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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明勇:甲午战败实为“文化力”之败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07-09
更新时间:2014-07-09
浏览:459次
评论: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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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明勇:甲午战败实为“文化力”之败
发表于 2014 年 07 月 07 日 由 lixindai

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杨杰在《国防新论》中写道:“一个国家的强弱,是根据全国人力、物力、文
化力的总和来决定。”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武力之战,也是两国的“文化力”之战。武力之战让我们看到的是舰
船、大炮和热血,“文化力”之战则让我们感受到思想、观念和灵魂的力量。将武力之战与“文化
力”之战结合起来,得到的是更完整的画面、更真实的历史,也更加引人深思,更加让我们的心灵
受到震撼。

  “文化力”不足,散而不聚焉能不败

  “文化力”建立在文化之上。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世代累积沉淀下来的习惯和信念,核心是价
值观念体系。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决定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特别是决定一个社会如
何应对外来的新挑战新威胁。

  在战争中,“文化力”首先构成一种独立的力量要素,它与“武力”相对应,以“军事软实力”的
形式直接参与战略博弈。与此同时,“文化力”又以思维、观念作黏合剂和催化剂,广泛渗透进武
力要素之中,影响武力的生成和武力能量的释放,间接参与战场比拼,常常是“润物细无声”。

  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隔海对峙,中日两军海陆厮杀,一胜一败、完胜完败,原因当然是多方
面的、综合的。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取决于双方“文化力”的差异,只不过由于文化是一种软因
素,不像武力那样物质化,它有其独特的作用机理和方式,容易让人视而不见。

  我们观察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可以发现“散”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在朝廷,光绪皇
帝与慈禧太后不和,主战与主和态度分歧。朝中大臣们各有所图,各执一词。清廷关于对日战争的
主要决策往往是多种主张角力妥协的产物,总体上杂乱无章法,没有魄力更没有战略智慧。在战场
上,湘军、淮军、绿营、练军、海军各成派系,“清军”成为一个复合词,根本没有形成一个有机
的力量体系。即使是海军内部,也是南北各分畛域。丰岛海战后,有人建议清政府调南洋舰队北上
参战,黄海海战后李鸿章等人再次提议,但终不见行。至于普通民众,更是一盘散沙,对战争漠然
视之。甲午战后,一位日本官员到湖北沙市,吃惊地发现在这座长江中游港口城市,官员和民众根
本就不曾听说过刚刚打过的战争,他们还完全沉醉于自己的天地里。曾经亲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泰
莱说,此役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大多数中国人于战事尚懵然无知也。李鸿章自己
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说他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如此散而不聚,战争焉能不
败!

  而清朝上下为什么会如此散漫呢?一方面,是由于清朝政治体制统驭力不强,军事指挥体制效
能太差,社会组织发育程度很低;另一方面,又是因为清朝社会严重缺乏共同精神凝结,整个社会
对于这场战争没有思想发动,没有精神激励,没有观念引领,官绅军民是一个没有共同灵魂和思想
的集合体,实际上就是乌合之众。无论是制度方面的问题,还是精神方面的问题,从更深层次看都
有思想文化上的问题。就是说,清朝所缺失的是“文化力”对战争的可靠支撑。杨杰将军一语中
的:“甲午战争,不是中国的军队战败,而是思想战败。”

  国民意识比拼,心中没有国家与有国家

  国民意识是国家“文化力”的第一支撑要素。国民意识就是强烈的国家认同感、真挚的爱国情
怀、为国效命的使命担当。一句话,就是心里有国家。国民意识建立在国民自由平等地位的确立
上,建立在国民独立健全人格的塑造上。国民意识一旦形成,特别是当战争威胁来临之际一旦被激
发出来,将产生巨大的精神能量,起到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化育官兵、激励官兵、震慑敌人、瓦
解敌人的实质性作用。拿破仑有一句名言:“精神胜于武力。”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的近代国民意识已基本形成。早在明治初年,日本思想家们就开始提
出“国民”问题,积极提倡“国民政治”,要求“对外实现国民独立,对内实现国民统一”。1879
年,植木枝盛在所著《民权自由论》中说:“日本的农民们,日本的商人们,日本的工匠们,其他
士族们,医生、船夫、脚夫、猎手、卖糖小贩们,乳母们,新平民(未解放部落民)们,大家联合
起来!”当日本决定发动对朝对华战争后,原本存在很大矛盾的日本政府与议会之间,迅速消除了
政治上的对立,在战争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在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导下,许多豪商大族表示“不
参军也要尽国民之责”,纷纷捐筹巨款。日本多数民众也在“伸张国权”思想鼓动下,被导向支持战
争、参与战争,实现了“国民舆论的一致”。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编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
史》统计,1894年1月到1895年11月,日本的66家报社派出114名记者、11名画工、4名摄像师
进行战地报道,此外还有许多军方本身派出的军人记者。“战争开始后不久,漫画也罢,歌曲也
罢,都反映出对中国人的憎恶。”通过煽动对中国、中国人的敌意和仇恨,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不
断高涨,而且走向极端,完成了它的战争动员,固结了它的战争意志,增强了它的战争支撑力。可
以说,正是国民意识的形成,使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确实做到了举“国内全体之力”、“日本全国之
力”、“整个国家之力”、“统一和睦之力”。

  与日本的情况相反,甲午战争前清朝根本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国民意识启蒙。洋务运动时期的改
良思想家,有的提出要实行政治改革,努力使“民志和、民气强”,但整个思想界对国民问题还没
有引起高度重视,官绅军民的国民意识还没有萌生,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没有提出,近代民族主义作
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还没有兴起,仍然处于典型的传统社会状态,“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
感和忠诚感”,“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非国家”。当近代列强并起,中国需要以民族
国家的整体力量应对列强的侵略时,这种国民意识的薄弱,就成了一个严重短板。战前日军间谍在
多次现地考察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清国“作为缺乏忠君爱国精神之国,困于财政,弱于军
备,其弊可谓已极矣”。正是国民意识的薄弱,使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对战争漠然视之,使这
场战争变成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在一篇名为《中国积弱溯源论》的文
章中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

  战争观念比拼,和平主义不敌尚武主义

  战争观是构成战争“文化力”的重要因素。如何理解和平,如何看待战争,对军事暴力从根本
上抱持什么态度?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有不同的战争观,并进而深刻地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军事活动和
战争行为模式。中日虽然同属东亚国家,但由于各自的生存条件和历史积淀不同,到近代两国兵戎
相见时,双方的战争观差异甚是悬殊,并使清国清军在这方面的“文化力”比拼中同样落得下风。

  中国传统的战争观形成很早,带有明显的和平主义特征,强调以道德立国而不以兵立国,以仁
义化育天下而不以武力强制天下,对战争暴力持一种谨慎乃至厌恶的态度。中国人的和平主义给历
史上那些曾经深入过中国社会或对中国封建社会有过较深入研究的西方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
可波罗将南宋度宗皇帝描绘成“和平和正义之友”,说他“既不重视军事,又不鼓励百姓从事训
练”。可以说,和平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建立在对人类生活的高度理解之上,代表着人
类理性的较高发展水平。

  然而必须看到,传统的和平主义存在明显功能缺失。由于它在价值观念上对战争暴力持一种否
定或倾向于否定的态度,这就使得国家和社会很容易缺乏尚武精神。出于和平主义观念对武力的排
斥,中国古人发明了一种“不得已而用兵”、“用兵如吃药”的理论。明太祖朱元璋说:“国家用兵犹
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病,不以无疾而用药。”认为军队和战争就好比毒药,只有当国家和社会有
病之时才迫不得已用它来以毒攻毒,一旦病好之后便不再需要它,甚至连“药罐子”都要扔掉。这
种观念显然会影响人们对战争准备的积极性,影响人们设计战争、参与战争的主动性。中国近代,
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一直到甲午战争,清朝上下在战争筹划和实施上都表现出
严重的消极倾向,总是在被动应付,在军事改革问题上也是典型的“刺激反应”、“好了伤疤忘了
疼”,无疑是与“吃药军事文化”分不开的。

  日本军事文化深受其武士道影响,在近代受西方列强的刺激,迅速地演变成军国主义,形成一
种比较极端的尚武主义战争观。这种战争观相对于中国的和平主义战争观,一方面要血腥得多,另
一方面也强劲得多。甲午战争使中日两种不同战争观在近代第一次正面碰撞,中国的战争文化面对
日本武士道式的横蛮,它的无助无力充分显现出来,无论是战场的官兵还是后方的民众都没有从自
己的战争文化中找到精神动力。而同一时期的日本人,却被它的战争文化鼓动得众情激愤。为了进
行战争鼓动,福泽谕吉发表《日清战争是文野之战》一文,称这场战争“是谋求文明开化之进步者
与阻碍其进步者之间的战争,绝非两国间的战争”。他将此役定性为“文野之战”,认为文明淘汰野
蛮实属必然,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符合“大义”,都是“义战”。这就使日本人在推崇武力、极端使
用暴力手段方面找到所谓时代理念依据和心理解脱,变得更加有恃无恐、无所顾忌。

  值得深思的是,中日两国基于不同战争观,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不同的心态和行为方式,一个
消极、一个积极,后果十分严重。对于中国来说,如何让一个美好的价值取向同时成为有用有力的
东西?如何在保持理性的同时始终充满激情,在保持自我的同时积极开放接纳世界?历史留给我们
严肃的考题。

  海洋观念比拼,消极“海防”难敌积极“海权”

  在决定一个国家“文化力”的因素中,海洋观念同样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日分别作为大
陆濒海国家和海岛国家,对海洋的认知和情感明显不同,处理涉海事务的态度和原则也大相径庭,
核心是海权意识强弱悬殊。这种认知和情感、态度和原则,直接作用于两国的海军建设,也深刻影
响到两国对甲午战争的战略指导。

  以全球的眼光看,陆地和海洋是构成人类生存环境的基础,是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方
式和思想观念的客观条件。从地理条件上讲,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兼备国家,西南高山屏障,北
面大漠阻隔,东南濒临大海,中间平原辽阔。这样的地理条件导致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给自足
小农经济高度发达。中国古人利用大陆资源就能够生活得比较好,缺乏向海外进行贸易、争取域外
资源的动力。中国这样的地理条件,也决定了在很长时间里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草原。历代
中原王朝修筑长城,都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上。

