学的教授,一直到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和温家宝,据说都能即席全文背诵,足
见其影响之深远。

在《探索的动机》中并不重要的,起首的那两段中,爱因斯坦说了说他对我们肃然起
敬地称为“科学家” 的那一群人的看法。

爱因斯坦的看法是,拥挤在上帝所建造的科学殿堂之中的人,并非都与科学有关。

人们一定会奇怪,拥挤在科学殿堂之中的人,竟然会与科学无关。那这究竟是一群什么
样的人呢?爱因斯坦接下来便根据其动机的不同,将这一群人分了分类。爱因斯坦说,
其中第一类人误入科学殿堂,是因好奇而自娱。第二类人挤入科学殿堂,是想用自己的
聪明才智去换取名和利。如果有一天,上帝决定让天使们把这两类人都从科学殿堂中
驱逐出去,他们会义无反顾地去另谋高就,毫无失落。科学的殿堂于是不会再拥挤,但
其中却绝不会空无一人,因为我们还有第三类人。他们走进科学殿堂,是为了挣脱平庸,
从而超凡脱俗。他们会永远坚守在那里。随后,爱因斯坦情深意长地说,他的老师普朗
克就属于这第三类人。也因此,大家才深深地爱戴着他(德国地位和中科院下属研究所
同等的机构,在汉语中被简称为所谓马普所。而这个 “马普”,就是爱因斯坦深深热爱
着的老师普朗克)。

自始至终,爱因斯坦都没忍心使用汉语中那个光芒四射的名词:科学家。

爱因斯坦是幸福的。他亲历的不过是 “上帝委派天使们” 建造的那一座科学殿堂。

而在遥远的东方,那里没有 “上帝和天使们”,却有着来历不明却无处不在,威力远远
超过 “上帝和天使们” 的权力。在那类权力笼罩下仿制的科学殿堂中,会出现些什么人,
会展示出何种景致,爱因斯坦是没法知道的。

说到底,想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靠中国人自己。

只不过,仅仅只是呼吁 “警惕科学”;“警惕科学技术”;“警惕科学家”,那显然是是
远远不够的。

2014年5月28日至31日

写于德国不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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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okknife 于 2014-07-14 11:02:32 提到] [FROM: 72.]
田松:警惕科学家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22 日 由 lixindai
  二零一二年第十一期《读书》发表了我的《警惕科学迷信》,其实,我
的原题是《警惕科学》。这是我第一篇明确地、公然地、全面地否定科学及
其技术的文章。当我敲出那四个字的时候,也曾双手发抖,琢磨要不要再委
婉一点儿,谨慎一点儿。科学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有着无比巨大的惯性。所
以我很感激编辑的谨慎与善意。

  其实,在我们接受了双刃剑这个说法的同时,在逻辑上,就已经接受了
这样一种可能性:总的来说,科学及其技术的负面效果大于其正面作用,给
社会造成的麻烦大于为我们提供的便利!从而为全面否定科学埋下了伏笔。
下面,该轮到科学家了。

  一、科学共同体

  小时候写理想,很多人写过长大要当科学家,为人类造福。那时我们相
信,在科学的进步与人类的幸福之间有必然的关联。诺贝尔奖的设立就建立
在这种关联之上。做一名科学家是骄傲的、自豪的,这种特定的职业赋予了
从业者以天然的道德优越感。然而,当这种关联不再必然,乃至由正转负的
时候,科学家群体遭到怀疑,也是自然的。

  科学家这个群体,我们的专业术语叫作科学共同体。在以往的主流话语
中,科学家是一些才智超群、道德崇高的人物。科学是神圣的殿堂,科学家
就是殿堂中的神职人员。在中国,科学家经常被描述为两种形象:一种如哥
白尼、布鲁诺、伽利略,他们热爱科学,追求真理,探索自然奥秘,为人类
造福,不惜上火刑柱;一种如竺可桢、茅以升、华罗庚,他们热爱国家、热
爱民族,毅然放弃国外的好生活,回国效力。在这两种描述中,科学共同体
既是知识共同体,又是道德共同体。

  然而,现实的科学共同体如何呢?即使高居殿堂顶端的诺奖得主,也有
剽窃、造假的,还有给希特勒造毒气室的。中国的情况更令人尴尬。

  科学家的形象,我们不妨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心平气和地加以讨论。
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曾经指出,科学家具有两种形象,一个是沉思者,一个
是魔法师。所谓“真正的”科学家作为个体在历史上可能是存在过的。传说阿
基米德在罗马人攻破家门的时候,还在研究几何问题,他刚说了句,不要弄
坏我的圆,就被罗马兵一刀砍了。这是科学家作为知识探索者(沉思者)的
标准形象。不过,与古希腊相比,当下科学的社会功能、社会角色已经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科学不是原来的科学,科学家也不是原来的科学家了。魔
法师全面取代了沉思者。

  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科学都是哲学(以及宗教)的一部分,是自由民和
贵族从事的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性活动,技术则掌握在工匠手里,是哲学家不
屑为之的形而下活动。科学与技术几乎没有交集。牛顿书写三大定律的不朽
著作叫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他也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今天被称为科
学家的那些人,他们从事科学活动都是出于个人爱好,其活动经费或者来自
祖上的家产,或者来自贵族的馈赠。现在常说的科学活动的动机,忽略其宗
教因素不提,诸如探索自然奥秘、满足个人或人类的好奇心等等,对于他们
来说,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

  在那个时代,贵族支持科学活动也没有功利性的目的。丹麦国王腓特烈
二世把一座小岛(汶岛)连同岛上居民都送给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让他在上面建天文台,观测星空;为他提供宽裕
的科研和生活费用,长达二十余年,直到本人去世。其投入不可谓小,但他
并没有要求第谷为他创造生产力。他供养第谷,大概像供养音乐家作曲、画
家作画那样。科学知识也如音乐绘画一般,是精神性的知识。第谷大概偶尔
陪他聊个天,给他占个星,就算回报了。如果说科学还有什么社会功能的
话,那就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提供一种关于外部世界的解释方案。但在
当时,科学的解释方案并不是唯一的,也未必是最重要的。

  二、嬗变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西方社会进入工业文明,并向全球
蔓延。到了二十世纪,科学被所有“现代”国家纳入到国家体制之内,成为社
会结构中的一部分。精神性的科学变成了功利性的科学。

  在形而上的层面,科学继续承担着解释世界的功能。随着工业文明的扩
张,它所提供的解释方案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流,取代了各个传统社会基于
本地生态本地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体系。科学家取代了中世纪的神父,成为知
识的拥有者,世界的阐释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地位。更重要的是,由
于工业革命之后科学与技术的联姻,出现了一种全新类型的技术—“科学的技
术”—由科学推导、衍生出来的技术,使得科学拥有了一个新的形而下的功能
—作为技术的来源。

  传统技术都是经验技术—来自经验,并随着经验的累积而提高,经验技
术具有地方性、多样性,适应本地环境。而科学的技术则是普适的,能够大
规模生产的。科学技术所到之处,经验技术纷纷遭到废黜。于是科学家不仅
是世界的阐释者,还是世界的改造者,乃至于创造者。这个角色是神父所不
敢企及的。

  二十世纪是科学及其技术全面扩张的时代。科学的形而上功能稳步推
进,物理、天文、化学、生物、地质等基础知识的总体框架在此世纪上半叶
已全部完成,为物质世界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可以计算的解释方案。科学
的形而下功能则迅速膨胀,科学中与技术相关的部分,以及“科学的技术”本
身不断发生质的变化,社会生活不断翻新。甚至生物学由博物学科学变身为
数理科学,也成为高技术的母体。“二战”之后,科学之作为技术母体的形而
下功能后来居上,成为科学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首要功能。

  吴国盛教授有一种说法,古希腊科学是自由的科学,现在的科学是求力
的科学,这个描述在吴国盛的理论框架里是非常自洽的。不过,在我描述的
问题中,把“求力”改为“求利”更为恰当。“求利”是当下科学的核心特征。
虽然“求力”不完全是为了“求利”,但如无力,则不能为利。

  “二战”期间,美国集同盟国之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动用四万三千多
人,投入二十二亿美元,造出了两颗原子弹。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
个“大科学”活动,此前个人作坊似的科学则被称为“小科学”。科学进入
了“大”的时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转了一个直角弯。

  原子物理最初也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意在探索物质世界的基本构成,
这是古希腊哲学寻求物质本原的自然延伸,而其结果却是比太阳还亮的杀人
武器。很多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自己也转不过弯儿来。“我们本来是
哲学家,怎么变成了做炸弹的?这是我们投身科学的初衷吗?”这是第一批
可能也是最后一批成规模的反省自我、思考科学伦理的科学家。此后,再没
有科学共同体有过类似的集体反省。

  现在,科学首先是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性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大学中
自然科学门类的院系以及不同层级的研究机构,都是社会建制的一部分。在
西方社会,虽然依然有少数私人基金如当年的贵族之供养科学家,没有功利
要求,但总的来说,国家与社会看重的是科学的形而下功能,要求科学家生
产出具有实际用途的知识—由科学到技术,由技术到产业,这被称为研发
(R&D)和创新。基础学科如纯数学、理论物理等依然存在,但在资金投入
上与实用学科不可同日而语。并且,支持基础学科的理由仍然是应用。最典
型的说法是法拉第的名言:“你知道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的将来吗?”如同沉思
者宣称,他的沉思会产生新的魔法。当下的“无用”在未来的可能的“大
用”,是基础学科强调其自身价值,争取社会地位的重要理由。