  从中国历史的整个发展脉络可以看得出,中原王朝对外的主要战略方向在北边,基本任务是防
范游牧民族的南侵。以“长时段”进行观察,中国历史的重心经历过前后两个大的变化。唐朝以
前,是“东西轴心”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戏,总体上都是在黄河一线展开。从先秦一
直到唐朝,基本的对抗是东部与西部势力顺着黄河的对抗,最后谁能够控制关中,谁就能够得到天
下。进入宋朝,特别是南宋以后,中国的历史重心发生了重大的转移,进入“南北轴心”时代。这
个新的轴心就是京杭大运河,各种力量顺着它南北对抗。一直到清朝前期,这种格局和特性都没有
发生根本变化,战争都是在南边与北边力量之间展开。合起来看,无论是“东西轴心”时代还是“南
北轴心”时代,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重心都在内陆,都没有转移到海边,更没有拓展到海上。

  中国独特的地理条件,与此相适应的农耕经济和军事安全问题,决定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始终
是面向大陆背向海洋。历朝统治者对海洋茫然无知,普通民众对海洋漠然以对,整个民族严重缺乏
海洋意识。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在受到西方列强侵逼的情况下,仍然海权观念淡薄,把海权问题
矮化成“海防”问题,使海洋的通达性、海军的机动性优势完全没有发挥出来。黑格尔曾站在欧洲
远远地观察中国,得出这样结论:“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
生积极的关系。”

  就日本的情况而言,虽然它紧邻中国、远离欧美,在近代以前主要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岛国
的基本属性使它在近代接触西方文明以后,越来越愿意将日本定位为海洋国家,特别是迅速接受了
马汉的海权论。明治天皇登基不久,就宣示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到甲午战争前
夕,在日本海军部和内阁,对海权问题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提出重视海权
的主张得到认同。山本权兵卫说:“大凡偏处海国,或领有海疆之邦……其无能掌握海权者,斯不克
制敌以操胜算,此古今东西莫易之义。”从日军所拟制甲午战争作战计划看,它完全是围绕攻击北
洋舰队,夺取黄海、渤海制海权进行的,以海权的得失决定其他作战行动。从两军作战的实际情况
看,确实是海战决定胜负,海权就是主动权。

  科技意识比拼,守成与创新的巨大差距

  “文化力”比拼,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科技意识比拼。科学技术能够物化为武器装备,科技意识
则直接关乎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一个国家科技意识的强弱,最终会通过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将
自己的影响投射到战场上。在这方面,甲午战争提供给我们的仍然是深刻教训。

  中华文化重道轻器,在总体上是缺乏科技意识的。最主要的表现,一是把先进科技视为“奇技
淫巧”,在心理上排斥、制度上限制;二是对西方的科技发展缺乏敏感性,没有危机感,漠视之冷
待之。举三个典型事例。

  第一件事发生在1793年。当时马戛尔尼率领英国使团访华,代表大英帝国向清廷赠送了一批
礼物,其中有天体仪、地球仪、铜炮、开花炮弹、自来火枪、能载110门火炮的“君王”号军舰模
型、望远镜、热气球等。马戛尔尼以为这些物品足可以打动中国君臣们的心,出乎其意料的是,清
朝君臣们却反应极为冷淡。清朝名将福康安在受邀参观英国使团卫队的新式火器操演时,“意颇冷
淡,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对英国人送的火炮和炮
弹,清朝君臣们也不屑一顾,一直将它们摆放在圆明园而未曾使用过,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
军攻入圆明园时仍完好无损,英军又将它们重新运回伦敦。要知道,英国军队后来在鸦片战争中所
使用的大炮、步枪、望远镜和主力战舰,与马戛尔尼访华时给中国人展示过的物品是基本相同的。

  第二个事例,是关于清军火炮技术失传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并使用开花炮弹的国家
(15世纪后半期)。然而,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和造炮专家黄冕竟然都闹了不知道开花弹技术的大
笑话。当林则徐好不容易了解到英军的开花弹技术时,便急忙组织人力进行研究和仿制。一项地地
道道的中国人的发明,却在时隔三个世纪后由中国人第二次从西方引进,而当事者竟为之欣喜不
已。又过了二三十年之后,左宗棠督兵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发现了明朝所遗开花炮弹的实物,不
禁恍然大悟,发出这样的感叹:西洋“利器之入中土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
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第三个事例,讲的是清初火器专家戴梓的故事。戴梓发明了一种连珠铳,也可以叫连珠炮,据
记载铳背装有弹匣,可贮存28发火药铅丸。有人称之为早期的机关枪,不免有些夸张,但这种武
器在当时确实是比较先进的。可悲可叹的是,当他将连珠铳造出来后,却不敢献给政府,更不敢让
清军使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在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梦中有人斥责他:上天有好生之德,这个
武器杀伤力太大,传出去你的子孙一个都留不下。其结果,这个连珠铳就真的没有流传下来。这是
非常典型的文化压抑技术发展的例子。

  知道了这些事例,我们就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当年北洋海军成军之后,技术和装备上便都止
步不前,不几年就被日本海军赶超,形成舰速、炮速和炮弹威力都不如日军的严重局面。

反思甲午战争,到底是什么在触动我们的神经,什么能够增强我们的战略理性?精神文化是人类社
会的基因。“文化力”的较量是更深层次的较量。文化的自觉是根本性的自觉!

来源: 参考消息2014-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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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4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07-16 15:25:06 提到] [FROM: 72.]
彭志翔:中美两个艺术收藏家的别样
发表于 2014 年 07 月 14 日 由 lixindai
  (一)

  我在美国东部的佛蒙特大学工作时,一次系里的派对上,德国籍教授迈
克尔告诉我:在比邻佛蒙特州边境的马萨诸塞州一个小镇上,有一座非常好
的艺术类博物馆,里面收藏了很多西方绘画,其中一批印象派画作使该馆成
为印象派藏画的重镇。连很多法国人都慕名从大老远的欧洲跑来美国这个新
英格兰小镇,以求亲眼一睹他们同胞的作品。我对迈克尔的话却有点半信半
疑,一来他本人还没去过,也只是道听途说得来的路透社消息,二来根据我
这些年跑了许多艺术博物馆,所有重量级的馆所几乎无一例外都在大城市的
个人经验。不过怀疑归怀疑,我还是在一个晴朗的暮春上午,携太太驱车向
南,沿着七号公路经行风景开阔美丽的香泊林湖岸,三个多小时后,来到那
个叫威廉姆斯的小镇,找到了斯特林和弗郎辛•克拉克艺术中心。

  这座免费开放的私人艺术博物馆坐落在浓荫环绕的草坡上,是一组约三
层楼高的方形建筑,外表为大块的欧洲灰,气质优雅不凡。因地处偏僻,所
以参观者很少。因此,当我发现自己突然置身在透纳、康斯坦布尔,庚斯博
罗、达维德、柯罗、米勒等大师的真迹之间时,很容易就一下子进入灵魂出
窍之后的梦游状态了。要想细述我的全部观感恐非易事,也偏离了本文的原
意,我仅在此简略写出在印象画派展厅的感受:

  音乐响起时,我正置身于一间位于顶楼的大展厅,天花板是大玻璃拱
顶,所以室内有着很好的自然采光,洁白的大厅四壁上,印象派巨匠们的作
品一一环列。音乐来自一支义务演出的小型室内乐团,他们是镇上威廉姆斯
学院的几位音乐系师生,小乐队和人数寥寥的听众,使得阔大的原木色地板
厅面更显得空空荡荡。乐音在大厅回荡,依稀记得是威瓦尔第的四季。我没
有同太太一起坐听演奏,而是面壁而游,在莫奈的小桥与教堂、德加的舞
娘、雷诺阿的仕女、马奈的贵妇人、高更的塔希提土著少女,毕沙罗的村庄
和堤岸、卡萨特的母与女之间静静地徘徊。偶尔,我回头望望大厅中央那正
在演和听的一小群人,阳光之瀑自玻璃大穹顶轻泻而下,刚好笼罩了他们。
抬头望去,几缕白云正从大厅上空那一方蓝天之上汨汨流过。那个时刻,就
成为了我今生的极品人生体验之一。

  斯特林•克拉克(1877–1956)是美国缝纫机巨头胜家公司的财产继承
人之一,他在继承了祖父惊人家产的同时,也遗传了父母艺术收藏和赞助艺
术的爱好。克拉克毕业于耶鲁大学。1910年赴巴黎定居,结识了后来成为
他妻子的法国女话剧演员弗郎辛,这一对有着同好的夫妇从此开始了长达近
半个世纪的艺术收藏生涯,藏品包括文艺复兴时期以降的意大利、荷兰、英
国和德国的油画、法国巴比松画派和印象派绘画,以及雕塑、陶瓷、银器、
版画、绘画和油画等艺术品,其中一大批印象派大师的作品,特别是雷诺阿
的不少上乘之作,成了克拉克收藏品中的镇馆之宝。在克拉克去世的前一
年,即1955年,以他们夫妇命名的艺术博物馆在新英格兰风景如画的小
镇,威廉姆斯镇,正式对公众开放。

  这座艺术博物馆的魅力让我如此着迷,我在离开佛蒙特州前,竟又两次
专程驱车前往,就是为了在那些不朽的名画前多流连片刻,并尽可能多的摄
下它们,再一一告别。我当时以为,克拉克这个姓氏连同它带给我的所有美
好感受,都将成为过去完成时。

  数年后,已经回国的我,短期病休在家时偶然看到一个电视记录片《穿
越陕甘》,讲述在逾一百年前的1908年,一个叫克拉克的美国人,自费组
织了一个科学考察队,对中国陕西和甘肃省、以及山西和河南省的部分地区
进行了一年多的考察,并于1912年出版了一本叫做《穿越陕甘》的书,其
中用大量照片记录了沿途的人文和风光,此书不但有详尽的描述,还有照片
和重要地点的绘画,包括了长城、丝绸之路、庙宇、修道院和窑洞。通过对
地理学、动物学、天文学和文化的考察,提供了历史、经济、建筑和当地农
业等详细内容。是了解百年前西部中国的一部难得史料。当时的中国正值历
史上动荡不已的时期,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那一年相继辞世,中国的封建
帝制正在走向灭亡的前夜。由于在兰州附近,克拉克考察队的一名测量队员
被当地村民打死,导致了整个考察活动提前结束。据当地官员调查的结果
是:老百姓追赶一头惊牛,那个队员以为要杀他,就竭力逃跑,却不慎跌下
悬崖而死。又有传言说,当地大旱,百姓认为是这外国人的测量行为激怒了
老天爷,所以就杀了他。

  一百年后的2008年,一位中国摄影师根据百年前克拉克考察队所拍的
山川河流、名胜古迹、城镇村庄等历史照片,寻找到拍摄地点并在相应机位
复拍,用镜头捕捉百年沧桑后的变迁,以向百年前克拉克考察队穿越陕甘的
壮举致敬。

  我一边看着《穿越陕甘》专题节目,一边立刻就在网上订购了这本书的
中文版。后来翻阅时,发现这本由克拉克和他的同行者索尔比合写的、较为
学究气的科学考察记录书中,也不乏很多优美的文字。在此仅摘录两小段于
下:

  在夏季,漂亮的金莺习惯栖息于平原和山麓的树林里,也敢于在人类聚
居区附近的庙宇院落中筑巢。金莺悬垂的鸟巢就高高地筑在树上,位于柔软
枝条的一头,这样就能免于受到小男孩或者猫的攻击。

  在高大山岭间遍布砾石的山谷中,可以听到非同寻常的朱鹭飞过河流时
发出的哀伤鸣叫……

  可惜,在百年后,我坐车经行八百里秦川的原野河流时,却几乎没能再
听到那些鸟儿们的鸣啭了。

  回到话头吧,直到电视节目《穿越陕甘》的结尾,叙述者最后似乎不经
意地提到,克拉克后来在美国建立了一个艺术博物馆,我才惊醒:这个百年
前穿越中国陕甘的探险家克拉克,就是我在美国曾经三度拜访的克拉克艺术
博物馆的创始人。至此,我算是知道了这位大收藏家在开始他的收藏生涯之
前与中国相关的的一段生活轨迹。

  (二)

  无独有偶,与电视节目《穿越陕甘》在同一段时间穿插播出的,是纪录
片《发现甲骨文》,它让我记住了与克拉克曾经同处过一个时代的中国文物
收藏和鉴赏家,王懿荣,他以晚清金石学家、甲骨文的首位发现者和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的殉国烈士而载入史册。王懿荣(1845—1900年),出生
于清代山东的一个士大夫家庭。他的家族为明清两个朝代的官宦世家,先后
出过多个封疆大吏、翰林和进士,其先祖中多有博闻经史、精研学问并有著
作传世者。但在他五岁时,因为任山西巡抚的爷爷王兆琛获罪革职,被遣戍
新疆并抄没家产,王氏一族于是迅速家道中落,从显赫的名门望族一落千丈
而沦为贫苦寒门,以至于他爷爷辞世20年后才得以归葬故里。

  这是一个典型的精英中国人家族的故事,相信读过红楼梦的人会有似曾
相识感。高鹗在续补的结尾中,写上了贾府后代又在寒窗苦读后,科举及第
而重新显贵发达,由兰桂齐芳而终于实现了家道复兴的梦想。高鹗笔下的红
楼梦结局,被认为降低了曹雪芹原拟的“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结局的思
想意境。但高鹗小说结局所折射的中国社会现实与主流价值观,从古至今一
直都没有改变过,那就是:通过个人奋斗挤进体制内,也就是官场,进而实
现或者猥琐或者崇高的各种自我抱负,从蝇营苟且到匡扶社稷。舍此之外,
别无他途。当官的虽然有可能会惨被清零,就像小说红楼梦中的贾府,或现
实中的王懿荣家族,但如果不当官,那你就一定是个零。

  因此,王懿荣家族的复兴之路,在帝制时代,也就只能是国家官吏选拔
制度-科举一途了。好在诗书世泽的王家人读起书来个个都不含糊,他的爸
爸在家庭变故后不久,就中了道光年间的拔贡,即由地方官府推荐进入国子
监(中央官学,国家最高学府)而成为国家干部储备人才,后来赴四川为
官。而天资聪颖的王懿荣,也许是读书的兴趣太过广泛,在科举八股文考试
之路上竟是屡遭挫折,仅乡试他就参加了八次,经过十七年的努力,才中了
举人,想想范进中举后的发疯,也是可以理解的了。所幸他次年即得中进士
(奇怪,这位老兄考研七次失败,考博却是一次成功),被授翰林院编修,
大约相当于中央办公厅处级秘书吧,最后出任国子监祭酒,可能类似中央党
校校长,或者国家考试院长吧。他的另一个头衔,是南书房行走,即光绪皇
帝的秘书兼文学侍从,这个头衔足以证明王懿荣学识渊博的时名之盛。王懿
荣酷爱文物古籍,尤其潜心于金石之学。为搜求文物,他足迹遍及鲁、冀、
陕、豫、川等地,“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
珍藏而秘玩之”。他重视收藏,有着极高的文物鉴赏能力,是当时京师非常
知名的金石专家,就连北京琉璃厂古玩店的商贾都常常请他为师。他撰写的
《汉石存目》、《南北朝存石目》等多本书,确立了其著名金石文字专家的
历史地位。

  由于王懿荣酷爱古代文物典籍,凡有价值的残石、碑帖、书画、古钱、
善本图书等,都想法买来收藏。一生为搜求散失在民间的古物几乎花尽了他
的薪俸,使他这位以清廉闻名于士林的文化显贵过着窘迫的生活,有时他为
了收购文物不得不典当妻子的嫁装首饰。可见王懿荣对文物收藏的爱好,沉
醉痴迷到了何等的地步。

  真正让国人记住王懿荣的,是他发现甲骨文的传奇故事。限于篇幅,在
这里仅作个简述:

  1899年夏天,北京,王懿荣染上寒热病,用了许多药都不见好转。光
绪皇帝听到后,派王懿荣的师友、也是光绪帝师的翁同龢携太医前去探视,
太医开出一个药方,上有一味名叫“龙骨”的药。家人从菜市口的西鹤年堂药
店买回了药,略通医道的王懿荣出于好奇,亲自查看这味叫做龙骨的药究竟
为何物,原来,龙骨就是捣成碎片的龟甲兽骨,突然,他发现一小块龙骨碎
片上刻有似篆非篆的奇异划痕。凭着深厚的金石学功底,王懿荣立刻意识到
这些人为刻痕不同寻常。第二天,他便抱病亲临西鹤年堂,并告诉药房老
板,如果再有商贩送龙骨来,请务必代为引见。于是便有了王懿荣向古董商
范某等收购甲骨的经过。

  范某是一位农民出身的古董商贩,常将河南安阳出土的青铜器收购后,
向北京、天津的达官贵人和文人世家兜售。1898年,范某由于没有收到青
铜器,便顺手把当地人耕田挖出的龟甲兽骨收购下来,再转卖给北京药店作
为中药龙骨。

  1899年秋,范某又去北京送龙骨,药店老板遂引荐他到王家。王懿荣
见到范某带来的这批镌文甲骨,非常高兴,以一个字二两银子的重金买下,
并当场指认上面一些近似钟鼎文的字体给他看,范某这才恍然大悟:这批看
似不值钱的龙骨竟然是真正的宝贝。

  后来,其他古董商闻讯后也携甲骨来京登门求售。这样,在短短数月
里,王懿荣就高价收购了甲骨一千多片。他一边收集,一边开始研究甲骨文
字,为此几近废寝忘食。他拿着放大镜逐字研究,一个又一个抽象而怪异的
文字符号被破译,字与字连为句,语句又构成一片清晰的远古文化意象。王
懿荣从《周礼》和《史记》中弄清楚了上古先民是如何占卜的,他手中的这
些甲骨,无疑就是先祖们占卜用的龟版。此后,他又从骨片上找到了几位商
代国王的名字,对照《史记》,进而得到了印证。这些刻在骨板上沉寂地下
数千年的古怪符号,终于打破沉默,向第一个读懂它们的人讲出了一个远古
王朝的秘密。

  1899年北京的一个秋日,王懿荣府上名流毕集。被邀请来的京城学界
达人们,静静地等待着这位令人尊敬的国子监祭酒发布一个震惊天下的消
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被发现了!一块块精心整理过的龟甲兽骨在人们手上
传阅着,这些文化名流一边抚摸着三千多年前的通神之物,一边倾听王懿荣
的宣告:甲骨上镌刻的画纹符号是商代中晚期文字,早于周代青铜器上的铭
文,因此毫无疑问,它们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

  甲骨文的发现对人类文化史的巨大震撼,百年之后还余波未息。

  王懿荣没有想到,在窥破了这个惊天秘密之后不久,他的生命就如一片
落叶,突然消逝在一阵狂暴的飓风中,那一天是1900年夏的北京,八国联
军破城的次日。

  (三)

  至此,在我病休一周里,接连观看的两个电视纪录片中,偶然引出的中
美两位艺术收藏家的故事,似乎应该结束了。王懿荣与克拉克,前者殉难于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的北京,后者游历探险于1908年的陕甘,他们完全没
有可能相遇。我突发奇想:假如王懿荣不死,耶鲁毕业的美国青年克拉克在
游历中国时,如果遇到这位学识巨渊博的中国学者,会是怎么样的一幅情景
呢?或许,他后来创立的艺术中心就会有一大批来自中国的人文艺术藏品?
不管怎样,这两个人如果相遇,王懿荣一定比克拉克遇到的那些晚清中国官
员要生动有趣得多。在《穿越陕甘》一书中,克拉克笔下一位榆林府的镇台
将军,在这些外国探险考察者前往拜访时,“他当时胸闷不适,严重得连鸦
片都吸不动了”,这实在是一种另类的有趣了。

  我意犹未尽地继续搜索,想知道为什么克拉克会突然对中国发生兴趣,
在1908年花大钱组织一支科学探险队去穿越中国的陕甘,那时《穿越陕
甘》一书还未寄到,我就查找了维基百科上有关克拉克的英文词条,却不料
一个发现让我万分震惊:1900年克拉克曾作为美国军人参加过八国联军对
义和团的战争!

  原来,这两个艺术收藏家的人生轨迹,确实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惨烈
的时空瞬间擦肩而过。

  究竟这两个人在庚子年的北京那个浴血的夏天,曾经接近到怎样的距离
呢?由于网上与克拉克有关的中英文资讯里,没有找到他个人在1900年八
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经历,只有英文资料简单显示,他曾以少尉身份随美军
参加了攻陷天津和北京的战斗,我转而寻找八国联军中的美军参与攻打北京
城的经过:

  1900年夏天,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京师的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在
扶清灭洋的口号下,义和团在前门外点火焚烧老德记洋货铺和屈臣氏洋药
店,结果烈火乘风势迅速蔓延,烧掉了附近的铺户、民居数千间。一时京城
上空的浓烟遮天蔽日,前门的箭楼也被火星点着,从窗里冒出了滚滚的浓
烟,整个建筑都被烧毁。

  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前往总理衙门的途中被杀,在京的外国人
全都躲入了被清军和义和团重重包围的英国公使馆,急盼天津的八国联军前
来解围。从天津出发时,八国联军的总兵力约在两万人左右,其中美军两千
人。由于德、奥、意的大部队尚未到达,加上法军在前往北京的路途上消耗
人数过半,所以谁先攻进北京城,实际上成了日、俄、英、美四国部队之间
的角逐。

  按照八国联军事先约定,四国军队准备在8月14日同时向北京城发起攻
击。俄军被指派攻打东直门,日军攻打朝阳门,而美军和英军则分别攻打东
便门和广渠门。谁知俄军提前一天夜间对他们认为防守薄弱的东便门发起了
猛攻。俄军抢先打响战斗之后,联军协同作战的计划被打乱,其余各国军队
次日仓促上阵。由于被俄军抢了先,美军不得不另外寻找攻击地点。美国兵
发现在东便门与广渠门之间的一段城墙有裂缝,于是,第九步兵队一些人带
着星条旗沿着裂缝攀越而上,爬上城墙,成了最先攻入外城的军队。在占领
城墙的顶部后,迅即向北的东便门推进,东便门就此失陷。

  那么,王懿荣在城破之日的情形如何呢?