  科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部分,必然受到社会的制约。大科学时代,只
有极少数学科还能由一个人靠一支笔、一张纸或者一台计算机来完成。大多
数科学活动需要人力、物力以及社会制度的支持。大型实验室和大型设备都
不是单个个人能够建设、维持的。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需要在社会结构中
有一个位置,比如大学、研究所中的职位、职称;后备队伍同样需要体制中
的名分,比如硕士、博士头衔。于是,国家和社会通过行政手段、课题招
标、基金分发、教授名额发放、博士生名额发放等形式,足以实现对科学的
总体掌控。科学家的个人志趣,要让位于国家意志和社会需求。反过来,科
学家必然被课题、项目、基金等大大小小的功利目的所驱使。科学家从思考
终极问题的哲学家变成了被赋予具体任务的工匠,从主动的思想者变成了被
动的从业者。按照哈佛科学史教授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的说
法,科学活动从神圣的使命,变成了一项职业。

  在这种机制之下,那些有可能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学科更容易获得支
持,得以生存与发展。在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模式中,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
值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更容易得到应用;而不能满足资本增值
的学科则被边缘化。

  三、博弈与结盟

  科学共同体作为社会建制一旦形成,就具有了自主性—在社会结构中维
系自己的存在,扩张自己的规模—这就意味着,科学共同体必然是,而且首
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必然努力使自身的利
益最大化,这导致两种必然的结果:(一)与社会建制博弈;(二)与资本
和权力结盟。

  科学共同体并不是单一的群体,在其内部还可以分为各种子共同体,它
们相互合作,相互制约。越往下,利益越具体。总体上,科学共同体会利用
作为知识拥有者的话语优势,稳固、强化自身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子
共同体的行为与之一般无二。于是我们看到,转基因、纳米、核电、水电……
每一个子共同体都强调自身的重要性,争取更重要的结构性地位。在这个过
程中,它们会有意无意地掩盖、弱化相关的负面效应。比如水电共同体会把
水电开发的地质风险、生态风险说得尽可能少;转基因共同体会竭力否定转
基因作物对于自然生态及人身健康的危害……没有任何一个共同体会说:我们
这个学科没什么用,发展到现在就够了,不需要再发展了。

  让我们想象一下。逻辑上,国家和社会从核电专家那里会得到两种可能
的报告。一个主张:核能是安全的、清洁的、必要的,是未来的能源,即使
有问题也都是可控的;另一个主张:核能风险巨大,核废料处理成本难以估
计,非长久之计。前一个报告有可能使核电列入国家计划,核电共同体在社
会结构中的比重大幅增长,连续几十年乃至永久性获得国家经费;后一个报
告可能使核能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小规模实验的阶段,核电共同体保持原状甚
至萎缩。作为注定要受其影响的旁观者,你觉得核电共同体更有可能提供哪
一种报告?

  子共同体之间也进行着博弈。一旦某一学科的某一个人在整个科学共同
体或社会结构中获得一个高级职位,这个人所属的机构、所属的学科都会获
得巨大的好处。所以申报院士不仅是申报者自己的事情,更是申请者所在学
校的事儿。在这类活动中,“四姨太效应”有充分的表现。

  “四姨太效应”是我在二零零五年全国科学哲学会议上正式提出的。在张
艺谋导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巩俐饰演的四姨太颂莲假装怀孕,
骗得老爷的恩宠,事情败露后,被打入冷宫。大少爷前来探望,说:“你真
傻,这种事情怎么能装呢?”四姨太说:“我不傻,时间长了,假的就成了真
的了!”原来,四姨太下了一盘很大的棋。假设四姨太和老爷生理正常,四
姨太其实大有胜算。老爷是短缺资源,只有一个。以假孕使老爷常来,既增
加了自己真孕的机会,也使其他姨太太减少了机会。而一旦真孕,就算当初
的假被发现了,又能怎样?在科学共同体争夺诸如重点学科、重大课题等利
益的过程中,“四姨太效应”是非常普遍的、正常的现象。每一个申请者,无
论是机构还是个人,都会努力夸大自身的优势,以获得关注、资助,从而得
以生存、延续乃至壮大。而未能获得资金支持的申请者,则会萎缩乃至被淘
汰。上海交大的陈进教授以假芯片骗取千万资金,事情败露,成为“不真正
的”科学家。倘若陈进教授以此巨款,厉兵秣马,励精图治,在相对短的时
间内造出了真的芯片,又该如何评价呢?