  他以一介文官被朝廷匆匆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恰好负责督守后来被克
拉克所在美军最后攻陷的东便门。王懿荣早已明白危厦将倾,独木难支,自
己为国捐躯的时候已经到了。8月14日中午,英、美军乘虚攻入东便门、广
渠门。14日晚,日、俄军也攻入北京。洋兵已攻入京城,清军和义和团溃
散,充斥街巷。王懿荣仍然率团勇转往东直门抗敌,由于败兵塞途,人心惶
乱,团勇终于也溃不成军。王懿荣知大势已去,但还是在城破后,组织部分
团勇“以巷为战,拒不投降”。直到晚上方才退回城内锡拉胡同家中。夜半时
分,王懿荣在家中庭院徘徊,抬头望天,焚城战火烧红的京城夜空,恐怖如
血光地狱,炮声轰鸣,如阵阵丧钟动地而来。他对家人惨然而言:“吾身渥
受国恩,又膺备卫之责,今城破,义不可苟生。”次日,即8月15日早晨,
得知慈禧太后率光绪及王公亲贵已于早些时候成功西逃。上午10时,他语转
平静地对夫人讲:“吾可以死矣!”并以楷书体在纸上一丝不乱地写下绝命
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之其所止,此为近之。暑名是“京师团练大
臣,国子监祭酒,南书房翰林王懿荣”。

  绝命书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绝命书写毕,他先吞金与铜钱,却两次自杀未果,接着饮药服毒,仍未
绝,于是从容投入庭院的那口早已令人挖深淘净的老井中,终于壮烈殉国。
殁年56岁。谢夫人率长媳张氏相从入井而死。

  屋外大街上,一队美军官兵搜索而过,有人匆匆来报:又发现有一家清
朝官员自杀了。这些美国人相互望望,诧异的眼神中又有几分敬畏。他们没
有停步,而是继续在这陌生和充满敌视的异国都城里,那迷宫一样的街巷中
搜寻着远去。

  (四)

  回望历史,总是有一种沉重感挥之不去,但,你还得写下去,直至完成
这些文字,为了纪念过去,更为了希望未来。

  现在,文中两位酷爱人文艺术的收藏家,他们本身已经被历史收藏了。
既然这两个素未平生的人鬼使神差地在这篇文字中站在一起,就难免会被我
们比较一番了。

  王懿荣,生为人杰,死亦鬼雄,其学术成就之卓越、品格操守之清廉、
气节之忠贞,使他完全可以列入本民族的先贤伟人之列。惜乎这位人格伟大
者将殉国赴难的一腔热血,献给的两位圣上之一,竟然是那个他在甲午战争
期间曾经连上三奏、冒死劝谏在国家危难之际请缓办寿典而得罪过的慈禧太
后,那个可以一己之私残毒天下苍生的老太婆。王懿荣绝命书中的一句“主
忧臣辱,主辱臣死”。今天读来,只有化那无名的悲愤于一声长叹了。

  诚然,去苛责受时空所困的百年前古人难免不尽公平,王懿荣在绝命书
中引用宋朝名臣魏了翁“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句话,是因为,中国士大夫
虽然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但他们只能依附于家天下的君主专制体系,国一日
不可无君,否则天下就会争战不已,致生民涂炭。因此,在朕即国家的年
代,忠君即忠于吾国吾民。在百年前王懿荣和克拉克的时代,部分人类社会
已经走出君主专制的历史峡区,迎来一片广阔的发展之路,而晚清中国的士
大夫精英们虽然还在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而自勉,以为往圣继绝学作
为文章事业,然而,他们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简直就成了梦呓。王懿荣们
作为士大夫典范的人格依然崇高,只不过,他们固守的文明核心理念已经落
伍了。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晚清以降,一个又一个人格伟大的中国人死在井里,湖中,路边,牢
房,刑场,战场,他们成了我们的精神偶像,又鼓励后来人中出现效尤者去
继续殉道,以使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不至于沉沦。历史循环不已,城头王旗变
幻,然而我们这片多难土地上的文明,百年来在本质上真的进步过吗?这些
烈士英雄的身影,让我们无法不想起希腊神话中的西绪弗斯,他被罚推石上
山,巨石会因为神咒而未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令他前功尽弃,于是他就不
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在推动那块巨石。他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他的唯一的选
择就是那块石头与那座高山。我们是也一样,我们的故国,我们的巨石与高
山,那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但西绪弗斯们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社会是一定必要的,因为我们政治文明
制度的殿堂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按照设计图做好了,百代都行秦政治,殿
堂完成得早,难免处处坏朽,我们只能奉上绝好精纯的钢钉,去钉牢那腐朽
欲坠的大殿,断了,就再钉上。王懿荣和他追随的前辈忠臣烈士,就像那一
只只稀世钢钉,然而那断裂的,竟是英雄头颅,流下的,却是千古碧血。我
们这个文明古国付出的代价,是不是过于高昂了?

  确实,在我旅居欧洲和北美这些人类发达社会的岁月里,我不无惊奇的
发现,他们的历史中,真的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忠臣烈士,道德楷模,在他
们的国度,相对完善的文明制度下,既没有众生竞相去践踏破坏底线,也就
不需要英雄常常来挽狂澜于既倒了。那么,一个时时都在呼唤道德英雄问世
的社会,是不是出了什么难言之隐的大问题?有多高的山,就有多深的渊,
我们智慧的祖先早就发现这个世界的阴阳平衡,莫非我们真的要燃烧起如此
之多的英雄之躯作为火炬,以驱赶这块土地上无处不在的黑暗?

  1983年,一个来自王懿荣家乡山东烟台的乡党,在北京费尽周折后找
到了王懿荣殉难的家院,锡拉胡同21号,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面对
的,是一个正在拆迁的工地。据史载,王懿荣殉难后,光绪皇帝下诏,王懿
荣谥号“文敏”,并将其住所东院辟为“福山王文敏公家祠”,祠内立碑,碑
文为光绪皇帝所写的祭文,和两江总督樊增祥撰写的祠堂记,院内井上建亭
刻石:“福山王文敏殉难处”。现在,新的朝代似乎没有理由去礼遇前朝这位
为国殉难的忠臣了。于是这一切都被夷为平地后再起盖了宅楼。还算幸运的
是,这位乡党抢在那口水井被毁掉前,捡到两块井砖,从北京背回到了烟
台。于是,以我所知,在大陆能够凭吊王懿荣的遗物,就只有这两块曾经感
受过他渐凉体温的井砖了。

  关于克拉克,除了他参加八国联军攻打京津、组织科学考察队穿越甘
陕,以及创办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艺术博物馆和基金会以外,其生平中还有一
个重要事件:克拉克在1933年作为主谋之一,参与一小群巨富策划美国的
法西斯党人准备在首都华盛顿举行一次大游行,以期对当时正在推行经济新
政的罗斯福总统逼宫,后者的新政措施被不少大资本家认为是学苏联搞社会
主义,是杀富济贫。这次密谋甚至还包括一场由退役军人举行的军事政变,
以期在美国建立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此事被人揭发后,由国会指定的一个
专门委员会进行了调查,因为被认为只是纸上谈兵式的狂妄幻想,该委员会
决定对所有相关人员不予起诉。

  难以置信,如果这个惊天阴谋发生在本文另一个主人公的国度,那么参
与者如果不是被杀得人头滚滚,就至少会被抄家流放、坐穿牢底了。奇怪,
克拉克所在国家的权力执掌者,那些不是靠拳头打江山、而是靠选票坐江山
的家伙们,为什么就可以有如此的自信呢?

  在为此次事件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克拉克当年在军中的上司,退役少
将巴特勒形容克拉克曾是一位“百万富翁少尉”,是个奇怪而反常的狂人,热
衷于去做一切不同寻常的事情,“大家都不会拿他当真的,可他实在是太有
钱了。”

  克拉克的一位侄孙女曾经回忆道:“他的确是个偏执的人。他将他那些
绝妙的艺术收藏品搬到远离纽约和波士顿的一个小镇的原因之一,是他害怕
它们可能会毁于冷战时苏联丢过来的炸弹”。她还说道:“大家都知道他是个
亲法西斯分子,站在美国的敌人那边,因此没人愿意跟他说话。”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约在一个世纪前后,两个中外艺术收藏家的人生
故事。他们曾经在这两个不同文明的惨烈相撞中擦肩而过,这两个艺术爱好
者,在百年前的那场战争中,曾经作为敌手在北京一个叫东便门的古城楼上
下遥遥相对,其中一个对另一个的死负有道义之责。

  一个人格伟大的中国学者离开了,留给我们的仅仅是两块井砖,让你去
凭吊其精神不死。

  一个性格古怪的美国富翁离开了,留给人们的是一座博物馆,让你去享
受人类文明宝藏。

  在克拉克的社会里,这个乖张怪癖的阔佬如果想做点坏事,结果发现基
本上很难。如果他想做一点好事,结果就做成了,你现在去马萨诸塞州的威
廉姆斯镇可以看到的。这实在就是拜那个文明机制的作用所致。

  说实话,如果能够选择,我宁愿在一个以学者王懿荣命名的博物馆里,
静静地观赏他完整一生中的全部人文艺术收藏,也不愿在一个以忠臣烈士王
懿荣命名的纪念馆里,对着那仅有的两块记录了他戛然而止的生命终点的井
砖,去默默凭吊。然而,我们已经不能选择了。

  伏惟尚飨。

来源: 共识网2014-07-11
 
2   [dokknife 于 2014-07-16 15:19:31 提到] [FROM: 72.]
蒋孝严:父亲蒋经国在台湾解严的前前后后
发表于 2014 年 07 月 15 日 由 lixindai
作者:刘俊、陈岑

7月15日,是台湾社会解除戒严20周年的日子。

  “白色恐怖”虽已成为历史名词,但病态的党争带来了另一种“政治暴
力”。尤其是民进党上台以后,执迷于“泛政治”思维,不断撕裂族群,构造
出新的“绿色恐怖”,将台湾社会拽入另一种病态情境

  戒严年代,“匪谍”无所不在

  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人们都在隐忧中度日,谁都可能随时被调
查、被加罪、被判刑

1988年,台湾话剧导演赖声川的《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在台北上演,
演员李立群模仿小学时参加演讲比赛的样子,搔手弄姿、嗲声嗲气的一
句“小心,匪谍就在你们中间”引得观众哄堂大笑,而笑声背后是台湾社会对
当时刚刚结束的戒严年代的复杂情绪。

  就在《这一夜》的前一年的7月15日,时任台湾当局领导人的蒋经国发
布命令,宣布台湾地区解除自1949年5月起的“戒严”状态。

  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经这样回忆那个年代:“是小学五年级,1962年。大
家都很喜欢的年轻的数学老师正在讲课。教室外楼地板突然响起人声杂沓,
匆忙而紧张。穿着黄色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冲了上来。数学老师
早已蹿出教室,奔向走廊尽头。孩子们在惊慌中四散。我们趴在四楼的栏杆
往下看。……布着黄沙的操场上,数学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脸往上,刚
好和我们对望。那黄沙,看起来那么淡漠,荒凉。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匪
谍’这个词。然后就听得多了。哪一个老师开学时突然不见了,没有人问,
也没有人谈。一个每天在身边的人,突然‘蒸发’了,而大家都假装它不曾发
生。”

  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国民党当局延续了在大陆所谓“动员戡乱时
期”的高压政治手段,最典型的就是继续通过情报特务机构推行“白色恐
怖”。

  藏书藏成了“政治犯”

  今天,人们在有关资料里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两个典型案例:

  王志鹏,一个不识字的马祖渔民。在1965年7月的一个早上,因为天气
特别清朗,王志鹏说,“今天气候很好,风向、潮流也不错,开到大陆很
近。”船主听见了,马上报告,王志鹏就成了“叛乱犯”,被判刑5年。

  柯旗化,一位中学英语老师,因为思想“左倾”而被监禁17年。据说,
罪证之一是他有一本《汤姆历险记》,作者是马克•吐温,和马克思有关
系,都姓“马”。

  其实,今天为人们熟知的作家柏杨、李敖、陈映真,都曾经在戒严年代
被捕入狱。知识分子、进步青年是当年“白色恐怖”严厉打击的主要对象,他
们纷纷成了“政治犯”、“思想犯”。

  龙应台引述过一组数据:仅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当局军事法庭受理
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龙应台说,当时所谓的“匪
谍”里,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是极少数,而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
知识分子,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而被构陷的小市
民。在贫穷的年代,台湾人均月薪是200元,而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常高达
20万元。

  1984年12月,台湾最后2个政治犯获得自由。他们坐满了34年零7个月
的“思想监狱”,然后走向陌生的阳光。

  “共产党的蛙人会摸上来”

  戒严年代,带给台湾更多的是压抑和晦暗的社会紧张情绪。由此可以理
解,为什么台湾新新浪潮电影中反映那个年代的作品里,几乎都有着类似的
阴郁、低沉的影调。

  1975年赴美留学的龙应台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美国同学知道我来自
台湾就说‘你一定很会游泳?海泳?’我愣住了,觉得他问得很奇怪。我不会
游泳,而且,台湾不会游泳的人很多,甚至在南部渔村生活的十年中,也很
少见到村人在海里游泳。”

  后来,龙应台想明白了:“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里,台湾的海岸线不
是海岸线而是警戒线。从14岁到23岁我住在一个渔村,当孩子们三五成群
到海滩上去撒野的时候,总有荷枪的士兵来驱赶,枪上有亮晶晶的刺刀。晚
上,海滩更是禁区,因为‘共产党的蛙人会摸上来’。”

  “戒严年代”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整个台湾社会沉陷在紧绷的禁忌
氛围里。有这样的说法,现在看来耸人听闻:如果爱上某个女人,求爱失败
可以去打小报告,指控她是“匪谍”,她马上就会遭殃。台湾社会当时就弥漫
着这样肃杀的气氛,好像“匪谍”就在身边,每个人都担心害怕说错话而被人
恶意举报。

  音乐也被政治审查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施戒严,政治禁区自不用
说,连艺术、音乐也被蒙上了恐慌的色彩。当时,国民党当局实施歌曲审查
制度,未通过的歌曲要修改到合格才可以出版。审查歌曲每周一次,1979
年到1987年共审查了320期,930余首歌曲遭禁。

  歌曲被禁的理由不一而足,有的被认为是意境诲淫、文词轻佻、妨害社
会善良风俗的“靡靡之音”,有的则被认为是为“匪”宣传、隐含政治暗示
等。

  “我的热情,啊,好像一把火……”,这首后来热到大陆的《热情的沙
漠》被禁的理由,现在看来非常好笑,因为当局认为歌中的“啊”太淫秽,容
易让人产生性幻想。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被禁有几种说法,其中最可笑
的是被引申为期待八路军来,是“为匪宣传的左倾歌曲”。早期台湾流行歌后
姚苏蓉被禁的歌曲高达八九十首,其中她的代表作《今夜不回家》,因
为“家”被认为代表大陆,而“不回家”违反了“反攻大陆”政策,所以被禁。
齐豫的《橄榄树》、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也曾被禁或被要求修改歌词。

  台湾民众多能哼唱的闽南语歌曲都曾被列为禁歌。《四季红》因为影射
红军,被迫改成《四季谣》。《烧肉粽》、《补破网》、《天黑黑》等因为
当局认为歌词暗指政府无能,导致民众生活困苦而遭禁。

  还有一首民歌《捉泥鳅》,原本歌词是“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
因为“小毛”被联想到毛泽东,硬生生地被改成“小牛”。

  绿岛没有小夜曲

  对台湾绝大多数走过戒严年代的人来说,绿岛带着禁忌与恐惧的阴影

绿岛,因为一首《绿岛小夜曲》而为大陆民众所熟知。但事实上,这座有着
美丽名字的小岛,却是台湾“戒严年代”最重要的标本之一。

  绿岛,距台东18海里。冬春季节,强烈的西北风将海面上的波浪刮起,
撒在岛上的草木上,使之受盐分侵袭而干枯。从台东远眺,绿岛像是火灾过
后,寸草不留,因此曾被叫作“火烧岛”。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这里专门用来
放逐重大流氓犯。1951年,国民党当局在绿岛设“新生训导处”,所谓“新
生”就是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在戒严年代,不少被认为持有异见的知识分
子因言获罪,也有许多人因党派势力倾轧暗斗被以莫须有罪名遭致陷构,绿
岛就成为改造他们的“思想监狱”。

  关于当年绿岛政治犯的生活,台湾文史工作者徐宗懋搜集有一些当事人
留下的亲历记述:“每天早饭后,都有一小时的‘小组讨论会’,讨论的题目
由训导处统一提出,大部分是由上课的课程中抽出。每一组有一个经过政工
训练的长官干事旁听,随时注意每一个人的发言,没有沉默的自由。”

  “早点名时必须要张口大声唱《新生之歌》,集合时是练习新歌以及复
习已经学会的老歌。这是件令我们痛苦但必须忍耐的事。记得《新生之歌》
的歌词是这样的:‘三民主义的洪流,粉碎了我们的迷梦,我们不做共产党
的奴隶,我们要做反共的英雄,起来,新生同志们!起来,新生同志们!’”

  20世纪90年代后期,“政治犯”在台湾成为历史名词,绿岛的囚室也成
了历史遗迹。据说,曾在绿岛坐监的作家柏杨努力奔走,希望促成在绿岛竖
立“垂泪碑”,寓意期盼母亲们永远不需要在暗夜中为儿子哭泣。

  名词解释:世界上最长的戒严令

  “戒严”和“解严”是影响台湾半个世纪的大事。

  何谓“戒严”?1949年,国民党溃败到台湾,为牢牢抓住这枚最后的筹
码,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秉承蒋介石旨意,于5月19日通过台湾“警备
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随后,当局颁布
涉及党禁、报禁等100多项管制法令,并将“保甲连坐”制度搬到台湾,全面
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戒严时期被称作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公民的
参政权利与言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当局对政治异议人士逮捕、审判、囚禁
甚至处决。

  何谓“解严”?随着台湾经济腾飞、政治生态出现迅猛变化,以及两岸局
势的缓和,要求解除戒严的呼声越来越高。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颁
布“总统令”,宣布15日零时解除戒严令。至此,这个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
的戒严令走进历史。随后,1991年《惩治叛乱条例》终止,1992年“刑
法”中言论叛乱罪的“法律依据”被废,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终于寿终正
寝。

  蒋孝严揭秘父亲解严

  由于亲身参与解严前的准备,蒋孝严为我们回忆了解严前后许多鲜为人
知的秘密

“1987年7月15日之前,我已经提前知道父亲经国先生即将宣布解严的消
息,只是具体什么时候宣布并不知情。”蒋孝严向《国际先驱导报》回忆
说。

  时任台湾“外交部”外交次长的蒋孝严还为解严做了很多的准备工
作。“‘国安法’要重新制定,我跟当时国安局的局长经常交换意见。”蒋孝
严说,他当时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让美国方面很快了解到我们(台
湾)这么大的改变,而美国的意见我要让他(蒋经国)知道”。

  这位解严亲历者对于20年前他父亲的这个改变台湾历史的举动,自然有
自己的一番解读。

  “党内大老曾力阻解严”

  《国际先驱导报》:据说你父亲做这么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国民党内
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是这样吗?

  蒋孝严:当然,这是可以想见的。党内有些一些保守势力是反对的,包
括几位大老,他们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认为这个决定会引起很大的冲击,但
经国先生还是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他不做决定,过了不到一年他就过世了,可能就没
有人敢做决定,那整个台湾的发展、两岸的关系有可能就另当别论了。这是
台湾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如果民进党认为,是因为他们的抗争才
促使先父做这个决定,那他们错了。如果以先父当时的权力来讲,对付他们
太容易了。

  《国际先驱导报》:面对解严可能导致的社会失序,他当时有过担心
吗?