  与资本和权力结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获利方式。

  在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产业的链条紧密得难分彼此。在很多科学活
动中,诸如在转基因作物、水电、核电等技术的推广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科
学共同体、大公司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强强联合。科学家拥有知识话语权,大
企业拥有经济优势,政府部门拥有政治优势,三者结盟,形成坚固稳定的利
益“铁三角”,简直无坚不摧!科学家获得社会地位、课题经费,大公司获得
利润,政府部门获得政绩(GDP)和财政收入,皆大欢喜。而国家与公众的
长久利益、环境与生态问题,则被忽略、被淡化、被掩盖。

  这种结盟甚至能超越地域、国家,成为全球性的利益集团。比如美国孟
山都公司,全世界最大的转基因作物推动者,不但自身雇用了很多科学家,
还以课题、基金等形式购买全世界的科学家;不但在美国农业部、FDA、环
保部、白宫等机构有代理人,还向其他国家的政界、商界和传媒渗透。在中
国农业部官员和中国转基因研究共同体中,有很多人都直接与孟山都公司有
利益关联。

  在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科学、资本与权力的结盟达到了浑然
一体的程度。比如某位院士,他是某种技术的专家,在高校做教授,是科学
家;同时,在推广该技术的公司里身居高位,是企业家;又同时,由于其院
士身份,还能在所属省市的政府部门中担任高级职位,是官员。一身三面,
三位一体。

  科学共同体与社会的博弈,是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为了利益的博弈,社
会正义、环境正义、公众利益、人类未来,并不是它的第一目标。它也不是
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力量,它的博弈也是在社会结构制约之下进行的。科
学共同体与资本和权力的结盟,也是作为利益共同体的结盟。在以资本为主
导的社会里,这种结盟并不是对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共同体变成资
本和权力的附庸;科学的两重功能,都成了资本与权力的工具。以其形而下
功能造出某种产品为资本家赚钱,又以其形而上功能把这种产品包装上一系
列好词:先进、高效、无害、必要……

  在资本与权力操控科学的过程中,刘华杰教授提出的“学妖”具有很好的
解释力。所谓学妖,存在于科学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的界面上。虽然它隐而
不显,但有时起着意想不到的决定性作用。比如要建某一个大坝,需要专家
委员会投票,如果第一轮没有通过,可以重新组建专家委员会,组织第二轮
投票。只要不断地重新组建委员会,重新投票,最后总可以以高比例通过,
并且能够做到不违反程序。那个隐藏在投票者背后的组织者,就是学妖。学
妖虽然没有资格投票,但是他能决定谁来投票。科学家作为知识拥有者、世
界阐释者的身份,就以这种方式让渡出去。

  四、警惕

  科学知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当生产者
受到资本的约束,并且有逐利动力,它所生产出来的知识,如何能保证中
性、中立、客观?

  在科学与社会的博弈中,科学共同体常常会祭起一个法宝—科学特殊
论。比如,在引起争议的时候,相关共同体常常把科学活动简化为科学的知
识问题。你不懂转基因的科学知识,就没有资格讨论转基因问题;你不懂核
电的原理,就没有资格讨论核电问题。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只有他们自己最
有资格对自己的活动做出判断。

  如何防止科学危害社会?

  以往,人们寄希望于科学家的个人道德和科学共同体的集体道德。默顿
曾提出了影响至今的科学精神四原则说—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
织的怀疑主义,这其实是对小科学时代科学家形象的理想化,它只是默顿对
科学共同体的期许,从来不是对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描述。一来,科学家并不
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并不比常人道德更高。二来,科学家个人的道德已经不
能保证科学不去危害社会。前鉴不远,黄万里先生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学术水
平都无法阻挡三门峡与三峡大坝。一位与其所属共同体相对立的科学家,会
迅速被边缘化。他在体制中所处的任何位置都会被人取代。这个共同体成批
出厂的硕士博士,绝大多数是接受了共同体整体范式的,会主动与体制合
作。反过来,也只有那些愿意与体制合作的人,才会获得体制中的位置。因
而,科学家个体的道德自觉不足以改变科学共同体整体作为资本与权力附庸
的角色,更不可能依靠科学家个人的道德自觉来保障科学共同体不去危害社
会。

  人类社会需要建设一种机制,对科学共同体进行有效的约束、监督、防
范,防止科学危害社会。首先在意识层面上,需要改变以往对于科学家无条
件的信任和信赖,消解科学特殊论。我们依然可以相信具体的某一位科学家
的道德是高尚的,甚至可以相信大多数科学家作为个体都是好人,但是同
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
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其利益,必然会影响其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当科学共同体宣称他们发明了某种对人类会有种种好处的新技术的时
候,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欢呼,而是警惕: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

来源: 读书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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