  蒋孝严:风险是绝对存在的。但他做这个决定,没有毫无任何风险的选
择。我是认为,如果他把他那一任做完,而不是在1988年就过世的话,台
湾的情况也会不一样。到时候接任的不一定是李登辉,只是我们现在很难从
头走过。

  我相信他做这个决定,肯定认为他的身体起码还可以再撑个几年,有这
几年时间,他可以对台湾的形势作一个更好的调整,而不是像他过世以后所
留下来的落差。因为这段落差而产生不同的结果,使得族群分裂,国民党内
部问题重重,如果把他那一任做完,然后顺利地交棒,那台湾的情形应该是
不一样的。

  “解严是因为时代在变”

  《国际先驱导报》:在台湾最近纪念解严20周年的活动上,民进党将解
严说成是他们的功劳,你觉得这个说法对你父亲来讲公正吗?

  蒋孝严:他们这么说,我一点都不意外。他们对历史的态度向来采取歪
曲、模糊的态度来为选票服务,历史已经成为民进党的工具。

  我们要知道,先戒严才有解严。1949年到1987年这么长的时间,按照
民进党的讲法好像戒严就是压制他们所谓党外人士,然后迫害台湾人,没有
任何的自由,言论结社自由都被钳制,然后他们采取抗争,经过民进党的前
身所谓的党外组织,不断地施展压力,加上得到美国国会的协助,一起内外
呼应,在这种压力之下,经国先生才做出解严的决定,实际上他们弄错了。

  解严的大背景和推动力是20年前整个时空的发展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
比发生了很大变化。

  《国际先驱导报》:什么变化?

  蒋孝严:经国先生在解严前曾经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在中国国民
党一次常会提到:由于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在变,所以才决定要解
严。对内从1949年到1987年,台湾内部也进行了很多的选举,很多的过
程。时机差不多了。

  外部环境方面,20年前,经国先生已经看出来国际上的冷战要告结束,
另外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跟大陆的交往要采取划时代的改变,他看到大陆也
慢慢采取开放的政策。所以在他过世前决定台湾老兵可以到大陆探亲,开放
两岸的交流,这是很重要的。

  “两岸交流是大势所趋”

  《国际先驱导报》:你父亲到台湾从事政治工作的时候,还是白色恐怖
的时代,为什么到晚年才提出解严,提动台湾民主化?

  蒋孝严:在他“执政”的时候,就已经在推动台湾民主化了,比如引进台
籍青年到各级部门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化解外省、本省之间的藩篱,然后一
层层的选举都在进行,先从县市长的选举开始。

  《国际先驱导报》:关于解严的事务,你曾经和你父亲做过面对面的沟
通吗?

  蒋孝严:70年代、80年代我们的父子关系还不方便公开,所以没有办
法当面沟通这件事情。当然,比如美国的立场和态度,我会很快透过相应管
道直接送到他办公室,有的是我自己做的重要整理,然后用书函的方式,透
过王升将军转到他老人家手里面。

  《国际先驱导报》:他对你做的工作评价如何?

  蒋孝严:有时候王升将军跟我说,“你父亲对你最近工作表现非常满
意,也很高兴。”

  《国际先驱导报》:你觉得解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蒋孝严:当然是两岸的关系。过去20年里,因为两岸交流的启动,使得
两岸现在交流这么密切,贸易这么频繁,这是在20年前很多人不敢想像的。

  我个人觉得“三通”是一定要做的。2003年推动台商春节包机的时候,
民进党也批评我,说我违背了经国先生反共的意志和目标,实际上他们错
了,经国过世前是要启动两岸交流的。

  “历史不容被政治挟持”

  《国际先驱导报》:有观点认为民进党把台湾带入了一个新的“白色恐
怖”,你赞同这个观点吗?

  蒋孝严:当然是。在过去的六七年里面,民进党又在开民主的倒车,比
如制造族群的对立,完全以意识形态来治理,谈不上民主也谈不上进步,完
全可以叫做“民主退步党”。

  这不仅仅是遗憾的事情,我觉得应当感到很警惕,尤其“政府”贪腐的程
度,而且司法的制度跟以前相比也是在往后倒退。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检讨
过,在台上这么久,找不出向人民交待的理由,总是把历史的问题拿来操
作,没有其他可以振振有词的主张,只有翻老账、旧账。

  在整个历史的江河里面,他们的这些主张一定会被否定的。在未来回过
头来看,他们的这些话是不值一笑的,错误的。

  事实上,台湾老百姓也很反对他们在操弄这个议题,否定历史,消费经
国先生的决定。我相信民众会在明年的选举中让他们付出代价,让他们知错
悔改,但是国民党本身也需要努力,也需要争气。台湾现在很多媒体也绿化
了,可是历史毕竟还是历史,只能短时间欺骗少部分的人,不可能长时间欺
骗所有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从白色恐怖到绿色恐怖

  揪住历史小辫子、制造“伤痕政治”的民进党,自己反而在台湾掀起“绿
色恐怖”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获稻、张文生发自北京、厦门  7月15日是台
湾解严20周年纪念日。围绕这个共同经过的历史事件,蓝绿两大阵营的说法
却是大相径庭。岛内媒体称之为“一个解严,各自表述”。

  假借历史拼选举

  在“戒严”和“解严”的问题上,民进党拥有天然的话语优势,自然不会
放过这样大好的炒作机会。陈水扁7月11日通过录像谈话称,促成解严的远
因是“美丽岛事件”后风起云涌的台湾社会运动,近因则是民进党的诞生。他
宣布把7月15日定为“台湾解严纪念日”。次日,他在接受民视采访时重申,
解严不是蒋经国的“德政”与“赏赐”,而是“台湾人民争民主、争自由的成
果”。

  除了口诛笔伐,民进党“做秀”的本领向来无人能望其项背。7月14日,
陈水扁、谢长廷、张俊雄等人上演了一场“变装秀”,来到1986年发生大规
模群众运动的龙山寺,穿上当年的抗议服装,重现抗议国民党统治的“壮
举”。民进党还找来一批群众演员,扮演当年的警察将寺门重重围住,惹得
民众纷纷来看热闹。

  对于民进党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马英九反问,解严纵然不能说成是蒋
经国的“恩德”,但民进党把功劳全揽到自己身上,难道不心虚?

  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秘书长李焕透露,蒋经国曾对他坦言心中有改革国
民党、解除戒严与开放中国大陆探亲三个愿望,并在有人担心危及“国家安
全”的情况下仍坚持推动解严,不能认为完全是被逼无奈。

  英国作家奥威尔说:“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
未来。”对历史的解释,从来都是政治斗争中打击对手的不二法门。蓝、绿
双方在解严问题上的口水仗,自然不是单纯要厘清历史,而是服务于现实的
政治角力:民进党要揪住历史的小辫子挑起种族纷争,转移民众对现实状况
的不满;国民党则要甩掉历史的包袱,全力向前看。

  台湾社会仍然噤若寒蝉

  正如国民党发言人苏俊宾所说:“民进党执政,已让民众看不到未来,
只好曲解历史来获得政治上的剩余价值。”

  的确,台湾从1987年解严至今,许多民众仍然时时感到政治上的压
抑。尤其在民进党上台以后,打着所谓“国家安全”的政治旗号,到处怀
疑“匪谍就在你身边”;对台湾社会展开意识形态的斗争,给统派贴上“联共
卖台”的标签,使台湾社会处在噤若寒蝉的政治气氛中。难怪社会各界以“绿
色恐怖”,来形容民进党上台以后不择手段打击政治对手的卑劣手法。

  就拿陈水扁来说,无论在选举造势场合,还是会见媒体时,他永远不会
改变的是絮絮叨叨地重复其“反共”的政治论调。有什么样的当政者,才有什
么样的狗腿。台湾当局的“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在接受美国《国防新闻》
周刊采访时宣称,“潜伏在台湾的共谍与日俱增,超过5000人”,他本人在
台北就搭乘过“共谍”驾驶的出租车;吕秀莲也表示搭乘过“共谍”驾驶的出
租车。台湾新任“国防部长”李天羽甚至还公开抹黑说:“中共为了强化其统
战工作,掌控及收买部分媒体做其同路人,一方面协助其收集情报,另一方
面替其代言,专门攻讦政府及打击特定人士。”

  为了打击政治对手,民进党当局同样继承了蒋介石政治、司法迫害的一
系列手段。2006年,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发起百万红衫军“倒扁运动”,结
果民进党主席游锡堃公然宣称:“这次倒扁行动背后有很大阴谋,中国是‘藏
镜人’。”

2006年5月国亲两党联合在“立法院”提出针对陈水扁的“罢免案”,结果台
湾南部绿色的地下电台在广播节目中号召“勇敢的台湾人”组成“敢死队”,
不惜流血、牺牲性命,一定要找机会杀死马英九等“中国代言人”。

  商汉视点:一个时代的背影归来

  1987年对于台湾地区历史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当蒋经国解除
了长达数十年的“戡乱戒严”状态的时候,人们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勇敢”或
是“远见”来评价这个举动了。人们只能在很多年之后,从容地感受解严给他
们带来的繁荣和希望。

  远去的戒严时代,是台湾历史上不堪回首的一幕。荒唐年代自然有荒唐
事,姑且不说台北曾经没有8路公共汽车,法国作家左拉的作品因为作者
姓“左”而不可在台湾出版,马克•吐温成了马克思的弟弟而作品被禁,甚至
连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也因为暗合毛泽东的词句,而被迫在台湾改
成了《大漠英雄传》。在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个地区像台
湾那样背负如此沉重的包袱前行。

  在那个年代,沉重只不过是荒诞的公共代价。而在这个前行的过程中,
台湾的民生发展之艰难,无论对于今天的泛蓝阵营还是泛绿阵营来说,都是
刻骨铭心的记忆。毕竟人们可以理解落后,却无法理解荒诞;人们可以允许
沉默,却不能容忍噤声。人们甚至可以忍受一个向隅独泣的年代,却不能永
久地浸泡在思念故国的泪水里。

  解严,解除的并不是一个行政上或者司法上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解除一
个地区民众心理和思想上的约束。从此,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才能
有真正发展的可能。当年蒋经国能够决然解严,也正是看到了思想和心理的
束缚已经成为台湾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台湾在走出戒严历史之后,才开
始了两岸的正常往来。这时候的台湾,断然不能回到一个思想和声音重新沦
丧的年代。

  问题在于,当下台湾的现状正在重新浮现意识形态束缚的背影。当解除
约束的受益者重新又拾起约束人们思想和心理的武器的时候,他们已经忘了
一个时代的伤痛。在那个时代的背影里,有泪水、有鲜血也有生命的代价。
而当这一切都还没有凝结的时候,今天的台湾政治,又在通过另一种“枪
弹”和“刺刀”指向台湾民众的心灵深处。甚至连“解严”这个词,也成了政党
互相攻击的武器,而不是共同纪念的关键词。

  历史的多数意义都在于过去,但是历史存在的目的却是为了今天。台湾
解严20年,不但解除了国民党的专制,也解除了人们思想的枷锁。但是历史
证明,这种解除之后,却往往会产生一代空白。在解除束缚之后,社会必然
要用新的阵痛,来实现秩序与合理。在填补空白的过程中,如果台湾的民众
不能以一种清醒和理智的态度来面对今天的台湾政治,那么新的“思想戒
严”又会通过“台独”分子重新侵占人们的公共空间。所谓政治乱象的恐怖程
度,或许并不亚于“白色恐怖”下的暗哑。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2007-07-17
 
3   [dokknife 于 2014-07-14 15:52:03 提到] [FROM: 72.]
张鸣:甲午惨败下的帝后之争
发表于 2014 年 07 月 14 日 由 lixindai
  亡国之危

  甲午战争发生之际,中国的大门已经被打开54年。以现代化为目标的自
改革,洋务运动,也已经运作了34年。此前也跟洋人打了很多仗,割地赔款
的事,没少干。但是,没有一次能引起中国人如此的震动。

  上海很西化的《点石斋画报》,在战争爆发时,还连篇累牍地登载中国
人”胜利”的消息,把矮个子的日本兵,画得十分可怜。可是慢慢就没声了,
这些早期的媒体人知道,中国败了。

  中国败了,败得很惨。此前跟西方人打,打败了还可以托词人家船坚炮
利,可这回呢,是你自己船坚炮利,拥有世界第七、亚洲第一的海军,武器
装备远远超过日军的淮军。可是,连一场可以拿来说事的小胜仗都没有。

  北洋海军,大东沟海战之后,躲进威海军港,然后被全歼。淮军则从大
同江退到山海关,打一仗,败一仗。每一仗都奏报说”毙敌无算”,但真正被
毙到”无算”的,恰是自己;

  旅顺要塞,李鸿章经营多年,枪炮弹药堆积如山,巨型的克虏伯大炮,
至今还留在要塞的山上。1904年日俄战争中,”腐朽”的俄军用这些大炮,
给日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日军付出几万人的代价,才攻下要塞。而同样的
武器,在淮军手里,一天没到,要塞就沦陷了,日军不过伤亡几十人;

  淮军不行,湘军更不中用。吴大澂带了几十营的湘军,出征山海关,临
行前气状如牛,发布檄文说准备了几麻袋的绳子,要日本鬼子前来受捆。结
果,带去的绳子一根没用上,麻袋倒是可以用来装自己士兵的尸体。

  这样惨败给一个附近的蕞尔岛夷,对于一向好面子的国人来说,实在是
丢不起这个人。当年鸦片战争,我们也说英国人是蕞尔岛夷,但眼下这个蕞
尔,跟当年的蕞尔,不大一样。这个蕞尔,是我们一向瞧不起,而且据说一
直向我们学习的。

  此番战败,不仅赔款之巨破纪录,而且被割去两大块国土,一块是台
湾,一块是辽东,大清的龙兴之地。虽然辽东在三国干涉下日本人吐了出
来,但这样的割地,象征着日本这条”蛇”,已然张开了自己的上下颌,要一
口吞下中国。

  至此,中国人跟外部世界打交道的逻辑轰然变了。原来的西方各国,除
了沙俄之外,基本上只是要你开放,把你拖入他们的世界,变成他们的市
场。然而,新兴起的日本,在脱亚入欧之际,居然要你国破家亡,变成他的
殖民地。也可以说,近代中国真正的亡国危机,是从甲午开始的。

  权术大师

  这样的亡国危机,刺痛了士大夫(老百姓还无所谓),更刺痛了皇帝和
太后,尤其是年轻的皇帝。

  比较明清两朝,制度大体一样,不一样的,主要是皇帝。不光是本族人
与外族人的区别,而是明朝皇帝怠政、胡闹的多,但清朝皇帝,个个都很勤
政,生怕把祖宗江山,丢在自己手里。光绪皇帝载湉,虽说在他的太后面
前,显得很窝囊,但勤政发奋之心,却不让前辈中的任何一位。

  甲午之前,光绪虽已亲政,但国人都知道,国家大权依旧在其养母西太
后手里。所以,甲午战败,人们也并不怪罪光绪,要骂,都骂西太后,不敢
骂太后的,就拿李鸿章来说事。

  西太后种种抓权不放手的行为,信任太监、喜爱戏子、为自己过60大
寿、大肆张扬等等,都进入国人批评的视线。两江总督刘坤一,甚至当面质
问西太后,是不是宠信李莲英?害得西太后直辩解,说自己不是汉太后,没
有宠信过太监,李莲英也从未过问政事。

  当然,辩解是没有用的。女人干政,从来都是传统政治的大忌,干得好
还行,一有纰漏,女人势必要承担责任。况且,清朝的败绩,西太后的确要
负责任。

  虽说她还算是个明白人,知道利害,也分得清臣子中哪个有用,哪个不
行。但是,她毕竟不了解世界大势,也不清楚中国该向何处去。虽说支持了
洋务派,但却养着一堆顽固大臣和王公,遥为牵制。她治理这个国家,大体
上还是权术思维,自身是走平衡木的高手。

  在这样的权术大师手里,中国的洋务运动,虽说也是一种学习西方的改
革,却做得马马虎虎。就体制而言,仅仅在打补丁。比如八旗和绿营不中用
了,不是说去掉八旗绿营,而是加上一个补丁——湘淮军;水师不行,加上补
丁——北洋海军。

  这些补丁,细节一塌糊涂。士兵学会了使用洋枪洋炮,而且经过了多次
更新换代,但多数人连个基本的瞄准射击都不懂。一开仗,连敌人影子还没
见就开始放枪,子弹打光了,也就是撤退逃跑的时候了。这样的新式军队,
对付国内的起义叛乱,还凑合,但放到外战的场合,就不大中用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当年国中的精英人士,大抵都是西太后这个水平。极
少数先知先觉者的呼声,又不为人们所理解。所以,单单责怪一个女人,似
乎也不大合理。

  帝后二元

  其实,对于甲午的战败,西太后也相当难过。她自己多次说,每闻战
报,辄与光绪抱头大哭。亡国者,既亡中国,也亡大清,她怎么能不难受?
但是,让她更为难过的是,对于国政,从今后的趋势看,她只能放手了。

  对于一个不满三十岁就守寡,操持国政三十多年,等于嫁给了国政的寡
妇,这意味着从此生活轨迹就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权力是弄权者的春药,
没了春药,你让一个年逾六十但精力旺盛的寡妇如何是好?

  反过来,一向懦弱,唯母后是听的光绪皇帝载湉,经过甲午战败的刺
激,心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为之心大大萌动,真心实意,打算让他强悍
的”皇爸爸”(满人皇帝对母亲的称呼)退休,安度晚年。把政治舞台留给
他,一展身手。”不想做亡国之君”,的确是他发自内心的呼声。

  在举国变法图强的呼声中,这一对母子,心态在各自纠结着。一直到
1898年戊戌维新启动,这样的纠结不是减弱了,而是在增强。西太后退到
颐和园,名义上是颐养天年,但军国人事大权,依旧不放手。

  四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都要由她来决断。每周,光绪皇帝都得到颐和园
汇报工作。实际上,光绪只争得了一个弱势的处理日常事务的一线领导的地
位。就是这个地位,一点小事,都决断不了。连成立一个变法的领导机构,
都不能遂愿。

  这样一个二元政治结构,二元中的两极,在变法过程中,越拉越远。变
法中受到伤害的利益集团,主要是满人集团,对变法越来越不满意。他们有
特权,可以进颐和园,直接找太后诉苦。而对这些人的胡言乱语,西太后也
越来越听得进去。进园子汇报工作的光绪,境遇越来越差,横竖都要挨骂。

  到了光绪盛怒之下,免了阻止部下进言的礼部六堂官之职时,帝后之间
的矛盾,已经接近闹崩。

  谭嗣同图谋发动兵变的冒险,其实只是给了早想出来垂帘的西太后一个
最合适的借口。光绪被搁置,二元再变为一元,恐怕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
是,戊戌政变的发生,却中止了戊戌变法本身。因为躲在西太后背后的顽固
势力告诉西太后,如果不尽废新法,你出来垂帘,就没有依据。毕竟,这还
是一个王朝政治,女人在这个政治里,没有合法的地位。

  改革推行新法,目的就是挽救亡国危机。尽废新法,对于国运来说,等
于自杀。以西太后的精明,她不可能一点也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她在权
力欲的驱使下,已经走上了不归路,也只能这样走下去了。

  所以,在戊戌政变之后的岁月里,西太后进退失据,行为错乱。在顽固
派的欺蒙和拉动下,一步步走向倒退。最后居然上演了一场动员暴民的排外
大戏,付出了首都被十一国联军占领,自己仓皇出逃的惨重代价。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一个传统帝国进行改革的时候,二元政治结构是
不合适的。由此造成的纷争,很可能葬送改革。当年的二元结构,在某种意
义上,正是甲午惨败刺激出来的。然而,如果没有甲午的惨败,中国又不可
能进行深度的改革。

来源:上海观察
 
4   [dokknife 于 2014-07-09 15:24:24 提到] [FROM: 72.]
许辉:甲午的“朋友圈”
发表于 2014 年 07 月 07 日 由 lixindai
  又逢甲午,国人对120年前的那场战争自然要缅怀一番,鸿篇巨著、长
篇大论和各类研讨已备妥当,欲共问甲午之殇。北洋战败,战略失误、腐
败、多头指挥、制度优劣等因屡被提起,但历史无法假设,今人也不可能对
那个时代的先人再有严苛的要求。

  甲午改变了天朝的运行轨迹,而更直接地,改变了那些曾经或多或少置
身事中的武人的人生轨迹:有人谢幕,锦绣前程化为乌有;有人崛起,从籍
籍无名到登上历史大舞台;有人弃武,开始苦苦思索救国之良药……在变幻莫
测的历史当口,他们或英勇、或懦弱,或悲情。但他们都已化为尘土,抛开
种种成见,就让我们多几分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吧。

  袁世凯和黎元洪:甲午的难兄难弟

  袁项城和黎黄陂的关系颇耐人寻味,他们是民国肇始时威名赫赫的的总
统和副总统,是老袁皇帝迷梦时的洪宪皇帝与武义亲王(黎未接受),是儿女
亲家(黎的次女黎绍芳嫁给袁的第九子袁克玖)。但经常被忽视的冥冥中的事
实是,他们都是甲午战争的幸存者,是一对那时未曾谋面的“难兄难弟”。

  甲午战前,袁世凯是清廷派驻朝鲜的头号人物(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
大臣),已在朝鲜苦苦经营12年,一言九鼎,有“太上皇”之威。而那时的黎
元洪还是个小人物,是广东水师“广甲”号上的一名五品二管轮。

  1894年7月19日(中日丰岛海战爆发前一周),这一天对袁世凯来说应
该是永生难忘的,已连续紧张多日的他(有亲日朝鲜人已将大炮架到他的官
署外)做出了人生非常英明的一个决策。在并没有征得上司同意的情况下,
袁世凯化装成平民从朝鲜的官署后门逃出,据称,在他逃走后大概10分钟后
日本士兵就破门而入,几天后,他从朝鲜回到天津,安全脱险。袁世凯不知
道的是,其实在两天前日本大本营就已经作出了对清廷开战的决定,控制朝
鲜是第一步旗,作为在朝的大员,他首当其冲。

  而广东水师“广甲”号的这名五品二管轮黎元洪被卷入战争纯属偶然,而
这种偶然也差点让未来的大总统命赴黄泉。“广甲”号北上会操时适逢中日局
势紧张,因此作为广东水师的“广甲”号被临时划到北洋管理,“广甲”号是
一条铁胁木壳船,主要承担向朝鲜运送清军的护航等任务。黄海大战爆发
时,“广甲”号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率部不战而逃,逃跑途中“广甲”号还
不幸触礁。等日舰追来时,管带吴敬荣随即弃船登岸。

  领导不给力,军舰不给力,一个有想法的年轻人也无能为力。在日舰的
威逼下,黎元洪和十几名海军官兵担心被俘而无奈凿船自沉。黎元洪不习水
性,但所幸之前自费买了一件救生衣,才幸免葬身鱼腹。他在海上漂泊了十
余个小时,才被海浪神奇地冲到岸边(一说被渔民救起)。大难不死的黎元洪
旋即归队,但却被以逃兵的罪名监禁数月后才得以释放。

  毫无疑问,甲午时的一次劫难,给未来民国的一二把手的人生增添了新
的元素。尽管后来这对亲家政见有别,对共和的诚意有别,但他们有一个共
同的梦想,那便是强军之梦。

  脱险后,老袁又奉旨前往辽东前线,从事后勤工作,目睹了清军兵败如
山倒的惨状。后他来到天津,闷头小站练兵,一路升迁,从按察使到巡抚再
到总督和军机大臣。而他未来的副手死里逃生后投奔到张之洞麾下,从基层
做起,一路稳打稳扎,三赴日本考察、训练新军,直至做到协统(相当于旅
长)。武昌首义后,他又从体制内官员变成民国的功臣,之后两任民国总
统,成了共和的“磐石”。

  历史就是这样,风云际会中如果缺了这两位大人物,又不知是一番什么
景象。

  严复和张伯苓:从武人变文人

  如果翻开严复和张伯苓的履历,会发现他们有太多的相似处:都是海军
学校科班出身,都有过海军的从业经历。甲午时,一个是甲午战争的参与
者,一个是参战海军官兵的培养者。甲午后,他们陆续转行,变成教育者和
思想者,在各自领域成绩斐然,完成了人生从武人到文人的华丽转身。此
外,他们还是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长官和部属的关系,是青年导师、思想
启蒙者和勤奋好学的热血青年的关系。

  严复是福州船政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有长期的海军从业经历,
是一个成绩不错的海军军官,后被派往响当当的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
深造。毕业后人生相对顺利,从福州船政学堂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从教习
(普通老师)到会办(副校长)再到总办(校长)。其总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也获
得肯定,曾被时人赞誉为“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舰之本”,学生中有
张伯苓,有后来的民国总统黎元洪,有作家冰心之父谢葆璋等青年才俊。虽
然严复本人并没有直接参加甲午海战,但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和他的同学
中却有很多人在那场战争中为国捐躯。

  甲午对严复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甲午前,他虽接受了一些
新思想,但表现出来的多半仍然是一个对功名孜孜以求的海军教育工作者形
象,严复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也说自己走过一段“道学家”的弯路。作为一所
现代海军军官学校的校长,甲午战败对他的刺激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甲午
后,严复简直判若两人,他办报办学校鼓吹变法,一头扎进写作和翻译介绍
西方社会学、自然科学、政治学名著的工作中去,其著名的政论文章和译著
如《原强》《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
会通诠》、《法意》等都是在1895年后陆续出版发表的。可以想见,在他
眼里开启民智和教育救国已远远胜过纯粹的强军之路。

  作为严复学生的张伯苓是天津本地人,1891年,年仅15岁的他考入北
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此后的军旅生涯中,他的两次亲身经历深刻影响到了
年轻人的职业选择。第一次是甲午海战,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期间,张伯苓
等18位学员被派往北洋水师实习并随舰队参加了海战。甫一参战,北洋舰队
的一艘舰船就被日舰击沉,惊慌中张伯苓与众人快速撤退。此后,北洋水师
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这对年轻人产生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第二次是
1898年,继日本之后,英国强租了威海卫,清廷派大员乘张伯苓服役的通
济舰赴山东办理接收及转让手续。该舰到达威海卫的第一天,降下日本国
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又降下青龙旗,升起英国米字旗。张伯苓
无法忍受两天之内“国帜三易”的屈辱,最终选择从海军退役。

  和他的老师严复不同的是,张伯苓选择了专做教育。因为专注,他把教
育办的风生水起,从严修的严氏家塾开始,到南开中学再到南开大学,一路
成绩卓著,他极重视美育和体育的做法也美名远播。学生中,出了那位“我
是爱南开的”周恩来总理,而前任总理温家宝也受惠于张伯苓所办的这所中
学。

  值得一提的是,在译介西学二十年后,严复还碰到了件倒霉事。在袁世
凯和袁克定鼓捣帝制时,严复在杨度等人的怂恿和蒙骗下,也被列名为筹安
会的发起人。老袁死后,搞了半辈子推崇西学的严复却落个帝制余孽的恶
名,还遭到通缉。这恐怕是严复万万没有想到的,但历史就是这样。

  方伯谦和刘步蟾:甲午的迥异谢幕者

  方伯谦和刘步蟾是福州老乡,是多年的同窗,是同僚,是“巴图鲁”,是
北洋舰队重要军舰的舰长(管带)。他们都参加了甲午战争,也都没有活着告
别战争。但在人生谢幕的时候,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方式:方伯谦因甲午海
战时“临阵退缩”的罪名而被清廷诛杀,以不大光彩的方式走进历史,而刘步
蟾在战争中却血战到底,最后含恨自裁、以身殉国。在世人眼中,他们留下
了悲情英雄和贪生怕死逃兵(对方的所作所为有争议)的形象。

  方伯谦和刘步蟾同是福建船政学堂轮船驾驶专业的首届(1867年入学)
毕业生,首届的学生中还有日后声名在外的严复、邓世昌、林永升 叶祖珪
等人。毕业后,两人的人生经历也很类似,方伯谦与刘步蟾等同上“建威”练
船实习。后两人又被派往英国深造,学成归国后一路升迁,至甲午战争时,
两人都是北洋舰队中两艘重要军舰的管带:刘步蟾是铁甲舰“定远”号的管
带,方伯谦是巡洋舰“济远”号的管带。

  在1894年9月17日的那次著名海战中,之前在官场和情场都春风得意
的方伯谦的人生命运发生逆转。可能是为了保存实力、或可能是一刹那的胆
小和懦弱,在中日军舰酣战之际,方伯谦率领“济远”号巡洋舰驶离战场,逃
回旅顺港,逃跑过程中,还撞沉了一艘友舰“超勇”号。在“济远”号的带动
下,僚舰“广甲”号也随之逃跑(黎元洪在此舰上)。“济远”号和“广甲”号的
逃离致使日本四舰围攻“经远”号,“经远”未能幸免,被击沉于黄海。方伯
谦的逃离举动让丁汝昌、李鸿章等大为震惊,李鸿章速请旨要将方伯谦严
办。军机处电寄李鸿章的谕旨称:“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
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方伯
谦旋在旅顺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被斩首,时年41岁。

  严复扼腕叹息这样评价他的老同学:“同学诸友,除方益堂一人外,无
不见危授命……闻方益堂闻炮即遁,仓促将黄建勋之超勇冲倒,方太无赖
矣!”

  方伯谦被收押后,有人想联合刘步蟾联名为方伯谦求情,刘步蟾却
说:“此吾不与也,且大东沟之役,彼固知全军将覆,而欲脱身事外,袖手
旁观我辈之沦亡,彼已于大局何?”

  刘步蟾这样评判自有其道理,同在这场海战中,刘步蟾的表现可圈可
点,他指挥的定远号始终在战场坚持作战,并重创了日本舰队旗舰“松
岛”号。

  在第二年的威海卫保卫战中,刘步蟾的“定远”号被偷袭入港的日本鱼雷
艇击伤,被迫搁浅在刘公岛东部充作“水炮台”,因恐“定远”将来落入敌
手,刘步蟾忍痛下令炸沉了由自己在德国监造并一直驾驶的“定远”舰。当
夜,刘步蟾悲愤难禁,自杀殉国。实践了生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誓言,时
年43岁。

  两人死后,刘步蟾被朝廷褒奖,而方伯谦的遗孀却为其喊冤(称方伯谦
是黄海海战战败的替罪羊等),冤还是不冤,历史可能永远无法给一个确定
的答案了。

  值得一提的是,方伯谦死了100多年后,其后人在其福州故居办起了一
家家族海军博物馆,不知此举能否告慰这位海军将领的亡灵……

  甲午战争不但改写了以上几位大清精英的人生,也让天朝这艘巨轮的航
行方向发生逆转。

  甲午有两个终结,一是终结了天朝的朝贡制度。失去了朝鲜这个最后的
藩属国,天朝仍在艰难地学习如何重新融入世界 。

  二是终结了洋务运动只学技术不学制度的老路。“变”成了时代的主旋
律,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读书人都在探求怎么变,是变法、是改良、
是革命、是宪政……不管如何,很多读书人对清廷的最后一丝希望幻灭了,新
的变革图卷打开了。但中国的转身如何容易!40多年后,这个东边邻居还几
乎吞掉了中华大象。两个甲子后,在不少人眼中仍是个蕞尔小邦的日本还是
中国人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它就在那儿,时常成为我们的参照系和路标……
历史就是这样,他自有一套逻辑。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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